当然，令朱厚熜遗憾的是，无论是道士们的斋醮，还是甘露、丹药、房中术，都没能“强健”他那本就孱弱的身体。过度的纵欲与滥服所谓“丹药”，其实只能加速他的生命衰亡。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朱厚熜就重病不起，次年十月去世，结束了他寻神弄仙、希望长生不老《明世宗谒陵出行图》的一生。
宠臣误国朱厚熜一心想长生不老，于是到处搜罗方士和秘方，许多人因此而一步登天，更有甚者，许多文人因为给他撰写青词(道教仪式中向上天祷告的词文)而入阁成为宰相，民间遂有“青词宰相”的说法。严嵩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严嵩善于写青词，善于揣测皇帝的心思，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以礼部尚书拜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参与军机，主持朝政。
在朱厚熜在位的45年间，他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由严嵩擅权达17年之久，而自己则深居皇宫专心于成仙修道。严嵩与儿子严世蕃一起，立朋党，除异己，威风八面，人称“大丞相、小丞相”。尽管朱厚熜对严嵩的贪赃枉法了然于心，但就是不舍得处理他，直到晚年，他才罢免了严嵩，处死了严世蕃。
严嵩之前，朱厚熜还曾重用过张璁、夏言等宠臣，在严嵩之后，朱厚熜比较重用徐阶等宠臣。其中，张璁、夏言都是因为议礼而受宠，而徐阶则和严嵩一样很善于撰写青词。而与此相反的是，朱厚熜根本听不进一些忠贞大臣的意见，甚至罢免他们的职务。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朱厚熜已经60岁，他想长生不老，已久不视朝，专司斋醮之事，根本不考虑国家兴衰得失。这年旧历二月，户部主事海瑞忍无可忍，愤而写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言辞尖刻，上疏死谏。海瑞也自知上疏的后果，所以预先准备好棺木，诀别妻儿，遣散童仆，在家等候降罪。结果，海瑞的奏疏激怒了朱厚熜，将其逮捕下狱。
正是由于朱厚熜的昏聩和宠臣的误国，使得北方俺答汗入侵，倭寇扰掠东南沿海，蒙古鞑靼贵族大举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尤其是当时的海防十分空虚，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战船十存一二，致使日本海盗大举进犯。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所以，嘉靖在位的四十多年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虽然最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涌现出了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但也不能抵消朱厚熜的过失。
尊崇父母争议礼 成神求仙梦难圆(3)
《明史》中曾评价朱厚熜说：“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应当说，这是公允之论。
政治清明人称颂 生活淫乱终成憾(1)
政治清明人称颂生活淫乱终成憾——明穆宗朱载
明穆宗朱载垕 像明穆宗朱载垕(1537～1572)是明朝历史上第十二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的第三个儿子，嘉靖十八年(1539年)被封为裕王，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登基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隆庆”，故后世又称他为隆庆帝。虽然朱载垕一生在位仅仅六年时间，但是在他统治期间，朝野政治清明，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方面与明世宗朱厚熜时期相比，有了重大的改观，几乎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因而可以说他是明朝历史上比较幸运的皇帝。但是，与他父亲朱厚熜一样，朱载垕也贪于女色，生活淫乱，成为他人生的一大污点。
革弊施新 朱载垕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因为生母未能得到其父明世宗朱厚熜的宠爱，又非长子，因而很少得到父爱，再加上朱厚熜宠信道士，相信“二龙不相见”，在太子死后迟迟不立新太子，也不与儿子相见。
尽管朱厚熜不喜欢他，但似乎是命中注定，朱载垕生来就是要做天子的。嘉靖十八年(1539年)，朱载垕和他的哥哥们受封为王，太监们却误将敕封太子的册宝送到了他的府中。更意外的是，他的哥哥哀冲太子、庄敬太子先后都因病去世，太子的位置居然就轮到他了。当时他的弟弟景王想和他争夺皇位，但不幸的是，在朱厚熜去世的前一年也死了。尽管朱厚熜一生共有8个儿子，但是在他去世前，唯一在世的就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当时的裕王朱载垕。
朱载垕从小性情贞静、仁义，很少张狂。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刚满16岁的朱载垕就出居裕王邸，开始了独立生活。在裕王邸13年的生活，使他能够较多地接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到明王朝的各种矛盾和危机，特别是严嵩专政、朝纲颓废、官吏腐败、“南倭北虏”之患、民不聊生之苦。这些内忧外患使他更加关心朝局，对他登基后处理政务有着较大的影响。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朱厚熜去世后，朱载垕登基继承皇位。即位后，朱载垕倚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一改朱厚熜时期的做法，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使朝政为之一振。
革弊，即平反冤狱，宣布自正德十六年(1521年)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以前，因谏言而获罪的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冒死上书的海瑞，这时始获释出狱，恢复官职。同时严惩方士，并罢除一切斋醮，撤西苑内大高玄殿、国明等阁、玉熙等宫及诸亭台斋醮所立匾额，停止因斋醮而开征的加派及部分织造、采买。
施新，即“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所谓“正士习、纠官邪”，就是整治吏治，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即使一般不予考察的王府官员也在考察之列。对于廉政官员给予奖赏和提拔，对于贪官罢免官职，对于“赃多迹著者部院列其罪状，奏闻处治”。与此同时，又蠲免救济，减少了百姓灾后的痛苦，抑制土地兼并，一方面限田地，制定了勋戚宗室依世次递减制度，另一方面清田地，清查诡寄、花分钱粮和皇室勋戚田庄。
革弊施新取得了比较大的实效，使得朱载垕时期乃至其后十年成了明王朝回光反照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也有了重大的改观。可以说，朱载垕在使明王朝向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当然，这一切并不完全都是他的功劳，更多的是大臣们努力的结果。当时的明王朝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而朱载垕也颇有齐桓公的风范，对大臣礼遇谦让，用人不疑，放手让他的臣子去发挥才能，给了他们发展的空间。
稳定边防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朱载垕统治期间也并非太平无事，因为他的父亲明世宗朱厚熜留给他的是一个不安的边疆和海域，但他能够采取多种形式，不断加强和巩固边事海防，创造了一个相对说来比较和平安定的环境，这是前朝所没有的，也成为他当政时期比较突出的一点。
明人绘《胡人出猎图》明人绘《友松图卷》 北部边防：朱载垕在位期间发生了“庚戌之变”，这是蒙古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入侵。蒙古骑兵从山西方向，土蛮部队从卢龙、滦河方向进逼北京，朱载垕急调边兵放弃防地，入卫京师。不过蒙古人并没有进攻北京，只是大肆掳掠了一番而归。此次事件着实吓了朱载垕一跳，从此使他更加关心北部边境防务，注意加强军队的训练，巩固边防。
后来，朱载垕采纳了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的建议，与蒙古俺答汗议和，封他为顺义王。他又调戚继光、王崇古、谭纶加强长城沿线防御，同时开展互市贸易，互通有无，缓解与北方蒙古族的矛盾，使北方汉、蒙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从而加强了汉蒙两族人民的团结。北部边境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安宁景象，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爆发蒙古族大规模入侵的事件。另外，朱载垕又升任李成梁为辽东总兵，大修战备，积极防御东北边患。此时张居正在朝，戚继光在边，为巩固明朝的边防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了显著的防卫效果。
东南海防：由于明世宗朱厚熜时期一直厉行海禁政策，导致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活动越来越猖獗。尽管有俞大猷、戚继光等人进行过很多次的抗倭斗争，但是倭寇问题并没有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朱载垕即位后，大开关禁，采取恤商与开关政策，减轻商人的负担，打破了明朝历史上禁止百姓私自下海的命令，使明朝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海外贸易也出现了新局面，也使倭寇活动逐渐趋于消亡。
政治清明人称颂 生活淫乱终成憾(2)
好色的明穆宗朱载垕即位后，首先宣告天下，将废除朱厚熜时期的所有弊政，一时间朝廷内外都希望新君能有所作为。但是，革弊施新取得实效没多久，他便宠信太监膝祥等人，开始挥霍无度，纵情声色，荒废朝政。
在勤政方面，朱载垕的确是比较懒散的，即位后不久，很快就将权力交给了以高拱为首的内阁，以后只召见过两次阁臣，而他自己有了空闲就在后宫享乐，广修宫苑，犬马歌舞。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污点。
据说，朱载垕特别的好色，整天在后宫里忙来忙去，被人比做后宫中辛勤的小蜜蜂。他曾服用大量的春药，每天要数名美女陪伴。他在宫中的用品，小到茶杯，大到龙床，全部都有男欢女爱的雕刻和彩绘。对此，朱载垕的很多大臣都曾上书进谏，竭力劝阻，但他总是很温和地说，国事有先生我就放心了，家事就不劳先生费心了。
明穆宗谥册 朱载垕贪于女色，最后也是死于女色。由于纵欲过度，加上长期服食春药，他的身体没几年就每况日下，难以支撑了。隆庆六年(1572年)闰三月，宫中传出了朱载垕病危的消息。在休养了两个月之后，他又上朝视事，却又突然头晕目眩，支持不住而回宫。他自知病情不轻，急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接受顾命，吩咐由太子继位，后病逝于乾清宫。就这样，被女色掏空了身体的朱载垕，匆匆走完了六年的帝王生涯，把大明江山留给了年仅九岁的皇四子朱翊钧，终年只有三十六岁，后被谥为庄宗，庙号穆宗，葬于北京昌平昭陵。
朱载垕死后，后人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明史》中说，朱载垕“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也有人把朱载垕视为明朝“除太祖、成祖、宣宗、孝宗外，仅有的可圈可点的皇帝”，并认为，如果他不纵情声色，多活二十年，明朝一定可以恢复到仁宣之治的旧观，当然这只能是一种假设了。
励精图治称英主 穷奢极欲负骂名(1)
万历年间绘《河防一览图》
励精图治称英主穷奢极欲负骂名——明神宗朱翊钧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是明朝历史上的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像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个儿子，隆庆二年(1568年)，被册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万历”，故后人又称他为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执政的48年时间是非常矛盾的：曾作为一代英主，在大臣们的辅佐下，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也曾28年不上朝听政，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他还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为此背负了千古骂名，因而在明朝历史上，他的帝王生涯总是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
初政的辉煌朱翊钧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生母李贵妃原为裕王邸宫女，后被当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垕看中，隆庆元年(1567年)被封为贵妃。据说她对于儿子朱翊钧教育颇严，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有为之君。
朱翊钧自幼就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6岁时，他看见朱载垕在宫内骑马奔驰，便上前挡道谏阻说：“父王为天下之主，单身匹马的在宫中奔驰，倘若有一个疏忽，那可不得了。”朱载垕听后深受感动，当即下马，立他为太子，自此更加喜爱他。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朱载垕病逝。六月初十日，年仅九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
朱载垕去世时，为朱翊钧留下了很好的内阁班子，朝中贤臣当国，人才济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高拱、高仪都是正直之士，极善谋略，而此时的内宫也非常安定，朱载垕的正宫陈皇后与朱翊钧生母李太后相处得非常融洽，并且当时的大太监冯保也是明朝不可多得的好太监之一。
尽管朱翊钧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少年天子”，但在这些人的支持下，励精图治，推行新政，颇有英主气象。朱翊钧任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并大力支持张居正的变法改革，从而换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这段时间，不仅是朱翊钧人生的辉煌时期，而且也使当时濒于崩溃的大明帝国获得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这一切当然与李太后、冯保等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主要还是张居正忠心耿耿努力的结果。
张居正原本和高拱、高仪二人一样，同是朱载垕去世时的内阁顾命大臣。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高拱、高仪先后都离开京城还乡，使得朝中三位顾命大臣只剩下张居正一人，而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在朱载垕去世后就把教育培养朱翊钧的任务交给了张居正，因此张居正就不得不担当起辅弼小皇帝的重任。张居正一方面治理国事，另一方面非常注重对朱翊钧的教育，亲自指导他读书，为他安排周详的课程，选拔有素养的大臣主持教学，培养其治国安邦的本领，因而朱翊钧也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
据说，朱翊钧非常尊敬张居正，言必称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冬天上课时，朱翊钧总是嘱咐小太监将厚厚的毛毯放在张居正的脚下，以免冻着脚。张居正生病后，朱翊钧更是亲自为他熬药，而张居正为了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更是加倍努力，事必躬亲，将一个大明王朝治理得井井有条。
万历年间绘《河防一览图》 亲政的衰落 万历十年(1582年)，由于操劳过度，“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一代名臣张居正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朱翊钧为张居正辍朝一天，并给予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朱翊钧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生前“忠贞不贰”的“元辅张先生”，死后反而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原因何在？由于张居正为人非常正直，得罪了不少大臣，而他所推行的改革也触动了不少守旧势力。在他死后，一些变法期间失势的守旧派大臣乘机反扑，纷纷上奏朱翊钧，要求弹劾张居正和他的支持者冯保。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朱翊钧对昔日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也许是在张居正的严格管理下有些厌倦了，当守旧派大臣仍提出这些要求时，朱翊钧觉得自己真的应该这样做。
朱翊钧也深知，要想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而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就必须清算张居正，推倒张居正。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开始亲政、独揽朝中大权打下牢固的基础，因而清算已死的张居正成为朱翊钧亲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但朱翊钧心里明白，张居正在世时，自己曾重用张居正，并许下了多少诺言。而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寻找时机，找到借口，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可从哪里下手呢？经过权衡利害得失，他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朱翊钧以欺君蠹国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其家产。张居正在世时，与冯保互为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在劫难逃。果然不出所料，朱翊钧随后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免，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不久又诏夺了张居正所封官职、谥号，其家产被查抄，家人被谪戍。
励精图治称英主 穷奢极欲负骂名(2)
全面否定张居正改革，是朱翊钧本人由勤变懒、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当朱翊钧彻底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就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从此以后，朱翊钧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昔日少年天子的气派与风采，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长年深居禁宫，嗜酒、恋色、贪财，私欲膨胀，恣意妄为。
万历皇帝的金冠独裁统治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严重的危机。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宁夏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同时西南又发生播州杨应龙叛乱。朱翊钧被迫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三征历时十余年，虽然获得全胜，但却丧师数十万，耗银千万两，致使国库空虚，百姓遭难，由此开始明朝一步一步由盛转衰。
就在朱翊钧隐居深宫，怠于临政，万事不理之际，东北的后金却迅速崛起，努尔哈赤以30年时间统一了满洲女真各部落，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朱翊钧为了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此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明王朝灭亡的危机已然形成。因此后人评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
醉梦之期在朱翊钧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近代史学家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里把朱翊钧亲政的晚期称为“醉梦之期”，并说其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事实上，朱翊钧亲政的晚期不仅仅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更重要的表现是过度纵情于酒色财气之中。万历十四年(1594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曾奏称，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曾上疏朱翊钧，疏中批评他沉迷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朱翊钧看后暴跳如雷，大怒不止，从此奏章留中不发。雒于仁上疏的内容应该说基本上是属实的。
明定陵地宫 朱翊钧的好色是非常有名的。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朱翊钧曾效仿祖父朱厚熜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他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朱翊钧的贪财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关于他贪财的事例极多：在亲政以后，他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曾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十九年(1591年)，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就达23万多件；为了掠夺钱财，他还曾多次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四处搜括人民，而且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使百姓怨声载道。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朱翊钧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安葬于三十多年前自己精心修建的“寿宫”定陵，死后谥为显皇帝，庙号神宗。
三十九年荣辱悲欢 一月天子满腔遗憾(1)
三十九年荣辱悲欢一月天子满腔遗憾——明光宗朱常洛
明光宗朱常洛 像明光宗朱常洛(1585～1620)是明朝历史上第十四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长子，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被正式立为太子，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明神宗死后继位，次年改元泰昌，故又称泰昌帝。朱常洛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皇帝，其在位时间仅一个月，史称“一月天子”，同时他又是明朝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一生尝尽了人世的荣辱悲欢，历史上著名的明宫三大疑案都与他有关。
侥幸立储明光宗朱常洛出生于万历十年(1582年)，生母恭妃王氏原为慈圣皇太后的宫女。有一次，明神宗去慈宁宫探望慈圣太后，索水洗手，私下里宠幸了王氏，并赏了她一副首饰。因此，他的身世和父亲明神宗差不多，都是父皇偶然临幸宫女而生。
不过虽然都是临幸，但态度却有所不同，明穆宗对自己临幸的宫女还是负责任的，而明神宗却觉得自己与一名宫女发生关系很不光彩，一直秘而不宣。一段时间后，王氏的身孕逐渐显了出来，这令盼孙心切的皇太后欣喜异常，便向神宗问起这件事。谁知，明神宗却态度冷漠地说不曾有过。太后这才明白，皇帝儿子根本没把她的宫女和孙子放在心上。无奈之下，只好令人取出详细记载这件事发生时间和神宗赏赐何物的“起居注”，当面验对。明神宗一时面红耳赤，无话可说，这才认下了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并照太后旨意，先将王氏封为才人，数月后，又封为恭妃。
两个月之后，王氏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她始终没有得到明神宗的宠爱，只好带着皇长子僻居别宫。当时明神宗已有王皇后和刘昭妃，但二人都不曾生养，因而朱常洛出生后便有了皇长子的名分。由于皇太子是储君，是国家的根本，太子一立，可以杜绝旁人对于皇位的觊觎，因此朱常洛一出生，皇太后与廷臣们便都想到了立储问题。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太子似乎就是朱常洛了。但明神宗借口皇后还年轻，说不定能生出一个嫡皇子来，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
事实上，明神宗之所以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除了身世因素外，更关键的原因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宠爱郑贵妃，将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所杀)视若掌上明珠，因此便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他先是违反古制，册封郑氏为贵妃，而没有册封皇长子朱常洛的母亲王氏。不久又提出三王并封的主意，意欲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但为朝臣所阻没有成功。在朱常洛和朱常洵两人择一而立的问题上，明神宗拖延了10余年，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朝臣的极力谏争和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朱常洛才被册立为皇太子。这一事件，史称为“国本之争”。
朱常洛当上太子后，朝内党争和宫闱纠纷始终都在威胁着他的太子地位。好在朱常洛各方面的表现中规中矩，让明神宗无话可说。就在太子之位渐渐稳定的时候，宫中却发生了明宫三大疑案之一的“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蓟州(今天津市蓟县)男子张差持梃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准备行刺，被宫门太监抓住后，先是装疯，后又供认是受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指使并引入太子寝宫。时人由此怀疑郑贵妃为了要让其子登上太子位而欲谋害朱常洛，一时朝议沸腾。但明神宗和太子朱常洛都不愿追究，仅以疯癫奸徒的罪名杀了张差，杖死了庞保、刘成，将此案草草了结。究竟此案是否为郑贵妃指使，史家没有定论。不过“梃击案”后，朱常洛作为太子的地位算是彻底稳固了。
治国除弊政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病逝。八月初一，朱常洛终于黄袍加身，即皇帝位，宣布次年改元泰昌。
在当太子期间，朱常洛对于万历时期的弊政看得很清楚，即位后在群臣的帮助下，主要办了以下几件事：第一件事是罢矿税使。他以传谕神宗遗诏的方式，下令罢免全国境内的矿监、税使和中使衙门里的中官，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诏令说：“过去兴矿税，是因为被烧毁的‘三殿’、‘二宫’无钱修建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全部立即停止，各处管税的内官一律撤回。加派的钱粮，今年七月以前已征的就算了，没征的一律豁免。”由于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所以诏令一颁，朝野欢腾。
第二件事是饷边防。他下令出大内银库调拨二百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军士，并拨结运费五千两白银，沿途支用。他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作他用。虽然饷银杯水车薪，却也是万历朝很难见到的。
第三件事是补官缺。朱常洛即位之初，内阁仅有方从哲一人，其余官职也缺很多。他先命吏部右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深信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随后同意方从哲的催请，将何宗彦、米国柞等四人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起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又将为“立储”上疏获罪的王德宪等33人和为矿税等事获罪的几十人一概录用，其中邹元标升为大理寺卿、王德宪升为太仆寺少卿。当时每个寺里大都配备寺卿二至十多人，各寺都满了额数。因此有人感慨朱常洛矫枉过正，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官满为患”。
三十九年荣辱悲欢 一月天子满腔遗憾(2)
明代美女尽管如此，朱常洛所进行的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和拨乱反正，还是使朝政有了些起色，预示着新的政治面貌即将出现。但令人遗憾的是，朱常洛很快就因为“红丸案”送了命。
“红丸”之谜应当说，朱常洛初即位的时候，是想做一个有为之君的。但由于他在太子地位巩固后，为弥补以前的损失，极力纵情酒色，使身体大受损害。因此在登上皇位之前身体已空虚不堪，在登基大典上他脸色苍白，浑身微颤，勉强支撑到仪式结束。
朱常洛即位后，郑贵妃担心他会因前嫌报复自己，就向他进献美女，以取悦于他。对于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朱常洛照单全收。根据《明史》的说法，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数目是8名，《明史纪事本末》说是4名。在此情形下，喜爱美色的朱常洛自然是夜夜纵乐。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初十，朱常洛觉得精神不错，听朝回来后，就命人在内廷摆开筵席，饮酒作乐。酒席闹至很晚，他又乘兴连幸数女。本来就非常虚弱的身体，骤然要承担如此多的政事，又贪恋美色，让他根本支撑不住，当夜就一下子病倒了。第二天，是朱常洛三十九岁生日，也只好传免。
李可灼像八月十二日，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的朱常洛拖着病体接见大臣。八月十四日，召内侍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草草地看过之后，用了一剂泄药。服下不久，朱常洛便觉不适，一昼夜竟腹泻了三四十次，人顿时觉得萎靡不堪。此时宫内一片混乱，内阁首辅方从哲被急召入宫。在交待了一些后事后，朱常洛问方从哲，听太监说，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要进呈一种仙药能治他的病。方说听说过这事，但不敢相信。朱常洛这时病急乱投医，一听真有其事，立即令李可灼进殿临榻诊视，并让他赶紧进药。李可灼马上用人乳调药，给朱常洛服一枚红色药丸，就是所谓的“红丸”。
服药之初，朱常洛感觉很舒服，一个劲地夸李是“忠良”，并传谕众臣：“朕用药后,自觉身心舒畅，也想吃饭了，卿等放心。”被召见而未离朝的诸臣这才欢跃而退，只留下李可灼与几个御医。入夜，朱常洛担心药力不足，令再进一枚红丸。但这次他却感觉十分不好，五更时分，内侍急召诸臣见朱常洛最后一面。九月初一早晨，这位年仅39岁、登极只有短短一个月的皇帝，就带着满腔遗憾，撒手归西了。
由于朱常洛是服用“红丸”后病情才急剧恶化死去的，所以大臣们议论纷纷，觉得差不多是李可灼断送了皇上的性命。于是人们演绎起来，首先觉得这“红丸”是个疑点，它是种什么药呢?那时有人说是春药，有人说是金丹药，也有人说是补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朱常洛服用的“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系用女子经血、秋石、人乳等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来身体就虚弱的朱常洛，一下子服用两味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药物，岂能不暴毙而亡！因而有人说崔、李两人都是弒逆，主张处以极刑，同时要查明谁是幕后人。
但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发生了明宫三大疑案的最后一桩“移宫案”，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红丸案”才不了了之，成为又一个历史之谜。朱常洛去世时，他父亲朱翊钧的棺椁尚未下葬，他的陵墓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快速建成。无奈之下，就在原北京昌平景泰陵的废址上重建新陵。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初一日，景泰陵经过短暂的修缮后，迎来了即位仅一个月便暴亡的明光宗朱常洛，并改名为庆陵。
“天才木匠”登皇位 文盲天子难理政(1)
“天才木匠”登皇位文盲天子难理政——明熹宗朱由校
明熹宗朱由校 像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是明朝历史上第十五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长子，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天启”，史称“天启帝”。朱由校一生在位7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善于木工，曾制成过一座小巧玲珑的乾清宫模型和五间蹴圆堂模型，被誉为“天才木匠”，然而他所受到的教育极少，几乎可以说是文盲，根本不喜欢处理朝政，他宠幸太监魏忠贤等人，致使他统治期间成为明朝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阶段。
移宫登皇位明熹宗朱由校出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母亲王氏原为明光宗朱常洛的选侍，因生了朱由校，在选侍中名分最高。但选侍当中只有李选侍能得到朱常洛的欢心，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王氏病死后，已经14岁的朱由校经父亲请示祖父明神宗后由李选侍照管，直到即位。
如果不是由于父亲朱常洛福分太薄，在位仅仅一个月就死去，那么懵懂少年朱由校也许还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有执掌国家政权的机会。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年幼的朱由校不得不子承父业，继承皇位。尽管顺其自然得到皇位，但真正坐上皇帝宝座还颇费了一番周折。这是因为，虽然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但却留下了一个祸害，这就是照管朱由校的李选侍。她和明神宗朱翊钧宠爱的郑贵妃如出一辙，整天琢磨着如何将皇后位置弄到手，此时的郑贵妃也对皇太后的位子垂涎已久。就这样，两个臭味相投的女人凑在了一起，互相配合，在朱常洛面前软磨硬泡，非要将封号讨下来不可，即使在他病危时也没有停止过。
朱常洛的突然驾崩，使郑、李二人失去了保护伞，当时朝中群臣，尤其是认为自己肩负天下兴亡重任的东林党诸位大臣对他们并没有好感，两人感到自己的地位很不稳固，于是李选侍想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策：扣留朱由校。由于朱由校生母早逝，李选侍成了他的实际看护人，此刻正好利用这层关系，将其扣留。先皇已经驾崩，朱由校已经被宣布即皇帝位，但却迟迟没有从后宫走出来，群臣非常着急，纷纷上书请李选侍放还朱由校。但是李选侍根本不听，仍旧将新皇帝扣留。幸亏太监王安从大局出发，将朱由校骗出来，交给群臣，才使他顺利地登上了皇位。
但李选侍却赖在乾清宫不走，以此要挟群臣给她皇太后的封号。在以杨涟为首的东林党诸位大臣的努力下，李选侍最后不得不带着宫女灰溜溜地迁出了乾清宫。这就是明宫三大案之一的“移宫案”。“移宫案”后的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日，在朝中群臣的拥立下，16岁的少年朱由校登上了皇位，开始了七年的帝王生涯。
“天才木匠”朱由校即位之初，朝中东林党诸大臣势力较大，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等许多正直之士都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
在东林党人的支持下，朱由校革除了明神宗末年的一些弊政：经济上，停罢了杭州织造，革除了南京的鲜品进贡，对发生重灾的地方进行了赈济，明令免除了天下带征钱粮及北畿地区的加派，减轻了某些地区的赋税。政治上，对历史上的一些大案重新做了结论，恢复了张居正的官荫，肯定了他对国家的重大贡献，给建文时期的方孝孺等人平反，恢复名誉，肯定他们是国家的忠臣，对他们的后代免除了奴籍，恢复了平民地位。
尽管这些努力使当时的吏制与以往相比稍显清明，但是东林党人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革大弊兴大利等方面毫无作为，因而明神宗末年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当然，这也不能怪东林党人，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朱由校所受到的教育极少，几乎可以说是文盲，整日痴迷于做木工、斗蟋蟀等事情，根本不喜欢处理朝政。
早在万历年间，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不为其祖父明神宗所喜欢，他这个皇孙自然也在明神宗的视野以外。直到明神宗临死，他才被册立为皇太孙，有了出阁读书的机会。没想到他的父亲登基一个月就撒手西去，连册立他为皇太子都没来得及，更别提读书的事情了。朱由校即位时刚16岁，在此之前的岁月中，他的父亲朱常洛作为太子就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作为太子的长子，他所受的教育当然更逊一筹。明清史专家说：“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有人甚至认为熹宗是“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
明黄花梨折叠式镜台 这种说法未免有点夸张。从他处理李选侍及移宫事件的一系列言行看来，说他是一个白痴似乎有点冤枉。不过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倒是不争的事实。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据说，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手艺方面，朱由校的水平很高，“巧匠不能及”。
史书记载，天启年间，匠人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不仅用料多，样式也极普通。朱由校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花一年多工夫造出一张“空前绝后”的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美观大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可以说，如果不当皇帝，朱由校肯定能成为一名能工巧匠。问题在于他对于当皇帝，对于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丝毫不感兴趣，而且过分地信赖、宠幸太监魏忠贤等人，从而使得阉党肆虐，祸及九州。
“天才木匠”登皇位 文盲天子难理政(2)
阉党祸九州就在东林党人竭尽全力辅佐朝政的时候，后宫太监魏忠贤在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的帮助下，逐渐赢得了他的信任，以至于最后擅权专政，对国家的政治、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
一方面，魏忠贤引诱年幼无知的朱由校玩乐，使他整日沉浸在木工活之中，将国家大事抛在脑后，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皇帝。木匠皇帝朱由校除玩乐之外，从不关心任何人，更不关心朝政与大臣的死活。每次朱由校专心制作木器、玩兴正酣的时候，魏忠贤等人就会从旁传奏紧急公文，他总是很不耐烦地说：“朕知道了，你去照章办理就是了。”
另一方面，魏忠贤与朝中一些文臣，如崔呈秀等人相勾结，排挤东林党人，逐渐控制了内阁、六部，使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于朝廷，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造成空前的宦官专政。凡正直的大臣，都被以东林党的罪名惨遭杀害。东林党人被贬、被杀的不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以杨涟、左光斗为首的“东林六君子”。他们为了能够扳倒魏党，作了很多努力，是魏忠贤最痛恨的人。当时，他们有的已经告老还乡，有的还在任上，最后均被魏忠贤投入监狱，尝尽了人间酷刑。
魏忠贤不仅残酷地排除异己，而且加深了对百姓的盘剥，使得政治极度黑暗，民不聊生，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最终爆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山海关外来自辽东的后金政权步步进逼，使明王朝面临末日。就在整个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重用阉党祸国殃民、耽于逸乐的朱由校还在后宫玩乐：在盛夏季节，喜欢穿上冬装，模仿明太祖雪夜戎装巡游，有时还扮成宋太祖上台演戏，游山玩水。
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朱由校在宫中西苑乘船游玩时，不小心跌入水中，虽被人救起，但从此落下了病根。后来经过医治，身体虽然痊愈，但他却仍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整日困倦无力，狂躁不安。尚书霍维华进献一种“仙药”，名叫灵露饮，说服后能立竿见影，健身长寿。朱由校依言饮用，果然清甜可口，便日日服用，以求长生，结果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去世，后葬于北京昌平德陵，庙号为熹宗。
有心做中兴之主 无奈成亡国之君(1)
思宗书法
法国人所绘《崇祯皇帝自缢图》
有心做中兴之主无奈成亡国之君——明思宗朱由检
明思宗朱由检像明思宗朱由检(1610～1644)是明朝历史上第十六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明熹宗朱由校之弟，天启二年(1622年)被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朱由校去世后，由于没有子嗣，按照兄终弟及的说法，受遗命入继皇位，改第二年为崇祯元年，故后世称他为崇祯帝。朱由检一生共在位17年，是明朝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即位后勤政治国，欲挽狂澜于既倒，但是他生不逢时，终成亡国之君，很值得后人追思。
清除阉党 明思宗朱由检出生于万历三十七年(1610年)十二月，比他的哥哥明熹宗朱由校小5岁，少时虽然贪玩，但受过比朱由校更好的教育，文化修养比朱由校要高得多。这一切主要归功于朱由校，他做了一个长兄应该做的事情。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检被朱由校封为信王，时年13岁，年龄刚好到了接受教育的时候。与朱由校相比，朱由检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要安定得多，在几位进士出身的翰林院官员的悉心调教下，朱由检长进很大，他善书法、诗文，也善于弹琴。虽然朱由检从小失去生母，但一直在另一位李选侍(东李)的抚养下，比较健康地成长。东李人品极端正，受她的影响，朱由检从小就养成了独立奋斗的刚毅性格和良好的生活习惯。
明熹宗朱由校当了几年皇帝，一直无子无女，而兄弟7人中也只剩下五弟朱由检一人，可以说朱由检是朱由校惟一的继承人。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十二日，病情加剧的朱由校决定让弟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大统。10天之后，朱由校去世，朱由检受遗命入继皇位，开始了他17年的帝王生活。
思宗御押本来皇帝的位子是人人向往的，但此时的大明江山已千疮百孔，病入膏肓，虽有明君能臣在世恐怕也难以扭转其颓废之势。朱由检继皇位之时，正是阉党魏忠贤等人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他们不仅祸乱后宫，把持朝政，而且也将大明王朝推向了毁灭的深渊。对这一切，朱由检了然于心。故即位之初，他就想清除阉党。但毕竟自己羽翼未丰，不敢轻举妄动，于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正值巅峰的魏忠贤并没有把这个小小年纪的天子放在眼里，认为他不过是和朱由校一样的年轻后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因而更加猖獗，甚至要求各地为他建立生祠，罪恶已经昭然于世。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就在朝内朝外怨声载道之际，朱由检抓准时机，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除掉了魏忠贤倚为左右手的崔呈秀，接着对他的爪牙痛下杀手，使他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魏忠贤自知罪恶深重，在途中上吊自尽，朱由检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
朱由检谈笑间铲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曾一度使大明江山的中兴有了一线希望，但是随后的一系列错误埋葬了他实现中兴的梦想。
急躁褊狭的性格朱由检精明果断地铲除阉党，显示了他敢作敢为的性格，也反映出他具有相当的谋略和耐力。由此他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拥护，天下都希望他能带来承平。但可惜的是当时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外有后金连连攻逼，思宗书法明军作战时使用的石雷内有农民起义的烽火愈燃愈炽，而朝臣中门户之争不绝，疆场上则是将骄兵惰。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朱由检殷殷求治。每逢经筵，他总是悉心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而且经常召对大臣，探求治国方策。尤其是勤于政务，事必躬亲。曾有人把朱由检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帝王，并作了一个统计，称他平均每天只睡两个时辰。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朱由检求治心切，急于求成，很想有所作为。
在努力勤政的同时，朱由检也曾采取一系列措施竭力改变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状况，如平反冤狱，给杨涟、左光斗等大批遭受阉党迫害的人平反昭雪，起用天启年间许多被罢黜的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止朋党，力戒廷臣结交宦官；整饬边政，任用被百姓称为“袁长城”的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托付其收复全辽的重任。这些做法，使崇祯朝朝政与前两朝相比有了明显改观，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朱由检也被人视为“明主”。
尽管朱由检的勤政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当时的大明帝国还是矛盾丛集、积弊深重，政局无法在短期内根本好转。再加上朱由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享受到常人能有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使他养成了急躁褊狭、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这些在施政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使他在朝政中屡铸大错。
当时明朝最大的敌人还是东北的后金，即后来的满清政权。但在与后金战争的紧要关头，朱由检心急、多疑的致命弱点，使他中了多谋善断的皇太极的反间计，冤杀一代名将袁崇焕，使辽东防卫几近崩溃。后来虽又增加赋税，增调重兵，全力防范，但已经无济于事。明朝失去了唯一的东北屏障，八旗军队得以驰骋东北大地，如入无人之境。同时，由于对朝中大臣不信任、不满意，敏感多疑的朱由检更是频繁地更换官员，其更换官员之繁也是前所未有。据统计，朱由检当了17年皇帝，先后任用了50位宰相，17位刑部尚书。
有心做中兴之主 无奈成亡国之君(2)
除此之外，在清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刚愎自用的朱由检也走上了明代皇帝宠信宦官的老路，又重用另一批宦官，并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于是，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后来甚至让宦官总理户、工二部，将户、工二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无奈之中，朱由检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膳撤乐，又在宫中设坛，祈求上天降福消灾。在对天帝及各类神仙失望之余，他也曾一度对天主教产生兴趣，召外国传教士入宫讲解教义。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救大明王朝的危亡。
事实上，崇祯为人极其好名，怕人议论，如此他生在太平盛世，他肯定能做一个从善如流的好君主，但在需要君王有决断的乱世，这就成了崇祯致命的弱点。崇祯也明白当时的明军无法两线作战，对于起义军，招了又叛，叛了再招，对之进行招抚根本毫无用处，只能加以剿灭。如今之计，只有先和满清议和，攘外必先安内，彻底解决内乱，才能一致对外。因此崇祯暗中叫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主持与满清议和一事，也偷偷派了郎中马绍愉出关和皇太极谈判。马绍愉回来后，把和议情形密报陈新甲，陈新甲看完后，随手放在桌上，被家僮以为是塘报，发了抄，和满清议和的事也因此败露。
本来和满清议和在当前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不对，很多大臣看出了这一点。但是当时党争正烈，谁也不想给对手一个攻击的口实，大家也都只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消息传出后，满朝大哗，纷纷说不可议和。崇祯极为好名，在群臣的舆论压力下，崇祯并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极力遮掩，把议和之事全部归罪于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最后被处死。而周皇后所提南迁之事，结果与议和这件事大同小异。崇祯和廷臣们在讨论南迁之事时，崇祯都是作出不允南迁的姿态，朝臣既然不知道皇帝的心思，害怕自己贸然提出南迁，皇帝会加以怪罪。即使皇帝同意南迁，但如果因此委派自己留守京师呢？京师是无法守得住的，失陷京城的大罪也不是自己所能担当的。君臣各有各的心思，南迁之事一拖再拖。当时有朝臣提出折中的办法，皇帝既然不肯南迁，那就让太子先到南京，以防万一。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我们知道，后来北京失陷后，崇祯的几个儿子都没有逃出来，因此，几个南明小王朝，把不多的力量都用在了对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上，不但不能一致对外，反而内斗加剧。如果太子先到南京，自然可以名正言顺继承皇位，少了内斗，明朝或许还可以暂时偏安于南方。但是崇祯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崇祯自己不南迁，也不让太子先行，最终的结果大家一起死守着北京城，坐待灭亡。
煤山自缢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屡战屡败，已完全丧失战斗力。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十八日夜间，农民起义军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农民起义军一拥而入。太监张殷劝朱由检投降，被他一剑杀死。
此时，朱由检已是精疲力竭，感情从愤恨、失望转向了疯狂，他把周皇后和袁妃叫来，连呼左右进酒，一口气饮了几十杯。他觉得，不能看着他的爱妃陷入敌手，于是挥剑将袁妃砍死。皇后急赴坤宁宫自缢。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朱由检悲叹道：“汝为何生我家！”一剑砍去，公主挥臂遮挡，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接着，他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及几个嫔妃。但他越绝望，求生的本能则越强烈。于是，他换上了便服，准备出城。他混在太监中出东华门，至朝阳门，假言王太监奉命出城，但守门的人请天亮时验明再出。太监夺门又不成，便忙派人到负责守城的戚国公朱纯臣家，朱的家人说朱赴宴未归。朱由检又赶到安定门，门闸实在是太沉重了，怎么也无法打开。求生的路被彻底截断了。
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相尧在宣威门投降，李自成的部下刘宗敏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卫朝阳门的朱纯臣也先后开门迎降，北京内城被攻陷。朱由检得知这个消息后，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再响也没召来一人。于是，他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寿皇亭，这里是昔日检阅内操之处，如今成了他去面见列祖列宗的地方。他卸下皇袍，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样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然后依其所言，与王承恩相对而缢。
两天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僵死的国君。四月初，由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派人将他与周皇后草草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军入关后，将他移葬思陵，谥为怀宗，后改谥庄烈帝。南明弘光朝时，又谥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
治国无能行虐政 “蛤蟆天子”民怨重(1)
治国无能行虐政“蛤蟆天子”民怨重——南明福王朱由崧
朱由崧 像南明福王朱由崧(?～1646)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明熹宗朱由校之堂弟，因称帝后曾改元弘光，史称弘光帝，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一位皇帝。
拥立为帝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是明神宗时期“国本之争”的失败者。当时明神宗宠爱郑贵妃，将她的儿子朱常洵视若掌上明珠，加上她整天在明神宗枕边吹风，使他产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封郑氏为贵妃，而长子朱常洛的母亲却还是妃子。不仅如此，在朱常洛长大后，明神宗迟迟不让他上学。不久，他又想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朱常洛的地位，被以东林党人为首的大臣们所阻拦而没有得逞。之后，在拥立太子的问题上，双方争夺激烈，东林党人根据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以至拖延了十余年。
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长子朱常洛才被明神宗立为太子，而朱常洵最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出封洛阳为福王。据历史记载，朱常洵一生残暴腐朽，淫乐无度，胡作非为。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洛阳，杀了朱常洵，愤怒的饥民曾将他的血分而饮之。在洛阳城破之时，朱由崧有幸逃脱出城，流落江淮。崇祯十六年(1643年)，他继承了福王封爵。清兵入关后，在亲兵的护卫下，他辗转来到淮安(今江苏省淮安县)避难。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崇祯帝朱由检吊死煤山的消息传到了南方，聚集在南京的一班明朝大臣，不甘于政权就此灭亡，决计拥立朱家王室的藩王重建明王朝。由于朱由检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大臣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三者分别马士英像在僻远的广西、四川，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潞王朱常淓。经过激烈的争吵，南京大权在握的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
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迎入了南京。五月初三日，朱由崧就任监国，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及旧臣姜日广、王铎等五人为大内阁大学士，同时划分江北明军为四镇，共拥兵三十万。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称帝，改元弘光，这样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建立了。
荒淫无道的集大成者 应该说，朱由崧当国执政之时，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深之际，君臣上下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当时南明弘光政权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但实际上，弘光朝野人士不仅没有因北都的覆亡而振作起来，反而在腐败、内讧、争权夺利上远远超过了崇祯时期，因而极端的腐败，十分的脆弱。
被捧上皇帝宝座的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将大权委于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同时，作为福王朱常洵的儿子，他对东林党人从心理上没有什么好感，竭力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自己却不理朝政，整天只顾沉湎酒色，吃喝玩乐，生活荒淫透顶。据历史记载，朱由崧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内官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挑选“淑女”，而其手下奸佞之人，乘机作威作福，广聚钱财，草菅人命。“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龄如何，竟封其门，受金释放，又顾别室。邻里哭号，惟利是图。”又据《甲申朝事小记》载：“福王除夕悄然不乐，亟传各官入见，诸臣皆以为兵败而蹙，俱仰头谢罪。良久曰：‘朕未暇虑北，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众臣曰：‘臣以为陛下忧敌未宽，虑先帝，岂意思及此。’”
除此之外，朱由崧为满足自己的淫欲，还命太监田成派人在每日晚间出城，四处捕捉虾蟆，配制“蟾酥合媚”春药。因为田成怕守城官兵不允许这些人出城，特意做了好些灯笼，灯笼上写着“奉旨捕蟾”四个字。守城官兵只要见了这灯笼，便开城门放行。为此，民间称朱由崧是“虾蟆天子”。
崇祯十七年(1644年)九月，为了豪夺民财，在大臣马士英的建议下，朱由崧竟批准在朝野中“大卖官”，具体办法是，取消延续数百年的生员(秀才)试取制，改为以纳银多少来定“名次”。一时间，各地“生员”云集。一个多月后，他又下令，县以上三级正官，一律以银竞争。大卖官的结果，导致官僚机构庞大，冗员大增。当时南京城里民谣四起：“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新官候缺，旧官又想固位，于是拼命向上行贿，致使民怨沸腾。时人张岱曾痛骂朱由崧说：“自古亡国亡君，无过我弘光者，汉献帝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真能集大成也！”
亡国之时由于朱由崧不以国事为重，苟且偷安，荒淫无道，在朝内极为偏向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而对外又不做防御清军的准备，这就直接导致了私光政权的迅速灭亡。
治国无能行虐政 “蛤蟆天子”民怨重(2)
清顺治二年(1645年)，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内，又闹起了所谓的“三疑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首先是大悲案。大悲是个和尚，俗家姓朱，曾和朱由崧认做本家。由于东林党人曾想立潞王朱常淓为帝，所以朱由崧对他一直严加防范，生怕他夺了自己的帝位。潞王信佛，此时大悲和尚来到南京，朱由崧怀疑他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便将他下狱，定成死罪。其次是太子案，有一个自称是崇祯帝朱由检太子朱慈粮的年轻人，从北方来到南京。朱由崧又怕自己的宝座被他夺去，匆匆定他是假太子，投入狱中。最后是童妃案，当年李自成攻下洛阳时，时为福王世子的朱由崧扒城逃脱，在开封与周王府宫女童氏私定终身，而今童妃千里寻夫到南京，他却坚不承认，将其投入狱中折磨而死。
这三案闹得满城风雨，并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太子案，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当时镇守南京上游的左良玉，早年是东林党人侯恂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东林党人关系很好，与马、阮等阉党和弘光帝相互猜疑，太子案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于是，他便以清君侧的名义浮江东下，与此同时，清朝豫亲王多铎率领的清军在进占西安、击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之后，正以狂风暴雨之势，横扫中原，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而此时的朱由崧与马士英等人，却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回师攻打左良玉，以致江北防线大开，不战自乱。
清顺治二年(1645年)5月，清朝豫亲王多铎率清军血洗扬州后渡江直扑南京。警报传来，朱由崧还在饮酒作乐。他慌忙收拾行装，于10日深夜携带爱妃，暗暗从通济门出走，弃城逃至芜湖守将黄得功的军中。第二天，清军追到，朱由崧与爱妃避入黄得功船中。两军展开了水战，黄得功被冷箭射死，部将田维乘机反叛，捆绑了朱由崧及其爱妃，送与清军邀功。5月25日被押回南京。9月，被押送到北京。第二年，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结束了他短暂而又昏庸无能的一生。
偏安一隅欲复明 食书不化梦难成(1)
偏安一隅欲复明食书不化梦难成——南明唐王朱聿键
南明唐王朱聿键(1602～1646)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王朱柽的八世孙，崇祯五年(1632年)袭封为唐王，他既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二位皇帝，也是一位有作为的帝王。
勤政爱民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朱聿键向朝廷要求借兵三千前去参与镇压，朝廷害怕藩王趁机叛乱夺位而予以拒绝。他便自行在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招兵数千，亲自统领着寻找农民军作战，结果被打得大败。朝廷因他违反国法，降罪而废为庶人，囚居于凤阳。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后，曾将朱聿键释放。但后来又怕他争夺帝位，于是命他迁居广西平乐府(今广西省桂林市南)，不久流亡于福建。清顺治二年(1645年)，弘光帝朱由崧被俘。同年闰六月初七，明朝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及南安伯郑芝龙、靖虏伯郑鸿逵等，奉唐王朱聿键称监国于福州。二十天后，朱聿键受郑鸿逵、郑芝龙、黄道周等人的拥立，称帝于福州，改福州为天兴府，改年号为隆武，故后世又称他为隆武帝。
朱聿键称帝后，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一心试图恢复明朝江山，为此从很多方面采取措施：首先，总结弘光朝覆亡、潞王降清的教训，认识到社稷存亡的主要威胁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在总体战略上不失时机地树立起抗清大旗。他即位十天后，就诛杀了清朝派来招降的使者马得厂，并决定御驾亲征。尽管这次亲征由于郑芝龙兄弟的阻挠，没有实现，但他在基本政策上的转变，仍然值得称道。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大顺、大西农民军的联明抗清，南明政权绝对延续不了近二十年之久。
其次，针对明神宗以来“党争”给国事带来的危害，提出了消除“党争”，“用舍公明”的方针，在用人取舍上力戒门户之见，不咎既往，只要参与抗清就量才录用。早在朱聿键就任监国时，就亲自撰写了“缙绅”、“戎政”、“儒林”三篇《便览》，阐明自己对于“党争”的看法。
再次，整顿吏治，严惩贪污，以减轻民间疾苦。朱聿键施政时曾规定：“小贪必杖，大贪必杀”，因而深得人心。监察御史吴春枝纠劾邵武通判陈主谟、古田知县吴士燿、汀州知府王国冕贪污虐民。他当即下旨：“各官赃私可恨，皆纱帽下虎狼也。若不严惩，民生何赖？都着革了职，该抚速解来京，究问追赃充饷。”
另外，朱聿键称帝后，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的个人品德在南明诸君中也是很值得称道的。黄道周在一封信里曾经描述了他的为人：“今上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不少史籍中都说他喜欢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好。做了皇帝之后，仍然自奉甚俭，经常身穿土布黄袍，安贫若素，而且生活检点，宫中也没有什么宠妃，只有一位知书达理的贤内助皇后曾氏。
书呆子皇帝 尽管朱聿键有比较好的人品和才学，也特别希望做成一番事业，锐意恢复明朝江山，但就当时的总体形势，仅靠他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整个局势。尤其是他自身还存在很多致命的弱点，最突出的就是他在为人行事方面，生性软弱，优柔寡断，书呆子气十足。
据说，朱聿键读书相当多，有些决断也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他“食书不化”，严重脱离实际，加之未经历练，匆忙登上帝位，不但不能力挽狂澜，挽救明朝灭亡的命运，反而连自己的性命也丢了。史书上曾记载着这样几件小事：当时，南明还有一个小朝廷，是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建立的。一次，朱以海的军队遭到清军的猛烈攻击，只好派使者前来福州向隆武帝求援。因为鲁王在信上称朱聿键为“皇伯叔”，而未称“陛下”，朱聿键龙颜大怒，喝令身边的人把鲁王的信使杀了，还振振有词地认为“时事之可忧，不在清而在鲁”。朱聿键的这种做法，导致两个南明小朝廷水火不容，终于被清军各个击破。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大举进攻福建，隆武小朝廷危在旦夕。朱聿键决定率群臣转移到清军力量薄弱的江西，在清军乘胜追赶的情况下，他竟然舍不得丢掉几十车心爱的书。拉书的车辆慢吞吞地走，结果很快被清兵赶上了，从而丧失了一次摆脱清军追兵的时机。当隆武小朝廷的人马到达闽赣边境时，本来可以一鼓作气迅速进入尚无清军威胁的江西省境内。然而，就在这个当头，朱聿键偏偏要停下来打开行李晾晒龙袍，以便穿戴整齐地接受臣民的觐见。
当然，朱聿键自身的弱点只是导致隆武政权过早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为关键的原因是隆武朝廷一些将领的背叛和清军的强大。朱聿键称帝后，曾任用金声、杨廷麟、何腾蛟等抗战派，收纳李自成农民军余部，屡次打算出兵北伐，收复了安徽旌德、宁国等失地。但他主要依靠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兵力，而郑芝龙又怀有二心，为保存实力而拒绝发兵和供应粮饷，北伐终无所成。此时，在浙东的鲁王朱以海政权又为争夺所谓正统地位而派兵攻打朱聿键，使朱聿键四面树敌，穷于应付。
在清朝贝勒博洛率大军猛烈进攻福建之时，朱聿键苦于自己无兵，命大学士黄道周外出募兵，黄道周于半途被清兵俘杀，朱聿键只得亲自从福州抵达延平，准备冒险去湖南，但为郑芝龙所阻留。不久，郑芝龙降清，郑成功与其父决裂，率部南下，以致隆武朝廷门户大开。此时清军越过仙霞岭直入福建，攻陷建宁，直扑延平。清顺治三年(1646年)8月21日，朱聿键逃出延平，到汀州城外时被清军追上，他带着曾皇后和忠诚伯周之藩等躲入关帝庙。清兵在门前厉声呼喝：“朱聿键出来。”忽然，一个人手持钢刀跳出庙门，高喝，“我就是隆武帝”，挥刀杀向清兵，清兵急忙发乱箭将他射死，原来此人是周之藩，他想舍身掩护朱聿键脱险。清兵也怀疑他不是朱聿键，进庙搜查，只见后门洞开，庙内空无一人，才知朱聿键和曾皇后已从后门逃入汀州城内。
偏安一隅欲复明 食书不化梦难成(2)
清军前锋统领努山于是命令几百个兵士穿上明军服装，打着明军旗号，直奔城门。汀州守军以为是败退下来的明军，让清军一拥而入，俘获了朱聿键和曾皇后，并将他俩分别押入轿子送往福州。当清军押着他们走到闽江支流九溪边停下休息时，曾皇后猛然窜出轿子，哭喊一声，“陛下宜殉国，妾先去了”，纵身跳崖身死。朱聿键也几次想自尽，都因清兵的严密监守而未成，于是绝食而死于福州囚处，终年45岁，后葬于福州罗汉岭。
水为金汤舟为宫 意图中兴难成命(1)
水为金汤舟为宫意图中兴难成命——南明鲁王朱以海
南明鲁王朱以海(1618～1662)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三位皇帝，祟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嗣鲁王位。
“摄政”浙东在明朝历史上，鲁王朱以海有着显赫一时的“皇家血统”：他的祖上、第一代鲁王朱檀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藩封于山东兖州。鲁王爵位传到朱以海的父亲朱寿镛时，已经是第八代。当时，朱寿镛被嗣封为鲁肃王，而朱以海是他的第五个儿子。算起来，朱以海应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世孙，崇祯帝朱由检的族叔，
作为皇家子弟，朱以海本来一生应该过着金衣玉食、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生活。但是，历史却没有给他这样一个好的机会，相反，他一生经历的几乎全是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朱以海的父亲朱寿镛死后，朱以海的哥哥朱以派被嗣封为鲁王。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兵南下山东，攻破兖州，朱以派遇难。朱以海也差点被清军杀害，死里逃生后于崇祯十七年二月袭封鲁王。同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以海南逃，在弘光帝朱由崧时期寓居于浙江台州。
当时，浙江东部各地的反清运动风起云涌。明朝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籍官僚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商议，认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而当时在浙江的明朝亲、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复明势力拥立的惟一人选。
清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八日，朱以海在张国维、方逢年、方国安等人的拥护下，自台州来到绍兴，就任监国，以分守台绍道公署为行在，立张氏为元妃，改明年为监国元年。
荒淫无度的生活应该说，朱以海毫不犹豫地在强敌压境之时毅然肩负起抗清的旗帜是难能可贵的，但他毕竟是深养王宫之中的龙子龙孙，过惯了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因而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即位后生活上极为荒淫无度。
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的第四子李寄曾写有一首《西施山戏占》的诗，描绘了朱以海监国时的状况：“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诗后原注：“鲁监国之在绍兴也，以钱塘江为边界。闻守江诸将日置酒唱戏，歌吹声连百余里……即此观之，王之调弄声色，君臣儿戏，概可见矣。何怪诸将之沈酣江上哉！期年而败，非不幸也。”
朱以海既缺乏治国之才，在任用皇亲国戚上面又极为腐败。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招权纳贿，竟然任用匪人，如谢三宾参加鲁监国政权后，走国舅的后门出任大学士，其用人行政由此可见一斑。时人张岱曾对朱以海评论说：“从来求贤若渴，纳谏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鲁王，则反受此二者之病。鲁王见一人，则倚为心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实意虚心，人人向用。乃其转盼则又不然，见后人则前人弃若弁毛，闻后言则前言视为冰炭。及至后来，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今天看来，张岱的话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
在军事上，虽然鲁监国政权处于抗清前线，却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当地的兵力和财力。同时，为了所谓的正统地位还与福建隆武帝朱聿键的政权相互倾轧，争斗不已。朱以海出任监国前，唐王朱聿键已经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闰六月初七日在福州称帝。清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已称隆武帝的朱聿键派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为使者，前往绍兴颁诏，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
对于是否承认隆武朝廷的正统地位，在鲁监国大臣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赞成开读诏书和反对开读的大约各占一半。朱以海见朝臣中不少人主张尊奉隆武帝，愤愤不平，宣布退归藩位，于九月十三日返回台州。十月初一日，主张承认隆武朝廷为正统的大臣开读了诏书。然而，在张国维、熊汝霖等人的坚持下，终于决定拒绝接受隆武政权诏书，重新迎回朱以海。唐、鲁争立从此愈演愈烈，最后兵戎相见。
“海上天子”就在唐、鲁互争正统、自相残杀的同时，清兵大军压境。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贝勒博洛乘朱以海主力与隆武帝朱聿键作战的机会，渡过钱塘江，大举进攻，绍兴、杭州、义乌、金华等城相继失守，张国维兵败身亡。前来投靠朱以海的原弘光帝佞臣马士英、阮大铖，乘机唆使部将劫持朱以海降清。朱以海察觉后，慌忙单身一人逃到石浦，遇到了定西侯张名振。
在定西侯张名振的护卫下，朱以海逃亡海上，后辗转于浙江、福建海上，过着“水上为金汤，舟楫为宫殿”的艰苦生活，时人称之为“海上天子”。清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朱以海在张名振等保护下乘船渡海到达舟山。驻守在这里的肃虏侯黄斌卿借口自己是隆武朝廷所封，不承认鲁监国的合法性，拒绝朱以海进城。于是，朱以海在舟山群岛上借住了两三个月。九月间，据守金门、厦门一带的永胜伯郑彩、定波将军周瑞带领舟师四百艘来到舟山，见朱以海处境困难，决定把他迎往福建。十月二十五日从舟山出发，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厦门，朱以海才得以在郑彩军驻地安顿下来。
从顺治四年(1647年)开始，尽管东南沿海抗清武装中还有郑鸿逵、郑成功、黄斌卿等人以尊奉业已不存在的隆武朝廷为名，拒不接受朱以海的领导，但大多数文官武将和浙江、福建绅民都以他作为抗清复明的旗帜。当时，博洛已率清军主力返回北京，东南兵力薄弱，抗清运动在他领导下风起云涌，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到顺治五年(1648年)上半年，以鲁监国为首的明朝义师已经收复了福建建宁、邵武、兴化3个州及漳浦、海澄等27个县。事实表明，闽浙各地百姓迫于清朝暴虐统治，如火如荼地掀起反抗斗争，朱以海不失时宜地组织抗清，颇有一番作为。特别是顺治五年(1648年)，江西、广东相继反正，整个南方的抗清运动一度进入高潮，南明复兴的形势相当可观。
水为金汤舟为宫 意图中兴难成命(2)
然而，南明各派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终致良机坐失，使清廷得以凭借有限的兵力各个击破，所复州县重新落入清军之手。清顺治六年(1649年)九月，张名振和荡湖伯阮进杀黄斌卿，并接朱以海至舟山，建立鲁王行宫，张名振和阮进等主持军事，重新整顿朝政。从这时起到顺治八年(1651年)，舟山群岛成为鲁监国领导下浙东抗清武装活动的中心，牵制了东南地区大量清军，为郑成功部在福建沿海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清朝总督陈锦等率兵攻舟山。九月初二城陷，朱以海又在张名振、张煌言陪同下，赴厦门依靠郑成功。郑成功原为隆武帝政权的坚决支持者，不满朱以海大敌当前还与隆武帝自相残杀，削弱了抗清的力量，但念朱以海是明朝宗室，还是以礼相待，安排他居住于金门。次年三月，朱以海取消监国称号，在海上与郑成功联合各部义军，坚持抗清多年，直到康熙元年(1662年)九月十七日在金门去世，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抢继大统成闹剧 以身殉国显气节(1)
抢继大统成闹剧以身殉国显气节——南明嗣唐王朱聿
南明嗣唐王朱聿(1602～1646)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四位皇帝，也是南明政权中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从称帝到被俘仅有41天。
侥幸称帝朱聿与其哥哥、隆武帝朱聿键均属崇祯帝朱由检的远亲，其祖上为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王朱柽。在朱聿键继位为隆武帝后，朱聿袭爵为唐王。清顺治三年(1646年)8月，朱聿键被清军俘获后，朱聿和隆武朝的残余官员历经千难万险由汀州从海上逃到广州。当时，明朝的残余势力已经在广东肇庆推举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桂王朱由榔为监国。
由于朱由榔宠信太监王坤，而王坤又与原明朝两广总督丁魁楚勾结，上下弄权，在江西赣州失守后，不顾广东籍官员的反对，仓皇从广东肇庆逃往广西梧州。到达梧州时，广东全境还在明朝掌控下。桂监国政权的这种逃跑政策，在广东许多士绅官员的眼中，无疑于自弃疆土，且不顾部属和百姓的生死，因而使南明政权的内部矛盾再度激化。崇祯时的户部员外郎、隆武朝的重臣之一东阁大学士苏观生曾在赣州城破后，率领大军退入广州。当他得知丁魁楚拥立朱由榔后，也想参与拥立。但他受到丁魁楚及另外一名大学士吕大器的排挤，苏观生感到极端的不满。
正在这时，朱聿的到来使苏观生感到一个大好的机会从天而降：与其向桂藩乞求，倒不如自立门户，遂决定以封建宗法中的弟继兄位为据，拥立朱聿。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日，苏观生及大学士何吾驺、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道唯等拥立朱聿为监国，并以都司署为行宫。为了抢在桂监国政权的前头，三天后，朱聿正式称帝，改元绍武，故史称其为绍武帝。
朱聿的绍武政权很大程度上是苏观生趁朱由榔君臣逃往广西的机会拉拢一部分广东官员建立的，社会基础狭窄，因而注定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政权。苏观生由于拥立之功，被任为首席大学士，加封建明伯，掌兵部，所以朱聿很多时候不得不听任苏观生的摆布。
尽管如此，朱聿即位时，竟还大讲排场。为了准备宫殿、衣冠、卤簿，制造符合皇帝规格的各级仪仗和器具，苏观生等仓促行事，举国奔走，并下令家家户户都要张灯结彩，夜以继日赶工。虽然做了各种准备，但毕竟财力物力人力皆有限，倾尽广州全城，却连文武衣冠都准备不及。在朱聿即位后的十天之内，他曾任命了几千个官吏，要他们都穿着朝服进宫参见。官吏们没有朝服，无奈之下只好借演戏所用的衣饰袍笏登场，被时人传为笑话。
同室操戈朱聿一登上帝位，就和广东肇庆的桂王朱由榔为争夺正统地位而攻战不已。为了达到目的，他不停地收编各路海盗，以图扩充实力。潮州人杨明兢赤手空拳，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自称有精兵十万“满潮、惠之间”，居然被委任为潮惠巡抚。苏观生还招来了石壁、马玄生、徐贵相、郑廷球四姓海盗，借以增强绍武政权实力。
登上帝位之前，朱聿、苏观生为了拉拢桂监国政权，曾派遣原隆武朝兵部职方主事陈邦彦至梧州交涉。但在途中，朱聿已经在广州称帝。十一月初八，朱聿称帝的消息传到梧州，朱由榔及丁魁楚等人大吃一惊。于是，朱由榔等人在十一月十二日东返肇庆，并于十八日宣布即位，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明年为永历元年。这样，在广东一省之内，滑稽而可笑地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
永历朝廷在迁回肇庆后，速派了兵科给事中彭耀、兵部主事陈嘉谟前往广州，以参见藩王的礼节拜见朱聿，向其备陈天潢伦序及监国先后，言甚殷切，可以说是声泪皆下，希望他退位归藩。但两人言语多次冒犯苏观生等人，致使苏观生大怒，执意斩杀了彭耀和陈嘉谟。苏观生既斩两使，自知无法善罢，干脆下令以番禺人陈际泰督师，调动军队进攻肇庆，永历朝廷只得委派兵部右侍郎林佳鼎、夏四敷、李明忠率军万余迎击。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三水县城西，内战正式爆发。
初战陈际泰临阵脱逃，绍武政权军队大败。林佳鼎首战告捷，遂志得意满，企图一举扫平绍武政权。而绍武方面，初战失利后，朱聿、苏观生令广东总兵林察会同新近归降的石、马、徐、郑四姓海盗，合共数万人前往抵挡。老谋深算的林察，采用劝降诱敌深入的计策，以同宗同事的名义写降信欺骗林佳鼎。林信以为真，遂于十二月二日在三水中伏，被四姓海盗的大船夹击，永历大军一败涂地，林佳鼎、夏四敷战死，李明忠仅以身免。消息传到广州，朱聿、苏观生等更为得意，下令广州全城上下张灯结彩以粉饰太平，将朝政大事皆委于关捷先、洪朝钟等人。
“从容遇难” 正当两个南明政权为所谓的正统自相残杀的时候，清军在佟养甲、李成栋率领下由潮州、惠州一线向广州推进，一路上势如破竹，利用绍武政权忙于打内战、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广州西面的契机，以雷霆万钧之势从东面直扑广州，每到一地先扫除传递军情的兵士，封锁消息，用缴获的南明地方官印发出“太平无事”的报告，以迷惑绍武政权。
十二月十五日，清军前锋以帕包头，伪装成明朝军队，出其不意地闯入广州，而朱聿和他的大小官僚还在梦中，预计此日“幸武学，百官咸集”。有人向正在武学里的众大人报告。苏观生叱之说：“潮州昨尚有报，安得遽至此。妄言惑众，斩之！”于是，把报信人处斩。此时，清兵已自东门杀入城内，他们在内应的接应下，去掉头上的伪装，露出辫子，登上了城墙，乱箭下射，城中顿时鼎沸起来。苏观生急令关闭城门，调兵作战。可是，精兵都已派往肇庆方面去对付永历朝廷，一时调不回来，广州重镇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清军占领。
抢继大统成闹剧 以身殉国显气节(2)
朱聿见大势已去，无力抵抗，只得慌忙逃到大臣王应华宅中躲避，被清军查出，关在东察院。李成栋派人送饮食，朱聿拒不接受，说：“吾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帝于地下。”坚决绝食。当天晚上，趁守兵不防备，朱聿解下腰带自缢而死。尽管朱聿胸无大志，庸懦无能，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在被俘后，却也如其哥哥朱聿键一样，“从容遇难”，表现出了一定的气节，很值得人们称道。朱聿、苏观生及一些大臣自杀后，时人为纪念他们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将他们的遗骸丛葬于城北流花桥畔。清朝乾隆以后，有人为他们修墓立碑，称“绍武君臣冢”。
“逃跑天子”图复明 日暮途穷成泡影(1)
“逃跑天子”图复明日暮途穷成泡影——南明桂王朱由榔
南明桂王朱由榔(1623～1662)是历史上南明政权中称帝最晚、坚持抗清时间最久的皇帝，同时也是南明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榔初封永明郡王，清顺治三年(1646年)曾在广东肇庆称帝，年号永历，故后世又称他为永历帝。
继承皇统桂王朱由榔也有着显赫一时的皇家血统：朱由榔的父亲、桂恭王朱常瀛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第七个儿子，算起来，朱由榔还是崇祯帝朱由检的堂弟。因此，从血缘上说，朱由榔是嫡正的皇系。正是有了这点“皇家血统”，朱由榔才能在以后的日子里登上所谓的“九五之尊”。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明末农民起义军之一、张献忠率领瞿式耜像的大西军进军湖南，桂恭王朱常瀛带着第三子朱由楥逃到广西梧州，第四子朱由榔却被大西军所俘，幸亏得到混入大西军的明朝官吏保护，朱由榔才得以死里逃生，到梧州与其父相聚。次年十一月，朱常瀛病故，由朱由楥掌管府事。
清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朝廷灭亡，广西巡抚瞿式耜有意拥戴朱由楥继位。但当时南明的政治重心仍在东南，支派甚远的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兄弟和黄道周等人的支持下捷足先登，由监国而称帝。瞿式耜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自己也因受朱聿键的猜忌而被调职。不久，朱由楥一病不起，朱由榔因此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桂王。
不久，隆武帝朱聿键在汀州遇害的消息传到湖广和广东、广西等地，在南明各地官绅中又一次引起极大的震动，皇室继统问题再次提上日程。在大多数官绅心目中，桂王朱由榔是明神宗朱翊钧子孙中当时剩下的唯一藩王，因而是最合适的人选。同时，虽然朱由榔生性懦弱，但却“相貌堂堂”，据说很像其祖父明神宗朱翊钧。父、兄的相继去世，使他成为最有“资格”的朱明皇朝继承人。不过，朱由榔对做皇帝的言谈举止却一窍不通。凑巧太监王坤投入他的府中，懂得宫中“故事”，为其指点仪注，使他知道如何摆出皇帝的架势，不至于出丑。
清顺治三年(1646年)一月，明朝原两广总督丁魁楚与吕大器、陈子壮等人拥立朱由榔为监国，十一月十八日，丁魁楚、瞿式耜等人又拥戴朱由榔于肇庆称帝，以次年为永历元年。
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朱由榔为人懦弱寡断，贪生怕死，遇事毫无主见，用人又不当，实在承担不起中兴重任，因此从称帝之日起，便在逃亡中度日，人称“逃跑天子”。
就在朱由榔称帝之前，隆武帝朱聿键的弟弟朱聿已在广州被大学士苏观生拥立，正式称帝。在抗清的关键时刻，两个南明政权却不能团结一致，为争所谓的正统地位而大动干戈，互相攻伐。但是，没过几天，就传来了清军占领广州、绍武政权覆亡的消息。于是，朱由榔离开肇庆，经广西逃往湖南。清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初一日，朱由榔到达梧州，仍恐不安全，又经平乐府逃到桂林。
永历君臣的争相逃窜，给清军以可乘之机。二月间，清军将领李成栋占领梧州后，曾经派出一小股清军跟踪追至平乐府，进逼桂林。朱由榔依然故我，在四月间逃到了武冈。武冈守将刘承胤表面上保护朱由榔的安全，实际上是挟天子以自重。清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清军将领孔有德率军向武冈进逼时，刘承胤向孔有德表示愿意献上朱由榔作进见礼。孔有德怀疑其中有诈，没有立即答应。刘承胤为了表示自己真心投降，一面下令将武冈城门严密看管，防止朱由榔出逃；一面自己剃头再次前往清军营中接洽投降。
武冈城中的朱由榔和他的一小批亲信见清军迫近，刘承胤行踪诡秘，感到情况不妙，请出刘承胤的母亲和兄弟刘承永，要求移跸靖州。在刘母出面干预下，才开了城门，朱由榔和少数朝臣带着宫眷匆忙出城逃难，象征皇帝威严的仪仗乘舆等都来不及收拾，全部丢弃在武冈，直奔广西柳州。顺治四年(1647年)九月，朱由榔到达柳州以后，瞿式耜请他移跸广西省会桂林。朱由榔却认为驻于广西内地比较安全，没有立即采纳他的建议，直到十二月初五日才再次来到桂林。
然而，事有意外，全州守军降清以后，广西门户洞开。顺治五年(1648年)正月至二月，清军孔有德部向桂林推进，朱由榔和宫眷、随驾官员不得不离开桂林，逃到南宁。四月，清朝两广提督李成栋反清复明，并派使者迎请朱由榔移跸广东。六月初十日，朱由榔由广西南宁起程，前往肇庆。由于李成栋反清归明，使朱由榔的永历朝廷管辖区域骤然扩大到广东全省以上。这本是好事，但却由此产生了以瞿式耜、李成栋为首的“楚党”和以堵胤锡、陈邦傅、王化澄、朱天麟为后台的“吴党”之争。
在瞿式耜、李成栋的支持下，左都御史袁彭年、礼部侍郎刘湘客、吏科给事中丁时魁、工科左给事中金堡、户科右给事中蒙正发等五人结党把持朝政，招权纳贿，人称“五虎”。直到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朱由榔逃到广西梧州后，开展“打虎运动”，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由此也使朱由榔的中兴之梦逐渐幻灭。
惨不忍睹的结局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清军尚可喜、耿继茂部攻克广州，孔有德部占领桂林，驻于梧州的朱由榔君臣再次仓促登舟，向南宁逃难。不久，清军又从柳州南下，危及南宁。
“逃跑天子”图复明 日暮途穷成泡影(2)
南宁失守后，永历朝廷基本上已经没有自己的管辖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朱由榔和他寥寥可数的廷臣勉强接受以孙可望为首的原大西军余部的安排，迁入贵州安龙府，并在此留住了四年。这时，大西军孙可望、李定国部已据有云南全境，使业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永历朝廷又增添了活力。
但是，自从孙可望把朱由榔迁到安龙以后，朝政大权已经完全被他掌握。孙可望甚至放任或指使亲信拥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只不过遇到了内部掌握兵权的李定国、刘文秀等将领的坚决反对，才未能如愿以偿。后来，李定国率军8万发动反攻，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使驻守桂林的清定南王孔有德战败自杀，随后又在衡州杀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同时，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克复川南。
不幸的是，这时的大西军内部同室操戈，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发生矛盾，破坏了大好形势。孙可望妒忌李定国功高势大，阴谋杀掉李定国。李定国不得不避往广东，希望与郑成功会师，收复广州，但是战斗失利，实力大损。他只得撤退到贵州，接走了被孙可望控制的朱由榔。顺治十三年(1656年)，李定国拥永历帝朱由榔回师云南。次年，孙可望率军征讨李定国。孙可望虽兵力众多，但军心不附，阵前倒戈，被李定国所败。顺治十五年(1658年)，孙可望率军降清，贵州、广西均为清军进占。
由于孙可望叛乱，朱由榔失去了大部分地盘，南明政权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由降将吴三桂、洪承畴等率领，三路追逼南明政权。朱由榔无奈于12月逃入缅甸境内，被缅甸人解除武装后，安置在草房之中，处境十分困辱。
朱由榔逃往缅甸后，李定国继续在云南边境上收集人马，打击清军，准备恢复。他接连十三次派人去交涉，接永历帝回国，均被缅甸国王拒绝，朱由榔也不敢回来。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进兵缅甸，向缅甸国王索取朱由榔。缅甸国王哇达姆摩刚弑兄自立，内部不稳，无力与吴三桂对抗，只得答应他的请求，发兵三千围住朱由榔的住所，假称与朱由榔盟誓，要他的随从出屋饮咒水。朱由榔自知难以脱身，哭着写信给吴三桂，斥责吴三桂叛明助清，忘恩负义，但最后却又说，希望这位“旧朝重镇，新朝勋臣”，念及“先帝大德”，留他一条活路。吴三桂不允，仍加紧向缅甸国王催索，缅甸国王于是派兵把朱由榔抬到吴三桂军营。
朱由榔被俘后，情形惨不忍睹，随侍的只有小内官五人、宫女三四人和跛足侍卫总兵邓凯。曾经随驾至缅的官吏及后妃、侍从，或死或散，或被清军抢走。吴三桂将朱由榔押回云南昆明，据说他被押回之时，“面如满月，须长过脐，日角龙颜，顾盼伟如也”，许多百姓亲眼看到故主蒙难，“不免黯然神丧，无不泣下沾襟”。
后来，吴三桂担心如将朱由榔押送北京，中途有被反清人士劫夺的危险，经清廷批准，于4月14日，将朱由榔及其眷属25人押到昆明篦子坡绞死，又命昆明知县聂联甲派人搬运柴薪，把棺木焚化于北门外。次日，清军从火化处拾取大骨携回作证。但是当地的一些老百姓不忘朱由榔，以出城上坟为借口，寻得未烧烬小骨葬于太华山。至此，南明政权的最后一个皇帝烟消云散，历史的车轮完全驶上了大清帝国的轨道。
F0 3 明代的后妃
皇帝富有四海，天下只不过是皇帝一家一姓的财物，能把这江山传给二世、三世，乃至无穷世，这是所有开国皇帝的愿望。为了确保皇帝有子嗣，中国古代的皇帝都广纳嫔妃。
深宫里的莺莺燕燕们
深宫里的莺莺燕燕们——明代后妃制度
皇帝富有四海，天下只不过是皇帝一家一姓的财物，能把这江山传给二世、三世，乃至无穷世，这是所有开国皇帝的愿望。为了确保皇帝有子嗣，中国古代的皇帝都广纳嫔妃。周代的制度是：“天子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在明代，皇后以下则有皇贵妃、贵妃、九嫔、才人、婕妤、美人、昭容、选侍、淑女等。其中淑女为最末等，初选入宫即为淑女。而皇贵妃是到了宣宗宣德年间才开始有的，皇帝特别宠爱一个妃子，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立她为皇后，就把她从贵妃加封为皇贵妃，以示恩宠。俗言：“后宫佳丽三千。”如果单算皇帝嫔妃的话，当然没有那么多，但如果连那些做粗使杂役的宫女也算进去的话，就远远超过三千了。明末，内廷宫女多至9000人。这些宫女大多数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皇帝面，也没和皇帝说过一句话，默默无闻，老死宫中。
章圣皇太后宝前朝选妃十分注重门第，嫔妃多是名门闺秀、世家大族，这往往会使后族势力过大，威胁到皇权。如东汉有大将军梁冀，他的一个妹妹是皇太后，另一个妹妹是当朝皇后。梁冀权倾朝野，行事肆无忌惮，皇帝成了梁冀手中的傀儡，被称为“跋扈将军”。明朝吸取外戚干政的教训，严格控制后族的势力，因此明朝的皇后多为小家碧玉，来自民间。后族爵位虽高，却基本没有实权。朱元璋还在宫内挂了一块红牌，上面镌刻着警戒妃嫔不能乱政的话。而明代历代的皇帝也一向对此严加防范，如万历皇帝对郑贵妃恩宠有加，但也绝不允许她干政，当时有一个太监叫史宾，能诗善文，一直伺候在皇帝的身边。一日，文书房缺员，万历皇帝开玩笑地说：“史宾可以补这个文书房的缺！”郑贵妃因为与史宾关系很好，因此在一旁大说史宾的好话。万历皇帝一听大怒：皇贵妃图书印“这是你应该关心的事吗？”郑贵妃马上伏地请罪。正因为如此，明代的外戚始终未造成什么大的祸乱。
但是明代宫廷里有一件极端残忍的事，就是后妃殉葬。每当皇帝驾崩，皇宫里就哭声一片，她们并不是在哀悼死去的皇帝，而是哀悼即将陪葬的自己。皇帝一死，太监们便把那些没有生育子女的后妃，赶到一间小偏殿。地上放着一排小凳子，上面的横梁上悬着一条一条的白绫，这些是为后妃们上吊准备的。朱元璋死时，殉葬的后妃有四十六人；永乐皇帝朱棣有十六人；仁宗死时，有五个妃子殉葬……明初的皇帝死时都有妃子殉葬。有一个贤而有文的嫔女叫郭爱，她入宫还不到一个月，可能连皇帝的面还没见过，却要为刚刚死去的皇帝殉葬，自知死期后，满怀愁苦的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绝命诗：
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
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
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直到英宗死前，口占遗命，吩咐以后不要用嫔妃殉葬，这种惨绝人寰的殉葬制度才最终废除。以下我们将近距离地去观察这群深宫里的莺莺燕燕们，和她们一起体会在皇宫里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
大脚马皇后(1)
明朝的第一个皇后，就是朱元璋的妻子——马皇后。马皇后死后陪葬在朱元璋的陵寝——孝陵，尊谥为“孝慈贞化哲惠仁徽成天毓圣至德高皇后”，是明代谥词最长的皇后，也是明代唯一能当得起这么长谥词的皇后。当然，在那些旧文人的眼里，虽然马皇后什么都好，却可惜天生大脚，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元朝末年发生了白莲教大起义，马皇后的父亲为了躲避战乱，带着女儿去投靠在濠州起义的好友郭子兴。马父在死之前把女儿托付给郭子兴，郭子兴便把马小姐收为义女，视若己出，十分疼爱。而此时的朱元璋还只是郭子兴帐下的一名小卒。但朱元璋计谋多，有决断，作战勇敢，很快便升为亲兵九夫长。郭子兴也越来越倚重这个和尚出身的九夫长，什么事都和朱元璋商量，对他言听计从，为了笼络住朱元璋，他就把自己的义女马小姐嫁给朱元璋。这时朱元璋二十五岁，而马小姐二十岁。婚后两人夫妻恩爱，相敬如宾。马氏温柔贤慧，很受朱元璋的敬重。她知道朱元璋虽然胸怀大志，但和自己一样出身穷苦，识字不多，便时常规劝朱元璋征战之余，马皇后像多多读书。朱元璋很是听从马氏的劝告，很快就能读书断句，还能写诗。马氏自己也对读书识字十分用心，她在军中见有文书，就叫人教她认字。
朱元璋凭着自己的才能，慢慢成为郭子兴手下的干将。郭子兴的儿子对朱元璋十分妒忌、怨恨，时常在父亲面前进谗言，因此朱元璋和郭氏父子的关系都很紧张。马氏对这种情况很担忧，时常劝朱元璋对郭子兴更加恭敬一些，作战时如果有什么掳获，也都献给郭子兴和他宠爱的二夫人，马氏自己也经常把金银首饰送给二夫人，谎称是朱元璋让她孝敬二夫人的。有了马氏居中调解，才使朱元璋避免和郭子兴反目成仇，朱元璋才得以从容积蓄自己的力量。一次，朱元璋又惹郭子兴生气，被郭子兴幽禁了起来，还不许送茶饭进去。马氏便把热腾腾的炊饼揣在怀里，偷偷拿给朱元璋，自己的胸口却被烫得通红。
朱元璋四处征战，难得在家里好好吃一顿饭，马氏便总准备好一些干粮腌肉，想法子让丈夫能够吃饱。丈夫在前线征战，她便带着妇女在后方缝衣做鞋。如果前方打了胜仗，她便拿出自己家中的财物犒劳士兵，大家都称赞她贤惠。
红地牡丹加银锦朱元璋在南京即位，马氏也被册封为皇后。这时马皇后已经三十五岁，但朱元璋还是十分敬重她，马皇后也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每天马皇后都叫女官教自己读书，让自己知道历代有名妇女的事迹，以此来要求自己。马皇后虽然这时已经贵为一国之后，但还是坚持照料朱元璋的饮食起居，别人劝她不必如此操劳，但她说：“侍奉丈夫是我的分内事，不能推辞。”她自己的衣服破旧了，也舍不得换新的。朱元璋看到妻子这样贤惠，时常对群臣感慨说：“皇后和我同起布衣，历尽忧患。朕每每不能忘怀当年她不宋濂像顾灼伤皮肤，为朕送来热食。而当朕受到郭公的猜忌，几乎被置于死地时，皇后更是为朕多方设法周旋，救我出危难。如果没有皇后，我哪里会有今天？朕怎么敢因为现在富贵了而忘了以前贫贱时的妻子？”马皇后却说：“妾听说，夫妇相保易，而君臣相保难。陛下能够不忘怀妾，更希望陛下始终不忘群臣百姓。”
危难时，患难与共容易；而富贵时，君臣相保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朱元璋为了防止出现权臣干政的情况，数兴大狱，杀戮功臣。当时宋濂被牵连进宰相胡惟庸的谋反案。宋濂是明初的大学问家，编撰过《元史》，还做过太子的老师。虽然这时宋濂已经辞官回乡，但朱元璋并不准备放过他。太子听说皇上要杀自己的老师，急得跳了水，幸亏被侍卫救起来。马皇后听说了以后，暗自想好了办法。这天，朱元璋入宫用膳，发现一桌子全是素菜，问是什么缘故？马皇后说：“平常人家请个教书先生，始终是礼敬有加。宋老先生这些年来，教导诸位王子，十分辛苦。我们今天吃素为他祈福。”朱元璋一听，又是为宋濂求情，大怒，甩手而去，但因为马皇后的求情，他还是放过了宋濂，只是把他发配到茂州。
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脾气也慢慢变得越来越暴躁，动辄杀人，马皇后经常委婉开导。一次，朱元璋听说参军郭景祥的儿子不孝，竟然要杀自己的父亲。朱元璋十分生气，当下就要杀掉他。马皇后劝道：“郭景祥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如果杀了他，郭景祥就绝后，况且这件事不一定是真的。”一探查，果然是冤枉。又一次，一个宫女惹得朱元璋非常生气，便要亲自惩处这个宫女，马皇后也装作非常生气，马上把这个宫女交给宫正司议罪。朱元璋问：“这是为什么？”马皇后说：“你正在气头上，对这个宫女可能会惩罚过重，交给宫正司，他们会秉公处理的。”
民间还有一个传说，说的是“福”字倒贴也与马皇后有关。一次正逢元宵，朱元璋在应天府(即南京)的街上赏花灯，看见其中一幅画，画中一个妇人骑在马上，怀里抱着大西瓜，而且赤着大脚。朱元璋勃然大怒，认为这是用来讥讽马皇后出身寒微，没有裹脚。竟敢污辱母仪天下的马皇后，一定要严惩。于是朱元璋吩咐侍从走到挂着这副画的那条街，在各家各户的门上都贴上一个倒转的“福”字，作为标记，明天再一起算账。朱元璋回宫后，心里还是闷闷不乐，马皇后见他这样，便询问侍从，得知明天被倒贴上“福”字的人家便会受到惩罚，而且这大祸还是由她而引起的，十分着急。马皇后对朱元璋苦苦求情，但朱元璋怒气未消，她只好暗中再派侍从在全应天府各家各户的大门上依样贴上倒转的“福”字。第二天，朱元璋派侍从抓人时，被全城倒转的“福”字弄得糊涂了，不知该抓谁。朱元璋知道马皇后的苦心，再加上过了一夜，怒气也慢慢平息了，便不再追究此事。应天府的居民们看到自己之所以能平安无事，都是拜这个倒转的“福”字之福，自此之后，每逢过年时，便贴上一个倒转“福”字以祈求万事如意、阖家安康。
大脚马皇后(2)
虽然这个传说难辨真假，但通过这个传说，我们可以知道马皇后仁德的形象深入民心。
马皇后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地维持着宫廷里、君臣间、君民间的和睦，为朱元璋减少了很多的杀戮。后来马皇后病重，朱元璋对此寝食不安，到处求神拜佛，为皇后祈福，又征招天下名医为其诊治。马皇后对朱元璋说：“生死有命，祈福有什么用呢？而药也只能医治不死病，臣妾不行了，陛下千万不要因此加罪于为我诊治的御医。”到了弥留之际，朱元璋紧紧握着马皇后的手，恸哭不止。马皇后看着逐渐苍老的丈夫，想起以前陪伴他一起征战天下的岁月，最后对朱元璋说：“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是年马皇后五十一岁。失去马皇后的朱元璋，性格变得更加暴躁，马皇后临终所期待的君臣相安的局面并没有出现。明初功臣被朱元璋屠戮殆尽与马皇后过于早逝也有关系。
仁宗张皇后(1)
张皇后像仁宗张皇后为人贤慧贞静、有谋有守，堪称女中豪杰，历经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五朝，有多次临朝听政的机会，却谨守妇道，安于内宫。而且对自己的娘家人严格管束，不使他们随便干预朝政，是一位备受称道的贤后。
张皇后，洪武二十八年就被封为燕世子妃，她的公公就是以后举兵赶走侄子建文帝，而自己登上皇位的燕王朱棣。张家只是小康之家，父亲是彭城伯张麒。张麒是在张氏做了皇后之后，父以女贵，才被封了彭城伯。张皇后有两个哥哥，也都在燕王帐下效力。
当时还只是燕世子的朱高炽，十分不讨燕王朱棣的喜爱。燕王起兵造反之后，亲自带兵四处征战。朱高炽因为身体肥胖，脚又有点跛，骑不得马，因此被留守北平。朱高炽由于留守后方，在整个靖难之役中不在朱棣身边，他的两个兄弟汉王、赵王时时在朱棣面前进谗言，想取而代之。朱棣做了皇帝之后，因为汉王功大，朱棣手下的几位大将也拥立汉王做皇太子，朱棣自己也常常摇摆不定。一日，朱棣夫妇在内苑举行宴会，张氏亲自下厨服侍。朱棣很高兴，对皇后说：“新妇贤，他日吾家事多赖也。”因为张氏的能干，很得公公的喜爱，这对于仁宗朱高炽储位的稳固有很大的帮助。
明剔红漆茶花纹圆盒 仁宗朱高炽顺利登基后，张氏也随之被册封为皇后，可惜没过多久，仁宗便过世了，她的儿子宣宗即位，张氏被尊为皇太后。宣宗即位之后，十分孝顺母亲，每天早晚都要到母后的寝宫问安，四方朝贡的物品也都首先进献给母亲。每当遇到重大的军政要事，总不忘向母亲禀报，而张太后也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不干预朝政。宣宗和他父亲统治时期，国泰民安，一派盛世景象，被史家称为“仁宣之治”。为了给常居深宫的母亲解闷，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和张太后，还有他的嫔妃们畅游西苑。宣宗亲自搀扶着母亲走上万寿山，捧上美酒敬祝母亲万寿无疆。第二年，宣宗还陪同母亲去拜谒明祖父成祖朱棣和父亲仁宗朱高炽的陵寝。一路上，百姓拜伏地上，高呼万岁。张太后意味深长地告诫宣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们这样拥戴皇帝，是因为皇帝能让他们安居乐业，皇帝一定要时常把百姓的困苦放在心上。”有农家献上酒食，张太后亲切慰劳，询问生计，还把酒食拿给皇帝品尝，让宣宗知道民间的风土人情。“仁宣之治”的形成，里面有张太后的很多功劳。
当然母子也有关系不协调的时候。宣宗不喜欢皇后胡氏，而喜欢更加貌美的孙贵妃，为了显示恩宠，特地在“贵妃”名号之前加个“皇”字，册封孙氏为皇贵妃。再加上胡皇后一直没有子嗣，宣宗就一直想废掉胡氏，而立孙氏为皇后。宣宗召集大臣商议自己想改立皇后的事，但大臣们都说：“胡皇后没有什么过错，不能随便废立。”看到宣宗听了不欢喜，又马上献计说：“不如好好开导胡皇后，让她自己上表辞去中宫之位。”胡氏便这样被逼着自己请辞，但因为张太后一向喜欢胡氏的贤慧，坚决不同意，宣宗对此便没了办法。传说宣宗对换后这件事殚精竭虑，胡皇后和孙贵妃都没有儿子，宣宗便用一个宫人之子冒充为孙贵妃所生，并且册立他为太子，就是后来的英宗。孙贵妃母以子贵，在宣宗向张太后保证以后仍然会厚待胡氏的情况下，张太后勉强同意改立孙氏为皇后。
胡皇后被废后，号静慈仙师，退居长安宫。张太后对无故被废的胡氏十分同情，时常加以照拂，经常将她召到自己宫中，和自己一同居住。家宴时，还命胡氏坐在孙皇后的上座，孙皇后经常因此怏怏不乐，但孙皇后也不敢对胡氏怎么样。
对于胡氏无过被废，虽然有张太后的极力阻拦，但终于还是无法挽救。后来的史家对宣宗无故废后这件事提出了很多的批评。
明代女子服饰 宣德十年，宣宗驾崩。张太后白发人送黑发人，沉浸在丧子的巨大悲痛当中，整天精神恍惚，滴水不进。而这时应当继位的英宗才九岁，宫中谣言四起，一说：“年幼的英宗会继位，但张太后会临朝听政。”一说：“英宗太年幼了，张太后将召外地的藩王来入继大统。”群臣不知是真是假，人心思乱，有的大臣已经在考虑怎么去拥立新皇帝，好立下定策奇功。张太后眼见局势日益混乱，人心浮动，只好强抑悲痛，出面宣召诸位大臣来到乾清宫，把年幼的孙子放在皇帝的宝座上，对群臣说：“这就是你们以后的新天子，你们以后要好好辅佐。”众大臣高呼万岁。这样英宗才顺利即位，而张氏也成了太皇太后。
因为英宗年幼，不能理政，大臣们一再上书，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张太后说：“先帝选了这么多的肱股大臣，就是为了让众位卿家来辅佐朝政。现在皇帝年幼，你们更应该用心辅佐，不要懈怠。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垂帘听政呢？不要因此而坏了祖宗的家法。”张太后始终不愿意听政，而是一意重用“三杨”等这班老臣，只有遇上重大难决的事，张太后才出面指示。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是当时的内阁大臣，相当于宰相。他们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太皇太后对他们非常倚重，言听必从。
而对于自己的娘家人，张太后要求严格。张家此时已今非昔比。她的一个哥哥如今掌管着五军右哨军马，手握重兵；另一个哥哥曾经掌管过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是明朝军队的最高指挥机构)。年幼的英宗登基后，她把她的兄弟叫到面前来，叫他们以后做人一定要自敛，不能干预朝政。当时杨士奇上书请求重用张太后那个已经赋闲的哥哥，张太后总是不许。有了张太后的全力维持，在英宗的早期，明朝仍然延续着仁宣时期的繁荣昌盛。
仁宗张皇后(2)
当时英宗十分宠信王振，王振也知道三杨是前朝重臣，威望卓著，又有张太后撑腰，自己无法动摇三杨辅政的地位，因此表面上对张太后和三杨毕恭毕敬，时常装出一副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样子。一次，英宗与小内侍在击球玩耍，王振看到三杨也在旁边，便装出十分痛心疾首的样子，对皇帝说：“陛下是万民之主，现在却耽于逸乐、玩物丧志，这使江山社稷怎么办？”三杨看了，对王振大加赞赏。其实王振表面上对三杨事事顺从、百般讨好，但暗地里却时常劝导英宗对待臣下要用重典，不能过分倚重这帮老臣，还劝皇帝不用开“经筵”。明代女子饰物“经筵”是翰林院专门为皇帝开设的，用来教皇帝读书写字和治国之道的课程。三杨被王振蒙蔽，而同样深处内宫的张太后却对王振逐渐干预朝政早已有耳闻。一天，她召见皇帝和诸位大臣，英宗侍立在左边，而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胡焕五位大臣侍立在右边。还命令身旁的宫女装上戎装，守卫在一旁。接着，又叫人去传唤王振，喝令王振跪在地上。太皇太后指着诸位大臣，对英宗说：“这五位老臣，是几朝元老，是先皇特地挑选出来辅佐你的，国家大事你要事事咨询他们，要听从他们的谏告，不能一意孤行。”又声色俱厉地对跪在地上的王振说：“太祖时就定下家法，宦官不能干预朝政，违反者定斩不饶。你这畜生竟然敢乱祖宗的家法，我绝对不能饶你。”说完，侍立一边的宫女，刀剑齐下，就要把王振斩于阶下。王振已经吓得面无土色，整个人瘫倒在地上。英宗一见自己最亲信的太监就要被祖母斩杀，也吓得要命，跪在地上恸哭。而五位大臣平时被王振蒙蔽，还没发现王振的狼子野心，也一齐跪下为王振求情。太皇太后一见如此，怒气稍息，说：“皇帝还年幼，不懂得宦官祸国殃民的道理。这一次看在诸位老臣的面上，就暂且放过他吧。”但张太后对王振还是不放心，每隔几天便派人去内阁察看，看王振有没有擅权乱政。故张太后在世时，王振始终规规矩矩，不敢猖狂。
正统七年张太后病重，不久过世。病危时，还召见杨士奇、杨溥，询问国家现在还有什么大事要办，她知道英宗不懂事，想趁自己还在的时候，把该办的事先办了。杨士奇接连上书指出国家急需办而还未办的事情。可惜，杨士奇第三封奏疏还没上，张太后便病逝了。由于失去张太后的钳制，几位重臣又死的死，辞职的辞职，王振肆无忌惮，开始擅权，朝臣中附和自己的便大加提拔，反对自己的一律排挤，搞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他还把明太祖挂在宫内的那块“宦官不得干政”的铁牌给摘了下来。正统十四年，他怂恿皇帝亲征瓦剌，由于准备仓促，而王振又越俎代庖，干预军队的指挥，导致明军最终在土木堡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土木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
亦妻亦母万贵妃
万贵妃 像明英宗被瓦剌所掳后，举朝震惊。皇宫里更是人心惶惶，孙太后(宣宗时的孙皇后)和英宗皇后钱氏马上搜罗宫中的金银珠宝，满满地装驮了八匹马，派太监运送给瓦剌军，想把英宗赎回来。瓦剌好不容易掳获英宗，以为奇货可居，当然不肯。天不可一日无君，赎不回英宗，而此时英宗的长子朱见深才两岁。国家这时面临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没有一个年长的君主实在难以应付这次灾难。因此孙太后便立英宗的弟弟为皇帝，也就是景帝，而朱见深则被立为皇太子。景帝当然希望能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侄子朱见深。在景泰三年，朱见深被废为沂王。后来明英宗又重新夺回皇位，朱见深才被复立为皇太子，朱见深得到储君之位可以说是经历了颇多的磨难。在这重重的磨难中，朱见深的身边一直有一个宫女陪伴着，这就是后来的万贵妃。
万氏是山东诸城人，四岁的时候便已经入宫，原本是孙太后身边的宫女。她面目清秀，又聪明伶俐，是孙太后的心腹，经常随侍左右。此时皇太子太小，孙太后便让万氏去照顾他。可能与小时候的遭遇有关，宪宗生性懦弱，什么事都很依赖万氏。传说，万氏在宪宗身边，经常是戎装打扮，宪宗十分喜欢。可能过早地经历政治上的险恶，给宪宗心上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宪宗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因此他觉得有锦衣卫、东厂这两个特务机构还不足够，又增设了西厂，来刺探情报。而万氏的戎装打扮也可能会给宪宗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宪宗又有点口吃，不喜欢见生人。但是皇帝要上“经筵”，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懦弱的他当然不敢违反。每次上课，他坐在位子上，任凭翰林院的讲官怎么问难，他总是一言不发，好像在听，又好像没在听，讲官对此毫无办法。下课之后，按例皇帝要留讲官们吃饭的，以示尊师之意。这次皇帝总是要开口，宪宗就只讲一句：“先生吃酒饭！”就让太监们示意讲明刺绣芙蓉鸳鸯图官退下。宪宗的这些心理，从小照顾宪宗长大的万贵妃当然知道，这也是万氏以后虽年老色衰，但却始终受宠的原因。宪宗待万贵妃也与别人不同，叫她“万侍长”。在宪宗那里，万贵妃扮演的是亦妻亦母的角色。
宪宗朱见深十六岁即位，万氏已经是三十五岁了，半老的她依然风情不减，而且更加懂得迎合帝意。宪宗几次想立万氏为皇后，但阻力太大，因为举国上下不会同意一个大皇帝十九岁的随侍宫女来母仪天下。后来万氏只是得了一个贵妃的封号，可在皇帝的心中，万氏的地位与皇后是一般无二的。万氏平日也仗着皇帝的宠爱，横行后宫，不把皇后放在眼里。吴皇后愤愤不平，一次抓着万氏的过错，令宫妇杖责万氏。万氏何曾受过这样的罪，马上到宪宗面前哭诉，宪宗龙颜大怒，马上把刚立为皇后的吴氏废掉，改立王氏为后。由于有前车之鉴，王皇后谨小慎微，处处对万氏宽容退让，万氏成了后宫实际的主人。
万氏并不满足，她一直希望自己能为皇帝生下皇长子。像宣宗时的孙贵妃一样，如果儿子能被立为皇太子，自己母以子贵，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皇后。因此万氏整天缠着宪宗，尽量不让他到别的嫔妃那儿去。功夫不负苦有心人，在成化二年正月，万氏为宪宗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宪宗欣喜若狂，万氏晋封为贵妃就是在这时，只要再进一步，只要自己的儿子被立为皇太子，自己就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后了。可惜，这个孩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更糟糕的是，万氏从此丧失了再生育的能力。万氏把满腔的怨恨撒向其他的嫔妃，她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自己以后还生个一子半女的，好来圆她的皇后梦，因此她不许其他嫔妃比她早生下儿子。从此以后，后宫中那些被宪宗临幸过并且因此而怀孕的嫔妃们都遭了殃，她们所怀的孩子都会被万氏强行打掉。后宫听到“怀孕”这个词，人人色变。而朝廷的大臣们看到皇帝即位多年，仍然没有子嗣，以为是皇帝太专宠万氏的缘故，纷纷上书劝告皇帝要广施恩泽，博爱后宫，不能专宠一人。后来，宪宗偶然临幸纪氏，使纪氏怀孕生子，宫人冒险将皇子养大后送至宪宗跟前，让宪宗喜出望外。由此宪宗知道了万氏以前的种种恶行，但从小养成的依赖使他仍然对万氏宠爱有加。
万氏看到皇长子已经降生，而自己做皇后是无望了，便放松了对其他嫔妃的控制。自此宫中喜讯频传，宪宗的儿女接连诞生。
成化二十三年，已经五十八岁的万贵妃一次怒打宫女，因身体肥胖，一口气闭了过去，从此再没醒来。宪宗为此茶饭不思，辍朝七日。从此郁郁寡欢，经常长吁短叹：“万侍长去了，我还能呆多久呢?”没过几个月，宪宗在忧愁中随万贵妃逝去，终年四十岁。明代宫闱令人厌恶的一段丑闻遂告结束。
神宗郑贵妃(1)
“土木堡之变”后的明朝慢慢走向衰落，接下来的几个皇帝也很平庸。宪宗成化皇帝、孝宗弘治皇帝、武宗正德皇帝、世宗嘉靖皇帝、穆宗隆庆皇帝、神宗万历皇帝几个皇帝中，除孝宗外，其他几个皇帝都乏善可陈。特别是到了万历年间，皇帝怠政，几十年不上朝，一心搜罗钱财；而大臣们在徇私结党，互相倾轧。明朝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一般认为，明朝末年的党争起源于万历朝，万历年间的党争则是起于国本之争。所谓“国本”，就是指储君的人选，立储君，定国本，这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而处在这场纷争漩涡中心的就是神宗的郑贵妃和他的儿子——福王郑贵妃像朱常洵。
明神宗十岁就即位，是整个明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长达四十八年。在万历年间初期，神宗年幼，张居正柄政。张居正是明代少有的权相、改革家，他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着力整顿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巩固边防，使本已奄奄一息的明王朝一度呈现出中兴的气象。万历十年，张居正一死，神宗开始亲政。神宗不仅懒，不上朝、不理政外，还十分贪财。按说整个天下都是皇帝一家一姓的财产，但神宗皇帝十分奇怪，他非要把钱财搜刮进宫，存在自己的小金库里，这样他才欢喜。神宗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四处搜刮民财。民怨最大的是派出矿监和税使，就是派出太监去开采金银等矿和去交通要道设关收税。这些矿监税使的唯一目标就是为皇帝敛财。神宗也知道矿监税使是天怒人怨，但在有生之年，自己实在舍不得这项财源。一次神宗病得不轻，自以为将离开人世。召来内阁首辅沈一贯，说：“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万历皇后凤冠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明代政令的发出是由内阁先票拟，进呈给皇帝，皇帝同意之后，便由司礼监代为批红，再发还内阁去执行。沈一贯见神宗有意要废除矿税，大喜，当天便票拟好废除矿税的谕旨进呈，神宗看后同意，也在当晚就回复。但是第二天，神宗感到自己的病竟然要好了，十分后悔，马上派太监传令内阁，说矿税不能废。沈一贯不管，仍然要把昨晚的谕旨发下执行。太监叩头恳求，额头都快流出血。沈一贯终于把谕旨发还。当时人便讥笑沈一贯说：“只要你再坚持一会儿，把谕旨发下执行，百姓便可少受几年的苦了。”神宗国事处理得不好也便罢了，家事也弄得一团糟，对明王朝影响最大的就是那场纷纷扬扬争论数十年的“争国本”案。而这场纷争的中心就是郑贵妃母子。
郑贵妃，大兴人。万历初年进宫当差，因为受到皇帝的宠爱，慢慢从宫女升至贵妃。在万历十四年，郑贵妃生下皇子朱常洵，国本之争开始浮出水面。
神宗皇后王氏无子，因此按例应封皇长子为皇太子。郑贵妃所生下的皇子排行第三，皇长子早已出生，但神宗不喜欢，迟迟不肯立为太子。皇长子的生母是妃子王氏。王氏本是慈宁宫里的一个小宫女。一次，神宗来到慈宁宫，叫人端水让他洗手。王氏端水进去侍候，神宗一时高兴，便临幸了她，神宗过后也把这件事给忘了。后来王氏怀孕了，李太后追问此事，神宗矢口否认。李太后命人拿出内起居注。明朝有制度，皇帝私幸宫女，都由随侍的文书房宦官在内起居注上记录下来，以备以后查核。神宗看白纸黑字，无法抵赖，李太后又在旁边劝导说：“我老了，想早点抱孙子。如果能早点生下皇子，这也是祖宗有灵，社稷保佑。”神宗这才勉强封王氏为恭妃，同年八月，恭妃生下皇长子——朱常洛。
神宗不喜欢恭妃，也不喜欢朱常洛，而郑贵妃一直受到神宗的宠爱。郑贵妃生下朱常洵后，神宗又把她进封为皇贵妃。神宗还向郑贵妃立下誓言，以后会立朱常洵为太子。外廷见皇帝迟迟不立皇长子，而对郑贵妃又宠爱逾分，纷纷担心皇帝会舍长立幼，坏了祖宗的家法。因此诸大臣纷纷上书，要求早日确定皇长子朱常洛的地位。李太后也对神宗施加压力。一日，李太后故意问神宗：“外廷的大臣都说应该早立长哥(长哥，明宫是对皇太子的称呼)，皇帝打算怎么办？”神宗说：“可惜常洛是都人(明宫中称宫人为都人)所生！”李太后大怒，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原来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神宗马上伏地请罪，无地自容。
虽然皇帝高高在上，但也不能为所欲为，神宗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他心中又始终不想让自己所宠爱的郑贵妃失望。对于群臣早立皇太子的呼声，神宗只能采取拖延战术。他一会儿说，皇长子常洛还太小，等他再年长点再说；一会儿又说，祖宗的家法是立嫡不立长，常洛虽然是长子，但是庶出，皇后现在还年轻，以后还可能生子，那时该怎么办呢？群臣也知道神宗说的这些是托辞，但也没有办法，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而从中可以看出神宗对于郑贵妃一直是一往情深，为了她一人甘愿与满朝文武对抗。
明代女子饰物 朱常洛身份迟迟未确定给朱常洛出阁读书、行冠礼、选婚等事造成很大的麻烦。因为作为亲王还是皇太子在这些事上规格和礼仪上都不一样，因此朱常洛到了十三岁还没有出阁读书。群臣还为这些事到文华门，集体上疏请愿，但神宗就是不让步。谁知这件拖了十几年的难题，竟因为神宗与郑贵妃的一次小小口角而解决了。
神宗郑贵妃(2)
万历二十九年，神宗病了，时常晕迷，只有无子的王皇后在一边照顾。王皇后见神宗病得这么重，时常偷偷哭泣，而郑贵妃却不知正在图谋什么。神宗知道了很生气。神宗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又叫把朱常洛的玉碗拿来。以前家宴时，神宗曾赐给朱常洛、朱常洵各一个玉碗，朱常洛那个由郑贵妃代为收藏。而这时神宗叫郑贵妃拿出来时，郑贵妃说已经找不到了。神宗叫郑贵妃拿朱常洵的玉碗来，郑贵妃一下子就找了出来。神宗为此大为震怒，当晚就下了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的诏书。第二天，神宗又后悔了，下诏说太子改期再立。沈一贯碍于舆论，这次立场倒是坚定，说：“万死不敢奉诏！”因此，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皇太子。
当然关于国本的争论并没有因此结束，万历三十一年，又发生了“《续忧危竑议》妖书案”。当时围绕朝中大臣为了立储一事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内阁首辅沈一贯为首的官吏，他们虽然口头上也赞同早立皇长子为太子，但也常常迎合帝意，想两面讨好。而另一派是以沈鲤为首的正直官员，他们立场坚定，言辞愤激。两派中又掺杂着复杂的切身利害关系，他们借着国本的争斗，常常利用匿名的印刷品来互相攻击对方。早在万历二十六年，京师里就流传着一篇《忧危竑议》，它是作为《闺范图说》的跋而出来。《闺范图说》，是山西按察史吕坤采编历代烈女事迹而成。这本书后来流传进了宫中，神宗皇帝特地把这本书赐给郑贵妃。郑贵妃嘱咐伯父郑承恩把这本书翻刻。当时有人匿名写了这本书的跋，题为“忧危竑议”，里面援引历代很多嫡庶废立的故事，攻击吕坤的这本书是为扶立郑贵妃的儿子为皇太子而大做宣传。这件事牵连到郑贵妃母子还有伯父郑承恩等人，郑贵妃到神宗面前哭诉，神宗雷霆大怒，既然查不出《忧危竑议》是谁写的，只能把账算到那些强烈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的官员身上，强硬派或被夺俸，或被贬职，或被流戍。
朱常洛虽然已经被立为太子，但是地位并不稳固，各种妖书案的出现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例如朱常洛做了太子后，恭妃本来应该母凭子贵，虽然不能像宣宗孙贵妃一样当上了皇后，但至少也应该进封为贵妃。但神宗好像是忘了这件事一样，对恭妃和朱常洛很冷淡。相反，对于郑贵妃母子，神宗是百般疼爱、万分迁就。如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之后，神宗在洛阳为他建造的王府用银二十八万两，十倍于常制。亲王受封后，应该马上到封地，而且不能进京。郑贵妃受不了母子分离的苦，坚持不让福王去洛阳就藩。神宗对此也十分迁就，对朝廷的大臣们说：“等拨给福王的庄田四万顷凑足，再让福王就藩。”以前亲王就藩，除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或者是废壤河滩，最多也不过数千顷。神宗为宠爱福王，一开口就要四万顷良田，这不知要筹措到何年何月？群臣哗然。后来神宗又借口让福王留下来给李太后祝七十大寿，等祝完寿明年再走。李太后对神宗过分宠爱郑贵妃母子也很不满，对郑贵妃说：“连福王都可以留下来为我祝寿，我那封在卫辉的儿子潞王能进京吗？”郑贵妃听了，才不敢再留福王。万历四十二年，福王正式离开京城到洛阳，这场沸沸扬扬闹了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终于告一段落。
明花梨木嵌螺钿花鸟盒可是事情并没完结。万历四十三年，发生了著名的“梃击案”。当时朝廷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都说郑贵妃想谋立福王。郑贵妃向神宗哭诉，神宗说：“外面的谣言很难根除，要去求太子。”在贵妃的恳求下，太子朱常洛和神宗一起召见群臣。两人在群臣面前表现得父慈子爱，十分和睦。神宗板着脸对群臣说：“太子仁孝，朕一向十分疼爱，况且福王现在远在千里之外，我怎么可能更立福王呢？你们不会轻信外边的传言。”朱常洛也学着父亲的腔调说：“我们父子是何等亲爱，而你们如此议论纷纷，是自己想做一个不忠的臣子，而让我做一个不孝的儿子吗？”至此，国本的纷争才真正落下帷幕。而郑贵妃从此隐居宫中，直到崇祯三年过世，而在崇祯十四年，闯王的大军攻下洛阳，她那养得肥肥胖胖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享福也终于到了尽头，被做成肉糜，被恨他入骨的百姓哄抢而尽。
光宗李选侍
在众多直臣的力争下，朱常洛好不容易才坐好了皇太子之位。在万历四十八年，神宗过世，李选侍像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
光宗朱常洛有众多妃嫔，他有三个皇后，她们都比较早逝，都是后来追封的。第一个就是郭氏。在万历二十九年，光宗被封为皇太子，郭氏也被册为皇太子妃。郭氏在万历四十一年就过世了，后来被熹宗追封为孝元皇后。另外两个皇后孝和王太后和孝纯刘太后，都是母以子贵，分别是熹宗朱由校和思宗朱由检的生母，在儿子即位后，她们先后被追封为皇后。她们也都是在万历年间就过世了，虽然都没有活到自己的丈夫光宗登上皇位的时候，但都有资格附葬在光宗的陵寝，是光宗身边地位比较高的嫔妃。
为什么光宗没有亲自册封皇后，而都是他的儿子后来所追封？原因很简单，光宗在位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光宗能登上皇位实在是非常不容易，靠着众多正直大臣的保驾护航，也是靠自己每天小心谨慎，没有被郑贵妃母子抓住什么把柄，这样他才保住了自己的储位。例如思宗朱由检的生母孝纯刘太后，一次被光宗责骂，刘太后一时想不开，寻了死路。光宗对此十分后悔，怕自己因此事被攻击而储位不保，就严令自己宫中任何人不得声张此事，悄悄把刘太后埋葬在西山。而现在神宗死了，自己也当了皇帝，再不用担心什么暗枪暗箭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了，连他以前的对头郑贵妃，也进献了四个美女来讨好自己。被压抑久了的光宗，暴得大位，生活也开始放纵起来。夜夜笙歌，沉溺女色，没过多久便得了病死去。
明黄花梨面盆架从即位到死掉，光宗在位仅仅二十九天。光宗不仅没来得及册封皇后，就是妃嫔也都没有册封。他即位后，最宠爱两个姓李的选侍，被称为东李、西李。其中东李优容退让，很识大体，而西李则一心做着皇后梦、太后梦。
李选侍很受光宗的宠爱和信任，朱由校和朱由检生母早逝，都曾由李选侍抚育。一次，光宗宣召阁部九卿重臣来商量册立皇太子的事。光宗对着大臣们说：“先侍数产不育，可惜只有一个女儿。”说完，叫皇长子朱由校出来与大臣相见，意为这是储君人选。接着光宗又说：“皇五子也没有母亲，也是选侍抚育。”光宗说这些话，是要让大臣们知道李选侍的特殊地位。但是李选侍原本不是皇太子妃，又没有生下皇子，虽然皇太子妃和皇子们的生母都已经过世，依例她还是没有资格做皇后。
光宗即位没几天便染病，之后缠绵病榻，一蹶不起。一次，他吩咐太监传谕礼部：“选侍李氏，侍朕勤劳，皇长子生母薨逝后，奉先帝旨，委托抚育，视如亲子，厥功懋焉，其封为皇贵妃。”虽然皇贵妃仅仅次于皇后，但一心想做皇后的李选侍当然不会满足，悄悄在皇帝耳边说道：“皇后！”但光宗假装没有听到。
光宗想早点把李选侍的名分定下，省得她一直在自己身边吵着要封皇后。不久，光宗宣召大臣到乾清宫，晓谕大臣要速封李选侍为皇贵妃。但大臣们认为，原来的皇太子妃郭氏和皇长子生母王氏追封为皇后的事还没有办好，虽然李选侍有抚育皇储的大功，但册封皇贵妃这件事应该往后拖一拖。光宗认为说得有理，就默许了。
不久光宗病重，在病榻前招见阁部大臣，口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躲在门幔后的李选侍十分不满，走出门幔，把陪同光宗召见大臣的朱由校拉进去，耳提面命叮嘱了一翻。然后，让朱由校出来对光宗说：“要封皇后！”被接见的大臣相顾愕然，而光宗也为之色变。可惜李选侍时运不济，不但没有做成皇后，连皇贵妃也没做成，因为光宗马上就死了。
光宗过世，李选侍仍然呆在乾清宫，手里还牢牢控制着皇长子朱由校，不让他和大臣们见面。李选侍以为只要自己能以母亲的身份留在乾清宫“照顾”未来的皇帝——朱由校，那朱由校登基后，自己也就顺理成章成了皇太后，甚至可以垂帘听政。但是皇帝驾崩，皇位空虚，而李选侍挟皇长子自重，这种做法引起了正直大臣杨涟、左光斗等人的担忧，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先让朱由校摆脱李选侍的控制。他们先将皇长子安排在慈庆宫居住，又强行将李选侍逐出乾清宫，使她的皇后、皇太后梦彻底破灭。李选侍搬出乾清宫时，几个小太监趁机偷盗内府的秘藏，走到乾清门时，藏在怀中的金宝掉落到地上，而被发现。熹宗朱由校大怒，下令进行彻查，供词牵连到李选侍的父亲。当时便有流言说李选侍被逼得上吊，而她的女儿皇八妹也投井自杀。当时人不知真假，认为熹宗对李选侍太过于刻薄，因为李选侍毕竟是先帝的遗爱，既然李选侍已经搬出乾清宫，她就应该优待，而不能对她这么逼迫。朱由校马上出面澄清真相说，太监偷盗一案不会株连到其他人，意为不会牵连到李选侍，并且解释了移宫的始末。不仅如此，朱由校还讲李选侍曾殴打自己的母亲致死，抚育自己时更是时常对自己凌辱虐待。虽然如此，为了尊重先帝的遗意，自己仍然会厚养李选侍和皇八妹。至此，移宫案的争论才慢慢平息下来。
虽然李选侍最终没有当成皇后、皇太后，但还是得到了善终。到了魏忠贤等阉党当政的时候，他们对杨涟、左光斗等正直大臣的所作所为大加诋毁，而对李选侍的评价也跟以前大不一样。在天启四年，她还被册封为康妃。
思宗周皇后
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明朝灭亡前夕曾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姑且不谈论朱由检是否应对明朝的灭亡应该负怎么样的责任，但崇祯皇帝的话自有其可哀可叹之处。古人已有“明实亡于神宗”一说，而朱由检本人至少在明代皇帝中，可以说是少有的勤勉。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崇祯皇帝确实不应该算是亡国之君，而她的皇后周氏，则更是一个少有的好皇后。
周皇后像周皇后，祖籍在苏州，后来又迁到大兴。周氏成为朱由检的妻子还带有一段波折。当时，朱由检还是信王，熹宗张皇后为信王选王妃，见周氏虽然美貌文静，但身体却太单薄，恐怕以后难以担当重任。幸亏神宗刘昭妃说：“今虽弱，后必长大。”这样，周氏才被册立为信王妃。熹宗死后，因为没有儿子，便由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就是思宗崇祯皇帝，而周王妃随之也被册封为皇后。
虽然周氏是皇后，但崇祯皇帝心中的最爱却是貌美无双、多才多艺的田贵妃，田贵妃恃宠而骄，不把任何人看在眼里。周皇后当然不高兴，有时也会因此而耍点小性子。某年除夕，按例妃嫔要到皇后宫中朝贺。田贵妃来朝贺时，周皇后有意拖延不及时召见，使田贵妃站在门外苦冻了许久。待田贵妃入内参拜毕，周皇后也不说话，使田贵妃非常尴尬。而袁贵妃来朝贺时，周皇后对她则是十分亲热，说了好一会儿的贴心话，袁贵妃才离开。事后田贵妃向崇祯哭诉此事。崇祯虽然宠爱田贵妃，但对周皇后一向敬重，便一笑付之，不再提及。
皇帝注定是三宫六院，妃嫔成群。对于皇帝的其他妃嫔，周皇后一向很优容，以姐妹相待，如周皇后对待袁贵妃。即使对田贵妃的恃宠而骄，周皇后也不会一直怨恨在心。一次因为田贵妃太过于胡闹，崇祯皇帝很生气，把她放逐到启祥宫，一连几个月不召幸她。有一天，周皇后陪着崇祯皇帝在永和门赏花，周皇后乘机提出是不是可以请田贵妃一起来共赏？崇祯还没有完全消气，没有作声。周皇后见崇祯没有开口反对，就将田贵妃用宫车接来。由此可见周皇后的贤慧知礼。
关于周皇后，还有一件小故事。周皇后祖籍苏州，田贵妃来自扬州，两人平时都是穿着江南服饰，崇祯皇帝对她们都非常宠爱，“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江南服饰在皇宫内蔚然成风，被称为苏样。
虽然家事和睦，可国事却日益不可为。熹宗死后，崇祯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面临着重重的困难。
明代洗眼壶在万历四十六年时，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细说与明朝的不共戴天之仇，正式起兵反明。萨尔浒之战，明朝出动九万大军，再加上应召而来的一万多朝鲜兵，分四路进军，却大败于萨尔浒，明军几乎全军覆没。此战是明朝与后金力量互为消长的一役，从此明军再也没有力量进行反攻，只能消极防守。开原、铁岭、辽阳、沈阳、广宁相继陷落。到崇祯继位，山海关已成为明金战场的最前线，山海关外，只剩下宁远、锦州两座孤城。虽然崇祯即位后，马上起用袁崇焕督师蓟辽，但不久崇祯又听信谣言，中了敌人的离间计，误杀大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此后，北方的局面愈发不可收拾。皇太极步步进逼，时不时率领铁骑，绕开山海关，拆毁长城，逾墙而入，骚扰京畿地区。崇祯因此被搞得焦头烂额。
外患渐深，内患更是难缠。旱、蝗、水、霜、地震、瘟疫各种灾害不断，尤其是旱灾，崇祯年间持续数年的大旱灾严重损伤了这个迟暮帝国的元气。天灾不断，再加上不断增派的饷银，百姓已经无法生活下去，先是相聚为盗，然后又聚事起义。陕西最早爆发大起义，虽然起义军初期战斗力比较低，根本无法和明朝的正规军抗衡，但他们打不过便跑，四处流窜，明朝又围堵不利，起义军慢慢流窜进河南、山西、湖北、四川等省，从此以后局势已经无法挽回。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大军在中原纵横捭阖、左突右击，崇祯毫无办法。
每天为国事忧劳，而国事却丝毫不见起色，崇祯皇帝就吃素，希望能得到上天的保佑。如此一来，崇祯日见憔悴。周皇后为了崇祯的身体，亲自料理佳肴进呈。刚好崇祯的岳母进奏说，梦见崇祯的生母孝纯太后，太后说：“皇帝每天这样操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而且饮食不要过苦。”崇祯看着奏章，恰遇正要进呈佳肴的周皇后，两人相对痛哭。
北方外有女真，内有寇乱，局势已经不可为，周皇后对此看得很清楚。如今之计，只有南迁还有一线生机。周皇后曾暗示说：“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崇祯当然知道周皇后的意思，但北京是祖宗陵寝所在，面对舆论的压力，崇祯始终下不了南迁的决心。
崇祯十七年春三月十七日，闯王李自成进军北京，驻扎在京城外的禁军三大营马上做鸟兽散。十八日，起义军攻陷北京城。崇祯皇帝哭着对周皇后说：“大事去矣！”周皇后顿首：“妾身侍奉陛下十八年了，却因为没有听从我的劝告，以至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当天夜里，崇祯周皇后自缢。
F0 4 明代的宗室
朱元璋的龙子龙孙们(1)
明九边之一大同城
大同九龙壁
明九边之一大同城创业难，守业更难，如何确保朱氏江山的千秋万代，朱元璋苦心孤诣、精心布局。手下第一文臣李善长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赐死了，他被怀疑参与了当时的宰相胡惟庸谋逆案，因为他和胡惟庸是同乡，也曾经举荐过胡惟庸，他的侄儿还娶了胡惟庸的侄女；朱元璋的布衣兄弟徐达也死了，传说徐达患背疽，最忌食鹅，朱元璋却派人给他送了一只蒸鹅，徐达怎么会不明白朱元璋的良苦用心，含泪吃下蒸鹅，不久便也去世。经过胡惟庸案、蓝玉案等大狱后，明初功臣武将凋零殆尽，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怕什么时候会冒出一些乱臣贼子，他要小心提防，他只能信任自己的子孙，为了朱家的天下，朱元璋认为必须加强宗藩的势力来拱卫帝室。
所以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朱元璋开始大封诸王，他把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各个战略要地，封国星罗棋布，控制着各个要害。如北方边塞重地，虽然朱元璋已经把元蒙势力驱除出中原，但残元势力仍然不时地威胁北方边境的安宁，朱元璋就在北方的险要地区分封了九个王国。
诸王在各自的封地内设立王府，辟置官属，跋扈一方。虽然王府无权干预地方民政，但各王府都拥有自己的武装，每个王府都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王府护卫少则三千人，多则一万九千人。封在北方边塞上的诸王因为同时还肩负着守边的重任，王府的护卫人数则更多，如驻扎在今内蒙古宁城县的宁王，所部有甲士八万，战车六千。而燕王朱棣不仅护卫众多，而且能征惯战，多次带兵大同九龙壁出塞征战，连军中大将也都受其节制，小事立断，只有大事才需要上报朝廷。
朱元璋把军权交给自己的骨肉，他终于可以放心了。如果有什么乱臣贼子敢犯上作乱，他只要一纸诏书，诸王便可以率领自己的护卫来勤王，拱卫京师。但当时有一个叫叶伯巨的官员上书对朱元璋说：“各个王府军权太重，几代以后，可能会尾大不掉，威胁中央。”朱元璋听不进去，反而大骂：“这个叶伯巨是要离间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快去把他抓来，我要亲手射死他。”
历史不幸被叶伯巨言中了，不用经过几代的时间，朱元璋一死，祸乱就出现了。因为太子朱标早死，继位的是皇太孙朱允炆，也就是建文帝。建文帝仁柔少断，而几位王叔各自拥兵一方，自然不把建文帝放在眼里，所以建文帝在齐泰、黄子澄等书生的建议下决定削藩，先后削除了周、湘、齐、代、岷五王的爵位，把他们废为庶人。而燕王眼看削藩马上就要削到自己，不想坐以待毙，终于在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打着“清君侧”的名义反抗朝廷，自称这次举兵是“靖难”，历史上就称之为“靖难之役”。燕王骁勇善战，而这时建文帝身边却没有可用的大将，跟朱元璋打天下的元勋旧将早已被朱元璋屠戮得差不多了。燕兵在建文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建文帝自己放了一把火，不知所踪，而燕王朱棣经过三年的骨肉相残，终于登上了皇位。但藩王作乱并未就此结束，朱元璋分封诸王，不但没有起到拱卫帝室的作用，反而造成了不断的骨肉相残。
万历刊本《皇明同姓诸王表》朱元璋初封的只有王爵，宗室爵位还未完善，后来又亲自立下《皇明祖训》，具体划分了宗室的爵位：皇帝的嫡长子为皇太子，次嫡子和庶子封为亲王；亲王的嫡长子封为王世子，嫡长孙封为世孙，嫡长曾孙为曾世孙袭封亲王；皇太子和亲王的次嫡子和庶子皆封郡王，郡王嫡长子封为长子，嫡长孙封为长孙，嫡长曾孙为曾长孙袭封郡王；而郡王次嫡子和庶子也都授予官职，子授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玄孙授镇国中尉，五世授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世授奉国中尉。
亲王和郡王是属于世袭罔替的爵位，而镇国将军以下到辅国中尉则是降袭的，辅国将军的儿子只能授予辅国将军的爵位，而辅国将军的儿子又只能授予奉国将军的爵位，每代不分嫡庶，都要降袭一级，到奉国中尉以下就不再降袭。
从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子孙们封爵之滥，只要你的身体里有流着朱元璋的血液，你就拥有一个或大或小的爵位，经过几代的繁衍，朱元璋的龙子龙孙们便成为一支庞大的队伍。如在洪武二十五年受封于山西大同的代王，百年以后到弘治年间，就生子570余人；而在洪武三年封于太原的晋王，到了嘉靖初年，就增加了郡王、将军、中尉等1851名。到了明亡之际，宗藩人数估计有十万之众。光宗室子弟的禄米每年就要耗费国家米钱无数，在嘉靖中叶，全国每年供给京师米共400万石，而各处供给藩府子孙的禄米却是800多万石，在有些省份，地方财政根本无力供养这么多的龙子龙孙，如河南一省存留米麦不过80万石左右，但当地宗室所需禄米就达近200万石，可知庞大的宗室队伍正在慢慢地蛀空朱元璋所建立的帝国大厦，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它便可能轰然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