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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堂财富课陈志武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_2 陈志武(当代)
  陈笛:“你是说,这就是为什么盖茨、李彦宏、施正荣二十几、三十几岁能成为亿万富翁的原因?”
  “是的。不过,自己创办职业化管理的公司,培植公司无限多年生存下去的能力,从而使股权具有极高价值,并不是实现‘股权致富’的唯一方式,办投资基金公司、做股票投资者也能做到这一点。
  “比如,你在1926年用1万美元购买美国政府公债,然后将每年的利息加本金,再重新投入新的政府公债,到今年,就增长到79万美元,这数字不小了吧?可是如果从1926年开始,把这些钱年复一年地投到成长型小公司股票中,那1万美元今天就能增值到1.5亿美元了,你今天也就成了亿万富翁了!这个例子是根据真实数据得到的。你看,是投资高增长型股权,还是稳扎稳打地买国债或者存银行,最后的致富结果有天壤之别!
  “所以,只要你专门挑选有增长前景的公司,不管它有没有有形资产,投资股票或者办股票投资基金,都可以让你享受到‘股权致富’的好处。相比之下,如果你投那些高红利收入型的公司股权,更像银行存款,只能慢步走,不是致富型,而是保值型的。高增长型公司才是股权致富的意义所在。”
  第41节:你舅舅的餐馆如何升级商业模式?(1)
  17.你舅舅的餐馆如何升级商业模式?
  2008年8月8日晚,我们一家四口有幸参加了奥运会开幕式,期间天气非常热,下午5点前没吃饭就开始进场,但由于安全检查漫长,7点多才进入鸟巢。找到座位,我们又要在8点开幕前吃点东西,喝些饮料,为观看四个多小时的运动员入场式演出做好准备。于是,我们来到鸟巢二层的小卖部。
  在那里一等就是45分钟,汗流浃背,看到前面的人半天都不动,服务一个顾客要花那么久的时间,大家怨声载道。直到7点55分才轮到我们点餐。
  “陈笛,为什么他们服务得这么慢呢?如果让你来设计鸟巢的这些小卖部,你会怎样加快流程?”
  陈笛:“今晚有16万左右的人,9万多观众,他们应该安排很多人在各小卖部工作,这样,才能加快服务。”
  “可是,实际上,服务员已经很多。每组服务处有一个人专门收费、一个人专门拿饮料、一个人负责吃的、一个人负责爆米花,分工已经很细了。分工细化到这种程度,按理说流程速度已经达到最快。当年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对世界制造业的贡献巨大,是他最先采用生产流水线技术,让站在流水线旁的每个工人专做一项业务,使‘各显其能’的原则发挥到极致,大大加快了总生产的速度。流水线技术,到今天差不多被应用到所有规模化生产、服务的领域,鸟巢小卖部的这种安排也是如此。”
  陈笛:“那为什么他们还这么慢呢?”
  “这就要看其他的设计了。比如,你看那点心单上有十几种选择,包括三明治、热狗、饼干、土豆片、面包、热饭等等,饮料单上也有十几种选择,包括可口可乐、雪碧、矿泉水、百威啤酒、青岛啤酒等等,还有几类酸奶。
  “这么多的选择对消费者当然好,可以适应他们各自的个性化偏好,但问题是,这样一来,服务速度就下降很多,因为如果你把这些吃的、喝的等各种可能的组合放在一起,又要考虑到有的人买一种吃的,有的人买三四种吃的,这就有了几百种吃的、喝的、酸奶组合。”
  第42节:你舅舅的餐馆如何升级商业模式?(2)
  陈笛:“为了给顾客提供更多选择,这样做不是很好吗?”
  “但是,当服务对象有十几万,而且时间这么急、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必须学会变通。大家来鸟巢是为了看开幕式,不是为了吃喝的品味,买吃的、喝的,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的需要。
  “所以,他们应该事先设计好几种套餐,就像麦当劳一样,把几种吃的、喝的、酸奶组合都先放入袋子中。在这种规模化服务面前,只能靠减少选择空间来加快速度、实现规模化要求。
  “这也是商业模式选择的问题。比如,你舅舅开了三家餐馆,从前年到现在,他每年都在往菜单上加新菜品种,现在的菜单上已经有六七十种选择。
  “我跟你舅舅说,如果菜单这么长,他就永远不可能把餐馆做成规模化的公司,也就不可能靠公司股权价值的上升赚钱,而只能靠日复一日卖餐饮、收利润赚些小钱。
  “为什么是这样呢?如果菜谱很长、很细,你就是以特色花样来定义商业模式,这就跟厨师的水平和能力连得很紧了,你就得找真正的好厨师。
  “这样困难就来了:如果你要扩大到100家分店,怎么能找到100位好厨师?即使能找到,你又怎么保证他们做的菜是一样的呢?你要两三位厨师把菜做成味和色都一样,那也许能做到;或者,如果你的菜谱上只有两三样菜,要求100位厨师把这两三样菜做成一样的,那也能做到。但是,要100位厨师把六七十种菜都做成一样的,以此来保证公司产品质量的一致性,那就很难很难了。
  “在餐馆分店扩张的同时,如果没办法保证各分店的菜基本都一致,那么,最后会毁掉公司的品牌。这就是为什么特色性、多选择是餐饮业规模化发展的敌人。实际上,即使能够让100位厨师通过训练确保做菜风格的一致性,在操作过程中要生产六七十种菜并保证质量,也很难管理,流程会太复杂!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成长前景方面,俏江南这些多选择性的餐饮企业远不如麦当劳、星巴克和永和大王。这就是你舅舅要改变商业模式的原因。
  “他决定以10种左右最受欢迎的套餐为主,开连锁分店,而且是在一个城市中,集中在一个地方配料并将每种套餐做成九成熟,然后分送到各分店去销售。这样,厨师就集中在一起,保证产品质量一致。
  “实际上,由于现在变成了快餐的模式,你舅舅的餐馆不再以菜的味道取胜,而是在保证基本特色的前提下,提供快速、方便的饮食服务。这样一来,开100家分店和开10家分店,差别不大,到处都可以送,不要请太多厨师,特别是不需要请出名的好厨师,方方面面的成本都能降低。并可以大大简化质量管理,简化做菜流程管理,使规模化扩张的空间达到最大。把餐馆做成公司,就变得可能了。”
  第43节:家族企业如何接班?(1)
  20.家族企业如何接班?
  “陈笛,如果斑马公司将来成功,假如由我们从易博森先生手里把股权也接过来,等我退休,你会愿意接手掌管公司吗?”
  陈笛:“你的意思是说,一旦斑马公司成为我们家的企业,我是否愿意在将来接班?”
  “是的。如果你要接的话,你将来就要学投资基金管理,也要学会如何管理企业。不过,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现在看,做基金管理是一种收入很高的职业,你帮客户理财投资,不仅赚基本的管理费,而且帮客户赚钱时,你还能参与分成,跟客户二八开。”
  陈笛:“那是说,拿客户的钱去投资,每赚10块钱,我得2块、客户得8块?”
  “对。特别是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富有,大家的钱会越来越多,这些钱往哪里投呢?总得找人帮他们做投资管理吧?所以,将来投资理财行业肯定前景极好,今天的基金管理公司日后增长机会一定非常多。”
  陈笛:“不过,我还是想创业干点儿别的。可不可以这样,你晚些年退休,等我将来结婚生子,让我的儿子长大后接手你的公司?”
  “那要等到猴年马月?”
  陈笛:“你看,我现在14岁。假如我28岁生小孩,等他到30岁,那总共还有44年。也就是说,等你到90岁再退休!”
  第44节:家族企业如何接班?(2)
  “你说的倒好,妈妈可不会同意我那么晚才退休!那怎么办呢?关于家族企业的接班,这是一个经典问题。以前我们谈到,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也就是说,父亲创业成功了,儿子接过来,十有八九会失败;即使儿子不失败,孙子辈也难保不会失败。所以,财富到了第三代就基本走向没落,这就是‘富不过三代’的诅咒。”
  陈笛:“或许你可以先退休,但是在我儿子长大接手之前,我们继续拥有公司的股权,只是雇用一个能力强的人来管理公司的日常业务,由他们经营一些年,作为过渡期。这就像你上次讲的,说要吸收第三方机构投资者、基金公司成为斑马公司的股东,让他们能够监督斑马公司的运作,并在公司出现困难时出面帮助。所以,雇用外面的人来管理我们家的企业,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问题是,你雇用外面的职业经理人来帮你管理企业,怎么能保证他们能为你的利益最大化服务呢?就像你以前看到Dunkin’ Donuts的员工做事无所谓一样,你付六个面包的钱,她给你十个面包!
  “而如果是雇人来帮你管理整个公司的方方面面,你就更是把公司的资产以及未来都交给了别人,这样,你能放心吗?
  “所以,在创业成功后,如何为家族企业找到既有能力、又信得过的接班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自己的后代或者亲戚接班,是可以解决好信任的问题,由于血缘关系是天生、没有选择的,子女就是子女,他们不会背叛你,会尽最大能力帮你把企业发扬光大下去。
  “但是,问题也出在能力上。因为,虽然由子女接班解决了信任问题,可是,你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子女能力是最好、甚至是次好的呢?
  “相比之下,如果在血缘关系之外去挑选职业经理人做你的代理人,选择的范围很大,完全可以根据能力挑选。因此这样做,在能力上不是问题,但在信任方面挑战极大,你很难保证他们总把你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所谓的‘代理人问题’,或说‘委托代理问题’,你作为股东是委托方,聘用的职业管理者为代理人。”
  第45节:家族企业如何接班?(3)
  陈笛:“那么,综合而言,哪种安排更好呢?”
  “答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诚信与法治环境。相对于家庭、家族而言的外部法治越不可靠、血缘关系外的诚信越差,代理人问题就越严重,由子女接班就更好,尽管这意味着企业未来活下去的概率总体不会太高。
  “相反的,一个社会中,外部法治与诚信环境越好,通过契约安排规范代理人的行为就越可行,委托代理问题就越轻,那么,找血缘关系外的职业经理人接手管理公司就会越好。
  “实际上,很多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在中国以及其他传统社会中,由于处理代理人问题的制度不发达,人们普遍把自家企业只交由后代接管。而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虽然许多创业成功者还是选择由子女接管企业,但更多人选择让企业股票上市,接着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
  “在中国‘子承父业’和美国‘通过上市由陌生职业经理人接管企业’这两种模式之间,不同国家也推出过其他折中办法。
  “比如,在日本,如果创始人认为他儿子无能力接管企业,或者儿子不愿意接管,那么,他会在公司年轻人中物色一个能力最强的小伙子,先把一个女儿嫁给他,婚满一年后,再举行仪式把女婿正式收养为自己的儿子,让其改姓成为创始人的‘养子’。以后,就由这个‘女婿养子’成为家族的掌门人,并正式掌管企业。
  “像日本松下集团自1918年创办后,第二任董事长松下正治是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女婿养子’,在后者于1973年退休时继位;三井集团成立于1673年,该家族企业一直是近代日本经济的支柱,历代掌门人中有几位是三井家族的‘女婿养子’,这无疑强化了三井集团的生命力,使其发扬光大三个多世纪至今。另一个例子是丰田汽车,创始人是丰田佐吉,19世纪末他在东京以机械纺织业起家,1936年才正式进入汽车制造业,他有亲生儿子,但是,丰田佐吉年长之后,选择将整个家业交由丰田利三郎掌控,丰田利三郎原名叫‘小山利三郎’,是丰田佐吉的‘女婿养子’。
  “日本这种模式有三大好处。其一,继续利用‘家’的传统力量,围绕血缘进行延伸、扩大,毕竟‘女婿’加‘养子’要优于单纯的‘女婿’、‘养子’关系,因此,信任的基础被强化,由这样的‘女婿养子’接掌家族企业,背叛的概率会小,其可能产生的问题会低于把公司委托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去管。其次,把接班人的选择范围大大扩大,不只是在儿子中挑一个,而且可以在企业年轻人中更广泛地去物色,这当然更能保证接班人的能力。按三井家族一位掌门人的话说,‘我宁可要女儿而不要儿子,因为有了女儿我可以选择我的儿子!’这句话概括了日本家族企业通过‘女婿养子’找继承人模式的精髓。第三,正因为可以到血缘之外找‘女婿养子’做接班人,也给现任掌门人的儿子带来竞争压力,让亲生儿子不至于因为家业必然是他们的而变得懒惰,逼着他们去奋发向上!这种压力下,即使家族企业最终由儿子接管,‘富不过三代’的概率也会低一些。”
  第46节:用婚姻拓展商业(1)
  21.用婚姻拓展商业
  “上次,我们说,日本家族企业有时让‘女婿养子’接班,而且,这种企业的平均业绩最好。只是那样让做女儿的牺牲太多,好像女儿就成了实现家族企业传承的工具,父亲看上有出息的小伙子,管她喜不喜欢,必须为了家业而嫁给他。”
  陈笛:“那真是贬低婚姻的价值,把爱情从婚姻中剥离得太多,使婚姻、家庭变得那么功利,似乎过于冷冰冰的。”
  “但是,‘爱情’、‘浪漫’这些词只是到近代才更多跟‘婚姻’联系上,在西方社会如此,在中国以及其他传统社会,则更晚些。‘爱情’、‘浪漫’是到1920年左右才进入中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婚姻’跟这些现代词关系不大。温饱没解决的社会里,‘爱情’可能过于奢侈。以前,婚姻基本以利益为目的,是为了生存,被工具化。
  “传统中国,婚姻主要是基本生存的需要,就是为了吃得饱些、穿得暖些。你的湖南奶奶,1932年作为童养媳嫁到爷爷家,那时她才9岁,本以为通过嫁人能脱离娘家的贫困,没想到嫁到爷爷家反而更贫困。你能想象,奶奶一辈子的生活有多浪漫了吧?她辛苦了那么多年!
  第47节:用婚姻拓展商业(2)
  “婚姻作为经济交易的手段,不只是在传统中国,过去全世界都如此。在个人层面,婚姻是‘养子防老’、经济互助目的的基础,也是农业生产单位的起点,对企业、特别是家族企业,婚姻也是很重要的促进增长的工具。日本企业主除为找接班人而去物色‘女婿养子’之外,婚姻经常是让企业做大、做强的手段。丰田汽车集团的成功过程中,丰田家族通过婚姻跟两位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鸠山一郎)和七家大财团攀上亲,包括三井家族、普利司通公司的石桥家族。韩国最大的30家财团之间,通过掌门家族之间的联姻,形成了纠缠不清的家族网,这种广义家族网络就是生意网。最大的韩国家族企业——三星集团,是1938年由李秉哲创办,之后,他办起了韩国第一家糖厂、第一家毛纺织厂、世界规模最大的肥料厂。李秉哲通过让女儿嫁给另一韩国企业——LG半导体公司总裁,也就是LG集团总裁的弟弟,把韩国两大财团绑在一起。他们的子女、兄弟姐妹再通过联姻把其他财团、政客家族也带进网络。”
  陈笛:“这样做能达到什么目的?”
  “做企业,有两方面涉及到信任问题,一是公司股东请的管理人员、找的接班人是否信得过,也就是我们讲的代理人问题、接班问题;另一个就是在外面跟其他公司、个人做交易时是否信得过,你跟别的公司签约做生意,今天交了钱,对方明天是否卷款而逃?即使他们明天交货,所交的货是否质量可靠?有了亲戚关系,你多少能把他们锁定,使他们不会乱来;还有就是你需要融资借款时,他们能否信任你、把钱借给你?你的信任圈子有多大,将决定你的商业机会、发展机会有多大。联姻能扩大、强化你的信任圈。”
  陈笛:“做买卖交易时,签好法律合同,不就可以了吗?”
  “如果法治可靠、契约能得到法院的保障,如果外部金融市场也很发达,到银行凭你的项目前景就能借到资金,那么,这种靠婚姻拓展起来的生意网的确必要性不大,就像在美国,已经没有几个父母会用子女婚姻去扩大商业网络。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好像从来没有我认识的人这样做过,这说明法治发展、市场发展真能解放个人,给每个子女更多的个人自由,更多追求个人幸福的空间,而不是成为父母的交易工具。像我认识的一位美国白人朋友,几年前娶了一位香港妻子,她家是香港最富的十大家族之一。他告诉我,其妻子的家规非常详细,规定子女后代只能‘门当户对’地娶媳妇、嫁人。按照那些家规,他当时的女朋友在整个香港能谈的对象不到十位,其他男生都不符合条件。还好,这位朋友是美国白人,不在家规管束的范围,有他的耶鲁大学学位,他们也就接受了。你看看,做富人家的子女,更没有自由吧?”
  陈笛:“是不是越传统、法治越不可靠、诚信越差的社会里,以商业而联姻的情况就越多?”
  “是的。比如泰国就是这样。整个泰国社会都清楚,通过联姻建立的商业网络对公司未来增长更有利。像泰国,法治差,人治为主,政治联姻对公司最好。商业联姻,对家族企业的其他股东也更好。这就是人们说的,亚洲社会很讲关系,没有关系就办不成事。那么,如何建立最牢靠的关系呢?‘血浓于水’,当然亲生子女的关系最近、最可靠。而除了血缘外,婚姻是其次最靠得住建立长久关系、长久信任的方式。按照这一思路,正因为传统社会里,婚姻的基础是利益交换,不是爱情,那么,传统社会里,离婚率就很低。为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格局,你不能以夫妻缺乏感情而离婚。离婚会打破太多的利益格局。”
  第48节:中美家庭模式比较(1)
  23.中美家庭模式比较
  谈到商业模式,我们一般都将其跟企业公司连在一起,好像除了这些营利性人造组织之外,就不曾有过类似的东西。“公司”在西方出现于16世纪。在中国,“公司”是1860年代、洋务运动之初引进的,之前,商业组织基本是家庭、血缘体系的延伸,所以,“家”和“企业”总是连在一起。
  再退一步看,实际上,“家”也是一种利益结盟体,而且是“公司”出现之前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利益结盟形式,这里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感情需要,只是跟“公司”的自愿选择结盟相比,“家”结盟是天生的、非自愿选择的结果,只有“婚姻”这条延伸“家”的途径是可以选择的。“家”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实现人际资源共享、风险交换的组织,“家”利益最大化即是其终极目的。所以,许多关于“公司”的逻辑和理论,也可以用来理解“家”相对于社会的边界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家庭模式?又是什么因素主导家庭边界的变迁?
  不同家庭模式自然会带来不同的社会文化、社会结构以及其他结果。一天早晨,在开车送陈晓、陈笛上学的路上,我跟她们谈起“家庭代际模式”的话题。我问她们,中美社会的两种家庭模式,哪种更好。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第49节:中美家庭模式比较(2)
  中国儒家的家庭理想中,父母生儿育女,是“养子防老”,是为了给可能出现的病残、意外损失保险,所以,养育儿女是一种投资;儿女长大后,必须无条件地“孝敬”、回报长辈,要在经济和精神上回报老人。而且,其所以“多子多福”,是因为这样能降低投资风险、增加回报的概率。“四世同堂”则是实现这种代际交易的具体形式之一,也是儒家的理想境界。而“三纲五常”则是保证这种交易能执行、减少违约风险的具体价值秩序,其他关于“光宗耀祖”、祭祖、家庙、祠庙等等文化和形象建筑,都是为了强化这些代际、家内交易契约的可执行性,让大家更愿意留在该交易体系中。通过这些价值体系和文化素质,儒家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是无条件、无选择、必须履行的义务。所以,儒家主张的是一种以“孝敬回报”(payback) 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强调的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而子女成年后不一定对长辈有明确的回报义务。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一旦他们生了小孩,就有义务把小孩照顾好、养大成人,有义务供他们上学、受教育。父母对后代的责任到小孩成年时结束,今天一般以小孩大学毕业为界,从此以后,后代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不能再指望父母了,而父母对他们也不再有任何义务了。
  之后,父母当然希望子女常来看望自己,但是,他们不会以道义强迫子女这样做;子女则可以选择常去看望父母,也可给予经济支持,实际上,许多美国子女也的确这样做,但,他们没有义务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父母很在乎跟子女的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以这种方式让子女从小就“恋家”、念父母。在财产继承权方面,父母可以通过遗嘱选择给谁多、给谁少,以这种方式引导子女对待父母的态度以及关注度等等。
  所以,美国社会主张的是一种以“利益下传”(pass-down)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而不是子女长大后对父母的义务。正由于此,美国社会没有“三纲五常”这种压抑个人权利、抑制个人自由的文化体系,父母也用不着逼着子女时时刻刻都得听自己的话,喜欢父母是自愿的、是可以选择的。
  一种模式强调子女对父母的义务,一种强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两种模式,哪种更好呢?陈晓说很难讲。陈笛说她更喜欢美国的家庭模式,这似乎不奇怪,因为这对她最有利。但,为什么现代社会都朝着美国这种模式逼近呢?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美国家庭模式的逻辑,由于小孩在出生前是没有选择权的,而父母则有选择权,他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养育的责任,完全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如果在知道这种养育责任的前提下还是选择要生,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这种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把责任主要压在父母的身上,是公正的,对父母、对后代都合理。虽然美国模式下子女没有照顾、爱护年老或病残父母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老人都没人管,因为这种模式下父母往往在子女年龄很小时就尽量与他们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通过经常性的度假、聚餐维持家庭感情,这样,长大后的子女还是会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的,更何况政府的社会保障福利体系、养老院,为每个人提供了最低养老保障。
  相比之下,在儒家的家庭模式下,虽然子女在出生之前没有任何选择,但他们从小就受到“三纲五常”等级秩序的约束,必须方方面面遵守这种秩序的规范,成为儒家家庭和社会“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没有自我、没有个人身份,但却要无条件、无选择地接受“孝敬”长辈、听从长辈的义务,而且,不管你年纪有多大了,这种听从长辈的义务一辈子也摆脱不了。对被动地来到人世间的子女,这种束缚不公正,因为他们必须没有选择地接受这一辈子也摆脱不了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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