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野1纵和4纵的“非战斗性减员”究竟包括了多少逃兵，马甲我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根据蔡智诚的回忆，仅由直属队（特务队和侦察队）收容的原74军官兵就超过了四百人，这些脱逃人员大都被送往徐州、编入了重新组建的整74师——但也有例外，比如蔡智诚的贵州老乡就被留下来当了伞兵。
刚开始，参一官（主管人事的参谋）还有点不大同意，因为按照规矩，伞兵缺员只能从补充团里调拨，各战斗队是不许自行招人的，而且，这个罗华也不会跳伞，不符合伞兵的标准。可蔡智诚却表示：“不会跳伞可以学，容易得很。打仗的本事是阎王爷教会的，一时半会地学不成”，游乐智队长也说：“如果你们参谋处能给我几个42年的兵，我就不找你的麻烦”。
那个参一官犹豫了好半天，最后总算答应了。于是乎，罗华就成了特务队三分队的军士长。
可是，这位新来的部队上士刚上任就提出一个要求：遇到华野1纵1师的时候，他只参战、不打枪。理由是“人家饶了我一命，我也要放人家一马”——还真有点关云长的味道。
不打枪就不打枪，蔡智诚挺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候，国军五个整编师已经汇聚鲁南、对叶陶兵团展开了围攻。
徐州总部给华野1纵起的代号是“西瓜”、把4纵叫做“面包”，反正都是嘴边的美食——所以，吃几块“西瓜”，简单得很，不劳罗上士动手也没有多大问题。
孟良崮战役期间，华野1纵1师的损失很大（据《叶飞回忆录》叙述，在天马山阻击战最危急的时刻，1师师长廖政国的身边只剩下了几个警卫员），所以，战斗结束后，1师补充的俘虏兵最多。
可是，5月份吸纳的俘虏多、7月份逃跑的也就越多。以罗华所在的1团1营3连4班为例，全班8个人、有6个来自74师，简直快变成国军部队了，结果，一不留神就跑得只剩下班长和副班长。而那个倒霉的光杆班长是谁呢？是“华东一级战斗英雄”、“三级人民英雄”、“全国战斗英雄”、志愿军“特级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杨根思。
说起来，连这么优秀的班长都挡不住罗华开小差，这家伙也确实够资格当伞兵的军士长了。
“解放战士”之所以逃跑，首要的原因当然是他们接触革命军队的时间短，受到的思想教育不够、政治觉悟不高；其次也是由于“七月分兵”以后战事频繁、战场条件恶劣，在撤退的环境下，部队的管理出现了混乱；而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则在于国共双方“土地改革”的差异。
了解现代史的朋友大都知道国民党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也都知道那是5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期间搞的把戏。但实际上，早在1947年，国民政府就已经出台了《授田法草案》和《“剿匪”区内屯田条例》，声称要把“匪区内的荒地”分给国军士兵——从概念上讲，这些“荒地”是指解放区里的“无主田地”，总面积有多少？不知道，反正它们都在共产党手里——长官们鼓吹“打完仗后享清福，一手领钱（遣散费）一手分田”，哄得当兵的兴高采烈，满心希望着冲进解放区去当地主。
冲来冲去、冲到孟良崮，双手一举，地主没当成、先当了“解放战士”，罗华他们也总算瞧见了解放区的土地。可看见归看见，却没有他们的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只分田给贫苦百姓、不分给当兵的——罗华问领导：“什么时候分地给我们？”，指导员笑盈盈地回答：“等解放你们家乡的时候就有了”。几个贵州人掐指一算，这里距离西南老家还隔着十万八千里，轮到自己分田不知还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不如就近开溜、回国军那边混一混来得更快当一些……于是就开路逃跑了。
虽然只当了两个月的共军，可罗华掌握的情况却不少，分析起政策来也是头头是道：“共产党的土改对我不合适。他们那边分了地，只许种、不许卖，实在不方便”——这家伙原本是内河上的船工、根本就不会种地，他“授田”的目的无非是想弄点本钱做买卖，要是让他拿锄头当农民，他才不干呢。
47年7月24日，快速纵队收复峄县，罗华也在这里穿上了伞兵的制服。
收复峄县其实很容易，因为县城里仅仅驻扎了解放军的粮秣站和宣传队，国军一到就全跑光了，只在街道的墙壁上留下了许多标语口号。
那些日子，叶陶兵团主力基本上不大敢接近城镇或者主要交通线，总是在峄县（枣庄）以北、滕县以东、费县以西的“滕费边”地区游弋。说起来，这“滕费边”原本是抗日老根据地，共产党政权的时间很长（抗战时期曾经叫“双山县”，后来为了纪念八师师长王麓水，又改名为“麓水县”），所以，解放军在这一带运动也应该属于“内线作战”才对。可是，6月份，根据地的干部骨干和积极分子几乎全部参加“六、九大突围”、跑到滨海区去了，弄得地方组织分崩离析，当地老百姓也有些恼恨八路军丢下他们不管，结果，第1、4纵队在老区活动，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补充，“内线”条件就变成了“外线”，根本站不住脚。
（由此可见，如果鲁南军区先前不那么慌张、再坚持一阵，七月份的局面完全可以不这么被动的）
45年12月，山东八师师长王麓水在滕县战役中牺牲,“滕费边”一度更名为“麓水县”
这时，“滕费边”地区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国民党的政权，纯粹是个真空地带。国军快速纵队则充分发挥机动性能较强的特点，成天尾追缠打，搞得叶陶兵团十分难受。
（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当时就在1纵文工团，他写了一篇《追赶队伍的女兵们》，讲的正是这时候的故事）。
电影上的解放军经常有两句话：“我们的两条腿，赛过了敌人的汽车轮子”，“把敌人胖的拖瘦了，瘦的拖病了，病的拖垮了”……这是实情、也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但话又说回来了，能把带汽车轮子的国军拖垮，两条腿走路的共军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伞兵们每天都能抓到许多俘虏。其实，与其说是“俘虏”、不如说是“掉队人员”更加准确一些，因为抓来的人全都筋疲力尽、衣不遮体，不是有伤就是有病，个个奄奄一息，有的在半道上就咽了气。
不过，也有个别精神特别好的。
有天早晨，特务队担任侧翼搜索，突然发现路边的瓜棚里探出几个脑袋，尖兵连忙举枪咋唬：“站住！干什么的？”
“看瓜的”，回答得理直气壮。
看瓜的？想蒙冤大头呢——延绵数日的大雨、接二连三的打仗，各乡各村的老百姓跑得精光，西瓜全都烂在了地里，哪里还用得着看守瓜棚——蔡智诚二话不说，把一帮“疑犯”提溜上了车。
上车一打量，四个小孩，两男两女，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板起面孔一吓唬，立马就招认了：他们是某纵“娃娃班”的——“娃娃班”其实是个随营学校，娃娃兵们除了学习文化以外，平时还帮着搞搞宣传、或者给卫生队打个下手什么的——这几个小孩是一个组，组长是个女孩，头天夜里跟着大部队宿营，组长姐姐睡过了头，爬起来一看，别人都走光了，只好稀哩糊涂地乱追，追饿了想找几个西瓜填肚子，结果吃着吃着就遇到了国军……
从这样的娃娃身上也问不出什么情报，只好装模做样教训几句：“不老实在家呆着，跑出来捣什么乱？”
“我们不是捣乱！我们是主动出击，消灭蒋匪帮！”
“主动出击？怎么出击到西瓜地里去了？”
几个小家伙干瞪眼不说话，却还是一副很不服气的样子。
罗华以前曾经看见过他们表演节目，这时候挺来劲地鼓动说：“娃娃兵唱歌满好听，唱一个，唱一个”
唱一个就唱一个，四个小共军亮开了嗓门——
天上下雨地下流，万水千山任我走，
天上下雨地下滑，哪里跌倒哪里爬！
唱得好唱得好，全体国军热烈鼓掌，还拿出饼干和罐头慰劳他们：“来来来，吃东西，我们也优待俘虏”。
说是优待俘虏，可蔡智诚的心里却有点犯嘀咕。
对于内战，共产党的定义是“解放”，国军被抓了就等于是“被解放”了，所以有“优待俘虏”的规矩；而国民党方面的定位却是“戡乱”，因此要把战俘当做“叛乱罪犯”对待。从道理上讲，国民党军也反对杀俘，但实际上，所有的战俘都要经过军法处的审判，虽然对“胁从人员”的判罚比较轻（有的遣散、有的甚至还补充进军队），但对党员干部和宣传人员的量刑却很重。这几个小娃娃少不更事、口无遮拦，真要被送到法庭上去，弄不好会被判个十年八年的（山东战区的战俘监狱在江西、河南战区的监狱在湖北），那可就太惨了。
蔡智诚私下里和刘盛亨商量这件事，刘副队长也明白他的意思，笑着说：“几个小孩子，又不是战斗兵，随便处理吧”。
于是，四位可爱的少男少女就从卡车上蹦下来、飞快地跑进田野，只在迷朦的雨雾里留下了他们稚嫩而坚强的歌声：
“天上下雨地下滑，哪里跌倒哪里爬……”
战争的急流偶尔也会泛起温馨的浪花，但战争的本质依然是残酷的。蔡智诚他们虽然放走了西瓜地里的娃娃兵，却绝对不肯放过更大的“西瓜”——在当时，“西瓜”是华野1纵的代号，4纵的代号是“面包”。
西瓜和面包已经被包围在鲁南的泥泞之中了，等待他们的只有困守和突围两种选择。
困守坚持，没有希望，鲁南根据地的共产党组织已被扫荡得支离破碎，共军的两个纵队既没有可利用的地形也没有可依靠的民众，绝地游击、断无生机，于是就只剩下了突围一条路。可是，往哪个方向突呢？北边有国军的四个整编师，重兵集结、严阵以待；南边是徐州“剿总”大本营，虎视眈眈、守株待兔；西边津浦铁路，国军部队来往调动迅速；东边的沂河正遇雨季，波涛汹涌、形成天堑。
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共军只能选择东西两向，极有可能往东走”。道理很明显，首先，六月份的时候，鲁南军区就曾经向西突围过，结果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折向东边才跑出去的，“西瓜”和“面包”应该会吸取这个经验教训；其次，东边虽然有沂河挡道，但冲过了沂河就可以进入沂蒙山区，那里是共产党的铁杆根据地，按照以往的习惯，共军“回娘家”的可能性最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向西突围，即使穿过了津浦铁路，共军依然处于外线态势，国军照样还可以把他们围起来——刚冲出一个包围圈、再掉进一个包围圈，已经十分疲惫的“西瓜”和“面包”决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各路国军相继赶到鲁南战区，大家在步步推进的同时都在观察、猜测着叶陶兵团的动向。
7月24日，整7师、整48师与包围圈里的解放军发生交火，老7军和48军都是桂系主力，战斗力较强，打了一整天，共军有些支撑不住了。7月25日，整57师（段茂霖部）和整84师（吴化文部）这两支杂牌弱旅也加入战团、大打出手，快速纵队就被替换下来、返回峄县休息（这有点象是篮球场上的“垃圾时间”）。
可是，刚睡了一晚上的安稳觉，26日上午，伞兵又接到了指示，说是“西瓜”和“面包”已于25日夜间突破当面防御、正向沂蒙山方向逃窜。“徐州剿总”命令鲁南国军全力追击，务必将其歼灭在沂河沿岸——打了这么些天，答案终于揭晓，共军果然向东突围了！
蔡智诚记得，那天的天气很恶劣，大雨从头天晚上开始下，下了一整天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快速纵队在雨水和泥泞中艰难行进，不断有车辆发生故障，磨蹭到傍晚才勉强到达齐村镇一带。这时候，前方已经完全被泥浆淹没、根本无法分辨路面，卡车或者翻进了道沟里、或者被淤泥憋熄了火，无奈之下，全体官兵只得弃车步行，伞兵部队也从摩托化步兵彻底沦为了徒步步兵。
入夜以后，雨更大了。照往常的规矩，部队应该停在原地歇息才是，可这时候，上级一直催促伞兵尽快探明共军去向，而伞兵们也记得，前不久、也是因为遇雨休息、结果让鲁南军区趁夜脱逃的教训，于是稍事休整之后就离开了齐村镇，继续向前追击。
这个“坚决的举动”实际上救了伞兵的命——因为就在7月26日晚间，叶陶兵团突然兵分两路：4纵第10师继续向东佯动、吸引追兵，兵团主力则借着雨夜的掩护转头向西、以急行军方式直奔津浦线——而当天夜里，华野两个纵队的六个师就恰好经过了齐村，如果伞兵们还在镇子里面睡觉，非被共军全歼了不可。
说起来，伞兵总队那天晚上的运气还真是不错。他们一路向东猛走，不仅与掉头西行的叶陶主力擦肩而过，而且还稀哩糊涂地超过了4纵10师、跑到了佯动部队的前头，居然一直没有与共军遇上面。
相对而言，伞兵副司令张绪滋少将的运气就比较差一点。
那一天，张副司令的身体不大好，在雨地里一瘸一拐、渐渐就落到后卫大队去了。半夜，部下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匹马，老张就带着三两个随从、骑着牲口追赶中军。走着走着，遇到一溜队伍也正朝着同方向行进，人家发觉背后来了骑马的大官、连忙闪在一旁让路，张绪滋还以为他们是伞兵，高高兴兴、大摇大摆地就跑到中间去了。等到了跟前一打量：“不对呀，头上戴的怎么是日本钢盔？”，这才知道是小鬼出门见钟馗，遇上八路了。几个家伙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赶紧脱离接触，等好不容易找到了伞兵总部、才指着身后大喊大叫：“共军！有共军！”。
戴日本钢盔，拿三八大盖的华野战士
说起来，共军没能认出国军是有原因的。一是天黑下雨看不清状况；二是张绪滋他们都穿着雨衣，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没有露出领章和帽徽；更主要的是，解放军根本没想到伞兵部队会打破常规在雨夜里出动，他们还以为这时候摸黑赶路的都是自己人呢——结果，阴差阳错地把送到嘴边的少将俘虏给放跑了。
在总部，伞兵们听说那路共军只有七八十号人，顿时十分火大：“岂有此理，小小的一个连就胆敢吓唬我们副司令，真是没有王法了！”，于是留下侦察队担任警戒，特务队则群情激昂、直扑目标而去——为长官雪耻压惊，正是咱们直属部队的光荣职责。
黎明前的旷野乌漆麻黑、伸手不见五指，幸亏张司令的副官的记性好，带着二百名特务队员三转两不转的就找到了地方。
“注意、注意，就在前面……”，大家摒气细听，果然，从刷刷的雨声里传来了行军动员时的呼喊，那口号的内容绝对不是国军弟兄的腔调。
特务队立刻展开队型，严阵以待，准备开打。
“开火！”——“嘟嘟嘟……哒哒哒……噼噼啪啪……”，游乐智队长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机枪、步枪、冲锋枪同时射击，十多颗照明弹也升上了夜空，把对方的阵营照得一片通亮——这不照还好，照明白以后吓死人——前面的旷野里人山人海，哪里只是一个连？起码能有一个团！
这下子，伞兵们知道自己惹祸了，也用不着队长下命令，大家扭头就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骂那个副官：“你的脑袋进水啦？奸细！想害死大爷啊……”
好在解放军那边也没有思想准备，猛的一下让照明弹搞得有点慌了神，还没来得及组织起反击，国军就已经跑了个精光。
这以后，热闹了。伞兵各单位不断与共军发生交火，夜空中，这里跳起一颗照明弹、那里飞出一颗信号弹，枪炮声此起彼伏，打开步话机，到处都在嚷嚷：“报告，我碰到共军啦！……我也遇到共军啦……”
黎明前的那一个多小时是最难捱的时候，伞兵们被善于夜战的解放军整得焦头烂额。蔡智诚他们提心吊胆地蜷在地上，两眼一摸黑，只能听见三八大盖在周围响个不停，时而“吧——勾”一声从头顶掠过、时而“的——嘟——”一下窜进泥浆……搞得大家战战兢兢、头皮发麻，不知道哪颗子弹会撞到自己身上。
《叶飞回忆录》里说，“敌伞兵纵队向东追击……天亮以后，敌人才发觉追赶的只是一个师，知道中计，赶紧掉头，连即将渡河的彭德清师（应为卢胜师）也不追了。但敌人失策了，要追上我们谈何容易，已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我们六个师已乘虚向西突围。而由于敌人改变部署，我们原先估计将受到重大损失的彭德清师（应为卢胜师）完整地顺利渡过沂河、跃入沂蒙山……”
——4纵10师的师长是广东人卢胜、政委是蔡智诚的遵义老乡韩念龙——叶老将军误记成自己的福建老乡彭德清了，彭德清当时是12师的师长。
其实，如果仅仅“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突围部队并不一定能够甩掉追兵。因为整7师、整48师当天夜间都没有挪窝，而叶陶兵团主力在黑暗和泥泞里一晚上也走不了多远。可问题的关键是，伞兵总队直到第二下午才向总部提交战情通报，这就使得国军各追击部队在天亮以后又继续向东跑了大半天、从而与西向急行的解放军拉开了双倍的距离，于是就彻底追不上了。
说起来，伞兵军官还不至于愚蠢到连“声东击西”的战术也弄不懂。实际上，7月27日清晨，伞兵各队就已经判明当面的共军只有三个团，分别是华野4纵10师的28、29团和1纵1师的第3团——兵力虽不多，却居然有两个纵队的番号——到底是不是佯动集团？真让战情参谋们伤透了脑筋。
在此之前，参谋部门曾经有一个预案，认为“西瓜”和“面包”如果采取佯动，担任“掩护标靶”的一定是1纵的独立师。理由很充分：一，1纵有四个师，4纵只有三个师，由1纵分兵比较“公平合理”；二，1纵独立师不是叶陶的基本部队，他们原本是中原军区的“皮旅”，并且在“中原突围”时也担负过相同的任务、有类似的经验，这时再让他们牺牲一回，于公于私都“理所当然”——所以，马师恭司令要求伞兵各队扩大搜索范围，一定要找到“1纵独立师”的踪迹才敢做定论。
这事情也确实不能怪马司令优柔寡断，要知道，“敌方佯动”的结论非同小可，报晚了最多挨一顿批评、报错了可是要掉脑袋的。于是，蔡智诚他们只好越过4纵10师继续向前追击，一直跑到沂河边上也没有发现共军的影子，这才赶紧回头报告战情，但时间已是27日的下午4点了。
——事实上，从现在的各种资料上看，叶陶兵团当时并没有“用番号迷惑敌人”的企图。牵制任务是陶勇主动要求的（叶飞担心其力量不够，又给他们补了一个团），这三个团都是叶陶的绝对主力，在当时，无论是叶飞或者陶勇，都不曾打算用兄弟军区的“非基本部队”去充当自己的“替身”——国民党军之所以产生了“意料之外”的错觉，从根本上说，不是军事技能上的缺陷，而是在军队传统和政治觉悟上与共产党人有着巨大的差距。
战场地理位置上的差距可以依靠机械化装备进行追赶，而军队政治素质上的差距是任何一种物质手段也无法弥补的，这就是国共两党武装团体的高下之分。
确认共军“声东击西”之后，国军各部纷纷调头，伞兵总队也匆忙向西边赶去。事实上，伞兵此时的位置距叶陶主力最远，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了，但马师恭司令必须采取这样的姿态，要不然，日后向上峰解释起来，他可就麻烦了。
但是，伞兵放弃当面的佯动部队，并不是忘记了面前的三个团的共军。当时，沂河边正驻守着整33军（整59师和整77师）的十二个团，所有的人都以为，凭借着雨季暴涨的沂河天险、以四倍的兵力堵截疲劳困顿的小股共军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可没想到（就连叶飞和陶勇也没想到），如同“六、九大突围”的情形一样，“原先估计将受到重大损失的”华野佯动部队居然未经交战、直接就从33军的眼皮子底下过了河，顺利地进入了沂蒙山区。
整33军是张自忠的队伍，抗战的旗帜、正宗的“西北军的种子”。在当时，对这支部队的任何一项处置都有可能引发非常复杂的政治后果，因此，从“剿总”到国防部再到蒋委员长，谁都拿“老西北军”阳奉阴违的做派无可奈何。直到48年底，黄百韬被他们搞得在碾庄自杀，蒋介石才气急败坏地撤消了59军和77军的番号、最终结束了这支部队的命运。
7月28日深夜，华野叶陶兵团主力冒雨越过了西线的津浦铁路——“西瓜”和“面包”从鲁南跑掉了。
7月30日，快速纵队奉命移防河南商丘，准备对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西兵团”发起合围。
1947年7月28日夜，华野“叶陶兵团”穿越津浦铁路、跳出鲁南，连续强渡滕河、战家河、沙河、泗河，一路向西突围；与此同时，游弋于鲁西南地区的“陈唐部队”也努力摆脱当面拦阻、积极向东接应，8月1日下午，华野的两路“外线出击主力”终于在山东嘉祥实现了会师。
中共中央对这次会师甚感欣慰，毛泽东主席特意从陕北发来嘉奖电报，称赞“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体将士安好……”。因此，在以后的党史资料中，通常都把毛主席的这个表扬作为鲁南突围的最终评价，也把叶陶兵团和陈唐部队的胜利会师视为“七月分兵”的完美结局。
但事实上，艰难的战事并没有因此嘎然而止——华野外线兵团虽然突破了鲁南的重围，却又陷入了鲁西的合围，国民党正继续调集重兵，准备对叶陶、陈唐部队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
包围圈里的五个纵队似乎已经“穷途末路”。
自7月初，陈士榘、唐亮率领何以祥3纵、王建安8纵和宋时轮10纵进入鲁西南以来，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三个纵队攻击汶上失利、攻击济宁也失利，减员过半，始终没能建立起稳固的落脚点。而刚刚突出重围的叶陶两个纵队的境况也很糟糕，4纵只剩下四个团，1纵虽然号称四个师，其实也只有五个团还保持着战斗力……所以，这五个纵队合在一起、力量还是不够强大，依旧被各路追兵撵得站不住脚。
更为严重的是，极度被动的华野兵团仍然处于外线状态。伤病员送不出去，弹药和粮秣也无法补充，经过长途奔波和反复征战，部队的体力已经基本耗尽、几乎丧失了机动能力——因此有人认为，陈唐叶陶此时的局面比长征的时候更加困难，因为长征时的红军至少还可以钻进山里去隐蔽躲藏，而这时候的华野外线兵团，上有空中打击、下有地面追逐，部队位置完全暴露，在河岔湖泊之间疲惫招架，战斗力和体力都接近了极限。
另外，困境中的部队还潜在着一大隐患——陈唐的三个纵队起源于山东的八路军，而叶陶则来自于华东的新四军（粟裕的基本部队为华野叶飞1纵、陶勇4纵、王必成6纵），两路大军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会师，却没有形成具有绝对权威的领导核心，仍然处于各自行动的分散状态——正因为如此，8月4日，中央军委电令粟裕赶到鲁西南指挥部队，粟裕随即回复：一、请陈毅司令员同去，加强领导；二、带6纵同去，加强力量——中央立刻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相形之下，国民党的战场形势却显得一派大好。
8月2日，整7师、整48师、整57师和整84师从鲁南追到了鲁西的济宁、兖州一线，与此同时，欧震兵团的整75师、整85师赶来了，“五大主力”的整11师和第五军也赶来了，再加上整32师、整70师、整72师……各路重兵背靠济南、郑州和徐州，凭借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两大交通枢纽，兵员充备、调动灵便，不仅切断了鲁西与外界的联系，并且杀过运河以西、把包围圈里的陈唐叶陶一步步赶向黄河岸边……
在那些日子里，徐州战区捷报频传。快速纵队每天都能听见抓了多少多少俘虏、击毙多少多少敌人的消息，这些消息使伞兵们相信：穷途末路的华野主力很快就会被歼灭，“山东匪患”很快可以解决，不久之后，黄河以南就不会再有大的战事了。
可惜，正在高兴的时候，出事了。
1947年8月12日上午，蔡智诚在商丘“圣保罗医院”（今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拔牙齿，刚躺上手术椅子张开嘴巴等着上麻药，罗华和海国英突然跑进来报告说“出事了，整11师造反了”。
天哪，整11师，人家可是五大主力呀！手术室里顿时就乱了套，蔡中尉也顾不上牙疼、连忙捂着腮帮子跑回了营房。
蔡智诚他们是8月2日移防到河南商丘的。商丘是中州的门户、陇海铁路的战略要点，历来为兵家重地，从古到今，只要中原开战，这里就一定是军需物资的集散地（淮海战役期间的二野总兵站也设在这里）。解放前，商丘分为“商丘县”和“朱集市”两个部分，1947年8月，快速纵队的四个战斗大队就驻守在朱集火车站，而总部和直属队的营地则设在商丘县城里面。
县城是“第六绥靖区司令部”（司令官周岩）的所在地，除伞兵之外，还驻着整11师的118旅33团——这118旅是以前的18军118师（也就是两年前在长沙受降时抢着进城的那支队伍），现任旅长为王元直（后升任第11师师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而这个33团就是在淮海战役中“血战大王庄”、给解放军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个“老虎团”（好象《集结号》在做宣传的时候还在拿这个团的“战绩”说事），当时的团长是李树兰（金门古宁头战役中的118师师长），属于王牌中的王牌，十分强悍。
8月初，118旅从鲁中转到了商丘（整11师的11旅和18旅暂时还没有来），王元直旅长在朱集车站下车以后就把“老虎团”留在了县城，让他们敦促着第六绥靖区兵站赶紧往前方运送弹药——按道理，象33团这样的虎狼之师从来都是横着肩膀走路、没有人敢惹的，更何况就在十多天前，他们刚刚在南麻战役中打了大胜仗，正显得趾高气扬、意气风发，办理催促军需这样的小事应该不费吹灰之力才对。可谁晓得，连续几天，朱集火车站都忙着为邱清泉的第5军发货，愣是没有人理睬整11师的急切要求，这可把“老虎团”给惹毛了。
说起来，整11师和第5军都是“五大主力”，但这两支王牌部队在伞兵的眼里是有亲疏之别的——整11师属于陈诚的“土木系”，而第5军则属于杜聿明的“远征军系统”。快速纵队的军官大都来自第5军，就连蒋纬国副参谋长也是从远征军里出来的，因此，伞兵守在火车站，所有的弹药粮秣都往邱清泉那里送，谁也不愿意搭理胡琏的人马。
8月10号，118旅开到了山东成武，可计划补充的弹药却连影子也没见着，王元直旅长没办法，只好把部队停下来不动了。而商丘这边的33团被上司骂得狗血淋头，情急之下就犯了“老虎脾气”，他们干脆在城门口设卡，看见运弹药的军车就贴上“整11师征用”的条子、直接押往曹县……
接连被抢了好几辆车，快速纵队很不高兴——别人害怕整11师，可伞兵就根本不卖他们的帐：你是“五大主力”、我也是天之骄子，你刚赢了南麻战役、我还刚赢了“滕县大捷”呢！你敢堵着城门抢东西，我就敢派装甲车砸了你的场子——于是，12号一大早，也不知道是奉了谁的命令，第4大队的第20队就开着几辆装甲卡车到城门口去“清除障碍”，没想到那“老虎团”还真够凶猛的，拖出战防炮就是几家伙，当场打翻了领头的装甲车、还打死了二十多个伞兵。
这下子，事情搞大了。20队队长李贵田（中央军校十五期生，中共地下党员）回去就报告说“整11师反了！”，朱集火车站的各个大队闻讯立刻出动，坦克车装甲车榴弹炮迫击炮各就各位、把商丘城围了个水泄不通，非要缴了老虎团的械不可。33团发觉情况不妙、赶紧退进城里准备打巷战，而留在城外边来不及招回的一个连就被伞兵一锅端掉了，还当场打死了三十多个人。
战斗大队在城外面闹得欢，可快纵的总部机关还困在城里头呢！司令部和直属队完全弄不清状况，只好垒沙包、架机枪、守住工事，生怕老虎团冲进来报仇。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大门外开来几辆大卡车、速度还挺快的，蔡智诚他们也不管来人是谁、“嗵嗵嗵”就是一通机关枪，打得车上的人举着白旗直嚷嚷：“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绥靖司令部的……”
“第六绥靖区司令部”也在商丘城里，司令官周岩是个老行伍，见多识广、沉得住气，他亲自出面、上下调停，折腾了一整天才算是达成了协议：快速纵队解除对县城的包围，33团撤出商丘、移防曹县，绥靖司令部担保对肇事双方都不追究、不处罚——说又说回来了，两支黄埔嫡系闹摩擦，他保定军校出身的周司令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了——不过，这件事情却把整11师的胡师长给得罪了，以至于后来到了台湾，胡琏上将动不动就骂国军伞兵是“会飞的猪”。
不管怎么样，在47年的8月12号，一群“会飞的猪”总算是摆平了整11师的“老虎”，扣了他们的弹药、杀了他们的人、还把他们赶出了商丘城，真是过瘾极了。
8月13日早晨，蔡智诚又去“圣保罗医院”拔牙齿，刚躺上手术椅子等麻药，罗华和海国英又跑进来报告“出事了！”，蔡智诚只好又捂着腮帮子爬起来。手术室里的医生护士啼笑皆非，就连牙科大夫也哭笑不得：“蔡先生，看来您这颗牙齿还真不能拔，一拔就要出事情”。
龇牙咧嘴跑到火车站，看见第5队的于振宇少校正垂头丧气地坐在站台上，一打听才知道，原来第5队在陇海铁路上遇到了共军，打了两小时，只跑回来十多个人，几乎全军覆灭。
说起来，第5队的这场灾祸是他们自找的。
头天夜里，调停纠纷的第六绥靖区周岩司令官带着慰问品到朱集火车站来安抚伞兵将士，正在开茶话会的时候，突然接到保安团的报告，说是陇海铁路遭到袭击，张阁（今商丘市张阁镇张阁庄）以东的电话都中断了。本来，这种“游击队袭扰地方”的事件根本用不着快速纵队插手，可周岩因为正在和伞兵们聊天，就随口问了一句：“哪位兄弟愿意协助本司令绥靖治安？”，在座的大队长和队长们都闷头不吭声，只有5队副队长于振宇站起来大吼一声：“有！”——于是，第5队就光荣受命、领衔出击了。
“又不是正职，充什么好汉？”，满会场的人都觉得于振宇莫名其妙，只有5队队长段超群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原来，开会的时候，于振宇睡着了、歪在墙角边上扯呼噜，周岩司令发出“战斗邀请”的那一瞬间，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段队长怕别人听见于副队长打鼾、连忙伸手捅了他一下，于振宇猛一醒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现周司令官正盯着他看，还以为是点名呢，稀哩糊涂蹦起来答应了一句……于是就惹祸了。
军中无戏言，答应的事情必须干，第5队只好登上列车开始搜索。这“搜索列车”是反过来开的，前面有一截敞棚车和一截闷罐车，后面用火车头推着走。车队“嘁哩咔啦”开了二十多公里就遇到了伏击，刚开始，第5队还顶着打，可打来打去、越打越难堪，敞棚车打烂了、闷罐车也打着了火，眼看快要被共军活捉了，段超群队长连忙摘掉车厢挂钩、开着火车头就往回跑，跑回商丘再一数人头，只剩下十二个兵了……
（段超群后来移居美国开诊所，提起于振宇就摇脑袋。但其实，即便不论开会打瞌睡这件事，对“振宇兄”摇脑袋的恐怕也不止段队长一个人——于振宇到台湾以后官运亨通，当过蒋经国的办公室主任、还当过台湾警备副总司令，而他当官期间办的最精彩的两件成绩是：一、民国60年，介绍李登辉教授加入中国国民党；二、民国61年，推荐李登辉同志进入政界、出任中央政务委员——愣从党外“空降”一个能把本党搞垮台的党主席，这于振宇还真不愧是伞兵出身的大笨蛋）
不过，47年8月的时候，伞兵们并不知道于少校以后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在当时，大家只是对他提供的情报半信半疑。于振宇认为自己遇到的是共军主力，可上级的战情通报里却明明说“中原共军主力已退缩黄河以北，华东共军主力已被国军团团包围”，陇海铁路附近根本就不可能钻出共军的主力兵团来。
虽然不大相信，可第5队的惨状却又是摆在眼前的事实。琢磨了老半天，马师恭司令决定再派队伍侦察一番，点兵点将，特务队也摊上了出门搜索的差事。
这次出动就不敢再坐火车了，伞兵各队分头前进，特务队沿着陇海线北侧向张阁车站方向迂回。
临近中午的时候，蔡智诚他们徒步行进到张阁镇西北面的夏庙村，走进村子一看，各家各户空荡荡的、横穿村庄的道路却被踩得稀烂，一看就知道是刚过了兵。游乐智队长立刻命令展开追击，可军士长罗华却指着路边的茅房犯嘀咕：“蔡队长，追不得呀、追不得”
“怎么了？”，蔡智诚觉得莫名其妙。
“你想想看，要有多少人才能把这些大缸子尿满……”——当时，农村的茅房里都有一口粪肥缸，平常情况下，只要粪缸里能凑出一小桶肥料就会被老百姓浇到庄稼地里去，可这时候，家家户户不见人烟，而那些尿缸里却全都装得满满当当，几个伞兵估摸着一算，起码得有上千号兵马才能够在短时间里创造出这么壮观的成绩。
蔡智诚连忙把这个“重大发现”报告给游乐智，游队长考察一番之后也有点发怵，于是，几个校官尉官就愣在茅房门口拿不定主意：怎么办呢？继续追击，搞不好是羊入虎口，就此收兵吧，又好象是被共军的几泡尿就吓回去了，说起来实在难听……
正在犯愁的时候，忽然从北边和东边传来了“噼哩啪啦”的枪炮声，接着又听见步话机里猛叫唤：“我队发现共军，请求支援！”、“遭遇共军主力，请速向我队靠拢”……
支援？靠拢？听那枪声的密度，现在跑去凑热闹恐怕是凶多吉少，可这时候也不能撤退，因为抛弃友邻擅自逃跑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情急之下，还是游乐智队长有经验，他命令机枪手上房顶负责掩护，三分队前出两百米进行试探、一分队后撤两百米布置警戒、二分队则留在村里准备应变——如果局势和缓就往前挪一挪、如果局势不妙扭头就跑，真是可进可退、机动灵活。
三分队的差事比较倒霉，蔡智诚只得领着部下向前搜索。夏庙村的东面有一条自北向南的土路，路旁的洼地里满是茂密的芦苇，军士长罗华钻进去侦察一番，立刻就从芦苇荡里揪出了几个老百姓。当时，陇海铁路附近属于国统区，当地人还是比较亲近中央政府的，那些村民一见到国军就赶紧报告：“老总，北边的八路部队开过来了，有好多好多人”……蔡智诚听说这情况，吓得更不敢往前走了，于是就在芦苇丛里埋伏起来、进行战斗准备。
豫东的沙地和洼地间随处可见茂密的红柳和芦苇，这些植物平时是老百姓编筐编篮、织席做垫的材料，在战场上就变成了可靠的掩蔽物。
三分队刚把阵地设置完毕，道路的北边就出现了几百号人马，这支队伍里有男有女，有扛枪的也有挑担子的，队列比较松散、行军纪律也不够严谨，一路吆喝喊叫、嘻嘻哈哈，看上去不大象是正规的作战单位。
共军的队伍走进伏击区，战斗打响了。夏庙村房顶上的重机枪首先开火，猛烈的火舌“嗵嗵嗵”地在路面上犁出了一道道深沟，50大口径子弹击中人体以后立刻就能把躯干打成几截，刹那间，在枪弹掀起的尘土里，破碎的布条、木屑、纸片和着残断的肢体在血花之中四下飞溅。
马路上的人似乎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到袭击，顿时被打得措手不及。他们惊恐地扑向路边的芦苇丛，可蔡智诚等待的就是这个时机，一声令下，冲锋枪、卡宾枪和轻机枪的弹雨迎面横扫过去，又把共军赶回到了开阔地带。
路面上躺倒了许多人，暗黄色的沙土被染成了一片血红。遇袭的队伍完全乱了套，有的人往回跑，有的人趴在地上还击，还有的被吓慌了神、挺着身体站在马路当中无所适从，结果很快就被打倒了。
但是，在这片血腥的混乱之中，却闪现出一群女性勇敢的身影，面对死亡，她们没有躲避，反而一次次冲进弹雨之中抢救受伤的战友。女人的力气不够大，她们就拖着、拽着、爬着，带着伤员往急救点的方向挪，其实，急救点的掩体也不过是几处红柳树丛，别说顶不住重机枪的扫射，就连步枪的子弹也抵挡不了，可卫生兵们却全然不顾身边肆虐的死神，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接上来，毫无畏惧地为伤员们包扎、止血……那惨烈的场景，给端枪扫射的蔡智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孽啊……”，直到多年以后，蔡智诚依然不忍回顾自己在那场战斗中的表现，因为，多年以后他才知道，就在那一天，在他枪口下浴血拼搏的女性之中，居然有他的孪生妹妹蔡智兰。
遭遇袭击的解放军部队在经过了最初的慌乱之后、很快就展开了反击。伞兵三分队只有六十多个人，虽然设置了伏击阵地，但由于兵力不足，渐渐地有点难以支持，这时候，一分队发现西北方向出现了共军援兵，游乐智赶紧命令蔡智诚撤退，夏庙村里的二分队也跑出来接应，掩护着三分队向后收缩。
伞兵刚刚退出阵地，解放军就冲进了芦苇荡。蔡智诚边打边撤，斜刺里突然飞来一阵弹雨，一颗子弹打在冲锋枪的护铁上，“咣”的一下把他的武器砸飞了，还没来得及弯腰拣枪，又被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胯部，猛烈的冲击力把蔡智诚撞了个跟头，他心说“完了完了”，可没想到爬起来以后试试身手、居然还能接着跑。
跑回夏庙村，浑身上下摸一摸，前胸后背都没有见血，撩开衣服一瞧，腰间好大一团乌青的血印——原来那颗子弹正打在蔡智诚的枪套上，勃郎宁手枪被打坏了，却救了他的性命。
身体没受伤，嘴巴里却觉得怪怪的，拿舌头顶一顶——咦？两次手术都没能拔掉的那颗牙齿不见了，也不知是吐出去了还是被吞进了肚子里……
这时候，夏庙村的东北和东南方也都出现了解放军部队。幸亏游乐智早有准备，特务队立刻朝西南方向夺路而逃，经袁庄、沈牌坊村，退回商丘去了。
8月13日，特务队在夏庙村附近遇到的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陈再道部），与此同时，伞兵各队也发现了刘邓的其他纵队。根据已知情况判断，中原共军并没有退缩到黄河以北，反而正“突破陇海铁路、向长江流域进犯”。
刘邓大军的行动毫无预兆，完全出乎国民党高层的意料之外，南京、徐州方面一时难以判断共军的战略企图，又鉴于快速纵队和交警总队根本无法阻拦解放军主力的南进步伐，不得不从山东战场紧急抽调重兵支援陇海路。这样一来，原本已经合拢的鲁西包围圈也就自行解体，华东野战军的五个纵队脱困而出，与陈毅、粟裕带领的野直机关、6纵（王必成）、特纵（陈锐霆）和冀鲁豫11纵（王秉璋）汇合，组成了日后横扫豫皖苏战场的“华野西兵团”。
事实上，在当时，包括蔡智诚在内的许多国民党军官也在分析应对“突变”的办法。
有人提议能不能首先集中力量消灭鲁西包围圈里的华野主力、再回过头去追赶南下的刘邓部队，从而实现“各个击破”——但讨论之后的结果却是“不是做不到，而是不能做”。原因一，国民政府是中央政权，这就决定了它在国内战争中只能倾向于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任何执政党都难以承受放弃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政治风险；原因二，经过两年内战，国民党的兵力已严重不足，长江以南基本上没有国军正规部队，如果放任战线延伸到长江流域，江南各省势必要采取全面动员、进入极端状态，这不仅会进一步动摇国民的信心、也将在国际上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因此，在蔡智诚看来，刘邓部队跃进江淮，属于“围魏救赵”、攻政府之必救，而国民党军是非接招不可的。
且不论蔡智诚们的评论是否正确，毫无疑问的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虽然从时间上看，华东野战军更早一点开展了外线攻击，但华野的“七月分兵”并没有遏制住国军的进攻势头，最终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破釜沉舟之举才使得国民党军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从而陷入了“全面防御”的困境。
其实，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华野外线兵团先前若是打得好一些，国民党主力则极有可能退守到陇海线附近，那样一来反而会给刘邓大军的南下造成很大困难。可现在，华野部队打得不如人意，结果却把国民党重兵吸引到了山东西部，给趁虚南进的中原野战军留下了绝佳的运动空间，而刘邓的大踏步跃进又反过来化解了华野方面的危机——陈粟丢了山东、却又在豫皖苏获得了空间，刘邓丢了河南、却又在大别山站住了脚跟。两大主力都在被动局面下完成了大区域的战场转换，连同陈谢兵团，在中原战场上形成了“三箭齐发”局面，从而创造了联系更为密切、协作更为灵活的战略态势。
战争的规律，有时候真是出人意料、奇妙非常。
在47年8月份以后的那段时间里，蔡智诚一直是稀哩糊涂的，不知道局势应该算好还是算坏。
根据“重点进攻”的计划，徐州国军的主要目标是山东，待山东战场大功告成之后，再分兵河南、增援东北——这计划说起来应该没有啥毛病，可莫名其妙的是，眼看着山东的共军被打跑了、河南的共军也“逃跑”了，国军大获全胜，却不得不由重点进攻转入了全面防御。
“被打败的共军”跑得到处都是，说他们是“流窜”吧，既抓不住也挡不住；说他们是进攻吧，又不知道到底要攻击哪里，搞得国军处处设防、时刻紧张。打来打去，“山东问题”解决了，可徐州剿总不仅抽不出人马支援其他战区，反而觉得兵力越来越不够用……这可真让蔡智诚们伤透了脑筋——国军到底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呢？
战略上的局面扑朔迷离、搞不清楚，而眼前的场景却是一目了然的。
8月下旬，整编第11师的大部队开到了河南商丘。第11旅和第18旅的官兵们早就从118旅那里得知了快速纵队的“暴行”，一下火车，人家就直接控制了朱集车站，一大帮强兵悍将虎视眈眈，把机枪和大炮全都对准了伞兵的营房，搞得蔡智诚他们出门进屋的时候头皮直发麻，生怕从背后的什么地方飞出一颗子弹来。
快速纵队当然不敢和整11师硬碰硬，但伞兵们也有自己的办法。惹不起还躲得起，胡琏不给好脸色，他们就请求调防，于是，没过两天，南京方面就发来电报：即刻移防上海。
商丘呆不住，改去大上海，真是不错啊！
伞兵们兴高采烈、拔营出发，就连仓库里的罐头饼干都不要了——美国大老板又来了一批新的，回去就换。到了十里洋场，那还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嘛。
坐火车，到上海，出了车站又转往港口。蔡智诚看见码头上停着好多军舰，“伞兵总队南京留守处”的一帮参谋们正在舰桥上嘻嘻哈哈地招手。
“又要搞什么名堂？”，大家满怀好奇地登上舰船，心里觉得十分好笑——坐了飞机坐坦克、坐了火车坐兵舰，才当过空降兵、摩托化步兵和铁路警察，现在又要充当海军陆战队了。打了几年仗，天上地下海里全都转了个遍，这国军伞兵快要变成“全能部队”了……
在码头上看见军舰，蔡智诚们就知道又有新任务了。可这次是要去哪里呢？大家都猜测是去东北，因为47年8月份这时候，陈诚正好调任“东北行辕主任”，他是名义上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是“代理总司令”，到48年8月才转正），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又是土木系的亲信，所以派伞兵坐兵舰去东北当陈诚的卫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蔡智诚在舰桥上遇到参一科的科长钟汉勋，连忙向他打听：“我们这是去哪儿呀？”，钟汉勋还故作玄虚：“暂时保密，先参加完普陀军演再说”。
“普陀军演”就是在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表演抢滩登陆。这是国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海陆空联合军事演习——水里有军舰、天上有飞机、步兵乘坐登陆艇和冲锋舟，与美国大兵的作派完全相同——可扮演海军陆战队的既不是海军也不是陆军，而是空军的伞兵部队。
这莫名其妙的主意是“伞兵总队南京留守处”鼓捣出来的。
5月份，伞兵总队开赴徐州组建第三快速纵队，在南京岔路口营房留下了一帮处长科长和后勤行政人员。战斗部队上前线以后，留守处的参谋们没啥事情可做，于是就写文章、吹牛皮，把太平洋战争的资料翻译翻译、再添加几句评论就成了自己的分析体会——二战期间，美国人在亚洲战场其实没有实施过什么象样的空降作战，所以伞兵的参谋们抄来抄去的都是麦克阿瑟的那一套，什么“遮断”啊、“蛙跳”啊、“侧翼打击”啊……结果就和海军搞到一堆去了。
这时候，国民党海军正计划着在山东的长山岛搞一次“蛙跳”行动。
长山岛位于渤海海峡的庙岛群岛，在山东和辽宁之间。在当时，胶东半岛的龙口、蓬莱、烟台都是华东野战军的根据地，而辽东半岛的大连和旅顺则属于苏联红军控制的“自由港”，两地之间相隔不过七八十海里，坐上大电船（带马达的帆船）一晚上就可以抵达，所以，辽南的旅大地区几乎就相当于山东解放区的后院。
47年8月，有情报显示，设在大连境内的“建新公司”将在年内恢复生产，这将会对东北和华东战局产生严重影响——“建新公司”原本是日本人于1905年至1945年期间在大连、旅顺地区建设的一系列重工企业。苏联占领东北后把其中的主要设备拆走了，1946年底，中共华东局派朱毅、张珍、吴运铎等干部到大连，通过民间收集、折价购买、自主研制等办法收拾残局，用一年的时间使陷于瘫痪的兵工厂恢复了运转。到1948年，“建新公司”下属企业的正式员工已超过八千人，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消耗的二十万发炮弹和大部分的子弹、炸药全都来自于该公司，所以陈毅同志总结说“淮海战役的胜利，一是靠山东人民的小车，二是靠大连的炮弹”——其实，我们只要对比一下东北、华东野战军与另外两路野战军在1948年的表现，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建新公司”投产以后的巨大作用。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试图在“建新公司”恢复生产以前切断其水路运输线，但国军海军并不敢招惹大连的苏联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准备占领山东的长山岛、割裂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联系。恰在这时候，他们听说伞兵的一帮参谋正在鼓吹“向麦克阿瑟同志学习”，立刻一拍即和，决心实行海空携手、搞一次两栖登陆作战，共创“蛙跳”战例的新篇章。
国军伞兵从前只练过从天上往地下跳，没有试过从水里往岸上蹦——这无所谓，国军海军也没有登陆作战的经验。大家决定在正式开打之前搞一次军事演习，先找找感觉再说。
“普陀军演”名义上的总指挥是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但实际的指挥官是“峨嵋”舰舰长粱序昭和“海军检点长”林遵。
林遵和粱序昭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海军干将，他俩都是福建福州人、都是马尾海军校的毕业生，美国人赠送给中国的“九大舰”（ “峨嵋”、“太康”、“太平”、“永胜”、“永顺”、“永定”、“永泰”、“永宁”、“永兴”）也是这俩人一起开过太平洋的。说起来，“普陀军演”或许是林遵和粱序昭的最后一次共事，因为演习结束之后，粱序昭就调到青岛去当海防第一舰队司令，后来又到台湾当了海军总司令；而林遵则率领海防第二舰队到西沙和南沙宣示主权（陈水扁前些天视察的太平岛基地就是林遵创建的），后来又率部在南京江面起义，彻底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记得萨苏老大在《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海军佚闻》中介绍过粱序昭和林遵，称他俩为“闽系复辟运动”的带头人——这当然没错。但其实，1946年以后，国民党海军除了“马尾系”与“雷电系”之争以外，还有本土系、留美系和留英系之分，粱序昭属于留美系、林遵属于留英系，虽然是同乡却并不是同派。
在当时，与海军接触不多的人或许搞不清“马尾系”与“雷电系”之间的门道，但对于留英系、留美系和本土系的区别却可以一目了然——国民党海军在军舰上的样子差不多，一上岸就分开了。留美的穿着美军制服去美军俱乐部喝可乐，留英的穿着英国军服去英国俱乐部喝红茶，穿着中国军服的本地土鳖只好跑到小饭馆里喝烧酒，真正是泾渭分明——在一个舰队里面可以穿出三个国家的军服，也只有国民党海军能把派系纷争整得如此夸张。
“留美系”掌管着美国军舰，数量多、体系完备（其代表是“九大舰”）；“留英系”则控制着英国兵船，数量虽少、但比较先进（其王牌是“重庆舰”）；而“本土系”的人只好驾驶着日本赔偿的破烂货，显得十分落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