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当时正处于最严重的时期），就是在传教活动的背后，滥用了各个政府所代表的非宗教势力。罗马天主教通过和法国政府订的宗教事务协定，使他们的教士团成员取得了官员的地位，并且保护他们的成员不受法律和其他政治方面的管辖。加入一个教会，就意味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安全。这样说并不是对天主教神甫的动机有任何异议，也不是对他们的虔诚和献身有什么批评；我对他们是十分敬佩的。但它导致了使人抱着不正确的缘故而入教，并且导致了由于中国官员害怕列强而经常做出一些不公正的处置，因为列强常常找借口要求领土和经商的优惠。【38】在基督教差会工作的中国人，他们的亲戚和邻居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要求他们帮助，在帮助做这种交涉的时候，他们还会为补助他们微薄的收入而经受金钱的诱惑。传教士被误导着以为在某个地区有了认罪的觉醒，渴求得到拯救，但是后来却发现在昄依入教的背后，有很卑鄙、肮脏的动机；他们所信任的当地的布道人，常是忙于社交，牟取不义之财。传教士，特别是有商业习性、实际操作以及有推销员思想的美国传教士，常常自然而然地追求增长昄依入教的人数、新组织了多少次聚会布道、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起来的布道活动的数目。对于资助的人来说，这些数字是容易计算、也看得明白的。很善于看人的动机、目的和行为的中国人（这是他们著名的特点之一）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也设法对此给予满足。中国的协助者是靠此为生的。双方都有那么一点点故意的虚伪或伪善，传教士自己真地理解不到自己有意强调的神职上的成就，和显示一种新的生活并不一致。但是在那小小的基督徒团体的里里外外，具有的那些误解、错误理解，都是可悲的。
但是，记下了我的这些早期的印象之后，我应该在此见证，从那时开始有的，也被后来在中国所有的经历所加强了的结论：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具有纯正的宗教目的，是真挚、热心、目的高尚、不知疲倦、忘我奉献的。当我的态度不再拘泥、原来的那种偏见变得消失在过去的时日里的现在，我写了这些。在称职上，他们平均的智力和总的能力，远远高于一般人所想象的。【39】很快我就对我和这样杰出、美好的人们共事感到骄傲。我也开始在派遣给我的工作的细节里、更在一般的策略方法上、以及管理和联合计划（这时正在缓慢地被人接受）中寻求真正的乐趣。我是否可以高兴地终生做一个典型的“福音传道人”并且获得成功，这是我曾经不只一次反复思索的问题。
我所说的大多数传教士的高水平，对于在中国的许多基督徒也很适合。是有一些人为了卑劣、不足取的缘故而加入教会；但是在一九零零年义和团造反时那千万个殉难者，和在许多情况下不顾环境恶劣、社会和家庭的反对、而信仰坚定的那许多人，我们只能表达我们的崇敬。从十九世纪的基督教家庭里，出现了一些今天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杰出领袖。
我来到中国不久，在美国北方长老会和美国南方长老会管辖下开办了一个联合的事业，那就是南京的金陵神学院（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anking）。在美国南北内战结束了四十年之后，在太平洋的这一边，属于同一教派但仍然隔裂的这两个分支，终于做到了如此有限的联合；这表明教士的联合是何等的困难；它荒谬绝伦地阻碍着扩展人类友情的努力；但是也表明有了耐心、机智、并且对于我们的宗教的性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之后，即便是在教会的联合上，也有希望得到进展。
在这个神学院邀请我加入教员队伍的时候，它只有来自这两个教会的两位高年传教士，和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在他们请我、但是我拒绝了两三次之后，我让我的差会去做决定；除了一位之外，大家都愿意要我接受。【40】例外的那位是弗兰克·普赖斯（P Frank Price）牧师，他反对让年轻的传教士不做传福音的工作而从事教育。几年后，我很高兴地欢迎他加入这个教学队伍；他在一九四一年退休前，一直是受人尊敬的教师，也是受人热爱的牧师。在我去到南京不久，先是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后是美国北方卫理公会以及基督徒教会（Disciples of Christ）陆续加入了那个联合。如果更愿意保持教派之间的团结、而不迫使比南方长老会在教义上更为僵硬的南方浸信会退出上海他们自己的联合大学和神学院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争取到北方浸信会。
当时的协议是让我主持新约文学和释经学科（Department of New Testament Literature and Exegesis）；因此，我有了机会研读我过去没有那么研读的这些福音书。长老会信奉圣经的标准是强调圣经的无上权威；但奇怪的是在神学院课程里，我只有不多的时间教授圣经的本身，而更强调的是希伯来文、希腊文、神学和教会历史等等。这可能由于认为学生已经对圣经本身有了足够的认识。无论如何，很快我就不只发现我对它的内容所知的如何有限，还发现那内容是多么令人沉醉。因此我就找所有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帮助，以我最大的探索热情，去熟悉圣经新约的经文、历史、哲理、信仰、奉献等方面的学问。还有一个需要思索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方法去教学生，才能够使他们不超出自己的理解范围，但引起他们有同样的学习兴趣，而同时并不扰乱他们过去的各种信念。他们都不是大学毕业生，程度高的相当于近代高中的教育上下，低的只是读过中国旧式的私塾。孟子提出过忠告，说【41】要因材施教；我制订教学计划，让它为近代知识做准备，同时也使它浅显、基本、有教义而且还实用。
我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时非常忙碌。我一般一天上四小时的课，和同事分担其他的任务；必须准备讲课，还要不断学习中文。迁到南京就需要学习那里的方言，那是官话（北京话）的一个南方的很糟的变种，在全中国是最难听的方言之一。它贴在吴语的边上，混杂着粗糙的北京话音。我的生活和一般的人们相当隔绝，但是我讲课完全用中文。我也讲道，也偶然做公开演讲并有社交活动，几乎总是用中文。
不久，我就开始做些文学、文字的工作，为长老会教内和教外都有很多人阅读的长老会的周刊写些信仰方面的文章；也为正在节译为中文并有些评议的Hasting的圣经词典（Bible Dictionary）写些文章。我还为国际布道会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中国记事（Chinese Recorder）（跨教派的布道活动的月刊）等杂志用英文写文章。我们的校址离南京大学很近，我常去那里讲道，教查经班，并且和宗教研讨组织见面。我有了一个信念：中国的传教人，特别是不能阅读英文（懂英文已经成了受过新教育的标志）的中国传道人，如果能够阅读原本的希腊文新约，就会受益良多；这能使他们更好地理解翻译成中文的困难（没有更不相同的另外两种文字了）；使他们在阅读原始经文的时候感到亲切和真实；并且有一种总的文化的价值，正如Macaulay的警句所说，只有懂了至少另外一种语言之后的人，方才能够正确地理解自己的语言；【42】同时还可以因为有了这种专业的成就，就能够替代对掌握英文的羡慕，而使人有“面子”或地位。由于这些原因，我出版了一本初级希腊文新约读本，后来又出版了一本希腊-英语-中文字典。我很有意思地发现到，为了阅读经典希腊作品所需要的许多希腊文的词形，新约圣经里并没有使用它们，从而可以略去。我也有幸，在编纂那个字典的时候，埃及和其他地方的新考古发现，完全、自然地表明了新约是用整个地中海一带使用的现代希腊文的形式书写的。这说明在某种程度上稍稍和古典的标准不同，它并不反映它的作者的学识。并且使得更自然地用中国人的口语风格翻译了圣经。它也使得字词定义更为丰富，更有生气，在某种意义上，给许多名词术语和短句增添了新鲜感和生动的含意。
在成为神学院的教师之后不久，我就对基督教牧师少有大学毕业的这一情况很担心，并且设法找出原因和补救的办法。在寻求了好几年而没有成效之后，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大学毕业生，那是从南京大学来的Handel Lee李汉铎；十五年后，他被推选为这个神学院的第一个中国人的院长。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学生自愿传道运动（相当于美国学生自愿外国传教运动）组织了起来，我是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山东的一位传道人丁立美（Tin Limei）牧师做了它的秘书，到全国到处旅行，组织各地的学生分部。这个运动扩展到献身于基督教的服务，而完全不强调职业、业务方面，这导致了它的衰落。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它吸引了不少很有才干的人成为传道人，而且也让人注意到教会领导的问题有多么重要。【43】
3
我在杭州的三年半和后来在南京的十一年里，另一个对我有很大影响的是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在韦拉德·里昂（Willard B Lyon），富来彻布卢克尼安（Fletcher Brocknian）等人的明智领导下，没有教会、教义或组织的限制，适时地满足年轻知识界学习西方知识和先进思想的需要，男青年会对我展示了一个和当时流行的传福音（包括对中国工作人员的培训）的办法极为不同的传教做法。男青年会能够吸引住大学毕业生，包括一些曾经在国外学习过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在各方面都被待如同事，在方针和经济方面等一切事务上都和外国的干事有相同的地位，而不是作为雇员、只按照外国人所单独商定的去作事。
它强调在政治、社会、知识和经济问题中实现基督教的信仰，并且坦诚地讨论它们。男青年会积极组织、推广、支持竞赛、科学讲座、社交、交友、以及查经班和宗教聚会。我常被请去参加暑期会议（多是在幽静宜人的山间召开的），这个活动更多地影响了我的见解。
凑巧，在一次这样的会议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罗根·鲁慈（Logan Roots）主教。在几次会上，他和我是唯一的西方“外人”，这使我们更密切起来，使我开始了我传教事业中一个最为使人高兴的友谊。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盛装全副主教袍的时候，我是多么吃惊，因为我以前只在夏令营见过身着非正式的便服他。
我们在南京居住的早期，我认识了罗德尔夫·希尔兹（Randolph T Shields），他那时正在协和医学院教学。这个学校后来迁去济南，称为齐鲁医学院。认识结了果，成了友谊，这是我一生中第三个伟大的友谊。我们后来住在一个房子里，我的妻子和他的妻子就像是姐妹，他的女儿和我的儿子相隔一天出生，【44】他们一起学习，一同玩耍。“苒（Ran）”后来成了在中国医学教育中杰出的一位领袖和学者。
4
在神学院内的专业职责，不可避免地使人思考一些问题，它们可以粗略地描述为保守或自由、正统或近代。我所有的训练和正式的联系都是前一种类型；但是我所有的内在同情和审视的研究则使我倾向于后者。我在弗吉尼亚州读书的时候，以及就要来中国之前、为了到国外传道的原因而旅行中，我对传教士中我的年长的同事的信仰和行为的尊重，以及真正的相互间的友谊和理解，张大大减轻了我的紧。我总是设法区分虔诚的宗教信仰、悔悟，和那些属人的看法和理性研究的事体。后者是受地区、传统、气质、阅读和研究等外界的情况所影响着，其影响可能比一般所理解的要大得多。迫使人进入互相敌对的群体的分歧，依我看，大多数是属于后者，虽然混杂着认为是宗教教义的不同，而且进一步被情绪所加剧了。
南京神学院虽然是依据有保留的接受新教教义而建立的，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完全免于遭到更为坚持、自认是“合理、健全”的或保守、稳健的神学的那些人的批评和怀疑。这在所谓的苏北差会对我们南方长老会上最为明显。我们有两个差会，一个在长江以南，一个在江北，神学院是属于江南的。我属于华中差会；华中差会的人虽然有基本的神学立场，但是远远不那么爱争辩，也不那么不宽容。【45】在我全部经历中，我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像北方差会里面的那些富有敌意并且好辩的人。这实在奇怪，因为作为单个的人，和在私人关系上，他们和我们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是他们生活在中国的一个贫困、管理不善、非常偏僻的地区的艰苦环境，使他们变得苦涩或者至少是变得冷酷起来；在他们自己内部传道事务中，他们也表现着类似的情绪。赛珍珠是在那个环境里长大的，她在结婚之前，对其他差会所知甚少。她那些故事中的 “争战的天使”，也就是他的父亲，原来是我们差会的，后来转成了苏北的。可能是由于这个情况，她才对差会有那种反应。
北方差会的人总是在调查神学院这个或那个教员（我是特别被怀疑的）的正统性，要不然就是批评那些本人在神学上无可指责、但是说他们对其他具有可疑观点的人过于容忍。幸好，我们教师自己和谐，互相信任，没有被这些攻击所干扰。在我最终辞职去北京的时候，绝对没有想逃脱这种询问的意向；但是想到那时在中国的各个差会中，好斗的原教旨主义在滋长的趋势，我很可能成为一个靶子，并使得这个神学院陷入一场神学的辩论中，那就比什么都更令人厌恶了。
实际上，在我离开南京的时候，我的确已经成了这种攻击的对象；虽然那时我对此一无所知，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它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神学上受到责难，我把它记在这里。情况是基督教男青年会请我在他们的干事会议上使用让他们那些年轻的中国干事能够听懂的近代语言，做一次系统的演讲，谈上帝，耶稣基督，圣灵和圣经等基督教的信仰。【46】那些演讲没有文字稿，有人用速记记了下来。后来，青年会问我，他们是否可以印出来自己用，而不是发表。当时，我甚至在没有看看校样的情况下就同意了；那时，我正关注在北京要我去的问题。我怀疑，即便我没有同意，情况是否就会不同。
同一年稍后，从美国来了两位造访者，表面上是在夏令度假地主持传道人灵修的聚会，但是还有一个使命，是在中国的传道人中寻找近代主义的证据。我在青年会上演讲的记录不知怎么被那些热心的原旨主义者得到了，并且给了这两位一份拷贝。后来，在《普林斯顿神学评论》（Princeton Theological Review）上刊载了格丽菲斯·多马士（Griffith Thomas）博士写的一篇渲染、激烈的文章 “在中国的现代主义”，其中大量引用了我的演讲记录，还摘录了其他书籍的评论和其他出版的文章。
在我下次去美国为燕京大学募集基金的时候，我们年长的国外传道秘书给了我一封信，要我做点什么，来帮助他们评论寄给他们关于那个文件的一些问题和责难。我是在理士满（Richmond）那个辖区的东汉诺佛（Hanover)长老会被任命的牧师，但是根据那时开始的做法，把我调任到了中国的长老会，所以我和汉诺佛（Hanover)断开了关系。但是我要求允许我为了这个目的，特地从底特律到东汉诺佛（Hanover)长老会的春季大会去。
长老会可能给予什么判断对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关系。我是燕京大学支持的。我的声誉、威信不会由于弗吉尼亚长老会对我宗教上的“健全”与否投反对我的票，而致使在美国北方那些州和在中国的教民中有任何屑少的偏见。但是我急切地希望，在我早期作学生、【47】和作为年轻同事时候就认识我的所有的那些保守的南方人，会更关心真正的宗教信仰，而不是知识性的看法和对事务的解释。在我自愿把自己送到他们的面前，接受他们的审判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用我自己的头脑来审判他们。
在他们问我我愿意怎么进行这个审判的时候，我回答说，我愿意由一个特殊的委员会，根据基督教男青年会的那些演讲记录（热心的原旨主义者已经分发了大量的拷贝）做详尽的调查，或者采取任何能够让他们满意的程序。但是我个人期望对全体与会者做一次陈诉，谈谈我所讨论的那四个基本信仰对于我有何等的意义。我使用他们所熟悉的语句做了那个陈诉。他们还有个委员会来讯问、审讯我。结果是全体一致起立投票支持我。有一位瘦高的弟兄提议，对违反了君子风范（且不说更违反基督精神）的北方人采用的秘密方式来谴责我，做一次投票去否决它。但是后来没有坚持这样做。
但是，（在费城和普林斯顿）发动攻击的那些人不情愿接受这个决定，他们鼓动了在南方有类似看法的人把这个问题带到了弗吉尼亚宗教会议、甚至带到大会上。在技术上讲，那个宗教会议只能处理它的长老会，不能对我做什么；那里的长老会有完全的信心，拒绝谈论那个问题。事情就那么结束了。但是在我再次到美国、再去造访理士满（Richmond）的时候，我请求将我的长老会身份从中国转回来，这样，如果日后对我有类似指责的时候，他们对我就有正式的裁判权。全体一致通过了，所以我仍然是东汉诺佛（Hanover)长老会的一个“虔诚、优等、正式”的成员。
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南方长老会》上说，“长老会审查任何人的观点也没有像对司徒博士那样详尽过。【48】也没有其他人能够如此充分地使长老会确信他具有南方长老会所拥有的信仰。长老会认为对司徒博士的攻击是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他不参与对这个问题的公开争论，将它完全交托在长老会的手中，而自己则静静地从事于他那中国远方的重大工作。”
我认为，这段叙述的要点是：从事基督教工作、但对宗教有不同理解的人，如果互相对他人的宗教信仰有信心，有在所有人际关系中显示基督精神的共同目标，大家就可以欢乐、和谐地工作在一起。
第四章：燕京大学——实现一个理想
一九一八年末，当要我离开南京神学院、去北京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大学的时候，我的本意就是拒绝。我非常满意在神学院的工作，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已经达到了一种境地，觉得我的科目真正是属于我的，并且还有几个写作的项目。
自从一九零零年义和团的灾难之后，北京汇文大学（英文名字是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属于卫理公会）和北京附近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属于长老会和公理会），这两个小教会学校，一直在试图联合起来。它们终于同意了联合，临时用北京城内东南角卫理公会那个大学后面的房舍。但是还有些争论，情绪还很激昂，特别是联合之后学校叫什么名字。如果这些分歧不能妥协，没有一个新的开端，就没有希望在北京建立一个强大的教会大学。
汇文（北京）大学董事会的一个成员是住在西雅图的退休牧师，他从北京来到南京，住在我们家里。他问我是否愿意考虑做这个新学校的校长。我回答说，我愿意在中国为基督教事业做任何最为有用的事情，但是接着说，我没有适合做这个工作的管理经验，我觉得我在各方面都适宜于我当前的工作，所以他应该不把我考虑在内。不久，我才知道【50】他去北京是去解决那两个小学院之间的僵局，他那时正在事前物色去巩固那个联合并且做领导的人。
几个星期之后，我接到了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正式邀请。我所有的朋友都劝我远离他们认为是毫无希望的那个一团糟；只有哈里·卢斯（Harry W Luce）博士属于例外，但是他警告我说，在接受之前，要非常仔细看看经济方面的情况。很多人拒绝了的这个邀请，现在到了我这里。他们原则上同意，校长必须不是原来当地的，必须和那个问题毫无牵挂；我至少符合这个条件。我记得我面对决定做个传道人那时的经历，决心将这个问题也做为一个类似的考验。几个星期过去了，双方都敦促我做出决定，但是我觉得没有清楚的意向。那时，我曾经犹犹豫豫地答应去北京看看情况，尽管我想摆脱，但是还是不得不被迫履行那个承诺。
我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号到了北京。坐着洋车（人力车），在强劲、寒冷的西北风里到了北城的基督教长老会。我当即就开始意识到，那两组人之间分歧的程度远比我想象的要大许多。汇文毕业生的代表告诉我，那个联合的大学无论用什么英文名字，但是如果中文不继续叫汇文，那么他们就拒绝把它当作是自己的母校。如果要求和对方类似的代表见面，在我看来，这会十分严重。他们愿意用任何其他名称，只是不能用汇文，如果决定了用汇文，他们就要在通州的校园里把他们的毕业证书堆起来，放火烧掉，去象征他们母校的毁灭。在两方面我见到的都是毕业生的领袖人物，【51】很多在做重要的教会工作。他们的态度表示了他们反对联合的强烈感情，以及中国人“面子”的意识。那时汇文（北京）大学的劳瑞（H H Lowry）表示毫不退让，坚持要保留原来的校名，新校址要连在原校址旁边。但是另外的那一组人则拒不接受中文用汇文做校名。
使得我注意的是，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在传教士们为自己学校名称争吵的时候，一个中文和英文都称作北京大学的政府公立大学建立了起来，并且很快就在国内和国外赢得了声誉。它的校长蔡元培有旧科举制度最高的功名，又受过一些欧洲的教育。他把许多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年轻、光辉的学者吸引到了他的教员队伍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胡适博士。他们出版关于进步改革的书籍和杂志，受过教育的青年都热切地阅读它们。正像其中一本的名称那样，那是文艺复兴。在南京我一直热情关注着这个觉醒。开始这只是两个教会团体之间纯属内部的争论，使得他们的不出名的小学院，想潜越一个应该属于中国人的校名变得荒唐，而中国人正在使它成为他们国家知识界的火车头。
在我和董事会的成员（都不是中国人）会见的时候，我说，我只能在他们之间解决了那些争论的问题之后，我才可以决定我的问题。他们看到应该是这样做，并且认定了双方各出十个代表（五个外国人，五个中国人）来取得协议。要我这个唯一中立的人做主席。他们为那个校名和其他意见不同的问题激烈争论了整整三天。一次过了午饭的时间，一次到了午夜以后。我听得非常清楚，他们都很迫切希望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52】他们纠缠在允诺、分歧、和机构之间的竞争之中不能自拔。如果在这些激动的问题下，我拒绝了，他们就不会有心肠再去努力了。我心里设想，在曾经是文化和政治首都的这个古城里，以博大的思想蕴育，试用新的措施，建立一个教会大学会有多么大的潜能。
在第四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希伯来先知会说那是见到了耶和华的异象。那时，我知道我的使命是接受那个召唤，主要是因为我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是他们最后的依赖；也因为他们身处困境，孤立无援，既无前途，又无退路，尽管那些问题的本身都是小事，也不是无法解决的；还因为像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值得有一个教会的大学。我祈求带领我的祈祷得到了回答。所以在他们重新聚会的时候，我冒昧地设想，并且提出，如果他们真想按照我的建议来行动，我就准备接受他们的邀请。我建议他们任命外国人和中国人组成一个不偏不倚的委员会，对每一个争议做出果断的决定，各方要将这个决定看作是最终的决定。他们都欣然同了意。整个的气氛改变了，他们立即都变成立原来心底里面的朋友和同事。【53】
但是，那个委员会迎合了中国人妥协的喜好。他们提出，一方做了某些让步，另一方就要做更多的让步，直等到他们大家都又回到原来的那个泥塘里。我回了南京，去等那个结果。从董事会的成员也从局外的朋友那里接到电报，要我不得耽误，再去北京一次。那时是三月，我第一次尝到了早春的沙尘暴的滋味。除了戈壁沙漠吹来大风，北京的居民会是喜爱那时的气候的。
我又和沮丧的董事会见了面，指出我看到他们有三个解决办法：1）将问题再交到那个委员会，附带一个说明，要他们完全遵循最初的指示；2）放弃过去所有的努力，不再聚会；3）放弃他们各自坚持的，只去考虑如何对那个新的学校有好处。我还说，除非在这次会议上把问题解决掉，我觉得我已经精疲力竭、无法再来帮助他们。这时亲切的劳瑞（Lowry）老博士站了起来，眼泪流到面颊上，说，他开会已经开够了，放弃联合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说他可能是最最顽固的一个人，他现在要把所有的底牌都放到桌面上来，重新开始。
这就带来了需要的那种触媒，一直看来似乎无法逾越的分歧这时很快就消散了。决议说，在那次会议期间，还用原来那个中文的名称，而起新名字的事情留给我去定。可能是中国基督教的杰出人物程静逸（音译）博士提出了“燕京”的字样。燕京这个光辉的字眼意思是古代燕国的首都，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理会它就是诗意的北京。不久，中英文都用了这个大家都满意的名称。这整个过程表明了实现联合有多么困难，也表明完成了联合后有多么大的好处。
愉快地解决了那些老问题，我就正式声明我接受邀请，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校址，校址要重新考虑，而不管过去的地方。第二个是我不负经济上的责任。我觉得这既聪明也有新意，只是后来才知道那是要上任的美国大学校长的标准行事，而且是个昏庸愚昧的想法。在这第二次旅行时，我请Harry W Luce和我同行，并且提出推荐他担任董事会（托事会）的副主席并担负日后的经济事务。他【54】曾经成功地为山东齐鲁大学的新设施谋措基金，对于为燕大可能做些什么，他和我有相同的希望。
只有这个可能性才对人有点吸引力。那时的确没有资财。四个教会（差会）的董事会各承诺给我们伍万美元作为基建投资，但是那些钱早已经为购买和修缮各自情愿的、分散的校址花过了头。从开始，一想到那校址是如此有争议，我就感到沮丧。那时的支出预算尽管很小，但已经是进项的两倍。学生不到一百人，大多数还不是想象中的大学生的资质，大多数都是靠着助学金。合并之后只有两个中国教师留了下来，一个是Li J F（李荣芳）博士，另一个是陈在新（Chen T H）博士。教师中的许多外国人，没有什么资格在大学任教。在北京和纽约市两地，所有的人都在专心关注那些争议的事项，而没有做（甚至想到）进一步争取基金的打算，也没有打算做其他的发展。除了所有这些之外，我知道我对教育行政管理是个新手，对中国北方和未来的共事者也不熟悉。我思考衡量着我南京职务的稳定。那里没有行政上的忧虑，除了讲授和我旨趣相投的科目和进行感兴趣的研究外，没有其他要做的事情。作为一个传教士，我似乎是从糟糕走向了更为糟糕：先是脱离了传道进入教学，现在又脱离了教学而进入了大学的管理！我真不知道在我这个新的冒险里，有多少是信念、信仰，有多少是蛮干。
我来到的这个学校不只是钱无分文，而且似乎也没有人关心。当地的人过去一直忙于用资助他们点钱去购买土地，根据他们的目的而改造那些房舍。【55】我不久就发现，理事会的成员主要是由差会理事会（Mission Boards）的成员组成，挑选到里面，是去关照他们各个教派的利益，而不觉得他们有责任去筹募基金。在那个暗淡的情景里，哈里·卢斯（Harry Luce）博士是一个光明点。董事会批准了他担任副校长，但是在纽约的托事会反对他。我用一封辞职信做了回答。他们还是不签署任命他，而且不做出另外的建议。这时，我在北戴河召集了理事会的成员，给他们看了信件的复本。理事们加上了他们紧急的建议，托事会同意了！
Luce博士立即去了美国，开始了他不屈不挠的全国旅行，拜访过去赢得的朋友，并且通过他们再接触新的人。他是为一个完全无人知晓、甚至连校址还没有的学校在设法募集经费来建造房屋。他写了许多信抱怨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我们是在水面之下建立一个码头的基础。
在那时，已经同意在城墙之外、不要远于三四里，寻找一个地点；但发现那很困难。多少世纪以来，住在京城的外省官员一向需要有地方埋葬他们的家人；他们购买了城外近处许多小块的土地。环围着北京，到处都是这种分散的私人墓地，很多都荒芜失修，业主是谁都难以找到。我们每次要购买一处够大的土地，总是遇到一个或几个这种找不到业主的墓地。中国人极其反对、忌讳迁移坟墓。所以那的确就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围着北京步行、骑驴或骑自行车，但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一天，【56】一些朋友邀我去清华大学，其中一位说，“你们为什么不买下我们对面的那块地？”我去看了，它是在去颐和园的主要大道的一边，离城约十五六里，但是实际上它离开北京城不远，因为它比我们已经考虑过的其他地方的道路都好，而且还相当有魅力。那个地方面对著名的西山，西山的山麓上有一些古老的中国美丽寺庙和殿堂。过去，它是一位满洲王爷荒芜的花园，现在是陕西督军陈树藩（Chen Shu Fan）的避暑山庄和祠堂。我们认识的一位官员说他去为我们购买想办法。理事们和董事们同意了那个地点。第二年夏天我到陕西省会去见陈督军。他表示了很大的兴趣，要了陆万美元的中国钱，把那块地卖给了我们，并捐出了售款的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最初买到的地是四十英亩（二百四十多亩），后来，我们买了相邻的几个荒芜的花园和空地，土地增加到了原来的四倍以上。
我们一开始就决定大学的建筑要采用中国的式样。外部设计得线条优美，颜色鲜艳，而主要的结构全部是钢骨水泥，要有近代的采光、取暖和上下水道的设施。这样，那些建筑的本身就是我们的教育宗旨：保留住中国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的水塔装潢成了一个十三级的浮屠（塔），在我们校园里，它可能最有特点。我们整复了旧时花园的景致，加上了我们的栽植，从附近的废园（圆明园）那里移来了石雕，并从几个景点移来的几个亭阁。其中一个亭子是在湖的岛上，是亨利·卢斯（Henry R Luce）赠与的，成了他父亲卢斯（Luce）博士的永久纪念。在另一个亭子里安置了一个音色清脆的庙钟，那个大钟在校园里敲点报时。【57】多年来，很多来访者说燕京的校园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我们自己几乎也就相信了那个说法。它的确加深了学生对这个学校和它的国际性理想的依恋。至少在一个方面，这个现实比我的理想还要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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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也知道了理想是需要花费金钱的。卢斯（Luce）博士留在美国各地，既无引导又无支持；另外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那人募集到的甚至不够他自己的开支。
一九二一年，由芝加哥大学埃耐斯特·博尔顿（Ernest D Burton）教授为首的一个教育调查团来到了中国。它代表几个教会团体，来考察在中国的基督教的教育，并提出建议。邀请了三个中国人和三个传教士担任协作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是三个中国人之一，我是三个传教士之一。我们走遍了中国，我们将调查教会大学、中学和神学教育的结果写成了一个详尽的报告，并且为整个中国提出了一个计划。
在一九二二年，要我去美国帮助把那个报告提交给各教会团体。借此机会，我第一次见到了燕京托事会（Yanching Board of Trustees）。这是最使我醒悟的经历之一。在那些成员聚会的时候，我听到有个人挖苦另一个，因为后一位似乎弄不清楚，这个机构到底是他们两个人都参加的类似的多个机构中的哪一个。我可以说，没有过多久，由于一些人辞了职，另一些人焕发了热情，以及由于托事会极为大度地让我提名了一些新成员，托事会变得无法更为积极、合作了。【58】
在我这第一次旅行的时候，前景还是暗淡的。鲁斯博士不知疲倦地尽量让可能的支持者意识到燕京大学，并且广泛地赢得了朋友，撒下了种子，就像常情那样，日后由其他人来获取丰收。但是，实际得到的捐款是极少的。一天晚上，在威廉·亚当·布朗（William Adams Brown）的家里，我听到一个女子学院（Constantinople Women’s College）的一个教师和布朗（Brown）博士的儿子谈到通过专业公司来募集资金。在我离开我这位朋友家后，觉得这是个解决的办法。托事会的成员对此则十分怀疑。开始的资金从哪里来？有一个成员反对将国外传道事业化。这家公司从来也没有为美国以外任何事业做过工作。但是没有人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最后和坦布林和布朗（Tamblyn and Brown）公司签了合同。
那个公司说，我必须随时在场。他们根据经验，美国的“有希望援助的候选人”在心理上希望和所涉及的那个机构的主席打交道。因此，在此后的几年，我就来回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在美国度过了大部分工作时日，做一些我并不特别适合做的事情，而把似乎是我的主要任务放到了一边。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一共去了美国十次。我的一个同事还记得我在某次募款旅行回来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一个不认为我是属于乞讨行业的乞丐。”那是个缓慢的艰苦工作，所有的钱都是美国人民自愿的礼物，没有一块钱来自美国政府。
坦布林和布朗（Tamblyn and Brown）公司使用了一种精巧、绝妙的技巧。他们的机灵的大学毕业生组织所有的事情，但是从来也不出面。Luce博士和我，以及中国人和其他和燕京有关系的人到某个城市、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演讲。【59】举行向我们表示敬意的招待宴会。然后，我们就拜访安排给我们每个人的那些人。它起到了作用。在最初不长的时间里，效果明显，但是没有能够达到目标，所以就停掉了那种安排。在了解到其他人如何做这类的事情之后，我决定我还是使用我自己的票友、非专业的办法为好。几年之后，在采用比较直接方式的另一个公司的安排下，要我和一位从西部来的能手去波士顿。他的论点很恰当，说唯一能够要到钱的办法就是开口要。他带着我去拜访波士顿上层的一些人物（有些我过去曾经见过），他对他们施展了他那高压性的推销人员的本领。我感到极其屈辱，离开了那个城市，并且决定尽管我的大学需要许多钱，但是我再也不会采用这种办法。
对我来说，经常需要结交可能的捐款人，而且向他们祈求捐款，这是件使人厌恶的事，而且还给我一种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遇到过的令人沮丧的感觉。我甚至遭受到一种神经性消化不良的折磨，而在每次集资旅行结束的时候，消化不良也总是消失了。但是集资旅行也带来了许多令人愉快的友谊和其他有趣的经历。我试图遵循两个指导原则：一个是不论是否能够得到捐赠，都要把向其募款的人看作是那个大学和中国的朋友；另一个，我可以说我从来也没有不遵循的是，不去评判涉及的那个人的钱是如何取得的，只是他要对我们大学当局的方针和目的有充分的了解，不限制我们如何使用他所提供的钱的时候，我们方才接受那个捐赠。双方处理这个问题在道德上的正确与否，在我看，能够涵盖所有任何时间会出现的任何具体问题。在日后开始在中国相似募款时，它使我立于坚强的处地。
募集款项的问题还有一个方面，它似乎应该让我更为焦虑的是，在鲁莽从事和机灵审视之间作出平衡。【60】营造和建筑不只是教学大楼和教员住处（为这些获得捐款相对比较容易），还有一些平淡无奇的东西，譬如非常昂贵的发电厂。燕京大学越是能够表现出自己实际的成就，它就会更容易取得更多的基金。另一方面，必须有信心保持我们财政的廉正性。冒一定的风险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5
有个名为黄国安（KA Wee）的中国人，来自新加坡的一户殷富人家，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被带去了美国。他毕业于俄亥俄州的维斯里安（Wesleyan）大学，从哥伦比亚（Columbia）得到了文学硕士学位。在回新加坡之前，他的家人带他豪华地旅游了美国和欧洲。但是他已经有了美国人的朴素、直率、奉献的理想，希望回他的祖国做些有益的事情。他的家人威胁他，说如何他不和他们回去，就剥夺他所有的继承权。他的回答是，他要剥夺他们的继承权；他真这样做了。这样，他就要找事谋生。在这时，坦布林和布朗（Tamblyn and Brown）听到了他的情况；因为那个公司正在为一个中国的大学搞活动，就让他作为雇员，但是对于如何使用他并没有明确的设想。
当时，卫理公会的国外差会委员会（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已经决定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建个以贝施福（J W Bashford）命名的大楼来纪念那位主教。贝施福（Bashford）曾经积极地说服他的华北差会加入联合的计划。他也是黄国安就读于俄亥俄州维斯里安（Wesleyan）大学时那里的校长。根据某个程序，在某些地区的卫理公会募集到的基金的超出部分，可能会被指定用于这个纪念性的建筑。那时黄国安在我们手下没有特殊的目标，我想到让他完全去做找那些教区牧师签署所要求的单子；如果基金有多的，靠着那些签署的单子，款项就会自动转到那个账户里。【61】他很喜欢这个工作。由于坐火车很费时间，他为此请求了一辆汽车。不久他把汽车用得太多、用坏了，那个公司很恼火。但是款子源源地来了；我为他调解，条件是他要更为细心使用那个新车。卫理公会的当局惊奇了，因为他们未曾预料到会有那么多捐款。但是他们都是明理守信的人。款项数额有上限，完成的时间有极限。黄国安向他们许诺，他一定小心谨慎地遵循这两项（按期完成那个数额）。
当限期接近时，黄国安训练了另一个中国孩子，然后又训练了一个极有魅力的女孩来帮助完成他的任务（科替斯[Curtis]出版公司的一个高层经理提供了自己的豪华轿车为这个女孩使用）。这就是我们如何如何在我们的校园中心得到那个漂亮的贝公楼的情况。公路警察因为黄国安超速拦住他五次，但是看到是位中国人在开车，还说些什么那是一个主教的差使，警察就都让他走掉了。完成了这艰辛募捐之后，黄国安告诉我说，他谈燕京大学谈的那么多，多得连他自己也愿意留在燕大了。我回答说，我们只在体育方面有个空缺。他对这个职位不是太愿意，但是同意先就任一下作为开始。就我所知，他是唯一的一个曾经在美国大学里做过篮球队教练的中国人。一就任，他惊奇地发现中国的队宁肯退场也不肯认输丢面子，一个队员会在他的竞争对手当选为队长的时候，为报复，会糟蹋对手的名声，如此这般。在和这种缺乏公平竞争、运动员气概斗争之后，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他逐渐相信了，他为中国所能够做的最有用的事情，就是训练学生建立体育竞技中的道德品质，那是他在美国的经历中所学到的。但是他还说，他从来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技术上的训练，要求让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读体育的博士学位。【62】那时我并不知道还有体育博士的学位。黄国安博士在燕京建立了公平竞争、运动员气概的新精神，这种胜不骄、败不馁、尊重对方、尊重自己的精神感染了华北各大学之间所有的比赛；还不仅如此，他还建立了一个体育系，以及所谓的“燕大精神”，它在校园生活里所起到的作用，远远不止是增强学生的体质和健康。
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的一个工业传奇，后来证明对燕京有了极大的影响。那时，在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里，一位化学教授在实验室做一个试验，告诉那班上的学生，那试验可能会导致发现一种有很大商业前景的轻金属。查理斯·霍尔（Charles M Hall）按照这个线索继续试验，制成了铝。他使用的那个简陋设备现在还陈列在欧柏林学院的博物馆里。在他的遗嘱里，在给出了各种私人的遗赠之后，把其余的三分之一捐给欧柏林学院，三分之一给南方的一些学校，三分之一给美国人在亚洲和巴尔干办的高等教育。他的两个好友，美国制铝公司的主席和它的一个法律顾问担当执行人。他们被所有合乎要求的和许多不合要求的人所追寻，很难找到他们。
锲而不舍的哈里·卢斯（Harry Luce以光辉的友善态度争取到了克利夫兰（Cleveland）市的那个律师，并且把他介绍给我。他安排我和他、还有亚瑟·大卫（Arthur V Davis）先生在纽约共进午餐。戴维斯（Davis）先生无情地诘问了我，我完全意识到他这么做是在考察我的能力。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况，在精神上受到折磨的那个人几乎看不到饭食，知道他的成败就悬在那里。一切完结的时候，我真是出了汗。这时，戴维斯（Davis）先生说道：“今天下午我要去巴黎，但是我会采取我同事的立场（约翰逊[Johnson]先生已经说过，如果能够说服戴维斯[Davis]先生，他会同意捐助五十万美元）。【63】但是不要让你的代理人来打搅我们。你回去建设一个值得我们支持的大学，到时候我们会做我们该做的。再见。”过了一年左右，我再次见到约翰逊（Johnson）先生的时候，他说：“我们决定给你一百万美元，我们一直在查看你；是那样，我们把数额加了一倍。”后来我又经历了一次精神紧张，我请求为他们认为合理的一些原因，要求把捐款增加到一百五十万。
在亚洲完成了所有的他们的拨款之后，他们还在帐面上有四百五十万美元的股票，但是其中的一半那时还没有分到红利。他们打电报给我，咨询如何处置他们那时还没有分发出去的赢余。我感到非常有兴趣：一个美国大企业的化身人物和一个典型的公司律师，在他们之间能够想出创立一个机构，使用在西方为研究外国文化而研制出来的设备和技术方法，来帮助中国人研究他们自己的文化，并且帮助美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学得能够在美国人之间传播那个文化。他们承认，他们脑子里的状态这时还很混沌。但是这个萌芽的想法却是他们的。哈佛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 儋汉（Donham）曾经为他的学院探索从霍尔（Hall）基金得到机会，但是没有成功。他凑巧是那位律师约翰逊（Johnson）先生的大学同班同学，所以，他们让我去哈佛，和那里的人一道，看是否能够按照他们的想法做些什么。哈佛当局非常大度，允许将他们大学那美好的名字和在中国的一个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这就是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中国研究所[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的由来。戴维斯（Davis）和约翰逊（Johnson）从儋汉（Donham）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帮助。儋汉（Donham）曾是银行家，和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他在无意中，被拉进了一个新的事业，并且在托事会里担任了多年、称职的主席。【64】在燕京大学的许多优越性之中，哈佛燕京学社使得我们（而且通过我们使得其他几个在中国的教会大学）的中国研究真正提升、达到了任何中国人自己的机构的最高水平。
托事会的司库是麦克布丽埃尔（E M McBrier）。在早期募集捐款的时候，我曾经到乌尔沃思（Woolworth）大厦他的住所看他。他开头就说：“我猜想你是来贷款的。”
我回答说：“不是。我把那些事情都留给托事会的成员去办。我来是为了相对说是件个人的事情。我来要求你辞去托事会的职务。”麦克布丽埃尔（McBrier）惊跳了起来。我继续说，“让我来解释。你对这个项目显然不像对其他事情那样感兴趣。你为什么不卸下这个担子？”
麦克布丽埃尔（McBrier）先生问我：“你有什么根据？”
“你的地位是要你帮助你理应关心的事情。到现在，你什么都没有给燕京大学，给的只不过是哈里·卢斯（Harry Luce）买火车票的260美元。你是托事会的司库，你知道我们的需要。由于这个，我不相信你关心。我不抱怨，可是我觉得你应该卸掉这个重担，这样，我们就能够有个使他没有对其他那么多事情感兴趣的人。”
麦克布丽埃尔（McBrier）先生开始非常愤怒，在椅子上转来转去，说些其他的允诺。最后他声明，“我可以对你保证：或者我让你相信了我是感兴趣的，要不然就辞职。”
在我就要回中国之前，他写信给我，答应给十万美元，后来他又说他要马上造一个楼。我以为他的意思是改变了计划。他回答说，“噢，不是，这是额外另外的。”后来有几次，他提到几个其他董事的时候，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像你以前找我谈的那样，去找他们谈？”
在写了这些幸运的情况后，我能够把在努力争取中的失败写成一个长长的、无味的章节。往好处说，筹划募集钱常常也是个乏味、使人厌倦、让人失望的事情。【65】我在许多“有希望捐款的人”那里浪费了许多时间，他们或是不感兴趣，或是已经没有了钱，或是由于一些区区小事造成的不满而疏远我们。这种专业性的乞讨最使人兴奋的方面，是可能从引诱那些“有希望捐款的人” 那里，成功地得到友好的说法，但从这样的关系里得不到“进款”。例如，我通过傅泾波在他的一次政府差遣时，相当好地认识了亨利·福特和Edsel福特。只要我到了底特律，他们就请我共餐，并且尖锐地问关于我学校的一些问题。美国所有的大学校长都对我能够和他们在一起，并且可能会有所实惠感到眼红。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那人不提出，我即便提出，他也不会有所反应。
在我学到了观察那些有钱人的特性之后，再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会的人员打交道就带来了很大的欢乐。和他们交往，问题只是要有一个能够足以符合于他们计划的、有价值的理由。任何时候，可以保证会有友好、谦恭和礼貌、以及同情的理解。我看到了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会更多的内部工作（因为我常常拜访他们）之后，我对他们原始的设想和实现设想的办法就越感钦佩。
所以，经过了许多年，为了建筑和器材设备，以及越来越多的维持和教育经费，以及基金，先是在美国，后来也在中国募集到了捐款。到一九三七年，燕京的基金达到了二百五十万美元。
为创立我理想的大学，我的任务似乎有四个方面：它的基督教宗旨；它的学术水平和职业性课程；它对中国环境的联系、对国际理解和善意的贡献；以及它的经济来源和物质建设和设备。【66】最后的那项，我已经说过了。
为了对教会成员的子弟提供教育设施，更可能是为培训教会工作者，燕京大学成了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辅助作用是它唯一可以声称说它为什么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以及它唯一可以希望得到经济支持的正当理由。我希望它继续在气氛、影响上完全是基督教的，但是不（那怕是看来也不）涉及传道运动。不能要求去礼拜堂，不必须参加宗教活动，信仰基督教不能对学业有好处，拒绝信仰也不能有坏处。用任何尺度衡量，它必须是个真正的大学，传授真理完全不能受到阻碍，信仰和信仰的外部表达被看作是私人、个人的事务。在挑选教师上，在提供设施上和有益于影响上，行政管理可以创造条件，帮助学生主动从事宗教活动。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活跃的基督徒学生核心，也就不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大学了。不论每个人对基督教的态度是如何，在校内和公众一般都把燕京大学看成是基督教的。我们努力让人看到，严格的大学标准，和承认基督教的目的，这两方面并不是不相容的；一个完整的团体，其中大部分人委身于基督教生活的观念，会造成一种集体生活的质量，它是为善的；一个这样的大学是能够证明，对所有形式的人类有组织的生活来说，基督教信仰是有益处的。
在最初传一个从来也没有听说过的福音的阶段过去之后，我就开始感到传教的工作可能就要在许多情况下大胆地采取以昭示基督的生活方式为形式。我认为燕京大学的校园为此提供了一个卓越的机会。【67】燕京大学的基督教团契是宗教生活的组织，是由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组成的一个执行小组指导的。团契会员的资格是要保证进一步遵循、学习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所实践的生活，而不是依据任何的经文。
将这些活动和大学的管理分开，以及在一个联合性的大学里避免教派的问题，这样做都是有益的；对于那些想有自己特殊宗教活动的人，他们就那样做，这和团契并不冲突。对于中国的公众舆论来说，这种纯属自愿的安排也使问题简化了，因为不然的话，舆论会提出反对用一个精巧的教育计划来做宗教性的宣传。最大的好处是那个自发和现实的意识和感觉。只是真正感兴趣的人才参加进来；但是对于他们，那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可以骄傲地说燕京大学里的教学和研究是高质量的，我不必谦虚，因为在这些方面我没有做什么。我的责任是尽量让教师自由地去完成他们自己的任务，虽然我对于我们的项目的细节也有很大的兴趣。我已经谈到了我们得到了霍尔的资助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赠与，激励了中文系所达到的高水平。我还希望改善英文的教学。使得在中国不一定必要掌握外国语言的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将西方的知识导入中国人的生活中。我们的学生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双语的环境里。入校的时候，就认为他们能够使用两种语言来学习任何一门大学课程，随教师愿意用哪种语言都好。【68】请来演讲的人从来也没有翻译，尽管在听众里面几乎总有一些人因此而感到痛苦。在和学生团体讲话的时候，我有时在讲台上改变主意，到底是说中文，还是说英文。这都表明在从一种语言变换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学生是灵活的。继续到国外就读的学生，似乎能够这样做，语言的困难并不很大。
在当地教会的联合中，医学院是更为成功的一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名字，就铭记了那个协同合作；甚至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予支持之前就是如此。再一个就是华北协和女子学院，那主要是路易拉·麦娜尔（Luella Miner）女士的成绩，也是在中国第一个女子高等教育的尝试。学生的数目并不多，水平也不太高，但那是一位具有难得的眼力和能力的女性所辉煌创始的。在我就任后几个月，就决定将它组为燕京大学的女子学院。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那个合并仪式上做了主要发言，戏称它是个结婚仪式。在我们这个男女合校的大学里，它证明了那是十分愉快的合作关系。
我们理学院的进步也很令人满意。中国的知识界受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理性主义科学的影响，认为宗教不可信。因此在一个基督教大学里面，让感到这两方面并不矛盾的教师来加强这些科目，就有特殊的好处。我们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了密切关系，由于这个关系，我们几乎成了它的医学预备（医预）学院，而我们的学生到医学院一年之后，就取得它们的科学学士学位。我们的护士预科课程也是这样。北京协和医学院很早就觉得需要培养英语流利的护士。但是，让大学的女生去做高级的阿妈（保姆），传统的中国思想是难以容忍的。当粉碎了这种观念之后，我们就有了稳定的优秀学生来源，【69】为中国的姑娘开辟了另一个职业。我们在工业化学里设立了制革课程的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劳力——手工劳动是学者所不齿的。再说，我们那些男生是否会喜欢鞣革的那些脏忽忽的劳苦呢？他们会不会觉得在同伴中丢人，丢面子？这个课程很快就前进起来，快得让我们吃惊。
我们的公共事务学院（College of Public Affair）是从普林斯顿大学的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拿来的名字，主要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会（称为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Princeton-Yanching Foundation）支持的。对我们来说，这比单纯的经济利益强得多。普林斯顿的教授和它的新毕业生到我们的这个学院里教一年或几年书。我们的比较有前途的学生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读博士，他们常常再回来教学。学院设有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都对中国的现代化十分有用。读了社会工作那些课程的毕业生，是私人和政府机构最需求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接受美国的四年大学课程的制度是个错误，而教会大学在这方面有部分责任。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其他的因素都表明更好的体制是，将高中的后两年和大学的头两年组成一个单元，在此之后，其他的课程可以更专门一些。大多数的学生负担不起大学文科基础普通（liberal arts）教育。教会大学的很多学生因此用这个文科基础普通教育作为使用英文的职业教育。无论如何，我对强调职业课程有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关于表示基督精神，和满足社会的需要的那些。上面已经谈到了几个。在日本人破坏了我们的设备之前，有一个很有前途，那是用新的科学方法来恢复中国古老的陶瓷工业。【70】我自己宠爱的可能是新闻事业。托事会授权给我增加这个系，但是说得很明白，他们没有资助它的责任。冒险设立它可能是由于我情有独衷。但是报纸变得越来越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在几乎是这个新的行业开端的时候，高水平的编辑和伦理道德似乎有特别的价值。从一开始，它就是我们最为出名的一个主修科目，它和经济学在入学人数上互争高低。在一段时间里，中国新闻社在世界上所有重要的首都的代表，几乎都是我们这个系的毕业生，他们在中国的那些报社里，也是非常突出的。
从日本人那里恢复了燕京之后，在我们的技术课程里有了一个最使人高兴的发展。在天津周围的一些中国的领袖人物建议，要我们创立工程科目，所有的支出都由他们承担。他们解释说，他们需要的人，不是像在国外学习（甚至也不必像在国内大学学习）、过于理论、并且要求高薪水的人，而是学得不必那么精的人。他们一向观察我们的毕业生；他们需要的人是：既有必要的技术知识，又肯在车间里工作和学习的人。安排的办法是，学生开始读两年工程预科，然后再读三年，后三年是半年在校学习，半年在工厂接受专家的指导。这个科目立刻就吸引了好学生，但是在国民党失败时它也亡故了。
由于多年来我在神学院教书，我自然就对宗教学院的发展有特殊的兴趣。它主要是为大学毕业生的，是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那个环境里维持着同样的学术标准。【71】在教师队伍中，中国人越来越成为主体。幸好，我们保住了一个卓越的群体，他们的学术水平和我们自己的和其他大学的中国教师是相同的。他们有绝对的自由去制订礼拜的形式、教义的陈述等等，来和中国的传统相和谐，并且创作中文的基督教文献。但是他们更多是选择了西方的模式，而不选用任何惊人的新形式。他们对这种自由十分高兴，并且充分的使用它。但是他们之间完全无拘无束，并且有作为受到差遣的中国人的责任意识，这对基督教的宗旨以及特别是在学院内的宗教生活是极为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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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去北京时带去的许多设想中，最为明确的一个，是那个新的大学必须建立在中国的社会中，不和西方国家的条约和其他外界的因素相关联，只接受中国人自己所具有的和他们希望和我们分享的权利。我认为帝国主义和传福音是可以分开的。在参与大学事务中的任何方面，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是平等的；住在一起，住的房舍也都是同样的式样。在那时，这些都是很激进的思想。当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的时候，燕京大学立即登了记，服从政府教育部的所有条例。但是那些多数涉及的是内部事务。我开始和处于权威地位的人熟悉起来，包括许多重要的人物，他们之所以重要，或是由于过去的从事，也可能是他们可能要就任什么工作。他们除了在政治上的影响外，其中的许多人还捐助了相当数量的款项，这样他们就更多地关注燕京大学，并且更把它认同是中国的社会。【72】
通过了在美国广泛深入的经济努力、燕京大学发展得相当不错之后，我就开始更为认真地想在中国引起兴趣，部分是为了在一个怀疑和潜在的对立环境里，机智地赢得同情、好感和友谊，部分是要实现中国人在经济上的支持。在傅泾波的伴同下，我实际上到过了中国所有比较重要的区域，包括满洲（东北），并且认识了几乎所有的政府要人，和许多在教育、经济和工业方面的著名人物。在这些旅行中，建立了许多私人的和对我们大学的永久性的友谊。马上就得到的小效果，是使得中国人将燕京大学至少看作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值得他们慷慨资助的，而不把它看作是外国人为他们兴建维持的一个事业，不论那些外国人的动机是多么有价值。
我原始的目标是让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参与教育、管理、宗教和其他如经济维持等方面的领导，这样最后它就基本上成为从历史上还记得它是源于西方的一个中国的大学。从他们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对这个大学的理想来看，我的理想实现得很好。燕京的第一个校长是吴雷川先生（Wu Lei Chuan），他是信奉了基督教的一位翰林，多年来都是我们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师，在那之前他曾担任过教育部的副部长。他的中文头衔是校长，我的头衔是校务长，但是英文的头衔没有改动。他在日本占据了华北之后故去。在日本投降后，理事会选举心理系系主任陆志韦韦博士接任了吴校长。在南京我担任大使期间，我仍保持着原来的头衔。
但是，我知道在确保和平和以及【73】最终导致某种形式的世界共同体中，国际间更好地了解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大学应该是形成这种世界性的观点的中心。燕京的基础情况，可以成为永久性的财富，并且可以由此扩展，去包括和其他国家的联系。我的这个理想在较小的程度上是开始实现了，但是完全实现它还有待于将来。当燕京大学在彻底中国化上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前进的同时，燕京也应该更广泛地、更公开声明它的国际性。
在燕京大学，我们已经朝向了这个方向。燕大的起源和支持主要是美国的，但是还有一个较小的英国成分。燕大建立在中国，设想是要更完全更永久地成为中国的学校；燕大有这个构架。此外，我们开始有了其他的关系。要加强和过去已有的英国的联系，得到了英国的特殊支持，我们试验性地在一般称为“牛津现代伟大举措”的高级（荣誉、优等生）课程里采用牛津的导师制度。自己曾读过这些课程的英国牛津大学过去副校长林德赛（Lindsay）的儿子麦克·林德赛（Michael Lindsay），给予了领导。几乎从一开始，瑞士的一个委员会就在我们的教师队伍里保持着两位瑞士教师，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博士和夫人。法国政府给了一个奖学金，为在巴黎读研究生；第一个获得它的那位，在巴黎读完了四年，准备回来教书，但那时欧洲爆发了战争。德国政府过去曾经每年给我们的西语系一个不大的资助，他们重新续了起来，我们也高兴地接受了，甚到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意大利政府在那年春天提供给我们八个奖学金，几乎可以支付在意大利旅行和居留的所有花费，并且可以在该国的任何有名的大学里读任何科目。【74】选好了八个学生，他们也都很勤奋地在学意大利文，但是在他们就要在夏天起航之前，严峻的国际紧张局势迫使停掉了那个项目。
我特别希望和日本、苏联有类似的联系。但是战争和共产党粉碎了所有的这些幻想。无论如何，我坚信这是个很好的设想。假定燕京能够以他原来的基础重新开始的话，我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制度，来和世界上尽量多的国家（尤其是日本和俄国）交换教授、学生奖学金，特别要包括这些国家的语言和文学、现代政治和经济问题，等等。这样的安排会使学生专门于这种或那种外国文化，或者研读在不同国家里都在处理的某个课题。他们会和那些教师取得个人的联系。
但是主要的益处可能是在这个学校里遍布着一种气氛，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之中建立国际性的头脑，并且将多个国家的有类似头脑的人带到一个友谊的团体之中，这样就会使得校园内整个的生活更丰富，更广泛。在中国做这样的一种试验似乎是特别适宜的。任何国家的道德哲学观点都没有像中国的那么宽广、那么丰富。除非中国的人民被不愉快的经验所说服，即，他们国家生存的唯一希望只是狭隘的爱国忠诚，否则它和近来加深的民族主义倾向并不矛盾。在创造出意气风发的力量上，在表现出和所有国家可以友善交往中，燕京大学似乎都有自己的合适地位，这似乎并不特别是个荒诞的愿望。到那时，它的外国起源不会由于历史的缘故被忘却，而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长处，用来带给在中国土地上的很多中国青年想要到外国去学习的东西。【75】
我到燕京开始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我和查尔斯·靠尔贝特（Charles Corbett），傅晨光（Lucius Porter）见面，要制订校训。我们都出生在中国，我们都相信，一个教会大学应该成为表率，将宗教信仰、科学精神和方法、以及毫无障碍的无畏探究融和在一起。有一位提出要包涵耶稣基督所说的“（人子－耶稣的自称－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事人”（马太，20：28）。我记起了在弗吉尼亚大学大门上刻着的希腊文，那是多马士·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所引用的话，它也刻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大门上，那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8：32）在我们讨论之中，灵感来到了，把耶稣的这两个重要的言语结合到一起，从而把神的教导的真谛归纳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这个校训很快就渗入学校的各个方面，固化到学校的精神结构中，进入了学生的出版物和标志物里、流行到校园诗歌里，但是最好的是它融入了一个个学生的意识之中。至少大多数人将它结晶到自己的生活哲学里面，想要实践它，把它作为用来判断同行者的标准。我有的学生参加了共产党，带着幻想、乐观的热情，回来告诉我，他们为老百姓所做的就是忠实地遵循这个校训。就我所知，没有任何其他大学的校训对于学生有如此重要、如此有生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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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强燕京大学中，我的同事们是灵感和指导的可靠资源。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个团队。【76】那种同志般的关系给我的欢乐和对我的价值都是无法高估的。有一次，我听到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先生在宴会上谈到他父亲的一件轶事，大意是：当问他父亲取得那么大的成就的秘诀时，他父亲回答说：“我的同事。” 在我听到的时候，那似乎是过度谦虚的造作；多少年过去之后，我方才真正理解他是什么意思。程度要小得多，但是我以最大的忠诚可以说同样的话。我希望能够有篇幅来提到每一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
对高厚德（H S Galk）博士必须要说几句。他除了有神学的训练之外，他还专门于教育学，并且在通州曾任学院的院长。在他来中国之前和之后，他曾有很广泛的实践事务。在传教士之中，他的中文口语和文字造诣都很不一般。在大学生活的所有方面他几乎没有一方面不是积极的。在我一再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替代我的位置。他几乎一直是土地和建筑委员会的主席。特别在建设的阶段，那是个极其重要的职务。他写的“燕京大学的历史”（History of Yanching University）不仅是他准确的文学著作，也是他在燕京大学的事务中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但是，书中没有将我们共同努力中他取得的成绩给予应有的赞许。气质和习惯使他谨慎、稳健、保守，遵循固有的和其它已经建立了的程序。这样，他就经常防护了我那比较不够经心、冒险的倾向。对于任何一个新提案，我们都愿意包容相反的意见，后来总是达成一个避免了两个极端的协议。我们总是尊重双方的意见，并且保持着没有任何个人敌意的纯洁友谊。【77】有如此明智、无私并且忠诚的一位同事，这个校务长真是高兴。
也要对刘廷芳（Timothy Lew）致意。他从小就是我的朋友。在我承担这个新大学的管理责任的时候，他就随我从南京来到了北京。他在圣约翰（St John’s）大学预科的时候，获得了所有的学习和演说的荣誉奖励。在美国，他也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几乎是一个外国学生所能够取得到的最好成绩。他在乔治亚（Georgia）、哥伦比亚（Columbia）、和耶鲁（Yale）等大学，以及纽约州的协和（Union）神学院读书；和一位同学结了婚，按他的说法，那是按照了到美国的计划。尽管东南（Southeastern）大学极力要他去，但是他回到了南京神学院，和我在一起。我向他认证，在我开始到北方开始那个未经考验的冒险时，我希望他和我一同去，但是他必须自己做决定。神学院和东南大学都急切地要他，条件优厚得愿意让他在两个大学各担任半职。但是他决定和我一同去，这本身就是中国人对朋友忠诚的一个十分明显的事例。不久他担任了我们神学院的院长，并且开始说服他在美国认识的其他人来那里就职。他也去说服那些适宜于来文理学院的人。对所有这些高水平的中国人，他说，尽管他们有所疑虑，但是这实在是个教会学校，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同事共同享有着一切，他们理应帮助使这个独特的试验能够成功。在开始的那个阶段，他先是帮助选择后是留住合适的中国人任教，这对于燕京大学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刘廷芳博士后来作为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他的事业在基督教运动的历史上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在这里难以重复。在宗教聚会和各种有组织的活动里，【78】他都是其中的杰出人物，那既是因为他的热烈、激情的口才，也是由于他的中文表达能力是少有的。在一九四八年他去世之前的二十年里，在大多数基督教国际会议里，他都是一位著名的人。在这里提到他，不仅是因为他和我的美妙友谊，而更是由于我和那些中国同事的关系。他代表了从燕京大学的一开始，我和我的中国同事的关系；他们都有相似的学识、能力，在所有管理事务中都有所作为。我对刘廷芳所说的，实际上也适用于我所有的中国同事，在程度上和他们在燕京服务的时间和我个人与他们接触的机会多少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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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段落里，我谈论了实现我的美好理想和燕京大学成长的不同方面。在本章最后的这个段落，我必须谈谈燕京大学的学生。归根结底，一个大学的如何，要看它的学生。有些学生让人失望，大多数可能都在某个方面有那么一点；但是在记得他们的历史背景和当前国内生活的紊乱状况时，我对中国学生总的看法是，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克服了许多障碍，表现出了一种我所没有预料到的风格和气概。他们是中华民族青年的优秀品质、活力和智力的证物，也是接受教育的效果在整个个性中的自我表现。通过他们，美国人民显示出自己对中国的善良愿望，以及对中国的进步和对更为明智的相互友好关系所作出的贡献。在这些成就中，这个大学的明确的宗教目标是一个有力的影响因素，【79】也使它在中国的基督教运动进展中，具有不是没有价值的力量。
在我生活在中国的期间，我有充分的机会观察中国学生生活的一种不让人愉快的现象，生动地称为“风潮”，刮风和潮水。这些组织起来的突然爆发越来越剧烈，也是他们在爱国示威中最有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当他们这样组织起来、发现了自己有力量之后，全中国学校里面的激进学生就开始使用这种罢课等行动作为手段，来改良真实的和假想的各种内部抱怨，从校长的个性、品质到饭食的口味，各式各样的抱怨。在慷慨激昂、雄辩演说的横扫下，通过巧妙的操纵，基本是最守纪律、最友善的学生也参加到这种群体的运动之中；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很容易造成难以解决的危机。我们十分幸运，在燕京大学从来也没有失去控制的风潮，但是我到达过一个很接近崩裂的时候，使得我十分惧怕群体心理，特别是影响到有特殊弱点和受到社会抑制的中国学生的群体心理。
在个人情感上，我和众多的燕京大学校友的关系是极其使人欢快的。在中国人生活中最为美妙的传统之一，就是师生之间的关系。教过不论是多大年龄的、和属于什么阶层的学生的任何一位外国人，都能够证明这个经验是多么丰富。在学生方面，它比单纯的尊敬和甚至崇拜还更为热情、人性、直感、而且有令人高兴地自发。在我刚到燕京的头几年，那时学生还不多、我还在探索一个大学的校长真正该做些什么的时候，熟悉每一个学生还很容易。随着学生的数目和我的任务都在增加，而且我又经常离开校园，我就无法熟悉每一个学生了。我想方设法弥补这个损失，但没有完全奏效。【80】可是以某种极为奇怪的方式，我觉得我好像认得入校的那上千的最为陌生的每一个学生，而且很微妙地感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论是在学院里，或是在日后的生活里，他们总是用充满了中国的礼貌态度，不让我感到难堪，而告诉我他们是谁。
虽然我和他们的接触并不需要太多，但是由于某些无以名状的缘故，他们似乎喜欢我支持他们，也喜欢我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有激情的感觉。在经常的反对日本和其他爱国风潮扫动中国学生团体的当时，我常常能够设法和他们的领袖相当地熟悉起来。对学生团体谈话演讲，并感受他们的热烈回应，这总是使人鼓舞的。男女同班的大学生活，导致了许多恋爱故事；不断地请我在我自己的家中主持婚礼，常常是，但也不一定是按照基督教的仪式。顺便谈谈，在学院里的这些婚约，不论是否由我主持的婚礼，我不知道有一个是悲惨的。似乎有个说法，认为这是寻找合适配偶的好办法。在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种感情关系，即便是非常不明确地泛指的那种，可能也只会在中国才有可能，它对一个美国人会有更多的意义。我到任何地方，有无数的信件都使我想到这一点。
我对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的自负，最不使我不好意思的那些，常是后来到国外读了更高的学位，又回来教书的那些校友。我们意识到这样的老师太多了，会有不好的内在生长、自我繁殖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个由外国人奠基、有特别目标、在要本土化但又不要失去它特殊性质的一个学府，没有比它自己的老学生更好的人来实现这个转化了。他们重视、并且也同样拥有这些原来奠基人的理想和信念。他们记得他们早年求学时代的生活，【81】并且有其他中国学生所不容易具有的那种忠贞。
在日本人的暴虐之后恢复了的燕大精神，是否能够在共产党的不容忍之下存活下去，只有时间才能够证明。在共产党“解放”了的最初两年，人民政府把燕京大学定为“进步”的学校，允许它继续开办，干扰也很少。在一九五一年，它被迫和北京的其他大学合并，取消了它那私立和教会学校的名称和存在。但是即使它失去了它的最大的力量之一的自由，我觉得所花费的金钱和人力还是十分值得的。在三十年学校的经历和在学生的生命里，它散发着精神的力量。在目前为掌握中国的复杂的对立思想斗争之中，这些结果是不能完全化为乌有的。
第五章：在燕京大学时个人的感受
搬到了北京，我就有机会学纯正的北京话了。那时，它刚刚被定为国语（全国使用的语言），这使它有了更高的地位。但是我却立刻就陷到管理的细节里，使用的多半是英文；不久，我又开始花很多时间旅行来往于、并且停留在美国；这样，我就忽视了好好练习北京的发音。再说，北京的人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我也很少能和真正 “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一起密切、从容不迫地闲聊。一直在加强中国的教师队伍，它意味着大多数教师都是在国外学习过的，他们使用英文，远比长大后学习中文的西方人所能希望使用中文的熟练程度好得多。我们改善了英文教学，学生理解得也就更好，我们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更常是讲英文，以便让他们多多练习。老师和学生一样，大多数来自其他省份，有地方口音，他们的中文发音可能对我学习北京话的热心有些妨碍。我越来越发现我自己不是留在使用英文很自然的燕京大学的校园之内，就是旅行离开了北京。但是我还是尽力使我的国语在听和发它那优美、清晰、动听的声音上有些进步。北京话实在值得成为全国使用的语言。
学习读中国的象形方块字当然是学中文的一部分。和大多数学中文的西方人一样，我觉得方块字是中文最迷人的特点。但是不能过于强调这个方面而忽略了说好中文。【83】即便只是为了说得好，对汉字的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书写每一个汉字，来试试看我是否能够认识它们，是否理解它们构造的原理以及书写的笔划顺序。但是我从来也没有用中文写作，因为要想用中文写作好，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即便是中国人也很困难，对于外国人，那几乎不可能不显示出那些外国人的毛病。
学习语言之后自然会接着学中国文学。我们的差会要求的语言课程包括了四书（儒家的经典著作）和一本小说（The Fortunate Union 《好逑传》）。因为必须阅读这些书，使我第一次见到这大量伟大的文学。差会做这样的要求是明智的，无疑是为了激发起读书的习惯。但是实际的压力却反对了它。美国人关心实际的结果，加上对宗教的责任的曲解，使得大多数传教士忙于传教活动的细节。不幸的是，由于我们有优越感的情结，还由于我们不能理解即便是对如此丰富的一种文学做粗浅的涉猎，也会对我们即便是当前的目的有何等的价值，因而更加重了这个情况。它能够帮助了解一个民族，了解他们的思维习惯，他们对基督教福音的反应，他们对待我们的交往态度。荣耀应该给予传教士中极为少数的特殊人物，他们不顾所有的困难，不顾他们的同道诚心诚意的批评，坚持学习，达到了真正顺利阅读中国书籍的地步，从而洞悉了这个民族文化的背景。我对所有的这些都有感受，并且决心要系统地阅读，但是我却常常违背了自己的决心，部分原因是由于让位于我紧急的那些“工作事务”，【84】部分是由于我对坚持阅读的好处缺少先见之明。
在经典的文体文言和现在完全建成的简单容易的会话白话之间，我坦率地承认我喜欢文言。我知道这是相当逆潮流、反动的，也是老古董的，但我也知道我常常是站在另外的那一边。在胡适和他的同道开始他们英雄般的文学革命的时候，我就热心赞成地注视着这个运动，并且盼望它成功。它在难以置信的短期内就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欧洲各个国家的学者停止完全用拉丁文和希腊文、而使用本国的语言写作，从而产生了意大利、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中国的这个发展和欧洲的那个运动是一样地合理，一样地进步。我只是记记我喜欢文言，因为它是美妙、简洁、优雅、并富于表现的文学体裁，精于表现微妙精细的思想，在暗示意念上有说不出来的力量，它本身就是最高形式的文学艺术的工具。所以，多少世代以来，中国最有能力的人为掌握它投入了心血，这是毫不为奇的（即便不说它还能够提升人的仕途）。对于外国人，文言的困难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其中那极其大量的经典的暗示隐喻。如果不理解所说的引语，就无法理解那个行文。但是要熟悉那些引文，即便有字典的帮助，也需要多年不懈的学习；所以任何外国人如果不和中国的学者基本经历同样的科班学习，是无法掌握它的。
回头来看我在中国的生活，我很遗憾我没有坚持更为系统、更为广泛地阅读这个丰富文学宝藏的极品。我除了读过那些重要“经典”之外，还读了一些伟大的哲学家的全部或部分著作、最著名的小说，以及近代【85】的和其他的作品。即便只是如此，它已经足以使我感受到了存留下来如此甘美的文化，和道德和精神上的理想；最卑微的文盲到学者，所有的人都至少能够原则上明了并接受这些文化和理想。
在所有的哲学家中，我最钟情于孟子（因为他的先进的社会意义的教导）和王阳明（他将一个活跃的管理官员的生活，和具有难得的精神内省的一位教育者、思想家的生活结合到了一起）。墨子著名的但是有些教条的鼓吹兼爱（普遍地爱），离开基督教的立场并不太远，他敦促在婚葬中要俭朴节约，那几乎像是现代人所说的。荀子因为常使用特别的字眼而使他的书很难读，他认为人性并非生来就是善良的，而是需要对它进行良好的教育和管理，在这样的议论时，他比正统的孔门弟子还要孔门弟子，而且也更合理，更有逻辑性。
这些阅读既使我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敬仰，我相信，它也造就了我的个性，尽管我很难说是在多大的程度上和是以何种的方式。它使得我更能容忍，使我更关怀基督教的道德和社会价值。我至少学着去钦佩、赞美中国文化、温文尔雅的人道主义；它对个人之间的关系、忠诚、公正、权力的重视；它对世界的道德秩序的衷心信仰，以此并以自己的社会组织来努力使个人与之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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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中国的艺术并不是我对它有什么真知灼见，我从来也没有对它下过功夫。我提到它只是作为学着对他欣赏和赞扬。只要学汉字，就一定会导致欣赏书法。绘画和书法是密切相连的。我没受过任何技巧的训练，【86】但是我沉醉于中国的绘画，特别是山水和花鸟。山水画似乎在明代的柔和棕色中达到了最佳的境地。我对青铜特别喜好，有时也曾想收集一些，但是总有事务缠身，又被经济所限制，使我没有着手。欣赏瓷器并不需要特殊的能力；我所有的大部分都是珍品，因为它们是中国朋友经心挑选给我的，各自都有内在的美。
我对戏曲的经历是很特别的。由于一般的演出常常和寺庙拜佛有连带的关系，所以中国的基督徒似乎都该远离它们，传教士也不能太公开去看戏。偶然的一瞥引起了我的一点好奇和兴趣。伴奏的音乐是没有意义的嘈杂声音。在宗教的偏见不再限制的时候，我仍然十分忙碌，也漠不关心，无动于衷。但是去到北京不久，在一次慈善演出中，梅兰芳演了一小段京剧，我立刻就被他细腻优美的动作吸引住了。过了很久，我方才能够有点真正欣赏中国当时这位最著名的男演员的唱腔。直到最近以前，女性不准演戏，梅兰芳总是扮演女角。时间一久，我们熟悉了。在他到美国出演的计划有了眉目的时候，他不仅向我咨询事务的安排，也征求关于选什么剧目和如何适应美国人的口味。我说不行，我对中国的戏剧一点也不懂，对美国的也所知甚少；但是他坚持，我只好去看他的演出，有了这个刺激，也就仔细审视了一下那些剧本。梅先生荒唐地听从了我的意见，为他的旅美演出做了准备（后来证明非常成功），这使我研读了英文写的关于中国的戏剧，在明白人的指点下观看了最好的演出，同时还和这位当代戏剧泰斗有了个人的友情。【87】
我们决定用改良的中国式样来建造燕京大学校舍，这时候，建筑学就成了一个实践的问题。除了杭州西湖周边非常优美的宝塔，和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的寺庙之外，我从来也没有怎么注意过中国的建筑，直到后来搬到北京，我和所有来访的人都一样，迷上了北京那些无与伦比的建筑。北京和西山附近的宫殿和寺庙都有它们那轻拂掠过的曲线和辉煌的色彩，把这种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对于我来说，它特殊的美妙在于它所有的线条都很有比例、均衡。在这方面，领人进入古老的紫禁城的天安门是最好的例证。还有一个不是都注意到的特点，就是用所谓的人造的自然，像亭台、小桥、甚至将房舍有意地散布成不规律的型式，建在真山或假山、山谷或池塘之间，来缓解主建筑的僵硬、对称所带来的单调和严肃，一切都不遵循罗盘的各个正点，毫不看齐于线条。在燕京大学，我喜欢将中国的外表和近代的内里，看作是我们将中国文化和近代知识二者的精华结合在一起的象征。
在谈论中国艺术的末尾，我不能不提到，在一般日常的生活中，使用形状和色彩的巧妙。无论是精巧地为寺院或宝塔选择最独特的位置，或是在“百般手艺”里的艺术修养，斯文、优雅的服装，尤其是男人的服装，即便是在卑微的店铺和家庭中，都可以见到整洁、条理和优美，固着在各种工笔的书法里，或者在情绪轻松的时候变成了极富想象的个人表现。这使得人们产生一种想法，认为喜好艺术是民族的一种遗产，它相当广泛地渗入了中国人的生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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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一九一三年故去，我母亲就搬到南京和我们同住，自然也就和我们一同去了北京。最初，她以为她自己是个无用的老妇人，远离了她过去常去的地方和活动，但是实际上她却成了在我们团体里极为忙碌的人。她留意新闻，从来不错过参加她可以去的聚会，也愿意和到我家里来的各种人谈话。她是在一八七四年圣诞节那天来到上海的，之后很快就帮助开办了中国第二个女子学校。那时，只有穷人中最穷的人才会想把自己的女儿送到那些不可思议的外国人那里；那里从饭食、衣着到书籍、纸笔一切都免费。所教的尽量基础、浅显。入学只有两个条件：没有缠足，学校有权废除她的（当然是父母包办的）婚约。五十年后，我妻子和我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把家门打开，让学生来祝贺我母亲来到中国的五十周年的金庆。这些老练的女大学生高兴轻快地带着男朋友（她们和他们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著名的家庭）来了，为我母亲展现了最初在杭州的那种简单的女孩子的教育进步的情况。
两个星期后在八十三岁生日那天她生了病，几天后故去。中国的和西方的情结都使我要将她埋葬在杭州我父亲和一个弟弟的旁边。但是那时正值内战，我不得不从天津走海路。政府好意地提供了一个原是为慈禧太后设计、因此上面浮雕着几个巨大镀金的龙、装饰华丽的专用火车车厢，从北京去了天津。【89】我母亲一定会对她如此在中国走完一生心怀微笑，但是我觉得它是有点哭笑不得的幽默。
燕京大学的教师包贵思（Grace M Boynton）小姐写我母亲：“她的和蔼可亲和欢乐的气质，对我们认识她的人都有特殊的魅力。即使已经八十高龄，她不忙忙乱乱，似乎总是精力不衰。她是温良慈祥的。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这就是她。我不知道那是从什么时候，又是从谁开始的，但是我记得整个燕京大学里的人，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叫她 ‘司徒妈妈’ （Mother Stuart）”
一年半后我妻子故去。她生我们儿子时受了伤，一直就没有好，成了一个半残疾的人；她最关心的是她的软弱和相当经常的不舒服不要干扰我的工作。她和我的母亲极好地互补短长。我母亲的兴趣在于智识方面和公众方面的事情，我妻子的则是在家务上，特别是在把餐后甜点做到新奥尔良市（New Orleans）的水平上，在欣赏中国美好漂亮的手工制品上，在帮助需要的人一些可行的善行上。那年，我们计划将提前结束学期的活动，为的是在夏天雨季之前搬去新校舍。她知道她的日子邻近了，可能就是意志的力量使她活到毕业典礼以后。她在春季学期结束后一个星期的六月六日故去，正值大学向新校舍搬迁的时候。葬礼在协和医学院的教堂举行，那是个星期日的下午，仪式由刘廷芳博士主持，安排得十分得体，进行得十分优美。灵柩送到了新大学校舍附件的新大学墓地，她是葬在那里的第一个人。
我们的婚姻生活给了我极大的满足，她使得我不想再组家庭。我个人的不愿意可能并没有其他损失。燕京大学很快就越来越成了我的家。【90】学校的学生总是说他们是我的孩子，对他们，我也很有父亲般的感情。我得以用自己的全副精力、全部时间来从事这一项有趣的工作。几个教员的太太轮流来查视我家中的需要。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经常在国内和国外旅行。
在燕京大学，最使我愉快的一件事，是由费城乔治·科里（George W Currie）夫妇的捐赠、为我个人建造校长住宅。他们约定要把它建成中国式样，邻近湖边，处于校园生活的中心。由于我妻子故去，我对他们解释说，我现在可以住在学生宿舍的单元住宅里，或者住在某座教学、办公楼里。但是他们却依然愿意捐赠一座校长住宅，要不然就不捐款。这时我有了自己的想法：客厅、饭厅、和两三个卧室，要归大学使用，将一小套房间作为我的私室。大家对这样的安排都高兴。在这之后，大家理解，我去费城，科里（Currie）的家就是我的家。我们燕京大学有了一个极为漂亮、舒适的正式校长住宅，同时我也结交了两位最好的朋友。
我的独儿起了和我相同的名字，他回到美国读大学，以后就留在美国居住。他没有像我那种儿时从中国的生活转变到美国生活的灾难；究其原因，那是由于我早就决心使他有所准备，更由于在他成长的南京和北京的情况，和我少年时期杭州的情况全然不同，以及美国人的见解也更有国际性。在他开始适应美国生活的敏感阶段，由于他有和中国的关系，他的同学和朋友可能对他有屑少激动的尊崇和好奇。他在宗教上的成长似乎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他在进入大学之前不久，问我对他今生工作的意见，特别是关于教会、传教方面。我建议他【91】等等看，至少要等到他读大学课程的时候再看。在他说他已经倾向于这个事业的时候，我劝他先等等；他应该防范，不要因为他的家庭血统，而向阻力最小的那条途径漂流。但是，后来我知道并且相信他知道他是在做什么的时候，我就让他知道，没有比让他继续这个事业更好的选择了。
经过了华盛顿·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学以及协和（Union）神学院（在弗吉尼亚州的理士满[Richmond]），我儿子“Jack”似乎将正常的宗教行为和健康地度过青年人一般的欢乐和人性结合得很好。他对我们那个时期的神学压力，和对做传教活动的召唤的态度，使我特别满意。先不用说我的偏见，只就他的个性，就似乎要他留在南方。他从和我的联系以及从他在北京的环境里吸收了一种见解，要比设若他生长在纯粹南方环境中所能吸收的要更宽广，他学到了独立思考。我也曾告诉他我自己的意见和经历。结果是他对争论每一面的真理都理解，把着重之处放到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的传道和教会活动上。他当然面对了要去传道的召唤。他没有我对它的那个厌恶。相反，在他的记忆里，那是比较有吸引力的，虽然这些都不是十分正常的。在我的那个年代，把到外国传道看成是光荣的自我奉献的最大考验，这时已经不再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鉴于他的资历和中国情况的变化，我觉得我儿子明智地决定了在自己的国家工作。但是这并没有经历我所经历过的内心斗争。特别自从他母亲去世后，我们两人尽管身处异地，但是在互相理解上一直非常亲密。我们经常通信【92】，我觉得我对我儿子内心的想法和外部的行事都知道得不能再清楚了。我曾经对我自己设想的，现在许多都继续在他身上了，先是在弗吉尼亚州，现在是在密西西比州萨米特（Summit）“南方腹地”的一个教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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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从中国到美国的旅行，给了我一些和我在燕京大学没有直接联系的不寻常、有趣的经历。我曾经拜访过两位美国总统。第一位是威尔逊总统，那时我还在南京教书。他在华盛顿的中部长老会礼拜堂听了我讲道，要我去看他，说说中国的情况。我是带着我九岁的儿子一同去的，孩子又兴奋又害怕。总统问他：“你的名字是随着约翰·雷登·威尔逊（John Leighton Wilson）起的吗？”孩子回答说：“先生，不是，是随我父亲起的。”威尔逊总统的态度谦逊、和蔼、极其同情。他给了我儿子一张名片，上面写了“赠给小约翰司徒雷登，你的朋友威尔逊”。我儿子一直保存着那张名片，装了镜框，挂在书房里。
我一九三三年回美国，凑巧听到新总统就职后第一次的炉旁谈话，也是在银行倒闭让人看到了严重大萧条的可怕警告的时候。不到两个月，罗斯福总统找我去白宫，他一定是听到了有个长时间住在中国的人正好来到了美国。当时日本攻打了上海不久，引起了中国和外国的关注。
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在那可怕的萧条时期，他在思考遥远的中国的事务。让我在他那里等了一段时间，他们告诉我这是经常的事情。【93】他问到我的大学的情况，立刻就使我轻松了起来；这时他谈到德兰诺（Delano）一家和广东的快船贸易。我回答时说了陆战队上校德兰诺（Delano）的夫人悲惨的逝世，和我在甚为悲痛情况下，被请去北京附近的一个日本阴沉沉的火葬场主持了葬礼。他想知道美国如何能够在不用战争的方式下防止日本人侵占整个的中国，强调说要是开战，战争会持续五年，所以要尽一切力量避免战争。在谈话变得更热烈之后，我觉得我呆得时间太久了，正在寻思怎么才能够离开。这时他解决了问题，说某个南美的使团可能在外面变得不耐烦了。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七日，普林斯顿大学颁给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奥古斯塔斯·特劳布里至（Augustus Trowbridge）院长引用了这样的段落：“约翰·司徒雷登是中国燕京大学的奠基人和校长。他生于东方的前清王朝，很早就受到那里丰富的人性文化道理的影响。后来，他到西方民主的摇篮弗吉尼亚州接受了教育。此后，回到中国，在远东基督教的教育活动中，他被广泛公认为先导人物。通过长期和中国领袖们的结识，他对这个年轻共和国的许多重大和纷纭的事务给予了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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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般都是和家人和朋友过我的生日。在燕京大学的年月里，和我密切的一些教师常常把我带到西山我们喜欢的佛寺里住两三天，如果有其他事务缠身，就到颐和园的湖里荡舟野餐。
【94】根据中国雅致的传统，我的六十岁生日受到了朋友的特别重视。一个人不需要有什么建树，只要能够活到这个年岁就能享受这个庆贺。
我不用自己叙述那个情节了，我想不太谦虚地引用我亲密的同事博晨光（Lucius C Porter）所写的“燕京庆贺司徒雷登在华一个甲子”，他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六十年有特殊的意义。从远古的商代以来，按中国历书计算，六十年完美了天干地支的复始。在中国历史中最古老的殷墟甲骨里，就有这些年、月、日周而复始的名称。哈佛燕京学社博物馆的那些甲骨里，有一块刻有完整的那六十个名称。在中国的思想和生活中，带着这个传统意义的思念，整整一年来，燕京大学的中国教师和学生一直期待他们热爱的校务长约翰·司徒雷登在人生旅程中完成这个甲子。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校务长生日的前夜和当天，这些经心的准备最后成了盛大的庆祝。在中国各重要大城市，也为那天举行了庆祝，最隆重的是上海校友会的聚会；在上海，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参加，庆祝是在前一个星期的周六举行的，有二百五十位参加，由会长T T Chang（张天泽或张大同）主持，他是商务印书馆外文部的编辑。
“在燕京大学的庆祝是在六月二十三日晚间以盛大的晚宴开始的。波逸德（Boyd）体育馆优美的大厅是此次聚会的理想处所。【95】排成U形的桌子坐了一百八十六位宾客，有燕大所有的行政人员和教师；燕大理事会的理事；由纳尔逊·约翰逊（Nelson T Johnson）大使夫妇为首的几位贵宾，包括北平各大学的校长和夫人；北平各文化团体、组织的会长、馆长；中华医学会的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院长；胡适博士；美国老前辈的汉学家福开森（J C Ferguson）博士和其他少数人。送给司徒校务长的灿烂红色（代表欢乐）、漂亮中国书法书写的大批对联和锦旗，美好地装饰了四壁。有四十九个这类的祝词，首先是中华民国主席林森的，其他的还有全国各地校友会的、学生会的、特别的是女生富有想象力的一个贺词。在墙上挂的祝贺锦旗对联之间，间隔摆了我们校园里繁茂生长的高大、各种花色的蜀葵。在校务长的座位后面，放了一枝巨大、美丽的灯笼树，盛开着金色的花朵。
“在宾客进来的时候，接待小组成员上前迎接，送上一份当晚纪念会的秩序单，上面有学校美丽宝塔的剪影，还有那位来宾座席的号码。刘廷芳博士按照中国的传统，准备了司徒博士的大事年表，也放在里面。中式的灯笼高高悬起，餐桌上间隔放了鲜花和鲜红的蜡烛，使得整个场景既美丽又有节庆气氛。
【96】“无拘无束的欢欣祝愿充盈了所有与会者的心，那天晚上的演说将它们表达了出来。美国大使阁下代表西方讲了话；中国最古老的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代表在座的中国人讲了话。蒋校长说，因为大家都既懂英文又懂中文，他就讲中文。他用措词优美、匹配恰当的词句，历数了司徒校务长的卓越品德，特别谈了他将希腊的智慧哲理、希伯来的宗教精神和温文尔雅的中国人文文化结合在一起，成了他那热心、好客、开朗的性格，赢得了关注和友谊，正像春天的暖阳在召唤花叶的萌发一般。蒋校长特别谈到司徒博士的宗教精神在他人品中的中心地位，指出它毫不狭隘，不像有些批评传教活动的人所说的那样。蒋校长表示了他对司徒雷登的的钦佩和称赞，钦佩他真诚地代表着基督精神，称赞他对中国教育所做出的贡献。他特别尊崇司徒校务长对燕京大学的理想：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并希望它会越来越被中国人所支持、资助和管理。对于我们这些还记得在中国许多地方当时还处在反基督教活动的笼罩下、燕京早期岁月的人，这时会理解这位中国最高学府的一位不信宗教的校长，如此通情达理、如此真诚地指出宗教的感召使得校务长和他的同事在燕京大学里作出了成就，这都意味了些什么。
“当晚宴会的主持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尽管他显然是按照已经定好的计划，【97】在蒋校长发言后要结束宴会，但是客人不肯离开，一定要听司徒校务长自己谈谈。他最后不得不站起来，做了非常有特性的回答，说因为他很难感觉自己成了受到关注的中心，所以对于所有进行的活动，都有一种强烈的梦境般的感受。他说，整个的活动是以中国的殷勤、礼节，对亲切的友情和关怀人和人们关系的另一种优美的表达方式；那可能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那也是只要活了六十年就该有的一个精心安排的庆祝仪式。参加宴会所有的人（燕京大家庭）的这种由衷、自发的欢乐，可能比任何更为正式的祝愿更能表现出对司徒校务长品德、素质的赞许。
“在六月二十四日，很多人开始到校长住宅去造访、祝贺。他那漂亮的中国式庭院装饰得很欢快，在门上挂了一个代表长寿的大“寿”字，鲜艳的彩条从它发射出来。在晚上，彩色的电灯光使得那些装饰更加漂亮。这些装饰，特别是那些彩灯，是发电厂的职工的生日礼物。这又是燕京生活中，特征性的工友、学生和教师密切伙伴关系的表现。但是真正的大事是那天下午学校的佣人、工友和工人给司徒校务长挂匾。挂匾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感谢、鉴赏、评论的举动，是在大漆的木板上，刻上书法优美的赞美词句，在匾被送去之后，把它悬挂在接受匾额的那人的大门上面，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人受到了什么尊崇。【98】
“在匾送到之前，一般先抬着它，敲锣打鼓，沿街串巷，再送到收匾人的住处。这一次，抬着匾巡行了整个校园，锣鼓队使得送匾更有色彩和节律。领头的是校园内工人的领班和住宅区的一个门卫，几乎学校所有的工人和佣人都来了，校内和邻近村落的孩子们则随在后面，兴高采烈的队伍绕行了校园和住宅区，最后来到校务长的住处。在不停地爆竹声中，呈送了匾额。工人被请到屋里，在饭厅里被待如尊贵的校友和贵宾，送上半小时后就要来到的那些宾客也要饮用的同样的宾治茶点。负责茶点招待的女士们说，供应的茶点从来没有那么快就少下去的。那个匾上刻着的字是“有教无类”。
“在工人赠完后，接着就是校园里的孩子们，由打扮成中国士绅的小大人的威廉姆·雷登·黄（William Leighton Wee）还由约翰·雷登·李（John Leighton Li）打头，送上了两个祝贺卷联。
“那个节庆日最后是在贝公楼的盛大表演，时间不短的节目准备得精细，使所有的中国观众都很高兴。当校务长被恰当地陪着、手持花束来到楼前时，拉开了大幕。第一项当然是对校务长致贺词，说到他的品德代表了燕京精神，正像他募集到了钱实现了燕京一样。讲话的人继续下来祝愿校友，结束时，对四年级的毕业班告别，特别指出他们带领着经历了困惑和国家困难的那一年，【99】并且祝愿他们在将燕京精神带入更宽广的领域中去、步入他们未来的工作时，事事如意，并且要他们像他们的校务长那样，成为开拓者，成为联合事业的中心。
在讲话之后，校务长本人走到台上，由两个女生在热烈鼓掌声中从席间过道带过来一幅经心刺绣的图案，代表了“老年精神”，那是学生会送给他的。在这之后，挤满了大厅的人们，站立起来，庄严地对他三鞠躬，表达他们的敬意。校务长用中文做了得体、谦逊、优美的答词。四年级学生的代表为自己的班级做了答谢，然后开始了表演。
“演出七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过了午夜。使司徒雷登受到中国人爱戴的谦恭、礼貌、老练、机智，这天晚上可能表达得不能再好了。经过了漫长、疲惫的一天，他兴趣不减，一直坐到看完演出。那天整个晚上间间断断在场的你们的这个记者，大约在十一点三十分，见到负责演出的学生会的一个女生，到贝公楼的石阶上喘口气。我问她对演出节目的看法，她声调惊奇但有礼貌地说：“校务长还在第一排坐着。” “应该提到，司徒校务长曾经要求不要送给他个人什么礼物，如果要纪念他、捐赠，就捐赠给司徒奖学金基金会。这个要求无法拦阻那些称赞、祝贺的对联和旗帜。但是，老师、学生和工人对那个奖学金基金会有了很多的捐赠。”
第六章：中国形形色色的人物
我在杭州的那些年月里，我的朋友主要都是教会的雇员，例如牧师和教师。他们是忠诚、可靠一类人的代表，但却都是已经和他们自己的社会环境脱离开、将自己的利益和传教士的利益联到了一起的恭顺的下属。他们的看法常常比较狭隘，和他们的雇主没有多大区别，差别只是他们对在教会内外他们的中国同胞有实际的理解。在这些教会的成员中，尽管大家都总是互相交换友善的谈话，很多人并不是自然地情投意合。中午，我和一上午在稻田里或丝蚕桑园饿极了的农夫吃饭，他们吃完五碗大米饭，我不过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使我了解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偶然使我遇到更为有益的事。
但是在南京，我最密切的友情自然开始于神学院的教员同事。他们是受过传教训练的高级人物，在互相之间有更多平等的感觉。我的一位私人老师或著作家是个有儒家传统的学者，经过多年的接触，我们建立了很欢快的密切关系。我后来还熟悉了南京大学的中国教师和城里的一些人，以及神学院和大学里面的学生。神学院的一个教师，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也是我幼年的耍伴，【101】他先在之江大学（Hangchow College）学了英语，在邮局工作之后，又决定去做教会工作的。
在这段时期之初，我认识了郭秉文博士（P W Kuo）。他是上海一座教会学校女舍监的儿子，设法到美国去读书，取得很卓越的成绩，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回到了中国。后来，他被任命为东南大学的校长；那个学校是现代政府最初的高等学府，在那个时候，自然很容易是最好的一个。他集合了大约五十个“回国的学生”，每一个都在自己的学科里很出色，并且用美国的方式来推动教育。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几乎还是无人知晓的人。我几乎不知道在中国竟有这样一些人。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我见到了王正廷（C T Wang）（他后来是中国基督教男青年会的总干事，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并且听过他的演讲。他的父亲曾经在宁波的英国圣公会做牧师。他受到一些对待，像是要通过“佣人”或“商贩”的门进入传教士的家，使得王正廷激烈地反对基督教，但是后来他却成了一位非专职的基督教领袖。
在我迁到北京之前的那些年，我熟悉了一些从西方“回来的学生”，发现他们相当意气相投，但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缺点和错处，以及由于他们有令人羡慕的知识和学位，似乎能够证明他们适合于得到报酬优厚的职位，而使他们在中国社会里受到过于优越的地位和声誉。这些学生有时自以为重要而傲慢地要求高职位、高薪金，有的学到了一些学科的理论知识，但是不能用于中国的需要。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对中国做了巨大的服务。的确，如果没有这些男男女女做出的努力，【102】很难设想中国会（必须要）发展到她目前发展到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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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教士，我对中国最初的印象之一是她觉醒的民族主义。她可能一向是在沉睡，但是外国不断的羞辱惊醒了她。在我来到中国前不到十年中，日本打败了她的海军，义和团运动带来了后果。普遍地惧怕列强的瓜分；今天我们几乎忘记了那时候正是要瓜分她。约翰?黑（John Hay）制订的美国政策的确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它，尽管一般都不那么认为。
我第一年在中国做传教士的一九零五年，日俄战争结束了。在中国青年之中迷漫着一种愿望，希望学到如何成功地抵抗西方侵略的秘诀。这些青年大量去日本学习，满清王朝在摇摇欲坠。
我一九零八年迁到了南京，慈禧太后和被囚禁的光绪皇帝先后去世，后继的是和我儿子同年的一个三岁娃娃。革命的情绪在到处流传，尽管是秘密的，也受到镇压。三年之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了那个不成熟的革命，虽然没有经心地组织计划，但是它很容易就到处播散。唯一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抵抗发生在我们居住的南京。我们有了一段很激动的时间。大多数的学生都剪掉了辫子，但是如果被人发现没有了辫子，那就意味着立即处死。每天在最靠近长江的一个城门开开的那个钟点，所有教会学堂的西方教师一同出动，把学生安全地送出城门。将没扔掉的那些辫子别在男生的帽子上，我们领着他们走过那些卫兵，还常常为他们拿着行李，【103】因为缺少脚夫，而学生自己要注意不要把不一定牢固的辫子掉下来。
在孙中山最后来到南京的时候，合众社请我临时做它的记者，所以我就有了经常能见到他的特权。
一九一二年临时国会在南京召开的时候，我是唯一的一个到会的外国人，听到了孙博士所做的那个著名的演讲，他拒绝就任总统，理由是他在国外呆得太久了，不适合担当那时的建设性管理工作，而以同样的理由，请敦请、说服清帝退位的袁世凯担任总统，但必须保证支持建立共和国。孙中山的许多年轻追随者极为反对，他的老练的同志也担心，但是没有极为认真，袁勉强被批准了。后来证明其他的人是对的，因为袁世凯后来经他的家人和朋友的怂恿，想（但是没有成功）当皇帝。我后来认识了袁世凯的一个侄女，袁宝琳（Pauline），一次，她对我读了伪造的上海一些报纸的社论文章，里面都是敦促他的叔叔登基称帝的，这使得他以为“人民” 愿意要他做皇帝。
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是和革命理想主义者的核心保持着联系。我到现在还是相信孙中山真诚、忠实，毫无疑问是个大公无私的爱国者，但是他离开中国太久，对中国的事情也就来往得不多。经过内战的一段时期，他的影响起到保持住了一个共和体制的政府，他在一九二四年的著名演说“三民主义”成了他的助手蒋介石领导的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宪章。一九二五年他本人在北京协和医院死于癌症。他的基督教式的葬礼是由燕京大学的刘廷芳博士主持的。
【104】孙中山的夫人是蒋介石夫人的姐姐，她献身于她丈夫和他所宣布、诠释的“三民主义”。她后来觉得她的亲属不喜欢这些理想，而终于将自己投入了共产党的人民政府。她现在在那个政府里担任一个位高但实际是个挂名的职位。
我一九一九年春天来到北京的时候，学生中间正沸腾着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五月四日，学生的代表攻击了帮助日本的三个无耻官员的家。那些官员和他们的家人匆忙带着细软逃到了安全的使馆区。逮捕了那些学生领袖，把他们禁闭在匆忙改为学生监狱的一个法律学院里。其他的学生喧嚷着要和那些被关押的一同住进去。全中国都燃起了类似的运动。各个地方的监狱不久都塞满了人，而且还有更多的学生要住进去。摇摇欲坠的政府处于一种荒唐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它把学生真诚的爱国暴动当作犯罪来处置，那么它就是在宽恕那些亲日的汉奸，公开出去会更为麻烦。如果不这样，那就是说明学生谴责那些官员是对的，日本人可能会用他们可怕的武力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因此，老谋深算的的年迈总统下令将学生放出去。但是像是在腓利比（Philippi）的保罗（Paul）那样，学生不出来，除非撤消对他们的指控而正式释放他们。对政府来说，这是难以办到的丢面子。
那时，我答应到北京来，在附近的一个卫理公会大教堂里为毕业典礼讲道。但是，徐总统妥协了，让两个高级官员去“安抚”学生，然后就把他们释放。选择了那个星期天的早上举行仪式。【105】所有的其他学生都在那时去迎接他们，并且胜利地护送他们回到各自的学校。我已经准备好了为大学毕业生讲一次道，也就只能匆忙地做了调整，对着学生数目显然不多的听众做了宣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我未来的学生。第二天早上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对他们的爱国行为清楚地表达了我衷心的同情。在后来所有那些危机的年月里，每当学生觉得他们该参加类似的行动时，他们都知道我的态度；它是真实的理解纽带，它对在那一段中国动乱历史时期的燕京大学里面的情况有深远的影响。
后来不久我搬到了北京。我就开始和中国的官员交朋友，以便使他们了解我们这个教会大学的目的，并且在他们以自己的善意对待基督教教育而给予捐赠的时候，接受他们的礼物。很多人都是通过“正当”和“不正当”的敛财，弄了很多钱之后赋闲在家的。在清朝，在公款和私款之间没有足够清楚的界线；允许一个官员取得一些利益，只是由他的上司和习俗来限定它的数目。在民国早期，还沿用着这些习俗，而且除了敌对的军阀会危及它之外，并没有什么限制。日本人助长着这种贪污，以便瓦解中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带来了比较好一点的政府组织，改善了税收的办法和公共的财政。在这一段利益冲突的时期，我觉得最好是认识不同营垒里面的、互相竞争的显赫官员和他们的随从。【106】
颜惠庆博士（W W Yen）是圣公会一位牧师的儿子，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从美国回来的学生，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很显赫。他去多个国家担任公使，还在北京政府担任过总理。在政治风度上和人品上，他都远远高于一般。他在燕京大学理事会工作多年，偶然还担当它的理事长。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我说服他帮助我们募集基金兴建一座男生宿舍。就在那时，当燕京大学正向现在的校址迁移，来到了一九二六－二七年的革命。颜博士很快也很愿意地准许了将募集起来的钱，在傅泾波的计划下，建造了在那个内乱时期保护校园的围墙。
早期我熟悉的相当不同类型的另一个官员是陈树藩将军，他是内陆陕西省的督军。他把我们新校地址的土地卖给了我们，并且在留一小块地为他年老的父亲盖一个别墅、最后将它作为一个纪念堂的条件下，把售价减了三分之一。他提出让我到西安看看，对省里的官员谈谈对教育问题的看法。我很想去，就在一九二一年早春带着所有的美好设想动了身。我带着一个仆人，乘京汉路到连接新修的从海边到西安的铁路的交叉点，然后换乘那个火车向西到它所能达到的地方。从那里我们走了一个星期的旱路。因为我们要通过一个盗匪为患的地区，陈督军派来一队士兵保护我们。为我准备了一架骡驮轿，那是两个骡子驮着竿子、上面搭起的一种篷轿，里面有铺盖，一个或几个人能够在里面舒服地呆着。幸好，陈督军为我和我的仆人额外准备了一匹马，而我则愿意尽量多骑马，恰如我的仆人愿意尽量多呆在轿子里休息那样。【107】这样的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没有受到近代和外国污染了的这个地区的农村生活。
我在西安作为督军的客人住了约一个星期。游览了这个古都的古迹和名胜，并且看了那些当代的活动。在一次为我举行的宴会上，省长和督军作为联合的主人相邻而坐，为了防范别人下毒，他们两人各自吃自己烹制的食物；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护兵、保镖，暗暗地站在自己的椅子后面。有个保镖不小心把枪掉在了地上，造成了一时的紧张。之后，这两个省级大官又恢复了互相友好的交谈，就好像他们是最要好的朋友一样。
西安这个唐朝的古都和它的环境迷住了我。我有了在这块处女地上开发教育、以及让燕京大学和陈督军的中学建立特殊联系的设想。在我离开的时候，陈督军送给我一匹马，我把它带了回去。在我还没有回到北京城之前，那个省长成功地导演了一齣反对他同事的兵变的消息就传来了，那位督军不久就下野在天津过起寓公的生活。我常常到天津去看他。这整个的事件在那个混乱的时期是很一般的，是阴谋活动的区区小事。但是我对交往这一类朋友的价值有了一些概念。
5
内战时期山西省的省长是阎西山将军。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和博而顿（Burton）教育委员会一同旅行时。后来我又去看过他几次，总地说来，他的能力和个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最初想做“模范省长”，后来失望了。人们还没有为改革做好准备，中外人士都在戏弄他。他决心不把山西省从共和国里分离出去，但是实际上却是分离着。【108】因为有一段时间他反对蒋介石，所以他逃去了日本；在此之后，日本人就想方设法把他争取到自己的一边，但是没有成功。后来他证明自己是对国民党忠诚的。一九三六年，他邀请我去山西，为该省的工业发展帮助他做些联系。开始做了一些计划，这时来了抗日战争。
孙传芳将军是江苏省的省长，他一度和相邻的浙江省的省长打仗。一九二七年他在第二次北伐时，被蒋介石打败。在一次和他谈话的时候，他问我，“外国人为什么来中国教育中国人？”
我说：“文化、文明不是民族的、国家的，而是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如果它被融和在一起，就能够取得更深的了解。我们的目标是和中国的旧文化合作，并且帮助建立新的文化。”
“多谢你们的意图。但是，你为什么来找我？”
“我来请你捐款。”
孙将军这时站了起来，显然不感兴趣，“等以后什么时候再见。”但是他捐给了燕京大学一百美元，后来又捐了两万美元的中国大洋。孙将军的一个儿子日后进了燕大，学习努力；在日本入侵时离开了，“去做点爱国的事情”。孙将军本人后来下了野，当他去一所寺庙拜佛的时候，被他过去处决的一个人的太太开枪打死了。
韩复渠是在国民政府下得以继续掌权的另一个类型的独立的省长。他在山东清除了土匪，在许多方面是个进步的统治者，尽管相当独裁专制。日本人不断笼络他。他想采取坚定反对日本的立场，但是不知道蒋介石是否会支持他。【109】
照片：蒋介石总统和司徒雷登大使在牯岭避暑胜地会谈。一九四六年。
一九三五年，韩省长说，如果可能，请我和傅泾波去看蒋委员长，探探他的态度。开始时，蒋很生气。“地方省长无权探听国家的政策；他们应该完成他们自己的任务，让中央政府去处理国家的政策。”
我反对着说：“那是个很好的抽象原则。但是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就是由人而不是由法律来治理的。因此，对人的忠诚是首要的。如果你能和他建立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会成为你真实的朋友。”
他仍然怒气冲冲，但是最后说：“好吧，你去告诉他，如果他坚定站稳，我就不会让他倒下。”后来，蒋派他的个人代表去了山东，以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一九三七年日本人进犯的时候，韩动摇了，没有坚定站稳，他和他的军队向西逃去了。蒋委员长把他召去，军事法庭审判了并且处决了他。
宋哲元省长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他后来退得没有了后路，就和日本人死战起来。他任北京所在的河北省省长时，在国民政府和日本人之间摇摆不定。我设法让蒋委员长相信，如果给宋适当的支持，宋会忠诚地抵抗日本的军队。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蒋要他去河北省省会保定，在那里固守。但是在日本人的闪电攻击后，他夜里偷偷溜掉了。如果宋听从了蒋的命令，华北的局势可能会有个非常不同的转变。宋后来十分悔恨，抗击了入侵华北的日本人，但是为时已晚。
照片：马歇尔将军和司徒雷登大使在南京。一九四六年。【110】
6
我先是在张作霖元帅、后是在他儿子张学良的时代数次去到东北；见到他们两人都很友好，对我们为燕京大学的求助都有回应。我第一次见到张作霖的时候，他坐在一个宝座样的椅子上，两边有两个揎填的猛虎。他个头小，但是有一双明亮、乌黑、逼人的眼睛。他原来是个村庄的护卫，出了名，逐渐提高自己的地位，最后在东北的权力争夺中压倒了所有的人。他的一生都在和日本人打交道，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对他们屈服。一九二八年四月，他进军并短暂占据了北京，但是又被赶了出来。
一九二八年六月，为了毕业典礼，我经过欧洲和西伯利亚铁路匆忙赶回燕京大学。快到沈阳的时候，苏格兰传教士朋友们告诉了我没有登基的东北王的厄运。他从北京回来，在他的火车经过离沈阳不多几里的一座桥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他在车里受了重伤。那些传教士对我说，他已经死了，消息是来自医疗方面的人，但是在整个城里都散布说他在康复，命令所有的人都不得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他那二十二岁的儿子“少帅”飞回来接管了大权。后来少帅告诉我，日本人曾经三次到他父亲的火车里，要他签署一份扩大日本人在南满（东北南部）利益的文件。最后那次，他们警告说，如果不签署，他就不会活着回到沈阳。看过爆炸现场的一位英国工程师对我说，从技术上看，就知道那一定是日本人做的恶。日本人有四万军队【111】在等候着信号，一旦知道了老帅去世的消息，就要“维持、恢复秩序”。
不论他有什么缺点，他死得英雄。他的人民用他在坚持康复的神话挫败了日本人夺取控制的阴谋。在宣布他去世消息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北京好几个礼拜。少帅还告诉我，日本人如何派林权助男爵（Baron Hayashi）去吊唁，之后，他秘密地将同一个文件给少帅，让张学良签署。张学良描述了他怎么闭上了眼睛表示拒绝，但预料会被枪杀。这些细节预示着三年以后的“沈阳事变”，那是个类似的铁路事故，厚颜无耻、公然地蹂躏满洲、东北。
那次事件是历史上的又一次转折。它可能部分是由少帅轻蔑地拒绝日本人一再的要求所激起的。四个日本陆军上校等得不耐烦了，便以天皇的名义决定强迫进行，用欺人的借口，占领了整个东北。
亨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是那时美国的国务卿，他通过穿越大西洋的电话和英国的外交部长商议提出抗议，但是约翰?西门（John Simon）爵士回答说，他不感兴趣。我住在近处，我深信如果这两个国家带头强烈行动，日本政府本来可以容易地在那个阶段说，那些行动是未经允许的下属自行做的，而不丢失面子。在国际联盟最后接手了这件事情，派出李顿调查团来调查，那为时已晚。日本人已经考察到列强不团结，不愿意卷入。墨索里尼看到了这一点，在阿比西尼亚跟了上去。西班牙内战是另一个后果。希特勒不久也随之而上。如果在满洲东北采取了果断、强硬、联合的行动，所有的这些都可能得以避免。一九三一年发生沈阳事件的那个日子，【112】九月十八日，在中国，特别在学生中间，成了每年的国耻、和决心的纪念日。从此之后，它有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了爱国的中国人的思想。我感到从海上刮来了昏暗的毒气，特别向华北沉积，带来了那难以避免的命运。
一九三六年，当那些认识少帅的人听到西安事变和扣押蒋介石委员长的消息时，那似乎唯一的可能就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在可能的最为公开的场合和私下谈话里，他都不加修饰地说他是做了错事。所以这无须再加讨论。他想结束对所有涉及的人都是灾难性的国内争斗，以及他感到全国处于危险之中，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他使用了既荒唐又不合时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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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在中国场景上有一个有趣的人物，那就是有时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他身材魁伟，面庞大而和蔼，个性坚强，性格真诚但又灵活、善变。他成为基督徒有感情用事的缘故，他的信仰总是浮浅、幼稚、不够成熟。他早年的军队有些像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军队，有着严格的编组和纪律。有一段时间，在他的军队里有随军牧师，但是在他被张作霖打败的时候，随军牧师就不见了。冯将军从信仰基督教转向了共产主义，之后又回到了南京的共和主义。在战争期间他是一位激昂的爱国者，但一直没有给他任何真正有职权的位置。在抗日胜利之后，他又表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在他去苏联的旅途中死得很神秘。
我最初是在北京认识他的。【113】那时他正在怀疑着蒋介石的政府。后来他去了南京，得到一个职位，这时他又不满地下了台，去了山东省著名的圣地泰山。我和傅泾波有一次到那里看他。他在那里读古书，练习他那著名的书法。他有力地说，“如果他们不再计较那些分歧，我做什么都行，给我最高的职位也好，最低的职位也好，只要他们打日本。”
另一次去看望他的时候，我因为肩部的关节炎，左胳膊吊在吊带里。在他知道了我是什么病之后，他立刻就让我用他从北京一个著名药铺买来、总是带在身边的一种膏药，里面的成分有熊膏和虎骨粉。他坚持要自己给我上药，所以我就露出肩膀，他把一帖膏药贴在前面，一帖贴在后面，让一个副官把贴药的过程照下像来。不论是那膏药像他所说的那么灵验，还是一位美国的教会大夫的治疗帮助了我，或者只是离开了潮湿的南京天气，在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完全不疼了。有一次在重庆的招待会上，冯将军很幽默地谈了这个情节，引起了来宾的哄堂大笑。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重庆，他正在读中文的乔治?华盛顿的生平。他谈到我们那八年革命的细节：叛徒，债务，饥馑，寒冷，军队的缩减，等等，又说：“我们中国人还没有遭到像那样的事情。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坚持得更长久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