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2页。
[21]1871年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
[22]1872年12月废止幕府时期常礼服(狩衣、直垂袜)，定西式礼服为官员礼服(太政官布告第373号)。
[23]当时来价1升约合7分，每月学费5角是相当多的。据大概的估计，1878年就业人口平均每人一年所得只21元，而学费一年就达6元。
[24]当时法国教育主张中央集权与计划统一，美国教育主张地方分权与自由放任。
[25]《明治文化全集》3第2卷第201页，日本评论社，1928。
[26]日本科学史学会：《日本科学技术史大系》第6卷(《思想》)第121——122页，法规出版股份公司，1970。
[27]《福择渝吉自传》)第288页，商务印书馆1980。
[28]《劝学篇》第1页，商务印书馆1960。
[29]1858年福译在江户筑地创立洋学塾，1868年改称庆应义塾，1920年成为大学。
第十七章 明治初期的外交与平定士族叛乱　
第一节 收复民族权利的努力
一、岩仓使节团的派遣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失败
明治初期，过去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严重威胁日本民族独立和工商业发展。因此，收回丧失的民族权益，与外国缔结平等的新约，是新政府外交上的重要课题。此外，在内政上，究竟应怎样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国家，也是它急需探讨的课题。
公元1871年10月8日，政府派遣由48人组成的使节团[注1]赴欧美访问。其目的：一是向缔约国致“聘问之礼”，并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学习欧美各国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为日本实现近代化参考。[注2]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对这次遣使寄予很大希望，他在送别辞中说：“外交内治，前途之大业，其成与否，实在此举。”[注3]
在使节团出国期间，以三条实美为首的留守政府主持工作。出国前夕，使节团与留守政府约定：外出期间，留守政府应尽量不进行新的改革，不增加各省的官员，以防西乡隆盛等保守派滥用职权，扩大势力。
1872年1月15日，岩仓使节团横渡太平洋抵达旧金山，接着沿路东进，于2月25日到达华盛顿。使节团就不乎等条约问题在华盛顿开始与美国谈判。岩仓、木户向美国提出恢复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项建议。美国则提出关税自主权的归还应以开放日本内地、允许美国人在日本自由行动等为先决条件。双方见解
相差甚远，交涉终止。”木户孝允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彼之所欲者尽与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此间苦心竞成遗憾，唯有饮泣而已。”[注5]
日本使节团在美国遭挫后，便转赴欧洲，1872年12月5日使节团到英国，遏见维多利亚女王，就改约问题探询英国意见时，英国强硬拒绝日本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并提出更苛刻的修约方案。其他列强也企图利用改约机会，进一步把日本推向半殖民地。岩仓使节团改约虽没有达到目的，但在各国面前表明了坚决要求
恢复日本独立的态度并加深了对西方列强的认识。
使节团在修约问题遭挫后，把全部注意力投到考察访问上。同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镕、俄、丹、瑞、意、奥、瑞士等12国，接触各国首脑、政府官员和各阶层人民，考察政府机构、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工厂、矿山、港口、农牧场、兵营、要塞、学校、、报社和福利设施，参观了名胜古迹、博览会等。从各方面加深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理解，找出了日本和西方各国的差距。
使节团特别感兴趣的是英国和德国。他们在英国参观了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到处黑烟弥漫，无不设大小工厂”[注6]；国民精神皆倾注于世界贸易“[注7]的情景，使他们认识到大力发展工业并把工贸结合起来，是“全英国的谋富要领““和获得“世界工厂”之称的主要原因。同时他们还认为英国君主立宪制是它富强的一个主要原因，痛感日本开化很晚，与欧美相差悬殊。大久保在考察中“觉悟到，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独立建国，必须富国强兵；而要富强，则务必从殖产兴业下手，并切实谋求进步发达。”[注9]使节团在德国参观了埃森克虏伯工厂和西门子电机制造厂，考察了国家机构、政治制度、兵营、大学、博物馆等，对普鲁士从“小国”走向“大国”的道路很感兴趣。1873年3月15日，使节团会见了德国首相俾斯麦(Ofto Furst von Bismarck-schonhausen 1815年-1998年)，对他在统一德国时所使用的铁血政策非常赞赏。大久保认为日本“重新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注10]；要以实力对抗强权，首先要着眼于“内治”。这是他们归国后主张“内治优先”的思想基础之一。此外，使节团从考察中感到，要想富国强兵还必须建立法制，决心效仿普鲁士，在日本实行专制集权主义统治。对西方国家普及教育、造就大批有用人才的作法也有深刻印象。使节团带着把英国作为“富国”的标本，德国作为“强兵”的楷模的印象，结束了对欧美各国的访问，大久保、木户、岩仓一行从1873年5月到9月间先后回国。
岩仓使节团的出访，使大久保思想发生明显变化，他自己也说：“到西洋一看，深感我们不适应这个世界。”[注11]于是他很快从政治上倾向保守、迷悯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学习西方先进经验采取积极的态度，并成为殖产兴业政策的主要推动者。
二、收复民族权利的成功
使节团的努力虽末见效，但新政府在收回旧幕府时期被外国夺去的民族权利方面，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867年12月，旧幕府给美国公使馆秘书波德曼(A．L．C．Podman)以修建江户——横浜之间铁路的权利。其条件是建设资材一切免税，建成后除地租外不交纳任何捐税，如幕府认为必要时可加价50％出卖。1869年1月，波德曼要求新政府承认该项权利。英国为挤掉美国获得筑路权，使日本成为英国的投资对象，主张由日自营。在英支持下，日政府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美公使威胁说，如拒绝美要求，将有害日美国交。但日政府坚决拒绝，美不得不放弃该项权利。
另一次是关于北海道权利的交涉。戊辰战争中，普鲁士人格特纳(R．Gaertner)曾和据守北海道反抗新政府的(木夏)本武扬订立在北海道七重村一带，取得为期四年的300万坪租地。由于(木夏)本军的投降，这个合同也变为无效。但在1869年6月，格特纳又和新政府的函馆府知事订立了相同的租约。明治政府知道后，坚持自己开发北海道的方针，与格特纳交涉。终于在1870年以付给6.25万银元的巨额赔偿费为代价，收回了该项权益。
新政府还于1873年从荷兰人手里收回作为外债抵押的长崎县高岛煤矿。同年公布了《日本矿业法》，规定外国人不得勘探矿山、租用矿区，不得担任经营开采、冶炼等业务的企业主或合办的参加者。在日本人民和政府的要求下，1875年英法被迫从横浜撤退幕末以来的驻军。1877年，解雇了在各国公使压力下由日政府付工资雇用的外籍警官，并决定不再雇用外人。这样，到19世纪70年代，除不平等条约外，日本初步取消了外国在日享有的重大不合理的权益。
三、关于小笠原群岛问题
明治政府在收复民族权利之后，接着又就收回小笠原群岛问题同美英进行交涉。小笠原群岛在历史上属于日本。1827年美国军舰到此地，宣布为美国领土。后又有几个美国人从夏威夷移住此地，1853年培理航行到此后，再次宣布小笠原群岛是美国的领土。1873年5月，日政府内部围绕该岛的领有权问题发生不同意见。
1873牛12月，寺岛宗则任外务卿时，政府对小笠原群岛确定了“抚恤岛民，开拓土地”的方针及船舰往来的规则，续而与美国进行了有关该岛领有权的交涉。当时，美政府为在远东对抗英、俄，需要利用日本，没有坚持经济价值微不足道的小笠原群岛的所有权。1875年日本宣布收回小笠原群岛。1876年3月，把小签原群岛交内务卿管辖。同年10月，将此事通告英、美，两国也无异议。
四、关于库页岛问题
库页岛靠近黑龙江口，本为中国领土。[注12]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确认库岛为中国领土。18世纪，日俄两国先后向该岛的南部和北部殖民。19世纪50年代初，沙俄不顾尼布楚条约的规定，悍然宣布将库页岛划入俄国版图。1860年，沙俄强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从中国抢去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注13]此后，沙俄从库页岛北部南下，加强了对日本在库页岛殖民地的压力。函馆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治政府在1869年7月8日设开拓使。8月15日把虾夷地改称北海道，而把过去称为虾夷地的库页岛改称桦太，都置于开拓使管辖下。但没有制定统治库页岛的一贯政策。这时沙俄军队大举南下，压迫日本人的渔业经营。1870年2月在函泊逮捕监禁日本官吏，1873年4月在久春古丹抢劫日本人商店，闯入日本官吏住宅。从幕末开国以来到19世纪70脑袋初，曾几次交涉划定所谓库页岛的日俄国界，但都没有结果。日本视为阻止沙俄南下前哨的英、美，看透日本绝无能力对抗沙俄，经营库页岛，所以两国公使劝告日本放弃库页岛，集中力量确保北海道。这时征韩论已成为日本外交斗争的焦点，留守政府中的大部分人想集中力量侵略朝鲜，主张把库页岛让给俄国，换取俄国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干涉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政策。这一方针在政府内部占优势。1874年日本派遣(木夏)本武扬去俄国进行交涉。1875年5月7日签订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这个条约规定：第一，今后整个库页岛皆属俄国，以宗谷海峡为两国国界；第二，沙俄所领千岛群岛即从占守岛到得抚岛的18个岛屿让给日本，以堪察加地方的洛帕特卡角和占守岛之间的海峡为两国国界。[注14]1875年
《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签订以后，日本一直领有干岛群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第二节 对朝鲜与中国的侵略政策
—、“征韩论”
早在幕末，长州藩士吉田松阴就主张以讲“信义”的名义屈从欧美，同时侵略朝鲜和中国。1855年美俄签订友好条约后，吉田曾沽说；“我与美、俄的言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注15]明治政府最早倡导“征韩论”的是“参与”木户孝允。他在1868年12月14日向辅相岩仓具视提出侵略朝鲜的建议，即把朝鲜看作“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经略进攻之基本”，而“往朝鲜派遣使节，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时，宣布罪状，攻击其国土”，[注16]并和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等研究了具体的行动计划。为此，当时明治政府曾命对马藩官吏携带国书出使朝鲜，通知新政府成立，希望打开国交。但这次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所谓和朝鲜打开国交的交涉，不外是为侵赂朝鲜制造借口。木户、岩仓等人到1871年出国访问为止，一直在讨论和拟订侵略朝鲜的计划划。
日本企图侵略朝鲜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出自国内：明治政府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使下级武士陷于困境。他们不满政府，纷起叛乱。政府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认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第二个出自国外：俄国势力南下，企侵朝鲜；英国对琉球很感兴趣，企图将琉球作为第二个新加坡。列强对日本四周的争夺已经开始。日本为自身安危，有必要在俄国南下之前侵占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
二、《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
明治政府在拟订侵略朝鲜计划的同时，开始推行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政策。1870年，日政府派柳原前光至天津，在会见李鸿章时说，欧美各国强迫日本通商，日本内心不甘，可是力难独抗，“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注17]阴谋联合中日两国。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建议，答应与日谈判订约。1871年6月，日全权大使伊达宗城、随员柳原前光到天津，两国开始谈判。日方提出的条约草案以中国和欧美各国间签订的条约为基础，把日本置于和欧美各国同样的地位，提出一个极不平等条约案。清政府表示反对，提出了自己的草案。其中第二条条说：“两国既往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注18]这显然是一种同盟条约式的规定。但伊达百般拒绝，认为应按西洋成例缔结条约，勿使西方各国猜疑。中国代表反驳说，如伊达大臣不来中国，忧虑皆无，更能照应西人，岂非上策。伊达无言以对。终以“不过是靠友好国家的情谊调停平时细小的纠纷”之意解释第二条，争执才算罢休。7月29日，大体按照中国的方案，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其主要内容有：第一，中日两国互不侵犯领土，永久修好；第二，如别国对中日两国之一有侵略的事情发生，必须互相支援；第三，两国互不干涉内政；第四，互派驻外使节；第五，在两国的通商港口进行贸易，在通商港口派驻领事官员，互相承认领事裁判权；第六，两国国民在通商港口互相友爱，禁止携带刀械。这是近代史上中日两国签订的第一个对等条约。但通过这次订约谈判，日本方面已开始暴露出侵略中国的野心。就在谈判过程中，当英、法两国以中国反教会斗争为借口侵略天津、烟台一带时，日本表示要对外国遵守信义，向英、法军队提供食品、燃料等。这是支持欧美侵略中国，证明柳原前光所谓“日清联合对抗欧美”之说，全是毫无诚意的欺人之谈。在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认为约文不妥，公开声明予以否定。第二年，即1872年3月又派柳原前光来要求修改条约。4月9日柳原到天津拜访李鸿章，提出要修改条约，特别是要取消第二条，并加入最惠国条项。结果遭到中国的拒绝。日本的计划失败了。但此时发生了台湾杀害琉球藩民事件，它为给日中两国关系带来根本变化创造了一个机会。
三、侵略台湾与吞并琉球
1871年11月30日，由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船组成的进贡船离开琉球[注19]那霸港驶向中国，中途遇暴风，漂流海上，一艘幸还，另一艘漂到台湾西南海岸高山族牡丹社的八遥湾。该船共有船员69名，其中3名淹死，66名登陆。但登陆船员中，54名被高山族杀害，12名逃出，在风山县受清政府官兵保护。12月11日，由八重山岛民的两艘船组成的进贡船又离开那霸港开往中国，中途遇风暴，漂流海上，一艘下落不明，另一艘于12月23日漂到台湾，45名船员同样受到风山县清政府官兵的保护。1872年2月，前后两批硫球漂流民57人被送到福州的琉球馆，7月回到那霸。
琉球的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民误杀，这纯属中国与琉球之间的问题，与日无关。但日乘机插手，准备借所谓属于日本的琉球、人被杀而侵略台湾。琉球船民被杀消息传日，刺激鹿儿岛县士族。县参事大山纲良要求政府“出兵问罪”，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长官桦山资纪赶到熊本，向熊本镇台司令官桐野利秋“控诉”，后来又赶到东京直接向陆军省“呼吁”，建议向台湾派生番探险队。但日政府为防止欧美国家的干涉和清政府的抗议，在侵台前策划了一系列外交阴谋。首先是强改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其对外交际事
务由日外务省处理；其次，以日政府同意继承琉美条约为条件，争取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第三，利用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互换《中日修好条规》机会，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朝鲜的态度。副岛到北京后，派柳原前光去总理衙门质问高山族人地区的主权问题。清官员指出这是中国与琉球双方的问题，“我……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注20]又说：“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有”[注21]日本看讹诈不成，就抓住“化外”一词，断章取义，更加紧准备军事侵略，但这时日本国内侵略朝鲜的喧器声高涨起来。
明治维新前，幕府不能直接向朝鲜派遣使者，贸易限于日本设在斧山的倭馆。明治维新后，日本想打破这个惯列，一再派官员去朝鲜交涉。但朝鲜政府都拒绝受理。于是日本就派军舰去釜山调查登陆地点，并决定自由贸易往还。朝鲜在倭馆门前贴出布告，严禁日人搞走私贸易。日本以“侮日”、“无礼”为口实，掀起叫嚣侵朝的浪潮。这是副岛岛种臣已回国向政府报告了清朝申明不干涉朝鲜内政的情况。西乡决定暂缓侵台，先侵朝鲜，板垣退助等参议也支持西乡的意见。此时大久保、木户、岩仓等先后回国，主张积极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反对立即侵朝。于是以大久保为首的内治优先派与以西乡为首的征韩派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结果西乡派失败，内治优先派掌握了领导权。
大久保派并非反对外侵，在征韩派被逐出政府后，明治政府立即决定侵台。1874年4月设立“台湾蕃地事务局”，任命大藏卿大隅重信为长官，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5月7日西乡从道率兵3千6百人进犯台湾。5月22日日军在台湾登陆。6月1日，日军对牡丹社和高士佛社发动总攻，台湾人民以原始武器英勇抗击日军。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战病死者达573人。加之清政府已任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藻侦，率大军渡海保卫台湾。日本政府深感国力不足，因而顷急于求和。1874年9月14日大久保利通由柳原前光公使陪同访问了北京的总理衙门，在英、美、法三国驻清公使的“调停”下，10月中日议和。谈判在同月31日达成协议，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签订中日《北京专约》。清政府屈从日本，承认“台湾‘生蕃’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规定日军撤出台湾，赔偿日本银50万两[注22]。日本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中国反予赔偿，进一步刺激日本侵野心。1875年日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最后于1879年4月4日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
四、侵略朝鲜
日本侵台后，又把矛头指向朝鲜。这种侵略得到列强的支持。大久保在北京订约期间，美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为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牵制俄国的走卒，曾唆使日本侵朝。1875年9月20日，日本“云扬”号军舰侵入江华岛附近，蓄意向守卫该岛炮台的朝鲜军队寻衅挑起战端，并登陆占领炮台，制造了“江华岛”事件。次年2月，日本特命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率六舰于仁川登陆，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同年、8月又签订《日朝修好条规附录》，以及《附属于修好条规的往复文书》等侵略性文件。《日朝修好条规》第一条规定：“朝鲜国是自主的国家，和日本国保有平等的权利。”意谓朝鲜并非中国的属国，日本将同中国争夺对朝鲜的统治权。《条规》第七条规定：“允许日本国的航海者自由测量海岸。”根据这一条日本可任意在朝鲜沿海进行绘制海图等侵略活动。《条规》第十条规定：“日本国人民在朝鲜国指定的各口岸侨居中，如果犯罪，与朝民交涉，皆归日本国国官员审断。等于日在朝享有治外法权，而这正是当时日本要求欧美各国撤销的特权。[注23]
这样，日本政府便把争取自己民族独立的任务和侵略朝鲜、中国结合起来了。明治维新之初所主张的“开拓万里波涛”、“耀皇威于海外”的军国主义就具体地付诸实行了。
第三节 平定士族叛乱
一、佐贺之乱
明治政府关于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策，很快遭到封建保守势力反对，发生多次起义事件。
在1872年夏，对奉还版籍、废藩置县一直不满的岛津久光即上书明治天皇，提出14条建议，公开向资产阶级改革挑战；反对文明开化和教育改革；反对仿效英、法改革制度；反对四民平等和相互通婚等等。此后，他又派人进京阴谋活动，要求罢免大久保等的官职。当时政府没有采纳他的主张，为缓和不满情绪，1873年12月任命岛津久光为内阁顾问。但这种妥协手段改变不了岛津反对政府改革的思想。1874年1月，他再次反对大久保等的施政方针，以还乡(鹿儿岛)威胁政府。同年7月23日，时任左大臣职的岛津久光又向公卿三条、岩仓等提出了“质问书”，指责明治政府“将先王制服改为洋服”，历法“改用洋历”，政府各部“皆模仿洋制”，学制、军制均采用“洋式”，“参议兼任省卿”，“兴不急需之土木”等等，坚持制服、学制、军队、租税等一切复旧。岛津还扬言，如果不采纳即见，他本人供职无益，将呈请辞职，并要求撤大久保职务。对政府其他人事安排，他要求迅免大隅等职，召回西乡、板垣，并复其职。在没有免掉大限的参议之前，他本人不参政，以此逼迫政府。对这些反政府要求，不仅大久保等不能接受，就是迁就岛津久光的三
条、岩仓也难以承认。大久保出身萨摩，碍于岛津是过去的藩主，没有公开对抗。可是肥前(佐贺)出身的大限没有顾虑，毅然指出：“和过去不同，现在自己是朝臣。一个朝臣为何因一旧藩主而轻率地去留！”[注24]因为革新势力的反击，岛津反动要求未能实现。最后，被迫引退。
当岛律等旧藩势力进行反政府时。，不满明治维新改革的旧士族，公开发动了反政府的叛乱。最先爆发在佐贺，1874年2月1日，佐贺士族建立了“征韩党”(1873年12月)和“忧国党”(1874年1月)。两党分别拥戴佐贺出身的前新政府参议江藤新平和前秋田县令岛义勇为首领。1874年1月，江藤和岛先后从东京和秋田被
迎回佐贺。征韩党愤于征韩论派被击败，主张立即征韩，要求把遣使朝鲜作为确立国权的机会。当时江藤是想借助征韩、忧国两党之力使内阁会议回到征韩上来。忧国党则反对政府进行的各项改革要求重新起用“中兴之元老”(岛津久光、西乡隆盛、江藤新平等)对内实行封建郡县并行之制，对外征服朝鲜、中国。[注25]
他们纠集了3千多名士族队伍，错误认为西乡在鹿儿岛举兵，板垣在高知举兵，九州、四国的士族群起呼应，必容易成事。[注26]1874年2月4日，江藤劫夺了小野组银行，抢到20万日元经费，发动武装叛乱。佐贺起义的消息传到东京，太政官在4日和7日，命令陆军省出动熊本、东京和大坂的镇台兵镇压。2月10日，政府派大久保赴九州。18日占领佐贺城。从22日至23日平定这次叛乱。江藤和岛逃走后，先后在鹿儿岛被捕处斩。
二、敬神党、秋月、获的叛乱
1876年3月，政府发出废刀令，8月发行金禄公债，宣布废除俸禄制。于是，士族更为愤怒。1876年10月，熊本旧士族二百余人，组织敬神党，宣扬国粹思想，丰张实行神道政治，反对政府改革。1876年10月24日袭击县政府和兵营；打死县令和镇台司令长官。但起义很快被镇台兵镇压。
在敬神党叛乱的影响下，福冈县旧秋月藩士族4百人组成秋月党，表示不满政府对征韩问题的处理，叫嚷扩张国权，1876年10月27日配合敬神党发动叛乱。但也立即被镇压。
消息传到山口，获的旧士族接着于同年10月发动叛乱。其头目是荻原一诚，1869年2月任越后知事，7月任政府参议，12月继大村益次郎任兵部大辅。1870年9月，前原不满新政府政策，辞职回长州家乡——荻(山口县)当地对新政府不满的士族，集合在他的周围，形成一股反政府势力。1876年10月27日，以前原为首的百余人，以旧藩校“明伦馆”为根据地，举起“殉国军”大旗，夺取了荻冶炼厂的武器、弹药，企图进攻山口。政府得报告，立即派陆、海军镇压。11月5日，荻原在岛根县被捕处死，5日殉国军在荻溃败。
三、西南战争
西乡隆盛出身于萨摩藩士，幕未曾参与藩政改革。新政府成立时，他是“王政复古”和戊辰战争的主要领导人。明治维新后任参议，以武力保证了废藩置县的实现。1871至1873年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期间主持留守政府的工作。随着新政府的改革日益深入发展，作为士族利益代表者的西乡，同改革政策的抵触也越来越深。
1873年10月，征韩论派被击败后，西乡隆盛及亲信近卫兵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等萨摩出身的军人约3百名，宫内大丞村田新八以及司法省咨保安中萨摩出身的警官3百人，相继辞职回到鹿儿岛。1874年6月，在西乡的领导下，于鹿儿岛市内设立了私学校。这个学校除本校外，在鹿儿岛市内和县内各乡还设有136
处分校。私学校经费全由鹿儿岛县政府负担。其规模不断扩大，成立一年后学生达3万人。西乡所订私学校的纲领是：“一、道同义协，暗中集会……二、尊王悯民，为学问之本质。”所谓道义，不外是忠孝仁义；所谓尊王悯民，就是忠于君主，统治人民。在鹿儿岛县，租税几乎不上缴中央，县令大山纲良以下区长、户长等官吏，只是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的规定。区长、户长都由私学校的干部担任，警察官吏也大部分为私学校党所占；整个县的行政组织都掌握在私学校党手里。区长都是军人，在以后叛乱中，便以队长的身分出动。这样，鹿儿岛县实际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地方军阀政权，西乡作为最高权威君临其上。地方行政机关之长则统率各地分校(分队)。这样建立起了以西乡为首领的随时可以发动起义的军事体制。
旧土族阶级为恢复封建武士的特权，坚决反对四民平等、地税改革及秩禄整理。当1876年8月政府公布《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时，大大刺激了旧士族。于是村田新八叫嚷：“以西乡为首相，实行其抱负，这是我们今日的任务。”[注27]1876年12月下旬，大久保遣遣中原尚雄等鹿儿岛出身的警官20余人，以探亲为名回鹿儿岛进行侦察。不久私学校党逮捕了中原，严刑审讯，逼他供认从大警视川路利良手里接受了暗杀西乡的密令。[注28]1877年1月下旬，政府为防备西乡叛乱，密令把在鹿儿岛的陆军火药库的武器、弹药运往大坂。私学校党徒得知消息后，即袭击陆军火药库和海军造船厂，抢走武器、弹药。2月2日，桐野、筱原等私学校的头目拥立西乡发动叛乱。
1877年2月15日，西乡率领叛乱队伍打着“新政厚德”旗帜，从鹿儿岛向熊本进攻。从九州各地和其他地区赶来的旧士族响应叛乱，叛军最多时约4．2万人。
大久保得知西乡要叛乱，坚决主张：“事情曲直分明，正正堂堂，宣布罪状，鸣鼓而讨之。”[注29]2月19日发布征讨鹿儿岛县暴徒的诏书，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征讨总督，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为征讨参军。20日征讨总督率陆军5万8千人从东京出发，26日到达福冈。海军11艘军舰也投入战争，三菱轮船公司担负军事运输任务。[注30]
北上的西乡军包围了熊本城，久攻不克。征讨军于3月2日占领熊本北方的天险田原坂。在此以前(3月14日)黑田清隆中将率领一个旅团从长崎出发，于3月19日在日奈久、八代方面登陆，从背面进攻叛军，使西乡腹背受敌。4月14日黑田军冲破包围，进入被围困50天的熊本城。4月15日西乡军开始全面退却。8月16日至17日，被征讨军击败，万余人投降。西乡率残兵逃回鹿儿岛，在城山固守。9月24日征讨军发起总攻，城山陷落，西乡在岩崎谷自杀，桐野、村田等被击毙。西南战争结束。
这次大规模的土族叛乱即西南战争历时八个月，震动全国。它虽然起因于鹿儿岛士族和政府的对立，但决不是单纯的士族叛乱。从叛乱者来看，不仅是土族，还有许多民权派，其中包括豪农豪商，而且过去戊辰战争中与幕府军并肩作战失败的东北诸藩旧藩士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因此使西南战争带有复辟战争、民权战争的性质。战争结果政府胜利；结束旧土族割据局面，使国家权力进一步集中。从自由民权运动方面来看，西南战争发挥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先驱作用。[注31]
[1]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
[2]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团研究》第161—162页，宗高书房，1976。
[3]大久保利谦：《岩仓使节团研究》第184页，宗高书房，1976。
[4]田中韶：《日本史》近代1，第107页。
[5]《木户孝允日记》明治5年2月18日，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1980。
[6]林屋辰三郎：《文明开化之研究》第84页，岩波书店，1979。
[7]久米邦武：《待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2编，宗高书房，1975。
[8]久米邦武：《待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442页，宗高书房，1975。
[9]土屋乔雄，《明治前期经济史研究》第1卷，第37页，日本评论社，1944。
[10]田中彰：《岩仓使节团〉第133页，讲谈社，1977。
[11]芳贺彻：《明治维新与日本人》第26页，讲谈社学术文库，1982。
[12]库页岛据中日学者考证，中国最早称该地居民为“毛民”(见《山海经》、〈淮南子〉，唐代称“魔鬼”(据《新唐书》，贞观14年入贡)，元代称“曾鬼”，明代库页岛曾向黑龙江下游明奴儿干都司奉贡，清改称“库叶”，向清朝贡，古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17世纪中叶，日、俄及荷兰几乎同时到库页岛探险。18世纪中叶，俄、日仍认该地属中国，但那时俄、日相继侵入，俄占北部，日占南部。饿称库页岛为萨哈林，日称库页岛为桦太(音同该岛日语原名“庸人”，即中国人)、岛上居民仍向清地方政府交纳贡物。1790年，日本在库页岛南端的久春古丹设立看守所和交易所。1807年为对付俄国南下，把它纳入幕府直辖地。1809年摄间官林藏到库页岛探险，认定库页岛是一个岛，并确认清期已占有该岛。1822年以后，德川幕府终于确立了日本在该岛南部的势力，同沙锦俄的争夺也进一步加剧。
[13]俄在19世纪50年代韧，宣布库页岛划入俄国版图，并将日本人从库页岛南部赶走，同由南端北进的日本发生冲突。
[14]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第58页，原书房。
[15]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2册第6页，商务印书馆，1658。
[16]《木户孝允日记第一》，引自中探明：《近代日本和朝鲜》(新版)第22-23页，三省堂，1979。
[17]王苫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31页，三联书店，1979。
[18]同上书第45页。
[19]明太祖封琉球王察度为藩王，从此奉明正朔，按岁朝贡。17世纪初，日本萨摩藩主岛律侵略硫球，将尚宁王掳去，并隶琉球于萨藩，监督财政。中英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都认琉球为独立国。英、法、荷三国与琉球缔结通商条约。
[20]、[21]王艺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第64—65页。
[22]《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43页，三联书店。
[23]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第65—66页，原书房，1965。
[24]石煤裕道：《日本资本主义成立史研究》第76页，吉川弘文馆，1973。
[25]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2卷第44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6]犬丸义一、村中新太郎：《日本近代史》第l卷第242页，新日本出版社，1975。
[27]后藤靖：《士族叛乱之研究》第53页。
[28]井上清：《西乡隆盛》(下册)第218页。
[29)大久保利谦：t近代史史料》第144页，吉川弘文馆，1965。
[30]西南战争时三菱从政府借款80万洋银，又购买轮船10艘，从事军事运输。战争共耗军费4500万日元，而三羞在运输中获利1500万日元，占军费的三分之一。
[31]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3卷第5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第十八章 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化
第一节 自然科学
明治政府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努力摄取西方科学技术。明治?大正时代是日本近代科学成长和壮大的时期，各个领域从无到有，或发展前代科学的萌芽取得长足的进步。
一、基础科学
1、天文学。 自奈良时代到德川时代，日本一直采用中国的阴历。从1669年开始日本虽然有了自己的贞享历、宝历历、宽政历及天保历，但这些都是阴历。1872年(明治5)明治政府决定废除阴历，采用欧美通行的阳历。旧历使用到明治5年12月2日为止，宣布1873年(明治6)1月1日(旧历明治5年12月3日)为新历的开始。接着出版了福泽喻吉的《改历辩》和黑田行元的《新历训蒙》，努力推广新历。德川时代的编历机关是京都的司天官——土御门家，明治维新时将它移到东京，改为星学局。1888年(明治21)东京天文台成立，负责编历和报时。当初东京天文台每天正午用炮报时，1912年(大正1)改用无线电报时。1888年兵部省海军部内设立水路局并附设观象台，它是日本最早使用先进仪器和技术的观象台(即今东京大学麻布天文台)。1877年(明治10)东京大学创立时，创设天文科，并于1878年(明治11)建立天象台。美国人保尔(H．M．Paul)是东京大学最早的天文学教授。寺尾寿是最早的日本人天文学教授，为建设日本近代天文学操劳一生。1882年成立日本气象学会，次年发行天气图，开始天气预报。1895年野至中夫妻在富士山顶观测气象。1899年(明治32)设立水泽纬度观察所，后来该所成为纬度变化国际中央局。1908年成立日本天文学会治?大正时代在天文学上取得成就的有：1902年平山信发现小行星，1886年北尾次郎发表《大气运动及台风的理论》，日俄战争后平山清次关于库页岛北纬50度日俄国境线的确定，1902年木村荣发现纬度变化的z项(1911年获帝国学士院恩赐奖)等。
2、数学。 1855年(安政2)成立的长崎海军传习所对移植西方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以荷兰军官为教师，讲授航海术、炮术、测量学、数学等，数学方面已涉及微积分。此外，洋学教育机关“蕃书调所”也成为西方数学的教授场所。1862年(文久2年)这里设立数学科，由神田孝乎担任教授，教科书是福田理轩的《西算速知》和柳河春三的《洋算用法》。
明治初年，沼津兵学校是西方数学的教育中心。沼津兵学校在沼津城内，1868年(明治1年)创办，1872年关闭，五年来培养出来的数学人才约200名，其中如荒川重平、中川将行、真野肇等，在明治初年数学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注1]官立大学南校(前身是善书调所，1877年改为东京大学)也是数学教育的一大根据地，这里有许多外籍数数学教师。东京大学创立时，菊池大麓为教授，他为普及中等数学教育立下巨大的功绩。菊他的《初等几何教科书》(1888年)是整个明治大正时代最优秀的教科书。藤泽利喜太郎和菊池同为明治数学界的二大巨擎[注2]，他将保险学和统计学等的实用数学介绍到日本。藤泽的《算术教科书》(1896年)和《初等代数教科书》(1898年)被定为中等数学教育的教科书。随着西方数学的兴起，和算(日本数学)开始没落。1872年(明治5年)公布的学制，将大中小学的数学一律定为西方数学，给和算以巨大的打击，许多和算家被迫转业。
1877年(明治10年)创立东京数学会社，出版《东京数学会社杂志》。1887年(明治20年)中川将行等人创立反大学派的数学协会。进入20世纪，日本的近代数学才算真正确立，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论文，如中川挂吉的《双曲线几何学》(1901年)、吉江琢儿的《微分方程式研究》(1903年)等。1911年(明治44年)，林鹤一创办了《东北数学杂志》，它后来成为国际性的数学杂志。1918年(大正7)远藤利贞出版了《增修日本数学史》。
3、化学。 1837年(天保8年)出版的化学书《舍密开宗》(宇田川容庵译著)，最早将欧洲近代化学传到日本[注3]。后来又陆续出版了川本幸民的《兵家须读舍密真言》、桂川甫策的《重译化学通览》和上野彦马的《舍密局必携》等化学书。幕末的化学教育机关是藩书调所、西洋医学所和长崎精得馆。1868年(明治1年)成立大阪舍密(化学)局，聘请荷兰人哈拉塔马(Gratama 公元1831年—公元1888年)为该局教授，专门培养化学人才。1870年大阪舍密局改为大阪理学所，后又称为大阪开成学校。开成学校(大学)内设五所学校，其中有化学学校，从英国招聘阿特根逊(R．w．Atkinson，1881年回国)来日，教授普通化学、冶金学、分析实验等，学生有久原躬弦、高山甚太郎、高松丰吉等，他们都是日本化学创始期的重要人物。1870年京都创设舍密局，它是日本最早的工业试验所。1878年(明治11)成立日本化学学会，出版了《日本化学学会志》，刊登了许多优秀论文，如高山甚太郎的《日本制茶分析》、中泽岩太的《天和山炼铜化学》和吉田彦六郎的《漆的化学研究》等。
有关化学试验的研究机关中，历史最悠久的是东京卫生试验所，主要是检查和管理药品。1893年(明治26)设立东京农事试验场，专门研究农艺化学。1900年(明治33)建立的东京工业试验所，进行有关化学的试验和研究。
化学研究方面，有1908年池田菊苗发现的“味之素”(味精),还有高峰让吉的“高淀粉酶”(1909)和铃木梅太郎的“维生素B”(1910)等，都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明治末期至大正时代的化学研究，获学士院奖的有：高峰让吉的《肾上腺素的发现》(1912)、真岛利行的《关于漆的主要成分研究》(1912)、让本满丸的《油脂研究》(1920)、田原良纯的《关于河脉毒素的研究》(1921)比奈泰彦的《汉药成分的化学研究》(1923)、铃木梅太郎的《副营养素研究》等。
4、物理学。 1872年(明治5年)出版了由泽渝吉的《训蒙穷理发蒙》三卷，它是有关天文、地理、物理学的启蒙书。后来又陆续出版了《穷理发蒙》(鱼住、宇喜多合编)、《穷理问答》(后藤达三)、《穷理余谈》(土屋政朝)、《穷理便解》(望月诚)等，这些都是有关物理学方面的启蒙书，对普及近代物理学起了很大作用。为了满足物理教育的需要。1872年出版了片山淳吉编的《官版物理阶梯》(全三卷)，1888年出版了日英德法对译的《物理术语辞典》。
1877年(明治10年)东京大学创立时，招聘许多物理学教授来日讲课，其中美国俄亥俄大学教授明顿荷尔(Mendenhall，1841一1934),对日本物理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还有英国人位因(Ewing1855—1935)和诺特(Knott，1856—1922)先后被东京大学聘为教授，为日本近代物理学奠定基础。山川健次郎是最早的日本人物理学教授和五位理学博士之一。当时东京大学物理学教研室是日本物理学研究中心。
至明治20年代，日本物理学进入自立时代，出现了田中正平的《纯正调管风琴研究》(1888)和长冈半太郎的《磁致伸缩现象研究》(1889)等科研成果。接着，世界水平的论文不断出现，日本物理学家的活动也频繁起来；明治后期，长冈半太郎的《原子模型研究》(1903)是日本理论物理学上最光辉的业绩。他的学生本多光太郎除研究地球物理学外，还进行了钢铁的物理研究和磁性研究，开拓了冶金物理学的新领域。c431917年发明了K．s磁钢。1916年(大正5年)他的《关于铁的研究》获学士院奖。此外，获学士院奖的还有寺田寅彦的《关于劳厄电影的实验方法及其说明的研究》(1917)、西川正治的《尖晶石的原子配置及受歪的物体的x光检查》(1917)、木下季吉的．《关于放射线的研究》(1923)等。在普及工作方面，中村清二及田九卓郎写了中等教育用的物理学教科书及参考书。京都大学水野敏之丞的电波研究也很有成绩，1896年(明治29年)第一次制作x光的发生装置，拍摄x光照像。1917年(大正6年)东京建立了理化学研究所，对工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5、博物学。 日本的博物学是指动物学、植物学和矿物学而言。日本近代博物学的发展是与德国人西博尔德(F．Von sdbld，1796—1866)的名字分不开的。1833年(文政6年)西博尔德作为荷兰医官到达长崎，一面行医一面从事日本动植物和地理学研究。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培养出一批日本博物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伊藤圭介(1803-1901)。他是幕末与明治科学之间及本草学与近代植物学之间的桥梁。
1869年(明治2年)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首次开设动植物学课。1873年(明治6)开成学校首次开设矿物学课。1877年(明治10年)开成学校改为东京大学，创设生物、地质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博物学初创时聘请外籍教师讲课，后来才培养出一批日本的博物学家。1877年美国人莫尔斯(E．S．Morse，1838—1925)到日本他于1879年(明治12)发现大森贝掠，这是日本人类学的开始[注5]莫尔斯一面在日本各地采集古生物标本，一面在东京大学教授动物学，向日本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日本博物学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明治时代的植物学与江户时代的本草学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1868年明治政府接收了幕府的植物园即小石川的御药园，改称为大病院附属御药院。1877年它附属于东京大学，1886年（明治19年)改为帝国大学植物园，附属于理学院，植物学教研室迁到园内。次年为研究高山植物，在日光设立分园。小石川的植物园对培养日本植物学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871年(明治4年)文部省内设博物局，专管博物馆和植物园1873年博物局改为博览会事务局，其中博物科有动物、植物和矿物三个部门，分别管理研究学问，收集标本和陈列展品。1882年(明治15年)新建的博物馆竣工，1900年改为帝室博物馆，由宫内省管辖。1923年关东大地震，东京博物馆被毁，次年将帝室博物馆的
自然科学展品让给东京博物馆时，展品达9.3万余件。日本博物馆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博物学启蒙读物有田中芳男的《动物挂图》(1872—1877)和野职憨的《植物挂图》(1873—1878)。杂志有博物局出版的《博物杂志》(1879年创刊)、东京动物学会的《动物学杂志》(1888年创刊)等，登载了质量很高的论文。著作有白井光太郎的《日本博物学年表》(1891年)、松村松年的《日本昆虫学》(1899年)、岩崎重三的《日本矿石学》(1901年)、三好学的《植物学讲义》(1899年)、藤田经信的《日本水产动物学》(1902年)、饭田启的《海洋动物学》(1902年)等。
二、工学
日本工学是在幕末至明治引进欧美工业技术成果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成立的。明治维新时，英国产业革命已经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正在开始。所以日本一开国就吸收英国以轻工业为中心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技术成果，同时又被卷入英、德、法、美等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浪潮中。第一、二次产业革命同时进行是构成日本产业技术和工学的特征。幕末大量输入的洋学知识以及明治维新由国家大力移植的近代科学技术，对日本工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军事工学。 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政策的指导下，1869年(明治2年)设立兵部省，内设兵器局，重新整顿藩营军事工厂。1877年(明治10年)建成陆军二大工厂(东京、大阪)和海军二大工厂(筑地、横须贺)，同时招聘外籍技术人员，大量派留学生到外国学习军事技术。明治初期在造船工业上始终限于维修，兵舰主要在英国建造。1884年(明治17年)以后，日本才开始有钢制商船(如“筑后川丸”)。1896年(明治29年)施行造船航海奖励法，大大促进了造船工业。1898年(明治31年)三菱长崎造船所建成日本钢制邮船“常陆丸”(6200吨，2000匹马力)。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造船技术有了显著进步。1897年宫原二郎发明了宫原式水管锅炉，1903(明治36年)正式被海军采用。1907年(明治40年)战舰“安艺”、“伊吹”在吴海军工厂建成。1908年(明治41年)三菱长崎造船所建成的“樱花丸”上安装着日本最早的国产汽轮机和宫原式锅炉。但日本造船技术的真正独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枪炮、火药制造技术方面，1880年(明治13年)村田经芳发明村田式步枪。后来继续改进，至1906年(明治39)发展成三八式步枪、骑兵枪、机关枪。1885年(明治18)大贩炮兵工厂开始生产意大利式野战炮(青铜)。1898年(明治31)有坂成章设计了三一年式速射野战炮(钢制)。1897年吴海军兵工厂制造了日本海军最早的口径12公分的速射炮。19世纪后半期是世界火药制造技术大改革的时代，黄色无烟火药代替了黑色有烟火药。日本派岛川文八郎等到德国学习火药制造技术，回国开设板桥火药制造所，开始制造无烟火药。1891年(明治24年)下濑雅允发明了下濑火药[注6]，在日俄战争的日本海海战中下濒火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21年年(大正10年)建立航空研究所，1919年(大正8年)建立陆军科学研究所，1923年(大正23年)建立海军技术研究所，日本军事工学大为发展。
2、土木工学。 明治初年利用外国的土木技术进行河道疏通，如淀川及利根川的疏通。1878年(明治11)施工的宫城县野蒜港和福井县圾井港是日本近代港湾技术的开始。其后又陆续建成长崎、横滨、大版等25个港湾，促进了土木工学和水泥制造技术的发达。
铁路和桥梁建设方面，1870年东京、横滨间的铁路建设依靠英国。后来日本自力更生，1880年(明治13)通车的京都与大津间的铁路建设全部由日本人自己之手完成。同年开通的旧逢坂山隧道是最早由日本人开掘的隧道。明治时代日本的桥梁由木桥向铁桥、钢桥、钢筋混凝土桥发展。最早的日本桥梁专家是广井勇，1909年(明治42年)竣工的仙台市广濑桥是日本最早的钢筋混凝土桥，由广井勇设计。
琵琶湖疏水工程是表明土木技术独立的划时代的事业，其附属水力发电所向世界表示了明治时代土木技术的成果。这个工程由工学界元老田边朔郎设计。[注7]古市公威也是工学界前辈，为日本 的工学教育和研究体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功绩。
3、应用化学。 明治初期对日本化学工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是德国人华格纳(Wegener,1831—1892)和宇都宫三郎。前者是应用化学家，特别精通陶瓷制造；后者是日本水泥之父，1871年(明治4年)他在深川工作分局开始制造日本最早的硅酸盐水泥，并担任小野田水泥厂的技术指导，对日本的水泥、陶瓷工业的发展贡献很大。1884年(明治17年)东京大学设立应用化学科，开始进行应用化学教育，出现了高松丰吉和中泽岩太等名教授。高松是当时日本有机化学权威，中泽是无机化学权威。1888年(明治21年)高峰让吉建立大日本人造肥料公司(日产化学的前身)，用美国制造的机器生产化肥。明治后期是陶瓷、煤气、制糖、磷酸等化学工业开始大量发展的时期，也是应用电力的重化学工业的试验时期。1900年(明治33年)设立工业试验所，接着各地陆续开设工业试验场、讲习所，促进了化学工业的发展。
4、电气工学。 日本的电气工学是和电讯技术同时从欧美引进的。1878年(明治11年)3月25日(后来定为电气记念日)工部大学校首次点起了弧光灯。1883年(明治16年)东京电灯公司成立，接着电灯试验成功。1884年(明治17年)工部大学校的电讯学科改为电气学科，出现了志田林三郎、藤冈市助等电气工学家。1887年(明
治20年)东京电灯公司的火力发电所建成，接着神户、大坂、京都等火力发电所也先后建成。1892年琵琶湖水电站建成，此外各地还有小规模的水力发电所。1890年(明治23)藤冈市助设立白热社(东京电气公司的前身)，开始制造电灯泡。1895年(明治28年)小坂矿山最早使用三相诱导电动机，后来这种电动机被普遍使用，开拓了电力应用的途径，同时促进了电机制造工业的发达。1809年(明治40年)开始，名古屋、东京、大坂等城市纷纷建成电气铁路。1907年(明治40年)东京电灯公司桂川驹桥发电所高压输电成功。19l4年大正3年)猪苗代湖水力发电所竣工，开始了高压远距离输电。大正以后进入大输电网时代，工业动力从蒸汽转向电力。
1877年引进电话机。1890年设置电话交换台。1891年(明治24年)设立了递信省电气试验所，它和1910年(明治43年)成立的日本 电气工艺委员会一起，对日本电气事业贡献很大。明治末年无线电讯电话技术发达起来。1897年(明治30)松代松之助等开始研究无线电讯，并取得80海里无线电通讯的成功。1903年(明治36年)长崎、基隆间的海上630海里无线电讯试验成功。1912年(明治45年）鸟漓右一等发明TYK式无线电发报机。
5、采矿冶金学。 明治初期各大学相继开设矿山学、冶金学课程，培养出一批明治采矿冶金学界的领导人，如小花冬吉、栗木廉等。煤的开采初期使用蒸气功力，后来使用电气动力，至20世纪大煤矿已经全部机械化。铜的生产技术也有显著进步，至大正中期铜产量占世界第二位。由于釜石铁矿建设英国式制铁所的失败，日本炼钢业转向兵工厂，由军部主持。1882年(明治15年)筑地海军兵器局开始用克虏伯(Krupp)式坩涡炼钢，首次将欧美炼钢技术移植到日本。1890年(明治23年)横须贺海军兵工厂建成法国式平炉，1892年(明治25)矣兵工厂建成3吨酸性平炉。同时陆军也在大坂、东京等兵工厂设置平炉炼钢。但明治20年代日本每座炼钢炉的年产量只有1000吨(当时欧美第一流国家年产量为300—400万吨)。
1901年(明治34)国营八幡制铁所的近代熔矿炉开始生产。至1916年(大正5年)八幡制铁所钢的年产量为30万吨，取得了日本炼钢技术的主导权。日俄战争以后民间冶炼工业兴起，特殊钢的生产和电气炼钢法也在明治末期实现了。采矿冶金理论方面，帝国大学工学院开设了采矿冶金学讲座(1893年)，渡边渡写了《矿床学大意》(1890年)，傣国一写了《金属组织学》(1908年)。的场中和舟桥了助两人对磁性探矿法进行研究(1900年)，开拓了新的领域。
6、机械工学。 由于军事上的刺激，日本的蒸汽机制造技术比工作母机制造技术发达得较早。至1887(明治20年)蒸汽动力已代替了水车，占日本工业动力的一半。1896年(明治29年)芝浦制作所制造的1300匹马力活塞发动机(安装在钟渊纺织公司兵库工场)是当时东亚一大型陆用动力机，在日本蒸汽工业史上划一新纪元。内燃机的制造从明治后期才开始，还处于模仿试验阶段。日本最早的国产机车是1893年(明治26年)铁道院神户工场制造的1B1型复式机车。至1913年(明治46年)国营铁路全部选购国产机车了。
日本的机床制造工业起点较晚，至1905年(明治38年)方始由池贝铁工厂造出了二台美式车床。明治时代丰田佐吉发明的纺织机是世界著名的，1909年(明治42年)丰田式织机公司制造了宽幅铁钢制动力织机。明治末期机械工学的教育和研究发展很快，其中心是在东京、京都两帝国大学的机械工学科和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著名的著作有关口八重吉的《机床》(1909)。
三、医学
1868年(明治1年)新政府在横滨设立临时军事医院，聘请英人韦利斯(Willis,1837—1894)担任指导，后迁到东京，改为东京府大医院。次年新政府将幕府的医学所和大医院合并，改为医学校兼医院，成为新政府的第一所医学教育机关。当时政府从德国请来两名医学教师即外科医生缪勒(Muller，1824—1883)和内科医生霍夫曼(hoffmann，1864—1937)，主持医学校的教学和治疗。[注8]1877年（明治10年)医学校改为东京大学医学院。随着中央医学教育的确立，地方也纷纷建立医学校，培养西方医学人才。1872年(明治5年)文部省设置医务课，掌管医疗卫生事业。1874年(明治7年)公布医制76条，规定开业医生必须通过考试西医学，于是日本传统的中医学便急剧衰落下去。明治政府为了发展近代医学，派遣成绩优秀的学生到德国留学。当时留学德国成了日本医学界的一股风气。1875年（明治8年）东京医学校设立速成班(三年制)，还建立第二医院供
速成班学生临床研究之用。这样，近代医学进一步得到普及。
19世纪后半期日本医学界，细菌学成为一种新兴的学问，细菌学被介绍到日本。绪方正规和北里柴三郎是日本第一代细菌学家。1890年(明治23年)北里发现破伤风菌抗毒素并任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在传染病研究所的推动下，日本的细菌学和流行病学得到发展(如志贺洁于1897年发现痢疾杆菌)，卫生防疫思想普及全国。1894年香港发生鼠疫，青山风通、北里柴三郎赴香港调查研究[注9]此时医学团体纷纷成立，1893年成立了日本解剖协会和耳鼻喉学会，1897年成立了眼科学会。至明治末年日本的医疗卫生事业已经很发达了，医生达3万人，各府县都成立了医师会。1910年（明治43)还出现了关西联合医师大会、关东北医师大会等联合组织。1902年(明治35)在上野公园召开第一届日本联合医学会，拥有会员1797人，1906年增至2400人。1896至1910年先后成立了各类分科学会，出版学会杂志。至此，日本医学正式开始加入近代医学国家的队伍。从1897年(明治30)日本参加莫斯科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医事会开始，不断派代表参加各种国际医学会议。与此同时，外国学者也络绎不绝地来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关于学术研究方面，著名的有：小金井良精的阿伊努族解剖学研究(1904)，桂田富士郎的日本吸血虫研究(1904)，山极胜三郎的癌的研究(1905)，秦佐八郎的抗梅毒药雪尔伐散“606”的发现(1909)，高木兼宽的脚气病研究(1884)等。[注10]
总之，明治时代是日本医学近代化的时代，西方医学对日本医学近代化起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日本医学的主体。日本医学急速近代化是和政府大力提倡西方医学分不开的。此外，医学教育的普及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四、农学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农业知识就已经很丰富了，明治以来政府非常重视农业，日本的农业和农学始终是在政府直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明治政府很关心欧美农业的动向，第一、派岩仓使节团赴欧美视察农业，第二、参加各国召开的国际博览会取得经验，第三、采纳外籍教师的建议。
明治政府具体接触到先进的欧美农业和农业行政之后，从明治十年前后起，实行农业欧美化。首先是输入欧美农作物、家畜品种和近代农具。如1869年(明治2)通商司从横滨英商购入洋种牛、猪及制酪器械，1871年从美国输入水果、蔬菜和谷物的种苗，1873年随岩仓使节团到欧洲的岩山壮太郎携回英美两国的谷物、蔬菜、牧草等种子。输入的种子由民部省的试验场或老农试种，内藤新宿试验场、三田育种场、神户橄榄园、播州葡萄园、驹场种艺所和驹场农学校等的建立都与这种政策有关。其次是派人到外国留学。如松野砌1870年赴德国由学，回国后担任东京山林学校校长。又如岩山壮太郎赴美考察，回国后担任内藤新宿试验场、下总牧羊场的经营及劝农局、农务局等的要职。再次是聘请外籍教师。如1876年(明治9年)从英国招聘五名教师，到农事修学场(设在内藤新宿试验场内)教书。又如1872年(明治5)北海道开设开拓使临时学校(扎幌农学校的前身)，从美国聘请马萨诸塞农科大学校长克拉克(W．S．Clark)来日任校长。最后是设置研究机关，如开设内藤新宿试验场(1872)、东京农业试验场(1875)、三田育种场(1877)、神户橄榄园(1879)等。
政府为了培养农业人才，开办了许多学校。如东京山林学校（18 82)、东京农林学校(1886)、礼幌农学校(1876)等，还有许多私的学社和农校。1886年(明治19)建立帝国大学农学院，设立农学、林学、兽医、农艺化学、水产等五个学科。1907年(明治40)札幌农学学校改为东北帝国大学农学院。1893年(明治26)建立农事试验场（包括东京总场及6个地方分场)，进行各种农业试验。
明治中期，农学工作者的队伍扩大，需要组织学会和出版刊物。1896年(明治29)成立札幌农学会(1907年改为农林学会)，出版《扎幌农林学会报》。1914年(大正3)成立日本林学会，次年成立日本育种会(后改遗传学会)。其后又成立了植物病理学会(1917)、日本兽医学会(1921)、日本农艺化学会(1924)等。
日本农学落后于其他自然科学，一般说明治时代农学还没有脱离试验阶段，缺乏体系化，达到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多。至大正时代，日本农业发展很快，特别是作物学和园艺学。具体的研究成果有：吉川桔辉的关于栽培稻分类研究(1908)，福羽选人的关于园艺作物研究(1892)，田中节三郎的关于水稻的起源、原产地、品种等研究(1898)，池田伴亲的关于柑桔无核结果研究(1907)，安藤广大郎等的水稻冷害研究。
第二节 社会科学
一、哲学
明治政府成立以后，大部分人都认识到必须采用西方文物制度，特别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尤感迫切。由于朝野一致积极展开启蒙运动，掀起了一个模仿西方文明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学到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不管其学统、时代如何，一律照样仿效。在长期封建专制的抑压下，人们感到欧美世界是另一个天地，那里有自由有平等，是人类完全独立自主的理想世界，而学问则是达到这个理想世界的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福泽渝吉就主张：“欲知事物之理，必须学字，此即急务学问之理。”[注12]受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影响很大的加藤弘之(1836—1916)在其《真政大意3》（明治3年）中说，对人民的自由，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和劝导，除此之外，不可妄加干涉，这是政府存在的“天理”。当时从封建束缚下摆脱出来并由西方知识促使个性觉醒的人们，发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一条必然的规律，从而欧美启蒙思想家们的合理观成为最容易接受的东西了。福泽渝吉的《劝学篇》(明治5—9)和《文明论概略》（明治8年)，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明治8)，西周的《百一新论》(明治7年)和《致知启蒙》(明治7年)成为大家喜爱的启蒙读物。这些著作主要是批判和清算封建的意识形态。
当时以欧美各国为理想而提倡独立自主的启蒙思想家除上述外，还有森有礼(1847—1889)。1973年(明治6)他组织一个宣传启蒙思想的学术团体“明六社”。该社出版《明六杂志》，召开演讲会，“觉愚蒙之眼”，为开展启蒙运动而尽力。明治初期的哲学主要是移植法国的实证主义和英国的功利主义。在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产生了日本最早的统计学及其先驱杉亨二(1828—1917)，以及田口苗吉的《日本开化小史》。
明治10年代，日本哲学界仍没有力量评论西方学说，只能追随与模仿。当时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spencer，1820—1903)被认为是一大权威，他的进化论哲学对日本哲学界影响很大。他的《社会学原理》(严修译为《群学肄言》)由乘竹孝太郎译出，受到大家的欢迎。斯宾塞的学说受到日本欢迎是由于它和明治时代的文明开化思想相适应。法国卢梭(Rousseau，1710一1778)的天赋人权论也被介绍到日本。他的名著《民约论》有多种译本，其中中江兆民的译本《民约译解》影响最大。中江兆民还著有《理学钧玄》(明治19年）和《三醉人经纶问答》(明治20)，前书介绍西方哲学，后书鼓吹自由民权，仰慕法国革命。这个时期自由民权运动高涨，出现了许多鼓吹自由民权的著作，如福泽渝吉的《通俗国权论》(明治11)、植木枝盛的《开明新论》(明治11)和《言论自由论》(明治13)等。
至明治中期，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国民意识高扬，国家主义兴起。在哲学上对以前引进的自由主义哲学发生怀疑，终于抛弃英、美、法的实证主义哲学，引进德国的理念主义哲学。日本最早移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是西周，他在《人生三宝说》中介绍了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但有系统介绍德国哲学的是竹越与三郎(1865-1950)，他在《德国哲学英华》中介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明治20至30年代大力移植德国哲学的时代，唯心主义哲学统治整个日本哲学界。与唯心主义哲学流行的同时，国粹主义也泛滥起来。三宅学岭组织政教社，出版杂志《日本人》，领导国粹主义运动。三宅学还写了《真善美日本人》和《伪恶丑日本人》，在他的《哲学涓滴》中，把他的国粹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有意识地结合起来。除三宅外，移植德国哲学的还有清野勉(1853—1904)、大西祝(1864年—1900)等。
由于唯心主义哲学的流行，助长了儒教和佛教的复活。1890年(明治23)《教育效语》的公布，标志着封建的儒学思想卷土重来。佛教学者井上圆了(1858—1919)和清泽满之(1863—1903)妄图抓住西方科学的片段来掩饰佛教的非科学性。前者著有《佛教活论》，后者著有《宗教哲学骸骨》。
至明治后期，开始介绍西方哲学原著，如木村鹰太郎的《柏拉图全集》五卷等。还出现了专著，如波多野精一的《斯宾塞研究》等，同时由于哲学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教养，出成了许多哲学概论书，如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明治35)。有一部分人不满足于西方哲学，潜心研究印度哲学和宗教学，于是出现了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明治31年，有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境野黄样的《印度宗教史》(明治38)、高额武次郎的《老庄哲学》(明治42)、姊崎正治的《宗教学概论》(明治33)、加藤玄智的《东西比较宗教教史〉(明治36)等。此时儒教思想特别受到尊重，恢复了德川时代的释奠(祭孔)，设立了孔子祭典会。这个时期心理学和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出现了日本最早的心理学家元良勇次郎(1858—1912)和美学家森林太郎(鸥外)、高山林次郎(梧牛)。
二、经济学
随着日本的开国，出现了贸易通商问题。当时除本多利明那样指出贸易重要性外，一般人都抱着历来的贸易有害无用论，认为日本是能够自给自足的富国，外国都是穷国，到日本贸易是想掠夺日本的有用之财。针对这种思想，首先是福泽渝吉做了许多启蒙工作，后来他的同学神田孝平写了《农商辨》(1861)，竭力主张商工立国。神田还译了埃利斯(w．Ellis)的《经济小学》，这是日本最早的经济学入门。
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人对贸易的反感还没有消除。于是加藤弘之写了《交易问答》(明治2)，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当时信奉正统学派经济学的交换论，即交换是互相得利，若自由竞争，双方生产最得意的产品，双方均能以最低的价格购进最好的东西。这是自然的规律，既是国内交换也是国际交换即贸易的真理。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人韦兰特(Wayland，1795—1865)的《经济学要论》首先被介绍过来，福泽渝吉的《收税论》(明治2，收于《西洋事情》卷一)和福地源一郎的《官版会社辩》(明治4)是抄译此书的。[注13]其次美国经济学家佩里(A．L．Perry，1830—1905)的《理财原论》被绪方正、川本清一等分别翻译过来。此外，福赛特夫人(Millicent Garret Fawcett1833—1884)的著作被林正明译为《经济学入门》出版(明治6年)，后又被水田健助译为《宝氏经济学》出版(明治10)。被翻译过来的著作大多是正统学派的，而且还停留在启蒙的或教科书的阶段。
至明治1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已经结束，现在认为经济学在于发现自然规律的人也不得不认为经济学的规律因时间和地点而异了。早在1971年(明治4年)，若山仪一发表了《保护税说》，非难自由贸易。1974年(明治7)杉亨二在《明六杂志》发表了《贸易改正论》，主张在入超和金银外流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保护贸易。1977年(明治10)保护贸易论的先驱若山仪一出版了《自由交易穴探》一书，列举自由贸易的缺点加以攻击。接着犬养毅(1855—1932)创办《东海经济新报》，主张保护主义。与此同时，美国保护贸易论者凯里(H．C．carey)的著作被译为《圭氏经济学》出版。
至明治中期，保护贸易论占压倒的优势。此时正统经济学的介绍逐渐趋向专门化，亚当。斯密的名著《因富论》被译成日文(明治17—21)。现在日本人自己的经济学也成长起来，天野为之(18660-1938)写了《经济原论》(明治19)。此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不断再版。这个时期财政学也发达起来，出现了日本财政学的先驱田尻稻次郎(1852——1923)。
明治后期日本资本主义形成，甲午战争后日本经济出现了所谓战争景气，但同时出现了许多经济问题(如农业问题、工人问题)。对于新的问题，自由主义经济学不能解决，于是移植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注14]。和田垣谦三(1860——1919)是第一个介绍这一派经济学的人。其次是金井延(1865—1933)。他们面对现实，关心社会问题，模仿德国组织了日本的“社会政策学会”，企图利用德国的方法来解决劳资对立问题。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说被称为新经济学，和正统学派的理论对抗。金井延用这一学派的方法论写了《社会经济学》(明治35)，福田德三(1874—1930)写了《日本经济史论》(明治33)。福田还和其师布连塔诺(L．Brentano,1844-1931)合著《劳动经济论》，主张制定工厂法。
明治末期至大正时代，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给其本身提供了许多经济问题，还因欧美各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给经济学带来新的课题。1902年(明治35)金井延发表了《经济学研究方法》，主张站在社会政策的立场上来研究经济，要重视按照人类意志的改革，不要把重点放在历史研究上。这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月本的西方经济学者研究日本的经济论著，如河上肇的《论德川时代的经济学说》(明治36)等。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日俄战争前后蓬勃开展起来，出版了许多著作。如安部矾雄的《社会主义论》(明治36)，片山潜的《日本的劳动运动》(明治34)，西川光次郎的《卡尔?马克思》(明治35)和《社会主义全集》（明治35年），幸德正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明治36年）。其中《社会主义神髓》最为杰出，它没有详述马克思经济学，只从剩余价值这方面来阐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三、法 学
德川时代日本的律法大致是习惯法，基本上是道德法，而明治政府的律法基本上采用自然法(基于人性之法)。最早将自然法介绍到日本的是文久年间(1861—1863)留学荷兰的西周和津田真造，然而对自然法学说移植到日本最有贡献的却是巴黎大学教授鲍杀那德(G．E．Boisspmade，1825—1910)。以1870年(明治3)箕作膀
详的《法兰西六法》为始，许多法国法学派的书籍被介绍过来。与此同时，英国法学派的著作也被介绍过来，该派奥斯丁(J．Austin，1790—1859)著作被大岛贞益译作《豪氏法学讲义节约》出版(明治13年)。明治初期，司法省法学校的法国法学派和东京大学的英国法学派对立，它具体表现在著名的商法延期实施的争论。当时法国人编的民法和德国人编的法国式商法公布后，商业界对千余条的商法不满，提出延期实施。英国法学家主张延期，法国法学家主张坚决实施。结果帝国议会决定，商法民法一律延期实施。
明治中期，法国法学派的学者发表了许多著作，如深野达的《法国民法约说》(明20年)等。英国法学派的学者也不示弱，土方宁发表了《英国契约法》(明治20年)，增岛六一郎发表了《英国诉讼法》（明治20年)。正在两派对峙之间，出现了德国法学派，德国法学权威狄伦堡(H．Dernburs，1829—1907)的著作被副岛义一等译作《德国民法论》出版(明治32)。由于德国的政治制度与日本相似，明治政府当然抛弃英国法和法国法，而采用德国法了。德国法成了日本法学的规范。[注15]1893年(明26年)成立的法典调查会所编纂的法典，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是德国法。钦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模仿德国宪法是其一例。新民法和商法既不采用法国法也不掺入英国法，纯粹是德国法的继承。
明治后期德国法学占压倒的优势。当时统治德国法学界的所谓注释法学和概论法学也在日本法学界流行起来，同时还想探索法制的渊源，对罗马法和日耳曼法进行研究。1913年(大正2年)帝国学士院出版了《查士丁尼皇帝钦定罗马法学提要》(末松谦澄翻译）。日本最早研究罗马法的是春木一郎(1870一1944)，研究日耳曼法的是中田蒸。由于国家主义的兴起，此时日本法制史和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也发达起来，出版了许多著作，如中田嚣的《日本庄园的系统》和浅井虎夫的《中国法制史》等。日俄战争以后，国际法也被重视起来。当时国际法专家是京都帝大教授千贺鹤太郎(1857-1929)和东京帝大教授立作太郎(1874—1943)。前者著有《国际公法要义》(明治42)，后者著有《内乱和国际法》(明治45年)。
四、史 学
明治初期的文学界仍是封建史学占统治地位。1869年(明治2年)明治天皇效令三条实美太政大臣复兴修史事业；同年设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1877年(明治10)设立修史馆，决定编纂《大日本编年史》，同时编修以天皇为中心的《复古记》、《皇亲谱》等。但此时所编的史书，无论观点和体裁仍都是封建史学那一套，所不同的，过去是以武家为中心的历史，现在是以皇室为中心的历史。然而，在文明开化的浪潮中，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明治初年翻译了许多欧洲通俗历史著作，满足了启蒙运动的需要。后来基佐(G．Guizout，1768—1874)〈欧洲文明史》、波克尔(H?T?Buckle，1821—1863)的《英国文明史》和米涅(F?A?M?Mignet,1796—1884)的《法国革命史》等西方史学的著作被翻译过来。西方文明史学是英法资产阶级的进步史学，它认为人类历史是从未开化、野蛮到文明的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摆脱了宗教对历史的束缚。在西方文明史学的影响下，日本史学界已不满足旧式编年体或列传体的封建史学，而试图用史论体的文明史观来实证人类的展和文化的进步了。于是日本的文明史学应运而出，出现了以西方文明史论来写日本历史的著作，开拓了新的历史领域。明治10年以后出版的文明史或开化史有：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明治10）、北川藤太的《日本文明史》(明治11)、渡边修次郎的《明治开化史》(明治13)、藤田茂吉的《文明东渐史》(明治17)、福田久松的〈大日本文明史略》(明治24)等，其中《日本开化小史》特别著名，田口卯吉在该书序言中说：“史家之辛苦不在于收集历代的许多情状，仅在于究其情状之本源。”
1886年(明治19)德国人利斯(L?R?Riess，1861—1929)来日创设东京帝大文学院史学科。利斯将兰克(L?Von?Ranke，1795-1886)忠于史实的方法论传到日本，从而日本史学界接受了兰克派的德国史学，强调历史的客观研究，主张通过原始史料的考证来究明历史的具体面貌。德国历史学派的这种考证主义与明治政府的政治思想相吻合，便以它作为官方史学的目标，并决定停止编撰〈大日本编年史》，以东京帝国大学国史科和史料编纂所为中心，进进编辑史料。结果编成《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书》、《国史大系〉、《续国史大系》等大部头资料性著作。终于实证史学压倒文明史学，成为日本史学的主流和正统。
至明治20年代，史学界不满足于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史研究，开展了文化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于是出现了文化史学和社会经济史学。文化史学是把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政治扩大到社会和文化，探索人类的精神世界。津田左右吉的《神代史的新研究》是文化史学的代表作。它否定神代史，认为是后世人伪造的，粉碎了天皇制的传说。社会经济史学则以经济为研究对象，满足了当时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史学比较接近客观历史本来面貌，以丰富的社会经济资料证实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为无产阶级文学的诞生创造条件。当时出版的经济史学著作很多，著名的有栗田宽的《庄圆考》(明治21)、滨田健次郎的《日本古代通货考》(明治21)、获野 由之的《日本财政史》(明治23)、苦沼贞风的《大日本商业史〉（明治25)等。
甲午战争以后，东洋史研究发达起来。日本人开始用西方史学方法论来研究中国史，并取得一定的成果。田口卯吉的《中国开化小史》(明治21)是抛弃旧的儒学史学观，用文明开化史观来叙述中国历史的先驱作品。那河通世的《中国通史》(明治21)也是用近代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史概论的名著。此外，白鸟库吉对中国北方民族及东西交通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注16]
明治后期，日本史学界为配合政府侵略大陆的政策，对东洋史进行广泛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在概论方面，有高桑驹吉的《东洋大历史》(明治38)、市村成次郎的《东洋史要》(明治45)等；在专题史方面，有林泰辅的《朝鲜通史》(明治45)、白乌库吉的《满洲的过去及将来》(明38)和《肃慎考》、那河通世的《台湾、朝鲜、满洲史研究入门》(明治33)等；关于蒙古史，有白鸟的《蒙古民族起源》(明治40)、内藤虎次郎的《蒙文元朝秘史》(明治42)、多桑(Dohsson,1780一1855)的《蒙古史》(明治24，田中萃一郎译)；关于中亚史，有白鸟的《乌孙考》(明治33)等。第三节 文学艺术
一、文 学
明治时代是日本旧文学向近代新文学转换的时代。明治初期流行的翻译小说，为其后新文艺理论的介绍作好准备。从翻译到创作，出现了政治小说；如说明白由民权真话的寓言《蝴蝶纪谈》(田秀成，1882)，以友以立宪政治确立为理想的《雪中梅》和《花间莺》(末广铁肠，1886—1888)。这种写实风强烈的小说形式，代表了文学革新思想的一个方面。翻译小说和政治小说的出现，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新文学的前奏。
1885年(明治18)出版了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此书题名虽为小说，实际内容却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注17]为明治新文学的理论奠定基础，促进了明治新文学作品的诞生。此时还出现了长谷川如是闲、二叶亭四迷的〈别林斯基艺术论》等文艺理论作品。至20年代，坪内逍遥所提倡的写实主义，由以尾崎红叶为核心的砚友社一派的作品表现出来。砚友社的著名成员有尾崎红叶、石桥思案、山田美妙等。红叶的作表作有《二个比丘尼的色仟悔》，思案有〈处女女〉，美妙有《武藏野》。这个时期除砚友社的写实主义作品外，还有幸田露伴的理想主义作品(如《风流佛》)和森鸥外的浪漫主义作品(如《舞姬》)。明治中期是新诗或新体诗的成立期，出现了最早的新诗《新体诗抄》(1882)。当时由于国粹主义兴起，出现了和歌的改良和诽句的革新运动。
明治30年代，以《文学界》杂志为中心，浪漫主义文学论兴起。其代表人物为北村透谷和高山得牛。他们反对砚友社一派等脱离人生的、享乐的艺术至上主义和低级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倡导文学的人生意义。与此同时，法国左拉的自然主义被介绍过来，岛村抱月是日本最早从理论上阐明白然主义的人。此时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进一步发展，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有：泉镜花的《夜行巡查》（明治26)和〈外科室〉(明治26)，川上眉山的《雪折竹》(明治23)和〈书记官〉(明治28)，广津柳浪的《变目传》(明治28)和《黑蜥蜴》（明治28)。杰出的写实主义作品有：尾崎红叶的《心之涸》(明治27)和《金色夜叉》(明治30)，幸田露伴的《风流微尘藏》。这个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小说的出现。矢野龙溪的《新社会》，白柳秀湖的《黄昏》和《泽夫日记》，以及小川煌村的《劳动问题》都是反映社会主义运动的作品。当时杰出的社会主义小说代表作家木下尚江，用热血沸腾之笔，以日本初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苦斗为背景，描写当时青年的苦闷和呼声，在明治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尚江的代表作是《火柱》(1904)和《良人的自白》(1904)，前者阶
级斗争意识强烈，后者反映着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妇女解放、财富罪恶、土地私有等。30年代是日本新诗和短歌的繁荣时期，诗坛出现了许多有才华的新秀，浪漫抒情的诗风成为诗坛的主流。
日俄战争前后开始大量介绍欧洲近代文学，翻译了许多西方文学名著，特别俄罗斯文学作品，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秋骨译，明治42)，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内田不知庵译，明治26)，托尔斯泰的《复活》(内田译，明治39)等。此时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产生了小栗风叶、国木田独步、德田秋声、田山花袋等自然主义作家。明治末年自然主义衰落，新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白桦派取而代之。新理想主义的代表作家是夏目漱石(著有《吾辈是猫》、《伦敦塔》、《矿工》等)。白彬派的代表作家是武者小路实驾(著有《实心眼的人》、《芳子》等)，志贺直哉(著有《到网走》、《和解》等）等。
大正后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产生了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详见本卷第十一章第四节《两次大战之间的日本文化》。
二、音 乐
近代日本音乐分为国乐和洋乐。国乐即日本的传统音乐，洋乐即近代西方音乐。明治后的近代日本音乐，最重要的是洋乐的移植。它不是出于音乐本身的要求，只是为了军事和政治的需要。洋乐传来后，国乐和洋乐在感觉上发生根本的矛盾。日本近代音乐史就是这种矛盾的扩大和克服的历史。
洋乐早在德川时代以前就随着天主教传到日本，那时的洋乐是教会音乐。1853年(嘉永6)美国舰队司令培理来日时，军舰上有二组军乐队，日本人首次听到了军乐。当初传入日本的军乐队不是吹奏乐队，而是鼓笛队。明治维新时，大藩几乎都用鼓笛队，至1869年才变成吹奏乐队。基督教使用的赞美歌对洋乐的普及也起
了很大作用。
1872年(明治5)文部省颁布学制，规定小学要唱歌，中学要奏乐。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最早实行唱歌教育。该校设音．乐科，培养音乐师资。1878年(明治11)留美的伊泽修二(1851—1917)任东京师范学校校长，致力于音乐教育。1879年(明治14)文部省内设置“音乐取调挂”(即音乐调查课，东京音乐学校的前身)，伊泽任课长。1880年(明治13)音乐取调挂正式招收传习生，学习洋乐和国乐。1887年(明治20)音乐取调挂改为东京音乐学校，直属文部省。1881年(明治14)出版了《小学唱歌集初篇》，接着《幼稚园唱歌集》（明治20)、《中学唱歌集》(明治22)出版。随音乐教育的普及，产生了军歌和流行歌，1886年(明治19)设立大日本音乐会。明治40年代，出现了作曲家陇廉太郎、山田耕榨，声乐家柴田环，钢琴家泽田柳吉等。1902年(明治35)东京音乐学校等的学生移植西洋歌剧。后来出现了日本人的歌剧创作。1911年(明治44)帝国剧场建成，掀起了一股歌剧热。以后大众歌曲流行，出现了《荒城之月》(拢廉太郎作)等名曲。在音乐研究方面，上原六四郎写了《俗乐旋律考》（明治28)，小中村清矩写了日本最早的国乐史《歌舞音乐史略》，田中正平发明了纯正调管风琴。
三、戏 剧
日本近代戏剧可分为歌舞伎、新派剧和新剧三大系统。明治20年代以前，歌舞伎仍象德时代一样垄断整剧坛。明治维新以后，一向作为低级大众娱乐的歌舞伎及其演员，社会地位提高，和上流社会人士结交的“芝居者”(戏剧演员)被当作“名士”。1872年（明治5)新建的新富座竣工后，外宾经常到新富座观看歌舞伎。为适应社会新形势，歌舞伎开始了“演剧改良运动”，出现了改革者市川团十郎。他把历史戏剧化，演出了《重盛谏言》、《天草骚动》等历史剧。舞台背景采用了西洋舞台设计。至明治20年代，古老的歌舞伎界内部发生变化，逐渐反映了趋向变革的现实社会，先后产生生了演剧改良会、演剧矫风会等。1905年(明36)市川团十郎和尾上菊五郎两大名演员死后，歌舞伎逐渐衰落，后继者多保持古典传统。
明治20年(1887)适应文明开化空气的新派剧产生了。大阪有一种叫做“壮士剧”的戏剧，创始人是角藤定宪。所谓壮士就是指1884年自由党解散后到1889年宪法公布期间依然高举自由民权旗帜的青年。当时角藤组织了剧团“大日本艺剧矫风会”，上演了《忍耐的书生与贞操的佳人》，企图使歌舞伎的写实主义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继角藤之后奠定新派剧基础的是川上音二郎，由他上演的《南洋媳妇之月》和《日清战争》取得成功。大约从明治27、28年开始，将新戏剧叫做“新派”，原来的歌舞伎称为“旧派”。日俄战争期间新派剧大演战争戏，后又转向家庭戏、新闻戏。至明治末年和大正初年，由于新剧的兴起，新派剧渐趋衰落。
明治40年代，近代剧的创始人易卜生被介绍到日本。1906年(明治39)7月《早稻田文学》出了《易卜生纪念号》，还组织了“易卜生会”。易卜生的作品《幽灵》和《鸭》等被翻译成日文，日本剧作家无一不受易卜生的影响。在移植西方近代戏剧上，坪内逍遥立下了大功。他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介绍到日本，还创作了《大极殿》、《新曲浦岛》等，给新剧提供了脚本。特别是他的《暗无天日》，有140人的大合唱队出场，实为日本式歌剧的先驱。从1909年开始，以岛村抱月和坪内追迢为中心的文艺协会研究所对培养新剧人才起了很大作用。当时自由剧场、新社会剧团、新时代剧协会和文艺协会等纷纷演出莎士比亚、易卜生等的西洋近代剧。至大正时代，新剧十会兴盛，产生了许多新剧团。日本近代戏剧的成立比其他领域的近代化约迟20年。
总之，明治初年至20年代是歌舞伎垄断时期，明治21年至40年是歌舞伎和新派剧并存时期，明治40年至大正时代是歌舞伎、新派剧、新剧鼎立时期。
四、绘画
1、日本本画。 明治维新时，前代十分兴盛的日本画各派面临衰亡，只剩下文人画(即南画或南宗画)一派。后来掀起一股传统美术复兴的思潮，文人画家逐渐活跃起来，以东京、京都两地展开活动。1879年(明治12)成立了以研究新旧美术得失为目的的“龙池会”。1880年(明治13)举办“观古美术会”，展览传统美术(至1886年共举办七次)。1883至84年(明治16—17)在巴黎举办“日本美术纵览会”，向海外介绍新旧美术。1882(明治15)及1884(明治17)年政府集合全国各派日本画家召开“国内绘画共进会”，涌现了许多杰出的日本画家。
明治中期国粹主义抬头，日本画也随之发展。1887年(明治20年）龙池会改称日本美术协会，并扩大组织。同年设立东京美术学校，专门培养日本传统美术人才。接着以美术学校的领导人美国人费诺罗萨(Fenollosa，1853—1908)及其学生冈仓天心、狩野芳崖、桥本雅邦为中心，展开了日本画革新运动。此外日本美术协会的青年画家也扬弃保守作风，创立新日本画，并于1891年组成日本绘画协会(天心为会长)。1898年(明治31)天心从东京美术学校辞职，创立日本美术院。其主将横山大观等将亩欧印象派的空间表现法引进日本画中。与激进的日本美术院相对，保守的日本美术协会也展开活动，使即将衰落的南画复兴起来。
至1907年前后，日本美术院渐衰，出现了日本画会、无声会等新团体。1907年(明治40)政府为统一新旧两派而举办了“文展”[注18]，但仍没有改变两派的对立状态。1914年(大正3)横山大观等的新派脱离文展，再兴日本美术院，使文展的综合性遭到破坏。其后日本画分成在朝的文展和在野的日本美术院。
2．洋画。 洋画早就传入日本，幕末洋画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由于政府大力提倡洋画，明治维新以后洋画发展很快。首先从意大利招聘著名风景画家封泰纳媒(A．FontanB5，1818—1882)来日创办工部美术学校(明治9年)。[注19]其次派遣画家留学西欧，如黑田清辉留法，川村清雄留意，鹿地为也留德。1877年(明治10)举行第一次国内劝业博览会，首次由国家展出洋画家的作品。
明治10年以后由于国粹保存论的高涨，妨碍洋画发展，如不许展出洋画，关闭工部美术学校(明治16)等。后来海外留学回国的洋画家团结一致创立明治美术会(明治22)，开展洋画运动。1889至1901年，几乎每年都举办洋画展览会，普及洋画。1893年(明治26)留法的黑田清辉和久米桂一郎回国，带来了法国外光派(印象派之一)的技法，给日本洋画界影响很大。[注20]1896年(明治29)黑田成立“白马会”，每年秋季在上野公园举行洋画展览会。同年东京美术学校设立洋画科，同时普通教育也进行了图画课改革，编纂了《新定图画教科书》。文展对洋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文展展出了山下新太郎的《读书之后》等，法国印象派风作品，美术评论界也介绍了这种新倾向。许多青年由此得到启发，在摸索地制作反自然主义的作品。
五、建筑
明治时代是日本建筑大转换的时代。随着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西洋建筑被大量采用，从木造媚式到石造砖造拱式，日本建筑式样起了根本的变化。明治初年因技术人员和材料的缺乏，往往建造一种“拟洋式”的木造洋馆(如清水喜助设计的筑地旅馆)。政府为了建造真正的西洋建筑，从欧美请来许多技术人员。其中最杰出的是英．国人握特尔斯(T?J?Woters)。他于1868年来日，建造了大坂造币寮(明治4年)、英国公使馆(明治5年)，还设计了银座的砖造街(明治6年)。外籍建筑家中，法国人鲍安韦尔(C?de Boindnvill)也很有
名，工部大学校讲堂是他的代表作(明治10)。给日本西洋建筑立下大功的是英国人康德尔(J．Conder，1852—1920)，他于1877年（明治10年)应聘来日，担任工部大学校教授，培养出一批日本建筑家，如曾弥达藏、辰野金吾等。[注21]他还在内匠寮工作数十年，设计了东京帝室博物馆(明治15年)、鹿鸣馆(明治16年)等，将文艺复兴式、歌德式、都锋式[注22]、阿拉伯式等各种式样传到日本。
明治中期普遍采用西洋建筑，除皇宫及寺院神社是日本式外，官府、学校、银行、剧场等公共建筑几乎都是西洋建筑。日本式建筑方面有木子清敬设计的皇宫正殿(明治21)，木子与伊东忠太设计的京都平安神宫(明治28)，伊藤平左卫门设计的京都本愿寺大师堂等。从明治中期开始，西洋建筑的设计和教育转入日本人自己之手，设计了奈良博物馆(片山东熊作，明治27年)、日本银行本行(辰野金吾作，明治29年)、帝国饭店(渡边让作，明治23年)等。辰野金吾是工部大学校最早的日本人教授，他还领导了1886年(明治19年)成
立的日本建筑学会。
明治后期至大正，钢铁和混凝土开始应用于建筑。这些建筑材料首先使用于桥梁，如东京的新桥(明治41年)。其次使用于房屋，如秀英社工场(明治28年)。由于这个时代流行钢骨构造和钢筋混凝土构造，出现了新的式样即日本式和西洋式混合的折衷式样(如明治32年妻木赖黄设计的东京日比谷的日本劝业银行)。明治大立时代的建筑主流是西洋式，但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粹主义的泛滥，开始研究日本建筑和东洋建筑了。伊东忠太是日本建筑研究的先驱。他排斥欧化主义和折衷主义而主张进化主义，即从木造建筑向石造的公共建筑逐渐进化，换言之，以日本的传统式样为主体，逐步走向西洋化。他的这种建筑思想由巴黎国际博览会(明治33），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明治37)和日英博览会(明治43)的日本馆作出了实践。
六、雕刻
日本的雕刻和其他艺术一样，也随着日本社会的大变革而产生巨大变化。明治维新以前日本雕刻以佛像为主，它随着佛教的衰落而丧失光彩。明治8年发布《神佛合并布教禁令》，宗教雕刻衰微到达极点，相反非宗教雕刻(如装饰品、木偶玩具、坠子等)逐渐发达起来。这表明日本雕刻从宗教解放出来；面向现实的人类生活。
明治初期主要是移植西洋雕刻。1876朋年(明治9年)工部美术学校创立时，聘请意大利雕刻家拉古萨(V?Ragusa,1841—一1927）来日担任雕刻科教师，培养出大熊氏广、藤田文藏等最早的西洋雕刻家。另一方面传统的雕刻家开始觉醒，出现了象高村光云那样用西欧写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的人。高村是从旧时代“佛师”(佛像雕刻家)转变为新时代雕刻家的典型人物。明治初期象牙雕刻很盛，成为对外贸易品中的佼佼者。1881年(明治14)成立雕刻比赛会，1887年(明治20)成立东京雕工会。后来牙雕向大型发展，但由于材料限制，逐渐被木雕代替。
明治中期国粹主义思潮使人们对木雕重新评价，从而木雕迅速发达。这个时期除木雕外还出现了青铜铸像，长沼守敬的毛利侯一家铜像(在长州山口)和大熊氏广的大村益次郎铜像(在东京九段坂上)为纪念像之先驱。1898年(明治31)东京美术学校设立雕塑科，长沼守敬任教授。他的《老夫像》在1900年巴黎国际博览会
上获得了金牌。文展的开设对西洋雕刻刺激很大，一大批新秀脱颖而出。其中获原守卫和朝仓文夫最为著名。前者的代表作为《矿夫》，后者的代表作为《守墓》。获原最先将法国著名雕刻家罗丹的艺术介绍到日本，大力宣传罗丹的思想——“虽然外形单纯粗野，但其内部存在着生命和力，这种东西就是真正的雕塑美。”[注23]荻原天折后，户张孤雁和高村光太郎继续宣扬罗丹的艺术，其影响直至大正时代，而且不仅雕刻界，还囊括整个艺苑。
七、工 艺
明治维新使一切旧工艺(如制造佛具、大名的摆饰、武士的佩戴等)停止下来，代之新时代的工艺活动。明治初年对外贸易给工艺界开阔了活动天地，同时工艺品的出口给国家带来利益，解决了财政困难。所以政府对工艺品生产特别关心，热心进行实用工艺品的技术改革。相反，对装饰工艺品关心较少，从而整个明治维新时期传统工艺品不振，但合乎新时代要求的工艺品发达。这是明治工艺的大势。
明治大正工艺品发达与海外博览会是分不开的。海外博览会上日本工艺品受到好评，促进政府对工艺品的生产机械化(引进纺治机，用用石膏模子成形陶瓷器)、材料(化学染料、釉)、造形图案等各方面进行研究，提高产品质量。皇室对工艺关心也是工艺发达的原因之一。政府举办各种展览会、劝业会时，皇室总是亲临，给以高度的赞扬和支持。同时皇室又是个大顾客，皇宫的兴建及其室内装饰都需要工艺品。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社会对工艺品的需要量大为增加，助长了工艺的发达。
明治大正时代的工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金属工艺(包括雕金、锻金、铸金)，二漆工艺(包括产业漆工和美术漆工)，三景泰篮和玻璃工艺，四陶瓷工艺，五染织工艺，六牙雕和镶嵌工艺。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详述。要之，明治初期的工艺领导是政府机关，最初目的在于出口，振兴产业。接着是遵循这一条路线，在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功能主义与装饰主义，产业工艺与贵族的美术工艺之间相互对立抗争中树立日本工艺的格调。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和材料的改良，近代工艺相当发达，特别如染织和陶瓷那样与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领域更为显著。但这些工艺从造形图案方面来看，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第四节 教 育
德川时代的教育分为武士教育和庶民教育两大类。实际上校只为武家子弟而设，一般庶民几乎不存在所谓学校，只有为上层庶民子弟读书的庙塾“寺子屋”。幕末这种寺子屋得到普及。明治政府成立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分为武家、庶民两大类的旧教育体制全面崩溃，从而建立基于四民平等原则的国民教育体制，奠定了整个文化教育的基础。这是日本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它指出了全体人员一律就学受教育的目标。日本近代教育的国家性质特别强，教育成为统一国民思想的根本，国家全力发展教育。这是日本近代教育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学校教育与振兴国家和产业相结合，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实业教育。第三个特点是学校教育成为国民教育最重要的部门，学生升学被认为是立身出世的阶梯，形成一种学校教育万能思想，从而妨碍了社会教育体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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