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杖的传递：中国式继承 作者：刘建强 边杰
全景式扫描和记录了中国富豪们财产继承的智慧、操作安排，并提供了一些生动的案例。
分析了中国继承的特点，并对中国式继承做出了分类：灾难继承、子承父业式的自然继承、散财式继承，退向二线的老板和继承发生后财富创始人的生活状态。每个类别都提供了大量翔实而有典型意义的案例，这种近距离的观察是不可多见的。
中信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中国式继承
关注中国民间财富第一次大规模的转移
2003、2004两年，中国民营企业界发生了两起最悲情也是最轰动的财富继承事件。
2003年1月22日上午11时40分许，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九届执委会副主席、时任山西海鑫钢铁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李海仓，在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东镇遭枪杀，经抢救无效死亡，时年47岁。一年多之后，均瑶集团创始人、董事长王均瑶因癌症医治无效，于2004年11月7日在上海病逝，年仅38岁。
这两个优秀的创业者在壮年时突然之间撒手人寰，各自在身后留下了多达40多个亿的资产。笔者分别见证了这两次著名的财产继承的全过程，并先后采访了财富的继承者—李兆会（李海仓之子）和王均金、王均豪兄弟（两者均为王均瑶的弟弟）。
在这两起个案之外，我们也通过更广泛的案例来观察了正在进行的家族企业财富的转移。我们看到万向集团、横店集团、格兰仕集团、江苏永鼎集团、红豆实业、宁波方太等知名的家族企业都已经顺利完成了财富继承的第一步—管理权的转移，而所有权的转移则情况各异，有的可能已经完成，有的正在进行。
财富（包括管理权和所有权）转移的过程中，也是这些企业最敏感、脆弱和不稳定的时期。选择合适的人选继承财富的衣钵是头等大事，但也是最令人头疼的事情。李海仓、王均瑶、牛根生（蒙牛集团创始人）、吴良定（中宝企业集团创始人）等创业家在中国市场经济刚刚萌动的初期，凭借自己的胆量和勇气，选择了合适的产业和产品，再加上自己优秀的企业家素质，造就了数亿元的身家。他们各自企业如今依然活跃并在健康发展，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他们个人的宏观驾驭能力以及他们整合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
但问题是，如今的市场环境和企业的内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象突遭变故的李海仓、王均瑶们，他们本身有极高的权威，家族企业里的员工和他们之间也有很深厚的感情，管理起来得心应手，而他们不在了，企业内部的管理包括人心的向心力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对财富的继承者来说，要顺利实现接替并完成新的创业，压力和挑战更加突出。
继承者们面临的挑战有如下诸方面：一是家族权威的重新树立。父辈带领创业者们一起打下了江山，员工的信任和理解是很自然的，而新的继承者，他们或是父辈钦定的或者是子承父业的继承者，他们的领袖品质、能力还没得到集体的认同，员工的不充分信任是很正常的现象。树立自己的威信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二个压力来自企业商业模式的再造，以保证企业业绩和生命周期的延续。跟第一代创业者比起来，财富继承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竞争更加剧烈，市场空白点越来越狭窄，大多数企业很难再保持过去的那种高速增长模式，新的商业模式的再造是摆在每个财富继承者面前的难题，除非他只是想坐吃山空。
第三是企业管理文化的重新塑造。财富的创造者们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企业文化模型，而财富继承者们的思维方式、个性、行为方式、视野能否适应企业的发展？这需要他们的重新整合，在保证企业文化延续性的基础上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
第四个挑战是人才和管理队伍的培养。财富的更替也意味着以往的管理团队要面临新的主人，新主人和老管理团队之间的矛盾怎样处理，也考验着每个继承者，他们需要再造新的团队，使自己真正能够驾驭团队，并成为团队里的领袖和灵魂。
作为20年来中国民间财富增长和转移的旁观者，本书全景式扫描和记录了中国富豪们财产继承的智慧、操作安排，并提供了一些生动的案例，分析了中国式继承的特点，展现了中国家族企业主们对财富传承的真实想法和目前作为，提醒中国企业家们早日做好财产继承的安排。我们也想同时提醒社会，以正确的心态关注中国民间财富20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转移。
中国式继承
双重继承、相关法律的不明朗、地方政府的强势是的特点
随着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代创业者谢幕的时间越发临近，中国社会20年来创造的财富的代际转移，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这个现象并不仅仅是民企的交接班那样单纯，除了“企业管理权的交接班”之外，它还是“包括企业所有权在内的家族财产的继承”。
中国民间20年创造的企业财富正在悄然而平静地进行代际间的继承，而社会对此所知甚少。
包括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在内的家族财产的继承，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中国编撰“中国大陆百富榜”的胡润说：“在未来10到15年之内，民营企业的继承问题会越来越突出。”他的依据是，百富榜上富豪们的平均年龄是46岁，按照中国人的惯例，60岁是退休的年龄。正如胡润所说，未来10年到20年将是中国民间财富从第一代创业者转至第二代的高峰期。
这甚至是全球财富的共同趋势。2004年年底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撰文指出，目前，全球将要交班的家族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第二次世界战后15年左右的时间创立了一大批新的家族企业。因此，近几年来把这些公司的所有权移交到第二代手里的交班过程正在稳步增加，不久将达到高峰。”
不过，围绕着财富继承，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有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与税制（包括公司法、物权法、继承法、遗产税、赠予税等等）、有大量可资后人借鉴的遗产继承先例、社会有对巨额财富继承抱有的平稳心态、明朗预期，而中国式财富继承与之相比，政府和社会乃至企业本身，都显得准备不足。
2004年，一份关于遗产税的报告的出台，在国内舆论界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虽然目前遗产税何时开征并无定论，但是它的若隐若现已令商界人士无法回避如下问题：
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否已经做好了继承的心理准备？他们将以何种方式安排财富的传承？针对有可能开征的“遗产税”，他们做何安排？继承的时机如何选择适当？在创始人突遭意外身亡的情形下，如何保证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平稳移交？
毋庸置疑，这些都是相当私密的话题。不过，笔者凭借长年对本土财富阶层的近身观察，尚能传递出“中国式继承”的部分信息和真相。
我们对“中国式继承”的几点判断是：中国民间财富正在悄然进行着规范缺失的代际转移—这种情形和感觉跟他们在20年前创业时极其相似；众多继承是按照双重继承（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同时转移）的模式进行的；法律的失语让地方政府在家族企业财富的继承中扮演着仲裁和协调人的角色。
平静而顺畅的继承
2003年，笔者曾经针对企业的继承做过一个调查，有90%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在公司成立之初，发起人之间没有一起讨论过股权继承问题，而且有84.2%的公司负责人承认，在公司章程中没有涉及股权继承的条款。
尽管对财产继承毫无准备，但中国的家族企业主们大多能顺利过继承关，因为继承处理不当而弄得公司分崩离析的案例少之又少。毫无准备，但却能进行平静而顺畅的财富继承，这是中国式继承的一大特点。
之所以能够如此，跟中国特色的国情有很大关系。中国民营经济短短20年来的发展，很多情况下是能人经济的模式。创始人依靠自己的能力和人格魅力打下江山，他在这个过程中的个人权威早已树立，他们在自己的家族王国里有着绝对的话语权。按照中国的传统，他们会以延续香火的思维来延续财富的继承，家族的继承往往根据子承父业的原则来选定接班人，对于家族的其他成员，在“和为贵”思想的指导下，他们会掌握平衡，以不动产、现金或者赠送少部分股权的方式来安排继承者之外家族成员的利益。这样在内部就解决了继承可能会引起的争端。
而就外部环境而言，“平静”是由于政府对民间财富的代际转移缺少准备。往往在大量的事实存在后，才出台法律的规范，这是中国特色的法律思维。在这种情形下，我国目前没有系统和明确的关于“股权继承”的法律法规，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法律条文散见于《公司法》以及《继承法》若干部分，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也不一致。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法律对家族的财富继承没有太多指引和干涉，这也是中国式继承能够平静而顺畅进行的原因。
“双重继承”
中国家族企业的继承，并不是像西方家族企业常见的在继承时将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而是一种双重继承。
在继承人的名片上，“董事长兼总经理”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很多交接班成功的企业的创始人都曾表示过不一定任人惟亲，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他们对后代的信任度显然远远大于家族以外的成员。
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目前不成熟导致企业家们对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充满不信任。经济学家钟朋荣的说法是：“很多人包括专家都在呼吁把企业交给‘阿姨’去养。谁不想自己轻松轻松呢？但是中国有几个‘阿姨’能让人放心呢？刚把小孩给她她就宰了吃了。”
显然，财富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鲁冠球在1999年将万向集团总裁一职交给儿子鲁伟鼎时曾说：“我现在选好我儿子，如果将来有能力超过我儿子的优秀人员出来，只要能够把企业搞得更好，我可能会要调一个，这个是可以改变的。”鲁伟鼎23岁时成为集团总裁。
已经接任父职的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海江的看法应该能够代表民营企业对子承父业的真实想法：“民营企业的社会化趋势虽然不可逆转，但职业经理人素质等方面的诸多不完善牵制着民营企业的社会化进程。不少企业吃过亏，这使民营企业不敢让‘外人’过深地涉入企业管理以及决策。”
周海江举的例子是黄河啤酒。甘肃黄河啤酒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集团创始人杨纪强及其四个儿子与儿媳控制着企业的各个部门。1997年9月，杨纪强聘请王雁元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负责股份公司上市和宣传工作。企业上市未久，王雁元私自以每股1.5元的低价转让集团公司所持股份公司的法人股1 980万股，受让方是其子任法人代表的北京某科技公司。王又多次独自召集董事会议，后竟发展到与董事长杨纪强分别在两地同时召开董事会。最后，王雁元以涉嫌经济犯罪被捕。
尽管杨纪强表示自己仍不会就此将“家门”关起来，但财富的安全问题不能不让企业家们担心。如果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结果是企业家最终失去自己的财富，那么他们选择双重继承作为自卫的武器也无可厚非。尤其对于那些股权结构尚不明晰但目前仍由家族控制的企业，经营权的交出很可能意味着企业所有权的同时丧失。
“对一个创始人来说，把公司交给别人，是非常心痛的，他从心理上不会愿意，”德国《经济周刊》主编巴龙说，“这是创始人最难做的选择。一般情况下，家族企业接受、聘请外来管理者，都是在第三代。因为第三代几乎都是年轻人，很多人不愿意做企业，他比较愿意请外来的管理人。可是真正的财产、最终的财富还是在家族企业管理者的手中。”他指出，目前中国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但“这一天总会来到”。
继承中的力量
强力量：地方政府；弱力量：法律
子承父业式的财富继承更像是一种约定俗成，中国的法律在此是失语的。相反，由于中国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先天的紧密关系，地方政府往往在企业财富传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一个这样的企业的稳定往往关系到其所在地的经济命脉。
同时，中国式企业财富继承目前仍然是“无税”继承。最近去世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在遗嘱中将自己的股份分给家族成员，集团副董事长王均豪表示，并没有税务部门来过问此事。
今年以来关于遗产税的讨论不断，这本来是针对社会大众的一个法律，当然首先影响到的可能是资产庞大的家族企业，但笔者接触到的企业家们对遗产税的讨论反应平淡。“我们不关心，这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亚龙集团董事长张文荣、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金都这么说。均瑶集团副董事长王均豪的态度是：“如果国家这方面的法律出台，那我们就执行好了。”“企业做大了最终还是社会的，”王均金说，“你自己能带走多少？我们均瑶兄长能带走什么东西？征收遗产税也不是要把你挖空吧？把税征完了企业生存不下去也不可能吧？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它肯定要考虑。如果把民营企业都变成国有了，是不是又要变成计划经济呀？”
斯尔丽集团董事长邵联勤是上海浙江商会的副会长，曾与会员们讨论过此事：“我们都认为这不是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企业家都是很聪明的，税率太高的话，利用其他方式方法也会转移过去的，只要合法。比如要留给儿子，我可以请他到我们公司来做事，工资、股份多给一点，或者买套房子作为公司对优秀高级管理人员的奖励送给他，这都是可以做的。让他管理子公司，把股份划过去，利润和他分成也可以。”他认为如果遗产税率定在20%比较合理。
看来，擅长于灵活变通的民营企业相信他们有能力处理财富继承过程中的法律问题。
继承顺序：儿子第一
中国式继承在考虑继承顺序的时候，惯性思维是儿子第一，往往通过子承父业的模式进行，这种思维的根源是为了延续家族的香火，也跟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基础和传统有着某种藕断丝连的联系。
中国很多知名的百年老字号，都是父传子、子传孙进行的，他们从不发达的商业社会环境里成长壮大，并以带有明显小农经济色彩的交接班方式进行着财富的继承，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管理权和所有权不旁落他人，保证财富的安全，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营理念的一致性。
这种继承方式在国外的一些百年企业发展初期也是经常采用的，比如福特家族、杜邦家族等，他们用子承父业或从家族内部选拔人员的方式进行着财富的传递，但随着竞争的加剧，再加上继承者本身的素质不够或者没有兴趣经营家族企业，这种模式逐渐暴露出了不合理的地方，现在很多家族企业的接班人采用职业经理人或者在非血缘关系的情况下进行。中国目前还处在财富继承周期的初期阶段，将来可能也要过渡到这种模式。
客观来说，中国人这种习以为常的子承父业式的双继承是保持中国社会财富增长的重要的激励机制。正是因为可以把家业传给后代，企业家们才有了永不停止创业的动力。如果一个企业家老了他的企业就充公了，他是不会如此拼命地去干的。同时，这种子承父业的模式还会激励企业家精心培养自己的后代，让他们在继承财富的同时也继承到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而如果是家族外的人来继承，他恐怕不会有这么大的热情来经营这个企业。
王均瑶生前有过两次婚姻，目前的两子一女均为王与前妻所生。王均瑶在遗嘱中把均瑶集团40%股份的大部分给了自己的长子，而对于另外两个子女和先后的两个妻子的继承安排，笔者试图从王均金口中得到答案，但未果，可能对中国人来说这个话题太过敏感了吧。
将权力交给儿子的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还有一个女儿，却并未进入家族公司。茅理翔说，这是考虑到家族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产权问题。他的理论是，最好把钱放在一个口袋里。茅理翔一直没让女儿和女婿参与集团的经营，而是提供资金让他们自己去创业。茅理翔的看法是：“家族制企业里，兄弟姐妹可以共同参股，但不适合共同经营，否则总有一天企业会垮。”
在完成了继承顺序的安排后，家族企业创始人如果对自己身后的财富分配不妥，即使有相应的遗嘱，会不会引起家族内部的争端呢？
前文中已经提到，中国式的继承是风平浪静和顺畅过渡的。不过，有时候也难免有意外的情况发生。据报道，身价百亿台币的台湾商人温世仁因为中风去世后，因为后事没有交代清楚，就在他去世后不久，爆出私生女争家产的风波。一位廖姓女子出面声称温世仁跟她生了一个女儿，并要求一部份的遗产。温世仁生前虽然握有庞大资产，却没有享受过奢华的日子，反而过着像苦行僧的生活，而围绕他身后遗产的种种风波和人情世故，让人不胜唏嘘。
调查：“股权继承”问题的两个“0”
2003年1月，李海仓事件发生后，中国民企的“股权继承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2003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就此对部分“中国民营500强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调查数据中的两个“0”颇为耐人寻味。
第一个“0”出现在“您是否已对自己在公司中的股权继承问题预作安排”这个问题上，所有参加调查的企业负责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而第二个“0”出现在“您认为公司股权继承问题是否重要”这个问题上，所有的企业负责人又不约而同地承认，股权继承问题“重要”，回答“很不重要”的人数也为“0”。既然“股权继承问题”在企业家心目中的重要性不低，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未雨绸缪呢？
传统使然
两个“0”，其实很能说明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一向乐天知命，但如果真涉及“身后事”问题，还是比较忌讳的。就像一般的中国老百姓不愿过早谈及“遗嘱”问题一样，以魄力和胆识著称的民营企业家们在谈到自己的“股权继承”问题时也是讳莫如深。
正像这次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有90.0%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在公司成立之初，发起人之间没有一起讨论过股权继承问题，而且有84.2%的公司负责人承认，在公司章程中没有涉及股权继承的条款，在接受调查的公司中，只有15.8%的公司在公司章程中涉及了一些股权继承的条款，内容主要涉及股权继承人的资格、股权继承的有效性以及股权继承的程序。
在关于股权继承人是否应该参与公司日后的管理和运作的问题上，“传统”的力量依然清晰可见，虽然有85.0%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应该根据继承人的能力来判断，但是直接回答“否”的被调查对象也只占到被调查人数的5%，与此相对照的是，当调查对象被问到“您认为由李海仓22岁的儿子继承其股权，并出任集团董事长是否合适”这个问题时，57.9%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合适，而只有10.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不合适，这说明在理智地对待公司的股权继承问题的基础上，传统的子承父业思想还根深蒂固。
规模决定
民企的领导人不能过早对自己的股权继承问题进行安排的另一个原因是公司的经营情况。在这次调查中发现，当公司负责人被问到“哪一个因素最可能影响您对股权继承问题的安排”这个问题时，27.8%的企业负责人认为应该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来决定，22.2%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应该依据国家关于财产继承的法律规定，此外分别有16.7%的被调查对象回答应该依据法定继承人的情况或国家有关遗产税的政策和法律来决定。还有11.1%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企业合伙人或其他股东。只有5.6%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公司章程中有关股权继承的规定。
为什么公司的经营状况会影响到“股权继承问题的安排”，原因很简单。当这些民营企业家初创业时，很难预计到自己公司的规模有一天会达到几亿甚至几十亿。
亡羊补牢，犹未晚
虽然企业家们不愿过早探讨自己股权的继承问题，但大多数的公司负责人还是对这个问题表示了理智的关注。有57.1%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在接受本次调查前，曾经关注过公司的股权继承问题，而且认为公司股权继承问题很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分别占到调查总数的47.6%和42.9%，只有总和为9.6%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这个问题一般重要或不太重要，而且有85.7%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对股权继承问题加以提前约定。
与民企领导对于公司股权继承问题的关注程度成反比的是民企领导人对于股权继承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在这次参加调查的民营企业中，表示对我国关于财产继承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定很了解的和比较了解的只占到参加调查人数的9.5%，而回答不太了解和很不了解的占到总人数的47.6%，另外有42.9%的被调查对象表示“一般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没有系统和明确的关于“股权继承”的法律法规。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法律条文散落在《公司法》以及《继承法》若干部分，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也不一致。
另外一组数据则表明我国民营企业家法律意识的增强。在回答“您认为我国法律是否应该就公司股权继承问题做出明文规定”这个问题时，有90.5%的被调查对象做出了肯定回答。而且有47.6%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当企业发生股权继承争议，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诉诸司法途径”，而表示要根据政府有关政策规定解决的只占到28.6%，当事人私下协商解决的只有19.0%。我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已经意识到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人民法院处理的遗产继承案件中，涉及到“股权继承”的案件有所增多，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在参加此次调查的民营企业中，57.1%的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而“股权继承问题”作为改革开放之后产生的中国民营企业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之一，应该得到也必须得到社会的关注。
第二章 灾变
灾变
当你有了1亿美元的时候，你就明白钱不过是一种符号，简直毫无意义。
我不会给我的继承人留下很多钱，因为我认为这对他们没有好处。
我只是这笔财富的看管人，我需要找到最好的方式来使用它。
—世界首富、微软公司董事长 比尔·盖茨
尽管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大都已经到了交接班的年纪，但是真正引起继承这一话题，还是从企业创始人遭到意外灾难时开始的。这说明中国企业历史尚短，诸多商业命题尚未触及；而且，在创业期尚未结束时就要求企业家完善地考虑企业的交接班，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也有些苛刻。
虽然从灾难开始的继承多少有些仓促，但事实证明，它的完成并不草率。海鑫集团的创始人被枪杀，对企业打击不可谓不重，而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且日后的经营更上层楼；均瑶集团更是未雨绸缪，极早开始第二梯队的培养，正当青年的王均瑶早早退到董事长一职，将自己的角色社会化，所以均瑶集团在他英年早逝之际，过渡平稳。中国企业家的智慧与潜力由此二者可见一斑。
一、海鑫集团：少帅铁腕新政(1)
创业者李海仓意外身亡，43亿资产的海鑫公司突然面临双重继承问题：李海仓在企业的90%以上的股权由谁/怎么继承？高度集中在能人李海仓手中的企业权力由谁/怎样接管？
海鑫集团继承案例梗概：
2003年1月22日，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突然遇害。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李海仓本人股权和管理权的继承。
县委书记以“最快速度”赶到企业现场—当地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地，同时县委四大班子全部进驻，向前来吊唁的各色人等尤其是股东单位和合作伙伴保证海鑫并不会因为李海仓的去世而改变方向。当地政府义务承担了企业公关的角色。
李海仓兄弟六人，都在集团任职，李一股独大，占到90%以上。家族中的权威—李海仓的父亲这时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很难设想，如果没有那位老人，海鑫集团在面临如此重大的危机时会产生什么后果。在由老人主持的家庭会议反复讨论后，他“拍板”让李海仓的儿子、刚满22岁的李兆会接任集团董事长一职。子承父业的传统思想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按老人的说法，“都没有意见”，名正言顺。
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海鑫基本完成了企业的继承。李兆会起到的作用是，把企业原有的力量有效地团结在了一起。这对于家族企业至关重要。
海鑫集团继承事件澄清的一个事实是，国家对于企业的血亲继承并没有表示异议。同时，当地政府与企业的密切关系也揭示出中国民营企业的特殊性。当地县委书记毫不讳言自己为海鑫的成长一路大开绿灯，因而对海鑫的决策也有权表达意见。李海仓的父亲说：“职能部门不管，你就干不成事。你再有本事也干不成事。”他对企业与政府的这种配合相当满意。当时，刚接任父职的李兆会对此颇有微词。海鑫总经理李天虎（李家老五）说：“他（李兆会）还年轻，会慢慢适应的。”
在李兆会继承父亲的衣钵两年后，这位20出头的青年开始显示了强有力的手腕，逐步“清洗”了父亲留下的残余部将，甚至连“托孤重臣”亦无幸免。少帅新政，目前海鑫集团的业绩比李海仓在世时增长幅度还要巨大。
海鑫在李兆会的手上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海鑫卅日—一个企业的继承
民企的企业继承，是20多年的中国企业史中少数几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儿子们可能已经踏上了经营权接班的门槛，但老父犹在，真正的股权继承问题在中国企业界还没有大量出现。中国企业经营权的接班和股权的继承可不可能像西方商界那样分离？政府会不会同意庞大的民间财富的代际转移？法律有没有可供引用的程序性指引？家族内部有无遗嘱安排？企业股东和管理层在股权和经营权继承中起什么作用？
在围绕李海仓事件的种种疑云中，笔者杂志力图还原一个历时30天的基本完整的本土企业继承案例，让企业家们看到以上所有这些力量在海鑫的股权继承中发挥的作用。
我们看到：
李海仓没有立过遗嘱。据本刊调查，绝大多数私企老板也没有立过或者想过要立遗嘱。遗嘱是西方商界继承的核心，在中国它将会起到多大作用？
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是家族而不是政府，决定了海鑫股权的继承。老家长李春元认定“企业是老三（李海仓）的。请律师来安排继承”，李海仓的兄弟说，“我哥在世的时候很多股份已经给会会（李兆会）了，而且这个企业是会会爸爸办起来的，他来继承，就没有纠纷。争这个没意思。”
在海鑫，经过家族会议提议、政府考核认可、说服外部法人股东，财产继承人与企业接班人最后合二为一了。一个中国式的继承，“少主继位，老臣辅佐”。
政府自认是海鑫“总指挥”，但却没有喧宾夺主，没有持异议—“私企的接班人，政府只能认同不能任命，要尊重海仓家族的意见，尊重公司自己的选择。”一个偏僻小县城的县委书记有这样的眼光，是海鑫的幸运。
还有一个“看不见的角色”—工商联。全国工商联为它刚刚当选、还没来得及就任的副主席李海仓，做了许多看不见的护航工作，包括媒体公关危机。
除此之外，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在整个继承过程中，我们还感觉到，正是逝者李海仓人性的巨大“遗泽”，护佑着他身后这场继承的顺利进行。
惊变
2003年1月22日上午10时许，冯引亮持枪走进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的办公室。11时30分左右，冯开枪将李海仓打死，然后把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八十年代初期，冯曾是闻喜县东镇的首富，后因经营不善日渐潦倒。闻喜现任县委书记接受我们采访时说，“案子当天夜里就结了”，报纸上登出的结论是“冯因屡次欲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转让给李海仓，未果，遂起杀心”。
一、海鑫集团：少帅铁腕新政(2)
“很多人都说这楼看上去像把手枪。”一个当地人指着刚启用不久的“海鑫大厦”说。
类似的联想在这个名为“东镇”的小镇上还有不少。时隔两个多月，那把结束李海仓生命的手枪还在人们眼前晃动。在这座当地惟一的标志性建筑内外，保安们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我们的采访车被执着而坚决地阻挡在大门外，直到找到大楼里的人亲自下楼来接。
后来在采访中我们一再听说，海鑫原来的旧办公楼没有门卫，李海仓有助理，但职责不包括替他安排约见，无论是谁想见李海仓，都没任何问题，在城市里常见的写字楼门卫登记和企业老总办公室门口的秘书，在这里一概没有。李海仓出事的当天上午，在凶手到来前，李出生的川口村的年迈老村长，还曾拄着拐棍来看他。李海仓母亲说，“快过年了，他年纪大了，又有病，海仓给了一万块钱。”老人下楼，凶手上楼，楼梯上还碰了面。
3月25日下午，我们驾车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发，过黄河风陵渡，晚上8点钟赶到了400多公里外的山西闻喜县东镇，其时，夜幕中能看到的惟一醒目建筑，就是这座“海鑫大厦”。因招待所已住满，找住处的过程中，给我们带路的海鑫招待所服务员说：“本来计划正月初八搬家的，谁想老板腊月二十出了事”。
3月23日，李海仓出事两个月后的一个星期日，海鑫集团搬家了。新上任的公司董事长、李海仓长子李兆会和海鑫员工一起搬家。
“往这个大楼搬的那天，只搞了个简单的仪式，没有请外人。这本来是个喜事，可进楼的时候大家眼睛都是红的。上楼时我心情沉重，这个企业是海仓一手创办的，15年了，我们才盖了这么一座大楼，他却最终也没能来看一眼。”与李海仓一起创业23年的辛存海说。辛是海鑫集团的创业四元老之一，现任集团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我们真没想到海仓会出什么事。这几年事业做大了以后，有的朋友也提醒过他，但是都没有在意。他不像有的企业为了自己发展就伤害别人，这么多年从没跟人结过怨。”辛存海说。
李海仓出事是在海鑫招待所对面的小办公楼里，出事后，那间注满了海鑫人伤痛的办公室除了极必要的时候，一直被封存着，里面摆满了李海仓的遗像和各种奖励证明。一位事后进过那间办公室的全国工商联的处长还记得，给他开门的服务员用钥匙一打开门就哭。
晋南风俗：无论多大事都要过年，只有家里没了老人才不贴春联。“海海（李海仓小名）为人太好了，去世以后就看出来了。光花圈就送来四千多个，好几个村过春节不贴对联，不放鞭炮。谁能动员成那样儿呢？人们感动成那样了。”老年丧子，人生大痛。儿子不在了，70多岁的父亲李春元仍为他感到骄傲。
事后不久，海鑫集团高层作出了两个与企业安全有关的决定，一是开始设定应急的预备金，以备发生重大事项后可能产生的资金问题；二是明确规定，公司高层外出，不乘同一辆车，不坐同一架飞机。
不管怎样，站在东镇，站在海鑫这个庞大的万人企业内部，会感到李海仓的死，就像一个玩笑：一只蚂蚁把一头大象轻轻绊倒了。
谁来继承？谁来接班？
李海仓的横死，不仅对他的妻子儿女是无法承受之痛，在小小的闻喜县，也不异于引发了一场地震。对海鑫人来说，李海仓没了，几乎等于“天塌了”。1月29号下午4时许，李海仓入土为安，用的是当地最高规格的48抬杠。
“处理李海仓的丧事不是一个简单的埋人”，闻喜县委书记董鹏翔说。李海仓出事后他只用了10分钟赶了13公里的路到现场。董深刻地了解，“谁来接班”，是李海仓走后，海鑫这个万人钢铁企业面临的最大难题。
在李海仓猝然离世后的30天内，若干人等的身影不无焦灼地周旋在海鑫内外、李海仓家族内外，其中五六个，是解决这场继承和接班变局的重要人物。
李海仓家中兄弟共6人，无姊妹。大哥李天仓是与他一起创业的四元老之一，曾经担任集团总经理，3年前退到二线，任集团副董事长，目前主管后勤。二哥是公司的大助理，主管海鑫的铁路运输和仓库，也属于公司的高级管理干部。李海仓排行老三。老四最早给李海仓开车，去年也被提为公司副总，现负责公司纪检处的工作。五弟李天虎是李家的另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于华北电力学院，曾分配到电业局，1993年3月辞职进了海鑫，李海仓让他在基层干了几年，1996年10月，提上来当了集团副总经理，两年前开始担任总经理，一直到现在。比李海仓小很多的六弟李文杰，在国内读完大学后，去澳洲攻读市场营销专业，归国后先跟着三哥李海仓在国内跑了一个多月，回公司后管销售。很多人都证实过一个细节：很多次海鑫历尽艰辛完成一件大事，李海仓都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李海仓的疲累，不仅随手写在一张他的儿子后来从服务员手里看到的纸条上，更刻在心里，因此他生前曾说过：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搞企业，不希望他们像自己一样累。但这似乎只能是一个心愿而已。
一、海鑫集团：少帅铁腕新政(3)
几年前，李海仓先后把一双儿女送出国，让他们从高中读起，儿子李兆会上大学，他也对选什么专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李兆会说，自己原本想学国际贸易，是爸爸说贸易可以在实践中慢慢学，先把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学好，所以李兆会在澳洲的学业，就以这两门课程为主。
其实，从这些线条已不难看出，身在壮年的李海仓，一直是在有步骤地为企业安排着、培养着接班人。
对一个资产达40多亿、个人控股在90%以上的企业集团来说，家族在其中的地位自然无法忽视。但海鑫的另一个特色是，与李海仓一同创业的人，如今都已是公司元老，无论“桃园三结义”的“哥们儿”（最初和李海仓一起创业的分别为其大哥李天仓、辛存海及侯岚云。侯2000年和李天仓一起退二线，目前是集团副董事长，工会主席兼党委副书记。李海仓与大哥是自家兄弟，算一人，李、辛、侯曾有“结拜”之说），还是后来陆续加盟的伙伴，15年中，没有一人离开李海仓、离开海鑫。2000年，李天仓和侯岚云一起退居二线，而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辛存海，却是在海鑫上下和内外人的心目中举足轻重。辛与李海仓共事的时间，比李海仓儿女的年龄还长，李海仓突然离去之后，无论对公司还是李氏家族而言，见证了海鑫发展全过程、阅历深厚的辛，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依靠。
人物之一：辛存海
（海鑫集团副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如果老谋深算是一个褒义词，我们愿意把它用在辛存海身上。
他有党委书记特有的口才和讲话技巧。他能够自然地把你的问题转化成他想讲的话题。
据我们了解，辛曾是董事长候选人之一。但他认为说这个没意思。现在，他极力想表明的，是自己并非惟一辅佐李兆会的人。大概此类传闻已使这位创业元老感到一点不适。
笔者：李兆会是最初考虑的接班人吗？
辛：人选问题我们是十分慎重的。首先考虑主要是他。分歧不大。我们是民营企业，在这个公司里，从股权意义上来讲，（李海仓）占到90%以上。选择他对稳定具有重大意义。我找他谈话，觉得他挺有思想，遗传了海仓的一些优点，待人友善，比较大胆，看问题比较全面。法律意义上他是董事长，但是经验欠缺，经营管理亲政的能力还不够，需要有人辅佐。
笔者：目前外界把你看作是辅佐幼主的“摄政王”，你自己怎样理解你的角色？
辛：看来我应该尽可能把这个问题讲透。对李兆会我有信心，他受过好的教育，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学市场营销，也是专业对口。这方面比我们有优势。他的家庭教育也很好，海仓教他做人做事。可塑性很强。但他毕竟没有实际经验，也就是目前他还不十分具备管理企业的能力。要学习，提高。让他更多地参与。重要的事情首先在核心层做出决策。就是说集体领导的色彩要比以往浓。关于我辅佐他，也议过这个事，我认为在这种时候不宜确定某一个人或某两个人成为他的辅佐，一个人的认识难免有些偏颇，要大家一块儿讨论。
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表面上看是群龙有首了，但他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很可能会形成事实上的无首。长此以往，必定对企业有害。谁也不服谁，谁也管不了谁，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内部也会搞乱的。解决的办法是重大问题决策通过核心层集体决策。其二，决策层里也得有个主决策人，（这个工作我们做过了，包括李兆会和他的家人、公司领导层的干部）权力要向他集中，目前我们定的是以总经理（李天虎）为主。
我是这么给自己定位的：主要做一些对外的协调工作，同时辅导“幼主”尽快成长。
李海仓在世时，公司就有一个规定，创业的元老，除了正常待遇外，还有一笔高达300万的特殊配股权。而像辛的职位，目前的年薪，也可高达百万。在与辛存海和其他人的交谈中，我们断断续续解开了一个曾经困扰着我们的“谜团”：就是为什么4个人创业，现在公司的绝大部分股权却都集中在李海仓一人名下？原来，当初创业时，李海仓已经有过一段从商经历，还办过制肥皂的小工厂，有了一笔在当年看来很可观的积蓄，其他三人都是教师，没什么钱，所以投资40万办焦化厂，实际现金出资的只有李海仓一人，其余三位伙伴，是与李海仓一起，以4人的名义抵押了一部分贷款。其后发展过程中，据辛说，他们也并未再持续注入资金，是李海仓不断把自己的利润再投入。但公司壮大后，李海仓既未抛弃伙伴，也未与他们心生罅隙，反而在待遇上做到自己与其他几个元老一样。
本来，按照这种种的安排—当家族子弟渐渐长成，而元老们也心满意足地安享晚年的时候，中国山西省这个最大的民营企业，大可以按照李海仓的意愿，稳步地进入它的接班程序。
一、海鑫集团：少帅铁腕新政(4)
但是，突发的灾难把一切都提前了。
这个时候，一个重要人物以最快速度出场，虽然他并不是海鑫的人。
人物之二：董鹏翔
（闻喜县县委书记）
你很可能会把他当作海鑫集团的一员。他对这个企业的熟悉程度不亚于海鑫的任何一位高层。董在闻喜10年，当了6年县长，两年县委书记，他不讳言自己是“冒着政治风险”，把改变闻喜这个国定贫困县的希望寄托在不遗余力地发展非公经济上。他并不避讳和海鑫的“亲密关系”，反而一说起海鑫的事，就像在讲自家，很频繁地使用着“我们”这个词。
董眼睛很大，有神，笑声爽朗，说话直白，指间被香烟熏得有点焦黄，符合电视剧里描述的标准的县委书记形象。
笔者：来海鑫以前，我们从媒体上了解，您自出事后一直呆在海鑫？
董：事情发生后我接到电话，以最快的速度赶来，随后又通知四大班子各留一个副职在家，其余领导都到海鑫。一直到1月29日。老人、妻子、孩子的问题都要解决，我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对来吊唁的人，股东单位，金融单位，全国各地的客户，来一拨我都陪着三鞠躬，然后说请他们放心，我们还要继续合作。
笔者：对谁接班的问题，县里参与决定了吗？
董：私营企业的接班人，政府只能认同不能任命。但是认同之前还是要一块儿商量。《继承法》和《公司法》是两个重要依据，同时要充分尊重海仓家庭的意见，还要尊重公司自己的选择。还没有对外公布的时候我跟兆会谈过，觉得这个孩子素质非常高的。他有一个优于别人的全新理念：他曾经给我说过今后管理这个企业要让职工来参与。一个小孩子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简单。兆会受过好的教育，这方面比海仓还有优势。
笔者：正月十八海鑫在北京召开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听说您也参加了，您是列席呢？还是股东？
董：（大笑）我不是股东，政府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入股的。不是股东我也得去，而且我不是去旁听，我去要左右他这个会哩。面对这样大的事，股东单位不能不有疑虑，不能不担心。我要介绍情况，统一股东单位的思想。
笔者：这次来闻喜，感觉海鑫与政府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好。
董：海鑫是我在闻喜这10年期间发展起来的。县里对海鑫很支持，有关职能部门在海鑫现场办公不少于100次。我是海鑫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副书记、常委也好，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也好，都是副总指挥。李海仓他是排在最后的副总指挥。
笔者：那海鑫重大投资立项的决策权在谁手里？
董：决策也不是李海仓一个人说了算，他有些想法，首先得给我汇报。一个企业的发展不可能靠一个人，企业在我这个地方，当然要跟我商量。商量这个事能不能干成，可不可以干。比如遇到电的问题，李海仓你不要管，县上有一个分管的副县长专门解决这样的问题。要到老百姓地里栽电线杆，架高线，如果海鑫去，老百姓就要敲他多少多少钱，政府一出面就好办了。土地的问题，我们的副总指挥，管土地的副县长去解决。山西省省长最大权力批300亩，我们就给海鑫争取批299.9亩（大笑）。
笔者：那你对其他的民营企业也一样态度吗？
董：一样啊。我是冒了一点政治风险的，闻喜只是全国一个小小的县，而且还是初级阶段的国家级贫困县，做不到公有制为主体又怎么了？浙江省全省非公有制企业占到近90%，我们就说它不是社会主义了？不是共产党领导了？山西省公有制经济占80%，比例越大就越先进？要为企业发展提供好的环境。比如柯受良飞黄河，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大家都说坚决不能飞，坚决不能跨越，过去死路一条，他绝对飞不过去。
董鹏翔回忆，还在李海仓下葬前，“就有人提起谁来接班的事”，但当时的情况下，“尸骨未寒，不能考虑”。李海仓29日下葬，之后到正月初五以前，李家连续召开了三次家庭会议，会议由李氏兄弟的老父李春元召集，先在家族中讨论谁来接班的问题，其间尽管也曾有过其他一些考虑和提议，但却是李春元一锤定音：让李海仓之子李兆会接班。
人物之三：李春元（李海仓之父）
3月27日，在海鑫采访时，我们提出到家中见一见这位在当地也算一个传奇的老人。李父的住宅是才盖了两年的中西结合的独栋小楼，可算当地豪宅。据老五李天虎说，此楼是他设计的，本是欧式风格，但老人硬是起了一座飞檐斗拱的门楼，由两个石狮子看守。到了东镇我们才知道，尽管有李海仓这么出色的儿子，但李春元在当地的名声，却是自己带来的。曾经做过大队书记的他，现在还经营着一家一年有上千万利润的工厂，主要招收残疾人。他本人曾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领过民政部颁发的全国助残模范奖章，客厅里到处摆着他的奖状、证书和外出开会的照片。丧子之痛在内心中可能并不曾远离，但老人面上流露出的，却只有那种极富感染力的乐观、坚强和自信。
一、海鑫集团：少帅铁腕新政(5)
“我们连续三个晚上研究。”老人语速很快，非常健谈。“先前大家总是哭，但是人活不了喽。他妈妈太难受，但是你的儿子活不了喽。我把娃娃们叫过来，把老三的媳妇叫来，把老三儿子叫来。一个一个表态，继承权，股份咋办？不是他们爸爸的股权，而是老三的。我请律师来，安排好继承的问题。最早的董事长人选不是李兆会。”先让老五（李天虎）干，我不同意。让老五搞执行董事，老六（李文杰）搞董事长。小六子想干老五不干，这就完了，不好搞的。所以我把兆会提起来，让小六帮助兆会，老五还干原来的工作。这样最好了，都没有意见。
“拍板当然是我拍板了，这个谁也做不了主。他们都懂道理。以理服人。我给李兆会讲了，两年不让他表态。至少要培养两年。两个叔叔、几个常委研究好了你再表态就好了。他父亲搞企业33岁，他是22岁。差10岁。我看以后比海仓低不了多少，海仓是高中生，他高中就在国外上（笑）。他愿意，他听爷爷的话。
“初六（2月6日）初七，开中层干部会，决定以后，初八，老人亲自把家里和公司的决定向县委汇报，县委又向市委汇报。市委市政府市农行、县委县政府县农行全部来到公司，都高兴的。当然要汇报，职能部门不管，你就干不成事。你再有本事也干不成事。我们的县委来现场办公，解决海鑫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好书记好县长。各个职能部门开绿灯，然后事情才能办成。
“我是监督员。监督儿子和主要的亲戚，公司管不了的，我有权力开除他们（笑）。”
正月十一，海鑫集团公司内部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总调度室，李天虎解释说，“我哥不在了，我再不能天天呆在家里，经常需要往外跑，成立这个总调度室，就是把以前由我来协调的日常管理工作转过去。”而在辛存海的描述里，我们听到了这个机构的另一层含义：在特殊时期，海鑫公司的重要事务，将实行集体决策集体领导。
在这个集体决策层里，除了前面已有提及的辛存海外，李海仓的五弟李天虎，其实是李海仓之后海鑫的另一个主心骨。十年前进公司的他，事实上在李海仓去世前就已在日常管理中“执掌”了海鑫，是海鑫对内的“当家人”。
人物之四：李天虎（李海仓五弟）
李家人身材都不高，李天虎可能是其中最矮的一个，但这个人给你的感觉，却是能压千斤重担。
其实不管对内对外，在目前情势下，天虎是当然的当家人。家里讨论接班问题时，据说最初的人选是他。但他说，“过亿的企业，考虑的一定不是钱，而是企业的稳定发展，服务社会，如果（接班人）不是会会（李兆会），不稳定的因素将会来自我的家族。”
“春节放假期间，我们召开了几次家庭会，讨论谁当董事长的前提是以稳定为主。提出李兆会当董事长，是为了稳定，别的人选不稳定，这应该能够理解。我哥在世的时候很多股份已经给了会会（李兆会的呢称）。因为我们这个企业，说白了，不存在钱够不够花的问题，是企业发展的问题。争这个没什么意思。
“这个企业是会会爸创办起来的，从中国传统来说，应该是他来继承，这样就没有纠纷。没有大的争议。我们的班子会全力辅助他。这两年重大决策董事长可能还没有能力，但是我们有这个班子。一个企业如果搞个几百万，可能会争，上了亿以后，是为社会服务的问题。
“当时政府的意见是个敏感的问题，它不会明确表态。所以主要由我们的家庭和班子来决定。
“不管多有经验的人，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不稳定也不行。现在看来效果很好。如果不是会会，不稳定的因素来自我的家族。
“李兆会的意见？他应该来接这个班，他也懂道理。”
人物之五：李文杰（李海仓六弟）
在海鑫，只有李文杰与李兆会一样，是“海归派”、新生代，更代表着海鑫的未来。
李海仓的意外离去，加速了这个家中老幺的成长速度，他被以五哥为首的公司管理层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李海仓在时，曾有意考验他，他过了关，才开始让他管销售。但我们采访的前一个星期，他已被突击提拔为集团公司副总。
采访李兆会那个晚上，李文杰跟着一起来，我们想问李兆会接任董事长以后的一些感受，话刚出口，他仗着一点未了的酒劲，硬是拦着不让李兆会说话。
“我现在管海鑫所有进出的钱，我一天要喝几顿酒，你们可以知道。但我一定要干好这个企业，为了我哥，为了我这个侄子，为了我三嫂。我现在管原料，我已经保证要两个月内把这个搞好，管不好的话我辞职”。说出这一番话，他紧张的内心似乎得到了一点疏解，在李兆会和众人的“劝说”下，他才有点不情愿地离去。
一、海鑫集团：少帅铁腕新政(6)
一个热心、善良而又冲动的人。
正月十四，李天虎、辛存海、李兆会以及县委书记董鹏翔等人，踏上了离乡的路，正月十五到北京。此行两个目的：一，到北京召开股东会，通过选举，使兆会的接班完成必须的法律程序；二，由公司的核心决策层亲自带李兆会从北京到太原，拜访股东、客户以及各种关系人、关系部门，开始熟悉董事长的“业务”。
2月18日，在北京东三环的兆龙饭店（巧合，还是期盼吉利的选择？），承接了父亲全部资产的22岁的李兆会，经股东会、董事会的先后程序，被全票选举为董事长。
李海仓去世后28天，李兆会正式接班。
接班人
点上一根烟，李兆会面对着从年龄上远远超出他的我们，平静地讲那段对他来说最艰难的经历。陪他进来的辛书记已经悄悄离开了，一直不希望他讲、怕他讲错什么的六叔李文杰，也在他的一句“这件事由我自己来处理，我是成人”之后，带着些担心离去。烟呛得他间歇地咳。讲话时他的头一直微微上扬着，传递出一种让人唏嘘的坚忍，一个刚刚成人的孩子的坚忍。
22岁的李兆会是身在澳洲时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几年前他来到澳洲，在这里读完了高中，目前在上大学，已经读了两年。家里的来电说奶奶病了，让他回来一趟。“我很难过。我打电话给母亲，问我奶奶病怎么样。但不知怎么回事，忽然想到父亲，就脱口而出地问了一句：'妈，我爸在哪儿？'，我妈说他在办公室。”母亲的声音很沙哑，李兆会当时以为是为奶奶的病急的。
“我在澳洲这边有一个阿姨，父亲有一些生意给她做，她家跟我住在一个小区里。”接信的当天，她把李兆会从打工的网吧里叫到家，说：“其实你爸爸是很疼你的。最近回国我跟他说你喜欢车，他说你喜欢的话回来可以办一个汽车制造厂。”“我想我奶奶病了你不来安慰我，还不停地提起我爸。我就有一些不好的预感，问她是不是我爸出事了。我跟她讲如果我奶奶病了，我还能接受，如果父亲出事了，我是承受不了的。”阿姨当时很紧张。李兆会看着她的眼睛问是不是。她说没有没有，让李兆会收拾行李，自己则去给他买机票。李兆会提出上网去看看，她骗他说家里网坏了。“当时有个好朋友在身边，我说回我家去看。他说你不用看了，直接去机场吧。”李兆会急了，就打电话给母亲，问父亲在哪儿。母亲说还在公司。他又打给六叔，李文杰说你不要管，回来就行了。“我就想是我父亲出事了。当时想是车祸之类的，躺在医院里。尽量往好的地方想。我跟我朋友讲如果我父亲不在了的话，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我朋友也很害怕。在飞机上想了很多事情，就是不敢往最坏的事情上想，在香港转机的时候，我坐在最后一排，前面两个女孩在看报纸，头版一个大标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被歹徒打死”一下跳进我眼里，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觉得不可能。可那是香港《华商报》头版头条。空姐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把报纸收起来，眼泪擦干，说“没事，给我一杯咖啡”。下了飞机，我问公司接我的人是不是我爸出事了？他们还说没有。我把报纸拿出来给他们看，当时车里没有一个人说话。我说既然已经出事了，我母亲怎么样？我妹妹（19岁，也在澳洲留学）还没回来，她知道没有？坐在车里时的那种感受，可能成人很难理解，突然父亲不在了，以后怎么办？没有一点主意了。车开回家，一大帮人围上来，把我衣服脱掉，给我换上孝服。我看到“悼念李海仓”的横幅，就真的傻了。我不知道怎么走到父亲灵前的。他们叫我哭我也哭不出来。我跪在那里只说了一句话：爸，我回来了。眼泪才流出来。我一直跪在那儿没起来。脑海里过电影一样想起父亲责骂我，还有一些快乐的事情。有一次我从国外回家，去父亲办公室玩，父亲出差了，服务员说给我看一样东西，我以为她在开玩笑，结果她拿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太累了。是父亲的字。我这一生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太少。他太忙了……进家前我擦掉了最后一滴眼泪。我想家里现在就剩下我一个男人了，回家以后我应该安慰母亲，不能让母亲安慰我。我跟她说，你的孩子已经回来了，在你身边。看见她有了一点起色，我把话题转了转：我妹妹就要回来了，如果咱俩都禁不起这个打击，她怎么办？咱俩都不要哭，咱们去安慰她。”
面对记者，李兆会的言辞锋利会让人大吃一惊。他反问记者“你处在我这个位置该怎么想？”他或许讨厌媒体，但是孩子式的冲动和友好最终让他把记者当作了倾诉对象。你能感到这个22岁的年轻人身上的压力。
在澳大利亚上高中大学的经历使他具有了西方人的幽默。对摄影师的摆布无所适从时他向秘书招手：“你来替我。”
一、海鑫集团：少帅铁腕新政(7)
谈到父亲留下的财富他几乎喊出来：那对我是负担！
“很快就想到这些问题：父亲没了，我们这个家该怎么办？公司这么大，又怎么办？当时完全没有考虑作这个董事长，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有太多的人比我适合这个角色。当时我很软弱，不想受这份苦，想逃避。我五叔，六叔，辛总，他们虽然跟我父亲有差距，但至少跟我不在同一个层次。
“那天晚上，我在父亲的灵前跪了一夜，想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想我今后该对这个家庭尽什么样的责任，该对这个公司尽什么样的责任。那时感觉自己真正从一个男孩转变成一个男人了。之后，很多人都来跟我谈。我听说过分家这样的事情。现在我父亲不在了，我们这个家族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我说我不想做这个董事长，因为我觉得自己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不论是给我五叔、六叔还是辛书记，我都同意。而后我们开了三次家庭会议，最后我们当地政府，还有公司核心层，包括我的家里人，都说是不是还是你来扛这个事。我爷爷说，难道我们李家就只出了一个李海仓吗？就他一个人能办企业、能明白事理吗？难道我们就不能把这件事情看清楚吗？我爷爷是很明白事理的人，我跟我爷爷的思想不谋而合，开过几次家庭会议以后，我的几个叔叔他们都接受了，他们都跟我说一句话，我很感动，他们说：自家兄弟嘛，打断骨头还连着筋，我们目前的家产，谁都花不完，不必争这份家产，惟一的前提是怎么把海鑫公司做下去，我们一家人跟当地政府、跟公司的人以及和我父亲合作了半辈子的伙伴，一起把这个企业做下去，渡过这个难关。
“最后决定了由我出面来做。我在国外学习企业管理，但实践工作经验一点都没有，自己心里觉得没底。坦白说，我了解（最终决定让我来做）是为了稳定人心，无论对外界还是对公司员工啊，都有一股凝聚的力量，因为大家对你父亲都很敬佩的，你父亲以前是这个企业的精神领袖，大家都为企业考虑，如果你来做这个董事长，稳定人心是比较好一点，因为不管是谁，大家对你父亲的那份情义，转变到你身上，会跟转变到别人身上不同。李海仓以前是你生前好友，李海仓不在了，对李海仓的这份感情该怎么办？这也是我这两个月来跑北京、跑太原、跑运城，感觉外围环境很好的原因吧。这大概是我父亲的人格魅力吧。叔叔伯伯和阿姨们很帮我，教我怎么去思考问题。
“他们也不是逼我，非要我做这个董事长，他们也要我自己考虑来决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燃起一根烟），我想我作为我父亲的长子，既然这样做对这个企业有利的话，我自己22岁以前无忧无虑地生活，可以啦，人生也就60年，22岁就这样过去已经可以啦，我父亲还有很多未尽的心愿，要我们下一代来完成。我自己觉得我是我父亲生命的延续。既然我已经认定了我要扛起这份责任，就无怨无悔，这份苦你也该吃。
“我要照顾我的家，我的母亲和妹妹。公司是我父亲的，不能让它败在我手里。企业目前的条件比我爸创业时好了不止一千倍，我再做不好，就是我无能。”
辛存海对他说：“也好，一个新人就跟一张白纸一样，我们就来重新描画。”
但是放在李兆会面前的海鑫可不是一张白纸，父亲的财富，对22岁的李兆会是不能承受之重。“我的理念是如果你想把企业做大的话，一定要把企业透明化，做正规。我现在有两个责任：一是尽家庭责任；一是延续父亲的事业。我从来没有思考过我父亲的财富。现在财富对我来说是种压力，我明白海鑫有9 000多人等我开饭，我一个决策失误，会砸掉许多人饭碗。这个压力对我是太大了。”
在确定了李兆会为新任董事长之后，公司设立了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职位，分别由李春元及李海仓之妻担任。海鑫公司其他六方投资者的股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李天虎继续做公司总经理。辛存海则在事实上承担起全面辅佐李兆会的工作。
海鑫悬念
接班人问题的圆满解决，虽然使海鑫在遭遇意外危机之后，排除了一个最大障碍，但如果真像辛存海所言：目前海鑫内部无一人能替代李海仓的角色，则无论李兆会，还是其他家族成员、公司高层、创业元老，都不得不面对持续到来的发展的挑战。目前的集体决策能维系多久？李兆会的成长需要多长时间？而李海仓生前正在进行的”外迁“项目，眼下看来，也势必成为海鑫未来发展路上一个极大的悬念。
辛存海承认，李海仓之死，对海鑫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虽然1、2月份的生产经营都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但是海鑫前途还是被投上了比较重的阴影。
“这一段，我们深深感到，没有海仓好多事情特别难办。公司可以说，现在还没有一个像海仓一样有一言九鼎的威信的人，在重大问题处理上，重大决策上，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样洞察秋毫，尽快拍板。海仓这么多年来建立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公共网络关系，包括联营单位，业务单位，甚至包括销售，客户，原料供应商等方方面面。在办理具体事情上，大家对他的信任度和对我或者其他人是不一样的。还有，在政府职能部门办一些必要的手续，比如我们要上一个项目，要进行环境的评价，污染的治理，海仓在的时候，说没问题，我现在先干，什么时候把这个补充起来，大家信，信海仓有这个能力，信海仓是（说话）算数的。海仓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我们可能就得跑几天。“辛存海说。
一、海鑫集团：少帅铁腕新政(8)
但是县委书记董鹏翔却有不同看法。
“当时有人说海仓走了，海鑫不行了，海鑫天塌了。遭受这样重大的变故，我们的基本思路是稳定与发展。年初八（2月8日）我带着四大班子到海仓现场办公，初步决定了李兆会当董事长。接班人的问题解决了，剩下就是海鑫怎么办？我们提出了‘精诚团结、稳定人心、内强管理、外固网络、完善本部、量力外扩’的工作思路。”
说起海鑫的事务，董鹏翔就像布置县里工作一样驾轻就熟。他所梳理出的海鑫危机时刻的24字治企对策，也极符合一个县委书记的能力特征—高度概括和总结。
“要把公共关系搞好。海仓不在了，外面的人还认海鑫的账吗？所以我带头去拜访股东单位、金融单位，去跟他们沟通。”
这24字方针的最后一条所指，就是海鑫集团目前已经开展的“宁德项目”。“海仓生前，在公司发展上我们定过一个大的目标，就是把（东镇）这一块搞到年产260万吨钢，260万吨铁以后，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走出去。基本上确定了在福建宁德搞一个规模更大的钢铁企业。宁德沿海，是天然良港。投资计划分三期，原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到2005年结束。首期准备投资150亿，大的盘子已经定了。”辛存海说。现在，他担心的是“海仓去世以后这个项目还能不能干，就成了问题。他在的时候，融资，项目确定，都是他一手抓的，有好多事情我们还不是太了解。方方面面都在问，你这还能不能干，能不能干好。这也是人之常情。昨天你们来的时候，宁德市委市政府也来了，他们也在担心。”从辛存海和其他公司高层隐约的话语中，我们听出了这些公司元老们看着公司走到这一步的不甘和无奈。
24字方针其实也预示了海鑫短期内的未来，必定是采取最为稳健甚至保守的态度，“我们公司在今后发展和管理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将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宁德项目，如果海仓在，四、五月就能启动。现在仍然在想办法运作，把它变成现实。决心没有变，只是时间上要推后，但今年的重点不再放在这儿了。”辛说。
2月27日，李天虎与李兆会、李文杰一行曾千里迢迢赶到福建宁德，与当地政府谈了钢厂立项问题。而后李兆会又进行了短暂的香港之行，拜访了一些父亲的生意伙伴，可能也包括一些机构投资者，据说在寻找资金方面，颇有意外收获，一些香港投资人对李兆会热情很高，如果成功，此番可能获得数亿美金的投资。这对目前骑虎难下的宁德项目而言，不异于一针强心剂。
今年以来钢材价格走势的持续看好，似乎给了尚不能完全从重创中醒来的海鑫喘息和调整的机会。目前在建的发电厂项目，在闻喜县委县政府一如既往的支持下，还在推进。海鑫实业公司的上市工作，也在推进中。而对董书记们而言，外迁（董强调说应该叫“外扩”）项目的暂时停滞未尝不是好事，毕竟，海鑫在闻喜还有更多的事情可做。
（二）少帅夺宫新政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一个业务覆盖钢铁、焦化、水泥、房地产、金融、保险等领域，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当家人的重担落在一个年仅22岁的年轻人身上，李兆会在接任海鑫集团董事长一职后，很快就显示出了这位少帅的英雄本色。
如今，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李兆会从当初的“稚嫩”模样，变成了令人难于想象的成熟。时间真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师，它能改变一切。在两年多时间里，李兆会从一位大学在读生迅速蜕变为精明的年轻企业家。在历经康熙式的“夺权斗争”之后，李兆会在实践中学习怎么真正掌控一个企业帝国。
2005年2月，海鑫集团副董事长辛存海向《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邱伟证实：“李兆会现已经全面掌权”，而对于这个真正全面掌权的时间点，辛存海含糊地说是“就在不久前”。
在辛存海所说的“不久前”的2004年里，李兆会不仅开始了其在资本市场的驰骋，也开始用他那还双略微稚嫩的手，逐步“清洗”了父亲留下的残余部将，甚至连辛存海这位“托孤重臣”亦无幸免；在辛存海远走太原之后，海鑫集团的高管，已大都是李兆会的人了。
海鑫，在一个羽翼逐渐丰满的孩子手中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开始。
不流血的夺宫
2003年6月，这时距离李天虎和李兆会叔侄两人共同主政海鑫才刚刚4个月的时间，其间两人矛盾不断，但没有人想到有一天李天虎忽然递上辞呈。
在李海仓去世前的五六年时间，李海仓一直忙于外部事务，内部管理一直是由李天虎进行的，这么多年，足够李天虎在海鑫培养了很多自己的势力。虽然李兆会当上了董事长，但是管理海鑫长达8年之久的李天虎并不将其放在眼里。李天虎同时和辛存海有着各种矛盾，而李兆会巧妙地利用了李天虎和辛存海之间的矛盾，聚拢了辛存海、六叔李天杰。
一、海鑫集团：少帅铁腕新政(9)
李兆会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夺宫”，获得了他梦寐的权力。《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关于这一说法的有关描述是这样的：
有一天，在一个内部会议上，李天虎和辛存海的矛盾激化，李天虎甚至脱了鞋往桌上拍，两人呈现水火不容的态势。
李兆会决定抓住这次矛盾，让爷爷李春元同意，驱逐李天虎。
据说，李兆会在表示出让李天虎隐退的想法之后即暂时离家出走，李春元为了让孙子改变主意，先是驱车赶到太原，后又追至北京，但李兆会就是避而不见，最终，宠爱孙子的李春元同意让李天虎“退位”。
李兆会批准李天虎辞职，并将海鑫属下的海鑫水泥厂交由李天虎打理。目前海鑫水泥厂已成为独立于海鑫集团之外的法人，李天虎在海鑫集团的股份也已经撤出。就这样，李天虎被李兆会驱逐出了权力的中心。
同样，在与新董事长的理念不合中，辛存海也很清楚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作为一个非李氏家族的内部人，虽然自己是海鑫集团的创业者，但终究不是所有者。在每年300万分红的权益保证下，辛存海还能希求什么。
2004年的春节过后，辛存海开始调任海鑫集团驻太原办事处，所谓“托孤重臣”，其中“托孤”的意味已经烟消云散。
新政
目前，海鑫集团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李兆会和其六叔李天杰手中。李天杰和李兆会感情深厚。澳洲的几年留学，李天杰一直和李兆会相伴。
另一方面，李兆会在实际管理中迅速成长，据说，在处理政府关系、加强内部管理等问题上，李兆会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手腕。
李兆会的新政为海鑫交了不错的答卷。
2003年10月，海鑫集团在国内众多钢铁业巨头的竞争中，中标宁波与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1.6亿元的钢筋采购项目，从而成为这座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的钢筋独家供货商。
2003年海鑫总产值超过50个亿，上缴利税超过10个亿，为当地财政贡献3个亿，成为历年来发展最为迅速和良好的一年。
而2004年，海鑫集团的目标升为总产值达70亿元，实现利税12亿元，一位看过海鑫集团财务资料的人士透露，这些目标已经实现。
也有人说，李兆会的“命好”，他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好时光。这两年来的市场背景是，钢材需求量持续上涨，价格飙升不已；2004年开始的国家宏观调控，实际上更多是针对一些小钢材，对海鑫这样的大企业有所影响，但不大，倒是为海鑫这样的大型钢铁企业扫清了很多中小竞争对手，这些都为海鑫的发展迅速埋下了伏笔。
经过近一年的励精图治，这位有着澳大利亚留学背景的年轻企业家已经开始初露锋芒，与其父李海仓不同，李兆会选择了资本市场，而且一出手，就是两家上市公司。2004年11月12日，山西海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59 356.89万元的价格，受让中色股份所持民生银行16 053.525万股，成为民生银行的第十大股东。同年11月18日，山西海鑫实业控股约89%的上海海博鑫惠公司从黑龙江富华集团手中获得华冠科技21.5%的股权，从而成为华冠科技第二大股东，华冠科技第一大股东为万向集团下属的万向三农，持股29.95%。
而山西海鑫、上海鑫惠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山西海鑫钢铁集团，其掌门人就是李兆会。值得注意的是，李兆会进入两家上市公司，都没有成为控股股东，他的目的和野心都值得人们关注这位资本市场的初生牛犊。
外界认为，李兆会两度出手国内A股市场，可能是海鑫集团向多元化发展的信号。此外，海鑫集团的上市问题也在李兆会接手后加速了进程。
李兆会作为新一代掌门人已然风格初现。年轻的李兆会雷厉风行、派头十足。
不论是在海鑫集团所在的闻喜县还是在太原，如果说你看到三辆奔驰车同时驶过，那可能就是李兆会的车队了，而他喜欢坐中间的那辆。
李海仓生平
1955年12月7日，生于山西运城，硕士学历，武汉钢铁学院管理工程系，工程师。
1975年在闻喜县东镇川口村榨油厂当工人；
1977年任闻喜县东镇川口村肥皂厂厂长；
1981年任闻喜县东镇川口村经销部经理；
1987年任闻喜县联合焦化厂、三铁焦化总厂厂长；
1992年任山西省海鑫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3年任闻喜县政协副主席；
1997年任山西省工商联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执委；
1998年任闻喜县政协副主席、山西省政协常委；
2000年任全国政协委员；
2002年任运城市人大副主任。
一、海鑫集团：少帅铁腕新政(10)
2003年1月 22日遇害曾获荣誉1995年，当选“全国劳动模范”；1998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先后被各级政府及部门评定为“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全国乡镇企业“功勋企业家”、“山西省功勋企业家”等。
同时还兼任山西省乡镇企业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运城市乡镇企业协会会长、运城市光彩事业促进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二、均瑶集团：继承无悬念(1)
继海鑫集团李海仓之后，又一位民营企业家突然辞世。失去主要创始人的均瑶集团没有发生海鑫集团当年的慌乱。王均瑶只有38岁，生前即已做好企业的接班安排，并在遗嘱中对自己的财产继承做了明确交待。
已经不能说话的王均瑶在由别人代笔的遗嘱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之后没几天，王均瑶辞世。“他不能说话的时间很短。”王均瑶的三弟、均瑶集团现任副董事长王均豪说。
请王均瑶的兄弟们回忆他的最后时日是痛苦的，但他们也相信，这些回忆对于中国企业界会有帮助。
王均瑶生前在企业内推行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在他猝然离世后作用突显—企业赖此得以平稳过渡。均瑶集团先后涉足航空、乳业和地产，家族管理已经跟不上多元化的步伐。按王均瑶的二弟、均瑶集团现任董事长王均金的说法，“你不可能每一代都培养家族人才管理”。王均瑶临终前只有38岁，对企业的前景却想得清清楚楚：他最终的目标是想让企业实现股权“三三制”—家族、管理层、社会公众各持股三分之一。他的去世并未打断这一进程。“平稳过渡不是偶然的，”王均金说，“如果不是早就有了安排，今天我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这么平稳地谈话。”
遗嘱
中国人还没有立遗嘱的习惯，比普通民众拥有更多财富的企业家中，很多人对此也并未给予关注。德国《经济周刊》主编巴龙曾对笔者说：“所有德国的家族企业，他们第一代长辈，都会定期去写遗嘱。很早就会去写，说我这个财产会给谁，而不是我不行了才去写。如果没有遗嘱，财产怎么分配是非常麻烦的。”
2003年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突然遇害，且未留下遗嘱，最后企业的继承由地方政府协助其家族完成，以其子李兆会出任董事长来化解家族内部的信任危机。让自己未满22岁的儿子来掌管几十亿资产，不知道是不是符合李海仓的意愿。尽管不是“很早去写”，王均瑶还是在最后时刻留下了关于自己名下股权分配的遗嘱。这值得引起企业家们的注意。
2003年，王均瑶已经知道自己罹患肠癌，但他跟自己的下属说“只是做了一个阑尾手术”。一位跟他出差的员工有医学常识，看到他吃的药才明白董事长得了什么病。2004年7月再度入院后，王均瑶仍然认为自己“挺得过去”。随着健康状况的一再恶化，他的信心开始减弱。在8、9月份，他开始跟自己的弟弟们谈起身后事。“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做一些假设是可以的，以防万一。”王均金说。
临近的死亡给王均瑶带来恐惧，有的时候他会流下眼泪。“有一天我们回忆过去，他说以后除了管管企业，要走一走原先创业时走过的那些地方。还想去旅游几天，包括三亚，桂林，他说他都没好好去看一下。”王均豪的回忆充满悲伤。“人到最后如果一点儿不怕那都变成假的了。肯定存在阶段性的害怕。”王均金补充说，从整体来讲，他的哥哥是很坚强的。
王均瑶谈到的身后事主要是集团在他万一去后的方向，并且主动谈到了立遗嘱的事。“一个企业创始人，如果不是他亲口说起写遗嘱之类的事，别人怎么好说呢？”均瑶集团副总裁许彪说，集团的法律顾问等因此开始为王均瑶的遗嘱内容做准备。许进入集团11年，王均瑶视之为兄弟。
王均瑶遗嘱的内容主要是分配自己名下的股份：40%留给家属，两个兄弟各分5%，加上王均金、王均豪原本即拥有的股份，现在二王共同持有均瑶集团60%股份。“他从股权的调整也考虑到我两兄弟在这个公司就是稳定的因素，为什么我们俩加起来占60%？就是保证公司在大局上稳定，能持续发展。”王均金说。
退回董事会
与李海仓突然遇害给企业造成的慌乱相比，均瑶集团对于王均瑶的去世显得相对平静—由于王住院时间较长（近4个月），大家在心理上已有准备。更重要的是，王均瑶生前已经将企业经营权下移给自己的两个弟弟—这是他的“家族人员逐渐退回到董事会”的第一步。王均瑶住院期间，集团的事务由两个弟弟及一批职业经理人主持，他曾笑说自己这是“离岗测试”。
王均瑶病逝的消息并没有第一时间在媒体上公布，对此，均瑶集团党委书记陈理解释说：“董事长生病，我们确实对媒体隐瞒了一些，可是对关键人物我们都没有隐瞒，对政府领导、银行，我们都是实话实说。”
“我们在他去世后商量了一天，”王均金说，“做了很多假设，看看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我们最担心的是，外界对我们（王均金与王均豪）不了解，事实上从当年包飞机到今天我们都一直在企业参与重大决策。别人不了解，会怀疑你是不是行啊？我们担心媒体乱炒作，造成集团上下恐慌。”在随即召开的董事会上，王均金当选为集团董事长。他承认，这也是王均瑶生前的意思。
二、均瑶集团：继承无悬念(2)
王均豪说，均瑶集团将总部迁至上海，就是为了在这个更大的平台上使企业壮大，“方法之一是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我们三兄弟一直在考虑，企业要发展，靠我们三个，又经营又决策不是办法。我们是想通过上海这个平台引进人才。我个人的目标是再过五年，我三分之一时间经营事业，三分之一经营家庭，三分之一经营个人爱好，完全回到董事会。”王均金对此的估计是“三年”。“实际上他（王均瑶）已经跨出这一步，”王均豪说，“两年前他退到董事长的位置上，总裁不兼了。包括我自己，我虽然管置业板块，但经营是一个常务副总在管，我自己也在过渡阶段，事实上我现在离开一个月也没什么关系。”他认为均瑶集团能够这么平稳地过渡与他们前期所做的安排分不开，“我们早就想得清楚，一个企业靠一两个人来运转是不行的，只能靠机制。我们只是在做的过程中出现了变故。如果没有现代企业制度，我们看到一些企业，只是自己一个人，突然有变故，小孩子接不上来，经营班子又不团结，那就很糟糕了。”
王均豪说，王均瑶生前对企业的过渡没有担心，惟一担心的是“我们兄弟两个人承担企业会比三个人时累”。
许彪给自己的定位是“职业经理人”。他进入均瑶已经11年。“我们在集团中层以上经常灌输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思想，也经常举行论坛。这跟中国的大环境也有关，社会上也在讨论。现在好像说得越来越少，因为职业经理人的诚信受到质疑。均瑶做得较为踏实。总经理下面设常务副总经理，他基本上是专业人才，对行业很熟。老板也很清楚，自己不可能对任何事都懂。”
许彪在均瑶的11年“基本上各个板块都搞过”，他给自己定的原则是“做任何事要无私心，有悟性，更用心”。他曾与王均瑶、王均豪一块儿出差，住在北京的保利大厦。因为房价很贵，他们决定住在一起。许主动要求睡地板，这时候王均瑶对自己的弟弟说：“均豪，你睡地板。”许曾对王均瑶说：“你不要把我当兄弟。有一天我没‘剩余价值’了，你不用说，只要一个眼神、一个暗示我就离开公司。”
在家族企业内部，创始人的个人魅力会吸引一批忠实的人才。王均金和王均豪都一再提到很多均瑶集团的前员工都来参加了王均瑶的追悼会，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还是“并不愉快地”离开均瑶的。但是随着创始人的离去，这种磁石效应可能会递减。因此，应该尽快地使企业经营制度化。王均豪这段时间在想，职业经理人应该过渡得更快些。
“三三制”难题
王均瑶对现代企业制度的设计是在企业内实现股权“三三制”，他临终前还在跟自己的兄弟谈要尽快实现它。“三三制”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年，并未能够如愿。
王均金对此的解释是，“我们是要它能百分之百成功才推出，不会轻易地推。现在还在酝酿，考虑怎么才能做得最成功。现在有一些预案，还要推敲。”
“我们做过一些尝试，”许彪说，“比如我们以前在旅游板块，在地级市推行由公司控股，下面的人来参股，包括航空等，都往这个方向去靠。从目前来讲，成功的例子不是很多。”许彪说，均瑶集团中高层职业经理人大概有50个，自己在公司没有股份。本来王均瑶曾打算可以给他股份，但他表示不要。“我很感谢他，但是我还是拿我的年薪吧。”看来，在企业内部股权的分配较为复杂，如果分配不当可能会引起剧烈震荡。这大概是均瑶集团迟迟未能在这方面有所动作的原因。
王均豪说，这些天他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大哥。“王均瑶觉得这个世界很大，有很强的好奇心，也很执着。小的时候他第一次坐火车，回来跟我们讲，火车嘟地一声村子就看不见了。”
王均豪决定去打一场高尔夫球，来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如果企业没有平稳过渡，他缓解悲伤的方式不会显得这么轻松。
后记
2005年3月，王均金在上海的一个媒体见面会上表示：“作为均瑶集团的掌舵人，我有信心在民企中走出一条新路，带领均瑶集团迈向新的台阶。”
王均金在见面会上细数了自己上任以来的一些成绩，比如均瑶国际广场在2004年正式投入使用后，成为上海第一座以民营企业冠名的甲级写字楼，并被评为中国写字楼百强第23位；成功收购无锡商业大厦集团获得成功；积极推进股权“三三制”结构改造等。
而外界对王均金在接手王均瑶之后的评价则是，2004年，王均金在兄长王均瑶去世的危难之中，沉着应对，共济危时，带领均瑶集团平稳过渡，确定了建设“百年老店”的经营战略，以稳健增长的经营方针推进企业发展。
二、均瑶集团：继承无悬念(3)
附录：王均瑶的生前身后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是一首挽歌，但是它不够哀伤。
2003年7月，《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与均瑶集团在上海举办了一次沙龙，讨论上海的企业群落。光明乳业董事长王佳芬跟王均瑶开玩笑：“我觉得今天在上海开这样的会议，由王均瑶主持有点问题。”话音未落，王均瑶失手把话筒架碰到了地上。“王大姐一开口把架子都讲掉了。”王均瑶说，“我感觉自己是新上海人，为什么不可以尽地主之谊？我已经被纳入上海。”
2004年11月7日，王均瑶因肠癌在上海病逝，终年38岁。
早逝：越来越快，冲入极限
“38岁就有35亿资产？这得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位40岁左右的北京出租汽车司机说。
“真的想不到。”均瑶集团董事长助理胡龙雅眼中含泪，不能再说下去。这位年轻女子跟随王均瑶多年，从温州一路来到上海。
38岁。对于一个在此年龄结束生命的普通人，我们尚且惋惜难抑，现在，这个人是王均瑶，一个被称为树立了新浙商形象的企业家。
从1991年首开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后，王均瑶就以大胆和有创新意识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也进入了笔者的视野，王生前也多次参与笔者举办的各种活动。
2003年2月王均瑶在收购宜昌机场的事情有了眉目的时候，曾经打电话给笔者，喜悦之情溢于言表。2003年《中国企业家》在上海举办的一个沙龙上，王曾非常动情地回忆了自己与湖北和宜昌的关系，并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个福星，他投资宜昌后，当地的一些地方官员升迁快了。笔者在几个月前还与王均瑶本人联系，想做有关他的“一个人与一个城市”的报道。但现在，王留在宜昌的机场和一座38层高的均瑶大厦突然就失去了主人。此景此情，令人不胜嘘吁。
7岁因家贫寄养大姨家，16岁始随姨父走南闯北做生意，25岁成为中国民航史上私人包机航运第一人，28岁进入乳品制造业，均瑶牛奶天下知名，33岁进军上海，36岁参股东方航空武汉责任有限公司。2004年，均瑶集团入主大厦股份，迈动上市步伐，时年38岁。
可以感到这样的节奏：它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就要冲入极限。
更多的人在说：珍惜健康吧，不要这么超负荷地工作吧。现在有理由怀疑这善意的劝告究竟有多大意义呢？一个处身中国远未成熟的商业环境里的创业企业家，如果他能按部就班，如果他能随时停下来，人们对他的问题可能会变成：你为什么做不大呢？
浙江001电子集团项青松说：“王均瑶太劳累了，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命运。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左右。现在我自己都是凌晨一两点就起床，最迟也不超过早上5点钟，晚上要到10点钟以后才睡觉，但是又不得不这么干。现在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至少有30%的身体状况很不好。”
或许，王均瑶的早逝在中国企业家里会引起短暂的震恐。但更可能的是，他们随即想到生命如此无常，自己更该加倍努力。他们将怀抱更大的工作冲动。
“这是我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命运。”
这样，你看到他们在王均瑶的遗体旁涕泗滂沱，甚至会感到一丝庆幸：
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挣那么多钱，一辈子也花不完，有什么用呢？”上面提到的北京司机的上海同行这么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企业做大了，到那时候，均瑶集团可能就不是我王均瑶的了，它将是社会的均瑶集团。这是我最终的目的。”这话来自两年前，一个大眼睛、小个子、在各种论坛上总想讲些笑话但效果一般的企业家。他叫王均瑶。
现场：王均瑶没有看到这场大雨
“上海很久没有下雨了。”2004年11月13日，一位上海出租汽车司机说。他没有听说过王均瑶。
雨从13日凌晨下起，时小时大，但从未停止。从早上开始，进入上海龙华殡仪馆的人流不断。他们中，有更多的人拐上了那条两侧立满花圈的小路。怒放的白玫瑰扎就的花圈。那条路距告别厅大概有200米。尽管挽联都被雨水打湿，上面的名字仍然不断地闯入你的眼睛：王均瑶，王均瑶，王均瑶……
“他认为自己没事，扛得过去。”从温州赶来参加遗体告别的王均瑶的表哥说。2003年9月，王均瑶已被查出患有肠癌并做了手术。“他经常吃的是方便面。”表哥的眼睛已经哭红，其中一只充血严重。他的说法得到了一位2002年离开均瑶集团的中层干部的证实：“每次从机场接他回来，一路上他都在不停地看文件批文件，所有的事情都要亲自过问。食堂本来有饭，但他怕自己去了员工会感觉不自在，往往就泡碗面吃了事。”像这位中层干部一样，很多均瑶集团的前员工都自愿赶来参加王均瑶的追悼会。
二、均瑶集团：继承无悬念(4)
“现在，人死了，有些话也不好说。”王均瑶的另一位表哥说，“我们这些表兄弟表姐妹，没有一个进入均瑶集团工作。我有工作，无所谓，但是像我二哥，做得一手好菜，没有工作，进去应该没有问题吧，他有那么多的宾馆、饭店。但是没有。他那些堂兄弟好多都是渔民，字都不认识，却能在集团里挣工资。”他的二哥有些眼睛充血，他说，王均瑶自小家里困难，寄养在他家，他的父亲即王均瑶的大姨父待王甚至比对他还好。“我们从来没向他张过口。他做生意就是先跟着我父亲学的。”
王均瑶的这位表哥说，2003年9月，王均瑶做完手术，回乡去“做好事”（大概是出于“冲喜”的需要），遭到了亲戚们的拒绝，因为他之前没有“带”（提携）他们。最后还是王的大姨父替他解了围。
“但是他对朋友绝对够义气，这一点没说的。”王均瑶的表哥说。
临近下午1点，进入告别厅的人越来越多，均瑶集团的工作人员开始控制人数。王均瑶的遗体停放在大厅正中，周围仍是鲜花扎就的花圈，除白玫瑰外，还有百合和康乃馨。王的头发被剃光，身上盖着印有“均瑶集团”字样及其徽标的白布。尽管脸色灰暗，这个人还是有些像躺错了地方。
遗像旁悬挂的挽联是：忆当年胆大包天名震四海成改革英雄，看今朝英年早逝声憾神州得百年美誉。词句虽不工整出奇，却也属实。中间那张英姿勃发的巨大遗像让人看了心惊。
在领导致辞的过程中，许多年轻女性不住擦拭眼泪。据悉，她们或者来自均瑶集团，或者来自上海青年企业家协会。
王均瑶生前是上海市浙江商会会长，参加追悼会的企业家很多都是浙江籍。追悼会的前一天，由浙江商会发起的千人公祭王均瑶活动在上海光大酒店举行。
王均瑶的二弟、均瑶集团新任董事长王均金致了答辞后，遗体告别仪式开始。随着哀乐声起，哭声开始放大、汇聚。这时候，记者偶尔望向厅外，越过暂时被拦阻在门口的人群，发现雨势已然转急，让人不由不产生联想。当然，这种说法已不新鲜，但在某些时刻，很多人更愿意迷信一些。
王均瑶躺在那里，没有看到这场上海久违的大雨。他的安静让人想到他在生前对自己的后事所做的安排，还在两年前，王均瑶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中国企业家》杂志举办的领袖年会上，就表示自己已经在交接班上做了安排，他的两个弟弟王均金和王均豪将继承其衣钵。这使均瑶集团在他去后没有产生大的震荡，运行状况如前。“我成天飞来飞去，已经习惯了。”2003年7月，王均瑶曾面带疲惫对记者说。
王均金和王均豪（王均瑶三弟）站立于母亲两边，接受人们的慰唁。王均瑶的妻子手捂胸口坐在婆婆身边，已成泪人。
“盛殓开始！”随着司仪的大声宣布，告别厅里哭声陡然再次增高，更多的人扑向王均瑶的遗体。而此时，厅外的人还在不断地向厅里涌入，守门的人已无法拦止他们。
棺盖终于盖上。棺木很小，但众人的攀扯使它久久不能被抬起。情急的司仪不知大吼了一声什么，棺木周围的人群忽然朝后退开一步，齐齐跪在地上。起棺了。
王均瑶的母亲坐在椅子上，眼泪已经哭干，不住地用难懂的温州方言叨念着。持久的巨大悲痛让她的身体四肢沉浸在一种晃动的状态中而不自觉。68岁，痛失长子，天可怜见。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迅速摘下遗像、挽联，他们将要迎来下一位客人。死亡从来没有停止过。
地下鲜花狼藉。
雨还在下。
王均瑶生平
1966年9月15日出生于温州市苍南县大渔镇。
1991年7月28日承包开通长沙—温州航线，成为中国民航史上私人包机航运第一人。
1992年8月创办中国第一家民营包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
1994年6月温州均瑶乳品公司成立，王均瑶进入乳业。
1995年5月成立温州均瑶集团。
1999年12月均瑶集团在上海浦东征地。
2000年6月均瑶集团航空服务公司在上海成立。
2001年10月均瑶集团列全国工商联排名全国500强民营企业第34位。
2002年8月民航总局批准均瑶集团以18%的股份入股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
2002年10月10日均瑶集团以3.5亿元收购上海金汇大厦，并将其注册为均瑶国际广场。
2002年10月均瑶集团列中国成长企业100强第10位。
2003年3月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
2003年6月宜昌均瑶国际广场奠基动工。
2003年8月均瑶集团捐款1 000万元设立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均瑶基金。
二、均瑶集团：继承无悬念(5)
2003年9月王均瑶董事长当选为上海市浙江商会第六届会长。
2004年1月上海均瑶国际广场建成，成为上海第一幢以民营企业冠名的大厦。
2004年4月王均瑶被评为“2003年度中国十大并购人物”。
2004年5月王均瑶荣获上海市第11届“上海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2004年7月收购无锡大厦集团90%的股份，间接控股上市公司大厦股份（600327）。
2004年11月7日因肠癌于上海逝世。
三、黄河实业：平稳的权杖交接(1)
父亲的突然自杀并没有让这个家族企业险入恐慌，在父亲生前的言传身教和有意识的培养下，继承父业的儿子做得比财富的创始人还出色。
乔金岭的“自杀拼图”
2003年10月20日，河南省长葛市，天空晴朗无云。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2平方公里的厂区内安静平和，厂房内机器轰轰作响，员工按部就班地完成生产线上的每一道工序。集团上下感觉不到丝毫异样与反常。然而，就在1个多月以前，生活工作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却被一个消息惊住—2003年9月7日，黄河实业集团董事长乔金岭在厂区西头的自家别墅中自杀身亡。
尽管黄河实业集团下属企业黄河旋风的副总经理胡新英就在集团内，但还是没有与记者见面，而是匆匆奔向新乡市，在那里黄河实业集团刚刚开始投资建设一项高速公路项目，总投资金额为11.8亿；现任黄河实业集团董事长的乔金岭之子乔秋生原计划于当日下午回长葛，但始终没有露面。“董事长的案子最高人民法院已经重新立案。”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路国江对笔者说。
河南黄河实业集团有世界第三大金刚石生产商之称，主营业务为人造金刚石及金刚石制品，总资产10.19亿，净资产5.27亿。如果不是2002年乔金岭以1.2亿美元的资产排名位列福布斯内地富豪榜第58位，也许不会有更多的人关注这家偏安于河南一隅的企业以及这位57岁的河南首富猝然离世之谜。
在黄河实业集团内部，没有人愿意过多地提及乔金岭的死和案件的进展情况，在走访长葛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人民政府和市委宣传部的过程中，得到的大多是“案件原因很复杂、现在很难说清”之类的回答，市委宣传科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即使到省里也不会找到一个明确的结论，甚至以后也不会有。
灾难的征兆往往与灾难发生原因直接相关，但乔金岭自杀的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团。不过，在长葛市游走的三天之中，我们感到各种细节、线索、传说中的片断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已经逐渐清晰、明朗起来。
拼图一：债务纠纷
坊间流传最广并得到黄河实业集团认可的一种说法是，乔金岭的死与一场债务纠纷的官司有关。
1986年，一个曾与乔金岭共同创业的合伙人在脱离黄河实业集团后，以乔等四人名义在郑州注册了公司，并向辽宁有关方面借款1亿元到海南搞房地产，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后1亿元全部赔了进去。辽宁方面债权人起诉该公司，辽宁高院判决该公司还债，该公司转卖至上海后又遭起诉，并再次败诉。由于四位股东中三人早已倾家荡产，只有乔的黄河实业集团拥有数亿资产，辽宁与上海高院均判乔偿还这1亿债务，而直到事发，乔对此并不知情。“债务纠纷属民事案件，但债权人可以提起刑事诉讼，如果债务人不偿还债务，可能被判合同诈骗罪，负刑事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法学博士彭灵勇说。据说乔金岭常说的一句话是：“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
吴晓华与乔金岭相识十几年的一位朋友。他至今对乔金岭的选择充满不解与疑问：“乔金岭性格刚毅，很豁达，很有远见。如果单纯是官司，应该能够承受。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大都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有今天的成就的，尤其乔金岭这样的农民企业家更是见过大风浪的。”吴晓华的疑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债务纠风背后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黄河实业集团资金链吃紧，偿还债务可能引起资金链断裂。黄河旋风上市之前，主要靠银行贷款和其他融资支持，财务费用巨大。1998年11月，黄河旋风上市，募集资金5.27亿，但上市后业绩连续三年下滑，2001年销售毛利率由上一年的31.2%下降到29.3%，期间费用又大幅上升，管理费用同比增长35.6%，使得净利润同比下降39.5%；此外企业应收帐款和存货上升，分别同比增长11.6%和72.1%。有报道称“如果乔金岭偿还一亿元债务，黄河实业集团势必垮掉”；而该集团最大的金融业务伙伴河南省工商银行，据说在2002年就已经开始停止对其的贷款业务。
资金链面临断裂也许只是一种猜测，但黄河实业集团与官方均对“债务纠纷”一说做了或明或暗的肯定。看上去，乔金岭的死因最终很可能会围绕此事有一定论。
拼图二：公用事业投资不顺
在很多民营企业家看来，投资公共事业如高速公路、电力，风险极大、容易“出事”，据说，乔金岭的死亡和黄河实业有意进入高速公路项目有关。
乔金岭去世后，9月30日，黄河旋风与新乡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国家重点公路—阿荣旗至深圳高速公路长垣至封丘段公路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该项目投资估算总额11.8亿元，经营期为30年，注册资金1.5亿，黄河旋风占75%。
三、黄河实业：平稳的权杖交接(2)
在此之前，7月7日，由6家河南企业投资4.95亿成立的河南瑞华公用事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河南省许昌市挂牌成立，现阶段的重点投资项目为许昌至尉氏、登封、扶沟的三条高速公路组合打捆项目。这是河南省民间资本首次进入公用事业。据说，黄河实业曾有意入股该公司，但不知何因最终还是决定撤出。
有传言说，乔金岭因高速公路项目投资不顺而负气自杀，而这种猜测与乔的性格和早年经历有关。胡新英曾表示，幼年丧父的乔金岭，因母亲的改嫁在村中遭人白眼，使乔金岭形成了内向而又要强的性格，不善言谈，不太主动和别人交流。胡新英说：“从年龄上，他是我们的前辈，他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我们不会去问，他也不会跟我们说。”据在乔的住所当过保安的李浩杰回忆，乔不顺心的时候，时常半夜起来喝几杯闷酒，并曾不止一次地看见乔酒后独自一人徘徊。乔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乔的奶奶于1962年自杀身亡。4年后，年仅20岁的乔金岭亦曾在自家的草屋中悬梁自尽，没有成功。
投资公用事业不顺是否是乔金岭的死因很难判断，但外界对于乔金岭去世后黄河实业再次投资高速公路项目分析认为是一种“危机公关”，“外界传说黄河实业资金链紧张，他们投资高速公路是对外界猜测的回答，但这个项目他们能做多久，最终会投多少钱还很难说。”当地的一位知情人士说。
拼图三：“牵连说”
一种最为讳莫如深的说法是，某人被中纪委“双规”，乔因有贿赂之嫌，而被牵连。
1998年11月26日黄河集团控股的黄河旋风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让外界感到几分不可思议的是，在河南省民营企业中，黄河集团是第一家获准股票上市的民营企业。当时国家重点强调支持国有企业上市，股票市场实行额度制，每个省只有6家至7家。与“黄河”同时上市的只有莲花味精、双汇等四家国有企业。作为民营企业的黄河集团其上市之难可想而知。乔秋生在一次发言中回忆：“（当时）申请上市的企业多，指标少，竞争非常激烈……我们基本不在（上市）考虑之列”，黄河集团最终顺利上市，其中的“几死几生”（乔秋生语）外人难以知晓。
可以肯定的是，乔金岭与当地的政要关系很好。据吴晓华透露，乔生意圈中的朋友虽然不多，但与政界、金融界等高层次的人来往频繁。而胡新英则表示：“董事长和政府官员的关系的确很默契、很随意。”长葛市每年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来源于黄河实业。
被双规的官员曾是掌管河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省级官员，在其被双规后不久，传来乔金岭自杀身亡的消息，而在乔自杀后的一个星期，原河南省地税局局长谢应权在办公室自杀而死。对谢的死因外界同样有很多猜测，有人认为是因为腐败，而且和乔金岭的自杀案有一定关联。
乔秋生的权杖交接
乔金岭的突然自杀，其离开后的继承是由儿子乔秋生子承父业，就任新的董事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乔秋生给出的成绩单是：2004年黄河集团销售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41%，利税增长28%，出口创汇增长39%。
人们开始对这位年轻的董事长刮目相看，当年乔金岭自杀后笼罩着整个黄河集团的疑云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甚至有人这样评价，“小乔比老乔还要有眼光”。
培养
黄河集团的老董事长乔金岭共有三儿一女，乔秋生是老大，其余两个儿子都没有在集团工作。
乔金岭幼年丧父，一辈子的坎坷经历使他认定“人要想有出息就必须吃得了苦，没有苦中苦，哪来甜上甜”。这一点，看着父亲创业、跟着父亲从苦日子走过来的乔秋生深有体会。
乔秋生还在部队当兵的时候，有一次乔金岭去部队探望，当时天寒地冻，“那么大冷的天，父亲没有穿袜子，就光脚穿着鞋子，想起来心里就忍不住难受。”乔秋生事后对人说。
乔秋生的性格一直是被公认为踏实肯干，为人厚道。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乔秋生一直是乔金岭极力培养和寄予厚望的接班人。
乔秋生从部队回来就成为黄河集团的一名普通工人，第一份管理工作是车间主任。在黄河集团与日本公司合资时，乔秋生和黄河集团的20多个人一起，被乔金岭派到日本学习金刚石制造业的管理技术。其后，乔秋生先后担任过集团副总经理和上市公司的副总经理，主要负责销售工作。
乔秋生在公司说话不多，常年穿着工装，中等个头，脸长得很精神，当时公司员工的评价是：“他心中有数，做事情也比较踏实。”
转折点应该在1998年，黄河实业控股的黄河旋风（600172）拟在上海上市。乔秋生投入了公司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并颇有建树。
三、黄河实业：平稳的权杖交接(3)
乔秋生当上上市公司总经理一职也颇有戏剧性。
上市之初，乔金岭想让儿子来挑总经理这个担子，却一直下不了决心，担心担子太重，儿子挑不起来。最后终于决定聘请一位职业经理人来做上市公司的总经理，给乔秋生留了一个副总的位子，让他好好学几年。
但是黄河集团的一位副董向乔金岭建议：“别再请别人了，这是个让年轻人锻炼的好机会，放手让他去做吧，想培养接班人就得给他机会，没有第一次他怎么能学会自己做主呢？就得把重担压在他身上试试。”
此番建议打消了乔金岭的疑虑，也许他想来想去还是培养儿子重要，随后乔秋生开始正式以黄河旋风总经理的身份独立管理一家上市公司，乔金岭则退居幕后担任董事长，给儿子充当后盾。
交班
后来，在这场父子权力的接力中，乔秋生又顺利接任了上市公司董事长和黄河集团的总经理、副董事长等职务，乔金岭只保留了黄河集团的董事长的位子。
黄河少帅基本上已经通过了父亲严格漫长的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