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婆婆是退让和宽容的，我公公在他的生活范围内则有不同的准则。他严格遵守这些准则，尤其是那些已经过时的，譬如说西班牙语。他坚定不移地在家里说西班牙语。我们只好每个人都对他这么说。他会拒绝回答我孩子的问话，除非他们改用西班牙语。然而，十分令人愉快的也是他的行为准则：他考虑什么适合这样或那样的场合。譬如：你不能
穿便服就餐。你不能穿汗衫或睡衣坐在饭桌前。他是古老学校里的绅士，还要老规矩所讲究优雅的风度。这些规矩对我来说都还行。”
还行的还有她丈夫行为，甚至包括那些不一定行的：当然，他们两个人之间也有他们自己的误解。“你怎么可能有整整３０多年，没有间断地，百分之百的快乐？”但她学着欣赏他的全部，没有间断地，百分之百的容忍，他本性中的祥和。“他非常善解人意。”婚后她提出希望攻读研究生他们之间没有争吵。后来当她宣布要从事她的事业也没有爆发争吵。“再后来，当我徵求他的意见要参政，不仅我问他是否同意，而且还问他是否支持我。”（记录迈克的原话：“我不仅说是，还签了一个协议！”）虽然他的祖父曾经是他那片领土所属的参议员，他依然不是出身于一个政治的家庭。格洛丽亚的突然参政让她丈夫令人惊叹的才能突然爆发：像个军师，像个公开发言人，像个竞选主管──总而言之，像个政客。
她的“职业”变成了他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每一个新的历程都扩展了他们的新视野。
那是她雄心勃勃的公众形像，不是一个可见的目标，而是一程又一程的道路；不是一个预设的目的地，却是一个逐渐展开的，令人惊奇的天地。
大学毕业以后，她的婚姻和做母亲的使命让她满足了吗？这位妻子兼母亲发现学院依然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一个博士头衔就是令人满足的学术上的造诣么？从这里可以展示一个从平民成长为领袖永不满足的追求。
是教育使年轻的她努力不懈么？显然不是，在这里可以说她是：被街头运动激发出来的果敢和反抗。
大学环境和EDSA，这些民众和公开的活动也不是她终极。当她最后就职于政府机构就到达目的地了么？根本不是，在那里她只是个小人物：在行政官大厅里她人微言轻；仅仅是政权道路上的一个脚印。
有鉴于进一步的学习和它的结果使她为主要的目的做好了准备。
这些继之而来的训练使她一步一步走向公共事业和政治舞台。
“乔治敦使我独立，让我具备了吸收知识的能力，有探索任何事物的意愿。我的思维变得全面，而不是零散的点点碎片。研究生院──阿桑普申，阿坦尼奥──倍增并扩大了我的视野。学习经济学更好的观点使人的技术上变得更内行；所以，其他职业的选择就更广阔。在菲律宾大学为全时博士研究生时，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校园环境。这是在马克斯时代，也正是菲律宾大学校园里孕育着智慧和政治的时代。”
这种综合的认识和理解的能力远远超越了校园里得条条框框。
“那个时期，我是个社会活动家（我十分高兴现在这是合法的了）。我有许多活动家教授，像甘泽洛·朱拉多：他引导我了解了马克斯和列宁主义思想。我学习和研究了那些学派的经典文献，反而使我走向其他的政治思想。”
虽然是教会学校教育出来的，但在菲律宾大学，她并没有感到自己像条离开水的鱼。
“我喜欢那里，虽然我要走不少路。那时经济学院楼正在建筑，我们在教室和图书馆之间来回穿梭。从图书馆到艺术大楼，我要穿越花圃到两边栽满合欢树的小路。我多么喜欢在那些有合欢树的小路上独行。只要一走到那里我就满心喜悦。我开私家车上学：一开始是迷你卡，后来是革兰特。”
她开车会一路撞翻所有的垃圾桶。
“我喜欢菲律宾大学的那些方面呢──还有阿坦尼奥──应该是，我在那里学习，也在那里教书，虽然教大学生的基础课程时，我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并不多，但能够去塑造这些年轻的思想我感觉很棒，我可以很自豪地说，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都是非常成功的领导人，像国会议员艾得曼德·瑞艾斯，PNCC总裁罗利·玛卡斯特，国会议员乔依·萨瑟多和州长乔希·得·拉·可鲁斯。”
在菲律宾大学，比她在美国大学时多结交了更多最耀眼的人物：尼罗屈卡·罗斯卡，路意·图多罗和朱利·希山。
“我通过菲律宾──中国友好协会膂b识他们，在那里他们忙着为毛的中国做宣传。他们是一群很有趣的人，我欣赏他们的才智。路意·图多罗和尼罗屈卡·罗斯卡后来成为一对儿：我认为他们爱情故事格外罗漫蒂克，尼罗屈卡应该以此写部小说。”
心灵深处的选择(3)
菲律宾大学的“氛围”影响着教室内外的人文，并且推动活动，社会活动家的思想，街头游行，站在肥皂箱上演说，宣讲会（大学生对政府政策，尤其是对外交政策，进行讨论和辩论的）。丈夫迈克·阿罗约也加入了抵制马克斯的民主活动（“实际上，他比我还先行一步：他参与了第一场风暴”）因此，在军管时期，这个家是不服从的，那时格洛丽亚正在大学工作，当专职教授。
“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在阿桑普申教书，但只教了一个学期。扛5c多年以后，他们又邀请我教授心理学，再后来是经济学。如此一来──我意识到我自己必须要在这些科目上提高自己的学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阿坦尼奥拿硕士学位。然而就在那段时间，我生下了孩子们，每学期我只能修一两门课。这就是我在拿到硕士学位之前４年里所做的事。后来我就在那里教书，我成了阿坦尼奥有全时终身教授。所以，可以说，我是个经济学家，一个执业的经济学家。１９７６年，我决定要攻读博士学位。在给菲律宾大学的申请信里，我说我想成为治国专家，但只是在菲律宾回归民主以后。同时，我都在为此做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一个博士学位。”
甘泽洛·朱拉多教授告诉她，他曾被她的申请信感动，但不仅仅是她表示要成为治国专家。
“他说政治家这个词有一部份是贬意的。７０年代仍然是当地治国专家的全盛期：格里·西科特，塞西尔·维瑞塔，亚历克斯·麦尔切尔，等等。菲律宾大学是被海外公认的经济学最好的一个学院之一，在那里我所接受的训练是严格的。光光是修课就花了我两年的时间才完成：我必须重修一些以前读硕士时已经修过的课程单元。实际上，在考过综合考试后他们真的又给了我硕士学位，甚至在我已经有了一个的情况下，所以，我最终拿到两个硕士学位。”
两年的全时学生和接着７年的阅读，研究，写作：她完成了博士论文。
“当你在完成毕业论文的时候，虽然你还需要留在学校里，但是已经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了。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政府的经费运作，特别是在旅游业预算方面。是的，这是个很深奥的课题，但是，要获得一个博士学位，你必须对付这些深奥的问题。并且你的理论必须有比文字论述更多的数学方程式来支撑。这些论点必须在论据上被精确地验证和评估。我花了７年的时间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因此我在菲律宾大学校园生活了９年，从１９７６到１９８５。那以后，我在菲律宾大学和阿坦尼奥教书。１９８５年，当我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我认为我已经是一个治国专家，并且有资格处理在政府的贸易和工业部门中的技术问题。我知道，我们的民主迟早会到来，我也时刻准备着为废除旧政，恢复和重建新政府尽自己的力量。”
她作为治国专家毕业的那一年，正好是EDSA的前夕。当然，她想像的在政府中的工作是技术上的，而非政治上的。
“我父亲对此感到欣慰，虽然他自己也是从政的，但他总是把自己先定位为经济学家。然而，在马克斯时代，我们所有的人都具有政治色彩，都为恢复民主而斗争。我父亲是为自 由而斗争的先驱之一。所以，他和我都参与了那场抗争：他走他自己的路，我走我的；有时候他协助我，有时候我协助他。我们都坚信最后自由总会到来，但民主又是怎么获得的──选票还是子弹──这是令人害怕的问题。EDSA不在我们的预测之中。”
在那个活跃的年代，她为地下出版社写文章，起草宣言，和同僚像朱克·阿罗约与朱利·希山（“朱马转入地下”）公共游行，并且参加一些富于战斗性的联盟，譬如公民的消费者保护联盟，它们比名字听起来更有宗派性。“我丈夫对此如数家珍：他是我们集体事业的头子。”如果她的斗志只是在１９７３年以后被鼓动起来，那是因为她认为马克斯在全国选民授权的职位仅到１９７３年为止，那以后他已经是不合法的总统了。
“因为他已经超过了他的有效任期，现在要让民主把他驱赶下台。因为选举的系统已经不复存在，这种人民运动与非法总统的斗争是正当的。”
所以，正义和法制是导致EDSA的力量。当EDSA爆发，这不是纵火而是一种光明：就像上帝第一天创造的光一样。
治国女专家(1)
EDSA把格洛丽亚的行动主义推向最高峰，她认为自己主要是抵抗─专制运动的代表人物。那些原因鼓励她加入这些运动，譬如，参加一些组织，这些组织至今没有被确定为是为了推翻──马科斯的讨伐运动。
“举个例子：加布利拉。我曾是加布利拉早期的成员之一。当时，它是一个由妇女主办的推翻─马科斯的集会。这是我参加这个组织的原因，而不是妇女解放运动本身。当然，我
对妇女解放也很感兴趣，那时候这个运动已经处于鼎盛时期。事实上，早在乔治敦我已经被灌输了这种思想。但７０年代，是另一个解放的时代：人民解放。我们要抗争的是让菲律宾从独裁下解放出来。这是优先的。由于这个缘故，我用我的笔宣言和揭发；我用我的声音长篇演说和辛辣讽刺；我以领头人的身份亲临集会，甚至这些集会与推翻─马科斯无关──譬如，反对油价的集会。”
所有这些在街上富有战斗性的运动是一种对抗独裁的集会。社会正在进步。
“当EDSA爆发时，我和所有的人都在那里。我家里的人；父亲的孩子们；侄子侄女和外甥们。我处理事情是用理智，而非感情用事。在EDSA上，我的理智和感情两个都有。”
他的丈夫回忆，非常惊讶的是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冲动。
“我记得，”迈克·阿罗约说，“在EDSA集会上，她很快被她的学生发现，就像那样，她对学生许诺，如果他们待到EDSA结束，他们可以不需要参加考试。那里像在庆祝节日，我们与孩子们一路走到Libis，然后走回到现在的‘人民力量纪念碑’所在地。游行和守夜对格洛丽亚和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因为我们是老到的街道游行与会者。”
当EDSA胜利后，可丽·阿基诺坐上了总统宝座，马拉卡楠宫被一个格洛丽亚从小就熟悉的家庭入住，就像马科斯家族，以前阿基诺家的人是他们圣胡安老房子的常客。尼洛依·阿基诺是属于她父亲的自由党。
“在我父亲任总统期间，尼洛依是塔拉克省长。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政治家，他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当马科斯当总统时，他是议员。那时他已经不只是颗新星：他如日中天。他是我们历史上最雄辩的政治家之一。他可以使人入迷，他是一块磁铁，他有超凡的领袖魅力。当１９９２年我第一次从政时，尼洛依的兄弟保罗告诉我，有两种方法你可以在政治上获胜：要么‘推’，要么‘拉’。有些政客是靠‘推’获得成功的：推动党的机器和雄厚的资金。而其他的政治家有‘拉’的功夫：因为他们的魅力和雄辩可以把群众拉向自己。我父亲就是后一种人，而在这一招上，尼洛依是更胜一筹，也许是我们政坛上最能‘拉’的一个。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我经常听他谈论如何把众人注意力牢牢地吸引过来。我当时对这些还不是很明白，但已经把尼洛依分析如何获得从政的巨大感染力的方法记在脑子里了。”
在为自己政治生涯寻找道路的时候，她把她父亲和尼洛依的从政艺术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富有自己魅力的路子来。
“我父亲可以让人们感动地流泪；尼洛依可以左右他的听众。我父亲是戏剧性的演说家；尼洛依则像疾风暴雨式的，用才智、狂热、风趣、和激情去煽动听众。在从政的初期，我小心翼翼地协调这两种技巧──我父亲的和尼洛依的──为我自己的目的。我学会了如何把特定的效力传递给我的听众。我的意思是我是政治家，而不是辅导员。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打算用自己超凡的魅力去吸引我的学生。在学校里我非常职业化：我唯一的做法是一个严谨的教授就像那些培养我的教授们（譬如说：在乔治敦）。我在课程的要求上对年轻人非常严格，现在轮到我来培养他们了。我不在乎被看作是严格的阿罗约夫人。”
当然，在政府部门，也是，一个人必须严格对待自己的表现，严谨对待各种要求。但是，政治（就像它的名字所意味的）是把公众和政府用优美（不管多么艺术）的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当与公众交流的时候，政府应该是有策略的。
在她从学院到从政的路上，格洛丽亚学习了两种文化的区别：甚至在演说上对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所用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领悟这些不同，是把她塑造成为一个政治家的第一步：她已经为将来更大的公众事务做好了准备。
“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
在可丽·阿基诺宣誓成为总统之后，她立刻获得的第一件官方的工作。
“黄色力量组织了前总统的女儿们，到不同的大使馆，去争取各个国家承认可丽政府。当然，我知道其他的女儿们：我们的是个非常小而唯一的团体：总统的女儿们。我是最小的一个，我们全部接受了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每个人都安排了好几个大使馆。尼妮·奎松带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几个大使馆；茹比·罗瑟斯也有自己的代表团和她们要拜访的大使馆。诸如此类。”在这些大使馆中，我负责挑战的是印度和意大利的大使馆。任务完成得很圆满。这是我第一次为可丽总统政权做贡献。她知道我：她的儿子罗伊罗依曾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然而，不，我没有向她要任何职位。我告诉乔克·阿罗约，我是街上集会的同事。乔克说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必须在贸易工业部任职，如果乔·康塞普逊肯要我的话。因此乔·康塞普逊面试了我，随后他写了一封信给阿基诺总统推荐我。她任命我为贸易工业部部长助理。
治国女专家(2)
因此，在随后的６年里，恢复活力的可丽年代，我们的格洛丽亚是一个公共事务上的新成员；一个非常严肃的政府官员；一个官方的经济管理者：治国专家夫人。
“我原是一个学者，迅速地转变成政府官员──但教授的初始目的也是为了公众事务，所以这种转换不是太颠簸。结果是，贸易工业部是个过渡：从那里我转去了国会──在公共事务上又上了一层。因此，这不难也不奇怪，从一个经济学教授，到贸易工业部部长助理，
再到国会议员，因为它们都属于公共事务。”
所谓颠簸这里指的是，进国会就意味着从政。
“实际上，当我成为国会议员后，人们会问，我喜欢国会那些方面，我会说我在贸易工业部会更快乐。这也是个事实，当我是家庭主妇时，我并不满足只做个家庭主妇：我想要一份职业──第一是在学校，然后是政府。但是，当成为贸易工业部官员以后，我根本就没有等到可丽政府结束，否则我又得回家做个家庭主妇。”
实际上，她很珍惜她在贸易工业部的第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经验。
“我爱我们部门的工作：它让我很满足。当人们问我，我是否喜欢公共事务，我会说不能用‘喜欢’来评论它。正确的词是满足。作为公务员我觉得很满足。”
但她可以想像，作为政府的治国专家，她的服务年限不会超过总统的任期。当然，治国专家夫人还从没有想到要从政。如果她喜欢她在贸易工业部的工作，原因是可以完全无关政治。它能满足她，是因为它是一种对公众的纯粹的服务，并不是个拉选票的游戏。
在她有政府工作以后，她看到她自己成为一个职业妇女，在学校和其他地方，她总是可以分出一些时间给她的家庭。同时，她在政府里，是贸易工业部的新手，怎么才是治国专家夫人最后真正的满足，实际上，在办公室、在实践中，她不再是个课堂里的经济学家。
“贸易工业部，我是部长助理，负责策略和计划，而我直接的指令是：裁减官僚。我工作的一部份是，第一个是指令：清除官僚。我想这是从总统可丽直接下达的命令：我已经加入了她的政府家庭，她让我成为她的人。我猜我对她的指令执行得不错，因为她一直重用我直到她的总统任期结束。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效力，主要是因为我发现我们的办公室如此同心同德。乔·康塞普逊是如此优秀的贸易工业部部长，他是个商人：忠实的、Big-Time、顶尖的。我们助理们，包括这些很有奉献精神的夥伴，像：托米·阿森塔拉、罗尔·奔肯、利丽亚·鲍提斯塔，不久以后是：提多·汉森、图汀·得奥·罗萨利奥和尔耐·奥登尼斯。我们都和乔·康塞普逊相处得很好，因为作为老板他却不专横。他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民主的空间，他也不在乎我们之间大呼小叫。”
她在政府工作最初所在的那个办公室，同事关系是如此亲密无间，以至于她奇怪为什么政府的办公室──特别是行政官的──可憎得像一个蛇穴。
“我么，我感觉如鱼得水。”
一个原因是可丽的黄色部队，他们认为自己是继续EDSA的革命：他们在政府重修民主，指导它回复正派和理性，并且重建国家的信心。可丽政府在经济方面最早获得成绩，以及唤起广泛注意激励，使她公共事务的自愿者有极大的鼓舞和快乐，促使他们更努力地工作。正如今天悲哀的，信誉是这么普遍，公共事务和公共本身，就足以强力推动国家的前进和提高，为了完全复苏和回到曾经的亚洲繁荣。这些曾经被法西斯军队的混帐机构毁坏。
然而，甚至即使在可丽历史上发生了一些悲剧性的偶然事件，都不会削弱治国专家夫人的热情，或者她对民主政府的信念。“可丽成功地保护了我们的民主，对抗所有那些威胁，难道不是么？”那个女性可以展示作为她的象征系统的活力。是这个让治国专家夫人存有奢望么？然而，格洛丽亚甚至还没朝这个方向想。
“在贸易工业部工作以后，在可丽年代之后，我打算回去做家庭主妇。可我还是不愿意做全职的家庭主妇──也不愿意做全职的职业妇女。我感觉到我将来的职业不应该在政府机构。我有其他的憧憬：这是我的权利为自己选择最好的前程。我原打算是成为NGO的负责人：譬如成为一个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
一个私人的基金会对她可以不需要她全职工作。每天可以有空余的时间给她的丈夫、他们的房子，特别是他们的３个孩子，虽然这３个孩子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最大的是胡安·米基尔，小名米基，曾经（像可丽的最小的孩子）对演艺工作很着迷。独生女，伊万格琳·罗蒂思，小名卢丽，名字取自她的祖母和外祖母；同她的母亲一样就读于阿桑普申（但，她是玛丽克诺尔的小学生），并且，在大学里也是学经济（经济管理）。最小的，迪奥斯达多·伊诺希欧，或者达托，刚刚从幼稚园毕业。
治国女专家(3)
他们３个，卢丽说，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觉得他们的母亲在家外面有职业，事实上卢丽证实，他们３个孩子，成长过程中他们都感觉到他们的母亲是：“她总是在家里。”
“尤其在暑假里，当母亲教我们西班牙语，并且训练我们的兴趣爱好。但一年到头，我们已经习惯了她总在我们身边。当我们女孩在家嘻闹的时候，她也加入我和我的同学。她去看我兄弟的篮球比赛。她总是参加我们孩子们的派对。她总做了所有母亲和家庭主妇该做的
事。我知道她是个老师，她在好几个学校教书，但实际上我们没有注意到什么时候她去教书。她的职业并没有干扰到我们的童年，以及她对我们的照顾。”
当格洛丽亚加入可丽政府以后，只有卢丽真正察觉到她的母亲成为一个职业妇女。
“那时因为我母亲的日程安排和从前差别太大，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她上班的时候都不在家了。可那时我已经上高中了，我们３个都足够成熟并理解了母亲──并且应该理解──除家庭以外，母亲还有其他的工作。同样的，当她参政。我已经大学毕业了，当她徵求我──以及全体家庭成员的意见──她是否应该竞选议员。我们告诉她，没有问题：我们都会支持你。这是她竞选的先决条件。如果家里有任何一个人不支持，她就不会参加竞选了。”
卢丽意识到，我的母亲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她是公众的父母，一个领袖：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她有自己本身的生活，还有另一个为政府的事务工作的生活，不是家里的事。格洛丽亚有开拓自己王朝的权利，并且从家里走出来，步上政治大舞台和权利的道路──这是卢丽意识到的；这也是卢丽同意的。
“直到３年前，我还受宵禁令制约，甚至陪伴人。我的宵禁时间是半夜１２点。当我回家后，必须去母亲的房间报到，如果她睡了还要把她叫醒。所以她可以看到我确实在１２点或１２点之前回家。如果我没有到她那里报到，她就猜我一定是过了宵禁时间──第２天我就被她逮着了。但这种事我的兄弟们比我犯得多。我的兄弟们更经常在晚上偷偷溜出去，很晚才悄悄爬进来。可是，我和我的兄弟们从来都没有抱怨过我父母的管教，即使她在政府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形下，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我们。她把我外祖母用在她身上的管教方式，都用在我们身上了。所以，以我母亲为例：这是她如何成长的，我要你们像这样成长，完全一样的方式。当时，像我们那种年龄的孩子，有的已经可以被允许做这个，或者那个，但在我母亲面前，没有争辩的余地。我母亲就是这样的：我是这样长大的，你们３个也是这样──我要盯着你们！”
卢丽笑着说：“我们的童年很正常。”正常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遵守日程安排。６点起床。７点之前结束沐浴更衣。作业必须在晚饭前完成。不同的家务事被安排在不同的日子和时间来做。在节假日，参加有益的活动、暑期班和提高班学习。一个很有原则的成长过程，就像正常的童年。”
正常将发展成一种安全感，在父母的眼皮底下被很好地看顾。
“母亲和父亲相比，母亲在纪律要求上更严格、更公平那个：从不改变她的主意。我父亲则履行监督的职责，尤其是对我，因为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但他和我的母亲都看得很清除，在正常的童年结束以后，我仍然过着正常的青少年生活。１５岁那年我被允许可以去跳舞，他们自己来做我的陪伴人直到我１６岁，那时我已经获得同意可以单独行动了，当然，宵禁令还是有的。实际上，宵禁令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必要，哪怕在青少年时期，我从来都不是努力派对的人，我的意思是说通宵达旦的那种。”
她母亲的直觉是卢丽特别喜欢的。
“当我在黑暗中，或者在不好的情形下，母亲就有强烈的感觉，虽然我自己觉得没有这种必要。譬如有一次，我和父亲争辩。这使我苦恼，明摆着是他的错，他还这么顽固。母亲，她出现了，只是闭口不说话。但后来她来找我，并对我解释了为什么父亲会那么想。她没有偏向哪一边，她只是单纯地让我了解我父亲的想法，其实她完全可以很容易地指责我和父亲的斗嘴。”
成熟就是学习在争辩中不要纠缠对错。这是那天我从我母亲那里学来，并且永远都不会忘记。我想，当时我是大学２年级的学生。
使卢丽难忘的是伊娃外祖母的一席话。
“当我成长的时候，在每个年轻的阶段，我的外祖母总是告诉我后面将会遇到什么事。就像我过着我外祖母和母亲年轻时过的生活。超越了亲情的关系：我们３个融合在一起了──我的外祖母、我的母亲和我。我们３个个子差不多；性情也一样；甚至我们成长的经验也一样。外祖母伊娃也告诫家庭，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困难的，但如果我们一家紧紧团结在一起，困难就会被克服。每个问题和困难都能顺利解决，只要全家人一起来对付。也许那就是我母亲所意味的，当她说如果家里有任何一个人反对，她就不会参加竞选。”
治国女专家(4)
格洛丽亚的竞选仅仅是恢复了这个家庭的传统：甚至孩子们都很熟悉，正如卢丽所看到的。
“我是在马卡帕加尔担任总统和我祖父政治活动的故事里成长。在马科斯的军事管制法时期，我们全部都亲身经历了政治事件，因为我们都活跃在对立面。所以母亲怎么可能为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政治而惊奇？这看起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特别是在可丽的任期接近结束的时候，在家族的谈论中，大家越来越坚持要让马卡帕加尔家族里的人回来竞选议员。可是，对于格洛丽亚自己来说，这些在家族外的议论使她半信半疑，并且可笑。作为一个治国专家夫人，这么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人，在外人眼里都看得出来她有成为议员的素质，难道这不能说明有显著性意义么？最后，难道她不是比想像的有更大的雄心？如此的疑虑使她去徵求她家庭成员的意见，他们很奇怪为什么要徵求他们所有人的意见。实际上，她甚至不需要问她自己。
马卡帕加尔对格洛丽亚·阿罗约来说，是在提醒治国专家夫人，就像她常说的，她是“她父亲的女儿。”
唤回政治记忆中的名字(1)
在政府部门的第一份工作让格洛丽亚感觉如鱼得水，因为她在公共事务部门，而非政治蛇穴。不是因为她适合做公共事务，她与数据和文件夹为伍，做的是政府的基础工作。在她的眼里这些政府工作从来都不是无活力的、无趣的。如果她和它们在一起，她也许会永远地留在政府里。
然而，可丽临近退出，是个被她任命的人全体离去的信号。如果有人告诉格洛丽亚，她
可以用参政的方式继续留在政府里，她一定会厉声说：“你在说笑话！”然而，实际上，她的政治生涯的确开始于一个笑话。
“我在贸易工业部的工作包括立法。我帮忙解释立法的方针：我帮助他们起草法案，或者概括政府想要废除的法案的理由。作为行政官和国会之间的联络员，我经常和这些立法者们接触。他们开始取笑我对国会参与太多，我应该成为一名国会议员。所以，为什么我没有回避，而总是打听、介入、和接触它们？国会议员们说，我应该加入国会下院，因为我有父亲的遗传，当参议员们说，我应该进国会上院，因为我冠着这么有名的姓氏。这些都是善意的玩笑，没有人当真，我是最不当真的一个。”
然而，玩笑话传播得太广了，格洛丽亚作为政治家好像变成了宇宙笑话。
“所以，当尼洛依的兄弟保罗·阿基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考虑参加竞选时，我想他也和我开起玩笑来了，我用笑声阻止了他。老实说，我不相信任何人对我说当候选人的事是认真的。事实上，我丈夫对此非常警惕，他根本不想听关于这类的言论。如果听他说的话，你可能会猜他反对我参政，然而，迈克只是保持警惕。这使保罗·阿基诺花了一些时间来证实他不是在开玩笑，并使我相信那不是玩笑。”
当她开始对此事认真的时候，认为竞选公共官员是古怪念头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少，特别是当她徵求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们、以及整个族氏的意见以后发现，他们全都是一样的想法，并且就等着此事实现。
“结果是这一群人都渴望我去竞选，有个指导性的民意测验，关于哪个政治家的名字是公众记得最牢的──马卡帕加尔这个名字总是榜上有名。因此，这根本不需要我去竞选。事实上，我弟弟是首选。”
当选择的目标锁定格洛丽亚时，她已经准备好去竞选了。
“当然，我理解被认可的格洛丽亚是马卡帕加尔，而非阿罗约。１９９２年我用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这个名字竞选，这使我迷惑，因为很多投给我的选票写着格洛丽亚·阿罗约。顺口说说，当时我同意竞选，并不等于我喜欢上政治了：我仅仅是改变我的观点而已。我看政治现在是走到头了，真实的是公共事务。我喜欢副总统、社会福利秘书、参议员、贸易秘书助理等等工作的原因是，我可以为大众服务。为民服务的部份让我愿意去忍受政治的那部份，虽然这部份使我不愉快的。这是我进入政治界为自己制订出的基本原理，我很愿意，虽然我还是不喜欢。”
她丈夫迈克有更具体的时间计划。
“我应该说，格洛丽亚是个正确的人选，在正确的时间参加竞选，因为１９９２年的选票不同在于，他们吸引理想主义者，这样的人多羞于参政。所以，马卡帕加尔非常希望家族里有人出来竞选国会议员，那些选票和第一选择是格洛丽亚的弟弟布柏伊。但竞选的预算为这样的候选人需要１千万比索，而布柏伊说他连５００万比索都筹不到。”
因此迈克·阿罗约（他很犀利，他怎么会猜得到他的妻子最后要从政）自愿支持格洛丽亚去尝试竞选参议员。
“是的，是我在促使她参加竞选。我岳母问：你可以筹到１千万比索？我说：你什么时候要这笔钱？明天？反正我卖了一些股票和不动产，一周内就筹好了１千万。”
格洛丽亚辞去了贸易工业部的工作，投身参议员竞选。迈克·阿罗约在他妻子最初的竞选中，很谨慎地做着幕后工作。
“她弟弟布柏伊是她的竞选委员会主席，我只是个提供基金的人，幕后赞助人，但是，任何时候如果我认为有不对的做法，我就会挺身而出，说我要保护我的投资。他们想让她参加自由党。那就别忙活了，我呻吟。然而，她还是被米特拉和民主党招去了。‘去民主党吧，’我告诉她。‘我父亲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她哭着说。（她父亲还是自由党先生。）然而她还是加入了民主党。那次选举自由党惨败。在２４位赢家中，格洛丽亚排名第１３。”
这是一次让人屏息的竞赛，心脏停跳般的停滞和缓慢。格洛丽亚加入时是怀着肯定和信心。她的策略是利用唤回政治记忆的名字。虽然她自己才是新绿，她是要借助这个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并且显然有美好回忆的名字。马卡帕加尔是个很好的起点，民意呼声曾经在２４个参议员受欢迎排名中独占螯头。
唤回政治记忆中的名字(2)
“每个人都说，我是胜算很大的候选人：所以开始竞选时我的情绪高涨，因为从民意测验开始我就领先。然而，开始以后，真正的政客们把握我远远地甩在后面。他们有很好的久经考验的运作机构，并且非常了解在竞选中他们要走的路线。忽然，我明白了，我是要摸索着前进，而不是原先以为的可以老练地往前走。危机出现在印刷的媒体上：在参议员的民意测验中，我的名字落在２４名之外。”
过份的自信滑向恐惧。
“不是失望，而是恐惧──怕失利。我发现我自己好像竞选了两次。在投票的前一周，我没有在床上睡过：我只在车里打个盹就匆匆忙忙地从一个选区到另一个。”
巨大的震惊和难题是在马尼拉市区：在那里，可以听到、看到那么多关于她是第一女儿的事，那些地方很显然是她最不了解的。
“我的问题在马尼拉市区：那里的选民看起来好像不知道我参加竞选。多么讽刺：因为我确信如果有任何一个地区，公众能够承认我的话，那就是马尼拉市区。我的名字有很高的回忆价值；我住在马拉卡楠宫，就在马尼拉市区的中心；城市里几百万得人看着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我怎么可能不再是首都的公众形像，难道说在马拉卡楠宫的日子都成了昨天？在马尼拉市区，我的成绩太糟糕了；民意测验我的情况很坏，拖我后腿了，我的名次落到神奇的２４以外。这是非常紧急的情况，我丈夫不得了被叫出来。”
诚如他所言，留在幕后，迈克·阿罗约限制自己只在第６选区的竞选工作，伊蓝沟地盘，他家族的势力范围。眼前格洛丽亚却要他到竞选总部来。
“我知道迈克在第６选区做了多么出色的工作，然而，问题却不在南边。在棉兰老岛和维萨亚斯我的脚跟是稳的。绝境是在国家的心脏地区：吕宋岛中部。哦，帕姆盘卡郡，当然，我在竞选中表现得还不错，只是不包括剩下的吕宋岛中部。在那里我落后得太多了，一开始我们还很确定我有个基本后盾，就如同我们对马尼拉市区一样有信心。但无论是心脏地区还是首都，在我的竞选中结果都最危急。”
他丈夫着手处理危急的地区。
“关于竞选，迈克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最后他赢了一个扶轮总裁；他被普遍地认为，是个全世界最好的扶轮总裁。为了帮助我，他在马尼拉市区召集了他扶轮的同事们，他们为 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竞选机构。在极短的时间里，情况很有效地好转。３月份他们开始工作，当时我的名字已经被排在２４名之外了。到了４月份，我的排名已经榜上有名，居第１７。五月，我又往前进到第１４。他们的机构的确高效率，不仅在马尼拉市区，而且在整个吕宋岛中部，在那里我真的很用心地竞选，也渐渐明白了，在政治上，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包赢的。因此，我没有放松，甚至在我的名字已经进入了前２４名，名列第１７名时我的感觉好才一点。当看到排在第１４名时，我还是非常警惕，希望集中精力获胜。”
她以第１３名获胜，预示她在大选截止后，名次还有上升的趋势。
“麻烦在于，第一，我只是单纯地到民主党送我去的地区。我是个新手，所以我只是按介绍的步骤来。而作为一个候选人，应该要比这个主动得多。当我的名次落到２４名以外，就给我敲了警钟，再晚一分钟就来不及了。我抛弃了常规俗套，放下姿态，拿出真诚。迈克和他的扶轮成员，组织了由年轻人组成的团队四处提醒着选民，我，康·达多的女儿，正在竞选参议员。竞选开始的时候我很冷门，真的需要时时提醒选民们。我们贴出一些漂亮的海报，以求加强他们对我的认识，作为候选人我的吸引力。我们纠正了吕宋岛中部和国家首都地区的坏苗头。”
成功地坐上了参议员的宝座，格洛丽亚至少完全意识到，像她的父亲，她注定要为政府工作。
“我父亲，作为一个很成功的律师，长期作为企业家，但最后发现他真正的职业是公共事务。我自己也试过当企业家，但发现不合我的胃口。所以，同我父亲一样，我从事专业工作（他管法律，我教书）但是，我们两个殊途同归于政府了。很显然，这是我们的天命。就像我父亲，我作为一个被选择的官员祈祷：上帝将在我的公共事务的前面引导我。”
她欣喜地发现了她真正的专长显示出来了，作为一个参议员，她像一颗种子热情洋溢，充满了活力。在她任职的前１００天，这个绿色议员提出不少于６０个法案和决议，全部都是关于国家进口。她是４个委员会的主席：经济事务；贸易和商业；吕宋岛中部复健；频那图波基金会。她还是金融委员会副主席。在她第一个任期的３年里，她是个令人惊奇的女性，第９届国会的超级议员。从马拉卡楠宫之后的暗淡岁月里，她重新升为有名望的小个儿而又力量的参议员夫人。她小巧但可怕，甚至小小的但恐怖的形像迅速传播。
唤回政治记忆中的名字(3)
她自己对参议院行业倒是轻描淡写：“就像我在贸易部门的工作，只是规模大点儿。”她的公众影响也更大了，尤其是这些很关注她的选民，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新的领导人出现。甚至在她的第１任期结束前，她的参议员同僚们丝毫不怀疑，这个矮小而好斗的参议员可以赢得第２，甚至更长的任期──赢得不费吹灰之力。
依然，她让每一人渴望着，看到第２轮的参议员竞选结果如何。
“甚至我的家人都为第２次挑战的公众反应而吃惊。是的，我让电影明星来我集会的台子上：其他的候选人也有这么做的──但只有我赢到了１千６百万张选票。那年没有参加竞选的参议员都在打赌，看今年的选举谁得票最多。柏伊·赫瑞那把赌注压在我身上，当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有一张大众都容易识别的脸，因为我的脸很普通：不是一张模特儿的脸，也不是一张漂亮皇后的脸，更不是一张在演艺圈的脸。这种看法变得很流行，我和娜拉·奥诺外表相像，但是，请记住，娜拉成为超级明星，就因为她不是高个儿、漂亮的混血儿所谓明星材料的形像──直到娜拉·奥诺脱颖而出。”
19９５年这次的大获全胜，对她从治国专家到参议员，人们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在事后，解释者们绝大多数都很明智。格洛丽亚她自己回到最初使她参政的因素：记忆中的名字。它可以让你获胜，甚至你名不见经传。１９９５年还有一个新的因素是她的丈夫迈克。
“迈克一直是我政治生涯的良师益友，在我第２次参加竞选参议员时，他成了我的竞选主管。在１９９５年，他被证实为是一个很棒的主管，我得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数，并且，１９９８年再一次使我获得在以往的竞选中最大差额的票数。哦，我肯定，神给的能力对我很有帮助。但如果我的竞选主管不称职的话，我那神受的能力也显现不出来。”
第３个因素，很明显最有票房的，已经变成当地政治的民间传说：她被大众认定为是超级影星娜拉·奥诺。这怎么来的是个问题。总的看来，是大众自发地把娜拉套在格洛丽亚身上，一个愉快的巧合使格洛丽亚的竞选被接受，并且成果辉煌。但迈克·阿罗约说这是蓄意走明星的路线。当他担任她的竞选主管时，格洛丽亚的参议员生涯，实际上使她成为国家的形像，而不是大众的偶像──迈克·阿罗约决定使她变成最流行歌星形像。
“我的目的是使她平民化，因为她的形像太高了。所以我们利用娜拉·奥诺把她带入平民阶层。当我拍第一张娜拉和格洛丽亚拥抱的照片时，我实际上很震惊。我为照片写的解说词，成了我们竞选的消息：‘参议员的娜拉·奥诺！’我是她的摄影师；她的写手；她的主管；并且还是她的保镖。我是她一个人团队。当她在１１月１日横扫１千６百万张选票时，我告诉她：‘从现在开始，我们只谋求顶峰的位置。她已经对大众有吸引力了。’”
然而，她的弟弟布柏伊认为，娜拉·奥诺的形像太夸张了。
“没有这个因素存在的时候，１９９２年我姐姐参加竞选，她表现得不错。再就是１９９５年，第２次参加竞选，她已经得到参议员的名望，这已经够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在所有参议员中，获得了使人满意的最高票数。所以，当她参加选举，她自己的竞选工作就很有效力，甚至在娜拉·奥诺那种骗人的把戏被带进来之前。那种把戏被高估了。它曾引起轰动，因为这种东西写起来、读起来是很有趣。但在我姐姐的胜利里，这不是唯一、或者首要的因素。任何一种选举的成功或失败，总是有多种因素存在，譬如，在格洛丽亚获胜这件事上，就有５、６种重要的解释。然而，因为娜拉·奥诺的因素太活泼了，这就是它的影响力被夸大的原因。”
布柏伊·马卡帕加尔忽略了一点。在她第２次竞选的时候，没有人对格洛丽亚是真正的赢家，或者是最好的这件事有质疑。人们没有猜到的，甚至她的竞选团队都没有预计到，是一个经济学家成了这么大的参议员赢家。１千６百万张选票！在她第２次的竞选中，必定有什么非凡的要素存在，而第一次则没有。因为这么新奇的事实际上包括：受平民珍视，并且在票房上一举成名。只有这个原因才能解释为什么造成这种轰动，同时也是１千６百万张选票所获得原因。
这在格洛丽亚·阿罗约的事业上是至关重要的：在她的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因为她注意到客观因素和调整方向。如果她真的没有政治抱负，即使参政了也没有用，那么她在政府的事业是可以预见。她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当参议员，只要法律允许；然后退休过自己的生活，回到学校去。或许她可以被说服，接受另一份委任的工作。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她的任期多长，她都不会加入政治冒险。
唤回政治记忆中的名字(4)
然而，１９９５年选举的后期发生了一些事，这大家应该不难猜到是什么。
抱负的实现。
格洛丽亚可以感觉到“命运”，并且有耐心地试图解读上帝的旨意是如何表达的。她丈夫最接近的想法是：“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目标在顶端。”格洛丽亚的抱负，可以是直接的
和必要的如同６千万张选票的效果。历史要来演绎这个女学究，虽然她只想从事国家事务。
这是她决定的最后关头：恺撒大帝在卢比孔河──这个时刻的到来，每一个人必须意识到，他的真实目标所在和现实的残酷变化，他必须施行他的方针；他的生活；他自己。格洛丽亚看起来不太一样，显然她没有害怕她自己的决定，不管是否残酷。她的命运是６千万张选票轰动的头条新闻。
后来她看起来似乎有些踌躇，或者说退缩，但方向还是一直往前的，尽管道路弯弯曲曲。用什么方法才能逃脱命运的安排呢？格洛丽亚是坚信命运的。当面对令人震惊的１９９５年选票时，她知道不是因为娜拉·奥诺，不是票房，不是民众。是上帝的意愿。而她只能听从。
骰子已经掷下去了。
是过渡还是第二选择(1)
她真正问心无愧的是她所坚持的原则；没有任何主张可以让她分心，哪怕朝任何地方迈一步，她只做她自己需要做的事，在这个时刻的岗位上她投入了她的所有。所以，在她参议员的第２任期里，虽然缩短了时间，但从来都不是为了向一个更高得地位过渡。
几位参议员同僚，甚至一些很知名的，可能已经看出来，她“这个女孩想当总统。”然而，参议员夫人她自己否认有比国会上院更远的打算，在这个时刻，这个岗位上她投入了她
所有的精力。
实际上，她第２任的参议员工作就像第１任一样至始至终、全心全意。在她第１任期间，她提出１９４份议案和４４份决议。她的第２任全部包括１０１份议案和２１份决议。
这些她起草的议案，３４份通过法律立案。同样成功的还有她与人合作起草的１２份议案。
大刀阔斧是她提倡的立法。她允许国外投资者长期租赁国家土地。她采用的全部是宽松的国外银行当地运转方式。在工作场所，她寻求一套完整的立法打击性骚扰。她让妇女们投 入小企业和家庭手工业，并愉快地帮助政府做事。她雄心勃勃地在国内成立经济特区，并提出马上成立黑人与印第安人的经济特区。对这种区域，她的另一个选择是：Ａ的岛屿，它与台湾和大陆邻近。她催促能源部与处理最急需的现代必需品。她需要餐桌上的食盐是含碘的。
还有，虽然不可否认她是一个忙碌的参议员，又如何能否认她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像和她潜在的目标？
她自己就可以提醒公众，是一个女性，赢得了１９９５年选举的最多票数。这个预兆对菲律宾政治的将来意味着什么？一个有力量的因素已经构成：这个女性的得票。并且，一个事实是男性的选票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性别已经不是决定性因素了，因为格洛丽亚在１９９５年的胜利所显示的力量，在过去曾经被证实只有男性能做到。这是更重要的展现，因为它显示了女性可以竞选高层官员，可以在平等的条件下和男性竞争，而这个特权男性已经享受了一个世纪之久。
格洛丽亚开始以人气和神运投入１９９８。
“确实的，当我们说到１９９８”──这是在１９９７──“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前方将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
历史为什么会记住１９９８年，那是因为马罗洛斯（第一个菲律宾共和国）的百年纪念，也是作为我们国家的百年纪念。她所说的１９９８年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是指总统大选──一个令人迷惑的选择，因为９８年总统的选举在我们历史上，还不算特殊的“第一”，特殊的譬如说４６年的罗瑟斯总统，或８６年可丽掌权。然而，在世纪末，总统的竞选已经成为俗套，而不太像竞选公职──可能对选民来说，实际上还不如选举当地官员来得有激情。
那为什么格洛丽亚还期望９８年是一个“历史时刻”。
因为，她看到了两个事件──百年纪念和总统大选──它们汇聚起来，“成为一个巨大的洪流，带入了第３个事件：２０００年，下个世纪的广阔前景和挑战。”换句话来说，从９８年开始的总统将是第一：第３个千年的第一个总统。
所以，作为“第一”，那个总统任期是一个事件，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它将“决定人民的命运，作为一个共和国，决定了我们是否能打造出一个钢铁一般团结一致的国家，来面对２１世纪的挑战和任务。”
因为１９９８我们的“历史的里程碑”，成了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的，格洛丽亚在１９９７年的展望，看上去是明显的错觉和空想──除非我们用非同一般的角度来看她，这意味着在９７年她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实际上她所做的只是阐明了一个政府的真正计划，强调“依赖这３个基本的策略，我们可以编织给我们、以及我们后代更好的将来。”
这３个基本的策略，实际上包含着总统任期的有始有终。
“第一，社会改革是创造和建立平等的机会。这意味着在人力资源上的更多投入，以提高生产力和战胜贫困。”
人力之后，是土地本身的问题。
“第二，一个国家的土地使用政策，合理化资源利用，保护环境，和保证本土部落对他们祖传产业所有权的权利。”
在社会和土地改革以后，是彻底的政府检修。
“第三，一个诚实的、实际的、和民主的政府。１９８６年着手进行的政治改革，必须继续下去，一个乾净、可信赖的、负责任的政府。”
但是，谁承诺了这个改革呢？
“是总统将领导我们这个基督文化的国家跨越新世纪：一个总统必须有高水准的道德、能力和家庭价值观。上帝必须与马拉卡楠宫同在。”
是过渡还是第二选择(2)
格洛丽亚对她与上帝的马拉卡楠宫同在这种可能性并不隐藏。
“如果被选为总统，我的第一个行政令将是，禁止所有的公共官员和我有血缘的亲属以及姻亲，商讨政府和约，与我丈夫有血缘的亲属的也一样，我这些亲戚的名单将会公布于众。”
在政府过渡中的禁忌也是：退还昂贵的礼物。内阁的选择必须有种品质：正直和能力。新世纪第一个菲律宾的首要目标必须是：分散行政权，地方政权的权利下放，国家范围内区域自治。但是，立即的行动是清洁奥吉恩王（希神）的牛厩（Augean Stables）。
“如果被选为总统，我将建立一个总统反腐败委员会，执行定期和有系统地督察资深的，和顶级公共官员的生活方式。提高公务员的工资，鼓励士气和有效的服务。”
这是面对国内的政策，那么对待国外呢？
“２１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中国和日本，可能还有印度，作为经济的大国；并且中国正在成为政治大国。在我们的外国关系中，我们必须亚洲优先。然而，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决不能有很大的变动。至少在将来的２５里，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菲律宾人正走向２１世纪，他们将要建立一座通往新世纪的桥梁。
“你和我将跨过这座桥梁，带着信念和信心；带着骄傲和荣耀。”
那是在１９９７年底参议员夫人心中理想的国家模式。但她这种信念还能保持多久？如果在那年的３月份，询问她是否参加竞选总统，她会大声回答说：“我还没有任何参选的打算。”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她参加竞选的条件已经都具备了，与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和乔·得·文莱西亚竞争。如何解释她和艾德·安吉拉分道扬镳？她是他被带入参议院的（在公众的心目中）。难道他不是她在政治上初出茅庐时的良师益友吗？她曾借他的民主党带领进入了政界。
她自己承认“我有今天离不开匹频·库朱安寇；离不开马瑟达；离不开可丽总统；离不开费狄欧·瑞茂斯──离不开艾德·安吉拉。没有人在政坛上是自己单枪匹马闯出来的。我并不想处于这种情形，必须在匹频·库朱安寇和艾德·安吉拉之间做个选择。”
然而，她不得不选择──当她到了这份上，她选择了库朱安寇。虽然安吉拉和库朱安寇都有成为总统的可能，说风凉话的人认为，她的选择是因为库朱安寇对她个人的梦想构成的威胁比较小。只有这种梦想能判别虚假的感恩和忠诚。
“那些在１９９５年５月选举之前培养过我的人，后来看到我忽然成为竞争对手。我如此地受大众的欢迎，增加了他们的不愉快。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应该都看到我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星星。我的资格还不够，我有什么权利在SWS民意测验上成为第一名？这是他们中很多人的共同感受。我可以感觉得出来。”
这种感觉不仅在政界盛行，媒体也一样，很多人认为她是个“富有野心悍妇，升得得太快，太高”只为自己着想：“频繁地变换党派，甚至在关键时刻，即使赔上棉兰老岛，她也还是要当总统。确实的，得到１千６百万张的选票，是不能被忽视，但是，这并没有给她权利，可以去踩同党人的脚，他们过去经过过多少政治风暴和危机。许多伤痕累累的战役；自我毁灭；劳民伤财；这些都是老政客们的标记──而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她已经想要当总统了！更可恶的是，她还要利用民主党的机器把她送进马拉卡楠宫。”
如此的嘲讽和讥笑是不公平的。作为有能力成为总统的格洛丽亚，她曾被人比喻成斯芬克斯（sohinx）和艾妁狄克（exotica）。她甚至不怕走娜拉·奥诺的套路。即使对她个人斯说，也不怕失去已有的知名度。
“我不被困扰，我是有动力的。我一直努力。我有责任感，一种贯穿始终的感觉。我参与任何一件事，这些未必是我自己喜欢的，因为那是我必须去做的。”
她说她原来的抱负是当副总统。
“我请求匹频·库朱安寇支持我施展保护。他说：‘在当副总统这件事上，我有义务支持你，但是，如果关键时刻来临，我们将把它提到更高一层：总统。’他告诉其他在场的人：‘实际上，我们的党需要一个最有胜算的候选人──那就是格洛丽亚。’并且，党里的另一个实力派，罗蒙·米特拉，命令我为总统候选人做好准备，由于我的胜算很高。我想就是因为这些谈话，所以有人开始对我不满了。”
加上她的民意测验的排名。SWS民意测验中，她很高兴获得了８０％得支持率：“破SWS历史最高纪录，超过了副总统埃斯特拉达和参议员胡安·弗拉维尔所创下的纪录。”
是过渡还是第二选择(3)
当她和埃斯特拉达在排名总统的时候：“我们的人气很接近”，她说，埃斯特拉达领先一点。然而，他的是从更高的票数中，使人担忧地跌下来。
在民主党内，格洛丽亚很轻易就得到比她其他党内同仁更高的支持率，包括安吉拉。他们两人最后的分道扬镳对格洛丽亚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我哭了。我哭了好几天”。但是，多党派的系统，如此混乱的政党联盟，对一党的忠实是无用的。格洛丽亚情愿把
目光放远未来。
“从可能性来说，可能性是无限的。任何事都可能发生：１９９８还远，政治风云多变。事情变化太大。甚至不能确定概率。有这么多的观点，以至于不知道该如何取舍。最好顺其自然。”
像民主党这样的党派，有如此之多想成为总统的重量级人物，以至于僧多粥少。但是，格洛丽亚并不认为存在这种无情的现实。
“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无情的事情存在。这么多令人惊奇的事一直在发生。”
随后，她补充到，那些现在看来如令人此震惊的现有知识。
她说：“将有更惊人的事要发生。”
是否格洛丽亚──或者她的水晶球（可以预测未来的）──知道一些事情，而我们却不知道？
到了１９９７年３月，她退出了民主党，另一步行动使格洛丽亚的观察者们，很有信心地等待他们所希望的她的下一个行动：公布格洛丽亚进入巅峰。
当她还在参议院任职时，接受一个又一个的采访。
参议员安吉拉指责她对党不忠诚了吗？因为党她才进了参议院的。对参议员耸耸肩：“我不得不在，我对参议员安吉拉忠诚，和对国会议员匹频·库朱安寇忠诚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我选择了安吉拉，那么库朱安寇现在就会指责我不忠诚。在政治上，有太多的不忠诚你必须选择。”
她提到的库朱安寇也是民主党的创立者。
“在我离开民主党以前，有太多的党内成员请求我留下来。他们期待中的总统候选人，安吉拉，人气没有上来。他们明白他们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他们的候选人是谁，如果他们希望民主党生存下去的话。”
她自己承认，她已经走遍全国８０％的地区，巡访校园、写作协会和大学生联谊会，请求他们的支持，广播电台广告也遍及全国，并且开始演讲以及之后一分钟的跳舞助兴。除了这些，她否认开始竞选，她已经开始游历各地做政治演说了。
“我已经开始做这些工作了，甚至当我还在贸易工业部工作的时候。这只是我的寻常作风。当我为人们服务的时候，我总是很活跃。”
她对采访者们的谈话总是把持住：“我是否应该成为总统──”
她应该成为总统：她将“加深和维持经济发展，并且把它推及到最大数量的民众。”，解决贫困的老问题。
她应该成为总统：她的日程表里第一件事是“重新安排预算，”所以那就像在她父亲的任期里一样，３０％的预算是给教育，“而如今只有大约１３％”。
她应该成为总统：她将建造供出租的房子，就像她父亲在比卡藤和圣塔安娜所盖的房子；房客要付的房租“不是为了资本回收而只是为了维护。”
她应该成为总统：她将增加农产品产量来发展资方市场，因为降低大米价格就会降低利率，缓慢通货膨胀。
她应该成为总统：她将阻止贪污受贿和腐败，用的手段有：首先，树立个人典型；其次，通过法律制裁，因为她预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发贪污受贿的法律。”
正像１９９７年进入她最后一个季度，并且进入投票的提名期间，据观察，这个参议员是一个总统的有利竞争者。并且──如《Isyu 新闻杂志》所预告──“可叹那些看不到她这些能力的人。因为，甚至作为她坚持的主张，她还没有宣布目是为了竞选最高位置，她将不会拒绝她所看见的来自民众的呼声。民意测验显示总统位置对她来说几乎是垂手可得的。她当然要为总统的位置做顽强的争取。”
形势是她这种顽强的争取变得容易了。首先，她不用辞去参议员的位置去竞选总统。其次，如果她没有得到总统宝座，她仍然可以回到参议员的位置上。第３，她将不会耽误任何参议院的会期，因为参议院在竞选期间休会。
结果是，虽然她没有当成总统，她的选举行动实际上是对参议院说再见。这是合理的想法，她在参议院中她个人的名望，就像她要离开要争取去的地方。
新闻专栏作家特奥多罗·Ｃ·本宁格诺记得：“在１９９７年，当她还是一个总统的竞争者，格洛丽亚痛苦地沉默着。我不会用“害羞”这个词来形容她。在集会中，大部份时间她都在倾听，很少说话。她是开放的玫瑰花瓣，在学习过程中成长。非常有保留，不是一个参议院那些“老男生俱乐部”的成员。有一次我问她，她和她的同僚的关系，她回答说：“冷淡的！”他们不是太喜欢她，她也不是太喜欢他们。我猜测，他们许多人都嫉妒她有天一样高的支持率。其他的人轻蔑地说，她不过是利用和娜拉·奥诺外表相像的情节而得到大量的选票。一个参议员（后来成为她的内阁成员）甚至谴责我为她的总统竞选捧场。现在他不再敢说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一句坏话。
是过渡还是第二选择(4)
然而，她退出参议院还有一小段浪漫的故事。
兰花园丁赫那尼·佩雷斯（后来也在国会），当他们两个还是议员的时候，他曾用这个参议员的名字来命名他的一种兰花（火红的cattleya），并且把它送她。这便为已经有的绯闻增加了热度，这个绯闻就是关于他们俩在培养感情。所以，当格洛丽亚像夕阳落山一般离开她参议院时，关于他们罗漫蒂克的猜测和流言飞语亦如浓云密布。
现任司法部长赫那尼·佩雷斯对“罗漫蒂克”的解释：是他帮助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竞选参议员；是他介绍她进入Lakas党；是他介绍她到国会去，当时她还不知道政治是何物；也是他和她一起在公众场合，并教她竞选的窍门。不可避免的，这么多的接触，自然引起人们的议论，并在竞选过程中对他们挤眉弄眼，甚至后来还对此话题议论了很久。（“罗漫蒂克”再次爆发，是当那尼·佩雷斯种植了一棵粉红色的兰花，并把它命名为玛娃柔莎·普琳瑟萨·格洛丽亚时，并在格洛丽亚生日那天，送给这位副总统。）
佩雷斯说：“迈克·阿罗约和我的妻子夏丽多，听到谣言时不约而同哈哈大笑。他们两个笑个不停。”
对于格洛丽亚她自己来说，她现在已经是很杰出的政治家了，足以明白任何能激起民众对候选人感兴趣的东西，在政治磨坊里都是有利可图的。所以，为什么她要去阻止这些谣言的传播呢？当她知道这么多情的故事能使她的公众形像变得如此漂亮。
总之，如此声嚣尘上的“罗漫史”，活跃了她的“过渡”季节，那里她应该掂量掂量她的机会，或者数数她的砝码。哦，过渡的标记转变为第２把交椅──那就是说，第２个意图。第２个意图是锁定第２把交椅。
格洛丽亚在她政治生涯过程中，已经习惯了事事总是要求争取第一的，而现在她发现自己处于第二的位置上。
赢得副总统(1)
竞选开始后不久，气候变得残酷了，并不是预想的出去就能拉到选票这么简单。埃斯特拉达和得·文莱西亚的阵营，被证明为最能拉选票的。在他们身后，有长时间投入，并忠实于他们的人：牢靠的选举楼梯和天梯。然而，从前天算起，格洛丽亚只有地面水平的支持者。
还有，埃斯特拉达和得·文莱西亚有──或者看起来有──无限的资金来维持他们的冲
刺；甚至在９７年年底之前，贫穷的格洛丽亚的阵营发现自己最烦恼是金钱的用度，因为没有现金进来。原来的期望是，一旦格洛丽亚作为总统候选人出现，就要有一个大众自发的反应：一个从心里和钱包两方都做出的反应。如果伊拉普·埃斯特拉达没有参加竞选，将会有一个很雄厚的财力给格洛丽亚。但聪明的金钱知道，在那些选区，只要伊拉普走过去，他就能赢。所以，为什么要让美好的比索变成毒药？把钱用在失败者身上。这是菲律宾人的脾气，随大流。他不想“浪费”他的选票。
这是菲律宾的“现实主义”，使格洛丽亚的竞选非常糟糕，就像９７年的暗淡。菲律宾的选民可以喜欢你；相信你；真诚地希望你获胜；但还会投票给其他人，如果那个人看上去像个真实的赢家。到了９７年底，格洛丽亚被看成真实的输家。她的支持者们的信念依然热烈──然而，不，他们不想浪费他们的选票。一个长夜过后的早晨：她那令人眼花缭乱、短暂的竞选的晚上。在光天化日下冷酷无情地暴露给人群，金钱耗费了，希望破灭了。
年少时的同学玛丽兰·耶斯米欧（现在叫丁格拉珊），还记得那个残忍的、格洛丽亚竞选后的早晨。玛丽兰引证了那天是９７年的圣诞节前夕。
“是那些人让格洛丽亚促成她的总统竞选，但格洛丽亚对这个策略很担忧，她说她想知道上帝真正想要她成为什么。１２月２４日，她请求普丽丝·耿波阿和我与她一起进行一天的静修，请求上帝帮助她辨别哪条路是他要她选择的。所以，普丽丝·耿波阿和我与她一起，一整天回忆事情的全过程，我们祈祷又祈祷，希望格洛丽亚能够找到她适合走的路。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一年我没有给任何人送圣诞节礼物。因为，我把该拿去买礼物的时间花在和格洛丽亚与普丽丝一起了，我们祈求出路。令人开心的是，我们非常成功。那一天快结束的时候，格洛丽亚得到了启示。她知道她应该怎么做了：她非常肯定。她应该退出总统竞选，转而竞选副总统。不，她一点都没有觉得难为情。格洛丽亚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她不是那种转不过弯儿的人，一头走到黑，拒绝，停止，改变策略，就这么简单，不丢面子。然而，格洛丽亚决定，她的引导者可能感觉得到，委屈她自己，选择一个新的低一点的路，重新开始。通过这么做，她恢复了信心和热情。她就是这样的人。”
因为失去面子，她重拾信念。
另一个也处在转戾点的人（可能对此事感到更窘迫和屈辱），是她的丈夫迈克·阿罗约，后来他认识到这是个多么明智的策略：那种转换。
“回望１９９７，谁会想到，退出总统竞选，转而竞选副总统是一个绝妙的策略？我和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往低处走──然而，我们有多大胜算对付伊拉普呢？”
准确地说，因为他们是头撞南墙，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行动是简单地放弃，或者从现场消失。迈克·阿罗约可能更希望这种选择，而不想造成全国嘲笑的对象：瞄准总统宝座的人往低处走了，忍辱含垢，竞选第２把交椅。赢还是输，这个退一步走的人，如何在这样羞愧失面子的情况下生活下去？但是，迈克·阿罗约逐步明白了，这样的蒙羞是，就像他所说的，策略──并且，像下雨那样自然的策略。我们所称的王朝在眼前落下来。
令人担心的事是筹不到钱。事实上迈克·阿罗约应该想到结局了，今年最高兴的日子看起来是最黑暗的。
“我们过了一个非常寂寞的圣诞节。人群都在埃斯特拉达和文莱西亚的竞选营里。我们的钱用完了：一分钱不剩。到了面对现实的时候了。”
现实是──令人惊奇的！──光芒四射的。为什么？有什么人在默默地负担起这个责任吗？至少，当宣布转换的时候，接着发生的并不是丢了面子，而是资金像潮水一样涌进来，使迈克·阿罗约惊得几乎晕眩。
“照我说来，当我们宣布的时候，我们已经彻底破产了。但马上，越来越多的钱源源不断地流进来。”
他马上明白了这种反应的原因：人们不相信格洛丽亚与伊拉普竞争总统有胜算，但相信她是副总统候选人中的佼佼者。格洛丽亚又变得炙手可热。迈克·阿罗约对他的妻子说：“给我两周的时间，我将集拢所有许诺的资金。”他也恢复了自信和热情。
赢得副总统(2)
“现在我又感到很有活力了，格洛丽亚又回到竞选的轨道上去。每个人都相信，她是个真实的赢家，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她将比与她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安吉拉，多出７百万张选票，并且她的选票将超过她所有竞争对手全部选票的总和。）这一次，我们规划她，不再走娜拉·奥诺的套路，而是一个经济学专家，完全是伊拉普所需要副总统。这就是策略，并且进展顺利。甚至在看起来是走下坡路，并且出局了，格洛丽亚实际上是步步高升。”
正当她看上去已经放弃总统的位置，实际上（时间将证实）是总统的位置向她靠拢。当当她在１９９７年转而竞选副总统时，她想她已经别了总统的宝座，而实际上她一直在竞选总统。上帝（有多常被证实的事？）可以用弯曲的线条描绘直线。哦，就像古老的他加禄格言所说的：
我的运气，
如果真是属于我的，
将会喊着来，
爬着来，
虽然我看着不像。
迈克·阿罗约更愿意用以下的话来描述：
“在１９９２年，她的弟弟布柏伊，是格洛丽亚的竞选主管。在１９９５年，我是她的竞选主管。但是，在１９９７年，上帝是她的主管。”
如他回忆，副总统的竞选像吃饼一样容易，特别是当与竞选总统的竞争比较时，有８个重量级的候选人，挤在跑道上，左右前后都受敌，任何一位令人讨厌的候选人，这些叫人扫兴的以马纽奥·马罗塔为首，他参加竞选目的只是和伊拉普捣乱。
总统竞选中明摆的问题是：谁有足够的聪明，脱离竞选跑道，第一个转向副总统竞选？
“开心，”迈克·阿罗约说，“谢谢格洛丽亚的退出和洞察力（实际上光顾了她两次），我们足够聪明在罗库之前进行转向。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开心。那个圣诞节我们只有（你信不信？）一个客人上门。然而，在得·文莱西亚的阵营里，来访者挤满每个屋角；而在埃斯特拉达的阵营里，人满到屋顶上去。”
迈克非常惊喜，有一个核心组织取名叫“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的朋友”，如此迅速地使全国上下充满拥护格洛丽亚当副总统的大量支持者。
格洛丽亚自己，当她回首时，看到的有所不同：
“它看起来其实并非如此，我走上副总统的路远不轻松。我要面对不少障碍和许多对手，他们希望我一蹶不振。我看到参议院的诡计，使我失去了所有委员会成员的资格。我受牵连于非法赌博、毒品和其他荒唐的问题。在那个异常低落的时期，没有人管我的死活。但我走过来了。并且，现在我是作为副总统站在全国人民面前。今天我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副总统，另一个是社会福利部部长。”
作为副总统，她的工作多数是礼仪方面的：出席官方集会；接见上层和下层的来访者。
“作为社会福利部门的负责人，现在我的工作可以做很细致改变：我在的位置可以具体地帮助我们贫困的农村民众，平民。作为副总统，我希望保证经济发展，前任政府的管理可以不受约束地继续发展。然而，我知道，我们伟大的国家有很多预算、数目、产品、和市场。这是“人民”的国家──并且作为社会福利部部长，我要照顾人民的生活。”
因此，我很少坐在伊拉普的内阁里，像副总统夫人那样谈话，享受她的人民优先权。一个济贫的计划；早产儿护理；托儿所中心；每个城镇的药房；收留无家可归的孩子；受虐妇女治疗中心。给外地人的寄宿，当他们来到大城市时有地方落脚。
提供所有的母爱。以副总统夫人的身份，是埃斯特拉达总统的内阁，做这些事看起来似乎不正常，不规矩。
难道她不是竞选对抗约瑟夫·埃斯特拉达的政党和个人吗？难道她不是作为反对党，被民众选择了么？她自己所属的党分明是个不同的名字──Lakas──全体选民给她的任务责任定义是：反击埃斯特拉达和他的党羽的力量。
然后，她在马拉卡楠宫做什么？现在是敌手的要塞。为什么她还留在埃斯特拉达的内阁？当那里是魔鬼，并且她发誓要跟他的所作所为抗争。她怎么能做到同时一边做政府工作，一边又反对它？
这开始了夫人过渡的时期，在随后两年中，她的标题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
伊拉普为什么要被谴责？倒不如说他已经看到了格洛丽亚的大量得票，有着不寻常的含义，作为公众的期待，让她在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
格洛丽亚她自己也不应该受到谴责。到目前为止，她接受伊拉普的慷慨，表示她的愿望是要为政府做些具体的服务，在她副总统的任期里──因为“fiscalizing”，或者只是听任政府的心跳停止，她都不认为是好的工作方式。
赢得副总统(3)
不能解释的是关于格洛丽亚的不安，因为涉及到今天看来是可诅咒的事，就像罪恶对抗神灵：势利。
表面上看９８年的选票是，在平民和高层人士之间的抵触（后者应该是由学院、agora、圣坛、富裕构成的），平民的成功是提升了明星当总统，高层人士判定他对这个位置不适合。但如果说伊拉普的１千万张得票体现了平民的意愿，那么谁去体现格洛丽亚的１千３百万
张得票？很明显不只是高层人士，因为高层人士只占人口的１０％。
我们勇敢地面对我们所没有重视的原因：格洛丽亚也是被平民选择──显然有更多的票数，这些平民是有别于伊拉普的１千万张的选民，这些人我们总是把他们称为平民，并把他们特徵为“普通人群”。我们明白，还有另外一群所谓的平民，虽然不只是贫穷，这些人不是“普通的”、不是“乡下的”，也不是“暗中贿赂的”：他们正派的政治信念，使他们愿意投有修养和好的候选人的票。
来自平民的玫瑰诗人安迪·可立斯图巴·可鲁斯，他曾居住在最黑暗的坦多。来自平民的艺术家本卡布，曾是一个班板格贫民窟的孩子。来自平民的政治家乔维多·塞龙加，来自于黑暗和痛苦的帕西格乡下。从那些平民中崛起的，N.V.M.刚扎勒斯和弗兰奇·西欧尼欧·何塞，他们是来自荒野的农家男孩，成为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人物。
对格洛丽亚来说，９８─９９年间是不容易的，她认识到她还没有足够的尖锐，可以分辨出支持伊拉普的平民，以及支持她自己的平民之间有什么区别，虽然后者是和她父亲有同样出身的人。但是她似乎相信，伊拉普的１千万是指这些平民，生活在下层社会的糟粕：电影狂、komika狂、和偶像狂。值得怀疑的是，格洛丽亚依附向伊拉普是希望为她自己争取这些没有价值的平民，这显然是欠考虑的，远比这些有价值的平民是她自己的。
在格洛丽亚担任副总统的第２年，伊拉普变得和他的平民一样疯狂，然而，这些从总统传出来疯狂的故事，副总统看上去似乎无动于衷。
新闻专栏作家特奥多罗·本宁格诺在２０００年８月份说：
“副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一直保持沉默，使我特别压抑。所有的问题都出现了，像banshee一样尖叫：污染、盗窃、不道德、贫穷，加上不可原谅的平民窟里的恶臭。格洛丽亚可能认为，她的处境是安全和保险的。然而，在政治的陷阱的口上，谁又能是安全和保险的呢？难道说，良心不能够粉碎野心和政治机会主义的墙吗？”
在同年８月份，U.P.Collegian调查报告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埃斯特拉达被替代，你将选谁来代替他？”３８．０３％的人选参议员罗尔·罗库。只有５．９％的人选格洛丽亚。
几天以后，她得到她的机会：一个全国性的SWS民意测验，出现４７％的回应者很高兴地看到格洛丽亚在总统身边，给他衷告；４１％的人赞同她维护政府。但是，特奥多罗·本宁格诺对此嗤之以鼻。
“在民意测验中普遍的意见是，格洛丽亚必须继续享受现政府的温床和舞台，这个政府是广泛地被指责，以至于从头到脚都动摇了。在国内和国际上。不仅仅是批评，从大众来的呼声是要总统辞职，因为‘缺乏方向；缺乏领导才能；缺乏道德规范。’你想成为国家的领袖吗，格洛丽亚？是的话，就拿出本事来。如果你没有从内阁辞职的勇气，并领导反对派，你就出局了。”
还有权威评论家阿曼多·多伦尼拉也加入抨击格洛丽亚，回忆起当年副总统迪奥斯达多·马卡帕加尔，他从第一天就开始做推翻加希亚政府的工作；而副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的策略是，如果她不去摇动政府这条船的话，她相信成为埃斯特拉达先生接班人的机会会增多。
“虽然她形式上是属于Lakas这个反对党，但在过去的两年里，她把和总统共处的艺术发展成美德。她那斯芬可斯样的行为很显然是受公众舆论选票的引导。
她留意选民舆论的观点，以至于到了如此地步，不顾异议，针对政府的问题她有自己处理的主张和方法；她不顾来自党内同僚的压力，她曾带领他们准备２００１年中期的竞选。她不是一个冒险者：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犯过什么大错。但她却无法保持不伦不类。在某个点上，她必须定义自己──时间是关键的因素。”
到了２０００年９月底，特奥多罗·本宁格诺有一个“独家新闻”：
“我的来源是无懈可击的。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不只决定留在马拉卡楠宫直到２００４年，而且还非常有可能成为Lakas党的总统候选人（和菲律宾国家警察的主要负责人平·拉克申作为竞选搭档）。她现在已经离开她的DSWB圆顶建筑，在总统府礼节中行使职务，不久前去棉兰老岛访问受伤的老兵，并且送好吃的东西给战争后被疏散的人员，充满对伊拉普的良好祝愿，尽心帮助伊拉普在棉兰老岛的竭尽全力的斗争。”
赢得副总统(4)
本宁格诺把这些叫作“伊拉普─格洛丽亚的巡回演出。”
“正好相配的一对：他孔武有力，健壮而不成熟；她简洁，美人美丽的微笑。但是，伊拉普像辆旧模型T的福特车那样喘鸣、咣当作响、发出突突的声音；这是被不同的批评毁坏了，尤其是棉兰老岛──随后（为什么不？）艾狄·雷姆斯将回来参加总统竞选，返回政治斗争中，在钢琴上奏出启示录。期待的是伊拉普─格洛丽亚的巡回演出被耗成细小而瘦弱，接
着，在巴塔利亚带着危急而痛苦地尖叫。”
特奥多罗·本宁格诺还补充：
“假定，当然，埃斯特拉达的总统可以做到２００４年。”
对全部这些关于副总统夫人任期大作文章，确实使人的耳朵疲劳。她以前皆有所闻；听这种喧闹已经两年了。她依然没有给予多余的回答──当她回答的时候，总是幽默而忍耐的。
领袖的魅力(1)
那是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底──如果舞台有变化，那么主角也将改变。在竞选中，像娜拉·奥诺这样的平民形像的格洛丽亚不见了；同样的一个在参议院里纯粹的经济学家（一个经济学家要长什么样儿？）的格洛丽亚不见了；就像她在第２次参议院竞选中被美化了的格洛丽亚不见了。
清b在的舞台是菲律宾国际集会中心──一英里又一英里镜子似光滑的地板；办公大厅的
宽敞和庄严；然而（令人吃惊！）一个绘画的房间，布置得非常吸引的亲切和随意。全部这些，当然，与窄小的工业部大厅有天壤之别，那里，新手格洛丽亚学习了关于政府的ABC；永远肮脏混乱的是参议员的休息室，作为一个参议员，她最经常在那里会谈和招待。
但是现在，在PICC她的办公室里，副总统夫人是冷静、沉着、优雅的。并且自信：这是这个女人的必然！在政治上也一样，不再是眼睁睁的单纯，她变得老于世故了，周旋于各种小党派的高层官员之间。
曾经美丽而耀眼的她现在开始内敛，人们回忆她的长相如同娜拉·奥诺的孪生姐妹。遗失的是记忆，不能再以娜拉·奥诺的形像来回忆现在的她，因为娜拉她自己也曾是从一个平民到穿上水晶鞋，现在她具备了与阿亚拉·阿拉班格贵族一样的魅力。
然而，对人们议论的她这种改变，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只是耸耸不予理睬。娜拉·奥诺的孪生姐妹关系是公众给予的，并不是她自己的愿望。她并不是蓄意要塑造一个娜拉·奥诺的形像──你如何发明娜拉·奥诺这个形像？
“不。很凑巧，我正好长得像她。我没有虚构我的身高；没有虚构我的肤色；没有虚构我的痣。就是这些外观使看起来与她相像。因此，我的身高、我的肤色、我的痣集合成相似性。可这是与生俱来的：我没有办法把自己制造成这种样子。”
她第一次吸引大众的目光，是因为外表酷似超级明星；她是公开活动的新手，她顺着公众的想像力走，形成了外表和神态两方面都相似的结果。
“１９９５年娜拉·奥诺来给我助选。我喜欢她，我们相处得很好。”
当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成为越来越公开的形像，她自己的性格特徵也变得越来突出。今天，她不再是娜拉·奥诺孪生姐妹的形像了。她有自己鲜明的个性：菲律宾政坛的超级明星，潜在的第一──这就是她的本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改变。这形像体现了副总统夫人的特点，美丽和自信，这个形像总是在那里，逐渐成形，现在已经取代了被公众幻想的那种形像。
不是任何其他人的形像，而是真实的格洛丽亚，今天公众所喜欢的。
然而，这个“真实的”格洛丽亚又是什么？她在平民中最有知名度，是的，但为什么会这样？副总统夫人声称她自己对此都很迷惑。
“试图解释一个人为什么受欢迎只能是种推测──仅仅是个理论，我们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但事实上确是如此。一个民意调查者询问应答的人为什么喜欢我，有３个最常见的回答是：１，她的容易接近的，有亲和力；２，她的智慧，一个经济学家；３，她是达多·马卡帕加尔的女儿。他们热爱我的父亲，所以他们也爱我。还有少部份人的回答是，喜欢我是因为我小巧玲珑。也许我这小小的外形，给人的印象是容易接近的。”
昨天，她娇小的，有痣的外形使民众认为她长得像娜拉·奥诺；但是今天，虽然她没有真正改变她的外表（“除了发型以外，发型总是在变化”）她使大众认为她是个有良心和智慧的人。她没有感觉自己在使用特殊的技巧在吸引民众。
“呵，就像每一个人一样，我影响着人们，我巡访和演说，能说多种语言对我也是个很好的帮助。如果你对维萨杨人说维萨杨语，他们就觉得我是很容易亲近和有能力的。我说宿务岛的语言，因为我在伊利岗长大。我也在马尼拉和其他地方住过。但请别问我，我是怎样形成领袖的魅力或其他的东西。也许是从我父亲那里耳濡目染而来，现在只是表现出来而已，我不知道。当然，没有人想到我会从政：大概是我太理智了。理智的人，更适合与书本打交道（我是个书虫），而不是善于对大众演讲，以及与陌生人交流。”
是的，她从政了。
“没有人强迫我。我父亲希望我成为企业家。我母亲讨厌政治：她说它是肮脏的，甚至我已经成为参议员的时候。”
母亲伊娃的能力使她自己对政治敏感，虽然她不喜欢，甚至躲避，这些使康·达多的政治王朝所苦恼的无聊舆论不是没有秩序，而是夫人的准则。这种不玩政治手腕的从政艺术，是格洛丽亚继承下来，并且应有到她的政治生涯里：她的出现很随便，没有什么特别，漫不经心的样子，但在关键的时候出手很快，并且很重。
领袖的魅力(2)
早些时候，那些报导都把她写成轻量级的，因为她的闻名只是靠长得像娜拉·奥诺；她的名字震耳欲聋是因为她在９５年竞选参议员中，得到１千６百万张选票，达到了有史以来得票的顶峰。然而，依然有怀疑者在嘲弄她，直到９８年她当上了副总统，得到了１千３百万张选票，又一个竞选记录，是她最接近的竞争对手票数的两倍，多出了７千万张的选票。
先生们，仅靠有颗像娜拉·奥诺的痣是不可能赢得这种成果。
今天，作为菲律宾的副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不再有人敢低估她（谁敢？），但她还在继续受挫折。她在玩什么游戏？在这里，她是：自己团队里的一员。但在那里，她是：也是对手团队里的一员！
没有人再会被她对政治斗争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所蒙骗了，她的轻松随意，可以解释为朋友和敌人，被１千６百万的打击所淹没。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到她的话语。
谜语一样的言辞不是她一贯的风格，她的话语是坦率的，简洁明了的语言总是直接了当。我们不需要表面价值，正如她所抱怨的。
“作为回答者，我曾对同样的问题给出同样的答案，日复一日──当我被问及那些同样的问题，每次我的回答都一样。在这事上我始终如一。”
然而，问题总是一直回到她那里，好像她从来就没有回答过那些问题。譬如：她怎么能够站在对立面来做政府的工作。
“因为我受父亲的指导。”
但她父亲，足够奇特的是也曾有类似的情形（达多·马卡帕加尔是自由党的副总统，总统卡罗斯·加希亚属于国民党），但他从来没有为加希亚的政府做事。
“没有，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给他任何职位。然而，他告诉我很多次，如果他们给他工作，他会接受，并且支持加希亚政府。没有，我没有为我父亲编这些话。我和他住在一起直到嫁人，我们每天交换意见；他告诉我很多，很多次，他应该可以成为加希亚内阁的好成员。实际上，他说变成如此一个加希亚政府有效力的检查官，是因为加希亚错误地不在政府中给他安排一些位置。但是，如果加希亚聪明一些，他就会得到我父亲的支持。我父亲总是这样一次次地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关于如何在这种情形下表现，知道了我父亲应该会做什么，并且总是以他的标准做指导。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很自在，因为如果是我父亲，他也会这么做的。”
她已经许诺，所以要尊重这个承诺。一个荣誉的感觉禁止了她在伊拉普的阵营利成为特洛伊木马。并且，她受她父亲言辞的指导。
“我有我父亲的谨慎指导，这是一个为他假设的情形，实际上是为我自己。他说当他被委任为内阁成员，他没有公开地反对加希亚总统给他的任何职务。而埃斯特拉达，当副总统，并且是在对立派时，他公开地反驳雷姆斯总统。”
如果反对派在政府的重大决定上位于反对立场──副总统夫人是否有在重大事件上她表达自己观点的压力？
“媒体很自由地给我压力，而我尊重他们的自由。但是，在大事上坚持自己的原则也是我的自由，保留隐私，声明我必须有作为内阁成员的忠诚，并且不与我的总统公开抵触。”
在她私人坚持和内阁忠诚之间有没有冲突？
“没有，因为我知道我的优先选择。我的优先是像一个内阁成员一样工作。至于我的工作，我也是政府的一员，因为我是它的内阁。当我接受那个职位时，对总统所说的有任何对抗，对我来说就变得不道德。所以，如果我有不同意见，我会私下告诉总统。如果我政府有任何反对意见，我会告诉总统，但是，也是在私下。很多次，我把反对意见告诉他──但这只是我和他之间的事。因为这样做我要遭批评吗？然而，那些批评我的人，并不是我同党的成员（他们支持我），反正这些人在最后的选举中也没有投我的票。当我去海湾居民区，那些擅自占地者并不问我修宪运动的立场：他们问的是，当被驱逐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对那些真正要求修宪的人，她宣布了自己明确的修宪立场：
“‘他们’是谁？他们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们推测我是在逃避问题吗？让他们推测吧！这是思想自由的一部份，不影响我什么。”
甚至去年９月，在Lakas党的会议上，要她宣布反对修宪的推测，对她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她知道那些推测不正确。那次９月的会议，纯粹是关于党内事务的。
“我本应该成为Lakas党总裁或者党主席，但是，党总裁雷姆斯建议参议员古因格那做党总裁，这是好建议，全体通过。但演说家得·文莱西亚怎么办？他是Lakas党的创始人和总裁。这就要求我要放弃党主席的位置，得·文莱西亚才能当党主席。然而，党内如何安排我？我建议我自己当副主席：这样一来都安排妥当了。我不需要──也不被期待──做任何声明或者解释，因为我的党内同僚完全理解我的职责。如果对我有任何疑问，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为党的副主席，而他们希望我当党总裁。这个问题到此为止了。”
领袖的魅力(3)
那个晚上没有什么责怪的抱怨。
“会议开得非常好。开始的时候是一些社交活动：７点晚餐和交谈；９点商务会议；直到半夜结束。”
一切都还是甜蜜而光明的；当然，不包括第２天流言蛮语所制造的苛刻的责问，格洛丽
亚处在炙手可热的位置上。不：没有任何人挑战她在敌手内阁的位置。
这时正好埃斯特拉达总统在地球的两边访问：东边的新西兰，西边的南美洲。此时副总统夫人行使总统职权。
“那是个学习的经验，一个很好的特权：埃斯特拉达先生应该得到喝彩，他是第１位总统让他的副总统代表他行使总统权力。这时正好是East Timor警报时期；大浪冲击着拦河坝；并且恐怖的巨大洪水和恶性塞车，使人们到凌晨３、４点菜到家。但我觉得这些问题我可以妥善处理。”
她是否觉得自己受到考验？
“你知道，到目前为止，上帝让我有能力处理我所遇到的所有问题。”
但她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问题很快被副总统夫人回答：“职业和关怀。”
她是个每件工作都喜欢自己经手的人，并且凡事从基础做起。
“如果他们在清理海湾的时候，我会亲自去看看他们做得如何。如果警察被派出去阻止示威游行的话，我会和双边谈话。当我开始处理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时，我会被警告我自己的工作是失败的。我回答：‘也许我会成功，但也许会失败；然而，如果我没有去尝试，那肯定是失败的。’你处理好事情的能力是次要的：什么事你准备去处理才是重要的。”
如此亲历的干劲，一定不满足局限于家庭主妇。
“所以我让可丽委任我当贸易工业部部长助理。然而，当时我是想做到可丽政府结束，我就可以回家，做个家庭主妇。”
但是，这仅仅是个念头，而下一件事她知道她要做的竞选参议员。
“不过，这些我都预先与我丈夫商量过了。如果他表示，我变成参议员将会使他感觉很差，或者没有安全感，我就不会参政。然而，他成了我的竞选主管；我的政治指导；并且他也做得非常好，在他的指导下我创造了竞选历史。他开发和揭示了我的领袖魅力的潜能。并且自此我开始了我职业妇女的生涯。”
她不做饭；她不打扫；她不开洗衣机。她养了３个孩子，现在都长大成人了。在国会，她创作了５５篇经济改革法案，获得了杰出参议员的称号，被《亚洲周刊》评为最有权威的女性。
她当副总统的办公室设在会议中心，极其漂亮：“当我卷起袖子工作，其实不需要那么个地方。”这是她正式的办公室，用于接待国外来宾和一群投资人。不同于她在社会福利部门的工作室。
“如果在一些没有执照的NGO有强奸案发生，我坐在社会福利部门的书桌前，是根本得不到实情的。我会自己亲自去出事的孩子的家里调查。我设立过很多这类协会，分属社会福利部门，或者地方政府，或者NGO的：我多数是这样完成工作的，而不是做在办公室的椅子上。”
她说她选择福利部门的工作是因为，这也是她父亲要选择的部门：那是一种为穷人服务的工作。
“前政府的社会福利部，一直以来公众评价总是排在第２位，现在是第１位了，看来我肯定做了一些正确的事。”
无论她做什么工作──在参议院和今天的副总统──是她父亲的一个延续。
“我是我父亲的女儿，并且追随他的事业。像他一样，我不太会社交，不会朋友。还有，根据民意调查，民众觉得我非常平易近人，不令人生畏！”
是否她在为了下一个工作彩排？
“作为副总统，作为一个内阁成员，这些都是全职的工作。并不是为其他超出这些工作范畴的事情排练。什么是超出这些的事：这是个命运的事，是由上帝来决定的。不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目前我有工作要做。我的哲学是：做你的工作，尽可能做得最好，而上帝将会安排剩下的事情，他将看顾将来。是上帝把你安置在他要你去的位置上。因此，下一步我将要做什么都是他的安排了。”
包括总统吗？
但这个话题是副总统夫人的禁忌。
“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谈论这个话题──现在还有５年的时间，”她说。
很快５个月过去了──２０００年５月──政治风云突变。让总统埃斯特拉达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出现更多要求他下台的示威游行。然而，副总统夫人还是坚决地站在她上司的身后，拒绝用“无声的抗议”和“有声的抨击”来表示全国上下的不满。她说她相信，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希望伊拉普继续当总统。
领袖的魅力(4)
是的，她承认“另外，这些非常有节制的民众，现在偶然地、不经意地谈论著可能的接管；可能的政变；强迫辞职；和甚至可能的刺杀总统。”
但是：“可以这么说，我们不要再煽风点火了。如果这对民主进程有威胁，我们将被示警。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我们怎样争取中间力量，和社会底层的群体，重新获得亲切的、正式的法定政府。”
她对伊拉普政府的信心没有动摇。
“在经济和政治上，我认为政府做得很好，虽然我们可能要更注意地听取国人的建议。但是，我们有许多可喜的指标数据，显示目前已经从亚洲经济危机中复苏。去年，我们的GNP是３．６％，并且，今年我们还有更好的机会来提高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革命的情形？
“我不认为今天的情形会导致革命。”
副总统夫人的水晶球有云雾了：离EDSA爆发还有一段时期，但这不是她的错，没有预测到革命的到来。
“我拒绝任何宪法以外的行动，不仅仅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些政治冒险家们可以构成的威胁，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宪法规定的民主下，我们全部都必须维护宪法。总统和我被绝大多数的人选出来，为大众服务直到２００４年。我们必须让至高无上的和集体的愿望得胜。这是民主的实质。”
她强调，作为副总统，她所坚守的信条：
“不，我没有赶时间。圣经说，任何事情发生都有它的时间。我相信是这样的。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时辰。”
她和她说的一样好。当她的时钟敲响，她马上明白时辰到了──她没有犹豫，她没有耽误，她所辨护的“正式的法定政府”和“至高无上的和集体的愿望。”这是可以做任何事的时间了──甚至敢于冒“政治冒险家们”可能构成威胁的险。
在对她表示怀疑的人的眼里，她是个软弱的西蒙·彼得，副总统夫人被证实是一个真正的中流砥柱，当时机到来，需要她成为中流砥柱的时候。
结束与开始(1)
１０月，是我们历史上最充实的一个月份，在２０００千禧年，又是一个最重大的，火山爆发的１０月，猛烈抨击令人恶心的伊拉普时代──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火山爆发，震耳欲聋的３个爆炸：夏维特·辛格森揭露了马拉卡楠宫的罪恶；红衣主教辛要求总统辞职；副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最终离开伊拉普的内阁。
１０月１２日，当红衣主教辛要求总统做出最高政治上的牺牲时，应土耳其政府的邀请
，副总统格洛丽亚正和她丈夫迈克·阿罗约在土耳其访问。
迈克·阿罗约回忆，他们当时正在伊斯坦布尔参观，听到了总统被要求辞职的新闻。
“格洛丽亚和我火速回到旅馆，商量她该怎么做。我们争论不休。我告诉她，我觉得已经到了该表示离开伊拉普内阁的时候了。她争辩说，甚至红衣主教辛都没有告诉她这么做。然而：‘现在正是时候，’我坚持。她决定先给伊拉普打电话。我们正在找他的电话号码时，电话铃响了。”
正巧是伊拉普打电话来。
“他要格洛丽亚放心，一切都井然有序，没有任何危险，不管她听到什么传言。”
迈克·阿罗约几乎跌倒，当他听到他妻子在电话里平静地说：“先生，我不得不辞职。”
“为什么！”电话那头伊拉普总统惊讶地问：“为什么要辞职？这根本不算什么的。一周以后这事就会过去。我会处理好的。甚至可丽都在支持我。”
格洛丽亚回答：“如此说来，先生，我要打个电话给可丽。然后再给你回话，总统先生。”
她给可丽·阿基诺挂电话，问：“你支持埃斯特拉达总统是真的吗？你没有要他辞职？”
“我不是这么说的──当然不是！”可丽·阿基诺反击。“这是怎么回事？”
格洛丽亚解释说，她已经决定离开内阁了。
“我建议，”可丽·阿基诺说，“那你赶快给红衣主教辛打个电话，告诉他你的决定。”
当格洛丽亚回伊拉普的电话时，她坚定地告诉他：“我确定辞职，总统先生。我很抱歉，但我必须这么做。”
伊拉普无奈地回答：“好吧，如果你真的这么决定了，好，只能这样了。”
阿罗约律师说，接着他们着手格洛丽亚从政府辞职的准备，并且迅速发消息给媒体。
“格洛丽亚已经和瑞茂斯、古因格那、和红衣主教辛都通了电话。他们听到她的行动都非常高兴。”
但是，在赶回家前，阿罗约夫妇飞去罗马，预定好的做教皇的听众。格洛丽亚告诉神圣的教父关于她辞职的事，他祝福她和她的决定。
１０月１７日，副总统夫人到达马尼拉，在飞机着陆后开个了记者招待会，就直奔EDSA神殿，那个晚上有个祷告者的集会，由红衣主教辛主持这件大事。集会者包括：可丽·阿基诺总统、国会领袖──以及贫穷的大众。
很明显，普通民众对红衣主教辛要求埃斯特拉达辞职还有两种看法，甚至教士们──从主教开始──都觉得受到了威胁，因为他们提出的建议风险很大。这种罪恶很容易传播──非法同居、任人唯亲、贿赂──这些使总统失去他的道德准则，造成被迫下台的结局。
但如果埃斯特拉达反抗，留着不走呢？
教会是否要讨伐他？
是否信徒会被强烈要求进入马拉卡楠宫，强行把他们正式选出来的，宪法承认的国家元首拉下台？
在这样的时间里偷偷策划一个政变的时机如何？
教会是否应该跟着事件的发展──甚至一路导致内战？
不奇怪，教士出现在集会上比在EDSA神殿的时候安静，那里的冲动是欢呼“好啊”和“哈利路亚”。
可以看到，甚至可丽·阿基诺，虽然她身着亮黄色服装，但她避免公开的许诺：她说她会把她的“信息”带遍全国，公开检验公众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