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陈绍鹏在西南地区找到10家代理商，还把联想微机的销售数量增加了150%。这个杜霆是从联想“代理商制度”中感受到激励的第一人。陈绍鹏告诉他，以前的分销代理都不规范，现在联想可以给他一个“大政策”。这政策在杜霆是闻所未闻的：每个季度结算代理费和奖金，当即兑现。销售80万元以上奖励3%，销售150万元以上奖励4%。而且还有1:1的广告费，也就是说，代理商拿出一块钱做广告，联想就会给他加上一块钱。杜霆把货物进出的差价加进来，掐指一算，就知道他可以得到至少18%的毛利润。更重要的是，他发现面前这位业务代表与众不同。那时候国内大厂商都是一派官商作风，可这个小伙子和他不分彼此，天天泡在一起，和他一起着急一起高兴，出门车坏了一起推，没饭吃的时候一起饿着，有个订单就一起上，“真有点兄弟的感觉”。这样的企业要是不兴旺，那才叫老天没眼。在以后的三年里，杜把联想微机的年销售量从600台增加到60 000台，比成都最大的国有商店销售的外国微机还要多。他在新鸿路上的店面越来越大，把员工增加到100多人，还给自己买了一辆宝马轿车，每天在成都和周围那些小城市之间的公路上来回蹿，车里堆满了联想微机的广告彩页和订单。
联想电脑在1995年开发西部的传奇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陈绍鹏这样的业务代表和杜霆这样的代理商写成的。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计算机市场上那些营销专家的注意。西方国家的电脑代理商在电视上看到“联想”、“长城”这些品牌的广告，一点也不放在眼里，他们沉浸在自己的胜利中已有好几年了。不过，他们全都忽视了一个问题：渴望“洋货”的风气盛行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里，在西南、西北、东北和中部的广大地区，以及500多个中等城市和3 000多个小城市里，则是另外一回事。国产货长期在那里占领着市场。“洋货”却几乎没有立足点。外国制造商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机构似乎没有意识到，即使是那些最贫穷的地方，依然会有使用电脑的需求。杨元庆和他的销售人员显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决定先去蚕食这个市场最薄弱的边缘带。
不管怎么说，穷人的需求为联想带来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也对国产电脑有一种近乎神圣的价值。就像当年共产党的军队在国民党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一样，联想也在深入“敌后”，积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席卷全国。陈绍鹏在西南的业绩证明，这个战略已经奏效。
到了1995年春天，陈绍鹏从西南转战西北，发现这里几乎还是一块处女地：陕、甘、宁三个省区只有两家代理商，而在西安这座城市，联想微机在过去12个月里只卖出231台。他还惊讶地发现，即使在甘肃、宁夏那么贫穷的地方，联想微机的遭遇也要比在西安要好一些。原来这城市是国防工业的云集之地，也是个科技中心，计算机圈子里的人只认“洋品牌”，圈子外的人则根本不知有“联想”。
陈绍鹏的到来有如一块石头投进一池死水。他在少年宫租了一层楼，把公司刚刚推出的“第二代多媒体家用电脑”摆在里面。“多媒体”是1995年中国计算机领域兴起的新概念，意思是计算机不仅可以处理文字，还能处理声音、画面以及动态的图像。这真让人惊喜！更何况这些电脑还有自己的名字，配置因名而异：“宝瓶”上有光盘驱动器；“人马”加了电视卡；“金牛”则有一块特别的声卡。
开展第一天下着小雨，街上冷清，可少年宫里却挤满官员、学者、商家、记者和市民。当地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电脑展，展品挂着同一个中国商标，样子好看，又便宜，不免精神一振。记者们围着陈绍鹏问东问西。陈卖个关子，就把他们引到李树怡面前。李树怡曾是联想公司的副总裁，还当过计算所的所长，已经退休，被陈绍鹏从北京请来助阵。此人懂技术，还有一副好口才，当即把记者的情绪煽乎起来，纷纷回去发表新闻，结果把更多的市民吸引过来。这叫陈绍鹏很开心。“原来是可以这样利用媒体的，”他说，“在成都的时候我还没有学会这一套。”
展品都卖光了，但这并非陈绍鹏的目的。他是“业务代表”，举办展览只是为了让这个城市的商家看到联想微机是有人买的，愿意来做联想的代理商。看来他的目的达到了。经此一役，西安城里那些电脑经销商，人人知道联想来了一个姓陈的，还知道他的机器好卖，于是都来登门拜访。
可是他还没有门呢。他赶忙去借了一间房子，权当办公室，搬来几张桌椅，请个美术学院的老师给他写块牌子：“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西安办事处”。当时他是经理，属下只有一个兵。这两人那天手托招牌挂到门口，心里都挺美：“我们有独立的形象了。”
一切收拾停当，又租来一辆车，拉上所有的机器和人员，到陕西全境去巡展。他的目标是中等城市，每到一个地方先要侦察一番，看看哪个商店在卖电脑，就去拜访，满嘴花言巧语，他手下的那个兵就给人家打扫卫生，让人家觉得联想员工个个既聪明又踏实。然后就在人家的门口办展览会。所谓“展览会”，其实就是在电线杆子上拉起一个横幅，支起一张桌子，发出一批广告，这只手把样机卖了，那只手就签下一个代理商合约。
这个春天，西安市场上想买电脑的人们渐渐发现，推销“联想”的商家多了起来。有个代理商居然想到招来几十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人人推销“联想”。城市中心的雁塔路是条有名的“电子街”，本来挂满了AST、康柏和IBM这些牌子，现在有家商店把一面墙镶了磨砂玻璃，写上“联想微机”四个字，让来来往往的行人都能看到。在以后的几个星期，这样的牌子越来越多，那时候“联想电脑”招牌的颜色还没有统一，什么颜色都有，所以陈绍鹏自作主张，要大家都做黄底蓝字，“黄颜色更鲜艳，”他说。春天还没有结束，雁塔路上已经有了5块，然后又超过了10块。每一块“黄底蓝字”下，都有一个联想的代理商。他们在这一年里卖了1 111台联想电脑，差不多是前一年的5倍。
小说-联想风云-和政府联手
和政府联手
在北京，柳传志对公司控制力的巩固，越来越明显地得益于他同政府高级官员广为人知的友谊。就像他的销售人员特别善于在用户面前推销产品一样，他特别善于在政府官员面前推销公司。1995年年初电子工业部选择“政府重点支持的公司”时，有六家企业名列其中。前面五家―熊猫、上广电、长虹、彩虹和华录，都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家用电器制造商，也是电子部所属的国有企业，所以一点也不让人奇怪，但是第六家―联想，就在整个计算机业引起波澜，因为这家公司在财产关系和组织关系方面都不属于电子工业部，就在几年以前，它还是个计划外的“私生子”呢。按照那时候我们国家的情形，要把长城和浪潮这样的老牌国有计算机制造厂商排除在外，把联想当做“亲儿子”，还真不容易。所以胡启立部长当时面临着极大压力，政府里面一些年老势强的官员都来游说，有人还写来书面投诉，都说不应该忘记老企业当年的功劳。但是胡启立似乎不认为这能成为理由，他召开会议做了一个长篇讲话，给政府中那些还在犹豫的官员解释联想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
看来胡启立兑现了自己当年的承诺，不再以财产的权属关系来确定政府与企业的亲疏。此外，今天的局面同几个月前公司总裁室“向电子部汇报”也是分不开的。柳传志那次向胡启立和一群政府高级官员请求：“一是为我们叫好，二是给我们优惠。”还说“叫好的方式”就是希望政府检查联想的产品，把检查结果登到报纸上。他这一说，还真把一帮子政府官员给鼓动起来，打算就在1995年里的某个时间突击检查联想微机。至于他要求在政府采购中拥有优先权，也得到回应。那一天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到公司来，讨论以日元分期贷款建设国家通讯系统的问题。商谈的结果是，把政府的微机采购单独打包招标，并且指令用户优先采用国产微机，后来联想果然中得其中最大的一标。
同行们看他如此拉拢官员，既羡慕又嫉妒，柳传志却还不知足。1995年2月，他有机会成为北京市市长李其炎的客人，在座的还有胡昭广副市长和科委主任。当时留下的会议记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联想和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市长问他，联想到底能办多大。他说“16亿美元”。市长显然想要听到更大的决心，笑着说：“造一个楼能抗八级地震就可以了，你是不是要抗十二级地震呀？是不是太坚固了？”柳传志也笑着说：“没把握的话我们绝对不能说。要是能做得更好，那时候再来见您。”这话说得既有无穷意味，而又滴水不漏。市长表示政府将“在物质方面尽量给予支持”。柳传志等的就是这句话，赶紧说：“能不能给我们一块地，让我们盖房子，解决员工宿舍。”市长点头允诺，又问他还有什么要求。柳传志得寸进尺：“希望北京市成人教育局能促成‘家庭电脑’的普及。”这可是个很大的要求，倘若实现，将为联想的“家用电脑”战略开辟广阔的市场。柳传志说完了就把眼睛看着胡昭广副市长，他知道这位副市长是教育局的顶头上司。“好吧，” 胡昭广副市长回答，“我们一起同成人教育局局长谈。”这是什么意思呢？副市长继续解释：今后政府公务员如果不会使用计算机就不称职。“要会用就要买来放在家里，”柳传志笑道，“买什么牌子的呢？最好买联想的。当然这后一句话只能让我来说。”
现在回忆起来，1994年和1995年相交的那几个月，是联想和政府的蜜月期。政府不仅把联想当成自己“亲儿子”一样看待，而且邀请柳传志出席一些重大的会议。比如中央政府忽然发现，全国的工业产值中，只有8%来自高科技。1 000亿美元出口货物中，只有不到5%是高科技产品，其余95%的东西，用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话来描述，“都是大路货”。所以政府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小组，起了个让人紧张的名字叫“超级863软课题工作小组”，还打算在未来5年投资100亿元来推动高科技产业。1995年春天，工作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我们国家科技领域最有权力的人几乎都来了，有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有国家科委的主任和副主任，还有国家教委主任和国务院的部长们，当然也有柳传志。科学家和大学教授们在会上异口同声地抱怨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太少，还列举数字说明，人家外国工业产值多少、科研投入多少、其比例又是中国的多少倍，振振有辞。可是柳传志发现在座的科学家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等到宋健让他发言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搞应用科学的吗？不去挣钱，老向国家要钱，说得过去吗？中国公司为什么被瞧不起呢，不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把钱拿过去花，花完再要吗！”看看眼前很多人全都面露尴尬，他接着说：“既然是应用高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是取名？还是取利？我认为应该以‘利’为主要目的。”
他知道很多政府官员和专家对他拒绝涉足“中国芯”不以为然，甚至说他没有核心技术，正在沦为计算机产业最下游的组装车间，现在有机会为自己辩解，索性把心里话全说出来：
有了高科技产品，不一定就能卖得出去。只有卖得出去，才能有钱。我举个国外的例子，现在全世界大约有5 000万台个人计算机，苹果公司占的比例不到10%，其他的都是IBM。苹果机的性能远远强于IBM兼容机，但是苹果公司在全世界推广得不好，这是因为苹果公司的势能不够。也就是说，即使产品的性能价格比再好，若销售势能不够，也是不行的。
联想集团要做大规模集成电路，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做完了卖给谁。大家都清楚，芯片产量大，成本才能低。不知道能卖多少，就不敢大量做，量少，合格率就低，成本就高，即使芯片性能再好，也卖不出去，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不把销售渠道考虑清楚，就无法把这项工作做好。
说完这些话以后，他又去给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司长张琪拜年，表达自己对政府的感谢，还说“一定要给支持我们的领导同志争脸”。张琪提醒他不要只顾自己痛快，还要照顾左邻右舍，又说联想已经“出了麻烦”，把他吓了一跳。
原来公司只顾张扬自己的业绩，却忘了“适可而止”的古训。有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文章，署了柳传志的名字。文中点着“长城”和“浪潮”说，这些公司已不再生产自己的计算机了。柳传志的确这样说过，不过那是他在公司内部的讲话。“该说的不说也太不生动了，”他说，“可文章不是我写的，别人写了又没让我看。”可以想像，这样的话公开出去，会让当事者心里不快，但终究还算事实。下面这件事情可就实在过分了：公司的广告人员在《计算机世界》刊登一个广告，大言不惭地说“联想汉卡是金税工程惟一使用的汉字平台”。可实际上，长城公司才是政府“金税工程”最重要的参与者，而长城汉卡的声誉甚至还在联想汉卡之上。“王之同志是个老实人，”张琪再三提到长城公司的那位总裁，“可也对你们非常不满意。”柳传志听了张琪的劝告，赶紧给王之写信道歉，还说很想和他一起吃饭，接着转过身来警告属下：“做任何事都要千万小心，如果弄不好，处处都会被打。”
1995年2月16日，62岁的计算所所长曾茂朝退休。他在过去16年率领计算所获得了40多项国家级的科研成果，还带出一支优秀的计算机科学家队伍，但是他最得意的经历还是把技术变成产品。现在他要离开了，柳传志觉得公司更加需要他。过去如果没有他，也就不会有联想，今后如果没有他，联想还会有很大的麻烦。就拿眼前他与倪光南的冲突来说，如果没有曾茂朝主持公道，他就很难渡过这一关。于是柳传志试图说服中国科学院的领导者，让曾茂朝继续担任联想公司的董事长。他达到了目的，就在曾从计算所退休的第五天，中国科学院颁布决定调整联想集团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会由曾茂朝、柳传志、李致洁、李勤、倪光南、张祖祥6人组成，任期4年；曾茂朝任董事长，并且拥有“两票表决权”。
这一决定虽然让人感到意外，毕竟不算反常。最为奇特的是，中国科学院还决定让柳传志接替曾茂朝留下的位置，又让联想原来的副总裁李树怡来给他当助手，这样，联想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就成了计算所的所长和副所长。当日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胡启恒解释说，这是希望把联想的管理思想引进研究所。但是有不少人不以为然，在他们的眼里，科学院是“爷爷”，计算所是“老子”，联想公司是“儿子”。现在，一个说法在科学院南路2号大院里流行起来：“爷爷发话，叫儿子管老子。”
其实“儿子”并不想管“老子”，只是怕被“老子”管。我们从这样的结局中可以悟出，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还是柳传志本人，都不会接受任何一个有可能给联想带来麻烦的人事安排。计算所已经开办十几家公司，到现在只有联想可以算是真正成功了。它把20万元的投资变成了13 789万元的固定资产、年销售47亿元的大公司。它给中国科学院带来的收入，比其他所有公司的收入加在一起还要多。倘若联想另生枝节，甚至遭遇不测，无论从道义还是从利益来说，都是大家不能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件事情的细节是否恰当已无关紧要，联想的大局高于一切。
小说-联想风云-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去
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去
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国主义思潮在商业领域扶摇直上的时候，联想生产流水线上淌出的第10万台电脑，被牢固地确立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
1995年4月1日，联想预告了这个消息，还宣称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尽管最主要的竞 争对手―长城公司，在8天之前就已宣布自己的“第20万台微机―金长城486VD/66C型”在深圳诞生，还把它大张旗鼓地送给政府的金卡工程办公室，但是联想的广告策划者仍然坚信，这是一个讨好用户、张扬联想品牌的绝好机会，所以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一句新的广告词：“用户是联想的上帝，联想向上帝请教，第10万台联想电脑去往何处？”这则广告出现在《参考消息》、《计算机世界》、《中国计算机报》这些老牌的计算机专业广告媒体上，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所谓主流报刊上。从这时开始，这台电脑的意义便超出了电脑本身。就像李勤说的，“联想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单是联想人的联想，而是社会的联想。第10万台联想微机去往何处，也不单是一个企业行为，而是一个社会行为。”此后14天里，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判断是有一点道理的。公司收到21 648封来信和至少1 000个电话。人们表达的想法见仁见智，但是里面的情绪是共同的，那就是义无反顾地集合在联想的“民族品牌大旗”之下。
当时这面旗帜之下有不少成名人物。“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艾丰说，联想从事的是一项争气争光的事业，因为建国以来，我们还没有哪一个企业不要国家投资而能够在国际市场打出一片天地。媒体开始总结“联想精神”，结果认定还是“信念不倒，人气不散”这两句最为珍贵。《北京青年报》有个记者甚至在报纸上号召人们“保卫联想”，让人立即想到50年前共产党在陕北山区陷于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时高喊“保卫延安”的情形。还有一些普通百姓，他们对于“第10万台电脑去往何处”的回答，有可能代表了真实的社会情绪，其中两人是这样建议的：
―送给IBM公司的总裁吧，让他看看中国的微机毫不逊色。
―放在八达岭长城上，专供老外们拍照当背景用。
4月16日，那台寄托着中国人无限自豪感的电脑走下流水线。它是“宝瓶II型”，编号196007，拥有486/66的微处理器、270M硬盘、16M内存和1.44M的软盘驱动器。“去向何处”的问题也终于揭晓。公司决定将它送给陈景润。这个毕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孤寂的数学家，因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享誉全国，也成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可是这个数学家在这一天之前却从来没有接触过微机，就是这台“宝瓶”伴随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捐赠仪式有个振奋人心的题目：“十年辉煌创业路，十万精品满神州”。李勤则在数百来宾和记者面前豪迈地说：“我们觉得自己的脊梁硬了。”从1990年那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到1995年的“十万精品满神州”，的确表明了这段时间我们国家的社会情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直致力于公司形象推广的乔健对这种变化感同身受。乔在后来几年是公司公共关系方面的主要策划者。她在199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之后进入联想，第一份工作是销售联想电脑。1994年杨元庆主持了微机事业部，在大肆鼓吹“家用电脑”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公关业务在公司的地位。公司的广告在这一年里达到1 932万元，比1993年增加88%。乔健正是在这时来到微机事业部，从此开始与公关、宣传、广告、媒体这些名堂打交道。很显然，她赶上了好时候。
乔健天性聪明，敏捷，富有激情，可惜涉世未深，毫无经验。“第10万台电脑的诞生和捐赠”是她经历的第一个大型推广活动。她甚至连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她开始学习定场地、搭展板、邀请人、做广告、做宣传、安排议程、做倒计时表之类的东西，兴奋异常，可直到彩排的那个晚上才发现少了一份主持词。那时候已经有了邀请名人主持会议的风气，别看“名嘴们”谈笑风生，振振有辞，其实他们说的话都是事先写好的，有备而来。现在乔健手上没有一个主持词，就让人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在专业人员精于此道，一挥而就，这才把彩排继续下去。
其实这类活动不仅在乔健是第一次，而且在整个公司也是第一次。过去10年，联想不是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宣传，比如80年代后期就有过一次，但那一次人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汉卡之父倪光南”身上，把他塑造成技术上的伟人以及完美道德的化身。而现在，他们把夺目的光彩全都集中到“第10万台电脑”上，至于电脑后面的那些英雄，已经不重要了。90年代的中国已不再是英雄的时代，我们国家诸多变化中一个无形但却显著的变化，就是整个社会不再崇拜大而化之的精神力量，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那些最具市场意识的公司也最先意识到这一点，于是纷纷改变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乔健后来用“成功”二字来评价这次活动。她从此有了“市场推广”这个新概念。
从80年代以前的“宣传部”到90年代初期的“公关部”，再到后来的“市场形象推广部”，公司机构名称的这种变化，本身就是大历史的折射。联想第一次意识到产品形象比产品本身更重要，甚至比产品的发明者也重要。这一点促使乔健在联想的形象推广之路上掉转航向，朝着市场走去，而且她的节奏明显加快了。
5月12日，一个更大规模的活动开始了。“联想电脑快车1995中国行”的起点在北京市的市政府。那天早晨，一辆大客车从联想公司开出来，驶过长安街，驶过天安门，驶进台基厂大街上那个站着武装警卫、戒备森严的大院子，在这里接受北京市政府高级官员的检阅。胡昭广副市长热情洋溢地欢迎“联想电脑快车”的到来，他显然还记得几个月前对柳传志的承诺，所以表示，他希望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去，“推动电脑普及事业”。
“我们要让‘联想电脑快车’跑遍大江南北。”乔健接过副市长的话对在场的几十个记者说，“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不是去卖电脑，我们只是想有一个机会普及电脑知识，我们将到每个城市去讲课，还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接下来的三个月，“联想电脑快车”转遍了整个中国，联想的旗帜飘扬在至少300个城市的科技馆、文化宫、机关、商店、广场和街头，上面还写着一行大字：“掌握电脑是21世纪人才的身份证”，还有那个内圆外方的蔚蓝色的商标，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都看到了。当然他们还在《经济日报》和《光明日报》上读到“联想电脑驾校系列科普征文”，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到联想15秒钟新广告。
广告插播在《新闻联播》之后，在当时属于“A特段”黄金时间档，所以至少有2亿中国人都能看见那个画面：温暖合美的三口之家中飞出一个硕大的“1+1”，有个清脆的童声在画外说：
一家一个“1＋1”，帮助Daddy解决问题；
一家一个“1＋1”，Mammy得喘息；
一家一个“1＋1”，可爱的Baby喜欢学习。
和以往的广告不同，这一次联想说的既不是哲理，也不是豪言。可是它却让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电脑在一个普通人家中不仅仅可以用来教育孩子，还可以做很多事，它让你的家庭更加快乐、和谐、有效率，让你的生活和以前完全不同。乔健现在已经精于公司的市场推广之道。她说：“我们的策略是在企业利益和客户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结合点。在90年代中期，这个结合点就是普及电脑知识。只要每一个普通家庭都觉得电脑有用，这个市场就能成熟起来。”
公司的策略无与伦比，面对联想家用电脑的迟迟不能普及，他们竟对记者说出“我们不想打知名度”这句话。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商品紧缺时代”的终结，而1995年恰是我们国家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一年。市场繁荣，商品丰富，库存增加，标志着“紧缺”的配给制度和各种票证被取消了，买家开始挑肥拣瘦，商家纷纷标榜自己品牌的“知名度”，所谓“精品”和“名牌”，还有“品牌的无形价值”等等，都是这时候冒出来的。可是在乔健看来，让亿万普通人认识到自己的需要是更重要的。“如果大家都觉得电脑没用，” 乔健说，“那你还卖什么电脑？”在她看来，开拓市场和推销产品是不一样的。也许是受了柳传志的感染，这年轻的女孩子也喜欢把商业竞争比喻成一场战争，一说起来，就把编制“一家一个‘1+1’”时那种温馨的口吻一扫而光：“开拓市场就像是‘空军轰炸’，推销产品就像‘步兵突进’。你必须先打出一个市场、一种需求，然后让大家来认识你的品牌。”
乔健所期待的事情真的发生了。经过此前三年的酝酿阶段，中国人在1995年总算明白个人电脑对于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此后它便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着，而在那些购买电脑的家庭中，每100户中就有40户买了“联想1+1”。
小说-联想风云-柳传志：“不把我打入监狱他绝不罢手。”
柳传志：“不把我打入监狱他绝不罢手。”
乔健的“知识普及”策略不是1995年夏天中国计算机领域中的惟一话题。
刚刚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倪光南迫切希望恢复他对公司的影响力，就像我们在前面的叙述，自从1994年柳传志与倪光南在技术方向的选择中产生分歧，就在公司埋下权力斗争的种子。固守着技术领地的倪光南，现在一点也不愿意帮助柳传志维护那套“领导班子齐心协力”的假象，对柳的那封既婉转又坚决的信也不予理睬。两人后来又有一次单独谈话的机会。柳传志把地点安排在钓鱼台宾馆的一个鸟语花香的亭子里，显然是想让彼此之间的气氛有所缓和，但是他很快发现“还是谈不拢。这个人下决心把你当敌人时，那就义无反顾”。
不断积累的矛盾终于起火。总工程师投书中国科学院，指控总经理在公司的投资决策中独断专行，把“汉字系统事业部”擅自改为“软件事业部”，这是“取消汉卡”，挟私报复反对他的员工。此外倪光南还拿出更加凶狠的一招。他检举柳传志涉嫌重大经济问题：挪用银行贷款，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惠州联想科技园的产权不清不白，资金运行既不规范又不透明，很多事情连他这个董事都不知道。对于柳传志突然撤换原来的财务总监胡靖宇，倪光南也认定这背后必有重大隐情。他的手上有个重要证据：1994年柳传志把公司的552.58万美元借给吕谭平等人扩张私人股权，让后者在公司的股权从33.3%增加到43.3%。
董事长曾茂朝接到倪光南的举报，当即吓了一跳。关于公司的技术方向由谁说了算，这里的纷争他早就知道，所以并不感到意外，但是“涉嫌经济犯罪”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倘若坐实，那可真的会要了柳传志的“命”。
当倪光南第一次提出指控的时候，不少有地位有经验的人都怀疑柳传志能否做到彻底清白。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发展，让很多无法无天的人从中渔利。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把那些有钱的老板先抓起来再审，肯定没有冤枉的。”当然不少了解内情的人也怀疑倪光南的动机。他们认为公司的那些重要决策倪光南不会不知，当初知而不言，现在才捅出来，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节外生枝。
这个夏天中关村的形势似乎也决定了柳传志处在下风。公司的技术领袖赶走总裁的故事那时特别多。最典型的一个发生在北大方正。“这件事情的背景是很清楚的，”曾茂朝后来在回答一个记者的提问时说，“你知道方正吗？你知道王选吗？你知道方正的总裁经常换吗？为什么经常换？换总裁的动力在哪里？王选是院士，倪光南也是院士。”但是联想这段故事如果顺着倪光南的意志发展下去，可就不是什么“换总裁”，而是“总裁进监狱”。
当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局长李致洁率调查组来到公司的时候，人人都为柳传志能否过关捏一把汗。这已经是第二个调查组了。前一次是调查柳传志的工作作风，提出了一些诸如“他在公司里面是不是很霸道”、“公司人事的任免流程是怎样的”、“他有没有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一类问题。这一次就更加严厉，招招都是涉嫌经济犯罪的要害环节，最后还要被调查者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公司没有柳传志行不行？”这样一来，就让成团的迷惑弥漫在公司高级经理们中间。人人都在私下传递一个可怕的消息：“柳总出问题了！”
柳传志平生遇到的危机无数，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叫他痛苦和紧张。他觉得委屈，不得不用全神贯注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让他讨厌的事。当他知道中国科学院的高级领导们将召开会议讨论联想的问题，立即写了一封信，要求做“一个书面发言”。在为自己的行为和动机做了一番辩解之后，柳传志摆出了与倪光南势不两立的姿态。“我和倪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了，我无法再和他一起工作。”他写道，“作为总裁，我将向董事会提出免去他总工的职务，同时请院领导考虑免除他联想集团和香港联想董事的职务。”
柳还在“书面发言”里提出，希望调查组能够给他一个申诉的机会。后来他果然如愿。根据当时记录，对于其中一些关键问题，柳传志与调查人员之间的问答如下：
关于“为什么由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贷款500万美元给吕谭平等人扩股，使他们得到好处？”
柳传志说：
1. 香港联想原来有三家股东：北京联想、香港导远(吕谭平等人)、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三家股份是相同的，各占33.33%。在当时，北京联想和香港导远是平起平坐的，不存在我方是大股东和香港导远是小股东的问题。
2. 1993年香港联想扩股一亿港币，技术转让公司不打算参加。他们让出30%，其股本将由33.33%降为3.33%。当时，如果北京联想和香港导远都愿意占有这部分股份的话，他们的权力是相等的。(因为他们的股份相同)所以，他们应该对分这30%的股份。北京联想占48.33%，香港导远占48.33%。此时，柳提出：如果香港导远吕谭平等人扩股筹资有困难的话，北京联想可帮助解决。但北京联想所占的股份应大一些，可占到20%，而香港导远可占10%。吕谭平表示同意。后来成了北京联想大约占53.33%，香港导远大约占43.33%的局面。这时候，北京联想一方才开始成为大股。也就是说，北京联想成为大股东(53.33%)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要贷款给吕谭平，否则大家是相同比例。
3. 如果北京联想不愿贷款给香港导远，他们可让出5%的股份去向任何一家银行或投资公司筹借扩股资金(凭当时香港联想的声誉，这是极容易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的股份比例将是北京联想48.33%，香港导远43.33%，某家外资银行5%，中国技术转让公司3.33%，对北京联想又有什么好处呢？
关于“决策不民主，公司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经总裁办公会讨论”的问题。
柳传志说，没有与倪总商量就给他配副手，做法上欠妥，忽略了应事前商量。要在董事会章程建立后，制定总裁室的决策程序，有事多商量，发挥总裁室的作用。
关于“用人不当”的问题。
柳传志说，上百名干部中用错了四五个，这还算多吗？大家对李勤有意见，可只有他严厉地批评过李勤，别人都不说话。
关于“过于集权，大家都不敢表示不同意见”的问题，
柳传志说，他是能接受意见的，如果有好多人这样认为，他应好好考虑一下。
公司的高层经理几乎全都站在柳传志一边，这促使调查组接受了柳传志的解释，把这一事件的性质归结为“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涉嫌经济问题的对抗性质由此化于无形。这一调查报告经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审议通过，我们择其要点记录如下：
(1)在香港联想股票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
(2)大亚湾的资产产权关系是清楚的。
(3)关于联想的重大投资决策，都向董事长做了口头汇报，并在总裁室做过商议。
(4)“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不是柳传志提出的，是原汉字系统事业部的负责人和集团办的人，为了发展联想软件事业，根据汉字系统在市场中的实际状况共同提出来的，不存在“打击”的问题。
(5)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在就事论事地做出这些结论之后，调查组还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表明立场：
我们认为在公司怎样进行研究开发和研究开发怎样立项方面，不能由科技人员最后说了算，要由企业的总负责人根据市场和公司的情况做决策，柳传志应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倪光南同志对联想领导层之间在工作上的分歧，简单地归结为柳传志同志个人品质问题所造成，我们认为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在具体的做法上倪光南同志采取的是一种自己进行调查推论的方法，造成了他所提出的意见，大部分都没有确切根据，与事实不符。
柳倪之间发展到势不两立，让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左右为难。他曾试图采取“和稀泥”的办法维持二人的关系，但是每一次都不成功。很多年以后，他与本书作者有如下一段对话：
凌志军：看来这件事是再也拖延不下去了？
周光召：对。再拖延下去，柳传志也不干了。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选一，要么选柳传志，要么选倪光南。我当时的想法是，科学家的人数相对于企业家还是多，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柳传志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有潜力向前发展的企业家。在二选一的时候，我只能选他。倪光南是个不错的科学家，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远远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
凌志军：你当时认定这是工作上的分歧，而不认为柳传志有经济方面的问题？
周光召：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由工作分歧引起的。我不赞成倪光南把这些事情提高到那样的问题，因为我看不出来柳传志跟香港老板的关系是一种不正常的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从公司大局还是从事实本身的曲直来说，倪光南全都处在不利地位。他输掉了这场对抗，而且输得很惨。1995年6月30日上午，董事会把公司200个干部召至六层会议室，周光召派李致洁来宣布中国科学院的调查结论，曾茂朝则以董事长的身份宣读董事会的最新决定。此决定后来存入公司档案，编号为“联董字(95)001”：
鉴于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柳传志向董事会提出不再提名倪光南同志担任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报告，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没有人能料到事情竟然这样收场。会场气氛紧张，个个睁大眼睛，表情肃穆。主席台上只有两个位子，李致洁主持这个艰难的会议，曾茂朝宣布这个艰难的决定。公司的高级领导全都在下面聆听。柳传志和倪光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目不斜视。李勤终于让自己定下神来，站起来说了句话：“对于公司出现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的痛心和遗憾。”曾茂朝则对科学院在“弄清事实真相之后提出的处理意见”表示拥护。还说，“这是出于不得已的一种取舍，是我们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取舍对联想集团今后的顺利发展，无疑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柳传志在会议之前已经获知自己的胜利，做了充分的准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他的讲话本来就富有激情和个性，而这又是其中最具有感染力的篇章之一：
感谢院调查组为我的问题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给了我一个清白的结论。
自1984年开办公司以来，我们经过的风暴无数，本来面对着用心血凝铸起来的联想大厦，创业者们应该感到欣慰，并为互相的友谊和信任而感到自豪。然而正当公司高速发展、格外需要领导者精诚团结的今天，出了现在的问题，思想起来让人感到刀剜一样的心痛！
在去年3月份总裁室开工作会的时候，在倪光南同志把矛盾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和他的互相信任和团结是联想大厦的基石，希望他能够为了联想的前程珍视总裁室的团结。写这封信，我花了整整一天一夜，当时真是百感交集，无数的往事涌上心头，以至于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想起当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我们的汉卡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公司上下近乎疯狂的喜悦；我想起1989年元旦，全公司的大会上我带领北京联想的全体员工遥望南天祝愿倪总在香港开发286主板获得成功，那近乎教徒一样的虔诚。我不知道老倪是否还记得当发现QDI的芯片在主板上不能使用急得嗓子都哑了的样子？是否还记得1988年的春节联欢会上总裁室全体在舞台上互相调侃引起的欢笑？这一切在我都是刻骨铭心的。
柳传志说到此处开始抽泣。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在他们的眼里，老板始终是个硬汉形象，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流眼泪，甚至完全不能想像这样一个人的感情大厦也会有崩塌的时候。
柳传志掏出手绢来擦眼泪，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把话说完。他想让大家都知道自己实在没有做出对不起倪光南的事。他说自己每当新的公关部长就职时，就会提出明确的要求，“公司只宣传倪总。”他从来不肯在公开和私下说一句对倪总不利的话，而在倪光南和其他人的冲突之中，他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说：“如果再和倪总发生矛盾，不论什么事情都是你错。”他说他看到“这个同志点头的时候，两眼含满了委屈的泪水”！但他还是“硬着心肠”站在倪光南一边。又有一次总裁室决定让副总工程师曹之江去做总工程师办公室的主任，倪光南刚刚表示不满，他便立刻收回成命。他还第一次告诉大家，他把科学院奖励给自己的一套住房变成了“科学院奖给倪总的”。在叙述了这些事情之后，他试图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的可悲之处是把和他的关系的位置估计得过高，而不敢想像和其他同志一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对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反思。然而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
当着公司全体干部的面，也当着倪光南本人，柳传志坦率地承认，他曾经为两人之间的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但是到了最后，“我的痛苦就转成无以名状的愤怒”，因为“我逐渐明白过来，倪光南把矛盾升级到了向院领导告状，把矛盾的性质逐渐推到了一个对抗性领域”。
倪光南主攻方向在香港联想方面，而在柳传志的陈述中，这恰恰是自己最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的一个领域：
吕谭平是个事业型的香港资本家，他也是用120分的身心执著地投入他的工作，但是长期生活在不同环境的两部分人融合在一起有相当的困难，文化背景、世界观、管理方法都不同，所谓优势互补是瘸子要肯给瞎子指路，而瞎子要肯背瘸子，要做到这点是多么的不容易。在处理问题上要公平公正，作为香港联想董事局的主席，我要以香港联想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保证北京联想利益的同时，要真诚考虑合作方的利益。我自己以为是以我坦荡的胸襟和奉献的精神，以及处理问题的果断和坚决，注意反复沟通的方法，取得了香港合作者的信赖和尊敬。香港联想的事情我几乎每一件都及时和曾茂朝、李勤两位董事商量，当时倪还不是董事。大事还及时向北京总裁室介绍。因为我知道北京的同志很难设想在海外推进每一件事的艰难。另外，“先把饼做大，再考虑如何分饼”的观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倪光南和吕谭平在香港联想研究开发中心的指导思想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也扩展到了方方面面。我在香港的工作，倪光南同志是看得到的，我和他以前从工作到事情都是有交流的，我认为他是了解我的。我不能相信倪光南同志是由于主观推断的怀疑导致了向上面告恶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