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联想风云-引子
引子
在中国打仗，我们打的什么优势？打的实际上就是地域上的优势。我们成本低，我们有政府支持，我们有民众支持等等。你到外国去还有吗？―柳传志
柳传志喜欢战争故事，常用战场上的经验来比喻市场的制胜之道，所以不会不知道“两线作战”乃是兵家大忌，但是在1996年春天，他的确面临这样的局面：在“北线战场”，北京联想必须突破外国微机的重重包围；在“南线战场”，香港联想在过去12个月里亏损1. 9亿港元，倘若不能阻止颓势，则将导致香港方面的破产清算，进而连累北京，满盘皆输。我们仔细观察联想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认定，这是其中最为紧张、危险、曲折，也最令人激动的一个阶段。
柳传志把自己留在“南线”，试图阻止在香港的进一步溃败，同时指派杨元庆坐镇北京，借助自己的勇气、计谋，以及对“摩尔定律”―集成电路每隔18个月就把自己的性能提高一倍、价格下降50%―的坚定不移的信任，发起一场“绝地反击战”。
小说-联想风云-决战时刻
决战时刻
最迟在1996年年初，杨元庆就决心要让联想超过康柏、IBM、AST和惠普，成为“中国市场第一”。微机的销售量在他手里已经增加了三倍，但在公司的全部收入中也只占12%，要说市场份额，连康柏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所以当杨元庆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正在撰写“三年规划”的刘晓林时，后者大吃一惊。
“元庆，你没有发烧吧？”刘晓林问，“我们比人家差那么远，三年内做到第一，凭什么？”
“我想好了，”杨元庆说，“人家确实跑在我们前面，可我们是长跑的跑法，他们是短跑的跑法。只要保证自己的步伐不乱，早晚有一天，我们一发力就能超过去。”
杨元庆指示刘晓林把“第一”写在规划里，然后又找来负责生产的应旗，要他按照“第一”的目标计算流水线的生产能力，弄清楚厂房要不要扩建、投资要不要增加、熟练工人还缺多少。然后又命令负责原料供应的乔松，按照“第一”的目标去计算采购数量，看要不要修改采购的流程、要不要找新的供应商。他让刘晓林把这一切都写进“三年规划”，弄个塑料封皮，装订成册，郑重其事地呈递总裁室，也发给属下员工。“要让全体员工都清楚这个目标，”他掂着那本厚厚的规划书这样说，“然后朝着‘第一’的方向走。”有人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我一天到晚拿着材料成本在看，先要明白昨天是什么样，今天是什么样，明天将是什么样。”
他知道公司的真正未来有赖于赢得这场战斗，说它“生死攸关”，一点都不过分，所以他做得非常仔细，没有十足把握决不出手。那几个星期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事情就是核对英特尔微处理器的价格信息。他对价格的反应天生敏锐，还特别注意英特尔身后那几个小规模的芯片制造商，包括美国的CYRIX公司、AMD公司和德州仪器公司。小公司的市场份额加起来不过30%，但是他们跟在那个庞然大物后面穷追不舍，不断推出与英特尔芯片旗鼓相当的产品，却又让自己的价格略低一点。他们的“技术追随”策略看上去相当成功，逼得英特尔不敢懈怠，也让所有的电脑下游制造商因芯片不断降价而备尝苦涩。
1996年2月1日杨元庆接到报告，英特尔公司宣布将其主流产品“奔腾100MHz芯片”的单价从278美元降到195美元。一周之后又有新消息传来：市场专家预测，在未来的三个月里，奔腾150MHz的芯片将从804美元降至600美元，100MHz的芯片则将降到130美元。一切迹象都表明，英特尔公司正试图在奔腾芯片上孤注一掷，一举把身后的追随者抛开。
杨元庆特别重视这些报告，他相信英特尔公司不可能毕其功于一
役―它不得不每过三个月就降价一次。“我们习惯于看着今天的价格，”他说，“但是如果我们只看今天，那就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走。所以我们要看明天的价格。”看看属下还不能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杨又接着说：“我们一直跟着国外品牌走，而他们拿到中国市场来的东西基本上是他们的落后产品，甚至是积压品。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始终没有力量改变，因为我们的品牌影响力还太弱，用户跟着他们走。但是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
的确不同了。联想品牌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中国的计算机市场又到了用“奔腾”替换“486”的转折点上。
一直在等待机会的杨元庆惊讶地发现，由于微处理器的价格下降，如果把一台原来定价15 000元的“奔腾75MHz”降到9 999元，他依然有利可图。他意识到机会已经到来，于是在几个代理商那里试验一个不降低配置只降低价格的计划。新产品立刻就让代理商沸腾起来。尽管外国的电脑制造商把广告做到无处不在，但在并不富裕的20世纪90年代，花一半的钱就能买到同样的电脑，毕竟是更明智的选择。于是杨元庆命令生产线上把马力开足，让电脑的日产量从300台增加到1 000台，又告诉销售人员各就各位，打通所有运输环节，把电脑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
3月15日这一天，无论在联想的历史还是在整个国家计算机产业的历史上，都是值得留下一笔的。在无数次地被动挨打之后，联想微机第一次作为强劲的竞争者出现在市场。康柏和IBM这些无可争议的“世界电脑之王”，现在突然发现自己要对付一个年轻气盛的对手。联想集团宣布自己旗下的“奔腾系列”全线降价，其中入门级“75MHz”售价9 999元。这是当时全世界电脑市场上第一款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奔腾”，所以被当时的媒体叫做“1996中国个人计算机市场的一声惊雷”。
说是“惊雷”有些夸张，但是新的价格一出现在市场上，的确在电脑制造商中引起强烈不安。奇怪的是，过去电脑市场上的价格战都是外国厂商特别敏锐，这一次却是中国厂商最先作出反应：4月10日，同创宣布其“奔腾75MHz”售价9 700元；4月12日，方正宣布把“奔腾75MHz”降至万元。4月15日，浪潮宣布把奔腾系列降价20%~30%。
联想这一边，杨元庆天天盯着各地销售人员送来的报告。他已经把赌注押上去，期待着这一回消费者会跟着他走，胜负未分之前，心里不免紧张。他的仓库里还有一大批“486”呢，他正在逼迫自己赔本抛售。“你们想想，”他警告销售人员作好准备，“‘奔腾’都万元以下了，‘486’还能卖多少钱？”他的计划是以“奔腾”的成功来弥补“486”的亏损。
“如果一击不成，我们就会损失惨重，”他这样说。
结果他成功了，订单就像潮水一样涌到公司里来，让人应接不暇。第一个月联想微机的日产量超过1 000台，让人头疼的“486”也连带着销售一空，没有了库存，不仅以盈补亏，而且还有至少500万元的净利润。整个公司欢呼雀跃，因为成功超出每个人的想像。
春天结束的时候，外国厂商还没有任何反应。他们眼看着“中国电脑联军”的大举反攻而按兵不动，仍然把自己的“486”卖15 000元，“奔腾”的价格则在2万元以上。这局面就连杨元庆也有些奇怪，他第一次发现，“原来外国品牌的决策机制也不灵活，反应很慢。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太轻敌了，把联想精心策划的战役当成一次偶然的行动。”
如果他们真的以为春天一过市场就会回到老路上去，那就错了。事实上杨元庆计划中的“决战”是一个“连续性的行动”，他要的不仅是“一击而中”，而且还要彻底改变游戏规则。1996年3月15日不过是这个故事的开始。在我们继续叙述下面的章节时，先要提醒大家，杨元庆之所以能够一炮打响，除了前述种种缘由，还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因之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小说-联想风云-渠道为王
渠道为王
1997年4月“新财年”开始的时候，杨元庆有个著名的演讲，题目是“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绍鹏正开着一辆老款“蓝鸟”轿车奔走在岭南的高速公路上。那个春天他差不多都是在路上度过的。
一定是因为在西部战场屡建奇功，将“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构想变成了现实，所以陈绍鹏在1996年被杨元庆调到南方市场上来。那时候广东的微机市场是“康柏”天下，陈绍鹏年轻气盛，希望重现在西部攻城掠地的一幕，却不料一开始就遇到巨大的阻力。当地人经过港台商品的洗礼，全都笃信“洋品牌”，联想微机在全国很多地方被人熟知，但在这里，却很少有人知道。陈绍鹏左冲右突，8个月过去了，竟然没有一点进展。1996年11月7日，联想微机发起第四次“降价战”，把“奔腾133”也拉到“万元以下”，以后的几个星期，全国各路销售商都在高奏凯歌，在联想1996年的历史上留下“四战四捷”的佳话，惟有陈绍鹏的广东市场形势一片黑暗。
但就在这时出现了曙光。陈绍鹏和正道公司的总经理曹能业签下分销协议。曹的公司规模不小，最不同寻常的是，这个康柏的代理商对联想的“四战四捷”如数家珍，满心都是对联想微机的信任。“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大批代理商，”他对陈绍鹏说。陈绍鹏看到他“真的来劲了”，喜出望外。根据在西部市场的经验，陈知道这就是黑暗之中的第一缕曙光。于是两人坐在一辆车上，出了广州，向富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进发，经过番禺、顺德、中山、珠海，又往西南方向转去，到达汕头和眉山。他们把大半个广东转了一遍，白天晚上都在赶路，三顿饭的时候谈生意。那时候广东到处都在修路，有些地方车陷在泥里，两人下来一起推。有一天走到一个叫“大铺”的地方，已是深夜。两人敲开一个小旅社的门，说是“华侨旅社”，名字挺好，可里面好像有一年都没人住过，湿乎乎的，又很脏。两人挤在一张床上，司机靠着沙发，就这么到了天亮。
“那时候真的特别辛苦，但是我们情绪特别高，”陈绍鹏后来说。因为成果赫赫。他们有了至少10家代理商，很多人原是代理康柏公司产品的，也让他们拉过来卖联想微机。人家表示不愿意放弃康柏，陈连忙说：“没关系，你们既做康柏又做联想，不是挺好吗？”可是所有代理商都发现，从自己手上出去的微机，“联想”渐渐多起来，康柏越来越少。结果10家之中有8家成了联想的代理。1997年全国电脑市场的增长速度也不低，差不多有100%，到处都是莺歌燕舞。不过，“慧聪商情网”还在其中发现了新动向。它发布的报告说，联想微机几年以来一直在北方地区保持优势，今年加强了华东、华南地区的市场开拓，上半年这两个地区联想电脑的销量分别是去年同期的2.8倍和2.3倍。后几个月依然势不可挡，总计全年，联想在广东市场上的销售数量增加了5.8倍。
“我们抢了很多康柏的市场，”陈绍鹏得意地说，“当然还有康柏的代理商和销售渠道。”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可以发现，1996年到1997年这两年间，广东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开始接受国产品牌电脑了。要改变一种消费观念的确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你能满怀信心，持之以恒，就能做到。联想后来在广东境内的代理商超过300家。“联想微机不再是一个躺在摇篮里要妈妈保护的婴儿，”一个记者这样评论，“它长大了。”
小说-联想风云-企业规划办公室
企业规划办公室
大约从1997年开始，所有人都看出杨元庆的两大贡献：
第一，他挽救了国产微机的颓势，反败为胜。如果没有杨元庆在1994年、1995年和1996年的努力，也许中国的个人计算机市场真的要被外国品牌垄断了。
第二，他在公司营销方面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高效率的分销体系，并将产品的方向直指家庭用户。
不过，杨元庆本人却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另一个地方。他说，由于自己的努力，“在联想老一辈领导人那里树立了任用年轻人的信心和信誉”。
然而处在高级管理岗位上的年轻人并非人人得志。在1996年年底和1997年年初的那几个星期，刘晓林就特别不开心。当初他被柳传志强行调离微机事业部，到公司企业规划办公室去做副主任。可是就在这一年里，微机事业部“四战四捷”，把微机的销量提高了101%，市场占有率也超过10%，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占有第一的位置，杨元庆的“三年目标”用一年就达到了。尽管当时对于“谁是第一”还有争论，至少有一家调查公司认定，康柏微机的销量仍在联想之上，也没有人会因此失望，公司上下皆大欢喜，可是刘晓林早就离开微机事业部，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那一大批开进开出的崭新的轿车。杨元庆行使分配大权，给属下所有部门总经理颁发奖励，贡献大的可以得到 “帕萨特”，最次的也能有一辆“桑塔纳”。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未进入“轿车时代”，大多数人都认为家庭轿车是个遥远的梦，所以这个“奖品”给人们带来的激动，就像当年的72套住房一样。
可惜没有刘晓林的份儿。他在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感受。“那一次是我受刺激最深的一次，绝对的受挫感。”他从小到大，无论做什么都是拔尖的，没有落过人后，也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刺激。“早期打江山，我跟在元庆后面，是职位最高的人了，”他抱怨道，“最艰难的时候在一起干，等到有收获了，我却没有在！分轿车没有我，你说公平不公平？公平！你说刺激不刺激？刺激！看人家开着轿车扬长而过，特别难受，心里怎么也想不通。”
每个人在进身之阶上的种种情形，说来的确有些意思。有时候仅仅凭借天赋和努力就是不成，还需有运气。刘晓林后来一直说自己运气不好，这是其中一件事。他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看到别人开着轿车就不能忍受，也是事出有因。他的专业本来是计算机技术，但是他在进入联想时坚决要求去做一个销售人员，因为他信奉公司里就是“销售为王，别的事情都是虚的”。后来他离开销售前沿，也不是因为他干得不好，事实上正是因为他表现得格外杰出，才被柳传志调到企划办。
企划办是公司的要害部门。柳传志当初成立这一机构，把他看好的年轻人弄进来，也是因为当初在京港两地顾此失彼，希望它能代替自己坐镇京城。事实上柳传志总是把企划办挂在嘴边，认为这是他“排兵布阵的一个妙处”。他需要杨元庆和郭为那样的人在前方冲锋陷阵，也需要刘晓林这样的人在后方帮助他运筹帷幄。
公司里面从来没有人说“企划办”的全名，公司的文件上也没有。记者们问得紧了，刘晓林就回答：“如果你一定要弄一个出来，肯定就叫企业规划办公室了。”用公司员工的话说，那都是“柳总身边的人”。用刘晓林的话说，“企划办实际是老板的脑子的延伸和手的延伸。”公司很多部门的总经理都要向企划办副主任刘晓林报告，看上去可真是大权在握，实际上他却每时每刻感受到自己的角色是一种矛盾：他不是“将”，因为他不做实事；他也不是“相”，因为他握有实权。他在这一年里非常忙碌，可是回过头来想，却好像没干什么，掰着手指头数一数，只不过是设计新的薪酬体系，审阅陈惠湘的书稿《联想为什么》，帮助总裁把“管理三要素”―定战略、建班子、带队伍―的内容丰富起来，还办了一期干部学习班，带领公司全体干部研讨什么叫“建班子”。
“第三期干部学习班”是刘晓林这一年里最得意的事情。“我们把柳老板‘管理三要素’的第一条拆开了，揉碎了，”他说，“让大家学习领会。”什么叫“建班子”？怎么建？刘晓林总结了6条，写了很厚的一大本，用A4纸打印装订，发给大家，还奠定了干部培训班的三部曲：主题发言―分组讨论―集中交流。
公司80个最重要的干部聚集在京城北郊雁栖饭店，三天不散。把柳传志的思想一一列出，大家分成小组对照检查，人人发言，人人激动。尤其是杨元庆和郭为这些要害部门的总经理，更要身先士卒，把自己的毛病说清楚。杨元庆在小组会上说到眼圈直发红，这还不够，还要选择一个代表到大会上去发言，否则别人不知道你这个小组说了什么。刘晓林还借用“文革”时的一个词来描述当时场面，“自己教育自己，真的是灵魂深处闹革命。”
这样的“学习班”每年都有，“建班子”讨论完了，就讨论“定战略”和“带队伍”。一定是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记者们都有一个印象：联想“能折腾”，柳传志“会整人”。有个记者拿这个问题追问刘晓林，刘回答：“柳老板说过一句话：办公司就是办人。一支队伍绝对比一个产品更重要，所以必须带出一支队伍来，这个公司才能长久。他还相信，要把年轻人带起来，就要摔打磨练。你要培养出符合联想模子的人来，还要按照联想的模式去摔打。从这个角度看，他确实下了很多功夫。”
治理公司有如治理国家，总是要有人奉献有人受委屈。刘晓林失去个人的运气却换来大局的平衡。有“企划办”坐镇京城贯彻自己的意志，柳传志终于可以放心地回到香港挽救危局。刘晓林忙着企划办的事情，大多数时间都很得意，可是一想到轿车的事，还是难受：“我跟老婆孩子站在马路边，看着他们开车扬长而过，这个刺激我受不了。”
小说-联想风云-圣诞晚会
圣诞晚会
现在1996年就要过去。他的“圣诞演讲”其实在圣诞节之前两个星期就发表了，因为他觉得有必要让人们尽早知道公司已经转危为安。
公司按照惯例在香港举办了酒会，这种场合的演讲通常都是简明扼要，但是这一次柳传志违反常规，把他的讲话持续了45分钟。
他是这样开头的：“今天，在1995年出现较大亏损、联想集团受到重创的业绩宣布以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庆祝会上，我应该向大家说什么？”他详细陈述香港联想的失利，很诚实地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我的过失使股东蒙受损失，我感到非常惭愧；由于我的过失使香港的员工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了影响，我感到十分内疚。”他用了很多篇幅来介绍北京联想的成功之举。他告诉那些工资下降心绪不佳的香港员工，北京联想员工的收入在过去3年中平均增加了40%，今年将有更大的增长，然后说：“北京联想员工能做到的，你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他说了这么多，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数百来宾站在当场，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乌兰木伦副社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周早就得到报告，知道香港联想处在非常时刻，决心给柳传志以精神上的支持，所以才从北京赶来听他说这一番话。一个随行官员看到院长站得太久，觉得他一定“太累了”，于是悄声问他是否提前退场，周把眼睛一瞪：“听着！”
就听柳传志接着说：
把香港联想失利的原因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不适应公司上市以后的变化，依然以管理一家较小规模公司的方法去管理一家上市公司。最高层管理人员不作战略研究和分析，非常随意地决定重大问题；不能明确主要部门的岗位责任，责任不清，将帅不和；总经理室对财务的审批松散无度。这些听起来空洞的话，实际上每句都付出了极惨痛的代价。我们难道能埋怨市场变化快吗？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管理问题所致。老实讲，香港联想就像是一辆跑在路上的汽车，绝不是由于道路太窄，或是汽车太多致使我们翻车。翻车的原因，完全是我们自己开车往马路沿上撞所造成的。
然后他又陈述公司几个月来的整顿，宣布公司已经度过最艰难的时刻。这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柳传志已经大权在握，而吕谭平这个总经理甚至不在新的高层管理者名单中。柳如此违反常规地长篇大论，把“家丑”告诉外人，让公司的那些高层管理者听得惊心动魄，但事实证明，投资者喜欢诚实的企业管理者。第二天开市，联想股票升到三毛多，第三天，就到了五毛多。
短暂的圣诞晚会是公司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迹象。1997年元旦刚过，柳传志便把酝酿了好几个星期的计划付诸行动。
小说-联想风云-京港整合
京港整合
新计划是在美国硅谷萌生出来的。那是1996年11月，柳传志率领公司的高级经理们访问美国，到达硅谷的时候坐下来开了一天会。大家讨论南方战场的形势，都不相信香港联想的危机这么容易就会过去。连续两个财年的亏损累计达到24 500万港元，只能靠贷款勉力支撑。公司不仅输在一城一池的争夺上，还有更大的问题： AST微机衰败，主机板卡的销售量下降62%，导致公司的两大利润支柱赫然崩溃。更要命的是，公司没有新的业务方向，领军人物的能力又不足以力挽狂澜，仅凭修修补补已无法恢复它的盈利能力，有必要采取更加彻底的措施。
柳传志开始谈论把北京公司和香港公司整合在一起的可能性。马雪征在黑板上画出两种方案：
1. 北京联想把香港联想买过来。
2. 把北京联想的资产注入香港联想。
柳传志喜欢第二种方案。“最好的整合，”他说，“就是把北京联想的业务装到上市公司，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联想。”
他估量眼前形势，认定只有这个办法能够拯救香港联想。他有银行贷款，可以暂时地填补香港联想的亏损。他还有了“上方宝剑”，因为中国科学院和国有资产管理局全都答应支持他的整合决定。现在最大的障碍是两个“香港大股东”―吕谭平和吴礼益。他决定免除吴礼益的副总经理和执行董事职位，把吕谭平的董事局副主席和总经理职务也拿掉，只让他担任执行董事，可是吕、吴二人和另一个香港人握着公司的2.08亿股，又在董事会里拥有表决权。这一点马雪征和他有同样的担忧。她问柳传志：“他们两人要是联起手来反对怎么办？”这正是柳的心病：“执行董事一共五人，北京方面是我、老曾、老李，虽然三票对两票，若他们不同意，也很难实行。”
但他还是决定迈出这一步。他先找吕谭平，再找吴礼益，用尽全部的游说本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他后来对公司员工这样说，一起共事8年，当初各自带了30万元和满腔热情凑到一起，真是患难见真情。而今家大业大，柳传志名扬全国，吕、吴二人也都成了香港很有名气的豪富，竟要分手了。谁都明白，当初凑到一起是为了这个公司，而今分开也是为了这个公司。商场无情，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一样。
不过，柳传志和马雪征的担心是多余的。吕、吴都是聪明人，识时务，经过两年来的一番挫折，早就明白他们在公司里已做不了什么，所以很容易地接受了柳传志的安排。他们辞去在公司的所有职务，仍保有自己的股权。两个人当初为了扩大股份借了公司的552.58万美元，也知道柳传志为此背着“黑锅”，所以愿意听凭柳传志的安排。柳说：“现在咱们的股票价格是最低潮，才三毛钱。但我相信联想的未来。我们就以股票价格回升到发行价1.33元的那一天为期，你们要么以股还债，要么留着股票另筹现金还清本息。”吕、吴二人签订协议，对于以往8年的是是非非也不纠缠。他们都在西方受过高等教育，又是在香港这样一个社会长大，养成西方人的典型风格：彼此能够合拍就在一起，彼此不能接受就转身离开。不过，两个人还是很动感情，吕谭平在听完柳传志宣布决定后当场痛哭，一边哭一边说：“我反正还是信任柳总，因为他把公司当成命。”
柳传志心里一样难受，可毕竟闯过了最难的一关，不禁长出一口气。这消息传出来，股票又涨，到了1月29日，已经涨到1.15元。这一天柳传志从香港回到北京，来到公司的时候仍然兴奋不已。“从香港回来，身上还带着浓烈的南方战场的硝烟味。形势很好，挺激动，大家看到我和董事长的脸都挺红，有点像一个职业军人马上要打大仗以前的那种兴奋的感觉。”柳传志得意地对他的员工说，“当初有人以30万元买了100万股，这几天就挣了70多万元。”事实证明柳传志的决定相当英明，4个月后联想股价已经回到发行价之上，公司也就很顺利地从吕谭平等人手里收回了借款。
1997年2月3日，公司全体董事在北京联想总部大楼505室召开会议，当场拟定决议如下：
―把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合并为中国联想。
―具体做法是，把北京联想业务的主要部分通过资产评估，以该部分资产购买香港联想股票。
―整合后的北京联想将成为香港联想的绝对大股东，所占股份将由原来的42%上升为60%以上。
董事会将合并后的公司大权赋予柳传志。他成为中国联想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中除了李勤和曾茂朝之外，还有杨元庆、马雪征和郭为。对年轻人来说，这个位置意义重大，它强烈地预示着公司未来的权力格局。
1997年7月1日零点，香港回归祖国。中英两国政府的政权交接仪式结束之后，查尔斯王子一分钟也没有多待，率领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一行，乘坐英国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离岸，驶向漆黑的大海深处。与此同时，中国大陆35个大城市的中心广场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几亿中国人彻夜不眠。李勤在北京联想总部的白色大楼里对记者说：“香港和联想集团的历史渊源很深，今天对联想集团的发展也很有意义。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扛起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大旗。”香港那一边，柳传志的心情也不错。南方战场至此有了完满结局，人人皆大欢喜，都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时候上级的批文下达，就将大功告成。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等来的是上级的调查组。
小说-联想风云-调查组又来了
调查组又来了
1997年7月，调查组第三次进入联想，还是针对柳传志而来。
10位调查人员来自中国科学院、中纪委、国家审计署和监察部。了解内情的人都发现，这一次来头更大，有如中国科学院的新任院长路甬祥在调查组预备会上所说，“这次是根据朱基、罗干同志的批示，按监察部审计署的要求，科学院再组织一次调查，把事实彻底搞清，向中央写个报告。”
中南海要“彻底搞清”的事情，按照路甬祥的解释，是因为“有几次人民来信反映，在运作香港联想的股权以及某些投资行为中有违纪行为，希望调查”。路甬祥不好意思说出“人民”是谁，其实谁都知道那是倪光南。
原来就在柳传志为南北两线战事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倪光南仍在顽强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显然不再信任中国科学院能够秉公处置他与柳传志的冲突，所以把举报信直接呈递中国证监会、国资局、监察部、中纪委和党中央。
朱基和罗干同时关注此案，让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这两个人，前者一向有“铁面宰相”之称，尤其对国有经济领域中的化公为私无比痛恨。后者则是负责国家政法界的国务委员，他要是一发话，通常都会导致一场迅速严厉的追究行动。柳传志原本以为倪光南的麻烦早就了结，不料竟是越闹越大。过去这些年的很多事情证明，他不是个不能受委屈的人。当然他也承认，自己的“修炼还没有到最佳境界”，有时候也会失态，也会忍无可忍。记者刘韧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在接受调查时的反应：柳传志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气急败坏：“一个调查没事了，又换了一个新内容调查，如果他老是瞎编，你们老要调查，我还干活不干？”
倪光南不是玩弄阴谋的人，他把事情做得光明正大，按照党组织的原则，也不逾越公民的合法权利，告状信上全都写着自己的真实姓名。他指控柳传志的罪名并没有增加，但是曾茂朝却发现，因为南方战事顺利，反而给倪光南提供了新的炮弹。比如“联想股票涨了，他就算出来，由于股权让给港商不少，所以国有资产又流失了几个亿”。
“这就越来越严重了嘛，”曾茂朝对倪光南说。他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表明，这是他最后一次试图以计算所老所长的身份劝说倪光南罢手：
我对倪光南说，你不要这样子做，你这样子做，对这个企业一点好处也没有，而且事实不是那样。我还找了他的夫人，最后他们跟我说了非常过头的话。她说，陈希同都可以拉下来，柳传志为什么就拉不下来？后来我看没希望了，只好公事公办。
曾茂朝似乎对自己的记忆坚信不疑，但是倪光南始终否认他说过要把柳传志送到监狱里去。对于当时发生的那些事情，曾、倪二人在一些关键细节上的回忆也不能一致。2004年3月，因特网上“中国思维论坛”发表一篇文章，以倪光南的立场详细记述事情过程，作者化名“敦科平”，同时宣称“在任何公众场所，包括到法院应诉时，都能以真实姓名讲述自己的观点和依据”。倪光南则变得小心谨慎，不愿谈论往事。偶然有个人找他追问事情细节，他便声明联想的那些人都在说谎，然后推荐“敦科平”的文章，并且说：“值得一看，文章中的许多事实在其他地方不容易看到。”关于倪光南与曾茂朝的对话，“敦科平”有如下一段记载：
在1994年上半年，倪光南发现负债持股问题后，按组织程序在内部反映。首先找的就是董事长曾茂朝。他鼓励倪光南上告。开始时，倪光南认为借钱给港商是损害联想利益，没有上纲上线的知识。1994年7月初，曾茂朝参加了院领导对柳传志的谈话后，就告诉倪光南说：院领导批评柳传志，说“倪光南告你挪用怎么办”？这样，书生气十足的倪光南才知道这种行为叫“挪用”，乃大是大非。由此看来，“把柳传志送进监狱”的原创应该归曾茂朝。
调查组卷土重来，唐旭东首先应当知道原因。他是条法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名称简化之后让人费解，实际上应该叫做“条约法规部”)。假如公司有人违法乱纪，他是负有督察之责的，所以曾茂朝将事情经过向他通报。他看到了一些被列为保密的材料，还看到中南海的批示，不禁大惊。他一直觉得倪光南为人友善，“是一个谦谦君子、书生、很受人尊敬的高级知识分子，一点架子都没有，也非常关心年轻人。”倪光南和柳传志为了工作的分歧发生冲突，他也知道。“他有他的想法，柳总也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有些激烈的争论，我们都不觉得奇怪。”但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让唐莫名其妙：“倪光南告的事情触到一个人的根本，不再是工作上的分歧，不再是战略上的分歧，而是对你的人格、人品的怀疑，是触犯刑律的问题了。我始终没有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然而以党纪国法的立场来度量，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假如事情真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柳传志难免负罪入狱，公司也将从此完蛋。他在惶惶不安当中过了一天。自从5年以前主持公司的法律事务，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各种诉讼中，处理过至少10个违纪事件，开除十几个员工，把4个触犯刑律的员工送到法庭上，打过几十件合同纠纷的官司，但是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让他感觉到危机四伏。
小说-联想风云-第九章 起跳
第九章 起跳
小说-联想风云-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