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根深蒂固的反共偏见，南非白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老练的非洲人政治家那么欣然地把共产党人当作朋友。但是对我们，这一点很明显。在为反对压迫而斗争的人们当中，相互之间的思想分歧，在目前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支付不起的奢侈。此外，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南非唯一准备把非洲人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的政治组织。他们准备与我们一起进餐，一起交谈，一起生活和一起工作。他们是惟一准备与非洲人一起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政治组织。”
正是因为曼德拉的这种态度，他被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囚禁多次，而法律依据则是“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尽管他一再否认他是共产党。
就在曼德拉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前一年，一位祖鲁人学校的教师放弃教职，来到约翰内斯堡，他激进好斗的性格和丰富渊博的知识很快使他在自己身边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曼德拉受他的新思想影响很大。这位名叫伦贝迪的青年日后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的成立和非国大本身的理论建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伦贝迪的身世亦很艰苦。他于1914年出生于纳塔尔的乔治代尔地区，当时他的父母是一个白人农场的分成制佃农。到20年代后期，为了让孩子们读上书，他们举家搬到附近一个叫伊莎贝罗的小镇。伦贝迪的母亲受过少许小学教育，在与他父亲结婚之前当过几年教师。看起来，她将自己所学的那点可怜的书本知识都教给了自己的孩子。这样，当孩子们能够进天主教传教士办的小学之前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伦贝迪的童年是在贫穷屈辱中度过的，当时他穿着上学的破衣裳被形容为“非洲人苦难生活的活生生的象征”。伦贝迪在学校以刻苦学习和喜爱辩论而著名。但他同时是一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并梦想成为一名教士。
小学毕业后，伦贝迪得到一笔助学金。这使他得以在亚当斯学院接受教师培训。这所以自由主义著称的学院是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兴建的，伦贝迪在这里尽展其才，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果汁，充实着自己的精神世界。1937年，他通过了大学资格考试并在拉丁语的考试中获得优良的成绩。随后的6年里，他在纳塔尔和奥兰治两地任教，并通过函授学习哲学和罗马——荷兰法，获得文学士和法学士学位。奥兰治自由邦历来是阿非里卡人的极端分子的中心，而当时的背景则是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疯狂和史末资政府决定保卫英国的政策引起的激烈反对情绪。对一个黑人来说，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教书决不是一件轻松事。但伦贝迪来此地教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他的塞索托语和阿非里卡语的语言能力。实际上，他确实具有语言天才。当这位非洲民族主义的空想家才33岁时就因疾病和辛劳英年早逝时，他已熟练地掌握了7种语言：祖鲁语、塞索托语、英语、阿非里卡语、荷兰语、德语和拉丁语。
当时，曼德拉、西苏鲁、坦博、伦贝迪和姆达等青年政治家经常在一起谈论非洲人的命运和前途。与很多非洲早期政治领导人一样，伦贝迪曾对法西斯主义很感兴趣，他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思想可以说是全盘接受。幸亏他的朋友姆达极力从正面影响他，使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南非实际问题的思考上来。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南非黑人民族主义的理论问题，伦贝迪为自己设立了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攻读哲学硕士学位。这对南非的黑人来说，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正是在这一研究过程和自身经历的感受中，伦贝迪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非洲主义。他的非凡才能和这一理论的激进特点确实吸引了相当一部分非洲人。为曼德拉写过传记的玛丽·本森曾把伦贝迪描写成为“一个很有趣的人物——狂妄自大而又积极进取，还有一种嘲弄他自己的不平凡的才能。他虽然不是口若悬河的演说家，有时还有口吃，但他时而用教师的口吻，时而用煽动的语调，讲起话来颇具诱惑力。”
伦贝迪注意到，一个民族需要一种统一的思想和意志，这大概也是他崇拜纳粹主义的专制精神的原因之一。他指出，阿非里卡人的统一决心和坚守纪律跟非洲民族运动领袖的优柔寡断和游移不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向非洲人提供一种全新的思想和哲学至关重要。这种思想不仅可以武装黑人群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沟通民族运动领袖和非洲普通民众的桥梁。
非洲主义实际上主要包括两个内容：非洲人的自尊和非洲大陆的统一。由于长期忍受白人政权的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的摧残，很多黑人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伦贝迪认为这是非洲民族的致命伤。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道德的沦落”，其主要症状是自我信心的丧失、低人一等的表情、受挫失意的感觉、对白人事物的刻意模仿和对外来思想的一味崇拜。这些都是一种心灵的病态。非洲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教导黑人不要为自己的肤色而感到羞辱。伦贝迪常常动情地指着自己的皮肤对曼德拉以及其他青年朋友说，“看看我的皮肤，它和我的母亲非洲的土地一样黑。一个黑人的责任是不要让自卑将自己击垮。”
伦贝迪明确地提出：我们必须发展一种种族骄傲。自然界赋予了黑人各种力量和高贵的成分，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夺走的。要打破那种白人津津乐道的黑人自卑感，恢复非洲人的自尊，从而创造一种全新的、积极的自我形象。非洲人应对过去的成就、未来的信心以及非洲人的天然黑色发出一种出自肺腑的热爱。“我们必须坚信我们并不低于任何种族。非洲和我们自己构成了一个整体。”同时，他自认为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这就是“统一和解放非洲的神圣使命”。
在政治方面，伦贝迪强调非洲统一的思想。他认为，非洲人注定要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非洲大陆必定要成为一个国家，从而在世界大家庭里占有一席之地。“非洲是一个黑人的国家”，用他的话来说，非洲人是非洲这块土地的原始居民，从很久以来，他们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所有的非洲人的肤色决定他们将组成一个民族，目前这些异族的众多部落将演化成一个同根同源同类的民族。而民族团结统一的基础是非洲人的民族感情，这种感情是不受其部落关系、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或经济基础等条件限制的。在他看来，所有部落团结成一个民族是争取解放和进步的绝对必要条件。
很明显，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就是一种非洲民族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非洲的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根源于对非洲这块土地的热爱、对非洲的过去和未来的一种深深的热爱。“将所有的非洲人在非洲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纽带是对非洲—一我们的祖国和她的自由的充满激情的炽热之爱。”尽管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在哲学上并不深刻，在政治上亦欠成熟，加上表述上的抽象，使同时代的南非黑人群众并不容易接受；但是在一批青年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却很有鼓动性。这种致力于发掘和强调非洲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文化民族主义，激励了整整一代非洲的青年政治家，在他们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激进的南非政治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伦贝迪的思想武装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青年政治家，为青年联盟的成立（1944年）并于1949年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取得支配地位提供了思想武器。难怪有人认为，非洲真正的现代解放运动是从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成立而开始的；而青年联盟的非洲主义思想则来源于伦贝迪。
南非斗士曼德拉--第五章 青年联盟
第五章 青年联盟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
·苏玛博士的温和策略
·“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
·“老卫兵”与激进派之争
·“宫廷政变”
·非国大起死回生
法国早期思想家爱尔维修曾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在40年代中期的南非，一批光彩照人的青年领袖开始活跃在黑人解放运动的舞台上，他们中有温和务实的奥立弗·坦博，有理论大师安东·伦贝迪，有富有组织才能的沃尔特·西苏鲁，有后起之秀纳尔逊·曼德拉，有果敢激进的罗伯特·索布克韦，还有姆达、罗巴洛科等。这些人物产生的原因当然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但不容否认的是，历史上任何伟大的革命斗争都必然造就自己的英雄人物。正是这批英雄人物使青年联盟能突破老一辈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传统斗争方式，于1944年成立。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前身为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成立于1912年。如前所述，1913年制定的“土著土地法”不仅禁止非洲人购买或占有保留地以外的土地，还禁止他们在欧洲人的地产上进行独立的经济活动，其目的是不让班图农民在保留地外单独从事农业劳动，而迫使他们到矿山去做工。这一法案促使非洲人意识到他们在被人掠夺和剥削。在群情激奋之下，非洲人的第一个政治团体由此而生。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就是在1912年“土著土地法”草案公布后组织起来的，为首的是几位知识分子。约翰·兰加利巴莱尔·杜比当选为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第一任主席，他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教师兼牧师。曾被教会派往英美学习的非洲律师皮克斯利·卡·艾萨克·塞姆博士当选为司库，秘书长则是来自开普的一位靠自修出身的职员所罗门·茨赫基索·普拉彻。
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是知识分子和部落酋长的结盟，或者说是现代社会精英和传统统治阶级的结合。它的组织机构亦很奇特，以两院制议会为基础，有酋长们组成的上院和平民组成的下院。两院各有自己的议长。巴苏陀人的最高酋长莱特西二世是一致选举出的名誉总督和上院议长，他坚决反抗荷兰移民的土地扩张，直到1884年才不得不请求英国人保护。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的机关刊物是由塞姆博士于1912年创办的《人民报》，它在财政上得到斯威士兰的摄政皇后纳托齐贝尼的支持。这家报纸以英语和3种非洲语言出版，是非洲人的第一家民族报纸。
国民大会的政治目标是竭尽全力来反对政府的“土著土地法”的实施，同时，它也希望成为一个“保护非洲人的权利”的组织。根据塞姆的意见，该组织应建成一个公开的机构，不怀任何不良的目的，尽可能地公开向政府当局提出不满意见，以求讨论和纠正。主席杜比先生后来回忆，当时非洲人与政府打交道“不是带着长矛，而是作为忠诚恭敬的臣民，其目的是为了申诉苦情并清除那些导致贫穷、偏见和有歧视意味的立法等种种障碍”。这些语言表明，当时的国民大会事实上还不能算是一种民族运动。同时，1919年通过的章程中规定的国民大会的策略亦表明，立即实行非洲人的代表制并非该组织的目的，这种斗争方式有必要“等时机成熟了才可采用”。这一章程还规定，最适宜的方法是决议、抗议、宣传、代表团、调查、“消极行动”、教育、讲座和散发有关材料，同时还力争取得有同情心的白人的支持以改变现状。
这样，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的早期活动局限于和平抗议和请愿。国民大会成立后即把以约翰·杜比为首的代表团派往伦敦，指望得到英国政府对非洲人的土地权利的保护，结果可想而知。大会代表团刚刚空手而归，在布隆方丹的一个特别会议上作汇报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一次大战中，国民大会的领导者采取了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大会郑重声明它效忠英国政府。他们误以为英国一旦获胜，将会感谢他们的忠心而改善目前状况；即使英国战败，他们更容易迫使政府让步。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们主张应把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斗争推迟到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1915年起担任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秘书长的塞洛普·西马为首的一个黑人代表团来到凡尔赛，代表那些没有代表权的南非人在和平会议期间进行活动。当时在法国，非洲代表团的成员所罗门·普拉彻出席了由杜波依斯博士①在巴黎组织的第一次泛非大会。
①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1868—1963年）：（加纳籍美国著名黑人领袖，历史学家，反帝战士。他是泛非运动的创始人，曾积极推动1900年以来的四届泛非会议。1945年当选为第五届泛非大会的主席。由于他反对美国的内外政策，曾多次遭到美国政府的迫害。1961年以后，移居加纳，1963年加入加纳籍。著述甚多。1963年病逝于阿克拉。
1925年，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改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采用“上帝保佑非洲”作为会歌，并设计了黑色、绿色和金黄色横条的旗帜。1927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古默迪的罗马天主教徒当选为主席。但由于他的明显亲共态度难于为会员所接受，因而他很快就被国民大会的创始人之一皮克斯利·塞姆所取代了。1927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动了一个反对反非洲人立法的群众抗议运动。1929年9月，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工商联盟的一些支部举行了联席会议并建立了所有非洲人及其社团的统一战线组织—一非洲民族权利同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当选为该同盟的主席。第一次同盟会议又发动了一次反对反非洲人立法的请愿运动，并决定每年12月16日，即丁干日，作为非洲各族的民族节日举行庆祝活动。这次运动的结果是迫使政府放弃“土著代表议案”。
1935年，赫尔佐格一史末资政府再次向议会提出“土著代表议案”，这促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这年6月，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左派分子的倡议下，几个群众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会议，决定召开所有非洲组织的大会，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反对反非洲人立法的统一战线。12月16日，南非所有的非洲人组织在布隆方丹举行了国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约有500人，包括印度人和各种有色人团体的代表，使这次盛举成为南非历史上非白种人最广泛的一次集会。然而这次集会并未产生什么实际影响。更令人失望的是，1936年12月，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强调南非联邦对英王必须“信任、爱戴和忠诚”。非洲人国民大会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它的日渐衰落也是在所难免的了。到194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停顿下来。改革的时机到了。
1940年，艾尔伯特·苏玛博士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苏玛博士致力于复兴非洲人国民大会，想通过整顿国民大会的管理机构，加强组织人员的责任感和效率，将该组织转变为前所未有的群众组织。但是，他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采取的迁就态度和在争取非洲人的完全权利方面的渐进主义使他的支持者逐步减少。然而，苏玛博士的最大失误仍与他的前任一样，忽略了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这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目的。
1945年举行的第五届泛非大会标志着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发展的新阶段。非洲人国民大会亦派出代表参加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①会上一致通过了一系列“非洲人要求”。他们要求采用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要求降低所有的种族壁垒：废除令人痛恨的“通行证法”，教育平等和机会均等，同工同酬以及购置土地的平等权利。1946年，苏玛博士到纽约旅行，把这些新近提出的要求递交联合国。
①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克瓦米·恩克鲁玛、乔莫·肯雅塔、乔治·帕德莫尔、黑斯廷斯·卡·班达和杜波依斯博士等。
面对着无数次的请愿和劳而无功的要求，一批青年黑人政治家要求改变斗争方式。当伦贝迪刚到约翰内斯堡时，皮克斯利·塞姆博士邀他帮忙。通过接触与交谈，他对塞姆博士这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黑人领袖丧失了信心，因为他们安于现状，坐等白人政权将平等权利恩赐给黑人。他将自己的看法告诉姆达——一个于30年代即已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人青年，姆达建议应找西苏鲁谈一谈，“他那儿有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我们应该一起交流看法，提出一个行动方案。”
当时，姆达的妻子与沃尔特·西苏鲁的未婚妻和曼德拉的女朋友伊弗林都在一起参加护士培训。当他拜访了西苏鲁在奥兰多的家并见到曼德拉以后，曼德拉马上提出要见伦贝迪，“他的思想太有吸引力了。”很快，这几个人又在另一个人家里见了面。这次还有刚到约翰内斯堡的坦博，他也是一位积极的改革派，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一辈领导人的斗争策略深为不满。曼德拉和他的这些朋友戏称这些领导人为“老卫兵”，确实到了该换岗的时候了。
第一次改革派的正式会议是由姆达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伦贝迪、曼德拉、西苏鲁、坦博以及约旦·恩古班尼，一名来自纳塔尔的记者和威廉·思科莫，一名参加了南非共产党的医学系学生。姆达首先发言，“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领导奉行的是一种趋于灭亡的保守主义和假自由主义，它追求的是一味的姑息和妥协。”在会上，曼德拉以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分析了南非的形势，强调行动的迫切性。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南非的工业发展迅速，这样使黑人在南非工业劳动力中的比例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史末资政府的各种反对非洲人的政策，城市居民正在觉醒，不满情绪也在增长。最近发生的亚历山大工人抵制汽车公司的斗争就是明证。“我觉得现在是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极好机会，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他的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在讨论如何组织群众时，恩科莫提出应抓紧时机，大力发展有组织的工会。伦贝迪指出，任何群众运动的成功取决于一种黑人民族感的建立。西苏鲁提醒大家应充分认识目前南非黑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自己对手的实力。
在这次汇集了将在南非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的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交换思想，最后在三个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一，斗争的方法。他们认识到，黑人地位的改善靠议会道路是走不通的，指望由这些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人通过土著代表议事会①来表达非洲人的意愿只是妄想。要提高黑人地位只能靠非议会道路。第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领导奉行的政策很难适应目前斗争的需要。他们不是发动群众，而是害怕群众。他们对群众抗议的厌恶实际上与白人政权对“暴民政治”的恐惧是一个性质。第三，会议同意与会者下去与各自的熟人朋友讨论一下组成一个青年运动的可能性。这个运动可以暂名“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联盟的主要任务是为“老卫兵”充当思想库。姆达后来解释这一策略时说：“我们不愿意激怒或疏远苏玛博士，因为没有他的允许，我们就不。能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施加影响。”
①土著代表议事会成立于1936年，是赫尔佐格当政时实行的一项土著政策。它成为反映黑人“共同利益”的官方咨询性机构。其成员包括6名白人官员和16名黑人代表（其中12人民选，4人指定），一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亦曾任职此会。该会于1951年取消。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些青年改革派起草了一份“青年联盟宣言”，他们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见苏玛博士。在会客厅，苏玛的妻子玛蒂·哈尔向代表团讲述了她自己的政治哲学。她是美国黑人，从事的是社会工作。尽管她每天都要与缺衣少食的黑人或流离失所的孤儿打交道，但她始终相信：南非黑人亦必须重复美国黑人的老路，只有通过几十年的耐心等待和经济自助之后，黑人的境遇才能得到改善。苏玛博士回来后，当他得知了这些青年人想组织一个青年联盟未动员群众时，他感到十分不安，“我们不是已经有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吗？”代表团成员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奇怪政策是它根本就没有行动的纲领，既无消极抵抗亦无其他类似的计划。这样下去只会失去群众。苏玛博士的解释是非洲人作为一个集团既无组织又无纪律，如果像青年联盟计划的那样，只能是操之过急；非洲人国民大会缺乏关心黑人运动的人，行动只能带来暴露和损失。然而，这些青年政治家坚持自己的看法，要求苏玛同意青年联盟的成立并批准他们初拟的纲领草案。在这种情况下，苏玛博士自知拒绝将意味着分裂，只好在仔细审阅了他们的纲领后表示同意。
1944年的复活节那天，在埃洛夫大街的班图人社会中心，约100多名黑人青年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成立大会。这个会议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所作所为已引起广大黑人群众的不满，青年激进派正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一组织，有些人主张成立一个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毫无关系的组织；换句话说，是踢开非洲人国民大会而另起炉灶；另一派则认为应竭尽全力恢复这个奄奄一息的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生。
当时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苏玛博士早已注意到了这股激进的潮流，并想方设法掌握主动权。1944年，他主持了一个与南非共产党的联席会议，计划举行一次反对通行证法的抗议运动。大会于5月20日至21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到会代表540名，代表了60多万非洲人。大会通过了一项宣言谴责通过证法，认为：
1．加紧了对千百万非洲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2．加剧了非洲劳苦大众的赤贫化，促使疾病传播，造成了千千万万无辜的人犯罪，被关进监狱；
3．在南非各族人民之间制造严重的种族摩擦；
4．阻碍着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发展；
5．因此，它与南非各族人民正在为之流血战斗的崇高目标相抵触。
大会决定在全国举行反通行证示威，发起签名运动，目标是征集100万人在反通行证法请愿书上签名。请愿书定于1944年8月由一个非洲人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提交政府。然而这次运动并不成功，签名的人不到1万；请愿书拖到1945年6月才送去。这时的代理总理霍夫迈耶拒绝接见，令代表团去见土著事务部长。代表们为抗议总理“拒绝接见代表几百万非洲人的反通行证法代表团一事的不民主作风”，召开了5000人的集会。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但遭到警察逮捕。苏玛博士为争取人心，决定采取更激进的措施。他召集了一次大会，提出要举行一次集体烧毁通行证的群众斗争。这使他的批评者对他的这一勇敢决定大为赞赏。不料，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难以就采取何种形式的群众斗争取得一致意见，这一计划流产了。
青年联盟成立后，选举了恩科莫为第一任主席，但他的思想被青年联盟成员们认为过于左倾。很快曼德拉和西苏鲁、姆达等提议由伦贝迪取代恩科莫。但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哲学为一些核心成员所反对，他们认为应该团结更多的人，不能采取排外主义。奥立弗·坦博就认为，非洲主义不过是种族歧视的另一种表现，而民族主义的提法更为妥当。他在辩论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南非黑人中，要求被白人社会所接受的人与要求剥夺白人特权的人一样多；很多受过基督教教育的黑人对一味排除白人的政策难以接受，因为这与基督教义相违背。而民族主义的旗帜则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最后可能接纳黑人为其同盟军的白人。
曼德拉和西苏鲁则同意伦贝迪的提法。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期望削弱了黑人斗争的决心，使他们更易于接受温和的手段。白人中的自由主义者为了缓和矛盾，一味鼓吹温和的改良措施，从而阻止了有效的黑人反对派的发展。非洲主义是唤醒黑人自尊的最有效方法，可以摧毁那种因住在城市白人世界的边缘地带而产生的自卑感。如果提倡多种族形式的民族主义，黑人仍将为白人文化所蒙蔽欺骗。青年联盟的目的只有一个：用一种有说服力的哲学去动员黑人群众，激励他们起来斗争。恩古邦尼表示：只有将非洲人组织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才有可能实现全民族的理想，否则将一事无成。这种对其他民族的恐惧根源于种族隔离政策，同时也是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而产生的一种心理自卑感。一些青年联盟成员表示，如果与印度人国民大会或共产党合作，黑人只会成为他们为达到自己目的过程中的踏脚石。但是，这些担心随着局势的发展而有所改变。
1944年4月，坦博被选为青年联盟书记，曼德拉参与由姆达起草的一个基本政策文件的审订工作。他们认为以前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问题有三个：第一，是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与压迫者相勾结”的问题，他们竟然支持土著代表议事会，这是十分令人愤慨的。第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不是完全的民族主义者，在民族主义问题上遮遮掩掩。青年联盟则明确表示拒绝白种人统治的一切形式。第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从不注意将国民大会组织成群众运动，从而没有基层联系，只得到群众某种道义上的支持。
青年联盟有明确的宗旨，非洲民族主义将是它的信条，青年联盟要大力推动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为了达到真正的民主政治，青年联盟将为废除各类种族歧视的法律和非洲人取得“完全的公民权”而坚决斗争。青年联盟力争非洲人在议会有直接代表，工会权利将不受阻挠。土地将按人口比例在各民族的农场主和农民之间重新分配。将实行免费的儿童义务教育和成人教育。非洲文化将吸收欧洲和其他文化的精华。它将创造条件使非洲对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做出自己的贡献。
曼德拉和其他的青年激进派对共产党和印度人国民大会的敌视态度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并不是很有市场。他们曾在一次年度大会上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里的非洲共产党员必须退党，但此动议遭到否决。这种偏激情绪在1946年发生的德兰士瓦罢工和印度人的消极抵抗运动后有所缓和。这两次运动使伦贝迪和曼德拉等人看到了其他政治组织的力量和与这些组织合作的可能性。
1946年8月，德兰士瓦金矿矿工在杰出的黑人共产党员约翰·马克斯（他同时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执委会委员）领导下开始罢工。罢工者要求把矿工工资从每天2先令3便士增加到10先令。罢工迅速蔓延，很快就冲破了把各个矿工营地彼此隔开的壁垒。70000名矿工拒绝上工。史末资派军队去营地镇压，有9名工人遭到杀害，1248名受伤。罢工被镇压后，50名参加罢工的共产党员和非洲矿工工会会员遭到逮捕，并决定按照战时法令以“秘密煽动罢工”罪来审判他们。但因为根本没有站得住脚的罪证，这个案件遂宣告破产。南非白人政权本想通过此案以“共产主义的威胁”恫吓全国人民，为取缔南非共产党作准备。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方面，这次镇压和审判使原来幻想战后史末资会在国内逐步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减缓种族歧视措施的许多非洲人对这个政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共产党员在这场罢工中表现出来的非凡组织能力和在审判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亦使曼德拉等青年激进派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是，曼德拉对共产党的疑虑并未消除。
1946年通过的“亚洲人的土地权和印度人的代表权法”规定，印度人在国内大部分地区无权购买土地或不动产，这实际上是为他们设立了特定居住区。为反对这一法案，德兰士瓦和纳塔尔两地的印度人大会展开消极抵抗运动。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法律学院的两位印度人同学米尔和辛格都是这场运动的领导人。1946年10月23日，德班的印度人举行了抗议性的群众示威游行，一些印度人青年志愿队从约翰内斯堡驾车行驶500英里到德班参与游行。纳塔尔当局严厉镇压，370人被投入监狱。在这场斗争结束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之间首次达成关于“在共同利害的基础上”协同行动的决议，取名“博士条约”，因为它是由苏玛博士（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克尔博士（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主席）和达杜博士（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主席）签署的。这个协议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这两个最大的群众组织之间的联盟奠定了基础。通过这一次斗争，连伦贝迪也开始与印度人进行非正式接触，他对印度人说，“我们不仅要坐在一起，谈在一起，我们必须战斗在一起。”
自青年联盟成立后，青年激进派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一辈领导人的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1947年初，伦贝迪曾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委会上公开宣称，黑人群众已经准备行动，而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领袖缺乏勇气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当苏玛博士在联合国为提交南非黑人要求的提案而活动时，伦贝迪发动了一场对土著代表议事会的抵制运动。苏玛博士回国后，对这一行动很不满意，并力图将决议的语调改得缓和一些。这样，面对面的冲突也出现了。
此后不久，南非政府安排了英国国王和王后对南非的访问，伦贝迪又提出对这一王室访问进行抵制。青年联盟同意了这一决定。但曼德拉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强调他不反对组织决定，他提醒在座各位，在抵制过程中，切忌感情用事。英国的君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伟大而持久的制度之一。英国国王、王后及其女儿们到非洲来是作为一个高贵的家庭，而不是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当时的会议是在曼德拉的住地举行的。伦贝迪和姆达强烈主张进行抵制，他们认为，如果对英国皇室成员的访问表示欢迎，这无异于对一个没有为非洲人民尽职的政府表示忠诚。曼德拉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青盟是为民族的利益而战，“我们决不能做胆小鬼，不能去袭击那些弱者，那些作为人类一员到我们中间来的个人。”这场辩论既体现了青年联盟中的民主气氛和思想活跃，同时亦表明了曼德拉政治上的成熟之处。当然这种态度与他的法律专业和贵族出身不是没有关系的。
在伦贝迪逝世后，姆达成为青年联盟的领袖。他吸取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缺乏基层组织的教训，在黑尔堡大学建立了一个青年联盟支部，把校园内的积极分子团结起来。当时该校的人类学讲师歌德弗雷·皮特切和享有盛名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元老马修斯教授都参与了组织建设工作。这一校园支部的建立大大推动了青年联盟的工作，它不仅为联盟吸收了一批受过现代教育、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提高了这一组织的知名度，使它成为全国黑人青年的希望所在，这为1949年青年联盟的路线方针能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取得支配地位打下了基础。
1948年，曼德拉当选为青年联盟全自书记。也就在这一年，马兰博士领导的南非国民党在选举中获胜，从而开始了系统的全面的种族隔离制。
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六章 国民党上台
第六章 国民党上台
·“顶刮刮的老将军”对垒“法西斯分子”
·马兰当选
·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
·“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可怕的事情”
·“我生命中的转折点”
·6·26行动
·初试锋芒
时间：1948年5月的一天。
地点：比勒陀利亚。
南非正在筹备“普选”。之所以在普选这一词上打上引号，是因为占这个国家人口75％的黑人没有权利参加这一选举。究竟谁会当选呢？是那位曾在联合国慷慨激昂地鼓吹人权的“顶刮刮的老将军”、现任南非总理史末资，还是希特勒的崇拜者、南非国民党的主席马兰博士？比勒陀利亚是发起“马兰运动”的城市，一股疯狂的政治热浪席卷着这个南非共和国的行政首都，在大选前三个星期它的意向已十分明确了。
史末资何许人也？早在1899—1902年布尔人与英国人的战争中，这位受到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格外赏识的年轻的司法部长即率领一支游击队，辗转于开普省一带，煽动具有荷兰人血统的布尔居民拿起枪杆，骚扰英军交通补给线，使他名声大噪。在随后的谈判中，他又力主缔结和约。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时，他和路易·博塔①领导的南非人党竞选获胜，他在博塔内阁中任殖民部长和矿业部长，成为博塔内阁的掌舵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不仅主张南非联邦参加英国一方作战，而且亲自率军到东非作战，被任命为东线英军总司令。由于屡建战功，竟作为“外国人”破天荒地参加英国的“战时内阁”。战后，他参加了巴黎和会，在建立国际联盟中起了重要作用，可称是德属西南非洲成为南非联邦直接管理的委任统治地的策划者和促成者。1919年，他继承博塔成为南非总理。但在1924年的选举中，他所在的南非人党遭到失败，此后10年处于在野党地位。
①南非政治史上有三个博塔：路易·博塔为南非联邦第一届总理（1910—1919年）；彼得·博塔先后担任总理（1978—1984年）和总统（1984一1989年）；鲁洛夫·弗雷德里克·博塔（即“皮克”·博塔）在1977年到1980年任外交部长，1980年后任外交和新闻部长，后在曼德拉内阁中任矿业和能源部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史末资力促政府与德国断绝一切关系，但当时任总理的赫尔佐格则主张保持中立。1939年，南非议会通过了同德国断交的议案，赫尔佐格为此辞职，由当时任联合政府副总理的史末资出面组织内阁。在二战期间，他曾任英国战时内阁的重要成员和丘吉尔首相的顾问，并指挥约70000人的南非军队参加了埃塞俄比亚、利比亚、意大利和马达加斯加诸战役。1941年，史末资晋升为英国陆军元帅。战争时期，需要大批人力，为了获取非洲人对战争的支持，史末资曾于1944年宣布应当废除已经过时的种族隔离政策。
1945年9月，史末资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从欧洲回国。在机场上，他受到成群结队的南非人的欢迎，横幅和口号都是“感谢您，史末资将军！”这时，在约翰内斯堡市政大厅前，已聚集了大批群众，其中也有许多黑人男女，他们从史末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特意赶来欢迎这位联邦领袖。但是，就在史末资即将到来之前，派到会场来的武装警察袭击了非洲人。这些怀着真诚的希望来倾听史末资讲话的善良人们，就这样被野蛮地驱散了。
十分明显，马兰博士远不及他的对手史末资将军那么有名气。他本来是个神学博士，在他踏入南非政治舞台之前，曾经当过8年荷兰改革教会的牧师。凡是旨在使国内黑人和其他非欧洲人获得平等的一切社会改革，他都激烈反对。作为希特勒的崇拜者，他不仅积极支持那些正在南非联邦形成的法西斯组织，还煽动反犹太人的倾向。在30年代中期成立的国民党，一直把德国的国家社会党作为紧密盟友，马兰的部下还曾郑重地谒见了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屡次公开表示希望德国获胜，并在非洲宣扬“新秩序”。后来，当国际法庭审讯重要战犯时，他们又派代表团去纽伦堡，抗议处死戈林。
这样一个法西斯分子，怎么会击败在国际上“德高望重”的史末资元帅呢？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选区制的方法。南非的选举分选区进行。哪一个候选人在选区获得的选票最多，他就可以在国会得到一个席位。可是其他那些得票较少的候选人，他们所得的选票以后就不算数了。这样只要一个候选人在选区得到引％的选票，那么其他49％的选票作废了。实际上，马兰的国民党之所以获胜，只是它赢得的席位占多数；而史末资的统一党①尽管得到的票数比南非国民党还多125000票。但按规定，统一党仍须退位。第二，在南非白人的眼里，史末资始终是一名亲英派。在1902年的英布和谈中，他即主张缔结和约。他极力劝说民团代表们接受英国人提出的和平条件，不要继续这场他认为将导致布尔人自我毁灭的战争。1910年他在博塔内阁中又极力奉行与英国的和解政策，努力改善英布关系，主张南非联邦必须在大英帝国内求得发展。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又为英帝国效尽犬马之劳，并深得英国人的赏识。二战结束后，史末资政府仍保持亲英政策，引起了南非荷青白人的反感。在选举前，他已与伦敦政府安排，只待选举一结束，他即直接赴伦敦参加英帝国联邦会议，还将就如何巩固英国在南非的地位提出建议。而马兰的竞选班子则对日益上涨的布尔人民族情绪更为了解，在国内掀起一个激烈的反英运动，并强调对外实行完全独立的政策，以抵制英国的干涉。
①在1934年，史末资领导的南非人党与赫尔佐格领导的南非国民党合并，组成南非统一党，而马兰为首的极右派则组成新的南非国民党。
最重要的则是对非洲人的看法。在战时，史末资为动员人力，曾多次许诺要改善黑人和非欧洲人的状况。虽然这仅仅是口头上的许诺，却引起了南非白人的恐慌。一位布尔农民忧心忡忡地说，“在南非联邦有两百万以上的白人，而黑人数目比白人多4倍。我们要是给了他们权利，他们转眼之间会把我们全部赶走。”战后兴起的黑人解放运动愈演愈烈，特别是1946年的南非印度人的消极抵抗运动和金矿工人罢工，使南非白人的担忧变成了恐惧。在竞选中，马兰正是用“黑色危险”来威胁国内的白人，硬说如不采取“果断的政策”，即种族隔离制，国内经济的发展将使各民族、种族混杂的现象进一步严重，其结果不仅是欧洲人在南非的统治会垮台，而且欧洲人本身亦将不复存在。这种恐吓十分奏效，致使南非白人，特别是荷裔白人，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宣扬“种族隔离”的马兰及他领导的国民党。据统计，在1948年的选举中，约有80％荷青白人支持南非国民党，使南非国民党在大选中险胜。
南非国民党的上台意味着种族隔离制将全面系统地推行。当然这并不是说种族隔离政策是从南非国民党执政时才开始施行的。其实，从里贝克1652年登上南非的那一刻起，这里就出现了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无论是布尔人，还是法国人或英国人，歧视非洲人始终是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政策。马兰也直言不讳地宣称：“实行隔离或对人采取不同态度的种族歧视是南非联邦自1652年荷兰人在开普敦城登陆以来的传统的种族政策。”但国民党执政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则是不能否认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上台到1961年南非共和国成立的13年中，国民党制定和修改了60多项种族主义法律。
大选结果揭晓后，马兰立即表示：实行种族隔离制政策将使非欧洲人有“更大的独立性……如同有更好的机会来按照他们的性格和能力自由发展一样。”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马兰政府上台后的短短三年里所通过的一系列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法律，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强烈反应。
1949年通过了两项主要的种族主义法律。第一项为“失业保险法”修正案。它规定此修正案不适用于年薪在180英镑以下的非洲人。因为只有极少数非洲人全年能获得180英镑的工资，所以这个修正案几乎使所有的土著居民都享受不到失业保险。第二项为“禁止杂婚法”，不准欧洲人与任何非欧洲人通婚。随后，对1927年通过的所谓“取缔淫乱法”①进行修正，规定禁止非配偶同居关系。对“道德败坏的人”进行管制。警察局的密探奉命监视住房的窗户、小轿车或出租汽车。按南非联邦的法律规定，一个牧师要是替一个白人和一个非欧洲女人证婚，那么他就要被判10年苦役，哪怕那女人只有十六分之一的黑人、印度人或犹太人的血统。黑人是禁止和白人妇女通婚的，否则就要处以死刑。
①这条法律不但禁止非洲人与欧洲人通婚，而且也禁止他们之间的非配偶同居关系；违法者处以5年徒刑。此法对欧洲人与混血种人和印度人之间的通婚和同居，却未正式加以禁止。
这一年还通过了各种修正案，以推行种族隔离制。如“铁路和港口使用法”修正案加强了火车和轮船上的种族歧视；并以“欧洲人同卡佛尔共用一台电话机是一种耻辱”为由，要求电话室里也实行种族隔离制。此外，飞机的座椅、厕所的手巾都开始进行种族隔离措施。同时，总理办公厅还向各国家机关发出通令，指示用欧洲人代替担任公职的非洲人。这样，非洲人在国家机关可担任清扫工这种职务的权利也给剥夺了。9月，又颁布命令，禁止非欧洲人在正规军的战斗部队服役，他们只能在正规军中担任各种辅助工作。
马兰领导的南非国民党赢得选举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一个阿非里卡人的党，是一个竭尽全力要剥夺非洲人权利的党。在这种形势下，一系列的新立法使非洲人更加迫切地认识到自己的困境和斗争的必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卫兵”为形势所惊醒，也不需青年联盟的说服了。青年联盟提出了新的行动纲领，并为实施这些纲领的战斗行动提供了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个纲领旨在达到“民族自主”，即“从白人统治下获得自主并达到政治上的独立。这就意味着不接受分治、隔离、受托人地位或白人领导权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都是根据白人统治即白人统治黑人的思想搞出来的”。
1949年12月，青年联盟觉得苏玛博士的政策已难以容忍，在一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一轮选举中，他们决定投莫罗卡的票，苏玛落选了。这颇有点“宫廷政变”的意味。在选举之前，青年激进派认为马修斯博士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既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一辈，又多次参与各项行动的组织工作，同时他所担任的教职又使他有机会接触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自从他协助姆达在黑尔堡大学筹建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以来，他已逐步熟悉并接受了青年联盟的主张。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对青年联盟决定推选自己当国民大会主席婉言谢绝。在这种情况下，青年联盟只好采取第二方案，即推选詹姆斯·莫罗卡博士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候选人。
莫罗卡博士是位外科医生，曾在爱丁堡和维也纳受过训练。但他是南非为数极少的几个黑人富豪之一，在奥兰治占有一个非洲人保留地，在沙巴·恩楚占有一些农场。同时他也有与阿非里卡人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历史。如他在奥兰治自由邦就开设了一所学校，专门接纳贫穷的阿非里卡人孩子上学，同时也为白人病人开设了医疗服务。尽管莫罗卡博士不是最佳选择，但当他听到青年联盟的意向时，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选择。当选秘书长的是青年联盟组织者沃尔特·西苏鲁，他的丰富阅历和坚强性格使他在青年激进派中享有极高的威望。这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设立专职秘书长。这时，西苏鲁决定放弃他的地产代理商职业，集中精力搞好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并加紧设法把青年联盟的战斗纲领付诸实施。与此同时，曼德拉与坦博均被选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全国执委会，从而为推行青年联盟的计划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这样，在1949年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上，青年联盟最终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取得了领导地位。这主要由于它的领导层有一批像曼德拉这样的杰出领袖，他们既有政治头脑，又有斗争策略。与老一辈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怀着对自己民族的赤诚之爱，要竭尽全力去改变这个世界。其次，这个组织从成立到1949年，已在组织上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工作，从而给予非洲人国民大会以新的生命。最后，它在理论上已日益成熟，围绕着非洲民族主义的鲜明概念制定了自己的纲领——“行动纲领”。“行动纲领”是一个相当系统的行动计划，主要包括三个内容：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长期目标是实现“民族自由”、政治上的独立和自决；短期目标则是废除各种带有种族歧视的不同政治机构。对这些机构进行抵制，对群众进行教育，使用包括罢工、不服从运动、不合作运动和停工等策略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这一纲领不仅是对刚刚上台的马兰政府一系列种族歧视立法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它是青年联盟对国情和黑人解放斗争长期研究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950年，马兰政府通过的“人口登记法”和“集团居住法”使种族隔离制进一步系统化。“人口登记法”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种族纯洁”，防止白色皮肤的混血种人冒充欧洲人。这项法律规定，凡年满16岁的南非联盟居民要领取注明所属种族及其外貌特征的身份证。“集团居住法”则是为了划定各个种族的特定居住地。这项法律明确规定：政府有权宣布国内任何一个地区为某一种族的居住区，而其他种族的居民应迁出该地区。这项法律却没有规定对于留在该地区的不动产如何赔偿，政府对如何安置迁出的人亦概不负责。与此同时，政府还蠢蠢欲动，为镇压共产党作各种准备。
为了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种族立法，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南非共产党和一个混血种人团体决定于5月1日举行保卫言论自由、反对种族主义和反对迫害共产党人的群众大会，但遭到马兰政府的野蛮禁止。为了回答这一禁令，在5月1日这天，南非联邦的重要矿区兰德金矿的80％非欧洲人矿工拒绝上班。对于这次集会的组织，曼德拉是持反对态度的，这主要是由于他对共产党的疑虑尚未消除。
实际上，在194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年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青年联盟即已决定为反对种族隔离和白人统治地位必须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并决定首先应组织一次全国性罢工，以一天的抗议活动来反对马兰政府的一系列反动政策。对5月1日的集会，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内部意见并未统一。西苏鲁这时已认识到广泛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重要性，并与共产党和印度人大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当他的两位共产党朋友要求他参与“五·一”集会时，他决定召集一次会议以争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更广泛的支持。
曼德拉和坦博对此做法很不同意。经过很长时间的争论，会议最后决定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应与黑人白人共产党人和印度人一起参与罢工。对这一决定，曼德拉和其他的青年激进派大发雷霆。他一方面与罢工的组织者争论不休，并设法冲击会场；另一方面在青年联盟的杂志《北极星》上撰文，大肆攻击共产党。他的主要理由是：工人是非洲人，他们受压迫首先由于他们是黑人，其次才因为他们是工人。他认为，共产主义这个“外来的植物”不可能在非洲这块土壤生长茂盛。
马兰政府派了2000名警察来驱散集会群众。约翰内斯堡近郊的索非亚镇和亚历山大镇的全体工人举行罢工时遭警察的武装袭击。警察在别诺尼市命令在场围观的群众在3分钟内散开。一位目击者描绘了当时的情况：“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可怕的事情。人们慢慢向四面散开，那些没有听到警察命令的人仍然站在原地，互相交谈着。过了不到3分钟，更确切地说，过了3秒钟，发出了攻击群众的命令。警察冲人人群，有些警察用刺刀刺人。他们杀人像杀牲畜一样。警察用刺刀杀人，当人们逃跑时，警察就从背后开枪射击。我可以发誓，这些人并没有任何挑衅行为足以引起警察这样的残暴行为。”曼德拉和西苏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到奥兰多组织群众，设法使群众平静下来，并安排人们疏散。这次罢工虽然从规模上而言相当成功，但由于组织不力和当局的残暴镇压，结局悲惨。18名非洲人被杀，3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
“五·一”节的罢工给曼德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天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既通过亲身的体验了解了警察的冷酷无情，又为非洲工人给予‘五·一’节号召的支持所深深感动。”这一事件使他真正认识到非洲工人的力量，同时亦改变了他对共产党和印度人大会的态度。他逐渐认识到，在反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残酷斗争中，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单靠黑人的孤军奋战是难以成功的。
马兰政府对“五·一”节示威的反应是决定通过“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早在1948年，司法部长斯沃特一上任即委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共产主义在南非的影响。1949年2月，斯沃特通知议会：委员会发现共产主义已成为“国家的危险”。“五·一”节事件后，他立即提交了一个“非法组织草案”，但这一草案很快就撤回而代之以“镇压共产主义草案”。这一草案授予司法部长特大权力，他不仅有权宣布任何人为“共产党员”，宣布任何组织为“共产党组织”，而且有权采取各种镇压措施。对被宣布为“共产党员”的人，可予以逮捕，驱逐出境，禁止参加集会和取消议员资格。对“共产党的”组织和报刊，可不予以法律保护，可禁止其活动，并可没收其财产。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又极为随意，它包括任何旨在“通过倡导骚动和混乱，非法行为或不履行法律责任，或威胁要采取非法或懈怠行为，从而导致在联邦内部发生任何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的变动。”
面对即将于7月生效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南非共产党于6月20日宣布自行解散。显然，这一条例针对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南非的2000名共产党人，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话来说，它“主要针对着非洲人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为了哀悼“五·一”节示威被杀害的死难者，为了抗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及其他反民主的法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5月底由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在1950年6月26日举行全国性抗议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派代表组成了一个协调委员会。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向人民号召“不去工作”。
在号召书中，青年联盟明确地指出，“这次抗议对我们来说是自1652年4月6日以来非洲人民为表达不满而进行的神圣运动的集中表现。”任何一个南非人都知道，1652年4月6日这一天意味着什么。当时，一支由3艘荷兰三桅帆船组成的小船队受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到好望角建立船队航行中途补给站。这支船队由范·里贝克率领于圣诞节前夕启锚出航，已在海上航行了3个多月。在这第一批欧洲移民中有4名妇女，其中有范·里贝克的妻子。随之而来的是所谓布尔民族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对欧洲人来说，是不断开拓新疆域的过程；而对非洲人来说，则是另一幅情景：欧洲人从他们手上抢走了牛羊，夺走了土地；1779年，大鱼河成了黑人和白人地区之间的分界线；1809年，第一个“通行证法”通过；1913年，他们的土地被法律剥夺……他们怎能忘记这些？
6月26日，在伊丽莎白港、德班、亚历山大镇以及其他一两个地区发生了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等地发生部分罢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莫罗卡、西苏鲁、坦博和印度人大会的领袖们分赴各省去组织群众，而曼德拉的任务则是协调这种活动。在这次筹备游行示威的过程中，两个最大的非欧洲人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有了更密切的接触。非洲人国民大会从印度人大会的组织工作经验和筹集款项活动中受到启发，而印度人大会则通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合作中受益匪浅。曼德拉在这场运动中亦彻底觉醒，他一直担心的非洲人会受到其他种族或政治团体控制的情况并未发生；相反，各个种族进步势力的参与使运动声势浩大。他认识到，非洲人自己单干的想法不仅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在实际斗争中亦是不可取的。在检讨了自己的立场后，他开始主动与其他种族的各类民主组织合作。1950年底，曼德拉被选为青年联盟全国主席。
1951年，马兰政府又颁布了“班图权利法”。这是国民党政权关于“黑人家园”的第一个法令，是实行黑人与白人政治分离的第一步。该法改变了原有的对黑人的管理办法，废除了保留地原有的民选“土著人委员会”，而代之以南非当局任命的部落酋长掌权的三级权力机构——部落、区域、地方当局。此法令还取消了1936年成立的“土著代表议事会”，不承认黑人有共同利益，确定了对黑人实行按部族分而治之的方针。它还规定特派警察有权出席任何一次班图人会议，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种族隔离制的实施。同年，“选举人分别代表制法”获得通过，它确定将有色人从普通选举人名册上除名。随后的“土著建筑工人法案”限定非洲人只能从事非熟练劳动，而将建筑业的各种熟练劳动保留给白人。
这些明显带有种族歧视的各项立法进一步激起了非洲人和其他非欧洲人种族的愤慨。曼德拉就任青年联盟主席后，开始考虑贯彻“行动纲领”的下一步行动。通过深思熟虑，他认为非暴力抵抗的最佳方式是消极抵抗。诚然，消极抵抗对人民没有号召力，还要对时时遭受暴力摧残的人民进行非暴力的训练，但非暴力是反抗一个肆无忌惮的残暴政权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曼德拉不会忘记1946年时他的两位印度朋友如何组织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志愿队出发去德班的情景：有些开车，有些坐车，纪律良好，秩序井然；他们驾车行驶500英里的目的就是自愿进牢房。“我们也应该采取这种方式！”曼德拉向西苏鲁提议。西苏鲁表示同意，“但这种消极抵抗必须是典型的南非式并富有战斗精神，同时亦应欢迎各种族的人来参加这个运动。”
1951年12月，曼德拉和西苏鲁将他们拟好的关于贯彻“行动纲领”的具体计划提交给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度大会。这一计划建议：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统治300周年时举行群众抗议行动。届时应告诉政府，必须撤消特别不公正的6项种族歧视的立法，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全体与会代表对此计划一致表示同意。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莫罗卡博士向大会致敬并呼喊口号：“我的祖国！”群众则回答：“非洲！”顿时，群情激奋，斗志昂扬。
正在这时，噩耗传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缔造者塞姆博士不幸逝世。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有礼貌的文质彬彬的抗议方式结束了，不愿得罪白人中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情者的担心结束了，害怕外来的政治集团或其他种族利用非洲人的恐惧亦随之结束了。在青年联盟的年会上，担任主席职务的曼德拉面对各种不同意见，运用高超的领导艺术，求同存异，表达了与会代表的共同心声：“我不认为在关于非洲民族主义目的的思想看法上我们有什么不同。”这个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一个“自由、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的南非”。他的主席演说既坦诚地承认内部的分歧，又回避了处理这些分歧的办法：有些分歧是不可能避免的，民族主义运动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有一种一致的方法，我们的组织方式亦允许不同类型的思想和意见存在，“青年联盟和国民大会目前的问题是与民众保持最积极的接触。”他关心的主要是行动的概念，即如何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声音带给群众。
曼德拉、西苏鲁、坦博，这批新一代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中断了正在举行的会议，赶去参加塞姆博士的追悼会。随后，他们又匆匆忙忙赶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部，挑灯夜战，周密地规划即将到来的战斗——1952年的蔑视运动。
南非斗士曼德拉--第七章 蔑视运动
第七章 蔑视运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4·6集会与6·26蔑视运动的开始
·“如果我们被捕了怎么办？”“那是你的光荣！”
·首次入狱
·当选非国大副主席
辞典上对“蔑视”一词的解释是“有意识地用不服从的方式对权威进行挑战”。用这个词来形容从1952年6月26日正式开始的黑人非暴力抵抗运动是最贴切不过的。这场运动是由曼德拉和西苏鲁一起精心策划的，因而理所当然是：“有意识的”。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人们不按照所谓的“常规”或“法律”行事，黑人和有色人种从只准白人通过的人口进入火车站和邮电局，示威者从容不迫地走进未经允许不能进入的地区，黑人有意坐到只许白人使用的座位上，这当然是“用不服从的方式”。面对代表国家权力的警察，人们等闲视之，并自愿被关押；在白人政权的三令五申之下，示威者我行我素，坚持按照运动领导者的号召办事，对政府命令漠然处之，这当然是“对权威举行挑战”。貌似强大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显得如此脆弱，它的唯一手段就是暴力——不间断地使用警察和监狱，不间断地进行袭击、搜查、逮捕和审判。然而，正如青年联盟的号召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任何物质力量也摧毁不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毫无疑问，非暴力抵抗运动作为一种与反动势力斗争的手段，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从他们的兄弟印度人那儿学来的。这种策略是印度国民大会党著名领袖甘地发明的，他在南非的21年正是他的非暴力思想最后形成并开始付诸实践的时期。1893年4月，在伦敦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已在印度工作了两年的甘地，应印度富商达达·阿布杜拉聘请，去南非德兰士瓦处理一起4万英镑的债务纠纷。这时的南非可以说是种族歧视横行，在友人的挽留下，他决定留在南非领导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早在少年时代，甘地就熟读印度教经典，并把“逢恶报以善，用德报以怨”作为自己的处世格言。通过学习《圣经》和《可兰经》，他进一步认识到，所有宗教都包含着仁爱精神，而在世俗社会中，任何政治斗争都应以“仁爱”为主旨。这使他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非暴力的理论。他认为，对于恶势力，非暴力抵抗是最有效的手段，它是强者的武器，强调爱和真理的统一。非暴力抵抗包含两个内容，一方面要坚持真理，不向恶势力低头，另一方面宁愿自己作出牺牲也不施暴力于敌人。
1906年8月，德兰士瓦政府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规定所有8岁以上的印度人都得要领取登记证，以便随时检验，违者处以罚款或驱逐出境。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甘地在印度人中积极组织动员，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后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与印度人组织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政府释放被捕者，收回法案，印度人则应自行登记。但是，南非政府实际上并没有取消这项法案，反而进一步制定“亚洲人登记条例”。于是，甘地再一次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8月16日，参加抵抗运动的印度人烧毁了2000多张登记证。
1913年，甘地在南非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达到了高潮。10月28日，他率领2073名印度矿工、127名妇女和57名小孩，从纳塔尔的纽卡斯尔向德兰士瓦“和平进军”，要求取消禁止印度移民法案，废除人头税，承认印度婚姻制度的合法性。面对全副武装的军警，和平队伍缓缓前进，前一排被警棍打倒了，后一排又走上去，很多人被送去监狱。甘地亦连续三次被捕，但运动继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12月，罢工人数高达万人。南非政府不得不释放甘地，以求体面地解决冲突。经过多次谈判，政府被迫于1914年1月宣布：废除人头税，承认按印度宗教仪式结婚的合法性，允许持有盖过指纹的登记证的印度人进入南非。这一胜利应归功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以后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南非印度人大会多次采用非暴力抵抗的斗争方式，因而给黑人解放运动以一定影响。
非洲人国民大会之所以决定采取非暴力抵抗的斗争形式，除了受到印度人大会的影响外，还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其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是基督教徒，他们对暴力对抗的概念难以接受。其H，南非这块土地从17世纪开始就是多种民族和种族共处，这种历史形成的局面将继续下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使用暴力，将在各民族心中留下难以弥补的伤痕；同时将导致这个国家永远也难以安宁。1899—1902年发生的英布战争在英裔、荷青白人中留下的裂痕就是明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不愿看到同样的事在这块土地上重演。
根据1951年12月在布隆方丹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国民大会主席莫洛卡和总书记西苏鲁于1952年1月21日致函马兰总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政府废除最主要的6项种族歧视立法，包括一直遭非洲人痛恨的“通行证法”，1950年7月颁布并引起严重后果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同年通过的“集团居住法”，“班图权利法”，“限制牲畜繁殖法”和1951年选举法。莫洛卡和西苏鲁在信中表示，“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议决，要求政府最晚于1952年2月29日以前废除上述法律；否则，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号召在1952年4月6日举行抗议性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揭开反对不公正法律运动的序幕。”他们在信中还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长期以来致力于通过宪法手段争取非洲人的合法权利，遗憾的是，政府非但不理睬这些合理要求，反而变本加厉不断镇压。今天，已到了“事关人民生死存亡”的地步，沉默意味着背叛。这迫使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马兰没有亲自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复函，而由其秘书代笔写了一封复函。首先，信中指责西苏鲁不去同土著事务部长交涉，并对他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表示质疑。信中还强调，此6项立法不是属于压迫性，而是属于防范性，因而政府无意取消这些法律。复函最后警告说，如果非洲人国民大会按其声明一意孤行，政府在必要时将运用一切手段来制止骚乱，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恰当处置那些发动颠覆活动的人”。
2月11日，莫洛卡和西苏鲁再一次致信马兰总理。他们宣称，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未将土著事务部视为“正常渠道”；这些种族歧视的立法涉及到种族尊严，非洲人民不会向任何人让步。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不得不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为获取自己的基本人权而斗争。他们警告说，人民已别无选择，执行委员会决心发动群众开展反对这些罪恶立法的运动。同时，他们还反复强调，“我们旨在和平地开展这场运动。无论何种动乱，即使发生，亦不会是我们所为。”
随后，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席达杜和书记密斯特里和卡恰利亚代表印度人大会致函马兰总理，“我们受权通知阁下，南非印度人大会完全同意非洲人国民大会向政府提出的呼吁。”信中还十分明确地强调了印度人大会的立场：“我们毫不含糊并极其严肃地声明：我们进行的斗争不是反对某个民族，我们对任何人都毫无敌意，我们只反对不公正的法律。”这样，南非印度人大会不仅向非洲人国民大会伸出了热情的援助之手，同时也防止了政府利用种族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的阴谋。
1952年4月6日，是第一批荷兰人移民踏上南非这块土地的300周年纪念日。1652年的这一天，范·里贝克率领下的荷兰三桅船队徐徐驶进桌湾。舰队司令范·里贝克在旗舰“德罗美达里斯”号的航海日志上写下：“日落后不久，我们驶进了桌湾，在水深4噚①处的沙砾海床抛锚。我命令舰长大卫·柯宁克，明天拂晓，带领6名士兵（划手除外）乘一条单桅小帆船登陆，看看有没有其他过往船只留下给我们的信件，能不能搜罗到蔬菜。至今我们已连续航行了3个多月，全体船员都已疲惫不堪了。”谁也没有料到，一个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船队补给站的使命在300年后的今天演变成了一场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的悲剧。
①噚，古代荷兰计量水深的单位，合1.85米。
这一天是南非白人的节日。但是，在全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不公正法律的群众大会，并举行了祈祷“解放”的宗教仪式。在约翰内斯堡的自由广场，曼德拉、西苏鲁以及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站在主席台上，听莫洛卡向集会群众发表演说。曼德拉当时已当选为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与副手毛尔维·卡恰利亚一起担负着极其重要的组织工作。在他们的身后有各种巨大的横幅和标语：“人人都有选举权！”“马兰记住希特勒是如何倒台的！”、“消灭通行证！”整个会场群情激奋，热情的群众站在炎炎烈日下认真地听了5个小时。最后，莫洛卡带头宣誓：“我们要把头脑、身体和心灵里的全部力量拧成一股，一定要使我们恶劣的生活条件不能再持续下去。”他号召广大群众加入蔑视法律的万人志愿者队伍。
在整个组织过程中，曼德拉认识到让群众理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计划至关重要。只有当人们从心里觉得非暴力抵抗是非洲人最好的武器，他们才会打消疑虑，踊跃参加。他和卡恰利亚分别负责非洲人和印度人的宣传工作，主要对象是城镇居民。有条件的地方就召集会议，讲解非暴力抵抗的计划，没条件的地方则只能挨家挨户去敲开陌生人的门。首先，他向人们解释，以鼓起他们的勇气。他耐心地告诉人们，这是一场战斗，是用非暴力的手段向政府挑战，以达到推翻压迫的目的。其次，他强调遵守纪律的重要性，告诉志愿者非暴力比武力进攻更需要决心和纪律。如果他们愿意充当志愿者，他就进一步讲解志愿者的注意事项。
曼德拉走访了开普敦、纳塔尔和德兰士瓦。每到一处，他总是与志愿者做朋友，很快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在与志愿者建立亲密友情的同时，他也学会了控制自己容易外露的愤怒感情。一次在服装工厂的工会礼堂对大约200名各种族的工人讲话时，他指出：当局会试图恐吓人们，并且会对首批志愿者特别残酷。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挑衅，他们都绝不能还手，不能出现任何骚动。志愿者必须保持尊严，昂首挺胸，提高警惕。总之，最重要的原则是遵守纪律。在整个组织动员过程中，由于与各种族的人都有接触，他真正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在德班的一个“志愿者日”，曼德拉面对成千上万的与会者郑重声明：“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非欧洲人民的大团结已经成为现实。”有一位与会者提出问题：“如果我们被捕了怎么办？”曼德拉很幽默地回答：那是你的光荣。一旦要求辩护，一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会代表你向法庭解释蔑视运动的理由和目的。最重要的是，任何志愿者决不允许接受保释和罚金的要求，他们必须带着笑容迈进监狱。
政府的反应是神经质的。它以“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为依据列出了500名男女姓名，并命令4位共产党人包括马克斯、达杜博士辞去现有职务，不许参与公众集会。为了身先士卒，成为一志愿者的先锋”，他们针锋相对，立即组织集会和发表演说，随后即被捕并被关押了几个星期。政府还查封了共产党员鲁恩·弗斯特主编的报刊《前卫》，但她仅仅将报刊名改为《号角》又继续出版了。这些共产党人的行动为整个运动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6月26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1950年号召全国大罢工的纪念日。按照原计划，蔑视运动从这一天正式开始。这次斗争从伊丽莎白港开始。兴致勃勃的志愿者戴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臂章，高呼“让非洲回来！”的口号，从新布莱顿出发步行至伊丽莎白港。当他们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进入”的火车站人口时，被等在那里的警察逮捕并押至停在那里的火车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警察决定将他们带到车站的另一侧时，不得不让载着他们的列车通过一座标有“只准欧洲人进入”的桥梁。整个事件如此具有戏剧性，以至当列车过桥时，整车厢的非洲人发出喝彩声。
曼德拉和卡恰利亚留在总部召集会议。因为是运动的第一天，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此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在此时外出必须持有特许证。这样，散会后，两个人“很不志愿”地被巡警套上手铐，送进了位于马歇尔广场的警察局。在等着将他们送人牢房时，卡恰利亚问曼德拉：“喂，你觉得我们俩有可能关在一间牢房吗？”卡恰利亚是印度人，而当时的牢房也是按种族划分的。曼德拉眨了一下眼睛，“让我试试吧。我得屈尊奉承一下这家伙。”他是指那个站在一边的尉级警官。“少校，可否请您帮忙将我的朋友和我关到一起，他不愿意住到监狱的印度人牢房去。”这位警官听到称呼十分高兴，但嘴上还是念叨着“规定纪律”等等。当所有的手续办完后，他将两位犯人带到同一间牢房，命令两人进去。“哈哈，你这家伙，总是这么有办法。”卡恰利亚情不自禁地对曼德拉的机智表示钦佩。
第二天早上，狱吏送来早餐。曼德拉惊讶地发现他盘子里的食物与卡恰利亚的完全不同。“为什么我只有玉米糊和水，而我的朋友有咖啡、面包和果酱？”他很气愤地问。那个狱吏很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咆哮着：“闭嘴！吃你的！”这是曼德拉的第一次入狱经历。他后来描绘道：
我们被塞进操场，当中的一个人被一个年轻的欧洲人警察用力一推，摔下好几级台阶，折断了踝骨。我提出抗议。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卫员像个十足的牛仔那样照我腿上踢了一脚。我们都怒不可遏。我便开始示威。我们让他们看那住受伤的人，要求予以治疗。得到的粗暴回答是要我们改天再提要求。就这样，这位塞缪尔·马卡伊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怕的一夜，不断痛苦地呻吟。直到第二天，他才被送往医院。
曼德拉和他的同伴们很快就被放出来了。这时，蔑视运动已在全国各地展开，在开普省，在纳塔尔，在德兰士瓦，各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有效地组织群众以各种方式蔑视种族隔离法令。有的从只许欧洲人通过的人口走进车站、邮电局和其他公共设施，有的坐在专门为白人保留的座位上，还有的故意在宵禁时走上街头，以示蔑视。这些志愿者认识到自己在从事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一项将根本改变自己命运的事业，精神振奋。正如一首自由之歌所唱的那样：“嘿，马兰！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志愿者……”
当时位于专员街东方旅馆楼上的蔑视运动指挥部里总是挤得满满的。志愿者在这儿休息、交谈、交流情况。运动进行得有条不紊，指挥部里洋溢着一股喜气洋洋的气氛。有一次，当一位志愿者带来了一条极令人开怀的消息时，西苏鲁情不自禁地跳起了科萨舞蹈。在一旁的卡恰利亚简直看人了迷，“我太欣赏了，又要求他重新跳了一次。”在这样一种解放了的气氛中，警察成了嘲弄的对象，监狱成了宣传政治主张的地方，黑人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7月30日，警察在全国范围内袭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的16处工作地点，包括办公室和私人住宅，并查获了一大批文件。两个星期后，警察逮捕了蔑视运动的20位领导人，他们包括莫洛卡博士、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西苏鲁、马克斯、达杜博士、卡恰利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青年大会的主席阿赫姆德·卡思拉达。他们被指控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此案虽然停审，但政府的镇压措施反而激起了志愿者的热情。在7月份，共有1500志愿者参加蔑视运动。
运动在9月份达到高潮。一个月里，在包括德班和布隆方丹的全国24个志愿者中心，共有2500位抵抗者被逮捕，而在东开普地区尤为突出。令政府头痛的是，这些志愿者宁愿在牢房里被关上一个星期而不肯交罚金或保释出狱。有一天晚上，伊丽莎白港地区的警察连续抓了6批志愿者，监狱已人满为患。为解决这一困境，这一地区的警察长官、军队长官和监狱长官不得不亲自拜会关在牢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地区支部负责人。他们承认监狱已很难再装犯人，而被捕的志愿者甚至被释放了也不愿回去。他们只好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使蔑视运动暂停一段。
10月初，蔑视运动进一步升级，这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第一，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在比勒陀利亚举行联席会议，计划将蔑视运动从城镇扩展到乡村地区。当时很多记者都报道了这一会议的盛况，莫洛卡在向代表们致欢迎辞时不无自豪地宣称：“今天，我们目睹了南非历史的转折点。”第二，在联合国大会上，印度成功地提议南非局势应在联合国内引起辩论。蔑视运动的大部分在押的领袖号召志愿者加强行动，以对此提案作出响应。到10月份，南非的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志愿者参加运动，在德兰士瓦东部，还有31名农场工人参加了志愿者队伍。在伊丽莎白港，3个星期内共发生了有850人参加的6次罢工行动。
然而，在10月18日到11月9日之间，蔑视运动几乎停顿下来了，后来被捕的志愿者还不到300名。这主要是因为10月18日在伊丽莎白港和11月9日在东伦敦相继发生的两起动乱事件。伊丽莎白港动乱的起因是列车巡警想逮捕两个在新布莱顿要下车的非洲人，因为他被告知这两个人偷了一罐油漆。这两个非洲人拒捕并得到站台上其他乘客的同情。在冲突中，巡警向围观的群众开枪，打死1人，打伤2人。随后引起很多过路人的围观，并聚集在警察局门前抗议。愤怒的群众向赶来解围的警察扔了石头，警察又向群众开枪，打死数人。群众只好逃离警察局回到出事地点，并将怒火向白人发泄。4个白人被打死。在镇压中，警察开枪打死7名非洲人。
伊丽莎白港事件使东伦敦的警方更加嚣张，一切公众集会均遭禁止。然而，地方非洲人国民大会支部想方设法弄到了在星期日举行祈祷集会的特许。后来发生的事则众说纷坛了。警察一口咬定说，当他们到达时，祈祷集会和政治大会没有区别，他们要求集会者立即解散，而与会者拒绝执行命令。会议组织者则坚持说，当警察抵达时，他们正在唱赞美诗。还没等集会者有时间离开，警察已开始用刺刀向人群扎去。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有一点很清楚，即这批警察为这场冲突已作好了全面准备，他们全副武装分乘3辆军车赶到现场。据这批警察的指挥官承认，他们是在“期待麻烦出现”。这一行动导致至少8人死亡。
这两件事件的真实起因虽难以作出精确的判断，但是有一点不容否认：政府一直在期望暴力事件发生。一位事件参与者说得很明白：“我不必提醒你，在很多非洲人的城镇，是警察开始的骚动。如果非洲人不动手，警察则设法使他们动手。”另一位运动领导人卢图利说得更是一针见血：有时警察的所谓“反动乱”甚至发生在“动乱”之前。”除了这两起暴力事件外，还有其他零星冲突。如在丹佛尔，警察于11月3日杀死了3个非洲人，打伤4人。在金伯利，11月8日，一场冲突留下了13具尸体和78名受伤者。
面对这些暴力事件，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谴责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司法部长却借口这种调查只能激起更大冲突并为煽动者提供讲坛，而予以拒绝。同时，镇压手段更加强化，并实行宵禁。在开普省禁止集会并更加严格地实行通行证法。政府一方面按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要求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想把罪名加在蔑视运动身上。这些做法更引起非洲人的愤慨。事态的发展亦引起国外舆论的关注。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种族隔离制度。亦有少数有正义感的白人直接加入到蔑视运动的志愿者行列，他们的领导人是帕特里克·邓肯，一位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11月底，莫罗卡、曼德拉、西苏鲁等20名蔑视运动的领导人被送上法庭，法律依据仍然是“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尽管罗织了一系列罪名，但连法官亦不得不承认这些运动领导人自始至终一直在劝告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针并避免任何形式的暴力。他们被判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犯同样的罪行。政府对运动组织者的监禁和审判，使蔑视运动停了下来。
这场为时半年的蔑视运动的最重要的意义是教育了广大黑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曼德拉对这一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
它召唤出巨大的社会力量，并影响了全国成千上万的人。这是一个促使群众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有效方法，是对政府的反动政策表达愤慨的强有力的手段。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好途径之一，同时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它鼓舞并唤起我们的人民摆脱被征服的、屈从的唯唯诺诺状态，而成为一支有斗争性的、毫不妥协的战斗队伍。全国都变成了战场，争取解放的力量与反动邪恶的势力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我们的旗帜在每一个战场上飘扬，成千上万的同胞团结在它的周围。我们掌握着主动权，争取自由的力量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正是在这种争取自由的力量的感召下，有8326名志愿者自愿入狱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成员人数从运动前的7000人猛增到100000人。
①对蔑视运动中的被捕人数有不同统计。卡特与凯里斯的统计为8057人；南非警察的年度报告为8429人。本数字取自汤姆·洛奇，《1945年以来南非的黑人政治》，朗曼，1983年，第46页。
除了对黑人的影响外，这次运动亦唤醒了一些白人。运动后，一些激进的白人组织了民主人士大会，开始对黑人的解放运动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同时，蔑视运动还促使自由派人士建立起一个多种族成员参加的自由党。这次运动的另一个积极后果是政府开始认识到黑人的力量。志愿者的素质和人数、运动的规模和深入以及组织者的精明与成熟都是马兰始料不及的。运动后，政府开始考虑对班图斯坦的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是一味坚持“主子统治”了。曼德拉清醒地指出：这样做当然是欺世盗名，但也说明了这场运动以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已被承认了。
因为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抵抗运动，在组织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是对群众的发动和对志愿者的挑选。当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征召志愿者时，曾有一位名叫莫克盖托的向他建议，应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来加入这场蔑视运动，“如果你要想打破种族隔离这部机器，正确的办法是将你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沙子、破烂、石头等统统丢进这部机器的轴承、轮子和所有机器零件里，使它不能运转。”他对运动领导人坚持志愿者队伍应该少而精的看法不以为然，认为只有让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挤满警察署、法庭和监狱，才能使政府的整个功能停止运转。遗憾的是，曼德拉和其他领导人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从而使很多有可能成为志愿者的人没有机会加入这场运动。
而另一方面，由于对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审查不够严格，致使一些破坏分子、分裂分子甚至奸细和警察都混入到国民大会内部来了。在约翰内斯堡对20名蔑视运动的领导人进行的审判中，一个曾在全国总部工作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原来是警察局的密探，他在审判中站出来为政府一方作证。曼德拉对这一点感到很痛心，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支部没有进行适当的管理和监督”，对新成员“过去的历史和政治情况没有认真地进行考察”。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在短短几个月里新成员的剧增所致，但地方支部包括总部领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是原因之一。
1952年12月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全体会议选举艾伯特·卢图利为全国主席，而两个月前被选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的纳尔逊·曼德拉被选为副主席。就在这时，白人政权发出管制禁令，禁止卢图利酋长在12个月内参加公众集会，并不准他访问德班、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伊丽莎白港和其他一些中心地区。这一禁令是对52名蔑视运动的领导者发出的，曼德拉也在其中。对这一禁令，曼德拉愤然指出：“之所以对我施行禁令，不是法院审判的结果，也不是由于犯罪，而是出于偏见。这或许是产生于政府内部幕后进行的‘星法院’①诉讼程序。”
①“星法院”是英国中世纪不受普通法约束的法院。
正是在禁令期间，曼德拉以其他的方式进行斗争。
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八章 律师生涯
第八章 律师生涯
·伊弗林的不满
·“请找坦博先生”
·“这是您的长统袜吗？”
·“不要认为有这样一个对我有利的裁决，我就应当停止政治活动”
1952年12月，曼德拉在取得合格的律师证书后决定与奥立弗·坦博共同开办一个律师事务所。
尽管在英国关于律师的丑闻不少，在美国对律师的评价甚低，然而在当时的南非，黑人律师则是人数极少而又备受尊重（当然是受黑人尊重）的职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黑人律师微乎其微。第一个有资格出席高等法庭的黑人律师是艾尔弗雷德·曼杰拉，他是由英国伦敦的林肯法律协会授予的律师资格，并在英国工作过。他于1910年回到南非，经过一番曲折，成为南非最高法院的初级律师。由于他多次成功地为非洲人辩护，生命几次受到威胁。第二位黑人律师则是曾任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塞姆博士。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受的教育，又在英国受过训练，亦于1910年回到南非。1916年，他开始与曼杰拉合办律师事务所并为斯威士王国充当律师。1928年，哥伦比亚大学正式授予他法学博士称号。第三位非洲，人律师蒙基奥也是在英国伦敦的林肯法律协会受的训练。自这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乎无人进入黑人律师队伍。这其中的原因是不难推测的。
首先，很少有非洲人知道律师职业是对黑人开放的。在他们看来，律师只是白人专有的职业。其次，学习法律需要花一大笔钱，这是因为除了交纳一般的学杂费外，见习期间还需交纳保证金。第三，即使这些钱都能交得起，亦很少有白人律师愿意雇黑人法律学生当见习生，这又使很多有能力的非洲人望而却步。更重要的是，由于种族歧视的规定，完成学业后能否顺利地开业亦是个问题。难怪在1946年的一次统计中，黑人教师有13953人（主要是小学教师），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秘书总共才23人。
尽管困难重重，二战以来，攻读法律的黑人学生愈来愈多，曼德拉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这也有各种原因。收入颇丰是人们考虑的一个问题。由于各种法律增多，涉及种族关系的指控亦随之增多。而白人律师一般不愿为黑人出庭辩护，这为黑人律师提供了谋生之道。其次是律师的工作性质。它不像教师那样受种种局限，而是一种相对独立和自由的职业。而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律师的社会地位。利奥·库柏在他的著作《非洲资产阶级：南非的种族、阶级和政治》中引述了几位非洲人律师对这一职业的评价：
这儿也有一种不断增长的非洲人意识的成份，人们愿意找自己种族的人。他们为我当律师感到骄傲，我也是第一个（指德班的非洲人）开始自己营业的。人们总喜欢找自己种族有重要职位的人去处理问题。
人们想当然地把我当作领袖。他们在大街上和我交谈，邀我到他们家去听我的意见。他们说我的声望很高……只有我这一阶层的人到我家访问……医生和律师处在等级制度的最高层。
律师有很高的声望。在婚礼上你会发现人们尽力使他们高兴，给他们安排的位置也很特殊，人们介绍他们时总是说“某某先生，律师”。
然而，也有一批立志于黑人解放事业的非洲人选择律师职业的考虑更多是政治上的。有些是从教师转而攻读法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教师，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将面临被解雇的危险，如姆达、索布克韦、列特拉卡、莫索朋等人当教师时在《非洲人》杂志上发表政治文章都只能用笔名，他们后来都转而攻读法学，最后成为律师，并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担任领导职位。也有一些人自始就选择了律师专业，如曼德拉、乔·马修斯等。他们都深深认识到，尽管南非的法律充满了种族主义偏见，但要保护非洲人的生存权利，最好的现实武器仍是法律。只有在法庭上，才能更有力地揭露南非白人政权的种族隔离制度，更有效地教育广大群众。
曼德拉从小就立志要当律师。但按规定他必须先有一个文学学士学位后才能开始读法律系。他一完成函授学习并取得黑尔堡大学的学位后，就马上开始读法学课程。他一直牢记着那位傲慢的哈罗教授的话：“黑人难以成为好的律师”，并立志要做出个样子来。坦博虽然拿的是理科学士，到约翰内斯堡后亦一边教书，一边通过函授学习法学课程。他于1947年在一律师事务所工作，到1952年亦取得了律师资格。
这时，曼德拉和伊弗林已有了两个天真活泼的小男孩。大的叫滕比基利，曼德拉和伊弗林亲呢地叫他股比。小的叫马加索，这是为了纪念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第二任主席而起的名字。这位领导人为了对白人政权表示公开抗议而将自己用铁链捆在大街人行道的柱子上。尽管曼德拉工作极忙，但他仍尽量争取在周末抽出一点时间，驱车带着小孩出去转一下。他不是没有注意到，伊弗林已经对他的长期不归家很有意见，但有什么办法呢？他此时已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副主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了。两人的感情裂缝在一天天扩大。
曼德拉与坦博搭档可以说是天生一对。曼德拉开朗活泼，坦博稳重矜持；曼德拉遇事感情容易外露，而坦博则处理问题更为深沉。“上帝把我们安排到一块，”曼德拉有时开玩笑地说。在初建律师事务所时，他们遇到了种种困难。首先，是租房子的问题。根据1950年通过的“集团居住法”，南非的白人、非洲人和有色人种（混血人和亚洲人），必须分别居住在不同地区。实际上从1923年颁布的《土著市区法》起，城市黑人就被逐渐赶到专门为他们划定的城市郊区。在白人居住区，黑人存在的意义就是提供廉价劳动力。这些划定区域又称为“特居地”，不仅距离城市达10至15公里，而且人口掬挤且不卫生。有人是这样描写特居地住房的：“房屋既没有窗户，也没有其他透光的洞孔，里面只有一些可以折起来的木床和铺在地板上的褥垫。既没有下水道，也没有自来水，一些走运的人才有蜡烛或煤油灯。”在这种环境中开设律师事务所是不可想象的。同时，在黑人特居地开业等于丢掉了白人主顾，因为白人绝对不可能去那儿，更谈不上找到事务所。这在法律业务上无异于自杀。可是留在城区一是不合法，二是没有白人愿意租房子给这两位黑人律师。
经过无数波折受了无数白眼以后，他们好不容易在约翰内斯堡市内找到了办公地方：一个叫“大法官邸”的楼房。值得庆幸的是，这儿离地方法院很近。他们将律师事务所设在二楼，门上的铜牌写着“曼德拉和坦博”。这座地产是印度人所有，亦是少数可供非洲人租用的房子之一。为了取得在城里办事务所的准许，曼德拉又开始跑各层官僚机构。根据法律这需要得到部一级批准，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希望等于零。后来几经努力，曼德拉一坦博事务所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有限期的许可证。但是，根据“集团居住法”，这一证件很快就过期了，当局拒绝更换新证。结果，在随后的日子里，曼德拉和坦博只能继续在城里“非法开业”。据曼德拉后来回忆，“那个时期，迫害和驱逐的威胁总是在我们头上。我们的做法是公然蔑视法律。我们清楚这一点。但尽管如此，这种做法是我们不情愿的，是强加于我们的。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在服从法律和服从我们的良心之间作出选择”。
实际上，“蔑视法律”是曼德拉的一贯做法，因为他从根本上就否认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曼德拉和坦博建立事务所之前均在白人的事务所工作过。曼德拉经常到坦博的办公室去，一边聊政治，一边吃午饭。每次他去时，一进门总是机敏地扫一眼，看是否有人接待他。而一旦遇到那种不屑一顾的眼光或对黑人随便走进白人律师事务所时自然表露的诧异神态时，他就故意大声嚷嚷：“请找坦博先生。”这往往要引起一阵“轰动效应”。“瞧，他称坦博为先生，真不可思议。”在这些白人接待员或公关小姐眼里，坦博就是坦博，一个工资仅比她们稍多一点的黑人办事员。而实际上，坦博当时已是这家事务所繁忙的黑人事务部门的负责人了。
当时，有一位白人秘书小姐名叫贝蒂，她对这两位黑人颇有好感。她注意到，曼德拉在白人面前的表现不像坦博那样窘迫，往往比较自如。有时，她敲开房门，问两位是否需要她到楼下的咖啡店帮他们买点吃的；有时，她也参与他们的聊天。“有一次，当我去收拾他们吃完的盘子准备还给咖啡店时，坦博说，‘想象一下如果楼下那些人知道了谁用了他们这些好看的白盘子用餐会怎么办。’我们不禁大笑了起来。”
曼德拉和坦博把反对种族歧视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这也是他们俩选择律师职业的主要原因。事务所建立不久就门庭若市。这不仅是因为种族歧视的立法繁多，致使黑人动辄得咎；同时不少人千里迢迢来找这二位律师办案，因为这些非洲人认识到曼德拉和坦博是他们的真正代表——这不仅是法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代表。因此，他们的日程极其繁忙，他们不仅受理政治案，也受理民事纠纷案和离婚案。有时一天甚至要处理7件案例。坦博后来回忆他们当时的工作：
每天一早纳尔逊和我走到办公桌之前都要先经过耐心等待的人们，他们从接待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楼道里。
南非能以世界上在押犯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而自诩……失业就是犯法，因为非洲人如不携带经官方批准并经雇主许可的就业执照，就难逃被捕的命运。
没有土地也是犯法。每个星期我们都与来自农村的头发灰白、饱经风霜的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座谈。他们向我们诉说他们是怎样被从世世代代耕种的一小块土地上赶了出来。酿造非洲啤酒也是犯法，喝非洲啤酒或是用卖这种啤酒赚来的钱补充家里微薄的收入也是犯法。那些这样干的妇女面临高额罚款和长期监禁。对白人失礼可能也是犯法。居住在“错误”地点，即被划定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的地区，对非洲人来说也是违法。南非的种族隔离法律将无以数计的无辜者打成“罪犯”。
种族隔离在人民中间传播了仇恨与绝望的种子。本该上学念书或学门手艺的年轻人在街上东游西荡，成帮结伙，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这个社会身上。正是这个社会把他们逼上犯罪与贫困的绝路上去。我们办公室里那些浅黄色卷宗里装着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事例。如果说，当我们合伙时我们还没有成为种族隔离制的叛逆者的话，在事务所办公室的这些经历也会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自己已从我们的社会集团中升到了专业技术阶层的地位，但法院里的每一个案例，每一次去狱中探访委托人，都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人民正忍受着屈辱和苦难的煎熬。
曼德拉和坦博的律师事务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非洲人，他们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多是名目繁多的种族主义法令的受害者。曼德拉和坦博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帮助受迫害的黑人，同时揭露种族主义政权的荒谬和凶残。反对种族歧视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在事务所的言谈中，在法庭的辩论中，在监狱的采访中，以及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正如曼德拉后来在法庭的自我辩护中所说的那样，“我把大声疾呼反对种族歧视看成我的责任。它不仅是对我的人民，也是对我的职业、法律的实施和对全人类正义事业的责任。种族歧视从实质上说是非正义的，完全违背对正义的基本态度。而对正义的态度是这个国家传统的法律训练的一部分。我相信，对这种非正义采取反对的立场，是在坚持一个崇高职业的尊严。”
对曼德拉的禁令并未限制他的革命热情，反而加深了他对种族隔离制的仇恨和决心消灭这个不人道制度的信念。他一面从事律师业务，一面秘密地做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1953年6月，当局对曼德拉的禁令期满。但3个月之后又恢复了禁令：两年之内不准参加公众集会，并且要求他辞去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组织中的职务。尽管白人政权一直是在法律的名义下对曼德拉的个人生活、他的律师职业和他的政治活动设置各种障碍；然而，这种法律程序是被歪曲了的，是充满着种族歧视的。这当然只能导致曼德拉——一个熟诸法律的律师对法律极端蔑视。
如果你在50年代的约翰内斯堡大街上拦住任何一位黑人，问他最喜欢的黑人律师是谁，他的回答肯定是：“曼德拉。”如果你进而问其原因，回答可能各式各样，但曼德拉对种族隔离法令的挑战态度肯定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进入法庭时，他总爱走标有“限于欧洲人使用”的人口；同时，他总爱使用那些专供欧洲人使用的座位。还在他当法律见习生时，有一次，他通过了欧洲人的人口。那位白皮肤的法庭门卫对他的举动十分恼火，向他吼道，“你在这儿干什么？”然而，曼德拉的反应则不慌不忙，因为他早已从那个门卫的面形结构判断出他是一个混血种人的后代。他从桌子旁将头靠过去，眼睛死死盯住那可怜的门卫的双眼，然而平静地吐出一句话：“你在这儿干什么？”
曼德拉在法庭上的辩护更是蔑视白人政权和种族歧视法令的出色表演。每当有他出庭辩护的消息传出，约翰内斯堡的黑人总是奔走相告。结果，那些连电影都未看过的非洲人，总是提前来到法庭，坐在公众席上，期待曼德拉的“好戏”。当然，曼德拉很少使他们失望。他总是穿得笔挺，仪态庄严，操着圆润而洪亮的嗓音，理直气壮地为受害的非洲人辩护。白人法官和起诉人都十分清楚曼德拉的声望，而他尤以精明的盘问技巧而闻名。有时，他有意拉长盘问时间，使警方证人在证人席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他通过盘问加强被告与原告之间的敌对气氛，以收到最佳效果。当然，他有时也极其幽默，他的精彩表演不时使观众席上的非洲人开怀大笑。有一次，他为一位被指控偷了女主人衣服的非洲佣人辩护。他扫了一眼摆在起诉人桌上的一大堆作为“证据”的衣物，不慌不忙地拣起一双长统袜，先是向法官和观众展示一周，然后和颜悦色地问那位女主人，“这是您的吗？”女主人实在不好意思承认是她的，只好涨红着脸说：“不是。”从观众席上传来一阵开心的笑声。此案也因此了结。
1953年，为进一步推行种族隔离制，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班图教育法”。当时的土著事务部部长维沃尔德在议会辩论中大言不惭地说：“当我控制土著人教育的时候，我要改造它，以教育土著人从儿童时代起就认识到与欧洲人的平等不会为他们准备。信仰平等的人不适于当土著人的教员。当我的教育部控制土著人教育时。它将知道土著人适合于什么等级的高等教育，以及土著人是否有幸运用他的知识。”他提出了班图教育的三条原则。第一，班图教育必须区别于欧洲人的教育；第二，教育必须为人们提供生活的机会，对黑人来说，这意味着在乡村生活或是当流动劳工；第三，教育必须向非洲黑人灌输这样的思想，即他们不可能与白人享有平等权利，他们的发展只能限于自己的范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