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民族的国度里的富强康乐，和灿烂的文化，当初不但降服了胡适，也降服了孙中山。所以五四时代胡适所倡导的「全盘西化」（后又修正为「充分西化」），更正确的说，应该是「全盘英美化」或「充分英美化」。哲学家约翰·杜威的「实验主义」原是「英美传统」经验的概念化。所以胡适之就做了杜学东传的一世祖而终身不渝。
「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前的孙中山原来也是服膺全盘英美化的。可是孙先生是个搞行动的革命家。他要和袁世凯争政权、抢总统。为追求政治上立竿见影的效果，「孙文主义」就发生修正从权之变了。--他从一个比较高级耐久而缺少特效的英美传统，转变到有特效不能持久的德义俄的偏激传统里去。--孙中山栽培了共产党。
可是在过去四百年的「春秋战国」里，英美传统却是最后的战胜者。二次大战后，德义日三个战败国，均以政从「英美化」而复兴。君不见在九〇年代的世界里，东欧各国乃至共产主义的「祖国」苏联，不也都英美化了哉！
臭烘烘和香扑扑
胡适思想最大的特点便是它永远不变。适之老师言必称美国，也一辈子未改过口。
他四十岁以前是一位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启蒙大师」，他启蒙的实效便是介绍美国--介绍美国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他终身治学是「围绕着方法二字打转」。他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的「方法」，也只是美国大学研究院里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方法」。
四十以后的胡适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自由男神」。他这个男神和站在美国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虽然性别不同、肤色有异，二者的形象和功能却完全相同。
可是近百年来的中国却是摇摆不定，甚至十年一变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因而「美国」这个百年不变的抽象名词，在中国也就时香时臭；因而代表「美国」这个抽象名词的另一个抽象名词「胡适」也就香臭随之。五四时代的胡适是芬芳扑鼻，三〇年代的胡适则「臭名昭彰」（这是他最得意的共产门生，现在有心做和尚的千家驹先生对老师的评语）。的确，这时他的殖民地都全部独立了。文学界、思想界为「左联」所篡夺；政治界为蒋廷黻、蒋中正、张学良所遗弃。胡适变成了孤家寡人，「阳春教授」。四〇年代他又时香时臭。五〇年代也就是笔者做他的小道僮的时代，他真是一灰到底--右边骂他思想有「毒素」；左边骂他是「买办学者」。--永远笑嘻嘻的白面书生胡适之，却永不认错，死而后已。
国民党容忍「异党」，共产党「一分为二」
胡适死后，「胡适的幽灵」（胡老师生前的自挽辞）时隐时现，其遭遇和生前还是一样的一个思想家，升华到「胡适」的阶层，也就无所谓「生死」了。--国民党为着「异党」问题，竟然把胡老师的第一号大信徒雷震逼死了。又谁知现时现报，目前却被个不讲理的异党逼得走投无路，连老夫人携点细软出国，也要被异党奚落得尴尬无比呢？--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最可笑可叹的却是共产党。「我的学生毛泽东」背叛了老师之后，把老师和老少同学们「脱裤子、割尾巴」割了数十年。谁知毛死之后，尸骨末寒，胡适的幽灵便把他的贵党一分为二。胡老师当年要把可教的国民党一分为二，我曾当面笑他是「子之迂也」。谁知他剖国未成，如今却把个不可教的共产党一劈为二，劈得如此干净利落！
胡适的幽灵，不但把中共一分为二，它竟然把邓小平也砍他个「三七分」——邓公小平今日是「七分胡适，三分列宁」。「三分列宁」为的是政权也，面子也，饭碗也，愚下也。「七分胡适」者，时势也，真理也，现代化也，前途也。邓公如此，该党亦然。
吾人但见许家屯、千家驹、严家其、苏晓康……流落海外，走投无路。但诸公只冰山之一角也。三分僵死派，要融化这七分冰山，我知其骆驼钻针眼也。--这就是日耳曼、拉丁、斯拉夫诸民族，在政治上斗不过盎格鲁·萨克逊的关键所在了--他们不能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内部的问题。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毛公早言之。而中共党内乃至中国国内，以胡适、列宁为界，一分为二，分得如此干净利落，实出我辈台下看戏人意料之外也。
至于他们双方如何继续纠缠下去，那就骑驴子看话本，走着瞧吧。好戏多着呢！
大方向和水的方向
列宁之余威，吾知之矣。但是胡适的幽灵，竟有如此力量，则非始料所及也。
其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原为现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已，何可归功于一人。只是胡适之是这项外来思想，最有力的启蒙大师。五四以后，大师小师之间也只有他一人，不计毁誉、不论成败而坚持到底。时至今日「胡适」与「自由民主」，已一而二、二而一的分不开了。「胡适」这个具体的人名，已足以代替「自由民主」这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他才有足与列宁相抗衡的力量，足以左右中国的将来。
胡先生告诉我，中国传统思想中他最信服的是老子。老子比孔子更「老」。他是孔子的老师。孔子的思想是受老子影响的--我的朋友成中英教授，运用西方逻辑推理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说的。胡先生说，他的思想成熟期，是在康乃尔大学时代。某天早晨他在校园内的铁索桥上，俯视绮色佳大峡谷，见到山岩被水冲刷成溪的迹象，而对老子以「至柔克至刚」的哲理顿有所悟。
事实上胡适的思想也就是山峡中的流水。它迂回、它漩绕、它停滞、它钻隙……不论经过何种阻扰，它是永远地流下去。溪流冲石，千年万年，岩石总会消蚀成一个大峡谷来。--这便是胡适的大方向；一个潮流的方向；中国前途的方向。
胡先生最喜读的一首宋诗，大体是：千岩不许一泉奔，拦得溪声处处喧，等到后头山脚尽，悠然流水出前村。这实是有自信心的夫子自况，也是胡适思想终能风靡全国的道理。
疮痍满目的小框框。当然天下原无十全的圣人。我们尾随适之老师顺流而下，但并不是说适之先生所有的教条都是金科玉律。胡适和孙中山先生一样，他跻身圣贤的条件，是他的宗师形象和学术思想的大方向。大宗师如谈起具体的小问题来，他往往也和其他的学者一样是疮痍满目的。
胡适以二十来岁的青年，一日自海外归国，便大讲其五千年文明的优劣而要以一厢情愿的思想改造之，如禁读文言、毁灭方块字等等，未免是胆大妄为。至于他的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也只是拾乾嘉之余慧，为社会科学前期的辅助技术而已，谈不到是什么真正的「治学方法」。不过这些都是若干无关宏旨的小框框，瑕不掩瑜。笔者对这些小框框所论已多，不想重复。烘云托月，还希望后来的注疏家去继续发挥吧！尚感读者贤达，不吝教之。
* 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冥诞而作
一九九一年十月六日脱稿于台北中研院招待所
原载于刘青峰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集刊⑴》，一九九三）
十、中国近现代史的拓荒者郭廷以先生
教我做research的启蒙师。在海内外大中学里教授文史学科，简直就教了一辈子。行有余力则以撰文；以中英两文著书写稿，至今也在千万言以上。不知老之已至，还在不断涂鸦。引句时髦话，说我自己是个「职业史学工作者」（professional historian），大致也不算过分。毕竟搞了一辈子嘛。
俗话说：「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一技随身。」我这个「职业」史学工作者，如果啖饭维生，也有「一技随身」的话，想来想去，这个「一技」，就应该是英语里的research了。
research这个英文单字，近日几乎成为现代学人的口头禅。小至在学术上情窦初开的大一大二的在学青年；老至白发盈头的国学大师，大家忙个不停，都是在「做research」。但是research究竟是什么通义，翻译成汉语，可不大容易。
我个人最初对这一辞汇发现翻译上的困难，那还是大学一、二年级的事。那时我阅读「西洋通史」班上的英语教科书，学会了这个辞。但是翻查所有的英汉辞典，都把这个辞译成「研究」、「探索」……一类的意思。其实「研究」、「探索」等等，均不能涵盖这个research的英文单字。
「research」是个很具体的治学的法则与程序；而「研究」（正确英译应为study）则是空泛的抽象名词。正如我们日常口语常说的，对某件事物要研究、研究。意思是探索、探索，讨论、讨论。这就不是research了。research是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以后的研究法则和研究程序的总名称。这种法则和程序，在我国传统学术里有一些与它有关的零星名词，如「考据」、「训诂」、「由约及博」（演绎）、「由博返约」（归纳）等等，而没个涵盖一切的总名称。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序，就要包括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如今时近二十一世纪，胡、傅之说已早嫌不足。在当前的「行为科学」里，还有个「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序。然后再找出，大至宇宙发展，小至社会里的酒色财气等等运行的「规律」（law or rules）。严格的说起来，这一整套的法则和运作的程序，才叫做research。聪明的胡适把这一套简化成「科学实验室的方法」；这也就是他宣传一辈子的现代化的「治学方法」。虽然以偏概全，也不太离谱。
适之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无意中翻到的。以后就受用了一辈子。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看出来的。
郭廷以先生学会这套「方法」，显然是在清华大学读研究院时，受了蒋廷黻和罗家伦两人的影响。罗是清华校长；蒋是历史系主任。他两位对郭老师都是最赏识的。蒋是哥大的博士，与胡适一个山门出来的。罗则是胡的学生，讴歌胡适一辈子。
我自己开始学「做research」，则是在大学二年级，上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一课，逐渐摸索出来的。那时我已知道这套治学方法和程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样翻译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来在比较文化学上，两种语言的互译，一般都是具体翻译易，而抽象翻译难。例如我国道德观念里的「仁」、「义」二字，尤其是「义」这个辞，在英语里就无法直译。《三国演义》上说关云长「义薄云天」。这个「义薄云天」简直就无法翻译。因为在西方的道德范畴里，没有「义」这个概念。因此英文里就没有这个同义字了。要把「义薄云天」这宗汉语道德观念，译成英文，你就得噜噜苏苏，转弯抹角，讲它一大片了。
research这个西方概念，也没个汉语同义字，因为我们原先没这套东西。我学了这套东西，是在郭老师课堂里摸索出来的。至于怎样摸索的，那还得从头说起。
《万有文库》没啥好书
那时是抗战中期最艰苦的岁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国「流亡学生」于一炉的「国立（第八）中学」毕业。接着参加科举考试，竟然考进了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战时中学毕业生参加「全国统考」，能考入顶尖的中央大学，那真比满清「乡试」中，考个举人还要难。
我以一个十九岁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穿着草鞋短裤，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敌机狂炸声中，跑到了重庆。头发已两月未剃，初生的小胡须，已在腮上唇边，四处萌芽。加以经年不知肉味，两条腿瘦成两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觉可笑。就这样，我跨入了沙坪坝，那全国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贵的「国立中央大学」；真是板儿进了大观园。
那时全国统考，只考「笔试」，未考「口试」。我考入中大时，首先还要在形式上补考个口试。我乃到历史系办公室的门外去排队候试。当那位助教唤我进去时，我看那上面坐着一位面目森严，戴着一副黑框大眼镜的「教授」。我向这「教授」鞠个躬。他头也不点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文件，两眼向我一瞪，问道：
「你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我一下就被问慌了。想不出在中学里读过些什么「书」。只是记得战前我校有一部崭新的《万有文库》。我们师生爱惜它，借阅时，都用手帕包着看，以免污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说：
「读过《万有文库》。」
「《万有文库》？」教授说：「《万有文库》里，没什么好书！」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还读过些什么？」教授又追问一句。
「还读过《史记精华录》。」我恭敬作答。其实那不是在「中学里读的」；是在私塾里读的。姑且举出来搪塞一下。教授闻言还是面无表情。
「还有呢？」教授又问一句。
「还读过《资治通鉴》。」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学时期」读的；虽然不是在「中学里面读的」。
「哪一段？」教授又问。
「都读过，只漏掉一本。」我诚实地回答。因为我家那部《通鉴》丢掉一本。
「好啦。」教授手一挥。那助教就招呼我可以退出了。
我站起来又向教授鞠个躬，然后缓步退出门外。结束了这场紧张的口试。在门外，我悄悄地问一位似乎更年长一点的同学：这位教授叫什么名字。
「他是郭廷以教授！」他老腔老气的回答我一声。
抹抹我头角的冷汗。乖乖，今日想来，犹有余悸。
十多年后，郭廷以老师在我纽约的公寓里吃稀饭--他那时长途飞行劳顿，时差又作祟。有点发烧，在我家休息。后来精神好转时我戏说此一故事。
郭老师居然还完全记得我们那一小段对话。并解释给我新婚的妻子听，为什么《万有文库》里没有好书。--郭老师的记忆力是天下无双的。他能说出我同班同学每一个人的名字。
口试完毕我就到柏溪分校去报到入学了。
柏溪是中大一年级新生所在地。郭老师那时是大牌教授，大牌教授是不教一年级的，所以我就选不到他的课了。只记得他有一次专程来柏溪向我们新生讲演训话，面目还是如许森严，戴的还是那副黑框大眼镜。拄了一枝大手杖，坐滑竿而来。十分庄严肃穆。至于他那次训了些什么话，我已完全记不得了。
大二，我们就选入沙坪坝了。「中国近代史」是大二必修课。我就正式作了郭老师课堂里的学生了。
定远军舰四炮齐发
那时沙坪中大，师生两造的阵容都十分整齐。学生个个都是乡试出身的举人，不用说了。教授阵容也十分坚强。但是中大毕竟是继承明朝国子监：民初两江、东南的国学传统。讲起历史来，内容既高且深又大，真是天马行空。
我记得缪凤林老师曾把二十五史「圈点」三遍。胸若渊博，口若悬河。动不动就来一套「汉唐明之往史可证」。他老人家还写了一套长逾千言的白话诗，印发我们诵读。也是开口闭口汉唐明不断的。
金毓黻老师授我们「宋辽金史」，也是一挥千里的。我记得他老人家讲到王安石变法时，把变法条款，一条条写在黑板上，然后逐条评论说：这条很好！那条不好。这时我们在大二，已有几分「胡迷」倾向，对金老师那样传统史学中「赞论式」的史评，已大为存疑。但是在班上师威咫尺，谁也不敢问一声。
沈刚伯老师那时授我们「西洋通史」。他老人家上堂，只大褂一袭、粉笔一枝，其外别无长物，但讲起希腊罗马来，却一泻如注。在沈老师堂上，我们向不记笔记，大家只是跟随他那口湖北调，前仰后合，欢声雷动。
在这群天马行空的教授阵容里，郭廷以老师倒别具一格。我记得他上堂时，总是抱着大宗讲义和参考书，另加拐杖一枝。他面目森严地讲起课来更是一章一节，有板有眼，一丝不苟的讲下去。他老人家手既不舞、脚也不蹈；声音亦无阴阳顿挫。他有条有理的口述下去，我们记笔记的，也就头也不抬，眉也不皱，奋笔疾书，他讲啥、我记啥。只要你记得快，笔记并不难记，因其章节分明也。日子久了，功夫到家，老师咳个嗽，我们也可照样记下，不爽丝毫。一学期下来，厚厚的一本笔记，便是一本很详尽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
我特别记得他讲甲午战争，黄海之役那一段。老师说：「……刘步蟾忽然下令开炮，定远舰上四炮齐发，把天桥震断，丁汝昌被摔下桥去，受了重伤……」他讲得像背书一样，声调既无节奏，内容似乎也平淡无奇，但这桩故事，我们记笔记的人听来，可说是惊心动魄。尤其是上一课堂才听的「汉唐明」一锅煮；下一堂课，则是「四炮齐发」--二者之间的「史学」距离，未免太大了。
听中国传统史学听惯了，对汉唐明一锅煮，不觉稀奇；但是在「四炮齐发」之后的结果如何？就有「且听下回分解」的迫不及待的求知欲了。
郭老师讲这节课时，不但念出他讲义上的正文，并在黑板上写出他的小注和中西文参考书。我们急于要听下回分解的人，就真的去翻阅参考书了。--中文参考书阅览之不足，为着求知欲，也是为着时髦，也就真的去碰碰洋书了--老师不是说过，开炮的原是洋炮手？原始故事，也出自洋书？
洋书中竟有新天地
我个人那时便是郭师班中几个好奇者之一。尤其是我的祖先曾当过淮军，到过台湾，到过高丽。对他们当年的故事，我自幼即耳熟能详，但永远是一知半解。这一下好了，在郭老师班上愈陷愈深，兴趣愈浓，我就真的跑到松林坡顶的图书馆中，想借阅那些洋书了。谁知这些洋书自南京装箱运至重庆后，迄未开箱。当那个图书馆员拿到我的「借书条」，口中喃喃自语说「尚未开箱、尚未开箱」时，图书馆范（？）馆长适自他身边走过。他便把我的借书条顺手递给范馆长。馆长见条，未加考虑便说「开箱、开箱」!--这倒使我这个并不认真的借书者感到过意不去。我并不那么认真要读此书。劳师动众，私衷何敢？
后来我才知道这原是出于罗家伦校长的条论。他说在空袭无常的时代，珍贵图书，能不开箱，便不开箱。但若有师生要借阅，则务必开箱。--这小事也可看出有功中大的罗校长的学术眼光与气魄。为我这位大二的小萝卜头，无意中的要求，大学图书馆竟为我劈锁开箱，把两本大洋书让我借出。--书既已出箱，我就不得不借，既借了，纵使看不懂，心理上也不得不看--真是大错已成，追悔莫及。
这是我治中国史征引西书的破题儿第一遭。书看得似懂非懂，但是郭老师讲义上那许多故事，却都被我找到了。并且还找到一些郭师未引用的故事。真是别有天地，眼界大开。因而我把我课堂上所记的笔记，也大事补充了一番，并注明出处，真是得意非凡。
这时我有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刘次辰先生，他刚从国立第八中学升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作讲师。该院新成立，图书设备全缺。刘老师苦无教科书可用。他知道我在沙坪坝，乃专程访我取经。他看到我那本中国近代史笔记，竟如获至宝。他借去之后乃将练习簿拆散，叫他班上学生每人各抄数页，拼起来，便成为一本厚厚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了。此后他隔周必至。我那两学期的笔记，也就变成他现炒现卖的教科书了。
刘老师抄得得意之余，曾力劝我将此册笔记出版，他保证有销路。但是这是郭廷以老师的讲义，我何能据为己有加以出版呢？！不过刘老师对我的鼓励，倒启发出我另外一种灵感--我自己为何不能另起炉灶，自著其书呢？！既有这样的灵感，我也想找个好题目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自著其书了。--这一个构想与筹画，也就是我个人「学做research」的开始，而这个起步，则是自郭廷以老师的「中国近代史」班上得到启发的。
从海军史到郡县考
说做就做。我真的选了个海军史的题目作期终作业，「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写了起来。
我在试撰中国海军史时，遇到很多困难，我想只有郭老师可以指导解决。不幸在当年大陆上受高等教育的旧传统里，师生的距离太远，学生对老师是可望而不可及。有「学」而无「问」。我们自己在做些什么研究，老师全不知道。我们也不敢告诉他们；更不敢问他们。--十余年后，我个人教读海外，我看到外国大学里，师生融融乐乐、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的情形，才了解到我们旧传统里「程门立雪」那一套师生关系，太可恨了。--那是学术界被官僚作风所污染，不能自拔的结果。我国民主政治搞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这种官僚传统，演化为入党做官，变成党僚作风在作祟。
就以胡适之先生来说吧！适之先生在美国和我们这些后辈学生真有说有笑，有问难、有辩论，亲如家人。可是我看他后来在南港，却被他的「秘书」、「副官」、「部下」、「学生」们，「先生」长、「先生」短的捧成个官僚。蒋老总统在「官邸」之内，被内侍称「先生」而不名。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内，也被他的秘书、副官称先生而不名--「院长」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书们，捧着个小本子，终日低声下气的跟在屁股后面写「起居注」，把「胡院长」捧成个「蒋总统」。这哪是「胡适」呢？这是对适之老师莫大的侮辱！但是适之先生是位最通情达理之人，最能随俗。他对「捧」他的人，有时也破格爱护，屈予优容--这是「人情」，而胡适则是个最有人情味的人。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环境硬要强迫他「做官」，他也可做总统！
后来我在大陆上也参加过若干次学术会议。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和我们一道挤大巴士、吃大锅饭的平民作风，倒颇像「胡适」，令我这位「归国华侨」，内心肃然起敬。而回到台湾的胡适，反被副官们捧得不像「胡适」，也真是天大怪事。
话说回头，那时我虽然未敢去找郭老师，而郭师对我们倒颇为关心。一次我和数学友嬉笑于松林大道之上，忽见老师手拄巨杖自坡顶施施而下。我们赶紧收起笑声，肃立道旁让路。老师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说：「唐德刚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嗯。」他说得我好脸红，无言苦笑以对。老师走了，我们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这要在美国，我们就和老师一齐嘻嘻哈哈了。郭老师本来就很严肃，再加上个严肃的师生传统，使我们见到他正如小鬼见阎王一般。他说了一句话就走了。我们立刻开溜，溜着好轻松。
郭老师的一句评，当然对我也是个大鼓励，因为在课堂上，批评其他名作家是习以为常的。海军史的尝试是我写长篇的处女作。其时我与那《海军整建月刊》的主编通信频频，都是用老腔老气的文言文写的，使他把我误认为「中大教授」。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系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致认为「犯不着」。因此做了一阵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极。
附带说一句。那时中大二、三年级学生为大后方报刊写专栏是成筐成篓的，没啥稀奇。好友庞曾濂（史系三年级）那时竟在重庆《大公报》上写「星期论文」，郑士镕（政治系二年级）我们叫他「郑状元」。他以〈三民主义宪政论〉一文，荣膺当时教育部主办「全国大专学生论文竞赛」的首奖。「状元」是当时陈立夫部长亲「点」的。庞、郑二人那时都享誉全国，文名籍甚；所论也都掷地有声。--我那点灰溜溜的假教授论文，在沙坪学友中是上不得枱盘的。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约保密。庞、郑两兄今日皆定居纽约。我们几位白头宫男，偶尔相聚，戏谈沙坪往事，还是欢笑不绝的。
我那部处女作后来写得半途而废。主要的原因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尤其是洋书。第二则是那位主编希望我「倒写」；我不习惯。那时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战正烈。主编要我以当前大战为借鉴，先自「将来」写起。--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时对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学生和朋友王书君教授，一肩挑起来了。书君近在哥大荣任「访问学者」，他的两本有关二次大战海空战钜著，正畅销两岸，真可喜可慰也。
另一个改变我写作计画的原因，是research经验多了，在其他课程的期终作业里也可尽量发挥。我选贺昌群老师的「南北朝史」和「秦汉史」，秦汉史的期终作业，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发表了。稿费是够三个臭皮匠，吃一顿「小金刚」（沙坪坝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馆）。
大三时，我选修顾颉刚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终作业写成〈中国郡县起源考〉。曾蒙顾老师用朱笔作长批，说什么「有眼光、有裁断」，大大奖励一番。前年顾师百年冥诞，各界盛大纪念。我忽然也收到一份请柬，便道去苏州参加。我问顾潮学妹如何找到我的名字。她说她们正替顾师编年谱，查看顾师日记，发现了我的名字，「还有分数呢！」--半个世纪未碰「商周史」了，真愧对名师。但是这篇短短的期终作业后来在「安徽学院」（今日安大前身）的学报上发表了，史系主任李则纲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华教授都批览了。它竟变成我进入安大教书的敲门砖。后来我进哥大，它也帮我在哥大的「中国历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为它证明了我可读中国古书。
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绍成「小门生」的身分，去替胡适老师写自传。替胡老师写自传（写传记或年谱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师是不要的。这一点我想罗尔纲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终作业，混了这么多碗饭吃，真如胡老师所说的：「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然追根究底，我这项「一技随身」，实启蒙于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那一课。
做会了research，兴趣也广泛了，学不主一，东掐掐、西抹抹，结果一事无成，连郭老师所启蒙的一本简明中国海军史，也没有缴卷，真愧对数十年来的良师益友。老大徒伤悲，悔恨无已。「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后辈青年学子，毋步老朽后尘。
纽约接机以后
一九四三年我在中大毕业后，曾考取中大历史研究所作研究生。无奈离家日久，返乡省亲心切。其时家乡敌军已退走，川皖之间尚有安全的陆路可通，我就还乡了。翌年汤恩伯打败仗，河南陷敌，我又得机入「安徽学院」作讲师，中大便没再复学。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学；四九年大陆政权易手，回忆沙坪师友，就如同隔世了。
谁知在五〇年代中期某月日，我忽然收到一封发自台湾的国际邮笺，字迹好熟悉。一看原来是郭廷以老师寄来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说即将访问纽约，并写出班机时刻，盼我能接机，余事面详。我接书真十分兴奋。届时乃开了我那百元老爷车赶往「荒怠机场」（Idewild Airport，后改名甘乃迪国际机场）接机。那时荒怠机场名副其实，还是一片荒野。四周芦苇高过人头。汽车自芦苇夹道中，缓缓开入机场。但是地虽荒僻而接机者仍是人头济济。我站在铁栏之外，见百码之外的机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机人群均摇手欢迎。郭老师刚出机门，还在梯上时，我就认出了。--那倒不因为他是中国旅客的缘故，而是因为他那熟悉的体形和动作，虽然他已不用手杖；蓝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装。我虽然举手大摇，我想他是不会认识我的。他有学生千百人，相别十余年。他何能认出我呢？当他走近了，我正预备自报姓名时，老师竟抢先破容一笑说：「德刚，你来啦。」我接过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拥抱），师生都高兴无比！那是郭老师第一次访问美国。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随员，他的秘书，他的代表，他的翻译，和他的司机。到处奔走洽谈，日夜不停。
郭廷以教授那时正忙着组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五〇年代的台湾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经济上也一穷二白。郭师美国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他基金会，申请补助，第二是想与美东诸名大学挂钩。--那时美国的「名」大学，都还在美东呢！
天下事最难的是伸手向人要钱！次难的是订立不平等条约。人家荣华富贵，你一穷二白，攀起亲来，门不当、户不对嘛！纵使贵人好见，而贵人之下的与你说相同语言的「二爷」、「马弁」等人的脸色有时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
郭老师原本是一位寡言鲜笑的严肃学者，为着中国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顾的假学者、烂政客，强作笑容，低声下气，我这位老师的道童、随员、小和尚、汽车夫、樊哙……每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为之恻然。--然郭老师有传教士精神，为着「近史所」这个baby，他任劳任怨，筚路蓝缕，一锹一铲地为它奠基，真令人感动，也令人悲伤。--这是他第一次的美东之行。
其后郭老师又数度访美，一次并偕一青年随员李念萱兄同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近史所已逐渐成型。当我于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图书馆时，郭师曾看中了我馆珍贵的「复本书」（duplicates）。我也签请哥大备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并为他承担运费。郭师如获至宝，连说：「这样我们图书馆就有基础了。」那时书市不大，基本参考书和政府档案如北京政府公报，都早已绝迹也。
郭廷以老师原是位纯学者，寡言鲜笑，应付复杂的政治环境，原非其所长。在他「拜拜」成长期中，他这保母是焦头烂额的。--笔者那时也被无辜地卷入哥大的校园政治，在数个政客互斗之间，也额烂头焦，不能自拔。
我们沙坪老师生偶尔聚会，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我们师生两造的辛酸过程，可说彼此都终始其事。郭师向我求援和诉苦信件，我相信还可找出不少封来，虽然一大半都给我丢了--何从说起呢？！
郭师后来在纽约逝世时，张朋园教授和我，可能是他仅有的两个「老学生」去给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平生为老师送葬的唯一的一个人。
师生遇合有缘，谨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
*原载于台北《中外杂志》五十九卷第一期
十一、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袁同礼先生
袁同礼（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战后侨居美国的诸多华裔学人中，对笔者有深远影响的前辈之一。他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生肖属羊。这年龄正在我父母之间--先父属猴（一八九六），先母属马（一八九四）。袁公属羊，正是马猴之间，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执辈。中国的传统习俗，也使我对他老人家「执礼甚恭」。
袁氏是位谦谦君子。虽然在任何一面，他都是我的长辈，但他向不以长辈自居；对我们这些晚辈（尤其是同行），他一视同仁，以朋友相处，所以也可说是「忘年之交」。但是从我的立场看他，则永远是「亦师亦友」的。--在早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上，袁氏手著的许多目录学著作，都是我长置案头、随手翻查的重要参考书，至今未废。而袁公不懈的研究工作，有时也找上我作研究助理。例如在查对胡适之先生在哥大得博士的年份，袁公最后用「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就是根据我的口述报告。
袁同礼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历史上是排有他一定的席次的。但是在这则短篇里，我不愿多提他传记上的细节--因为袁氏已有几篇颇为详尽的小传，如：吴光清的《袁守和先生传略》，李书华的《追忆袁守和先生》，和秦贤次为刘绍唐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所写的更详细的〈袁同礼（一八九五～一九六五）〉的传记。在英文著作里，则哥伦比亚大学所出版的《民国名人传》第四册（Biographical Dici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C. Ho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Vol. 4），那就兼顾中西，更为翔实了。--所以在拙篇里我只想谈谈守和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史」中，所发生的作用、他的贡献，和他在文化转型中的地位。
先谈谈「转型」
在不同的拙著里，个人一再提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当然包括画蛇添足的什么「现代史」和「当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也就是一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史」。「现代化运动」这一名词，毋需解释，也解释不尽。--「转型」则是任何一个有高度成就的民族文化，必定有其固有的社会文化的特殊「型态」，如西方的基督教国家，中东的回教国家，和南亚的印度，都是有其特殊型态的。
可是近五百年来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的发展，只有其「现代化」的程序，而没有「转型」的问题，尤其没有「转型」的痛苦。因为现代化运动在西方是一种发自内部的自然进展（natural cours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而我们中国和其他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则是发轫于外界（尤其是西方）的挑战和压力（Western chalenge and pressure）。
因此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只有其范围大小，和时间缓急的问题，而没有社会文化「转型」（transformation）的问题。
我们和其他亚非拉国家就不然了。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发轫于「被迫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师夷之长技」。既然向「西方学习」，因此我们的「现代化运动」就多了个「西化运动」（Westernization）的阶段。「西化」就是由东方式转成西方式（简称「西式」或「洋式」）--从三家村的「土私塾」到大小城市中的「洋学堂」；从「父母之命」到「自由恋爱」……等等的转变，这就是所谓「转型」了。--须知「土私塾」这一教育制度，和「父母之命」这一婚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教育和婚姻制度，就是我们固有文化型态的一部分，这种千年不变的「型」态，一下要「转」成「洋式」或「西式」的「洋学堂」和「（西式的）自由恋爱」，是十分困难的，和十分痛苦的。--就以婚姻「转型」来说吧！我们「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呢？--这个例子，这种哭声，纵在今日，仍是触手可指，海峡两岸皆然。这只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困难和痛苦的千万个例子之一罢了。
各行各业，各有启蒙之人
以上所举只是两个特殊例子。其实近百余年来，一转百转--文物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艺思潮、学术研究……无一不是从千年不变，到大变特变--弃旧从新，舍东就西的。胡适等人当年提倡「全盘西化」，被人骂惨了。其实我们今日回头看看，从我们本身开始，从头到脚（上有西式分装头，下有大英洋皮鞋），从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须，晚上如厕熄灯上床），岂不是早已「全盘西化」了，有什么稀奇呢！--大陆农村太落后，等到他们也像我们生活在都市的人，全盘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后了。
以上所说的，只是我们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实国家大政、典章制度、学术文化……，无一不然也。--只是这种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中，各行各业都有其先知先觉的带头人，这就是我们所谓「开风气」的大师了。
且举几个领导我们转型的巨人来看看：
·领导我们作政治转型的是康有为、孙文（中山）；
·领导我们作军事转型的是李鸿章、袁世凯、蒋百里、蒋介石（中正）、毛泽东；
·领导我们搞外交转型的是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
·领导我们作哲学思想转型的是胡适、陈独秀；
·领导我们作语言文学转型的是胡适、周树人（鲁迅）；
·领导我们作教育道德转型的是蔡元培、张伯苓、胡适；
·领导我们作建筑学转型的是梁思成、贝聿铭；
·领导我们作图书管理学和目录学转型的是袁同礼、蒋复璁；
·领导我们作……（其他转型的至少还可举出百人）
换言之，近百余年来，我国各行各业，皆有其各自的「转型运动」--通过「西化」的阶段，到达「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后自有其自然前进发展的规律。在这各行各业的转型运动中也各有其「启蒙大师」。我个人试拟上列诸人为例，就是说明，袁同礼在近代中国，是位领导我们搞现代图书管理学和现代目录学的带头人和启蒙大师--这便是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
传统目录学现代化的领导者
「目录学」原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在传统中国能「博极群书」，能「由博返约」才是大学者。只通一经的一通百不通，在汉以后，就不能算是大儒了。所以目录学实是众学之源。
搞图书分类学和图书管理学，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汉代的「七略」、隋唐的「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都是独步全球的。到乾隆修《四库全书》（与美国革命同时），我们四库一部，足敌全球其他各国所有图书之总和。真是欹欤盛哉。不幸近两百年来，西方突飞猛进，我们就落伍了。
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一搞两千年不变，也实在是太保守了。再者「孔家店」这个托拉斯，一下就把持了「四库」的四分之一（经部），也太霸道了。等到胡适出现，搞反托拉斯法，把「经、子」拉平之后，因而我国传统的藏书楼，便天下大乱了--两千年传统，毁于一旦，如何是好？
文化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孔家的托拉斯既倒，下面的百货商店通统都得改装重建。因此才有新式图书馆之出现，和新的图书馆学会之成立。主其事者都是名震一时的学者文人如梁启超和蔡元培等人。对他们说来，「老式的」、「传统的」图书管理方法和老式的「四部分类法」是不能再沿用了。他们要改用「新式的」、「洋式的」、「西式的」方法。但是梁举人和蔡进士这种小脚放大的旧式新文人，知道啥洋式、西式呢？--在新的建制里，他们不能不顶个头衔，至于实际工作，老进士、老举人就一团漆黑了。这样，那新自美国留学归来，享有图书管理学位，和实际（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经验的青年学者袁同礼就脱颖而出了。
从北京到台北
关于袁氏详细学历经历，读者可参阅上引三传。这儿只想一提那与时代有关键性的若干要点。袁氏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与傅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一九二〇年留学入纽约哥大。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哥大本科，再入纽约州大前身之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并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再赴欧洲考察实习一年。一九二四年归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长，一九二五年改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长。同时近代中国新式（西式）的图书馆学会开始出现；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京图书馆」正式成立。--中国敬老尊贤的旧传统，规定了必须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挂名作「首长」，而这些新式建设的筹备、建立和实际管理，即由一个「内行」的青年袁同礼，一肩挑之。「外行」老人，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因此近代中国才第一次有新式（西式）图书馆之出现。--以上还是军阀时代。迨国民党完成北伐，袁氏乃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一月，由副馆长升任馆长。--这就是今日闻名世界的全球十大图书馆之一的「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而袁同礼则是它的奠基者和最早的实际负责人。该馆其后时历三朝，名称数易，然其「现代化」管理之确立实始自袁氏，而慢慢普及全国的。
有人或许要问：袁氏之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不是还有个最有名的馆长，毛泽东的上司李大钊吗？答曰：李大钊是搞新闻出身的。他是个革命家、思想家、学者教授。他对《隋书·经籍志》、《四库总目》、《四库提要〉等传统目录学，可能如数家珍（这也不容易啊！），可是对西式目录学，和现代图书管理学，他就是一窍不通的老学究了！
现代「图书管理学」（library science）和现代「商业管理学」（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一样，是一桩学理结合实际，极其深奥的现时代的管理科学。在这一行道里，所谓「服务工业」（service industry），它今日已进入「超工业时代」（Post-Industrial Age）。吃这行饭的，纵在袁同礼时代，外行已经不能领导内行了。
在袁同礼时代的中国，有高度现代化训练的「职业图书管理人员」（professional librarians）原已不多，而有眼光、有魄力，又能突出单纯「技术人员」（technocrat）的境界，更有机缘能进入本行最高行政阶层而一展所长的，袁氏之外，实难找第二人了。--在上选诸人中，我特提出蒋复璁先生。余游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时访「国立中央图书馆」，亦见前贤苦心孤诣之遗规。台湾今日如少此一馆，则今日台湾又成什么个岛呢？--缅怀先贤瑜亮，实有余慨。
引进「服务观念」和服务科技
但是话说回头，袁公对我国的目录学、图书管理学，乃至资讯学的具体贡献，又在何处呢？
答曰：胡适之先生以前不是强调，他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方法和目的，是引进西方学理，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吗？适之先生是位启蒙大师和思想家，他只能讲一些抽象理论。至于怎样化「抽象理论」为「具体事实」，那就千头万绪，要靠各行各业的实行家，来采取实际行动了。上述袁蒋二公就是他们那一行里的始作俑者的实行家、带头人。长话短说，我们也不妨试加归纳如后：
第一是「观念转型」。因为吾国吾民在三千年的专制传统的浸淫之下，早把国营事业都办成大小不同的「衙门」。高级领导全是「官」，低级工作人员全是「吏」。连工友杂役，都是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皂隶」．--此风至今不衰。君不见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国营百货商店中的男女售货员，他们哪里是对顾客服务呢？他们只是一群对老百姓颐指气使的传统衙门中的小衙役、小「皂隶」而已。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怪不得他们。一位北京老教授叹息地告诉我说：「要把我们的bureaucracy（衙门），转变成西方的servicy agency（服务机构），大致还需要三二十年。」--老友的估计，我真完全同意。所以不才也常说，我国近代史上转型期的「历史三峡」，可能要延长两百年（一八四二～二〇四二），我们大致才能安全出峡。袁同礼、蒋复璁的时代，当然仍在峡中，但是他们却是致力于转型的带头人。所以国立图书馆实是我国近代史上，首先突出的国人自己主持的「国营服务企业」。
【附注】其他如邮局、海关、铁道等都是先由洋人代为奠基的。美国的国营服务企业如国家公园和公立图书馆等等，其服务之周到是举世无双的。相形之下，我们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
第二是「引进西方学理和制度」。袁氏终身事业始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图书馆），也终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而把先进的「国会图书馆编目学」（L. C. system）等精密制度，引进中国的也是他。
第三是「引进并突破西方先进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图书和档案管理这门学问中，首先引进照相技术，和根据西方学理，实行中文索引和编目的，恐怕也是从袁氏主持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始的。--北伐期间，时任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陈立夫先生，为掌握堆积如山的机要文电，他也「发明」了一套「分类」和「索引」系统，颇为总司令蒋公所激赏，而大有功于革命。其实陈氏以矿冶工程师，大材小用，而去发明「分类」、「索引」、「引得」（index的汉语音译）一类的雕虫小技者，实是革命期中，军事与学术完全脱钩的关系。他那时如引用一两位有现代训练的，搞「图书档案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又何需自己去「发明」呢？
当年设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对「引得学」也颇为突出。但是「燕京」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办的学堂。
「国立北平图书馆」当年所引进的科技，如缩微胶卷（microfilm）等等都是很原始的。它远不如后来的「缩微胶片」（microfiche）。和今日的「电子计算机」（俗称「电脑」）相比，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但是现代化总得有个带头人。袁同礼先生便是推动这一行道现代化的启蒙领袖。
历史三峡中的龙舟竞赛
近代中国的「转型运动」，是个长逾两百年的艰苦历程--它要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军备西化」，通过「经济西化」、「政治西化」、「学术西化」、「社会风俗西化」（如自由恋爱、体育活动等）、「生活西化」……到「全盘西化」，到「修正西化」（所谓「有中国特色」等等），到「超西化」，到「独立现代化」，到「领导全球现代化」（如今日美国）的「文化翻身」--引句酸溜溜的亚圣之言，曰：从「变于夷者也」，回头到「以夏变夷」，也就是世界文化上的所谓「华化」、「汉化」（Sinicization或Sinificaon），一连串「三百年洋东转洋西」的世界文明大转型。--在这种银河倒流、宇宙变色的文化大运转中，我民族精英，参预其间，正不知有几百几千的风云人物，和几万、几十万和几百万的「无名英雄」，卷入运作呢！--孙中山、胡适之辈，只是这一波涛汹涌的大潮流中，少数知名而幸运的弄潮儿罢了。--「时势造英雄」就绝不是「英雄造时势」所可比于万一的。「时势」是客观形成的「历史三峡」中的惊涛骇浪，「英雄」则只是一些随波逐流的，主观的梢公、舵手和弄潮水手而已。他们顺流而下，成名的英雄之外，还有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操着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蜂拥争先。浪卷船翻，惊险莫名。--说句老实话，在通过这个历史三峡的龙舟竞赛中，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胡适之、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是些摇旗呐喊，出尽锋头的英雄或狗熊。--知道潮流，熟谙水性，在这场接力竞赛中，有惊无险的大梢公，都是「英雄」；那些枉顾潮流，不谙水性，而翻了船，灭了顶，便是七分英雄、三分「狗熊」，或七分狗熊、三分英雄了（所谓三七开）。或许干脆就是狗熊，算不得英雄。
与这些英雄、狗熊，一道蜂拥而下的，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各行各业的无名英雄--他们才是这场现代化运动的「主流」。他们言忠信、行笃敬地默默耕耘，把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慢慢地推向现代化。--群众才是英雄。那些出尽锋头，摇旗呐喊的风云人物，往往只是一些副作用大于正作用的狗熊。没有他们，我们的日子好过多了。
袁同礼先生虽然在他的本行之内，并非没没无闻之辈，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中，他实质上，也是那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之一啊！
百年国史回头看，毛泽东在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所造成的灾害，便是把我国族中，时历数十年始慢慢培养出来的、有科学训练的专业领袖（象袁同礼这样的人），诛锄殆尽。--袁同礼是幸运地逃出了暴君的魔掌而吹箫海外，那些没有离开大陆的「袁同礼」们，就被老毛一批一批地杀掉了。--一个暴君，强不知以为知。在孤独的老年变态心理之下，乱杀贤良，是多么可怕？！
西文汉学书目的重要性
袁氏离开大陆之后，俗语说：「家有良田万顷，不如一技随身。」他又以他的专业训练，回到他当年从事「实习」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当一名最起码的中文编目员。他所以屈就这个小职位的道理，据他向我说，第一是养家活口，第二是为了将来的养老金，以保晚年。谁知袁公辛辛苦苦地做了十多年，六十五岁退休之后，未期年他自己就过去了。--虽然养老金所领无多，但是美国退休制是十分优越的。他的遗属还是会继续领取一部分的。
袁同礼是位突出的目录学家。但是在他早年返国服公期间却无暇著述，可是在被迫流亡美时期，公余之暇，反而编印了大量不朽之作，有时还惹出些可笑的是非。
在他那多至十余种的晚年著述中，有数项至今还为学人日常之参考。晚近之作还无法代替的，或永远不能代替的，例如：
《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一九五七年出版）
《研究中国的西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58.）
《一九〇五至一九六〇年间中国留美学生博士题名录及博士论文索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 Washington, 1961.）
《一九一六至一九六一年间中国留英与留北爱尔兰博士题目录及博士论文索引》（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1916～1961. N.P. 1963.）
《一九〇七至一九六二年间欧洲大陆中国留学生博士题名录及博士论文索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2. Washington, 1964.）
【附注】（一）上选五书，除第一本之外，其余四本均无中文书名。本篇中的汉文书目，为笔者代译。（二）《留美博士论文录》有李志钟博士的「续编」（一九六七）。最近的论文还应有再续篇。在本书中袁公把在下和薛君度博士对调了。他把我分入「政治门」，薛分入「历史门」。其实我二人应各自归还建制。附此更正一下。
笔者更附带说明一下，西方人研究中国，自元代的马可波罗，到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到晚近的「汉学家」和「中国学家」，如李约瑟，乃至今日还在大放厥辞的杭廷顿教授。他们对中国研究的成果，都是中国学人，以及中国朝野所不应忽视的。尤其是今日当权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政论家，如不知这些研究中国的洋专家的著作，那就等于瞎了一只眼，不可能说出行道话来。--搞政治的人自己搞不了，就得组织个情报室、资料室，找些专才来帮着搞。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简写LC）所以由国会主持，就因为那主持美国联邦大政的千把个官僚政客，需要一个联合资料室的缘故。它是为服务官僚开始的而渐及于学界。
例如某些小政客，一时心血来潮，要找个「西藏问题」来扬扬名、捣捣蛋。他本来连西藏在中国的东北或西南都不知道，可是只要招呼助理把电脑一揿，则LC万部资料立现眼前。只要摘要而听之，一夕之间，他便是个不大不小的西藏专家了。若再通过那无孔不入的电子资讯网（Internet)，一个百人专家团，立刻就可排出堂堂之阵，阵阵之旗；隔洋叫嚣，北京的江大人就头大如斗了。--搞「西藏问题」的资讯，则「北京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来个国共合作．恐怕还搞不过一所LC呢！
今日如起袁公于地下，他固不知电脑为何物，但是今日中国如也要来个Internet，那就还得从袁氏那个出发点搞起啊！--因此袁氏那本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笔者至今仍长置案头，不可一日废也。
过五关斩六将的「博士论文」
至于袁氏那几本博士题名录，也不妨稍作说明。学士题名是我们中国文明的老花招。唐朝的各科新进士，有所谓「雁塔题名」。明、清两朝六百年考出了两万多名「进士」。他们在「金榜题名」之后，还有正式刻板印刷的各科「进士题名录」。--吾友何炳棣教授，就是参透这万名进士出身的社会背景，而扬名国际的。
但是我国古老的「进士题名录」（注意，这在世界历史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啊！）所着重的只是进士爷的「出身」。至于这些「天子门生」的「进士论文」，就无啥足取了。可是在我们这一科举考试制度，经耶稣会士传入西方之后，它就花样翻新的「现代化」起来了。其后再由欧入美，它就变成误尽苍生的今日美国的洋科举了。
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我们中国的土科举被迫停止。消息一出，当时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真如丧考妣--没个出身，没了前程，如何是好？殊不知天无绝人之路，洋科举竟应运而生，得了个洋科名，其风光且远甚于土科名呢！
今日名垂史册的名儒硕彦如顾维钧、胡适、马寅初……等等，都是早期洋科甲出身的佼佼者。没个洋进士头街，顾维钧就见不到袁世凯，胡适搞不了新文化，马寅初也当不了北大校长。--但是在学术上说，这些洋进士题名的重点，就不在出身，而在博士论文了。
读者知否，今日世界上千万个博士爷，少说点，大致有百分之九十吧（当然也包括小可自己在内），都是一书博士。一辈于只写一本差强人意的书，以后就靠它老人家赏饭吃--吃它一辈子。这本书十九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何以如此呢，诸位，这就是「人性」嘛！人都是有奴性的，不鞭打，便不做工。或做而偷懒。《三字经》上说：「教不严，师之惰。」唱戏的梅兰芳、马连良。也都知道「严师出高徒」。屁股不打烂，是唱不出好戏的。凭天才，哼两句，那就是票友了。票友唱戏，照理是出钱请人去听的。--博士爷原都是科班出身的。一旦得了博士，没人打屁股，就变成票友了。此「一书博士」之所以然也。人生苦短，一瞥眼，就靠一本书，吃一辈子。悲夫！
但是话说回头，读者可千万别瞧不起博士爷的「一书」，尤其是举世驰名的名大学的博士爷的一书。因为那一书，往往是他呕心沥血、皮开肉绽的心血结晶。也往往是他钻营十年的小牛角尖中最堪一读的专著。--大题目如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增补为《中国古代哲学史》），足开一代文运。小题目如顾维钧的《外侨在华的法律地位》，也是该专题的唯一著作。再如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之影响》。今日学人不谈五四则罢；若谈五四，则必自周郎开始。
以上只是文科。再看理工科，那就更为实际了。每篇博士论文，都是解决一个科学上的现实问题。如钱学森的《压缩流体运动与喷射推进诸问题》，便是今日搞流体力学和太空工程起步的专论。其外如蒋彦士（一九四二·明尼苏达）和李登辉（一九六八·康乃尔）在农业研究上的专论，都是启台湾农业现代化之先河，光辉灿烂，功不可没的（这儿所谈是纯学术性的，与二公的政治行为无涉也）。
笔者个人治学的经验和习惯便是凡涉及某项专题，我第一要找的参考书，便是与各该项有关的名大学的博士论文。因为这些论文，都是一些博士级专才，呕心沥血，过五关斩六将的力作，非同凡响，不是一般瞎扯淡之文。专家可信得过也。--忆七〇年代之初，余首返大陆探母，见祖国农业改革之彻底失败，而想一探台湾土改与农改之奥秘，曾得机访问蒋彦士君一谈（余知其为明尼苏达四二级之农学博士也）。承蒋公不弃，赠我整箱「农复会」出版品，至今珍藏之。其后偶尔谬论农村问题，手边参考资料，信其可用也。
农业如此，其他各科，无不皆然。--个人甘苦推广及于学生，因凡有硕士、博士研究生问道及余者（尤其是亚裔学生）。我总要该生先看看与他（她）专题有关的「博士论文」。--人家如已做过，你要重作之，那就要青出于蓝了。不能胜于蓝，为避免有抄袭之嫌，那就要换个题目了。这第一步的审查工作，得其窍者，半小时之功力耳。案头有袁同礼、李志钟之参考书，一索可得也。进读全文，则北美主要图书馆，和台北「中央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均有全套庋藏也。
余即知有研究生穷数年之功，做出些血汗结晶，始发现此专题早有人做过。他不能后来居上，就被误为抄袭了。--这些都是「教不严、师之惰」的结果。余亦知有些在大陆上的科学实验，颇足矜夸。殊不料所得结果，美国早在战后即已「解密」（de-classified）矣。
笔者举这些小例子，无非想说明，袁某在中国带头搞资讯现代化的重要性及其历史意义罢了。
孙中山、毛泽东的「登月计画」
其实更值得吾人注意的，还是这种看来初无深文大义（也是毛泽东绝对瞧不起）的东西，往往影响千万国民的生命财产。
六〇年代美国为在太空工程上超赶苏联，要搞个嫦娥奔月的计画。为解决太空人登月的一切难题，「太空总署」（NASA）与各大学和工商业研究机构，先后订了八千多个「副合同」（subcontract）。每个小合同解决一项难题。八千难题有一个不解决，太空人就上不了月球；而每一个难题之解决，事实上都是一篇或大或小的「博士论文」。等到八千本博士论文全都通过，八千项难题通统解决，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才能以「小小的一步」踏上月球！
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就不然哉？！
事实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民主专政论」之中，都各有不同的「登月计画」。
孙中山的「登月计画」叫做「涨价归公」。
毛泽东的「登月计画」叫做「吃大锅饭」。
孙中山先生当年周游世界，眼看伦敦、纽约等地炒地皮的奸商，日进万金，吃喝嫖赌。他老人家火了，因而「发明」了一套「民生主义」。信誓旦旦，一朝革命成功，他一定要搞个「涨价归公」，封杀所有奸商。孙公真勇已哉！果然他的革命成功了。蒋家父子誓死实行「国父遗教」，搞了六十二年，也未搞出个「涨价归公」来。最近李登辉总统再接再厉，又宣布他坚决信仰「三民主义」--但是就是不搞「涨价归公」。
朋友，岂蒋家父子、李氏伉俪，对主义信仰，口是心非哉？非也！原来国父的「涨价归公」，也是一椿「登月计画」也。它需写八千本博士论文；解决八千项难题，始有登月之望。他老人家一本博士论文也未发表，只来个「想当然耳」，如何能搞嫦娥奔月呢？！
毛主席更糟。他要全国老百姓，都来吃大锅饭。大锅饭煮了就吃。其易也，直如「抬头望月」。但是其难也，则如「涨价归公」。不写八千本博士论文，解决八千项难题，而硬要为人民服务，强迫人民食之，就要饿死两千五百万人了。
读过英雄豪杰的传记，回头再看看像袁同礼那样的无名英雄们是多么可爱啊！他们死得多么可惜啊！（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北美洲）
*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七卷第六期
【贰】太平天国
一、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
从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鉴》）的观点来看，满清二百六十八年实在是中国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一个朝代。
论武功，它开疆拓土、四向扩张，幅员之广阔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乾隆时代东南亚「香料群岛」一带（今印度尼西亚东端）有些小国如「苏禄」（Sulu）等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海盗吓惨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内附」作藩属；乾隆爷还下诏以「险远不许」呢！这与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作风，如何能比？
论文治，则清初康雍乾三朝一百三十余年（一六六一～一七九五）的国泰民安，制度上轨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无斯盛」！－－满清也是我国历史上（包括国共两党的政府在内），唯一没有全国性「徭役制」（Corvee或forced labor）的一个朝代（见《皇清通考》）。若论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清朝实在是最少的啊！
论经济，康雍乾三朝，人丁剧增、民丰物阜也不在同时欧洲之下；纵迟至「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前夕，我们的一个资本家浩官伍敦仁（一七六九～一八四三，广州十三行主东之一），他个人的财富，据美商估计也比与他同时最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垄断贸易的美国财阀约翰．亚斯特(John Jacob Astor，1763～1848)，可能还要富上好几倍。
【附注】亚斯特财团也是纽约市最早、最大、最豪华的「华尔道夫大饭店」（Hotel Astor Walldorf）的拥有者。李鸿章于一八九六年访问纽约时，即下榻该饭店。亚斯特本人也是靠对华皮货贸易（fur trade）起家的。
再说说学术文化吧！中国那时更是独步全球。乾隆皇帝于美国革命时期在北京开馆修《四库全书》。这一部被他陛下一「毁」再「毁」的丛书，所剩下的卷帙，其分量还大于当时全世界其它各国现存书籍之总和！举一反三，其它的成就，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朝的满清，实在是不可小视的。可是近百年来它却为中外史学家糟蹋得不成个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大风吹倒前朝树，我们历史上的最后一朝也就逐渐沉入历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尸了。
第一册曾略叙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谈谈晚清带有浓厚周期性的内忧。
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内乱
在我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盖我国传统的外患多半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之能否问鼎中原，则决定于两种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无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国有否给它问鼎的机会。二者的凑合是难得的，也是偶然的。这一难得与偶然事实上也适用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入侵。
至于内乱呢？那它就往往有其周而复始的必然性了；而这个必然性，也往往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历史家，甚至阴阳家、术数家，都可以预测的、逆料的。
【附注】阴阳学、术数学不是中国和印度所专有的「迷信」。它在犹太、古希腊和伊斯兰等文明里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在当今世界上的信徒显然包括绝大多数台港的资本家和大陆上的高低共干。我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军阀、政客，几可说无人不信。甚至蒋中正、毛泽东二公也都是它虔诚的信徒。美国前总统里根和他的夫人南茜笃信之诚，尤其是世界闻名的。今日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居然也可以「通灵」。迷信之深也出乎吾人之想象。
「术数学」在西方文明里叫做numerology。这项学术在中国则始自《易经》；在西方则为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580～507 B.C.)所倡导，是一种「非科学的科学」。其实「科学」(science)，从亚里斯多德到杨振宁、李政道所搞的，也只是人类智能中发掘出来的知识之一环。它如今已变成一种「超发展」(over-develOped)的学问，在「现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中简直是罢黜百家、独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将来的「超西方」(post-Western)和「超现代阶段」(The post-Modern Era)里，那些「低发展的知识」(underdeveloped learnings)和「非科学的科学」(unscientific 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过搞学问不应太自我设限就是了。
其实我们对清末国是的解释，还是以阴阳家的「气数已尽」四字，最为切当。「气」者，朝气也、暮气也、死气也……中医所谓「精、气、神」是也。满清末年，可说三者皆死。
「数」者，数据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学」的甲子、乙丑不谈，其它的「科学数据」如人口过剩、民穷财尽、民不畏死等等各项统计，都注定满清王朝，非灭亡不可。
甚至就以当朝统治者找「接班人」的独家数据来说吧！康熙皇帝统治了六十一年，死后还有十八名皇子－－十八个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或加上咸丰成四帝），却连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咸丰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个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个儿子，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们或许要问：皇帝生不生儿子，还要麻烦「现代」史学家们叨叨不休吗？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儿子太重要了嘛！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列强之间订立国际条约都要把「毋易树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儿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儿子来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儿子做接班人），「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等等家庭小事，写入国际公法，以维持世界和平。
因为在那个「一家统治一国」，「国家强于社会」的时代中，一个有关键性的家族里，大小老婆打架，是会影响国际和平，引起世界大战的。其实当代中国还不是如此?!
笔者走笔至此，不免想起我国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来。梁氏在他的《新民丛报》上诋毁我们举世无双的《二十四史》说，我国诸史非史也，「帝王家谱」也。梁氏著书于「西学」初来之时。日译西书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点西学皮毛便抢新学，骂起祖宗来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帝王家谱」的重要性远大于「历史」啊！所谓「正史」者，其内容原是以「帝王家谱」一门最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先圣先贤不是早有明训?!做皇帝、做大独裁者，要日理万机，明察秋毫。那项繁重工作，岂是一个精气神皆孱，连个儿子也生不出的像溥仪先生那样的人，所能胜任的呢？
总而言之，时至晚清，我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大清气数已尽，不是出几个像李鸿章、邓小平一类的人物，搞两下什么「中兴」就可挽救得了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一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二十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这个周期性的变乱，就要拖得更长更惨了。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说来，满清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一个周期开始时的征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做「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的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张作霖、毛泽东……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它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不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不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毛泽东、邓小平诸公就不了解这一点。毛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余万，人相食，而农民没有出个陈胜、吴广，来「揭竿而起」。毛氏觉得很奇怪。不知其所以然，他只好说是「中国农民太好了」。毛始皇就不知道，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为十二金人」，这些「金人」老爷是不能拿刀杀人的。农民没有「兵器」，在那个时代，他们「削竹为枪」，还是照样可以造反的啊！
毛主席收尽天下兵器，铸为千万机枪、坦克；农民「揭竿而起」就办不到了。帝国时代的中国农民就那样不好？动不动就造反？人民中国时代，农民就那样「好」？饿死也不造反？他们承毛主席高看了！
刘邦，这个农民领袖，「入关」时「约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杀人者，死。」毛泽东在「大跃进」中，一下便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或过失杀人案，农民要判他两千五百万个死刑啊！润之兄，你还想在历史的地狱里超生！
邓小平先生是有大恩于中国农民了－－他把农民从毛泽东的「农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来。这样他就以为中国八千万农民是他邓家政权的老本了。「有八千万农民支持我，怕什么？」邓公有所不知，时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改朝换代」的枢纽已不在农村。它的重点是在「巴士底狱」围墙之外啊！拿破仑将军哪是什么农民的领袖呢？
题外之言，扯得太长了，就此打住。
白莲教和严新的「带功讲座」
晚清农村发生严重性造反现象，盖始于乾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
「白莲教」是我国宋、元、明、清四朝潜伏于民间，最有号召力的秘密「会道教门」（folk religion）。清末的「天地会」和搞「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国时代的什么「同善社」、「一贯道」、「红枪会」、「大刀会」，乃至今日风靡台海两岸的「气功」传习和「特异功能」等等，都是他老人家的嫡系或旁支。愚夫妇最近在纽约花了一百美金，去参加大陆访美的气功大师严新所主讲的「气功带功讲座」。我被主持人延坐于讲台之上、严新之侧，面对听众数百人。当严医师带功讲演时，听众之中顿起骚动－－哭者、笑者、颤者、抖者、盲行者、跳舞者、拍手者，甚至翻斤斗、打滚、少女沿墙倒立……不一而足。我邻座一位妙龄少女也随众离座起舞，舞姿美妙。我坐于她的「磁场」之内，她向我「发功」（她事后告诉我的），我也在无意中扭了若干次，为坐在远处的老伴所目击。杂座于听众中的李又宁教授也在座位上起舞，舞态也颇为可观。那位在讲台上一讲数小时，讲话既无阴阳顿挫，口中也不要喝水的严医师，却频频招呼摄影记者「把这些美妙姿态照下来」。我虽未带照像机却高坐于讲台之上，整个会场一览无余。眼见那些满嘴胡须，粗壮无比的大洋人也失去控制而摇头晃脑，手舞足蹈，与邻座指手画脚的东方夫人，相映成趣－－真是好一场大魔术表演，不见不信。
据严新说，他在大陆上最大的一次「带功讲座」，听众有十九万人之多，盛况可知。我这位「无师自通」的气功学徒，也告诉他说，我要拜他做老师。－－朋友，人家是真有本领！不是瞎扯淡的嘛！
我想：我如是个晚清时代的失地农民，严新如果是个白莲教的「老头子」，那我一定会跟他去「造反」的。他如被「招安」了，要替叶赫那拉老太太搞「扶清灭洋」，那我也会追随到底的。
舜犹人也！读者与作者亦「人」也。做个「人」，则我们的社会行为都有其相通之处。是造反或是保皇，彼此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看过严新，就不免使我联想起那位「上帝的小儿子」、「耶稣的弟弟」、「天王洪秀全」来了。
广东洪秀全何以在广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个时代便是传统中国历史上产生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上面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已彻底锈烂，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会也百病丛生－－黑死病、爱滋病都一时俱来。病入膏肓，医药罔效，人死病断根，那就要改朝换代了。
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体制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中之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难得一饱的贫下中农。当他们在这种「上下交征」的残酷环境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时，他们就要挺而走险，集体暴动了。在农民暴动蓄势待发之时，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儿子下凡「除妖」，这位小上帝：「天兄耶稣之弟」的「洪先生」，和这些农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洪先生搞「带功讲座」的本领，可能比严先生还要大上几倍，也未可知。
洪秀全就是以「带功讲座」这一类的方式开始，领导数万农民造起反来的。
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呢？这就是因为在那个造反有理的要求之下，广西的造反条件实远优于广东。广西在今日大陆政治区划中已经不是个「省」，它被划为「壮族自治区」。壮族在我国少数民族排行中是最大的一族，有六百万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瑶彝黎等等种族繁多。其实这些少数民族事实上只是「中华民族大熔炉」（The Chinese Melt-ing 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据熔化的程度他们且有「生」、「熟」之分。笔者在抗战期间读中学曾随校迁入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时我们所接触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别。最熟的熟苗那就与我们所谓「汉族」毫无分别。他们的子女也就进入我校读书。可是我们如与「生苗」往还，那就要带「通事」（翻译）了。
清末的广西当然比抗战期中的大西南更为复杂。全省汉番杂处，生熟兼备。而汉人之间亦有土居汉人（早年南迁者）与「客家」（后来的北方移民）之别。其情形盖亦如台湾今日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吧！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劣根性在作祟，这两帮「汉人」之间的摩擦，原是没止没尽的。至于汉番之争，乃至少数民族本身之间的斗争那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地理条件－－全省地瘠民贫、谋生不易。因此落草为寇，实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终南捷径。纵迟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的时代，他所熟悉的广西，还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
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广东话）；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观念。
上述种种也都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条件，使他们能因时、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组织群众，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场失意、能说粤语的客家人。他在花县是一位被歧视的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所以在花县他是不会有太多的群众的。加以花县地邻广州，居民的文化和经济水平都相当高。洪先生想搞点「妖言惑众」、「带功讲座」，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西江两岸的贵县、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那洪先生就可称圣称贤、称王称霸，如鱼得水了。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经纬
洪秀全造反还有一个那时代所特有的经济背景。
洪氏起义金田是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八年之后。在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缔结之前，中国所搞的「外贸」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国货物－－如苏杭宁的丝绸，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红茶、漆器，安徽的绿茶，长江下游的棉纺织品等等－－销行欧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岭，通过广州「一口」去漂洋过海的。欧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银，英国的呢绒、钟表（且看北京故宫的「钟表馆」）和后来的鸦片，美商所运入的檀香、人参（所谓「西洋参」有别于东北产的「高丽参」）、皮货等等，乃至南洋产的珍禽异兽、犀角象牙……也都是通过广州逆流而行畅销于内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贸」都要在广州一口去参加变相的「广交会」。中方出口贸易则由专搞出口的「公行」（大致有十二三个独立商号，如上述浩官）加以垄断；番禺所谓「金钱堆满十三行」是也。
来华贸易外商则各有「夷馆」，长期划界居留，各营其利。中国管制外贸关卡，则有所谓「粤海关」，年入正税约在八十万两上下（税收略次于长江中游的「九江关」）。粤海关不属于「户部」（今之财政部），而直辖于「内务府」，是皇帝的私产。关税收入作为北京禁城的「维修费」。
【附注】满清皇帝是不能乱花钱的。他是个「制度」（institution）。国家为维持这个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预算的。中国的皇帝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中，最高级的「官僚」。他不是个「寡头独裁者」。清末女主当权，叶赫氏破坏了这个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报了娘家的世仇，才成为亡国之后的。
我国当年「广交会」的贸易额是可惊的。在伦敦、纽约等现代港口兴起之前，广州可能是独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纪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史上号称「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访古四桐，瞻拜郑和行香遗迹，登临唐代古塔，觅四桐而不见，然其海天形势迫人，固古今无殊也。嗣趋番禺，偕内子投宿于「白天鹅宾馆」之最高层，俯视香江，见粤海之胜；想中国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则徐、伍敦仁、孙逸仙、蒋介石、李宗仁、毛泽东、赵紫阳……均逝于足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之破产衰败，即关乎本文阐述之主旨。盖《南京条约》（一八四二）之后，通商扩及五口，上海乃扶摇直上，顿成五口之王。全国外贸进出中心移往长江下游。广州十三行垄断结束，生意一泻如注，改业乏术，便沦于破产。
十三行破产不打紧。要紧的是广州的衰落；广州衰落不打紧，要紧的是靠它生意吃饭养家的千千万万，翻山越岭，摆渡撑船的搬夫船夫。他们因广州之衰落而失业，则妻儿哓哓，如何是好？
广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岭深山的客家同胞，和东西江的船民，由于广州衰落而失业的严重情况，我国近代经济史家，和专攻「太平天国」的专业史家，至今还没有统计出精确数据（data）。但是也没有史家可以否认其时失业问题之严重；盖失业问题可于相关都市贸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试想：今日熙熙攘攘之台北，股市如一旦崩溃，「泡沫」瞬息消失，则本市靠计程之车，左举之手（餐厅服务员）为生者，将如何得了。类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广州当年那宗「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就是这样衰败下去了。一旦衰败下去，则众口哓哓，怨气冲天，就替我们「洪先生」制造造反的基本队伍了。事实上洪氏在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在金田起义时的六位开国元勋，洪氏之外，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虽出身各有不同，其为失业农民领袖则一。
他们都是一批「苟富贵、毋相忘」的陈胜、吴广。有的（如洪如杨）或许更是具有「特异功能」，能与「上帝」通话的土宗教组织家如张角、严新者流。一旦信徒蚁附，法号严明，面对着一个瘫痪无能的政府，恶贯满盈的社会，他们就密谋造反了。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背景。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于他们的「蓄发易服」号称「长毛」，也不过是一种传统形式而已。盖满清入关之初，颁剃发易服之令，曾遭到汉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发不留头」的严令之下镇反肃反搞了两百年，我们也就阿Ｑ一下，「男降女不降」了。「男降」者留头不留发也；「女不降」者，管你满虏大脚，我仍爱其「三寸金莲」也。
可是中国毕竟太大。尽管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吓不倒我们那躲在南岭深山里的「客家」同胞。他们反其道而行，偏要搞个女降男不降。女降者，客家妇女与满洲姐妹认同，大家都保留了「天足」（客家不裹小脚）；男不降者，保留了明代衣冠－－蓄发道袍。蒙上帝恩召时，亦毋需像一般「生降死不降」的汉族弟兄去「翘辫子」也。
这便是我们「太平天国」君臣，「长毛」佳名的所以然；也是太平宫廷「满朝朱紫」的服式的来源。
曾国藩兄弟打垮了「长毛」，他们也毁弃了「上国衣冠」。马君武诗人说：「百看不厌古时装」。太平之后，这种「古时装」，就只有让一些京戏伶人和票友仕女，穿着到舞台上去过瘾了。
「太平天国」兴亡年表
「太平天国」是个大题目，裁剪不易。但是洪秀全究竟是一朝天子。太史公如复生今日，洪传亦应以「本纪」出之。拙作只拟略述之。在评其得失之前，本篇且列个简单的年表，以志其兴亡岁月如后：
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于广东花县。生肖属鸡。家境贫寒。
一八二九（道光九年己丑）：秀全十六岁，赴广州应试落第。
一八三二：秀全十九岁，广州再落第。在街头收到宣传基督教小册子梁亚发著《劝世良言》，未读，藏之。
一八四三：秀全三十岁。洪老童生在广州三度落第。返家沮丧。卧病、「升天」、见「上帝」和「耶稣」。始读《良言》。
一八四四：秀全三十一岁。与冯云山往广西贵县传基督教。
一八四七：秀全三十四岁，赴广州投美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受教义，为同门教徒排挤，未受洗而归。再往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传教。组织「拜上帝会」，有信徒三千人。开始与清军冲突。
一八五一：秀全三十七岁。一月十一日纠合伙伴起义于桂平县之金田村。九月克永安州，建「太平天国」，秀全自称天王。十二月封：杨秀清东王、萧朝贵西王、冯云山南王、韦昌辉北王、石达开翼王。东王总其成。
一八五二（清咸丰二年）：太平军克全州。南王战死。入湖南克郴州，攻长沙不利，西王战死。克岳阳练水师。
一八五三：一月克武昌。二月弃武昌，顺流克安庆、芜湖。三月二十日陷南京，改名天京。遣林凤祥、李开芳北伐不利。清军建「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与太平军对峙。
一八五四：曾国藩始练「湘军」有成。颁〈讨粤匪檄〉。全军出击，与太平军形成拉锯战。
一八五六：秋，太平诸王腐化、内讧。北王杀东王；天王诛北王，株连甚众。
一八五七：翼王避祸出走，死于蜀。太平开国元勋一时俱尽，朝政沦入洪氏家族四人帮之手，危亡立见，距建国不过四年耳。
一八五八～一八六四：太平朝政窳劣不堪，封「王」二千余人。由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与清室湘军、新建淮军及英美雇佣军（常胜军）作殊死战，终不敌。
一八六四：六月一日，秀成自杀，年始五十。七月十九日天京为清军攻破。「太平天国」亡，前后十四年。如何短命若此？下篇再详论之。
*一九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脱稿于台北中央新村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七卷第三期
二、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微软用户1]
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位创建「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天王，和后来奠立「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主席，实有极多的相似之处。洪、毛二人都是有枭雄之才，而失意怨恚的传统农村知识分子和草莽英雄。秀全考不取秀才，于一再落第之后，沮丧卧病，终于蒙上帝恩召，「升天」拜见耶稣，才决心舍正途走偏锋，搞他个一知半解，半调子的洋宗教来除妖济世。泽东考不进大学，在北大「偷听」时，受尽当时一批趾高气扬青年高知的屈辱，乃咬牙切齿钻入「地下」，受学于马恩列斯，以至终生抱他个有窍不通的半调子洋主义，来「兴无灭资」。以流寇方式起家，领导农民暴动，二人后来都做了「皇帝」。做皇帝之后，二人皆强不知以为知，推行个人臆断而误尽苍生。晚年更猜忌多疑，杀尽功臣；直至心理变态、嗜欲好色、秽乱春宫。但是他二人命运的收场，却有云霄之别。毛氏寿终正寝，被装入水晶棺内，公开展览，任人瞻拜或唾骂。洪某畏祸自杀，被裹以黄绫，扔入阴沟，任人鞭尸或叹息。
总之，二人同是草菅人命，胆大妄为的风流人物、草莽英雄；同为半通不通的农村知识分子、小学教员、私塾先生，而幸与不幸之间，悬殊若斯！胡为乎而然呢？暂将毛公留入后篇，今且一论洪公的成败，以就正于高明。
「改朝换代」与「改朝换制」
首先吾人如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分析「太平天国」的历史，便知洪杨革命实绝无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时代设限」，非人力所可强求也。
怎样叫做「时代设限」呢？盖我国历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乱之时，逐鹿中原，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只是个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朝廷，摧毁一个腐烂的社会。然后在一片玉石俱焚的废墟上，改朝而不换制，依样画葫芦，再画它两三百年，然后再让别人去打倒。
不幸自「鸦片」战后，西风东渐，人类的历史已经由「中古」进入「现代」。我国原有那一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等的「传统制度」，在西洋的「现代制度」挑战下，都无法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了。因此「时代」和「历史」对我们这新一辈的逐鹿中原豪杰们的要求，就不止于「改朝换代」；他们还得有点「改朝换制」的见识和能力--「换制」，不是只把名词上的「皇帝」换成「主席」或「总统」；把「司令官」换成「司令员」。它们还需要有点「质变」。搞质变，不特杨洪无此知识和能力。比他们晚了数十年的「总统」和「主席」们，还照样变不了呢！
再者，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质变」--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这个有二三千年未变的古老大帝国--也非一人一代，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穷则变，变则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后才能在世界政坛上和「先进国家」轮流坐庄，创造一个「超西方」（Post-Western）、「超现代」（Post-Modern）的局面来。
所以在十九世纪中期来替天行道的洪杨诸贤，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其「换制」之识。恕我再重复一句，纵使他们具有（如后来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换制之识），他们也没有搞「换制」的机运。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二者缺一不可。
有「智慧」无「机运」，则哲学家之幻想也；纸上谈兵也。「机运」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变成「先知先觉」的烈士。我国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万千。台湾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应该有的「机运」，时间差距，不过二十年耳。
再从另一方向看：如有「机运」而无「智慧」；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则误国误民，问题就大了。今日大陆上，养尊处优于中南海深宫之内的「八老」，「可能」就属于此类。笔者此处对「八老」的评价，只敢用「可能」（英文里叫Probable或Possible）二字。将来历史的演变，和史家对他们作正面的评价，也是有「可能」的。在下今日所以敢斗胆月旦之者，却也是根据一项历史上的「必然」--此一必然，则为六四「天安门事变」，在今后历史书内的「必然平反」。六四在「必然平反」之后，则历史家又怎样去安插「八老」呢？故笔者不待蓍龟而斗胆先说之。
以今鉴古，言归正传，我们再去看看洪杨之变：
我们读史者，如把「太平天国」十四年中所已经发现的史料和史书，摊开来心平气和的去审查审查，我们便觉得他们在「智慧」与「机运」两方面都欠完善。「智慧」对他们所起的并且只是些负作用；而「机运」对他们也只有半个是正面的--洪杨那个时代，他们只具有个极大的「改朝」的机运，而无「换制」的机运。洪秀全搞了十四年，所靠的就是这半个「机运」。搞得好，他或者可以建立个短命的朝廷。但是他是不能解决中国近代史上「换制」的问题的。「换制」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他的朝廷也就不可能太长久。后来的孙、袁、蒋、毛、邓五公，对这个「换制」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况洪杨乎？此笔者所谓之「时代设限」也。
【附注】李登辉总统可说是部分的解决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换制」问题。可贺也。但是这一换制「阶段」之跨进，非李公个人之力也，「时代」与「机运」使然也。……千万不能棋错一着，走火入魔！
但是话说回头，洪、杨如真是英雄，他们应能掌握那半个「改朝」的机会，学学闯王李自成，一鼓作气把北京打下，登极太和殿，号令全国，过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几十年（如「毛主席」）的皇帝瘾。并此而不能，终至尸填沟壑，及身而败，那就太窝囊了。
笔者于此短篇拙作中，无意效颦贾生，来写篇《过洪论》，只想就其荦荦大者，略举数端，以见太平兴亡之由耳。
洪天王就是凯撒琼斯
据笔者的一家之见，太平天国运动最大的致命伤，实在是他们一知半解，却十分自信，而万般狂热的宗教。兴也由他、败也由他。洪秀全本人实在不是一个如一般史家所称颂的，什么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领袖。相反的，他从头到尾只是基督教中一个狂热教派（a fanatical Christiansect）的「教父」（cult leader）。巧合的是：当他这个狂热教门形成之时，却正赶上发自广西的清末改朝换代的机运。洪氏及其一些狂热信徒乃被卷入了这个有时代性的政治漩涡里去；从而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一旦造起反来，也就一不做、二不休的变成「逐鹿中原」豪杰中之一股了。终至酿成死人数千万的「太平天国」大悲剧。
「宗教」原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由于许多特殊原因，虽然它在我国历史上，还没有闯过太多的祸乱，但是在所有其它民族的历史里，那些死人如麻的所谓宗教战争，已不知发生过几百十次呢！大的史例如伊斯兰教之兴起、十字军之东征、圣女贞德之奇绩，固不必提。且举一两椿近在目前的小例子，来比较一下，便可概其馀。
近在一九七八年，美国三藩市有一名叫吉姆.琼斯（Jim Jones，1931-1978）的基督教牧师。他在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生了神灵感应，使他变成了一位有奇异疗效的医生。他能为病人医治一些奇病杂症，包括肺癌。一时声名大噪，信徒四集。群众增多了，琼斯竟自称是「耶稣转世」（Reincarnation of Jesus）；甚至说自己便是「上帝」（God）；并自封为「凯撒大帝」（Caesar）。号称是苦难人民的救世主、社会主义之大护法。他并组织了一个人民公社，叫做「人民庙」（Peopleˊs Temple）。庙内废除私产。全体信徒同吃同住同劳动。琼斯视其全体信徒为上帝儿女；全体「儿女」亦齐呼琼斯为「爸爸」（Dad）。大家毁家紆难，捐献相从。三藩市附近一时被这群活上帝的信徒弄得河翻鱼乱。居民与政府吃它不消，乃群起加以驱逐。琼斯终于在美国无地存身，乃率其信徒流窜至中美洲之盖亚那（Guyana）南部，人迹罕至之热带丛林中，自建其「琼斯堂」（Jones-town），割地称王，不受美国法律之约束。然琼斯本人及其绝大多数之信徒究系美国公民。美政府不能任其胡来，不加闻问。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国家广播公司」（NBC）亦想抢此奇特新闻，前去一探虚实。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旬，乃由国会议员里奥.阮(Leo J.Ryan)氏率队乘小飞机，前往视察，孰知打草惊蛇，「人民庙」中的狂热叛逆分子竟认为阮氏一行四人为政府特务，乃一举将其枪杀。
人民庙徒既闯下大祸，琼斯深知政府围剿之不可免。同时他也认为他和他的全体信徒的大限已至，乃决定集体殉道--全庙成员自「爸爸」而下凡九百一十一人(亦说九百一十三人)，竟于十一月十八日一夕之间，全体服毒自杀。一时消息传来，举世震惊。电视上男女老幼，尸体横陈--有举家相拥而亡者；有少妇怀抱婴儿而死者……情况之惨绝人寰，真令人不忍卒睹。笔者亲眼目击之余，关掉电视，太息唏嘘，不禁试问：胡为乎而然耶？
亲爱的读者，这就是「宗教」嘛！我民族何幸，有了个「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传统。因此这一种在世界各地，史不绝书的「宗教狂」，在我国历史上却不多见。偶亦有之，它也不能为我们知识分子（包括古今的历史家）所能了解，所能接受。而有些野心家、宗教家、革命家要想利用宗教力量来登大宝、夺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成功过。
因此我国传统历史家，对这一类史籍秉笔直书之时，不是咒骂他们「妖言惑众」（如赤眉、黄巾、白连教和天地会）；就歌颂他们只是单纯的「农民大起义」、「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如今日大陆上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搞宗教只是「伪装」或「假托」而已。
我国传统和现代两派执笔人都把这极其重要的「宗教狂」的一面，给完全忽略了，因为这宗史实在其他民族中（包括奉行犹太教、耶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全部），虽然司空见惯，而在我们中华民族史中却发生的太少了--我国史家没有对这项史实执笔的经验，所以一碰到宗教难题，往往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不幸的是，我们「洪天王」所搞的却正是「凯撒琼斯」那一套宗教狂。高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洪秀全也是我国史上最成功的一位了。
再举个小例子：在目前美国还合法存在，并且活动频繁而怨恨蝟集的另一个狂热的基督教支派，「统一教会」（Unification Church）的教主文鲜明牧师（Rev.Sun Myung Moon），不也是说他见过摩西、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且还分别和他们谈过话吗？
您说他在胡扯，而文牧师这位韩国佬却能指定数以万计的美国男女青年，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集体「盲婚」。他后来又去南韩的汉城搞集体盲婚，规模更大。这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和南韩啊！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可以说是人类万年历史上，最桀骜不驯、最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代啊！文牧师有啥魔术，能把他（她）们数万人，指定盲婚？据最近消息，文鲜明已打入苏联，看样子他又要在莫斯科来搞其盲婚了。
这就是「宗教」啊！毛泽东、希特勒、斯大林也斗它不过的「宗教」啊！明乎此，我们对一百多年以前，洪秀全、杨秀清，这两位「禾乃师」所搞的那一套，就可思过半矣。文才不足，宗教层次也不高
洪秀全天王是有他一套的。但其人毕竟只是个专制时代「三家村」的土塾师，没学问，更没有文才，所以他在广州屡试不第，考不了秀才。广州一向是我国华南人文荟萃之区，在那儿考个秀才举人，是极度困难的。那位才气纵横的文士，后来做了汉奸的汪精卫，便是当年广州科考、院考出身的秀才。我们要读读那些脍炙人口「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等《双照楼》的诗词，再去看看洪秀全的什么「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剑诗》）；什么「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龙潜》）等等鄙俗的诗句，就可以知道洪秀全为什么可以做「天王」而不能做「秀才」了。
毛泽东也是一位土塾师，他那几首旧诗词，什么「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也就不够通顺了，而洪塾师还远不如他。洪秀全的文才大致是在毛泽东夫妇之间。毛夫人有诗曰：「江上有青峰，藏在云雾中，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和洪天王的「暂且偷闲跃在渊」，真可说是无独有偶了。
洪秀全虽没文才，他显然具有极深厚的「宗教感」；甚或具有如今日甚嚣尘上的所谓「特异功能」。因此当他二十五岁那一年，一八三七年（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他在广州应试再度落第之后，受了过度的刺激，他那隐伏的宗教感和潜存的特异功能便被激发了。
我国帝制时代的贫家子弟想侥幸科名，原是一个全家乃至合族的投资事业。往往合家把微薄的资产和集体的希望都投在一个聪明男孩的身上。一旦他榜上有名，连科及第，则合家也就鸡犬升天。可是相反的，如在科场上一再失意，名落孙山，则其打击之沉重，也是出人想象的。因此秀全在两度落第之后，回到花县家中，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病四十余日，在昏迷中便发生了「神灵感应」（Vision）。--他拜见那黑袍、金须、庄严肃穆的「上帝」。上帝说秀全是他的「次子」；并把他介绍给其胞兄「耶稣」；并嘱咐秀全仗剑 「下凡除妖」。
洪秀全这种病中经验，在我们「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士大夫笔下，简直是胡言乱语，荒谬绝伦。同样的，在现代派的革命史家书里，也认为是不可相信的。在他们看来秀全只是「假托」迷信，来争取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罢了。其实这殊途同归的新旧两派史家对洪秀全的解释，都是因为浸染于一个无神的文化传统，而无治宗教史和神学之经验的结果--把一个有神的宗教史，当成无神的思想史处理了。
其实秀全这项Vision,在任何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里，都是司空见惯的。治宗教史或神学的作家，并把这灵异分成数种，一般于昏迷中受神灵之「诏」，清醒后记忆犹新，能遵「诏」办事或传言者，往往都被列入「先知」（Prophet）的一类。至于一些于昏迷的状态中，能为神鬼传语（多用韵文、诗歌），而醒后自己本人却一无所知者，西人叫做「巫师」（shaman）。其实先知与巫师之别，只是替鬼神传语的方式不同罢了。当然先知与巫师亦各有真假之别。货真价实的亦确有其「灵异」（miracle）之处，假的则是一些「魔术师」（magician）了。
根据上项分类，洪秀全（如所言属实）则应属于「先知」之列。先知之巨子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皆是也。穆罕默德原是个文盲。据说他那部《可兰经》，便是上帝（Allah）的圣意，通过穆氏口述，由穆罕默德那位颇有文化，比丈夫大出十来岁的富孀夫人，一口气笔录下来的--信不信由你。
至于摩西的《十诫》和耶稣的《圣经》（The Holy Scriptures）当然更是直接出自上帝之口了。上述三位都是西方宗教史和神学上替上帝传言的超级「弥赛亚」（Mes-siah）。等而下之，则有各教的圣徒（saints）和有走火入魔之嫌的教主（cultleaders）了。我们这位自称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啣命下凡，救世除妖的「弥赛亚」、天王洪秀全，和最近的「自称上帝、耶稣化身」，下凡打倒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弥赛亚」、凯撒琼斯，实在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教主。他二人在宗教史中，都属于走火入魔的那个低等级。
杨秀清和萧朝贵二人，可能是属于后一型态的shaman（巫师、乩童）。他二人都在昏迷状态（ecstatic trance）中，失去本性（ego）。杨则有「天父（上帝）附体」,萧则由「天兄（耶稣）附体」，各自替上帝和耶稣下凡传语，发号施令。如此一来，他二人托天父、天兄传旨，则位居父兄之下第三把交椅的天王，也得伏首听诏了。
杨和萧原都是洪秀全的弟子，在那种宗教狂热的气氛下，可能都变成了「乩童」。此事都发生在一八四八年春天和秋季，也就是都在他们联合造反之前。洪秀全既然相信他自己的「灵异」，他对杨萧二位神灵附体，也可能是真心的相信；而神灵附体这一套，在中国农村原极盛行，其情况之神秘，往往使人不得不信。杨萧两位的神迹，可能在早期也不是魔术表演。可是在他们打到南京之后，「天父」还要藉秀清之口，向天王为东王「逼封万岁」，并藉辞笞剳天王，打天王屁股，那一大段故事是否是「假托」，那就是另一问题了。
「邪术惑众」和「聚众闹事」
洪秀全之具有若干特异功能，似乎也是事实。他和能治怪病的琼斯牧师，甚或《新约圣经》里的耶稣医师，都确有其相似之处。据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则秀全确实有「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的本领（《见洪仁玕自述》）。清方的资料也有记载说「韦（昌辉）妻病危，医药罔效，洪逆治之立愈」的故事（见半窝居士著《粤寇起事纪实》）。
洪氏这些法术，证之以今日风行海峡两岸的气功师，针灸师，以及一度风行美国的印度瑜伽师的治病表演，可能都是事实。前些年有位瑜伽师在纽约表演喝硝镪水、嚼玻璃瓶等绝招时，观众之中竟有诺贝尔物理奖金得主承认他是「对科学的公开挑战」（an open challenge to science）。二十世纪第一流的世界科学家尚且如此，何况十九世纪僻居乡曲的大清帝国农村中之贫下中农乎？
既有此绝技随身，因此洪秀全三十一岁（一八四三）于广州三度落第之后，就舍弃功名而专心的去搞其宗教了。果然科场失意，却在教场得意。他和冯云山在广西桂平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之后，不期年便从者如云，远近来归了。
本来在农村中搞群众组织，在中国任何朝代里（包括国、共两党）都是官家所不许的。君不见今日朝中邓小平等「八老」都在靠气功师保健、保命；但是他们对风起云涌的民间气功组织，马上就要下禁令了。气功何伤哉？「聚众」犯法也。因为在中国从「家天下」到「党天下」的传统里，「聚众」必然要「滋事」。滋事之小者，则不免集体械斗、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吃大户、抢仓库、杀官绅、闹学潮……乃至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管家为防患于未然，也就对聚众滋事，严申禁令。文禁不了，便用武力镇压。有机枪、有坦克，杀它一条血路，则滋事者便鸟兽散，佚机再聚。没机枪，没坦克，又招安无方，那就揭竿而起，杀官吏、占城池，称王称霸了。
洪秀全的「老三篇」
再者洪秀全在丁酉年（一八三七）「升天」时所看到的哪一位穿黑色长袍，留齐胸金须的大王爷，和他的儿子，可能是我国小说《乌盆记》里的包公，或《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和他的儿子关平或关兴，亦未可知--洪落第秀才，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老几。等到他再度翻阅六年前所收藏的梁发著《劝世良言》时，才豁然大悟，原来这位大神便是梁发书里的「上帝」；那位大神的儿子原来就是耶稣。可怜我们这位洪塾师那时还未读过《圣经》。不知道上帝是「无形无体」，也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独子」。可是洪氏显然有充分的自信，他上过「天堂」，见过「上帝」，上帝并且介绍他见过他的「长子」耶稣。因此洪氏读过《新旧遗诏书》（《新旧约》）之后，认为《圣经》记载有误，乃以上帝次子的身份，把《圣经》窜改了七十余条，当欧美在华传教士，闻风大哗之时，洪二太子还下诏亲征，和他们舌战笔战一通。他认为这群毛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等均未上过天堂，焉知天堂内之事乎？真应闭起鸟嘴……此是后话，下篇再详叙之。
总之，洪氏在升天悟道之后，就变成一位虔诚而狂热的基督徒，迨无疑问。等到他与好友，也是他第一位信徒冯云山，组织了「拜上帝会」之后，乃决心做个终生的职业传教士，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洪、冯二人传教之初，他们在广西所传的大致也只是个很原始的「一神教」（monotheism）--只拜「唯一真神」，不拜邪神。可是当洪氏于一八四四年底东归花县继续其塾师生涯时，他的宗教思想和理论乃日趋精密。据说在其后两年（一八四五-一八四六），他居然写了五十余帙的劝世诗歌，其三篇精品，我们也或可称之为「洪秀全的老三篇」吧，它们是：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
虽然写了这许多,秀全显然的还认为他悟道不深。因此他于一八四七年再去广州,向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Roberts）处又学习了三个月。不幸的是罗氏是位头脑僵硬的莽夫，他所雇用的华裔教徒对洪又大为嫉视，致使秀全未能如愿「受洗」便重返广西，以他的原道老三篇去继续传教。
笔者细读秀全此时的宗教作品，尤其是上列的老三篇，颇觉其不可小视。相反的，我倒觉得它们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个大大的历程碑。--三篇振聋发聩之作。
理由是这样的：我们这宗已有三千余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倡导之后，我们是个号称无宗教的民族。其实不然，我们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汉武好「方士」，到后来在社会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们世俗的宗教信仰却沉入一个很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也可说是低级的「迷信」，却实际上主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中下级的社会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学，自当别论。但佛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一个高级的「一神论」的宗教做主宰，我们的社会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神既不放过他们，他们也「远」不了鬼神。原本是个「无神」的佛教，在社会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样，弄得遍地是鬼，分身不得。
可是现在好了，世界万物唯一主宰的「天父上主皇上帝」,忽然派了他的次子，下凡做个东方的弥赛亚。他要禁绝一切邪神，独崇上帝--把中华民族自一个泛神论的迷信火坑里，「救」了出来。这就是洪秀全的老三篇的精义所在了。
在洪天王治下，全国老百姓只许拜一个「真神」上帝，其它的什么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释迦牟尼、骊山老母、城隍土地、岳王关王、灶神门神、龙王阎罗、牛头马面、送子观音、财神菩萨、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一般看相算命、堪籅风水、阴阳五行、三教九流……总之，上帝之外，一切牛鬼蛇神，均在禁绝之列！
洪氏这个老三篇虽未跳出摩西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的范筹，但是它是十诫的「中国化」。他这个天条之中有其宗教的原始性；它所具有的丰富的宗教感，也是掷地有声的。
我国传统的儒宗史家（如最近去世的钱穆教授），对它嗤之以鼻（见钱著《国史大纲》第六三四页），和左翼的革命史家，认为它是假托宗教以鼓动群众，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见。--洪氏的老三篇，事实上是中国宗教史中，从泛神到一神的里程碑。是一种宗教改革的革命宣言；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它把烟酒嫖赌，也都一体禁绝。
治「穆斯林神学」（Muslim theology）的可兰经学家们，认为先知穆罕默德之下凡，是上帝派他把阿拉伯民族由泛神转向唯一真神的救世主--亦如摩西之感化犹太；耶稣之感化欧洲白人也。偱理类推，则洪秀全便是黄种人的穆罕默德了。不幸的是洪秀全所遇的「曾妖」，却远比穆氏当年在麦加所遇的异端，要强大的多，所以太平天国，就没有「鄂图曼帝国」那么幸运了。
「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
有些太平史家认为秀全在一八四七年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道之前，未读过《新旧约》，此点笔者亦难苟同。不用说上述老三篇（秀全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的作品）,非有《新旧约》根底不能写出，犹忆笔者于五十年代之初，参与哥伦比亚大学所编之《中国文化史精义》计划翻译太平天国史料。在太平《幼学诗》中便碰到「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的诗句，不知何解。再查另版《幼学诗》（载《太平天国诗文钞》，该书有<蒋中正序>），则改为「有知与无知」。我当时翻译，本可舍难就易，但自觉「割」字是原文，「知」字是擅改。几经周折，才把割字译成circumcise。Circumcise者，割男性生殖器之包皮也。
盖在古犹太民族之社会习俗上，男性在幼儿期或婚前，割除生殖器官尖端之包皮，实在是一椿极其隆重的宗教大典。因此在「犹太教」（Judaism）里，有割与无割，盖为两种不同之人类；未经「摩西十五律」所规定之「圈割大典」（Cir-cumcision）之男性，殊难成为「上帝之选民」也。
《幼学诗》是太平天国早期的文献。诗中呈现着浓厚的儒家道德观。如所咏「妻道」一篇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它所强调的还是儒家的三从四德和大男人主义。但是它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却已相当深入了--基督教对无割之民，并不歧视。所以秀全在晤罗孝全之前，便早已学到了西方宗教中很多的古怪教义了。
「太平天国」是宗教名词
所以笔者不揣浅薄，认为太平诸领导，尤其是洪秀全，基本上是个发宗教狂的狂热教主，和「吉姆.琼斯」是同一类的人物。琼斯所追求的也是一个「天国」。--一个不受世俗权威干扰的，任由他和信徒们去过那自由自在的共产主义的宗教生活--「琼斯堂」的生活。
洪秀全、冯云山早期所追求的显然也只是个「琼斯堂」或「秀全堂」。所以他二人一到紫荆山便写了「奏章」，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见《太平天日》)。他们并没有与满洲皇帝争天下的大志。
后来杨秀清等一伙加入拜上帝会，想建立一个「小天堂」，可能还是这个意思。不过古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提到在人间建一个「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的小天堂，他们可能就开始羡慕「苏杭宁」这个金三角了。--「小天堂」究非「大帝国」。他们所想象的只是一个「琼斯堂」式的，太平的「天国」罢了。
所以「太平天国」这国号，原来实在只是梦想中的小天堂，一个宗教名词而已。这一名词可能在天王登极之前早就出现了。
金田「团营」是什么回事？
且看我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金田起义」。据忠王李秀成就义前的亲笔「供状」:太平军举事之初，洪秀全之外，只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它干部与一般会众均丝毫不知也。
既然数千会众奉教主之命齐集金田来「团营」，而又不知「团营」的目的何在，则团营在会众心目中，实在只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其实李秀成的话是后来说的。在金田团营的当时，纵使他们七位开国元勋，也未必就有此乘势造反打天下的大志。团营原是一种宗教活动，团营以后的发展是顺水推舟一步步逼上梁山的。
但是团营以后，又怎样的一步步造起反来呢？
原来广西省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末季，贫农、教门（如天地会，三合会）械斗成习，聚众滋事，早已弄得全省骚然。清代广西省的政治区划原分十一府，及若干州、厅。在洪杨金田起义之前，据清方官书报导这种打家劫舍、杀官绅、占城池的暴乱已遍及五府一州甚或七府一州（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地方官吏如巡抚郑祖琛等无力应付，只得隐瞒贼情，设法招抚。孰知愈招愈炽--这时武装暴动的群众，也早已目无官府。
清廷得报，不得已乃起用干吏林则徐，并自各省调兵。笔者的母省安徽也被调去了一千名。精兵四集，官方乃决心用武力镇压。林则徐不幸道死之后，清廷乃另检大员接替，始有李星沅，继有赛尚阿，以钦差大臣头衔赴桂。其后并提升布政使劳崇光，以替郑祖琛为广西巡抚，协同提督向荣，认真督剿。他们最初的目标原是「三合会、天地会」一类更严重的教匪，尤其是已经占领县城的天地会首领陈亚溃（贵）、杨捞家、徐亚明诸大股。据王安定著《湘军记》所载：「时粤匪二十余股，多为劳崇光所殄，惟洪秀全等独存」云云，也确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官方，原没有把洪秀全这位落第秀才的聚众滋事，看得太严重。可是等到其他各股一一散灭，四方零星散匪无枝可栖，乃纷纷投向洪氏。其著者如平南一带的天地会领袖罗大纲之投洪，即其一例。各方豪杰来归，秀全坐大，官军对洪乃开始弹压，孰知在金田、江口一带数度接战，官军一再挫败之后，才知道他们有眼不识泰山--秀全这一股之凶狠，实远非陈亚贵等所能望其项背。官军之萎葸无用，和会党临阵之英勇，也大大地鼓励了秀全的党羽，他们益发不把官军看在眼内，而企图大举了。
【附注】陈亚溃的原名是亚贵，官书故意写成亚溃。正如孙中山原名孙文，清廷官书多写成孙汶，以示贬斥。
因此所谓「金田起义」者，事实上只是客观形势，积渐而成。一方面是大群贫苦人民在搞一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了，难免就有些铲富济贫、吃大户、抗官军的激烈行为。另一面则是一个腐化专制的政府。它认为这群人民，误信邪教，聚众滋事，目无官府，需调军警弹压。双方冲突已久。只是在一八五○年（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在一次重大的反弹压行动中打死了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并伤毙官军三百人。这一下革命群众信心大增，乃籍教主三十八岁生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西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来个「恭祝万寿起义」(洪仁玕语)，庆祝一番。--所谓「万寿起义」，事实上也是事后追封的。
作为教主的洪秀全也就乘兴写了「五条纪律」，什么遵条令、别男女、秋毫莫犯、公心和傩（粤语和睦）、同心合力，作为对官军再度接战的准备，如此而已。
洪秀全是位多产作家，也是位喜欢写「诏谕」的教主。他在这段所谓金田起义时期，却没有留下任何像《北伐誓师辞》或《讨武曌檄》、《讨粤匪檄》一类的文字。所以所谓金田起义这个荣衔实在是洪杨诸人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后才回头追封的。其情况盖如今日中共之「八一建军节」。--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叛离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谁又想到二十余年之后，竟被封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呢？
金田起义既没有个确切地点，而且没个确切日期，也没一张正式文告。因此他不像是个有计划的革命发难的行动。洪仁玕事后追述说：「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我想这句话，大致是可信的。
总之，金田团营，乃至后来的男女分行，财产归公的「圣库」制，都与在近年美洲发生「吉姆·琼斯」型的宗教狂，有其极其类似之处。只是客观环境不同，使他们各走各路罢了。
永安封王也是宗教性的
一八五一年春，洪杨在金田起义之后，和清室官军在桂平 、武宣、象县一带，纠缠了几个月。这一时期官军的表现太窝囊，而此时又民心思乱，太平军的裹胁则愈来愈大，越战越勇。宗教热愈沸腾，「越寒天，越退衣」，简直到了疯狂境界。三月二十三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竟在武宣县东乡镇，与天兄耶稣同时登极，自封为「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天王则称「主」。
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天王乃率众窜占永安州城(蒙山县治)，一占数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动。朝廷在痛惩疆吏失职之余，更增调大军围剿。
洪杨既占永安，也自知「骑虎难下」（杨秀清语）。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渐化宗教为政治，改组军队，重编会众，以应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举。
太平军于一八五一年九月窜入永安至羿年四月突围，在永安共驻了八个月。这八个月中最大举动便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分封诸王了。史学界朋友们总把这永安封王视为洪杨军政组织的起步，笔者却不以为然。永安封王还是一群狂热教门的宗教行为。且看洪秀全的《封五王诏》。他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权威大于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一切但听命上帝可也（这是洪氏自称）。分封五王者实只是「姑从凡间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
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天王）后宫为娘娘；（诸王）贵妃称王娘。
其实太平军窜入永安州时，男女老幼不过两三千人（笔者另有考据），史传三四万人皆非也。在两三千的乌合之众中，封出五位二十来岁的王爷（达胞那时可能还不足二十），来管治四方各国，岂非形同儿戏！但是我辈生长于传统中国农村之中，看惯佛道二教的什么设坛，什么打醮等等，就知道没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装异服的道士和和尚，扛着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萨」、「十殿阎罗」等等，就知道这些狂热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满清的气数将尽，全国，尤其是广西；在广西，尤其是久经「土」、「客」械斗磨练的「客家」农民，正蠢蠢欲动。经过洪杨这一有组织的狂热的宗教活动，聚众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来了。
只追不堵和拖死官军
太平军盘踞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一万四千人在北京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杨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二三千人，置妇孺于全军中段（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
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忽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挡。攖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人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好在中国太大，大家都可无限制的玩其走马灯。所以黄巢、张献忠等起义时，都有「拖死官军」之名言；官军亦乐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荣的不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
三十年代中期「朱毛赤匪」自江西瑞金突围长征时，追逃双方所运用的，还是这一传统公式。追的中央军和逃的红军，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红军过境之处，指挥官军堵剿的地方将领如湖南何键、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西北诸马……都只守不堵，赤匪过境而去，便皆大欢喜。
倒霉的是我们那位不失赤子之心的少帅张学良。他少不更事，奉命堵剿，便真的去直攖其锋，既堵且剿。因而犯了兵家大忌，弄得丢盔卸甲，「得不到补充」而牢骚满腹。少帅那时如已开始研究《明史》，读一篇《张献忠传》，就不会吃那个大亏了。
我们历史公式里的「洪杨发贼」，永安突围之后，无人敢堵。他们乃沿途裹胁（李秀成便是被裹胁者之一），直迫省会桂林。围城一月不克，乃窜入全州，长驱入湘。湘人本好武，见新朝崛起，贫农矿工船夫会党赴义如云，一时声威大振。
太平军八月克郴州，九月迫长沙。围城八十余日不克，乃舍长沙，渡洞庭北上。十二月克汉阳；翌年（一八五三）一月乃攻克武昌。二月舍武昌、掳民船、挟众七万五千人（号称五十万），顺流而下，克九江、安庆、芜湖，然均不守；三月十九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凡十一年零三个月，乃形成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割据之局。更在下游的镇江、扬州则变成时得时失的外围据点。
「小天堂」中不能自拔
洪杨自永安突围至奠都天京为时尚不足一年；其行动之快、发展之速，不在七十年后国民党北伐之下。然国民党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据地」的两广，然后才誓师北伐的有计划的政治扩张。洪杨北窜则是占一城丢一城的流寇行为。所以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奠都南京时已占有半壁河山；而洪杨奠都南京时，只有南京、镇江、扬州孤城三座而已。
洪杨如真是英雄人物，则应并此三城而舍之，倾巢北上。以他们那时的气势，要一鼓作气打下北京是绝无问题的。因为此时北京已风声鹤唳，贵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丰皇帝亦已准备迁都热河，而太平义师，朝气正盛，弱点未露。全国人民与各路英雄均仰望旌旄以解倒悬，神州正可传檄而定。谁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个琼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谙「世事」，而太平军实际总指挥杨秀清，则是一只狗熊。富贵对他来的太快了。四年前还只是一个赤贫的烧炭工，如今叱咤风云，锦衣玉食，做了「东王九千岁」，一头栽入六朝金粉里去，他就不能自拔了。
对这群来自落后地区的贫下中农来说，那个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离开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隶是「罪隶之省」（这都是天王诏书上的话），北上争雄的劲头也就完全消失了。
太平流寇既然不想倾巢而出，尾追而来的钦差大臣向荣的官军，也就于南京东郊的孝陵卫，自建其江南大营；另一钦差琦善，也于扬州郊外建其江北大营。两两对峙，彼此慢慢扯皮，就胜负难分了。
*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脱稿于纽约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五十七卷第六期
三、预言书中的蒋毛与洪杨
最近从香港传来的大陆故事说，新任国家元首江泽民对中国古老的预言书《推背图》，发生了兴趣。此一传闻可能是好事者所捏造。但是纵使实有其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试问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我国历来的统治者有那个不相信讖纬之学和子平之术？基督教徒的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他与佛有缘。孙公说这句话的背景也曾有一大堆类似「启示」（Vision）的故事呢！连绝对相信神灭论的胡适，不也说过「麻将里头有鬼」？仅供四人合玩的麻将里头都有鬼；那么共有十万万人合玩的大麻将里头，怎能没有鬼？！我们的历朝统治者，包括最近的江主席，想在这场大麻将里，找点鬼言鬼语，有什么稀罕呢？！朋友，江公今日虽然位尊九五，贵不可言，他这个交大毕业的工程师之为「人」，事实上与足下和我，也差不了太多。兴致好的时候，谈谈《推背图》，聊聊《烧饼歌》，算不得什么「提倡迷信」也。--茶余酒后，我们谈得，他谈不得？只是我们谈后直如清风过耳；江公谈后，就要变成小道消息罢了。
其实「迷信」这种东西，原是社会里一个少不掉的「体制」（institution）。--梦露姑娘的棒球明星丈夫迪玛吉说，他和梦露结婚，不是跟一个女人结婚而是和一个「体制」结婚，正是此意；而迷信这个体制在中国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可不在女人（美女）这个体制所发生的影响之下啊！清末的太平天王，慈禧太后，和民初的洪宪皇帝，都是他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受害了，我们老百姓才跟着倒霉。
「九十九先生」的谜底
可是「预言书」这宗迷信是在世界任何文化中都存在的。每每都有奇验。古朝鲜即有一宗预言说:釜山这个东海小渔村，在某个时代要为该国首都。近百年来那个韩民相信呢？谁知一九五○年韩战爆发，李承晚大统领败退南下，据釜山为反攻基地。它一夕之间就变成国都了。
我国的预言书《烧饼歌》，就更古怪了。这个《烧饼歌》自明代唱到清末，一般都觉得它很灵验。可是我们民国时代的新青年，却有理由的斥之为「事后伪作」。然事有蹊跷，它在我们及身经历的民国时代，却也唱出些什么「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来。
试问「九十九」这位老兄是谁呢？在抗战中重印于重庆的《烧饼歌》，即有注者解释为「一位姓白的」。盖九十九便是一百少一也，这册重庆版是笔者亲自看过的。这一破解当时对那位名重国际的桂系大将，小诸葛白崇禧将军，乃至他整个桂系的政治前途，是祸是福，真很难说。
不过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历史已证明白崇禧、李宗仁都无此福分，至多做个配角。当时亦有人解之为蒋「中正」、「介石」先生。因为蒋公这两个名字也各有九笔。合起来也正是「九九」先生也。这可算是「验」了。可是后来历史证明，仍然只是「一部分正确」（Partly correct）；还有人比他老人家更为正确呢！--原来「九十九先生」也叫「二十八画生」。二十八者九加十加九（9+10+9=28）等于二十八之谓也。「二十八画生」原是毛泽东当学生时在长沙办《湘江评论》的笔名；也是他向《新青年》投稿时的笔名。因为毛泽东三个繁体字加起来，共有二十八画，故名。
这一来，「九十九先生」由蒋、毛两位民族英雄平分之，也倒是很公平的。可是他二人今日如相逢地下，再携手来搞个「国共第三次合作」，毛如要多占点便宜，蒋恐怕也无法拒绝。因为毛公还多两三个「九十九」为蒋公所无。
原来在一九四九年秋季，中共在北京升旗建国时，据说毛公的风水先生劝他选一个「大日子」迁入中南海，毛就选了个九月九日。这个「据说」可能是损毛的人附会的。毛或无此意，但是纵使是附会，或风水先生拍马屁，可是毛公最后去见马克思的日子，别人就不能拍马屁；他自己也无法选择的了。--毛公死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也算是个巧合吧！
再者，毛氏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登基，至一九七六年在中南海后宫龙驭上宾，他老人家在中国也整整的做了二十八年的皇帝，也算是个巧合吧！
最不可思议的则是《推背图》在这方面也把毛公描画的须眉毕露。在《推背图》第四十一象的「颂」中，预言者写了下面的四句：
帽儿须戴血无头，手弄乾坤何日休？九十九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秦州。
在这四句中，除第一句仍然不可解之外（或者也可解之为「帽子乱戴，血债无头」吧），其他三句不是把毛氏对中国大陆二十八年的统治，说得入木三分？吾人如试把隐语除去，真言恢复，把这四句改写成：
帽儿乱戴血（债）无头，手弄乾坤何日休？二十八年成大错，称王只合在延（安）州。
这不是现今历史家对毛公很正确的评语吗？在延安时代，董必武颂毛诗中便有「不教佳誉出延州」之句。毛泽东在延安时代把陕甘宁边区（古秦州地区）的确搞得很好，誉满国际。又有谁知道毛泽东只是个「方面之才」。一旦入主北京，做了皇帝，他就才有不胜，浩劫连年呢？
《推背图》的作者竟能于千年之前为吾辈「预言之」。--纵使是迷信、是伪造、是巧合……无论怎样，身经此劫者，在家破人亡之后读之，也是发人深省吧！
历经沧桑的《推背图》
《推背图》这本怪书有图象有讖语，据说是唐太宗贞观（六二七～六四九）年间李淳风与袁天罡合撰。新旧《唐书》中有传；《宋史·艺文志》中也有著录。因其乱测朝政为统治者所不喜，宋太祖赵匡胤做了皇帝乃以死罪禁之。然此书已流传数百年，不禁还好，愈禁愈红。朝廷不得已，乃取旧本把其中预言颠倒紊乱使读者搞不清次序。无从相信起。但是自古以来的统治者禁书（包括秦始皇）都是只禁民间之书，真正好书好画孤本绝版（如今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保存的孤本殿版《金瓶梅》），大皇帝还是要秘藏禁宫，自己去细细「御览」的。因此这册唐版《推背图》，便在宋元明三朝大内中幸存了，直至闯王犯阙，崇祯上吊之后，才又自宫廷中解禁出来。可是清初康雍乾三朝，文网甚严，文人多不敢犯禁。至英法联军（一八六○）和八国联军（一九○○）相继占领北京，禁城文物国宝一再被洗劫之后，古本《推背图》就和古本《金瓶梅》一样，才飞入寻常百姓家。
至于本书被禁之后，和再度被复印，终于大量流入民间的详细情形，当前两岸目录学家一时还难断言。因此其中许多看来灵验非凡的的讖语预言，一般读者，包括笔者自己，时至今日，仍然觉得是绝对不能相信的。因为根据科学原理，乃至最肤浅的常识，这种预言必不会准确到连后世统治者的真名实姓都可以呼之即出的。--不像「九十九」只是个数。
洪水滔天苗不秀
且看《推背图》第三十四象，巽卦，对太平天国的那项预言；全文如后：
讖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