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办新军(1)
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发出强烈的救亡吼声。广大农民自发地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酝酿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面对国内外动荡的局势，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有不少人纷纷上奏疏，要求在兵制、财政和学政等方面进行某些改革，以延长清王朝的统治寿命。经过甲午之战，洋务运动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威信扫地，可是封建统治阶层并没有从洋务派的失败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他们新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见，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洋务派“求强求富”的老调重弹，只是花样略加翻新而已。由于甲午战争中李鸿章骄养的海军毁于一旦，淮军和刘坤一统率的湘军也一败涂地，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再加上日本军队采用西方新式武器、编制和战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优越性，与清军的窳劣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清军将领自愧不如。因此，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特别高。“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大抵都以“筹饷练兵为急务”。①“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②清廷也连发上谕说，“参酌中外兵制”，改练新军，是自强的“关键”，“救时第一要义”。并指令“督办军务处”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军务处是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日成立的，以恭亲王奕订为首，庆亲王奕为会办，李鸿藻、翁同、荣禄、长麟会同办理。
袁世凯也是改练新军的积极鼓吹者。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即１８９５年５月，他在天津就上书李鸿藻（１８２０—１８９７），侈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整顿旧军，改练新军的计划。他说：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且此次赔输甚巨，开源节流，亟需整理，而养兵之费，向属繁巨。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减汰，各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统计奉直一带，如有精兵六七万人，分归二三名帅扼要驻扎，计可自守。”③
在甲午战争中，李鸿藻多次接到袁世凯报告战事的信札，认为他熟悉军中的情况。现在又看到他提出的整军方案“有可取之处”，再加上有袁世勋不断为他求情，李鸿藻便于６月奏调他到北京，并得皇帝上谕“交吏部带领引见”，④派充军务处差遣，以备顾问。
从青年时代起，袁世凯就看出王朝衰微，内忧外患频仍，掌握军事实力是取得权势的捷径。曾国藩有湘军，李鸿章有淮军，他们才位极人臣，显赫一世，被人称为“中兴名将”。他的叔祖袁甲三也是由于有一支武装在手，才建立“功勋”，得有钦差大臣之荣。因此他早就想亲自统领一支军队，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资本。在朝鲜时，他千方百计夺取庆军，没有成功。而今被军务处调用，有了直接抓军队的机会，自然不能放松。袁世凯梦寐以求地向往掌握一支军队，正是为了支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他经历了甲午战争，清军溃败的凄惨景象和危险局面无疑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立志要练一支军队，使病入膏肓的清王朝重振起来。他说：“欲使中国（即清王朝）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⑤在袁身上，个人的野心和他所属阶级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袁世凯善于钻营。进京以后，利用他叔祖袁甲三和堂叔们的社会关系，到处招摇，广泛结交权贵。又邀集幕友，在嵩云草堂翻译有关各国兵制的书籍，获得一些近代军事知识，逢人便鼓吹“用西法练兵”。他请求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保荐他练兵。刘、张先后上奏折，一致认为他“年力正强”，“志气英锐”，“胆识优长”，“任事果敢”，是少有的“知兵文臣”。要求皇上越级提拔他，使专心办理练兵事。他还多次到翁同家“谈练洋（枪）队事”，开始翁对他印象不佳，认为他“开展而欠诚实”，但后来终于被他欺蒙，说“此人不滑，可任也”。⑥
同时，袁世凯还极力巴结荣禄。荣禄（１８３６—１９０３），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是西太后（１８３５—１９０８）的亲信。咸丰死后，他暗中支持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权有功，同治年间官至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元年又兼任步军统领，其后升为工部尚书。后来因反对西太后自选太监忤旨，外放西安将军。１８９４年调京，再授步军统领、总署大臣兼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工策划，富权谋，深得西太后宠信，掌握军务处实权。甲午战后，李鸿章离开北洋地盘，表面上由王文韶接任，实际军权落在荣禄手中。袁世凯把翻译的兵书呈递荣禄，请求指教，自称门生，百般表示其倾慕膺服之诚。荣禄早已听到过人们揄扬袁氏“知兵”，又读了他主持编译的兵书，就更加看重，认作特等人才，大力提携，收为己用。从此，袁成为荣禄的门生私党。这是此后他官运亨通的有利条件。
督办新军(2)
不久，军务处议决“变通兵制”，“仿照西法练兵”，先以中日战争中组成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改革；办有成效，再逐渐推广。李鸿藻就推荐袁世凯去接办定武军，他说：袁“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荣禄“亦右其议”，⑦并指令袁作一个建军的规则。当时中外军人几乎一致认为德国的陆军最精税。袁也很崇拜德国的陆军。他参照曾国藩、李鸿章早期编练湘、淮军的办法和德国的军制，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员合同》，⑧呈报军务处。军务处认为“甚属周妥”，即于１２月８日联名奏举袁世凯接统定武军，指令其扩编改建，更名为新建陆军。⑨同日，光绪皇帝发下上谕说：“此次所练专仿德国章程，需款浩繁，若无实际，将成虚掷。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支发。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懔之慎之！”⑩
注 释：
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１９２７年刊本，德宗本纪二，页２。
②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志二，页９５０９。
③《袁世凯致李鸿藻函》，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转引自刘凤翰：《新建陆军》，页４２。
④《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３６９，页５。
⑤贝思福，《保华全书》，卷３，页５。
⑥翁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九日、八月十一日。
⑦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２，页５—６。
⑧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１８９８年刊本，卷１。
⑨《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为变通兵制拟在天津新建陆军并简员督练折》，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１。
⑩同④，卷３７８，页９。
新建陆军的编成及其与列强的关系(1)
袁世凯肩负着皇帝给他的练兵重任，于１８９５年１２月２１日到达小站，接管定武军。小站又名新农镇，在天津东南七十里。李鸿章镇压捻军以后，指令淮军周盛波、周盛传部（称盛军）在小站驻扎屯田。盛军在此驻了二十多年，甲午战争中开赴前敌，因继任统帅卫汝贵临阵脱逃处斩，全军溃散。１８９４年底，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汉纳根的建议，①决定建立一支新式陆军，派长芦盐运使胡在小站“扫募开办”，汉纳根担任总教习。但由于汉纳根“拟办各节，事多窒碍，旋即中止”。②汉纳根离去。胡把招募来的军队编为十营，名定武军。各级军官大都是淮军将领，同时还选拔了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生何宗莲（总教习）、吴金彪、曹锟、田中玉、刘承恩等担任教习或军官。又聘请德国军官沙尔等为教习，根据德国陆军操典进行训练。③定武军十营，计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骑兵二百五十人，工兵五百人，共四千七百五十人。袁世凯接管以后，派吴长纯在山东、河南、安徽各州县招募步兵二千二百五十人，派魏德清在锦州、新民一带招募骑兵三百人，总计七千三百人。按照他呈报督办军务处的营制，迅速改编成新建陆军（全军编制见下页表）。
从该表可以看出，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名称，但编制上打破了旧军的框框（旧军一般以营为单位，每营五百人，不分兵种），而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军队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一军分两翼，每翼辖二三营不等；每营官兵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等等。袁世凯在军制方面的改革，揭开了清军编制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国近代的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新建陆军中有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统称“行营武备学堂”。１８９６年初，袁世凯在正兵内考取“粗通文字者二百三十余人”，以八十人学炮兵，八十人学步兵，二十四人学骑兵，五十人学德文，于５月１３日一律开学。各学堂均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总教习。规定学习期间两年，毕业生除学德文者准备派赴德国留学外，其余都担任下级军官。学生每季大考一次，监考官、阅卷官和巡查官都由袁世凯亲自派定，一切规矩如同科场，优等者加薪受奖。为了收买人心，袁还从自己每月的薪金中取出三分之一（二百两）作为奖学金。④从这四所学堂中，袁培养出一批军官。后来，从这批军官中又挑选一些人送到日本留学，其中著名者有：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张士钰、张树元、刘询、陈乐山、曾子彦等。
此外，还有讲武堂和学兵营。讲武堂于１８９６年６月１６日开办，专门抽调在职的哨官和哨长学习，规定每哨长官三人，轮流到讲武堂“听讲行军攻守各法”及“经史大义”。⑤学兵营集中训练步兵操法，每期１至３个月。第一期选拔各棚正副头目。从第二期起，每期一营选送正兵六十名入学，受训后仍回本营，备充头目之选。
新建陆军的武器，全部是由国外采购进来的。炮兵装备德国克虏伯厂出的五十七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国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使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配带六响左轮手枪和佩刀。除规定装备的武器外，官兵均不准携带私人武器。领、哨各官及兵丁号衣鞋袜“一律黑色，不准参差”。官弁服装袖口处有红色官阶号。⑥
袁世凯看出由于使用新式武器，旧的一套练兵办法不适用了，必须改用“洋法”，“练洋操”。他多次发布“训条”，“劝谕将领讲习西法”。⑦然而他认为要练洋操，“非借用西官，则办理必仍有名无实，虽练一如未练也”。甚至提出，最好“仿海关收税成例，事由西人经理，权自朝廷操纵”。他武断地说：如照此办理，“不数年间，必成劲旅数枝”。⑧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袁世凯通过中国驻德公使，延聘了十余名德国军官，充当新建陆军的教习，还专门成立了教习处（后改名洋务局）。教习处的头目巴森斯，负责全军的训练和作战演习。袁对他十分信任，言听计从，演习时和他各带一军，互相攻守。操场稽查施壁士和伯罗恩，负责操场训练，袁每至操场校阅，都依靠他两人指点。此外，礼节兼军械稽查魏贝尔，炮兵教习祁开芬，骑兵稽查兼教习曼德，⑨德文教习慕兴礼，号兵乐队总教习高士达等都各稽查一方面。由这些洋教习定出各种规章制度，又由他们监督实行。新建陆军的技术训练，主要就是在这些洋教习的指挥下进行的。由此可见，新建陆军的生存和发展，一开始就附属于侵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而且，它实际上也是列强侵华政策的产物。
甲午战后，不少侵华分子向清政府建议练新军，汉纳根是第一个。此后，清政府的外交顾问福士达（Ｊｏｈｎ Ｗ．Ｆｏｓｔｅｒ）随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回到北京，也极力鼓吹改用西法练兵。他还写了一个《整顿中国条陈》，第一条就说：“中国目前急务，须先整顿陆军”。⑩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Ｎ．Ｒ．Ｏ＇Ｃｏｎｅｒ）也劝清政府选“忠廉有才略大臣”，练“一枝劲兵”。紒紜矠这些侵华分子鼓动清政府练新军，尽管目的不完全一样，但大致说来，除想推销军火，控制中国军队外，主要是为了镇压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以保护他们的侵略权益。他们告诫清政府说：中国败于日本，“启叛民玩视之心”，“华人必有心怀反侧而蔑视皇权者”，战后较日军进犯时要危险“十倍”。有的说：“陆军未成，则不能使人遵守国家纪律。”紒紝矠有的甚至赤裸裸地供认，支持清政府练兵，就是为了“保护各国商人现在之商业”，“保全旅人之财产”。紒紞矠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正是适应了侵华分子这种政治需要，所以才能得到列强的有力支持。
新建陆军的编成及其与列强的关系(2)
但是，袁世凯很会假借“民族大义”。由于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呼声响彻全国，练兵伊始，他就打起“强兵御侮”、“明耻教战”的旗号，多次对官兵讲演，要他们“存雪耻之心”“上为国家御侮，下为生民除暴”。紒紟矠这种由侵华分子一手装备和训练的军队，其性质十分明显，不用多加说明就可以看出，袁所说的“御侮”是言不由衷，“除暴”（即镇压革命人民）却是吐露了真情。
注 释：
①汉纳根（Ｖｏｎ Ｈａｎｎｅｋｅｎ）是德国退伍军官，１８７９年来华，充当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帮助淮军建筑北洋各炮台和船坞。同时他又担任德国克虏伯军火工厂驻华代表。１８９１年回德国。１８９４年重来华，曾向督办军务处建议用西法练十万新军，“军制悉照德国良法”，“大帅用一洋员为军师，各营统将亦延一洋员为之教习”。军务处即奏派胡会同他办理招募新军事。
②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１，页１９。
③《广西按察使胡奏定武军军官调补任免片》，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八日。故宫档案。
④同②，页２２０。
⑤同②。
⑥同②，卷２，页４１。
⑦同②，卷４，页１。
⑧贝思福：《保华全书》，卷３，页６。
⑨曼德是挪威人，此后一直追随袁世凯。民国后，为袁的侍从武官。
⑩福士达：《整顿中国条陈》，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２６９。
紒紜矠翁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紒紝矠同⑩。
紒紞矠同⑧，卷４，页４。
紒紟矠同②。
小站系军阀班底的形成(1)
在军事装备训练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以增强新建陆军的战斗力；然而，在选拔将弁方面，他却仍然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固守“兵为将有”的成见，把军队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他所选拔的幕僚和军官从身份上考察大致分为三类：
一、追随他多年的“家兵家将”。这类人大都被安插在天津，充当爪牙和耳目。如：
徐世昌当时已是翰林，１８９７年初经袁世凯奏调来到小站，管理参谋营务处。袁给他加“谘谋”名义，以示不同于一般参谋。①袁外出时，由他代行处理军务。
刘永庆（１８６３—１９０８），字延年，河南项城人。他与袁家有亲戚关系，从幼年就与袁世凯相识，称袁为表兄。②１８８５年随袁赴朝鲜，充当书识（即私人秘书），后被提升为驻仁川交涉通商分办委员。他担任新建陆军粮饷局总办兼转运局总办，掌管全军粮饷军械大权。后来官至江北提督。③
吴长纯是安徽庐江人。由武举投庆军，曾任驻朝鲜庆军帮带，为袁世凯的老部下。他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二营统带。１９０６年官至北洋军第五镇统制，同年病死。④
吴凤岭（１８５３—１９１２），是袁世凯家用人的儿子，从小在袁家长大，１８８１年随袁投庆军，在朝鲜时充当袁的跟班护卫，后被提拔为亲兵哨长，他担任新建陆军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⑤民国元年官至北洋军第四镇统制。
雷震春，字朝彦，安徽宿州人。１８８０年由文童投庆军。在镇压朝鲜“壬午兵变”时与袁世凯结识。１８８８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被袁调赴朝鲜，派为教习。１８９５年１２月，他担任新建陆军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领官。⑥
江朝宗（１８６４—１９４３），字宇澄，安徽旌德人。原在淮军刘铭传部为帮带。甲午战争中随袁世凯出关，“管解前敌军械并侦探各差”。⑦１８９５年１２月，充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及兵官学堂监督。
另外，袁世凯在朝鲜时所豢养的差弁、亲兵，如王同玉（直隶故城人）、赵国贤（河南项城人）、王凤岗（河南淮宁人）、徐邦杰（江苏句容人）、唐天喜（河南沈邱人）等十余人，都分别担任了新建陆军的统带、领官、哨官或哨长。⑧
二、袁世凯深知单靠“家兵家将”不可能创练一支新式军队。为此，他用官禄笼络了一批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习。毕业生大都能掌握一些近代军事技能。当时，“淮军诸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谩语姗笑”，⑨十分轻视武备学生。因此，武备学生毕业后被派入淮军（练军或防营）中多长期担任教习，无指挥军队的实权，不被重视，迁升甚慢。袁世凯深知他们志在升官发财，便把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给予指挥和训练实权。选用军事学堂出身的人担任军官，本是新建陆军的重要改革之一，但这个改革一开始就带有很浓的封建依附色彩。据统计，到１８９６年４月，“武备学生充该军统领、帮带、领官、哨官、哨长、教习者计已一百三十余名”。⑩其中著名者有：
段祺瑞（１８６５—１９３６），字芝泉，安徽合肥人。以文童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到德国学炮兵一年。回国后，在威海卫防军中担任教习。１８９６年１月，由袁世凯调至新建陆军，即被越级提升为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紒紜矠
冯国璋（１８５９—１９１９），字华符，河北河间人，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期间考中秀才。１８９０年毕业后，先留堂当教习，后为淮军将领聂士成的幕僚，曾随军参加甲午之战。１８９５年夏，由聂荐举充当出使日本大臣裕庚的随员。在日本和日军中将青木宣纯结识，考察日本军制，汇编成书，次年初回国，呈送聂士成，没有受到重视，乃呈递袁世凯。袁大喜，“以为鸿宝也”。并赞誉他说，“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紒紝矠遂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以后不久即升为总办，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定。
王士珍（１８６１—１９３０），字聘卿，河北正定人。１８８８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以后长期督办正定镇标随营炮队学堂。１８９４年率学生赴朝鲜，在平壤战役中负伤。战后随聂士成驻芦台。１８９６年初，由武备学堂总办荫昌介绍投袁，先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被提拔为工程营统带。此后，他和段祺瑞、冯国璋都发迹显赫，号称“北洋三杰”，紒紞矠曾被人指为袁世凯的龙、虎、狗。
曹锟（１８６２—１９３８），字仲珊，天津人。武备学堂毕业后，先在宋庆军中当哨官，后至定武军当教习。转入新建陆军后，即被提拔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统。不久，又升为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
小站系军阀班底的形成(2)
张怀芝（１８６２—１８３４），字子志，山东东阿人。以监生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又新建陆军，先为右翼步队第三营前队队官，至１９００年升为炮队第一营管带。紒紟矠
段芝贵（１８６８—１９２５），字香严，安徽合肥人。他的父亲段日升是淮军军官，和袁世凯相识。袁把他从武备学堂调至新建陆军，任命为督操营务处提调。
此外，王英楷、陆建章（１８７９—１９１８）、李纯（１８６７—１９２０）、田中玉（１８６９—１９３５）、杨善德（１８７３—１９１９）、王占元（１８６１—１９３４）、鲍贵卿（１８６７—１９３４）、田文烈（１８５８—１９２４）、陈光远、何宗莲、李长泰、钟麟同、刘承恩、邱开浩、商德全、王汝贤、张永成、吴金彪、马龙标、梁华殿等等，都分别担任帮统、领官、哨官、哨长以及督操营务处稽查先锋官或教习。
三、袁世凯一向以淮军的后继人自视。他一面笼络武备学堂学生，一面广为招纳淮军旧将，表示自己延揽人才，新旧并重，一视同仁。他留用了定武军中的旧将龚友元、孟恩远。又“访求赋闲老将”多人，如姜桂题、任永清、张勋等，都委以重任。姜桂题（１８３８—１９２１），字翰卿，安徽亳州人，行伍出身，曾隶袁甲三部镇压捻军。甲午战争时任总兵，以失守旅顺被革职，仍留宋庆军中效力。袁把他招至新建陆军，任步队左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在徐世昌未到小站前，袁外出时，就由他代理军务。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原在宋庆军中不得意，投奔袁以后，即被派充工程营统带，后又为行营中军（相当于督练处的总务长）。袁曾通令全军表扬他“忠勇朴勤，谙练营务”。紒紡矠龚友元，安徽合肥人，以军功保至记名提督，为新建陆军右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任永清，字裕庵，安徽蒙城人，从１８６３年至１８７０年在河南镇压捻军，是袁世凯先人的旧部，由军功历保至记名提督。甲午战前统带淮军胜字左军各营。战后遣撤，即投新建陆军，为马队第一营统带。此外，袁世凯还请求李鸿章、宋庆和聂士成等推荐了一些淮军“人才”，如阮忠枢（１８６７—１９１７）、王怀庆、言敦源（１８６９—１９３２）等。由于阮忠枢是李鸿章荐举而来，袁世凯非常重用。阮字斗瞻，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１８８９年中举。李鸿章以其“武阀能文，极加器重”，先后派他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总教习，北洋军械局总方案。１８９５年底由李鸿章推荐入袁幕。“入幕未几，大倚任之，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紒紣矠袁保他的考语是所谓“才长心细，学博识优”。紒紤矠１９０８年初，阮忠枢简放顺天府尹，抱怨说：“一岁所入五百两，仅抵幕中一月薪金。”袁极力劝慰，并照常致送幕金。阮忠枢、言敦源等都是袁的重要参谋人员。
综观上述，可见新建陆军的将弁几乎全部出身于淮军行伍或北洋武备学堂，就是袁的“家兵家将”也都与淮军血肉相联。所以人们称其为“淮军余孽”是很确切的。而且，从组织上看，新建陆军与淮军一脉相承，仍旧保留着淮军的基本特点。如将弁都由袁个人选募而来，官禄的予夺由袁的喜怒而定。这样将弁对朝廷的忠心很自然地就转移到袁的身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形成“半私人性质”的军队。他们和袁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公务上的，而是带有封建人身依附性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附关系大都越来越深。此后，在袁世凯权力膨胀的过程中，他们都青云直上，取得高官厚禄。袁世凯就是以这帮小站将弁为核心，结成一个封建的军事集团。而且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危机的加深，这个军事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致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取得特权或垄断地位，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封建军阀政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清末军队的腐败无能，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身腐朽的一种反映。因此，若不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那末一支崭新的国防军队就不可能单独地建立起来。
注 释：
①徐珂：《大受堂札记》，卷４，页４。
②张瑞桢、张镇芳：《修竹斋诗文集》，卷２，页２１。又《袁世凯家书》（原件），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③《刘永庆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故宫档案。
④袁世凯：《请优恤吴长纯折》，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故宫军机处军务人事档。
⑤《吴凤岭履历单》，宣统三年五月。
⑥《雷震春履历单》，宣统元年。
⑦《江朝宗履历单》，宣统三年。
小站系军阀班底的形成(3)
⑧见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
⑨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４，页１４。
⑩荣禄：《为尊旨查明督练新建陆军道员袁世凯被参各节据实复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故宫军机处批奏折档。
紒紜矠《段祺瑞呈报三代履历表》，光绪三十三年，军机处清册１６６８号。
紒紝矠同⑨，页１５。
紒紞矠尚秉和：《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
紒紟矠《张怀芝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
紒紡矠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２，页４４。
紒紣矠吴生：《北江先生集》，卷９。页３２。
紒紤矠《阮忠枢讣文》（未刊）。
控制士兵的办法(1)
在新建陆军中，袁世凯是具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镇压和欺骗是他维持自己统治地位的两种手段。
袁世凯“酷慕古之申商”（申不害、商鞅），喜欢使用“恩威并济”的一套权术。他定出各种“条规”、“章程”，如《兵丁驻扎营内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和《行军暂行章程》等，命令士兵遵守，并经常亲自检查。对严格执行者，或记功赏银，或提升；对违章者，即加以惩办，如打军棍、插耳箭示众、罚扣薪水等等。他又以湘军的军律为蓝本，吸收了德国军律的精神，定出《简明军律二十条》，“刊发各营，使兵丁皆得持诵，并遴派执法营务处秉公纠查”。①简明军律中有十八条斩罪，都是针对士兵的。如：“有意违抗军令及凌辱本管长官者斩”；“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殉”。他最怕士兵秘密结社，特别规定：“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②对对付不堪受压迫的逃兵，他又制定了《查拿逃兵法》，规定于小站附近各道口隘派员设卡，专门捕抓逃兵，每拿到一名，赏银二十两。逃兵被抓回，都“以军法从严惩办”，非杀即打。袁还常常集合全军处决逃兵，杀一儆百。
袁世凯懂得要牢固地控制士兵，单有严刑峻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从精神上进行麻痹和毒害，使“兵丁各存一不屑犯法之心”，“临阵亦各能争先效命”。③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袁世凯提出了他所谓的“训兵”政策。
针对“兵丁多不识字”的特点，袁世凯经常颁发“训词”，要各级军官召集士兵训话，他还网罗一批封建文人，炮制种种口诀和歌谣，如《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命令士兵背诵，“熟习于口，牢记于心”。“训词”和“歌词”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捏造出来的。例如：为使士兵效忠朝廷，袁在一篇“训词”中说：“历代抽丁征戍，而本朝无之，外国编民入伍，而中国无之，国恩厚矣。尔之祖若宗，食毛践土，沐浴深仁厚泽，垂数百年，乃尔之身，优游太平，自顶至踵，何莫非朝廷所赐……今肯应募而来，坐食厚饷矣，不知效忠，何以对尔祖父？……古人一饭之惠，终身不忘，受国厚恩，讵止一饭？且尔果有功，必有一功之赏，尔果有劳，必有一劳之酬，国不负尔，尔何负国？夫犬马之贱，尚知报主，人不如物，尔又何甘？”接着又威吓说：“苟或不忠，甘自暴弃，大义一亏，神明共鉴，宪典即可幸免，天理亦断难容。”④
为使士兵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袁世凯又说：“营内设官，皆所以统摄尔也，平居事之，宜如子弟之敬父兄，临事卫之，应如手足之卫头目……上下有礼，斯为有制之师”，“能儆官，斯能用命，能用命，斯能效忠”。袁还用“宿命论”鼓动士兵为他卖命。他说：“人之生死，皆由命数……尔等战阵之时，须持定见，谓命由天赋，敌何能为？弹雨枪林，视若无睹，且前进者未必即死，后退者必有严诛，与其死于法而贻笑于人，曷若死于敌而流芳于世。”⑤等等。
袁世凯所编的《劝兵歌》，全面地反映出他对士兵进行政治灌输的内容，照录如下：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那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⑥
从以上歌词可以看出，除假仁假义的说教以外，袁世凯用以毒害士兵的思想鸦片，不是忠孝、天命一类封建伦理，就是赤裸裸的恐吓利诱。这充分反映出所谓“新军”的封建性及其腐朽的精神面貌。
注 释：
①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１８９８年刊本，卷１，页２６。
②同①，卷３，页１。
控制士兵的办法(2)
③同①，卷４，页４。
④袁世凯：《训练操法详细图说》，光绪二十八年二月昌言报馆印行，第１册，页８—９。
⑤同④，页１０。
⑥同①，卷４，页５。
声誉隆隆而上(1)
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时候，署两江总督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在南京正编练“自强军”，创办武备学堂。自强军十三营，一切营制训练全按德国章程，由德国军官来春石泰等任教习。１８９６年春，张之洞回湖广总督原任，奉命把“自强军”交给刘坤一，他在武昌又开始练湖北新军，创办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佛拉根海为总教习。同时，广东也有新军出现。这些地方新军都是督抚自行筹饷督练，只有新建陆军是由军务处直接控制，户部供饷。饷银每年近百万两，在当时各军中待遇最优，就是大力支持成立新建陆军的翁同，也曾认为“太侈”。①在新建陆军身上，清廷花了那么多钱，自然对它格外重视，对督练官袁世凯期望殊殷。
１８９６年４月，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以及用人“论情面大小食鬼 遗多寡”等多条罪状。②这些都是事实。以“克扣军饷”来看，袁世凯对旧军中营官吃空额及克扣军饷等积习陋规了如指掌，他便规定新军士兵月饷不许营官经手，而由粮饷局派员会同各营主管粮饷委员，于出操后在操场点名发放。这样，表面上杜绝了顶替冒领及克扣短秤等弊端，避免营官吃空额，同时，也赢得了一些士兵的好感。可是，实际上各营每月截留下来的空额军饷（当时称截旷），都入了袁的私囊或移作他可以随便开销的所谓“公费”。袁得到被参劾的消息，一时又摸不到胡景桂参奏的政治背景，深恐因此丢掉美差，感到十分懊恼。当时，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军事实无心详述。”③
清廷收到胡景桂的奏折，立即派荣禄前往查办。荣禄当时已任兵部尚书，邀其幕僚陈夔龙随行。据陈记载：荣禄到小站后，见“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步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不觉喜形于色。问陈：“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陈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无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荣说：“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④
荣禄查办完毕，回京后指令陈起草覆奏稿。陈“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拟“请下部议”。荣说：“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⑤就这样，荣禄的所谓“据实复奏折”，不但改为所参各节“查明均无实据，应请勿庸置议”，把袁世凯的种种罪行一笔抹掉，而且吹捧袁说：“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⑥由于荣禄的庇护，袁不仅没有被问罪，反而受到清廷的慰勉。６月２４日上谕说：“新建陆军督练洋操，为中国自强关键，必须办有成效，方可逐渐推广。袁世凯此次被参各款，虽经荣禄查明，尚无实据。惟此事关系重大，断不准徒饰外观，有名无实，为外人所窃笑。袁世凯勇敢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但恐任重志满，渐启矜张之习，总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勉之之心，以付委任。”⑦
清廷把“新建陆军督练洋操”，视为“自强之关键”。西太后和光绪帝甚至打算去天津亲自检阅。他们以为有了这样的“劲旅”，垂危的清王朝就可望振衰起弊。１８８７年７月，清廷为奖赏袁世凯，提升他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
新建陆军不仅得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也为帝国主义侵华分子所瞩目。他们看出新建陆军是维持半殖民地秩序的有力工具。沙俄、日本等国驻天津侵略军的头目，常常到小站“观操”，“动色欢服”，“诧其军容之盛”。⑧袁世凯为了取媚于帝国主义者，对他们无不“推诚相待”。１８９８年１０月２７日，英帝国主义分子贝思福（Ｌ．Ｃ．Ｂｅｒｅｓｆｏｒｄ）到达小站。贝思福表面上是由“英国商会派遣”来华“调查商务”，实际上是英国首相派来进行政治活动的。他在北京、天津、武昌等地调查中国军情，向清廷提出了一个代练新军的计划，妄图控制中国军队。袁世凯热情地留他在小站军营住了两天，向他介绍了新建陆军的编制和训练情况，还陪他看了操练及作战演习。贝思福回国后写了一本书，盛赞新建陆军“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帜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对于袁世凯也赞誉备至，说袁“以儒生而为名将，多学多能，亦廉亦勤，聪明胆识，兼而有之”，“忠君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等等。⑨在半殖民地社会里，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奴性十足，以受到帝国主义分子的赏识为莫大的光荣。经帝国主义分子一吹，袁的声誉鹊起，身价倍增，从此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更扶摇直上。
声誉隆隆而上(2)
注 释：
①翁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
②荣禄：《为尊旨查明督练新建陆军道员袁世凯被参各节据实覆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故宫档案。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见《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８年第２期。以下各章节注释中袁致徐函，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书。
④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１。
⑥同②。
⑦《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３９０，页１１—１２。
⑧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２册，页３３８。
⑨贝思福：《保华全书》，１８９９年上海广学会刊，卷３。
混入维新运动(1)
在封建统治集团大力推行“练兵自强”政策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大胆地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早在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现了。甲午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因此改良主义思潮高涨起来，并迅速地形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最负盛名的人物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仕宦家庭，幼年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后来读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在“进化论”和“民约论”的启发下，他总结了儒家托古改制的学说，写成《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著作，形成了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成为１９世纪后期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甲午战争中，老大的中国被新兴的小小的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这给康有为以极大的刺激。１８９５年５月清廷批准《马关条约》时，群情激愤，举国沸腾。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联合了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痛切陈述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要求变法图强。他们猛烈地抨击“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旧调，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上书虽然被拒绝呈递，但它反映了广大爱国人士救亡图存的愿望，道出了郁积在人们心里想说而没有敢说出来的话，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传颂。
这时，袁世凯还没有得到训练新军的美差，正当宦途不得意的时候。他终日奔走权门，谋练新军。他有一套善观风向、巧于变化的本领，当看到变法维新获得军务处大臣翁同等名公钜卿的同情、有发达的迹象时，他立即决定在这方面也下一笔赌注。他不时去探访康有为和梁启超，“饮酒商谈”，大讲练兵变法，还称康有为为大哥，表示亲热。①并常常以他在朝鲜王宫与日本人打过仗和甲午战争一度主张对日本强硬为政治资本，自我吹嘘，很快取得康的信任。当时“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６月，康有为又写成一份万言书，各衙门都拒绝递呈，袁世凯自报奋勇，把它交给督办军务处代递，虽然荣禄托词不收，康有为对他仍然很感激。②
康有为多次上书，由于遭到顽固势力的阻挠，都没有结果，就决定刊行报纸，组织学会，制造舆论，集聚力量。８月底，康、梁发起成立强学会，会员有杨锐、陈炽、沈曾植等数十人，袁世凯和徐世昌（当时为翰林院编修）也都捐款入会。强学会会员每十天###一次，每次有人演说，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上层最早的一个政治结社。自此以后，各省爱国团体纷纷出现。袁世凯在强学会里很活跃，当议办图书馆和报馆时，他首先解囊捐银五百两。此后，加上其他人的捐款共得数千两，强学会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袁世凯又到处联系募捐。经他出力活动，官僚中认捐的颇为踊跃。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三人，每人都答应捐银五千两。李鸿章也表示愿捐两千两，但是康、梁加以拒绝，因为他对日本主和，维新派都以他为政敌。
康有为认为用新法练兵是变法自强的极重要的一环。在他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事》）上，接连刊载关于选将练兵的文章，如《西国兵制考》、《德国兵制考略》、《论水师》等，大力鼓吹选用年轻将帅，“练兵强天下势”。③当刚满三十五岁的袁世凯得到督办新建陆军的差使时，康有为等都以为自己的“同志”掌握兵权，改练新军，这是维新运动兴旺的吉兆，对他寄托以无限的希望。
袁世凯虽然混迹于维新派，但他的思想与维新人物有本质的不同。当时，维新人物多是以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思想上经历了一个否定或怀疑封建主义“旧学”、接受资本主义“新学”的转变。他们的生活际遇虽不尽相同，主张也不尽一致，但大抵都希望在不触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他们普遍认为，要国富民强，光靠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如要求“开民智”，“兴民权”，即给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以“议事之权”，等等。因此，他们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言人。而袁世凯一直在封建官僚圈子中混来混去，并且宽裕自如，青云直上，思想上没有经历什么转折。他终日所考虑的不是怎样改变腐败的社会，而是如何利用这个社会的腐败，爬到它的最上层去。他把一切都当作爬上去的手段。洋务派全盛时，他侈变洋务，维新派行时了，他又附和维新，但骨子里并没有接受改良主义的纲领。他认为变法的关键，是“淘汰旧军，采用西法练兵”，即编练一支使用新式枪炮的武力，以支撑封建王朝的统治；而政治制度的改变，则是可缓可急；并且认为如若变法，“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才能办好。④张之洞是有名的洋务派官僚。袁氏所谓的变法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不问可知了。
混入维新运动(2)
当时，著名的维新派严复（１８５３—１９２１）曾指出有三类假维新人：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髦之妆，“随声附和，不出于心”；“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纵横恣睢，莫可奈何，以为此其所以强也，不若从而效之”；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及见新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乃“毛举糠，附会经训，张唇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郑声乱雅，乡愿乱德，维新之种将为所绝”。“之斯三者，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⑤诡计多端的袁世凯正是这类假维新派。康、梁对他寄以厚望，正说明维新派由于阶级基础薄弱，力量微小，刚一举步就已彷徨于歧途了。
注 释：
①《康有为劝袁世凯退位书》，１９１６年，见《袁氏盗国记》下篇，页８７。
②《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４册，页１３２。
③《万国公报》３９、４０、４５—５０各号，１８９５年９至１０月。
④袁世凯：《戊戌日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１册，页５５３。
⑤严复：《论中国分党》，见《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页１２２。
两面派的手法(1)
袁世凯到小站以后，仍然十分关心京师的政治行情。当时，西太后表面上已归政于光绪，但事事干预，实际上仍握朝廷大权。帝、后为争夺权力，不断发生龃龉，王公大臣中也分化为帝、后两党。帝党官僚翁同和维新派结合，他们的靠山是光绪。反变法的顽固派后面则有西太后撑腰。袁世凯见西太后和光绪都可能提拔他，给他官禄，就脚踏两只船，想方设法谋取双方信任。他不断进京走访顽固派荣禄、刚毅等显贵，百般谄媚邀宠，极尽巴结之能事。尤其是在荣禄担任直隶总督以后，袁经常逗留在天津，与荣禄的关系更为亲密。他曾对徐世昌得意地说：“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①同时，他和翁同也保持密切联系。１８９８年３月，他携带“瓜分中国画报”进京呈翁阅览，“深谈时局”，说“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而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无限愤慨，“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②６月，翁同因支持变法被驱逐回原籍，路过天津，袁派人持函献厚礼，深表同情。他还通过徐世昌与康、梁等不断接触，极力表示自己对变法事业的关切。
１８９７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列强争先恐后地抢占中国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这一切给维新派以极大的刺激。在康、梁的推动下，变法运动冲破层层阻力，于１８９８年夏天达到高潮，从６月１１日到９月２１日，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如：取消詹事府和光禄寺等闲散重迭的机构；裁撤腐败的绿营；科举考试废八股，改策论；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提倡民办新式工业；准允自由开办报馆和组织学会；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学校，兼习西学；选派留学生；等等。这些除旧布新的诏令，虽然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但给予资产阶级某些政治、经济权利，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这些改革措施，尽管十分温和，但毕竟是对传统的封建顽固势力的一次严重挑战。因此引起顽固派极大的恐慌和仇视，使一些假维新派也惴惴不安。８月下旬，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内廷政令甚糟。吴懋鼎、端方、徐建寅同得三品卿衔，督理工农商三事，津上哗然，他处亦可想见。”③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自恃有沙俄的支持，维护一切落后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甚至狂叫“宁肯亡国，不可变法”。他们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保护封建制度这一点上结合起来，诋毁维新派，大造反动舆论，并准备使用暴力扼杀变法。早在光绪帝开始下诏变法的时候，西太后就已指令光绪让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管驻扎在近畿的董福祥、聂士成和袁世凯三军。又让崇礼担任京城步军统领，把京畿军政实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待机而动。西太后预定于１０月间偕光绪到天津阅兵。京津盛传届时她将废掉光绪帝位，另立新君。
维新派不依靠人民群众，完全指望光绪帝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实现改革。当他们得悉光绪将被废黜的消息，自然感到万分震惊。在这危急的时刻，康有为想到袁世凯，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但又担心他“为荣禄用，不肯从也”。④便派自己的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去探察。袁世凯学得孔门的虚伪，却无腐儒的迂气，惯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深知维新派已掌握了起草上谕之权，正破格用人，若取得信赖，可有不次之擢，平步登天。因此，在徐仁禄面前，他极力奉承维新派，说康有为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徐仁禄用话激他说：康曾屡次向皇上荐举你，皇上说：“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为什么与荣不洽？袁听到这里装出恍然的样子说：“昔常熟（翁同）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国藩）、左（宗棠）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⑤
康有为接到徐仁禄的报告，对袁世凯确信不疑，立即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徐在奏折中说，袁“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各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并建议光绪帝“加官优奖”。⑥同时，康有为又通过维新志士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递上密折，要求“抚袁以备不测”。⑦当时，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四人刚刚被提拔为军机章京，特加“参预新政”四字，赋予阅览奏章、起草上谕的大权，深得光绪的信任。光绪即于９月１１日发下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⑧
注 释：
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两面派的手法(2)
②同①。又《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④《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４册，页１５９。
⑤同④，页１６０。
⑥徐致靖：《密保练兵大员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２册，页３３８。
⑦同④，页１６０。
⑧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２册，页８４。
出卖维新派(1)
９月１４日，袁世凯遵旨入京。１６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他，详细询问了新建陆军的情况。袁一一回答。当问及变法时，袁表示：国政腐败，必须积极推行变法，方能有转机。光绪“见袁极力赞扬新政，遂大信之，以为得一有力之助矣”，当天破格提拔袁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次日，袁入宫谢恩，光绪又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①暗示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袁“极输诚悃”，连磕响头。
袁世凯对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本来知情，入京以后，更为了然。他仍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应付这种局面。一方面对光绪帝所赐特恩表示感激涕零，“惭悚万状”；另一方面却登门拜谒了几乎所有的“老臣”，如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匡力、刚毅、裕禄、王文韶和李鸿章等，对他们“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的心情；还与王文韶商量“拟上疏辞”。王劝阻说：此事“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②
尽管袁世凯向顽固派不断表白心迹，但握有兵权的他突然被召见，并“超擢以侍郎候补”，仍然引起顽固派惊恐不安，造成“举朝惊骇”的局面。③袁进京后，荣禄就制造“英、俄在海参威开战”的谣言，借机调董福祥军到长辛店，调聂士成军十营至天津，“防袁有变”。④并急电袁回小站布防，唯恐他在京受维新派煽动。同时，庆亲王奕匡力、端郡王载漪等多次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⑤政局急剧转变，新旧两派进入最后决斗。光绪帝处境孤危，朝不保夕，遂下了一道密诏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⑥康有为于９月１８日接到密诏，当晚集合维新派，“经画救上之策”。当时，杨锐、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世昌皆来。大家痛哭不成声，想不出万全的办法。最后决定由谭嗣同携带密诏，“说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⑦
深夜，谭嗣同来到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当时，袁已“探知朝局将变”⑧，又接到荣禄催促回防的急电，正赶写奏折，拟提前请训回津，以便作壁上观。突然来了一个皇帝的近臣，自然使他“心甚讶之”。⑨
两人寒暄以后，谭说：“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旷代之圣主也。”
谭：“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然，固有所闻。”
谭：“上方有大难”。“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之则救之”；又以手抚自己的脖子说：“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说：“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嗣同见袁世凯如此慷慨，可以依赖，便取出密诏给他看，并把应变的具体计划告诉他说：２０日他请训时，皇上面交谕一道，令他带兵赴天津见荣禄，出谕宣读，立即将荣禄正法，即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贴告示，宣布荣禄大逆罪状，然后迅速统率新建陆军入京，“诛旧党”，“助行新政”。
袁世凯一听让他冒这么大的风险，立刻变了腔调说：“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
谭：“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谭：“可请上先将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
袁：“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
谭：“上意甚急，我有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袁：“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接着又假惺惺地献策说：“九月（阴历）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如九月不出巡幸，将奈之何？”
袁：“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禄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出卖维新派(2)
谭见袁不肯立即率兵相救，只好同意袁的办法，接着说：“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而视，激昂地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信誓旦旦地说：“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信以为真，称赞袁世凯为“奇男子”。⑩
袁世凯设词骗走谭嗣同以后，“反复筹思”，深感光绪帝无实权，维新派又多是些空谈的书生，而西太后掌握权柄三十多年，朝里朝外都是她的心腹，树大根深，不易动摇。如投光绪，必将自身不保；如靠太后，则政治地位不难取李鸿章而代之。遂于２０日上午请训后，立即乘火车回天津，直奔总督衙门，把维新派的计划全盘托给荣禄。荣禄惊问：“子意云何？”袁答：“特以告公者欲破奸谋，卫慈圣耳。”紒紜矠袁出卖了维新派，使西太后提前发动政变，绞杀变法运动。
当晚，荣禄入京，向西太后告变。西太后即命荣禄回天津掌握军队。次日黎明，她由颐和园进城，径入皇宫，囚禁光绪。接着，发布“懿旨”：以光绪病重不能理事为词，宣布自己临朝训政。下令搜捕维新派。
９月２５日，西太后召荣禄进京，授以大学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管兵部事务，节制北洋各军。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了邀功，袁对追捕维新派十分卖力。梁启超于２５日逃到塘沽，登上日本军舰。袁派道员黄史镇前往交涉，又派新建陆军洋教习魏贝尔到舰上探查。最后，因害怕日本帝国主义“抗议”，只得罢手。康、梁侥幸逃亡国外；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在京先后被捕，于２８日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被捕前夕，维新派都劝他逃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紒紝矠他把自己的书稿送交梁启超，坐待逮捕。就义之前他悲愤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紒紞矠表现了维新志士献身救国的高尚精神。
与此同时，参预或支持变法运动的人大都被拘下狱，或永远禁闭，或流放边疆。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切改革封建弊政的措施都被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而取消了。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变法运动就这样被浸在血泊之中，宣告彻底失败。血的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无力挽救民族危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下，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袁世凯的血腥叛卖手段，使荣禄对他的“才干”更加赏识，也赢得西太后的青睐。当时，曾有亲贵王公以袁“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欲治其罪。荣禄出面保护他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紒紟矠西太后为表示对他信任，也特别召见他，准许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又颁给赏银四千两，以示优渥。此后，袁专以西太后和荣禄为靠山，飞黄腾达，更有了捷径。
１８９８年底，袁世凯为迎合西太后和荣禄的意旨，提出编练武卫军以增强中央统治实力的建议，得到荣禄的赞许。次年初，荣禄遂设北洋军务公所，改宋庆、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四军为武卫左、右、前、后军，又自募二十七营直接统率，称武卫中军，组成了拱卫京师的五大军。这是清廷的基本武力。同年６月，荣禄奏保袁升为工部左侍郎，仍专统率武卫右军，所部增至一万人。
注 释：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１册，页５４９。
②同①。
③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２，页１６。
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同①，页３４６。
⑤同④，第３４４页。
⑥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同①，页２６３。
⑦《康南海自编年谱》，同①，第４册，页１６１。
⑧同③。
⑨同①。
⑩关于袁世凯与谭嗣同谈话的内容，各书记载大致相同，唯是否要袁立即率兵进京一事记载颇不一致。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不记要袁立即率兵进京事。《康南海自编年谱》和袁的《戊戌日记》及王照的《方家园杂咏记事》则都记要袁立即率兵进京。根据各种史料判断，维新派曾要求袁立即率兵进京，诛旧党，助行新政，是可信的。此处即综合上述史料写成。
紒紜矠同①，页４６６。
出卖维新派(3)
紒紝矠同①，第４册，页５３。
紒紞矠《谭嗣同全集》，页５１２。
紒紟矠同④，页３５１。
升任山东巡抚(1)
袁世凯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局促在小站一隅，时刻想出任封疆大吏，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他卷入帝后两党、新旧两派的斗争以后，对国内政治形势更加关注。
德国于１８９７年借口“钜野教案”侵占了胶州湾以后，接着又强占土地，修筑胶济铁路，将山东一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把中国东北和长城以北都划入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借口和沙俄对抗，租占威海卫，又强迫清政府承认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占广州湾以后，把云南和两广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也从清政府取得不割让福建给别国的保证。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一场对抗瓜分狂潮的义和团爱国运动迅猛兴起。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民间反封建压迫的秘密结社，参加的人主要是山东和直隶交界一带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失业的劳苦群众。１９世纪末年，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深入这一带农村，传教士勾结土豪，霸占田产，包揽词讼，放高利贷，搜集情报，横行霸道，无所不为。义和拳就逐渐地转变为群众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组织，并且在与教会势力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
１８９９年夏天，仅山东兖、沂、曹、济一带及鲁西北各属“四十余州县”，义和拳反抗教会压迫的事件就有“一千余起”。①这使帝国主义者感受到莫大的威胁，他们不断敦促清政府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山东巡抚毓贤是一个残酷、昏庸的满族官僚，又有盲目排外思想。在反帝怒潮面前，他既无力镇压，又不愿向清政府求援，便企图把义和拳改为官办的团练，加以控制利用。结果适得其反，义和拳改名义和团后，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参加，如茌平县八百六十个村庄，拳厂多达八百处。一时山东成了反帝风暴的中心，引起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公然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并说“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②暗示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可以担当这一屠杀中国人民的任务。
对山东的局势，袁世凯早已表示关心。１８９９年５月底，他奉荣禄的命令率领新军八营前往德州一带，演习行军阵法。这次行军表面上说是为准备抵抗德国侵略，实际是向义和团示威。他在德州驻扎期间，多次给荣禄写信，报告山东情况。在一封信里，他大意说：“内有德酋请治其罪，地主（指毓贤）复求其疵，出师未捷，已腹背受敌，今而后知带兵之难也。”在给徐世昌的信中，他说毓贤“糊涂”，“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对毓贤的作法表示“不胜愤闷”。③７月回到小站，他立刻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说自己目睹山东局面，“夙夜忧愤”，并献策说：在山东必须“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员驻胶”，以便“导愚民，而缔邻好”。④即消灭义和团运动，而与帝国主义者和好。１１月，他进京为西太后“祝嘏”，趁机又向荣禄面陈了自己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迅速扩大和帝国主义者的要挟，使清政府十分焦急。多年来仰承帝国主义鼻息办事的清政府，对主子的旨意当然不敢置之不理，加上袁世凯个人又提出了一套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荣禄也认定袁有魄力，是一个处理棘手问题的能手，竭力保荐他到山东去。因此，清政府于１２月６日发布上谕，命令“毓贤来京陛见”，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次年３月１４日实授）。⑤同时，命令武卫右军全部由小站开往山东，仍由袁统率。１２月７日，康格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中说：“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可恢复，我们希望如此。”⑥
袁世凯于１２月２６日率领新建陆军到达济南，开始进行用军事控制山东政治局势的尝试。他确实没有辜负中外主子对他的期望，接任后立即抓住肥城县义和团杀死英国传教士卜鲁克（Ｓ．Ｍ．Ｂｒｏｏｋｓ）的事件，作为媚外资本。他派兵前往肥城搜捕团民，押至济南，请英国驻上海副领事“观审”，判处两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三人充军，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知县也撤职。还命令当地村民交纳赔偿费银九千两，又给卜鲁克建立“纪念碑”，完全满足了帝国主义的蛮横要求。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这样作了袁世凯取信帝国主义的贽礼。从此，袁世凯派兵保护各州县教堂；传教士外出活动，由清兵护送来往。
袁世凯奉帝国主义分子若神明，却把中国人民视为草芥。他胡说“义和拳实系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他认为义和拳之所以能在山东发展，主要是由于毓贤“一味纵容”。⑦因此，他一到济南就派遣防营前往各州县镇压。这时，有一些山东籍京官连续奏劾袁，说他“一意主剿，致滋事端”。清政府也担心他操切从事，“激成大祸”，连下三道上谕，告诫他“不可意气用事，徒恃兵力”。袁接到上谕，认为这是“居心倾排”者所为，于１９００年１月１３日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为自己的“剿办”政策进行辩护。他诬蔑义和团是“匪类”、“邪教”，说什么义和团不能“举强盛之洋人而灭之”，“就使能纠合百十万人鞭挞五洲，而该匪等势成燎原，不可向迩，国家又将何以制其后？！”因此，他表示“不敢畏避嫌怨，扶徇欺蒙”，对义和团必须痛加“剿办”，并提出“治本治标”两层办法，双管齐下。⑧
升任山东巡抚(2)
所谓“治本”，就是进行“调和民教”的欺骗宣传。他编印了大量白话诗歌告示，四处张贴，广播民间，恣意诋毁义和团。如在《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会歌》中说：“本院抚此土，敬愿广皇仁，嫉恶如所仇，好善如所亲，但论曲与直，不分教与民，民教皆亦子，无不勤拊循。尔皆同乡里，还须免忿争，忿争何所利，仇怨苦相寻，传教载条约，保护有明文，彼此无偏倚，谕旨当敬遵……出示已多次，昏迷应早醒，如再堕昏迷，法网尔自撄，首领惧不保，家产将尽倾，父母老泪枯，兄弟哭失声，作孽自己受，全家共艰辛，扪心清夜思，梦魂惊不惊。从此早回头，还可出火坑，倘能获匪首，指解公庭，并可领赏犒，趁此立功勋。”⑨袁世凯企图通过这种欺骗宣传，孤立义和团，瓦解人民群众的反帝意志，这当然是不能得逞的。因为，袁的谎言无论怎样编造，也无法掩盖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血淋淋的事实。实际上，袁氏所用以对抗义和团的主要办法是“治标”，即“以兵力剿办”，而所谓“治本”的宣传，不过是掩盖其屠杀政策的遮羞布而已。
１９００年初，袁世凯派山东督粮道尚其亨和济东泰武临道吉灿升，督同任永清、马金叙、吴长纯等五营清军，到鲁西北各州县，进行野蛮扫荡，逮捕和屠杀团民，拆毁拳厂，命令各村庄长具结，永不习拳。鲁西北各州县本是山东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在著名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被捕就义后，⑩又形成了几支各有数百人的武装队伍，他们英勇地反击清军。但是，由于力量分散，寡不敌众，经过几场悲壮的战斗，受到严重的摧残。义和团首领王玉振、王立言、朱士和、邢殿五等在同清军作战中或壮烈牺牲，或被捕后惨遭杀害。宋怀、戴大木等人虽然还率领少数团民坚持斗争，但已没有力量列阵迎敌，只能在直鲁边界地带“避实击虚”，“往来游击”。大部分团民则都由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活动。山东各州县义和团运动一时进入低潮。紒紜矠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野蛮杀戮，引起山东人民对他的无比憎恶和愤恨，“委巷间时有大骂袁之语者”，紒紝矠各地广泛地流传着“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民谣。袁在巡抚衙门的墙外，围上层层铁丝网，深怕人民杀他泄恨，表现了刽子手内心的恐惧。
注 释：
①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１１５７。
②《美国对外关系》，第２卷１９０２年，页７７—８４。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七日。
④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１，页９。
⑤《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戊申谕。
⑥同②。
⑦《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
⑧同④，卷２，页１。
⑨袁世凯：《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会歌》。
⑩朱红灯，山东泗水县人，１８９９年９月，他率领义和团在平原县与清军开仗。１０月，不幸被捕，１２月４日在济南被毓贤杀害。
紒紜矠详见《山东义和团档案》，济南、临清、东昌各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紒紝矠《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册，页２４５。
施展诡计，渡过危机(1)
由于袁世凯的高压政策，山东省义和团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是，当时产生反帝运动的社会条件，即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全国仍是普遍存在着，反抗的火种，随时都可能燃起熊熊的烈火。１９００年春夏间，直隶省沧州、河间府、保定府各州县的义和团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并迅速地控制了保定、天津、北京等城市，影响到全国各地，形成反帝运动的新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
直隶省义和团之所以能够如此迅猛发展，客观上与反动营垒内部的分裂有密切的关系。原来，自戊戌政变后，满族亲贵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及刚毅等人取得西太后的信赖，渐渐形成为一个极端顽固守旧的派别。在俄国公使巴布诺夫的支持下，他们多次图谋废掉光绪，另立新君。由于英国公使窦纳乐支持汉族大官僚刘坤一（两江总督）等坚决反对，使他们的阴谋活动没能得逞。他们只得改变策略，于１８９９年１０月把载漪的儿子溥立为大阿哥（帝位的继承人），以便“徐篡大统”。废立计划受阻，和康、梁逃亡国外后到处鼓吹保皇，使西太后对洋人主子产生了怨恨，盲目排外的情绪在宫廷内蔓延开来，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激昂。封建统治阶级“自强”政策的重心，也由采用“西方富强之术”转回到“以礼教立国”为本上来。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波澜起伏，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景象。
当直隶各州义和团不断粉碎清军围攻，发展到天津、北京时，西太后见“其人不下十数万，自民间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如果贸然镇压，恐“即刻祸起肘腋”，危及自己的生存，便决定采用笼络和欺骗的手段，“因而用之，徐输送挽救”，①以达到其排外灭拳一举两得的目的。因此，她接连发下上谕，假惺惺地称义和团为“忠勇义民”。当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威胁到清廷生存时，西太后又颁发了对帝国主义各国“宣战”的诏令，并命令各省督抚“招团御侮”。
清政府对外“宣战”后，义和团运动的阻力减少了，发展更为猛烈，很快地影响到北方各省以及南方一些州县。据记载：山东省境内拳民“复起响应”。②博平、茌平、清平等县“亦各蜂起”。，“时有数百人聚散靡常”。③青城、海丰、平阴、阳信各县义和团包围县城。德州义和团千余人反击清军，“伤毙官弁勇丁三十余名”。④滨州、蒲台、新城、高苑、监邑等县义和团“竖旗号召，其数逾万”，“省城为之震动”。⑤气势磅礴的反帝运动，使袁世感到“防不胜防”，“棘手万分”。⑥
袁世凯是一个精明的官僚，又加上在北京的高级坐探徐世昌不时向他报告京中的消息，所以他对清政内顽固派得势的事实及时局的奥妙一清二楚。为了向顽固派献媚，早在去年他就连上密折，建议练兵图强，“湔雪国耻”。⑦还曾故意扬言要责打新建陆军一洋员二百军棍，又趁聘请合同期满，将德国教习一律解聘，甚至还表示要与侵占胶州湾的德军决一死战。当西太后对外宣战，袁深知如再一味叫喊剿办义和团。则有丢官的危险，于是，他便迅速变化其狡猾手腕，驱令山东义和团“北上助战”。他指示各府州县官张贴布告说，“真正义和团，现聚在京津，有志效用者，均宜往北功成邀重赏，切勿再停留”。以此表示对西太后“招团御侮”政策的衷心拥护。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受其欺骗而“逗留在本省的”的义和团，则加以“假义和团”、“黑团”、“土匪”等罪名，“立正典刑”，横加诛戮。
当时，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以顽固派“矫诏”为理由，拒绝执行西太后对外“宣战”的命令。刘、张还与帝国主义各国议定东南各省“中外互保”。事实上，这等于对清政府宣告独立。袁世凯暗中向刘坤一等表示“与各督抚同心”，又致电上海英国代总领事华伦（Ｐｅｌｈａｍ Ｗａｒｒｅｎ）说“愿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采一致坚定立场，维持和平”。⑧可是他不愿公开声明参加“中外互保”，唯恐忤逆西太后的旨意。他一面密电荣禄说：“各国又有另立政府之说，使中国自相残杀，无一寸净土，计甚狡。”希望荣禄劝西太后迅速改变内外政策。一面派人与帝国主义各国驻烟台领事谈判，仿照东南“中外互保”办法，与各国达成协议，“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派清兵保护教堂，“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⑨三天之内，袁就把内地各州县洋人都护送到通商口岸。“教士等之归自中国者，莫不颂述其恩”。⑩
对于袁世凯这这种媚外行径，广大人民无比愤慨。当时曾有人在巡抚衙门前的照壁上画了一幅漫画，画上是一个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拜伏在洋人的屁股后边，把袁氏甘充当洋奴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
施展诡计，渡过危机(2)
袁世凯对西太后责成各督抚勒令教民退教的谕旨，也是阳奉阴违。他一边向西太后报告说：“习教之民，均令反教。”紒紜矠一边却指示各州县官：“教民悔教与否，亟应听其自便，勿庸令悉数具结反教，以杜口实，而符约章。”紒紝矠
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西太后命令他火速带兵北上应援。当时，他手中的兵力不算少。在血洗义和团的过程中，他把原来山东各地旧军三十四营改编了二十营，称“武卫右军先锋队”，再加武卫右军万人，总共有一万九千六百余人。这本来是他实践其平素宣扬“御侮”的一好时机。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守定李鸿章的真传，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不忘保存个人实力。他像一个吝啬的商人考虑把资本投向何处一样反复地盘算着：清政府抗不过八国联军，最后免不了求和，如若率兵北上，白白得罪洋人，官也做不成了；假若一口拒绝赴援，落个忤旨，罪也不轻。想来想去，他决定派登州总兵夏辛酉率领武卫右军先锋队六营进京，以应付西太后，自己则以“山东防务吃紧，兵力不敷分布”为借口，表示“暂不能北上”。同时，他又通过在京的徐世昌乞求荣禄，使清廷取消了令他北上的命令。他终于得以拥兵济南，坐观成败。
当时，由于盛宣怀建议，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曾联名致电袁世凯，请他乘机率兵进京，以“清君侧”。他不肯得罪顽固派，复电说：“恐中途先败，实难照办。”他在当时各种势力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施展诡计，保护自己，渡过了一个个难关。
注 释：
①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１８７。
②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９，页１３。
③《博平县禀》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日。见《山东义和团档案》，中国社会科学守近代史研究所藏。
④同②，卷６，页５。
⑤《山东通志》，卷１７，页３２５２。
⑥祝：《山左教案二编》，页４２。
⑦同②，卷１，页２。
⑧《英国蓝皮书》１９０１年，第１号，页２２６。
⑨盛宣怀：《愚斋存稿》１９３８年版，卷３７，页４。
⑩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４０。
紒紜矠同①，下册，页７４９。
紒紝矠《长山县禀·袁世凯批示》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见同③。
纳义和团于血海(1)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西太后狼狈逃往太原，后转赴西安。在此以前，她已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向侵略军求和，并反过来下令屠杀义和团，完全暴露出她对内镇压对外卖国的丑恶面目。这时，荣禄的前、后、左、中四支武卫军几乎全随扈西行，后来被遣戍；宋庆的左军受到沉重打击，七零八落；荣禄亲自统率的中军也大半溃散。只有袁世凯的右军及先锋队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华北最大的一股反动武装。
袁世凯手中有武力，对义和团的剿办政策也取得“合法”地位，再也用不着畏首畏尾，于是他便毫无顾忌地逞起凶狂来。８月，他颁布了“严拿拳匪暂行章程”，规定：“无论军民人等，凡有练拳党者，杀无赦”，父兄纵听子弟学习邪拳，除将子弟正法外，该父兄拿获监禁三年”，“窝留者与匪犯同罪”，等等。①又张贴告示说：义和团是“黄巾红巾，左道惑人，张角余孽，粤匪同伦，教本白莲，演拳称神……挑衅速祸，害及京津，宗社震动，乘舆蒙尘，官民流离，惨不忍云，揆其由来，匪由祸根……现饬剿办，格杀勿论，炉厂入官，责及四邻，有人捆送，给顶赏银，人人得诛，齐力逡巡，除恶务尽，切忌因循。”②同时，他派张勋、雷震春、孟恩远、曹锟、吴凤岭、倪嗣冲等各带军队，分别到各州县“兜剿”，用近代化的大炮和步枪屠杀义和团，几乎把整个山东纳于血海之中。
雷震春当时担任炮兵管带，驻扎齐东。该县有一大村庄，居民七百余户，大都参加义和团，“土寨坚固，兼有快枪，军队至，匿居民房，军队去，四出‘滋扰’。雷震春感到棘手，赴济南请示，袁世凯对他说：“办大事不可有顾忌心，设再姑容安有肃清之一日，子即带兵前往，如抗拒，立即开炮轰洗，造孽归予一人。”雷返齐东，遂命炮兵轰击该村，洗劫一空。８月底，雷带兵到滨州，围攻皂李庄。该庄有拳厂十多处，聚集义和团“一千数百人”。见清军来攻，即“摇旗呐喊，齐出迎敌”。③雷先令开炮轰击，接着步队进攻，马队从两翼包抄，枪炮齐发，清军攻入庄内，到处放火。据雷给袁世凯的报告记载“所焚烧枪毙者，虽不计其数，至尸骸遍野，堆积犹存”。④真是凶残之极。又如张勋率领清军包围了阳信书院，院内义和团一百多人英勇抵抗，誓不投降，最后都被清军屠杀，被埋在三个大坑里，其凄惨之状，令人发指。
袁世凯还指会各州县官，查抄义和团民的家产，变价作为对帝国主义者或教民的赔款，使侥幸生存的人也倾家荡产，陷入绝境。
八国联军从京津分兵攻掠直隶各州县，前锋接近德州。袁世凯唯恐侵咯军不理解他始终护卫洋人的心意，而攻入山东境内。于是，他一边指令与直隶交界各州县驻军“移驻距距边界较远之处”，“以示无开衅之意”，并警告说：“非奉本部院号令，千万不可轻开边衅。”⑤一急忙发电或写信给各通商口岸的帝国主义分子，夸耀自己在山东保护洋人的功绩，他授意孟继武写给马天恩（驻济南法国主教，当时逃到青岛）的信中说：“缘自主教与神父等驾行后，袁抚帅即派王统领、杨统领……张大人、雷大人、陈大人、龚老爷等亲督队伍，驰赴各府州县，严拿拳匪，有当场打死者，有送县或解省正法者，约有数万余人。其匪首房产物业全行入官，为从之匪亦扒房变产不计其数。所有教民及教堂皆得安然无恙。现在各府州县拳匪已净，合即禀明，务望主教转陈各国，千万莫叫洋兵占据山东地界，以副大帅保护之情，并免大帅所遭乡愚妄造之言，实为恩公两便。”⑥
袁世凯屠杀了数万爱国者，保全了帝国主义的权益，对外国主子确立下了“大功”。因此，八国联军头子瓦德西满口答应“德兵断不入济”。⑦此后又推奖说”：“袁世凯对我们颇具好意，同时并尽力剿除拳党”，“系属于明达督抚一流，彼现在竭力促进从速议结和约。据云，彼之为人‘易受商量’。因彼曾经力为辅助德国铁路矿山事业之故，可以称为一位促进德国事业的人”。⑧
帝国主义有这样一个恶奴悍仆，自然不必亲自到山东去了。
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后，清政府和南方各省督抚的电讯联系都中断了，仅仅通过袁世凯和南方各省督抚保持联系。各省督抚的电奏大都由袁上达，谕旨由其下传。李鸿章也“仅日接项城山东来电，藉知京中消息”。⑨济南一时成了清王朝的临时政治中心。李鸿章奉命议和，由广州到达上海，开始与帝国主义各国秘密接洽。当时，英国、日本曾提出以西太后归政光绪帝为“议和“的先决条件。１８９８年袁世凯和光绪结怨甚深，他唯恐归政后自己的地位、生命不保，多次致电李鸿章等，为西太后涂脂抹粉，而要求严办端王、庄王、刚毅等亲贵，以转移各国要求归政的目标。他还致电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替荣禄说情，说他“并不袒俄”，实际上就是表白自己，因为他是以依附荣禄起家的。
纳义和团于血海(2)
同时，袁世凯不断把银子、绸缎以及食物等送往太原和西安，贡献给西太后。还以个人名义通电各省，要求迅速汇解京饷，好像他是最关心西太后的大忠臣。西太后本是一个极为贪财的女人，几十年来所搜括的金银财宝，这次都丢在北京，心痛万分。在患难之中，袁世凯的贡物源源不断，又多又好，西太后自然感觉欣慰难忘，“大为嘉许”了。当时，军机大臣王文韶对押运贡物的县令曹倜说：“各省饷银未到，山左首先解来，可称济急”，“予初以项城为常人耳，今则五体投地矣。子回山左为予道达诚悃”。⑩
经过八国联军的打击，西太后由畏外、排外，一变而为崇外、媚外，并决心推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紒紜矠以求保持一人一姓之尊荣。由于俄国坚决支持西太后继续执政，德国对归政也不热衷，英、日为了见好西太后，也放弃了归政的要求。１９０１年９月７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正式向帝国主义各国“道歉”；严惩排外的顽固派亲贵官僚；赔偿各国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划定使馆界，各国驻兵护卫；拆毁大沽口等地炮台，各国得于京、津、榆铁路沿线各要站驻兵；颁布永远禁止反对帝国主义的上谕；各地方官吏对反帝运动如不立即镇压，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等等。这个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对于执行辛丑条约，袁世凯十分认真。按条约规定，第一期赔款一千六百余万两，山东分摊九十万。袁极力搜刮，提前超额完成，他给徐世昌的信中得意地说：“此处赔款已筹齐一百二十万。只派九十万，尚可余二三十万，留以备灾荒措赔之需，并协部十万，甚觉从容。此处下手早，故不甚拮据也。”紒紝矠
条约签字刚满二个月，即１１月７日，卖国贼李鸿章便在国人皆曰可杀的骂声中吐血毙命。当时，八国联军还占领着天津，西太后从西安回銮刚刚走到河南荥阳。直隶各州县义和团仍不断掀起反抗斗争。散处直隶各州县的淮军约有七八十营，群龙无首。由谁来接任直隶总督，继承李鸿章淮系军阀的遗产，完成其未竟之业？中外反动派一致把目光投到年仅四十一岁的袁世凯身上。帝国主义列强深知，直隶总督握有军权，控制近畿形势，足以对清廷的政策产生莫大的影响。德国公使穆默专程跑到武汉，敦促张之洞上奏清廷，说明各国“众口一词”，希望由袁世凯继任。紒紞矠西太后和荣禄看到袁氏既熟悉洋务，为洋人所信赖，又有魄力，对起义人民毫不手软，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材”，早已准备给他加官进爵。而且，他又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属于淮系集团，李临终又有口授遗疏附片保荐他，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所以，在李死去的当天，西太后就明令提拔他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６月９日实授），不久又加赏太子少保衔。从此袁宫保替代了李中堂，“卖国衣钵传授有人，老贼死了等于不死”。紒紟矠
注 释：
①《西巡回銮始末记》。
②《寿张县志》，卷９、页１２。
③《青城县禀》，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见《山东义和团档案》。
④《雷震春禀》，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七日。同③。
⑤《乐陵县禀·袁世凯批示》，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同③。
⑥《孟继武致马主教函》，１９００年８月２３日。转引自张汉清：《卖国贼袁世凯怎样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见《义和团运动史论丛》。
⑦《马天恩致孟继武电》，１９００年９月２４日。
⑧《瓦德西拳乱笔记》（王光祈译），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８年版，页８６、１３１。
⑨《悔逸斋笔乘》，见《雅言》第一期，１９１３年１２月。
⑩曹倜：《古春草堂笔记》，页２０。
紒紜矠《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
紒紝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紒紞矠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卷４７，页３５。
紒紟矠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９版，页３９８。
接任直隶总督，继承李鸿章的衣钵(1)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２１日，袁世凯偕同唐绍仪一行数十人，由一营亲兵护送，威风凛凛地离开济南北上，２６日抵高阳。同时，护理直隶总督周馥派人携带总督官印也到达。次日，袁摆设香案，遥望两宫行在，叩头谢恩，举行了隆重的接印仪式。直隶总督的驻地本来应在天津，由于当时天津仍在八国联军的占领之下，袁即决定把他的大本营暂时设在保定。当天，他到达保定，正式履任视事。
在内外政策上，袁世凯完全效法李鸿章。对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李鸿章采取“以剿为防，默寓抵制”的方针，袁上任之初，则下令“先弭内乱，借杜外侮”。①当然，他们的“寓抵制”、“杜外侮”都是假的，都是招牌；故称“默”、“借”，只有“剿”、“弭”，才是真的，才是他们的本意。袁世凯把他在山东屠杀义和团的八条章程，增订为十一条，张贴于直隶各州县，②并派兵对坚持反帝斗争的义和团进行野蛮扫荡。对外，他继续推行李鸿章所执行的卖国政策，派唐绍仪驻天津，担任津海关道，积极联络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和天津领事，力图恢复清廷和帝国主义一度中断的关系，“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１９０２年８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城，袁世凯移驻天津，立即为李鸿章在天津建立祠堂，并为之题联，其中有句为：“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他把李鸿章捧为再建唐朝的郭子仪，而他显然是以李的后继人自居。为了接收淮系军阀集团的遗产，将群龙无首的淮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不仅继续推行李鸿章的反动的内外政策，而且把李在北洋经营数十年的官僚企业全部占为己有（详见七章五节），把他的幕府班底也大都网罗在自己的势力之下。为了表示“宏揽人才”，袁氏总是扮出一副谦恭下士的姿态，每天有一段时间在督署接见文武官吏，而且谈话时“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③他所网罗的李鸿章旧部有：
杨士骧（１８６０—１９０９），字莲府，安微泗州人，进士出身，李鸿章的亲信幕僚。１９００年随李在北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奔走接洽，出力颇大。李曾夸奖他说：“文字机变能应，卒莫如杨君者。”④当年，由李保荐补直隶通永道，次年擢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督直后，杨向袁献策说：“曾文正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宗棠）。一为李合肥（鸿章）。湘阴言大而不务实，故新回平定后，迁徙调革，即不能掌握兵柄，致纵横十八省之湘军，几成告朔饩羊，仅剩有一名词矣。合肥较能掌握淮军，频年多故，遂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今公继起，如能竭其全力，扩训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重心，隐隐‘望岱’矣。他时应与曾、李二公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张之洞）云乎哉！”这原亦是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到正合孤意，从此对杨“深依赖之”。袁曾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佩纶）、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謇）算半个而己。”⑤此后由袁奏保，杨先后升任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１９０７年代袁为直隶总督。
杨士琦（１８６２—１９１８），字杏城。为杨士骧之弟。１８８２年中举，后报捐道员，１８８５年捐指直隶试用，后来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１９００年曾上书袁世凯，请求“痛剿”义和团。翌年随李鸿章入京与八国联军议和，担任李与奕匡力之间的联络人员，由于善于逢迎，得到李和奕匡力的赏识。李死后，他投靠袁世凯，充当洋务总文案，献“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方策，又亲自把奕匡力和袁世凯拉在一起。他富于机略权变，“喜逸恶劳而多消息”。名记者黄远庸曾称他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⑥他深得袁的信任，“事罔洪纤，尽以谘商”，⑦素有“智囊”之称。民国后，为洪宪帝制的重要谋臣。
孙宝琦（１８６７—１９３１），字慕韩，浙江杭县人，他长期为李鸿章属吏，前后管理北洋银钱所、育才馆和开平武备学堂。１９００年为直隶候补道。次年袁世凯奏保他“才器开朗，奋发有为”“堪称干济之才”。⑧奉旨军机处记名。１９０２年以五品京堂派充驻法国公使。日俄战后，以奏请立宪闻名，调为宪政编查馆提调。１９０７年又出使德国，次年由其姻亲奕匡力力保，授山东巡抚。民国后，与袁结为姻亲，历任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要职。
赵秉钧（１８５９—１９１４），字智庵，河南汝州人。１８７８年以文童投左宗棠所部“楚军”，后升为巡检。１８８９年到直隶，历任新乐典史、东明典史、天津北仓大使及直隶保甲局总办等官差。１９０１年初，经“李鸿章委派为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带巡捕三营”。⑨因在京畿各州县捕杀义和团首领多人，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赵秉钧心凶骨媚，深沉阴鸷。袁世凯认为他“才长心细”，派他创办巡警。从此官运亨通，渐渐成为袁世凯集团的特务头子。
接任直隶总督，继承李鸿章的衣钵(2)
此外还有陈壁（字佩苍，福建闽县人）、胡惟德（字馨吾，浙江吴县人）、朱家宝（１８６０——１９２３，字经田，云南华宁人）、吴重熹（字仲怡，山东海丰人），以及齐耀琳等，或主动趋赴投靠，或被延揽招纳，都转入袁世凯集团。同时，周馥、胡等淮系大官僚也都和袁互通朝政，引为声援。
这些淮系官僚有丰富的反动政治经验，他们转而为袁世凯效力，这是袁的势力能迅速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在李鸿章洋务集团实力的基础上，袁再加以整顿扩充，同时又吸收了梁士诒、张镇芳、周学熙、孙多森等一大批新爪牙，便展开了大规模的新政活动。
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９日，清政府派袁世凯为参预政务大臣，办理新政。原来，清政府在遭到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后，深感自身的统治面临极大的困难，为了取媚帝国主义各国，缓和国内各阶层的不满，于１９００年１２月发布了所谓“变法”上谕，宣称要改革政治、军事、教育，推行“新政”，谋求“富强”。次年４月，又设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中枢机关，派奕匡力、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和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并命刘坤一（１８３０—１９０２）、张之洞遥为参与。政务处的实权掌握在荣禄手中。从表面看，清政府的各项新政都是１８９８年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要作而未作成的，似乎是在贯彻康、梁变法的精神，而实质上则是封建地主阶级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当时有人就称之为“第二次洋务运动”。⑩各省督抚鉴于变法失败的教训，开始对“新政”大都敷衍搪塞，存心观望。袁世凯凭着反动的政治敏感，对清廷推行新政的用意心领神会，他看出“天朝尽善尽美”的谎言已经失去了欺骗人民的作用，心须进行一些“改革”，才能争取人心，以摆脱封建专制统治的危机。所以在山东时他对新政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１９０１年４月，他曾奏陈十事：“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开民智”，“增实科”，“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请求清廷“甄择”。并建议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切实整顿，力求富强”。紒紜矠同时，他在山东整顿财政，创立了银元局、课吏馆、校士馆等新政机构。１０月２８日在致徐世昌函中，他自鸣得意地说：“自强各要政，现已凑有的款，比初到东时司库如洗者，可谓甚富省分矣。”紒紝矠到直隶后，他更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其所办的新政包括筹饷练兵、创办巡警、兴学、立宪等，而以筹饷练兵为中心。
注 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１６，页６。
②“直隶告示”：“一妖言惑众者斩。一传授邪术者不分首从皆斩。一纠伙抢劫及持枪行强者皆斩。一在官勇役如有与邪匪通气者斩。一容留邪教及窝藏匪类者查明将该家主监禁五年，房产充公备赏。一同族同村如有邪教匪类应由该族长、庄长、地保等迅速报官，查出立将该坛毁平，房产均充公，有告发者即将该房产赏给告发人。一凡拿获邪教匪类捆送到官者，首犯一名赏银二百两，从犯五名抵首犯一名；闻风报信，因而拿获者，减半发给。一禁止邪匪，惟各州县勤加访查，认真缉办，以遏乱萌，嗣后如该境内有匪设坛传习者，即将该管州县照纵匪例从严参办。一此项禁章专为嗣后传习邪教滋事匪犯而设，其有从前为匪，除著名首要，其余被胁附从之徒但能实在悔过，不准地保借端扰累株连。一傥有挟仇诬告希图分赏者，查讯毫无实据，即行反坐科罪，决不宽贷。”
③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８，页３７。
④吴生：《北江先生集》，卷３，页２２。
⑤萧一山：《清代通史》，第四册，页２４６２。
⑥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２１。
⑦陈一：《甘诗文集》，卷下。
⑧同①，卷９，页１７。
⑨《赵秉钧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
⑩森藤吉郎：《清国视察复命书》，１９０２年。
紒紜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９，页１至１３。
紒紝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编练北洋军(1)
自从湘淮军崛起以来，军阀主义已渐渐行时，一个官僚权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手中掌握的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所以“筹饷练兵”就成了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一脉相承的扩张自己势力的要诀。１８６８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次年入京陛见，西太后问：“汝到直隶，何事为急？”曾答：“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①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恪守曾的遗规，也“以练兵为当务之急”。袁世凯步李的后尘，一到直隶就上奏说：“直隶为畿辅重地”，“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②并用全力展开编练北洋军的活动。
袁世凯不顾人民的疾苦，于１９０２年１月硬从顺直善后赈捐款项下提出一百万两银子，作为募练新兵的费用。又抄袭曾国藩练湘军初期的办法，定出《募练新军章程》十九条，如规定所募兵丁，须有确定籍贯，并代扣赡家饷银等。派王士珍、王英楷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属，会同地方官，选募壮丁六千，分别带领至保定训练，编为十营，称“新练军”。③６月，又仿效德国常备军制度，定出《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四两二钱；在营三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一两；又三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操一月，发全饷；又三年除其军籍，不豫征调；并以“新练军”六千人为基础，创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同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１９０４年改称督练公所），作为全省“军务总汇之所”，袁世凯自兼督办。军政司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别提任总办。这个机构不仅是１９０３年末中央成立练兵处的蓝本，也是１９０４年各省设立督练公所的楷模。同年底，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京旗练兵大臣，从驻北京的旗兵中挑选三千人，分批派到保定进行训练，称“京旗常备军”。袁怕娇生惯养的旗兵不听摆布，就奏派青年贵胄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
在清政府的不断催促下，１９０２年底至１９０３年初，各省督抚也陆续开始编练新军。但“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清政府一方面想改变各省兵制不一的纷乱局面，另一方面又担心形成由汉族军阀掌握的统一的军事力量，难以控制。当时，除北洋军外，以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练的新军为最优。清政府决定以北洋军和湖北新军为主干，使其平行发展，形成两大军事系统，以便互相牵制。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２日，清政府命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俟练成后，即发回各原省令其管带新兵，认真训练。每年由北洋、湖北请旨简派大员分往校阅，按其优劣，严加甄别”。⑤
袁世凯并不以掌握北方各省的新军训练为满足，而要使全国的新军都“整齐划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达到“操纵指麾无不如志”。１９０３年３月６日，他拟定“陆军训练简易章程”上奏朝廷，并建议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的参谋本部，督练考察全国新军。当时，掌握中央军权的荣禄重病在身，没有研究他的建议。４月１１日荣禄病死，庆亲王奕入军机为领班大臣，掌握政府实权。奕匡力（１８３８—１９１７），为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的孙子，隶镶蓝旗，是清朝享有世袭罔替特权的少数亲王之一。其依违恋权与荣禄一样，知识能力尚不及荣禄，而贪污纳贿、鬻官卖缺则有过之，素有“庆记公司”的诨号。袁世凯投其所好，重金贿买。从此开始了奕、袁世凯互相勾结、控制朝政的局面。
袁世深知他扩张自己势力最重要的保证，是在于争取西太后的信任。１９０１年底，他到顺德府迎銮，并一路护驾回京，得到“穿黄马褂和紫禁城骑马”的赏赐。１９０３年春天，又随驾谒陵，西太后曾垂询练兵和办铁路事。他的回答使太后甚为满意。当年１１月，他又接连两次进京觐见，征得西太后和奕的同意，成立了练兵处。他用以说服他们的理由是通过练兵处可使军政和军令集中于朝廷，以便战时能更有效地在统一的指挥下联合作战。回天津后，他在督署“三日未见属员”，“亲手拟定”“所有一切章程”。⑥１１月６日，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所谓自强者，非凑饷百十万，募兵数千人之谓也。心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可语自保。”⑦袁氏野心之大，由此可以想见。１２月４日，练兵处在北京锡拉胡同成立，奕匡力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为会办大臣。这是仿照中法战争后北京海军衙门的体制，那时醇亲王奕为总理大臣，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握实权。练兵处设提调和军政、军令、军学三司。三司下辖十科。袁身为直隶总督，不能驻北京，便引荐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刘永庆为军政司正使，袁嘉谷为副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冯国璋为副使，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陆建章为副使。并向西太后奏保他们说，“各员随同臣当差有年，知之最悉，均属切实可靠”。⑧同时，又奏举铁良为练兵处襄办，表示自己十分重视皇族中的军事“人材”。练兵处成立不久，奕匡力以自己“衰迈多病”，奏“请太后责成袁、铁悉心经营，而己但总其成”。⑨这样，练兵处便为袁所包办，一切要务都由其爪牙请示他裁决。
编练北洋军(2)
练兵处以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为蓝本，拟定了新军营制饷章，以及陆军学堂章程等各项规章制度，命令各省遵照办理。实际上是将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的一套办法改头换面，推行于全国。袁世凯之所以极力控制练兵处，除企图统一全国的军制外，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汲取全国的财力，以充北洋军饷。因为直隶一省财源有限，如无充足军饷，就不可能不断扩军。所以练兵处一成立，奕匡力、袁世凯就奏请西太后批准，向各省摊派练兵费总计银八百三十六万两。袁世凯一方面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带头认筹一百一十万两，另外还率领直隶官吏捐银十万两，作为练兵费，表示自己对“国事赤诚”；另一方面，他又用会办练兵大臣的名义，将各省认筹的练兵费集中用于北洋。如１９０５年，各省实解练兵费总计九百零十一万两，其中有六百多万两用于北洋各镇。
北洋军先成立左右两镇（镇略相当于民国时期的师）。左镇以六千新练军为基础，“增募两营，共十二营，分为四标，续添马、炮队各一标，工、辎队各一营”，已于１９０３年６月在保定成镇，在全国成镇最早，“实开各常备军风气之先”。⑩是年底，左镇一部分开往迁安、山海关一带驻扎。右镇以保阳练军马队及驻马厂的北洋亲军元字马步等营裁改归并，编成步队一协，马队一标，于１９０４年３月成镇，分驻小站和马厂。紒紜矠当月，左右两镇改称第一、二镇，并着手拼凑第三镇。
先是，１９０１年春末，应李鸿章的奏请，武卫右军已陆续由山东调入直隶保定及北京南苑、海淀等处驻防。驻扎在南苑和海淀的一部是由姜桂题统率的。这支受过西式训练的队伍，由于“军规亦知整顿，迭拿匪犯百余人，地方因而粗安”，很快引起西太后的重视，因此她下令把姜的队伍留在北京好多年。１９０２年８月，袁世凯把驻保定的武卫右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派往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至１９０４年初，便以“巡警营北段”一千五百人为骨干，又添募新兵，编为第三镇，调回保定进行训练。紒紝矠次年２月，又以武卫右军驻南苑、海淀的一部分，加上１９０１年由江南调来交袁世凯训练的自强军二千人，编为第四镇，仍驻原地。５月，又把原武卫右军先锋队十二营，加添步队一协，编为第五镇，仍驻济南西关外辛庄和潍县。紒紞矠同时，练兵处奏定全国新军一律改称陆军，并用统一番号。京旗常备军称陆军第一镇，原北洋第一镇改为陆军第二镇，第二镇改为陆军第四镇，第三、五镇仍用原番号，第四镇改为陆军第六镇。至此，北洋陆军六镇大体拼凑完成。
每镇辖步兵两协，骑步、炮兵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军乐队一队。一步兵协辖两标，一标分三营，一营又分前后左右四队，每队辖三排，每排辖三棚。每棚设正副头目各一人，正兵四人，副兵八人，共十四人。每镇官兵定额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名，实际都不满额。如第四镇１９０６年“合计官佐弁护号目兵丁匠役九千七百九十八员”。紒紟矠
袁世凯扩军是要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北洋派系，因此，各镇重要将领都是由他亲自选定的，又几乎都是小站出身：第一镇统制先后为凤山、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为王英楷，后换张怀芝；第三镇统制段祺瑞，后改为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为吴长纯，后改为张永成；第六镇统制为王士珍，后改为赵国贤。当时担任协统的有雷震春、陈光远、李纯。担任标统的有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杨善德、孟恩远、唐天喜、王振畿、赵玉珂、王同玉等；担任营管带的有何丰林、陆锦、李长泰、李厚基、施从滨、阎相文等。
以上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袁的嫡系部队。袁又把驻直隶的淮军各营整顿改编为三十九营，名“北洋巡防淮军”（又称“北洋巡防营”），分为前后中左右五路，以夏辛酉、张勋、李天保、徐邦杰、邱开浩分别统带，驻扎直隶各州县，专用于“弹压地方，缉捕盗贼，巡查铁路电线”，紒紡矠作为北洋常备军的别动队。
此外，宋庆的武卫左军（又称毅军）共二十余营，其中“各将弁多系袁世凯先人旧部’。紒紣矠１９０２年宋庆死后，由马玉昆接统，其中八营拨归姜桂题统率，倪嗣冲为营务处。至１９０８年马玉昆死，毅军全部由姜接管，纳入袁世凯的北洋军系统。
１９０５年１０月末，北洋军在河间府举行秋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正式的野战演习。北洋六镇中抽调两万多人，分成两军，由王英楷、段祺瑞分别担任总统官。王军由山东北上进攻，段军由保定南下防御，最后两军在河间一带会合大操，并举行阅兵典礼。清政府派袁世凯和铁良为阅操大臣。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都被邀观操，其中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逊（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写了多篇通讯，对北洋军大肆吹捧。从此袁世凯北洋军的名声张扬中外，莫理逊和袁之间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