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边界与中国国防战略走向(1)
中国这么一个人均资源稀缺的国家，我们的原料市场和我们的制成品销售市场都是国际化的，我们石油从哪儿来？走海上还是走陆路，从中亚地区过去，或者到中东，这都需要有大战略层面的考虑。你得发展用得着的力量，也就是能解决经济发展和资源需求的军事力量。
王建： 咱们还没谈到关于中国的军事战略，这个话题一直没展开说，经济前面也谈
得差不多，就是工业化规模大了以后，资源不够，最后那就得指向海外，怎么保证我们资源。适用的军事力量是什么？空军？海军？还是陆军?这个问题不清楚。
王湘穗： 我和乔良一直研究这个东西，但军事战略问题似乎不适合公开谈。
王建：讨论战略不应该成为禁区，战略与策略和作战计划不同，它主要是对核心利益的阐释和力量运用的基本思路，没什么保密的，美国国家战略都公开发表，连“先发制人”也敢说。
王建：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应该有一个大概的，趋向性的，指向性的分析。
李晓宁：先要看历史，我们原有的军事战略是什么，按照官方的表述，就是“积极防御”，这已经是50年来都没有变化过的，以前在积极防御的前面有一个前缀，比如说“诱敌深入、积极防御”。后来在研究对前苏联作战的时候，有人提出个问题，三北地区离北京那么近，你怎么诱敌深入？诱敌深入恐怕不行。有人就提出“北顶南放、积极防御”，一种意见是“依托筑垒的运动战”，改变战术解决战略问题。后来用了很聪明的方法，不搞前缀了，就是“积极防御”。这种表述与我们的军事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习惯于说的和做的要有模糊性。
从军事上来讲，就两种基本态势，一个是进攻，一个是防御，防御就不是进攻，这两个是排斥的。“积极防御”就不是单一的态势，积极防御是攻势防御，是通过战役、战术的进攻实现防御目的。外国人听不明白，能看懂。他们说，你们中国人一般不主动打别人，真需要了，干就干了。
王湘穗：兰德公司为分析我们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搞过一个报告,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使用武力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说中国以往在使用武力时,多按东方式的战略思维思考,重长远而不太计较一时得失,所以国外分析家很难从利害得失上判断中国会不会动武，但现在似乎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其实保持战略的模糊性和继承以往“四两拨千金”的勇气与技巧也是一笔战略财富,一笔无形资产,别轻易扔了。
乔良：首先是一个国家要有大战略，摸着石头过河，过了20年，达到今天这般光景，相当不易，但这不等于你有大战略。所谓大战略，是你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对自己的总体设计，以什么为目标？以谁为对手？取什么态势？谋什么利益以及如何实现？这是大战略。有了大战略以后，军事战略才会相应产生，有了军事战略，才会有军队发展战略。军队的发展战略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战略。你的军事目标，不能高到你的国力都达不到，或者说承受不起，这样的目标制订了也是白搭，因为无法实现。以航母为例，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经济没有一种张势，对资源能源的需要也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要航母干什么？但现在不同了，正如晓宁说的，如果可控核聚变不能解决，那么石油就继续是你的要害，继续会卡你的脖子。我们俩虽说都是非航母派，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认同美国战略评估司司长马歇尔的看法，认为航母是“活棺材”，是高价目标。但为什么即使这样，美国也绝不肯放弃，仍然保持了12艘航母？就是因为它目前还能在美国的军事霸权中发挥重要作用。打大国它没试过，但打小国，打弱国，打表演赛，现在看来还是没问题。所以说，我认为中国下一步，还是要在大战略明确之后，才能提出相应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发展战略。
王建：谈新战国时代，不谈中国军事战略肯定不好，军事力量要与国家力量增长相适应。
李晓宁：海军原来就是搞“近岸防御”，到20世纪80年代变成“近海防御”，什么是“近海”，从《军事大百科全书》看，中国近海是领海，是南海、东海、黄海、渤海，现在网上大讲第一岛链，讲远洋海军，就是全看到了这种趋势。
乔良： 日本、韩国的军事战略比较接近，在制订战略时，一切只看实际需要，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全和赢得军事胜利，别的因素很少顾虑，“洋上歼敌”，跨出国门作战，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都是半岛国家，三面环海，在领海之内歼敌没有意义，弄不好就把战火引上岸来，所以只能拒敌于大洋之上，而不能在家门口。非常实际，也非常实用。它的国家和军队在性质上与我们很不一样。
王建：我们战略资源的获得，俄罗斯是靠不住的，远东的原油和中亚的原油，不要打太多的主意，应该是中东原油，第二个资源方向是澳大利亚，工业化没有钢铁是不行的。两个资源指向就决定我们贸易通道的朝向，这个很简单，两个贸易通道，我们怎么走?比如说陆上通道，就是石油通道，我们可以考虑走陆上，走陆上好处，避开了马六甲海峡。东盟国家未来对中国来说不仅只是合作，也有竞争一面。对中东的石油不但是欧洲人在看，东亚国家、南亚国家都在看。印尼过去是石油出口大国，高的时候出口2亿吨，现在是1亿吨。印度变成进口大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现在是有油，将来人均收入提高了以后，进入汽车时代以后，也是没有油出口。石油人家给你封锁马六甲海峡，你不傻眼？就得走陆路，陆上从哪儿过去？可以考虑从巴控克什米尔这个地方进入巴基斯坦，然后到印度洋，绕过马六甲海峡。建立一个管子，把油引入中国，再到东亚。
王湘穗： 这还是大战略问题。现在看来，有能力保卫所有通道的，世界上就是美国一家，但东亚区的军事力量至少要能护住自己的生命线。
王建： 进入新战国时代，战争与和平是相对的，局部地区的战争摩擦是不断的，每一大国，每一个力量极，都在控制其他力量极超过我的可能性，一定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抑制你，我们争取的朋友，一定是它的敌人，反过来也是如此。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要从实力和利益出发，实力强的一方得到多的利益，实力少的就让出利益。光经济实力也不行，所以要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中国还得自己发展海军，而海军主要的方向，是保证我们的海上通道。
乔良：澳大利亚，它的政治选择是脱亚入欧，所以它到关键时刻会不会把你所需要的东西给你？难说。
王建：我们要争取它脱欧入亚，从澳洲的地理位置看，它融入东亚是最有利的。
乔良： 从争取的角度看，中亚5国倒是很好的对象，我们可以在中国西部边境地带，建立一个深圳式的特区城市，从经济上与中亚5国互动，使中国经济自东向西辐射，倒是有可能的。
因为对大家都有利益，都有好处。
李晓宁： 我有过这个想法，建立两个新特区，一个黑龙江特区，一个新疆特区，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看，俄罗斯的情况有很多变数。
王建： 我的观点还是，如果用中亚的油，很容易受到俄罗斯的牵制，你没法保证，但是用中东的油，是从喀拉昆仑山南翼走，走红旗拉辅那个通道，想法从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是战争的成本高，还是经济的成本高，要有个比较。
乔良：铺设油管是最好的办法，油管不行，就得铺高速公路，走西北线去中亚，走西南线穿克什米尔经巴基斯坦去伊朗。
国家利益边界与中国国防战略走向(2)
王湘穗： 主要资源的稀缺是我们的一个致命弱点，许多战略设计都是为了破这个局，其实还有一个破局的思路，就是彻底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搞石油的替代能源。人们一般认为要算经济账它是不合理的选择。如果你把经济的范畴放大一点，把军备费用和各种安全成本都考虑进去，它就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合理性。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恐怕得下决心。如果不下决心，受制于人的基本态势难以改变。与北美圈和欧洲圈相比，东亚圈在资源上处在最弱的状态，在今后的大三角关系中间就会被动。在战略资源上，求己还是求人，恐怕还是
应该求己。如果在技术上可能，即使在经济上算账不够合理，还是要算战略账，还是要上，这是一个大思路。
王建：未来的资源短缺只有寄托于技术突破，有没有新的能源方式？如果有新的低廉能源方式，不是不可能避免冲突，否则冲突就还是难以避免。如果有什么人想阻止中国的工业化，故意想用资源问题来控制中国，掐住我们的脖子，我们也得有能力来对付，否则中国工业化过程可能就会中断。中华民族就永远进入不了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这就给中国的国防建设提出了要求，你的国防应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链。
乔良： 现代经济的获利方式，已使军事扩张、领土扩张变得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即使中国将来变得更强大，甚至其他帝国垮掉之后，它也不会选择领土扩张这条路来发展自己。但是，中国的资本扩张，我认为是迟早要到来的。因为，没有资本的扩张，中国就只能在制造业或实物经济阶段，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这里所谓扩张，是指经济发展向外延伸，但不是侵略。我们主张通过平等合作互利的方式实现扩张。
王建： 我一直在想，对美国和欧洲这些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到虚拟经济生存状态的国家力量集团来说，由于它们生存方式的变化，已经不可能用传统的军事方式和手段来保护自己的金融与货币利益，但对中国这样的还没有进入到虚拟经济生存方式的国家来说，实物经济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欧美的生存方式，可能不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对国防需要来说，也会是如此。当然战争永远不是最好的选择。
乔良：这就要看中国如何用自己的经济强项，与周边富有资源能源的国家进行优势互补了。
王湘穗： 资源问题是东亚币缘圈的，也是中国的最大问题。我们应该搞石油的替代能源，不然不论从欧洲手里拿，还是从美国手里拿，都是与虎谋皮的事，应该从战略高度去抓能源替代，像搞两弹一星、863计划那样抓。
王建： 一个开发核能，一个是煤的净化技术，还有水能也可以开发。突破电池技术，汽车可以不烧油。但相当一部分资源还是替代不了，像石油化工，不光都是炼油，是生产塑料，化纤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已经深入融进了我们的生活，没有石油，怎么办。
王湘穗：我这样想，你如果要降低外汇储备，要花钱，要推动城市化，就应该搞大规模的替代能源，搞整个产业的替代模式，包括发展核电站和新的能源技术。就是要利用经济高成长的势头，现有的财政盈余，外汇储备，主动进行能源结构调整。如果不主动进行大的战略选择，彻底改变我们现在战略被动的态势，就很难使我们在与其他币缘圈中占据主动地位。
李晓宁： 目前能源替代还不能解决。工业世界基本上还离不开石油。一切都和石油有关系。石油太重要了，它跟煤还不一样，不仅仅用在燃料上，化工产业、材料行业都离不开。几乎任何工业产品直接或间接地都与石油有关。如果氢的利用，就是核聚变可控了，这个世界马上就会被改变了。这些技术的突破已经离我们很近了。我估计在近一二十年就会有突破。
王建：改变未来。
乔良：现在OPEC也很狡猾，每当有国家快搞出替代性能源的时候，它马上就降价。
李晓宁：科技有两大关键，一个是生命科学，一个是能源科学。这两个点是决定人类今后生存的重要关键。
王湘穗： 美国费城有一个工厂利用各种废料生产石油，已经达到了工厂化的程度，据称此项技术如果普及了，最终可达到年41亿桶的规模，可使美国完全不必进口石油。这个工厂主要是民间风险投资，政府也投了一部分，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战略难题，这恐怕只能在市场充分发育的西方才能做到，但我们也不妨学学。还有就是要学会在币缘的框架内思考和解决问题，有些技术可以和日本、韩国，也包括中国台湾一起研究，咱们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肉”注定会烂在东亚这口“锅”里，所以应该制定统一的菜谱。
王建： 中国的东部地区，集中了85％经济产出，我们的经济布局主要集中在这个地方，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西南地区，没有一个大型炼油厂，我们的油全从海上过马六甲海峡，我们大的炼油厂全在东部沿海地区，如果是发生战争就很被动，所以要早作准备，在西南地区部署油厂，炼好了油，往东部输，或者走长江水道运。在西部地区建立大的炼厂，一个大的项目没有七八年不行，你把管子修好，没有炼厂也不行。还有一个问题，也与军事问题有关。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外资的推动关系很大，是外资出口带动型的增长，来料加工已经占到出口的53％，3000亿美元出口里边有一半以上是来料加工。来料加工有什么特点？中国人得35％的手续费，我们自己赚不到多少钱，外资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开始配起套来，形成自己的生产体系。你看浙江模式不一样在哪儿？浙江从生产到销售，全是一条龙的。拿温州的打火机生产来说，一个打火机有20多个零配件，在温州形成非常细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都是以家庭工厂为基础，然后到市场一采购就组装出口了。现在不但生产打火机是这样，也开始生产很复杂的机器设备。所以在浙江，每一道加工环节都在中国，每道环节形成的利润也在中国，利润虽然很薄，但还是比加工贸易挣的多。这一点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发展很重要，如果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它们在国内形成产业链，它们的产业和技术能为我们的军工所用吗？发展民族工业，既能为军，也能为民，但外资工业体系不是军民两用型，这就把发展民族工业，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提上了国家战略高度。
乔良： 咱们国家的战略产业，民间企业家是进不去的，所以这个产业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竞争，这是一。第二，既然战略产业是垄断产业，它当然也就垄断了价格，结果只能是大大增加军购成本。
王建： 民营企业进来，大家竞争，我看到过一个数字，民营企业投资的产出率和国企相比高10倍都不止，比如李书福搞的吉利投了多少钱，10个亿，我们国家计委领导到那看了以后，叹息不已，让国家计委投资，100亿干不下来，发展民营企业，提高了它们的技术水平，也提高了国家的国防工业安全度，还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国防成本，是一举三得。
王湘穗： 广州市开发区的一个民营企业的红外成像仪是国内最好的，而且是全球两个最好的公司之一，这个民营企业进口了一些核心技术，自己也发明一点技术，它的红外成像仪比正规军工厂还好，价格也便宜。就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搞军工的路能走得通。
王建： 军事工业和民族工业、民营工业，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军事工业是制造业，是竞争产业，竞争产业不该是国有，这个产业要开放，让民营企业进来。
国家利益边界与中国国防战略走向(3)
王湘穗：现在讲保护航路，一讲就是用海军，按照现在航空技术水平，只要思路对头，也可以用空中力量保卫航路安全。美国空军的战略就是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它可以通过天基卫星作为感知系统，利用长航时的无人机作为打击手段，这种方式对付小规模的海盗完全可以胜任，如果必须战争解决问题的时候，再动用海军，或实施大规模空中打击。
王建： 美欧冲突不会停下来，美国当前要打的，就是老二，就是欧洲，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双方可能势均力敌，两败俱伤，美国必然要经历一次瘦身过程，资本市场的缩水过程，美国还要扶植它自己的制造业，它一定是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扩大国内市场，又有一个美国的制造业需要寻找出口市场，就能和它合拍。
乔良：为什么王建的预言有可能真正兑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要瘦身它的军备就得减，不能整个国家瘦身而三到四千亿的军备不减，那是不可能的，但军费一减，军事霸权就会跟着削弱，如此一来，资本缩小——军备裁减，二者之间变成恶性循环，循环往复的结果，就是帝国命运的终结。
王建：它的货币霸权一旦丧失了，它的军事霸权也没有用。
王湘穗： 美国拼命一搏之前，中国尽可能减少损失，把外汇储备降下来，同时抓紧时间培育自己的市场体系。
王建： 咱们也得培育咱们的军事实力，咱们军事实力弱了，你整合东亚，人家也不信任你，别人一捅你，你也垮了。
乔良：你弱也必须让你的军力和你的国家信用有一种自适应。也就是在弱水平上达到自身国力与军力的均衡。
王湘穗：你得提供信用保障。
乔良：万里赴戎机不行，千里你总得行吧？要不，让你的对手在你的家门口掐你脖子？
王建：有人在中国台湾或者日本，或者在朝鲜半岛打仗，我有这个能力制止你。
李晓宁： 参照美国的空军全球性的战略，全球到达，全球力量，还有全球警戒，至少中国空军应该做到区域力量，区域到达，区域警戒。
王建：中国这么一个人均资源稀缺的国家，我们的原料市场和我们的制成品销售市场都是国际化的，我们石油从哪儿来？走海上还是走陆路，从中亚地区过去，或者到中东，这都需要有大战略层面的考虑。
乔良：这种选择对中国既现实又很模糊。
王建：我们在中亚这块还有谋到资源的可能，海湾那块最后会变成欧洲人的利益，美国控制中东原油为了控制欧洲，欧洲控制不住，海湾对它并不重要，它从加拿大、阿拉斯加、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国都可以得到满足自己需要的石油。
王湘穗：军事力量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不能没钱就欠账，有钱就多给，要根据军事战略和发展战略的总体设计拨款，有麦克纳马拉式的现代军费管理模式，才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事力量体系。靠军备竞赛解决不了问题。按照冷战时期军备竞赛的统计，俄罗斯的军费保持在财政开支的18％到20％水平上，结果就被拖垮了。中国不能陷入军备竞赛的泥淖。
乔良： 按有关专业人士测算，一个国家军费超过财政开支18％，这个国家基本上就会被拖垮了。但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即使你的军费比重到了18％，你也不行。为什么？就因为你的起点与别国不一样，美国到3％就够用，日本突破1％就够用。你却不行。你的起点太低了。所以中国不能只在增不增加军费上动脑筋，更要在把有限的军费花到什么上面动脑筋。
李晓宁：欧洲和美国闹翻了，处于对抗状态，欧洲要增加多少军费才够用？
王湘穗：我跟乔良最近一直在研究美国的军事，我们发现美国的军事体系中存在着一个陷阱，就是高技术陷阱。美国人建立了一套装备体系和战争模式，诱使或迫使你尾随去追，结果你花的钱比它要多，效果要差，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以前有过，你现在有了，可我仍然在这种模式中遥遥领先。在博弈中，你这种尾随式的追赶一点意义没有，绝对打败仗，南联盟、伊拉克就是这个教训。作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对于整个国防体系、武器体系、作战方式都需要有一套自己的完整设计，这套设计绝不能尾随美国去搞，还是应该记住那句老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新战国时代要讲和而不同
面对历史问题，中国应该讲现实主义，甚至应该讲未来主义。善于面对未来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HK〗
王湘穗：和而不同的思想在春秋战国出现的，是在中华民族成长的强势阶段中出现的一种精神。
王湘穗： 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恰恰是重塑精神的时机，我们需要一种能动员起全社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对于未来的区域整合很有好处。
李晓宁： 既要把西方逻辑东西摸透，也要看到中国模糊思维的好处，应该搞清它们的生成和实践过程。
王湘穗： 原本中国的精神中还是挺宽容的，太刚性了就无法适应变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新战国时代，在精神上必须有容，不然对谁也看不上眼，怎么搞区域化、全球化？
王建：用历史的眼光看，国家体系始终是个变化的过程，没有永久的国家。你看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前，是几百个小国，经过战争，变成了十几个大国。冷战之后大欧盟再整合，变得更大，中国大陆、中国港、台地区和日本、韩国整合在一起，美国是整合南、北美洲。这些整合都不是以前的联盟，而是谋求国家形态，是加盟的国家要让度主权。所以新战国实际会变成三大国家体系争霸，在每个国家体系内部，都会形成自己特色的对内对外关系，甚至不同的道德文化。
乔良：个人道德和国家道德是两回事。
王建：从小同到大同，最后会不会是三大经济区整到一块，世界大同？
王湘穗：大同不好，还是“和而不同”好。但你说的前景不能排除，至少是通往全球化“罗马”的一条道路。
李晓宁： 一本书最核心的部分是对一个重大问题的分析，不要强求每个地方都很好，如果太注意那些，会影响整个书的。
王建：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中华民族要有面向未来的大胸怀，大境界。但也不能不讲历史。列宁说：“忘记过去，等于背叛。”问题是如何讲法，算法?
李晓宁：这个账有个算法，算现在还是算以前。
王湘穗：面对历史问题，中国应该讲现实主义，甚至应该讲未来主义。善于面对未来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看看法国和德国，历史上是夙敌，现世在做朋友。欧洲复兴的基础就是法德的和解。亚洲要想与欧、美平等地立足世界，中国和日本就必须携手合作，这不是情感的选择，而是利益的选择。
李晓宁： 发生冲突以后，要有谈判。为什么美国200年超过欧洲？我认为判例法帮了美国很大的忙。判例法就包含着谈判机制。所以判例法纠错能力强。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才能出来施展，也会根据其发展调整制度使之与社会适应。
王湘穗：如果过于纠缠历史，缺少现实主义态度，这种精神状态很难适应变化。刚才晓宁讲，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的判例法，就是要在法理层面保持弹性。
李晓宁： 一旦中国和日本合作以后，它也是大陆法系，在日本打一场官司需要极长时间，司法上不协调，两家怎么弄这个事？发生纠纷长时间摆不平，怎么发展？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就在做这个基础工作，反过来我们中国没有人做这个。
王湘穗： 我们是大陆法体系，过于刚性。我们能不能利用后发优势，在法制上搞一锅“疙瘩汤”，给判例法留下一个接口？
李晓宁： 中国连民法典都没有。正在起草，这是一件大事。做这个事非常非常难。
王湘穗：你觉得美国的判例法比较好，更适应中国？
李晓宁：那倒不是，但应该吸收判例法的优点，只不过在我们有生之年不容易实现。现在大部分出国学法律的人，都从美国回来，他们的很多建议都是美式的，一用，对不起，法律是有传统的。我们没有判例法的传统。
适应危机化生存(1)
不能再把危机当成小概率事件，危机已经由个别的孤立事件变成普遍现象，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现在人类生存已经是一种危机化生存。我们不能仅对危机进行一般性、随机性的关注，而是要把应对各种危机、控制各种危机放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上去思考和把握，应加紧对控制危机作出制度性安排，加紧建立中国综合的危机应对体制，这是中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上控制危机的基础条件。
王湘穗：2002年底，刘亚洲、乔良和我一块研究了危机管理和控制的问题，在国家安全研究委员会的年会上有一个发言。基本看法是要把危机问题放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否则就可能把本可避免或可控制的一些突发事件，演化成了一场社会甚至是国家危机。研究进而控制危机，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无法回避的大课题。研究的时候，主要是对“9·11”和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现在“非典”一闹，再次提醒了人们，不要再把危机当成小概率事件，应该明白现在人类生存已经是一种危机化生存。
乔良：我们认为危机是由非常事件引发的险急状态。今天的危机与以往相比，危机自身也正在出现值得关注的变化。危机由个别的孤立事件变成普遍现象，大量发生的危机和更多的隐患，使危机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危机由偶发事件变成频发现象，自然界越来越经常、越来越严厉的报复，既加剧了全球的贫困化问题，又凸显了缺少合理公正的全球秩序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间的巨大反差。有些危机久治不愈，成为令一些国家政府头疼不已的安全公害。危机由主要是单一因素事件变成复合型事件，如今任何一种危机，不论是否因单一或多种因素引发，都势必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复合性危机的特征，由此及彼，由简单变复杂，为当政者始料不及；一些局部危机往往会迅速蔓延，酿成全局性危机，如在“非典”传入北京的初期，因多种原因致使信息严重失真，几乎让一场一般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变成了严重的政府信任危机；一国危机随时可能转化为跨国危机。发生在任何地方的危机，都可能迅速扩散，冲击其他国家，蔓延到整个区域甚至是全世界。
王湘穗：长期以来，防止敌对国家的入侵一直是各国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国家安全资源的运用和国际秩序的设计都侧重于此。中国的安全战略也不例外。
随着两极格局解体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单一领土扩张为目的的战争日渐式微，中国遭受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相对降低。同时，改革开放的深入带来了社会阶层间利益格局的全面和深度的调整；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使中国从中获利的同时，也难以完全回避各种国际争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广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中国面临的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危机因素也会大大增加。
乔良：这些形形色色的危机扩大了确保国家整体安全工作的内涵。它要求我们不能仅对危机进行一般性、随机性的关注，而是要把应对各种危机、控制各种危机放到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上去思考和把握，扩大防范和控制影响国家安全的视野，尤其是那些可能带来难题、带来麻烦的非传统战争的危机因素，那些可能制造危机的国际敌对势力，那些远比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成本要低得多，回报率也高得多的战略选择，那些可能陷我于危机之中，趁我首尾难顾时直接攫取利益，延缓我经济发展进程情形的出现。
王湘穗：我们现在的国家安全体制的着眼点，基本还是在维护实物经济正常运行，对如何保卫虚拟经济运行的问题考虑得太少，有也是防止网络犯罪、小的金融投机，这能对付索罗斯吗？《庄子》说，常人防小偷，把箱子锁得很牢，遇上大盗，连箱子一起提溜了。如果不研究这个问题，中国有一天也会像马来西亚一样，被国际游资把20年经济成果毁于一旦。更值得警惕的是，制造和利用危机，正在成为国际上流行的敌对势力间互相破坏他国稳定的重要手段。一次恶性危机的发生，对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其破坏程度完全可能超出一场局部战争。我们为什么老讲“超限战”，就是为了避免人们光注意传统军事威胁，而忽略了正在日益迫近或始终徘徊于侧的各种危机。
乔良： 现在不论国内外，对危机和危机管理的研究，低则过低，高则过高，至今无人认识到应把危机和危机控制既放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去考量，又落到技术层面的实处去寻找解决办法。这一理论空白，为危机问题的研究者们留下了大有作为的空间，但难度甚大。 为更好地应对和控制危机，中国应当积极探索，构建自己的危机控制体系，包括：建立国家危机控制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建立综合性危机管理机构；建立危机信息收集网络和分析中心；制定应对危机的政策，设计危机处置程序并获得立法授权，如制订危机时期媒体管制办法等；制定各类危机处置预案，建立反馈性预案的快速生成系统；加强对公安、武警等的处理危机培训；研发处理危机需要的特种技术和装备；建立全国性的危机控制指挥自动化系统；建立分类管理与区域化管理条块结合的危机管理体制；建立国际间危机协调机构。 对全球性的危机，要有像WTO一样的全球性危机防范和处理机制，需要各国政府以及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间的协调行动。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面对全球危机潮，去单边实现国家的安全。 在付出许多代价之后，我们应加紧对控制危机作出制度性安排，加紧建立中国综合的危机应对体制，这是中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上控制危机的基础条件。
王湘穗：现在很多人都讲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当然也很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有一群够水准、能独立又站在国家立场上思考的外脑。政府的研究机构，一般都按照统一口径说话，也就是个写作班子。信陵君门客三千，大多是鸡鸣狗盗之徒。国外用基金会的方式养外脑挺好，它经济独立，不依附机关，就有独立的立场。像王建的模式就很好，总有独立见解，能推出各种分析报告，去影响决策。
李晓宁：斯宾格勒在乡村也能思考问题。
乔良： 一个小县城里，默默无闻的小学者，由于种种条件制约特别是信息的闭塞，很难想像他能拿出震惊世界的理论来，现在已经不是斯宾格勒时期，光靠天分和冥想是远远不够的。
王湘穗： 我们还是看看美国，有多少基金会，多少人在研究，看似在搞屠龙之术，其实这是大国之道。基辛格、约瑟夫·奈、莱斯都是学者直接进安全委员会了，他们有真知灼见，也有独立人格，就能起作用。
王建：没有危机的时候，照方抓药就行了。
乔良：这也属于中国刚开始学做大国的一部分。
王湘穗： 有些国家，如瑞典，马上就开始立法，既然是法定传染病，带菌者和医护人员、国家公务人员都负有法律责任，如果由于你的疏忽，传染给别人就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新加坡也开始立法。人家面对危机的时候，首先从法律层面入手，因为它们有法制传统，中国没有到这个层次，我们应该三步并做两步走，把这个程序走好。要当一个大国，要经过许多考试，如何面对危机，控制危机，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试。看危机要从战略层次考虑，但也要有策略化管理。伊拉克战争前，一个月200亿欧洲资产到香港来，最近这段时间就没了，为什么？SARS。SARS可以打击金融，可以改变资金走向，也可以打击经济。既然如此，对这类手段我们要心存警惕。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乔良：有可能成为非军事战争手段。
王湘穗： 我们控制危机，不但要有战略，也要有危机策略，包括防止别人用制造危机来危及我们安全和发展的策略。
适应危机化生存(2)
乔良： 我参加过好多次讨论会，学者们急于给国家当幕僚，老呼吁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不过是想为自己弄一个窝，根本不考虑自己是否够格成为一个国家的外脑。我这样说绝不是贬低外脑和智库的作用。世界上也有不少国家领导人利用外脑引导国家走向成功的例子，像韩国朴正熙不管历史上人们如何评价他，包括他作为独裁者怎么统治韩国，这个不去管他。
韩国的经济起飞，朴正熙功不可没，他根据什么推动了韩国的经济奇迹，据说一共不过200个外脑，把一个国家可能的方方面面的精英一网打尽，让这200个人为韩国的腾飞设计蓝图，结果朴正熙成功了。假如没有这200个人，我们也许根本看不到韩国今天的奇迹。对于韩国的这种做法，我认为中国作为学习中的大国，是必须走出的一步。我们现在还是很虚心地在学习每一步，但是这一步，作为一个大国，如果成为三极世界，已经是时不我待了，这几步必须尽快走完。
王湘穗：就像晓宁讲的，自我放逐，不依附人，以求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研究和独立见解，但保留有一些信息渠道。
李晓宁：我想做一个大的研究院就是这样的想法。汇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海量数据库，有超强的处理与评估能力，实行现代总参谋部式的管理。这样做就可以为国家和企业决策提供强大支持。
王湘穗： 朴正熙就200个专家，我们2万个专家都可以随便找。
但如果“口将言则嗫嚅，足将进则踌躇”，就无法发挥作用。中国在机制上需要有一个外脑机制。
李晓宁： 我 20多岁时想过两个东西。一个叫“张骞”战略计划，一个叫“郑和”战略计划。在两个战略计划中，“郑和”计划更重要。“张骞”计划是辅助的。郑和战略是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的策略。当时模模糊糊的感觉，认为中国如果要发展，一定要解决好这个地区的问题，调整好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张骞”计划就是西出中亚的策略，一方面解决支撑点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与石油国家的关系。如何铺设输油管线和防止大国控制的问题。在一个时期内，不要与强国发生正面对抗。那时虽然看得不细致，但方向没问题。
乔良： 我们谈了几天新战国，但谁跟谁战,好像并没有完全讲透。这次伊拉克战争，法德俄向美国叫板，也只能说是新战国开幕之际的小试锋芒。大幕一旦完全拉开，情况会是什么样？
现在还难有定论甚至定见。不过，这一仗打下来，倒让我非常佩服刘亚洲的一个判断，在前两年小布什上任后，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大多数专家都判断美国的战略重点会东移，只有刘亚洲坚持认为美国的战略重点还在欧洲，而伊拉克这一仗，实实在在地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战略重点确实还在欧洲。要维持货币霸权，就得先打挑战者，眼下对美国来说，这个挑战者仍在欧洲，就是欧元，就是欧盟。美国把亚洲视为真正挑战者那一天，恐怕要等到东亚元的出现了，那时它会掉过头来敲打亚洲，但现在不会。现在它腾不出手来，也无此必要。虽然美国军方一直想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但我估计美国的政治家们是不会愿意去打两场经济战争的。这就是中国的机会。也就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说法：战略机遇期。中国现在应该为了那迟早要到来的一天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因为你的经济张势是早晚要有出头顶破天那一刻的，那时你不可能躲过货币霸权加军事霸权的敲打。这一天说真的也不会太远了。当虚拟经济的泡沫完全破灭后，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或者说实物经济大国，就会开始显现它的力量，而任何国家包括美国都不能光靠虚拟经济、军工产业和其他高附加值产业维持和支撑一个大国或者帝国的身价的。所以，早早算到这一步棋，中国就应早些下出这手棋来。
王建：我也写过一篇文章论述美国的战略东移问题，以美国目前的情况看，是从存量经济看，环太平洋与环大西洋的分量差不多，但从增量看，是前者远大于后者，这就是美国人口和经济重心“西移”的原因，也是美国的战略重点要从欧洲转向亚洲的原因。美国的战略目前正处在将变未变的时刻，就遭到了欧元的挑战，使美国无法顺利实现它的虚拟经济利益与物质产品利益在东亚地区的重合，所以我认为，以美国的角度出发，从近期看，还是美欧的货币利益冲突是主导，从远期看，美国还会把组建“环太平洋圈”作为国家战略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