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评价隋朝的成就，和如何对这一时期在中国
历史中的重要性作出估计。如同许多历史学家所说，隋在结束旧秩序、清除
几个世纪积累的渣滓和建立一个新型的帝国等方面与秦朝 （公元前221至前
207年）一样，但这样说是不够的。就事论事这无疑是对的，但我们只有在
考虑了6世纪中国远为广袤的版图和复杂性并初步衡量各种新力量——例如
草原入侵者、佛教和道教传下的影响——以后，才能了解隋朝各项成就的特
点。
因此，我想将本章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6世纪中国的报道，
它将展示出分裂时期遗留下来的某些外貌、文化差别和各具鲜明特征的生活
类型。第二部分概述重新统一者和新秩序的创建者隋文帝的性格、生活作风、
政治哲学和统治方式，另外还有关于他的主要顾问的简要叙述。第三部分讨
论隋在建立新的统一的制度化秩序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采取的措施。第四部
分是对第二代皇帝——炀帝——的概述，内容与有关他的父亲的叙述相似。
第五部分报道炀帝在位时巩固其政权的步骤、他创造的新事物和最后他的戏
剧性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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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纪的中国
6世纪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文化的多样化及地区的和种族的差
异和不相容性。在317年当中国人的北方丧失给匈奴民族后，长江流域及以
南在几个世纪中已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文明。在“夷狄”控制了中国文化的发
源地和中心地后不久，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上层阶级的中国人——纷纷南
逃。在地处亚热带、地形完全与北方不同和尚待殖民的南方，北人感到很不
自在。在最初，他们被南方有基业的家族称为侨人，而北人则反唇相讥，称
南人为土著，尽管这些土著继承了以前的楚国或吴国的大部分独特的文化。
许多北人的举止如同异乡之客，满怀恋乡之情和厌世思想，梦想有朝一日重
返故土。但收复故土的一次次企图都归于失败，经过了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
移来的北人逐渐适应了环境，并参加了发展独特的南方文明的活动。
文化保守主义有时逐渐演变成沙文主义，它是这一时期南方的特征（在
本章，“南方”指的是沿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再加上东至杭州湾沿海的整个
开化区）。它的表现有许多形式：公开宣称自己继承和保持了大汉（公元前
206年至公元220年）的遗产，即汉代的古典传统、制度、文学风格、礼仪、
音乐和风俗。事实上，许多这些传统在南方的环境中已起了微妙而深刻的变
化。建康（今南京）诸帝不顾他们政治上的虚弱，也要照搬汉天子的一套礼
仪；学者为他们的古典学术的正统性，文人为他们作品文字的典雅而自鸣得
意。整个上层阶级为了表示他们合乎规范和通晓文学，试图保存洛阳方言，
①
这是他们的祖先一度在一个统一帝国的京师听说的语言。在南方的主要文明
中心——扬州和建康周围的长江下游——以外，移民的工作继续进行：土著
被消灭、同化或驱赶；中国的农业得以普及；村镇寺院在荒芜之地涌现出来。
这就是正史中描述的景象的未被人注意的背景。在这几个世纪中，这块地区
的中国农业、行政和税收在远比北方故土富饶的环境中缓慢发展，给主要的
定居中心带来了财富，使有的人能过上一种豪华雅致的上层生活。
到6世纪中叶，“南方”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这里略举它的几个特点。
有些北方纪岁的节日已经移植到南方；另一些每年奉行的习俗则以古代南方
传统为依据。这时的侨居者已发现他们爱吃的面食的代用品大米。称呼和迎
候他人的方式已与北方的方式截然不同。南方的妇女更加深居简出，纳妾现
象也比北方更普遍。南方的婚葬之事及举行的一些礼仪远比北方讲究。北人
重视几代同堂，而南人则喜欢夫妻另立门户。衣食及习惯都有它们明显的南
方风格。
中国分裂后不到一个世纪，“南人”之称不再被用作“土著”的贬词，
②
而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同义词。南人，包括北方来的移民，已经依恋于他
们的作风、他们的温柔的方式和南方山清水秀的景色。他们已经感到北人粗
鲁，对北方的习俗、古典学术和文学作品流露出轻蔑之意。一位南方文人说
北方文学犹如“驴鸣犬吠”。人们从当时的民谣中，可以感到南方的某种温
柔和给人以美感的特质。以下即是一例：③
① 理查德·马瑟：《关于六朝时期洛阳和南京方言的一点意见》，载周策纵编《中国人文学科研究文集》
（麦迪逊，威斯康星，1968 年），第247—256 页。
② 宇屋美都雄：《南人与北人》，载《东亚论丛》，6 （1948 年），第36—60 页；重载于其《中国古代之
家族与国家》，第416—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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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发桂兰渚，
昼息桑榆下。
与君同拔蒲，
竟日不成把。
公元317年以后，北方较干旱的平原出现了另一种不同文明的演变。在
一个多世纪中，北方屡次遭到异族争夺领土的激烈斗争的蹂躏。农民不断被
征去服兵役和劳役。掠夺居民聚居地和屠杀居民之事屡见不鲜。种族内部的
暴力和仇恨也成了北方独特的情况。在这种可怕的时代，有些中国的士绅门
第由于它们能以擅长的政治和文学艺术向一个所谓的征服者效劳而得以幸
存；它们往往通过与异族统治精英通婚，学习他们的语言和采用他们的某些
生活方式来维系自己的脆弱的地位。许多中国农民已处于半农奴的状态，并
承受了横征暴敛的负担。所有阶级都在朝不保夕的环境中生活。
386年开始跃居为地区性强国的北魏，逐步引进了一项稳定局势的措
施。早期魏国的鲜卑族统治者是强悍的骑士，多年来他们缓慢地采用了越来
越多的中国的文明生活方式。早在398年，魏国的统治者命令在今山西北部
的大同附近的旧居民区建立中国式的京都，其格局象征中国王朝的气派，这
体现了他们长期追求的目标。京城呈长方形，围以朝着罗盘四个方向的城墙，
有传统的宗庙和大圆丘等。这些不久前的游牧骑士以此来表示他们成为中国
①
式的统治者和使“仁风被于四海”的意图。但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并不平坦，
而且鲜卑族有返祖倾向的人也不时警惕这一趋向。魏的统治者们最初的制度
安排是在自己的部落方式和一个农业帝国的必备条件之间进行调和。他们由
此朝中国式官僚国家这一方向发展，虽然在这一结构中大部分高级职位和许
多特权仍保留在鲜卑贵族之手。此外，对武功和军职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文职
和文学才能，这部分地反映了他们的传统，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的需要。
全面的汉化措施在孝文帝执政时（471—499年）实行：废除鲜卑族的迷
信而代之以中国尊奉的信仰和习俗；采用中国特有的选拔制度；鼓励与中国
人通婚；进行土地改革——引进所谓的均田制；恢复儒家思想为国教；禁止
在宫廷使用鲜卑语；采用中国的姓氏；也许最重要的是，从干草原边境的故
土迁向洛阳建都，这里是充分反映中国王朝权力之地。
这一系列汉化措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北方一批愤怒和怀有报复心理的
集团联合起来发动叛乱 （“六镇之乱”）。这次叛乱由依恋故土和祖制并对
洛阳的汉化政体深为不满的贵族领导，参与者为职业军人，他们是流放在长
城一带的囚徒一戍卒和与其主人同样心怀不满的部落民组成的成分复杂的集
团。这个集团在怨恨情绪和鲜卑民族沙文主义的推动下，于523年在中原发
动叛乱。大屠杀随之而来：一个鲜卑领袖杀了洛阳宫廷中的一千多名中国显
贵，其中包括皇太后。这里不再叙述以后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勾结和阴谋。534
年，鲜卑帝国分裂成两部分：一为更加汉化的东魏，它以邺城（河南）为都；
一为汉化程度较差的西魏，以陕西南部关中平原的长安为都。550年，东魏
改为北齐，556年西魏被北周替代。两国为控制整个华北而展开了生死斗争；
557年北周打败了它东边的对手并夺取了它的领土——包括从长城至淮河流
域的全部富饶和人烟稠密的平原。
在隋重新统一全国前的几十年，被阶级和财富差别激化的种族对抗在北
① 《魏书》，卷2，第3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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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两国中特别明显。战争、地方动乱和屠杀之惨使中国人和鲜卑人都感到
生命和财产危在旦夕。东魏的创业人在537年谈到了种族和阶级对抗给他造
成的困境。他指出他的许多督将的家属都在西魏 （那里在549年恢复了鲜卑
族的姓氏），西魏的统治者决心诱使这些官员为之效劳。另外，他又嘲笑地
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梁武帝，502—549年在位）者，专事衣冠
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他接着说若非萧衍谨慎行事，他的
督将就会跑到西魏，他的汉族士绅就会拥立南方的武帝。他问道，“人物流
散，何以为国？”①
尽管局势如此紧张和混乱，北方的文明，特别是西北的文明，仍以鲜明
的特点向前发展。它具有与众不同的尚武精神色彩，不论是汉人或是“夷狄”，
都崇尚武功，喜爱狩猎，喜欢良马和猎犬猎鹰。北方对中亚和西亚的影响一
直远比南方开放，而且以后继续如此，这种表现可以从雕刻、建筑、舞蹈、
音乐和服饰中看出。可能是在草原传统的影响下，北方的妇女要干活和担负
各种责任。一位南方的旁观者描述说她们忙忙碌碌，操持各种家务，并为家
庭利益对政治进程施加影响。他们的家庭一般保持一夫一妻制，大家庭是标
准形式。中国的士绅门第非常认真地捍卫古典传统，这不但是为了自己的利
益，而且也确保它们不致像农民那样沦落到无人保护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对古典经籍注释的进一步发挥当然是不可能的，能保持传统就足够了。据说
北人比其南方的远亲更加开朗和坦率，他们的风俗和礼仪比较淳朴，衣着和
称呼也是如此。生活较南人艰苦。这可以从以下一首当时的北方民歌看出：
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
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
（《幽州马客吟歌辞》）
有一条划分南北两个区域的生态线有助于说明不久前才出现的南北历史
和文化的差别：线的北方是粟麦文化区，那里有成群的牲畜；线的南方是水
稻种植区，那里有丰富的海鱼和江、湖鱼的资源。这两个地带的人口也大不
相同。帝国在重新统一后，南方只有总人口的16％左右，并且几乎完全集中
在沿长江的主要中心；其内地基本上是未开发的荒野，那里有敌视外人的土
著、难以逾越的自然障碍、疟疾和其他疾病，使得以后几个世纪中国的移民
工作进展得既缓慢，又艰苦。
南北两大地带并不限于文化的差别。如上所述，南方包括一些汉人的居
民中心和居民地带，在它们之外是土著居住的内地，史料称这里的形形色色
的集团为“蛮”，他们是居住在今云南和贵州两省大部分地区的操藏缅语的
部落和居住在延伸至今越南的中国南方海岸的傣语民族。在西面较远的四
川，成都周围的肥沃平原为汉人的主要定居中心。土著部落居住在周围高地，
沿西面多山的边境则是西藏的部落民族。汉人与所有这些民族进行长期斗
争，时而杀戮他们，时而奴役他们，并慢慢地汉化他们的生活方式。少数派
往土著区的中国行政官“被同化”，但其中大部分人不屈不挠地坚持工作，
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殖民技术。但在6世纪，中国文化的中心很少远离土著定
居地，通婚是普遍现象；虽然记载当时种族历史情况的材料尚未被充分利用，
但我们可以设想土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这一时期北方的特点是复杂的混合种族和混合文化：自 3世纪后期以
① 《北齐书》，卷24 第347—348 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莱登，1953 年），第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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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同血统的民族一批批来到。它们与中国人和其他入侵民族通婚，尽管
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但如上所述，设法重新树立草原文化鲜明特征的反作
用力依然存在。沿陆地边境，北方的混合文化逐渐消失而让位于草原民族的
文化。在西部和北部的戍军市镇及著名的马市，人们确实能看到控制这些市
镇的北朝力量的具体迹象，但人民——士兵、马贩子、商人和当地农民——
可能普遍都是混血儿。
上面已提到北魏分成西魏和东魏。它们之间的边境不仅是政治分界线，
而且是一条已存在近两千年的文化分水岭。西魏的京都位于高原中心，三面
环山，中国人称之为关中。从东面看，它是一座天然堡垒，对中国其他地方
的几次征战都由此开始。往西，西魏沿其北侧为干草原和南侧为山区的河西
走廊向外延伸。北方西部这一地区的文化与草原文化较为接近，那里的人民
是优秀的骑士和武士，人们在他们身上很难看到传统的中国文化。
东魏在许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位于淮河迤北到长城的大平原
上。这一黄河、淮河及其支流灌溉的地区在6世纪是中国生产力最高、人口
众多的定居区；当时它几乎拥有中国人口的2/3。虽然几个世纪的外患和外
来统治给这一地区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它仍比西魏保存稍多的中国古文化。
由于远为富饶和稳定，社会上层的生活往往是奢侈的，城市比中国西部和南
部的要活跃和繁荣。
佛教从最初在中国出现以来已有约500年，它此时已成为表现于社会生
活各方面的一大特征。佛堂和寺院星罗棋布，寺庙和佛塔的轮廓给城市上空
增添了生气。人们走不多远，就会遇到成群的前往各大佛堂进香的僧众或香
客。南方和北方的统治者和上层人物都是佛教热诚的施主，他们把大量土地
和财富施舍给寺院，并经常把自己的宅院用于做佛事，宗教生活成了那些好
冥想的、厌世的和寻求隐居生活的人的另一种抉择。尼姑庵（有的非常富裕）
通常成了名门遗孀或已死王公所有妻妾婢女的隐居之地。但民间形式的佛教
也已深入农村，那里各种各样的迷信组织大批涌现。农民遵循的全部古老的
仪式都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因此农民和上层人物的生活都重视佛教的节假
日。这样，除了中国的传统，佛教也充当了这些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强有
力的共同纽带。
在隋朝崛起前的半个世纪，毗邻江淮的地区曾是敌对力量的战场。无数
外交阴谋和连年战争的结果使得西北势力稳步扩大。在长江上游，现今的四
川地区在552年被西魏军队所攻占，这是梁朝某王力图另立国家这一招灾惹
祸活动的结果。另一个梁王在长江中游的江陵设行都，他在那里作为梁元帝
进行过短暂的统治（552—554年），他的朝臣讨论了能否沿江而下返回仍在
叛乱者侯景之手的梁朝故都建康及返回的时间。在554年，西北的一支强大
军队南下直逼江陵，打败了梁军，俘虏并杀了元帝及其朝臣，屠杀了城中的
大部分社会精英，并把幸存者押送至京师长安。西魏于是在长江中游建立了
一个傀儡国家，其首府设在江陵。这就是后梁，它一直维持到587年隋伺机
把它灭掉时为止。到了554年，西北政权就这样控制了四川和长江中游的大
部分地区 （包括湖北富饶的平原）。
就在这样半个世纪中，长江以南各地的权力斗争已经变得旷日持久和错
综复杂。侯景发动的残酷的反梁大叛乱（548—552年）破坏了整个地区。他
的军队占领并洗劫了京师建康，在洗劫中实际上消灭了南方的许多有财有势
的门第。激烈的战斗随之而来，在斗争的过程中，侯景在552年被一个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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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贱的将领陈霸先的军队杀死。陈霸先在开始时满足于与另一位得胜的将领
分享权力和保持他们拥立的梁朝末代皇帝的合法外貌。但到557年，他清除
了对手，废黜了梁帝，并自立为陈朝的第一代皇帝。
但陈霸先及其继位者所控制的南方，要比他们的建康的前辈控制的地盘
小得多。四川和长江中游已经丢失。侯景的叛乱迫使许多地方领袖在村镇筑
垒自固，并集结自己的军队和在附近招兵买马，最后就成了地方的大小豪强。
陈消灭了其中的几个，但对最强大的，却干脆通过适当的加封来承认他们的
实际权力。
虽然陈王朝的力量有限，但它的第四代皇帝（569—582年在位）由于出
现了一个良机而情不自禁地想收复长江以北早已被北方占领的一些富饶之
地。北周从长安派一使节去见陈朝的统治者，建议两国联合进攻当时控制从
长江以北直至长城的大平原的北齐帝国，如果联合行动成功，两国将瓜分这
一帝国。陈朝统治者同意这一狡诈的建议，派军队北上，并在575年打败了
同时遭北周进攻的北齐军队。陈朝于是并吞了淮河和长江之间的富饶的土
地。但领土的扩大为时很短，因为577年周灭齐后，就把强大的战争机器转
向以前的盟友，并把他们彻底击溃。陈军被打垮或被俘虏，大量战争物资丧
失，建康王朝的力量被严重地削弱。周朝此时控制了整个华北、湖北和长江
中游，再加上西部的四川省。陈朝由于其西侧被人占领，由于侯景叛乱削弱
了其内部控制和生产能力，由于其军队几乎被北周击溃，只有其先辈力量的
一小部分。更增加陈朝困难的是，在583年即位的这位皇帝在中国史籍中以
其骄奢淫逸和前后乖舛而臭名昭著。即使我们认为正史中对他的昏庸行为的
描述有所夸大而置之不论 （我们也必须做到这点），他仍是一个萎靡不振的
废物。在6世纪80年代的任何时候，从北方的角度观察，陈朝看来一定是一
个容易征服的对象。它之所以能苟延残喘，最初是因为北周宫廷不稳，然后
是因为隋朝的开国者（他在581年把北周推翻）忙于镇压反抗和巩固其政权。
直到588—589年，他才终于准备进军南下，开始其恢复帝国政治和文化统一
的漫长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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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开国者隋文帝 （581—604年在位）
及其辅弼大臣
创建隋朝并以帝号文帝执政的杨坚是6世纪典型的西北贵族。他的家族
的故里在长安和洛阳两个古都之间，为北方的非汉族王朝效劳至少已有两个
世纪；并且杨氏通过与非汉族的名门进行深谋远虑的联姻，以确保他们的地
位不衰，特权长存。杨坚之父曾被北魏孝武帝（532—534年在位）封为贵族，
西魏的建国者宇文泰因其在夺权时的战功而加赏杨家爵位。杨坚在541年生
于一个佛寺内。一个尼姑把他抚养到12岁，后来杨坚在回忆时亲昵地称她为
阿阇梨（梵文为ācārya，意即导师）；他也上过为贵族和高官子弟设立的太
学。据说他长腰短腿，为人庄重而又沉默寡言。当他刚上学时，他态度冷漠，
甚至他的近亲也不敢接近他。
与同阶层的其他年轻人一样，他很早就受骑术和战术的训练。他14岁就
在宇文泰麾下任武职，在宇文泰及其继承者时期青云直上。在566年，他娶
北方非汉族中权势最大的门第之一独孤氏的女儿为妻。这样，他在三十几岁
时已是一个有成就的、攀名门为亲的军人；他曾统率一支军队征齐，还担任
过文官，几次得到赏识他的统治者的赏赐。杨坚得宠的标志之一是其女被选
为太子宇文赟之妻。这一恩宠把他从与世无争的舒适生活拉到权力斗争的旋
涡之中。
578年夏，前不久灭了北齐并统一北方的北周的武帝 （宇文邕）准备率
精兵遏制突厥人在今北京附近的掠夺。在36岁时，他似乎要通过一次次的胜
利来最后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但他突然患病，就在这一年的阴历六月，
他的凶耗被宣布了。由太子并为杨坚之婿的宇文赟继位。579年阴历二月，
他举行仪式逊位给其六岁之子，但仍拥有实权。人们很快就清楚，他也是传
统的变态专制君主之一，他们是长达300年的北方诸政权的祸根。杨坚对这
个魔鬼的想法，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580年初夏宫廷中发生的事件迫使杨
坚摊牌。这个“太上皇”强奸了一个亲王的妻子，并迫使亲王叛乱而死，于
是这个不幸的遗孀被纳为第五个妃子。后来有迹象表明他决心消灭杨坚的女
儿，以便提升他的新王妃。由于她母亲的激动的请求，她暂时得救，但不久
事情就很清楚，宇文赟要自行其是，这意味着即使消灭杨坚全家也在所不惜。
在这关键时刻，宇文赟患病，杨坚的朋友们矫诏命他来到宇文赟的病床。宇
文赟在以后的几天内死去，死讯秘而不宣，直至杨坚的几个朋友说服他代幼
帝摄政。这是对王朝及其支持者的公开挑战；摄政本身虽不是篡位，但它是
沿标准途径之一去建立新王朝的重要步骤。杨坚和他的几个朋友无疑在孤注
一掷，他的妻子用一句古老的谚语“骑虎难下”劝他说，现在已到义无反顾
之时了。①
杨坚立刻开始采取建立新王朝的进一步的行动。他在行动时极为残酷无
情。阴历五月末，宇文家族的五位亲王被召进京，名义上要他们参加其中一
① 原文误作601 年。——译者
① 《隋书》，卷36 第1108 页；彼得·布德伯格：《北朝史琐谈》，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 （1939
年），第260 页；芮沃寿：《隋的意识形态》，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 年），
第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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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女与突厥可汗的结婚典礼。三天后，大部分宇文赟的嫔妃被迫削发为尼。
皇太后和杨坚之女被赦免。后者同意其父的夺权行动，只要行动仅限于摄政，
但公开反对他另立王朝的野心。阴历六月初，宇文氏诸王——其中一人在被
胁迫的情况下——来到京师并一直受到监视；七月当他们参加宇文赟的葬礼
时，他们由杨坚的一个亲属指挥的6000名骑兵“护送”。由此可以证明，杨
坚此时已经获得统率京师精兵的将领对他事业的支持。但宇文家族在北朝中
也是精于谋害和耍弄阴谋之道的，所以他们也用老于此道的手法进行反击。
在阴历六月，宇文氏一王因阴谋反对摄政而被捕，并立刻被处决。在下一个
月后期杨坚几乎被宇文家族中的两个亲王暗害，这二人也被捕处死。
远为严重的是，宇文家族的党羽在北方的许多地方公开进行军事对抗。
六月，宇文氏的党羽尉迟迥在原齐国国都邺城公开向其部队首先宣称，他作
为宇文氏的亲戚和忠仆，将从有野心的杨坚手中拯救王朝。尉迟迥虽然年迈，
却是一名难以对付的军人，他在552年曾为西魏征服四川。此外，他权力的
地理中心正处于华北平原的心脏，他在那里能够动用惊人的资源，并且在地
方强大的氏族中还有一批强有力的潜在的追随者。在阴历七月中，另一批北
周的勤王者参加了武装的反杨坚行动。同一月的晚些时候，幼帝的岳父司马
消难公开宣称与尉迟迥共举勤王大业，并在长江中游以北的九个州找到了一
批追随者；他还在那里得到南方虚弱的陈国的支持。八月初，四川的总管王
谦也起来反对杨坚。在偏远的东北，一名原齐国官员与其突厥盟友一起准备
与其他人联合反对杨坚。杨坚的确被人步步紧逼，但他掌握了几个相当有利
的条件：他的关中平原根据地长期以来是远征的跳板，只要他有取得胜利的
迹象，他就能得到从北周继承下来的强大的战争机器的效忠；他还掌握着统
一领导和各个击破分散敌人的优势；何况后者只有地方的追随者，各怀私心
异志，缺乏协调的战略。
但在580年七月的一段时期，双方的胜负难卜；当时重要的地方和地区
领袖依然举棋不定，杨坚的任何敌人的有力行动都可能导致他的失败。但杰
出的高颎的归附是决定性的（关于高颎，以后将予论述）。当杨坚的其他支
持者借故不上战场时，高颎率西北军从关中来到华北平原。在那里，他东进
打击反对杨坚大业的最强大的敌人尉迟迥及其盟友。高颎使用传统兵法中的
许多计谋和圈套，在几次序战中告捷，很快就面临部署在邺城南城外的敌人
主力部队。他在那里使用了古代“先犯观者，因其扰而乘之”的策略以打乱
敌人的战斗计划，使尉迟的队伍惊慌失措，溃不成军。年迈的尉迟迥逃到邺
城，最后因走投无路而被迫自尽。历史学家通常把尉迟迥之败归咎于其主要
参谋的无能和他起用前北齐将领的行动。但不管情况是否如此，高颎已摧毁
了反对派的唯一重要的集结地，一些较小的反对者开始为胜利者下赌注了。
在阴历八月中高颎在邺城的胜利和快到 11月底四川王谦力量垮台的这段时
期内，主要的反对派力量土崩瓦解。一个月后，残敌已被打垮。①杨坚得力
于高颎，而他的敌人又缺乏想象力和个人魅力，所以他继续走运。
581年初期，杨坚在阴历二月中称“王”，他接受了帝王的徽号，身穿
皇袍，开始上早朝，颁布大赦，宣布以隋为国号——此名来自北周给其父的
封地。通过这些行动以及其他远古传下的礼仪，他宣布自己此时已正式受命
于天。到这一年夏末，北周总共59王中的最后一人已被谋杀，这样北周勤王
者反击的可能性大为减小。杨坚的夺权行动在极不利的形势下成功了。但如
果隋不准备成为另一个短命的政体，如果它要发展成一个稳定有效率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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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还有艰巨的任务有待完成，而杨坚也为之献出了他的余生。下面将论述
杨坚及其最亲密的辅弼大臣的品质。
杨坚的性格是多方面的。有几方面可与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联
系起来，有几方面可用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来解释，有几方面涉及他追
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 （这是相当普遍的），最后几个方面则是他品质中特
有的。前面已经谈到，他是非常严厉和令人生畏的人，既无吸引力，又不热
诚，更谈不上宽厚。布德伯格注意到，他的青云直上使他一生被自危感和自
大狂所折磨，因而促使他去寻求一切他感到放心的形式和一切能得到上天眷
顾的象征。当时他的家族和接近他的圈子中迷信佛教和盛行佛教这一特有现
象促使他把注意力集中于向佛教寻求正统地位和个人安全的方面：宫内每晚
都做佛事，杨坚、皇后和举朝上下都参加。他的自危感使他对除几个亲信以
外的所有人都产生怀疑，他似乎认为几乎所有的儿子都是潜在的敌人——这
种态度在突厥可汗中是很普遍的。他为人过于俭啬，这一与他妻子共同的性
格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本加厉。传说他把化妆品按定量分配给宫女，宫内未
备有他需要的某种药，也没有他妻子需要的作为普通礼物的毛领——凡此种
种都是儒家的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①
杨坚易于发怒，有时在狂怒以后又深自懊悔。这显然与他个人的自危感
有关，到了晚年，与上面谈到的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有关。一次他在殿
上鞭打一个人，然后又肯定此事与天子的身份不符，并主张废除笞刑。但不
久，他在暴怒时又用马鞭把一人鞭打致死。他常常似乎对帝王应仁慈宽厚的
呼吁充耳不闻，不加限制地施行当时普遍的酷刑。
除了上述的个人性格，还有形成他行政作风的其他一些特点。杨坚在探
讨问题，采纳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他的所厌所恨等方面都接近于儒家中主张
君治的荀子一派，实际上接近于法家本身。据说他不重视《诗经》或《书经》；
在他执政的后期，他关闭了全国的学校，原因是学生太多，太懒散，质量太
差。他对标准的儒家道德说教很不耐烦，当他的一个主要儒家大臣劝他不要
②
再处决剩下的北周诸王时，他大声怒斥道：“君书生，不足与议此！”他与
中国所有的君主一样，也受历史和先例的约束。在一次重要场合，他说他远
③
不如伟大的周公，只有在量刑公正这一点上可与之相比。又一次，有人劝他
不要朝令夕改以致引起黎民不安时，他认为这是隐隐地把他与汉朝的篡位者
④
相提并论而大发雷霆。他大骂并怒问其大臣：“尔欲以我为王莽邪？”最后
他承认——即使是躲躲闪闪地——历史学家将对他盖棺论定；当他的三子秦
王杨俊死亡（死因很可疑）时，他的随从要求立一石碑纪念死者，杨坚答道：
“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⑤
虽然有这些局限性，又处于这种精神状态，杨坚仍是一位坚强和有成就
的统治者。他酷爱工作，并把大量文牍从议政殿带回住处审批。他似乎经常
干预各级政府的事务：插手（有时粗暴地）司法机构的工作；重新审理所有
重罪判决，以之作为自己的职责；接见朝集使，并告诫他们要勤奋工作和成
为有德之人；考察补缺者和官员的表现；赞誉有成绩的官员，谴责疲沓和贪
① 《资治通鉴》，卷175 第5447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75 第5436 页。
③ 《资治通鉴》，卷178 第5558 页。
④ 《资治通鉴》，卷177 第55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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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主持早朝，与大臣们讨论国内外政策；巡视全国。从他的工作作风和从
他对法律、对儒生和官员的总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受了法家传统和当时常见
的个人对佛教的信仰两者兼而有之的强烈影响。
典型的法家思想表现在他推动政府集权化和合理化方面。关于这方面的
情况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论述，但这里我们应注意，杨坚不满足于因袭前人或
用陈旧的办法去解决他面临的大问题。也许我过于以自己的想法去理解颁布
581年法律的诏书前言，诏书写道：“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
．．．．
①
有损益。”加重点的一句体现了典型的法家立场。20年以后，601年的一道
诏书又明显地表现了另一个法家原则：“先王立教，以义断恩，割亲爱之情，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