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党
牛僧孺（847年死）
李宗闵 （846年死）
李逢吉 （758—835年）
李党
李德裕 （787—850年）
裴度 （765—839年）
李绅 （846年死）
要把这种朋党混战的所有细节一一复述出来当然是枯燥无味的，主要是
因为20年中的人物和事件像万花筒那样叫人眼花缭乱。另外，作为我们主要
史料的唐代史书中的传记对于这些问题的记述又是矛盾百出。许多人物的命
运很难追踪到底，有时人们并不能肯定某人究竟属于哪一党，如果他参加牛
党或李党的话。可是我们完全可以确信，李逢吉所使用的手法颇具代表性，
双方领袖们都无不这样做，虽然李逢吉的活动在偏袒李德裕的史料中被大加
①
挞伐。特别是没有理由接受现代历史学家岑仲勉的看法，他认为李德裕没有
①
搞朋党，其意是说，李德裕是受邪恶的对手围攻打击的正人君子。不能想象，
作为精明强悍的政治人物的李德裕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史书上牛党的名声之所以备受抨击，一个原因是他们是在浪荡的少年
天子敬宗（824—827年在位）手下掌权的。虽然人们总是倾向于怀疑正史中
对某几位唐代皇帝的评价，但对于敬宗却无人想给他鸣冤叫屈。很明显，敬
① 特别可看 《旧唐书》，卷174。
① 岑仲勉： 《隋唐史》（北京， 1957 年），第397—4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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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宗只不过是一个无责任心的青少年，对国务活动不感兴趣。虽然他必须受制
于拥立他为帝的宦官，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在满足他们更加荒淫无耻
的生活方面却超过了前几位皇帝。长安此时的宦官有四五千人，敬宗以宫中
内库钱财滥施赏赐。如果我们相信流传下来的奇闻轶事，宫廷生活便是秽德
彰闻。而国内的骚乱据说超过从前任何时候，甚至超过德宗晚年的时候。有
一个著名事件涉及近畿的一个县令；他只是想阻止宦官暴徒一时的暴行而被
痛打和羞辱。治安保卫工作越来越松弛。在824年年中，长安爆发了一次武
装叛乱，为首的是一个河渠工和一个算命术士，他们领着约一百个普通工人
③
作乱。这帮乌合之众竟然能够斩关夺门并直达御座。敬宗险遭擒获，后来是
神策军扑灭了这一小股叛乱，但是守卫内廷的宦官侍卫为他们的重大失职只
被从轻发落了事。任左神策军中尉的宦官实际上却以英勇御敌的名义受厚
赏，这一奇怪的事件显然被草草地掩盖了过去。不久，甚至宰相牛僧孺也对
这位心粗气浮的少年天子有了戒心。他要求去长江中游做节度使，以易地避
难。当最后高级宦官们受够了敬宗之苦的时候，他们命令走卒们在他醉醺醺
地夜游时刺杀了他。
继敬宗之后登基的是他的异母弟、17岁的文宗（827—840年在位）。文
宗的即位是第二次破坏了唐皇室父死子继这一严格原则的事例（不算武后那
①
一次）；不出我们所料，文宗的上台是宦官干预的结果。以王守澄为首的一
个宦官集团战胜了两个可能的对手才得以拥戴他为君。其中一个对手是敬宗
的幼子，他显然不能进行统治，而立摄政的问题始终未予讨论。另一个对手
是敬宗的叔叔江王李涵，但支持他的宦官们力量太弱，不能压倒有牢固势力
的王守澄。
在缺乏皇帝的领导达七年之久以后，许多官员抱有一线希望，以为文宗
会遵照皇帝的崇高理想进行统治。事实上，他也的确不像他的父亲和异母兄
那样，新皇帝对于读书、学习和其他肃静的爱好很专心。他即位之初就把许
多宫女遣送回家，并绌奢崇俭，恢复了每日听朝——这些都是其曾祖父德宗
②
在半个世纪以前所定下的勤俭治国原则。但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曾经支持
精明的德宗的人民的理解，文宗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文宗听到的忠告是不少
的，而且或许多到太滥。他很容易听信刚刚谈过话的人，并且在变化着的政
治热情中表现出来。他在位期间交相使用李党和牛党，每二三年换一次班。
827年李逢吉罢相，由裴度接替他掌权。830年裴度被罢官，李宗闵和牛僧孺
上台。832年后期，牛僧孺失宠了，李德裕第一次拜相。③
在每一次大换班的时候，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一个集团的领袖上台，又
有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另一集团的领袖而下台。另外，有一点十分重要，即
当人们因自己一党失势而被降级时，他们通常都不受到真正的惩治，例如被
贬逐到南方远地。反之，宪宗的办法是任罢职宰相中的重要人物为节度使，
任不重要的人物为刺史或刺史以下之官；这种办法一直沿用到 9世纪的20
年代和30年代。节度使的任命越来越成为扩大长安政治生活的方式。顺便说
② 可是应该注意，李逢吉和裴度两人都曾请求立他为太子。《册府元龟》，卷242 第7822—7823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43 第7836—7837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4 第7851—7852 页；《旧唐书》，卷17 上第522—523 页。
② 参照《旧唐书》，卷17 上第523—524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43 第7851 页；卷244 第7866、7869、7871—7872、7880—78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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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有些节度使职位受人珍视，因为它们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乘机大发
其财。最著名的例子或许莫如淮南节度使之职，它往往还兼一个盐铁转运使
职务，从而使这名官员能对富庶城市扬州周围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影响。宦
官们深深地卷入政治交易中去，他们继续不断地安排方镇上的具体任命，以
索取大量贿赂。这一切便是安排丧失了权力的人的一种制度。至少朋党斗争
中较冷静的一些人认为祸福无常，也知道如果对下台敌手过于刻薄也会带回
更惨痛的报应。
人们也许抱着极大的兴趣想知道这时期朋党的规模有多大。可是，要找
到答案，得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严格地说，我们只限于把几位最高级政治人
物泾渭分明地划入这个或那个集团。日本的现代学者砺波护在考察牛李党争
的细节和大旨时进行了肯定是最细致的研究，他编了一个63名有朋党活动的
①
人的名单，其中牛党有41人，李党有22人。甚至在这样精心编制的名单内，
人们也可以认为，对某几个人被列入朋党和被划出朋党的标准是可以加以推
敲的。关于政府中最高层官员的婚姻关系和朋友关系方面，我们简直没有足
够的资料来回答它们的基本问题，更不用说等而下之的那些人了。按道理说，
一个人与其师长和僚友的关系、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忠顺情况应该是朋党赖以
组成的基础，但是除了极粗浅的一般概况外，我们不能详细论及这两个朋党
的结构问题，因为文献不足。
话虽如此，但是，他们的人数到底怎样估计呢？我们偶尔可以从史料中
发现一些线索。例如，我们知道在李逢吉的幕宾中有所谓“八关十六子”，
但是，关于那些名列朋党中的人的材料就模糊得很了。825年，杨嗣复 （和
李宗闵及牛僧孺同榜进士及第，在9世纪30年代末期做过牛党宰相）录取了
约68名士子，他们之中好多人后来做了官，但是除此之外就无更多关于他们
的材料了，甚至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否同情牛党。833年李德裕声称，1/3
的朝臣都加入了朋党；这个数字似乎言之成理，但同时它又是从根本上易滋
争议的估计。所以，我们不大可能从正史史料中获得关于从事朋党活动的总
人数的更精确的概念。
砺波护也引起了人们注意另一个虽无法计量却也是重要的问题，就是重
①
要政治人物去方镇出差时通过辟召方式罗致幕宾的问题。不受京师官僚制度
监督和规章制度所约束的私人征召办法，其源可上溯至中国三国南北朝大分
裂时期的制度史，因为那时广大的私人追随者通常都投靠富户豪门。唐代初
年在创建大一统帝国中曾对此加以管束，但在安禄山之乱后引起的地方分权
时势下，辟召办法又很经常地被恢复使用。它对发展河北诸方镇的独立的官
僚体系和扩大财政专家队伍都是十分重要的。一般的官僚们用这种办法组建
班子以处理他们的日常案牍工作，而所雇用的多是年轻有才的及第士子，以
免他们在长安花多年时间去候差。大的方镇衙门有时很像具体而微的朝廷，
在那里往往可以看到节度使的许多本族人、地方权贵的亲友和其他等候差事
的食客。这些人非正式地被称为“门生故吏”；这是对中国大分裂时期社会
现象的恰当的引喻。砺波护认为，由于这类门生故吏越来越多地依附上层朋
党成员，所以朝廷中朋党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此外他还认为，朋党结盟的
① 砺波护： 《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载《东洋史研究》，21.3 （1962 年），第1—26
页。
① 砺波护： 《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制的崩溃与辟召》，第10—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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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是向下层发展的，像金字塔那样，老门生故吏开始组建自己的门生故吏
队伍。
他的这一席话当然有某些正确性，但也有许多疑问，例如朋党的下级成
员再吸收自己的大批党羽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他们是否有调整朋党关系的自
由；交换信息的可能究竟如何，如此等等。有些朝廷大臣勉强地算是属于某
一个朋党，但在风吹草动之时又采取骑墙态度，从上面这样的例子来看，我
们是有充分理由怀疑那些小人物的忠诚的。此外，我们也可以问一问，为什
么大规模的朋党问题的后果在史料中不能写得更清楚些。如果真有成群的官
员和胥吏在短时期内来去匆匆，长安应该是群情哗然，沸沸扬扬的了。那样
规模的骚动至少应该同广泛的人员转变有互相的关联，或者应该同异乎寻常
的变动率联系在一起。我们现有的关于那时官僚政制的唯一一本材料集是严
①
耕望所编制的尚书省最高官员姓名表，它的容量大，有利于考核检查。利用
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当朋党活动处于它的高峰时期，尚书省官员中的改弦更
张者和动摇分子在这些年中并非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830年可能是唯一
的例外，这时期进尚书省和出尚书省的事远远不如安禄山之乱和顺宗年代那
种动乱时期的情况引人注目。虽然这些官职并不一定代表京师整个官场的情
况，但就我们目前的认识程度来说，我们应该怀疑是否存在依附于牛李党争
主角的巨大的垂直系统的派别集团。
历史上曾经有人作过尝试，想找出分裂成朋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最有希
望的尝试是把李德裕对李宗闵和牛僧孺的敌意追溯到808年举行的一次较早
②
的考试。这次较早的考试不是试进士科，而是皇帝命令举行的高级职称考
试，名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在这次考试中，考生牛僧孺、李宗闵和
另一青年人皇甫湜（约777年生）在对皇帝的策问中有些略超常见的答案，
他们指陈了他们所认为的当前政治中真正弊端之所在。他们的文章最初虽然
被试官所识拔，但后来又被认为调子过于激切。据认为，这三个人是采用了
这种办法来非难宰相李吉甫的政策和人品。他们对李吉甫的攻击使得13年以
后他的儿子李德裕对他们以牙还牙地施行报复。
皇浦湜808年写的这篇文章是仅存的一篇答卷，它引起了特殊的学术兴
①
趣。它盛陈音调铿锵的辞藻，同时备述君德之必要和关于郅治的忠言，但它
不时归结到具体的事务。它的整个调子都在儒家传统范围内，要求皇帝克制
和谨慎。皇甫湜力劝宪宗不要陷入当时成为时尚的琐屑改革之中，而要使国
家自然地繁荣起来，其方法是有奖有惩，奖惩得宜，而且要勤求贤德君子为
朝廷大臣。虽然这篇文章的名声在于它尖锐地攻击了李吉甫，但它既不是教
条主义的，也不是纯以个人好恶来发议论的。它的许多哲学背景，包括取材
于《荀子》的内容；它所含蓄地提到的政治问题，如无限制地发展的黩武主
义和出现于全国的经济困难等等，都是当时知识界通行的观点。另外，皇浦
湜也没有点名批评别人，据认为他的某些不甚隐晦的词句是指向宦官的，而
宦官乃是这种文章最常用的靶子。不幸的是，现在已不可能弄清楚其他两篇
文章的内容了。
① 严耕望： 《唐仆尚丞郎表》。
② 《资治通鉴》，卷241 第7790 页；《登科记考》，卷17 第11—12 页。
① 《文苑英华》，卷489 第8—17 页；皇浦湜：《皇浦持正文集》，卷3；《唐大诏令集》，卷106 第545
页；《登科记考》，卷17 第14—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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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份答卷是所谓的牛党同伙留下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极少数
文章中的一篇，它便被看做是整个该党共同的观点。事实上，它的用处是有
限的，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皇浦湜本人后来消失于舞台，而且在9世纪的
20年代和30年代从未参加政治活动。如果我们认为皇甫湜反对主张实干的
和务实的宰相跟同样主张实干的和采取改革态度的皇帝之间的合作这一点是
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他的文章是呼吁官员们应采取更慎重、整个
说来更合乎道德原则的态度。但是，它并未告诉我们李吉甫有什么观点，而
且正像现代学者冯承基所指出的那样，皇甫湜的文章写完以后所出现的一些
①
混乱事件，使人不能不怀疑李吉甫就是它要打的靶子。最重要的是，皇甫湜
的试卷没有什么预言性价值；文中所指的具体现象不可能反映到以后几十年
的炽烈政治斗争中去。它可能反映了不同的气质风格，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
分歧。
几位最重要的朋党领袖所写的更耐人寻思的论文 （特别是李德裕、李宗
②
闵和牛僧孺的论文），也引起了同样的解释上的问题。根据我们当前对唐代
思想史的了解，它们发表了一系列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从文章的题目和对
题目发挥的观点看），远远多于其发表的政治哲学上一贯的歧见。这些论文
多半对于任何深远地促进社会进步的前景表示悲观，认为在混乱之际不能有
所作为；但是，文人学者不能简单地规避责任而不去选择拯救社会之道。因
此，这些论文从古代摘取了一些嘉言懿行——其中有些是合适的，有些不可
尽信；它们还把传统观念 （如“私”字）加以牵强附会，以期与眼前问题联
③
系起来。论文的作者们在朋党倾轧不已和政治安全无保障的时候提出了值得
思考的问题。但是它们都没有把哲学和政治的组合加以任何联系，也没有说
明是什么观点和态度把这些人分成李党或牛党。
学者们推究两党之间对于实际政治问题的歧异，一般都集中在宪宗时代
的战争问题上。如上所述，李吉甫一向主张对割据一方的方镇采取坚定立场，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主张用兵。反之，李绛则反对812年迫使魏博镇就范的办
法，而且魏博确实不久自动听命于朝廷了。这两位宰相在812至814年之间
的冲突有着一切传统对抗的因素，引起后世历史学家极大的关注。这个有限
的一系列事件被概括地描述成：牛党是主和派；李党是主战派。但是，我们
为什么要把9世纪第一个十年代这两个人的争论和十多年以后的牛李党争等
同起来呢？有什么理由把李绛甚至称为牛党的一个精神追随者呢？就我们所
知，他从未直接攻击过李德裕，也从未在9世纪20年代积极参与过牛党的事
务。事实上，他受到过穆宗和敬宗时代牛党宰相李逢吉的严厉批评。至于说
到和战之别，为什么要忽视牛党的成员也被卷进9世纪的各种军事问题中去
呢？（例如李逢吉就曾主张对822年的宣武镇叛乱用兵！）或许人们会说，
牛党诸宰相对方镇敌手的态度要更慎重一些，但是，把他们看成和平主义者
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如果只是因为裴度和李德裕都是有能力的军事领袖便
把他们当做始终如一的和不顾一切的武力论者，那就只会越说越乱。何况大
多数同方镇交锋的真正重大的军事冲突，在9世纪20年代中叶朋党斗争开始
加剧时已经发生了。对于9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那些小兵变如何定
① 冯承基：《牛李党争始因质疑》，载《文史哲学报》，8 （1958 年），第135—146 页。
② 例如李德裕： 《李文饶文集（外集）》，载《全唐文》，卷708—710 。
③ 《全唐文》，卷682 第10—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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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很难想象它们能对全面展开的朋党之争有那么深的影
响。或许这时期长安的政治人物都对重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感兴趣。在这
个他们共同关心的大前提下，对具体的军事和防务政策的意见的倾向性是很
难加以评价的，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事后在历史记述中因加入了专门的辩护
和伪造的材料而造成歪曲的可能性。①
近年来学者们对牛李党争提出了社会学的解说；它是以中国历史学家陈
①
寅恪的著作为基础的。陈寅恪很注意分析唐代统治精英集团的社会背景的变
化，特别是旧贵族的没落和无门阀的新兴官僚相应的兴起，这样就把注意力
集中到了考试制度的作用上，认为它是实现社会晋升的手段。按照这一社会
学的解说，牛党的权力以通过科举入仕为基础，而李党则是世家大族的堡垒，
用世袭的荫庇方式取得做官资格。有许多表面上的理由使这个假说很有吸引
力。牛党最著名的领袖牛僧孺和李宗闵都是进士出身，他们的联系要强固一
些，因为他们都是“同年”；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及其许多同僚维护科举制
度在感情上是利害一致的。另一方面，作为宰相之子和天潢贵胄的李德裕并
非进士；他嘲笑科举鼓励士子们做官样文章，哗众取宠，不务实际；而且他
在833年第一次任宰相时就暂时改变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可是，在这里我们
又碰到一个以片言只语为根据的假设，它们只考虑到几个重要朋党参加者的
观点，而却推而广之使之代表整个朋党的共同利害。第 10表概括了砺波护的
研究成果，它的结论表明，按照表中开列出来的情况看，两个朋党甚至在科
甲人数和巨室后裔人数上都是旗鼓相当的。这就使朋党双方泾渭分明地有所
谓拥科举的一方和反科举的一方的说法不攻自破了。无论如何，人们已严重
地怀疑所谓大量下层人民通过科举获致大权，也同样怀疑用科举和荫庇作为
②
社会出身标志的正确性。实际上，在唐代文献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不可
能断定某个人的背景，即说不清他的籍贯、直系家庭的财产状况、他在家族
内部的地位以及婚姻关系等。不能说中举的士子一定出身寒素，而利用荫庇
的人就一定是来自名门和大族。
表10 9世纪中叶政治朋党中可考成员数字一览表牛党共41人
（甲）郡望出身者：20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7人
2.仅中进士举者：12人
3.荫庇除官者：1人
（乙）非郡望出身者：5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2人
2.仅中进士举者：2人
3.胥吏：1人
（丙）出身不详者：16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3人
2.仅中进士举者：7人
① 例如可看831 年的维州事件；《资治通鉴》，卷244 第7878、7880—7881 页；又见《李文饶文集》，卷
4 第6 — 7 页。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1956 年再版），第2 编。
② 取得功名和利用荫庇特权这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请看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掘的
新证据》，载芮沃寿与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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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入仕方式不详者：6人
李党共22人
（甲）郡望子孙：12人
1.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4人
2.仅中进士举者：5人
3.荫庇除官者：2人
4.仅中制科举者：1人
（乙）非郡望出身者：7人
1.中进士举者：4人
2.武人出身者：1人
3.入仕方式不详者：2人
（丙）出身不详者：3人
1.中进士举者：3人
我们所了解的关于朋党成员的具体情况，还不允许我们做出社会或经济状况
的分析。实际上，朋党领袖们有许多类似的特性、经验和目标，这充分证明
最高层的斗争主要是阶级内部的斗争。虽然以辟召的方式选用官员肯定可以
使某些下层人物脱颖而出，但是，如果要在诸朋党的上层之间作出前后一贯
的社会学的区分，证据就远远不够了。
835年的甘露之变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王叔文及其一伙在805年想改变唐王朝政治轨道时
发生的事情。9世纪30年代也发生了一件最有兴趣和有同样悲惨后果的事
件。这一次事件是由文宗皇帝发起的。事实上，他曾两次想打击宦官和朋党：
第一次是在830—831年，它得到了一位宰相的帮助；第二次在835年，它利
用了搞甘露事件的一些密谋者。
那些废黜敬宗皇帝的宦官甚至当他们还想继续控制敬宗的继任人时一定
懂得，政府仍需要一位至少是能力极低的皇帝。可是，如果他们以为文宗不
①
够精明，不足以危害他们，那他们就打错了算盘。除了少数例外，这时期反
对宦官的舆论的声浪已经减弱，因为他们权势太大，同时也很清楚，文宗自
己也正在为他统治时期的缺点而大为苦恼。据说，他特别恼怒自己无能力控
制宦官王守澄和给穆宗治病的医生，即出入宫禁的常客郑注（835年死）。
在皇帝看来，这些内廷显贵都是政治腐败的象征。830年，文宗开始秘密地
与宋申锡（833年死）讨论此事；宋申锡此时是翰林学士，既不附牛党，也
不属李党，因而是皇帝可以信赖的少数官员之一。他们两人决定从政治上裁
抑宦官。
宋申锡被擢升为宰相并开始拟订计划，但所进行之事竟以某种方式泄漏
①
给宦官了。他们马上转入反攻，声称已获得表明宋申锡实际想废文宗而立其
爱弟漳王的证据。在这关键时刻文宗动摇了，对自己丧失了信心，他得不到
可信赖的忠告，又害怕自己有生命之虞。他下令勘讯宋申锡，另外，宦官们
① 《资治通鉴》，卷243 第7856—7858 页。
① 《旧唐书》，卷167 第4370 页；《资治通鉴》，卷244 第7871—7872、7875—78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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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亲友中搜捕到许多可疑的人。牛党的宰相除了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外，并无一人仗义执言出来救他一命，只有几位中级官员冒着极大危险劝说
文宗把审讯从内廷移往外廷——换言之，使宦官不能控制。宋申锡被宣判有
罪，但幸免一死；他大约于次年卒于贬谪之所。
文宗除了对宋申锡事件感到震惊以外，他还对朋党领袖的行为感到灰心
失望。他不时听到和看到不体面的损人利己的话语和小动作。他继续在两党
之间举棋不定。831年为一次不大的边境事件召开的廷议中出现了政见的公
开交锋，此后文宗便免了牛僧孺的相位，而第一次把李德裕提升为宰相。但
是， 833至834年的李德裕的执政期也和以前宰相的执政期一样，充满着斗
争。除了上述这些麻烦之外，这位年轻的皇帝又在那一年犯了病，如果我们
相信这一次病与顺宗的病历有着非常奇特的巧合的话，他也是害了暂时口不
能言的病。可是，由于郑注的护理，文宗的身体状况挨过冬天后稍有好转。
在大约此后的一年中，他默默地考虑着国家的政局，几乎像一个旁观者那样
注视着事态。李德裕下去了，李宗闵重新上了台。他在834年抱怨道：“去
②
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到了这时，文宗似乎已在后悔他在宋申锡事件
中的失误，同时他也认识到，朋党和宦官专权必须同时予以击败，否则将一
事无成。因此，尽管风险很大，他又搞了另外一次阴谋，其高潮是835年以
失败告终的甘露之变。
很明显，建立任何第三种势力需要的是既不受朝中朋党也不受其各自宦
官盟友控制的人物。可是，这一次皇帝与之密谋的人不是像宋申锡那样以刚
直方正而引人注目的官员，却是两位宫廷政治老手，即御医郑注和新任翰林
学士李训（823年登进士科，835年死）。郑注虽然是王守澄的朋友，却与其
他许多宦官形同水火。833年甚至有一个神策军将军曾想害他的性命。李训
是原来牛党宰相李逢吉的本族子弟，但他在9世纪20年代的贬逐时期对牛党
的政治丧失了热情。这两个密谋者自然都有野心，但却不是像他们的敌手后
来所指控的那种坏蛋；郑注的医术很受人称道，而李训则是一位对经典古籍
有一定造诣的学者。要打破朝政中历时15年的朋党之争，而代之以郑注和李
训的单一的新政制，这对文宗来说似乎并不理想，但因为这两人胆大而有谋
略，所以皇帝认为至少有改变一下政局的可能性。
精心地利用了牛李两党关键领袖人物的嫌隙之后，郑注和李训被皇帝在
职官制度内予以升擢，接管了原来被两朋党宰相所执掌的权力。我们在上面
看到，王叔文集团在805年预先策划的政变中因忽视了军队的作用而犯了一
个严重的错误。相反地，经过精心策划之后，郑注做了长安以西的凤翔节度
使，他从他所统率的军队中暗中调集了禁军突击部队。李训那时在做宰相，
他得到了京师许多官员的帮助，这些人被准许有自己的警卫队听候调遣。他
们的基本想法是引诱宦官脱离神策军的庇护，然后一举聚歼；这个战法一直
严格保密到最后一分钟。
郑注和李训夺取了他们原来的庇护人王守澄的权，接着投之于狱，最后
处死于狱中。为了做这件事，他们暂时与王守澄的宦官对手仇士良（781—843
年）结成了联盟。可是，甚至在处死王守澄时，李训和郑注就在计划收紧包
围仇士良的网。835年12月末某日早起的时候，宫内大臣通过事先的安排，
② 《资治通鉴》，卷245 第78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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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奏称“甘露”（天降的祥瑞）于前一夜降于外廷的石榴树上。文宗完全知道
已为宦官设下了伏兵，他便遣仇士良和其他宦官到外边去察看这一奇异现
象。正当他们来到伏兵即将突起的后院时，一阵风吹起了李训兵士藏身的帐
篷的一角。兵器的当啷声惊动了宦官，他们大多数人都乘宫门关阻之前惊骇
地跑回了内廷。他们在里边强迫文宗返回李训和其他政府官员力量达不到的
后宫。仇士良和其他宦官马上召集令人震畏的神策军，它的各小分队便被派
往官员住宅区屠杀可疑的朝臣。仅在政府区一个地方，据说士兵们就杀了一
千多人，并毁坏了许多印信、档案和文卷。以后几个星期军队不仅逮捕了主
要的密谋者及其属吏，也滥捕他们的全部家族和其他许多完全无辜的人士。
他们大搞逼供信。三位宰相及其家属公开在长安西市被处决。宦官们允许血
洗，直到836年初宣布宽赦和限制进一步审讯时为止。
宦官们随即着重考虑如何维护权力的现实问题，这意味着首先要对宫廷
的突发行动提高警惕，并且要在自己队伍内部查出密谋活动。他们还决定以
神策军仗卫宫内，但马上发觉不值得费此精力；如果把他们的部队置于这样
②
众目睽睽的地位，这只会激怒保守的舆论而不会有多少具体收获。旧的銮仪
卫队（南衙卫）已不起作用，而且，如果再要发生危险，神策军就近在咫尺。
只要把宫禁卫队骨干所拥有的长矛短剑一概没收，仇士良和其他权势宦官就
能够达到更加安全的目的。
总的说来，骚乱平息以后，宦官们就想照老样子行使他们的权力，也就
是说要避开公众的视线。这部分地是因为有些节度使暗示要进行军事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