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宰相。太宗逝世时，按太宗生前的安排，李世被派到地方任都督，以
考察他对高宗及王朝的忠诚。他无可挑剔地通过了考验，当他接到命令时，
③
不回家便立刻赴任。他不久被召回朝廷任尚书省另一名仆射；以后他要求解
除这个职务，但仍拥有宰相身份。
这三位年长的政治家都是太宗忠实的巨仆，与别的宰相一样，在643年
的继位争执中都是高宗继位的有力支持者。他们的统治继承了太宗推行的政
策，少有更张。
① 《唐会要》，卷1 第3 页。
① 《唐会要》，卷56 第961 页。
② 《唐会要》，卷4 第41 页；《旧唐书》，卷86 第2823—2835 页。
③ 《资治通鉴》，卷199 第6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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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继位不到三年，朝廷因发现房遗爱密谋反对皇帝而受到震动，房遗
爱是已故大臣房玄龄的次子，在643年继位争执中曾经是太宗之子李泰的支
持者。房遗爱娶的是太宗之女，即骄傲专横的高阳公主。房玄龄在648年年
中死后，其长子房遗直被指定为唯一的继承人。高阳公主曾强迫遗直按一般
习俗与她丈夫分家，但没有得逞；高宗继位以后，她又多次怂恿遗爱在皇帝
面前挑起争论。高宗为房遗爱的执着所激怒，下令把他们兄弟二人都放逐到
外地。
于是，高阳公主煽动房遗爱与朝廷的其他不满分子谋反，其中有与高祖
女儿结婚的薛万彻，有其女与遗爱之弟结婚的李元景和太宗的驸马柴令武。
阴谋于652年12月高阳公主诬告房遗直犯罪时败露；在后来由长孙无忌主持
的调查中，她自己丈夫的阴谋真相大白。所有参与者都被处决和赐死，连不
幸的房遗直也被降职。
在与房遗爱有牵连并不久即被处决的人之中，有长孙无忌曾劝太宗不要
立为太子以代替高宗的吴王李恪。其他许多被处决的人或是以前支持过李承
乾或李泰即位，或是与他们有过间接联系。房遗爱事件很可能不只是反对皇
帝的阴谋（如果阴谋确实存在的话），而更像是集中表现在太宗末年继位问
①
题上的派别斗争的继续。不论从哪方面看胜利者都是长孙无忌，他成功地清
除了几个在他强烈拥护高宗为太宗继承人时已经树立的政敌。但是长孙无忌
胜过政治对手的日子太短了。因为他和胆小的高宗在朝廷上不久便面对着一
个远为强大的、机敏的和肆无忌惮的对手。
① 孙国栋：《唐贞观永徽间党争试释》，载《新亚书院学术年刊》，7 （1965 年），第39—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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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的兴起
美貌诱人的武曌给高宗在位34年的大部分时间，甚至给7世纪其余的时
期投下了她的影子。
每一件与这位著名女人有关的事都笼罩着疑云，因为她干的事都与儒家
士大夫阶级的理想相对立——女人干预公共事务；随心所欲地施政；蓄意利
用宗派主义；残酷地报私仇；完全不顾道德和原则地操纵政治。对于她的统
治，历史记载从一开始就抱有敌意和偏见，而且材料又极残缺不全。和唐代
任何相当的时期相比，她统治的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活的详细情况，人们知道
得更少。
对于这位敢于推翻李唐皇室并像男人一样泼辣地实行统治的女人，尽管
儒家历史学家都进行恶毒攻击和抱敌对态度，但是武曌显然具有特殊的才
能，对政治具有天赋，并且非常善于操纵宫廷的权力结构。她之所以能非凡
地攫取到权力，是由于她的杰出的才能、坚毅的决心和识别人的能力，再加
上她的冷酷、肆无忌惮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她对敌人和对手表现出的残忍
和报复心，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唐代的历史学家因为是在事后写书，并且都是从事后的认识出发，他们
记载太宗时期的各种事件时就好像已经预料到有朝一日会发生武曌搞垮唐朝
①
的大灾难。648年年中，金星多次出现于白昼，宫廷占星术士解释说这意味
着会有女人短时期地登上皇位。与此同时，女性统治者“武王”将在李唐皇
室三世以后取而代之的流言开始在百姓中流传。太宗对宫廷主要占星术士的
进一步询问透露，所指的这个女人已作为皇室亲属进入宫内，她将在30年内
统治整个中国并杀掉几乎全部皇室成员。太宗以他特有的直率方式提出要处
决占星术士所怀疑的全部对象，但后者坚持说天意不可违，事情就这样放下
了。
后来才与预言有牵连的武曌已于640年前后进宫，当时她只有十几岁，
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嫔）。她是高祖于太原府起兵反叛时最早的支
持者武士彟的女儿。武士彟出身于太原地方的望族，由于身为第四子，故没
有像他哥哥那样进入官场，而是做木材商人经商。他曾在家乡任隋朝民团组
织的小官。高祖登基以前于617年多次去过他家，并受过他的反隋鼓动。事
实证明，武士彟是天才的军事战略家，高祖起事反隋时，他身为行军司铠，
①
在攻打隋京师的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为了酬谢他的功劳，高祖派他担任工
部尚书的要职，约四年后又提升为两个重要的州的都督。由于他对唐朝的贡
献，他被封为“公”，高祖还给他从隋皇室杨氏家族的旁系中选了第二位妻
子，以示殊宠。武彟就是这一对夫妇所生，约生于627年。②
近代史学家对武彟的出身做了很多研究。如下面所说，有人强调她是商
人之女，因此她便代表“新兴的商人阶级”。但上面说过，她父亲实际上出
① 《资治通鉴》，卷199 第6259—6260 页；《旧唐书》，卷69 第2524 页；《新唐书》，卷94 第3837 页。
① 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京都，1970 年），第307 页；《全唐文》，卷249 第7 — 8 页；李峤：《攀
龙台碑》，载《全唐文》，卷249 第7 — 8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5 第6134—6135 页；《全唐文》，卷249 第1—17 页；《文苑英华》，卷875 第1
页以后。关于武曌与高宗的关系见R.W.L.吉索：《唐代武则天皇后之生平及时代》，未发表博士论文，牛
津，197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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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于当地地位很高的传统士大夫家庭，他的兄弟们都在隋朝做官，而他本人
则为唐高祖的高级官员。有人主张她代表东部 （山东，即河南及河北）地区
的利益，反对在初唐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西北（关陇）贵族。但如上所
述，她出生于太原地区，此地的贵族有其自己的特征 （它当时以“代北”集
团知名），并倾向于与西北贵族建立比河南、河北世族更紧密的联系。此外，
由于她母亲的缘故，她也是西北贵族中显赫的隋皇室杨氏家族的后裔。而且
从她后来生活中的事件可以得知，她总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出身。
当高宗才八岁时，他母亲文德皇后即于636年死去，他继续住在后宫。
他很可能在武曌进入太宗后宫不久即与她有所接触，特别是646年太宗让未
来的高宗住到与自己相邻的宫苑以后。传统的史料含糊其词地暗示，高宗和
武曌在太宗健在时即已发生不正当的亲密关系。①
又据传统记载，太宗死后，武曌依例出宫到一座佛寺削发为尼，而且按
照惯例，她本应与世隔绝以度过余生。后来，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时来此庙行
香，他看到了他怀有深情的武曌。在此之前皇帝已宠幸萧淑妃，萧已为他生
下一子。王皇后对萧淑妃深为妒忌，希望弄个对手来夺取高宗对萧淑妃的宠
爱。为此她命武曌留发，并说明丈夫召武回宫作“昭仪”。
上述事件发生的日期不甚清楚，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确定武曌回宫的年代
②
是654年，但肯定有误，因为武曌在654年前已为高宗生了至少一个，可能
还是两个儿子 （见下文）。起码有一位当代史学家已提出，她根本没有当过
尼姑，高宗在他父亲死后立刻让她进入自己的后宫，虽然这是完全违反礼仪
③
规定的。但是，整个情节扑朔迷离，很难弄个水落石出。
不论武曌是否曾为尼姑，也不论她确在何时进入后宫，她显然于652年
④
给高宗生有一个儿子（也可能是两个）。她以她的魅力迷住、既而完全控制
了高宗，她开始向高宗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王皇后担忧自己的位置，并意
识到武曌是远比萧淑妃更为危险的对手，因此转而与昔日的对手联合起来展
开诽谤武曌的活动。但对武曌的对手来说很不幸，武曌搞阴谋的手段远比她
们高明。傲慢的王皇后对后宫的众多妃嫔抱有无法掩饰的蔑视心情，并且在
她成为皇后以后在宫里和朝廷上树敌太多。武曌于是与皇后的敌人联合，收
买妃嫔们充当自己的耳目，要她们把皇后和萧淑妃的一切活动告诉她，因此
她每每能操胜券。与此同时，高宗又提升了她的妃嫔级别。
尽管高宗宠爱武曌，尽管皇后依然无子，高宗仍无意废黜王皇后，废后
是重大的政治决策，因为王氏家族既有权势，又有很好的社会关系。而且皇
后有最有权势的元老重臣做靠山。因此武曌只能找一个借口使皇帝让她靠边
站。654年，这个机会到来了。前不久武氏生了一个女儿，无子的皇后经常
逗着小公主玩。一天，皇后已离去，武曌偷偷将婴儿闷死。皇帝来到后，武
氏装作情绪很好，让皇帝看视女儿，当发现婴儿已死时，她又装得十分惊讶。
侍女禀告皇帝，刚才皇后曾和他女儿一起玩过，从而让高宗自己得出某种结
论。高宗本人是否确信王皇后的所谓罪行，不得而知。但是，不管真相如何，
① 《全唐文》，卷199 第1 — 2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9 第6284 页。
③ 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 年），第313—335 页。
④ 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 年），第311—313 页；郭沫若：《武则天》（北京，1962 年），
第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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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曌似乎已达到她的目的；皇帝决定，如能争取到大臣们的默许，就决定贬
黜王皇后，并封武曌为后。
他首先试图争取朝廷上最有权势的人物，即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提拨后
者的三个儿子当官并给大量赏赐。但长孙无忌不为所动。与此同时，武曌开
始巩固她的地位。王皇后的舅舅及主要的支持者柳奭自652年以来即为中书
令和宰相，但于654年6月降为吏部尚书。第二年，皇后又遭另一打击，她
母亲柳氏被禁止进入皇宫，理由是她和皇后曾使用厌胜，试图制服武曌。不
久以后的655年阴历七月，柳奭被贬到四川一个小州任刺史，他就这样离开
了政治舞台。①
与此同时，与长孙无忌不和的中书舍人李义府正要被流放到四川担任小
官；为了使自己免于流放，他狡猾地伺机奏请皇帝贬黜王皇后而以武曌代替
她。李义府因此得到赦免并在中书省得到提升，武曌的其他支持者也公开站
出来支持她当皇后。他们之中有礼部尚书许敬宗（592—672年）。
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另两位刚
升为大臣的中书令来济和门下侍中韩瑗也持同样态度；来济和韩瑗都已在
653年升为宰相。在其他自高宗继位初期就当上宰相的人中，只有尚书省仆
射于志宁不反对废后。唯一鼓励皇帝废后的资深大臣是李世，他认为立何
人为后是皇帝的家庭问题，外人没必要过问。老臣李世曾在高祖和太宗两
朝任司空，643年以来即为宰相，他对百姓，特别是对东北平原的军人有巨
大影响，他的介入无疑使朝廷的力量对比偏向武曌一边。①
这一转折点使高宗兴奋，他命令许敬宗当朝宣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
②
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皇帝为了强调他对
武曌的反对者的不满，他远谪褚遂良为今日湖南某州的都督。
655年阴历十月，朝廷下诏指控王皇后和萧淑妃阴谋毒杀皇帝。因此她
们被贬为平民，其家庭成员被剥夺了一切职衔，并被流放到瘴疠之地的岭南。
③
当月十九日，武曌正式被立为后，第二年元旦，她的位置因己子李弘（652
④
—675年）取代了由王皇后提议立为太子的李忠而得到最后的巩固。为了宣
布王朝政策已发生重大变化，朝廷改元“显庆”。
关于高宗时期朝廷分成支持与反对武曌的两派，已有人提出几种解释。
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对立的派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按
照他的理论，李唐家族从6世纪初期兴起之时便与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陕
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 （即所谓“关陇集团”）建立婚姻纽带，这些家族
自西魏以来已在北方成为统治阶级的核心。“关陇集团”内部的复杂的婚姻
关系已组成了一个忠于皇室的关系网；当高宗试图废掉这个贵族集团成员之
一的王皇后而代之以该集团以外的武曌时，这个关系网就显露出来了。按照
陈寅恪的观点，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之反对武曌，是由于他们都
是关陇集团成员。而武曌的支持者像李世等人，则都出身于其他地区。他
① 《资治通鉴》，卷199 第6285、6288 页。
① 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岭南学报》，12 （1956 年），第7 — 8 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9 第6292 页。
③ 《唐会要》，卷3 第27 页；《全唐文》，卷11 第25 页。
④ 《唐会要》，卷4 第41 页；《旧唐书》，卷86 第2824、2828 页；《唐大诏令集》，卷27 第93 页；卷
28 第98 页；《文苑英华》，卷443 第8 页；《全唐文》，卷12 第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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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大多来自东北平原，很多人进入官场是通过科举制度，而不是凭借贵族的
世袭特权。他们是陈寅恪称之为“山东集团”的成员。按照这种论点，王皇
后和武曌之间的争夺就不仅仅是宫廷内部之争，而是反映了两个政治精英集
①
团（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之间夺取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
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已树立牢固势力的贵族统治阶级与5世纪
末实行均田制后产生的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权力争夺的角度，来看待有关立
武曌为后的冲突。他们坚持，到高宗时期，通过均田制和巧取豪夺两种手段，
已有大量的土地易主，以致产生了一个要求能进入官僚阶层的独立的地主阶
级。唯一能使他们达到目的的手段是科举制度，虽然应考者人数过多。马克
思主义史学家宣称，武曌的低贱出身导致她反对贵族而去支持新兴地主阶级
和商人的掌权要求。这些人当然反过来也支持武曌。②
上面说过，关于武曌真正出身的证据使这两种论点非常值得怀疑，因为
这两种论点的依据都是对当时社会过分简单化的认识。不论是拥武派或是反
武派的成分，都不像它们所假设的那样纯而又纯。事实上，双方成员的籍贯
和社会背景相当复杂多样。例如，武曌的支持者李义府出身于极西的四川地
区，既不是东北，也不是山东。同样，王皇后的支持者来济是中举的士子，
而武曌的党羽李世则出身于门阀世族。①
事实上，这种地区因素很可能远不如纯粹个人的或政治上的合作那么重
要。除了李世，武曌的支持者在高宗的政府里只是中级官员，而王皇后的
支持者却都盘踞要津，拥有实权。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拥立武曌的斗争可以
看成是那些已掌权的、要保持政治现状以维护既得利益的人与那些把拥立武
曌当作自己升迁手段的人之间的斗争。武曌是否打算提高某个权利集团的利
益是十分可疑的，更不可能按照某个经济上的阶级的利益行事，因为很清楚，
她认为自己本来就是最高层贵族的成员。倒不如这样认为，她利用了一群有
野心的中级官员的不满情绪和抱负来帮助她取得权力，后来则报答了他们的
支持。只要这些个别人对她不再有用处，她就会马上弃之如敝屣，贬黜他们，
甚至毫不犹豫地处死他们。
①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历史研究》， 1 （1954 年），第35—51 页。
② 胡如雷：《论武曌的社会基础》，载《历史研究》，1 （1955 年），第85—96 页；横田繁：《武后政权
成立的前提》，载《东洋史研究》，14.4 （1956 年），第25—46 页。
① 松井秀一： 《围绕拥立武后的问题》，载《北大史学》，11 （1966 年），第1 — 6页；松井秀一：《唐
代前期的贵族》，载 《历史教育》， 14.5 （1966 年），第4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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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的当权
新册封的皇后不失时机地向反对拥立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当上皇后仅
一个月，她就残忍地害死了原来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割掉她们的四肢，让她
们死在酒瓮里。657年春，她再次调褚遂良到离京师更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
任都督。同年晚些时候，她命令死党许敬宗和李义府诬告曾强烈反对她为后
的中书令来济和门下侍中韩瑗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不幸的褚遂良再次被贬，这次是调到中国本土以外的河内西南一带。褚
遂良向皇帝求情，提醒他自己曾长期为高祖和太宗效劳，在643年又支持高
宗继位。但是高宗甚至没有阅读他的奏折的耐心。658年，褚遂良在流放中
死去。他的所谓的同党韩瑗和来济也被发配到边远地方任职，并规定终身不
许返回朝廷。657年阴历八月，许敬宗被任命为宰相以代替他们，他任此职
直到670年退休为止。
许敬宗（592—672年）不是像皇后的另一主要支持者李义府那样的单纯
①
的机会主义者，尽管他也同样受到历史学家的苛评。许敬宗出身于南方的杭
州，其父是隋朝有名的官员。许敬宗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是隋朝极少数获
得高等学位 （秀才）的人之一，曾短暂的当过小官。他父亲被隋炀帝的刺客
宇文化及杀死，而许敬宗先后为李密及唐朝效劳，并成为太宗私人学士之一。
太宗时期，他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中历任要职，从事国史的编撰工作。645年，
他成为太子的老师之一 （来济已是太子的另一个老师）。因此能在一定程度
上对未来的皇帝有影响。649年他当上宰相，但不久即因受诽谤而降为地方
官员。
许敬宗于657年再次任宰相时已经65岁了，作为皇后的主要支持者，他
不久就起到从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所起的作用。许敬宗学识渊博。他曾参与
编纂唐以前历代王朝的历史、本朝高宗及太宗的实录、全国重要人物的家谱
（详下）、大部头的类书《文思博要》及其他许多项目。他留下厚厚80卷的
个人文集。他是为武后提供历史先例及行政管理经验的重要人物，另外，他
本人也是很有效率的行政官员。
许敬宗再次任宰相以后，宰相的队伍依然很小。在高宗继位后一直任大
臣的一批人中，只有长孙无忌、于志宁留任。除了武后的支持者许敬宗和李
义府外，只有出身于河北地区的年长学者杜正伦是宰相，他与许敬宗一样，
是隋朝的秀才，在太宗时期的中央政府中显赫一时，后来不幸成为太子李承
乾的老师。在对待太子的问题上由于顶撞了太宗，他于642至643年极不公
平地被流放到很远的南方。656年他被召回长安后不久，便被任命为宰相和
户部尚书。
在公开反对武曌当皇后的人中，只有长孙无忌仍为宰相。但武后的权力
仍有一定限度，幸存于朝廷的反对派一直设法想搞垮她及其支持者。武后的
支持者之一中书令李义府于658年后期的失势使反对派得到一点鼓励。
李义府（614—666年）出身于河北的官宦之家，太宗统治初期在科举中
中式，并已稳稳当当地升为中书舍人。李义府精于写作，曾与许敬宗合作撰
写国史和编纂晋史。我们在前面已看到，他在656年通过支持武曌篡夺后位
的活动，挫败了长孙无忌想把他流放到外地的企图。结果，他在655年阴历
① 《旧唐书》，卷82；《新唐书》，卷223 上。《新唐书》把他归入“罪臣”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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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当上宰相。不过事实证明他是非常腐败的，他相信武后会无限度地保护
他，便凭借这一点很快地滥用职权。据说在荐举和选拔官员方面他大肆贪污，
他和家人公开卖官鬻爵，而在两性生活方面也时有丑闻。但尽管如此，他照
样不断得到皇帝的支持，并于657年阴历三月升为中书令。
但李义府的行为在658年末成了公开的丑闻，以致那年阴历十一月，当
他与同为宰相的杜正伦在皇帝面前激烈争吵时，高宗借机把他们二人都贬到
地方任职。
长孙无忌及其党羽如果以为这件事会巩固他们的位置，那么很快便证明
他们错了。659年阴历四月，武后终于发起了搞垮他的行动。两个小官韦季
方和李巢被指控组织敌对集团，其后在由许敬宗监督的司法审讯中，据称被
告之一曾与长孙无忌共同策划反对皇上。许敬宗向皇帝提出他的舅舅竟会谋
反的确凿理由，并且添油加醋地列举大量历史先例以达到贬黜这样一位有权
势、在朝廷上受到广泛敬仰的人物的目的。高宗虽然最初不相信这些指控，
但仍违心地在未经传讯长孙无忌的情况下把他发配到今贵州省的边境地区。
彻底清除武后的反对者的机会很快来到。另一位长期担任宰相的于志
宁，由于他对高宗更立新后的建议未置可否，被外放到地方担任高官。664
年他74岁时获准退休，第二年死去。其他人便没有那么幸运。甚至连以前发
配到地方的官员也未能幸免。柳奭、韩瑗（有点尴尬的是，他证实在不久前
已死）和长孙无忌的侄子长孙恩奉命从流放地返回京师，就指控他们搞阴谋
一事接受进一步的审讯，在途中即被杀死。最后，长孙无忌一案又被提出，
他被迫在流放地自尽。
随着太宗时期最后一位宰相的清除，许敬宗成为剩下的唯一的宰相。未
与武后为敌的卢承庆、许圉师和任雅相三人于659年阴历五月当上宰相。卢
承庆（595—670年）出身于河北的书香门第，长期从事财政工作，这时被任
命为户部尚书以代替杜正伦。但第二年就因为户部未能征集到足够的赋税而
被派到地方任职，后来虽然没能返回中央，却一直身任高官。许圉师 （？—
679年）是唐高祖幼年时期的小伙伴、唐朝初年平定长江流域时被杀的许绍
的小儿子。许圉师在唐朝初年科举考试中成为进士，居官后政绩出色。任雅
相似乎主要是武将，曾一度任兵部尚书。661年阴历四月，他担任远征高丽
战役的指挥官，在662年初期的战事中被杀。659年阴历八月，李义府也当
上了宰相，武后在朝廷上仍需要李义府的支持，因而说情把他赦免并从流放
地召回。
这时政府作出了一个重大变动。褚遂良和于志宁作为政府主要行政机构
尚书省的仆射，都是当然的宰相。他们免职以后，无人继任，尚书省至少在
以后的16年里没有首脑。政府的各行政组织因此不能直接参预宰相们审议国
家政策的工作。皇帝和皇后可与之商榷朝政的宰相的队伍一直很小。太宗时
期常有八名以上的宰相，现在只有五人，随着卢承庆于660年免职又减少到
四人；任雅相在661年离朝征伐朝鲜后只剩下三人。这三人是许敬宗、腐化
的李义府和许圉师。662年末，许圉师因试图掩盖其子在狩猎时误杀一人之
事，被李义府逼迫离职，由上官仪（？—664年）代替。上官仪是隋炀帝末
年被杀于扬州的隋朝大臣之子。为了避难，他当了和尚，是享有盛名的学者
和作家。太宗初年，他被举荐参加进士考试，先后在一些搞学术的岗位上为
太宗效劳，有时为皇帝的文章作些润色工作。高宗时期，他是秘书省少监，
以文章和诗闻名于世。他之所以当上宰相，可能是由于他在高级官员中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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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而官声上尚无瑕疵。
这些变化表明，武后的支持者的权力已得到巩固。有一段时间，皇帝的
①
健康状况不好。657年，他被迫到离宫休息，只能隔日上朝一次。660年阴
历十月以后，皇后的位置实际上已变得不可动摇，当时高宗显然得了一次严
②
重的中风，致使他一度局部瘫痪，而且视力严重衰退。虽然他康复了，但仍
有几次严重的复发。武后得益于自己的精明和锐利的政治敏感，在皇帝几次
患病期间，治理帝国十分顺手。总之，皇帝的意志过于软弱，即使在健康时
也不能阻止他那位难以对付的皇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本人和他的朝廷。
到660年末，武后事实上已是帝国的统治者，虽然无此名义。③
但她还没有为所欲为。她的支持者李义府从流放地返回朝廷后的几年，
再次过着使他在658年以前臭名远扬的那种丑恶、腐朽的生活。他的堕落和
渎职竟使武后也感到是个政治负担。663年，他家庭的胡作非为再次成为朝
廷上的议题，李义府甚至不向皇帝求情而打算蒙混过关，他因而被流放到中
国南方的疫病区，三年后死在那里。当时，武后由于不再过于依靠他的支持，
而且她的位置也远比五年以前巩固，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挽救他。
那一时期反对武后的力量似乎以656年封为梁王的被废黜的前太子李忠
为中心，他们把李义府的倒台误解成为皇帝最终向武后的权力进行挑战的信
号。他们制订了一个把她也一网打尽的大胆计划。
在此以前，一生深受宗教和巫术影响的武后被一个道家术士所吸引，特
准他可自由出入皇宫见她。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皇室成员或朝廷命官参与巫
术感到非常恐惧，认为他们理应受到最严厉的惩处。唐律规定它为“十恶”
之一的大罪，对这种罪行，给予高级人士的任何法律特权都不适用，而且这
①
些罪行都明文规定不在赦免之列。因此664年李忠王府原先的一个宦官把事
情报告给皇帝时，看来高宗认为这是摆脱皇后支配的方便借口。
皇帝召来宰相、中书省侍郎上官仪（曾为李忠的顾问）“讨论”这件事。
不出高宗所料，上官仪建议以她的罪行为由废黜武后，皇帝命令上官仪就此
起草诏令。但武后已从她众多的皇宫耳目中得到于她不利的消息，她冲进皇
帝的居室以阻止事态的发展。胆小如鼠的高宗不敢与她面对面争辩，而是胆
怯地宣称废黜她的计划完全是由上官仪策划的。
这桩不幸事件的结局简单而又残酷。一贯忠实的许敬宗指控上官仪、前
太子李忠和首先告发武后的宦官共谋大逆。主犯被处决，并且再次清洗与这
些敌人有可疑联系的全体朝臣。他们全被贬黜或发配到边远地区。
从这以后，武后的政治统治是确定无疑的了。她的统治也公开化了。皇
帝上朝时她总坐在一旁，前面用帘子遮住，甚至监视皇帝所处理的每件细务。
宋代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对此总结道：“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
①
于其口，天子垂拱而已”。高宗至此几乎完全无权，武后的反对派全被清除。
但是，武后的统治也不仅仅是搞宫廷阴谋和运用灵活的政治策略去处置
反对她的人。她的主宰朝政也包括参与制订新政策。第一个成果是657年末
① 《资治通鉴》，卷200 第6303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0 第6303 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0 第6322 页。
① 《唐律疏义》，卷1 第七条第五恶，“不道”。
① 《资治通鉴》，卷201 第6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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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把洛阳定为永久性的东都。朝廷事实上已于太宗时期分三次迁到洛阳。但在
657年，它被正式定为第二个首都，而不是朝廷的行宫。每个部和每个衙门
都在洛阳设分支机构，662年甚至还在那里办起东都国子监。从此，整个朝
廷经常迁往新都去处理公务，长期成为定制。虽然在空荡荡的京师始终保留
着一个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实际上不但整个皇室及其随从，而且中央政府的
全部行政机构在这几次迁移中也转移一空。
几次迁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耗资巨大。众多的扈从人员给所
经之地带来了贫困，他们经过的地区通常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缴赋税，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所造成的破坏。高宗时期，朝廷迁往洛阳不少于
七次；高宗统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年中，约有十年在洛阳上朝。682年，朝
廷最后一次迁往洛阳，683年后期高宗死后，武后永久性地把朝廷迁往洛阳，
一直到701年。
朝廷在东、西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迁移，使帝国财政极度紧张。洛阳需要
建造许多新的宫室和官署，以提供一个京都的必要设施。耗资巨大的工程在
高宗时期不断进行。因此，进行这一新的和花费极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
因。
对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首先是政治上的解释。长安是西北地区的自
然中心——当西北贵族集团已处于统治地位时，它是文职官僚机构的自然政
治中心。指定在公元前1000年前已成为帝国政治势力所在的东部平原附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