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年，由杭州召回，修撰仁宗、英宗实录，兼提举中太一宫和集禧观，仅一年又改任地方官。
元丰四年（1081）又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五年，进尚书左丞，七年，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宰相），掌握了全国行政大权。
苏颂在朝廷任职期间，第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校正编撰古籍，由此他广泛接触有关文献资料，为他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创造了条件。
苏颂在朝廷任职的第二件大事是“李定事件”。拒绝草诏任命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他三次拒绝起草诏书，神宗愤怒地斥责说：“轻侮诏命，翻复若此，国法岂容！”①于是将苏颂撤职。但苏颂几次拒绝草诏，都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是破格提拔李定违背以前的法令，而官吏的任命必须依法而行。第二是李定不够破格提拔的标准，他“素无声称”，不能因偶有奏对称心，就破格提拔。第三是先做一般提拔，放在皇帝身边考察，果有奇谋硕画，再破格提拔也不迟。苏颂的这些意见是十分诚恳的。
苏颂在朝中任职的第三件事是参与改革。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是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之一。元丰四年，他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他积极参加了官制改革，在革除宋代官、职和差遣的弊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宋代元丰以前，官用来定品阶俸禄；职为殿阁、文学之士及待制等，以示尊宠。唯差遣为实职，可行使权力。这样造成了官称与实职不符，机构混乱，冗员过多等弊病。苏颂在这方面提过许多有益意见。
在《奏乞将常平仓等公事付逐路转运司其提举官改差充本司勾当公事》中，他提出把发放青苗钱的提举常平司归各路转运使管辖，这样，不致政出两门，使州县长官不知所从。这也是他为当时机构改革所提出的很好的建议。苏颂所处的时代，朝中派系斗争席卷了整个政治舞台。他却能始终不立党援，不入派系，这正说明了他的坚定和稳健，也表明他确实是个成熟的政治家。
领导科技工作苏颂第一次领导科技工作是从嘉祐二年（1057）任校正医书官开始的。
最初他参与编撰《嘉祐本草》，后来又领导《图经本草》（也称《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他在领导这一工作时采用了发动广大医师和药农呈送标本和药图，并写出详细说明的方法，改变了以往从书本到书本的脱离实物的弊病，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
从而为纠正药物的混乱与错讹作出了重大贡献。
苏颂做科技工作时，不但指导全局，而且亲自动手，不惮繁巨，不畏劳苦。《图经本草》的标本、药图和说明文字来自四面八方，“今天下所上，绘事千名..事有详略，言多鄙俚。向非专一整比，缘饰以文，则前后不伦，披寻难晓”。为整理这堆积如山、其乱如麻的原始材料，他提出了六项原则。苏颂的前三项原则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问题研究明白；后三项原则是实事求是，既不轻易舍弃来自基层的资料，也不急于作出判断，而是两说并存或存疑待考。这也是他的工作能取得重大成就并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采取上述原则，苏颂经过统一整理，重加撰述，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完成了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的本草书。李时珍赞扬《图经本草》：“考证详明，颇有发挥”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苏颂第二次领导科技工作是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受诏定夺新旧浑仪。他于元祐二年八月请求“置局差官”，于是组成了“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都是经过他的寻访调查或亲自考核，而确定下来的。苏颂接受这项科技工作后，首先是四出走访，寻觅人才。他发现了吏部令史韩公廉通《九章算术》，且晓天文、历法，立即奏请调来专门从事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工作。接着，他走出汴京到外地查访，发现了在仪器制造方面学有专长的寿州州学教授王沇之，奏调他“专监造作，兼管收支官物”。然后，又考核太史局和天文机构的原工作人员，选出“夏官正周日严，秋官正于太古，冬官正张仲宣等”，协助韩公廉工作，“同充制度官”①。
苏颂发现人才后，还进一步放在实践中加以考察。例如调来韩公廉后，他经常与韩公廉讨论天文、历法和仪器制造，“因说与张衡、一行、梁令瓒、张思训法式大纲，问其可以寻究依仿制造否。”韩公廉回答说：“若据算术，案器象，亦可成就。”于是，苏颂让韩公廉写出书面材料。不久，韩公廉写出《九章勾股测验浑天书》1 卷。苏颂详阅后，命韩公廉研制模型。韩公廉又造出木样机轮一座。苏颂对这个木样机轮进行严格实验，然后奏报皇帝说：“臣观其器范，虽不尽如古人之说，然激水运轮，亦有巧思，若令造作，必有可取。遂具奏陈乞先创木样进呈。”②苏颂对研制工作是慎之又慎的。他认为，有了书，做了模型还不一定可靠，还必须做实际的天文观测，“差官实验，如候天有准”③，才能进一步向前推进，以免浪费国家资财。经过多次实验证明韩公廉的设计“候天有准”，于是在元祐三年五月造成小木样呈进皇帝，并赴都堂呈验。宋哲宗指派翰林学士许将等进行试验和鉴定。元祐四年（1089）三月许将向朝廷报告，“详定元祐浑天仪象所先被旨制造水浑木样，如实验候天不差，即别造铜器。今臣等昼夜校验，与天道已参合不差。”①这时苏颂才开始正式用铜制造新仪。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工作，终于制成了有世界性贡献的水运仪象台。
苏颂领导科技工作的一大特点是能深入钻研业务，力求精通他主管的工① 李时珍《本草纲目》序。
① 《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② 《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③ 《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① 见《进仪象状》。
作。嘉祐初年领导编写医书时，他研读了从《内经》到《外台秘要》的历代医药著作，并亲自校订了《神农本草经》等多种典籍，使自己通晓了本草医药知识。他领导研制水运仪象台期间，对两汉、南北朝、唐、宋各代的天文著作和仪器也作了研读与考察。他还勤于向自己的下属学习，如向韩公廉请教历算，与局生亲量圭尺，和学生躬察漏仪。由此，他从一个对天文仪器、机械设计、本草医药知之不多的外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专家。
担任使节治平四年（1067），苏颂任辽朝使臣的伴送使。当苏颂一行行至恩州时，突遇驿馆起火。由于他遇事镇定，举措得当，没有发生混乱，辽朝使者也没有受到大的惊扰，因此很得英宗的赞赏。熙宁元年（1068）他任贺辽太后生辰使，出使辽朝。二年又任辽朝贺生辰伴使。十年再任贺辽主生辰使。元丰五年（1082）他又一次任辽贺正馆伴使。
苏颂十分注意辽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外交礼仪等，并向朝廷反映了辽的实际情况。
两次使辽，他写下《前使辽诗》和《后使辽诗》，记录出使的路线和所见所闻。元丰四年（1081）八月神宗命他编写一本与辽朝往来有关各种礼仪和文件程式的书籍。元丰六年（1083）此书编成，神宗亲自赐名《鲁卫信录》，其中保存了大量宋辽间的交往史料。
第二节科技方面的重要贡献苏颂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水运仪象台的研制苏颂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是一座高12 米，宽7 米，像三层楼房一样的巨型天文仪器。苏颂在说明中说：“兼采诸家之说，备存仪象之器，共置一台中。台有二隔，置浑仪于上，而浑象置于下，枢机轮轴隐于中，钟鼓时刻司辰运于轮上，..以水激轮，轮转而仪象皆动。”①水运仪象台的上层是观测天体的浑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使浑仪、浑象随天体运动而报时的机械装置。它兼有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以及随天象推移而有木人自动敲钟、击鼓、摇铃，准确报时的三种功用。它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而且在三个方面为人类作出了贡献，使许多中外科技史专家为之叹服。
首先，置于水运仪象台上层观测用的浑仪，通过“天运单环”与“枢轮”相联，使浑仪能随枢轮运转。这与现代天文台转仪钟控制天体望远镜随天体运动的原理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水运仪象台的这套装置是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转仪钟的远祖。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这一点给以高度评价：“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① 见《进仪象状》。
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①其次，水运仪象台顶部设有九块活动的屋板，雨雪时可以防止对仪器的侵蚀，观测时可以自由拆开。水运仪象台的活动屋顶是现代天文台圆顶的祖先。所以，苏颂与韩公廉又是世界上最早设计和使用天文台观测室自由启闭屋顶的人。
第三，水运仪象台的原动轮叫枢轮，是一个直径1 丈1 尺，由72 根木辐，挟持着36 个水斗和36 个勾状铁拨子组成的水轮。枢轮顶部设有一组叫“天衡”、“天关”、“天权”、“左右天锁”的杠杆装置，枢轮靠铜壶滴漏的水推动。当漏壶的水滴满一个枢轮水斗时，“枢权”失去平衡，“格叉”下倾，枢权扬起，轮边铁拨子拨开“关舌”，拉动“天衡”，“天关”上启，枢轮下转。由于“左右天锁”的擒纵抵拒作用，使枢轮只能转过一辐，以次循环往复，等时运转。天衡系统对枢轮杠杆的这种擒纵控制与现代钟表的关键机件——锚状擒纵机构（俗称卡子），具有基本上相同的作用。所以说水运仪象台的天衡系统是现代钟表的先驱。
李约瑟在深入研究了水运仪象台之后，曾改变了他过去的一些观点。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我们借此机会声明，我们以前关于‘钟表装置..完全是14 世纪早期欧洲的发明’的说法是错误的。使用轴叶擒纵器重力传动机械时钟是14 世纪在欧洲发明的。可是，在中国许多世纪之前，就已有了装有另一种擒纵器的水力传动机械时钟。”①药物学成就嘉祐初年，苏颂受诏校定与编撰医书。嘉祐二年（1057），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为了改变本草书中混乱和错讹状况，他建议：“诸路州县应将产药去处，并令识别人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著花、结果、收采时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采药，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赍送当所投纳，以昭凭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所冀与今本草并行，使后人用药知所依据。”②朝廷采纳了苏颂的建议，并委任他编撰《图经本草》。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在嘉祐六年（1061），苏颂编撰完成了《图经本草》21 卷。
《图经本草》在药物学上有重大价值。唐《新修本草》的药图和《天宝单方药图》都已散佚殆尽，韩保升《蜀本草》的药图也已不存。《图经本草》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其意义更加重大。它不仅对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纠谬订讹作出了新贡献，特别是使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可以确认无误。如牛膝，《神农本草经集注》说：“其茎有似牛膝，故以为名。乃云有雌雄，雄者茎紫色而节大为胜尔。”以此很难判断出是什么植物。《图经本草》则写得十分具体：“春生苗，茎高二三尺，青紫色。有节如鹤膝，又如牛膝状，以此名之。叶尖圆如匙，两两相对于节上，生花作穗，秋结实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第456 页。① 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443 页。
② 见《嘉祐本草》后序。
甚细。”①我们可以根据匙形对生叶，细实穗状花，节部结牛膝三大特征，断定为苋科植物怀牛膝。
为编写《图经本草》而进行的全国性普查，其另一重要意义是扩大了药源。如菟丝过去从朝鲜进口，现知冤句（山东荷泽）也产此药。奚毒原知只有河南嵩山少室出产，而从提供分析的样品中知道四川也有，等等。
《图经本草》在生物学上也有较大贡献。如它对动植物形态进行了准确生动的描述：乌贼鱼，“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轻虚而白。又有两须如带，可以自缆，故别名缆鱼。”②真切地反映了头足纲乌贼科动物的特点。
《图经本草》在矿物学与冶金技术方面也有一定贡献。如它记载了丹砂、空青、曾青等105 种矿物药。丹砂条的描述说：“丹砂生符陵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砂生石上，其块大者如鸡子，小者如石榴子..又似云母片可析者，真辰砂也，无石者弥佳。过此皆淘土石中得之，非生于石床者。”①这里不仅说明了丹砂这种矿物药的产地和特点，而且简要介绍了丹砂矿的开采过程。
《图经本草》中关于冶金技术也有许多记载，如关于钢铁冶炼的工艺过程：“初炼去矿，用以铸泻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可做鍱者，为鑐铁，亦为之熟铁；以生柔相杂和，用以做刀剑锋刃者，为钢铁。”②这简要描述了宋代三种钢铁的冶炼方法及其不同功用。又如对炼银的方法记述说：“银在矿中与铜相杂，土人采得，以铅再三煎炼方成。”对灰吹法炼银的工艺说：“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铅银于灰上，更加火大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③这是关于灰吹法炼银的最早最详尽的记载。《图经本草》的科学贡献是多方面的，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和发掘。机械图纸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绘制了有关天文仪器和机械传动的全图、分图、零件图50 多幅，绘制机械零件150 多种，其中多为透视图和示意图，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机械图纸。正是根据这些图纸，王振铎、李约瑟等先生，才能较准确地复原出水运仪象台的全貌。例如从这些图纸和说明文字中可以知道，水运仪象台枢轮的运转规律是齿轮系从6 个齿到600 个齿的传动；每25 秒落水一斗，每刻钟转一周，一昼夜转96 周，而昼夜机轮、浑象、浑仪也转一周，这与地球运动是大致相应的。又如，通过这些图纸，我们知道水运仪象台第一层木阁内是昼夜钟鼓轮，有不等高的三层小立柱，可以拉动三个木人的拨子，以关拨作用拉动本人的手臂，到一刻钟时，木人出而击鼓，时初摇铃，时正敲钟。而第二层木阁内是昼夜时初正轮，① 见皖南医学院汤志钧油印辑佚本《本草图经》。
② 见皖南医学院汤志钧油印辑佚本《本草图经》。
① 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② 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③ 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第三层木阁内是报刻司辰轮，第四层木阁内是夜漏金钲轮，第五层木阁内是夜漏司辰轮。要是没有这些珍贵的图纸，我们就难以弄清木阁内的机械木人是如何按时击鼓、摇铃和敲钟的。因此，《新仪象法要》中所附机械图是了解苏颂天文著作及其成就的关键，同时也是进而释读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同类著作的钥匙。
星图绘制上的新贡献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还绘有多种星图，如“浑象紫微垣星图”、“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北极星图”、“浑象南极星图”、“四时昏晓加临中星图”、“春分昏中星图”、“春分晓中星图”、“夏至昏中星图”、“夏至晓中星图”、“秋分昏中星图”、“秋分晓中星图”、“冬至昏中星图”、“冬至晓中星图”等，计14 幅。这14 幅星图中，最有价值的是前五幅。其中“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
是从角宿到壁宿的星官，“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奎宿到轸宿的星官，“浑象紫微垣星图”，是以北斗七星为主的布列于浑象之北上规的183 颗星，“浑象南极星图”和“浑象北极星图”则是以天球赤道为最外界大圆的南天星图和北天星图。苏颂为了星图绘制精确，采取了圆横结合的画法。横图分成两段：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秋分到春分，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春分到秋分。另外，在把球面上的星辰绘制到平面上时，苏颂发现了失真问题，于是他采用了把天球循赤道一分为二，再分别以北极和南极为中心画两个圆图的方法，从而减少了失真，这是星图绘制中的一项新成就。
苏颂星图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全天星图中保存在国内的最早星图。保存至今的唐代敦煌星图，在时间上比苏颂星图要早，但被斯坦因盗走，现存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但是，苏颂星图比敦煌星图更细致和更准确。如敦煌星图绘星1350 颗，苏颂星图绘星1464 颗；敦煌星图主要依据《礼记·月令》的资料，并非实测；而苏颂星图则是根据元丰年间的实测绘制；敦煌星图是从玄枵（子）开始，按十二次的顺序作不连续排列，中间夹以说明文字，有关分野问题也不科学，苏颂星图则从角宿开始，按二十八宿顺序，作连续排列，并完全去掉了有关分野等不科学成分。
就所列星的数目而言，苏颂星图的贡献也是值得称道的。如欧洲到14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是1022 颗，要比苏颂星图少422 颗，因此，西方的科技史家蒂勒、布朗和萨顿等甚至认为：“从中世纪直到14 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①科学上的开拓精神苏颂在天文仪器、本草医药、机械图纸、星图绘制方面，都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有诸多原因。例如他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组织集体攻关；善于发现人才，并大胆地提拔任用人才；勤于实验，设计多种方案，反复进行实验；勇于实践，大胆地进行全国性药物普查；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时研究不通的问题，宁可存疑，决不附会。而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他在科学上的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253 页。
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
他的开拓精神是以全面掌握前人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他曾详尽地研究了前代天文学家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取得的成就。他在《进仪象状》中说：“臣谨案历代天文之器，制范颇多，法亦小异..故张衡浑天云置秘室中，以漏水转之，令司之者闭户唱之，以告灵台之观者。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符合。”由此可知他确曾仔细研读过张衡的著作，并继承和发展了张衡划时代的创造，如在浑象上安装一套齿轮系机械传动装置，利用漏壶流水的稳定性推动浑象均匀地绕极轴旋转。
苏颂又说：“唐开元中，诏浮屠一行与率府兵曹梁令瓒及诸术士，再造铸铜浑，为之圆天之象。具列宿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令得运行。..又立二木偶人于地平之前，置钟鼓，使木人自然撞击，以候辰刻。”张衡之后，一行和梁令瓒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又有了新进展。他们使水运仪象受漏壶控制又能逼真反映天球旋转，创用了反映时间流逝的新装置。苏颂则仔细研究了一行等的新实验，并牢牢地掌握了这一新方向，创造性地运用到新设计的仪器中去。
苏颂接着说：“张思训浑仪为楼数层、高丈余，中有轮轴关柱，激水以运轮，又有值神摇铃、扣钟、击鼓。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有十二神各值一时，时至则自执牌循环而出报。”张思训在一行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创造了楼阁式钟、鼓、铃齐备的报时装置。苏颂仔细研究了这台仪器，继承了它“成于自然，尤为精妙”的成就。
苏颂在掌握张衡、一行、张思训等的科技成果之后所作出的新创造，突出地表现在他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上，例如他把张衡开创的用漏壶流水稳定性来控制齿轮系机械传动，发展成了使水运仪象台望筒随天体旋转的最初的转仪钟，并且还设计调整到使太阳经常在望筒的视场中。这样，只要在黄昏把望筒对准了太阳，日落星现后，就可以直接测读出太阳和恒星之间的赤经差或似黄经差。在欧洲直到1685 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才利用时钟机械推动望远镜随天体旋转，但这已是苏颂之后600 年的事了。
苏颂把一行、张思训等开始实践的反映天球旋转的齿轮系机械作为一种代表时间流逝的新装置，发展为世界上最早的水运钟表的擒纵机构。它向全世界证明了钟表的发明权不是属于欧洲而是属于中国。李约瑟在评价这一点时说：“苏颂的时钟是最重要最令人瞩目的。它的重要性是使人认识到第一个擒纵器是中国发明的，那恰好是在欧洲人知道它以前六百年。”①苏颂和韩公廉在完成水运仪象台之后，又研制了一台单独的水力推动的浑天象。人钻入天球内观看，在天球上凿孔为星，十分逼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架有明确记载的假天仪，它的创造性也是前无古人的。
苏颂于嘉祐二年与林亿等编撰《嘉祐本草》，把唐《新修本草》与宋初《开宝本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他并不满足一般的推进，而是要在用药领域有新的开拓，并彻底解决本草从书本到书本，陈陈相因，以讹传讹的弊病。他发动全国的医生和药农采集标本，绘制药图，填写说明，终于完成了图文结合的《图经本草》，使它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259 页。
图的本草书。李约瑟对《图经本草》给以极高的评价：“作为大诗人苏东坡诗友的苏颂，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药物学家，他在1061 年撰写了《图经本草》，这是附有木刻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地木刻并印刷出来，这是直到15 世纪才出现的大事。”②第四十四章毕昇李诫王惟一第一节毕昇雕版印刷比起手工抄写，已方便得多。但是雕版仍有缺点，雕刻一部大书，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很不经济，同时书板还占据大量空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技术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宋朝的平民毕昇，时间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据沈括《梦溪笔谈》卷18 的记载，毕昇用胶泥刻字，一个字，一个印，用火烧硬。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着松香、蜡、纸灰等，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摆满字印，满一铁框为一板，拿到火上加热，药就溶化，用一平板把字压平。为提高效率，用两块铁板，一板印刷，另一板又排字，这块板印完，第二板又准备好了，这样互相交替着用，印得很快。每一个单字，都有好几个印，如“之”、“也”等常用字，每字有二十多个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时用。至于没有预备的冷僻生字，则临时写刻，用草火马上烧成。把字印按照韵目分类，安放在木格子里，根据毕昇的试验，假使只印三、两本显不出简便，假使印数百、数千本，就极为神速。他的方法虽然原始简单，但与现在铅字排印的基本原理相同。
遗憾的是，沈括对于毕昇的生平事迹，没有交代清楚，只说他是“布衣”，没有做过官。在之后的记载中，凡是讲到毕昇的，只不过重复或节录沈括原文，至今还未发现任何新的文献。不少外国学者说他是一个铁匠，也是根据《梦溪笔谈》，因沈括说有一位老锻工毕升，曾在皇宫中用铁锻炼黄金，不过这位老铁匠，或冶金匠，是否就是发明活字板的毕昇，还成问题。第一，毕昇与毕升，音同字不同，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第二，铁匠毕升在宋真宗时（1008—1016）已经年老，而毕昇的发明则在仁宗庆历年间，一个老人再活上几十年，不是近一百岁了吗？①这样高寿的老人，是否能发明活字板，是值得怀疑的。
至于毕昇的籍贯，也不可考。有人说他是四川人，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当他发明活字板时，沈括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毕昇死后，他发明的泥活字印，为沈括的侄子辈所获得，作为古董般保藏起来。所以毕昇与沈家或有亲戚关系，沈括是杭州人，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一带人。
1993 年，有报道说湖北英山发现毕昇墓碑，此碑风化严重，又遭撞击损伤，笔画多有残缺，年号难以确定。但有人认为此碑的墓主即为发明活字的毕昇，值得商榷。因《梦溪笔谈》所谈毕昇泥活字的造法与排印工序及试印经过，只能是沈括据当时当地见闻记录下来的，不可能是沈括远涉千里，到偏僻的英山参观采访得来的，也不可能是英山毕昇向杭州沈括写信报告的。因此活字发明家毕昇究竟是英山人，还是杭州人，值得讨论。又宋代人多单名，名氏最易重复，如宋刻工中以“昇”名者，有十五人，其中又有同名同姓的李璟、方昇。因此英山毕昇也可能与活字发明人毕昇，是同名同姓。总之，从时间与空间等看，若以为英山毕昇就是活字印刷发明家，尚须有其他可信之实物或文献证明，才能肯定①。
①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版，第667 页。
① 参见张秀民：《英山发现的是活字发明家毕昇的墓碑吗？》，《中国印刷》，第42 期，1993 年11 月，毕昇印过什么书，史书没有记载。他的泥活字也没有流传下来。明朝正德年间（16 世纪初）在河南汝南地方一个武官家中，从地下掘出黑子数百颗，每子有一字，书法像唐欧阳询的字体，坚硬如牛角，当时有人以为这些就是宋活字，它的精巧，非毕昇不能造。不过这只是后人的一种推测。
毕昇的胶泥活字，是经过苦心设计的，因为这牵涉到刻字、排版、印刷等实际技术问题。清朝道光年间安徽泾县有一位教书先生翟金生，仿照毕昇的老法子，费了三十年心血，造成同骨头牛角一样硬的泥活字十万多个，到1844 年才印出《泥版试印初编》，可知泥活字印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过去有些学者以为泥活字一触即碎，不能印刷。并说胶泥刻字，不合情理，可能指的是金属活字，或铸字的模型，因而怀疑毕昇是否真的用过胶泥活字。其实泥活字“坚贞同骨角”，并且印得字画清楚。据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泥活字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实物，就可用来否定上述主观臆说了。
又有人提出毕昇的胶泥，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炼丹时用来密封炉顶的“六一泥”。实际上，清代翟金生用的只是普通泥土，并非用七种药物合成的所谓“六一泥”。同时，李瑶在杭州仿宋胶泥印书，朝鲜用陶字印《三略直解》，也都根本不提“六一泥”。“六一泥”之名只见于宋人医方，及《道藏》内《丹房须知》、《太极真人杂丹药方》等道书中。而正统《道藏》清代学者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说普通胶泥不能印书，要印书须得用“六一泥”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毕昇发明活字不久，南宋周必大于1193 年就用泥活字印刷自己著作《玉堂杂记》①。后来的人除沿用毕昇的泥活字外，元代王祯又制成木活字。其实木活字毕昇早已考虑过，他发现木头的纹理有疏密，沾水后高低不平，并且与药相粘，取下不便，所以舍木用泥。清代包世臣也说过用木活字印书，印了两百部，字划就胀大模糊，而泥版可印至千万而不失真。元、明两代，又有人利用锡、铜、铅等材料铸成金属活字，与雕版印刷相辅而行。
毕昇的泥活字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朝鲜人利用毕昇活字印刷的原理，推陈出新，早在王氏高丽高宗时（约1234）已用铸字印书，李氏朝鲜太宗三年（1403）以后，铸造活字二十余次，铸成铜活字二三百万个，并在世宗十八年（1436）铸成世界最早的铅活字。活版印刷后来由朝鲜又传到日本。越南在黎圣宗光顺三年（1462）已能很迅速地排印中越诗人唱和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系统的汉文活字。
西洋活字印刷术由德国梅因兹地方，而传到欧洲各国，以及新大陆的美洲。因为文字与中国不同，看起来似乎另成一系统。但自16 世纪以来，不少的西方学者均以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术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中国发明的印刷术（雕版与活字板），不但直接传播到亚洲各国，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人类文化有着极其重大的贡献。
第二节李诫李诫（？—1110），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今河南郑州）人。北宋建筑家。曾祖李惟寅，任虞部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祖李璟裕，任祠部员外第83—85 页；《对英山毕昇墓碑的再商榷》，《中国印刷》，第44 期，1994 年4 月，第75—76 页。① 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版，第669—672 页。郎、秘阁校理，赠司徒。父李南公，字楚老，任河北转运副使、延安知府、户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等，赠左正议大夫。其兄李璟，字智甫，任章丘知县、陕西转运使、显谟阁待制等。从其父兄辈为官经历看，在土木工程的管理和施工方面皆当有一定的经验。
元丰八年（1085），宋哲宗赵煦嗣位，李南公时任河北转运副使，李诫奉其父之命，进献贺表并送方物，于是得以恩补郊社斋郎。按宋代荫官制度，大臣子弟年逾二十方能补授实职，因此，李诫这时可能恰值20 岁。随后他即被委派为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县尉。李诫到任后，练卒，除器，明赏罚，广方略，使县内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改善。元祐七年（1092），调任将作监主簿。此后，他长期在将作监任职。绍圣三年（1096）升任将作监丞，崇宁元年（1102），升任将作少监。崇宁二年出任京西转运判官，但为外官仅数月，又被召回仍为将作少监。崇宁三年（1104），升任这一机构的最高长官“将作监”。
李诫在将作监期间，主持完成了不少宫廷和官府的建筑工程，如五王邸、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九成殿、太庙、钦慈太后佛寺、辟雍、尚书省、开封府廨、班直诸军营房等。由于他在建筑工程上的业绩十分突出，因而官阶屡升，从承务郎、承奉郎一直到右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共升迁十六级，其中按吏部考核晋升的仅有七级。
李诫在建筑技术和工程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考工民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①，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奉旨重修《营造法式》，并于元符三年（1100）编定成书。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宰相蔡京等进奏说，库部员外郎姚舜仁呈请在都城南偏东的地方修建明堂，并绘有图样献上。为此，徽宗特别召见李诫和姚舜仁问询。经过仔细考究，李诫和姚舜仁又重新绘制了明堂图。这是至今已知关于李诫在将作监工作情况的年代最晚的一条材料。
约在崇宁五年（1106），李诫父亲李南公病重，他请假回归故里看望。
不久，其父病逝。约在大观三年（1109）他孝满三年之后，被派往虢州担任知州。到任时间不长，就得了重病，于大观四年（1110）二月不幸中年早逝，后安葬于郑州梅山。他在虢州为官虽很短暂，但据记载，“吏民怀之如久被其泽者”。
李诫是位博学多艺的人才。他精于书法，篆籀草隶，都有很高的水平。
家藏几万卷书墨，经他亲笔抄成的就有几千卷。他还善于绘画，颇得古代名家笔意，所绘《五马图》，曾得到宋徽宗的赞赏。
李诫一生主持营建多项重要的建筑工程，成就是很突出的，而其最大的贡献则是编写《营造法式》。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敕令将作监负责编修《营造法式》，元祐六年（1091）成书，故又称《元祐法式》。但由于该书“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①，不便实际应用，并且所定工料太宽，关防无术，难以防止各种弊端。所以宋哲宗于绍圣四年（1097）命将作监丞李诫重新编修。李诫“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于元符三年① 傅冲益：《李公墓志铭》，见李诫《营造法式》附录，商务印书馆1954 年据1933 年《万有文库》版重印。
① 李诫：《劄子》，见《营造法式》序目。
（1100）编成《海行营造法式》（通称《营造法式》）一书，并由都省奉旨录送在京官司参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李诫以营造制度工限等“内外皆合通行”为由，奏请刊刻《营造法式》，于是经皇帝批准，这部建筑名著作为官定建筑规范，小字刻版，颁行各地。
《营造法式》全书共36 卷，除看详、目录各1 卷外，正文有34 卷，计357 篇，3555 条。其内容可分为建筑术语考证与解释、诸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建筑图样四部分。
《营造法式》正文第一、二卷为“总释”上、下，共49 篇283 条。主要是编列经史群书中关于建筑物及其构件名称的诠释及有关史料。第三卷至第十五卷为诸作制度，列举了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 个工种或工序的建筑工程标准做法。由于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因之在《营造法式》提到的13种制度中，对大木作，包括各种建筑物的梁柱、檩椽、斗栱、飞昂等的选材、规格、加工和安装等，其叙述最为详尽。而对小木作，如门窗、栏杆、照壁、藻井、佛道帐等装修技术，其介绍也相当广泛和细致。第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为功限料例，依43 种制度的内容，分别指出相应需用的各种人工数和木料、砖瓦、铁件、颜料等物料数，这相当于今天所谓人工材料定额。第二十九卷至第三十四卷为诸作制度图样。《营造法式》用了6 卷篇幅，绘出大量的建筑设计图。其中包括殿阁、屋舍、亭榭等各种建筑物及其物件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以及门窗图案，彩画、木雕和石雕纹样，乃至测量仪器图等。这些图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和形象地理解书中文字所叙述的内容，而且其本身就为后世提供了进行建筑工程时绘制设计图的样本。同时，它还记录了不少不见经传的作法和现已失传的技术，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以及继承和发展传统建筑技术，也是极其宝贵的资料。
李诫编写《营造法式》有许多特点和创见是值得称道的。例如，他不仅“参阅旧章”，详加考订，收集了古典文献中有关建筑的大量史料，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稽参众智”，不耻下问，与造作工匠共同讨论，“详悉讲究规矩，比较诸作利害”，广泛吸取了建筑各行工匠的宝贵经验，从而在建筑方面整理、总结和制定出相当严密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据《营造法式》序目“总诸作看详”所述，此书有308 篇3272 条，“系自来工作相传并是经久可以行用之法”，其条目占到总条目的92％。像这样凝聚着历代工匠心血、智慧与经验的著作，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又如，《营造法式》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材分制，以材、契、分规定木构建筑及其各种构件的比例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以某种建筑构件的局部作为标准单位的古典模数制，对于推动建筑工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营造法式》虽然对诸作制度有严格的要求，但也强调要针对建筑工程的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提倡“有定法而无定式”的“变造用材制度”，这也是在建筑原则上对《元祐法式》“徒有空文，难以行用”这一欠缺的重要突破。李诫在《营造法式》中还提出了对木料因材施用的原则，如：“务在就材充用，勿令将可以充长用者截割为细小名件”，甚至连余材也不能浪费，提出“木植内如有余材，可以别用，勿令失料”，显然，这种着意于因材施用，节约材料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积极意义。
《营造法式》是一部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建筑学专著。这一杰作，作为北宋朝廷正式颁行的建筑规范，其统一的建筑规格，设计施工制度，工料定额等等，不仅在当时作为官式建筑的标准，而且对后世元、明、清三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仍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第三节王惟一王惟一，亦作王惟德，生卒年代和籍贯不详。他夙受禁方，尤工针灸之术，是著名医家。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时，他任太医局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都骑尉。天圣初年，宋仁宗尝敕太医谨方技，考次针灸，认为“针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谬，以利济民”①。王惟一乃竭心奉诏，精意参神，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验，总会诸说，编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 卷（下简称《图经》）。后来仁宗又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①，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乃主持修铸铜人两具，“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②。并命夏竦为图经一书作序，题名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此外，据《宋史·艺文志》载，王惟一尚著有《明堂经》3 卷，已佚。又负责校订过《黄帝八十一难经》。
王惟一对医学，特别是针灸学有重要的贡献。其主要成就在于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铜人和刻石碑③。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 卷（现通行的为贵池刘氏玉海堂刻5 卷本），考订了针灸穴位354 个，较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多了5 个穴位：青灵、厥阴俞、膏肓俞、灵台、阳关；又明确提出了任脉、督脉的循行路线与穴位，将之与十二经并列。其后，才有元代忽泰必烈《金兰循经》、滑寿《十四经发挥》将之进一步阐明。因此，王惟一对针灸学的十四经说之形成有奠基作用。在书中，王惟一应用了两种腧穴排列法，一是将所有穴位按十四经循行排列；一是仍按前代针灸学述穴法：四肢以十二经排列；头、面、胸、背，按部位排列。这是当时针灸界习用的两种表达经络腧穴体系的方法，王惟一则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后来，宋朝廷编撰《圣济总录》，只采用十四经络循行的方法以介绍经络、腧穴，而弃去了四肢、躯体分部的方法，使经络学说更体现了人体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概念。王惟一《图经》则反映了他尚未能冲破晋唐代以来针灸学窠臼，因而用兼收并蓄的方法来反映经络腧穴。但王惟一在排列十四经方面，与《灵枢经》不同，即不循手三阴从胸走手、手三阳从手走头、足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阴从足走胸的规律，而是以脏腑相为表里的方法排列，先述手经，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阳小肠经、手厥阴心包经与手少阳三焦经；后述足经，足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足少阴肾经与足太阳膀胱经，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最后为任脉和督脉。①而且每一经的穴位则均从肢末肇始，以向心方向介绍，也不符合经络循行系统之规律。
①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 年。①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 年。②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 年。③ 魏稼：《王惟一对针灸学的伟大贡献》，《中医药学报》1982 年第3 期，第11—14 页。①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在内容方面，《图经》还提供了校勘和理解《黄帝内经》经文的参考资料。因现存所见《内经》，是经隋唐杨上善、王冰等校勘注解者，难免有误漏。而《图经》所引经文，与现存所见《内经》经文有所不同，如手太阴肺经主病增加了“卒遗矢无度”、足太阴脾经主病增加了“寒疟”、手少阳三焦经主病增加了“颊痛”等，而《内经》中则无这些内容，因而有参考价值。在穴位主治方面，增加新内容更多。如上星穴增加了“痰疟振寒、热病汗不出、目睛痛、不能远视”；天柱穴增加了“颈项筋急，不得回顾，头旋脑痛，针入五分得气即写之愈”；龈交穴增加“治小儿面疮癣久不除，点烙亦佳；鼻塞不利，目泪眵汁，内眦赤痒痛，生白肤翳，鼻中瘜肉蚀疮”；大迎穴增治“微风眼睑瞤动不止，风泪出”；风门穴增“若频刺泄诸阳热气，背永不发痈疽”，等等，体现了宋代针灸临床治疗范围的扩大。在针刺、灸壮方面，介绍亦更仔细，如言上星，应“以细三棱针刺之，即宣泄诸阳热气，无令上冲头目”，“可灸七壮，不宜多灸。若频灸即拔气上，令人目不明”，而囟会则曰：“可灸二七壮至七七壮”，“若是鼻塞，灸至四日渐退，七日顿愈”；还补充了“头风生白屑多睡，针之弥佳。针讫，以末盐、生麻油相和揩发根下，头风即永除。若八岁已下，即不得针，盖缘囟门未合，刺之不幸令人夭，忌热面、猪、鱼物等”，①显示了《图经》内容较前代针灸典籍要丰富得多，因而该书不仅是前代针灸经验之汇集，而且融入了王惟一在针灸学方面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经过他的整理编撰，影响所及，使针灸学术水平有明显提高和发展，且使之趋向于统一。《图经》所附十二经穴图及取膏肓穴图、崔氏四花穴图等②，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的珍贵图谱。
其次，王惟一的贡献，在于主持铸造了专用于针灸教学的铜人模型两具。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又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器也。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③周密离王惟一所处年代不远，书中记述的都是一些耳闻目睹之事，因而是可信的。且《四库全书总目·铜人针灸经》提要亦称“今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与上述记载一致。
铜人像的创铸，给针灸教学增加了形象直观教具，便于学生认穴，补充了书籍文字阐述和平面图画之不足；在作为测试工具时，也增加了认穴的客观标准，直到明清时，朝廷仍沿用这一方法选用针灸医生，如明初医家宁守道，“精针灸法，应诏入京，针铜人中选，授太医院大使”①；清代医家左见龙，“以其术游京师，适太医乏人，经推荐应试针灸，以针刺铜人之穴多中，遂供职太医院”②。因此，铜人，作为世界上最早之医学模型，有力地推动了针灸学的发展，以至铜人成了当时的“国宝”，有说金军南下时，曾掠去一具。历代统治者对于铜人，都予以重视，如元世祖曾于1260 年命尼泊尔工匠①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风同名经脉或穴名”条下。②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③ 周密：《齐东野语》卷14。
①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年版，第十二册，第385 页。② 李云：《中医人名词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年版，第110 页。修复铜人；明正统年间，明英宗也下令重铸铜人，并对宋铜人予以高度评价，在其御制序中称宋铜人“分布腧穴于周身，画焉窍焉，脉络条贯，纤悉明备，考经案图，甚便来学”等③。明代针灸学家高武，亦仿此铜人，铸男、女、小孩铜人各一具。可见王氏所铸铜人之影响及其实用价值。
王惟一的另一贡献为刻石碑。尽管宋代印刷术已有很大进步，但由于印数有限，保存不易等原因，仍限制着针灸医学的普及与发展。为广流传，王惟一主持将《图经》3 卷刻于石碑之上，供针灸爱好者览诵抚拓，故石碑对针灸术的流传有推广作用。其时石碑有四方，《图经》3 卷，每卷一方；另一方刻“都数”1 卷，具有全书索引性质，一并放置在当时开封府大相国寺仁济殿（原名针灸图石壁堂）内。元初迁往北京，后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在明代被充作修筑京师城垣的材料而埋入土中。1965 年至1972 年，石碑得重新出土，受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视，经修复整理，将五块残石置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中中国通史展览展出①。
王惟一的杰出贡献，使我国传统的针灸学术得以发展、推广和普及，并纠正了唐代王焘倡灸禁针的谬误。因而，至今他的著作对我们研究针灸学术仍然有着文献学作用和参考价值。
③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明英宗御制序。① 魏稼：《王惟一对针灸学的伟大贡献》，《中医药学报》1982 年第3 期，第11—14 页。第四十五章柳永周邦彦第一节柳永仕途坎坷柳永（约980—1053）①，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属福建）人。因排行第七，又曾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七、柳屯田。祖父柳崇，以儒学闻名。父柳宜，宋雍熙二年（985）进士，官至工部侍郎。柳永受家庭影响，自幼即勤奋学习，致力于举业。年长，与兄三复、三接皆以擅长文学著称，世号“柳氏三绝”。天禧初赴京应试，屡试不中，乃流落京华，沉溺于歌楼舞榭之中。他曾作《鹤冲天》词，表达自己的失望之情：“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首词盛传一时，以致为仁宗所知。据说，仁宗初年，柳永再次应试，原已通过考试，但临到放榜时，仁宗却将他黜落，并斥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①受此挫折，柳永更郁郁不得志，遂“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②，过着风流放浪的生活。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词，其中有为民间歌妓作的俗词，有为教坊乐工作的雅词，内容多为描绘男女恋情，感慨身世遭遇和赞美城市繁华的。这一时期，柳永还多次离京外出漫游，行踪及于今江苏、浙江、湖北等地。旅途中，他写下了不少吟咏各地风光，抒发羁旅行役之情的词作。
在浪迹江湖多年后，柳永再次回到东京应试，于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旋即被任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使推官。任内，柳永勤于职守，办事干练，知州吕蔚对他的才能颇为赏识，并向朝廷破格推荐，但因朝臣的非议而未有结果。其后，柳永任昌国（今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盐监。他作《煮盐歌》一诗，反映了盐民的痛苦生活，对他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此外，他还出任过华阴县（今属陕西）知县③。后经活动，他通过吏部磨勘升改为京官。皇祐中，他的寄禄官升为屯田员外郎，但不久即因作《醉蓬莱》词而触犯仁宗，自是“不复进用”，皇祐五年（1053）前后客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④。著作有《乐章集》传世。现通行有《宋六十家词》、《彊村丛书》等本，唐圭璋《全宋词》取其词作最为完备，共312 首。
一代词宗① 柳永生年因记载不详，今人有多种推测，此取李国庭之说，详见《柳永生年及行踪考辨》（《福建论坛》1981 年第5 期）。此外，唐圭璋考为987 年，陆侃如考为990 年，林新樵考为984 年或更早一些时候。①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6。
②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 引严有翼《艺苑雌黄》。
③ 据明代嘉靖《余杭县志》、万历《镇江府志》记载，柳永曾任余杭令、泗州判官、著作郎、灵台令、太常博士等，但都不可征信。
④ 柳永卒年取唐圭璋之说。其葬地有多种异说，其中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死于润州，知州王安礼出钱葬之，较为可信。
柳永是北宋前期最负盛名的词作家，他在词史上的突出贡献是发展了慢词的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长调慢词的创作虽在唐代已有，但自晚唐以迄宋初，在词坛上占优势的仍是小令。为了以更大的容量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思想感情，柳永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增衍小令，或改制旧曲，或自创新调，创作了大量的慢词。他使许多慢词的词调逐渐固定下来，而慢词这一形式也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并趋于定型化。慢词的兴起适应都市生活和市民娱乐的需要，也与日益繁复的音律相合，故自柳永后，慢词创作遂蔚然成风。慢词的篇幅较大，韵律和音节更复杂且富于变化，这对作者的构思、布局和艺术表现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柳永在丰富词作的艺术手法和提高其表现力方面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博学多才，精通音律，长于铺叙，工于点染，善于以曲折委婉的白描手法写景、叙事和抒情，给人以结构细密，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意赅情深的感受。他的《望海潮》写临安的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黄莺儿》写明媚的春光，“黄鹏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叶映如簧语，晓来枝上绵蛮，似把芳心深意低诉”。皆属典范之作。他尤擅长抒写离人思妇和羁旅行役。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又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皆堪称不朽名篇。柳永填词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较多地采用了民间的俚俗之语，他善于运用浅显明白、生动形象的语言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了在此以前的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的市民情调，而这正是他的词作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深受下层市民喜爱的重要原因。
柳永生活在一个社会发生着剧烈变化的时代，他力图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因而对词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大。他流连市井，与下层市民有较多接触，于是从平民的真实感受出发，较为客观而真实地描写了繁华的都市、发达的经济、高度发展的文化和丰富多采的市民生活，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出身于仕宦之家的柳永原本怀有强烈的仕进欲望，但屡试不第和仕途坎坷使他的人生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既向往治国平天下，又无法忘情青楼歌馆，这种内心的矛盾导致他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传统的伦理规范，他在感叹怀才不遇的同时又不时流露出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和对仕宦生活的厌倦，而这类词作正是当时失意文人心态的典型写照。
北宋时，柳词曾风靡一时，“传播四方”，为社会各阶层人士争相传诵，叶梦得《避暑录话》援引西夏一归朝官语：“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直接学柳词的有沈唐、王观、晁端礼、万俟咏、曹组等人，而黄庭坚、秦观、贺铸、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名家，也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周邦彦一赋得三朝之眷周邦彦（1057—1121），字美成，晚年自号清真居士，盖取晋山涛推举阮咸的话：“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之意。①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周邦彦在《南浦·浅带一帆风》一词中曾说：“吾家旧有簪缨。”所谓簪缨，即古代官吏的冠饰，这说明，他的先人中不乏作官的人，但大概又多仕宦平平。在方志或史书中留下名字的，只有他的叔父周邠。周邠“字开祖，嘉祐八年（1063）登进士第。熙宁间苏轼倅杭，多与醻唱，所谓周长官者是也”②。《宋史·周邦彦传》称他“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③。但他却喜好读书，博涉百家之言。元丰二年（1079），朝廷锐意改革，广招人才，将太学生从1000 人增扩为2400 人，周邦彦亦以其博学而被选录为太学外舍生。元丰六年（1083），发生了一件对周邦彦一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年七月，年方28 岁的周邦彦写了一篇《汴都赋》上奏，大得神宗欣赏，不仅命令侍臣在迩英殿宣读这篇赋，其后还把周邦彦召到政事堂，提拔他为太学正。这虽是一个正九品的低级小官，但毕竟由皇上亲自提拔，并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宋神宗之所以欣赏这篇赋，是因为这篇赋中如“抑强贾之乘时，摧素封之专利”等，“颇颂新法”。①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继位。但由于哲宗年龄尚幼小，由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听政，而这位太后向来反对新法，《宋史》本传说周邦彦“居五岁不迁”，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此后，他历任庐州教授、溧水知县等。元符元年（1098）六月，“哲宗召对，使诵前赋，除秘书省正字”②。宋徽宗也很喜欢这篇《汴都赋》，曾召“赐对崇政殿，上问《汴都赋》其辞云何？对以岁月久，不能省忆，用表进入。帝览表称善”③。周邦彦因之又得以提拔。所以楼钥在《清真先生文集序》中说：“钱塘周公，少负庠校隽声，未及三十，作《汴都赋》七千言..天子嗟异之..哲宗始置之文馆，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荣莫加焉。”周邦彦虽然在徽宗朝历任考功员外郎、卫尉卿，又以直龙图阁出知河中府，出知隆德府和明州，同时，还曾一度入为秘书监，进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等，但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仍是以词家名世。宣和三年（1121）卒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终年66 岁。
以词家名世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周邦彦的著述凡四种：《清真集》24卷，《清真杂著》3 卷，《操缦集》5 卷，《清真词》2 卷后集1 卷。诚如陈振孙在《清真集》解题中所说：“邦彦博学多能，尤长于长短句，自度曲，其提举大晟府亦由此。既盛行于世，而他文未传。”这种情况，早在楼钥为周邦彦编文集时就已有同样的感慨，他在《清真先生文集序》中说：“公之殁，距今八十余载，世之能诵公赋者盖寡，而乐府之词盛行，世莫知公为何等人也。”都可说明，周邦彦乐府词的成就，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成就，其他① 《世说新语·赏誉第八》。
② 《咸淳临安志》卷66《人物七·列传》。
③ 《宋史》卷444。
① 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
② 《宋史》卷444《周邦彦传》。
③ 《咸淳临安志》卷66《人物·列传·周邦彦》。
一切比起来，都为之相形见绌。
明人毛晋，致力于周邦彦词集的收集，他说：“余家藏凡三本：一名《清真集》，一名《美成长短句》，皆不满百阕。最后得宋刻《片玉集》三卷，计调百八十有奇，晋阳强焕为叙。余见评注庞杂，一一削去，厘其讹谬。间有兹集不载，错见清真诸本者，附补遗一卷，美成庶无遗憾云。若乃诸名家之甲乙，久著人间，无待余备述也。”①对于周邦彦词的成就，前人多有评述，比较起来，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清真词》时所作的解题，最为言简意赅。他说：其词“多用唐人诗语 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周邦彦的确善于熔铸前人（主要是唐人）的诗情佳句入词，而且运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例如《西河·金陵怀古》：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沈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赏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是？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这里的第一句“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是巧用南朝谢脁《入朝曲》中的诗句：“金陵帝王州，江南佳丽地。”而“怒涛寂寞打孤城”，则是演绎的唐代诗人刘禹锡《石头城》七绝中的诗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刘禹锡还有一首七绝题《乌衣巷》，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正是本词“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的所本。梁启超说：“张玉田谓清真最长处，在善融化古人诗句，如自己出。读此词，可见词中三昧。”①周邦彦娴熟地运用古人诗句的情况，在他的词中随处可见，的确称得上一大特点。如《夜游宫·业下斜阳照水》一词中的“桥上酸风射眸子”，即袭用的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东关酸风射眸子”句；而同一词中的“为萧娘书一纸”句，亦本于杨巨源《崔娘诗》：“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真是浑若天成，没有一点斧凿痕迹，这都是为后人颇为称道的。
周邦彦很受柳永的影响，的确像陈振孙指出的那样，善于长调铺叙，婉转曲折，令人回味。如《兰陵王》（咏柳）：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木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陈延焯的《白雨斋词话》分析这首词说：“‘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二语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处。故下文接云：‘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盘托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愤懑矣！美成则不然，‘闲寻旧踪迹’二叠，无一语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约略点缀，更不写淹留之故，却无处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笔云：‘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① 《隐湖题跋·跋〈片玉词〉》。
① 见《艺蘅馆词选》，转引自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之《评笺》。
遥遥挽合，妙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无穷。”寓情于景，含而不露，这正是周邦彦词的魅力所在。这首词，直到南宋绍兴初年，仍在都城临安甚为盛行，“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①。
周邦彦早年较为放荡不羁，在汴京，多与歌妓往来。宋人不少书，如张端义《贵耳集》、周密《浩然斋雅谈》等，都记载了他与当时名妓李师师的亲密关系，虽不无牵强附会之处，但大体应是可信的，因为周邦彦有不少这方面的词作。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张端义、周密等，都附会这是周邦彦躲在李师师床下，追记的李师师与宋徽宗相会的场景，其实，不如说这正是周邦彦与歌妓相会的写照更为合乎实际。《宋史》本传说他“疏隽少检”，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
纵观周邦彦的词作，从总体上说，缺乏苏轼“大江东去”那样豪迈的气魄，而多的只是类似柳永那样的“浅斟低唱”。周邦彦生活在神宗元丰至徽宗宣和年间，这正是北宋的鼎盛时期，宋孟元老在其所著《东京梦华录》的序中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故在周邦彦的词中没有丝毫的金戈铁马之声，有的只是他个人的长吁短叹。可以说，周邦彦的词在内容上是苍白的，但在艺术上却有较高的成就，在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① 毛 ：《樵隐笔录》。
第四十六章蔡京童贯第一节蔡京（附王黼）
蔡京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入仕为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尉①。熙宁末入京，历任流内铨、崇文院属官，并开始进入“中书礼房”任学习公事，元丰元年（1078）后任权检正礼房公事、检正户房公事，元丰三年任权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元丰五年官制改革后，任考功员外郎、起居郎，次年八月任贺辽道宗生辰使，同年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元丰七年末升为权知开封府②，开始参与宰相、执政们争夺中央权力的活动。
元丰八年三月初，正当改革继续实行之际，年仅38 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因为神宗正值年富力强，所以当于正月初开始生病时，宰相王珪、蔡确并没有与神宗商议继承人选之事。直到二月末宋神宗病危之时，神宗生母高太后和宰相、执政们在确定皇位继承人选时，就应立年仅10 岁的神宗子延安郡王赵佣，还是立神宗的同母弟雍王赵颢或曹王赵頵，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后来在右相蔡确、首席执政官（门下侍郎）章惇主张之下，得到左相王珪的赞同，但撇开了高太后和向皇后，确定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这天，据说蔡确、章惇命开封知府蔡京率领壮士（一说即是刽子手）在外庭，准备杀持异议的大臣，由于大臣们都赞成，这天才平安度过。蔡京因而也立有“定策功”。但此次立储之事，日后成为新旧党争的重大事件，蔡京遂采取投靠司马光以求保官。
元祐元年（1086）二月，首席执政官（门下侍郎）司马光废免（募）役法，恢复差役法，限令五日内完成，正当章惇、苏辙、吕公著等人讨论免役法与差役法优劣所在，或缓行差役法之时，开封知府蔡京却于五日内立即恢复了差役法，以致得到司马光的夸奖：“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①蔡京虽然投靠了司马光，但由于他在担任开封知府期间徇私枉法，此时被揭露，同时一些旧党人员认为蔡京明知开封府旧差役法差人过多，但根本不作调查、申报，而是限令五日内改行差役法，因而指出蔡京“身为民官，若不知旧法（指差役法）人数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请（指申请实际需要人数），是不忠”。蔡京限期改行旧差役法，是“故意扰民以坏成法”，是“挟邪坏法”①，虽然已升任首相的司马光很欣赏蔡京，但蔡京任开封知府时的徇私枉法也是不争的事实，加上为了稳定旧党内部的团结，不得不把蔡京调出京城，改任河北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知府，例兼真定府路安抚使。① 《宋史·蔡京传》作“调钱塘尉、舒州推官”，按前者为差遣实职，后者为“选人”寄禄官称，即后来的从事郎，其原意为蔡京入仕以舒州团练推官的寄录官担任钱塘县尉。
② 按北宋末年以前制度，都城开封府长官为开封尹，例由皇弟或皇子担任，但开封府长官主要由其他官员担任，则称权知开封府，通常只称为开封知府。
① 《宋史》卷472《蔡京传》。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8，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
蔡京此次奉调出京，最多也只能算是“平调”，甚至被一些旧党认为是“宰相（时司马光独相）特加奖助，授以名藩”②。因此，要求停止蔡京的新职，待审理完他徇私枉法之事后再说，但未被采纳。
元祐年间，当新党成员屡遭旧党打击之际，蔡京却历任瀛州（今河北河间）、扬州（今属江苏）、郓州（今山东东平）、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成都府（今四川成都）等名藩大郡的长官及江淮发运使等职。
元祐八年九月，执政八年的太皇太后高氏死，哲宗亲政。次年（1094）
四月，改元绍圣，以示继承宋神宗改革事业，新党首领章惇任左相（独相），执政也由新党成员担任，蔡京在此前后由成都知府奉调回朝廷任权户部尚书。不久，宰相章惇想改革差役法，设置机构讨论如何改革。元祐元年时附和司马光废罢免役法最积极的蔡京，这时却对章惇说：“取熙丰旧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③，又成为最积极恢复免役法者，因而受到宰相章惇的重视。绍圣二年十月，其弟蔡卞升任执政（尚书右丞）时，蔡京也升为翰林学士兼修国史。此后主持贬斥旧党刘挚、范祖禹等人的活动，企图以此挤身执政的行列，但受到曾布的排挤，只升为翰林学士承旨。
元符三年（1100）正月，年仅25 岁的哲宗病死，向太后（神宗皇后）不顾宰相章惇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或依年长立申王赵佖的正确主张，而是在曾布、蔡卞等人支持下，坚持立被章惇认为是“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赵佶①，即宋徽宗。同年三月，在曾布与韩忠彦的排挤下，蔡京出任太原（今属山西）知府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其弟执政蔡卞上奏认为是宰相章惇打击蔡京，向太后也认为蔡京不当出任外官，遂命徽宗诏令蔡京留首都继续修撰国史，于是曾布再次攻击蔡卞党羽满布朝野，蔡京不出，自己就不能安位。执政蔡卞、宰相章悙先后被曾布党羽攻击后罢政出任地方官，韩忠彦、曾布升任左右相后，蔡京随即于同年冬先被出任知永兴军，还未赴任就被改为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引起蔡京的不满而拖延不赴任，被降为提举杭州洞霄宫的闲差，遂居住于杭州。
徽宗设明金局于杭州，由宦官童贯主持，收集古字画，蔡京擅长书法②，与宋徽宗的嗜好相同，蔡京竭力巴结童贯，并通过童贯不断进呈自己的书法作品，甚至宫妃、宦官等也都得到了蔡京所写的条屏、扇面之类，在童贯的竭力推荐下，又得到宫妃、宦官的一致赞誉，宋徽宗遂决定重新起用蔡京。建中靖国元年（1101）末，起为定州（今属河北）知州。崇宁元年（1102），右相曾布与左相韩忠彦争权，曾布为拉拢蔡京。这年二月蔡京升任北京大名（今大名东）知府兼北京留守，三月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左相韩忠彦于五月被罢相出任地方官后，蔡京即于六月升任执政（尚书左丞）。右相曾布在蔡京及其党羽的攻击下被罢相，蔡京遂于七月升任右相，次年二月又任左相，从此开始了以宋徽宗、蔡京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
蔡京对于曾布在哲宗执政时期阻挡他升任执政并被放逐为地方官之事，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元祐元年闰二月庚戌。又真定府为成德军节度使节镇所在地，以此，《宋史》、《东都事略》的《蔡京传》均作“知成德军”。
③ 《东都事略》卷201《蔡京传》。
① 《宋史》卷22《徽宗纪·赞》。
② 一说宋代四大书法家原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后以蔡京为奸臣，而改以北宋前期的蔡襄列入四大书法家。
一直耿耿于怀；宋徽宗也已将曾布当初的拥立之功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在蔡京即将升任右相之前，曾布就受到贬逐，以后又一再被贬逐，其境遇甚至比反对立徽宗为帝的章惇更差。
蔡京升任右相后，立即打着“绍述”宋神宗改革事业为旗号，于是仿照“熙宁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体例，于都省（尚书省）置讲议司”①，由蔡京亲自兼任提举。并于崇宁三年六月初，在显谟阁（神宗御书阁）为熙宁、元丰功臣绘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以之标榜蔡京作为王安石改革事业的“继承人”，是货真价实的“新党”，而将收括民脂民膏的行为都称之为“新法”。正如北宋末年的程瑀所说，蔡京的所作所为“无非蠹国害民”，蔡“京名为遵用熙（宁）、（元）丰之典”，然而“未有一事合熙丰者”②。
打击与迫害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及排斥异己，是蔡京当政以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在他任右相的次月，崇宁元年八月，首先下诏不许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在都城任职。徽宗即位之初的元符三年三月，曾经下诏求直言，这是预测到四月初一将有日蚀，为“消弥天灾”而在全国进行的活动①。当时正是向太后当政期间，应诏上书的人非常多，实际上成为新、旧党人对宋神宗、王安石改革事业及高太后、司马光废罢新法的一次大规模的辩论，结果是旧党取得了相对的胜利。四月，旧党韩忠彦升任右相，与左相章惇共同执政。五月，即追复旧党文彦博、司马光等33 人的官爵，而新党成员蔡卞罢政出任地方官，蔡京也于十月间被授宫观而闲居杭州。对此蔡京耿耿于怀，他任右相后随即在崇宁元年（1102）九月，将元符三年应诏上书人，分为正、邪二等，正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列入正等的有40 多人；而列入邪等的又分为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级，总数多达540 多人。列入正等的升官，而列入邪等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贬降。又选择元祐及元符末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秦观、张士良、王献可等文武官员（包括一些宦官）120 人，分别列入元祐党籍、元符党籍，由徽宗亲自书写后刻石于宫城的正南门端礼门。崇宁三年六月，又加上书邪等及“为臣不忠”，通为309 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其中包括著名的新党人士陆佃、章惇等。
蔡京又倡丰、亨、豫、大之说，引导宋徽宗尽情享乐。于是大兴土木，崇宁三年铸“九鼎”，次年铸成后建九殿以安置，随后修建工程浩大的“明堂”。又雕造八宝玉玺、修“方泽”②，徽宗崇奉道教，于是又大修道观。政和三年（1113）春，宰相蔡京又令童贯等以原皇宫不够宽敞，于是在宫城北门外，修造规模略小于皇宫的延福宫。政和七年，又在京城东北部修筑规模更大的“艮岳”，也称阳华宫，直至北宋灭亡的十年间不断修筑，国库财富耗费似流水。在这期间又大兴“花石纲”，东南的奇花异石用运粮的漕船以十船为一“纲”，由苏、杭运往都城，以供应皇家园林及达官贵人的府第，致使东南地区许多人户倾家荡产，加上其他的苛政，终于导致宣和二年（1120）十月以诛朱 为号召的方腊起义爆发。虽然蔡京早已在这年六月罢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0，崇宁元年七月甲午。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49，靖康元年七月十一日。
① 《东都事略》卷10《徽宗纪》一。
② 方泽是“古者..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宋史·礼志三》），宋代已改在都城北郊地上建方坛（三层）以祭地，但仍称“方泽”，即后代的地坛。
相致仕，但在他当政时兴起的“花石纲”，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尽管起义于次年即被镇压。但是，北宋在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下已日趋衰落。蔡京当政时开始的宋金“海上盟约”，其后是在王黼当政时进行的，宋军在进攻辽燕京（今北京）战役中，暴露出宋军的腐败和战斗力低下，成为导致金军南下的诱因。正是宋徽宗、蔡京集团政治、经济、军事的腐败，才将貌似强大的北宋送上了灭亡之途。
蔡京自崇宁元年任右相，次年升左相后。虽于崇宁五年二月罢相领宫观闲差，但随即于大观元年（1107）正月复任左相；大观三年六月再次罢相，以太师领宫观闲差；而在政和二年五月，又以太师总治三省事，位在宰相之上；宣和二年六月又罢相以太师致仕，但到北宋灭亡前夕的宣和六年十二月再以太师领三省事，次年四月最后罢相致仕，其时下距北宋灭亡只有一年多。宋徽宗在位的26 年中，蔡京担任宰相的时间长达十七、八年，接替蔡京任宰相的主要是王黼，与他们相互勾结的是大宦官童贯、梁师成，而朱 、李彦则是他们的主要爪牙，时人称为“六贼”。太学生陈东在宣和七年末向钦宗上书称：“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败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 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指辽、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寺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①。
当金军南下之际，“六贼”之首的蔡京“尽室数百辈，治舟辑，拥宝资，一夕遁去”②。首先逃出开封，以避战乱，更引起群臣的攻击，蔡京终于在靖康元年（1126）二月受到贬降，原是太师致仕改以秘书监分司官致仕、河南府（今洛阳）居住；但群臣认为责罚太轻，同年三月，再贬为节度副使、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安置；七月，又改为儋州（今海南儋县西北）安置，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病死，终年80 岁。蔡京子蔡攸、蔡翛被杀于贬所，其他子孙20 多人（除驸马蔡鞗外）分别贬窜于湖南、福建边郡。
王黼王黼（1079—1126），字将明，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原名甫，显贵后，宋徽宗以与东汉宦官同姓名，遂赐名黼。崇宁二年（1103）进士，以司理参军入仕，大观末与左相何执中子何志同修《九域志》，遂擢升校书部，历符宝郎、左司谏等。政和元年（1111），探知宋徽宗对右相张商英不满而准备起用已致仕的故相蔡京，王黼遂攻击张商英并吹捧蔡京过去的“政绩”。次年五月蔡京复相以太师总治三省事，将王黼视作自己的党羽，迅速提升为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御史中丞。王黼为了进一步讨好蔡京，遂攻击曾经提拔过他的宰相何执中，以图罢免何执中而专任蔡京，但由于何执中早年即是攀附蔡京而受到重用，现在虽与蔡并相，而对蔡京言听计从，所以蔡京没有理采王黼这一举动，但仍升王黼为翰林学士。政和六年（1116）何执中罢相致仕后，郑居中升任宰相（太宰）后与蔡京不合，王黼暗中投靠郑居中，郑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1，宣和七年十二月甲子。李彦原作李邦彦，《三朝北盟会编》卷32，亦作李邦彦，误。《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2、《东都事略·朱 传》、《宋史》的《钦宗纪》和《陈东传》等，均作李彦，是。又“梁师成阴败于内”，《宋史·陈东传》作“梁师成阴谋于后”，词意略有差异。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39，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
居中又“数荐其才”①，蔡京认为王黼叛变自己，遂调任他为户部尚书。并想利用当时的财政困难，将以户部供应不足作为贬降王黼的罪名，但当三衙的班直、禁卫没有能领取赏赐闹事时，王黼及时派人张榜公布领取的时间，很快地平息这次小小的动乱。王黼又重新担任翰林学士，随后又升为翰林学士承旨。
王黼依附“六贼”之一的大宦官梁师成，史称王黼“父事梁师成，称为‘恩府先生’”②。重和元年（1118）正月，刚过40 岁的王黼，由梁师成荐为少宰（次相）③，由于资历浅，原先的阶官只是通议大夫（正四品），连升八阶而为特进（从一品），这是宋代此前任命宰相时从来没有过的。次年六月，太师总治三省事蔡京致仕。十一月初，方腊举行起义，王黼又升任首相（太宰）。方腊起义是由于前相蔡京的倒行逆施，主要是“花石纲”引发的，王黼在派大宦官童贯率军前往两浙进行镇压的同时，也废罢了最为人民痛恨的苏州、杭州的造作局、花石纲等，以及一些其他苛政，因而“四方翕然称为贤相”④。
宣和三年（1121）四月，方腊起义被镇压。闰五月，就又恢复被童贯废罢的应奉司，由王黼和梁师成主管，四方进奉的珍宝，多半被他占为己有，而且公然卖官鬻爵，“自通判以上皆有定价”，都城开封就流传着“三百贯，擢（原作直，误）通判；五百索（与贯含义同），直秘阁”的说法①。
此前，宋金“海上盟约”已在积极进行中。正当宋朝积极调兵遣将与金联合攻辽时，爆发了方腊起义，结集的军队遂南下镇压起义军，没有应约北上攻辽。宣和四年三月才又应约由童贯率军北攻辽南京（燕京，今北京），由于宋军腐败无能，两次进攻燕京都被辽军击败，至年末才由金军攻占燕京。宣和五年四月，金太祖在宋朝同意下将原贡给辽朝的“岁币”转贡给金朝，并每年加纳100 万贯作为燕京地区的“代税钱”，燕京地区划归宋朝；西京地区不再要代税钱而只要宋出“犒军”费后也将移交给宋朝。金向宋移交燕京地区后，宋朝改燕京为燕山府、燕京地区为燕山府路。五月，首相王黼以功升为太傅总治三省事，位在宰相之上。
王黼的所作所为引起皇太子赵桓的不满。王黼就想利用宋徽宗宠爱郓王赵楷的关系，为达到以郓王赵楷取代太子赵桓的目的，采取打击的手法，企图动摇太子赵桓的地位。但是，后来宋徽宗发现王黼与大宦官梁师成互相勾结，两家虽只一墙之隔，还开便门以暗中往来；王黼又受到朱 的攻击。宋徽宗遂于宣和六年九月，“乃拔白时中、李邦彦（为宰相）共政，以分其权”②，结束了王黼三年多的独相政局；十一月，46 岁的王黼被罢相致仕。
宣和七年末，宋钦宗即位，王黼慌忙进贺，但宋钦宗已事前下旨拒绝。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南下，王黼不向钦宗奏明即携家属乘船南逃，① 《东都事略》卷106《王黼传》。
② 《宋史》卷470《王黼传》。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31 引《中兴姓氏奸邪录》。
④ 《宋史》卷470《王黼传》。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31 引《中兴姓氏奸邪录》。《曲洧旧闻》卷10 作“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与此文字略异，但主旨相同。又《三朝北盟会编》作“直通判”，不可解，因据以改为“擢通判”。② 《东都事略》卷106《王黼传》。
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永州（今属湖南）安置①。随即又被开封府尹聂山遣人追杀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南，而托言为盗所杀，时年48 岁。
第二节童贯（附梁师成、朱 、李彦）
童贯童贯（1054—1126），字道夫，开封（今属河南）人。少为宋神宗时大宦官李宪的部属，任内侍殿头，曾出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巡检。元符三年（1100）初，徽宗即位后，设明金局于杭州（今属浙江），由时任内供奉官的童贯主持，收集古人字画。蔡京也于这年冬天被降授提举杭州洞霄宫闲差，居住于杭州，竭力巴结童贯。蔡京擅长书法，通过童贯，蔡京的书法作品不断流入宫中，得到宋徽宗的赏识，蔡京在童贯的荐引下重新被起用。
崇宁元年（1102）六月蔡京任宰相后，积极开发西北边疆，以恢复被司马光等放弃的地区。十二月，重新启用原湟州（今青海乐都南）知州王厚（王韶子）任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知军，次年正月又任命他为权发遣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兼洮（今临潭）西沿边安抚使。蔡京对童贯推荐他复出感激不已，遂推荐入内供奉官童贯任走马承受公事，西北的开边活动从此展开。王厚已任河州知州、权管勾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职事，成为一路的军事长官，四月间童贯即以本路勾当公事职衔到达熙州（今临洮）。六月，重新占领湟州后，王厚改任熙州知州、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使，童贯也以功由入内供奉官升为入内皇城使衔。年末，另设熙河兰会路措置边事司，以王厚为长官，童贯升任同措置边事。崇宁三年三月，发兵10 万，兵分三路大举进攻青唐（今青海西宁）地区；四月，占领鄯州（即青唐城，改为西宁州）、廓州（今尖札西北），于是完全恢复了神宗时的故疆。四年正月，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湟路，童贯升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成为西北边区最高军政长官。大观二年（1108）正月，童贯加武康军节度使衔，随后又占领积石军（今贵德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地。
政和元年（1111）九月，童贯以检校太尉作为副使，随郑允中出使辽朝，途中有燕（今北京）人马植向童贯献联合女真族灭辽之策，童贯遂将马植改姓名为李良嗣，携带回朝晋见宋徽宗，李良嗣又被赐姓赵。次年，金朝建立，随后宋金“海上之盟”积极进行。
政和二年末，童贯的阶官升为最高的武阶官太尉。政和五年二月，童贯为谋削弱西夏而计划在宋夏边境的横山地区筑城，遂领六路边事。次年初，以太尉任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积极开边。同年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签书枢密院河西和河北两房事，又升为签书枢密院事。宣和七年，再升为领枢密院事，成为最高军事长官，封泾国公，“时人称蔡京为公相，因称（童）贯为媪相”①。
正当童贯为执行宋金“海上盟约”，承担由宋方负责进攻辽南京（燕京，今北京）而积极调遣西北诸路兵将之际，宣和二年十月两浙路爆发方腊起义，迅速占领了广大地区。十二月，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率领准备攻辽的15 万官军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军，宋徽宗“亲握（童）贯手送之，曰：东南事① 此据《东都事略·王黼传》，《宋史·王黼传》无安置地点，《三朝北盟会编》卷31 作衡州或广州。① 《宋史》卷468《童贯传》。当时蔡京以三公（太师）总领三省事，因称“公相”，此处用其俗意。尽以付汝，不得已者，径以‘御笔’行之”②，付以极大的权力。童贯知道东南地区为害最大的是“花石纲”，于是命幕属董耘撰写并以诏书名义宣布罢除花石纲以收拾民心。次年八月，童贯在镇压方腊起义后，升加太师衔、徒封楚国公。十月，童贯恢复为领陕西、河北、河东宣抚使，经营北方，并作攻辽的准备。
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三月，金遣使告知宋朝，金军已于正月攻占辽中京，辽天祚帝西逃，请宋军如约攻占辽燕京，于是童贯改任河北、河东路宣抚使，领兵10 万进屯河北。其时辽宗室秦晋国王耶律淳即位于燕京，号天锡皇帝，世称北辽。五月，金再遣使向宋告知金已攻占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并与宋再议联合攻辽的军事，于是童贯摆出“王者之师”、“吊民伐罪”的态势，以迫使燕京的辽小朝廷归降，在劝降无效后进军白沟（宋辽界河，今河北拒马河），但遭到辽军的袭击，宋军不战而退，在退师雄州（今雄县）时再遭袭击，童贯所率领的宋军第一次攻辽之战遂以战败告终，宋徽宗即慌忙下诏“班师”③。
宣和四年四月，金军攻占辽西京大同府后，辽天祚帝逃入沙漠，辽朝已基本灭亡。六月，燕京辽天锡帝耶律淳病死，其妻萧德妃以皇太后称制，人心不稳。宋宰相王黼认为是攻打燕京的最好时机。九月，辽易州（今河北易县）、涿州（今属河北）降宋，燕京萧太后也遣使奉表称臣，但并不纳土归降以图保存其政权。宋以为胜利在握，于是童贯督宋军统帅刘延庆进军。十月，降宋辽将郭药师率部属偷袭攻入燕京城内，但由于刘延庆子刘光世没有应约接应而败退，刘延庆慌忙退兵，第二次进攻燕京之战再次失败。童贯慌忙派使臣前往金太祖处，以宋军已到燕京附近，“未敢擅入”燕京，请金太祖“速敕台旨，著都总兵元帅宣令起兵，与本国兵马夹攻前去月日贵得相应，不失元约”①为名，实际是请金军攻打燕京，以掩饰宋军的无能。十二月初，金太祖进兵燕京，燕京降金，只有萧太后等数人逃跑。
宣和五年四月，金向宋正式交割燕京地区后，宋改为燕山府路。五月，童贯因功除去节度使衔而“为真太师，加封徐、豫国公”②。同月，金太祖病死，其弟金太宗即位，从此宋金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
由于受到宰相王黼、大宦官梁师成的排挤，七月以蔡攸代童贯任领枢密院事，以宣抚副使谭稹代童贯任宣抚使，童贯以太师致仕。由于谭稹接纳金朝叛将张觉及拒绝交付已答应金朝的10 万（一作20 万）斛粮食，金遂攻陷已归附宋朝的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地，并拒绝移交山后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地区。八月，谭稹以处置不当被罢官，重新起用童贯为领枢密院事、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童贯以与金交涉云州地区移交问题为名前往太原（今属山西），实际是准备迎接想向宋投降的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金以童贯准备接纳天祚帝是违约，童贯即否认有此事，后因金兵俘获天祚帝，此事才未成为金军攻宋的借口。
宣和七年六月，宋徽宗以宋神宗遗意，以童贯收复燕京地区之功封广阳郡王，这是宋代除皇亲国戚以外第一个在世时被封王的大臣。正当童贯志得② 《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③ 《三朝北盟会编》卷5、卷6。
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11，宣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② 《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意满之际，金将完颜宗翰（粘罕）也在积极准备攻宋。九月，金派使臣至太原，谎称要见童贯商议金朝向宋交割云州地区事。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金军即将大举南犯，但宋徽宗仍很相信金将移交云州地区，于是督促童贯前往太原。当童贯于十月间到达太原后，派使臣前往宗翰军中进行交涉且打探金军有无南下意向，宗翰即以宋收纳金叛将张觉是破坏金宋海上之盟为借口，要宋割让土地给金。十二月初，宗翰派使臣至太原告知童贯，金已分兵两路大举攻宋，要宋朝割河东、河北两路，金、宋以黄河为界的要求，童贯不作任何抗击金军的部署，立即自太原逃到开封。这时宋徽宗也正准备退位南逃，数日后退位为太上皇，宋钦宗即位。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金军迅速南下，太上皇宋徽宗以赴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烧香为名半夜逃出开封，童贯不仅拒绝了宋钦宗任命他为东京留守以抗金的诏旨，而且正当开封急需援军以抗金之际，他率数万精锐亲军追随宋徽宗南逃。正月末，太学生陈东上书乞诛蔡京、童贯等“六贼”；二月，童贯被降为左卫上将军致仕，到池州（今安徽贵池）居住；四月，贬为节度副使，郴州（今属湖南）安置，又改移广南英州（今广东英德）安置；七月，再移往海南吉阳军（今海南三亚西北）安置，随后又下诏斩首；八月，童贯在前往贬所途中的南雄州（今广东南雄）被斩首；九月，函首至首都，枭首于都市，终年73 岁。
梁师成梁师成（？—1126），字守道，开封（今属河南）人。初为入内侍省书艺局小宦官，后领睿思殿文字外库，专主出外传宣皇帝诏旨，逐渐为宋徽宗所宠信。北宋末年科举腐败，宦官梁师成得以中大观三年（1109）进士甲科①。政和五年（1115）建“明堂”，梁师成任都监，政和七年建成，因此升领节度使衔；宣和二年升领武阶官最高的太尉，四年又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宋徽宗的“御书、号令皆出其手”，于是他挑选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笔迹，伪造宋徽宗的“御书”颁出，外人莫辨真伪，权势熏天。王黼投靠梁师成，很快升为执政、宰相，不仅宰相“王黼父事之，虽蔡京父子亦谄附焉，都人目为‘隐相’”②。梁师成与宰相王黼内外勾结，共同控制朝政，不仅促成宣和四年兴师联金攻辽的燕京之役，在以“策勋”之功升为少保后，又与王黼一起排挤童贯，以谭稹代为宣抚使，导致谭稹因容纳金朝叛将张觉而成为金攻宋的借口，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宣和六年，宋徽宗到宰相王黼府第，发现王黼与一墙之隔的大宦官梁师成府第之间开便门互相往来，引起宋徽宗的不满。当王黼在朱 等人的攻击下被罢相后，宋徽宗也从此不再信任梁师成。当初在宰相王黼为动摇太子赵桓而扶植郓王赵楷时，据说梁师成曾竭力保护太子赵桓。宣和七年十二月，宋钦宗即位以后，太学生陈东等上书请诛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 等“六贼”。当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六贼”中的朱 被夺官放归田里，李彦被处死，王黼被贬，童贯已追随宋徽宗南逃，蔡京亦已南逃以①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宋史》卷468《梁师成传》作“政和间，得君贵幸，至窜名进士籍中”。叙事有误。
② 《宋史》卷468《梁师成传》。
避金兵，只有梁师成仍在钦宗左右。太学生陈东再次奏论梁师成“有异志，攘定策功，当正典刑”，钦宗迫于公议准备贬逐梁师成。他也已有所察觉，“寝食不离帝所，虽奏厕亦侍于外”①。正月末，因向金营奉献珠宝玉器，钦宗命梁师成到宣和殿检查搬运的珠宝玉器，乘机下诏贬梁师成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北）安置。当日南行至八角镇（时属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南），“缢杀之，但以其自缢闻，诏赠太师”②。可能遭到群臣的反对，追赠太师之诏也许是始颁即废，所以，一般记载并无赠太师之说。而“籍梁师成家”时，则已是靖康二年正月十五日。宋钦宗当时正被扣押在金军控制下开封城南郊的青城。
朱 朱 （1075—1126），苏州（今属江苏）人。父朱冲是药材富商，广交官吏、士人和商人，声誉日著。元符三年（1100）末，蔡京以宫观居杭州（今属浙江），途经苏州时想在佛寺建阁藏经以祈福，“会费钜万，僧言必欲集此缘，非朱冲不可”①。于是蔡京通过地方官召见朱冲，朱冲对曾任高官的蔡京竭力巴结，表示愿意独力建造，几天后邀请蔡京到寺内请他指定建阁地点，蔡京见到已有数以千百计的木材堆积于寺内，两个月后阁已建成，朱冲的才能受到蔡京的重视。
建中靖国元年（1101），蔡京奉召回京，朱冲“谒道左，丐以（朱） 从行”，希图从此飞黄腾达。朱 在蔡京的推荐下入仕。宋徽宗喜爱奇花怪石，蔡京令朱 告知其父朱冲，暗中取两浙的珍异花石进呈。最初只是进呈树形奇特的黄杨木三、四枝，受到宋徽宗的称赞，以后虽有增加，一年也不过进贡二三次，每次也只是六七种奇花异石。直至崇宁二年（1103）后童贯掌握西北的兵权，已是宰相的蔡京才让童贯将朱 列入军籍，以便冒领开边军功以升阶官，朱 进见童贯，颇得童贯的欢心，进奉奇花异石也逐渐增多。不久，宋徽宗设苏州应奉局，由朱 主持，政和年间达到极盛时期，朱 将东南地区奇花异石，以运粮的纲船（每十船为一纲）装运，经淮河、汴河运往京城，号称“花石纲”。这不仅耗费巨额朝廷经费，而且应奉局及各级地方官乘机进行敲祚勒索，致使稍有奇花异石的民户倾家荡产，东南地区民怨沸腾，成为宣和二年（1120）方腊起义的导火线，应奉局因而一度被废罢。但在起义被镇压以后，复设的应奉司，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作，东南地区的监司官徐铸、王安道、王仲闳及州、府地方官，无不奔走于朱 门下，助纣为虐，“有不附己，即旋踵罢去，时谓东南为‘小朝廷’”，势焰熏灼，前后达20 年。宣和五年，收复燕京地区，与此次战役毫无关系的朱 ，竟然被称为：“伐燕之役，谓（朱） 有功，自庆远军承宣使进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①，官运达到了顶峰。
不久，金军南下，宣和七年十二月，宋徽宗以太上皇退位，宋钦宗即位，① 《宋史》卷468《梁师成传》。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32，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
① 《宋史》卷470《朱 传》。
① 《东都事略》卷106《朱 传》。朱 早期的活动，也主要参据《东都事略·朱 传》，以其叙事较《宋史·朱 传》前后有序而更符合史实。
当宋徽宗于靖康元年正月初南逃时，朱 追随南逃，而被宋钦宗罢官放归田里。由于朱 罪大而责轻，三月，改为籍没家产，衡州（今属湖南）羁管；四月，改移韶州（今广东韶关）羁管，随即又移循州（今龙川西），九月，下诏处斩。
李彦李彦（？—1126），宦官，为大宦官杨戬部属。政和年间，杨戬立法，开始在汝州（今属河南）追索田主的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所出，增立赋租”，实际是将田主降为佃户，所有荒山废地、弃堰退滩，强制民户租佃，地租数额规定后，田地虽经河流冲荡也不减租，机构称“西城所”，逐渐推广至京东、京西等地。宣和三年（1121）杨戬死后，李彦继任其事，设局于汝州，凡良田美地，李彦指使他人呈告为无主荒田（天荒），田主即使持有地契，也不予理会，以致属县鲁山（今属河南）全县都括为官田，原业主按租佃官田纳租，如有呈诉立即加刑，许多业主因被刑而致死。当地原先负担官府的田税额，则转嫁到其他州县民户负担，地方官吏“皆助（李）彦为虐”。
当朱 大兴“花石纲”时，李彦“发物供奉，大抵类朱 ”，用牛车运输送往京城，农户因而无法种田，牛也不能耕田，以致力竭饿死，甚至自尽于途中，“当时谓朱 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①，因而被时人列为“六贼”之一。宦官李彦是“六贼”中权位最低的，积官至翊卫大夫（从五品阶官）、安德军承宣使（遥郡）。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首先被削官赐死、籍没家产。
① 《宋史》卷468《杨戬传》附《李彦传》。又，李彦的安德军承宣使属“遥郡”，本身无官品，李彦的官品以武阶官翊卫大夫计品位。
第四十七章宋高宗秦桧第一节宋高宗宋高宗（1107—1187），名赵构，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即位前，为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受封蜀国公、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进封康王。靖康元年（1126），赵构曾作为军前计议使出使金营议和。是年冬，当金兵第二次南侵时，他又作为使臣，赴宗望营中求和。行至途中，因军民劝阻，留于河北。钦宗命他为河北天下兵马大元帅，募兵勤王。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京城，北宋灭亡。五月，赵构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时年21 岁。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
放弃中原，偏安一隅南宋政权建立后，因南北军民抗金热潮高涨，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宗泽为东京留守，但同时又任命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入朝上“十议”，提出备战抗金，恢复中原的主张。宗泽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请高宗回驾开封，做收复失地的准备。然而，高宗却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①一开始就暴露了他放弃中原，偷安一隅的思想。以后他撤销李纲等职位，废除各种抗金措施，而把军政大权交给黄潜善、汪伯彦掌握。十月，高宗退至扬州。金兵得知高宗南逃，于是更加肆无忌惮，连年挥兵南下侵扰中原，追逐东南。从此，高宗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记载，这一时期逃避的线路是：建炎元年“十月，幸扬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进幸江宁。八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八年三月，复还临安。”
宋高宗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1129）他逃到江宁（今南京）时就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金朝不许，将洪皓扣留在北方。同年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到金军上书求和，并在致金朝的信中卑躬膝屈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②就在高宗如惊弓之鸟四处逃避又无耻求和的时候，南北军民展开了英勇的抗金斗争。在北方地区出现了像太行山“八字军”、山西和陕西一带的红巾军、河北五马山军、山东梁山泊水军等义军，他们奋起反抗金兵，但是他们得不到南宋朝廷的支持，却遭受高宗勒令解散的连连打击。在此期间，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为代表的抗金将领，也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对南犯的金军给予沉重打击，为宋高宗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正是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才于绍兴二年（1132）以后，逐步形成① 《宋史》卷24《高宗纪》一。
② 《续资治通鉴》卷105，高宗建炎三年。
了南宋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绍兴八年（1138），高宗正式在临安（今杭州）建都，维持着半壁江山的统治。
猜忌将帅，重用奸佞与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宋高宗在朝内猜忌诸将，重用奸佞，而这种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首先，防范武将、守内虚外是北宋立国以来世传的“家法”。自宋太祖以来宋朝诸帝对于武将一直抱有猜忌心理，他们惧怕武将在战争中发展力量，而最终造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用兵，要时时限制或者剥夺武将的兵权，甚至在战争有利的情况下也宁愿赔款求和，而不让武将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所说的：“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高桥之己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①宋高宗更是把这一套祖宗“家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早在宋高宗倚靠诸将，应付金兵追逐之际，就暗示诸将不能拥兵自重。
他为韩世忠手书《郭子仪传》，要求大将们向唐朝名将郭子仪学习①。向郭子仪学什么呢？高宗认为，郭子仪虽总兵在外，功高名著，但心专朝廷，时时听从召唤。他又以郭子仪的事例告诫另一位大将张俊说：“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②这是在警告诸将，必须谨尊朝廷之命，否则不但身有不测，还祸及子孙。
之所以要限制诸将，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宋高宗对主战派将领们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的主张极其反感，他怕钦宗回来夺了他的帝位。个中原委当然高宗不便明言，但他的实际行动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建炎元年时，太学生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请求高宗亲征北伐，迎回徽、钦二帝，就被高宗斩首。高宗即位后，虽然口头上也说要迎回“二圣”，但实际上经过“和议”的反复交涉，最后只是迎回徽宗的梓宫和韦后，而让钦宗客死异国。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高宗更是对将帅严加控制，生怕他们“张皇事势”，“却致引惹”，而甘愿放弃胜利成果，与金议和。绍兴十年（1140），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兵主力，先锋部队克复了郑州、洛阳，并得到黄河以北忠义民兵的响应，准备收复河南全境。然而，高宗、秦桧却接连下令要岳飞退兵回朝，并先期撤回东路的援兵，迫使岳飞“忍令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从郾城退军。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秦桧准备进一步向金朝投降，于是在四月间召张俊、韩世忠、岳飞进京，一举收回三大帅在外的兵权。年底，高宗等人为了除去心头之患、向金人献媚，又将岳飞父子杀害。明代文士文徵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词曰：“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①要控制将帅，投降偷安，就得信用一些趣味相投的奸佞之臣。高宗即位① 王夫之：《宋论》卷10。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
① 转引自徐阶编《岳武穆遗文》。
之初，先是重用黄、汪，罢黜李纲，一味南逃。建炎四年（1130），秦桧从金朝南下，劝高宗向金兵求和，正合高宗心意，喜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称“又得一佳人”②。不久，他就把秦桧提拔为宰相，因迫于舆论压力，中间曾将秦桧罢相，但数年后，又重新起用，并言听计从，听任秦桧专擅国柄，横行朝中，直至老死任上。《宋史·高宗纪》说他使“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这些评论是很中肯的。
屈辱议和，南北分立既然以偷安东南为既定国策，那么向金朝屈辱妥协就必然的了。高宗自即位以来，谋求与金议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而金朝也看透了这一点，在武力暂时还不能吞灭南宋时，便“以和议佐攻战”，向高宗诱降，以求攫取更大的利益。绍兴七年（1137），金熙宗觉得利用“伪齐”刘豫的力量夹攻南宋已无多大收效，便废掉“伪齐”，准备以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而让宋高宗像刘豫那样向金朝称臣，贡纳岁币。高宗得报，欣喜万分，他不顾主战派将领和群臣的反对，以“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为借口①，任秦桧为右相，代表他于绍兴九年（1139）接受和议：金朝把河南、陕西“赐予”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并每年向金朝贡银25万两、绢25 万匹。
在军民抗金的大好形势下，宋高宗却屈辱妥协。但金人并不满足，和议后仅一年，金兵又撕毁和议，再次挥兵南下。金兵的南下遭到岳飞等抗金力量的沉重打击，无功而返。然而，高宗无视军民的抗金胜利，伙同秦桧继续向金朝求和，并收回三大帅兵权，将岳飞逮捕下狱，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在绍兴九年和议的基础上再作退让，以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割去河南、陕西半数土地，与金朝达成新的和约。高宗向金帝进誓表曰：“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②以此换得对东南半壁江山的偏安。
宋高宗在偷安东南几十年的统治生涯中，迫于时势，则又不得不在生活等细节上约束自己，克勤克俭，装点“中兴”门面。具体而言，首先在生活上较注意俭约。建炎二年，在扬州时，有人献宣和间器具，其中有螺钿桌椅，精巧奢靡，为了标榜俭约，高宗将“螺钿椅桌于市中焚毁，百姓观者，莫不悦服”③。他意识到自己处于非常时期，不能与承平之主相比，因此在日常饮食起居方面不敢讲究。建炎年间，他睡的是白木床，上面只铺一层蒲荐黄罗褥。他对大臣说他不太喜欢吃肉，而多食蔬菜、豆腐；他还认为器具物品只要适用便可，不必美观，因此他准备把宫中的金酒器折为黄金五百两赏给有功将帅①。其次，他还能注意农桑。诏令将帅在恢复区营地屯田，鼓励农耕。② 《宋史》473《秦桧传》。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
② 《续资治通鉴》卷125，高宗绍兴十二年。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建炎二年。
① 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卷109、卷101。
为了表明重视农桑，绍兴六、七年间，在宫中亲自种稻养蚕，“欲知民间蚕熟与否”，“亦欲知稼穑之艰难尔”②。不贪女色，不专用宦官，也算是高宗有别于其他昏君的一个特点。高宗曾自称“朕不喜与妇人久处”③，他于建炎元年曾得一子，三岁时早夭，此后高宗再无子嗣。他使用宦官，“备扫除趋走而已”，“未尝假以权也。每观汉唐之祸，及近时之变，故不得不防渐杜微”④。他有较好的学习习惯，每日都有固定的读书时间，早上批阅奏章，午后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率以二更罢”。他尤其喜欢念《左传》，“每二十四日而读一过”。他还安排经筵为他讲《资治通鉴》，节假日也不间断⑤。他对史书很感兴趣，不但通过读史了解以往史事，对史书编纂优劣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人说陈寿《三国志》写得也不错，而他却认为：“寿颇简略，事实多在注中，又诸家互相矛盾。”⑥表明他毕竟认真读了点书。遗憾的是，高宗读史不能致用，历史上许许多多抵御外敌、捍卫主权，兼听纳谏、任用忠良的明君事迹对他不起丝毫作用，枉费一生读史，却落得个“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的可悲下场。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又一次南犯失败，金朝发生内乱，金世宗即位，金主完颜亮在军中被杀。南宋朝野纷纷要求趁金朝内乱举行北伐，宋高宗坚持继续屈己称臣，维持和议。绍兴三十二年（1162）在军民的抗战声中，他也难以维持了，只好宣布退位。此后，他以太上皇的名义赋闲二十余年，于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病故。死后葬永思陵。
第二节秦桧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补密州教授，历任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御史中丞。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犯，向宋朝索要大量财物及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秦桧上书言金人狡诈，不可割三镇。钦宗命秦桧等二人为割地使，陪肃王到金营谈判。金兵北退，他行至燕地而回。金兵再次南犯，掳徽、钦二帝，谋立张邦昌伪政权，秦桧进状表示反对。靖康二年被俘至金，金主将他赐予皇弟挞懒。在挞懒处他又颇得信用。在金国，秦桧又上书金帅宗翰，倡言和议，故挞懒纵之使归宋，成为宋朝廷内部的主和派代表人物。
潜回南宋，二次为相建炎四年（1130），挞懒率兵南下，以秦桧参谋军事，又任他为随军转运使。九月，挞懒攻楚州（今江苏淮安），让秦桧乘机潜回南宋，以作内应。十月，秦桧与妻子王氏及仆人乘船从海上回到临安。他谎称杀死监守金兵，夺船逃回。朝中议论皆不信，但宰相范宗尹与秦桧素有交情，便出来为他辩② 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2、卷110。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建炎二年。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1，绍兴五年。
⑤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
⑥ 《中兴小纪》卷15。
护，并把他推荐给高宗①。秦桧向高宗献上他所起草的与挞懒求和书，高宗很欣赏，称赞他“朴忠过人”。于是，高宗命刘光世向挞懒通书致意，并用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提升他为参知政事。
秦桧回到朝内，很快获得高宗的信任，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与高宗不谋而合。从此，他们君臣二人狼狈为奸，开始了长达20 年的合作。秦桧得到高宗信任以后，不满足于已获得的高位，觊觎宰相之职。首先，他附高宗之意，将引荐他的范宗尹挤离相位。然后，又扬言自己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当有人问他何以不言，他说：“今无相，不可行也。”绍兴元年（1131）八月，秦桧受命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九月，吕颐浩复为左相，秦桧极力排挤，让其党羽建言二相宜分内外，将主战派左相吕颐浩挤走，在镇江建都督府专治军务，而秦桧在朝内专治庶务。以此企图独揽朝权。
秦桧抛出的“二策”，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按照这一论调，南宋不但要放弃北方领土，而且大批由于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士民，都要回去接受金朝或者“伪齐”刘豫的统治。秦桧如此明目张胆地出卖国家利益，立刻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和谴责。绍兴二年（1132）七月，左相吕颐浩从镇江回朝，乘势说服御史黄龟年向高宗弹劾秦桧“植党专权”，“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吕颐浩也亲自在高宗面前揭露秦桧的罪行。此时高宗对秦桧任相以来和议无大进展，反而使朝内沸沸扬扬颇为不满。另外，秦桧耸动天下的“二策”，弄得他很难堪，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①高宗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把秦桧罢相，贬为观文殿学士。
绍兴三年至六年（1133—1136）间，金军一面在川陕地区组织向南宋进攻，一面支持刘豫从中原南下攻宋。南宋军民英勇反击，取得了保卫川陕，收复襄阳、扬州之战的胜利。金朝不能取胜，只好以和议来向南宋劝降。绍兴七年（1137）金朝让宋使传回愿意和议的口信，一直求和的高宗大喜过望，便于次年三月将秦桧恢复右相位。秦桧再次为相秉政，遂使朝政日趋腐败和黑暗。
陷害忠良，议和求荣绍兴八年（1138）五月，金使来南宋商谈和议的条件，要宋高宗取消皇帝的称号和国号，向金朝称臣纳贡。高宗以接回徽宗梓宫和生母为借口，有意求和。秦桧迎合高宗之意，说：“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劝高宗接受金人的条件，达成和议。宋使王伦要到金朝商议地界，秦桧认为，只要金人许和，地界划在哪里都可以。为了避开主战派的反对，秦桧将反对议和的左相赵鼎排挤出朝，而他则大权独揽。十月，他又对高宗说，臣僚畏头畏尾，不足以断大事，如要讲和成功，“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高宗完全同意，于是秦桧出文字乞决和议。
金使到南宋签订和约，他们要求金帝的诏谕到达宋境时，南宋“接伴官”要跪接；所过州县，当地官员也须拜迎；宋帝要改穿大臣服装跪受诏书，对① 《宋史》卷473《秦桧传》。
① 《宋史》卷473《秦桧传》。
金使要以客礼相待。高宗、秦桧决定遵守对方的种种要求，签订屈辱和约。消息传出，引起朝野强烈反对。直学士院曾开三次质问秦桧，并以伦理纲常相劝，秦桧大怒说：“难道就你明白，我就不知吗？”执意签约。吏部员外郎许忻上疏反对和约，极言屈己议和“徒受莫大之辱，贻万世之讥”，秦桧将奏疏扣下不报。枢密副使王庶上书七次，面见高宗六次要求停止议和，却被秦桧降职，出为潭州知府。此后，又有权吏部尚书张焘、御史方廷实等二十几位官员先后上疏抗议对金使行屈己之礼，反对和议，要求切责“秦相公”之罪，言辞激烈，高宗以“朕不忍闻”为托辞，躲避群臣上诉，秦桧则又不断将反对他的大臣贬职赶往外地。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表示“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奏请斩秦桧、王伦以谢天下。胡铨的议论获得朝野广泛支持，民间把他的奏疏刻板传诵，流布四方。秦桧惊怒交加，立即将胡铨罢官，流放昭州，又把同情胡铨的官员贬职、流放，朝官陈刚中被贬至赣州安远，迫害至死。
此时，领兵在外的将帅也纷纷上书，拒和请战。岳飞指责秦桧“谋国不臧”，指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韩世忠奏请出兵决战，拒绝议和；张浚连续五次上书，反对屈辱的和约。但无论文武将臣抗议的声势如何高涨，都不能动摇高宗、秦桧的议和决心。十二月，秦桧派人以最高礼仪将两名“诏谕江南”的金使迎到宰相府中下榻。然后，他又劝高宗按金使要求，跪接金朝诏书。高宗虽然觉得当朝跪在金使面前，未免过于丢脸，但又深怕得罪金人。最后，秦桧以高宗守丧为借口，代替高宗跪接“诏书”，迫不及待地与金人签订了屈己称臣、岁贡绢币的和议。
宋金“和议”后，高宗、秦桧大肆宣传“和议”的成功，秦桧更是得意洋洋，分派官员到金国报聘、割地，到各地宣谕和议。然而和议仅过一年，金军于绍兴十年（1140）五月，以宗弼为元帅，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但是，金兵再次碰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在顺昌、川陕、郾城等处连吃败仗。岳飞指挥的岳家军取得郾城大捷之后，继续挥师北上，进军朱仙镇，直逼开封。秦桧见岳飞连连得胜，怕岳飞功成名就，形成北伐大势，坏了他主和议的前程，于是他急令东路的张俊、杨沂中等军撤回，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由命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乘胜追击，秦桧不理，他借高宗名义，一天之内给岳飞发去十二道金牌，勒令班师。岳飞只好忍痛回师。金兵败去，秦桧又开始做向金人求和的准备。他先把张俊、韩世忠、岳飞召到临安，由高宗收回三大帅的兵权，以向金朝表示不战求和的诚意。宗弼退兵后，派人致书秦桧，警告他说：“必杀岳飞而后可和。”①秦桧也忌岳飞素以恢复为己任，作梗和议，决意谋杀岳飞。他先唆使党羽、右谏大夫万俟 上章弹劾岳飞，岳飞被罢官出朝。随后他又伙同张俊收买副统制王俊，诬告岳飞父子及部将张宪谋反，遂将数人逮捕下狱。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在秦桧等人的再三哀求下，金朝同意议和。南宋抗金大胜之后，反而在原和议的基础上割去河南、陕西大片土地，继续充当藩臣，上贡岁币、岁绢。和议完成后，秦桧又秉承金人意旨，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处岳飞等人死罪。因反对和议被免职的韩世忠提出质问，秦桧说：“其事体莫须有。”当年十二月，秦桧终于不顾别人反对，以高宗的名义下令杀害岳飞，并将岳云、张宪斩首，酿成一起千古奇冤。
① 《金佗粹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专擅朝权，作恶多端秦桧主和又一次取得成功，高宗更加倚靠和重用于他：“桧亦因是藉外权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①。于是，他以左相加封太师、魏国公，一人独居相位，权倾内外，自此到他死前的十几年间，更是为所欲为。为了维持和议局面，巩固地位，进一步排斥异己，迫害主战人士。主战派将领张浚被排挤出朝后，秦桧仍不甘心，指使御史弹劾张浚“居常怨恨，以和议非便，惟欲四方多事”，又免去节度使职名，发往连州居住。顺昌大捷的将领刘锜被夺去兵权，出知荆州，接着又被免官。岳飞的部将牛皋被秦桧的亲信在宴会上放毒害死。反对和议的赵鼎、王庶、胡铨被再次贬往边地，并明令永不检举、永不赦用。因弹劾秦桧使他第一次罢相的黄龟年、曾反对和议而质问秦桧的曾开都被免职。旧将解潜、辛永宗因不附和议，被流放至死。参知政事李光曾被秦桧利用，后因反对和议，在高宗面前斥桧“怀奸误国”而被贬到藤州，李光在藤州作诗讽刺秦桧，又被流放到海南。总之，秦桧对于反对和议、反对他的人，都采取严厉打击的办法，轻则贬官流放，重则迫害至死。他在家中书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名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赵鼎遭一贬再贬，最后流放海南岛，秦桧还派人监视他，每月报告赵鼎的生死情况，赵鼎料难逃桧手，遂绝食自尽。赵鼎死后，秦桧仍不甘心，欲加害其子赵汾，于是罗织罪名，逼赵汾承认与张浚、李光等谋反，前后牵涉53 人，最后因秦桧病重垂死才幸免于难。
结党营私、贪污舞弊也是秦桧专权以来的常事。和议事成以后，秦桧将追随他陷害岳飞，附和投降的张俊也免去枢密使之职。他独揽军政大权，在朝中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结纳死党。秦桧专权十几年间，三省执政前后轮换28 人，都是他的党羽，不是声名狼藉，就是无所事事，没有一个让人称道的。绍兴十五年（1145），高宗赐桧宅第，又亲临桧宅，题“一德格天”扁，桧妻女子孙皆加恩。十六年，桧立家庙，高宗赐祭器。十七年，改封秦桧益国公。桧权势更为嚣张，他豢养的一帮阿谀之徒纷纷写诗作赋，歌功颂德，称秦桧为“圣相”、“元圣”。静江知府吕愿中赋《秦城王气诗》献媚，有人请桧坐金根车，有人建议高宗赐秦桧九锡、设益国官属，对这些，秦桧都安然受之，不以为过。秦桧贪污舞弊不择手段，他指使科举考官选录他的儿子秦熺为状元，先任礼部侍郎，后任知枢密院事。后来，他又想指使考官选录他的孙子秦埙为状元。秦桧“开门受贿，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①。他霸占将领刘光世、张俊死后留下的园第、房产，各地官员平日到京要向他献礼，每年要向他祝寿。秦桧家堆积了大量财物，人说秦桧专权后，秦熺天天让人锻制金银酒器，购买名贵字画。
兴文字之狱，禁私史、野史，控制言路是秦桧专权的另一手段。时有士人作《牡丹诗》，内有“宁令汉社稷，变作莽乾坤”；有福建小官吴元美作《夏二子传》讥蚊、蝇二虫，被告为讽刺秦桧，或遭编管流放，或被训斥警告。秦桧专权时，有不少官员因诗文中的一字一句，被定为讪谤罪，而下狱受刑或处斩。秦桧作恶多端，深怕被人载于史册，恶迹显于后世，于绍兴十① 朱熹：《戊午谠议序》，《朱子大全》卷75。
① 《宋史》卷473《秦桧传》。
五年禁私史、野史，于是民间惧怕秦桧迫害，纷纷焚毁史籍，李光家烧所藏书万卷；藏书家王明清老母也将家藏本朝典故及先人史稿付之一炬①；司马光的后人则违心地宣称《涑水纪闻》不是司马光的论著。秦桧一边严禁私史、野史，一边则篡改或抽毁国史，他让儿子秦熺主持编修建炎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在里边塞进不少歌颂秦桧功德的内容。他将第一次罢相以来诏书、章疏、时政等凡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尽数毁弃，因此国史亡失极多。秦桧还常以妖言惑众，或贺瑞雪，或贺日食不见，或贺海清，又让各地上报各种瑞木、嘉禾、瑞瓜、灵芝、双莲等等瑞祥，弄虚作假，用以粉饰太平，哄高宗高兴，给自己贴金。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病死。高宗为了稳住和议局面，依然褒奖秦桧，赠申王，谥忠献。然而，人们纷纷揭露秦桧的奸恶，高宗乃罢其子秦熺官，其余党羽以次斥去。直到孝宗开禧二年（1206）时，终于追夺秦桧一切王爵，改谥谬丑。佞臣秦桧的丑行，被后世唾骂为千古罪人。
① 《挥麈后录》卷7。
第四十八章李纲宗泽第一节李纲李纲（1083—1140），字伯纪，邵武（今属福建）人。父亲李夔官至龙图阁待制。李纲政和二年（1112）中进士，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因得罪权贵改任比部员外郎、起居郎。宣和元年（1119），京师发大水，他上疏朝廷，言当以盗贼外患为忧，朝廷恶其言，谪监南剑州的沙县（今属福建）税务。新兴的女真族建立金朝，并已多次打败辽军。次年（金天辅四年，1120），宋金订立“海上盟约”，联合灭辽。宣和四年（1122），宋军两次攻打辽南京（今北京）失败。在宋军要求下，同年十二月金军攻占燕京，金在宋将原给辽的“岁币”转给金朝，并索取100 万贯代税钱后将燕京依约归还宋朝。
保卫东京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李纲除太常少卿。同年十月金太宗毁弃盟约，大举进攻宋朝，分兵两路，西路以完颜宗翰（粘罕）为帅，包围了太原，东路以完颜宗望（斡离不）为帅，在宋降将郭药师引导下长驱直入，前锋直指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
边报猝至，朝廷震惊。宋徽宗一面召天下勤王之师，一面准备南逃。同年十二月，在李纲、吴敏等大臣的坚持下，徽宗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桓是为钦宗。吴敏任门下侍郎（副相）、李纲任兵部侍郎。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已逼近东京，徽宗匆匆出逃，白时中、李非彦等大臣也想奉钦宗南走。李纲挺身而出，坚决反对逃跑，认为“今日之计，莫若整饬军马，扬声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钦宗决定留京坚守，并升李纲为尚书右丞（副相）。次日，钦宗又改变了主意。李纲上朝时见禁军已披甲待发，皇帝与后宫也即将上车出逃。紧急关头，他高声对禁卫们说：“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禁卫皆呼曰：“愿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将安之。”李纲又对钦宗说：“陛下昨已许臣留，今复戒行，何也。且六军之情已变，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中途散归，陛下孰与为卫，且虏骑已逼，彼知乘舆之去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①。钦宗终于下定了留守的决心。
李纲被任命为亲征行营使，主持防务，厢军与保甲民兵也协助禁军作战。从正月初五至初八，军民修楼橹、安炮台、运砖石、设弩床、备火油，进行备战。初八日，金兵到达城下攻西水门，李纲亲临指挥战斗，击退金军的进攻。次日，金军又攻酸枣门、封丘门，李纲又登城督战，激励将士，杀敌数千人。
宋钦宗同时派使者前往金营进行议和。李纲估计金人“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如果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彼当戢敛而退，如朝廷震惧，所求一切与之，..”。所以，他竭力反对割地与“过许金帛”①。金人提出① 《靖康传信录》卷1。
① 《靖康传信录》卷1。
犒师金500 万两、银5000 万两、绢100 万匹，割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属河北）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为人质。钦宗全部同意，随即在城中大肆收罗金银以满足金的索求。同时，又另设宣抚司统率“勤王”之师和驻在城外的禁军，以分李纲的兵权。同年二月，大将姚平仲在钦宗的支持下夜袭金营失利，却将责任推给李纲，解除了李纲的职务。
首都军民十分愤怒，要求重新起用李纲，几十万军民聚集在皇宫前，呼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恐怕激起民变，只得重新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任京城四壁守（防）御使。李纲重整军务，士气大振。四方勤王军也陆续赶到，金军在得到割地诏书及得肃王赵枢为人质后退兵。
金军退兵后，李纲改任枢密院事。同年四月，徽宗回到了京师。六月，李纲被任命以知枢密院事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以解太原之围而离开朝廷。他深以国事为忧，认为金人之所以能长驱南下，是因为宋朝几十年来不修军政，军队的战斗力很低。金兵虽已撤退，但天下的形势仍十分紧迫。“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以今日观之，何止于火未及燃，殆处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②。钦宗下诏令催促李纲去解太原之围，但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等都直接听命于朝廷，李纲根本指挥不动军队。八月，改任种师道为宣抚使以代李纲，李纲被召回京。九月，李纲被罢知枢密院事，以观文殿学士出任扬州知州。不久即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罪名罢官，改差提举亳州明道宫。十月又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安置。后又谪宁江（今重庆奉节）。十一月，金兵再次大举南下，包围开封城。钦宗重新起用李纲。李纲从建昌赴宁江途经长沙时，得诏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行至半路而都城已沦陷，北宋灭亡。
重整旧山河靖康二年（1127）五月，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南京应天府，是为宋高宗，改当年为建炎元年，史称南宋。他起用深孚重望的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力主议和，说李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①。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也反对李纲任相。
六月，刚到任的李纲认为当务之急是议国是、议巡幸、议赦幸、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议本政、议责成、议修德②。他反对议和，要求表彰抗金中的死节之士，还都开封，重整军务。他强烈要求严惩降金官吏，表示：“臣不可与邦同列，当以笏击之。”③李纲积极支持两河军民抗金，任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宗泽为开封府知府。他认为只要上下齐心抗金，“三数年间，军政益修，甲车咸备，然后大举以讨之，报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无之耻”④。在李纲的苦心经营之下，南宋政局逐渐稳定。
然而，宋高宗信任汪伯彦、黄潜善等人，李纲的抗金行动受到百般阻挠。② 《靖康传信录》卷3。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乙未朔。
② 《梁谿集》卷58《十议》。
③ 《宋史》卷358《李纲传》上。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庚申。
河北招抚使张所尚未离开京城，河北转运副使权北京（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张益谦就上奏说自招抚司设立后，“盗贼”越来越多。朝廷下令宗泽节制傅亮，即日渡过黄河，逼他在未准备好情况下进攻金军。李纲竭力为张所、傅亮等人辩护，又反对宋高宗南逃。当年八月即以“杜绝言路，独擅朝政”①等罪名罢相，改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太学生陈东因上书留用李纲、还都东京而被杀。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建炎元年（1127）十月，宋高宗自商丘逃至扬州，两河郡县相继沦陷。
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下，高宗逃往杭州（今属浙江）、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等地，一度乘船逃入海中。其间，李纲一再遭贬斥，先是罢观文殿大学士职名，贬往鄂州居住。又被贬为单州团练副使、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居住。直到建炎三年冬才允许自由居住，以后又恢复了阶官、职名。绍兴二年（1132）二月，李纲被起用为湖广宣抚使兼潭州知州，建议朝廷在荆湖一带屯驻重兵以图中原。绍兴四年（1134），金、伪齐联军进攻南宋，他又上呈防御之策：“伪齐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倘出其不意，电发霆击，捣颍昌（今河南许昌）以临畿甸，彼必震惧还救，王师追蹑，必胜之理。”②绍兴五年（1135），李纲又上长篇奏章陈述中兴大计，指出宋朝的衰弱是因为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告诫高宗“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他建议朝廷先料理淮南、荆襄为东南的屏障，于两淮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各领重兵以图恢复，深信中兴之期，指日可待①。同年十月，李纲改任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绍兴七年被罢，提举宫观。
绍兴九年二月，再次起用李纲为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未及赴任，绍兴十年（1140）正月病死于福州，终年58 岁，淳熙十六年（1189）谥忠定。著作编有《梁溪集》、《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等。第二节宗泽宗泽（1060—1128），字汝霖，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元祐六年（1091）中进士，先后任大名馆陶（今属河北）、龙游（今属浙江）、赵城（今山西洪洞北）、掖县（今山东莱州）、登州（今蓬莱）等州县官，任上兴建学校，减免赋税，颇有建树。宣和元年（1119）三月，时任登州知州的宗泽以建神霄宫不虔诚，受到除名编管的处分。宋金缔结“海上之盟”，宗泽认为“天下自是多事矣”①，遂退居东阳（今属浙江）山谷间。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元年八月乙亥。
① 《宋史》卷359《李纲传》下。
① 《宋史》卷360《宗泽传》。
抗击金兵靖康元年（1126），宗泽被召至京城，任宗正少卿，充和议使。因他反对求和，朝廷恐有碍和议，改命他任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这时，北方地区的形势十分险恶，金军大举南下，太原失守，宋朝派往两河地区的地方官大多托故不往。宗泽受命当日就率弱卒十几人赴任。磁州城“经敌骑蹂躏之余，人民逃徙，帑廪枵然”②，宗泽缮城壁、治器械、募义勇，严阵以待。金兵渡河南下，怕宗泽从背后袭击，派兵进攻磁州。宗泽披甲登城，命壮士用神臂弓射退金兵，又开城门追击，杀敌数百。
同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和刑部尚书王云奉命出使金军营议和，途经磁州。知州宗泽竭力劝阻并指出：“敌情岂有肯和之理哉，特设诡词欲挽致大王耳”③。百姓们也拦住赵构的马不让前行，认为王云是金的奸细，将他打死。赵构只得留在磁州，后又退回了相州（今河南安阳）。
金军一面与宋议和，一面迅速南进，包围了宋首都开封。宋钦宗从围城中派人持蜡书任命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要他们立即入援。康王率军离开相州，履冰渡过黄河到达大名，宗泽率2000 人首先赶到大名。这时，钦宗又派人持蜡书送给康王，让他不要轻举妄动。汪伯彦等人都认为议和能成功，不愿进军，只有宗泽坚决不相信女真人的诚意。康王即派宗泽率军万人打着康王赵构的旗号进驻澶渊。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军劫徽、钦二帝北上。宗泽得知开封失守，立刻赶到大名，准备在金兵归途中夺回徽、钦二帝。虽然已传檄四方，其他“勤王”之师却无一兵一卒到来。宗泽只得放弃计划，转而上书康王赵构，劝他即皇帝位。
留守东京靖康二年五月，赵构即位以重建宋朝，改当年为建炎元年，史称南宋，赵构为南宋高宗。六月，宗泽被任命为襄阳府知府。宗泽极力反对割地求和，表示“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①，因而改任青州（今属山东）知州。
宰相李纲十分器重宗泽，认为绥复旧都非宗泽不可，时年69 岁的宗泽随即被改任开封知府，全面负责东京的防务。经过金兵的洗劫，旧日繁荣的都城疮痍满目。城内盗贼横行，物价飞涨，而且金兵尚驻扎在距京城以北不足二百里处，城内人心惶惶。宗泽到任后，立刻着手整顿社会秩序，修筑城防设施，开封很快稳定下来。朝廷随后升宗泽为东京留守、开封府尹。金朝派人以出使伪楚为名，到开封探虚实，宗泽立即进行拘捕并要求将其处死。朝廷大臣对此事大多持否定态度，宋高宗下手谕将其释放，但宗泽不执行。尚书右丞（副相）许景衡极力为之辩护：“泽之为尹，威名政绩卓然过人，诛锄强梗，抚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御之备，历历可观”①，② 《宋史》卷360《宗泽传》。
③ 《宋忠简公集》卷7。
① 《宋史》卷360《宗泽传》。
① 《宋忠简公集》卷7。
主张重用宗泽，使成其御侮治民之功。宗泽还积极支持中原地区的忠义民兵。河东义军首领王善拥兵几十万准备进占开封，宗泽单骑进入王善营中，握着他的手流泪说：“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②王善深为感动，立即归降。其余义军首领杨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先后投到宗泽麾下，军威大振。当建炎二年金朝大军向开封逼近时，宗泽成竹在胸，指挥刘衍、阎中立、张伪、赵世兴等将领一次次打退金兵。北方百姓尊敬地称威震天下的宗泽为“宗爷爷”。
壮志未酬坚守开封的同时，宗泽先后上疏二十余次，强烈要求宋高宗回銮开封，收复失地。但均为黄潜善、汪伯彦等所阻。宋高宗只是表示要择日回京，根本不打算抗金。眼看收复故土无望，宗泽忧愤成疾，病疽于背。七月，他在病中仍鼓励诸将：“尔能为我歼灭同仇以成主上恢复之志，虽死无恨”③。临终前，他“连呼过河者三，遗表状赞上（高宗）还京”。“死之日，都人为之号恸，朝野无贤愚皆相吊出涕，三学之士千余人为文以哭泽”④。卒年70岁。谥忠简，著作有《宋忠简公集》。
② 《宋史》卷360《宗泽传》。
③ 《宋忠简公集》卷7。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
第四十九章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刘锜第一节韩世忠刘光世张俊（附杨沂中）
南渡诸将以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并称，而张俊为之冠。四人功绩虽有差异，但对南宋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的确都曾起过重大作用，传为南宋中叶著名画家刘松年所绘的《中兴四将图》，即是对四人功勋的称颂。南宋人也以刘锜代刘光世：“南渡后，（张）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①韩世忠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一说绥德）人。18 岁时应募为本州敢勇乡兵。崇宁四年（1105），延州乡兵奉调为党万部属，参与进攻西夏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后从党万战于嵩平岭，以功补一资。后又从刘延庆征战有功，“始补守缺进义副尉”①，开始成为无品的小军官。
宣和二年（1120），浙西方腊起义，宋朝廷调集西北军前往镇压，韩世忠率所部敢勇士50 人随征。宣和三年二月，随王渊攻克杭州；四月，韩世忠擒获方腊，但为辛兴宗掠为己功，后经杨维忠申述，超转承节郎，升为入品的小武官。
宣和四年二月，宋朝应宋金“海上之盟”，派童贯统兵攻辽南京（今北京），韩世忠从征。后随王渊镇压大名起义军；又从梁方平先后镇压尉氏（今属河南）杨天王、沂州（今山东临沂）徐进，以及高托山、贾进等多支起义军，以功升武节郎，进入中级武官行列。
靖康元年（1126）正月，从梁方平守濬州（今河南浚县）黄河桥以抗击金军，梁方平军溃逃，韩世忠奋战突围，焚桥后退往京城开封。金军围攻京城时，韩世忠升任统领，参与守卫京城。二月，宋钦宗答应割让三镇，金军撤围退兵，王渊任河北总管，韩世忠任先锋统制。六月，李纲任河东、河北宣抚使，出援太原，时韩世忠戍大名，奉李纲（《宋史》本传作宣抚副使李弥大）命讨伐叛军，以功升领单州团练使，屯驻滹沱河。时王渊守赵州（今河北赵县），韩世忠前往协助王渊抗击金兵，以功升领防御使。韩世忠率部回大名，总管赵野任命韩世忠为前军统制。靖康二年康王赵构到达济州（今山东巨野），随行的大臣们劝赵构即位，重建宋朝，韩世忠也率所部到达济州，加入拥戴赵构为帝的行列。四月，韩世忠部将杨进击退侵犯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金军，韩世忠扈从康王赵构到达南京。
建炎元年（1227）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即帝位，韩世忠升领观察使、带御器械。南宋创设御营使以统率扈从诸军，以王渊为都统制，刘光世为提举一行事务，张俊任前军统制，韩世忠任左军统制，刘、张、韩即南宋“中兴四将”中的三将，成为宋高宗赖以起家的基本军事力量。八月，韩世忠以讨伐单州（今山东单县）鱼台、黎驿叛军，以功升领定国军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
① 《宋史》卷369《张俊传》及《传论》。
① 赵雄：《韩忠武王世忠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琬琰集删存》卷1。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228）正月，韩世忠率部随宋高宗到达扬州，收编流散兵士万人。韩世忠率部至西京洛阳，袭击金左监军完颜希尹失利，收余部数千人回扬州。升领鄜延路副总管、加平寇左将军，屯守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
建炎三年（1229）正月，金左副元帅宗翰攻占徐州，派完颜拔离速、马五等率军万人直奔扬州，而自以主力攻韩世忠。韩世忠兵败溃散，退往海边盐城，金军追袭部队长驱南下，宋高宗仓促从扬州渡江逃往镇江。
二月，宋高宗到达杭州。三月，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以年仅3 岁的皇子赵旉即位，隆祐太后孟氏（原哲宗废后）垂帘听政。韩世忠自盐城收集散卒数千人，乘海船到达常熟，得知苗、刘兵变，赶往平江（今苏州）。张俊又借刘宝所部2000 人给韩世忠，韩世忠遂率所部赴往杭州。韩世忠到达秀州（今浙江嘉兴），韩世忠妻梁氏自杭州乘马奔至秀州，传达孟太后口谕，要韩世忠前往救驾。四月初，勤王各军张俊、刘光世等部，云集秀州。宋高宗在外援的支持下复位，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军进入杭州，韩世忠以功建节，领武胜军节度使，任御营左军都统制，兼任江、浙制置使，擒苗傅、刘正彦，七月，以功进领武胜军、昭庆军两镇节度使，升任御营使司都统制。
同年九月，金军宗弼部南犯，韩世忠负责自圌山（今扬中西）至福山（今常熟北）的江防，以防金军自海路入侵。十一月，金军渡江占领建康，韩世忠退守江阴。十二月，宋高宗已自明州（今浙江宁波），乘船逃至昌国（今定海）。
建炎四年正月，韩世忠奉诏率部进援，到达通惠镇（今上海青浦北）时，金军已攻至明州，韩世忠于是请求退回镇江以邀击北撤的金兵。金军攻占明州并派海船追宋高宗，被宋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船队击败。二月，金帅宗弼声称“搜山检海已毕”后退兵①。三月，金兵退至镇江，韩世忠已屯兵焦山寺，并伏兵金山龙王庙，几乎擒获金帅宗弼。金帅宗弼拟从镇江渡江，遭韩世忠所率船队邀击，夫人梁氏亲自击鼓以激励宋军将士，多次击败企图渡江的金军。宗弼遂率金兵转向建康，韩世忠与金军接战，相持于黄天荡（今南京东北）达48 日。这就是宋金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天荡之战，韩世忠利用长江天堑以8000 人击败10 万金兵。后金军疏浚小河逃入长江，又乘风纵火烧韩世忠船队，韩世忠战败。五月，金军渡江退回江北。六月，南宋改御前军为神武军，韩世忠改任神武左军都统制。
绍兴二年（1132），韩世忠兼任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镇压建州（今福建建瓯）范汝为起义，又于江西招降流寇曹成，以功升太尉。又破白面山（今湖南平江东北）刘忠起义军。同年九月，升任江南东西路宣抚使，建司建康。绍兴三年（1133）三月，韩世忠升开府仪司三司为“使相”，改任淮南东路宣抚使，置司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准备协同进攻伪齐。不久，即因南宋与金议和，不准进攻伪齐，韩世忠又改任镇江、建康府、淮东宣抚使，置司镇江，负责江、淮下游防务。绍兴四年（1134），议和未成，面临金朝和伪齐联军已渡淮南犯之势，宋高宗虽梦想求和，不得不部署防务。十月，韩世忠渡江至扬州，金齐军已南下。正当韩世忠奉诏回镇江以守长江防线之时，南宋求和使魏良臣自扬州至大仪镇（今扬州西北）西北的金军军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丙子。
中求和，韩世忠率部随后至大仪镇，击败金军南侵的先头部队，俘金将士200多人；追击至天长（今属安徽）东北鸦口桥，再败金军，又俘40 多人。大仪镇之战规模虽小，但与此前宋军只进行防御战不同，这是宋军主动首次出击，又适逢金军因雨雪不断、粮运不通而退兵，伪齐也随之退兵，韩世忠率部一直追至淮河。《宋史》称：“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今世忠连捷以挫其锋，厥功不细”，因而被称为“中兴武功第一”，后又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①。次年，韩世忠以功进少保，任淮东宣抚使，置司镇江。绍兴五年，废神武军号，改设行营护军，韩世忠所部改为前护军。绍兴六年（1136）三月，再次面对金朝、伪齐联军来犯，韩世忠改任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今江苏淮安），以示兼有收复被金军占领的京东路之责。韩世忠率部围攻原京东路现属伪齐的淮阳军（今邳县西南）达六天，在联军主力到来之际退回楚州。韩世忠以“淮阳功”，进领横海军、武宁军、安化军三镇节度使，赐“扬武翊运功臣”号。韩世忠不仅是南宋第一个领有三镇节度使衔，也是元丰五年（1082）废功臣号以后第一个重新获得“功臣”号的将领。同年九月，伪齐分道攻宋。韩世忠率军渡淮北上，挡住了伪齐东路军的攻势。
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七月，金朝主战的粘罕（完颜宗翰）
死。宋使王伦至涿州（今属河北），向主和的挞懒转达宋高宗的意向：“河南地，上国（金）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易若见归”的乞和请求。同年十一月，金废伪齐。十二月，王伦回朝，向宋高宗转达挞懒的答复：“好报江南，自今道涂（途）无壅，和议可以平达。”①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三月，力主乞和的秦桧任宰相。同年十二月，宋金议和，南宋成为金朝属国，原伪齐辖区归还南宋。次年正月，韩世忠以宋金和议成，进少师。同年七月，金主战的右副元帅宗弼（兀术）升任都元帅，主和的挞懒（完颜昌）因倡议将原伪齐辖区归还给南宋，不久即以“谋反”罪被杀。
绍兴十年（天眷三年，1140）五月，金败盟犯宋。六月，“顺昌之战”
刘锜以少胜多击败金军主力宗弼所部，挡住了金军南下两淮的矛头。韩世忠以太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随后也败金军于淮阳军南，攻克海州。九月，奸相秦桧力主乞和罢战，韩世忠遂退兵。
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金军再次南下。二月，“柘皋之战”，杨沂中、刘锜等再次击败金军主力宗弼部。正当宋金激战之际，宋高宗、秦桧的乞和活动也在加紧进行中。四月，借赏柘皋之功，韩世忠、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而收三大将兵权。五月，“诏韩世忠听候御前委使”，实际是将韩世忠职务架空。由于韩世忠仍坚持反对向金乞和，“力陈秦桧误国”，又怕遭秦桧陷害而“力求闲退”，十月罢枢密使，以醴泉观使、奉朝请。韩世忠“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十二月，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后，韩世忠曾责问秦桧：“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①① 《宋史》卷364《韩世忠传》；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韩世忠大仪之胜》。
① 《宋史》卷371《王伦传》。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五月丁未；卷142，十月癸巳；卷143，十二月癸巳。绍兴十三年（1143），韩世忠封咸安郡王。绍兴二十一年（1151）八月去世，享年63 岁。临终前对看望他的人说：“吾以布衣百战，致位王公，赖天之灵，保首领没于家，诸君尚哀其死邪”②，对岳飞被奸相秦桧害死之事犹念念在心。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追封为蕲王；淳熙三年（1176），谥忠武。
刘光世刘光世（1089—1142），字平叔，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人，将门世家。父刘延庆，北宋徽宗时领保信军节度使，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宣和三年（1121），镇压方腊起义，童贯任宣抚使，时为殿前副都指挥使的刘延庆任宣抚使司都统制诸路军马，为官军主帅，平方腊后，改领河阳三城节度使。宣和四年七月，宋军应宋金“海上之盟”攻辽，童贯任宣抚使，刘延庆任宣抚司都统制，为宋军主帅，统兵10 万攻辽，后因战败被贬。不久，即复领镇海军节度使。靖康元年（1126），金军攻宋首都开封，刘延庆守御北城。十一月，金军攻陷开封，刘延庆及长子刘光国率兵万人突围，两人皆死于乱兵。刘延庆次子刘光世，以荫补入官为三班奉职，累升领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宣和三年，从父刘延庆镇压方腊起义，以功升领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宣和四年，宋军攻辽，刘光世随父攻取易州（今河北易县），升领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在进攻辽南京的战役中，刘光世违约未到达，致使已先攻入城内的宋军失援而败，成为宋军攻辽战败的原因之一，因此被降官。后在镇压河北起义军张迪中立功，恢复领承宣使，升任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靖康元年（1126），西夏应金朝之约攻宋以牵制宋朝，刘光世在杏子堡（当在今陕西志丹东杏子河畔）战斗中击败西夏军，以功升领侍卫马军都虞候衔，成为侍卫马军司次长官。同年十一月，金军第二次进攻宋首都开封，刘光世率步骑3000 勤王，在行军途中得知北宋已被金灭亡。次年四月下旬，刘光世率部到达尉氏，得到兵马大元帅府令，率部前往济州，于济州南新兴镇遇到正前往南京应天府的康王赵构，当即被任为元帅府五军都提举。宋高宗即位后，刘光世任提举御营使司一行事务、行在都巡检使，陕西将官王德（王夜义）开始隶属刘光世部。八月，刘光世以讨平山东李昱之功，升领奉国军节度使，是南宋建立后第一个建节的将领。十月，宋高宗南逃，任命刘光世为滁州、和州（今和县）、濠州（今凤阳东北）、太平州（今当涂）、无为军（今无为）、江宁府界制置使，苗傅任都统制，先后击败张遇、李成。
建炎三年二月，金军500 骑兵追击至天长，宋高宗渡江南逃，刘光世所部未遇金兵即溃退渡江，被任为行在五军制置使，屯守镇江府，随后又升为殿前都指挥使，成为名存实亡的殿前司长官。
三月，苗傅、刘正彦在杭州发动兵变。四月，刘光世参与平定苗、刘兵变，升为太尉、御营副使，所部即称御营副使军。后任江东宣抚使，守太平州、池州，移守江州。九月，金军自黄州渡江，刘光世率军南逃。建炎四年二月，河北流寇郦琼围攻固始县，降于刘光世后撤围南下。
建炎四年（1130）六月，撤消御营使，刘光世所部无所隶属，因其阶官② 《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为太尉，号称“太尉兵”，大臣们认为欠妥，遂设御前巡卫军，以刘光世为都统制，兼任两浙路安抚使、知镇江府，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金将挞懒（完颜昌）攻楚州，刘光世违诏不援，只派王德、郦琼率轻兵袭扰金军而已。绍兴元年（1131）三月，刘光世改兼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但刘光世不奉诏。次年六月，刘光世升领宁武军、宁国军两镇节度使。绍兴三年四月，改兼江东路宣抚使，置司建康。九月，南宋调整江防部置，刘光世改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十月，伪齐军渡淮南犯，刘光世移驻建康设防。绍兴四年，金和伪齐联军临江；五年正月，宋高宗亲征抵抗，并再次调整江防部署，刘光世升少保。十二月，南宋改军制，废神武军及巡卫军号，改设行营护军，刘光世所部改为行营左护军。六年五月，以部将王师成击败伪齐军之功，加领保静军节度使，遂成为继韩世忠之后第二个领三镇节度的将领。六月，刘光世移屯庐州。十月，伪齐刘麟渡淮攻宋时，刘光世弃城南逃，在右相兼都督张浚的督迫之下，被迫回军，并派王德、郦琼等击败伪齐军于霍丘等地。藕塘之战杨沂中等大败伪齐军后，刘光世派王德率军随杨沂中追击伪齐军。
刘光世一贯畏惧金军，每逢奉诏移驻前线，大多不奉诏而设法退避，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部属，成为当时人数最多的军队之一。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作战时又多不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大臣们对他深为不满，但宋高宗考虑到南宋政权基础还不稳固，刘光世所部仍是不得不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不仅设法满足其后勤军需的供应，还不断对刘光世加官进爵，以防止其部属溃散后复为流寇或投奔伪齐。绍兴六年十二月，右相兼都督张浚奏：“刘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①而左相赵鼎则认为，刘光世“将家子，将率士卒多出其门下，若无故罢之，恐人心不可”。绍兴七年二月，宰相张浚再次上奏：刘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乞赐罢斥，以儆将帅”②。四月，刘光世罢为少师、万寿观使，其部隶属都督府。张浚意在直接控制左护军，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果然如赵鼎所推测，引起郦琼等不少中低将领的不满，郦琼直属部队虽只5000 余人，但在他的煽动裹胁下，同年八月叛归伪齐的竟达4 万人之多。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5.2 万多人，仅剩王德所部8000余人及零星部队。
绍兴八年（1138）冬，宋金第一次议和。宋高宗以宋金议和，刘光世赐和众辅国功臣号，张俊亦赐功臣号，与已赐功臣号的韩世忠，成为南宋初期仅有的三个赐功臣号及领三镇节度使的将领，说明三人在当时地位的重要。绍兴十年（1140），金朝违约南侵。五月，刘锜进行顺昌保卫战时，宋高宗又重新起用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显然是对罢免刘光世兵权不当的一种抚慰，也可能想利用刘光世对伪齐灭亡后又投金的旧部产生某种影响。但刘光世在宋的旧部王德不原归属，宋朝廷只能调拨李显忠、李贵、步谅等将领所属数千人归属刘光世，战斗力不强，未起多大作用。
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南宋朝廷收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六月，刘光世也再次被收兵权，罢为万寿观使、封杨国公。绍兴十二年（1142），刘光世死，终年54 岁，谥武僖。乾道八年（1172），追封安城郡王。开禧元① 以上引文具见《宋史》卷369《刘光世传》。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卷109，绍兴七年二月庚申。年（1205），追封鄜王。
张俊张俊（1086—1156），字伯英，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建中靖国元年（1101），时年16 岁的张俊为三阳（今天水西北）乡兵弓箭手，“宣和初（当为政和六年，1116）从攻夏人仁多泉（今青海门源东南），始授承信郎”①，成为入品的最低的武官。徽宗末年，参与镇压京东、河北起义军。靖康元年（1126），抗击金兵于东明县城（今河南兰考北），以功已升至武功大夫。五月，从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种师中进援被金军围攻的太原（今属山西），种师中兵败榆次（今属山西），张俊率所部数百人突围南逃。十二月，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进至大名时，张俊随信德（今河北邢台）知府梁杨祖率3000兵马到大名，被任为元帅府后军（一作中军）统制。靖康二年正月，他率部镇压起义军李昱、张遇于任城（今山东济宁）后，不断升迁，阶官升至拱卫大夫。
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即位后，张俊任御营前军统制。同年七月起，率部多次讨平叛军、起义军，升观察使，成为高级武官。建炎二年五月，镇压秀州（今浙江嘉兴）徐明，又升承宣使。建炎三年三月，苗傅、刘正彦兵变时，张俊正驻军吴江，随即率部8000 人退回平江，从礼部侍郎、同节制军马张浚同议平叛事，是第一支平叛军队，平定叛乱后升领节度使。七月，改任御前右军都统制。
建炎三年十月，金军宗弼部南犯，宋高宗离杭州逃向越州；十一月，宋高宗逃向明州（今宁波），张俊任浙东制置使扈从。金帅宗弼占领杭州后，派斜卯阿里、乌延蒲卢浑率金军4000 追击，当年除夕追至明州城下，金军自高桥镇攻西门，张俊部将刘宝，以及杨沂中、田师中所部等抗击金军，知州刘洪道亦率州兵助战，金军战败，死伤以千计。建炎四年正月初二，金军又攻明州，张俊与知州“刘洪道坐城楼上，遣兵掩击，杀伤大当，敌奔北坠田间或坠水，俊急令收兵，夜，敌拔寨去，屯余姚”①，宗弼派援军赶赴余姚再攻明州，张俊抗击于高桥，推托以高宗令其扈从，逃往台州（今临海），刘洪道等也退出明州，明州遂为金军占领。南宋则将明州的“小捷”，列为“十三处战功”之首，因“自金兵入中原，将帅皆望风奔溃，未尝有敢抗之者”，“中兴战功自明州一捷始”，“至此而（宋）军势稍张矣”②。
建炎四年四月，张俊改任浙西、江东制置使以招收江浙地区的“群盗”，除刘光世、韩世忠两军外，其他诸将皆受张俊节度，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将领。六月，宋朝改御前军为神武军，张俊改任神武右军都统制，领定江、昭庆二镇节度使。绍兴元年（1131）后，张俊讨伐马进、李成有功，进太尉。以后历任浙西江东宣抚使、淮西宣抚使。绍兴六年十月，伪齐发兵30 万大举侵宋，受张俊节制的杨沂中军与伪齐主力刘猊激战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军战败，张俊所部张宗颜等生力军赶至，两军遂共奋击，伪齐军大败，张俊又率主力到达，追击伪齐军，与杨沂中军一直追击至寿春（今寿县），这① 《宋史》卷369《张俊传》，参见卷486《夏国传》下。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正月乙巳。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6。就是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的“藕塘之战”，张俊以功进领镇洮、崇信、奉宁军三镇节度使。
绍兴五年十二月，改神武军等为行营护军，张俊所部改称行营中护军。
张俊与韩世忠所部为南宋两支最重要的军队，宋高宗比喻为左右手。绍兴七年，左护军副都统制郦琼率4 万人叛降伪齐。次年，原刘光世部主力、左护军都统制王德所部2 万人，归属于淮西宣抚使张俊。
绍兴八年，宋金首次议和，金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南宋成为金属国，张俊加少傅及安民靖难功臣号。次年，金毁约南犯，张俊兼任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金军主力宗弼围攻顺昌府战败，张俊军也渡淮北上，一度攻占亳州（今亳县）。奸相秦桧令诸将退兵以便乞和，张俊首先退回淮南。
绍兴十一年春，金为迫使南宋屈服，出兵南犯，刘锜、杨沂中等出援淮西，刘锜先到柘皋（今巢湖西北），列阵以待，杨沂中、王德等军相继到达与10 万金军决战，宋军奋勇争先，金军大败而退。柘皋之战被列“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绍兴十一年二月，“淮西宣抚使张俊、淮北宣抚使杨沂中、宣抚判官刘锜，大败乌珠（宗弼）十万众于柘皋”①。张俊未直接参战，因王德为张俊部将，故只列张俊而未列王德。同年四月，以赏柘皋之功为名，张俊与韩世忠升枢密使、岳飞升枢密副使。张俊知道宋高宗、秦桧想收兵权，遂首请纳宣抚司兵权，宋高宗、秦桧乘势罢三宣抚司，也收韩世忠、岳飞兵权。张俊协助秦桧推行乞和政策，又与秦桧合谋制造岳飞谋反的冤狱。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张俊罢枢密使，封清河郡王。绍兴二十六年（1156）死，终年69 岁，追封循王。
杨沂中（存中）
杨沂中（1102—1166），字正甫，代州崞县（今山西原平北）人。将门世家，祖杨宗闵，永兴军路副总管，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军攻占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时战死，后谥忠介。父杨震，宣和三年（1121）从折可存镇压方腊起义军，后任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建宁寨知寨。靖康元年（1126）十月，建宁寨陷，杨震“与子居中、执中力战没”②，后谥恭毅。
杨沂中为杨震长子，宣和末应募从军，靖康元年十二月，从信德（今河北邢台）知府梁扬祖勤王，隶属张俊部。建炎三年（1129）三月，从张俊镇压苗傅、刘正彦兵变以功升任统领。建炎四年正月，从张俊抗击金军于明州（今宁波），以功升中军统制（领）。同年六月，改御前军为神武军。绍兴二年（1132）三月，以张俊的神武右军的中部（军）统制杨沂中，升任神武中军的长官统制（后设都统制）兼提举宿卫亲军。所部虽不满5000，但杨沂中逐渐成为宋高宗的心腹。绍兴三年九月，杨沂中兼任权殿前司公事，绍兴五年，南宋进行军制改编，神武军改为行营护军，并组建新的三衙军，杨沂中改任权主管殿前司公事，正式成为殿前司长官，所统神武中军改为殿前司军，但仍属次要部队，常在前护军韩世忠、中护军张俊的节制下进行抗金战争。绍兴六年十月，在被列入“十三处战功”之一的藕塘之战中，杨沂中因功建节，授保成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后又兼领侍卫马、步军司，统管三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
② 《宋史》卷446《杨震传》。
衙亲卫军。绍兴十一年，在也被列为“十三处战功”之一的柘皋之战后，杨沂中以功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兼殿前都指挥使。当年十二月，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在杀岳云、张宪时，杨沂中任监刑官。次年赐名存中。绍兴二十年，杨存中封恭国公仍兼殿前都指挥使。三十一年二月遭陆游等抨击后，担任殿前司长官达25 年之久的杨存中罢职，升太傅，领宫观闲差，进封同安郡王，宋高宗说：“杨存中之罢，朕不安寝者三夕。”①同年十月，在金帝完颜亮南犯临江的形势下，起用杨存中任御营宿卫使，统率亲卫军。次年正月，又被任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因朝臣反对而改为只任两淮防务。同年五月，御营宿卫司被撤销，杨存中罢职，再领宫观闲差。
隆兴元年（1163）五月，北伐宋军在符离（今安徽宿州）之战中溃败。
六月，枢密使张浚罢兼都督，杨存中又被起用为御营使、措置江防事。同年八月，张浚复兼都督，杨存中再次罢职。次年八月，张浚死后，杨存中又被起用为同都督，在宋金议和进行期间，负责江淮防务。同年十二月，宋金议和。乾道元年（1165），撤销江淮都督府，杨存中升宁远、昭庆二镇节度使，领宫观闲差。乾道二年（1166）死，终年65 岁，追封和王，谥武恭。
第二节刘锜（附李显忠、魏胜）
宋宁宗时任史官的章颖，从“然后可传于百世，庶几耸动于四方，张大国家之威，发舒华夏之气”的角度，选择了“皆志未尽展，时不再来，失机一瞬之间，抱恨九泉之下”的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四人，于开禧二年（1206）北伐中原之际，撰写了《刘、岳、李、魏传》，以刘锜为首。
刘锜刘锜（1098—1162），字信叔，成纪（今甘肃天水）人。父刘仲武，熙宁时补官，积功为泾原路第一将、熙河路兵马都监。元符二年（1099），从王赡占领邈川城（今青海乐都南），建为湟州，刘仲武以功任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知州。崇宁四年（1105），随高永年西征失利，降为西宁都护。大观二年（1108），从童贯征西，招降羌王臧征仆哥，收复积石军（今贵德西），以功受到宋徽宗召见，九子“悉命以官”②。后历任西宁州、渭州（今甘肃平凉）、熙州（今临洮）、秦州知州，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等职，领泸川军节度使。宣和二年（1120）死于熙州知州任上。刘仲武九子，以刘锡、刘锜最知名。
刘锜为刘仲武第九子，史称德顺军（今宁夏隆德）人①，当为出生地。大观年间入官。南宋建立后，任岷州（今甘肃岷县）知州、陇右都护。建炎三年（1129），南宋为牵制东南地区金军南侵，派知枢密院事张浚兼任宣抚处置使以经营川、陕，刘锜被任为泾原路经略使兼渭州（今平凉）知州。建炎四年九月，宋、金决战于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时，刘锜“身先士卒”，① 《宋史》卷367《杨存中传》。
① 《宋会要辑稿》礼59 之20。《郡斋读书志》卷5，赵希弁《附志·传记类》有章颖《四将传》；《宋史》卷207《艺文志·兵书类》有章颖《四将传》3 卷。
② 《宋史》卷350《刘仲武传》。
① 《宋史》卷366《刘锜传》。
抗击金兵②，激战半日，胜负未分。宋军已击败金左路宗弼所部，但由于环庆经略使赵哲弃军先逃，导致宋军全线溃败。赵哲以此被斩首，其部属慕容洧据庆阳（今属甘肃）叛变，进攻环州（今环县），刘锜因回救不及而被降为绵州（今四川绵阳）知州兼沿边安抚使。
绍兴三年（1133）冬，金军攻占和尚原（今甘肃宝鸡西南）。宋军重新调整防务，刘锜负责文州（今文县）、龙州（今四川平武西南）至威州（今理县东北）、茂州（今茂县）一带防务。绍兴四年三月，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抗击金兵于仙人关（今陕西略阳西北），刘锜奉令驰援，与吴玠会师。八月，宋高宗得知刘锜战绩，诏令到行在临安朝见，被川陕宣抚使王似以刘锜“守边不可遣”为由，继续留在川陕边境。绍兴五年二月，宋高宗“诏将兵不须起发，令锜疾速赴行在”。七月，当岳飞镇压杨么起义后，正在湖湘的宰相张浚，想中途截留刘锜任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宋高宗再次“诏趣赴行在”①，到后被任为江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带御器械。从此，刘锜离开西北而在东南战场上建功立业。
绍兴六年二月，因宋高宗的心腹杨沂中出征，任命刘锜临时接替杨沂中，兼权提举宿卫亲军，说明宋高宗对刘锜相当信任。十月，伪齐南侵，宋高宗亲征抗击，刘锜改任浙西、淮东沿海制置副使，以加强南宋的海防、江防。绍兴七年正月，当宋高宗巡幸在平江时，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王彦所部与权主管侍卫亲军马军司公事解潜部属械斗，解潜被罢职，宰相张浚荐刘锜文武全才，被任为权主管侍卫亲军马军司及殿前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公事，统管重建的三衙军，但三衙军数量不多，只是宋高宗的护卫军。二月，王彦罢兵权出任地方官，将王彦所部也隶属于刘锜。刘锜将侍卫马军司2000 多人及王彦所部万人，淘汰老弱，整编为六军十二将，共6000 人。十月，刘锜兼任庐州知州、淮西制置副使、主管淮西安抚司公事，率部进驻庐州。绍兴八年六月，刘锜奉诏移驻镇江，不久改任枢密院都统制，刘锜所部成为枢密院的直属部队。绍兴九年二月，刘锜升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并再次担任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
绍兴十年正月，刘锜任东京副留守兼节制军马。三月，刘锜率所部6000人和殿前司3000 人以及诸军家属前往。同年五月，金破坏和议，当刘锜于五月中旬到达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时，东京留守孟庾已向南犯的金军主帅宗弼投降。刘锜与顺昌知府陈规立即部署防务，坚壁清野，拆除、烧毁城外民房，修缮城池，部将许青、贺辉、焦文通、钟彦、杜杞等分守四城门。五月末，金军开始围攻顺昌。六月初，围城中的刘锜升任枢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随后又接到“择利班师”的诏旨，刘锜认为大敌当前，不能轻易退兵，应继续坚守。由于刘锜屡败攻城金兵，金军主帅完颜宗弼（兀术）亲率主力由开封赶到顺昌，对金将说：“顺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来日（顺昌）府衙会食。”次日清晨，10 万金军四面猛攻，宗弼率重铠亲兵“铁浮图”（铁塔兵）进攻东门，刘锜亲自率军出东门抗击，宋军将士以枪揭去金兵兜牟，以刀斧斫敌臂，甚至以手抓扯，恶战大半天，终于将金军打败。刘锜“遍诣诸营，抚劳官军及安慰中伤之人，盖家至户到，人人皆得其欢心”，鼓舞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癸丑。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己丑；卷85，绍兴五年二月乙酉；卷91，七月甲午；卷96，十二月丙午。
士气，准备再战①。金军害怕刘锜派兵夜袭，加上大雨及颍河水涨，相持数日后，只得撤兵北归。顺昌之战阻遏了金军南侵的矛头，稳定了局势。当时“马军都虞候刘锜大败乌珠（宗弼）于顺昌，乌珠拔寨还东京，两淮遂定”，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②。刘锜以功建节，授武泰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顺昌知府、沿淮制置使。同年七月，刘锜任淮北宣抚判官，时岳飞北伐驻颍昌（今河南许昌），而张俊已自毫州退兵，岳飞已陷入于孤军作战地位，告急于刘锜，刘锜派部将雷仲出兵牵制，进抵太康（今属河南）。岳飞被迫奉诏南撤，岳飞部将赵秉渊尚坚守淮宁府（今淮阳），刘锜部将韩直协助赵秉渊击退进犯的金军。九月，在宋高宗、秦桧乞和政策下，诸大将都奉诏退兵，刘锜退驻太平州。
绍兴十一年正月，金军攻占寿春府，刘锜率部渡江抗击南下的金军，到达庐州，刘锜随即巡视，因其城残破不利于防守，随即冒雨退向东关（今含山西北），“依山据水，以遏金人之冲”。二月，刘锜自东关出兵至柘皋，与10 万金军相遇，杨沂中、王德等军先后到达，宋、金两军会战，金军大败，退向西北的紫金山。柘皋之战是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也是宋、金绍兴和议前的最后一次决战。金军战败后逐步北退，主帅张俊因争功而忌妒刘锜，命刘锜先回，自己想与杨沂中耀兵淮上以显声威，但当得知北退的金兵正攻打濠州时，又命刘锜率军北上抗金。由于轻敌，杨沂中、王德被金伏兵所袭而大败，张俊、杨沂中、王德等惊慌南逃渡江，只有刘“锜乃按部位，整旌旗，最后徐行”，驻军历阳（今和县），奏请准许后，才渡江回归太平州，这也使张俊、杨沂中怀恨在心①。
同年四月，宋高宗、秦桧罢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刘锜因而自请退闲。七月，尽管枢密副使岳飞请求不要罢刘锜的兵权，但刘锜仍被罢军权，改任为荆南府（今湖北江陵）知府。绍兴十七年，以宫观退闲，绍兴二十五年，重又起用为潭州知州。绍兴二十七年，加太尉，又任荆南知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绍兴二十九年，面对金帝完颜亮准备南侵的形势，刘锜兼节制荆南府屯驻御前军马，重掌兵权。绍兴三十年五月，设荆南府御前诸军都统司，刘锜兼任都统制。十月，刘锜调任镇江府御前诸军都统制，随即拣退病马，训兵练卒。
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刘锜移骑军渡江屯驻扬州。面对金军大举南下的形势，宋高宗想借助刘锜顺昌之战建功的威名，任命刘锜为淮南、浙西、江南东西路制置使，以建康府都统制王权为副使。八月，刘锜扶病出镇扬州，并派部将王刚屯守宝应（今属江苏），又派部将吴超进驻淮河南岸的盱眙军（今盱眙县）。
十月，刘锜又兼京东、河北东路招讨使。随后扶病前驻盱眙军部署防务，又沿淮河进至淮阴，正当刘锜在淮东抗击金兵，主管淮西防务的王权及其部属，当金军渡淮南下，便即不战而逃。面对金军临江的形势，宋高宗以金字牌召刘锜退兵守江。刘锜自淮阴退到扬州时，金军已占领真州（今仪征）。刘锜退守长江边的瓜洲镇，无日不战，为稳定人心，又将妻、子从镇江渡江迁来瓜洲。金军占领扬州后，以重兵南下争夺瓜洲渡，与刘锜部将左军统领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1。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正月丁卯，二月丁亥、乙未，三月丁巳。员琦相遇于皂角林，员“琦陷重围，下马死战数十合，中军第四将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设伏”，杀败金兵，金又派大量生力军前来，刘锜也派两军支援员琦，双方恶战大半天，金军死伤三千余人，战败退兵。皂角林之战是此次金军南犯以来首次失利的恶战，被列入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①。但淮西主将王权已逃回江南，宋高宗诏令刘锜退回江南，专守长江防线，遂留其侄中军统制刘汜率部属1500 人坚守瓜洲渡口，已病重的刘锜乘肩舆渡江到镇江，知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叶义问即以李横代刘锜指挥作战。十一月，金军再次大举进攻瓜洲渡，李横、刘汜战败，金军占领瓜洲渡口。数日后，“采石之战”，虞允文组织军民，打败企图渡江南下的金帝完颜亮，完颜亮东走扬州，不久为部下所杀。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刘锜病死于临安，后谥武穆。《宋史》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又称：“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锜姓名者，罪不赦。枚举南朝诸将，问其下孰敢当者，皆随姓名其答如响，至锜，莫有应者，金主曰：吾自当之。然锜卒以病不能成功。”评论虽不无夸张，但刘锜抗金，除形势不利而主动退兵外，大多战胜，因而被“世传锜通阴阳家，行师所避就”①。李显忠（世辅）
李显忠（1110—1178），原名世辅，绥德军青涧城（今陕西青涧）人。
其先世唐末以来世袭苏尾九族都巡检使，父名李永奇。建炎二年（1128）正月，鄜延经略安抚使王庶时在鄜州，招募“硬探”，17 岁的李世辅应募从军。建炎五年（金天会九年，1131），金将陕西划属伪齐，李永奇、李世辅父子仕伪齐，后李世辅谋叛伪齐归宋，李永奇家属二百余口遇害，李世辅逃往西夏。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二月，借西夏兵攻延安，时金已废伪齐，陕西也已划归南宋，遂往河池（今甘肃徽县）见四川宣抚使吴玠，即被授护国军承宣使衔、枢密行府前军都统制军职。九月，到南宋首都临安府晋见宋高宗，又被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衔，初赐名忠辅，又改赐名显忠，任枢密院都统制军职。
绍兴十年二月，刘锜任东京副留守的同时，李显忠被任为南京副留守，未及赴任，金军已毁约南犯。同年五月，刘光世出任三京招抚处置使，李显忠任前军都统制。绍兴十一年二月，宋金“柘皋之战”，金军战败北撤时，李显忠率部追击建功。六月，刘光世罢军职，所部改编为池州（今贵池）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司，李显忠任都统制。
绍兴十二年三月，宋金签订“绍兴和议”。一向主张抗金的李显忠于同年十二月以病请辞军职，升领保信军节度使，改任两浙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绍兴十八年，李显忠因上书恢复中原，而且“止用申状”，秦桧大怒。同年五月，借口李显忠私自派人去金境内迎归故妻，降领平海军承宣使衔、提举宫观闲差，在台州（今浙江临海）居住。绍兴二十三年正月，才又复领宁国军节度使衔、两浙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奸相秦桧死后，李显忠才出任军职，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乙丑；《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卷20《刘锜皂角林之胜》。
① 《宋史》卷366《刘锜传》及《传论》。
历殿前司右军、先锋军统制，都统制。
绍兴三十年（金正隆五年，1160）三月，金军即将南犯，李显忠复任池州都统制。次年渡江至淮河南岸寿春（今寿县）一带设防。十月，李显忠部将击败渡淮金兵于大人洲，李显忠也邀击南下的金军获胜，在得知奉命守淮的建康都统制王权已南逃后，李显忠遂退回池州防江。十一月初，王权被撤职，李显忠接任建康都统制，未及赴任，虞允文已组织“采石之战”，击败企图渡江的金军。次日，李显忠也赶到采石接替江防，并随即派兵1.6 万人随虞允文赴镇江防守。李显忠随后升任淮西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招讨使。次年五月，招讨司撤消前，改任主管马军司，升太尉。
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1163）四月，枢密使张浚主持北伐。五月，李显忠渡淮北上，攻占灵璧，虹县（今泗县）金守将降，又攻占宿州。李显忠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任招讨使，邵宏渊任副使。李显忠在宿州城外设防，邵宏渊守城。金帅纥石烈志宁率金军10 万反攻宿州，李显忠苦战于城外；次日，金军再攻，李显忠约邵宏渊内外夹击攻城金军，但当李显忠率部激战百余合，邵宏渊却坐视不出。当夜，“建康中军制统制周宏及邵都统（宏渊）子世雄，阳为虏劫寨自遁”①。次日，李显忠入城守御，邵宏渊又扬言：“金添生兵二十万来，傥军不返，恐不测生变。”李显忠知邵宏渊怯战，而“势不可孤立”②，于是不得已退兵，宋军溃退，但金军亦因损伤惨重而未追击，宿州治符离县，史称“符离之战”。李显忠因而被责降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再责降为果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宋孝宗后知符离之溃，主要是邵宏渊动摇军心与怯战所造成，除贬降邵宏渊外，乾道元年（1165）召还李显忠，复授容州防御使衔，后又升随州观察使、两浙东路副都总管，但李显忠乞祠，遂改为提举宫观闲差。乾道六年，再次起用李显忠，升领威武军节度使、主管马军司公事；七年，再升太尉；九年，因病以提举宫观闲差养病。淳熙五年（1178）去世，终年69 岁，后谥忠襄。
魏胜魏胜（1120—1164），字彦威，淮阳军宿迁（今属江苏）人。少应募为弓箭手，移居山阳（今江苏淮安）。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31）七月，金军即将南犯，魏胜率义军300 人，渡过淮河占领涟水。八月初，又“率其徒数百人至海州，自称制置司前军，大兵且继至”，金守将高文富（多）闭城门拒守，魏胜在城外多树旗帜、举烟火，魏胜率部众攻上城头，民众又开城门，魏胜遂占领海州，附近各县也纷纷归降。南宋随后任命魏胜为统制忠义军马。魏胜又一度出兵攻入沂州。同年十月，金军围攻海州，浙西副总管李宝率水师登陆击退金兵，魏胜被任为海州知州。绍兴三十二年五月，魏胜升任山东忠义军都统制，仍兼海州知州，金军又围攻海州，金帝完颜亮被杀于扬州后，金军撤围退兵。
隆兴元年（1163），枢密使兼都督张浚派贾和仲任山东、河北路招抚使，置司海州。魏胜被诬告，因而改任京东路副总管、都督府统制，驻扎建康府。不久，张浚得知魏胜被贾和仲诬陷，恢复魏胜旧职重回海州。隆兴二年，因① 张抡：《故太尉..赠开府仪同三司李公（显忠）行状》，《琬琰集删存》卷3。② 《宋史》卷367《李显忠传》。
宋金议和，改命魏胜为楚州知州，专守楚州西南的清河口，淮东安抚使刘宝守楚州。金将徒单克宁进攻魏胜于淮阴东十八里口，“魏胜取敝舟凿其底，贯以大木列植水中，别以船载巨石贯以铁锁，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①。魏胜抗击金军，“自卯至申，胜负未决”，金军又增派援军，魏胜全力抗战，并向李宝求援，李“宝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坚谓方讲和，决无战事，迄不发一兵”②，魏胜援绝箭尽，仍依土岗列阵，坚苦抗击，以步兵列前，骑兵殿后，魏胜中箭落马而死，终年45 岁。赠保宁军节度使，谥忠壮。魏胜生前只是中级武官，战功亦仅是攻占海州，血战淮阴，完全不能和独当一面、战功显赫的许多大将相比，甚至不及众多的中级武将。史学家章颖将他列入“南渡四将”，这不仅因为魏胜忠心报国、战死疆场，更因为他是“山东忠义之冠”①，代表着抗金阵营中的忠义军这支重要抗金力量。① 《金史》卷92《徒单克宁传》。
② 《宋史》卷368《魏胜传》。
① 《宋会要辑稿》礼59 之20。
第五十章岳飞第一节岳飞早年的抗金活动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①。父岳和，母姚氏，世代务农。岳飞青少年时先后向周同、陈广学习射箭、枪技，成为全县武艺最高强的人，但因家境贫困，后到相州（今安阳），“为韩魏公（琦）家庄客，耕种为生”②。
宣和四年（1122）初，岳飞初次从军。同年十月，在北宋攻辽战争中，曾到达辽燕京（今北京）城下，见到高大的城墙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误认为这是金初起时的著名战略要地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这也可能是当时不少人共有的误解，以至于十多年后已是大将的岳飞，还对部属说过“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的豪言壮语③。宋军攻辽战败退军，适值父亲岳和病死，岳飞随即回到家乡守丧。靖康元年（1126）冬，又到相州应募从军为刘浩部属。同年十二月，康王赵构在相州建立大元帅府，刘浩所部成为大元帅府最早的基本部队之一。次年五月，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此后不久，作为小军官的岳飞，奏请宋高宗回都城开封领导抗金战争，以越职上奏罪名而被夺军职。
建炎元年（1127）六月，张所任河北招抚使，置司北京（今河北大名东）。七月，张所离开“行在”南京赴任。但直到八月中旬末，张所“今留京师，以招集将佐，故尚未行”至北京①，岳飞投张所部下从军。张所“一见，与臣（岳飞）言两河、燕、云利害，适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补修武郎、閤门宣赞舍人，充中军统领，寻又升统制”②。岳飞隶属于都统制王彦。
九月，王彦所部攻占新乡（今属河南）县城，但随即遭金军围攻，王彦兵溃突围后，组织义军（八字军）抗金。岳飞则率所部独立行动，后虽向王彦谢罪，但未再被接纳。岳飞遂投东京留守宗泽，由于岳飞曾擅自脱离主将王彦管辖，“犯法将刑，泽一见奇之，曰：此将材也。会金人攻汜水，泽以五百骑授飞，使立功赎罪。飞大败金而还，遂升飞为统制，飞由是知名”③。建炎二年六月，宗泽病死，杜充继任东京留守，岳飞成为杜充的部属，在胙城（今延津东北）、汜水关等地战胜金兵；又先后在开封、陈州（今淮阳）等地，击败王善、曾成、孔彦舟等部。建炎三年，以功屡升“授真刺史”①，成为中级武官。六月，岳飞随杜充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杜充任右相① 本章参考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27 引《岳侯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③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下称《金佗稡编》或《金佗续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参见卷27 黄元振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
② 《金佗稡编》卷11《乞以明堂恩奏张所男宗本奏》。
③ 《宋史》卷360《宗泽传》。
① 《宋史》卷365《岳飞传》。按宋制以武阶官而带承宣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衔，通常称遥郡、遥领、借补，仍以武阶官叙品级；而称正任、真授等，则是除落阶官衔，而以承兼江淮宣抚使守建康。十二月，金军于马家渡（今南京西南）渡江南下，杜充派都统制陈淬率统制岳飞等将士2 万抗击金军，以王 领兵1 万余人策应。陈淬、岳飞与金军激战十余合，直战到天黑胜负未分，王 首先率部逃跑，宋军遂即溃散，都统制陈淬战死，岳飞率部退屯钟山（今南京城东紫金山）。这是岳飞，也是南宋军队首次正面与完颜宗弼（兀术）统率的金军主力作战。此战为“建炎三大战”的首次重大战役。虽然由于主要将领王 在胜负未分之际率军先逃，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但在宋金战争史具有独特的意义，那就是宋军终于敢与金军主力正面作战，因为“建炎、绍兴初，诸将未尝敢与虏（金军）战也”。除此次建康之战及次年的白原、富平两次战役外，“其它率望风奔溃，盖未尝接战也”②。
金军占领建康，岳飞率部退至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境内，又转移至宜兴，宜兴成为岳飞所部此后一段时间的根据地。建炎四年五月，金军渡江北撤，岳飞邀击后撤的金军于静安镇（今江苏南京西北）渡口，前建康府通判钱需也率乡兵从侧面袭击金军，金军大败，岳飞、钱需收复建康城。岳飞后率部回宜兴，不久即归属张俊节制。
此时，南宋“假（借）权宜以收群盗”，设置镇抚使。“上供财赋权免三年，余听帅臣（镇抚使）移用，更不从朝廷应副，军兴听从便宜。..许以能捍御外寇（金军），显立大功，特与世袭”①。在金军接战的江淮、江汉地区普遍设置镇抚使，这是利用“群盗”守土抗金的地方军区。在南宋又将实力较小的地方军政长官也改任为镇抚使时，张俊没有将岳飞所部归并入神武右军，而是推荐岳飞出任通泰镇抚使兼泰州知州。岳飞率部赴泰州，奉命出援楚州时，于承州（今高邮）击败金军，但大将张俊、刘光世并不出兵，势单力薄的岳飞只得退守泰州。十一月，又渡江退往江阴后，奉命防江。十二月，岳飞受命从张俊讨伐李成。
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绍兴元年（1131），李成在岳飞等军追击下归附伪齐。张用也在岳飞招降后，向张俊投降。此次平寇，岳飞战功第一；七月，岳飞改任神武右副军统制，所部也由杂牌军成为南宋朝廷直系军的一部分，但岳飞的地位尚低，当时东南大将号称“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辛（企忠）”。同年十二月，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忠罢职，由岳飞取代辛企忠，时年29 岁的岳飞开始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
绍兴二年，岳飞任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使、马步军总管，讨伐曹成。曹成在岳飞所部追击下向韩世忠投降。七月，岳飞奉命移屯江州（今江西九江），其时刘光世、韩世忠所部各有4 万人，张俊有3 万人，岳飞所部也已达二万三四千人，成为南宋第四支重要军事力量。
绍兴三年，岳飞镇压了吉州（今吉安）、虔州（今赣州）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八月，岳飞在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朝见宋高宗时受到奖励，随后任江西沿江制置使，置司江州。九月下旬中，岳飞被任为江南西路、舒（今宣使、刺史等官衔叙品级。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建炎三大战》。
① 《宋史》卷167《职官志·镇抚使》。
安徽潜山）、蕲（今湖北蕲春东北）州制置使，成为与鄂州王 、池州刘光世、镇江韩世忠，共同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四支主力部队之一。
原神武后军的长官巨师古因不伏韩世忠的节制，于绍兴三年六月被除名、编管广州后，部属被拨隶其他将领。同月，岳飞所部由神武副军升改为神武后军。
收复襄、邓六郡镇压杨么起义绍兴四年五月，因金与伪齐南犯，岳飞兼任黄州、复（今天门）州、汉阳军、德安府（今安陆）制置使，随即收复被伪齐占领的郢州（今钟祥）、襄阳（今襄樊襄阳区）、唐州（今河南唐河）；六月，部将牛皋攻克随州（今属湖北）；七月，部将张宪、董先等又攻克邓州（今属河南），南宋后以新收复地区设置襄阳府路。岳飞以功建节，升为清远军节度使，时年32 岁。同时改任湖北路、荆（今江陵）、襄、潭州制置使。同年九月，金和伪齐联军大举南下，直扑两淮，十二月，进攻庐州时，高宗诏令岳飞驰援，岳飞派部将张宪、牛皋率兵2000 进援庐州，敌军战败奔溃。
绍兴五年二月，岳飞升领镇宁军、崇信军两镇节度使，声望地位已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老将相近。岳飞的神武后军长官官衔也由统制升为都统制，并被任命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镇压杨么起义军成为主要任务。岳飞率部于五月下旬初进抵鼎州（今湖南常德），对杨么起义军采取剿抚两手政策，杨么部将黄佐首先率部出降，被岳飞派回湖中招降和攻击起义军。黄佐击破周伦水寨，取得了进剿起义军的首次胜仗。右相兼都督诸军事张浚前来湖湘督战，五月末，张浚接到诏令要回朝布置防备金、伪齐南犯。张浚即把岳飞召到潭州，要他作暂停进攻或长期围困起义军的打算，而岳飞“请除来往三程，以八日之内，俘诸囚于都督之庭”①。六月初，岳飞派任士安进攻杨钦大寨，自率大军遂接应，杨钦战败投降。六月中旬初，岳飞又攻破杨么起义军基地夏诚大寨，杨么战败投水自杀，夏诚被俘，终于如期镇压了杨么起义。岳飞以功加检校少保、进封开国公。岳飞的部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数万原起义军成为岳飞的战士，几支官军也归并为岳飞的部属。十二月初一日，岳飞升为招讨使。次日，南宋进行军事改制，废神武军号改称行营护军，不设都统制，由宣抚使、招讨使直接指挥。岳飞所部改称后护军，中军统制王贵兼提举一行事务，前军统制张宪兼同提举一行事务，需要时可以代替岳飞指挥部队作战。南宋这次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吴玠所统辖的五支最主要的部队，统编为行营五护军，成为朝廷主力军，分布在宋金战争的全线，改变了南宋初年的无序状态，岳飞所部扼守长江中流及汉水流域，成为金军、伪齐军南犯时难于逾越的钢铁长城。
北伐中原绍兴六年三月，右相兼都督诸军事张浚部置抗金事宜，在长江中下流采取进攻的态势，岳飞升任湖北、京西宣抚副使（不设宣抚使，宣抚副使即是长官），置司襄阳。岳飞在行营五护军统帅中不仅是最年轻、资历最浅、最① 《金佗稡编》卷6；《行实编年》卷3，绍兴五年五月。
晚建节的高级将领，也是最后一个升任宣抚副使，但已确立了岳飞作为“中兴四将”之一及在南宋诸将中的应有地位。同年夏秋，岳飞军长驱进入伪齐统治区，部将牛皋攻占镇汝军（当是今河南鲁山），王贵攻占卢氏（今属河南）、虢略（今灵宝）、朱阳（今灵宝西南）、栾川（今属河南）等县，又西进攻占商州（今属陕西）、商洛（今丹凤西北）、洛南（今属陕西）等地，杨再兴攻占长水县（今河南洛宁西南），虽由于军粮供应困难而退军，但沉重地打击了伪齐的统治。
面对南宋进攻态势，伪齐在谋求与金联军侵宋遭金拒绝后，自行发兵侵宋，主要矛头仍然直指两淮，并让部分士兵穿着金军服装，制造伪齐与金朝联合侵宋的假相。然而热中于派系斗争，致力于扶植二程理学、打击王安石新学的左相赵鼎，惊慌失措，不与在前方的右相张浚商议，急忙命令诸将退而守江，并调遣岳飞移屯江州进行防守，岳飞不顾眼病加重两眼昏花的情况，急忙抽调部队东下。南侵的伪齐军主力于藕塘（今定远东南）被宋军打得大败，两淮伪齐军随即全线败退。但伪齐乘岳飞抽调兵力东下，江汉地区防守力量削弱的情况下，伪齐与金朝集中兵力，攻击此前不久被岳飞部将收复的商州、虢州以及邓州、唐州、信阳军等地，各地守军奋力抗击。十一月中旬，岳飞回到鄂州后立即渡江北上，部将牛皋、王贵、董先等先后击败伪齐军，并攻至蔡州（今河南汝南）城下，由于所带军粮不多，难于持久攻城，遂自蔡州主动退兵返回防区。
绍兴七年二月，岳飞的武阶官升为最高的太尉，职衔也升为宣抚使。三月，刘光世被罢兵权，宋高宗原已诏令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统辖，但既遭到新任枢密使秦桧的反对，宰相兼都督的张浚又想将刘光世所部收归都督府，任命刘光世的部将王德为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由于王德位微望轻不足以居郦琼之上，同年七月，郦琼裹胁4 万人投降伪齐。由于宰相张浚处置失当，不仅使岳飞扩充军队以加强抗金实力的愿望落空，也造成了南宋最大的一次兵变事件。
绍兴七年（金熙宗天会十五年，1137）十一月，金废伪齐。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南宋与金首次议和。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三月，金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岳飞虽持反对态度，在上表中称：“唾手燕云，正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宰相（独相）秦桧“见之切齿”①。但岳飞依旧因议和而援例升官，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
这年夏季的一天一阵骤雨之后，岳飞在鄂州衙署凭栏远眺，但见滔滔大江滚滚东流，心潮汹涌澎湃，不胜感慨，前些时他上表反对议和时的心情，此时更为激烈，发为心声，高声吟唱了后来成为千古绝唱的《满江红》②：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五月，金毁约犯宋，面对金军的全面进攻，宋高宗被迫抗金。六月初的顺昌（今安徽阜阳）保卫战，刘锜击败金军主帅宗弼的精锐部队，遏制了金军南犯的矛头。岳飞此时已官进少保、职兼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192。
② 《满江红》词为岳飞所作，系据邓广铭先生的意见，参见《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
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当顺昌形势严峻时，岳飞奉诏进援，岳飞曾派张宪、姚政率部赶往顺昌。
当宋高宗被迫应战时，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帅虽都加了河南北诸路招讨使，但实际只要求诸军抵挡而非进攻。所以，随即派遣官员以计议军事的身份分别前往三大帅处，传达宋高宗的意图。当前往岳飞处的计议军事李若虚，带着宋高宗的“御札”赶到湖北、京西宣抚司所在地鄂州时，岳飞早已依照既定计划率部北伐中原，李若虚追到德安府（今安陆）才见到岳飞，除了转交宋高宗的“御札”外，还告诉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飞不从。是时诸军皆已进发，若虚曰：‘面得上（高宗）旨，不可轻动，既已进发，若见不可进，则当以诏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飞许诺，遂进兵”①。岳飞开始了空前的，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北伐的军事行动。
六月间，救援顺昌的张宪、姚政，由于刘锜已打败金军，张宪、姚政即转向西北攻取蔡州，西路的牛皋攻取鲁山（今属河南）。闰六月间，张宪、傅选等打败金军韩常后收复颍昌（今许昌），张宪又与牛皋等打败从开封来援的金军并收复陈州（今淮阳），金军企图重新夺取颍昌，又被驻守部队董先、姚政等击败，郝晸又收复郑州，姚政也收复中牟（今属河南），前锋距离金军指挥中心只有几十里。七月初，郝晸在忠义军李兴等配合下，收复宋西京洛阳。正当前线不断取得胜利之时，金军侦察到岳飞的指挥部郾城（今属河南）只有少量骑兵驻守，金军主帅宗弼（兀术）亲率精锐骑兵1.5 万，自开封奔袭郾城，企图一举消灭岳飞的指挥中心。经过一场恶战，倚以屡胜宋军的拐子马（侧翼骑兵）、铁浮图（铁塔兵，指重装骑兵），都被打得大败，金军终于不支而退。但宗弼仍不断企图进攻郾城，岳飞亲自率军出战，杀败金军。小商桥（郾城北）之战，杨再兴、杨兰、高林等以少敌众，英勇战死，张宪率援军赶至，再次大败金军。宗弼又改而攻击颍昌以切断岳飞与前方部队的联系，经过大半天的恶战，也被守城的将士打得大败。还可能有一支小部队一直进到离开封45 里的朱仙镇（今开封西南）一带，并打败了金兵①。此次岳飞北伐中原，金军遭到沉重打击。“撼山易，撼岳家军难”②，是金军对岳飞部队的高度评价。
正当岳飞大获全胜，宋朝原首都开封收复在即，宋高宗、秦桧不仅不支持岳飞的抗金战争，恰恰相反，而是要岳飞措置班师。此时张俊、韩世忠、杨沂中、刘锜等军已先奉诏退兵，岳飞如果不退兵，将面临单独抗击全部金军的险恶形势，岳飞只得也退兵。
千古奇冤绍兴十一年（1141）二月，金军再次渡淮南犯，在岳飞奉诏进援还未到达的情况下，宋金“柘皋之战”，杨沂中、刘锜大败金军。杨沂中、王德随① 《三朝北盟会编》卷202，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① 关于朱仙镇之战，首见于岳珂所撰（顾杞撰草稿）《行实编年》，其他记载均出于此。邓广铭《〈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认为纯系岳珂杜撰；王曾瑜则认为实有其事（参见《金佗稡编》卷8 有关注释）。撰者以为岳珂（或顾杞）所记当得自传闻，并非全系空穴来风，但传说或岳珂已将此战之规模及效果夸大，故作如上叙述。② 《宋史》卷365《岳飞传》。
后虽因轻敌在濠州遭金军伏击而败，但金军毕竟还是渡淮北撤，说明只就抵抗金军的南犯而言，依靠刘锜、杨沂中、王德等将领也已足以应付。四月，借口柘皋之捷，论功行赏，三大将被收兵权，同时罢宣抚使，韩世忠、张俊升任枢密使，岳飞升任枢密副使。而更大的阴谋是，秦桧对坚持抗金最力的韩世忠、岳飞进行陷害。秦桧首先将矛头指向韩世忠。胡纺首先向秦桧秘告，韩世忠亲校耿著企图鼓动兵变，以迎韩世忠回楚州重掌军权。秦桧立即逮捕耿著并严刑拷打，阴谋以此陷害韩世忠。岳飞和张俊奉命前往楚州按阅韩世忠军马时，岳飞得知耿著的冤狱并随即写信告诉韩世忠，由于得到宋高宗的庇护，终于使秦桧陷害韩世忠的阴谋落空。岳飞又反对剥夺刘锜的兵权，更加深了秦桧对岳飞的仇恨。当金朝表示和谈的意图时，岳飞仍不顾安危上奏反对求和，秦桧在加快求和的过程中，也加快了迫害岳飞的步伐。同年八月，岳飞已感到形势的险恶，自请免职，随即被罢去枢密副使，但并没有能延缓秦桧陷害岳飞的步伐。九月，一起类似陷害韩世忠的阴谋终于发生，秦桧党羽指使岳飞部将王俊，向都统制王贵“告副都统张宪谋据襄阳为变，..冀朝廷还岳飞复掌兵”。王贵立即向枢密使张俊报告，张宪随即被逮捕，后又诬陷“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①。岳飞及子岳云即被投入大理寺狱审讯，秦桧决心杀岳飞以警告所有敢于反对求和者。金军主帅宗弼在给秦桧的信中指出：“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②。这既可能实有其事，也有可能是秦桧编造，借以促使宋高宗下杀岳飞的决心。秦桧派御史中丞何铸审讯岳飞，岳飞脱衣露出少年时母亲姚太夫人刺写在背上的“尽忠报国”，“铸察其冤，白之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③。秦桧见何铸不治岳飞谋反罪，就改派万俟 审讯岳飞。十二月，岳飞终于被定为谋叛罪。已经退闲的“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④一代英豪岳飞，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赐死于大理寺狱，时年39 岁；子岳云、部将张宪被处死刑，家产籍没，家属都被发配往广南、福建路居住。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在金帝完颜亮南犯的形势下，才将“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管州并放令逐便”⑤。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后，追复了岳飞少保、两镇节度使、开国公等官衔、爵位；岳飞的夫人李氏、岳云的夫人巩氏追复封号，岳云、岳雷、岳霖追复官衔，岳震、岳霭（后改霆）及岳云、岳雷之子也补授官；岳飞又依礼改葬，岳云祔葬，岳飞的冤狱终于得到昭雪。岳飞于淳熙五年（1178）被追谥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追封鄂王，宝庆元年（1225）又追谥为忠武，此前还追赠为太师。著作有后人所编《岳忠武王文集》。
第二节岳云张宪岳云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卷142，十月戊寅。② 《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
③ 《宋史》卷380《何铸传》。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
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丁卯。
岳云（1119—1142），字应祥，岳飞长子，刘氏所生，（岳飞次子雷，亦为刘氏所生），但在岳飞长期离家抗金后，刘氏已改嫁。岳飞、岳雷随祖母姚氏居住。建炎四年（1130）初，岳飞进驻宜兴，将离散多年的母亲及二子接来宜兴后，岳飞又娶李氏。岳云“年十二，从张宪战，多得其力，军中呼曰‘赢官人’”，记载不无夸张，很可能是岳飞将长子岳云托付给爱将张宪照看，张宪出战时带着岳云，岳云虽然年少，但主将岳飞的长子临阵，确能起到鼓舞将士斗志的作用。从此，岳“飞征伐，未尝不与”①。绍兴三年（1133）九月，岳云随已任神武副军都统制的岳飞朝见宋高宗，虽“年尚少，上亦以战袍，戎器赐之”②，随后被授保义郎、阁门祗候，开始正式成为军官。岳云“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军登城”③，在绍兴四年收复襄、邓的战役中，先随牛皋攻下随州，又随张宪攻占邓州；绍兴五年平定杨么起义军的战役中也建立战功，但岳飞都不报功请赏。绍兴六年，岳飞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岳云任宣抚副使司书写机宜文字，在进攻伪齐商州、虢州、蔡州等战役中，再次建立战功，但岳飞在上报的“本职功状内合乞推恩等第”的人员中，仍未将岳云列入。南宋朝廷在对此战有功的将士论功行赏时，岳云也“特转三官”时，岳飞一再上书辞免，并指出被列入“事状”中，斩将陷敌立有奇功的将领只升一级，而子岳云升三级，“非所以示将士大公至正之道”①。
绍兴十年的北伐战争时，金军袭击郾城失败后，岳飞对岳云说：金军“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速以背嵬（亲军）援王贵”。金军主帅宗弼（兀朮）果然以10 万大军攻颍昌，由于守城宋军不过3 万，众寡悬殊，主将王贵怯战，在岳云督促下，王贵以董先、胡清守城，王贵自与岳云出城西迎战，岳云以所统背嵬军的骑兵冲击敌阵、步军分列左右两翼继进；王贵、岳云率军自辰至午，血战半日，胜负未分，董先、胡清率生力军出城参战，金军大败而逃。岳云“体被百余创，甲棠为赤”②，以功升为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成为中级武官。
绍兴十一年八月，岳飞被罢枢密使以宫观奉朝请时，岳云也被授宫观闲差。同年十月，秦桧制造陷害岳飞冤案时，诬陷岳“云与（张）宪书，令措置使（岳）飞还军”，因为完全是无中生有，就“且言其书已焚”。韩世忠诘责秦桧，秦桧也只能说：岳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当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赐死时，岳云与张宪同被处斩，岳云死时才23岁。
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岳云被追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官衔，并以礼附葬岳飞墓；妻巩氏也追复恭人封号，二子岳甫、岳申授官。嘉泰四年（1204），岳云被追赠武康军节度使。
① 《宋史》卷365《岳云传》。又本传以岳云为岳飞养子，误。参见《金佗稡编》卷9《诸子遗事·岳云传》的王曾瑜考证。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8，绍兴三年九月庚由。
③ 《宋史》卷365《岳云传》。而《金佗稡编·诸子遗事·岳云传》等作铁锤，王曾瑜在注释的考证中认为应是铁椎枪。
① 《金佗稡编》卷14，《家集》卷5《辞男云转三官札子》。
② 《宋史》卷365《岳云传》。
张宪张宪（？—1142），岳飞心腹将领。建炎四年（1130）岳飞接回母亲及儿子岳云、岳雷后，即将长子岳云托给张宪照管。绍兴元年，岳飞奉命受张俊节制讨伐李成时，统领张宪以兵驻守徽州（今安徽歙县）。同年十二月，岳飞任神武副军都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绍兴二年，岳飞讨伐曹成，曹成自道州（今湖南道县）南下贺州（今广西贺县），并以兵扼守莫邪关（今地不详），前军统制张宪率部攻关，军士郭进与旗头奋勇登关，张宪遂攻占关城。曹成又率残部奔窜连州（今广东连县），岳飞“遂遣本司统制官张宪追赶掩杀，收复连州”①，曹成在岳飞追击下向韩世忠投降。曹成部将“郝政率众走沅州，首被白布，为成报仇，号白巾贼，宪一鼓擒之”②，郝政（晸）降于张宪。曹成部将杨再兴，在莫邪关战役中，杀死岳飞部将韩顺夫；张宪率军追杀时，杨再兴又杀岳飞之弟岳翻。此时，再次被张宪追杀，杨再兴无路可逃，跳入深涧中，“张宪欲杀之，再兴曰：‘愿执我见岳公’。遂受缚”③，杨再兴后成为岳飞部下勇将。
绍兴三年三月，岳飞奉诏镇压虔州、吉州地区农民起义，“分遣统领官张宪取一路，王贵取一路”，并“躬亲统率军马取一路，约期会合迎敌”①。四月，张宪与王贵攻击起义军彭友、李满所部，彭友、李满被俘，虔、吉地区起义被平定。同年九月，张宪进官武略大夫、吉州刺史，成为中级武官。绍兴四年五月，岳飞出兵攻取被伪齐占领的襄、邓六郡。张宪先在牛皋、岳云的助攻下，攻占随州，生俘伪齐知州王嵩。张宪又与王万、董先收复邓州；大败伪齐及金兵于唐州北，又收复唐州。在岳飞收复襄、邓六郡中，张宪也立了重大战功。同年冬，金与伪齐联军入侵两淮，进攻庐州，岳飞派张宪、牛皋救庐州，击退联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