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华军在长城之战中，遭到日本全面现代化武力与战技的打击，牺牲极为惨烈，汪精卫才真正了解到，中日两国在现代化作战能力的差距太大，从此他转而认为，中国绝对不能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在没有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中日之战的结果，绝对是中国亡国一途。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汪精卫眼见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外援不济、国家财政枯竭，加上工业地带遭到日军的占领与摧毁，这都使人怀疑“这仗怎么打下去？”（汪精卫本人当时经常使用的评语）。同是汪也认为，中日之战会给苏联带来最高的渔利，中国必然遭到苏联更狠毒的侵略，所以他的心里并不赞成抗战到底的政策主张。
27.3 坚守立场的和谈是斗争而非投降
事实上，中日之间，所以会因七七事变爆发全面的战争，原先并非是中日最高决策当局，有计划的要打全面战争，而是日本政府在面对各种冲突与意外时，没有作出正确的决断，因而引爆了中日之间历史决战的灾难。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无法战胜日本，日本亦无法打败中国；中日都同时有个共同的最大敌人，苏联，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因有苏联在等着捡便宜，所以战争最后根本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因此在中日双方，各有不同的派系与政治人物，分别希望能够“化解”这场战争，假如双方能够在一些彼此还能接受的条件下，达成结束全面战争的协议，对于中日两国，都会有很大的利益。
由于国民政府知道，当时自己没有能力打败日本，日本政府也没设法结束作战的意图，同时在国际社会，虽然少有人真心帮助中国抗战，但是世界各国都不希望中日战争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也会有目的的介入调停。由于中国政府迫切的需要外援，当然不能一概拒绝外国的调停。
所以国民政府为了国家最高利益，必须同时保有作战与谈判的两手策略，只要和谈结果不会损及国家民族的基本利益，和谈的接触并非错误。日本曾经多次向中国提出和谈条件，但是蒋介石所持守的基本原则是非常的清楚，就是任何和谈条件的底线，都不能让中国从七七事变当时之状况，再做任何的退让。但是日政府却无法做到这点，所以中日双方时常有着接触的管道，但是却始终没有进行任何真正的谈判。
27.4 高宗武的穿针引线
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就是长期在中日之间，设法进行和平谈判的接触者，蒋介石并不完全反对他的穿梭活动，也经常地从他那里，设法了解日本政府对于结束中日战争的立场与态度。因为当时日本政府人事变化之快，犹如五日京兆的起伏，其中的确是有日本的政治人士，有心结束中日战争，以利日本抽身，来面对更大强权的挑战。但是日军方面的强硬派，眼看中日战争根本无法速战速决，因此决定不妨利用高宗武这个管道，利诱国民政府内部的领导人，建立以华制华战略的傀儡政府。
事实上，日本从战争一开始，就对于建立汉奸政权，有着非常明确的系统计划，日本手上早有非常清楚与广泛的名单，掌握了这些人士的背景与弱点，每当日本在中国攻占一处地方，就会设法建立各种协助日本镇压华人反抗的汉奸政权，虽然在日本的威胁利诱之下，有一些缺乏国家意识的人物（多半是北洋政府的旧官僚，或是失去权力与地盘的军阀），出来与日本合作，谋取一官半职或是眼前的一些利益，其中以梁鸿志与王克敏是日本傀儡政府中的主要台面人物，但是日本却无法真正找到他们所要的人选，即是有全国性知名度及影响力的人士，出来为日本服务，以取代蒋介石的重庆政府。
在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取代了速战速决的战略之后，寻求能够协助日本控制占领区的地方的政治人物，就更为急迫。日本先后看中的政治人物有唐绍仪（出任过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与吴佩孚（曾经是战功显赫的军事强人），虽然唐有合作的意愿，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被爱国志士刺杀身亡；吴佩孚则是一直不愿成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结果死因离奇。
这时候，汪精卫身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号领导人物，也是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国民参政议会议长，同时与粤系和西南的军政人物，交情颇深。汪精卫虽然没有直接领导的实权，但是仍然预闻军政之大政方针，并且可以左右一些决策，也有些党政派系的人物追随他。由于汪精卫长期负责外交决策的指导，因此高宗武与汪精卫关系也就相当的密切。
27.5 对日和谈的幻想
高宗武眼见华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家失地日广，但另一方面，日军深入中国却也无法获胜，日本政府又在军方的压力之下，发表不与国民政府交涉的声明。可是高宗武认为，日本政府内部是有寻求和解的打算，但是这些人为了要找个台阶好下、让面子好看，故希望能够在蒋介石之外，找到另外的高层政治人士出面，来与日本进行和谈。这样中日双方都有一个以谈判（3当时蒋介石只是长江下游派系的真正领袖，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只是大家因为抗日的关系，推任蒋为领导人而已，蒋介石暂时借用四川、云、贵、湘、桂等地作为抗战的基地。）解决冲突的转圜，而汪精卫应是一个可以出面的人物，这样一旦进行中日的和谈，蒋介石可以将部分责任推给汪精卫，日本政府也可以有借口对日本军方做个交待。
因此高宗武积极地与部分的日本军政领袖，进行各种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协商，而汪精卫眼看华军一系列的作战失利，国民政府已经退到中国的内陆，军事与经济状况都极其不利，外国的援助又逐渐中断，长久下来，中国军队的后勤不济，国家经济运作发生困难，都会影响到继续作战的意志。因此汪精卫逐渐认为，中国要想继续再战的希望，已经非常的渺茫；加上几个国际强权，也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能够在中国政府之中，找到蒋介石之外的政治领袖，这样可以藉着谈判，结束中日战争。所以汪精卫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机会，与其坐看中国抗日战争走上最后全面的失败，不如由他早些出面收拾残局。
事实上，华军从武汉撤退前，德国与意大利已中止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同时拒绝再将军火卖给中国。虽然苏联此时对中国仍提供有限的军售，但已经几乎可以确定苏联不会与日本宣战了，而英美等国也只仅止于道义支持而已，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多少已经接近弹尽援绝的地步了。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就曾做出“中国最多只能再支撑六个月”的报告。国民政府的高层决策人士，对于继续作战下去的前景，多半都抱持着相当悲观的看法，因此大家的意见比较倾向于能和则和的态度。此时只有蒋介石坚持继续抗战的立场，以待国际环境的变化（这时候就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抗日了）。
27.6 第三势力斡旋的构想
此时意大利政府进行巧妙的穿针引线工作，接触汪精卫以及主和派里“低调俱乐部”成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表达了轴心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尽快与日本达成和谈，以建立联合反共的国际同盟。他们担保日本政府会接受一个既非亲日又不反日的“第三势力”出现，这样日本政府会有和谈的台阶可以下，中国也能有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机会。
而日本政府与军部已经了解，日本无法击败中国的抵抗意志，因此无论是采取以战养战的战略（陆军省的看法），还是设法退出中国的战略消耗泥沼（参谋本部的主张），它都要找到可以与中国进行协商的对手。在唐绍仪遇刺、吴佩孚不肯就范而猝死的情形下，高宗武穿梭在日本政府之间进行游说，他推荐汪精卫不失为一适当的人选。当时高宗武的计划是，由汪精卫设法运动粤系的将领与西南地方（云南与四川）的山头，在日本军方的掩护支持之下，在西南成立一个不同于蒋介石的第三政治势力，然后由这个政治势力设法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在中日双方达成共同合作与反共的协议之后，再由这个第三势力，来与蒋介石的反日势力进行内部的协商，最终结束中日的全面战争，建立一个中日合作反共的东亚政治结构。这样中国可以免除战祸，而获得重新发展建设的机会，日本也可以留下实力面对苏联挑战的压力。虽然高宗武的设计，得到了日本元老重臣以及一些军方非主流将领的支持，但是日本陆军省的主事者，以及在中国作战的日军将领，却只想利用这所谓和平的方法，设法建立起傀儡政权，以方便以华制华，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的重光堂，与日本军政领袖代表影佐祯昭达成了秘密协定，日本应允将支持汪精卫筹组第三势力的发展，以促进中日之间和平解决战争。梅思平将这个协定通知汪精卫以及其它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由于汪精卫了解，蒋介石此时的抗日意志极强，除非日本同意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局势，否则将不可能接受任何与日本的和平协议，因此汪精卫决定与其部属，分别离开西南地区。汪精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设法借道云南到达越南的河内，准备开始发表响应日本和平提议的言论。以汪在国民政府内的地位，当然会造成对国民政府抗日立场的严重冲击。因此蒋介石为了设法减轻汪精卫的影响，一方面透过各种管道，希望汪既然脱离了重庆，最好是先到欧美游历，以免他的言行影响到抗日的意志；一方面则是与西南的地方山头，进行软硬兼施的工作，防止他们响应汪精卫的行动。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与疏通，反而进一步地与日本政府加强接触。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则依照事先的约定，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再度发表有关中日和平的最新立场，而汪精卫则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河内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日本政府的立场，汪并且表示，他代表国民政府高层多数首长，发表希望能够停止抗战的意见，只是因为蒋介石握有兵权，大家无法公开的反抗蒋的决定。蒋介石既以个人的意志，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而继续与日本作战，他只有离开重庆，才能推展和平运动。
重庆的国民政府领袖，对于汪精卫发表的“艳电”，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弹，并且立刻召开特别会议，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决定免除汪精卫党内外一切的职务。国民政府特别的声明，汪精卫响应日本的立场，纯粹只是汪个人卖国的言行，国民政府仍然要继续抗战到底。此时汪精卫已经有些骑虎难下了，不过大家仍然保留了讨价还价的空间。
汪精卫不断在河内发表各种打击抗日的声明，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影响到抗日的人心士气，同时他也在设法影响西南的军政领袖，必要时响应他的立场，推翻蒋介石的领导，组成第三势力。但是事实上，日本在战争期间，对于中国人民所造成的残酷伤害，已经让中国人根本无法相信，日本会给与中国一个合理而且公平的和平条件。中国人当时的选择，不是反日到底，就是成为日本的汉奸傀儡，因此根本不可能会有所谓第三势力的存在空间。最后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派遣军统的特务，前往河内刺杀汪精卫，结果失手，造成汪精卫秘书曾仲鸣的死亡，汪看到自己的安全已经受到威胁，日本政府也要求他设法离开河内，结果汪精卫就离开了河内，而投入日本的掌握之中。
27.7 汪精卫逐步成为汉奸傀儡
于是汪精卫先后到了上海以及日本，进行各种的拜访活动，同时发表各种附和日本政府立场的谈话。表面上，汪精卫好象是为了和平而牺牲自己的政治形象，事实上，他根本就是为了权位，而逐渐地成为被日本操控的汉奸。日本人逐渐开始露出真正的面目，他们不是要与汪精卫的第三势力达成和平协定，而是要汪成为他们的政治傀儡，好方便推动以华制华的政策。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一直无法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日意志，原先与汪关系不错的西南军政领袖，以及粤系的军事将领，也没有响应这个和平运动，因此汪精卫所希望筹组的第三势力宣告失败。此时汪精卫只有两个选择：不是成为日本人所支配的汉奸，就是要断然地终止政治活动，出国另谋发展。对崇拜力量的日本人而言，没有实力就没有尊严与价值，汪精卫既然（4从汪精卫无法煽动粤系将领以及西南的地方势力，在一九三九年年中，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自己结合成为第三势力的事件来看，可以明白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成为主导中国人的主流力量。）无法建立第三势力，只能沦为日本所支配的汉奸傀儡，日本人因此更加看不起汪精卫了。
原先推动汪精卫领导中国第三势力的高宗武与陶希圣等人，在上海的日本租界梅花堂（对外称作梅机关），这时候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与第三势力政府的组成，他们在协商中，经常与日本人发生立场的争执，而逐渐看穿了日本政府的真正面目，日本军方所谓支持汪精卫从事和平运动，只不过是寻找汉奸，以筹建日本操纵的傀儡政府而已。到了最后，当他们发现日本人真正的目的与野心之后，曾经力劝汪精卫中止与日本人的合作。但是周佛海与梅思平等人，则醉心于权力的诱惑，他们认为，不妨与日本人合作，组成听命于日本的政府，如此可以获得个人的权位，也可以减少日本人直接对中国人民统治所造成的伤害。
汪精卫本人夹在这两种争论之中，几次的摇摆，最后汪却在其夫人陈璧君的影响下（汪一向惧内，他非常听从夫人的意见），终于向日本的压力低头，决定依照日本方面的意见，签订各种卖国的协议，组织由日本人所操控的傀儡政府。但高宗武与陶希圣等人，则在看穿日本的真相之后，决定不能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因此断然地退出汪精卫阵营，潜逃到香港，公开汪精卫假和平运动为名，实际上已经甘为汉奸的卖国真相。不过汪精卫等人则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否认成立的政府是个汉奸政权，反而名之为“曲线救国”的策略，为不少服从其下的汉奸们，找到一个出卖国家的响亮借口。
汪精卫就从推动和平运动开始，而最终成为了汉奸傀儡。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签署“日支新关系调整纲领”的卖国协定，等于允许日本实际上控制整个由汪主持的南京政府。蒋介石曾经企图以秘密外交的策略，设法阻止这个政府的产生。日本政府内部也有人认为，一旦日本支持汪精卫组成政府，那么日本要想与重庆政府达成结束中日战争的希望，就更加的不可能了。特别是日本军部的领导阶层，曾经热烈期望能在一九四〇年年底之前，结束大部分在中国战区的战斗，以大幅撤回在华的日军。所以由日本参谋本部与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直接介入中日之间的交涉，这就是日本政府所谓的“桐工作”，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派出的今井武夫大佐，负责与重庆的代表接触。
而重庆方面则煞有介事地派出所谓“宋子良”（伪称是宋子文之弟）为代表，与日本周旋，希望日本能够放弃支持汪精卫政府的组成，结果拖延了近半年。这个接触，曾经一度设计由蒋介石、板垣征四郎与汪精卫三人，在中国第九战区的长沙，举行中日高峰会议，其实这是重庆方面诱捕汪精卫的计划，最后才被日本拆穿了底细。而在当年，由于德国席卷欧陆，日本判断欧、美将无暇他顾，因此日军将可以轻易的南进，而完全截断中国与外国最后的一条通路。于是这个情报判断促使日本政府决定支持汪精卫组织政府，而与蒋介石打到底。
汪精卫以其政治手腕，能够让日本人将维新政府与临时政府和各地的地方政府，统统加入他的政府统辖，的确是费了不少的功夫（华北是名义归南京控制，其实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地位，是直接受到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操纵），汪还真会在政治上玩偷天换日的手腕，竟然宣布这个由日本控制的伪政府，是由重庆还都的国民政府，林森还是这个政府的主席（当时林森是重庆国民政府的主席），只不过“一时”不能到南京上班，其它政府机构所有的名称，都与重庆的国民政府一模一样。
27.8 “和平反共”的伪政府
汪精卫所主导的国民政府“还都记”，就这样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正式在南京荒唐演出。汪精卫表示，因为林森受到蒋介石的控制，不能回南京上班，因此由他暂代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保证实现和平宪政，日本还装模作样地率先宣布，将放弃所有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特殊地位与权力。这个实质上完全由日本所操纵的傀儡政府，同样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三民主义的国歌。这样中国就有了两国国民政府，使用同样的国旗、国歌与国号，只是汉奸政权的旗号加注“和平反共”四个字，以示区别。
汪精卫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折不扣的是一个以日本意志为依归的傀儡政权，帮着日本推动剥削与残害中国人民，以供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所需，根本没有真正独立的国格与主权可言，许多不堪忍受日本暴政欺凌的中国同胞，都受到汪精卫政府残酷的迫害。在汪精卫的政权中，最令反日志士（5从此，日本称呼汪精卫政权为国民政府，把真正抗日的国民政府改称重庆政府。）感到发指的，便是由李士群与丁默屯所领导的特务组织，总部设在上海极司费德路七十六号，一般对外的代号就是“七十六号”，其对待抗日人士手段之凶残，简直是比活地狱更恐怖，令人闻之色变。此外汪精卫政府，形式上，还拥有一支由日军训练控制，人数超过六十万人以上的伪军。主要任务是保障伪政府的运作，以及协助日本追缴抗日游击队，后来在日军对华的重大攻击作战中，也曾直接参与对华军的重要作战，在宜昌、常德与长沙会战中，扮演了相当程度的作战支持角色，但是伪军始终无法离开日军，在战场上独当一面的作战。由汪精卫领导的这个由日本控制的傀儡政府，总共维持了五年又五个月（汪精卫本人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病死于日本，遗缺由陈公博代理），虽然伪政府自称是“中华民国政府”，使用同样的政府结构体制，同样的国旗、国歌，但是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心目中，他们就是一个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伪政府组织，这个政府不但得不到民意真正的支持，还经常遭到抗日志士的反抗。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皇正式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日，这个政府虽然拥有六十万的伪军，以及一定的程度政府架构，但是并未准备进行任何的顽抗，就在当天自动宣布解散，但伪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后来仍然接受重庆政府依法问罪与审判。当然平心而论，汪精卫政权的运作，在某些状况与地方，的确是发挥了一些减少日军直接荼毒、残酷镇压与迫害占领区内中国人民的作用，同时在汪精卫的伪政府中，也有一些暗助重庆抗日的事实。当时重庆方面的各个情治系统，特别是军统局，设法利用各种的关系，渗入汪政府之中，也取得其内部一些军政要员的合作，进行掩护抗日的任务。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在汪精卫政府之中，也有人受不了日本的欺压，也有人是为了两边买保险（特别是周佛海与戴笠之间的互通关系），因此在后期南京伪政府内部，有相当多的管道，将不少机密暗通重庆方面，并且设法掩护部分的抗日地下组织，成为日本控制中国最大的间谍斗智对抗。当时军统局曾经允了不少的伪军，可以戴罪立功。
不过，在抗战胜利之后，为了如何处理这些伪政府的军政组织与领导人，在国民政府的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歧见。最后主张依法惩处者，压倒以政治解决的看法，因此使得大批的伪军认为，重庆方面失信于“戴罪立功”的承诺，所有有相当数量的伪军，干脆接受中共八路军的收编，成为反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在形式上，虽然国民党的汪派就此完全得到肃清，但是不少的力量却成为八路军的生力军了。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汪精卫在刚开始，所谓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或许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别是汪本人在开始与日本接触时，也无意自愿成为汉奸。但是汪精卫最大的错误，是根本不了解日本人崇拜强者与“鄙视”弱者的特殊心理。一旦他要依赖日方的力量来建立政权，那么日本人就会完全把他当成傀儡看待，也就使得汪精卫最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了。在持守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历史的考验是非常严酷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做法，最终断送了汪精卫在中国所有的历史地位。
附注：
[1] 当时汪精卫的绝命诗：“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真是豪侠之言。
[2] 在这里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对敌和谈的接触，因为能够坚持中国国家民族立场的谈判，也等于是一场为中国争取最高利益的斗争（只有放弃国家利益的和谈，才是卖国的可耻行为）。
[3] 当时蒋介石只是长江下游派系的真正领袖，至于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只是大家因为抗日的关系，推任蒋为领导人而已，蒋介石暂时借用四川、云、贵、湘、桂等地作为抗战的基地。
[4] 从汪精卫无法煽动粤系将领以及西南的地方势力，在一九三九年年中，脱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自己结合成为第三势力的事件来看，可以明白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力量，已经成为主导中国人的主流力量。
[5] 从此，日本称呼汪精卫政权为国民政府，把真正抗日的国民政府改称重庆政府。
第二十八章、长沙会战
在中日全面作战之后，日军的攻势作战的力量逐步地衰退，华军抵抗的力量渐渐地在增强，最后中日双方，以争夺湖南省会长沙及附近的要地，做为中日两国军事对抗的平衡焦点所在。从一九三九年起到一九四四年之间，日军总共四次出兵企图攻略长沙，其中三次都被中国的军队击败，这就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之中，最为值得纪念的三次长沙大捷。当然长沙与湖南的军民，以完全的牺牲与无数的血泪，与守军配合，写下这三个可歌可泣的历史大战役记录。
日军自从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攻占武汉之后，就把兵力沿着长江水道向前推进到岳阳一带，与中国军队随着新墙河对峙。日本驻武汉的第十一军，拥有七个师团与数个独立旅团的兵力，扮演着插入华中心脏地区的战略机动部队的角色，中国则以第五、六、九等三个战区包围日本的第十一军，双方形成一种战略平衡的对峙状态。
这时候日军大本营，已经深为陷入中国战场的战略泥沼所苦，日军已经无法再增加兵力，继续深入中国进行攻击，也就是说，日本很难在战场上击败中国。因此，日本的两个选择，其一是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设法长期搜挂占领区内的资源，以维持日军在中国境内的开支，其二就是设法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减少日军在中国境内的数量。结果日本两者都同时进行，但是两者都不成功。
日本大本营原先是有意从一九三九年起，逐年减少在中国的驻军，希望能够将在华日军的总兵力，从八十万人，调整到一九四一年的四十万人，以减少日本在中国战场的战略损耗。日军大本营甚至决定，纵使日本无法与中国完成和议，日军也要撤退到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地区，大幅减少在中国战区的消耗，以保持日军应付苏联的战力。
但是在华的日军，强烈反对大本营的减缩计划，特别是第十一军的中将司令官冈村宁次，曾经多次的以进攻四川的作战计划，上报日军大本营，要求不但不能减少，反而应该设法大幅地增加在中国的驻军。只要日军增加兵力，他有信心可以深入中国作战、击败蒋介石的重庆政府。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由于苏联所支持的外蒙古"独立"政府部队，在与日本支持的另外一个傀儡政府满洲国部队，在诺蒙罕发生冲突，日本关东军与苏联红军，也就"当仁不让"地由幕后支持走到台前开火，双方的部队在诺蒙罕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相当激烈的局部战争。苏联红军相当成功地击败了日本关东军的第二十三师团，以及支持作战的关东军第七师团的一部，造成日本全国的震动。日军大本营最怕的就是，这场战争会扩大成为日苏的全面冲突，因为日本超过三分之二的部队，已经陷在中国战区，假如此时日本与苏联爆发战事，那么日本实在难以双线作战。
这就是史达林厉害的地方，他想要在保持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但是又不想与日本爆发军事冲突，既然日本与中国已经打得难解难分，那么史达林只要等机会，露几手给日本知道，苏联的实力是不好惹的，日本就会知难而退了。因为日本特别是一个吃硬不吃软的民族，苏联越是偶尔给日本一些"教训"，日本就越"尊敬"史达林，更不敢对苏联有任何的轻举妄动。
史达林在一九三九年蒙古诺蒙罕之战，漂亮地展现其国防建设的成果，果然让关东军服气了。日军大本营立刻撤换整个关东军的指挥阶层：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都遭到免职的严重处分。这时纳粹德国为了进攻波兰，竟然不顾日本这个"反共"的伙伴，而与苏联签订了户不侵犯条约，日政府因而觉得，轴心国的"反共钢约"根本不可靠；由于日本的中国事变一直无法解决，日军主力全都陷在中国战场，因此现在不是日苏发生冲突的时机。因此日本设法以低姿态的方式，与苏联达成了停战协议。
日本关东军这种丢人现眼的丑像，造成日军更不敢在中国战区进行裁军而示弱，反而要拿中国军队开刀，以继续支撑皇军无敌的神话1。
28.1 第一次长沙会战
于是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立刻呈报了一个进攻江南的作战计划，准备将关东军在东北所受到的气，在华军的身上发泄一下。日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于第九战区的华军，一直怀恨在心，因为薛岳过去在武汉会战的第九战区作战，让日本十一军吃了不少的亏。所有冈村宁次一有机会，就想找薛岳的部队比划几下，希望能够痛击薛岳的部队，好能咽下这口气。
所有冈村宁次这次进攻的作战计划，是摆明了要找薛岳的麻烦，希望能够吃掉薛岳第九战区的几个主力部队(此时陈诚仍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却由薛岳全权代理)，因此日军这个江南作战，并没有一定的攻略目标，只是希望打击与消灭第九战区的华军部队，给中国一次严重的教训。但是第十一军在报给华中派遣军的作战计划中，居然是用"消灭华军作战企图"的大题目作文章。
当时日本的华中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知道自己准备晋升为(即将组成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职务，因此也希望能够有个战功衬托一下自己的高升，所有就批准了冈村宁次的作战计划。由于这个作战计划，只是以打击薛岳指挥的部队为目标，所有选择了江西与湖南北部的第九战区战线重点地区，反动攻击，希望能够摸到薛岳的主力，然后打出一些成绩。
冈村宁次的作战计划是将日军分兵三路，进攻鄱阳湖到洞庭湖之间(江西与湖南)的中国第九战区部队。东路日军在在江西北部的修水一带，发动侧攻，然后转向向西南方向切入湖南东北部；中路军则是由湖北南部发动攻势，与江西的日军会师，在湖南东北部占领战略位置，以等待围歼华军的机会；西路军则是日军主攻的作战部队，由岳阳南下，对华军的主力造成压迫，迫使中国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退向湖南的东北角，这样日军就可以能够在湖南平江，或是江西修水一带的地区，围歼到华军主力。原先日军的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将攻占长沙设定为作战的主要攻击目标。
而蒋介石对于日军的这次攻击，反应相当地谨慎，在刚开始之时，他不清楚日军的作战企图与投入的兵力，因此在白崇禧的建议下，决定给薛岳非常具有弹性的作战空间指令，以保全华军的作战主力为最高的原则，甚至必要时可以放弃长沙，在衡阳进行决战，以求华军主力避免被日军盯牢，而遭到严重的打击。但是薛岳却看出日军军力不足，决心确保长沙，给日军一个重大的打击。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日军的一○一师团的一○二旅团，与一○六师团主力，组成东路军开始出兵攻击在江西北部的华军阵地。华军第九战区代理司令官薛岳下令，第十九集团军司令官罗卓英指挥华军，进行逐步抵抗、相机转进，因此日军在刚开始进攻的时候，并未遭到华军强烈的抵抗，所以日军就越发大胆深入进兵。日军没有料到华军是以有计划的转进方式后退，就等日军深入与兵力分散之后，再设法进行决战。在表面上，日军在江西北部一带的进展相当顺利，但就是没有捕捉到华军的主力，日军只有依照原先的作战计划，朝西南方向切入湖南，准备与在湖南北部作战的日军会师，合围中国的野战部队。
不过，江西、湖南在这一带的地形结构非常复杂，幕阜山的山岳绵延，日军的重装备在这种复杂地形运动迟缓，主要道路又遭到了华军有计划的破坏，因此日军后续的进展并不顺利，同时华军虽然一路后退，但是并未遭到日军严重的打击。所以当日军深入复杂的山地之后，罗卓英即指挥华军，开始将抵抗开始逐步地增强，甚至开始进行猛烈的反击，企图截断日军的补给线，日军这时才发现，自己在复杂的山区中，很难顺利的进军，更难以越过江西西北的山岳地带，进入湖南而与南下的日军会师。
由于在开始的时候，冈村宁次看到在江西发动攻势的东路日军，进展顺利，同时发现重庆方面，有意放弃防守长沙的布阵，于是大胆下令在湖南北部的日军第六师团，在九月二十二日，开始强渡新墙河，对华军第十五集团军的关麟徽部发动攻击，同时也出动助攻的上村支队，从洞庭湖登陆，组成包抄华军左翼的西路军，以压迫华军向东撤退；并且下令日军三十三师团与奈良支队，从湖北南部的华军阵地之间，组成中路军，进行大胆穿透作战，一举越过通城与麦市，直驱湖南平江，企图包围华军第十五集团军，迫使后退的华军主力与日军进行决战。
原本蒋介石担心日军来势汹汹，因此指令华军的作战，可以保持弹性，若是日军主力强攻长沙，华军可以向东撤退，而保持对日军侧翼压力，避免进行决战。但是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却已正确地看出日军兵力分散，冈村宁次又低估了作战地区的复杂地形，而严重影响到日军分进合击的计划，因此大胆地决定，将在长沙外围阵地与日军进行决战。
日军在湖南沿粤汉铁路南下主攻的部队，虽然一路进展顺利，但是却在华军机动迎战，灵活与迅速脱离战场的战术下，并没有捕捉到华军主力，日军分散在各路的部队又无法顺利的对华军进行合围。在江西北部作战的日军一○六师团，在幕阜山复杂的山地遭到华军有力的抵抗与包围下，日军补给线竟遭切断，差点就要受到围歼的打击2，只好全力突围，那里还会有力量敢到湖南进行会师。加上这时精锐的华军王耀武七十四军，开始在江西北部出击，使得日军遭到极大的压力，在江西北部的日军被迫全面放弃进入湖南会师的计划。
从湖北南下的日军奈良支队，向东旋转，虽然与由湖北南部南下的日军三十三师团，在湖南东北部完成会师，但却根本没有包围到华军的十五集团军。同时，日军第六师团与上村支队会师之后，原先也有机会强攻长沙，但却受到薛岳部队的诱导，转向湖南东部追击华军，并企图与江西的日军会师。不过由于在江西作战的东路日军，因为耗损过大，为了安全起见，已经开始退回原先的阵地，因此日军也失去了在湖南东北部合围华军的机会。
这时日军既会师不成，在湖南的兵力就越发显得单薄，再遭到薛岳指挥之华军的强力反击，使得日军已经开始有些孤军深入的危机感了。由于冈村已错过进攻长沙的机会，于是不待华军之反击合围形成态势，就下令在湖南的日军，分头撤军，并沿途对经过的地区大肆进行破坏。最后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日，所有参战的日军，都撤回原来的战线。
这回日军的大规模三路进兵的迂回作战，既没有攻到长沙，也没有对华军的野战军，造成严重的打击，冈村宁次在发现兵力分散，没有捕捉到华军主力，以及华军开始反击之时，立刻就在长沙外围调军回头进行有秩序的撤军，由于日军进行密接支援的撤军行动，华军也无法进行有力的追击无论是在江西还是湖南的日军，都撤回原来的战线，而日军的这次作战，可以说是白忙了一场。
当然要说这场作战是长沙大捷，是稍为有些勉强，因为日军原始的作战方案，的确没有以攻略长沙做为作战目标，但是日军却错过了攻下长沙的机会。当时蒋介石下令薛岳可以在长沙进行机动防卫，假如日军在开始的时候，就要强攻长沙，恐怕应该可以如愿，但是它却分散兵力，企图捕捉华军主力不成，长沙也没有拿下，结果可以说是两头落空。
而薛岳能够识破战机，决心坚守长沙外围阵地，而在江西的罗卓英部，也善用地形，成功地阻击日军的运动，造成冈村认为日军会师无望，反而将要遭到华军的围攻，因此才立刻下令日军迅速的抽身撤退。中日两军这回算是打个平手，但是日军的作战目标可以说是完全的落空，既没有吃掉薛岳的主力，也没有打下主要的战略目标，在江西还差点被华军吃掉一个师团。这还是日军第一次打这种无厘头的仗。当然冈村宁次也不可能料到，后来日军又两度企图进攻长沙，但竟然两次都败下阵来。
28.2 第二次长沙会战
日本人一向吃硬不吃软，冈村宁次在第九战区碰到铁板，使得日本十一军不敢再动第九战区的主意。接任的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于一九四○年转向攻击第五战区，造成华军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在汉水沿岸的南瓜店壮烈成仁。日军接着攻占了第六战区的战略要地宜昌之后，才逐渐地恢复了信心，日本十一军又再想试探性攻击华军第九战区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十一军在江西发动上高会战，因为纵兵轻进，日军三十四师团遭到华军巧妙的战术合击，损失惨重；日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急调三十三师团救援，但是同样遭到重创，特别是王耀武的七十四军，更是一战成名。日军检讨作战失利原因，认为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应该负起主要的指挥责任，因此加以撤换。日军大本营改派阿南惟几中将出任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是一名狂热效忠天皇的年轻将领，特别受到日皇以及宫内女眷的欣赏，因此他带兵打仗特别凶恨卖力，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战功，以赢得皇室特别的看待。阿南上任之后，立刻研究武汉四周的战略情势，他决定要在长沙，打出一场胜仗，以挫中国第九战区薛岳的锐气。
阿南因此不动声色的开始调兵遣将，将十一军的六成以上的部队，都秘密地抽调到湖南北部，他想仗恃着日军强大的火力与攻坚的兵力，决定采取中央突破的强攻战术，准备一路攻下长沙，并且狠狠地修理薛岳的部队。阿南调集了四个师团与四个支队，在新墙河以北地区秘密集结，并且将司令部移到岳阳，以就近指挥作战。
当时华军方面，对于日本十一军的秘密集结，可以说是缺乏预警的情报，因此在第九战区的部队，布防得相当分散，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开始先攻击大云山的华军部队，接着就强渡新墙河，开始以强大的兵力，结成锐不可当的攻击正面，一路扑向长沙。阿南特别征调了伪军与农夫，以保持日军补给线道路的畅通。
薛岳对于阿南大军的突然攻击，可以说是相当意外，但是薛岳临危不乱，他一面紧急将部队调往湖南北部集中，一面下令华军采取灵活的迟滞作战，减少与日军正面冲突，而将日军尽量朝向湖南东部的山地诱开。日军采取中央突破的正面打法，当然是来势汹汹，但华军四两拨千斤的战术，却让日军感到非常不快，因为这样日军便无法造成围歼对方主力的战果。而这些被日军追赶的华军，并未出现溃散，反而一有机会，就尾随日军的后方，进行扰乱的攻击。
这时华军陆续向长沙外围集结，日军也对华军部队一个接一个地狠命猛打，其中以中国第十军遭到最为严重的打击。由于日军急于追逐并重创华军，因此在长沙的外围，花了较多的时间，攻击华军部队。特别是当阿南发现中国的七十四军赶到湘东，更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决定要为日军在江西上高之战报仇，所以立刻决定调整作战方向，调日军主力掉头去捕捉七十四军，但是华军七十四军保持灵活的应战方式，迅速地脱离日军包围。
阿南于是决定将日军主力，分成两组，第六与四十师团，向左翼迂回，进攻长沙外围的华军二十六军，第三与第四师团向右牵制华军三十七军，而华军王牌七十四军，赶到战场之后，立刻发挥猛烈的作战攻势，在春华山狠击日军第三师团，阿南只有立刻调派六师团以及重炮旅团，前往围攻七十四军，不过七十四军巧妙地吸引日军的兵力东移后，又顺利地退出战场。
薛岳以七十九军防守长沙市，由于日军的主力部队，一直分散在外围，进行追逐与围歼华军的作战，因此没有集结更足够的优势兵力，一举攻下长沙省城。虽然日军的第四师团，一度攻入长沙市区，同时日军的第三师团，更冲到南方的株州，但是守卫长沙的华军第七九军猛烈反击，日军因为兵力不够集中，无法完全地把长沙攻下。阿南此时还认为，先扩大日军在长沙外围的战线，可以多捉到一些华军的援军，而攻下长沙只是迟早的问题而已。
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这时已经面临可能丢掉长沙的威胁了。
但是华军第六战区司令官陈诚，却改变了整个战局。当薛岳的第九战区，遭到日军优势兵力打击的时候，蒋介石判断这是阿南的大胆之作，日本十一军的兵力已被过度地抽调，因此十一军其他的防区，就一定会出现兵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蒋介石下令其他相关的战区，尽量地发动牵制性攻击，以找到日军的弱点，来牵制十一军对长沙的攻势。陈诚很快地就发现阿南竟然把镇守宜昌的日军第十三师团，抽走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于是陈诚决定在宜昌发动强攻。
九月二十六日，陈诚以最快速度调集兵力，承虚进攻宜昌的日军。当时宜昌是日军威胁重庆的前进战略重镇，同时切断了两湖与四川的水运联络(使得两湖生产的粮食无法由长江输入四川)，其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陈诚对宜昌发动大兵团反攻作战，的确是出乎阿南的意料。由于华军在宜昌的攻势，异常的猛烈，绝非寻常的牵制作战，这时在宜昌的日军指挥官，第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陷入了华军四面围攻的险境，只有急电阿南以及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求援。
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知道消息之后，大吃一惊。因为攻占宜昌是日皇裕仁亲自下的作战指示，假如宜昌有失、十三师团被歼灭，那么日军的士气将会受到极大的打击，所以大本营与中国派遣军都下令阿南，无论如何也要设法保住宜昌。阿南当然知道宜昌地位的重要，更不能让十三师团被围歼，否则自己这个十一军司令官也就做不下去了，虽然长沙已是快要到手的目标，但若拿长沙换宜昌，恐怕还是失算。于是阿南只有下令，停止攻击长沙，撤回全部在湖南的兵力，优先转往投入解围宜昌的作战。薛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修理日军的机会，仓皇撤退的日军在湖南吃足了苦头。
陈诚在宜昌的反击战，可以说是打得非常地漂亮，日本十三师团的防线，逐一被华军突破，最后日军司令部已在华军直接的攻击范围之内，日军十三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亲自督战，最后连司令部的参谋都拿枪参加保卫战，在最危险的时刻，内山下令准备焚烧军旗，以及切腹自杀。
在十月十日宜昌决战的最后关头，内山事实上已签署十三师团向日皇与大本营告别的电报，开始准备在司令部内率领参谋集体自杀，却在最后一刻，出现空前大雨，迟滞了华军的攻势，由阿南指挥回防的日军，终于赶，才迫使陈诚退兵，让日十三师团在最后一刻守住了宜昌。但是日军不但失去攻占长沙的机会，反而因为紧急撤退，遭到华军追击而颇有损失。长沙第二次大捷的声威，可以说是举国知名。
这回长沙造成华军大捷，多少要归功陈诚在第六战区指挥的牵制攻击，日军的指挥官阿南惟几则是过于大胆与冒险，因而没有掌握到全局战略均衡的要诀，也没有盯紧作战目标，一味的以日军优势战力强渡关山，而且不断追逐新出现的作战目标，因此造成日军战力的分散，而错过攻占长沙的作战时机。从这次作战的经验，华军开始了解日军对于攻占长沙的心结，所以薛岳特别检讨日军的攻势作战，而设计出一套可以诱敌深入，加以围歼的"天炉战法"，就等着日军的来犯。
28.3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起因
第三次长沙大捷，乃是华军最为货真价实的一场大胜仗，日军在此役再一次遭到重大的挫败与损失。这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仅隔两个月，主要原因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威夷时间的十二月七日3，日军成功地偷袭了美军的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华南方面军的第二十三军，负责进攻香港，但是担心华军会支援驻港的英军，从侧背打击日军的后路，所以要求日第十一军，在湖南北部，发动牵制性的攻击作战。主要的目的，是牵制中国第九战区的兵力，以防华军南调打击日本二十三军的香港作战。
但是第十一军的司令官阿南惟几，不肯轻易放过这个进攻第九战区的机会，他至少要为上次进攻长沙作战的失利，讨回一些颜面。因此虽然原先在作战计划上，这只是一场牵制作战，但是他却有着旺盛的企图心，希望能够有更为杰出的战果表现。阿南以日军第三、六、四十师团以及第九混成旅团组成战斗序列，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再度在湖南北部发动攻势。
但日军这次在湖南出兵，可以说是在天时上，就极端不利，因为当年的冬季，湖南出现了罕见的大雨与低温，造成所以的江河水量大增，必须要有渡河的装备、在适当的渡河地点，才能越过河流；同时农田积水泥泞又深，造成军队重装备运动不易，天候的严寒更是增加日军部队补给与攻击上的困难。不过根据日军的情报显示，第九战区的华军部队，的确有大量南下调动的布防行动，因此阿南判断，这给日军一个乘虚而入的大好机会。既然第十一军，早有准备深入湖南，进攻长沙的腹案，只要等待作战时机的来到，现在日军不妨来个先斩后奏，从牵制作战，转换成为攻占长沙的会战。
日本十一军在不到三个月，就再度兴兵进攻长沙，是给薛岳抓到一个有利的反击机会，因为日军是采取攻势作战，军队的疲劳较大，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无法完成整补，有着疲兵再战的不利。而薛岳已经检讨了两次日军进攻长沙的得失，研拟出一套专门对付日军深入攻击的"天炉战法"，将在长沙附近，对深入的日军加以围堵与歼灭的打击。
最为重要的是，日军的牵制攻击发起时间，实在太迟，这也是因为日军才刚刚打完上一场的长沙会战，兵力尚未完全恢复过来，同时在华南的日军，也高估英军的作战能力，因此认为攻占香港的时间，应该在一个月以上，所以参与牵制作战的日军，不必太早的出动。结果日军攻击的部队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才正式渡过新墙河进攻，但是防守香港的英军，却根本没有打出水准4，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就向日本二十三军投降，因此原本奉命南下支援香港的华军部队，这时已经没有作战任务在身，因此当蒋介石听到日军企图乘虚进袭长沙的情报，立刻就下令调离湖南的华军，迅速地回防第九战区，以围攻深入的日军。
在薛岳的指挥下，华军在面对日十一军南下的攻击中，只是诱敌深入、进行象征性的抵抗，就转进后撤，等待侧击合围的机会。日军在顺利渡过汨水之后，就已经接到香港英国军队投降的消息，基本上而言，日本十一军的牵制作战任务，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进行，日军应该可以返回阵地了。
28.4 日军贪功而临时更改作战任务
但是，这时阿南惟几却认为，日军既然已经顺利地攻到长沙的半途，只要日军坚持挺进，第九战区华军的战力已被抽调而显得空虚，南调的部队回防速度比较慢(华军的运动在抗战期间几乎全靠徒步行军)，华军是挡不住日军之攻势的，那么日军如果攻下长沙，当然是中国战区的大功一件。事实上，由于英、美、荷的部队，在太平洋各区被日本南方军打得一路败逃，相当地刺激到在中国战区日军的心理。假如中国派遣军不能有所表现，那么所有的光彩都要被日本南方军拿走了。何况阿南对于上次没有顺利攻占长沙，更有着强烈要报仇的心理。
刚好日军第三师团长丰岛房三郎中将，也有同样的想法，他刚刚接到命令，准备调任近卫师团长，因此也想要立下个可以吹嘘的战功，他眼见华军抵抗的战力不强，自己的军队已攻到长沙外围，因此特别要求阿南允许日军继续南下，攻占长沙。于是阿南决定以战场指挥官独断的命令，改变日军的作战任务，下令第十一军继续深入湖南，直下长沙。
这时薛岳对于长沙会战所有的军力部署，早已是了若指掌，因此下令第十军李玉堂坚守长沙市区，特别在市区的东南高地，布下巷战的阵势，并且将重炮兵旅放在岳麓山，设立了俯视全城的炮兵阵地。蒋介石已下令第四、七十三、七十四、九十九军，兼程回防第九战区，交由薛岳指挥，准备迎头痛击日军的攻势。
此时刚好湖南遭到数十年罕见的酷寒气温与雨雪，日军必须冒着空前的严寒气温强袭长沙。日本第三与第六师团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攻到了长沙市区，中日两军在市区爆发激烈的巷战，这时华军在岳麓山的重炮发生了决定性的打击力量。进入长沙的日军遭到非常猛烈炮火的压制，中国守军又拼命抵抗，原先日军认为自己乘虚强袭长沙，已是十拿九稳的战局；阿南惟几眼见先锋部队已经进入到长沙城内，所以就抢先回报日军总部，宣布第十一军已经攻克长沙，这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做为对日本国的新年献礼，这个消息对于两次没有攻下长沙的日本而言，当然是喜上加喜，立刻发布新闻号外，日本上下立刻组织庆祝，以歌颂皇军终于攻克长沙的神威。
不料中国军队奋勇抵抗，日军在长沙陷在巷战与肉搏战之中，由于日军所携带的补给并不充足，攻势一旦陷入缠斗的阶段，日军的战力就迅速地下降，岳麓山华军的炮兵阵地，更是发挥极大的杀伤效果，这时攻到长沙的日军，补给线被切断，只有靠空投补给品支持。日本新闻发布日军已经攻陷长沙的快报，竟然成为全球的最大笑话，为日本皇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无敌的完胜新闻中，留下一个刺眼的负面消息。
28.5 华军四面合围、日军全面败逃
这时候，蒋介石下令回防与支援第九战区的各军，星夜赶到长沙外围。
薛岳立即让七十三军的一个师，先渡江进入长沙市区增援守军，以提高第十军的士气，然后下令进入包围位置的华军，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对日军发动全线的反击。这下日十一军既无法攻下长沙，腹背又同时受到华军的打击，一时之间，日军的阵势大乱。
但是阿南惟几没有立刻下令日军撤出战线，反而要求日军再进行猛攻，以占领长沙，突破华军的包围。这时十一军的参谋长木下勇少将，以及全体的参谋，都发现日军在长沙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了，日军若是再不迅速地脱离战场，恐怕就要遭到无法收拾的下场。木下勇率领日本第十一军的全体参谋，向阿南提出反对意见，才迫使阿南在最后一刻，同意参谋长的要求，下令日军设法尽速退出阵地。这时华军已经从各个战线合拢过来，日军的补给不足，又没有足够的第二线预备队兵力的支援，于是日军一路退，一路被打，跌跌撞撞地到处找渡河口，却到处遭到华军的攻击，情形既危急又狼狈。
不过由于赶到参与围歼日军的中国部队，并没有完全到齐，也没有整备完成，就直接投入战场，因此兵力运用不够完整集中，同时华军对于渡河据点的掌握不够确实，以致在歼灭日军补给据点上，没有发挥决定性的攻击力，使得日军仍然可以找到渡河口，以及接上补给。一路往北夺命而逃的日军部队之中，日本的第六师团，一度被华军围住，几乎弹尽援绝，阿南下令日空军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加上第九混成旅团的舍命奔袭，才救出了第六师团。
从汨水到新墙河，只有短短的八十公里，败退的日军在遭到华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下，全靠着日本空军不断的紧急支援，足足走了八天才得脱困，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中，遭到比在台儿庄还要凄惨的败仗。假如不是华军为了要策应缅甸作战，调走了更多的精锐部队，或是木下勇没有发动参谋强迫阿南及时下达撤退命令，只要日军的撤退晚上四十八小时，那么日军绝对会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发生全师团被完歼的惨败下场。
当然，假如薛岳能够沉得住气，将增援长沙的部队，在长沙外围做纵深布防，同时通知李玉堂的第十军从长沙部分地区，有计划地进行诱敌的撤退，同时加强岳麓山阵地兵力，让围攻长沙的日军认为，中国部队的战线动摇，这样日军必然更不肯放弃即将到手的长沙，而延后撤退的时间，此时薛岳再督促赶到参加合围日军的中国部队，多二十四小时的准备时间，改在元月五日发动全面围攻，这样日军恐怕会在长沙，遭到更为惨重的挫败，日本十一军根本就会溃不成军了。
28.6 中国跻身为主要盟国
中国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获得大胜，的确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这时候日本的南方军，在百日之内，就横扫盟国在亚洲所以的据点与要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英军在香港向日军投降；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英国马来亚最高司令珀西瓦尔，率领十万部队，在新加坡向日军山下奉文投降；三月五日，荷兰在印尼守军司令载帕尔，向日军今村均中将投降；五月七日美军司令官温立特中将(麦克阿瑟仅以身免)在菲律宾向日军的本间雅晴中将投降。整个亚洲战局中，只有中国在长沙，痛击日军，造成日军成军以来，另外一次大规模会战的惨败记录。
第三次长沙大捷，立刻成为全球新闻的焦点，华军的表现确实不凡！现在西方国家的军队，在被日军击败之后，才真正知道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落后的中国能够单独地对抗日本如此之久，实在是有着过人的能耐。因此美国政府以最快速度，通过法案拨给中国五亿美元的信用贷款，英国政府也立刻通过给中国五千万英镑，作为法币的平准基金。中国艰苦抗战多年后，总算是真正得到国际上的援助了，中国也立即跻身成为抵抗法西斯轴心的主要盟国。
就历次中日战争中的战场成果与记录而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绩应是最为辉煌的，无论就兵力动员的规模以及日军死伤来看，华军在长沙大捷的表现，比在台儿庄、万家岭、昆仑关、上高会战所得的胜利，还更为出色。
而薛岳将军更是因此得到日军的"长沙之虎"的封号，日本的十一军在几年之内，都不敢再对长沙，进行任何重大的攻击。
附注：
[1] 这里又可以看到日本民族欺负弱小以示强大的个性，谁叫当时中国的军力比不上日本呢？
[2] 一○六 师团真是"福星高照"，无法摆脱被中国军队一再修理的命运，详情请参看武汉会战的江西北部万家岭之战。
[3] 在中国历史上正式的记载是日本在十二月八日(中国时间)发动太平洋战争，当然这与夏威夷的十二月七日是同一个时间，只是因为不同时区与国际换日线的关系，才有此记录上的差别。
[4] 英军在亚洲各处，无论是香港、新加坡、缅甸，每次都是才刚开始与日军交手，就全面溃散。英军无论在装备、训练或经费上都超过华军太多，但这种毫无斗志、轻率投降的表现，身为盟国部队一员的英国军人自己应该感到羞耻，外人看了只能摇头。对比之下，中国军队的作战表现，真是不同凡响。因此可以看得出来，假如能让华军获得较佳的装备与训练，那中国必然可以击败日本(中国得到美式装备与训练的远征军就是很好的证明)，这难怪造成盟国对中国的猜忌与出卖。
第二十九章、游击战
在研究抗日战争历史之中，究竟中国共产党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一直是非常引起争议的问题，因为在历史的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最先旗帜鲜明地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学生、工人的热情支持，成功地打响了抗日的文宣战，唤起了抗日的民气。但是也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提前抗日的不利局面。
但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虽然能够主动以宣传出击，并且在国际社会中，成功地制造了大量的抗日文宣，配合国际社会削弱、扭曲中国抗日真相的立场，塑造成为一个印象，渲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抗日主力"，也就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归纳为不过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所以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贡献，也仅能是无足轻重的游击骚扰作战(即"麻雀战争")。
29.1 抛开政治的包袱、面对抗日历史的真相这个错误的印象，对于中国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中国抗日战争是全面的作战，中国的军队仍然守住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土，中国军队甚至可以在大型会战之中，与日军的主力进行硬碰硬的作战，多次使得日军主力的进攻遭到严重的挫败。
无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宣传，八路军在抗日时的表现是多么英勇(当然有不少的战斗是真实而且惨烈的)，但是中共所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当时中共的军力实在有限，在全力"发展"的最高政策指导下，对于日军只是采取最低限度的游击战打法。虽然我们不能排除、更不能抹杀共军当中一些个别的抗日行动(写作本书的动机就是要完全忠于历史的事实)，共军游击战的牺牲也是一样的惨烈，同时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游击战也有战略牵制作用存在，不过究竟与正规的、硬碰硬的大兵团作战相比起来，还只是配合的因素。中国战区从头到尾真正的硬仗，是由蒋介石所指挥的国军所负责，盟国是与国民政府组成四强为首的联合国，日军是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投降。
问题是，在后来的国共战争中，中共取得胜利，为了消除人民对于国民党与蒋介石的"记忆"，当然要在抗日战争的史实上，有些"调整"，而不愿让中国人民记得，蒋介石是如何坚苦卓绝的领导抗日，与国民政府是如何以实力成为全球的四强，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奋斗中，如何把列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一律撤销。这样强调共产党为抗日中心的政治化"抗战历史"，就使得许多的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失去了史实的焦点，中国人民英勇的历史贡献便沦为不完整的政治文宣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最大的问题，除了是基本的武器装备以及军队训练素质落后日本很多之外，中国总体国力与财力，更是无法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比较。此外，中国对内无法团结一致，对外难以争取到友邦鼎力的支持，都是造成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特别严重的原因。
在日本侵略凶焰不断进逼，非要彻底灭亡中国的压力之下，国际社会可以说是表现出一幅爱莫能助、隔岸观火的态度，这时只有与日本有世仇与利害直接冲突的苏联，还能对中国提供一些有限的援助，因此蒋介石明知苏联侵略中国的野心，其实超过于日本，但是除了采取联苏抗日的政策之外，也别无他法。当时中国的处境是如此的危机四伏，唯一能够暂时帮忙中国的，竟然是另外一个企图侵略中国的"敌人"。为了准备抗日竟需要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可见中国面对的国际社会是多么地现实与冷酷。
29.2 共军抗日独树一帜
但苏联的条件就是要容共，在全面抗战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充分掌握抗日的文宣，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中国人民与所有的团体，不分党派共同抗日。中共的这个口号与政策，获得广大人民与舆情的支持，因此就算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再有不同的意见，也不得不在寻求苏联援助的压力，以及广大民意的要求下，将中共纳入抗日的阵营之中。
因此在中日正式爆发全面的战争之后，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与苏联终于达成军援中国的协议；两天后，国民政府正式授予中共部队八路军(后来又增加了新四军)的抗日部队番号。中国共产党与共军在过去多年来，一直在设法鼓动抗日风潮，发起各种的抗日运动，成为中国要求抗日的舆论领导者，但是却没有机会真正的与日军作战，直到接受收编之后，才加入正面抗日的战斗序列之中，和日军真正地进行作战。
当时八路军的战斗序列番号是十八集团军，配属在阎锡山指挥的第二战区，进行抗日作战。八路军的一一五师，首先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参加过平型关作战，负责在战线后的游击战，伏击到日军的一支运输中队，获得了奇袭的战果。但是之后中共的部队，就自行独立发展与运作，对于国民政府军委会或是第二战区司令部的命令，最多只是采取参考的立场，并不一定遵照命令行事，多半也不和国民政府其他部队一起协同作战，而是自己独立作战，当然更多的时间是在发展与壮大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
八路军之所以会独树一帜，进行自己的抗日战争，主要原因是，国、共两党基本互信不足，以及共产党列宁专政教条的影响。共产党绝不会与其他政治团体平起平坐地进行政治竞争，以争取民意支持而交替执政。共产党进行的是"革命"，目的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所以当时共产党只有两种可能的政治地位：一个是在未执政时的"地下党"。抗日战争是一个重要建党与建军的革命过程，当时共产党抗日终极的意义，并非保卫中华民族利益，而是反击无产阶级革命的所有敌人，中国共产党只是藉着抗日统一民族战线为手段，来达成最终之无产阶级专政目标。
从抗日战争的历史来看，八路军几乎没有在抗日战争重大的战役中出现过，更别说担任主要作战的角色了。这当然不能代表中共的军队，完全没有参与抗日的战争，但这却代表中共的部队，没有主动参与对抗日军的"战略性作战"。八路军的组织力强、运动能力高，擅长控制与发展的策略，有着绝处逢生、无孔不入的超强本领，到处都可以建立游击基地与收编部队。
八路军前身是从井岗山起家的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磨炼，打游击己成了八路军的专长绝技，共军的游击战可以说是发展到"超微化"，甚至一个班、一个排的兵力，都可以进行游击与破坏战。但是，除非是遭到日本军队的扫荡攻击，八路军很少对日进行营级以上部队的攻坚作战，共军以发展与扩张实力，做为抗日战争期间的优先策略，而不是针对日军主动进行猛攻猛打的作战，在国民政府对日军正面攻击的会战中，共军几乎是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
因为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其历史使命是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而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之一，所有八路军会与日军作战；但是打击日军并非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目标，如何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以完成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共军的历史任务，所以共军的抗日方针，是以发展为优先的。
当时八路军既打日本人，也整合收编其他的武力，当然在必要时，也会消灭其他国民政府的抗日队伍，因为 "他们"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
当然国民政府的部队，也对八路军采取反击，后来在许多地区，造成国共部队之间的对立，比对日军还要严重1。
要论八路军在八年抗战中，唯一能够称得上战略性攻击的作战，应该就是相当有争议的 "百团大战"了，这是发生在一九四○年八月到十二月间，八路军在没有得到延安总部正式批准下，自行主动地在山西与河北铁路沿线一带，对日军进行主动、多点多线的攻击作战。
基本上，以"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来形容共军在正式参加抗日作战的八年表现，颇有深刻的见解，因为在整个全面抗日战争的八年期间共军从一九三七年的两万八千人，发展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十九万人；从只在陕北的一点基地，扩张到华北、内蒙与东北，甚至在江南与广东，都有共军的据点，在抗日战争严重消耗中，可以说是成长惊人。因此不能避免的结论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共军必然是全力发展而非全力作战，才能有此惊人的成长效果。
在中日全面的战争历史中，总共进行二十二次的会战中(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的作战)，共军根本没有在一次的会战中，扮演过担纲的角色；在一千一百十七次的重要战役中(双方参战兵力在一万人以上的作战)，共军也很难拿出平型关作战之外的实例，可以列入对日重要战役的历史之中--当然共军在平型关作战中，也只是参与其中一次助攻性质的伏击战而已，并非担任作战的主力2。
29.3 日军的"治安肃正"及"三光政策"
那么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军真正在那里？根据历史史实所提供的答案是，共军在抗日的游击战中，是扮演了一个相当份量的角色，八路军的游击战给予日本华北方面军，带来相当严重的牵制与消耗，造成日本华北方面军，进行了多次的"治安肃正" 作战，最后甚至采用惨无人道的 "三光政策"，来对付以八路军为主的华北抗日游击队。但是在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上，共军多半只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或是属于被动的"被扫荡" 反击，而非主动的战略出击。只有共军的百团大战，可以说是唯一例外。
日军在攻占武汉之后，发现蒋介石虽然败退到中国西南边区，但是仍然拒绝向日本投降，因此日本决定扶植汉奸政权，进行以战养战以及以华制华的战略。问题是日本人可以用威胁利诱的方式，找到一些愿意出卖国家民族的败类，但是这些汉奸所组成的政府，却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因此效率极低。更大的问题是，由于各种游击队与敌人地下组织的兴起，有效牵制了汉奸政权的运作，这些汉奸政权一旦离开日军的火力支援范围，几乎就完全失去了作用，而且游击队与敌后的地下组织，对于汉奸政权人员与家属的威胁，也是造成伪政权无法展开运作的重大原因。
因此日本以华制华的策略推行得非常不顺利，也就影响到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所有日军决定要针对中国的抗日游击队，进行彻底的扫荡，而中国敌后地区的游击队，又以中共的组织，发展得最为快速，中共游击队的作战能力与生存韧性也最为强劲。所以日军大本营要求华北方面军，在游击队活动最多的地区，特别制定了"治安肃正"作战方案，以彻底扫荡中国游击队的活动，以为日本所扶植的汉奸政权，设立一个可以运作的环境。
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作战方案，总共分为三期进行，先后由三个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多田骏、冈村宁次来执行。日本整个华北方面军的部队，几乎全体动员，北起内蒙的长城线，西到山西高原，南到淮河流域，总共包括了内蒙、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对于游击队进行全面扫荡。
这时，日军才真正领教到八路军游击队的作战能力--灵活变化、出没无常、攻势凌厉、韧性极强。日军追击时，还会随时遭到游击队的反包围与反突击，造成治安肃正作战的成功相当有限，日军的伤亡与损失，则是相对的增加。特别是在冈村宁次出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对于如何扫荡八路军的游击队，有着极其凶狠与残酷的手法，以杀光、烧光与抢光的三光政策，一度让华北八路军游击队活跃地区的人口，大幅下降，平民的死伤与损失，远远超过日军与游击队总和的几千倍。
29.4 游击战付出的人民成本极大
日军与共军在华北地区的作战，多是游击与扫荡战，双方主力对阵的机会很少，但是长途跋涉的运动战，却造成了颇多的伤亡，特别是老百姓的损失更大。因为游击战的一个特徵，是"军民一体"的分进合击作战，所以日军反击起来，也就军民不分的"一体消灭"。这就是说中国人民为了支持中共的游击战，所付出生命与财产的代价，远远超过支持国民党的正规作战。
游击战能够以小搏大，除了它灵活的战斗特性之外，另外的原因是，人民也成为作战的主要贡献者与牺牲者。
日军在与八路军的作战中，阵亡的最高军阶军官，是日军的第二混成旅团长阿部规秀少将(阶级相当于中国的师长)。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该部日军奉华北方面军的命令，执行治安肃正的作战计划，在晋、察边区一带，追击八路军游击队。十月中，旅团长阿部亲率部队，深入山区追击。结果日军第二混成旅团的一支五百人的部队，被八路军杨成武部，在雁宿崖设下埋伏而歼灭。
阿部规秀在接到日军遭到围歼的惨败报告之后，急于报仇以挽回军威，于是不顾一切地孤军继续追击共军；十一月六日，阿部所率领的日军，在黄土岭再度遭到八路军杨成武的包围，阿部在混乱中下令突围，在七日下午，阿部规秀中弹阵亡。阿部规秀少将(被追赠中将军阶)的战死，曾经造成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震动。这是八路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所击毙的最高军阶日军将领。国民政府军队所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是十一军军长冢田攻中将(日军追赠大将军阶)。
共军在抗日作战中，阵亡的最高将领是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左权。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动员三个师团的兵力，由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亲自指挥，进攻山西东南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日军经过一系列的激战之后，攻占了八路军的总部郭家峪，八路军下令全面撤退转进；六月二日，日军在后续的追击战中，造成八路军的参谋长左权，在麻田被日军射杀。这是共军在抗日战争中，战死的最高将领。国民政府抗日作战牺牲的最高军阶将领是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上将，与三十六集团军司令官李家钰上将。
29.5 共军发动百团大战
一九四○年年中，在日军大举扫荡游击队的作战之下，属于八路军游击部队的活动区域，也遭到日军严重的压迫，因此八路军决定适时反击，以突破日军的扩大封锁线。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太行山运作的共军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由军长朱德、副军长彭德怀、参谋长左权等人，在面对日军不断的扫荡与收缩游击队战线的压力之下，决定运用实力已经发展多时的共军，主动在正太铁路沿线，发动一次反击攻势，以突破日军的包围，并且检验共军扩编的战力。
这个主动攻击的命令，要求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一二○师师长贺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率军参战。这次大规模的出击作战，事先没有正式呈报中共的中央军委会核准，但是毛泽东等军委会负责人也知道这个作战行动，不过并未加以阻止或是进入审查，当然也就没有正式的同意命令，毛泽东的意见是同意对日军进行反击，但是兵力尽量压缩在十五个团左右3。
这个命令指示如下：
由于
"国际情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因此，我军应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为打破敌之囚笼政策，决定乘目前青纱帐和雨季时节，利于隐蔽及不利于日军机械化作战，争取晋冀察、晋西北、晋东南扫荡比较缓和，正太路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袭正太路"。
因此这次战役最初的目的，原先只是准备调动共军一二九、一二○师与晋察冀军区的部队，破坏正太铁路，截断交通线，打破日军封锁所做的主动攻击行动。当时八路军的各个部队，在接到命令之后，一二九师出动八个团，一二○师出动四个团，晋察冀军区出动十个团，总计二十二个团，参与破坏正太铁路的作战。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八路军的二十二个团，秘密地集结，在毫无消息走漏的情形下，突然对日军所控制的正太铁路，发动了全线与同步的攻击。而其他的八路军部队，也纷纷加入请战抗日的行列，最后所有参与作战的八路军，番号高达一百零五个团，共计十五万的兵力。
由于日军事前低估八路军的作战实力，也没有掌握到任何预警的情报，正太铁路线日军的兵力相当薄弱，因此在遭到八路军的突击之后，可以说是有些不知所措。因此八路军初步攻击进行的相当顺利，整条正太铁路的交通，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之内，多达十几处地方，都遭到了八路军的攻击、破坏而中断。八路军在正太路初期攻势的顺利，引起更多的共军要求加入作战，因此动员的兵力，就远超过原先的计划。
八路军在八月二十六日，向中共中央军委会的电报表示：
"正太战役我使用兵力约百团，于二十日晚已经开始战斗，序战胜利已经取得，这次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积极主动大规模向敌进攻之空前战役，应加紧扩大宣传"。
百团大战就这样成为八路军一次空前绝后的抗日文宣战题材。当时国民政府正在节节败退之时，面对困坐愁城的低迷压力，对于任何有利于人心士气的战报，都会加以扩大的宣传，所有八路军发生百团大战的消息，当然成为全国性的宣传重点。
29.6 共军突击成功与日军的反击
而战事一旦展开，在华北的日军，突然遭到八路军的多处伏击，受到不少的损失与死伤。在惊魂甫定之后，日军的反应当然是惊怒交加，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立刻下令，方面军的所有部队，就地展开强烈的反击，而受到共军攻击的日本的第一军，以及统筹全局的华北方面军也立刻设法稳住战局与调动兵力，对八路军进行反扑。分散在此一地区的八路军各个部队，也就开始主动或是被动地参加全线的战斗。作战时间从一九四○年的八月二十日晚上八时开始，分成三个阶段展开，直到同年的十二月五日，八路军设法化整为零、退出战线为止。共军陆续参与这场作战的部队总数，前后加起来，达到了一百零五个团。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是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十日，主要的作战地点是正太铁路沿线。由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前后总共出动四十六个团的兵力参战，分成三路纵队，破坏正太铁路东段。另外出动三十一个团，分头破坏北平与冀北所有的铁路交通路线，包括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及津浦铁路，以牵制日军的部队调动，扰乱敌方对于战局的情报判断。在聂荣臻的指挥之下，日军在石家庄以北地区的全线铁路交通，都或多或少地遭到破坏与骚扰，而聂荣臻部的攻击重心，则是放在正太铁路的娘子关与井陉煤矿。
当时聂荣臻的战报指出，八路军曾经在八月二十一日占领娘子关与井陉煤矿，与日军的第四与八独立混成旅团作战，并且先后攻克或是包围日军的大小据点数十个。当然八路军主要的目的是运动战与破坏战，因此攻克之据点多半在破坏之后，将可以运用的器材物资带走，在几个小时、最多一两天后，立刻加以放弃。事实上，八路军并未完全地攻克娘子关，只是攻进娘子关，占领部分地区，由于与日军休假的部队遭遇，因此高估了日军的兵力，不敢全力深入，日本的援军也优先赶往支援，造成八路军迅速退却。
而由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总共出动四十七个团，主要目标是正太铁路中段，阳泉到榆次的交通线，另外同步攻击平汉铁路、同蒲铁路与德石铁路，在主攻作战中，刘伯承主力攻占正太铁路狮瑙山的制高点，居高临下以攻击阳泉；日军则是奉命全力反击，结果八路军与日军在此爆发了九昼夜的激战，日军动用飞机轰炸以及炮兵支援攻击，八路军也以程度不等的攻势，袭击阳泉附近的日军交通据点。由陈再道率领的八路军部队，成功地摧毁了德彰机场的日本飞机三架，由陈庚指挥的部队在山西的双峰伏击日军，造成日军三十六师团的永野支队的支队长永野中佐阵亡。这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与日军作战最为激烈的几场战斗事件。
由贺龙指挥的共军晋绥军区部队，其出动二十二个团兵力，在山西境内，攻击与破坏同蒲铁路以及牵制太原日军。这些军事行动，多是属于破坏作战与牵制作战，八路军打了就跑，与日军并无直接激烈的攻坚作战。
日军在遭到八路军的突如其来的攻击之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立刻组成反击兵力，一方面设法收复所有遭到八路军攻占的据点，修复被破坏的铁路、公路、桥梁与电话线，一方面更是要找出八路军的主力，给予反制与打击。但是日军发现，八路军的地区控制极其成功，人民与军队配合程度极高，日军根本难以得到情报与后勤支援，因此参与扫荡作战的日军，多半是扑空而返。同时八路军的运动与组织，都非常的灵活与具有弹性，所以日军无法在短期内，对八路军进行有力的打击。
当日军的扫荡作战才刚刚的结束，八路军的第二阶段攻势，又在九月二十日展开，这回八路军减少攻坚作战，增加运动战与破坏战，并且将作战地区扩散。其中爆发激战的主要作战地区，在山西东南的榆社县、辽县一带，以及在山西到察哈尔的蔚县与涿鹿一带。日军阵地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特别是八路军杨成武部，在插箭岭的攻击，与日军作战七昼夜，日军遭到相当程度的伤亡。
于是日军只有再度组成扫荡作战的兵力，对山西、河北一带的八路军控制的地区，进行追击与扫荡作战，这次日军的攻势，虽然没有捕捉到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但是对于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了相当彻底的破坏。
而后在日军结束扫荡作战之后，八路军再度对回防的日军进行破坏与骚扰作战，由于这次的作战，属于尾声的攻势，因此八路军并无主要的攻击目标，而只要是给予日军更多的牵制与骚扰而已。不过从此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就开始详细研究八路军的组织与战术，进行长期、主动的扫荡作战，加第368页
强日军的"治安肃正"方案；日军也把八路军的游击战，当成一个相当困扰与具有威胁的敌对目标看待。
29.7 百团作战的检讨
综观一九四○年下半年，整个八路军的百团作战，前后历时三个半月，总共动员了十五万人的兵力，参战部队的番号，最高达一百零五个团，在华北的四个省区，进行同步攻击的游击战、破坏战与攻坚战，由于事先保密的成功，因此收到了奇袭的效果，日军的反击也遭到牵制，一度使日军陷入了困惑与被动的状态，算是八路军相当成功的一次主动出击作战，不过作战的性质，仍然是多场的游击战所串连而成的作战。
若是以作战的观点来看，百团大战对于抗日战争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战争经验，因为充分利用了游击战的优点，打击与消耗日军的实力，但是却违背了共军优先发展的最高战略原则，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绝对"下不为例"。后来虽然共军进一步发展到可以同时发动好几个百团大战的实力，但是八路军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主动抗日的作战了。
特别是在一九四一年之后，中共的 "老大哥"
苏联主动与日本签下互不侵犯的日苏中立条约，共军就更缺少主动抗日的动机了。既然老大哥都决定与阶级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和平共存"，共享瓜分中国蒙古与东北的利益，那么中共更没有必要主动地抗日，而破坏老大哥与日本的蜜月。此时日军正需要大量抽调在华的部队前往南洋作战，在共军停止主动出击的态势之下，日军自然从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中抽调走作战部队，共军也乐得压力减少，而且发展更方便，但这样共同抗日的阵线就出现了更大的缺口。
29.8 国共之间的冲突
在整个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中，国共之间，很快的就失去了互信，彼此不但不能进行协同的抗日作战，反而坐视日军消灭友军，甚至双方进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地盘争夺战。蒋介石最多曾经将二十师的部队，交给胡宗南，负责监视与包围陕北的共军延安总部，当然也在防止日军由山西渡黄河进攻陕西4。在黄河以北地区，八路军的发展更是迅速，不但与日军发生冲突，也利用机会消灭国民政府的部队，逐渐成为控制华北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这类国共的军事冲突，也蔓延到共军新四军在长江南北活动的地区。
根据重庆军委会所接到的报告显示，国民政府的部队曾经遭到共军近千次的攻击，其中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共军在河北大破张荫梧、乔明礼部，造成在河北敌后国民政府的游击队与民军力量，完全被共军收编与压制。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山东地区的国民政府敌后作战部队，也遭到共军大规模的收编与围剿，造成国民政府在山东的军政力量完全瘫痪。一九四○年三月，共军的活动力量大增，迫使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完全失去河北的运作空间，而退到山西。一九四○年共军再度围攻山东的孙良诚、高树勋部。一九四○年十月，共军又在江苏北部攻击国民政府部队，造成黄桥事件，国民政府江苏省副主席韩德勤受到共军围攻，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殉职。
29.9 新四军事件
在国共之间冲突日趋激烈之后，共军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兵力，逐渐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发展回合，由于每次的国共部队发生冲突，双方都自认有理，重庆很难做出让冲突两边都能接受的判断，因此经过多次交涉之后，重庆方面，干脆准备把黄河以北的敌后游击区，全部交给共军经营，以避免国、共部队继续发生冲突。因此在一九四○年十月，重庆下令在江南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全部渡江北上，但是新四军一再抗命与拖延。同时由于新四军与其他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早已发生多次的严重冲突，彼此结下了极大的新仇旧恨，使得这个调动的安排，结果竟造成了皖南的"新四军事件"。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部分新四军(属于军直属部队)在皖南准备渡江之时，突然与国民政府的第三战区其他部队，发生全面的军事冲突，延安方面认为，新四军是遭到国民政府部队设下圈套的伏击，新四军军长叶挺与五千人被俘，国民政府以新四军经常不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且多次与其他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爆发过冲突为理由，决定就此解散新四军。但是延安激烈反对，于是自己重新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继续在长江两岸发展运作，国共之间的军事冲突因而更加严重。
我们很难去判断国共之间许多冲突真正的是与非，不过国共在本质上的差异与对立，是造成在抗日战争期间，爆发国共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国民党不希望共军藉着抗日而发展壮大，共军当然也不能接受国民党限制它发展的约束，所以双方冲突不断。
就多数冲突事件而论，应该是共军采取主动的成分居多：因为国民政府的部队，一样是共军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与日军没有什么重大的分别。共军要发展，当然就要扩张地盘与收编军力，故不会放过实力落单的重庆部队；另一方面，与共军冲突的国民政府部队，大多数并非蒋介石的中央军系统之嫡系部队，它们并没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形态，就算蒋介石下命令要它们消灭异己，这些部队也不太会忠实地执行这种命令，因此多数的冲突应该是共军主动动手。当然也会有国民政府部队反击共军的个案，这也是因为彼此利害冲突之宿怨所累积造成的互相残杀。
事实上，国共之间的冲突，是从敌后游击区，扩大到中国外交的战线上，苏联当然是共军主要的支持者。此外，国际共产党的支持与同情者，在中国战区成立后，进一步地渗入中国战区，在中国与盟国的政治、军事合作中，制造与扩大彼此间矛盾的文宣、报导。尤其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身边的政治顾问，都是与延安来往密切，思想左倾的美国外交人员。在他们大力的影响下，造成美国政府经常以国共之间的各种问题，来胁迫蒋介石退让，使得国家强权延后援助中国，有了更多的藉口。
甚至连日军也很快地发现到，国、共的抗日战线，已经出现了可以利用的强烈矛盾。日本在一九四四年发动 "一号作战计划"的攻势中，日军就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对立与矛盾，放胆猛攻国民政府的战线，造成了中国战区几乎崩溃的危机，也就使得盟国共谋出卖中国的雅而达密约，成为无法避免的历史命运。
共军之所以能够在抗日战争中，通过挑战与压力而发展壮大，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共军同时在占领区推动土改与党政建设，从社会与经济的基本架构着手，建立一个可以彻底动员与运作的总体作战体系(或叫做"人民战争体系")。这个军民一体的架构，能将所有力量都发挥到作战上面。这种总体作战的结构使得共军储备了极强的战争潜力。但同一时期，国民政府的部队一直负担抵抗日军的正面打击，在国内政治分解、经济枯竭、社会动摇以及军力再遭到日军最后孤注一掷打击的耗损之下，出现了摇摇欲坠的危机，也就给国际强权一个合作出卖中国的机会。
29.10 苏联红军全力支援共军在东北发展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八路军更是利用接收与复员的机会，全面地扩张，迅速将不少伪军部队与武器装备也纳入扩张的部队之中；此外，八路军更利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的机会，迅速尾随红军，大举进入了内蒙与东北，抢先建立起共军在东北的武力；苏联红军也陆续移交大批关东军的武器装备给八路军(并且断然拒绝中国政府使用旅顺、大连的港口，使得国军无法及时运送部队进入东北与进行接收工作)，于是八路军很快地拥有了东北、华北与内蒙的广大地盘，以及经由收编伪军、游击队来扩张的军力，在抗战胜利之后，就有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武装实力了。
本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历史，初步的归纳是，在准备抗日时期，中共以灵活的文宣与组织，深入中国的群众基层，加速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意识，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力，但是也促使中国无法在卢沟桥事件上退让，而在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下，提前与日军进行全面作战。而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把握了历史的机遇，极力地扩张武力，虽然在过程中，的确是与日军进行了不少的浴血作战，也有着牵制与消耗日军的真实贡献，但是中共与日军爆发的各种游击战争，主要是因为共军扩张与求生存而引发的冲突，其目的并非在战略上主动打击与消灭日军；仅有的例外是发生在一九四○年下半部的"百团大战"，却也是一次下不为例的绝响。
也许这样的历史事实陈述，恐怕会令一些政治立场不同的中国人难以接受。但是根据历史的事实，就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面对所有为抗日而牺牲的中国军民，历史的真相是不容扭曲的。
附注：
[1] 作者先父就是因为发现共产党的这种发展远重于抗日的策略，因而退出共产党组织的抗日队伍，转投国民党的抗日部队。
[2] 关于平型关作战的历史真相，请参考第二十一章。
[3] 在文革期间，百团大战以没有奉到正式命令就发动作战，而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日军的反击，与暴露共军实力等原因，成为整肃彭德怀的罪证之一。
[4] 此时作者先父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的部队任职，颇能了解国共之间雍兵对峙的过程，以及彼此之间玩弄的手段。
第三十章、滇湎
中国军队在滇缅地区的作战行动，依时间可以分成两次作战，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三月，当时日本大军开始横扫南洋，中国派军企图协助英军防守缅甸。由于盟国之间的猜忌以及政治的斗争运作，华军成为第一次滇缅作战的最大牺牲品。第二次是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开始，英、美盟国更是违反协议，强迫中国将最精锐的美援装备的部队，投入缅甸北部作战，完全消耗浪费在缅北的野人山区，造成中国自身缺乏兵力，无法在中国战区迎击日军发第373页动的全面攻击。在缅甸的华军虽然大胜，但在中国自己的战场，华军却遭到日军最猛烈的打击，战线一度几乎全面崩溃。
自从全球对抗法西斯的作战合流以来，中国与盟国之间，为了“如何”与“何时”在缅甸作战，双方发生了极大的歧见与战略的争论，这些摩擦严重破坏了中国与盟国间的合作关系，更影响到华军对中国战区本身的防卫。
综观两次滇缅作战所得之历史结论，就是国际强权从头到尾，都理所当然的把中国当成一个牺牲品，任意出卖以遂其政治的阴谋与野心。
30.1 英国事前不愿中国出兵协防缅甸
日本在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之后，中国对外的国际联络通路，只剩下了由云南经缅甸出印度洋的滇缅路，以及经由新疆进入苏联中亚的西北通路。这两条公路可以说是维系中国抗战所需资源与人心士气的“生命线”。
但是当时身为中国抗日“盟国”的苏联，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与日本签下“中立条约”，以及公然承认满洲国；苏联不但停止了对中国的一切军售，同时还切断新疆对外的交通路线，禁止中国借道通过苏联与国际联系。
因此中国就只剩下滇缅公路来维系中国取得抗日战争需要物资的唯一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提供中国抗日战争中，最为重要的石油与军火原料、零件等的供应。蒋介石在日军一九四一年年底开始横扫南洋之时，就已经主动关切这条国际通路的安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盟国军事会议，向英军提出华军进入缅甸协防的建议，但是遭到英军冷淡地拒绝。
当时英国仍然摆出一个“日不落帝国”自恃的姿态，认为自己在南洋的军力，多少可以与远道出击的日军对抗；何况缅甸已经是在印度洋地区，就算日军有意进攻缅甸，至少要等到先攻占东南亚之后，才能对缅造成威胁。
同时英国对于中国要派兵进入缅甸协防，更有着政治上很大的顾虑。因为当时英国统治缅甸的政策相当失败，造成缅甸人民经常反抗英国政府，甚至进行武装独立的对抗。
而当时的日本，已提出驱逐欧洲人离开亚洲，以建立亚洲人的亚洲口号，更让英国政府担心，假如允许中国部队进入缅甸，那么很可能会影响到第374页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1，所以英国对于蒋介石主动的提议，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协防之事，完全加以拒绝。
但是英军统帅魏菲尔(Varchibald Wavell)，知道英国在缅甸几乎没有空军，却竟然要求蒋介石，将在缅甸受训成军的美国空军志愿军(AmericanVolunteerGroup)的战机，全部拨给英军调度使用。但这对于中国战区急需空军支援作战的华军而言，简直是无法接受的要求2，因此双方在协商之后，中国只有设法同意调拨部分的美国空军志愿军，在缅甸协助英军作战。
这支志愿军在缅甸发挥极其优异的空中战力，创造一比十四的空战战绩，使得美国空军志愿军“飞虎队”的威名，立刻扬声国际。
30.2 最后一刻才向中国求援
不料盟国在南洋的战局，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就出现急转直下的恶化。
英、美、荷三国的军队，在南洋对日作战的表现，根本不堪一击（比起中国军队在战场的作战表现，可以说是差得太远了），这些殖民大国面对日军的进攻，可以说是毫无招架之力。仅仅在三个月内，就让日军就以席卷之势，攻下整个南洋地区，日军的兵锋前缘，就直接指向缅甸，这时英国政府才感到不知所措。由于英国驻缅甸的兵力根本不足，假如英国要想在缅甸抵抗日军的攻势，只有求助于中国军队的协防。因此英国在日军开始进攻缅甸的前一天，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才要求中国部队，分批南下，进入缅甸协防。
当时中国自身的军力，只能勉强维持在中国战区的战略均势，要想分兵参加缅甸的防卫战，实在已经超过中国能力负担之外。但是蒋介石知道，滇缅交通不能中断，同时中国也必须负起盟国相互协防的责任，这样才能争取到盟国平等的看待，以及美国的援助。所以，蒋介石决定派遣中国仅有的两个战略预备队，最为精锐的第五军（杜聿明）、第六军（甘丽初），由史迪威指挥，进入缅甸与英缅军共同防御日本的进攻。
当然这个作战的战略前提是，英国能够控制东印度洋的航运，中国战区所需的补给，能够继续流入缅甸的港口，以转运云南及大后方。这样中国防守缅甸，才有战略上的意义。问题是，当时中、英的联合兵力还是不足以防守缅甸全境，特别是英国的海、空军由于完全敌不过日军，在一九四二年年初就退出了东印度洋，因此日军已经可以切断盟国经由印度洋进入缅甸港口的海上补给线。在此情况下，还要求中国军队深入缅甸南部作战，事实上已经没有战略的意义，何况中国本身已长期面临兵力不足与补给困难的危险。
但是英国仍然希望华军进入缅甸南部作战，以为印度的防卫，提供一些时间。最让人纳闷的是史迪威的心态，他自己从来没有统兵作战的经验与能力，这时候却展现一种强烈的个人企图心，认为若是由他指挥盟军，就可以击败入侵缅甸的日军。
但是当时英国在整个南亚的战略，根本已有放弃缅甸，保全印度的构想，因为英国在缅甸只有三个师的英缅混合部队，也没有空军掩护，更缺乏当地人民的支持（这点非常的致命）。中国军队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都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进入复杂的热带雨林地区作战，早已有着未战先败的隐忧了。
但事实上，就全盘的战略格局而言，英国保卫东印度洋与缅甸，就算要多花一些代价，也是值得与必要的。因为如此可以让中国得到维持作战能力的援助，而得到装备支援的中国军队，不但可以成功地牵制、甚至可以主动打击日军，这在整个反轴心国的战争上，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但是英国却始终认为，盟国绝对不能给中国多一点的援助，以防中国军队强大到可以打击日军；因为中国一旦得到复兴，欧洲的帝国殖民主义就不能在战后的亚洲东山再起了。
因此英国在缅甸的作战计划，根本就是准备敷衍一下，并且存心拖中国下水，以牵制日军进攻印度，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必须力拼保全的对外交通生命线，所以中、英双方在战略认知上，差异极大。同时究竟如何在缅甸建立整体作战的架构，以及后勤支援的分配，中英之间也有争议：中国方面认为，自己进入缅甸作战的部队是英军的四倍，因此不适合由英国将领指挥，英国则认为自己是地主国，盟军应该由英国统一指挥作战，但问题是英国在缅甸根本没有全盘作战的战略布局。因此这场作战指挥与部署，就显得既混乱，又权责不明。同时华军进入缅甸部署的时间太晚，当地人民不愿和盟军合作，因此不但当地的热带环境难以适应，所有的交通运输更是困难重重；英国甚至连清楚的地图都没有交给中国军队，造成华军在缅甸作战极端不利的因素。
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原是日军在中国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因此对于日军由南洋攻占缅甸，以切断支持中国抗日力量之生命线的大战略，有着极高的企图心。所以当日军在攻克南洋之后，立刻转向缅甸作战。寺内寿一把日军精锐的兵力，编成第十五军战斗序列，由饭田祥二郎中将统帅，下辖一八、三三、五五与五六等四个师团的兵力，及配属战车与机械化部队支援3，进攻缅甸、进窥印度，并且切断中国西南的对外通路。
30.3 中国军队力挡日军攻势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日军在优势空军的支援下，大举进攻缅甸，同时日军设法与缅甸人民的反英地下游击团体联络，进行内外夹击。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日军优势的兵力，非常顺利地攻占缅甸首府仰光，切断了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港口。当时缅甸的英军在事前根本就没有应战的准备计划与能力，到了英国在南洋惨败，缅甸局势陷入危机之后，才又催促中国派兵挽救危局。
但这时盟国已经错过了在缅甸南部布防的时机了，日军可以说是来势汹汹，英军退守仰光西北的普罗美(Prome)，而将普罗美以东，从同古(Toungoo)
直到景东 (Kentung)的长达一千公里的地区，交给华军接防。华军又在英国错误的情报之下，将第六军分散与虚掷在泰、缅边界的防线上，布置阵地以防范日军与泰国军队的进攻（英军在缅甸的情报工作，可以说是乱得不成章法）；而仰光北部的重镇同古地区，则由华军第五军布防。缅甸的铁路系统在日军鼓动缅甸人民游击队的破坏下，已经陷入瘫痪，在运输困难的状况下，当第五军先遣的二百师刚到达防线，就遭到日军猛烈的攻击。
当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原先防守缅甸的战略是，华军应在同古以北的平满纳 (Pyinmana)
地区，设置阵地，与日军进行决战，若是决战失败之后，将转进到缅甸中部的曼德勒（Mandalay），再对日发动会战，最后则是防守缅甸北部的战略重镇密支那（Myitkyina），作为控制经由印度进入中国最后通路的防线。但蒋介石这时候发现华军在缅甸的防线已拉得太长，兵力明显不足，因此又抽调六六军，进入缅甸，在曼德勒与腊戍布防。蒋介石特别告诉史迪威，华军最快要到当年五月，才能完成兵力的集结，同时华军的兵力与火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争锋，要巧妙的运用地形依托来灵活应战。
但是一向严格批评华军不堪一战的史迪威，竟然提出指挥华军，反攻仰光的攻势作战--这真是勇气可嘉的“自杀”作战计划。试想四个日军精锐的师团（日军的一个师团相当中国一个军的建制，拥有战车与机械化部队），又在优势空军的掩护之下，而中英联军的兵力只有两个军与两个师（还尚未集结完成），以这样悬殊的兵力，事实上连据险防守都还力有未逮，遑论如何能进攻日军。但是史迪威却一意孤行，强迫居于劣势的华军，准备反攻仰光。华军将领当然急电蒋介石，告知重庆这种执行就等于自杀的命令。蒋介石也了解，史迪威这样不能知己知彼来指挥作战，中国军队将会遭到致命的打击，因此设法另外成立参谋团来对付于史迪威的荒唐的命令。因此缅甸的战场，可以说是出现分裂的指挥系统了。
事实上，以当时的兵力而言，华军在缅甸的作战，只能据险防守，进行后退包围作战，才能做到消耗与打击日军；最为关键的是，能守住滇缅路的战略据点腊戍（Lashio），一旦腊戍失守，在缅甸的华军就与中国战区失去了联系的通路，华军就成为一只孤军而面临全面溃败。但是史迪威在整个滇缅作战计划之中，却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胜负的关键所在，他不但没放置重兵把守腊戍，反而语出惊人、一再的要求兵力与火力不足的华军，要直接攻击日军的主力。华军将领不肯冒险出战，史迪威就大怒请辞。蒋介石只有敷衍史迪威，加派罗卓英成为副指挥官，来指挥华军，这时日军已经展开了攻势。
而日军攻陷仰光之后，立刻分兵两路挥师北上，东路沿缅甸纵贯铁路直攻华军守备的重镇同古，与二百师爆发激烈的战斗，西路则沿着依洛瓦底江（IrrawaddyRiver）进攻英军在普罗美的阵地。二百师在同古的防守作战，可以说是表现的可圈可点。日军以优势的火力，以及战车的掩护，猛攻同古，二百师在戴安澜师长的指挥下，一直进行沉着的防御，从三月十六日打到三月二十九日，在日军以优势兵力，由侧翼对同古进行包围之后，二百师才奉命向平满纳决战阵地作有秩序的转进。接着第五军的二十二师（廖耀湘），又在雅达西（Yedashe）与日军进行遭遇战，同样展现了坚强的战力，从三月三十日打到四月十五日，才依计划退到平满纳准备决战。这是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四个多月以来，在太平洋战区中，盟军打得最有表现的作战（其它英、美、荷的部队都是还没进入激战阶段，就以溃散的方式被日军击败）。
日军发现中国机械化的第五军战力极高，因此预期继续沿铁路北上，进攻平满纳的华军预定阵地，日军将会产生重大的伤亡，因此日军改成由两个侧翼突破的战法。左翼的日军进攻英缅军防守的普罗美，由于英缅军队根本无心作战，在日军的攻击下，立刻就在四月一日撤出阵地，向阿蓝庙（Allamyo）后退，这就造成了平满纳阵地西侧翼的突出；蒋介石希望英军至少能够坚守阿蓝庙，但是英军的战志已经动摇，在日军三十三师团的压迫之下，继续向仁安羌（Yenangyaung）快速退却。因此史迪威所部署的平满纳决战之构想，就因为英军的后撤，突出了平满纳侧翼阵地的危险缺口，因此不得不加以放弃。于是中国第五军主力退向曼德勒，日军于四月二十日攻占平满纳。
30.4 史迪威错误的作战布署
而日军在左翼的攻势，仍然保持极锐利的打击力，沿着依洛瓦底江向北猛进，继续全速追击英军后退的部队。四月十七日，日本的第三十三师团，在仁安羌追上后撤的英军，以及大批的外侨平民。英军被困在日军围攻的危急状况之下，只有向史迪威指挥的华军求救，这时华军指挥官罗卓英，立刻派遣在曼德勒布防的六十六军新三八师孙立人部，驰援被困的英军，孙立人三八师展现出快速与勇敢的战技，率领华军赶到仁安羌，立即击溃日军的攻势，救出已经准备投降的英军。
这个华军英雄的表现，立刻成为英美新闻报道的焦点，当然也让史迪威大感满意，而将新三八师留在依洛瓦底江沿岸的西线；罗卓英而为了填补新三八师西移而产生的空位，下令六六军调遣新二八师从腊戍到曼德勒接防，这就造成华军作战主力西调，与东部战线空虚的危机。而东部战线却是华军与中国云南连接的生命线，若日军一旦发现华军这个致命的战略缺口，而全力发动东线右翼的侧袭，切断华军东部战线与中国云南的联系，那么华军在缅甸就只有溃败的结局。
这时最莫名其妙的是，英军指挥官斯立姆（W.J.Slim）竟然因为华军的表现出色，在仁安羌击败追击的日军，因此要求史迪威“再”调出一支中国部队给他，以教训不断尾随攻击后撤之英军的日本三三师团。更妙的是，史迪威竟然慷慨答应了英军的要求，在没有知会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情形下，就直接下令调动二百师西进，准备再“露一手”，表演给英军看。但是史迪威似乎完全没有想到，当时关系缅甸作战胜败的关键是守住东部战线与云南的防线。此时东线已经出现的十万火急的军情，当时兵力分散与不足的华军，在东部战线上遭到日军两个师团的围攻，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了，因此史迪威正确的战略部署应该是急调第五军与第六军东进驰援华军防线，而不是将部队大举西调去掩护不战而逃走的英国败兵的撤退。
这时日军知道，中国的第五军主力在平满纳到曼德勒布防，战力充沛的准备迎战日军，因此日军不愿以主力直接进攻这个决战阵地，而是掌握华军东线空虚的战机，全力从右翼的东线突进，打击华军兵力最为脆弱的东部防线。这里是属于甘丽初第六军暂编五五师所防守的阵地。由于第六军的兵力分配在缅甸东边漫长的防线，一直延长到泰国边界，因此兵力分散而且脆弱，日军右翼攻击华军东线的部队，是由机械化的重装备五六师团与十八师团负责，这两个师团在日本空军的支援之下左右包抄，猛攻暂编五五师防守的毛奇与劳依考（Loikaw）阵地，由于中国守军的战力不足，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兵力支援，因此华军东部防线在四月二十一日被突破。
30.5 中国军队在缅甸残遭重创
这时日军已经看出决定缅甸战局的胜负关键所在，就是华军的主力西调，东线的战力空虚，所以日军决定捕捉这个决定胜负的战机，以长驱直入的奔袭作战方式，由东线的缺口沿着萨尔温江（SalweenRiver）纵谷直接强攻腊戍。这是日军在战场上表现最佳的一次长距离战术攻击，有如德军在欧洲所采用的闪电作战--就是在战线侧翼上突破一个脆弱的裂口，然后大胆深入，直接攻占敌军背后的战略中枢。
此时日军在缅甸东线作战，发挥了极强作战企图心与野战攻击能量，日军在突破华军的左翼阵地之后，二十四日攻占雷列姆（Loilem），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立刻下令东线日军，全力沿萨尔温江的纵谷，进行超越攻击，战略目标直指腊戍。日军对腊戍的抢攻强袭，甚至不顾华军在背后追击的行动，因为日军情报已经发现华军在缅甸作战的致命弱点-- 腊戍竟然没有重兵防守，日军只要乘虚攻克腊戍，切断华军与中国后方的连结，那麽缅甸之战就不必再进行任何的决战了。
这其间，史迪威与罗卓英，竟然完全没有看出日军东线攻击的企图，以及华军若是不能坚守东线后方的战略据点腊戍，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虽然在日军攻占棠吉（Taunggyi）与雷列姆时之后，史迪威下令二百师回防，与第五军的直属部队，由平满纳出击，在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成攻的收复棠吉，威胁到日军右翼的战线突进作战，史迪威当然又是美国媒体报道下的战胜英雄。
事实上，这时正是中日两军在缅甸胜负的决胜关键所在，日军东线主力五六师团，已经开始掉头北上，沿萨尔温江河谷，直攻华军的战略命脉腊戍，而华军第五军也同时已经开始威胁到东线日军的侧背补给线，假如史迪威知道利用这个战机，将第五军主力全部放在对日军侧背的打击，由雷列姆对日军进行全面地追击；同时一方面设法调派在曼德勒的部队与偏向西线的六六军（张轸）所有部队，全力回防腊戍，这样华军就可以在萨尔温江河谷，南北包抄孤军深入的日军，而赢得缅甸作战的大胜。
但是史迪威完全不明?t战局发展的关键所在（他从来没有任何统兵作战的经验与能力），做出了完全错误与致命的判断：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挽救在东线战局的决定，反而下令第五军直属的机动部队回防曼德勒，准备与日军进行曼德勒决战。这样虽然留下二百师继续沿萨尔温江河谷追击日军第五十六机械化师团，但却因速度不足以致攻击冲力大减，在日军拥有空优的状况下，二百师既尾随不上日军，还要付出很高的运动代价。
这样日军在东线突破之后，采取远途强袭的作战方式，在四月二十九日，顺利地攻占近乎不设防的腊戍与西保，切断了华军与云南的交通，从侧后方包围了在缅甸的华军，然后兵力立刻西进，从侧后方进攻曼德勒。
这时史迪威竟然还不知已经大祸临头，仍在曼德勒调动华军主力，准备布置决战阵地。负责腊戍防务的六六军军长张轸，才晚一步发现腊戍告急，而紧急派遣新二八师的一部，从曼德勒回防腊戍，同时也下令留在云南的新二九师驰援，但是都已为时太晚。零星回防腊戍的华军，被先到的日军据险迎击，打得溃不成军。日军攻占华军的战略中枢腊戍之后，整个在缅甸作战的华军部队，补给线就被切断，立刻陷入了崩溃的状态。
直到这个时候，史迪威才恍然大悟，整个缅甸的战局已经惨败到无法收拾的局面，所有在缅甸的华军，可以说是退路已断。本来他还有一个最后绝处逢生的机会，就是将所有的部队，以最快速度，撤向缅北重镇密支那与八莫（Bhamo），还可以在此区设法据险设防，保住华军在缅北的最后据点，以掩护云南的安全，及驼峰航线的终点。
但是，此时史迪威的信心已经完全的崩溃，他只想退向印度以保全性命了。但是华军向印度退却而不回中国，这是个重大的战略与外交决定，史迪威却连向蒋介石通知一声的打算都没有。此时在曼德勒集结的华军主力部队，根本就陷入混乱的状态，既不能集中全力反攻腊戍，又不能果断地退向密支那，造成了一部分部队向西退入印度、一部分部队向北走到野人山，有的向印度雷多走、有的设法翻山越岭回到中国。而在东线追击日军的二百师，也在八莫附近受到日军的围攻，被迫回转云南，师长戴安澜战死殉国。
当盟军在缅甸出现溃败之时，缅甸人民与游击队蜂拥而出，到处趁火打劫、进行破坏，整个缅甸陷入一幅被战火蹂躏的悲惨景象。华军当然是四面受敌，一路且战且走。日军乘胜追击，由缅甸进入云南，攻占腾冲等地，直到怒江（萨尔温江上游）岸边，从此日军盘踞这些地形险要的地区，切断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通路。
30.6 史迪威弃军逃命
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史迪威，竟然在西退行军的半途，擅自个别地离开部队主力，连一个电报也没有告知蒋介石，自己带着身边极其少数的随从人员，以三个星期的时间，单独穿越罕见人迹热带丛林，与极其恶劣不可测的大自然环境搏斗，然后奇迹式进入印度的雷多（Ledo）。他以五十九岁的高龄，作出这样的“冒险”，可见其个人的毅力与固执4。
蒋介石还是经过其他的管道，最后才辗转知道中国远征军与史迪威的下落。在美国新闻媒体的报道中，竟然把史迪威的这种战场惨败、主帅甩掉大军，独自逃命的行为，当成“作战传奇”的英雄来报道，竟然“忘了”他是缅甸华军的最高统帅，不但因为战略决断严重错误，导致了作战空前的惨败，遗弃十万华军于缅甸的杀戮战场（简单说，就是一个指挥失误与丢掉大军的统帅），也拒绝与中国战区的统帅蒋介石报告部队的撤军决定与行踪，这种行径，像极了表演个人历险传奇的探险者，而非十万大军的指挥官。军人讲究的是绝对服从，因为一个大军统帅的任何判断与决定，都事关所有部下的生死，以及整个战局的演变！（假如史迪威是个步兵连长，率领残兵退到印度，应可以得到奖章，但是作为不顾大军安危的统帅，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许可，就任意让所属部队自生自灭的一连串行为，应该受到军法审判。）
而在事后，由于中国急需美国援助（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与史迪威的私交非常的深厚），所以蒋介石不愿与美国发生重大的争论，以出乎意料与极其宽厚的态度对待史迪威，蒋没有检讨史迪威在缅甸作战指挥严重失误的责任，更没有追究他单独离弃军队于不顾的私逃行为。这是蒋介石为日后“史迪威事件”的历史悲剧，所种下大错的祸根。因为至少这是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要求盟国撤换史迪威的职务。从此之后，史迪威留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一连串的危机根源之所在。
史迪威一行毫无愧色地从印度回到重庆之后，受到美国新闻媒体的热烈歌颂，竟然成为了英雄。而史迪威见到蒋介石，完全不谈自己指挥的致命失误，反而先列出一大张的华军将领的名单，要求“从严惩处”。他并且提出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从此，史迪威一心一意要做的两件事情，其一就是要在缅甸击败日军，以扳回他失败的颜面。其二就是设法从蒋介石手上，夺到中国战区军队的指挥权，以好好地修理他看不顺眼的中国军官。
30.7 第一次滇缅作战的检讨
日军在缅甸以侧翼突破，远程深入切断华军补给线，造成华军整个战线的崩溃，而大获全胜。原先史迪威所预定的决战地点，根本没有重大的战斗，就因为华军后方补给线被截断而出现溃败。假如华军不是为了抢救在仁第384页安羌的英军，而调空了后方的战略预备队，或是抢救英军之后，所有军队立刻回防，那么缅甸战局还不至于这样快速的恶化到难以挽救的地步。更不能让人了解的是，史迪威根本没有觉察到日军突破雷列姆之后，就已经可以由东线河谷突进，而威胁到华军的战略据点腊戍的安危，他竟然只派没有快速机动能力的二百师尾随追击，而将华军主力部队屯聚在曼德勒等待“会战”，也没有全力增援后方的腊戍防务，结果造成华军无法挽回的惨败。
华军出征缅甸的三个军的部队，都是当时中国装备与兵员最佳的战略机动部队，在缅甸遭到这样不明不白的损失，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值得与令人可惜，入缅的华军总数达到十万人，能够归国与进入印度的，只剩八万多人，重装备尽失，大多数的华军是死于疾病、饥饿、迷路，而非战死。从此中国战区的战略预备队不足，就成为中国难以在迎击日军攻势时，展开有力的反击作战。
中国在缅甸的惨败，不但对于中国的人心士气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也让日军打到云南的西南部，攻下龙陵、腾冲，威胁到中国大后方云南的安危，这时中国援军及时赶到，进行猛烈的反击，拆毁了怒江上所有的交通桥梁，这才阻挡住日军的攻势。日军隔着怒江与中国部队对峙，霎时之间，云南从大后方的基地，成为西南方的前线，严重影响到盟国对于中国的补给支援。这时盟国只能利用飞航极其困难的驼峰航线，带给中国杯水车薪的援助，因此中国严重缺乏作战资源的问题，更是犹如雪上加霜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够支撑下去，换成其他的国家，早就向日本人谈判投降了。
平心而论，在南缅甸作战的失败，就整个战略的观点而言，应属必然的。因为英国在东印度洋的陆海空三军军力布局，都无力招架日军的攻势，中国派兵支援，也只是能作有限度的协助而已，无法改变日军军力、士气上的绝对优势。但是战局会败成这个样子的难看，以及造成中国部队如此重大的损失，的确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缅甸作战的失败，首先是指挥系统的混乱，英军与华军之间的缺乏合作与联系，史迪威与华军部队长之间，严重地缺乏了解、互信与尊重，都是造成作战失败的基本因素。
华军指挥官史迪威个人的战略布局的缺失与指挥才能的低劣，的确是令人感到无法接受。首先他要兵力有限的华军，在缅甸面临日军攻击的最后时刻，又没有空军的掩护之下，仓促的行军千里深入南缅甸布防，就是一个基第385页本的错误。事实上，以当时日军的战力而言，其在缅甸的四个师团兵力，足可以击败中国十个军的部队。而华军只有三个军布防，因此最多只能在缅甸的北部，据险防守反击，引诱日军长途深入，也许还可能有类似长沙大捷的机会。
缅甸中部作战的关键，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华军二百师攻克棠吉，这时日军正在不顾一切的远程奔袭腊戍，整个后方近乎完全不设防。假如这时候史迪威能够把华军主力分成两支，第五军的一部支援二百师沿河谷追击日军，另外将六六军的新三八师、新二八师以及第五军的二二师等部队，以最快速度调回腊戍，同时设法要求蒋介石动用一切的可能，派遣空军与陆军支援，以围歼日军于萨尔温江河谷，那么滇缅作战可能是日军在腊戍的惨败。
在中日战争中，滇缅作战可以说是打得最“乌龙”，牺牲也最不值得的作战。几万最为精锐的中华子弟兵，就在无能、更无耻的将军-- 史迪威的瞎指挥之下，不明不白地成为孤军，更有上万华军为此在异域断送了生命。
中国战区失去了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与其重装备，使得抗战后期的作战更难有效抵抗日军的攻势30.8 反攻缅甸计划 -- 盟国打击中国的阴谋 更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滇缅作战失败的恶梦，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从此中国为了“如何”与“何时”反攻缅甸，与英美盟国展开了一场接一场的会议桌上的折冲战，中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盟国的暗算；蒋介石与史迪威更是在这个作战计划上，明争暗斗，造成了中国战区一次接一次的危机，迫使美国总统罗斯福四次派遣特使前往中国调解争端，史迪威更利用美援物资作为诱饵与武器，引发了暗潮汹涌的中国内部权力斗争，影响到中国整个抗日的战局。
基本上，蒋介石认为，缅甸作战只是亚洲大陆战场的一个环节，因此反攻缅甸的重要性是在于打通滇缅路，这将是美国大量军援中国的唯一通路，也是决定中国能否继续作战的生命线所在5。此外，任何中国派军往缅甸作战的前题，绝对是不能因此危及到中国战区的安危，因为中国战区是决定亚洲反轴心国作战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点罗斯福与丘吉尔其实知道得非常清楚，虽然表面上，由于当时中国军队无力在亚洲大陆主动的反攻日军，而让一般的评估都贬低了中国在这场历史大战的战略关键价值。设想假如中国放弃与日本的对抗，而让日军能够抽调出将近百万军队，执行日军的战略作战计划，那么英国根本休想守住印度与中东，美国在太平洋反攻也要遭到三倍以上日军的抵抗6。
所以蒋介石认为，反攻缅甸必须要盟国全力参与，并且要海陆两面夹击在缅甸的日军，以击溃日本在此地区的部队，开放东印度洋的航线，如此才能真正打通援助中国的命脉。中国一旦得到足够的支援，就可以成为击败日本最为重要的盟国作战力量。但史达林、邱吉尔与马歇尔最惧怕的“恶梦”，就是中国得到援助而军力壮大。他们需要中国在牵制日军作战的同时，耗竭一切国力，却绝对要防止中国壮大的军力参与对日反攻。
另一方面，史迪威已把反攻缅甸的作战当成事关他“个人荣辱”的战争了。史迪威要求中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的支持他在缅甸进行反攻日军的作战，至于是否会因为大量抽调中国战区的兵力，而造成中国战区本身的危机，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假如华军在中国被日本击溃、中国战区被日本完全控制，盟国也就不必担心反攻缅甸与打通滇缅路了。所以史迪威究竟是哪方的中国战区参谋长）？
对于英国而言，反攻缅甸的战略安排，最多只限于在缅北的局部作战，其作用是在于牵制日军的侧背，阻止其顺利地向西进攻印度，邱吉尔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意思，要在欧战取得决定性战胜之前，派兵光复亚洲战场的失地（光复亚洲战场失地，那自然是美国和中国的任务），当然更不愿意打通援助中国的生命线，而让她得到足够的援助，这样华军就能够在亚洲战场上纵横驰骋，中国在战后自然拥有真正强国的地位，到时候，英国就很难找到漂亮的藉口来继续控制香港，连要保有其他亚洲的殖民地也必会有更多的麻烦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日，史迪威从印度休养完毕，毫无愧色地回到重庆，这时华军退到印度的两个师，已经成为史迪威“个人”掌控的部队。史氏向蒋介石提出他反攻缅甸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规划中、美、英三国在一九四二年年底，出动陆海空三军，反攻缅甸。中国由云南出动二十个师，向缅甸北部出击；英国出动三师部队，美国出动一个师部队，配合中国两个驻印师由印度向缅甸西部进攻，两路会师曼德勒，再南下进攻仰光。另外史迪威更提出了洋洋大观的西南太平洋总反攻计划，规划中美英三国，各自出动陆海空大军，分成五路，分别进攻缅甸、越南与新几内亚，然后击毁日本在菲律宾与台湾的海军。在华南取得海港，大量武装华军进行全面反攻。
史迪威这两个近乎天马行空的作战计划，可以说是根本不符合当时战场的现状，因为当时美军仍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最后能否守住南太平洋都还在未知之数。美军部队还在徵召训练之中，全部力量赶赴欧洲应战与防守太平洋都还不足。英军更是自身难保，印度的独立运动又风起云涌，英军那里有力量出兵作战。而中国的军队亦缺乏优势火力的武器装备，以及现代化的训练，所以要想从中国战区出动大兵团作战，实在也有困难。
因此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对于史迪威的反攻缅甸计划的评语就是“完全不切实际”。美驻华大使馆建议，美国应该而且做得到的，是对中国战区提供作战飞机，以及空运兵工生产器材、军火原料与汽油，以维持中国战区的作战自卫能力。但是史迪威显然是把自己的缅甸之战，当成唯一与优先的战略布局，要设法把盟国所有的作战力量，都优先拿到缅甸来，让他能在缅甸击败日军。但这样的构想，哪里能够得到盟国真正的支持？
果然史迪威的计划拿到英国驻印度司令官魏菲尔那里，立刻就遭到被拒绝的命运。英国提出自己的缅甸作战方案，是由中英两国的军队，进攻缅甸北部的阿恰布（Akyab），然后沿着更的皖江（ChindwinRiver）南下，逐步收复缅甸，英国的这个进攻缅北的作战计划，其目的只在缅北形成战略牵制，以防止日军发动进攻印度，而与德国在中东会师的计划而已。
不过在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压力下（史迪威是马歇尔用来压制中国战区的红人），英国最后与史迪威达成一个折衷协议，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延到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英军出动七个师由西面进攻缅甸，中国出动大军由云南进攻腊戍与曼德勒，另外中国驻印军则由缅北加入作战，最后盟国的大军会师仰光。史迪威将这个计划，回报蒋介石，要求中国方面准备配合。
蒋介石对于盟国反攻缅甸的计划，一直给与优先的支持，因为这是中国得到大量美援，使得中国作战力量复苏的唯一机会。但是蒋介石却坚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盟国必须要在缅甸发动全面的攻击作战，以优势的兵力，一举击溃在缅甸的日军。蒋介石认为，假如盟国不能出动海空军，切断东印度洋的日军补给线、掌握缅甸战场的制空权，那么中国与盟国的陆军部队，绝对没有能力在缅甸北部的作战之中，击败顽强的日军，只会徒然对中国有限的作战能力，造成更为惨重的伤害。
由于史迪威无法取得英国出动海空军在缅甸作战的保证，但是英国反过来叫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进攻缅甸北部，以牵制日军对印度的威胁。这时史迪威急于复仇，因此任何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行动，他都热心支持。而此时日军已经加强在缅甸的军力，设立了缅甸方面军，军力扩充为三个军。日军特别在缅北与云南西南部，地形复杂的地带，包括怒江河谷、胡康河谷与猛拱河谷，建立一系列坚固的防御阵地，企图长期驻守，以切断中国对外的交通，并威胁与扰乱驼峰航线的运补能力。
30.9 邱吉尔决心出卖中国
由于中、美、英三方面的反攻缅甸计划，有着极大的分歧，因此蒋介石直接要求罗斯福出面统合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7。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的看法有理，因此他决定在一九四三年的一月十四日，与丘吉尔在北非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加（简称卡港）会面时，再制定盟国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
会中美国太平洋海军作战计划首长金恩（Ernest J. King）上将指出，美国不能完全忽略太平洋与亚洲战区所需的军力，尤其必须挪出更多的资源给蒋介石的中国部队，以防止中国抗日力量的崩溃，反攻缅甸的目的正是为了要加强提供中国援助物资输送路线的保障，事关中国战区作战能力之维系，中国获得足够与必要的支持，华军才能牵制与打击日军，这样盟国才可以从容的在欧洲进行对德作战因此英、美必须确定投入反攻缅甸作战，更要提供海空军的强力支援。
狡猾的丘吉尔对这个看法并无反对的表示，同意英国会考虑提供海军攻击东印度洋的安德曼岛；不过，盟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延伸盟军在北非的战果，把握德国非洲兵团败北的战况，乘胜追击，所以目前的优先战略是继续在地中海区作战，等地中海航线的安全确保之后，英军就可以方便经由苏伊士运河调兵进入印度洋作战。邱吉尔及英军高层代表当然不断提醒美国，不要忘了盟国对“欧洲第一”（"EuropeFirst"）的共识。于是，反攻缅甸的日期调为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缅甸的雨季之后）。
卡港会议竟然没有邀请中国的代表参加，就讨论与中国命运关系最大的议案 --
反攻缅甸计划。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邱吉尔与马歇尔阴谋忽略中国战区的心态了8。卡港会议所决定盟国反攻缅甸的战略，实际上是一种对付中国的战略。因为这纯粹是纸上谈兵，而无实际帮助的烟幕弹而已，目的在欺瞒罗斯福的判断，以及吊住中国战区的希望而已。因为整个反攻战略决定性的兵力，是要由中国担任，中国却连参加开会的代表都没有。同时当时中国急需的，是盟国实质作战资源的援助，特别是空军飞机与作战物资的运送，但是在盟国的援助的优先顺序之中，中国战区所有的需要，全都是排在最后考虑，这个安排不变，中国就没有力量改善自己的作战能力与士气，只靠盟国会全力反攻缅甸的空头支票，来继续苦撑下去。
卡港会议之后，美国的陆军航空队司令（Chief of Army Air Force）安诺德（HenryArnold）与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特别前往重庆，报告盟国的反攻缅甸计划，在路经印度之时，与魏菲尔、史迪威先见面，讨论反攻缅甸的作战大纲，大家会商决定，在一九四三年十月，盟国对缅甸采三面夹攻，华军主力由云南攻腊戍，英军由印度进入缅北，中国驻印军由雷多出兵；盟军则提供空军支援，海军攻占安德曼岛后，封锁东印度洋，最后在一九四四年一月，盟军登陆仰光。反攻缅甸完成之后，大量的盟国援助与军事装备就可到达中国，华军就可以主动反攻在中国战区的日军。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整个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历史，势将完全改写。
一九四三年二月六日，安诺德向蒋介石报告这种最新的反攻缅甸计划。
蒋介石当然对反攻的时间感到失望，中国还要多等半年以上；同时蒋介石已经发现，假如要叫中国的部队担任反攻的主力，美国就要能够设法提供更多的战机，以支持中国部队的作战，防止日军在中国战区的牵制攻击，同时驼峰空运吨位应增加到每月一万吨，以供应中国陆军组成远征所需的装备。但是负责驼峰空运的美军驻印空军第十航空队指挥官毕塞尔9（ClaytonBissell）却表示，假如每月空运五千吨的物资，就需要机场二十五处，以及三百架运输机，因此除非大量兴建机场与增加飞机数量，美国无法提高驼峰运送的吨位。（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大谎言，因为在陈纳德接手之后，仅以十五处的机场，一百二十架的飞机，每个月就可以运输一万吨的物资。）
中国当然对于卡港会议的结论，仍有很深的期望，专程派出宋子文、何应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与美英的军事将领，包括安诺德、史迪威与英方的魏菲尔、狄尔（JohnDill）等人，进行作战计划的细节磋商，以便得到更为清楚与具体的作战计划。在加尔各答的会议中，中美英的军事将领，对于如何以水路合击的方式，全面反攻缅甸，以为中国战区打开援助的通路，建立了作战计划的共识。所以一时之间，全面反攻缅甸以打开援助中国的战争规划，似乎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中国开始抽调部队，准备进行这场重要的决战。
但这原来是英美将领的缓兵之计而已，目的只是要安抚中国，使她继续坚定的抗日，以牵制日军、减轻日本对美英的压力。英美的军事领袖，随后已经开始“逐渐”缩减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改为依照英国原来的方案：只以陆军作战为主，反攻地区限于缅甸北部，目的只在牵制日军进攻印度的战略侧翼。这种作战目标的变化，当然令蒋介石觉得中国遭到出卖，何况美国所答应的空运援助，数量上一再地被缩减，中国方面作战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由于史迪威与陈纳的在中国战区经常发生水火不相容的重大争议，让罗斯福觉得，有必要召见他们当面谈清楚问题的真相，及顺便要他们参加英、美军事领袖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初在美举行的“三叉会议”（TridentConference），会中准备对于进攻缅甸的军事方案，进行全面的检讨。
30.10 史迪威的窝里反
由于蒋介石已经感到事态不妙，因此先后特别派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华盛顿，对美国进行游说，而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宋子文破例受邀，参加美国的参谋首长会议（这是中国唯一的一次机会），为中国反攻缅甸的立场辩解。宋子文表示，中国抗日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阶段，目前急需盟国有力的支援，中国所需的五百架战机与每月五千吨的空运物资，已是最少的要求（美国每年可以生产一万八千架战机，每月的作战物资高达四百万吨，中国的要求实在少得可怜）但是仍然迟迟没有得到，而反攻缅甸，事关中国能否打通援助的命脉，而由中国担负更多对日的作战责任。反攻缅甸是盟国在卡港以及加尔各答会议的具体结论，盟国实在不能再对中国失信。
但是在三叉会议之中，“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开始公开唱反调，猛烈的批评蒋介石指挥的中国部队“毫无作战意愿”，因此扩大援助中国并无必要；蒋介石只会把援助加以囤积，作为打中国内战的本钱。有这样一个窝里反，专门提供相反情报与立场的战区参谋长，当然是令与会人员“大开眼界”，于是支持中国者的立场，也就更为分歧。英国代表是大叹苦水，表示英国缺乏两栖登陆舰艇，在缅甸作战的当地部队又未必肯用心参战，何况全力先击败德国是盟国的优先共识，因此很难将作战资源分配给反攻缅甸的作战，目前英国的立场是，不是不反攻缅甸，而是减缩反攻的范围。
这时史迪威又提出一个表面上有助于援助中国的计划，他要在印度、缅甸北部无人地带的崇山峻岭，修筑一条雷多公路，连接云南与印度的雷多，这样盟军可以利用这条公路援助中国，不必要英国出兵从印度洋攻克仰光。
这个说法乍听下觉得不错，事实上却完全低估了当地高山纵谷几乎无法通行的复杂地形，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国不但缺少运输的车队与汽油，而就算是能够排除万难成功修成这条路，其最大的运输量，也不过只能每月五千吨而已，而要养护这条公路的高昂成本，更是超过所有的运输效益。结果史迪威把美国援助中国极其有限的资金，拿去修筑一条毫无实用价值的原始森林公路，耽误了发展空运与援助中国的机会。
对于这些争论，罗斯福最为关心的是：假如依照丘吉尔的意见减缩缅甸作战的规模，那么盟国要到一九四五年建成雷多公路之后，美国才能开始大量援助中国，他不知道这样迟迟让中国得不到援助，中国是否能够撑得下去。所以罗斯福主动决定，先设法增加驼峰的空运，达到每月一万吨，以及提供中国战区所需的五百战机，希望能够让中国战区能够维持下去，至于全面反攻缅甸，罗斯福仍然保留实施的意图。当然罗斯福的决定，到了马歇尔的手中，又以执行困难的理由，七折八扣地被拖延下去，直到年底才勉强达到罗斯福指令的要求。中国的战力，几乎已经退化到奄奄一息的状态了。
（在当时有哪一个战区能够靠每月才几千吨的物资支撑下去的？）
三叉会议在邱吉尔与史迪威的里应外合、全力杯葛之下，盟国最后无法达成全面反攻缅甸的战略协议，所以卡港会议中关于反攻缅甸的结论，就等于作废了。中国只争取到美国增加空运吨位与空军战机的数量（都只是维持中国作战能力的最低要求而已）。虽然罗斯福原先的亚洲战略构想，一直是希望设法大量武装华军，由中国进行反击日军、最后切断日军在亚洲大陆的战略部署。所以罗斯福考虑动员美军进入印度洋，以攻占缅甸，打开援助中国的通路。但是这时退到澳洲的麦克阿瑟将军，却急着要为其菲律宾作战的惨败复仇，因此强力要求参谋首长会议，优先将美军调往南太平洋，以对日军进行反攻作战。因此对于美军准备进驻印度洋的缅甸作战，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
盟国迟迟不能决定打通滇缅路的这种局势，对于战力即将枯竭的中国战区极其不利，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开罗会议中，为优先反攻缅甸的战略，进行全力的争取。虽然丘吉尔用尽一切的手段阻挠，但是蒋介石仍然成功的争取到罗斯福的支持。盟国开罗会议的正式结论是，决定采用中国建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丘吉尔很快地又在接下来的德黑兰会议中，得到史达林的支持，将罗斯福说服，放弃了支持蒋介石提出的全面反攻缅甸计划，改由苏联答应出兵攻击日军（当然军火、装备是美援供应）。中国终于在丘吉尔的运作、马歇尔与史迪威的联手、史达林求之不得的情况之下，被盟国出卖了，反攻缅甸的战略计划换成了苏联对中国百姓与领土最为粗暴地蹂躏与侵略。而无论是史达林、邱吉尔、马歇尔或史迪威，不论通俗历史怎么为他们掩饰或狡辩，在最后都无法涂改他们对中国所犯下的罪行。任何人，只要心中还有良知与正义，不论其种族、国籍、政治、宗教信仰及出身背景，都无法否认他们对中国不义的阴谋与残忍的手段，在程度上远超过猛兽与洪水10。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七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指出由于盟国准备在欧洲发动全面攻击，英国无法调派海空军到印度洋作战，因此建议将开罗会议所决议之全面反攻缅甸的计划延后。这个事后“毁约”的通知，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战略打击，中国被迫在极少量作战资源的支持下，苦撑到底。此时蒋介石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出尔反尔的决定。由于日军此时已开始在中国战区大量集结部队，蒋介石预测到日军很可能会大举发动新的攻势，中国的战局必定会更为吃紧，因此他把在云南接受有限美援的中国远征军，当成未来这场决战中决定胜负的战略预备队。
30.11 致命错误的反攻作战
不料此时，突然发生一个离奇的“阴谋”，造成了罗斯福与蒋介石出现几乎全面决裂的危机。由于当时英国知道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已经面临甘地（Gandhi）领导之不合作运动的挑战。所以英国在东南亚最高统帅蒙巴顿（LouisMountbatten）特别担心，如果日军对印度发动攻势，由于英国的主力部队都在欧洲战场，根本不可能同时掌控印度与抵抗日军的进攻，那么英国必然在印度遭到惨败的命运。
但蒙巴顿知道史迪威的“复仇心切”，如今盟国中止了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史迪威必定受挫极深，因此蒙马顿想利用史迪威来指挥华军，在缅北发动攻击，以发挥牵制作用，减轻日军进攻印度的压力。虽然这个调动中国军力的方案，不但会影响到中国战区的安危，更没有得到盟国战略会议的批准，但是蒙巴顿与史迪威决定，自己独断实施作战，再拉中国下水（几乎和关东军九一八当年的行动一个样，自己先干，再拖统帅部追认）。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官，直接指挥在印度接受训练与美国装备的华军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开始在胡康河谷进行布防，以掩护修筑雷多公路。这时蒙巴顿要求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与英军配合，在缅甸北部径自发动攻势。事实上，蒙巴顿的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呈交盟国统帅部进行讨论，更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正式批准，但是史迪威复仇心切，立刻就擅自答应蒙巴顿的要求，同时回报马歇尔。要求马歇尔设法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中国抽调在云南集结的远征军，也进入缅甸作战。
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这支得到盟国（美国）援助的远征军，原本是从中国各个战区之中，抽调精锐所组成的“战略预备队”。蒋介石认为，除非盟国齐心协力发动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他是不能冒险动用这支部队的。因为蒋介石能够堵住日军在中国的主要攻势，就全靠这支王牌部队了。既然罗斯福建议中国，延缓进攻缅甸，蒋介石也就放心让这支部队保持战略机动。
所以当史迪威转来蒙巴顿要局部反攻缅北部的作战计划时，蒋介石当然加以否决！但是此事件却突然遭到罗斯福总统的亲自介入（当然是马歇尔、史迪威的功劳），坚持要蒋介石调派中国的远征军，执行蒙巴顿自己的作战计划。
罗斯福的急电与马歇尔的催促，把蒋介石打入五里雾中，因为蒙巴顿的缅北局部作战方案，根本没有得到盟军的批准，怎么会变成中国必须派出大军支援的战略规划呢11？当然蒋介石不是不想反攻缅甸，但他知道，中国战区的状况，已到了危如累卵的最后挣扎之阶段。接受部分美援的六个中国的远征军，是蒋在中国战区中，可以掌控的唯一战略预备队。蒋介石已预期日军在中国战区，将会发动一次孤注一掷的攻击，以彻底解决对华作战的僵局，所以蒋介石不愿将这支可以决定中国战区胜败安危的战略预备队，投在没有决定性作用的局部反攻缅北作战上。
假如盟国要海陆联手全面反攻缅甸，中国为了打通对外交通的生命线，与基于盟国责任，当然愿意冒险搏命一试；但是假如盟国只是为了减少印度承受日军“可能”攻击的压力，就要中国不顾自身的安危出兵作战，实在是逾越常理。当时中国处在日军即将发动决战攻势的压力之下，当然就无法答应出兵。
最奇怪的是，罗斯福与马歇尔竟然亲自将这个蒙巴顿擅自作主的作战计划，当成盟国已经达成共识的联合战略行动来处理，美国一再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叫中国必须立刻动用远征军参战，完全不理会蒋介石的申辩。罗斯福每天看着缅甸的作战地图，听幕僚愤怒的批评蒋介石拿了美援、却“拥兵不战”。罗斯福已经分不清事实的来龙去脉，也开始认为既然蒋介石曾经如此热衷的争取反攻缅甸，如今为何又不愿支持英军的计划12？此时史迪威与马歇尔更不断的丑化蒋介石，指出中国军队“拿了美国的装备”，竟然不愿出力在缅北与日军作战，显然是另有图谋！所以罗斯福、马歇尔与史迪威，对蒋介石轮番施加压力，要求蒋介石下令出兵。罗斯福似乎忘记了华军主要的作战目标，是在中国战区，而不是缅甸战区13。也忘记了中国战区正在面临与日军摊牌的最后决战。美国到后来竟然采取威胁中断一切美援的方式，硬是逼迫蒋介石屈服。
日军为了结束中国战区的战事，大本营决定在一九四四年在亚洲大陆发动最后决战的攻势：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与在缅甸发动对印度的攻击（目的是彻底捣毁在印度的援华运输基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日本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上将）出动三个师团，在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指挥下发动了进攻印度战略要地英发而（Imphal）的攻势，蒙巴顿当然是手忙脚乱的调军应战，同时毫不客气地就把美国援助中国的装备，就地扣留使用，并且更急着要求中国军队出战，以牵制日军。英发尔之战是英国在亚洲地区打得最为漂亮的一场血战，也是在亚洲大陆动用盟国最多支援的一场作战。日军仅以三个师团攻击（兵力比在中国战区的一场会战是用五到七个师团，少得太多），就让英军几乎崩溃。
蒋介石考虑到日军在中国战区的集结，不敢将远征军轻易调出，因此提议空运更多的中国部队到印度，协助英军防卫日军的攻击。中国驻印军，从两个师，扩大为两个军，即是新一军（孙立人部）和新六军（廖耀湘部）。
其实只要这支华军部队参与协助英国防守英发尔，盟军是可以有击败日军的余力的。中国军队由云南出击，沿途地形险阻、天然障碍太多、距离又远，在作战上实在是缓不济急的。
30.12 得不偿失的胜利
在缅北的原始森林与崇山峻岭作战，实在是一个特别的困难的冒险，“人与天争”甚至比“人与人争”还要可怕。日军在地形与自然环境极其复杂的胡康河谷据险布防，这个地区原是有名的“死亡地带”，大军的运动极其困难。所以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在这个地区作战，纯粹是一场放着当务之急不干（迎击日在中国本土的攻势），而在原始的野人山消耗战力的运动。中国驻印军都是从华军之中挑选过的精锐，又得到美国的装备，因此作战能力极强--
但是放在胡康河谷的蛮荒地区作战，实在是一种可怕的浪费。可是史迪威却急于复仇14，竟然全力在这个地区督战，单论其个人的勇气与毅力，固然值得钦佩，但整个中国战区正面临最后决战的关键时刻：日军正开始对中国发动决定胜负的一号作战计划，中国战区却将最为优秀的部队，放在最为艰苦的地区，进行不必要的耗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国驻印军一方面开始在胡康河谷，沿途排除地形与环境的困难，与据险作战的日军进行艰困的正面遭遇战，另一方面为新建的雷多公路清除军事障碍。虽然中国驻印军在胡康河谷一直保持进展，但是速度非常迟缓，特别是热带的雨季，使得军队的运动与作战，在原本就复杂艰险的山地丛林中变得难上加难，大自然的力量对造成了军队无法想象的负担。中国的精锐部队，就这样被强迫进行无谓的浪费，而留下员额、装备均不足的华军，在中国战区遭到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全面攻击。
虽然中国驻印军已经投入缅北的局部反攻作战，但是马歇尔仍然不肯放松对中国的压力。在罗斯福五度施压与马歇尔三次威胁之下，最后马歇尔由“自己”给蒋介石最后通牒，假如中国再不出兵缅甸，美国将中止对中国的援助。在这种压力之下，蒋介石最后只有被迫同意，将美援改装的六个中国军，组成第十一与二十集团军，由卫立煌指挥，在一九四四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渡过怒江，从东北部攻入缅甸，进攻缅甸北部的日军据点，以期与中国驻印军会师。此时正是日军在中国战区发动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计划，对河南进行全面攻势的时刻，但华军的战略预备队，不能优先防卫自己的国家，却必须参加蒙巴顿与史迪威的“私人”作战，在无法迅速取得胜利的次要战场上打一场无关大局的恶仗。结果当然是史迪威所指挥的缅北战场一再传出捷报，但是中国的主战场，却一再出现全面崩溃的战况。这样史迪威成为对日作战的“胜利英雄”，蒋介石成为失利的败军之将。
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史迪威“亲自”组织一支丛林远征突击队，在胡康河谷人迹罕见的热带丛林中，长途跋涉了四百公里，五月十六日，突然出现在缅北重镇密支那的外围，一举攻占了密支那机场，当然这个突击作战的成功，又造成史迪威个人的英雄传奇故事的另一章15。
但是，占领密支那机场的史迪威英雄突击部队，接下来不但无法真正攻克密支那市区，反而受到日军四面的包围；盟国为了支援史迪威这个传奇英雄，造成盟军在缅甸地区整个作战规划的全盘大乱，迫使蒙巴顿必须抽调与动员一切的军力与后勤（包括属于援助中国战区的后勤资源），以防史迪威成功突击密支那机场的“梦幻队伍”突然变成恶梦里的一群落汤鸡。
在密支那外围的盟国部队虽拥有几倍于日本守军的优势兵力与火力，却由于史迪威差劲的指挥能力，无法顺利地攻下密支那。当然这里必须承认，日本的三十三军（本多政材）与五十六师团（松山佑三），无论是指挥官在内线作战上的优异指挥能力，以及日本守军血战至死都不轻易退却的精神，更让史迪威无法顺利地攻下密支那。
而为了攻克密支那这个据点，史迪威总共耗尽四万吨的军援物资（足够全中国战区四个月的使用数量），先后撤换了四名不同国籍的战场指挥官，前后鏖战接近三个月，仍然无法攻下密支那。最后还是等到中国军队打通胡康河谷之后，在密支那会师，才在八月三日，由中国部队负责，攻克了密支那市，日军五十六师团旗下的五六旅团长水上源藏少将自杀。史迪威当然成为打败日军的传奇英雄。其实整个缅甸乃至中国的战局，都因为密支那突击战所惹出来的问题，而产生了极严重与不利的影响，而最后还是要靠中国军队才攻下了密支那。
这时候，正是中国战区的衡阳会战进行到最后的关键时刻，但是蒋介石手边已经调不出任何精锐的战略预备队与生力军去解衡阳之围，同时史迪威也将美国对中国的一点点补给，全数浪费在缅甸战场。因此日军终于攻克衡阳。中国战区在衡阳会战失败之后，整个战力与士气受到最惨重的打击，中国抗日的力量几乎可以说是接近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这时在怒江河谷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共有六个军，由卫立煌指挥，分成十一集团军（宋希濂）与第二十集团军（霍揆彰）。远征军发挥了优势装备与训练的作战能力，沿着怒江河谷，交叉掩护，逐一攻克日军所控制的险峻据点。但是由于当地地形的特别困难，都是崇山峻岭、悬崖密林与无法穿越的河谷，因此任何军队都无法在这个地区，得到迅速与重大的战果。当然日本的守军（第二、十八、与五六等三个师团），深知在这个地区的防守作战，事关控制中国对外通路的关键所在，日军上下可以说是发挥最高的决死抵抗之决心，不战到最后一刻，绝对不停止反抗。所以中国军队两个装备最为充足的集团军，在怒江河谷战场虽然发挥极其优异的攻势作战能力，但是仍然受制于地形与日军战到最后一刻的决心，必须不断的消耗人力与时间，逐一歼灭顽敌，结果中国的远征军足足花了八个月的时间，一直打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才终于的打通怒江河谷，与驻印的中国部队，于一月二十七日，在芒友会师。同时雷多公路（蒋介石将它定名为“史迪威公路”）也完成了接通的工程。这时日军在缅甸的战力，才趋于瓦解，但是中国战区，却因为不当的军力抽调与美援的不足，而遭到日军全面地蹂躏。
虽然说中国部队缅北作战，攻克日军的阵地，是有助于空运的加强与陆运的联系，但是若是与中国战区的全面惨败相比，实在是一个完全得不偿失的选择，特别是所谓打通史迪威公路，根本就是一个成本与效益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作战，从雷多到云南的史迪威公路，花费了一亿四千万美元，与四万三千中国民工修建，但是这一段公路，经过了人类不适生存的蛮荒地区，地形之险峻复杂，以及气候、环境对于正常运输的影响，困难简直是难以想像，其维护费用之高昂，更是使得公路根本无法发挥运输的功能。车队单程行驶的时间是十二天，运输数量实在是非常有限。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即使在正常状况下，平均每月的公路运输量只有五千吨而已；在雨季时间，整条公路则近乎完全停摆。但是同时间的空运每月已经高达五万吨，所以这条公路的宣传效益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假如建筑费用可以用来增购飞机与空运设备，盟国早就可以解决援助中国战力不足的重大问题了。
第二次滇缅作战，可以说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消耗与得不偿失的作战，事实上是中国战区遭到出卖的策略。盟国先在反攻缅甸的作战上，一再的失信于中国，其实根本的用心就是不肯派兵协助中国，进行全面反攻缅甸之战、打通援助中国的公路。盟国虽然有兵力分配上的困难，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不允许中国提早打开通路而拿到足够的援助，否则中国会建立强大的战力，英国就没有机会恢复其殖民大国的“伟大计划”了。
盟国的军政领袖，竟然在中国战区面临最为危机的时刻，还要强迫中国将最精锐的部队，不顾中国战区根本的安危，全力投入缅北的原始丛林之战，实在是对中国人最残忍的压迫手段--
好像在亚洲大陆的作战，只有白种人参战的缅甸，才是值得支持的战场，至于是否会牵动中国战区的安危，根本不在盟国考虑的范围之内。
马歇尔一直拿这一点还没送出手的盟国援助作为恐吓的工具，一再威胁中国必须出兵缅甸，中国战区兵力被抽一空，最后面临近乎全面崩溃的危机。当然整个中国，北起河南，南到贵州，全面遭到日军地蹂躏，河山残破，人民九死流离，中国人的血泪染红了悲痛的神州大地。中国在战场上的失利，也导致元气尽失的中国在雅尔达密约中，遭到英、苏、美联手的出卖，而这些历史的悲剧，全只为了满足史迪威在缅甸原始森林的一点小小的胜利。这就是滇缅之战对于整个中国在抗日战争后期，遭到日军空前之蹂躏与挫败，以及受到盟国联手出卖的真正“贡献”。
打通滇缅的国际通路，固然是事关中国能够得到抗日战争资源的生死大事，但是基本上，假如苏联这个盟国能够对中国“网开一面”，在一九四三年允许中国的西北通路运作，情况就会大大的不同了，事实上，当时苏联早已无对日本安全与战略的顾虑，更应负起盟国的基本责任，苏联无需自己援助中国，只需要允许美援路过苏联而已，这种苏联断绝援助中国通路，欲陷中国于死地的立场与做法，还配成为反法西斯的盟国吗？假如西北通路能够正常运作，中国与盟国根本就不会发生由滇缅作战引发的众多问题与危机，中国早就能够获得援助、武装而壮大。
只要中国军队得到足够的援助，就可以在中国战场之中，扮演主动反攻日军的角色，及早收复华南沿海，迫使日军遭到更重大损失。这样也许美国根本无需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更不要雇佣苏联当“佣兵”来劫掠亚洲，就可以结束亚洲的战事了。一个有实力与军力的中国，更不会被迫放弃外蒙古的领土，甚至可以对琉球等战略要地，作出更为有利的历史选择。中国必然早五十年，就已成为被世界尊重的大国，她也会给与亚洲各新兴国家适当的帮助16，不但华夏儿女无需遭到如此众多的苦难，亚洲与人类的二十世纪历史，也势将全面地改写。
附注：
[1] 特别是缅甸曾经长时期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军力在缅甸出现，可能更会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
[2] 事实上，在盟国的眼中，所有的兵力调动与作战资源分配，从来就没对有中国战区的安危作优先的考量，只有西方国家的利益为基准。这个极其偏颇的情况，一直到魏德迈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后（一九四四年年底），才被矫正过来。另外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国政、军领袖只为自己一时利益设想，完全不顾盟友死活的心态（不仅中国受害至深，美国也屡次被英国牵着走而无法作最有效的战略决策）。
[3] 日本陆军是世界上首先在热带丛林使用战车与机械化部队作战的部队，因此日军在南洋作战中，获得空前的成功。
[4] 我们可以推测史迪威这个明显违背军法的个人冒险行动，不但是想缩小被追击的目标、利于保命，也是有计划地为挽回自己前途的赌博行为。史迪威一向最擅长利用美国的新闻媒体为其造势，所以一旦这个单独穿越缅北热带原始丛林之举能够成功，以他对记者的关系与了解（即抢新闻远胜过报道完整实况），这个超级头条新闻必然会掩盖他在指挥滇缅作战上所犯的大错。军方很难去惩处一个美国报章杂志所歌颂的英雄人物（这趟丛林冒险使得他的体重下降了二十磅）。
[5] 其实还有可以经过中亚、新疆的通路，但是已经被“盟国”苏联所关闭了。
[6] 魏德迈在其《魏德迈报告！》一书中对中国为盟国胜利而付出的牺牲与关键性的贡献有很中肯的评论。
[7] 此后中国战区的问题，每次都要惊动罗斯福本人，由他亲自下令加以处理，才能得到部分的解决。由于中国战区的统帅与参谋长一再的不和与冲突，更让罗斯福觉得，中国战区是一个麻烦最大，贡献最小的战区。
[8]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之前一直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却非常乐意配合丘吉尔来暗中打击中国，从马歇尔重用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即可见马氏对中国的成见与阴谋了。在二次大战期间，马歇尔的权利可以说到达权倾一时的地步。
[9] 毕塞尔曾是史迪威的左右手（空军顾问），负责全力压制陈纳德。
[10] 盟国出卖中国的最大保障，却竟然是中国军民不屈不挠的抗日决心、说到就做到的无畏牺牲，以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尽全力配合盟国一切战略决定。
[11] 蒋介石全面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原是在开罗会议中，得到盟国正式的批准，最后竟然就被一纸电报所取消了。盟国对中国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这个没有被批准的作战计划必须加以执行，而经过规划与批准的作战计划却被取消。
[12] 这两个计划事实上差别太大，但罗斯福已被马歇尔完全搅昏了，忘记了其实是他自己失信于蒋介石与中国。
[13] 如果丢掉了中国战区，盟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几乎是无立足之地，美军至少要加好几倍的军力才有可能反攻，盟军有没有控制缅甸都变成毫无意义的问题了。
[14] 其实难道中国军队就不想报仇吗？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乃关系千百万生灵安危，以及正义自由对抗强权暴力的殊死拼斗，岂有置个人的特殊境遇需要于全盘计划之上的道理？
[15] 难怪有人形容史迪威是个“最优秀的四星上将步兵营营长”（“the best goddamfour-starbattalion commander"），虽然有些刻薄，不过倒很传神。
[16] 请参看第三十三章开罗会议中有关中国对战后亚洲民族国家奠定了发展方向的贡献。
第三十一章、中国区
在同盟国与中国并肩抗日的战争历史中，也许最大的错误，就是成立中国战区，并由美军的史迪威（JosephStilwell）将军出任第一任战区参谋长。基本上，中国战区一直无法参与盟国决定战略的重要会议，也被拒在制定后勤分配优先顺序的军火分配委员会（MunitionsAssignments Board）之门外；更加上史迪威与蒋介石完全的对立与冲突，不但在中国战区内部形成严重的将帅失和、引爆中国内部派系的斗争，甚至使得中国与盟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全面交恶的困境。
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中国战区所有的作战需要，在盟国欧洲优先的决策之下（受英国强烈的影响），总是被排在最后，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1，连答应给中国的援助，还都要被七折八扣的减量供应；中国战区同时还要应付来自盟国“歧视性意见”的重大压力、各种挑拨离间的分化手法，闹得战区的内斗愈趋激烈，中国反而失去了原来一致团结抗日的决心与共识，因此战力大受影响。特别是在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gorgeMarshall）与史迪威故意安排之下，制造出“中国战区麻烦最多，贡献最少”的刻板与错误的印象。最后，这个“麻烦多、贡献少”的中国，也就成为被盟国联手牺牲与出卖的对象，造成中国至今还要为这个历史的扭曲付上代价。为了要隐瞒与掩盖盟国出卖中国的劣迹恶行，在今天世界“主流认知”与一般先入为主的通俗历史观里，中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的贡献，仍被有意的扭曲与淡化。
而这个历史悲剧的核心，都与史迪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在史迪威的背后，藏着史达林、马歇尔、丘吉尔，与他们想支配历史局势的大谋略。但是假如当时盟国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不是史迪威，而是陈纳德或魏德迈，那么中日战争的历史绝对会出现极大的改观，中国在战后也绝对不会遭到如此严重的历史伤害。
31.1 日军在太平洋横扫美、英、荷的部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美国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基地，美国于是对日宣战，全球的反法西斯战争，终于凝成一个世界性的盟国结构。
对于中国而言，这才正式结束了对日本长达四年半的孤军奋战。等待国际社会伸出的援手，原是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死里求生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所期待之决定性时刻的来临。
但是谁也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全球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盟国阵营，仍然不能摆脱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本色，不但在所谓并肩作战的期间，强权玩尽各种牺牲中国，成全自己的手法，对于战后的国际发展，更是完全基于强权的私利的盘算，盟国甚至决定出卖在整个战争中，付出最大、获得支援最少的中国。
在日本刚开始攻掠英、美、荷、法等国在东南亚与西太平洋的殖民地与军事基地时，这些国家全无招架之力，以至于接连惨败。日本南方军在百日之内，就攻克了东南亚与西太平洋所有的战略目标，造成西方盟国内部的震动。
这时西方盟国才深刻了解到，日军作战的能力果然是非同凡响。而国力落后的中国，竟然能够独立抗日四年半的表现，实在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当时盟国最为担心的就是，如果中国真因为国力完全的耗竭，而停止对日本作战，那么整个亚太战区就会完全改观。德、日两轴心国一旦在中东会师成功，控制了丰富的能源与天然资源，盟国所面临的战争危机将是不敢想象的。
一九四二年年中，日军在攻占南洋与西太平洋的目标之后，想要进一步为轴心国取得全面的胜利，所以日军大本营拟定了规模更大的战略，企图将日军兵分三路：一路向东突进，准备攻占中途岛、进窥夏威夷，将美军的力量阻在东太平洋；另一路准备朝向东南，攻占澳洲，以稳固日军对东南亚战略资源地区的控制；第三路则是向西方攻入缅甸，策动印度来反抗英国，这样同时可以切断中国最后一条国际通路，迫使中国屈服或是求和，然后日军就可以深入中东石油产地与德国会师。
可是日本若要执行这大战略，最大的问题就是所需要的兵力，已经超过了日本国力与军力所能负担的极限。因为在一九四二年，日军的陆军兵力，已由一九三七年的十七个师团，扩增到五十八个师团，兵力虽然扩张了三倍以上，但是日本仍然连最初的”中国事变“都无法解决。一半以上的日军都陷在中国战场之中，这便是日军无法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其全面战略的主要原因。
由于中国不计牺牲的抗日到底，使得日军无法结束中国事变，造成了日本作战资源逐渐面临枯竭（主要是石油与铁），因而促使日本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这原来是日本一个高战略风险的选择，如今日军既然在西太平洋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日本应该能够利用盟国无力集结反攻的空档，全力解决中国问题，而不再盲目地扩大战线，以致超过日本国力的负担。但是当时日本的上下已经被轻易而得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所膨胀了；事实上，日本军部已经发现，打中国所耗费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击败西方国家所需的总和。
于是日本政府在民气可用的狂热之中，采用了好高骛远的战略计划，好容易取得民意狂热的支持，因此日本继续延伸南方的战线，而逐渐超过了其国力能负担的限度。
31.2 西方为挽救亚洲战局而成立中国战区日本一直希望能够设法结束中国事变，以便抽出三十个师团（总兵力八十万）以上的部队，来执行轴心国的全面制胜战略，但这正是西方盟国所不敢想象的恶梦。因此支持中国继续抗战，是盟国唯一能够阻止日军席卷攻势的王牌。所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立刻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致电蒋介石，在重庆立刻召开盟国的亚洲大陆战略会议，设法拟定共同作战的计划。
虽然当时盟国在东亚的战局，已经出现一面倒的惨败，自顾不暇，并无法提出任何有效的合作与反击的战略，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已经证明中国在亚洲反法西斯战略中的关键地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美国的罗斯福建议，盟国应成立联合作战的战区，以统筹盟国作战的力量与策略，但是史达林非常技巧的婉拒，因为苏联只要西方国家的援助，但是不要西方盟国的干预。而蒋介石则是非常坦荡地接受罗斯福的建议，成立中国战区，下辖中国、与中南半岛及泰国的对日作战，蒋介石并建议由美国派遣将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以便利中美之间的军事合作。
但是蒋介石万万也没有想到，马歇尔巧妙利用这个参谋长的人选，执行他一心打击、压制中国的策略，从此中国战区的人事安排与战略拟定所造成的风风雨雨，竟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大危机的根源。一个充满明争暗斗，无法团结御敌的中国战区统帅部，严重地削弱了中国抗日的力量，更是让中国在最后关头，差点输掉抗日战争，与亡国的命运几乎是擦身而过。中国战区的问题，最终更成了中国被盟国出卖的直接原因之一。
31.3 史迪威散播的中国战区无望论
纵观自从盟军成立中国战区之后的历史资料，中国战区所面对最为危险的敌人，并非是正面战线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火+田俊六，也不是侧背战线的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而是美国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以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成立之后的三年六个月艰苦作战中，马歇尔自始至终都是设法压制中国战区作战战力的头号大敌，而史迪威则是误导中国战区作战资源运作的最佳执行者2。
所有的史料都明显地指出，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马歇尔几乎从来没有把中国战区真实的情报与状况，告诉罗斯福总统。马歇尔一直引用史迪威的“第一手”报告，作为中国战区战略决策的情报依据。而史迪威的报告，多半是引述日军的战报、“东京玫瑰”的广播内容、苏联与共产国际组织的宣传，掺进史迪威个人主观的“辱华”成见，加以调整润色而做成（甚至经常与眼前的战况完全不符）。史迪威所有的报告，全是坚持蒋介石即不肯、又不敢作战的“政治文宣”，依照他的评估，中国战区随时都会崩溃；假如中国战区的存在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就是中国所剩的作战力量，都要帮英国守住印度，以及为史迪威完成反攻缅甸的任务。这种睁眼瞎说的报告是根本不能反映中国一直苦战待援的实情。
假如中国抗日历史的真相，真如马歇尔的中国战区情报所说的，是进行“假战”，日本皇军既然能在中国战区，如入无人之地，能让蒋介石部队望风溃散，为什麽日军不能迅速打垮蒋介石，而结束中国事变，以抽出八十万的日军，与盟国进行决战？日本小矶国昭内阁为什麽还要千方百计地与蒋介石接洽，一再提出各种“退让”的和谈条件，希望能够优先解决中国事变？
原因就是日本无法在战场上，解决中国事变，因为中国纵使在山穷水尽之时，仍然拼命抵抗日军。
所有史迪威提供给马歇尔的中国战区战报，，只是一个内容格式，就是中国与日军没有打，“假如有”的话，也是共产党的部队在打。更为离奇的是，当美国与国际的新闻记者前往重要的中、日会战地区，如宜昌、常德、长沙、衡阳，实地采访中日部队作战的情形，报道了华军不怕牺牲、拼到全城或整条战线成为废墟焦土的惨况，都影响不了史迪威与马歇尔在同一时候、对同一会战的报告内容（只能想象他们所描述的地方不在中国），他们报告的说法永远是一样的（除了日期不同外），“蒋介石的重庆部队没有对日作战”的文字继续被“填入空格”，就好像低年级小学生写填空的练习题一样的工整。
31.4 盟国设法阴谋压制、打击中国的策略因此“中国战区无望论”，以及“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抗日论”，就是马歇尔所有中国战区报告的基本内容，这些来自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经年累月的“第一手报告”，最终瓦解了罗斯福对于中国抗日的支持与信心。马歇尔更为厉害的一招，就是在执行对中国战区支援的政策上，尽量夸大困难、阻碍而设法打折，同时在时间上尽量拖延。罗斯福总统在一九四二年，亲自下令指示马歇尔，在中国的空军战机应该到达五百架，驼峰空运的吨位应该超过每月五千吨（当时美军一个师的消耗物资数量，就已经每月超过三万吨），但马歇尔设法以执行困难作为推托的理由，每件指令都设法拖延一年以上才执行，令中国战区根本无法依照计划的时间表进行作战的配合。
由于罗斯福认为蒋介石身为国家元首，兼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因此不能直接受到盟军联合参谋团会议指挥，马歇尔就以这个“尊重”蒋介石作为口实，否决了中国战区派代表参加联合参谋团的建议。（因为一般的盟国战区，理论上是要接受联合参谋团的节制与指挥的，既然蒋介石地位崇高，不受直接的指挥，那么中国战区就不能参与联合参谋团的会议。）
这样在表面上，蒋介石的地位好像高过其他的盟国战区司令官，事实上，中国战区就根本不能预闻盟国的战略决定，自己的作战角色的变化，也不能直接申述自己作战所需的后勤。许多需要中国参加的战略计划决定，都一改再改，而且多半是作成决定之后才知会中国战区。马歇尔自己更是经常使用威胁中断对中国援助的方式，对蒋介石下达“命令”般的最后通牒--
这就是马歇尔“尊重”蒋介石的方式。
马歇尔同样的不让中国代表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这样中国战区所有需要的装备与后勤需要，都不能直接申请与争取，有时军火分配委员会勉强把剩余的军火拨给中国，还不一定有运输工具。由于马歇尔坚定支持史迪威所有的“辱华”与“乱华”政策，让史氏全权掌控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作为控制中国战区的手段，并且介入中国权力斗争的分化工程。马歇尔在反攻缅甸的作战上，毫无理由地配合英国的立场，一再反复变化，已彻底打击中国战区的士气。最后马歇尔更坚持美国必须执行雅尔达密约（虽然连出卖中国以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的藉口已经消失了），公然应允苏联侵略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战区上有马歇尔有计划地打击与出卖，内有史迪威的掺沙子、挖墙角，中国还能支撑得住日军的攻势，其中的艰难真是难以想象。虽然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显示蒋介石与马歇尔有任何的个人恩怨，但我们可以就事论事，他的确大有不搞垮蒋介石，绝不甘心的“坚韧意志”。
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马歇尔几乎没有一次放过蒋介石，最后虽然中国战区成功地通过抗日战争的考验，马氏还专程到中国负责“调停”国、共内战（交给别人做还是不放心），结果终于达成心愿，把蒋介石逼到台湾，当然最后也让美国付出参加韩战与越战的重大代价。
当时反法西斯阵营的结构，可以说存在着极其矛盾的分歧，以及国家间利益的冲突。在盟国的四强中，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也是一个弱国，曾经也正是强权殖民主义欺凌与压迫的对象。但是因为中国在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中，参战最久、牺牲最大，同时牵制了日本一半以上的军力，因此中国理所当然的成为反法西斯盟国的四强之一。虽说中国只求恢复自己国家应有的权益，并无任何对外侵略与扩张的野心，中国甚至还乐意帮助其他亚洲国家，追求合理的民族自决，但是中国的复兴，却会影响到苏、英、法等强权在亚洲利益的维持与发展，因此她就成为这些盟国必须打压与算计的对象。
美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自身经历过反殖民主义战争而获得独立与发展。无论是在十九世纪所提出的“门罗主义”，以保卫西半球国家的独立利益，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提出的民族自决主张，都有结束西方帝国主义支配全球利益的理想，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参战，同样有着这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当然美国的民族平等主张，仍然受制于文化与利益的结构，多少仍然以西方社会的观点出发，特别是美国的军政部门执行的官员，并未充分的了解与体认罗斯福总统高瞻远瞩之观点。
不过美国究竟是一个仅有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对于长远的战略与政略，缺乏历史的远见，虽然它的本土并未遭到战火的攻击，但是它却是最急于结束战争的国家。美国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提早结束大战，以减低美军的伤亡--无论是发展及使用核子武器，或是把中国当成“战利品”来引诱（邀请）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都是源于美国政府与人民对历史意识的缺乏。
当时的苏联，则是一方面打着无产阶级全球革命的口号，对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一方面却推动大斯拉夫主义的扩展，以老大哥自居，压制与欺凌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与民族。苏联把侵略中国，当成推动全球革命的第一个前进战略要点，列宁之“经由北京、加尔各答，是由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道路”的战略布局，促成了共产第三国际（Comitern）在中国的发展。苏联在一九二一年就已攻占了外蒙古，扶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傀儡政府（比满洲国的成立，足足早了十一年）。为了引爆中日两国全面的冲突，以坐收渔利，俄国甚至出售其在中国东北的铁路与利益给日本，以让日本安心地侵略中国；又同时放出消息，表示苏联在必要时会与日本作战，来鼓舞中国与日本进行全面的战争。
一九三八年中日战争进行到难解难分的时刻，苏联进一步派兵驻进新疆，实质控制了新疆的军政运作；一九四一年史达林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承认满洲国，甚至不准美国援华的物资，经苏进入中国。此后苏联就全面杯葛盟国与中国的各种合作。更不能忽略的，是苏联善运用其在全球渗透的外围组织力量，进行不实却迷惑人心的文宣，全力破坏中国对日作战的事实。这种高度组织化、灵活与泼辣的负面宣传，配合上马歇尔、史迪威的阴谋，终于使得美国决策阶层错误地认为，中国无力也无心抗日，美国若是要想提早击败日本，不能靠武装中国，而是要给史达林利益，让苏联出兵参战。于是在雅尔达会议中，美、英两国秘密应允俄国正式控制外蒙古与进军中国东北的“权利”，作为史达林“将”对日作战的条件。
英国虽然实力已经不如往昔，但仍企图在战后维持其殖民帝国的架构，尤其是它在亚洲的属地。英国多年来一直企图染指西藏（英军曾经在清光绪三十年短暂的占领西藏首府拉萨），以破解中国在亚洲拥有战略制高点的优势。不过，英国也担心假如中国获得大量的美援，得以在对日作战中，转守为攻，那么中国势必能在战后成为强国，中国不但会要求收回香港，也会影响到亚洲其它国家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因此英国希望中国能在大战中，耗竭掉所有的国力，最好还能爆发新的内战，所以丘吉尔一直设法离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利用它对美国的影响力，尽量的丑化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使得中国始终被排在盟国决策圈之外。丘吉尔甚至认为，假如英国无法防止苏联的扩展，那么不妨利用苏联扩张的压力，以加强英、美的关系。
就形势而言，可以看出中、美、英、苏四强的反法西斯盟国阵营内部，有着非常重大的矛盾与差异。在反轴心国战争的初期，由于盟国处在失败不利的局面，到还能同心协力，以最低限度勉强支持中国对抗日本的侵略。但是当战局开始好转之后，盟国之间的明争暗斗，特别是分化与打击中国的招式，其做法之凶残，甚至胜于战场上敌人。苏联的战略目标是建立新的赤色第408页帝国，因此要趁机占领整个东欧，以及控制中国，英国则是要维持大英帝国的残存结构。
31.5 出力最多、获得最少支援的中国战区虽然罗斯福主张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目的是要更肯定中国的贡献、给与他更多地支援，因为罗斯福一方面真正的了解与感谢中国过去五年中，单独抗日的成绩，一方面更是认为，假如美国要想击败日本，最快与牺牲最少的方法，就是充分武装中国，利用中国使它成为攻击日本的力量与基地。
但是多数的美国军方将领，却有着欧美本位的想法，认为战争优先顺序，一定要先欧后亚，这样欧美国家才能在战后，维持支配世界利益的传统霸权地位。这种想法特别受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忠诚支持，他认为设置中国战区，不是要武装与增强中国的抗日力量，而是要方便美国直接插手掌控中国对日战争的策略。
马歇尔从一开始就有意低估中国战区的重要性，在他认为，中国的抗日作战只是整个战争的辅助而已；中国战区的唯一功用，就是拖住、消耗日军，而美国绝对不能也不必全面武装中国的军力。盟国要想真正打败日军，还是要出动美英苏的“白人国家”军队不可，否则一旦中国成为击败日本的主力部队，那么美国就要面对虽然少了一个日本，却多了一个复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争取主导亚洲与太平洋发展之历史新格局。
所以马歇尔坚决主张，盟国对于中国战区的任何支援，都一定排在最后的顺位，就算有多余的作战资源，也是能够不给中国战区、就尽量不给，对中国的援助，只维持蒋介石还能牵制日军的最低限度范围。因此马歇尔甚至对于罗斯福总统援助中国战区的直接指示，都是尽量设法阳奉阴违，要不然就是拿出官僚系统“能拖就拖”的绝招，虚报执行上困难重重，最后最好能够不了了之。马歇尔与史迪威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就是最后要把中国战区的指挥权拿到美国人的手中，否则就让中国战区保持不死不活的状态。
当然不能说马歇尔这种“应付”中国战区的态度，完全是出于个人偏见，他也有一些作战后勤与国家利益上的考量。因为当时美国要想援助中国，必须经过一万七千公里的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补给线，从印度的港口，以第409页火车转运到印度东部，然后沿驼峰棱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这条运输线，经过半个地球与跨越几个历史时代的地区，因此复杂的程度可以说是难以想象，平均美国每供应中国一吨的物资，在运输的道路上，就要消耗十八吨的物资。
这是作战历史上，后勤补给线最不经济的记录，因此马歇尔认为，这种方式将补给品来武装中国作战，实在划不来，不如将物资另作他用。同时马歇尔是一位传统的陆军将领，对于空权与空运的能力，所知有限，对于中国军队的多个世纪混合的作战方式，更是闻所未闻，所以总是认为中国军队内幕重重，不堪闻问。由于马歇尔认为空军只是作战与后勤上配合的角色，所以中国军队无法以有限的空军支援与空运后勤，就能发挥战略上击败日军的能力。因此他认为在盟国没有完成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交通之前，任何大量援助中国的计划，都是完全不合实际的做法。
31.6 悲剧的诞生--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原先华府属意由一次世界大战的猛将段澜（HughDrum）中将，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但是段澜发现马歇尔的“敷衍”中国战区的政策，与自己希望大量援助与武装中国，并且在中国战区建立强大打击军力的政策不符，当然就不肯出任这个搞权谋多于战略规划的工作。这时马歇尔推荐自己的亲信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其基本的着眼点，就是史迪威是一个意志与成见都极其强的“中国通”，他绝对不会改变的特点，是对于蒋介石的反感以及对中国人的轻蔑--这正是马歇尔的人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由史迪威把蒋介石缠住，不让中国战区的实情传达到盟国的决策阶层，这样就可以为“中国最后”的战略方针，得到最佳情报的支持。
史迪威本身并无统兵作战的经历与能力，只在中国担任过长期的军事外交工作。他对于中国的内战与派系斗争，有着政客般的高度个人兴趣，他对于蒋介石能够击败群雄，取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一直有着极大的成见与负面的评价。当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之后，史迪威就是一直散播中国抗日“无望论”的西方军事专家，假如依照史迪威权威的预测，中国早就该向日本投降十次了。但是中国却能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单独抵抗日军五年，因而让史迪威的中国军事权威专家之名誉扫地。此次他能够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当然有机会让蒋介石背腹受敌，并且运用影响力，扶植自己看好的军方将领如冯玉祥、李宗仁与白崇禧等人，希望这些人有朝一日可以在中国当权。
原先史迪威在中国多年来，就与左倾的美国人物史诺（EdgarSnow）等人相熟，对中国的赤化与左倾的势力，有着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他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后，身边的主要政治顾问，如美国驻华使馆的秘书戴维思（JohnDavies）与谢伟志（John Service）等人，全都是左倾的政治狂热人物，积极企图协助中国全面赤化，他们与延安的八路军代表，有经常的接触，因此他们对于中国战区的民情与政局的报告，全都采用延安观点--主要的目的，在于丑化、分化与弱化中国战区与国民政府的抗日事实，并且极力创造与加深中国战区内部的矛盾。因此他们的报告，对于中国战区极端的不利，他们对于史迪威的影响极深，其中谢伟志还因为向延安泄漏美国的机密文件，最后在一九四五年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审讯。
在马歇尔与美国陆军部（Department of War）部长史丁生（HenryStim-son）的支持下，史迪威是抱着开始时先“监督”蒋介石，最终掌控中国战区指挥权运作的使命而来。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就注定了紧接的将帅严重失和，以及中、美争议不断的悲剧。当时史迪威具有“双重身份”的安排，在形式上，史迪威是蒋介石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需要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但是史氏又指挥所有在中国的美军，掌控了所有美援装备的申请与分配，以及负责在缅甸的作战指挥。因此它可以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与蒋介石较量、周旋。
因此史迪威一直自认他实际上是美国派在中国的“监军”，随时向美国政府秘密报告蒋介石与中国内部的所有情报，动辄使用美援物资的申请与分配权，来挟制蒋介石，并且离间中国战区的将领，以及设法培养美国在中国军方的“代理人”。因此自从中国战区设立，史迪威成为战区参谋长之后，中国独立自主的作战决策就每况愈下，同时中美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就快速增加了。从此中国不但要对付日本从外面的军事攻击，还要应付史迪威在内部的挑拨离间，逐渐使得蒋介石所指挥的部队，出现新的矛盾与彼此的猜忌，最后在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攻势下，中国付出了惨败的代价。
平心而论，史迪威在中国战区所造成之指挥系统的危机，一部分的确是来自中、美国情的差异，特别是当时中国的军政结构，仍然属于人治统属的方式。同时中国所有的作战资源，已经消耗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此除了以上下欺瞒的方式，暂时的回避问题之外，也别无其他的良策。军委会无法提供军队足够的兵员与补给，部队也从来没有真正按照实在的编制运作，因此史迪威认为中国的军队，根本就是上下交相欺骗的体制。华军不同系统的部队又有不同的待遇，更加让他觉得，中国政府仍然利用抗战在搞山头利益。
31.7 史迪威真正的任务
而史迪威个人的个性孤傲，对于一切都有一种莫名的自大狂与刻薄、挑剔的心态3，给予他个人根深蒂固的成见，他根本鄙视蒋介石的为人与一切的作为（其实史迪威对于任何人物都带有极强极强的成见--这很可能是来自史氏内心的自卑感），蒋介石越是胜利与成功，史迪威就越加的愤恨与不满。他从来不肯踏实地履行战区参谋长的职责，要受蒋介石指挥，更是他根本不能接受的事4。史迪威称蒋介石是“花生米”、罗斯福是“橡皮腿”，它也无法与英国的东南亚战区最高指挥官蒙巴顿以及英军将领相处，与陈纳德更是几乎是势同水火。
史迪威对于中国的政治与军情，全都是负面与挑剔的报告，从来不会主动为自己所代表的战区利益而力争，倒更像日本“中国派遣军”的特务机关长，专门来中国战区卧底，以离间中国战区内部的合作、阻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以及抽调中国战区兵力到缅甸作战。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中国战区搞成不堪一击，这样盟国才能把蒋介石免职，史迪威就可以统帅六百万华军。虽然史迪威本人指挥作战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是他却非常懂得玩弄政治手段、耍小点子，以及.纵舆论媒体的报道。
最不堪的是，史迪威对于参与中国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更有着极大的兴趣。从蒋介石的亲戚到战区的指挥官，史迪威经常喜欢听取谣言、散播谣言，并且设法介入权力斗争，以帮助自己所欣赏的人物夺取权力--但这却是盟国合作中，最要不得的举动。史迪威以一位精通中国内部权力斗争的救世主姿态，干预中国内部决策的斗争，以及直接涉入各组势力间的权利倾轧。史迪威平时多半时间，不是在印度，就是躲在中、印、缅的森林中，策划他个人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是只要它出现在中国战区的境内，就会立刻爆发严重的政治斗争。
蒋介石绝对没有想到，中国战区成立之后，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是未见其利，先受其害。因为在一九四一年，中国开始从美国的租借法案中，得到美国对中国抗日作战的支援，就是提供中国空军战机五百架，以及三十个陆军师的武器（当然全部的装备都是中国要出钱买的，只是可以先记帐周转）。这些军事物资，在美国政府批准之后，就直接卖给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之后，就由中国自己依作战的需要进行调配。
但是自从成立中国战区之后，中国不但没有得到新的援助，就连美国政府原先已经答应卖给中国的装备，也经常要支援其他战区的“紧急”需要而被抽调5。最大的问题是，所有中国战区所需的军事装备，反而不能由中国政府自己向美国申请，而是要经由史迪威亲自同意之后，才能够申请；而已经运到中国的美援装备，更要经由史迪威个人指定分发，而非由中国战区自行运用。史迪威于是动辄以冻结美援作为在中国战区兴风作浪的工具，更以分配美援物资的优先顺序，作为自己在中国内部拉帮结派的筹码。
这就是中国战区不能发挥战力的基本原因所在。试想，假如美国对英国（是中国的四十倍）或是苏联（是中国的二十倍）的援助，全都排在最后，绝大部分根本没有在作战需要时运到，而且少量的军援运到之后，还要由美国军官单独负责控制分配的运作，加上战区统帅与参谋长的立场与意见完全势同水火，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英、苏还可能有什么可观的战力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