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是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领导政党，但是民国成立之后，中国为军阀割据的北洋政府所控制，在一九二七年“北伐”之后，国民政府才取代了北洋政府，在形式上负起领导中国的政治责任。虽然如此，直到一九三六年之前，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内部的割据势力形成山头与诸侯，外部强权的侵略占领着中国广大的领土，造成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统领长江中下游的共主政府而已。当时国民政府需要面对的历史挑战是不断的内战割据，以及所有的外债赔款，加上苏联、日本等强权的侵略威胁。
面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有着无限的无奈与困难。当时中国正处在“国不国”的分裂与落后的状况，国民政府无法与日本进行全面作战，因为一旦正式宣战，日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全中国，所以国民政府只有设法忍辱负重的与日本的侵略周旋，以争取国家的统一，与建设的推动。但是国民政府准备抗日作战的部署，却被人民认为国民政府“不敢”对日作战：于是什么亲日、汉奸的帽子，都戴在国民政府的头上。
虽然国民政府许多领导人，都是留日的学人，也与日本政界有着一些个人的关系，但是国民党并非是一个亲日的政党。就以蒋介石而言，他曾经在日本求学，接受军事训练，不过蒋介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拥护者。假如说要论蒋介石对国际社会的态度与倾向，应该是比较“亲美与崇德”，日本还没有资格轮到被他崇拜的地位。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曾希望中、日两国基于文化、种族的接近，能够合作互利，共同抗拒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对于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领导人同样感到不能接受。但实际的问题是：假如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历史的决战，中国必须先要有准备。这就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多数领导人的立场。国民党抗日的意志是经过事实验证的，要不然就不会有后来中国孤军坚忍抗日作战的悲壮历史事迹，以及中国跻身成为全球四强历史地位的光荣了。
15.3 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而由苏联第三国际指导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根本的主张是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本质上，是与日本右翼反共的军国主义，站在不共戴的地位。何况当时中国共产党还要保卫苏联的利益，因此更是要在抗日的问题上，采取与苏联绝对一致的立场。所以中国共产党从头到尾，都是“主张抗日”，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却又有极大的差异，抗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最佳手段与工具。国共两党的合作，固然促成了中国团结抗日的形象，但是国共两党仍然各自留有对付对方的策略，以致在抗日的同时，仍然有着相互斗争的地方，也分散了实力。
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在共产主义开始发展的时候，不是中国选择共产党，而是共产党选择了中国。因为在苏联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之时，中国只是一个封闭与落后的农业国家，她根本就没有工业化的社会结构，也没有资本家与劳动阶级的对立矛盾存在，因此起初中国人对于共产主义的兴趣，多数来自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中产阶级，人数极其的有限。
但是苏联共产党政权，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若要生存发展，最佳的战略布署，就是设法让中国与印度赤化。以这两国土广民众的国家，作为颠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最佳桥头堡，列宁的名言：“从莫斯科经北京、加尔各答，是到巴黎最近的道路”，正是这个战略的生动说明。何况苏联早已是食髓知味，它继承了帝俄侵略中国的大东北与大西北的基业，建立了西伯利亚的战略空间，更想进一步的控制中国的蒙古、新疆与东北。苏联共产党当然不会忘记，它与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政府有着不共戴天的历史仇恨，以及为争夺东北亚战略地位的利益冲突。
所以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就在表面上，一再主动地对中国示好，列宁居然慷慨地表示，要考虑归还帝俄时代对中国所侵略的土地，以及自动撤销帝俄时代，对中国所取得的所有不平等条约[1]。苏联一方面在当时中国分裂的势力之中，寻找利益代理人，曾经支持过西北军的冯玉祥，也设法与广州的国民政府建立关系，更重要的是，苏联一方面也决定全力辅导成立中国共产党，以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于上海（这一年正是苏联正式并吞外蒙古，准备建立傀儡政权“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正式的党员只有五十三人，参与开会的代表也只有十三人，是由苏联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代表马林（Maring）主控会议，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所主要关心的议题，是如何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与苏联共产党共创一个全球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之社会，而非从复兴中华民族与其历史之观点，进行建设富强之中国的历史大业。
15.4 国共的合作与分裂
不过由于中国当时并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的严重问，因此中国共产党很难利用劳工的力量，进行发展。因此在苏联第三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中共主动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多次的接触与协商，希望能够达成国共合作，以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当时的国民党，正处在致力消灭割据军阀，对抗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剥削的时期，极需外来的帮助，苏联以提供政党组织、运动群众、建立党军、提供经费与武器的条件，在一九二三年与国民党达成国共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的党政军组织与架构，充实了共产党的党政军功能与力量，建立一个有全国性军政力量的政党。
也就是得到了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的党政军力量迅速的得到强化，联俄容共之后的国民政府，组织力量大增，眼见军阀割据的势力，已经面临人心厌倦，力量耗竭的崩溃地步，于是它决定在一九一六年发动统一中国的北伐。国民党的军政力量，在北伐之中，出现了势如破竹的凌厉战果，打得军阀势力溃不成军，但是国民党内部，以及与共产党之间，也立刻面临如何共处，以及如何处理所获得战果的大问题。
到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刚攻下长江以南的地区，其内部就爆发了宁汉分裂的危机，同时也就引爆了国共间的重大历史冲突，国民党在南京的势力，决定在当年的四月十二日采取清共的政策，接着在武汉的国民党也决定与共产党分裂，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就无法避免。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由中共人员主控的一些国民党部队，以朱德、贺龙与叶挺为首的军队，在江西南昌发动兵变，与国民政府决裂，建立独立的武装部队。
接着在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全面清算陈独秀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而由瞿秋白出任中共领导人，宣布全面脱离国民政府，而独立进行革命路线。之后中共各股的力量，设法在广东、湖南等地进行武装革命，十一月十七日，由澎湃所领导之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海丰与陆丰地区，正式建立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从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内部，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与新的国家。
由毛泽东在湖南首创的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转战于湖南、江西后，与朱德的部队在江西井冈山会师，建立了红四军团，井冈山很快就发展成为中共最大的军事与政治中心。而中共其它地区的军政力量，也开始在长江中游与华南一带，纷纷成立工农红军的武装力量，最高达到十二个红军组织。这些红军所到之处，都成立了以工农民武装革命为主的苏维埃政权，无论是“红军”还是“苏维埃”政府，当然都是模仿苏联军政架构的泊来品。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运作，更是直接受到苏联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指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成为另外一个新的“国家”，在长江中游以及华南山区的江西、湖南、福建、湖北、四川、安徽一带，非常迅速的发展，成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最大的威胁。
在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中，一切的资本主义与其所代表的帝国主义，都是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消灭的头号敌人。对于受到苏联直接支持与指挥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当时的日本在日皇的封建主义、日本财阀的资本主义与军人的军国主义组合之下，它成为一个极端反共的国家（同时日、俄还有历史的仇恨与战略上利益的冲突），日本的军国主义既然是苏联最大的威胁，当然也就成为中共的首号敌人了。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既然是第三国际中的成员，当然是要把“打倒日本”，“保卫苏联”，视为政党重要的政略目标。因此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以及与苏联共存共荣的关系等特性，必然是对日本军国主义，采取坚决对抗的立场。但是其出发点，主要不是站在保卫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而是站在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并且是为了支持苏联与日本的历史对决才采取抗日的政策。
15.5 中国共产党抗日策略的变化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震惊了整个中国，当时控制苏维埃区的中国共产党，发表了非常清楚的抗日立场。但是当时中共抗日的基本论点是，为了维护全球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捍卫苏联，因此要求中国人民起来抗日，而其具体的行动内容是，要求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样才能进行抗日。其后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更是号召军人与群众，进行反国民政府的斗争，只有推翻国民政府，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府，同时与苏联的力量结合，才能消灭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要推动抗日的时期。
当时多数的中国人民，对于国民政府一再的忍辱负重，对日本的侵略退让，已经失去了耐心，对于中国共产党明确的抗日立场，也给与奇特的反应，因为他们需要有人领导抗日，但是他们不懂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不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老实说，早期投入积极抗日运动的人士，多数是中产阶级与学生，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工农大”，多数的中国人，对于所谓苏维埃政府，更是摸不清真正的意义，所以真正响应中共抗日号召的，人数相当的有限，但是让一般人对于共产党的激进抗日立场，有着较为深刻的印象。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大政方针，在于“先反蒋，才能抗日”，目标在于保卫无产阶级与苏联的利益。中共非常善于利用日本侵略中国北方的各个机会，只要蒋介石必须抽兵北调，红军绝对尾随攻击中央军与扩大地盘，根本不给国民政府任何机会，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动员兵力，与日军作战。红军这种利用蒋介石抗日来打击蒋介石的做法，当然使得国民政府认为，中共的红军是中国抗日最大的内忧，于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要求“先安内，才能攘外”。安内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肃清红军的力量，如此国民政府才能完成统一与推动建设，以培植中国的国力与日本作战。
中共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十七日，由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表抗日宣言，开始有了立场的转变，中共要求中国所有的政治与人民的力量（除了国民党之外）与中共联合，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坚决的抵抗，抗日不再是为了全球无产阶级以及苏联的利益为前提。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当时中国正遭到日军攻占热河，以及威胁平津的危机之时，中共更进一步的发表宣言，清楚地强调，中共希望中国所有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应团结起来（这时共产党要求的抗日力量，不再限于工农与无产阶级了，也包括了国民党一部分的力量，但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对苏区的进攻），对抗日本的侵略。不过中共仍然没有放弃抗日反蒋的基本立场。蒋介石也没有松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方针，在日军侵略的压力下，国共之间的战争，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除了政权与意识形态之争外，对于如何抗日，双方的立场也是完全对立的。
15.6 中共的长征
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最为担心的，正是中国的全面赤化，因为中国的土广民众，一旦接受共产党的统治，并与苏联联合成为共同反日的力量，那么日本绝对是无力招架，所以日本政府说什么也不能允许共产党的势力，在中国发展成功。蒋介石若是积极剿共，日本政府还可以给国民政府一些喘息的时间，假如蒋介石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那么日本政府只有对中国提前采取断然的行动。
到了一九三四年，在国共战争中，蒋介石开始明显地居于优势，当年十月十四日，蒋介石的部队迫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依照计划突围撤退，而进行“长征”，红军从江西经过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最后到达陕西北部，蒋介石的部队则一路的追击围堵，顺带对沿路的诸侯，进行招安的工作，红军的实力在长征途中，则是遭到了极大的损失。
这时长征的红军，常以抗日为名，不断地发表声明，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而对日本进行抗战。同时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了解，要继续“抗日必先反蒋”的政策，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事，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实力最大的军政势力领袖，假如中国要抗日，反而非要蒋介石领导不可了，所以中共有必要改变策略。
一九三五年的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代表王明，利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抗日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要求中国所有党派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后中共又多次发表抗日的政策宣言，都是要求中国内部团结，组成抗日的政府与军队，同时对于国民党政府也不再完全的排斥。但是这些政策宣言，全都是向全中国社会发出的，中共并没有直接与国民党进行联系。
直到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终于正式的对国民党发出共同抗日的电函，正式称国民党为贵党，承认蒋介石为国民政府的委员长，并且表示同意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与国防政策，要求国民政府与中共进行抗日合作的谈判。这时中共的策略，已经由“反蒋抗日”，大幅的转向，改成“联蒋抗日”与“迫蒋抗日”了。
15.7 蒋介石的联苏的抗日策略
由于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在五次围剿红军之后，终于获得重大的成效，不但原先在长江中游与华南发展的几十万红军，在经过长征到达西北只剩下几万人而已，同时蒋介石的军政力量也开始进入西南的战略腹地，这时（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开始考虑到抗日的国际战略局势。因为中、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更是全球列强利益发展的全面冲突之一，要想赢得战争，中国与日本都需要争取国际社会对自己有利的因素，特别是需要掌握到战争资源的供应，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
这时日本已经以“反共反苏”的政策，获得了德国与意大利的结盟支持，而国际社会虽然多数同情中国的遭到日本的侵略，以及不满自己在中国的利益遭到日本的危害，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敢与日本正面对抗，也不敢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建军计划。只有苏联因为与日本的矛盾，而会在某种程度之下，“支持”中国抗日，以及德国因为担心中国全面偏向苏联，所以也有限度地支持中国建军。
蒋介石知道，中国只有完成统一与现代化之后，才能推动工业化与社会改革，这个工程涉及到中国整个文化、社会结构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完成，因此中国若是与日本侵略者爆发全面的战争，中国一定要设法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既然当时英、美的绥靖政策，不能协助中国抗日，那么存在于苏、日之间的重大历史矛盾，应有中国可以利用的地方。在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开始运用不同的管道，希望能够与苏联当局沟通，以建立合作抗日的策略。
而苏联当然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才愿意与国民政府谈判结盟抗日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国、共之间，终于开始了秘密的接触，彼此商讨有关团结抗日的条件。蒋介石也开始安排放弃必须完全的安内、才能抗日的政策，苏联则在等待国民政府容共之后，再谈支持中国抗日的条件。所以反共的国民政府，最后也走上了“联苏、容共以抗日”的道路。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明确地提出团结中国所有不同的军政力量，共同对抗日本，这种基于民族主义感情的文宣力量，深深吸引着当时多数的爱国青年，造成中共能够迅速地以抗日策略，成功地控制了学运与工运的各种组织。许多爱国的青年，就是因为共产党明确的抗日主张，而投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并非认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2。在当时中国的舆论，以及社会的认知，多数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团体，而国民党则在瞻前顾后推托抗日的行动。因此要痛痛快快的抗日，就要支持共产党。
当时在抗日文宣技巧的模糊下，大家只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而没有看到苏联对中国蒙古与新疆的侵略，大家只看到国民党与日本的周旋而不敢一战，而没有看到共产党对苏联侵略中国从来没有反对的批判。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成了中国必须对抗的强敌，可是苏联对中国领土与主权长期、一贯的侵略，却没有受到中国应有的觉醒与防备，国民政府联苏抗日的政策，反而受到中国社会普遍的支持。这只能说明中国所遭到的历史困境之险恶，中国无法顾到自己全面的利益，只能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
历史的结果是，在中日爆发全面的大战之后，国民党为了抗日是拼掉血本，共产党则在抗日战争之中，发展成为可以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壮大实力，苏联是白白捡到中国抗日的成果，并成功地使中国赤化，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是仍然受到美国特殊的照顾与待遇。这就是为什么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中，最为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这场战争，也成为关系中国命运发展最为深远的巨变。
附注：
[1] 当然这全都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列宁一上台，苏联就设法占领了中国的外蒙古（1921），不但继续控制了中国东北北部，它参加八国联军向中国压榨的庚子赔款是一分都不还。另外，所有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苏联从来一条都没有放弃过，同时它还继续侵略中国的新疆省。
[2] 作者的先父就是其中的一位爱国青年，远从广东到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是林彪）。
第十六章、最后关头之前的最后努力
日本大陆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以蚕食的方式，逐步侵略中国。因此日本先抢占东北、再热河、再内蒙、再河北，一步步扩大对中国的占领。但是这个政策的前提是，中国内部要继续不断地分裂，她才会继续对日本的侵略让步。日本所担心的是，假如中国开始团结与复兴之后，终有一天会对日本的侵略拒绝低头，而采取一场全面抗战的反击。所以日本要拿捏的，是如何继续执行其大陆政策，而不致引起中国的反扑，也就是它将以和战互用的手法来侵略中国。
时至一九三五年，日本蚕食中国的政策，开始遭到更大的阻力，因为这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九一八事变前后，陷在分裂与落后的历史危机中的国家了，在这几年当中，国民政府采取军事与政治力量的交相运用，努力使得中国的政治结构，出现了逐步统一的局面，国民政府也凝聚了建设与发展的初步力量。中国有了这样的基础，就开始与日本进行交涉与周旋，对日本的侵略也不再一味的退让了。
为了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决战，日本开始推动对中国和、战两手并进的攻势：在外交部门，是执行广田三原则的政治谋略，企图以外交手段与南京的国民政府进行交涉，目的在迫使中国政府放弃对抗日本的政策，而沦为日本独特势力范围支配的保护国；而在军事部门，则直接在华北对地方的军政负责人施压，企图迫使他们放弃与南京的联系，而接受日本的华北自治方案，也就是企图将华北五省，从中国的主权脱离出来，而成为日本所控制的殖民地。
不过，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国民政府成功地实施法币政策，并且推动国家的农业改革、工业发展与交通建设，以及有计划的整编军队、大幅的改进教育、开始成立与运作各级的政府行政组织，这些都是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表现，假如能够再给中国五年的时间，那么中日之间国力的差距，必能大幅的缩短；假如再给中国十年时间来建设与发展，那么日本还能不能与中国在军事上较量，恐怕都有问题了。这就是当时中国领导人与部分有识之士的共同想法：能否再为中国争取五到十年的时间，以完成更多的准备，这样中国就可以有实力与日本进行争回国权的交涉了。
16.1 两广的统一
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先后击破红军在华南与长江中游的根据地之后，接着需要着手解决的政治统一问题，就是两广与中央的分裂。虽然蒋介石在政治上，对于两广的分离政府，采取以和为贵的低姿态，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两广与中央的歧见，在先后召开的国民党四全与五全大会中，不断的妥协，给足两广代表的面子，但是两广的军政领袖，如胡汉民、邹鲁、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一直对于蒋介石怀有极深的防范与敌意，两广政府仍然整军经武，同时经常派人与华北的军政势力进行联络，以随时准备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军事对抗。
日本对于介入两广与南京之间的分裂，一直抱着极大的兴趣，希望能够再度引爆中国的分裂与内战，以消弱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因此日本多次派出与两广高层军政人士有过往的日本军政领袖，如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人，前往两广进行反蒋游说。此举虽然没有达成收买两广政府的目的，但是也建立了一些可以牵制蒋介石的政治力量。
而广西的李宗仁与白崇禧，甚至聘请日本军事顾问，接受日本的军事武器援助，以强化桂军对抗蒋介石德式装备整编军队的能力。当然两广的政府，一直是以南京政府“不敢抗日”作为反蒋的理由。两广政府领袖痛批蒋介石的政策，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到塘沽协定，无一不是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表现。虽然两广政府反蒋的情绪极其强烈，但是它还能守住中华的民族大义，不愿成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政府。
到了一九三六年，广东的政局有了很大的变化，五月，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去世，邹鲁又被迫离开广州，广州方面由陈济棠控制大局，而此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肃清江西、湖南的红军，并且正在积极地修建粤汉铁路，因此中央的力量已经向南发展，而接近两广的势力范围，因此造成其军政领袖的紧张。于是两广的领袖决定先发制人，以日军在华北增兵、国民政府没有决心与日本决战为理由，联络华北的山头势力，讨伐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两广政府正式出兵北上，进入湖南与江西南部，宣言假如南京政府不对日宣战，他们将会进攻南京，同时两广政府派员到华北进行游说，希望再组反蒋的军事同盟。
此时华北的军政领袖，由于经常在日军强大的压力之下，深知对日宣战是非同小可的历史决定，他们虽然不见得完全愿意支持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但是他们却了解，目前中国若是要对抗日本，必须团结合作，争取更多准备的时间，并且绝对不能再开内战。所以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渠都先后宣布，不参加两广政府的抗日救国军。华北的军政领袖，既然不愿支持两广的军事讨伐行动，两广的抗日救国军也就更为人单势孤了。而此时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但已经将军政力量扩大到了西南，同时在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都有了中央政府的架势，单凭实力，两广实在很难挑战蒋介石与国民政府。
由于两广军政领袖师出无名，在广东的空军与陆军先后投向国民政府之后，两广的反蒋势力迅速瓦解。蒋介石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全的二中全会，会议通过正式撤消两广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组织，两广直接归并中央直接领导。广东的陈济棠在众叛亲离之下，只有离职到香港。九月中旬，蒋介石再亲自到广州与李宗仁会面。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终于同意出任国民政府委派的职务，从此与南京分裂长达六年的两广，终于重新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中国更朝向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南京的国民政府，当然更有中央政府的规模与实力，此时蒋介石所剩下唯一的内政统一问题，就是与红军之间的较力了。
此时日本也了解中国的转变：一个由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央政府，正在重建一个统一的政治架构，中国不但在理财练兵上，开始理出头绪，中国甚至在社会、教育、文化、工业与经贸等方面，都出现了真正的进步。因此日本政府开始感到紧张，假如再让中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不出十年的时间，日本将难以招架中国复兴的强大实力，因此其内部出现了检讨大陆政策发展的新争议。
但是对于日本的少壮派军人而言，侵略中国以及建立军国主义的大政方针，是他们愿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推动下去的，因此日本的少壮派军人，对于政府部门瞻前顾后的做法，大感不满，终于正式决定，发动流血的军事政变，以建立军人政府。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由少壮派军人所主导的二二六政变，刺杀日本政府的内阁阁员，并且包围日皇皇宫。虽然整个政变最后还是被效忠日皇的军队平定，但是日本的政治权力，从此完全地落到了军人的手中，日本再也没有一位政治人物，敢违逆军人的意志。因此日本从此正式的步上军国主义的方向，至于何时与如何全面侵略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16.2 中、日的外交互动接触
在这个时候，南京的国民政府，开始与日本进行全面的外交接触。国民政府仍然希望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尽可能的让日本明白，中、日是处在“合则两利”的历史关键时刻，如果两国一旦爆发全面的战争，无论是谁获胜，最后都将会给西方帝国主义，以及苏联共产主义，占到便宜。虽然中国这种看法非常具有历史的眼光，却仍很难让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真正的醒悟。当然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利用外交谈判，拖延中日两国之间战争爆发的时间。
因此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中国政府就与日本的驻华大使，以及中国驻日大使与日本政府，进行双向双线的一系列接触与谈判，特别是中国驻日大使董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以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之间的会谈，最为深入与全面性，中、日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日本方面一直围绕着所谓的广田三原则，千方百计想要在谈判桌上，迫使中国接受日本控制中国的条件，根本就没有任何平等与尊重的立场可言。因此尽管中国方面一再希望日本能够了解，中、日相争最后的结果，绝对是两败俱伤，而让美国与苏联取得支配亚洲的机会，但日本方面丝毫不为中国的远见所动。因此中日的外交接触，只成为了日本压迫中国的外交手法而已。
而日本对于国民政府与中共红军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发展，是非常的重视，因为日本与苏联以及共产主义，最终必然要有一场决战，这是日本无法逃避的历史命运，而当初日本急于侵略中国东北、内蒙与华北的战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争取抗苏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日本最大的战略恶梦，就是中国全面的赤化，而成为苏联所支配的附属国，那么日本在华将会陷入被南北夹击的危机之中。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的红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国的西南折向西北运动之后，日本对于国民政府的压力立刻大幅的增加。日本政府以及军部，包括关东军与驻屯军，都一再地发表声明，假如国民政府不能有效的歼灭北上的红军，那么日本只有自己动手来攻击红军了。这就是一九三五年，在华北日军压迫国民政府的最主要借口，而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现，就是日本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力量北上的先制防御行动之一。之后，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改编，以及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人宋哲元没完没了的压迫，也都是着重在“防共”的战略。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一度表示为了抗日，由陕西进入山西与内蒙古边界，引起了日军极大地警戒，日军借口防共的迫切性，在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政府通过扩编其华北驻屯军的议案，已准备迎击共军北上的挑战。日本在华北驻屯军的司令官职级，提升为日皇亲自任命的中将军官，并且擅自违反了辛丑和约所规定驻屯军的数量限制，大量的增加在华北的日本驻军。日军公然表示，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华北，日军随时准备在华北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五月一日，日皇正式任命第一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中将，出任改组之后的驻屯军司令官，并且增派第五师团中（日本的“钢军”）的一个旅团，驻进天津与北平之间的日军基地。
16.3 宋哲元的折冲斡旋
日本在华北采取政治与经济的两手策略，在政治上，是对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宋哲元，进行无所不用其极的威胁利诱，并且直接与华北其它的军政领袖进行接触，希望华北能够正式的脱离南京的国民政府，而以所谓自治的方式，加入日本与满洲国的政治与军事合作体系之中。宋哲元的确受到日本极大的压力，华北是否脱离国民政府而自主，几度都在危机边缘徘徊，田代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以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企图胁迫宋哲元接受华北自主的日本要求。
这时候的宋哲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将领，而是拥有冀察两省军政经权力的地方大员，二十九军也从最初的两万多人，扩充到二十多万人的地方性大军实力（包括各种保安队等武力），而日本对于策划华北的自主，更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试想连黄郛与何应钦两位国民政府的重量级人物，都不堪日本军方在华北的压力，如何让政军实力有限、与国民政府关系较浅的宋哲元能够招架得住呢？但是宋哲元本人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底线，却仍有不可动摇的信念。
因此宋哲元虽然几次在日本的压力下，走向与国民政府分裂的边缘，但是每次在最后关头都能出现转机，而让日本人要华北分裂自治的的计划落空。宋哲元有时利用南京的立场作为挡箭牌（这时的南京政府，已经有了中央政府的架构与气势，讲话自然有影响力了），否则干脆以养病请假，让日本找不到交涉的对象。当然二十九军部属的鼎力支持抗日，以及平津的民意团结坚定认同国家，都增加宋哲元应付日本压力的能耐。
宋哲元在政治的大原则上，能够守住底线，不做日本的傀儡，却不得不在经济与行政上，经常要对日本的勒索与压力让步。日本在河北，透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大搞各种走私的活动，以破坏华北最为重要的海关税收，日本甚至公然支持有组织的贩毒活动，以此增加颠覆中国的经费，与控制汉奸活动的手段。日军在河北平津一带，更是肆无忌惮地经常举行军事演习，公然挑衅二十九军。
单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日军在华北就爆发了两次武装冲突，丰台事件以及大沽事件，对中国在华北的主权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宋哲元采取息事宁人的退让态度，拱手将战略要地丰台，让给日本驻屯军[1]。宋哲元在日本的压力下，也聘请日本顾问参与行政决策，招纳了恶名昭彰的汉奸政客，成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官员，一时之间，河北已经有着日本横行的危机了。
宋哲元对于这些侵害中国主权的活动，只有闭半只眼、避重就轻加以处理，事实上与当初张学良在东北的对日政策，也所差无几。日本除了对华北进行军事与政治的部署与侵略之外，更是着重经济利益的控制，宋哲元对于日本要求在冀察境内进行各种铁路、港口的建设，以及矿产工业的开发，也做出许多的让步，日本多家“株式会社”开始出现在华北各地。
日本又公然干涉河北与察哈尔的行政组织与人事任用，宋哲元也只能妥协。日方因而认为，虽然一时之间还不能让华北完全的脱离中国，但是日本的影响力，已经从各个方向，大幅的提升，华北已经接近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之东北的形势了：日军可以公然的演习、汉奸可以随意在政府中出入任职、日商拥有各种剥削劫掠的特权。此时华北在政治上虽然没有易手，但整个运作已经由日本在幕后遥控了。
从东京与南京之间全面的外交交涉，以及中、日双方在华北为主权问题的直接交手看来，中、日局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两国距离最后关头的全面摊牌，事实上已经不远。一九三六年底的百灵庙之战，以及紧接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更清楚地发现，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分裂、内战不息的乌合之众了，中国开始有了励精图治的中央政府，假如日本还要对她步步进逼，那么中、日双方最后必然要走上决裂的地步。而之后的七七事变所以会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只是反映了日本决定要与中国提前摊牌的一个借口而已。
16.4 百灵庙之战
日本的华北自主方案，是准备把长城以北的地方，划给日本操纵的蒙古国，这个计划是由关东军负责推动。自从蒙古部族的德王，甘愿成为日本所操纵的傀儡之后，关东军当然是全力支持与装备德王的部署，帮忙他扩大伪蒙的版图，并计划由察哈尔入侵绥远。德王在得到日本的军事援助之后，开始动用兵力，侵入绥远，目标是先截断平绥铁路，然后指向国民政府在百灵庙所设的内蒙政治中心。一九三六年十月，德王的部队开始进入绥远境内，眼看中国的领土又要进一步受到日本的侵略与占领了。
由于关东军对于自己所训练的德王部队，信心十足，因此以为只需提供日本空军与后勤支持，德王的部队应该可以非常顺利地攻占绥远。关东军对于德王率部入侵绥远的军事行动，还特别发表日本对于内蒙战事不干涉的立场。
这时候，绥远省政府主席是由晋军的傅作义担任。德王在关东军以飞机、重炮的支持下，进攻绥远地区，引起了支持国民政府的其它蒙古部族之不满，而南京的国民政府，也已经将中央军调进了山西与绥远一带，因此蒋介石下令傅作义，对于入侵的德王部队，主动给与军事反击，中央军将会支持晋军作战。这是中、日之间，中国第一次敢率先对日本支持的侵略行动，采取主动的出击。
傅作义的晋军与支持国民政府的内蒙部队，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对于德王的入侵部队，进入大胆地攻击作战，傅作义以兵分三路、远程袭击的战术，包抄德王深入绥远的部队，虽然日本出动空军支持，对华军进行炸射，但是德王的部队仍然在百灵庙附近惨败。蒋介石下令陈诚指挥中央军的汤恩伯部，与傅作义的部队配合，乘胜追击，决心要直捣德王在察哈尔的商都以及张北之根据地。
华军在绥远百灵庙的大胜与反守为攻，使得日本关东军大感震惊，关东军认为假如中国的部队若真打垮了德王的部队，那么日本想要经营的蒙古傀儡政权，也就要烟消云散了，这甚至会影响到满洲国政权的稳定。因此关东军发出严重的警告，假如中国军队威胁到满洲国的安全，日本将绝对不会坐视。
正当中日双方有可能为了内蒙问题，面临军事冲突之时，西安事变却突然爆发，改变了整个中国局势的发展。
附注：
[1] 在辛丑和约中，外国在平津的驻军地点，并不包括丰台，日军强行在丰台驻军，是根本依法无据的
第十七章、历史的转折点，西安事变
表面上看来，“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挟持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停止剿共战争，以全力准备对日抗战的事件），似乎是一个突发的军事政变行动，它改变了蒋介石多年苦心推动的“先安内再抗日”的大政方针，也使得中共红军在最接近危亡的时刻，获得停战整编的机会。国共团结准备抗日的行动，却也刺激了日本决心提前对华展开全面武力侵略。中共的红军自此东山再起，利用抗战的机会全力发展壮大，最终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国共战争中，获得大胜而统治了中国大陆。而发动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与东北军，却从此淡出中国近代的历史。
但是根据事实的分析整理，西安事变的爆发确是非常的戏剧化，但是却有其相当明显的前兆。促成蒋、张摊牌的直接主因，则是蒋介石不当的战略部署，有意要藉着剿共作战，同时消弱东北军与共军的实力。这点刚好又被张学良识破，造成张学良与东北军，不甘心成为在内战中被利用与牺牲的棋子，而失去抗日雪恨的机会。因此张学良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反抗这种不公平的安排。
17.1 事变之前的局势
而影响张学良最终采取兵谏行动的构想，不是中国共产党背后的策划，而是另外一个要角，西北军杨虎城的点醒。事实上，在整个西安事变从头到尾，张学良就没有要对蒋的个人安全，采取任何不利的措施，所以和平解决本来是必然的结果，而蒋介石在面对挟持时，也没有签下任何政治协议文件。最后促成张学良开释蒋介石的，一方面是张学良个人的决断，一方面是国内强烈的压力，当然斯大林全力的指示中共要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也发生一些作用。然而从史料看来，纵使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采取联俄容共以抗日的政策都已在进行之中，只是条件与时机也许会有些不同而已。
我们深入分析西安事变的三大要角，在历史中的微妙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及毛泽东的红军，在当时是处在一个非常矛盾与复杂的立场。基本上，三方面都是决心准备抗日的[1]，但是三方面却为如何抗日，以及自己在抗日中所担任的角色，有着极大冲突，因而产生了西安事变。
对于张学良与东北军而言，抗日可以说是绝对的前提，因为他们与日本侵略者有着直接的国仇家恨，而在现实的环境下，他们又不能立刻与日进行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因此他们承担了来自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压力，也几乎每天都要背负“不抵抗将军”与“误国军”等来自舆论的羞辱。当时蒋介石根本自顾不暇，那里能够与愿意为东北军承担与洗刷这些冤屈。因此张学良与东北军，一直希望政府能够早些进行抗日战争，让他们能够以行动证明自己誓死抗日的爱国热血，就算是身死疆场，也并无所憾。（抗日战争期间，作者的先父曾在改编后的东北军中任职，因此非常了解东北军官兵真正的心声。）
但是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剂与战略准备因素的考量，对于日本的一再侵略与欺凌，采取的是忍辱负重的政策，一方面固然是中国需要时间进行生聚教训的准备，一方面也难免有一丝侥幸的心理，认为日本可能会在最后一刻悬崖勒马觉醒过来，或是日、俄与日、美间的冲突提早爆发，这样中日之战的威胁就可以完全改观。因此基于战略准备与国际情势的观点，蒋介石被迫对于日本不断的侵略，采取了一让再让的策略，使得抗日迟迟无法成为行动，国内的民意因而沸腾，这种抗日时间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张学良与东北军在心理上无法承受的压力。
在参与剿共的内战之中，东北军一直无法得到公平的待遇，粮饷只有八折，其它的后勤补给更是七折八扣；到后来，更是到阵亡的战士没有抚恤，建制单位被消灭后又不得补充的地步，但是中央却要他们在剿共的前线上，付出相当重大的牺牲。这些情况导致张学良与东北军担心，自己只是成为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者，最终无法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抵抗日寇的记录。因此张学良与东北军都希望停止内战的牺牲，全国共同抗日，就成为他们决定采取兵谏的共识。
蒋介石曾进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他本人是没有强烈的反日情结，此外他多少也有一些来自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意识，就是希望中、日两国应该可以合作、互助来促进发展，这样两国就可以联手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创以亚西亚为中心的历史光荣。但是日本却不能了解这种历史的眼光，反而对中国展开比西方国家还要凶狠的侵略，非置中国于亡国之境而不罢手，这是深具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蒋介石，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从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开始，蒋介石就决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大政方针，誓要统一中国，然后与日本进行决战，以扫除国耻，这一点是毫无可疑之处。
但是蒋介石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他必须要有先忍人所不能忍的准备，才能有机会统一国家，建设中国，而终能培养出能与日本决战的国力。中国抗日战争的困难，绝对不只是武器装备落后而已，中国的国民缺乏国家认同的意识，几乎是一盘散沙的混乱状态，农业无法自给自足，工业才在刚开始起步，国家没有现代化的组织与制度，人民大部分是文盲，社会缺乏动员的活力，要想以这样的国家架构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进行全面性总体战争，当然是必输无疑的。蒋介石必须要先将国家统一起来，然后再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工业与国防武力，如此才能与日本一战。但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已经极其高涨，根本很难接受蒋介石“生聚教训”策略，使得蒋介石在领导中国抗日的大政方针上，可以说是受尽了历史上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难堪与批评。
不过，以日本的精明，岂有不知蒋介石的理财练兵策略，志在复兴国家，然后再与日本进行决战？所以日本人再笨，也不会给蒋介石完成统一与建设的机会，日本当然要在中国完成国力凝聚之前，就要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因此蒋介石必须要有提前应战的准备，中国也就必须设法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起支持中国（以保护国际社会利益）的策略，希望以外国之长，补中国现代化尚未完成之短。
虽然蒋介石一直公开以剿共作为安内与抗日的前提，但是蒋介石是否真的有意要完全肃清共军及消灭其领导人，却是一个必须妥协的战略现实问题。因为以蒋介石本人的意识形态而言，根本不能接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另外成立政府与军队，进行武装叛乱与夺权。但是蒋更清楚地知道，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危机，其实是日本与美国、苏联矛盾与决战的一环，以中国当时之弱，当然根本不可能单独完成对日本的战争，最终必须要有美、苏的外源与介入；正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与美苏的对抗，也要有德、意等法西斯势力的支持，这是一场全人类历史上不同阵营与理念的战争，中国只是首当其冲而已。
17.2 安内攘外与苏联容共的矛盾
当时美国采取孤立主义，因此一直回避对中国拥有的支持，甚至还有舆论建议，不妨以中国的利益喂饱日本，以避免美日爆发决战。所以在国际社会的绥靖主义之下。中国若是真的被迫进行全面的抗日，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国将无法得到西方国家直接的支持。总体战的对抗就是比国力，因此落后的中国是根本没有单独打败先进之日本的机会。由于苏联与日本的冲突一直在酝酿之中，所以联合苏俄成为蒋介石必须认真考虑的抗日战略，然而苏联又与容共是一体的，所以蒋介石在剿共的策略上，是有其苏联抗日战略考虑的难处。
对于领导共军的毛泽东，抗日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参与全球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大业。由当时的国际情势看来，日本的军国主义结合了财阀主义与日皇的封建主义，已形成对共产主义威胁最大的反动势力。更为重要的是，日、俄在历史上，早已建立了世仇与战略对抗的宿命，因此更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与共产国际主义之间，形成了不共戴天的敌对。而日本侵华的战略考虑前提之一，就是要防止中国赤化，同时要利用中国成为抗俄的战略腹地。当时受到苏联指挥与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会把日本当成必须消灭的仇敌。
由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绝对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政党，也是一个阶级利益重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团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是为了要执行无产阶级全球革命的使命，这远比为了中华民族对抗日本大和民族的考量为重要。同时共产党专政的特性是，当他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是整个国家永远与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不可能接受其它政党领导，或是与其它政党一起并存、进行轮流执政的和平竞争（这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多党体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当时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若共产党不是唯一的执政党，他就是地下的革命党，没有第三种可能。
所以一般的舆论认为，蒋介石坚持一定要先剿共才抗日，是勇于内斗、怯于卫国的借口，这在历史上是不公平（也是昧于事实）的看法。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与红军，也是一样要先内斗夺权、再对日作战。中共早就揭示其抗日基本策略前提是“抗日必先反蒋”，也就是说中共要先消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之后，才能领导中国，参与全球无产阶级共同抗日的行列。
这样，中国共产党同样的要先进行国内武装革命，以消灭中国国内的阶级敌人，然后再对外消灭全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势力。所以国共两党都是决定要抗日，但是前提并不一致，彼此也都将消灭对方当成抗日的先决条件。国、共先内战后抗日，并非是蒋介石单方面地坚持，也是毛泽东的立场与看法[2]。
因此在中国面对日本大敌当前的侵略时刻，国共之间爆发内战，并非单方面来自与蒋介石近乎顽固的安内政策，也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质上“专政”的特性，他非要先消灭国民政府不可，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并非在中国境内的一个“政党”而已，他根本就否定中华民国，而另外建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因此每当日本三番几次的侵略中国东北、内蒙与华北之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固然力主抗日，但是红军却从来没有停止利用国民政府军队抽调部队北上抗日的机会，立即尾随调离的中央军，进行攻击，以扩大地盘，中共红军因此成了国民政府抗日最严重的后顾之忧，国民政府的部队因而不敢与日本坚持对抗，就要立刻回师与红军作战。
而中国共产党开始把抗日当成中华民族各党派共同的历史责任，以及愿意接纳其它的政治势力，一同合作抗日，那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后的事。一九三五年七月，在苏联国际共产党的指令下，中国共产党接受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由在莫斯科的王明，擅自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之后，才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其它所有的军政力量合作，共同抗日。然后在共产国际强力指示下，中共中央才非常勉强的愿意放弃先消灭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才能抗日的前提，而要求所有不同立场的政治力量，共同团结合作的抗日。
此时，而蒋介石虽然已经在国共战争中，居于胜算的优势，但是蒋介石却没有因此决定完全采取军事手段，来歼灭中共的红军。在中共与第三国际的主动与国民党接触之下，蒋介石同意在一九三五年秋季，指令国民党的陈立夫与张冲，负责与中共与国际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及潘汉年，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接触与谈判3，只是蒋介石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不肯松口，并且在军事的追缴上，也不肯放松压力。当然中共中央也是同样不对外承认，他正在与蒋介石进行合作的谈判。因此让外界一直以为，蒋介石是个冥顽不灵的人物，非要完全消灭中共，独揽大权不可，而不肯接受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
在陈立夫、周恩来、潘汉年的国共合作抗日的多次协商中，蒋介石既然拥有绝对的优势，他当然开出强硬的条件，那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三民主义的立国政纲，服从蒋介石的军委会领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行为，取消苏维埃政府的国中之国的政治组织，改变红军的编制，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阵营，这种条件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当然是非常的难以接受的。
因为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国民政府及所有的阶级敌人，以建立自己所主导的专政体制，因此双方谈判的进展，相当的缓慢。不过随着蒋介石在军事上的节节进逼，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在渡河进攻山西失利，而退回陕西之后，兵力只剩三万多人而已，并完全困在陕西的北部。红军粮弹不济的情形非常的严重，迫使中共最后只有准备接受蒋介石的和谈立场，国共在南京的合作谈判，其实在当年十二月大体完成，由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陕北红军基地进行最后的确认。正在此时，却突然爆发了由东北军主导的西安事变。
17.3 东北军受到不平的待遇
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出了蒋介石自己亲手训练栽培的中央军之外，对于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忠诚度最高的，应该就是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军，张学良有着一种强烈爱国的理想主义思想，以及对日本侵略与压迫的反弹精神，因此才使他在东北易帜、中原大战的历史决定上，完全放弃军阀势力的利益考量，而选择支持蒋介石，因而减少了中国内战的代价。
而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为蒋介石（其实是为全中国）背上“不抵抗”的历史罪名，而在热河之战中，郑学良一句话就放弃全国第二大军政势力的领导位子，以减轻蒋介石政治责任，更是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诚与对大局的顾全。当然蒋介石也为张学良付出不小的政治代价，也就是加深国民党中两广军政势力的误解，反蒋倒张成为一体的两面。
由与东北军的团结力量历久不衰，日本视东北军为威胁满洲国的眼中钉，因此在塘沽协定中，压迫国民政府将东北军调离华北，蒋介石决定调东北军担任追剿红军的任务，在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召张学良回国，出任华中三省剿匪副司令，随后又任命张学良出任武昌行营主任，与陈诚合作，负责进行中国军队的整编工作，者是蒋介石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积极的准备抗日军力，而东北军与中央军成为第一批接受整编的部队，因为东北军拥有全国第一流的骑兵与炮兵部队。
这时候是张学良最为认真维护蒋介石的时期，他以游欧的见闻，倡言中国在政治过渡时间，需要采取意大利的法西斯领袖制度，才能统一国家加强建设，以准备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张学良特别设立了“四维学会”的组织，奉蒋介石为领导人，鼓吹中国需要蒋介石成为法西斯的领袖，中国才能迅速地完成现代化，凝聚力量，准备抗日。
这种蒋张之间的密切关系，却好景不长的发生激变，由于国民党中最大势力的“CC派”（陈果夫、立夫兄弟分别掌控党务与教育系统，建立国民党内最大派系），担心张学良即拥有自己的军队，有组织支持蒋介石的派系力量，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派系的利益。因此对于张学良进行全面的打击与抵制，而蒋介石中央军的黄埔子弟兵，以及军同等特务系统的领导人，也担心张少帅真的会成为蒋的接班人，因此对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设法加以离间。加上一向反张学良的两广派与中央的恢复合作，也让蒋介石必须对张学良疏远一些，以维持势力的平衡。
一九三五年年初，蒋介石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决定调派东北军进入西北追剿红军，接着又免除张学良在武昌行营的职务，调张学良出任西安的剿匪副司令，与西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负责对在陕北的红军，进行追剿的任务。
蒋介石更为错误的做法是，将中央派在东北军中，人和关系极佳的参谋长钱大钧私下调走（甚至没有礼貌的先知会张学良），当时钱大钧与张学良及东北军关系融洽，下情上达容易，因此彼此少有摩擦与误会。钱大钧离开之后，中央派出晏道刚出任参谋长，不管晏的做法是对或错，至少他那种盛气凌人的“监军”态度，就让东北军上下都无法接受，东北军与中央政策起了严重的摩擦，也就逐渐形成难以解开的误会了。于是蒋介石在他自己与东北军之间，筑起了危机的雷区，蒋所听到的都是对东北军负面的报道，东北军所得知的，也全是蒋介石义断情疏的消息。陈立夫更是在这个危机发展上，出尽了所有的手段与力量。
蒋介石的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张学良与东北军而言，都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变化，东北军不能长期忍受“误国军”的诬蔑，因此全心希望能够与日本一决死战。当时蒋介石对于各个地方部队，都是因地制宜地运用，而只有中央军是随任务而进行全国性的派遣。东北军既非中央军，而且决心抗日，因此将东北军派到其它地方军的地盘，不但受到排挤，也会造成士气低落的严重问题。因此假如蒋介石此时真的有领袖的眼光与心胸，就应该好好地培训东北军，以其戍守黄河防线，成为支持华北战场的总预备队，东北军必然可以在抗日战争的北部战线上，发挥极大的战略阻吓效用。这样中央军可以集中兵力，全力防守长江三角洲以及南京上海的地盘。
17.4 蒋介石一连串政策上的错误安排
但是蒋介石却调东北军进入西北追剿红军，对希望与日军死战的东北军，士气上当然产生了极大的危机。而且蒋介石应当知道，西北军的杨虎城，早年在冯玉祥手下，就已经接受苏联的影响，是个左倾的军政人物，他对于蒋介石的政治安排，特别是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差别待遇，更是非常的不满，因此当时的西安各界经常与上海的左派团体呼应，成为包容极多左倾团体活动与人士的大本营之一。蒋介石要叫明显左倾的杨虎城，监督张学良进行剿共，是一个政治上极其失算的安排。
由于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任务，遭到士气低落，水土不服以及待遇歧视的困难，东北军先后与红军主力遭遇，虽然顺利地攻下延安，但是东北军的一九师，在劳山遭到红军围歼，其后一一师在直罗镇，又遭到红军反击的围歼，两位师长何立中与牛元峰不屈战死，造成东北军士气的震动。上下都一致认为，要东北军死于内战而非抗日，这将是全军的悲剧与耻辱。
而更糟的是，蒋介石竟然批驳张学良为阵亡将士的特别抚恤申请，同时不准张学良保持被围歼两师的番号，重新招募部队。蒋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犯了领袖的大忌，不但让东北军觉得自己在内战上的牺牲，根本毫无价值，同时更认为蒋介石在借刀杀人，以安内为名来消灭异己的内战。
这时候的共军虽然在军事上的处境，极其不利，但是在政治上的抗日号召，却大得人心，由与中共的文宣与组织，本来就是“高人一等”（来自共产国际的直传），现在中共要求团结抗日的立场，更是满足社会抗日民意的需要，因此不但是由中共控制与支持的左倾团体热情活跃，许多不满国民政府对日本要求节节退让的社会领袖，也都纷纷站在支持中共的立场，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立刻准备抗日。
一九三四年，正当日本企图迫使华北脱离中央而独立的危机时刻，北京的学生在中共的影响与策划之下（这是刘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杰作），于十二月九日发动了阵容壮大的爱国抗日运动，风潮所及，全国披靡。接着整个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与工人团体，在十二月十六日，举行全国性的同步抗日示威，造成一般的民意，对于中共的抗日主张，给与热烈的支持。在上海成立了所谓名流爱国会，由宋庆龄、沉钧儒、章乃器等人负责，不断发出动人心弦的爱国文宣，使得抗日的意识与情绪，在社会各个阶层迅速的发展蔓延，中国共产党立刻成为当时民意所崇拜的“抗日先锋”。
在这种抗日风潮之下，东北军的感受最深，因此东北军的将校，纷纷的组成各种团体，以团结抗日的志节。中国共产党也就利用这些抗日团体，开始渗入东北军之中，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在东北军内吸收同志，传播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文宣。这种思想在东北军内取得压倒性的支持，连张学良都无法压制这种宁愿与日本同归于尽、绝对不愿死于内战的真心要求。因此东北军对于追剿红军的任务，开始采取敷衍的态度，红军也对东北军，采取怀柔的立场，双方的阵前对峙，逐渐成为“西线无战事”的情况了。
而由于张学良念念不忘抗日，因此与过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属李杜连系，看看是否派遣军事人员，设法借道苏联的西伯利亚，进入东北，发展抗日的敌后工作，因此经由李杜而与共产国际进行接触。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张学良利用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的机会，在上海与第三国际的代表潘汉年会面，这时张学良才骇然地知道，原来蒋介石已经秘密与中共进行合作抗日的政治交易。那么要东北军拼命去追剿红军，这不是叫东北军与红军都白白的送死而已，徒然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坐大，最后抗日成为蒋介石中央军的功劳？
由于这个发现，张学良更加同情部属内不愿剿共、而要抗日的情绪，为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红军的立场，因此干脆透过自己的部属王以哲，与红军进行直接的联系，先与李克农会谈，最后在一九三六年的四月八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秘密会面，张学良提出国共全面合作抗日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与国共之间谈判的原则，非常的接近，都是要求撤销红军番号，废除各地的苏维埃政府，接受蒋介石领导，战后共产党成为一个政党，不再拥有军队，来参与政党竞争。
周恩来表示，假如能够达成合作抗日，中共方面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张学良表示，他愿意向蒋介石指出和解的建言，以促成国共之间的正式停战，张学良还提供私人帐户的资金，协助红军补给周转[4]。
张学良真正的要求是，既然国民政府准备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策略，如何能够早日付诸实现，以减少东北军的损失与压力，这就是他与周恩来延安之约的目的。从此红军、东北军加上晋军，都有了“联苏容共”以抗日的默契，造成整个西北地区的基本政策方针，与南京的安内剿共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冲突。
但是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与苏联与中共进行相当时日的接触，大家对于合作也有了策略性的共识，蒋介石本人还在莫干山接见过周恩来，但是蒋至少在表面上，对于国共合作的见解，采取近乎绝对排斥的态度。根本让张学良无法向他进言，双方甚至多次爆发言词之上的冲突。一九三六年的下半年，张学良又多次的与阎锡山，讨论过停止内战与抗日的问题。当时的阎锡山，事实上也与红军有所往还，因此他表示支持张学良的立场，更帮着张学良见机游说蒋介石，但是都遭到蒋介石愤怒地拒绝。
这时蒋介石所委派在西北剿匪总部的参谋长晏道刚，总是摆出一副监军的高姿态，而经常与东北军将校之间发生摩擦，彼此的关系极其恶劣，也就造成中央与东北军之间更大的误会，在对杨虎城发泄心中抱怨的时候，张学良得到杨必要时大胆实施“兵谏”的建议，张学良当时并未置可否。
17.5 张学良的断然行动
这时候，西安方面的政治左倾，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对峙，不但已经形同休战，东北军更拨给红军一些补给，因此各种的情报都已显示，张学良与红军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因此使得蒋介石大为不满。张学良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国共合作谈判，基本上已经要完成协议的同时，蒋介石却仍然决定，要东北军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合围攻击。
由于此时的蒋介石，平定了两广的分离，军政力量深入到四川、云南，中央的力量已经接近可以号令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地位，蒋介石的权利与威望，更是如日中天，无人敢挑战他的决定。因此蒋介石在当年十月，决定亲自前往西安视察军情，蒋介石对东北军将校，施加极大的压力与警告，蒋介石暗示假如张学良与杨虎城仍然不愿出力死战，那么蒋介石将要撤换张杨二人，整个西北的剿共行动，将由中央军的蒋鼎文接替，东北军将会遭到进一步收编的命运。
正当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接近摊牌的发展之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爆发了亲日之蒙古的德王部队，进攻绥远的战事。这时中国的民意，可以说是激昂已极，因此蒋介石下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守土有责，率军出击，在百灵庙击溃德王部队，蒋介石并且要求陈诚与汤恩伯的中央军，从山西出击。结果傅作义的晋军，传出了大胜的消息，整个中国为之振奋。
而在陕西的东北军，更是人心激动，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宁可到绥远去与日军死战，也不愿在陕西与红军作战。张学良基本上是同情与同意东北军的这种想法的，但是蒋介石不肯，一方面是担心这样会直接刺激日本关东军，因为关东军把东北军视为最大的敌手，一方面当然是不能让东北军侵犯到晋军的地盘。
张学良眼见蒋介石不肯停止内战，又不肯派东北军与日军作战，反而准备进一步的整顿东北军，在军心不稳的局势之下，张学良一度想要辞职他去，但是部属不肯，担心张学良离职之后，没有了孚众望的领导者，东北军更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牺牲品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又到洛阳与西安一带视察剿共作战，他更为清楚地表明，假如张、杨再不能全力作战，就准备将张学良与杨虎城调职与整编其部队，所以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已经开始在酝酿之中。
虽然蒋介石对于张学良与红军之间的交往，早有情报，东北军的士气低落与军心不稳，蒋也有所了解，但是蒋介石却认为张学良还不至于有胆量对他个人采取行动。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威震华夏，没有一个地方的军政势力再敢与蒋挑战了，何况蒋认为杨虎城会替他看着张学良。当时在西安一带的部队，是由杨虎城的西北军驻守，东北军都在远方的前线地区，因此张学良应该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出人意外的行动。但是蒋介石完全错估了局势，也看错了人，其实是杨虎城首先提出捉蒋的点子，而张学良的个性是一旦在必须采取决断行动时，他是可以完全不顾后果的[5]。
17.6 发动兵谏、拥蒋抗日
者是张学良已经清楚地知道，纵使抓破脸都无法说服蒋介石调整政策，反而使得东北军面临即将受到调编的危机，与是张学良断然决定，对蒋介石发动兵谏。整个冒险行动中，张学良始终不变的立场仍是“拥蒋抗日”，张的这个决定，时前既没有全盘周密地商量与安排，更没有告知中共的领导人，只有在行动之前一天，十二月十一日午后，才与东北军的将校及杨虎城进行决定兵谏的讨论，东北军的将校，全部支持张学良的决定。
张学良在受到学生请愿抗日，以及国民政府逮捕上海抗日爱国团体名人事件的刺激之下，在苦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全面准备抗日失败之后，终于断然决定，采用杨虎城的兵谏建议。在十一日夜间，张学良与东北军的将校，对于兵谏行动作最后一次的确认，大家仍然支持张学良的决定。张学良当天特别临时将一五师第二旅的旅长唐君尧，从甘肃接到西安，负责整个兵谏行动的指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五时半，唐君尧指挥张学良的警卫部队，对蒋介石进行武力挟持的兵谏行动，造成蒋介石卫队的严重死伤，但是却平安的将蒋介石软禁。而杨虎城的部队，同步出动，逮捕所有在西安与兰州的中央军政要员，张学良的这个大胆行动，立刻震惊了整个中国以及国际社会。
张学良与杨虎城联手发动兵谏，成功挟持蒋介石之后，立刻成立抗日联军，并且公开发表了八项主张，这八项的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个党派人士。二、停止内战。三、.立即释放所逮捕的上海抗日领袖。四、释放一切的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七、确实遵守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张学良并且致电南京，保证绝无加害蒋介石的意图。
南京国民政府接到张学良兵变消息之后，立刻乱成一团，主张立刻派兵围歼张学良的强硬派，竟然是以蒋介石的莫逆之交、当时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蒋纬国既是他托蒋介石收养的儿子）及蒋介石最为亲信的何应钦为首，主张以交涉谈判解决的温和派，以蒋介石的姻亲孔祥熙、宋子文为主。由于张学良既然保证对蒋介石的安全，又主张拥蒋抗日，要与南京举行会商，戴、何等人实在不必急着以武力讨伐张学良，因为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有逼张学良在情急之时，对蒋下狠手的用意。在宋美龄的介入之下，中央军虽然展开对关中“叛军”的包围，但是暂时采取等待攻击的策略。
而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在得知蒋介石被俘的消息之后，简直是高兴得不敢置信，毛泽东力主要将蒋介石加以公审处决，以报复这些年来，红军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红军将领叶剑英等人，更是认为这是报仇的天赐良机，绝无放过蒋介石的道理。不过周恩来、张闻天却认为，假如蒋介石一旦死亡，中国必定重新陷入内战之中，日本更可以轻易的灭亡中国，而红军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因此两派争议不休。
而在十二月十四日，莫斯科传来斯大林对中共亲自下达之最为明确的指示，严厉的批判张学良西安事变的错误行动，指名要求中共中央，绝对要设法尽一切的力量，协助释放蒋介石，否则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会崩溃，而蒋介石死亡的最大受益者，必然是日本，假如中共违抗这个指令，莫斯科将会断绝与中共一切的关系。
这就是斯大林过人的谋略，因为苏联知道，在当时，只有蒋介石能够领导中国对抗日本[6]，假如蒋介石一旦被处死，中国必然出现内战的大乱局面，中共的红军也许会有发展的机会，但是在相当的时间之内，绝对没有人能够取代蒋介石与日本对抗的能耐，这样日本可能顺利地征服中国，一旦日本征服中国，苏联就要面临日本更大的挑战。
所以斯大林固然恨死蒋介石亲共与围剿红军，他也希望毛泽东能够获得胜利，但是斯大林更清楚地知道，在抗日的历史选择上，苏联现在最需要的是蒋介石，在必要时，苏联宁可牺牲毛泽东。因为斯大林已经明了蒋介石抗日的决心，以及了解蒋在中国已成为无人可代之的领袖，没有蒋介石领导中国抗日，苏联就要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来对付日本。所以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发出最为严厉的指令，务必全力确保蒋介石的安全。斯大林随后还释放了在西伯利亚被劳改多年，蒋介石的独子蒋经国。在权衡利害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指令，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善后的接触。
而日本的反映，则是显得过渡的自信，日本政府与军部，严令日本不可介入西安事变，因为日本相信，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劣根性即将上演，日本若是介入，反而会造成中国内部的警惕而团结对外。日本人相信，无论从南京到各个地方的势力，绝大多数是会赞成张学良杀掉蒋介石，以造成中国天下大乱，而能重新逐鹿中原，这样日本就更有机会浑水摸鱼、扶植汉奸傀儡，要灭亡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国，是容易太多了。
果然各地的割据势力，在得知西安事变之后，多数都是采取观望的两面立场，例如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四川的刘湘、山东的韩复渠，都出现两面表态的立场，一方面表态支持南京政府慎重处理，一方面也“暗示”张学良，不妨采取“断然”的行动，他们也会响应，因为只要蒋介石死亡，中央与东北军开打，那么他们逐鹿中原的机会又将出现了。
当时最令张学良注意的，是阎锡山非常暧昧的态度，因为原先张学良认为阎锡山是站在鼓励他采取行动这边的，何况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对于华北的各个山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这时阎却摆出更为高明的逆向.作招数，他知道张学良根本无意杀蒋，蒋若一死，中国必然大乱，那么日本必然可以轻易的并吞华北，不如自己做个现成的无本买卖，成为南京与西安的调停人，平白的捡到好处。阎锡山的态度，让张学良有如醍醐灌顶般的清醒过来，张已发现，大家都在企图利用他手上的人质，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17.7 释放蒋介石以进行抗日准备
不过当时一般的舆情与民意，则是一面倒地反对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任何不利的做法，这些舆情非常担心若是蒋介石发生任何的不测，那么中国不但没有可以对抗日本侵略的领导人，中国可能会重新进入新的内战状况，这是民国成立以来，一次最为明显的民意共识：支持蒋介石继续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以完成国家的统一与领导对日本的抗战。
中共中央几经激辨之后，终于接受斯大林的指令，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周恩来奉命在十七日赶到西安，与张学良与杨虎城进行会议，张学良进一步的发现，中共准备利用这个机会，直接与南京进行交涉，以提高国共合作的交易筹码，根本没把东北军当成共同的伙伴看待。
这时张学良终于看透了所有的幕后，他原本希望利用这次的行动，能够让东北军扮演一个主导联合抗日的角色，现在因为他手上控制蒋介石的安危，反而成为大家争相利用的棋子。因此张决定，绝对不能让事态恶化下去，自己必须要确保蒋的安全，以及设法迅速释放他，否则中国抗日的准备，就要功亏一篑了。而周恩来在西安，除了与张学良商量大计之外，还必须设法压抑在东北军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说服杨虎城，要确保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至于何时释放人质，周、杨都认为需要多点时间来进行更多的布置。
在宋美龄与宋子文赶到西安之后，张学良更清楚的发现，假如蒋介石的生命或是权威受到伤害，那么必然会使抗日的准备工作，更为的困难，因为在南京，只有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抗日派领袖，而亲日派已经开始进行夺权布置了（汪精卫正由欧洲兼程回国），所以他决定平安释放蒋介石的决心更为坚定。
所剩下的问题是，张学良必须要让蒋介石的抗日政策，由所允诺，才能对东北军支持他兵谏行动有所交待。有趣的是，宋家兄妹在与张学良密集的会谈中，开始同情张学良的用心与处境，在宋美龄的调解下，蒋介石同意在改组南京政府议题上，进行会商，以及允许与周恩来加入会谈，最后达成了一些的共识。问题是，蒋介石坚持不肯在共识的文件上签字，因此由宋家兄妹代蒋介石，接受了改组政府、停止内战、以及不处分参与兵谏者等共识。蒋介石不肯签署任何正式的文件，造成周、杨等人的不满。但是张学良认为硬要蒋签署文件并无实质的意义，他相信蒋介石会履行他的承诺。
这时张学良对于西安内外环境，随时都会有瞬息万变的高度警觉，因为他不能掌握东北军内有多少中共组织的细胞，也难防范杨虎城的部队发生意外。由于西安的各个派系领导人，对于如何释放蒋介石，仍然有着时间与方式的意见，而中央军已经开始与东北军爆发战火的冲突了，一旦东北军产生重大死伤，那么难保军队发动哗变，而会影响到蒋介石的安全。
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加派秦邦宪到达西安，以宣达中产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指示，因为当时中共的东北军工委中，多数的人仍然拒绝这个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指示，在秦邦宪软硬兼施，以及周恩来的设法疏通之下，中共的东北军工委书记宓古石，终于同意中共中央的和平解决的决定。周恩来再与张学良一起说服杨虎城，应该释放蒋介石。不过当时仍然有不少的将领，持反对的意见，因此一般的共识是，多扣留蒋介石一段时间，以取得更为充分的保证，再将他释放。
不过张学良个人认为，这样会夜长梦多，因此断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只要蒋介石平安离开西安，那么抗日大计必然能够实现。因此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张学良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匆匆地亲自护送蒋介石等人，乘坐自己的专机，飞离西安抵达洛阳。蒋介石平安获释的消息，可以说是让整个中国都松了一口气，中国不会再陷入一场新的势力争夺的内战之中，张学良则是敢做敢当的承担了一切的责任。
17.8 蒋介石声望达到顶点
蒋介石平安地回到南京，亲日派与各地方山头当然失望万分，可是中国各地民众自动自发对于蒋介石，给与国家英雄的盛大欢迎，更使他拥有全国军政最高领导人的威望与民意支持。这时蒋介石当然知道，有心与他角逐权力的各路人马，仍然存有异志，这在他被拘禁期间，这些人物非常露骨的希望张学良能够将他“做掉”的态度，已经显露无疑。但是由于大敌当前，蒋介石也无可奈何的必须容纳他们，于是蒋只好把所有的不满，全都发泄在张学良的身上。
蒋介石在阎锡山等人的怂恿下，不顾在西安所达成的放张协议，取消给张代罪立功的机会，而将张学良给与终生软禁的“法外”处分（这样阎锡山等人终于报了中原大战之仇）。依照当时的军法审判结果，张学良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蒋介石还表示宽大，要求特赦张学良并获准，从法律的观点，张学良已经无罪罚的存在了，但是实际上却由军统局负责将张学良无限期的软禁。
原本蒋介石有意考虑让张学良代罪立功，但是后来又打消这个安排，从此张学良得以脱离中国复杂的政治斗争，但是一直成为受看管的无期徒刑囚犯。最令张学良与多数东北家乡父老感到难过的是，蒋介石就连抗战胜利的大赦，以及全国团结的政治协商，都不能让张学良回家乡探视。
而记性一向良好的中共领导人，也暂时多次“忘记”了张学良的“千古功劳”，而没有适时伸出援手，在抗日胜利之后的政治协商中，中共除了在非正式的场合，应景式的提到张学良的问题之外，根本没有郑重提出恢复张学良自由的要求，蒋介石答不答应是一回事，连提都不提，就足以表现中共的立场了。由于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强烈的个人报复，使得蒋介石失去一个因势利导，创造全新历史的机会。
而张学良拥蒋抗日的立场始终如一，这是历史可以证明的。一九三七年初，国民政府决定调动东北军，进行移防之时，因为担心军心不服而生叛变，因此还派东北军的将领，晋见少帅。张学良特别交代昔日部属，东北军务必服从领导，听候蒋介石调动的命令。以一个被看管人犯的意见，竟然对于处在生死边缘、几十万东北军的选择，仍然有着“命令”般的影响力，真是叫蒋介石以及其它的军政领导人，感到震惊7。
蒋介石违背诺言、对张学良的长期报复，甚至连宋家兄妹都认为这种做法是在过分了。宋子文终生都为此结果感到遗憾。在大陆易帜之后，宋子文赴美长期定居，曾经在一九五年代，设法与蒋介石接触，希望蒋能够让张学良赴美；宋美龄也曾公开对于外界表示过“我们对不起汉卿[8]！”
张学良在蒋介石死后，才获得真正的自由。由于不满李登辉以台独为名目，而实际上出卖台湾的卖国行为，张学良先生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于一九九五年决定移居夏威夷，并且将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所有相关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全都委托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约定在其死后再公诸于世。张学良为了抗日，成为两岸都不能接纳，流落海外的孤臣。（作者的先父遭遇亦是如此，为了抗日，牺牲自己一生的事业与家庭。但九死一生的抗日奉献，最后结果是落得两岸排斥、终身无法贡献国家与社会的凄凉晚景。当然有这种遭遇的爱国人士，又岂止作者的先父而已？）
杨虎城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得到一个出国考察的游历机会，但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后，他回国参加抗日。不过，当杨虎城回到国内之后，立刻就遭到军统局的长期监禁，待遇要比张学良差。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也没有得到特赦。直到一九四九年，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才下令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但是保密局（前军统）拒绝执行命令，最后在国民政府撤出大陆之前，杨虎城以及部属全家大小，在重庆遭到保密局灭门式的枪决。
17.9 国民政府“联苏容共抗日”的政策正式浮现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重新掌控权力之后，知道自己虽然已经得到全国人心支持的国家领袖威望，但是他也更明了各方势力在他受制之时的表现，显示出了一个清楚的政治讯号：各路诸侯不愿再接受他将权力继续的集中，以及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不能再让步了。
因此蒋介石决定大体依照西安事变时，大家所达成的谅解，停止追剿红军。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正式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派顾祝同负责调遣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善后工作，并进一步的与红军接洽补给的安排，国民政府从当年二月起，就正式的发给红军粮饷补给（每个月约达二十万到三十万元）。而中共方面，也正式表示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指挥，重新加入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正式致电国民党，提出团结抗日的四大保证：一、停止武装攻击国民政府。二、撤销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改为特区政府与国民革命军。三、在特区内实施民主选举。四、停止土改政策。而国民党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开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根绝赤祸案”，中共中央回电表示接受，于是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正式进行合作的谈判，中共的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叶剑英等人，多次到达南京、庐山与杭州等地，与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进行协商改编红军的问题，国、共合作进入了执行阶段。中、苏联的关系也开始有了转机，中国修建了由兰州经新疆到苏联的现代化公路，以准备接受俄援。
国民政府的联苏容共政策公开化之后，日本开始感到焦虑与极大的压力，日军方面非常担心国民政府会成为苏联的政治与军事盟国，而联手对抗日本。所以日本政府内部，又开始为了是否要展开进一步侵略中国行动，而起了极大的争辩。日本的海外驻军，更是积极展现武力攻伐中国的准备，在他们串联日本军部扩大派势力的运作之下，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终于因为一次在卢沟桥冲突的“意外”，而全面的爆发了。假如中国没有公开联苏容共的政策，日本当局是否会为了卢沟桥事变，就决定对华进行全面武力侵略，也许是有些疑问的。
一场震惊中外、戏剧化的西安事变，就此落幕，中国内部“攘外需先安内”、“抗日必先反蒋”的国共锋相对斗争的时代，暂时告一个段落，国民政府开始“联苏容共”以准备全面抗日，那么日本是坐视中国集结所有的力量，而进行抗日的发展呢？还是要先发制人，给中国致命的一击？这个政策的选择，就成了中日之间和、战历史演变的关键，与其考量的前提了。西安事变之后，日本似乎所没有弄清楚的一点，就是蒋介石不但成为全中国所支持的军政领袖，但是蒋也绝对不能再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作出任何的退让了。日本任何局部“蚕食”中国、迫使中国让步的举动，都会引爆中国全面抗日的自卫行动。
附注：
[1] 但是中共红军抗日的出发点，与东北军及中央军抗日的出发点，却有着非常重要不同。
[2] 当然后来毛泽东在延安面临极端不利的战况下，没有办法，才接受来自国际共产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指示。
[3] 其实当时蒋介石的政策重点，不在容共，而在苏联，只有苏联有实力支持国民政府抗日，当时国际上也只有苏联可能参与对日本的历史性决战。
[4] 千万不要以为张学良本人同情共产党的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不但是从来就反共（中东路事件就是张学良独断反苏反共的行动），而且在游欧之后，更是醉心法西斯的立场，他竟然还与周恩来谈到，共党是否能支持由蒋介石担任军政的领袖--虽然张学良曾经冲动的提出加入共党，大家一起抗日的讲法，但并不代表张学良认同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只代表了张学良急着要结盟抗日的心情。
[5] 张学良在决定归顺中央之前，曾经断然格杀东北军中实力与权威极高的杨宇霆与常荫怀。 第178页
[6] 非常讽刺的是，当时中国所有的左派与左倾团体，都严厉的批判蒋介石不肯抗日，但是左派的最高领导人史达林却清楚地知道，只有蒋介石能够领导中国抗日。
[7] 就拿冯玉祥而言，西北军几乎是他亲手训练栽培的，但是在他失势之后，绝大多数的西北军都背他而去，而且不肯再接受他的调度。
[8] 汉卿是张学良先生的字。照理而言，张汉卿在西安事变，给予蒋介石如此的威胁与伤害，作为曾经冒死营救蒋介石的妻子与舅子，应该是最不能原谅张学良之鲁莽与冒险行为的人了。
第十八章、历史转折的检讨
18.1 两广的统一
当然传统上倾向国民党的历史观点，是强烈批判西安事变所导致最大的历史错误，就是使蒋介石多年企图围歼中共的军事努力，功亏一篑，结果让中共的势力，能够死灰复燃，终于赤化了整个中国。不过，事实是，蒋介石在面对日本一波紧过一波的亡华行动，中国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国际社会又坐视不理的情形下，为了中国能够有更多的筹码以抗日，国民政府已经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治构想与行动。
因此，蒋介石绝对不是因为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之后，才被迫接受苏联容共的政策[1]，张学良遽然发动西安事变，只是为了稳住东北军的军心，减少自己子弟兵在内战中不必要的伤亡，而将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稍为提前搬上历史的台面而已。
因为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多次透过亲信，与中共领导人及国际共产党人士，进行合作抗日的协商，而且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的阶段。假如当时蒋介石真的没有联苏容共的打算，他大可在西安事变落幕、平安的回南京之后，仍然放手地动用中央军，继续追剿红军到底。因为在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全中国内部的声望与权力，都已经达到历史的高峰，而中央军并没有因为西安事变造成任何的损失，当时中央军已经对困在陕北的红军，完成多路进兵的合围阵式。
同时红军也没有因西安事变而得到有效与实质的扩充，依然处在人员不足、粮弹不济的危险状况之下，因此假如蒋介石若是要决心继续追剿红军，以六十万以上拥有不错战力的中央军，围攻三万多人战力残破的红军，绝对是没有任何实行上之问题的，最多在时间上延后几个月而已[2]。
甚至蒋介石若真的继续追剿红军，也不会有人能够质疑，蒋没有“遵守”在西安事变受到监控时，口头所答应停止内战的立场。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要求蒋“必须”遵守在非自由意志下，所作的任何间接承诺。何况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环境之下，又有哪个政治人物真正遵守过所谓的约定、协议或保证？
而蒋介石之所以会在脱困之后，就此停止追剿红军，其主要的原因，绝对不是单纯的为了履行承诺，或是已经错失围歼红军主力的机会，而是蒋介石决定，不如藉此机会，开始实施其“联苏容共”以准备抗日的政策。要不然蒋介石为什么又推翻在西安的协议，而囚禁张学良呢？
至于有人指出，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透露出蒋介石在日记里的抗日决心，因此造成日本决定提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说法，也是不尽正确，因为蒋介石早已在多次的重要集会场合中，不但经常公开表明国民政府坚忍建国，建军备战的抗日策略，同时也在设法优先实施理财练兵的抗日准备。一个正在推动现代化国防与工业的中国，逐渐开始崭露头角，日本当然感到如芒在背。
日本对于中国抗日国情的判断，是以中国全面现代化、统一的发展作为指标。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已经越来越不肯向日本的压力屈服，中国的军力与国力也在快速增强当中，所以日本算得出来，中国准备抗日的决心与实力。因此根本不必由西安事变来透露蒋介石在日记中的心事，才让日本决心提早对中国下毒手。当然，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联苏容共政策，取得全中国各个阶层的支持，倒是影响到日本是否要采先下手为强的政策。
在西安事变的前、后演变，已经显露出蒋介石缺乏历史上真正伟大领袖那种洞察全局的能耐（当然这是指那种千年罕见的杰出才能），蒋介石受到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权力斗争的影响，突然疏远了真心拥蒋的张学良，派遣抗日心切的东北军进行内战，又长期让东北军的补给受到差别待遇，对于因剿共牺牲的东北部队，更是采取令人无法了解的“战死不抚恤，消灭不补充”政策[3]。这些对于东北军处置的做法，都是犯下领袖人物的大忌，何况是处在那种风云急变，互信根本不足的时代。
当时东北军处在军心动摇与士气低落的危机中，加上有冤无处诉的压力，蒋介石却想玩一石二鸟的计策，用东北军与红军互斗来同时消弱对方战力的手法。不料张学良却已经知道，国、共之间正在进行合作的谈判，迫使张认为，蒋介石既然准备联苏容共，为什么还要拿东北人的生命，作为交易的筹码？所以张学良一再地向蒋介石陈述东北军的立场：何不就此保存实力，共商抗日大计？但是张学良的立场，反遭蒋介石一再强烈的苛责，蒋并且准备将东北军全数调防整编，至少使得东北军因而感到了孤军末路的压力与绝望。
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除了选择兵谏之外，可以说是没有其它可行的通的办法。假如蒋介石真的能够洞察军心与大局，那么蒋应该对于东北军采取宽厚的政策。张学良曾在蒋介石的关键时刻，不顾自己的安全而出手助蒋，又为了国民政府忍辱负重的政策，而背负历史上“不抵抗”的黑锅，根据这些事实，张学良与东北军对蒋、对国的贡献与忠诚，实在是无可置疑的。现在这支已几乎被迫成为历史孤军的东北军，唯一剩下的是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心愿，而蒋介石却要设法藉内战而消耗这支“抗日忠诚部队”，难怪东北军会支持张学良的犯上行动。
18.2 蒋介石错失历史复兴良机
因此假如蒋介石让东北军集结调训，给予平等合理的待遇，激以抗日爱国的训示，那么对这支重情义、无退路的东北军而言，岂有不全军对日死战、誓死支持蒋介石的道理？蒋介石真错过了一张天赐的抗日王牌，而当时以中央军与红军的军力对比看来，也根本不必需东北军参加剿共作战。因此说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逼反了东北军，也许并不完全为过。
即使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仍然有创造历史全新格局的机会，蒋可以清楚知道，张学良绝对的忠诚，与他抗日的钢铁意志[4]，假如蒋介石能够宽赦张学良，让他继续的统帅东北军，进驻陇海线以南，给予精训，单纯的托以抗日重则大任，这样张学良与东北军，绝对会成为抗日战争的决死部队。一旦华北爆发战争，日军必然会遭到东北军拼死命的打击，也必能为中国抗日史留下更为辉煌的一页。
蒋介石与东北军之间的关系，更可延续到抗日胜利后，在苏联侵占东北、引进八路军的历史变局上，产生重大的关键影响力。因为蒋介石若是以张少帅领头对东北进行政治号召，更可以让中共无法在东北取得发展的先机了[5]。当然这一线历史的发展，是在当时是难以预见的。
另外的说法是，张学良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遵照中共的设计，大胆的实施兵谏与扣蒋行动，这是绝对错误的说法。事实上，张学良早在东北当权之时，就是激烈反对共产主义的地方领袖，在一九二九年的中东铁路事件中，张学良与苏联红军与早期的共军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在东北进行过激战，张学良曾经对于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的联苏容共，也有极大的反感与猜疑。
张学良在第一次下野游欧返国后，更醉心德、意两国的右翼法西斯救国方略，所谓“加入共产党一起抗日”，只是口头上对于国民政府牺牲东北军，一再地延后抗日不满的表达而已，张学良此语的重点是在团结抗日，而不是成为共产党党员。而张学良个人独断决定，发动西安事变与扣押蒋介石，中共方面绝对是事前毫不知情的，苏联更是对于张学良鲁莽的行动，给予非常强烈的批判（苏联共产党自始至终对于张学良都给与极低的评价，因为张学良是率先反苏的中国政治人物）。
虽然目前中共官方一再认为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对于中共转危为安的发展，有功同再造的历史功劳。其实中共自己应该非常的明白，共军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的根本关键，在于日军的侵华，加上苏联支持的战略布局。蒋介石决心要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也只有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张学良的西安事变行动，只是戏剧化的提前落实这个历史变化而已。事实上，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协商，与大赦所有的政治犯，中共根本就对“恩人”张学良的长期遭扣押没有具体的行动。目前张学良宁可旅居异国的夏威夷，也不肯回家乡探望一下，就可知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了。
而对比之下，毛泽东就比蒋介石更具有城府了，他明知采取要叫共产党采取“拥蒋抗日”的政策，等于否定共产党过去十年的牺牲奋斗，对国民党提出四大保证，更是等于向国民政府投降，接受国民党的“根绝赤祸”决议，更是让中国共产党的尊严无存。但是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中共只有这样忍人所不能忍，中共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红军从长征之中，已经学到更多绝处逢生的本领，只要能够得到喘息的机会，共产党与红军党绝对可以发展壮大。蒋介石只以为不杀张学良是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但若能因势利导、从此重用东北军，他会有更大的历史空间可以发展，甚至不至最后失去大陆而于台湾结束一生了。
18.3 容共在于引进苏联的支持而非中共的力量蒋介石之所以会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准备抗日。本质上，蒋介石既无接纳共产主义的想法，也没有对苏联有任何的好感[6]，西安事变并没有改变国民政府追剿红军的实力，事实上蒋也不会在乎是否遵守他在被扣押之时，所作的任何直接、间接的承诺。所以事实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之所以在西安事变之后，放弃追剿红军的策略，进一步的与苏联联合修好，完全都是为了准备抗日。
因为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弱国，若是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根本无法在短期之内，完成国家复兴的建设。若中国在没有准备下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这可能就是她的亡国之战了。既然苏联有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必须支持中国对抗日本，那么蒋为了中国能够抗日，也别无选择，只好“联苏”了。当时中国在面对日本那种穷凶极恶的侵略之下，又四顾无援，为了抗日，何止是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恐怕连魔鬼都要打交道了。
在国民政府采取联苏容共的政策之后，自然使得中共所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一个可以借力使力的机会。不过至少从西安事变后，到七七事变之间，中共可以参加抗日的力量，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在当时两百万的中国军队中，红军不过三万人而已。蒋介石容共的目的，是在于引进苏联参与抗日，单以作战兵力而言，当时共军能够在抗日所发挥的作用极少。但是由于中共的文宣、组织与战力，都有国际共产党所支持的完整体系在运作，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旦有机会发展，其阶级斗争、土改运动到人民战争的策略，都是具有非常爆炸性发展的潜力。在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之后，中共早已全力发展成为可以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军事、政治团体了。
18.4 历史转折的深思
总之，西安事变可以说是非常戏剧化的历史事件，它为中国暂时停止内战的历史，写下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它成为蒋介石到达历史巅峰的开始，也成为毛泽东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张学良从此走出历史，中国也从此进入准备全面抗日的倒数计时。从此蒋介石更可以将心力放在如何准备抗日的工作上了。但是这个全面准备的时间才刚刚经过半年，就正式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但是就深一层的分析，西安事变的本身，好象又不具备如此重大巨变的历史意义，因为无论有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都将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战略，日本也会继续侵略中国，这样中共也有重新出发的机会，只是张学良少帅与东北军的命运会有很大的不同吧！追究到此处，张学良究竟是不是改变中共历史命运的“千古功臣”，实在是难以下达定论了。中共能够通过劫难与失败的考验，成为历史斗争的胜利者，主要还是来自日军的侵略与劫掠中国，及苏联的背后协助的关系吧！好象张学良只不过顺势触发这个历史转折点的改变而已。
对于日本而言，中国若是持续其分裂、内战频仍的状况，日本当然可以逐步蚕食、继续侵略中国。但是当中国开始统一与团结之时，日本就必须要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因为中国一旦统一之后，可以集中全力，理财练兵与建设图强，很快的中国就会追上，日本就不再有作战的优势了。
其实中日战争只要晚三年爆发，整个战争就会有极大不同的发展，至少中国会拥有八十万的德式装备部队、一支有战力的空军已经成军，及在西南有更为稳定的国防建设基础[7]。
所以当时的历史处在非常矛盾的状况，中国若是处于分裂，日本会继续地侵略她；中国若是迈向统一，日本也会加速的侵略她，看来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如何选择，到头来还是必须面对日本的侵略。果然，西安事变的半年之后，在卢沟桥事变点燃的星星之火，就成为中日历史大决战的起点，其真正的起因在于日本不能坐视中国的团结与复兴，以及国民政府与苏联发展合作的关系。
附注：
[1] 当然这是蒋介石是在考虑抗日的全盘政略的前提下，实在不得已的选择，假如要说中共最后能够重振声势，终于取得全中国大陆的最大原因，不如说是日本的侵华战争，以及苏联为首的居中作梗，才促成的。
[2] 事实上，毛泽东在张学良断然护送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后，就曾非常担心蒋介石会老羞成怒，而发狠围歼红军。
[3] 当时蒋介石的政府，已经略具规模，而且财力也比较宽裕了，不应这样长期的歧视东北军。因为当时当兵不是国民的短期义务，而是需要养家活口的职业，军人长期的钱粮缺乏，又在精神与心理上充满苦闷与挫折，连妻儿的基本温饱都有问题的话，是会出现很危险状况的。
[4] 张学良绝对要比李宗仁、何应钦、汪精卫等都还都更可靠多了。
[5] 作者家慈常言，东北百姓对于少帅与东北子弟军，思念不已，抗战胜利之后，他们无法荣归故乡，更让东北人民失望异常。
[6] 可以参考蒋介石的名著：《苏俄在中国》与《中国之命运》两书即见一斑。
[7] 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八万德式装备的陆军，空军还在组训阶段。七七事变之后，当时学人胡适就曾经设法努力，希望国民政府无论如何都能设法忍辱负重，再给中国十年建设的时间，到时候日本恐怕就连与中国作战的勇气都没有了。
第十九章、事出意外的卢沟桥事变
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战斗正式爆发的时间，是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之后，开始算起，因此七七事变的成因与发展，就成为中日战争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
不过如同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卢沟桥事变在开始的时候，本来并不是一个事前经过设计的冲突事件，但是由于酝酿一场历史巨变的各种主客观因素，早已存在与滋生之中，一旦出现了这个事出突然的摩擦，在一系列失控因素的影响下，就成为可以引爆全局的导火线。
19.1 中、日、苏之间的三角战略关系
根据当时英国外交官对卢沟桥事变的描述，整个中日全面战争的历史，其起源竟然只是在华北永定河上，一座历史悠久的桥上发生的小事件而已。若仅以历史事件本身而论，这种说法不完全不对，但却忽略了在整个“微小事件”的背后，长达六年以上战争危机酝酿的背景。假如不是中国对于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当时的中国朝野，绝对没有狂热与固执到，只为了小小的卢沟桥冲突，就要扩大事端与日本进行一场民族之间的历史决战。
而更正确的看法应是，卢沟桥事变的本身，虽然只是中日之间多次冲突的一个小火花而已，但最后却点燃了中日全面历史决战的燎原大火，这其中一定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因素存在。
其实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半年中，中、日之间冲突的危机，早已经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在中国方面，经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绥远百灵庙之战，以及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全国所有政治势力所达成的共识是，不能再对日方任何的侵略，进行有损国格的退让。因为在一九三六年年底的百灵庙之战，华军重创了由日军背后支持的伪蒙古军队，等于间接打了幕后的主子一记耳光，使得全中国的民气、舆论，及长时期在日本欺压下所积蓄的怒火，又因此沸腾，认为中国的军力已经足以对抗日本[1]，因此民意强烈的表示，政府不能再对日本退让了。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在形式上终于停止内战，所有的军政派系都开始团结起来，准备共同合作以对抗日本，因此国民政府不能再以安内作为准备抗日的借口。蒋介石很清楚了解到，他只有摆出不能退让的抗日姿态，才能成为全国上下所拥护的最高领袖。虽然蒋知道，在当时，抗日的基本结构，在中国内部才刚刚开始成形，要想真正能够有实力与日本进行全面作战，至少还要有三到五年的准备时间，但是蒋介石却无法违逆不肯再对日本做出任何退让的民意了。
就当时的局势而言，日本与苏联才是注定非要一战不可的世仇，双方从日俄战争的历史上冲突，到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势不两立，都是导至日苏必然决战的因素，这都是蒋介石所非常清楚的。事实上，当时日本所有的国防与战略政策，都是把防俄当成日本国家安全规划的重点，就连侵略中国的东北与内蒙，都是为了争取防俄之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的构想。苏联更是把消灭日本的军阀与财阀的共同体，当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历史任务，因此日苏大战的危机，一直在酝酿之中。
反而是，只要日本放弃侵略中国，中、日之间并没有一定要决战的理由，假如中日爆发全面性的战争，从历史的观点而言，无论是谁赢谁输，最大的获利者必然是苏联。苏联可以用最低的代价，同时侵略中国兼制伏日本。所以蒋介石原本希望，中国能够尽量地对日本采取克制政策，让日本与苏联的冲突能够提前爆发，这样日苏的第二次战争，绝对是世纪性大战，到日苏两败俱伤的时候，中国就可以拥有足够的筹码，同时向苏联与日本讨回中国应有的公道，要知道苏联对中国侵略的程度，绝对不下于日本。
而在日本方面，对于是否要继续侵略中国，而造成中国的反抗，也有着极大的争论。日本一些政坛元老，都对中国的历史有较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主张对中国的压力，一定要适可而止。这种意见，在日本的军部中，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为首的“不扩大派”，则是居于少数[2]。石原认为日本真正的世仇大敌是苏联，而中国在西安事变之后，已真正停止了内战，国家开始有了全面的进步，同时抗日的民族共识已经形成，日本实在不易再刺激中国，而引爆中日的历史全面战争，最后让苏联坐享现成的利益。而当前日本应该好好地利用所占领的东北与内蒙，开发资源，建立对苏作战的准备。假如日本真的还不能“知足”，见好就收，一定要继续扩大侵华，终于会引起中国全面的反抗。那么中、日之战将成为一个无法脱身的战略泥沼，会使得日本的国力耗竭，苏联刚好可以捡到个大便宜，而日本几十年的防俄努力，就等于白费了。
但是在军部中，居多数的是主张再给中国致命一击的“扩大派”，首脑为杉山元大将[3]，特别获得日本海外驻军将、校的支持，其基本的观点也是站在防俄的前提之下。扩大派认为，当时苏联红军受到斯大林全面的整肃之后，在相当一段的时间之内并无对日作战的能力，而中国才刚刚开始团结建设，实力还没有凝聚好，因此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先给中国强烈的一击，完全控制中国的华北，然后再回过头来，以更大的战略空间与战争资源，来对付苏联。这派观点最为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完全低估了中国反抗日本的决心，是远远超过他在形式上作战之实力。在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对于日本的任何侵略，是绝对不会再作任何让步了。而且中国一旦开始抵抗，就不会轻易停战，因此日本要想再多占领个华北，以增加抗苏筹码的策略，就成为日本陷入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拔的错误所在了。
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夕，日本军政的领导人，面对这两派的争论，一直无法达成政策的共识，因此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初，的确是暂时减缓了对中国的侵略速度，直到四月，才通过对华北分离自治继续施加压力的政策，但也仍是旧调重弹而已。但是驻在朝鲜半岛、中国东北以及华北的日军将校，则是觉得假如再不对中国动手，将会失去立功与发展的机会，因此开始鼓噪不安地出现了“求战”情绪。
而由于日本的经济，受到全球经济萧条的影响，民生不安，特别是中国人民对于日货的抵制（中国是日本产品最大的消费市场），日本政府也束手无策。因此当时日本舆论的倾向是，再增加对中国的压力，一方面扩大对于华北资源的掠夺，一方面强迫中国政府取缔民间对于日本经贸的抵制。
而苏联的斯大林，则是非常稳健掌握住中、日、苏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对于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几乎施尽全力；接着在一九三七年四月，莫斯科正式向南京提议，将提供国民政府五千万美元的信用借款，以供应中国所需的军火，这种直接把军火交给反共的蒋介石，以增加其中央军作战能力的做法，也只有斯大林才会做得出来。中国与苏联也在加紧谈判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中苏的结盟与亲近，是蒋介石为了抗日而做出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当时的中国，无力单独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国际社会中，又没有国家敢过问中日之间的战争危机。蒋介石认为，既然日苏的矛盾已经接近战争边缘，那么中国可以冒险的接受苏联“魔鬼”（应是当之无愧）的援助，在必要时甚至可以拉苏联下水。
19.2 剑拔弩张的华北局势
在日本而言，中苏之间的关系改善，已经开始威胁到日本“反共抗苏”的基本对外国策了。于是日本少壮派的军官团体，开始要求日本政府立刻与明确的理清对华政策，必要时动用武力来取得中国的华北，军人出身的首相林铣十郎，既无法解决经济萧条的问题，又不能协调军方对中国政策的争辨，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请辞，由充满忠君爱国思想的近卫文末公爵出任首相，但近卫对于军人的驾驭能力极低。
正当日本政府的高层在争论，如何对付出现与苏联团结的中国政府之时，日本的关东军、朝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将校们，却早已经等待不耐烦了，他们干脆决定，由自己先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的准备，必要时自己动手。关东军将机械化的部队调往长城关口，并且经常进行以铁路紧急运送部队与重装备的演习，日本的朝鲜军也在进行调动日军部队，进行如何能够越过鸭绿江与渤海，以进入中国作战的演习。
而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自从调升其地位与台湾军平等地位之后，增加了一个混成旅团的部队，驻军总人数比辛丑和约所允许的兵力增加了三倍，而且在一九三五年的丰台事件中，日军硬抢占了北平南郊的交通战略要地丰台，设立军营（这些都是违反辛丑和约的做法）。这样日军在华北，早已完成了对北平的三面包围，北平对外的联络交通线，只剩下西南的宛平与卢沟桥一线了，就这样，日本在丰台的驻军，还不断的演习如何发动攻击，以一举截断北平对外最后的交通线。
早在两年多前，蒋介石就把华北的冀、察两省，交给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等人，全权的运作，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设立缓冲区而与以日本周旋；而逐渐地，宋哲元对于南京是采取“七分合作、三分不合作”的立场。宋哲元在冀、察的运作，一方面设法敷衍日本人的压力，对日本做出不少的让步，让日军随时可以在河北公然演习，日本商社开始到处投资发展，汉奸团体也就日益增加的发展之中。
宋哲元一方面也为二十九军的自己人扩大势力，到了最后，冀察平津所有的地方首长职务，已经完全地落在二十九军的手里，这种军政不分的结果，是二十九军的作战能力开始降低了。宋哲元明知以日本人节节进逼的做法，至少在华北双方最后难免一战，但是他却没有利用充裕的时间与资源，充实与精训军队，反而让二十九军的上层领导人分心，花更多的时间与精神去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最为不幸的是，宋哲元更没有预先拟定与日军决战的全面战略部署计划。
到了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一致接受的领导人，南京准备抗日的决心与行动，是越来越清楚，宋哲元也知道，自己担任中日之间“白手套”的时日恐怕不多了。在一九三七年年初，日本进一步施压时，宋哲元干脆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国民政府，而把日本人的各种压力，全部推给南京来负责，又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自己决定回到山东老家修养，而把应付日本人的责任交给副手秦德纯担纲。
这时候，虽然东京方面还在考虑如何对中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但是驻在东北、朝鲜与华北的日军，早已经失去了耐心，他们觉得搞华北特殊化，竟然耗费如此多的时日，最后也只弄到一个若即若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而南京国民政府又搞联苏容共的政策，中国军力与国力正在迅速的发展之中，假如日本不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给中国狠狠一击，那么蒋介石可能真的会建立出可以对抗日军的力量，那么日本就要错过控制华北的机会了。
何况目前宋哲元长期不在河北，正是日军一个可以生事的机会，因此关东军、朝鲜军与驻屯军的将校，大家都有了互相支持的军事行动默契。日本驻屯军在河北的演习，就更为的活跃了，特别是在丰台的日军，更是针对攻击宛平与卢沟桥，进行实战演习。并且还要求二十九军，同意日军的演习，可以穿过宛平城。宋哲元不在，秦德纯也只有接受了，这时的平津一带，究竟是日本的领土，还是中国境内，已经是分不清楚，人民每天看到的是，日本兵举着日本旗、用着日本的枪、炮在那儿认真的训练着。
而此时，蒋介石则在庐山进行暑期的国事讲习，以团结整个中国的社会力量，同时也与中共的代表进行团结合作计划的细节协商。蒋介石最为关心的是，抗日的国防腹地大西南军政力量整合的问题，因此他特派何应钦前往四川，与当地各路军政领袖，进行军事整编的会议。因为四川才在年初，一度为了军事整编，闹出很严重的动乱，全靠南京强力的介入，才能勉强稳住了局势。蒋介石曾经准备与德国进行可以装备三十万军队的整批武器交易，但是受到日本与意大利的干预，没有成功。
原本局势最为紧张的河北，在七月初，意外出现了和缓的迹象，因为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突然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日本正在考虑更换指挥官；而中国方面，因为宋哲元长期的请假离职，副手不便有所坚持与担当。因此中日之间的历史冲突大事，好象不至于在双方前线主帅都不能作主之时爆发，但是却因一个意外而引爆了中日全面的历史决战。
19.3 小意外演成全面的冲突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平津一带的天候不佳，间歇的阵雨下个不停，这天是河北省举行国大代表选举的投票日，选民相当的踊跃，这象征着河北仍然与南京保持着主权的关系。而日军从六月开始，就在在北平到山海关一带，不分昼夜地进行军事演习。七月初，日本驻屯军的司令官田代皖一郎重病在床，由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代理职务，使得驻屯军的各级指挥官拥有了更大的决定权。
当时驻屯军中，握有最大部队指挥权的，是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在七月七日的当天，他赶往山海关附近，督导驻屯军与关东军的协同演习。因此当天日军的演习重点，是放在离北平、天津较远的山海关地区，所以日本驻屯军并无立刻要在北平近郊进行挑衅的预谋。
不过，在北平南方交通枢纽的丰台，日军当天也举行一个配合性的小部队演习，当时丰台日军最高指挥官是由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担任，他在七日黄昏时，回到北平接洽公务，演习只由清水节郎中队长率领一中队（一个连的兵力）的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夜间实弹演习。演习的假想目标，就是攻占卢沟桥，其实这种.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在当天的确只是一个小型的训练演习，而没有事先设计的预谋。
而在城内的守军是华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吉星文团的金振中营[4]，营中官兵对于日军这种耀武扬威，在中国领土上，任意的演习开枪，早已是恨之入骨。从六月中旬，日军开始在丰台进行密集的实弹演习起，南京军委会已传达给二十九军“加强戒备”的命令，因为整个北平的对外通路，就只剩下这座桥还掌握在中国军队的手中了。
日军在宛平城外的演习，一直持续到晚间十时半，这时候其所派遣的“假想敌”，在黑夜中射击诱敌的空包弹，而据当时的日军报道，突然听到间歇性的实弹射击枪声5，日军指挥官清水中队长立刻宣布，保持警戒与停止演习，清点全队人数，搜寻“敌方”开枪地点。
不料在清点人数时，突然发现少了一位负责传令的新兵志村菊次郎，因此清水决定摆出作战阵式，并且向上级大队长一木清直中佐报告，一木清直则向在北平东交民巷的联队长牟田口大佐报告。当时牟田口要求现场的日军，务必进行强硬的交涉，并要求大队长一木清直立刻调派部队增援现场，他则与日军驻屯军的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朗，立刻赶往宛平的现场。日军当时交涉目标是，要找到失踪的士兵，同时当然也要抓到敢在“中国”的领土（不是日本的领土！）“非法”向皇军（日本丰台驻军是依法无据的）演习开枪的“大胆之徒”（其实有无真的射击枪声，也无法证实）。
不料中日双方正在进行交涉之时，日本所谓失踪的士兵已经找到了，但是日军仍然坚持，非要连夜进入宛平城搜查不可。而中国的守军认为夜深雨大，双方军队的情绪又紧张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实在不便让日军进城，以免爆发意外，何况失踪士兵已经归队，枪声问题又查不出个所以然，不如等到天明之后再加以处理。但是这时日军的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已在山海关得到消息，立刻下令联队长牟田口，要给中国军队一些“教训”，要叫中国军队知道，不能在中国的领土，对演习的日军“开枪”（只有日军可以在中国的领土开枪、炮轰任何他们要想攻击的目标）。既然一木清直的部队已经调出，牟田口大佐就有教训中国部队的打算。
中日双方交涉到七月八日凌晨四时左右，日本人实在也吵不出个结果，眼看天亮后大家就可以平静的解决歧见，但是日军部队已经在野外淋雨受冻了等候了半夜，假如就这样回到兵营，实在“下不了台”，因此日军的联队长牟田口就借口日军又遭到华军射击，下令一木清直的部队，向宛平城的中国驻军所在地进行射击泄愤，中国守军当然加以还击，虽然这只是双方没有作战目标的交火，但是却是在卢沟桥事变中，真正的互相射击“事件”，双方正确的枪战时间，是发生在七月八日的清晨五时左右。这时华军没有被吓倒，沉着地还击，日军的射击更完全没有讨到任何的便宜。
由于局势早已高度的紧绷，因此在卢沟桥附近的军事冲突一发，双方立刻都以加急电报分别向东京、南京报告请示。日本军部接到电报之后，立刻下令驻屯军司令部指挥丰台驻军，要日军在下列的基础下，就地解决此次的中、日军事冲突，一、日军务必控制永定河左岸阵地，二、设法解除中国军队在永定河左岸的武装。三、驻屯军可以调派部队增援卢沟桥前线。而这个指令正好和旅团长河边的意见相同，于是他立刻调动军队，赶往丰台支持牟田口联队，准备夺下卢沟桥、“踏平”宛平城，以教训中国人的无理。而日本的媒体，则把这个新闻，炒的火药味十足，认为事关日军威望与国体尊严，非要追究到底，给中国军队一个教训不可。
但是日军的确低估了守军的战斗意志，牟田口大佐以为只要日军全面动手，华军必败无疑，结果他没有等驻屯军的援兵到达，就在八日下午，率领丰台日军再攻宛平与附近阵地，但是遭到华军强烈抵抗，华军甚至出兵迂回攻击，造成日军伤亡惨重。日本根本没有办法拿下卢沟桥，当然也没有办法踏平宛平城。事情演变至此，当然造成旅团长河边的震怒，日本方面只有先和中国方面进行谈判，在七月八日的晚上，由张自忠与松井太久朗签订停火协议：一、中国军队撤出宛平。二、日本军队退回丰台。三、宛平改由中国的保安队（石友三部）接防。既然达成协议，整个事件看起来应该可以告一段落。
虽然交火的第一线已达成和解的协定，但是日本的军方却出现了强烈的求战期待，特别是关东军与朝鲜军的少壮派军官，已经演习入关支持作战很多次了，因此早就有意要展现自己的兵力，他们立刻自行发表公开声明，表明日本军队必须要好好地教训华军，并且誓为华北驻屯军的后盾，同时将请战与求战的强烈主张，回报东京。东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同样也是兴奋异常，自动停止休假下班，昼夜进行草拟日军在华北军事行动的计划。
而早已期待日本应该以果断的力量，打开华北僵局的日本舆论，在报导卢沟桥事变时，都以极其夸张的手法，报道中国军队竟然敢在“中国”的领土，骚扰日本皇军的“非法”演习，因此要求日本政府，必须要给中国狠狠的教训一番，叫中国懂得尊重日本。日本内阁立刻煞有介事地对这个事件，进行讨论，不过由于政府与军部内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意见仍然无法妥协，接着又传出驻屯军与二十九军达成解决协议，因此只有暂时作罢。日本内阁在九日宣布“不扩大”方针，只要求华军必须从卢沟桥撤退，不过参谋本部却开始研拟日军对华北的作战计划，以备军情变化的需要。
卢沟桥军事冲突的消息传到庐山，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交火的冲突，倒是相当严肃看待。虽然以目前的各种情报判断，这只是日军演习所产生的意外事件而已，背后应该没有特别的策划与预谋，但是他仍然认为，要特别小心局势的发展，因为他绝对不能再因判断错误，让北平重演九一八事变沈阳沦陷的悲剧了。
19.4 中国全体军民决心绝不退让
而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已经留下中日双方可能就此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不祥预感。隔天，虽然传来中日双方已在前线达成和解的协议，但是蒋介石却更为不放心，八日蒋拍发电报给在四川的何应钦，就他立刻设法完成四川整编工作，兼程赶回南京，准备调兵遣将的事宜。接着蒋介石又下令在庐山开会的西北军将领孙连仲，立刻下山，率领四个师的部队，进驻河北保定，以作宋哲元的后应。
蒋介石亲自拍电报给宋哲元指出：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日方将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用全力抗日，宁为玉碎，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以免遭敌各个击破，兄可将司令部移防保定，以免受到日军的包围。”
不过这次宋哲元根本不把蒋介石的指示，当成一回事办理。
同日在延安的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也立刻发出电报，支持南京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并且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南京，共商抗日的大计。这时中国各地的舆论，也是一片不能退让的抗日情绪。七月十日，蒋介石更进一步的对军令部下达指令，进行各种可能发展的参谋作业准备，以备局势急转直下，迎战日军。蒋介石同时也对各路的军政领袖们，发出“中央决心抗日，希望大家前往南京，准备共商抗日大计”的电文。而这个电文所得到“各路诸侯”的反应，是出奇的热烈。两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这样展现团结一致的对外作战立场。
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接到东京不扩大的交涉方针指示，双方最大的困难是，华军不能同意从卢沟桥撤退。七月九日，河边旅团的部队在卢沟桥附近集结完毕，完全不顾刚刚达成的停火协议，立刻对卢沟桥等阵地发动攻击，日军原希望能够展现一下皇军无敌的军威，但却仍然一样地遭到华军强力的反击，卢沟桥还是没有攻下，日军反而遭到华军的包抄攻击，损失了不少人马。
日本驻屯军只有改用谈判的方式，于七月十一日，中日双方又在会商解决办法，结果中国同意：一、对于事件表示遗憾，并且约束部下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卢沟桥附近阵地改由保安队接防。三、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在中日达成协议之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中将已经进入弥留，日本军部急派香月清司中将接任驻屯军司令官，当天启程赴任。同时在山东休假的宋哲元，在接到部署十万火急的电报催促之后，也才在同一天，离开山东老家，准备回北平处理对日本的交涉。
19.5 日本决定出兵华北
但是在东京，事情却有了急转直下的发展，七月十日午夜，东京参谋本部接到日本驻南京副武官大城户的最新情报，指出蒋介石已经开始调动部队北上，支持宋哲元，这个情报造成日本参谋本部担心驻屯军缺乏主帅控制大局，兵力可能不足，而会吃国民政府援军的大亏；而在此时关东军与朝鲜军更是不断发出“请战”的电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甚至派遣少壮派军官返回东京，陈述作战要求，并且表示，关东军已经主动开始集结部队待命，准备随时支持华北的驻屯军。
因此日本的参谋本部在面对海外驻军重大的压力，以及对于敌情调军必须有防卫的动作下，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终于被迫同意，在内阁会议中提出华北增兵方案。七月十一日，日本政府先举行五相会议，在陆相杉山元的保证，以及参谋本部的局部防卫前提下，正式决定出兵中国华北，并且下令日本进入动员，以支持日本在中国华北进行有限的军事行动，日内阁接着在下午三时，行礼如仪的通过“华北增兵方案”。
日本的内阁会议结束之后，紧接着在十一日下午四时，参谋本部与陆军省长官正式晋见日皇，请旨出兵华北。日皇裕仁在得到陆相杉山元的“保证”，假如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本最多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中国任何的反抗。同时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戴仁也保证，苏联绝对不会利用中日冲突的机会与袭击日本。这样裕仁就正式批准日本对华北进兵的圣旨，中日之间的历史决战，就这样无法回头而要开始了。
在日皇批准对华北增兵命令的新闻发布之后，原本饱受经济低迷与政治混乱打击的举国上下，全都进入疯狂亢奋的状态，他们认为日本再现帝国神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日本全国都出现热烈募款支持军费的活动，各个征兵站都是大排长龙，各种劳军团体与军眷后援会纷纷组织起来。日本人民普遍的认为，只要日军出击，中国必定屈膝，接下来将是日本可以任意宰割中国所有市场与资源的黄金时代了！
日本参谋本部接到御旨批准出兵的同日，立刻向关东军与朝鲜军下达临参命五七号、五八号，调动日本关东军的第一旅团，第十旅团，朝鲜军第二十师团，以及相关的战车、炮兵与飞行团，立刻多头齐发，进军中国华北，接受日本“支那驻屯军”的指挥，准备参与教训中国的作战。日本参谋本部同时对驻屯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颁布了日军在华北作战计划，“以打击中国第二十九军为目的，战事局限于平津地区”、“军事行动开始之时，速以武力膺惩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期应先将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西”。而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以及其属下的少壮派军官，更是直接与主动地对香月发出讯息，要求他能够把握机会，不负众望地给华军致命的一击，以实现华北分离的计划。他们保证会在战场与军部，全力支持驻屯军的任何强硬行动。因此香月在热烈地请战情绪影响之下，又刚走马上任，自然无法让大家失望，因此他立刻决定，要给华军强烈的教训，以加速推动“华北自治”。
19.6 宋哲元处置失当
而宋哲元在七月十一日才迟迟地回到任所，根本不理会蒋介石多封指示机宜的电报，更没有将司令部移防的准备（更为离奇的是，宋哲元根本不向南京报告所有情况，也不请示任何的机宜，完全独断专行，害得南京国民政府，无法掌握最新状况，所有消息要靠军统局电台的报告）。宋哲元当天立刻就直接前往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与香月直接接触。
香月在日本的援军尚未抵达之前，先与宋哲元进行缓兵之计的交涉，提出严厉的七条件，内容是要宋将任何“反日”的党政军力量，全部撤出河北，宋哲元竟然一口答应香月所有的要求。宋哲元认为只要二十九军让步，日本也就会伸手不打笑脸人，而得以“大事化小”。因此宋哲元在七月十五日，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卢沟桥问题只是小事一件，目前已经得到合理解决，并婉谢中国境内各方的支持二十九军备战的捐款。
宋哲元的逆来顺受，却引动日军更大的野心，香月清司在十七日派参谋通知宋哲元，要宋哲元一定要在十九日之前，以正式的文字协议，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十八日，宋哲元参加前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的丧礼，与香月见面，正式向日军道歉，并且下令张自忠与日本代表签订接受日方要求的协定。七月十九日夜晚，中、日终于双方达成撤军协议，约定双方军队将于七月二十二日，各自撤离军事冲突的交战前线，以缓和华北冲突的局面，二十九军并正式道歉。因此在七月十九日，宋哲元为此再一次发表声明，认为整个事件已经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希望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中日双方应该互信互谅、和平相处。
宋哲元回任之后，一再示弱的表现，的确令国民政府与中国人民大吃一惊。蒋介石特别感到不安，因为所有宋哲元的行动与交涉，一直没有片纸只字的回报南京；对于蒋介石之指示：“对于日本的要求，不可以轻易的让步，同时应将司令部迁移到保定，集结军队以备不测，”也根本不加理会。因为蒋介石已认为，在日本压力之下，任何表现善意的让步，任何没有实力备战为后盾的交涉，都会让日本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终于会诱使日军采取武力行动。
无奈宋哲元担心蒋介石会以抗日为名，将中央的力量，重新回到冀、察发展，因此宁愿向日本低头，以求自己能够继续成为南京与东京之间的缓冲。而宋似乎不了解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是崇拜强者、轻视弱者，因此宋哲元一再忍让与低头的表现，正好给香月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抗日英雄宋哲元，不过尔尔，因此香月已经决定，要在援军赶到之后，在河北给二十九军一个狠狠的教训，以报日军曾在喜峰口受挫之仇。
这时候，事情的发展逐渐接近失控的状态，宋哲元这一系列的表现，不但让全国人民感到失望与困惑，就连蒋介石也感到事态不妙。全国人心开始浮动不安，日军的行动更为大胆，因此蒋介石在庐山连日与政府军政首长以及社会的名流会商之后，于七月十七日，正式发表庐山谈话，宣布中央政府坚定的立场。
在庐山谈话里，蒋介石代表了所有的中国人，发表了决心迎战的心声：
“卢沟桥事件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此事件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蒋介石在谈话中清楚地指出，假如日军强行占领卢沟桥，必然会进一步进逼北平，而假如北平不保，日本接着当然会进犯南京，因此若是卢沟桥事变不得到妥善解决，那么中国将会面临最后关头的选择。但在和平尚未绝望前的一秒钟，中国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中日双方能够以外交方式解决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进而提出中央政府对于卢沟桥事变解决的最低四点原则：一、不能侵犯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政务委员会不能有任何不法的改变。三、政府任命的官员不得撤换。四、二十九军的防区不得变更。蒋介石指出，这是一个弱国最低条件的外交立场，希望日本能够设身处地的考虑，不要逼迫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要造成中日两国的世代仇恨，应该能够适可而止。
蒋介石一方面代表中央政府发表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立场声明，并且清楚指出，假如日本真的还要进一步的侵略中国，那么这就是迫使中国面临全面抗日的最后关头了。蒋介石仍然进一步的电告宋哲元，在进行谈判时，千万不要轻易地相信日本的援兵之计，同时蒋介石已经在南京开始与日本使馆进行直接的外交接触，但是日本使馆却明白表示，卢沟桥事变是地方事务，将由华北驻屯军与宋哲元进行直接的谈判，日本政府只是藉着外交管道，警告南京国民政府，不要煽动仇日的“爱国活动”。
不过在北平的宋哲元，对于蒋介石维护主权的庐山谈话，根本充耳不闻，还是完全的接受日本无理的要求，宋哲元还以为卢沟桥问题就此告一段落，因此他一方面下令二十九军依照协议撤军，并且拆除在北平备战的防御工事，此时宗哲元才将七月十一日的中日旧协议（不是最新十九日的城下之盟协议），电告南京，并且要求中央停止派孙连仲等部队北上，同时不接受中央提供的备战军火。
蒋介石在七月二十日赶回南京，接到宋哲元过时的报告，为了避免在大敌当前，出现中央与华北当局的不和，只有勉强同意宋的协议报告，但是希望宋哲元能在协议上，为中国争取到更多的人事自主权。蒋介石一方面星夜派遣与宋哲元熟识的戈定远、熊斌北上，亲自向宋解释中央抗日的决心与立场，希望他能够加以配合。
就在宋哲元完全向日本压力屈服的第二天，日本在丰台的皇军，不但不按照协议撤军，反而对宛平的中国守军，发动军事突击，以密集的重炮，猛轰卢沟桥与长辛店的中国守军阵地，华军团长吉星文受伤。同时日本的内阁受到宋哲元示弱的鼓励，以及认为这是南京与华北之间的立场对立，因此计划从日本国内出兵，增派三个师团部队，直接增援华北，以对宋哲元的部队，进行猛烈的打击，并且乘机完成华北自治的计划。
虽然来自南京与东京的消息，都对宋哲元的做法，产生了极大的否定讯息，但是宗哲元仍然坚持自己对日本让步的做法。七月二十二日，宋哲元下令第二十九军各部，仍然要依照协议撤军，但是日军却根本毫无移防的迹象，反而是大军源源不绝的从关外以及朝鲜等地，进入平津地区。局势已经非常的明显，日军在平津一带开始形成合围的优势兵力。对香月而言，这是一个全面重击二十九军，彻底解决华北自治问题的最佳时机，但是宋哲元却拒绝面对事实与危机，仍然相信日本人会遵守协议，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
19.7 日军决定攻占平津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朝鲜军增援的先遣部队，已经到达北平南郊的廊房，这是平津之间的交通要地，日军不顾一切的进犯廊坊车站，引起守军的反击，双方的部队再次爆发新的战斗，中国守军不敌，因此被迫撤退。宋哲元这才发现大事不好，紧急下令二十九军备战（又是仓皇应战，事前根本没有完整与全套的作战参谋作业）。而当天夜间，日军准备派遣部队混入北平城内，做为接战时的内应，但是被守军发现，于是设下圈套，先让日军进城，然后在半途加以围歼，这就是令日军颜面无光的“广安门事件”。
香月闻讯之后大怒，此时东京军部电报指示，日本援军已到，驻屯军可以掌握战机动用武力。香月于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对宋哲元发出限两天内自动撤离北平驻军的“最后通牒”，宋哲元接到日军最后通牒之后，这时才如梦初醒的发现，华军已经陷入战争的危机当中。于是宋一方面严拒日本的要求，发出自卫抗日的通电，一方面加速调兵布防，并且要求中央紧急军事援助。七月二十七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临参命第六十五号，正式调动日本第五、六、十等三个师团，直接由日本本土增援华北。于是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既然已经重兵在握，当然把握机会，下令日军开始对北平与天津，发动正式攻击。
这时候宋哲元的兵马调动，可以说是已经太迟了。七月二十八日，准备驰援防卫北平的二十九军部队，于行军途中，在北平近郊的南苑，突然遭到日军陆空夹击，二十九军在来不及散开布防之下，死伤惨重，副军长佟麟阁，以及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同日阵亡。宋哲元这才发现，二十九军这些年来，没有积极的提升总体的战力，只坐享割据一方的利益，而日军战力已经更有进步，因此二十九军在与日军正面作战之时，已经无复当年之勇，因此军心大乱。
虽然南京电令宋哲元应在平津重镇，力战却敌，但是宋哲元发现，自己的部队已经遭到日军多面包围，战力不足，在接到香月敦劝宋退出北平，以免古都遭到兵灾的电报之后，宋哲元只有匆促地进行安排，由张自忠代理其冀察政务委员会职责，于七月二十九日夜晚，率军连夜奔逃。但撤离北平如此重大的决定，宋哲元事前事后，连一封电报都没有报告南京。日军当晚进入北平，蒋介石是收听日本广播，才知道北平沦陷，宋哲元已经不战、不告而走了。
二十九日的当天，驻天津的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联合天津的警卫部队，对天津的日本租界与机场车站，发动攻击，进展相当顺利，攻克多处阵地，直逼日本在天津租界中心的海光寺，而此时部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也枪杀日本的警卫队，以及俘虏伪政府汉奸主席殷汝耕，向二十九军起义投诚。不料宋哲元已经仓皇逃走，起义的部队找不到接应的华军，结果被日军追击而溃散，殷汝耕才得以脱逃。
而在天津战场，华军居于优势，因此遭到日军空军猛烈的轰炸，南开大学等地因此被毁，而此时日本从本土调动的增援部队，刚好开始到达天津的外港大沽，因此立刻向天津华军发动攻势。由于天津守军听说宋哲元已经逃跑，北平也同时沦陷，当然也就从天津撤退，因此在七月三十日，日军就占领了天津，自此平、津就完全陷入日军的手中了。
宋哲元（昔日的“抗日英雄”）及所率之二十九军，与经营多年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就从此正式的走入历史。日军新集结之重兵，对宛平与卢沟桥发动全面攻击，才也在同一天攻下了这个造成中日双方大战的历史地点。至此日军已经基本完成全面控制永定河以西的作战目标，并且攻占了中国最为重要的北平、天津两大城市，日本当然是举国同欢。日军根本在没用多少力气的状况下，就有此战果，也发觉二十九军的战力不过如此而已，“三月亡华”的说法恐怕还是太高估华军的实力了。因此不扩大派的论点，立刻被压制，日本认为在华北的军事胜利既是唾手而得，何不乘胜追击，多强迫中国让步，反正华军是不堪一击，日本仍然会有足够的能力来对付苏联可能的威胁。
19.8 卢沟桥事变引爆中日全面战争
就历史事件的顺序性而言，卢沟桥事变的确是中日之间全面大战的开始时刻，但是检讨卢沟桥事变，却发现这不是日军计划中的一个战略攻击行动，而是一个军事意外，由于中日双方已经在历史决战关头徘徊多时，最终因为前方军事负责人，没有完全掌握状况（一人重病，一人休假），而使得卢沟桥事变由小变大，最终失去控制。
而形成这场历史大决战的起因，当然是日军在华北的野心与企图，已经形成一个随时可以引爆的火药库。但是假如当时宋哲元不是抗拒南京蒋介石的指示，一味地对日低头示弱，让日本低估中国的抵抗决心，以及认为中央与华北之间有了可以利用的裂痕，造成日本扩大派的主张占到上风，那么卢沟桥事变是否会演变成为中日全面大战的起点，还是一个可能的疑问。
假如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不是正在权力交接的空档，而让部属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多次的企图攻下卢沟桥，好展现自己统帅日军的武力与军威，但是却一再的受挫，因此迫使驻屯军与关东军的求战声浪升高，那么整个的大局，也许可以不至于因为卢沟桥事变的“小小冲突”，而立刻的急转直下成为华北全面战争。事实上，过去中日双方在平津一带，已经发生过几次比卢沟桥事变还要严重的冲突（两次丰台事件、大沽事件），但是都没有引爆中日双方的决战，但是这次的“微小事件”却造成中日的历史决战，这也许就是历史所安排的命运？
事实上，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变之后，下令立刻驰援与备战，原是为了展现华军的实力与决心，而能让日本有所自我约束的警觉，了解中国不可能再退让，并非决定就为此事变派兵，而与日本进行决战。因为当时国共合作的谈判，还没有达成结论，整编六十师部队计划，才完成二十师而已，空军也没有达成作战的编组，西南战略基地的整理与建设才刚刚开始进行规划。
因此按照蒋介石的战略设计是，中日之间尽量维持不正面决裂，而让日苏之间的矛盾先行破裂，假如中日之间的决战真的无可避免，最少也要拖到一九三八年底，最好是到一九四年之后再展开。但是蒋介石派军北上的动作，却让宋哲元大大的误会了，（这当然是张学良事件的后遗症之一，蒋介石担心宋哲元误会中央乘机派兵收权，还特别派同是西北军的孙连仲、庞炳勋部队进入河北），造成日本判断，冀察政务委员与南京政策不合，因此大胆的对平津动手。
蒋介石在七月十日，特别要求英国大使许阁森与伦敦联络，希望英国能够调停中日之间的冲突，同时电令正在英访问的特使孔祥熙，进行外交试探，但是英国却在绥靖主义的影响下，有心无力。接着蒋介石又分别向美国、德国、法国大使表白中国希望和平的立场，但是这些国家也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危机的紧迫性，甚至有些西方国家还希望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可以减缓他们在东南亚与太平洋所受到的日军压力。因此，国际社会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发展，完全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看看中国究竟能够抵抗日本多久。日本当然是有机会充分了解国民政府之“求和不避战”的立场，但是日本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动手解决华北的时机。
平津既然沦陷，举国震动，蒋介石在七月三十一日，发表全军将士的抗战声明，并且在内部高层会议之中，蒋介石极力为宋哲元违背中央指示，擅自撤离北平的做法辩护，认为目前是团结抗日的时刻，只要宋哲元继续拥护中央抗日，没有必要再追究责任，当天蒋介石下令财政部立刻拨款给二十九军的后勤所需（当时地方军的财务是独立的，宋哲元不战而丢掉平津，财源尽失，军队衣食立刻发生问题），并且在随后发表的华北战斗序列之中，任命宋哲元为第二集团军司令，负责津浦线的防务，并将二十九军扩充为三个军的编制。
事实上，日本方面的不扩大派，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也曾试图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刚开始传回国内之时，首相近卫文末、海相米内光政大将，外相广田都认为，这可能是陆军所蓄意制造的事端（这次到是冤枉了日本陆军），但是日本政府在发现宋哲元一味退让，以及日本海外驻军一再地请战之后，才认为不妨利用这个机会，从中国身上多捞一些利益，以转移国内的经济与政治的压力。
但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却清楚地看出，中国很可能已经退无可退了，日本若要再进逼一步，中国必然会决死抵抗，而把日本陷入战争泥沼之中，苏联将会渔翁得利，更容易击败日本。因此石原曾经要求广田外相，甚至是近卫首相，亲自前往中国，进行和平访问，此举曾经得到政坛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同意，但是遭到军部强烈的反对。石原甚至直接用无线电与驻屯军的联队长牟田口大佐通话，要求驻屯军撤离丰台，避免与华军在卢沟桥继续产生冲突，当然石原的这个要求，引起驻屯军少壮派军官强烈的抗议。石原把动员国内部队前往华北的命令也搁置了将近十天，但是最后日本受到宋哲元一再退让的刺激，于是举国狂热，民气沸腾，认为中国既然示弱，实在是大好时机（哪有现成的便宜都不捡的道理？），因而终于进行攻占平、津的军事行动，石原接着就被调职了。
其实日军攻占平、津后，日本内阁曾经要想就此逼中国签下城下之盟，将永定河与海河与长城之间的地区，化为中立地区（按照日本的解释，中立者，就是中国不得干预，日本可以操纵）、要求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国民政府撤出在冀察的所有机关、禁止全中国所有反日的活动、中日签订防共协定、对日本开放中国市场。这些条件，在八月十日由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向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长的高宗武提出，但是这种丧权辱国的条件，当然是不可能被国民政府所接受的。
蒋介石终于决定，这是国民政府决心抗日的最后关头，因此下令华军，积极准备在华北与日军决战。但是在上海爆发中日虹桥机场的军事冲突之后，日本海军开始大量在上海集结，因此蒋介石决定将全面抗日战争的主力战，移转到上海。八月十三日，日军在上海发动攻势，十四日蒋介石发表抗战自卫声明，十五日，日本宣布全国动员，成立作战最高司令部大本营，并且下令成立华北方面军与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中日的历史决战，就此全面地展开。
19.9 七七事变的检讨
我们了解卢沟桥事变所引爆的中日历史决战，与当夜第一枪的历史真相，以及志村菊次郎的失踪复返，并无真正或必然的关联。整个卢沟桥事件的真相是，事前既非日军故意设计，而在事后也没有立刻引爆全面的冲突。中日双方最高阶层对于这个事件一开始的反应，其实是比较倾向“不扩大”的立场。这个小小的事变之所以会扩大，主要原因是日军的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与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硬要藉这个题目，扩大事变以拉高自己的威望，而当时驻屯军的代理长官参谋长桥本群又压不住现场状况，造成中、日虽然达成解决的协议，很快的又被推翻，冲突越来越多，事情越闹越大，日本的舆情更是出现狂热的求战情绪。
这时候，不但是关东军与朝鲜军的将校们，全部主张强硬对付中国，连日本的舆情，也是高喊日本必须拿出行动，惩罚中国的“无礼”，驻屯军的部属更是已经杀机已露，难以约束，人人都想利用这个机会立功，所以新任的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在强烈的行动企盼压力下，几乎是别无选择的要籍机立威。而唯恐天下不乱的日本海外驻军将校们，更是拉帮结派的对东京进行请战的压力，日本的舆论同样的推波助澜求战，整个问题才急转直下的扩大成为无法控制的战争。
虽然在事件刚刚开始之时，日本的不扩大派还是占到上风，但是在派遣驻屯军司令官新任人选时，竟然让在“二二六事变”中，扮演要角的香月清司出任。香月本人原是倾向不扩大派的正统日军将领，但是他又想利用这个复出的机会，大干一场，才能更有前途，这和关东军与朝鲜军将校想要惹事生非才能建立功业的立场是一致的。香月清司在眼看宋哲元一再地示弱求和，中央军的支持无法投入河北，于是决定动手。而宋哲元的犹疑态度与示弱的表现，加上与南京不同步的立场，都使得日军认为，这是打击中国华北的良机。
总之，七七事变之所以最后发展成为中日历史大决战的第一枪，真正的关键时刻，不是七月七日当天晚上的事故，而是在七月十一日所发生的一连串变化。因为在十一日的当天，日皇正式下令派遣大批日军进入河北增援，香月清司也在同日接任驻屯军司令官。也在这一天，中方的宋哲元，抱着一种不完全信任南京，亦不打算与蒋介石指示合作的态度，消假上班，宋并且擅作决定，以逆来顺受的态度向日本压力低头。这三个同在七月十一日所发生的事件，决定了卢沟桥事变最终发展成为华北事变，然后进一步发展成为中日之间的历史大决战。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就不可能悬崖勒马、就地化解中日之间的冲突了。
从卢沟桥事变的小意外事件，而逐步扩大成为平津陷落的华北事变，这些年来，身为华北军政最高领袖的宋哲元要付相当的责任。因为他没有进行全面与周详的作战准备，在日军的攻击下，就让平津重镇轻易的沦陷。有了九一八事变与热河、内蒙沦陷的教训，以及长达三年的准备时间，宋哲元居然没有一套完整的建军备战之抗日方略，也没有周延的防卫平津之参谋作业，以及全面抗日的作战计划，真是令人感到不解。
而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宋哲元擅自违背南京之“要抵抗”命令，以及阻挡支持的军力，最后更是擅自决定不战不告而退，其实在历史的意义上，他才是真正的奉命抵抗，却自行退却的“不抵抗”将军。不过这时中国需要抗日英雄的形象，因此也就没有人追究宋哲元不抵抗的责任了。比起张学良因奉命不抵抗，而让他为之遗憾终生，宋哲元实在是幸运太多了。不过从此宋哲元也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可观的重大战功，两年后就因病去世。幸而其它的二十九军将领，很快就恢复战力，象张自忠的以身殉国，刘汝明的奋战不懈，还有冯治安也是一位很出力作战的将领。
七七事变既演变为华北事变，蒋介石已是退无可退，只有率领中国走上抗战之路。这时的局势是，国际社会袖手旁观，日军侵略凶性大发，中国各路诸侯积极请战，沸腾的民意更是要求抗日，蒋介石于是断然决定，中国已经无法再对日本退让，假如日军一定要继续的侵略中国，她就只有提前与日本决战。但当时的中国，实在是真的没有准备好而能与日本决战，但是历史的命运已经逼得她没有其它的选择。卢沟桥不确定的枪声，以及误以为失踪的日本士兵，就成为引导中、日两国进入了历史大决战的借口。
虽然中日战争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全面地展开，但是中国对日本，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才正式宣战。整个中日战争的政治决定流程如下：国民政府是到了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的最高国防会议上，才决定全面对日作战，蒋介石于八月十四日宣布中国自卫抗战声明。日本政府是到了八月十五日，决定设立大本营、进行全国动员、正式组织进攻中国华北与华东的战斗序列，这样中日两国才算是全面的开打。
当时，中日双方都没有正式进行法定的宣战程序，这时双方均认为，若是中日正式宣战，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出售作战物资的法律运作的问题，同时一旦停战，还要签订正式的合约。中国没有打胜的把握，不能签下任何割地赔款的合约，日本也不敢公然的独占中国利益，而引起国际的反弹，所以中日的正式法定交战状态，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四年又五个月，经历过了几千场的战斗之后，才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由中国政府以法定的程序，正式向日本宣战。
但是历史没有忘记，中日全面战争正式的引爆点是卢沟桥。虽然在七月七日的当天，中日双方既无正式的交火，也没有人员的死伤，但是整个中日战争，仍然是从七七延伸而来，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应记得为什么这是中国全面抗日开始的纪念日！
附注：
[1] 当时中国百姓就是这样的激动，大家实在受够了日本人的侵略，只要能够出一口气，中国人就想要和日本人拼命，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有“生聚教训”的深谋远虑。
[2] 石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总设计师，可以说是日本当时最有远见的战略家。
[3] 最得日皇宠信的陆军大臣，扬言三月亡华，最后却无法解决中国事变，导致日本战败，他因为担心受到战后审判，日本投降后畏罪自杀。
[4] 吉星文团的建制乃属何基沣旅，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的师长是冯治安。
[5] 并没有日军遭到击伤或是受到实弹射击，只是好像“听到”实弹的枪声而已！
第二十章、中日全面战争的战力解析
中日战争可以说是是一场典型“跨越时代”的遭遇战，其主要的关键，不仅在于双方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异，更在于总体国力，举凡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上的差别。当时的日本，已是一个工业化的军事强国，无论是社会组织与国民观念，都已能适应现代化的总体作战。但是当时的中国，却仍在落后与农业化生产的社会结构之下，因此难以发挥总体作战的能力。同时日本对外的作战力量是团结一致的，中国则有着国、共对立以及各地山头的分裂问题。
所以，在讨论中日双方的有形战力对比，虽然可以作出数量化的分析，但是由于其中结构的不同，很难单凭数量化的对比，而得知其中真正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各国的军事专家，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能力的评估，与事实的表现，会有非常重大落差的原因所在。只有透过中国军民所付出的血、泪、牺牲，才能发现真正事实的层面。
20.1 中日双方总体国力的比较
当时，日本已是二十世纪的军事强国，有着健全的工业化生产基础，陆海空军队所使用的先进武器，全部是由自己设计与生产的，日军又有先进以及完整的军事组织体系与半世纪以上的征兵制度，因之日本的军力，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是现代化的作战结构。而中国还是处在十九世纪的落后国家，主要的军事观念还是来自一批前清遗老的领导人物，仍然以复杂的个人关系作为运作的基础，率领一支近乎文盲的军队，刚刚开始知道运用买来的一些二手军火，国家既没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来支持战争的后勤需要，就连征兵制度以及全民动员的总体战，还是完全在摸索的阶段。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入侵中国东北的领土起，中日双方就处在不断地对立与危机之中，其中也经过几次局部与激烈的战火冲突，但是中日双方一直没有正式的宣战，中国在近五年又十个月的折冲与忍让下，被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一半的内蒙古，三分之一的河北省，五千多万的中国人成为亡国奴。日本在中国的境内，事实上取得全部帝国主义宗主国为所欲为的特权，但是日本对于自己能否取得对抗苏联及与美国决战的战略优势，仍然充满着不确定，因此对华的侵略也就逐步地越陷越深，终于在卢沟桥事变的冲突中失控，迫使中国选择了最后关头的全面抗日作战。
中日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接近六千亿美元的财产以及无数的文物遭到日军的摧毁与劫掠。
以战争规模而言，这场决战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与最为惨烈的战争，虽然最后中国终于与盟国一起战胜了日本，可是结局却是最为奇怪的悲剧：日本这个侵略者、战败国不但能够全身而退，不负责一文钱的赔偿责任，甚至能够保有它所侵略的琉球群岛[1]。为全世界的正义、和平牺牲最大的中国，除了得到了一个战胜国的头衔外，只有无数军民的死伤，及社会与家族累积数世纪的基础完全被侵略者的战火消耗殆尽；虽在名义上成为创立联合国的四强，但是却丢掉了外蒙古二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加上将东北的交通动脉、港口无偿给苏联使用[2]。
在中日两国正式全面开战时，日本全面现代化已经有半世纪以上的基础，日本帝国在当时是全球最强的陆军与海军国之一，它又拥有堪称世界一流水准的工业基础，能够大量生产及自己研发最为先进的陆海空军武器。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日本近乎全民皆兵的总体战争体制，日本全国最为优秀的年轻人，都以参军为荣，军队体制完整，军官与士兵的训练与素质都有很高的水准，因此日军的战斗力，单以陆军野战师的有形兵力、火力相比，中国陆军（当然是与整编后的中央军）与日军需要三比一才能平衡。
但是事实上，就连中央军完成整编的二十个师的陆军部队中，大部分的德式装备也没有运到，若是以中国地方诸侯军队的兵力与火力作为比较，华军对日军需要五比一，甚至是八比一，才能达到战力平衡。如果加上日海、空军、战车与毒气的联合作战，日军更是占到绝对的优势[3]。
而反观中国，就算在开战之时，全国还不能算是达到真正的统一，将近一半地区，还是维持半独立的状态，现代化的工业只在沿海商港零星的出现，国内连主要地区的道路交通，都没有完成，除了陆军使用的轻兵器与弹药可以自行生产（其实数量不足，质量也很差），陆军重武器与海、空军的主要作战装备，还是全靠进口，不但经常是有钱买不到货，而且最多也只能买到别国淘汰的二手货而已。
军队战力低落的最为主要问题，还不在火力装备的不足。当时的中国饱经军阀割据的战乱，中国人民普遍看轻军人地位，当兵是走投无路的暂时选择，一有另外的机会，还是离开部队，军官的素质也是一样的低落，根本没有现代化科技的常识，不会运用现代化的作战方式（当然有少数的例外，中央军校即是一例，后来的知识青年从军又是一例），而中国部队之间的所有无线电通讯，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日军都能监听与解破，更是造成中日战争中，华军在战场上失利的重大原因。
但是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政府不能立刻抗日，一向是“动口又动手”的，不过自己却少有参军的，造成爱国青年与文人，打中国政府内行，打日本兵罕见的局面。直到知识青年从军的运动兴起之后，中国的抗日精神，才真正突破了这个扭曲的结构。在军事专家的眼中，中国的部队有如拿着破旧武器的“苦力”，是自卫队与民团的形态，根本还不懂得现代化正规作战的战术。中国军队最大的问题是，将、校缺乏战略与战术的兵学修养，军队缺乏强大攻坚的火力，更没有高效率的后勤系统支持。当然中国也没有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与现代化的社会动员结构，可以支持全面的战争。这些就是国际战略专家，根本不看好中国作战的原因了。
20.2 双方军力的对比
就双方军力的比较而言，日本的陆军常备兵力为十七个师团，三个航空司令部，以及炮兵、骑兵、战车、化学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三十八万，但是拥有四百万服过兵役，可以直接动员参战的后备部队。当时日军的师团，兵力编组上，相当于我国的军，最高指挥官是中将；日本的旅团，相当我国的师，最高指挥官是少将编阶；日本的联队，相当我国的旅，最高指挥官是上校编阶。日本“军”的编组，弹性极大，兵力比中国的集团军还要大。
当时中国的陆军部队共有一百八十三个师，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为一百八十万人，但是这些部队的编组、装备、训练，可以说是“八国联军”还要复杂与混乱。真正经过整编的部队，只有二十个师（同时多数的进口武器还没有到手），同时华军根本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部队，征兵制度也才刚刚开始在部分地区试办，因此当时中国的人口虽多，但是能够征用的兵员却相当的缺乏，素质更低（单是体检就有一半以上不及格），因此部队的实际人数，比编制上的规定要少许多，当时叫做“空名”。
在陆军战力中，日军拥有训练严格有素的军士官兵，以及重炮火力、加上战车、灵活的通讯设备以及大杀伤力的化学武器，并有良好的海空火力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日军对于中国的情报搜集，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与完整，后勤与兵力补充非常的具有效率（日军甚至拥有中国内地详细与精确的地图，但是华军却有时连粗略的地图都没有）。反观中国陆军部队在战场作战时，最为缺乏的是攻坚的重炮、反战车（坦克）武器及步兵用的轻重支持火力，此外中国军队的通讯与保密均差，后勤、医疗（几乎完全没有医疗可言）与兵力补充系统，可以说是乱无章法。
在海军而言，日本拥有完全自行设计与生产的世界一流的海军武力，日本有全球首屈一指的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完整的舰队，共有二八五艘大型的军舰，海军总吨位为一千四百万吨。而中国只有能够在内河与沿岸活动、小型、陈旧的舰艇五七艘，五万九千吨。因此以海军的战力而言，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是连正面交火的能力都不具备，只能进行偷袭、爆破以及施放水雷作战。
就空军而言，日本拥有自己设计与生产的各式空军飞机，其中属于陆军的航空部队有三十个联队，一二八个中队，一四四三架战机。属于海军的飞机共有七三架，部署在航空母舰上。而中国只有购买二手与拼装的各国不同型的飞机三五架，分成三十二个中队，更不要提中国的训练与后勤支持，在系统、经费与训练上的复杂与落后了。
因此根据当时协助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估计，假如中日双方一旦进行全面战争，中国的海军在一星期之内就失去战力，中国的空军可以支持一个多月，中国的陆军最多可以维持六个月，而中国的军火后勤生产量，也最多能够支持六个月的战争耗损[4]。最糟的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与军火生产中心，只有点的分布，而且大都在日军第一波攻击距离之内。所以西方军事专家的观点看来，日军只要在会战的战场上，歼灭中国几个精锐的集团军，再占领以及摧毁中国的军火工业生产地，中国实在就无法再打下去了。
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了轴心协定，至少在外交上，有欧洲强国的呼应。虽然苏联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潜在敌人，日、美的关系也存在着矛盾，但是在当时，国际社会是以绥靖主义为外交主流，因此日本可以无视国联的呼吁与九国公约（Nine-Power Treaty）的要求，任意地侵略中国，而不至于担心自己受到外交与经济的孤立。而在当时，除了苏联要利用国民政府来消耗日本战力，因此决定给与中国一些实质的战争后勤支持之外（还是在国民政府容共之后才开始），德国是考虑到蒋介石剿共的政策，以及防止蒋介石倒向苏联，因此是中国最大武器供应国（但是关键的三十个整编师、全德式武器的交易，并未成功），并且允许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拟定战略，而美国、英国都只愿意和中国进行一些武器的交易，并不愿意直接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
除了这些国家不愿与日本爆发战争之外，另外的原因，就是根据国际战略专家的分析，中日之战，日本将居于绝对的优势，中日战争的时间单位将是以月来计算，因此任何对华的实质军事援助，在时间上都来不及发挥功效，而只会平白的得罪日本而已5。当时西方国家的评估是，中日全面战争一旦爆发，最快一个月，最慢六个月，中国就会失去一切的作战能力，而向日本无条件投降。因此“三月亡华”论，并非日本强硬派军方一厢情愿的夸大说法而已，而是有科学分析、实际数据来支持的专家共识。
20.3 中国民族主义所激发的潜能
不过，这些“科学”与“数量”的作战能力对比，是没有办法了解中国民族主义所产生的那种死里求生的牺牲精神。
中国人所承受日本的欺凌与侵略已经够多了，中国人有着宁愿战死，也不愿屈服的共识与决心。虽然中国军队在训练、装备与后勤方面，的确不是日军的对手，但是中国军民在维护国家民族生存与尊严的自卫作战中，所表现出来优秀的潜能，的确改变了许多战前的预估，中国能够在日军绝对优势火力与战力下，遭受到近乎无法计算的死伤与打击，却竟然能够坚韧不拔、支撑下去，甚至能多次反击而让日军遭到重创，因而的确一而在、再而三地改变日军大本营对于侵华战争预估，以及让西方军事专家感到震惊甚至是尊敬。中国能够孤军与日进行长达四年又五个月的全面战争，让日本无法解决中国事变，这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胜利，当然也是中国人民数不尽的牺牲所换来的成果。
事实上，日本将卢沟桥事件扩大为华北事变之时，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会是中日之间历史大决战的开始。当时日本的参谋本部坚决认为，日本的世仇大敌绝对是苏联，而日苏之间的历史决战随时可能展开；其次是日、美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升高到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因此日本应该尽量减少在华的军事行动，但是为了扩大与苏联决战的战略纵深，日军最多可以考虑攻占中国的内蒙与华北。就可立刻设法结束中国事变，而全力为与美、苏的决战准备。但是来自陆军省的看法是，日军在华北，最多只要经过一场或是几场主力决战，它就可以迫使中国放弃抵抗意志，而任日本予取予求。当时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如下：最好的情况是在日军攻占平津之后，中国就被迫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让冀、察特殊化，日本就顺势攻占内蒙，控制华北。不然日军可在黄河以北，捕捉并歼灭华军的主力兵团，顺带攻占内蒙古，中国也必然屈服。最坏的打算是，主力仍在华北决战，但是另外派兵直接攻击长江三角洲，拿下中国的工业、金融与政治中心（上海、南京），那么中国绝对会投降的。但是日本绝对没有想到，他就是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海岸线，又深入攻占通往四川的外围，中国仍然不放弃作战的意志。
20.4 战略上由中国主导全局
而在中国方面，若是从战略准备的角度而言，是真的不愿因为卢沟桥事变的冲突，而提前展开与日本的历史决战，但是在政治与民心而言，卢沟桥事变一旦被日本扩大为华北事变之后，就已经突破了中国抗日最后关头的底线，迫使中国不得不就此进行全面抗战了。
蒋介石深知中日之战，原本是全球大战的一部分，中国此时与日本作战，成为日苏与日美之间的战争的序战，所以拟定了非常悲壮的长期抗战方针，准备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焦土战略，这个空间就是中国人的领土与生命，这个时间就是世界大战的来临。中国在作出重大牺牲之后，将会成为全球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如此她必能因此一战而洗雪百年国耻，解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成为对全球最有贡献的国家之一。
但是这种战而不决，与败而不降的战略运用，必然是经历率战屡败的重大的损失，以及严重的失败与挫折。中国既不能在战斗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又不能以完全牺牲的悲壮方式，在战场上拼光所有的抵抗能力，而是要应付不断的失败，仍设法保留抗日的力量，继续在一连串失败中苦撑下去。要想坚持去执行这种屡败屡战的战略，可以说是对中国领袖之领导能力，以及民族决心最大的考验了。
当时在中国的各路诸侯与人民，尚未对蒋介石领导能力有完全的信心之前，蒋必须先硬碰硬地与日决战，以重大的牺牲，打出民心士气的支持，然后在不断地回避决战，让日军逐渐陷入中国广大的战略空间之中。等到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发生变化，大家了解日本侵略的最后目标，不仅是中国，而是全世界，那么中国就可以与全球反法西斯的国家联合，对日本进行反攻了。
中日长达八年的全面战争中，在战场上，日本几乎是占到战术的绝对优势，在大多数的战斗之中，日军都能以寡击众、发挥凌厉的攻势，因为日军不但拥有素质佳与火力强的陆军部队，并且有海空军绝对优势武器的支持（这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协同多军种与武器的立体作战），日军还随时会使用国际社会禁止的化学武器攻击华军。同时以战场作战的表现而言，日军是相当的勇敢与残忍，不过相对地也呆板与缺乏变化，日军在居于优势与陷入绝望地玉碎表现，经常有超水准的演出。
虽然日本拥有战术的绝对优势，但是在战略的层面，确是中国在主导全局，日本只是不断在被迫跟进。由于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国抗日的民族主义精神，华军可以做到虽然不断失败，但是仍然不屈不挠的抵抗下去。结果造成日本欲进却无法最终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与意志，欲退又无法从中国战场的空间自拔，日本眼看自身一寸寸陷入了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与面临国力耗竭的危机，因此最终被迫孤注一掷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导致它最后战败亡国的下场。
20.5 中、日领导层面的评比
在形式上，裕仁是身兼“大元帅”的日本最高军政领导人，但是实际上，政府的大政方针，却是由有如“走马灯式”的不同军政势力所支配，裕仁日皇只是在外表上，拥有近乎神格的地位与权威，皇军所有一切的作战意志，都是以效忠这位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为中心的。
不过裕仁并没有真正指导国家与指挥军队雄才大略的天赋与能力（这和希特勒、斯大林直接指挥与掌控战局的情形完全的不同），他多半只是被动的处理来自军部、政府与元老、皇族之间的妥协意见，虽然裕仁对于军部，特别是少壮派军人的一些跋扈犯上的作为，也感到震惊与不满，但是基本上，在整个中日战争之中，裕仁曾经是相当热心支持日军侵略与扩张的政策。
裕仁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对于日军不断侵略中国的辉煌战绩，表现出相当的兴奋与关心，他对于日本整个侵略决策的过程，并非是处在不知情或是无可奈何的状态，而是相当积极主动参与决策，偶尔也会有作战的重点提示。只是作为日皇，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动提出政策方针，多半是接纳下属的共同意见而已。
而日本的基本战略演变，基本上是操纵在扩大派的军官手中，他们的侵略，煽动了日本的民气，可是他们始终被自己的短视眼光（“见木不见林”）所限制，而一步步被中国所设计之战略格局发展所左右。这是日本三千年历史中唯一一次的对外大扩张，竟然没有真正的远大方略，也没有真正的强势领导核心，所有涉及和、战的根本大政方针，都在激进与犹豫交替的状况下，作出无远略、无持续性的抉择，最后当然只有落得惨败的下场了。
而在中国方面，当时整个的国家与社会，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落后状态，并无一套支持现代化战争运作的制度存在，来完成这个全民族历史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国从大本营的指挥系统，到补充兵力的征兵制度，都刚在草创与适应的阶段，更别提支持战争最为重要的工业与军需生产力的落后了。
不过在领导的运作上，中国却有蒋介石作为抗日的领导中心与权威。因为纵使到了全面抗战的时刻，中国所有的军政力量，仍然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也没有妥善划一的制度，只有蒋介石成为团结抗日运作的中心，协调一切内外的势力，制定各种应对的策略，可以说他也是边学边用边调整。因此在分析中国抗战史之时，就很难以一般的方法来看这场跨越时代的中日历史决战，本质上，日本是站在已经现代化社会的阶段，但是中国才刚刚准备开始现代化而已，两个对决的国家，完全处在不同的时代与环境之下。
从领导的层面分析，假如当时没有蒋介石的领导，中国几乎就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长期抗日，而很可能最多沦为游击与流亡政府，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争取到领土全面的光复，以及联合国四强的地位（当时国际强权曾计划，将东北四省以及台湾列为“国际托管地”）。在没有完整制度的运作之下，蒋介石个人的优缺点，以及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都造成抗日战争历史的复杂性。蒋介石作为抗日战争的关键领导人物，其主要的历史地位，并非单纯指挥前线的军事作战（犹如大战时的英、美、苏以及德、日等国的将领们一样），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要设法领导这个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化生产与社会结构尚未奠定基础的中国，单独地对抗已整军经武，蓄意侵略中国长达半世纪以上的日本强权。
根据历史的事实显示，蒋介石至少在个人方面，是一位相当有胆量的军人，他曾经多次亲身前往战事非常激烈的战场视察，几度遭到近乎丧失生命的近身攻击，但是蒋介石从来不曾对于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显露出任何犹豫与畏怯。在掌握整个战争的最高战略原则上，蒋介石也能大体的不失原则。至于在一些重要战场的指挥上，蒋并非杰出的指挥官，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直接”干预前线战场部队调动的问题，蒋介石也缺乏历史上名将所拥有的特殊军事直觉与指挥的天分，所以少有惊人的战场军事才华表现。当然有些军事布局的考量，往往是要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时空环境，以及全盘政略地考虑，因此不能作出纯粹在军事上最佳的选择（尤其在中国抗日战争更是如此）。
蒋介石领导中国的抗战，是要面临比军事战斗还要复杂的各种历史与制度问题，虽然蒋介石的最为重要职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职责，并非是军事上的指挥工作，而是综合一切的力量，进行对日的抗战，蒋介石一度身兼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农民银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学校长。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建立现代化的政府与军事制度，蒋介石所统率的是一只还在发展与适应中的拼装部队，这支在观念上，属于几个时代混杂的部队，没有共同的后勤系统与互通的训练基楚，各个部队的领导人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与不同的动机，他们还无法建立真正互信与一致的指挥系统，而后勤补给又是如此的不足与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调节运作。从蒋介石对前线部队所下达“命令”的形式与内容来看，除了是对中央军（因为都是他的军校学生）以外，多半都是采取“建议”与“情商”的内容与语气，而命令的结果，对于雄霸一方的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参考办理”而已。
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最大的失败，还不是与日军对抗时，一些指挥与战略布局的错误，他最大的失误，应该是来自无法应付盟国的压力，而非敌人日本的攻击。从盟国要求组织中国战区开始，蒋介石就陷在一连串决策错误的危机之中，“盟国”苏联硬是切断援助中国的通路，英国又一再的延后打通缅甸的通路，造成中国根本无法得到盟国的援助，而面对战力全面耗竭的危机。
加上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对于中国整个抗日战力的破坏，简直比任何对华作战的日军指挥官还要严重。史迪威对中国战区的恶意中伤，造成盟国低估中国的战略地位，减少对中国战区急需之战力的援助，史氏又积极经营、扩大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后来更造成中日最后决战时（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作战资源之严重误置，结果是中国几乎全面的惨败，盟国也就顺理成章的阴谋出卖了中国应有的权益。
在这场历史决战之中，日本的战略指导原则，从速战速决，演变为以战养战，最后企图以击败中国作为决战的筹码，当然都有其设想的观点，但是日本自始至终所犯的错误是，过度地低估中国抗日的决心与意志，因此日方在每项战略实施之时，都没有全力的投入；日本同时还要留一手以防美苏的插手，结果日军每次的战略行动，也就都没有达成其原先的设想。反观中国方面的战略布局，从血战牺牲以建立抗日决心，从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坚忍，从委曲求全争取盟国的合作，前两个掌握得相当适当，只有最后一项是错估了盟国的立场，因此使得中国对日抗战，最后落得一个被盟国出卖的“惨胜”下场。
平心而论，第二次中日战争在正面的战场作战中，除了少数几场的防御作战的胜利之外（但是有几场胜利对整个中日战争却产生了战略关键性的影响），中国几乎都是在挨打的局面，可以说是屡败屡战（当然也是屡战屡败），但是中国能够在经历近乎全败的挫折之下，仍然坚持地打下去，这种民族的毅力，可以说是旷古罕见的；而日军虽然多数都能取得战场的胜利，但是却一直拿不出全力结束中国作战的决断，在和、战之间，徘徊挣扎，最终将战力消耗殆尽，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没有成为决定历史的大国格局。而就战略的层次而论，则是中国的持久战略取得全盘的优势，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一直被中国拖着而成为空想，日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场战争。
历史上战争胜败的主导关键，是在于政略与战略的高下。只有在战略上，能够主动与支配整个战局，才会导致最终的战争胜利，而在战场上的一些胜负表现，实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国是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于日本，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纳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决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
附注：
[1]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又实际控制了根本是中国领土的钓鱼台。
[2] 苏联对中国的侵略，还是经由两个自诩为世界上最民主、最先进的国家秘密同意与授权的。
[3] 日本军方的对华作战计划，就是采取八比一的中、日军队数量比率，进行规划的。
[4] 在决定全面抗战之前，蒋介石曾经实在地告诉胡适，中国若全面抗战，后勤生产最多可以支撑六个月的作战消耗。
[5] 持这种论点的“专家”之一，当然包括当时美国使馆驻华武官史迪威（JosephStilwell）上校，后来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第二十一章、没有出现决战的北方战线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以极低的代价，就顺利地攻占了华北的平津重镇，同时日本也发现曾经被视为抗日王牌的华军第二十九军，其战力也不过尔尔，当然更加低估了中国部队抗日的能力，所以日军在攻占平津之后，日本政府立刻向中国发出了签订城下之盟的外交讯息。当时，日本政府的策略考虑是，假如中国就此低头认输，接受停战条件，日本当然就可以顺利进一步宰制华北。否则日军最多在华北再打几场硬仗，歼灭华军的主力部队之后，中国也必然服输。因此日军攻占平津之后，并未立刻进行乘胜追击与扩大战果的行动，而是在等待国民政府对于签订停战条约的反应。另一方面，日军也在华北集结兵力，准备与反攻平津的华军，打一场决战。因此日军攻占卢沟桥之后，一时并无重大的后续军事行动。
21.1 华军布阵的零乱
促成日本将卢沟桥事变扩大成为华北事变，这中间出力最大的，就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由于关东军对于半年多前，由自己所支持与培养的伪蒙德王军队，在绥远百灵庙惨败一事，感到耿耿于怀。因此一直希望能够找到机会，亲自出手，击败中国部队以扳回颜面，并且完成对内蒙的控制，这样才能达成关东军的战略任务，就是争取与苏联决战的有利战略布置。
因此在华北驻屯军顺利攻占平津之后，关东军就一再的要求军部批准出兵内蒙，攻占平绥铁路沿线。日军部也认为，无论华北事变如何解决，日本最终都要控制内蒙，如果乘中国军队尚未大举增援华北之前，先行出兵攻战内蒙古，也可以增加防苏的战略空间。因此在关东军的不断请战之下，参谋本部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正式批准日军可以沿平绥铁路进攻内蒙的军事行动。
而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扩大之后，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电令在内蒙平地泉的十三军汤恩伯部，迅速赶往北平西北的战略要地，南口与居庸关一带布防，以牵制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并且形成对北平的侧后方包围。因为原先蒋介石的作战计划是准备指挥主力兵团，在河北与日军进行决战，因此特别在河北石家庄成立行营，准备调集大部队北上，并且要出动刚刚成军的空军参战。
华军在河北与日军进行大兵团作战的计划是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拟定。中国已超过一百个师的主力作战部队调往河北地区（当时华军共有一百八十个师），同时还准备出动空军轰炸平津两地，此战若是胜利则收复平津，若是不利，则退守太行山与黄河所形成的防线。国民政府在这条防线上，建筑了不少防御工事，希望能够与日军进行僵持性的战略对抗，以消耗日军的战力。而日本军方也同样的认为，卢沟桥所引起华北事变，主要战场将不脱华北地区，只要日军在华北的决战取得重大胜利，击溃华军的野战军主力，中国势将屈服。因此，从日本国内调来的增援部队，全都在平津一带进行集结，准备迎战，一场中日的大兵团作战，眼看即将在河北中、北部展开。而平绥铁路沿线之战，将是这场决战开始之前的序战。
不过，赶往南口的汤恩伯部在经过张家口时，却遭到二十九军刘汝明部阻挡，刘汝明当时兼任察哈尔省主席，他认为察省境内多年都没有中央军进入，假如汤恩伯部队过境，必然会给日军带来入侵察哈尔的借口。当然刘汝明并不知道，日本参谋本部已经批准关东军组织察哈尔派遣兵团，准备进攻平绥铁路沿线的计划。结果还是靠西北军老长官鹿钟麟的出面解释，刘汝明才放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河北的石家庄，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同样的阻拦中央军北上布阵，要由石家庄行营进行调解。这里就看出二十九军的格局，不但没有利用这两年多主政的时间，厚植准备抗日的战力，反而在中日的矛盾之间坐大，把察哈尔与河北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二十九军战力没有增长，中央军与支持部队又无法立刻进入阵地，负责在石家庄行营指挥的徐永昌，已经担心若是要在河北进行决战，中国中央与地方混杂的部队，恐怕根本无法协同作战。
21.2 南口之战
在日本驻屯军等待与中国军队进行华北决战之际，关东军已经奉命开始进攻内蒙境内、长城以南地区，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也决定，先对北平西北方的南口一带战略腹背，发动反击。一方面固然是先解决受到夹击的威协，其实一方面也是要阻止关东军扩大战区的抢功行动。因此，日本第十一混成旅团首先在八月十一日，奉命进攻在居庸关与南口的汤恩伯部，这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双方的一场规模最大的硬仗。关东军方面，更是迫不及待地由参谋长东条英机组成了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八月二十日由内蒙的多伦，入侵平绥铁路沿线，一方面准备截断汤部的补给线，一方面则是准备控制整个内蒙，因此华北战线的中日之战，首先就在平绥铁路一带展开了。
唐恩伯部是蒋介石中央军中，一支能够打硬仗的部队，又已学到了一些对付空中掩护攻击的战场技巧，此时由于抢先控制了地形险峻的南口一带要地，因此把握了战场优势，并发挥主动灵活的逆袭作战，竟然将日军第十一混成旅团的攻势打成守势，日军不但无法攻下华军阵地，反而成为受困待援的局面。香月接到战报当然大吃一惊，皇军刚刚建立击败二十九军的无敌形象，那里经得起战场不利的挫折，因此立刻下令日本战斗能力最强的第五师团，由板垣征四郎中将率领，于八月十六日驰援第十一混成旅团，准备克日击败汤恩伯部，攻下南口，以与东条英机的察哈尔兵团在平绥线会师。
不料汤恩伯部越战越勇，日军第五师团虽然在火力与战技上，都拥有明显的优势，同时拥有重炮与空军的支持，但是汤恩伯的部队，可以说是将士用命，力战不退，造成日军第五师团的攻势进展得非常缓慢，板垣征四郎甘脆下毒手，施放毒气攻击华军，香月同时又调派日军第二混成旅团支持第五师团，于是中日两军在南口一带，可以说是寸土必争地浴血奋战，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更调动了飞机、重炮以及坦克等攻坚重兵支持。两军血战八昼夜，直到八月二十四日，汤恩伯的部队伤亡已经超过一半以上，但是仍然守住居庸关到八达岭等地的战略高地不退。
不过这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却顺利突破了察哈尔的长城防线，攻占了平绥铁路的要站张家口等地，而威胁到汤恩伯部补给线的安全。蒋介石立刻电令在河北中部布防的中央军卫立煌部，设法绕道晋、察边界，驰援汤恩伯部，但是援军却进展缓慢，无法如期赶到。在察哈尔与山西边境，沿平绥铁路布防的傅作义与刘汝明部阵地防线，已经被关东军的东条部所突破而崩溃，于是汤恩伯部在损失过重与避免被包围的情况下，八月二十七日，才奉命从南口一带的战略要地撤退。这样日本驻屯军才打通了平绥铁路，而与关东军会师。日军在消除平津的侧翼威胁之后，立刻向河北中部，集结大军，准备与中国进行决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