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卡罗来纳州所做的一个实验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在称赞面前是多么不可救药。这个实验让人们听到一个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的人对他们的评价。一些人只听到了正面的评价，另一些人只听到了负面的评价，还有一些人既听到了正面的评价也听到了负面的评价。结果这个实验发现了三个有趣的现象。第一，人们最喜欢那些只提供了正面评价的人。第二，即使人们完全明白这个人做正面的评价是为了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仍然最喜欢他。最后，正面的评价与其他评价不同，不一定要准确。不管正面的评价是否符合实际，溜须拍马的人同样会赢得被奉承者的好感。
由此看来，我们对于称赞也有一种自动的“咔哒，哗”的正面反应，即使他们这么做显然是为了博得我们的欢心，使我们上当。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每年印刷和邮寄1.3万张“我喜欢你”卡片的费用就显得没那么贵了，而且这一行为看起来也没那么傻了。
｛专家解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直接赞扬容易被认为是虚伪，因此，我们开发了另外一种模式，那就是迎合。将对方说的话分为两种，一种是现象，一种是结论（或者是观点）。如果对方说的是结论，那么你就补充一下足够支持那个结论的现象；如果对方说的是现象，你可以补充类似的现象，同时要一个符合现象推导出来的结论。这是一种高超的迎合技巧，也是创建相似性的具体手段。｝
接触与合作
一般来说，我们总是比较喜欢自己熟悉的东西。为了证明这一点，你可以做一个小实验。找一张自己正面免冠照片的底片，用这张底片冲洗两张照片，一张是真实的你，另一张是相反的你（即你左右脸互换的形象）。然后，看看你更喜欢哪一张照片，并让你的一个好友做出同样的选择。如果你和一群做过这个实验的密尔沃基市的妇女的反应完全一样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的朋友会喜欢你真实相貌的照片，而你自己则喜欢那张左右脸互换的照片。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不论是你还是你的朋友都在选择自己更为熟悉的那张脸，对你的朋友来说这是整个世界看到的那个你；而对你自己来说，这是从镜子里看到的你。
因为熟悉可以导致喜爱，因此它能够对我们的各种决策产生影响，包括投哪一个政客的票。说起来你也许不相信，但在投票站，选民们经常会因为某个候选人的名字听起来比较熟悉而投他一票。几年前，在俄亥俄州的一次有争议的选举中，一个看上去毫无希望的候选人却在州司法部长的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原来就在选举前不久，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布朗。在俄亥俄州的政治传统中，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其实，之所有发生这种事情，部分原因是由于对某种东西的熟悉会让人们下意识地对它产生喜爱之情。通常我们不会意识到，我们过去看到某种东西的次数会影响我们对它的态度。例如，在一个实验中，几个人的脸会在屏幕上一闪而过。因为闪现的速度非常快，以至于当时以这种方式看见过这些脸的实验对象时候记不起来自己曾见过这些面孔。然而，一个人的脸在屏幕上闪过的次数越多，当后来实验对象遇到这个人时，对他的印象就越好。由于越喜欢一个人，受这个人的影响就越大，所以这些实验对象也就更容易被这个人的意见所左右。
｛所以，在给客户写邮件、写直邮信函时，最关键的就是把握对方使用的语言习惯、用词习惯，以及平时都看什么词汇，这才可以确保对方容易接受。｝
基于我们对接触过的事物会更有好感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建议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改善种族之间的关系。他们主张，如果让不同种族的人平等地相互接触，久而久之，这些人之间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好感。然而，当科学家们评估学校（接触法的最佳实验场所）种族融合的成果时，却发现情况完全相反。白人黑人同校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偏见。
让我们再看一看学校种族融合这个问题。虽然那些主张通过简单的接触来促进种族融合的人完全是出于好意，但他们提出的方法却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他们所依据的理论是不正确的。首先，研究表明，学校的环境并不是一个能让不同种族的孩子们乐于交往的大熔炉。在学校正式取消种族隔离很多年之后，种族融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学生们还是和同种族的小孩们聚在一起，使自己远离其他种族的孩子们。第二，即使有更多的种族之间的交流，但研究表明，通过频繁接触而变得熟悉起来并不一定能引起更多的好感。事实上，长期在不愉快的环境下，如挫折、冲突、竞争等，接触一个人或一件事，只会使人们对这个人或这件事更加反感。而典型的美国教室孕育的正是这样一种不愉快的氛围。
心理学家阿伦森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学校管理部门进行咨询时写过一篇发人深省的报告。他对标准的课堂教育所做的描述几乎可以用于美国任何一所公立学校：
通常来说，一堂课是这样进行的：当老师站在教室前面提问时，总有6-10个孩子把手高高地举过头顶，急切地希望被老师叫到，以得到一个展示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而另外一些人则安安静静地坐着，避开老师的目光，恨不得能变成个隐形人。当老师叫到某个孩子时，你会从其他举手的学生的脸上看到失望和沮丧的表情，因为他们失去了一次赢得老师赞扬的机会；而你也会从那些不知道答案的孩子们的脸上看到解脱的神情……这个游戏竞争非常激烈，赌注也很高，因为孩子们想要赢得的是在他们的世界中最重要的两三个人的认可和喜爱。
而且，这种教育方法注定孩子们不会去学习相互了解和关爱。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经历吧！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但老师却叫了另外一个学生，可能你会希望他答错了，那样你就有机会表现你的知识。如果老师叫到你，而你又答错了，或者你根本就没有举手来加入这场竞争，可能你会嫉妒那些知道答案的同学，并对他们怀恨在心。在这样的体制中，不成功的孩子会嫉妒和憎恨成功的孩子，会耻笑那些成功的同学，说他们是老师的跟屁虫，甚至会在校园里对他们拳脚相加。而那些成功的孩子会蔑视那些不成功的同学，称他们是“笨蛋”或“傻瓜”。
这种竞争过程无法使任何人和睦愉快地看待他的同学。
｛专家解读：在我为客户作销售培训的时候，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如果在开始时不对积极发言的学员表示肯定和赞扬，就会抑制培训过程中其他学员发言的热情。而且，我可以很快地发现谁是新加入公司的，谁是公司的资深员工。只有当可以调动所有学员参与发言的时候，培训才可以获得成功。｝
我们不禁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新推出的学校种族融合，不论是强制实行的校车制度、重新划分学区，还是合并某些学校，通常都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种族之间的偏见？当我们的孩子在自己的种族群体里得到的是令全身心愉悦的友谊，而与其他种族的孩子们的不断接触却总是在充满竞争的教室里时，我们也就不会对这种意在改善种族关系的措施抱过高的期望了。
那么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结束学校的种族融合。但这种做法看起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使我们忽略无法避免的法律问题，以及这种倒退所引起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的争吵和辩论，还是有充分的理由使我们继续推行教室里的种族融合的。举例来说，在学校融合之后，虽说白人学生的成绩基本上维持不变，但对少数族裔学生来说，其学习成绩显著上升而不是明显下降的可能性提高了10倍。因此，在学校种族融合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持谨慎态度，才不会在倒洗澡水时将小宝贝一起倒掉。
我们的想法当然是只把脏水倒掉，而留下那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小宝贝。但是现在我们的宝宝却浸泡在不断加剧的种族对立的脏水中。幸运的是，我们从教育专家们提出的一种名为“合作学习”的新概念中看到了消除种族对立的真正希望。在大多数情况下，教室种族融合之所以会加深种族间的偏见，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是将其他种族的成员当做是竞争对手来看待。因此这些教育专家们设计了一些通过合作来学习的教学方式，而不是过去那种以竞争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去露营。为了了解这种合作方法背后的逻辑，有必要回顾一下土耳其裔的社会科学家谢里夫在30年前所做的一项有趣的研究工作。由于对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冲突现象很感兴趣，谢里夫决定到由一群小男生组成的夏令营中去调查了解这种现象的发展过程。尽管这些小男生们从未意识到自己是这个实验中的主角，但谢里夫和他的同事们其实一直都在巧妙地控制着夏令营的社交环境，以观察不同环境对群体间关系的影响。
要想使这群小男孩之间产生敌意实在是太容易了，只要把他们分到两个宿舍中就足以在两个群体间产生出一种“我们和他们”的感觉。而给每个团队指定一个名字（雄鹰和响尾蛇）更加剧了这种对抗心理。不久之后，这些小男孩们就开始贬低对方团队成员的素质和他们取得的成就。但是，相比之下，这种敌意还算是比较轻的。等到研究人员故意在两队的会战中引入一些竞争性的活动时，他们之间的敌意就深多了。比如说，宿舍之间的寻宝比赛、拔河比赛及体育竞赛都会引起谩骂和身体上的冲撞。在比赛过程中，对方的成员被冠上了“骗子”、“告密者”、“讨厌鬼”这样的名字。再后来，他们甚至发展到袭击对方的宿舍、偷走宾烧掉对方的旗帜、张贴威胁对方的大字报、而餐厅中的混战简直是家常便饭。
到了这个时候，谢里夫已经清楚地知道，要造成一种不和谐的局面一点也不难，只要把人分成两组，听之任之地让他们去折腾就行了。然后当他们还在互相较劲的时候，突然把他们合在一起。结果你已经看到了，这两组人简直到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地步。
但这些研究人员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则更有挑战性，那就是如何将已经形成的这种敌对情绪化解掉。他们首先试着采用接触的方法，让这些小男孩们花更多的时间待在一起。但是，即使给他们安排的活动非常令人愉快，像看电影或社交等等，结果也非常糟糕。野餐时他们为争夺食物而大打出手，娱乐活动变成了嗓门大赛，在餐厅排队用餐时挤成一团。谢里夫和他的研究小组开始担心自己可能像弗兰肯斯泰因博士一样，制造出来一个自己也不能控制的怪物。但就在双方的冲突达到最顶峰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一种非常简单也非常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创造出一种竞争对双方都有害的环境，为了共同利益，他们必须合作。在一次一整天的外出活动中，仅有的一辆能够到城里拉食物的卡车被陷在了某个地方不能动弹。这些小男孩被集合在一起，又推又拉地忙乎了好一阵子，直到卡车重新上路。另外一次，研究人员故意切断了夏令营的供水系统，使从远处的水箱接出来的水管出了故障。面对这个共同的危机，孩子们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很快就组织起来，在天黑之前发现并解决了问题。还有另外一次需要合作的情况。当时营业员们得知有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录像带在出租，但夏令营的钱不够支付租金。既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大家的资源整合在一起，他们便凑钱租来了这部电影，度过了一个愉快而融洽的晚上。
｛专家解读：目前中国许多的企业都参加过一种户外的拓展训练，这也是同一个道理。参加了拓展训练之后，员工们的合作意识明显提高，组织效率得到了提升。户外拓展，是以团队合作来完成平时看起来难以完成的任务为主要内容的。在中国，300人以上的企业几乎都参与过类似的培训。｝
通过合作取得的效果虽然不是立竿见影，可是却十分惊人。为达到共同的目标，双方齐心协力的举动渐渐消除了两组人之间的怨恨。不久之后，口角消失了，排队时推推搡搡的现象也不见了，而且他们开始坐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了。此外，当让他们列出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名字时，很多人在名单上都出现了另一组成员的名字，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其中一些人甚至感谢研究人员，让他们有机会重新评价他们的朋友，因为自从上一次列出这个名单之后他们的想法已经发生了改变。有一个小插曲尤其能够说明这一点。有一次，这些孩子们坐同一辆公共汽车从一个篝火晚会回来，在过去这肯定会引起一片混乱，但这一次却是他们自己要求的。当汽车在一个卖饮料的摊位前停下来时，其中一组的孩子们当即决定用他们剩下的5块钱买奶昔来款待另一组的成员，而就在不久前这些人还是他们的仇敌。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惊人的转变,与这些孩子们将对方看做是盟友而不是敌人分不开的。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时刻，又是因为研究人员给整个夏令营的成员们设定了共同的目标。正是由于达成这些目标需要双方的合作，才让这些相互竞争的小组成员们有机会体验到另一小组的成员从对手逐渐转变成通情达理的伙伴、有价值的帮手甚至是朋友的过程。而当他们共同的努力获得了成功的时候，他们就很难再对共同取得胜利的队友保持敌意了。
回到学校。在学校的种族融合带来的紧张和混乱之中，有一些教育心理学家开始认识到谢里夫等人的研究发现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对教室中的学习经验加以改进，使得至少在有些时候不同种族的学生可以通过合作来取得成功，那么不同种族之间的友谊便有了成长的土壤。虽然很多州都以这个理论为基础进行了相似的改革，但阿伦森和他们的同事们在德克萨斯州和加州采用的一个办法特别有意思，这就是所谓的拼板教学法。
拼板教学法的核心是要求学生们一起学习，以掌握考试所规定的内容。而这使通过把学生们分成一个一个的合作小组，并让每一个学生只直到一部分的考试知识，也就是拼板中的一块来完成的。在这种体系下，学生们要轮流教授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并帮助其他的学生。为了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每一个人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正如谢里夫夏令营中的营员们要联合起来才能完成任务一样,在这里学生们也必须合作而不是竞争。
当在那些刚实行种族融合的课堂中使用这种拼板方法时，取得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研究表明，与同一所学校中使用传统竞争方法的班级相比，拼板教学法增进了不同种族之间的友谊，并减少了他们之间的偏见。这种方法除了能显著地减少敌意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优势。它让少数族裔的学生更加自尊，而且对学校的喜爱程度以及考试成绩都得到了改善。白人学生也获益颇多。他们的自尊心以及对学校的喜爱程度也都提高了，而且他们的考试成绩也不比按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出来的白人学生差。
采用拼板教学法取得这么多的收获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拼板教学法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产生出这种效果来，而我们很久以前就对公立学校取得这种成果不抱任何希望了。阿伦森所做的一个案例研究会使我们对此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案例与一个美籍墨西哥裔的年轻小男孩卡洛斯的经历有关。在拼板教学里，他第一次对自己有了新的发现。卡洛斯的工作是了解普利策中年的生活经历，然后将他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他的队友们。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很快就要参加一场有关这位著名的新闻人一生经历的考试。阿伦森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卡洛斯的英语不太灵光，因为英语并不是他的母语。而且由于过去他将英语时，总会遭到人们的嘲笑，于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学会了在教室里保持沉默。我们甚至可以说卡洛斯和他的老师已经就这个问题达成了默契。他悄无声息地将自己埋在班级活动的喧嚣中，而且也不会因为答不上来老师的问题而感到无地自容。反过来，他的老师也不会叫他回答问题。她这么做的动机可能非常单纯。她不想羞辱他，或看到其他孩子取笑他。通过忽视卡洛斯的存在，他的老师实际上将他从班里注销了。她暗示说不值得为他费心，至少其他孩子们听到过这种说法。如果老师都不叫卡洛斯回答问题，那一定是因为他笨，可能连卡洛斯自己都这么认为。
很自然，卡洛斯对新的体系感到非常不适应，因为他必须与他的队友讲话。在向他们传播他所学到的知识时，卡洛斯感到非常困难。他说话结结巴巴、犹犹豫豫而且非常紧张。而其他的孩子也不帮他的忙。他们的反应仍源于原有的、过度学习的习惯。当一个孩子，特别是一个他们认为很笨的孩子回答不出老师的问题时，他们只会嘲笑他，奚落他。“哦，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玛丽责备到，“你这个笨蛋，你连自己在做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被指派去观察这个小组的学习过程。当她听到这种评价时，她可以打断他们，并给出一些建议：“好吧，如果你愿意你就取笑他好了。”她说，“那对你来说可能很有意思，但对你了解普利策的生活经历没有任何帮助。考试很快就要开始了。”请注意她是如何改变了强化事件的。现在玛丽并不能从羞辱卡洛斯的行为中得到什么，如果她坚持这样做只会让她失去得更多。几天之后，经过几次这样的经历，这些孩子们开始明白，要想学到卡洛斯掌握的那部分知识，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仔细听他在讲些什么。
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孩子们开始逐渐变成非常好的谈话对象，像晚辈一样虚心。他们不再取笑或忽视卡洛斯，他们学习让他讲出实情，问一些对他来说比较容易、他能大声解释的问题。反过来，卡洛斯也更加放松了，而这使得他的沟通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几个星期之后，孩子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卡洛斯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笨。他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他们以前不曾看到的东西。他们更喜欢他了。而卡洛斯开始变得更愿意去上学了，并且认为他的同学们不是小魔头，而是他的朋友。
当我们面对拼板教学法所取得的那种正面成果时，我们往往会对一个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寄予过高的希望。而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问题很少能够通过简单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例子也不例外。因为仅仅是合作学习过程本身就存在着很多复杂的问题。在我们对拼板教学法或者任何其他的学习方法以及增进好感的方法感到适应之前，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以确定这种方法要采用哪种频率、针对哪种规模、哪种年龄、哪种类型的群体才能发挥出作用。而且如果老师们想要采用这种新的教学方法，那我们还要找出使用这种方法的最佳方式。毕竟，合作学习的方法不仅与大多数老师熟悉的传统的教学方法截然不同，而且这种方法也会对老师在课堂上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因为很多教学任务都交到了学生们的手中。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竞争还是有其重要作用的。因为竞争既是一种能够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宝贵机制，也是一种帮助学生建立自我概念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消除学习环境中的竞争，而是要通过引入各种族学生成功合作的方法，打破课堂中的垄断局面，取得我们想要的结果。
尽管有着这么多的限制条件，我还是被迄今为止所看到的证据所鼓舞。当我和我的学生，或邻居和朋友谈起合作学习的前景时，我自己都能感到一种乐观的情绪正在我的心中升起。长期以来，从公立学校传来的都是一些令人沮丧的消息，不断下降的考试成绩、心力交瘁的老师，节节攀升的犯罪率，当然还有种族之间的冲突。现在我们至少在这一片黑暗之中看到了一线曙光，这真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为什么我们要扯那么远去谈学校种族融合和种族关系的问题呢？这么做是为了说明两个问题。首先，虽然通过接触产生的熟悉感通常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好感，但如果这种接触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那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因此，当不同种族的孩子们被丢进标准的美国课堂所特有的那种不断竞争的残酷环境中时，我们应该会看到双方之间敌意的不断加深，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一点。其次，合作学习方式的成功使我们看到，在建立起好感的过程中，合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专家解读：在澳大利亚，由于学校中年过有多个民族的学生，因此，校方每年都会组织民族性的融合活动。在这样的活动期间，校方要求所有学生都穿上自己民族特色的衣服，从而加强互相的理解和融合。原来这也是一种《影响力》远离的应用。｝
但是，在我们假设合作可以产生好感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合作是否可以通过我心目中认为的一个“严峻考验”：那些让人顺从的行家们是否系统地使用合作来博取我们的好感，以使我们答应他们的要求？当合作关系已经自然地存在时，他们是否会想方设法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当这种合作关系很微弱时，他们会不会尽力将它加强？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合作关系不存在时，他们会不会人为地将它制造出来？
结果我们发现，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些让人顺从的行家们总想试图建立起我们和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为了共同的利益双方必须“齐心协力”、他们其实是我们的战友这样的感觉。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而且大多数是我们所熟悉的。例如那个站在我们这边，和我们一起来“对付”他的老板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好价钱的汽车销售员。但有一个相当特别的例子，当它发生时，我们很少能够将它一眼识别出来。因为在这个例子中，那些让人顺从的行家们是诱导嫌疑犯供认罪行的警察。
近年来，法庭对警察与嫌疑犯打交道的行为方式，尤其是获取嫌疑犯口供的方式，做了很多限制性的规定。过去，很多能让嫌疑犯招供的方法现在都不能再使用了，因为害怕法官会因此拒绝受理此案件。不过，法庭却并不认为警察使用一点点心理学的方法有什么不妥。因此在审讯嫌疑犯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多地采用一种所谓“好警察、坏警察”的方法。
所谓“好警察，坏警察”的方法是这样进行的。比如说，一个年轻的抢劫嫌疑犯，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权利，而且他声称自己无罪。于是他被带到一间房间里，由两名警察对他进行审讯。其中一名警察扮演坏警察的角色。这可能是因为他比较合适这个角色，或者仅仅是因为正好轮到他了。嫌疑犯还没有坐稳，坏警察就开始骂他是“狗娘养的”，而且在接下来的审讯中，他一直在大吼大叫。为强调他的观点，他会去踢嫌疑犯的椅子。而且当他看着嫌疑犯时，就像在看一堆垃圾。如果嫌疑犯对他的指控表示异议或是拒绝回答他的问题，他就会火冒三丈。他会发誓说他一定要给这个嫌疑犯判最重的刑。他还说他有朋友在检察院工作，他会让朋友知道这个嫌疑犯极不合作，让检察官对这个案子提出最严厉的起诉。
当坏警察刚开始他的表演时，他的合作伙伴好警察坐在旁边，一言不发。但是慢慢地，好警察就开始加入进来了。最初他只对坏警察说话，劝他别发那么大火。他说：“冷静点，弗兰克，冷静一点。”但坏警察却大叫着说，“不要叫我冷静，他在当面撒谎！我讨厌这中不说实话的杂种！”过了一会儿，好警察居然开始帮这个嫌疑犯说起话来了。“别着急，弗兰克，他还是个孩子呢。”这句话虽说算不上是什么真正的帮助，但与坏警察的咆哮比起来，简直比音乐还要好听。但坏警察一点也不为所动。“哦，他可不是什么孩子了。他是个流氓，知道吗？小流氓。我还要告诉你，他已经过了18岁了。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这个混蛋送到黑漆漆的监狱里去。”
到了这个时候，好警察开始直接对嫌疑犯说话了。他叫他的名字，向他指出他这个案子里任何一个对他有利的细节。“我告诉你，肯尼，你很走运。因为没有人受伤，而且你也没有带上任何器械。当他们审判你时，这些对你都非常有利。”这个时候如果嫌疑犯仍坚持自己无罪，坏警察会展开新一轮的谩骂和威胁。但这时，好警察会拦住他说：“好了，弗兰克，我想我们都需要来点咖啡，去买几杯回来，怎么样？”并顺手塞给他一些钱。当坏警察离开之后，好警察的戏就开场了：“你看，伙计，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同事就是不喜欢你。他一定会想办法抓住你的，而他的确也能做到，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另外，地方检察官确实会严惩那些不合作的犯人。你恐怕要被判5年的刑，5年哪！但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所以，如果你现在承认你抢了那个地方，那在他回来之前，我就会把你的案子接过来，并且会在检察官面前为你说好话。如果你愿意合作的话，我们可以把刑期从5年减到2年，甚至一年也是有可能的。现在，就看你了，肯尼。只要告诉我事情的经过，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让你度过这一关。”到了这个时候，嫌疑犯通常会将他的所作所为全部如实招供出来。
｛专家解读：其实，这也是一种有效的谈判策略，在谈判课程中肯定要教这个策略。但是，在《影响力》一书中看到这个策略还是相当震惊，而且，仔细研读，发现原来这是行为科学率先发现的道理。背后起作用的是喜好原理，建立对好警察的喜好，从而服从好警察的吩咐。｝
“好警察，坏警察”的办法之所以总能奏效，是出于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坏警察的威胁让嫌疑犯很快就产生出长期监禁的恐惧，而在第1章谈及的认知对比原理的作用下，与那个狂暴、恶毒的坏警察相比，这个扮演好警察的审讯员会显得特别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第二，由于好警察不断地为嫌疑犯说好话，甚至还花自己的钱给他买咖啡，互惠原理产生的压力会使这个嫌疑犯觉得应该还他一个人情。但是，使这个办法非常有效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个嫌疑犯感到有人和他站在一起，有人把他的利益放在心上，有人会为了他和他一起努力。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人也会给别人留下极佳的印象，更何况对这个身陷困境的嫌疑犯来说，这种人简直就是他的救星。而从一个救星变成一个值得信赖、可以向他忏悔的神父就仅有一步之遥了。
｛专家解读：果然是这样深刻的道理。只要有两个人，总是可以创造出喜欢一个人，而讨厌另一个人的情形。这样，受欢迎的那个人就得到了机会。这不仅是喜好原理，同时还需要用到对比原理。｝
关联
“为什么他们要怪我呢，博士？”电话里传来当地一家电视台天气预报员颤抖的声音。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他很久了，最近更让他感到烦恼和沮丧。为了找到一个能解答他心中疑问的人，他打电话到我学校的心理学系求助，于是系里便将我的电话告诉了他。
“他们都疯了，不是吗？每个人都知道我只是播报天气，我并不能决定天气，是不是？那天气不好时，他们为什么要怪我呢？去年发大水的时候，我就收到了很多讨厌的邮件！有一个人威胁我说，如果雨还不停的话就一枪打死我。天哪，就为这个，我现在还处处小心呢。我那些电视台的同事也是这样！有时候，我正在播天气预报，他们就会因为天气太热或是什么别的原因对我百般挑剔。他们明知道我不可能对天气负责的，可他们偏要这么做。你能不能帮我解释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种事儿实在让我太郁闷了。”
几天后，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谈话。我告诉他，人们对相互关联的事物历来就有一种“咔哒，哗”的反应，而他就是这种反应的牺牲品。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多，但我觉得对这个垂头丧气的天气预报员最有帮助的还是一个古代的例子。我要他不妨想像一下古代波斯帝国的信使们岌岌可危的命运。任何一个给国王送信的信使都希望波斯军队在战场上取得辉煌的胜利，他们这么想是有他们的原因的。因为如果他的信袋里装的是一份捷报，那当他到达皇宫后，他一定会得到英雄般的待遇，（后面缺了一页内容）
｛专家解读：大众对品牌的疯狂偏好，其实也是关联的道理。由于品牌不断强化美好的事物，因此，只要看到这个品牌的符号，就会产生美好的联想，于是下意识采购的行为就发生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天气预报员能够从这段历史中学到一些别的东西。不仅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的信使们都遇到过他的困境，而且与那些波斯信使相比，他还算是比较走运的。在我们的谈话即将结束时，他的一番话使我相信他完全理解了我的意图。他说：“博士，我现在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多了。你看，这里是凤凰城，每年有300天都是阳光灿烂，对不对？谢天谢地，我不是在布法罗预报天气。”
这个天气预报员临别前的这番话表明，他对关联原理已经理解得相当透彻了。与坏天气沾上边确实对他有负面的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灿烂的阳光联系在一起却可以让他奇妙地得到观众的欢迎与爱戴。他的理解完全正确。关联原理是普遍存在的，既能产生正相关，也可以产生负相关。不管与好事还是坏事无缘无故地沾了边，都会影响到我们在旁人心目中的形象。
我们对负面关联的了解似乎主要是从父母那里得来的。还记得他们是怎么警告我们不要与住在街那头的坏孩子玩的吗？他们说我们自己做没做坏事不要紧，因为在邻居的眼里，我们跟什么样的人玩，我们自己就成了什么样的人。我们的父母教给我们的是什么叫“受到牵连”。他们就关联原理的负面效果给我们上了一课。他们这么做非常正确，因为人们确实认为我们的品行会与我们的朋友一样。
而对正面关联的了解是从那些让人顺从的行家们那里得来的，因为他们总是试图把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商品与我们所喜欢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汽车广告中总有几个漂亮模特？因为广告商希望能把这些模特漂亮、讨人喜欢的优点赋予到他们的汽车身上。他们确信，我们对商品的反应与我们对那些与商品有关的漂亮模特的反应是一样的。
他们的想法完全正确。比如说，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在汽车广告中有年轻漂亮的女模特出现的广告，比起那些没有年轻漂亮的女模特出现的广告来，会让男性觉得前一个广告中的新车跑得更快、更讨人喜欢，看上去更昂贵、而且设计也更好。虽然当过后问及此事时，他们拒绝承认广告中年轻女子的出现影响了他们的判断。
｛专家解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摩托车企业会请著名的女明星做代言人，而不会请一个懂行的专家做代言人的道理。因为，大众对女明星有好感，因此只要将产品与这些得到好感的符号建立了联系，那么消费者就将好感转移到产品上了。｝
由于关联原理如此有效，而且不知不觉就发生了作用，因此那些制造商们经常会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商品与时髦的文化现象扯上关系。在美国第一次登月的那段时间里，商家推销的每一样商品，从早餐饮料到除臭剂，都与美国的太空计划联系在一起。在举办奥运会的那一年，我们连美国奥林匹克代表队使用的是什么发胶和面巾纸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20世纪70年代，当最有魅力的文化概念是“自然”时，商家们都开始竞相追赶“自然”这一潮流。而其中一些与自然的联系简直是牵强附会，比如说，有一个电视广告说“自然地改变秀发的颜色”。
广告商运用关联原理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把名人和商品联系起来。职业运动员仅仅让人们把自己和与自己的角色有关（运动鞋、网球拍、高尔夫球）或无关（饮料、爆米花、长统丝袜）的东西联系起来就可以得到一大笔报酬。对广告商来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只要是正面的就行，至于是否合乎逻辑倒并不怎么重要。
当然，倍受大众欢迎的娱乐明星们也有他们独特的吸引力，因此商家们愿意出大价钱把他们与自己的商品联系在一起。不久前，政客们也认识到了这种名人对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的影响力。因此，竞选总统的候选人们总会召集一大群与政治无关的娱乐界的知名人士。这些人或者积极地投入到竞选活动中去，或者让政客们使用自己的名字造势。即使是在州县一级的竞选中，人们也会使用同样的策略。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位洛杉矶的妇女这样表达她对加州一项限制在公共场所吸烟的议案投票时的矛盾心情：“真的是很难做出决定。既有大名星赞成，也有大名星反对。搞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
｛专家解读：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捧红了几个明星，于是，许多商家奋不顾身地要求其代言他们的产品，其实就是这个原理的应用。｝
如果说政客们在利用名人获得支持方面还算是新手的话，那他们在以其它方式利用关联原理方面可算得上是老手了。比如说，一些地区的国会议员总会抢先向新闻界透露联邦政府即将实行的一个可以给该地区带来就业和其他好处的计划。即使这个议员没有为推进这个计划做任何事情，甚至有时还投了反对票，他依然会这么做。
很长时间以来，政客们便一直煞费苦心地把自己与母亲、故乡或是苹果馅饼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而其中最后一种联系，也就是与食物的联系，可能才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比如说，靠一顿宴请来说服犹豫不决的立法委员投票历来都是白宫的传统。这一顿饭可以是在室外举行的午餐，也可以是非常讲究的早餐，或者是精致的晚宴。但不管是哪一种宴请，每当重要的提案要获得通过时，毫无例外地，银质餐具便被搬了出来。近来，政治捐款也常常与大吃大喝联系在一起。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绝大多数的捐款晚宴上，呼吁大家捐更多的钱、做更多的善事的演讲从来不会在宴会开始之前进行，而是发生在宴会当中或是宴会结束时。这样做好处很多。比如说可以节省时间，可以让互惠原理发生作用。但它还有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好处，而这个好处是著名的心理学家拉兹然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
拉兹然采用了一种被他称为“午餐策略”的实验方法，结果发现，实验对象对自己在吃东西的时候所经历的人和事会更加喜爱。在一个与我们的目的最相关的例子中，研究人员将一些曾被实验对象批评过的政治声明再一次拿给他们看。实验结束后，所有的声明都被展示出来。结果拉兹然发现，只有其中一部分声明得到了他们的赞同，那就是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看到的那些声明。而且，这种喜好上的改变似乎完全是下意识发生的，因为事后这些实验对象已经记不起来自己在吃东西的时候看过哪些声明。
｛专家解读：终于理解了销售人员为什么总是喜好请客户吃大餐，原来大餐的好感也可以转移到销售人员身上，从而对拿下订单有利。｝
拉兹然是怎么想到这种午餐策略的呢？为什么他认为这个策略会有效呢？这可能与他的双重学者的身份有关。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独立研究者，而且他也是最早把俄国创始性的心理学著作翻译成英文的人之一。这部著作正是关于关联原理的研究的，它主要记载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巴甫洛夫的思想。
巴甫洛夫是一个有着广泛兴趣和卓越才能的人，比如说，年轻时就曾因在消化系统方面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而获得诺贝尔奖。但他最重要的成就还是他所做的那个实验本身。他证明了他可以让动物对一种与食物完全无关的东西（比如说铃声）产生出通常对食物才会有的反映（比如说分泌唾液）。他要做的就是让动物在脑子里将这两样东西联系起来。如果把食物拿给一条狗时总是伴以铃声，用不了多久，这条狗一听到铃声就会分泌唾液，即使没有食物也是如此。
巴甫洛夫的经典实验与拉兹然的午餐策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很显然，对食物的正常反应可以通过最原始的关联转移到对其他的事情上。拉兹然的观点是，除了分泌唾液外，人们对食物还有很多钟其他的正常反应，其中一种就是那种愉快的感觉。因此，人们极有可能把这种愉快的感觉和正面的态度附着在其他任何与好的食物紧密有关的事物上。
很多让人顺从的行家们意识到，他们可以用各种其他有吸引力的东西来代替食物，让这些东西讨人喜欢的品质传染到与它们人为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商品或个人身上。他们的想法与午餐策略其实也没有本质的差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会看到那么多漂亮的模特出现在杂志的广告中；广播电台的节目编导们在播放一首当红的流行歌曲前总是把本电台的广告语插进去；而在特百惠家庭聚会上，玩宾果游戏的人跑到屋子中间去领奖品时是喊“特百惠”而不是“宾果”。要知道，对玩游戏的人来说她不过是喊了一声特百惠，而对特百惠公司来说，它玩赢了整个游戏。
虽然我们经常不知不觉地成了那些运用关联原理的人的牺牲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不了解这个原理或者不会去运用这个原理。比如说，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们对波斯帝国的信使和现代报告坏消息的天气预报员的困境非常了解。事实上，我们自己是绝对不愿意步他们的后尘的。在佐治亚大学所做的一个研究就表明，我们在把好消息或坏消息告诉给他人时会有完全不同的做法。在这个实验中，参与实验的学生的任务就是将一个重要电话的内容转告给他的一位同学。有一半的时候是好消息，而一半的时候是坏消息。结果，研究人员发现由于电话内容的不同，同学们传达消息的方式也非常不一样。当它是一个好消息时，传达消息的人一定会提到这一点：“刚才有个电话找你，是个好消息，快去找主持实验的人问问详情吧。”当这个消息不那么好时，他们就会与它拉开距离：“刚才有个电话找你，快去找主持实验的人问问详情吧。”很显然，这些学生早就已经知道，要想得到人们的喜爱，他们应该让自己与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联系在一起。
正是由于人们对关联原理有足够的了解，因此人们总是把自己和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而极力与坏的事物拉开距离，即使坏事情根本不是因他们而起。这一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很多奇怪的行为，而其中一些最奇怪的则发生在体育场上。不过运动员们的行为并不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问题。毕竟，在一场激烈的竞赛中，即使运动员们偶尔有些奇怪的举动也是情有可原的。反倒是那些总是怒气冲冲、蛮不讲理、有着无限热情的体育爱好者们，让人觉得难以理解。比如说，我们如何解释在欧洲发生的因体育比赛而引发的暴乱，南美洲狂怒的足球球迷谋杀运动员和裁判的事件呢？我们又如何解释美国人在授予运动员荣誉的特别日子里送给那些已经非常富有的棒球手们的奢侈礼物的行为呢？不就是一场比赛吗？
其实不然。一种运动和狂热的观众之间的关系远非一场比赛那么简单。这种关系非常严肃、非常强烈而且也非常个性化。在这里，有必要讲一个我最喜欢的小故事，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个士兵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他的故乡巴尔干，不久他就不再开口说话了。给他做医疗检查，发现他没有任何身体上的问题。他没有受伤，脑子也没有收到伤害，发声系统也完好无损。他能够看书、写字，明白别人在说什么，也能执行一项命令。但他就是不会说话，既不能跟他的医生说，也不能跟他的朋友说，甚至对苦苦哀求他开口的家人他也一字不说。
他的医生对此感到很奇怪也很气恼，于是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一所老兵医院里，在那里他一住就是30年。在这30年里，他一直都没有大破自己加给自己的沉默，完全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然后有一天，在他住的病房里有一台收音机正好被调到了一个转播足球比赛的台，而这场比赛恰好是在他主队和一个传统的死对头之间进行的。在比赛到了紧要关头时，裁判判他主队的一名球员犯规。他从椅子上跳起来，瞪着收音机，说出来30年来第一句话：“你这个蠢货！”他叫道，“你想要送他们这一场球是不是？”说完这句话，他又坐回到自己的椅子里，陷入了沉默。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开过口。
这个真实的故事可以给我两点重要的启示。第一，体育运动具有一种惊人的、绝对的力量。这个老兵想要他主队得胜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仅仅是这个愿望，就让他偏离了固守多年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体育事件对体育爱好者长期生活习惯的影响绝不仅限于老兵医院这一个例子。在1980年的冬季奥运会上，美国冰球队击败了夺冠热门的前苏联队。胜利之后，守门员克雷格的父亲，这个从来滴酒不沾的老人喝了整整一瓶酒。事后他说：“我从来不喝酒。但有人从后面递给我一瓶白兰地，我就喝了。是的，我确实喝了。”这种反常的行为并不仅仅发声在运动员父母的身上。新闻也报道了赛场之外球迷们兴奋失常的表现：他们相互拥抱，大声地唱着歌，还在雪地里打滚。甚至那些不在冬奥会现场的球迷们也为胜利而狂喜，并且用古怪的方式表现出他们的自豪感。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一场游泳比赛被迫暂停，因为当宣布比赛结果之后，运动员和观众们都齐声高喊“美国、美国”直到声音嘶哑才停止。而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一家安静的超市在胜利的消息传来之后突然间沸腾起来，卫生纸和纸巾做成的条幅在空中飘扬，顾客们很快就加入到商店经理和员工领导的狂欢活动中。
｛专家解读：在宣布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那天，北京全城交通阻塞，许多年轻人将中国国旗悬挂在汽车的外面，围着北京的二环路开了一圈又一圈，第二天凌晨3点了，居然还没有任何平静下来的意思。这就是体育号召力的作用。｝
毫无疑问，体育运动的这种力量是神奇的、势不可挡的。但如果我们回头再看看那个沉默的老兵的故事，我们就能发现另外一些关于体育运动和体育爱好者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体育运动与它的观众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个人化的东西。不论那个沉默的老兵的个性被破坏到何种程度，残留下来的部分却被一场足球比赛给激发了出来。当一言不发地在病房呆了30年以后，不论他的自我意识消弱到了何种程度，它却与一场球赛的结果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就他本人而言，由于受关联原理的作用，他的形象会因为主队的失败而受到伤害。仅仅由于出生地间的联系就把他与一场球赛即将到来的胜利或失败套在一起、裹在一起、系在一起。正如著名作家阿西莫夫在描述我们观看一场比赛的反应时所说的：“当所有其他的因素都一样时，你会为同性别、同文化、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加油鼓劲……而你想要证明的是，你比其他人更优秀。你为之加油的那个人就是你的代表，当他胜利的时候，你也胜利了。”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时，一个观看比赛的体育爱好者的狂热情绪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一场比赛并不是以固有的表现形式或艺术性来供我们轻松消遣的，而是让我们以自身为赌注来为一场比赛的输赢打赌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观众们才会对使自己家乡赢得胜利的人如此热爱和感激；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才会对导致体育比赛失败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们如此粗暴和残忍。
体育爱好者们无法忍受失败的特点甚至可以缩短成功的运动员、教练员的职业生涯。举例来说，当NBA犹他爵士队在中西部赛区处于领先地位时，它的教练雷登却被突然停职了。虽然雷登领导有方、热情幽默，而且经常参加盐湖城地区的慈善活动，但这一切都无法抵消犹他爵士队输球后一些球迷对他的愤恨。一次输球后，有一个球迷等了他一个多小时，就为了把他臭骂一顿。雷登对此说道：“在NBA，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像条狗。人们朝我吐唾沫；还有人走过来对我说，我是个律师，来打我吧，来打我吧，这样我就可以起诉你。我觉得美国人对所有的体育活动都太认真了。”
由此看来，我们总是希望与自己有关的运动队赢得比赛，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优越。但我们想向谁证明这一点呢？当然是向我们自己证明了，但也是为向其他人证明。根据关联原理，如果我们能够用成功把自己包围起来，哪怕我们与成功只有表面上的关系（比如说来自相同的居住地），我们在公众面前的威望就会提高。
难道体育爱好者们真的认为没有亲身经历过体育比赛的过程，他们也会从主队的胜利中获得一些荣耀吗？我认为是这样的，而且证据也支持他们的想法。还记得吗？波斯帝国的信使并不是坏消息的制造者，天气预报员也没有引起坏天气，而且巴甫洛夫的铃声也没有带来食物，有他们之间的联系就足够了。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当南加州大学橄榄球队赢得“玫瑰杯”时，我们可以想像，那些与南加州大学有关系的人们会以各种方式提高这种关系的可见性。在一项揭示人们是如何通过所穿的服装来展示这种关系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周一早上对校园里穿着7所著名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圣母大学、密歇根大学、俄亥俄大学、匹兹堡大学以及南加州大学）橄榄球队队服的人做了一个统计。结果发现，如果主队在上周六赢得了比赛，那么周一早上就会有更多的人穿着家乡大学球队的队服。此外，获胜时的比分越大，穿获胜球队队服的人也越多。其实，并不是势均力敌、艰苦卓绝的比赛使学生们穿成这样。相反，令学生们如此穿着的是彻底的、压倒性的胜利所带来的不可否认的优越感。
这种试图通过公开吹嘘与其他成功人士的关系来获得容易感的趋势，反映出我们会竭力避免与那些失败者搭上关系。在1980年的橄榄球赛季上，新奥尔良圣徒对的球迷们就有相当惊人的表现。那些买了季票的球迷们头上蒙着纸袋出现在看台上，为的是不让别人看到他们的面孔。因为那一年，圣徒队极不走运，输掉了一场又一场的比赛，所以越来越多的球迷开始在头上套上纸袋，以至于电视台的摄像机能够轻易拍摄到一大群人头上套着棕色的纸袋，除了将鼻子露在外面，整个面孔被挡得严严实实的镜头。我发现情况真是如此。因为在赛季末的一场比赛中，当圣徒队无疑会取得最终胜利时，球迷们纷纷摘掉头上的纸袋，再一次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总是有目的地操纵着我们与胜利者及失败者之间的关系的可见度，为的是让自己在那些能看到这种关系的人面前显得更好。通过彰显正面的联系、掩盖负面的联系，我们试图让旁观者对我们有更高的评价，并对我们产生更多的好感。有很多办法能使我们做到这一点，但最简单也最常见的方法还是使用不同的代词。比如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当自己主队赢得了一场比赛之后，狂热的观众经常会挤到摄像机的镜头前，把食指竖得高高的，叫道：“我们是第一！我们是第一！”请注意，他们从来不说“他们是第一”或甚至“我们的球队是第一”。他们所用的代词是“我们”，就是想表现出一种与获胜球队近得不能再近的关系。
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当自己的球队失败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从来没有一个电视观众听到过这样的喊声：“我们是最后一名！我们是倒数第一！”当自己主队输球的时候，也就是自己与家乡拉开距离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远不如带一点点隔离意味的“他们”用得普遍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我们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学生打电话，请他们告诉我们几周之前他们学校的橄榄球队参加的一场比赛的结果。有些学生被问到的是一场他们输掉了的比赛，而有些学生被问到的则是他们赢了的一场比赛。我和我的同事索恩所要做的就是听他们怎么说，然后记下来有百分之几的学生在他们的陈述中使用了“我们”这个词。结果很明显，当他们的校队获胜时，学生们喜欢用“我们”这个代词把自己和成功联系起来－－－“我们打败了休斯敦，17:14”或者“我们赢了”。但是，当他们的校队输掉了比赛时，他们就很少使用“我们”这个词了。相反，学生们会使用能把自己和被挫败的球队区分开来的字眼，“他们输给密苏里了，30:20”或者“我不知道比分是多少，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输了。”而一个大学生的回答充分体现出既想和成功者联系在一起，又想与失败者拉开距离的双重愿望。在他冷淡地说出自己学校的球队败北的比分之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输了，30:20,”－－－他又痛苦地加上了一句，“他们把我们夺取全国冠军的机会丢掉了！”
如果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好，我们真的会想方设法从那些甚至跟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成功中获得来自他人的荣誉，那样我们就可以断定：当我们觉得自己看起来不够好时，我们极有可能采用这种方法来改变自己的形象。当我们的公众形象受到破坏时，通过宣扬自己与成功人士的关系来恢复自我形象的愿望就会变得极为强烈。同时，我们还会小心避免公开我们与那些失败者之间的联系。对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学生所做的一项电话调查的结果也支持这种看法。在打电话向他们询问他们的校队参加的一场比赛的结果之前，我们先给他们的综合知识进行了一次测试。我们对测试结果做了手脚，因此有些学生没能通过考试，而另一些学生却得分很高。
所以，当要求他们描述橄榄球比赛的得分情况时，有一半的学生因未能通过考试感到形象受损。因此，想通过操纵自己与球队的关系来挽救自己形象的情况在这些学生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如果问到他们的刚好是一场输掉的比赛，只有17%的人会使用“我们”这个词。然而，当问到的是一场获胜的比赛时，有41%的人用到了“我们”这个词。
但是，对那些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学生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不论他们被问到的是一场获胜的比赛还是输掉的比赛，他们使用“我们”的比率几乎相同（25%对24%）。这些学生通过自己取得的成绩来树立自己的形象，他们无需借助别人的成就。这个发现表明，当我们相信自己的成绩能得到别人认可时，我们不会去仰仗别人的光环。相反，当我们的更人威望或公众形象很低时，我们才会想到借助他人的成功来帮助自己恢复形象。
我认为这一推断也揭示了美国冰球队在1980年的冬奥会上取得胜利后的不寻常的喧闹。当时美国的声望正在下降，美国政府既无力维持它对伊朗的制约，也不能阻止前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作为一个公民，正是我们需要冰球队的胜利以及需要展示甚至是操纵自己与这种胜利之间的联系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知道在冰球赛场外，当美国队战胜前苏联队后，黄牛党手中的剩票都能卖到50元一张时，我们不应该有任何惊讶的感觉。
虽然这种想要沉浸在荣耀的光环中的愿望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对那些在雪地里苦登、宁愿花50块钱买一张他们没有参加的比赛的票根，以回去向朋友证明他们就在胜利的现场的人来说，这种愿望却特别的强烈。这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不仅仅是体育运动的狂热爱好者，而且也是一些隐藏得很深的性格上有缺陷的人。他们缺乏对自我的正确认识，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价值估计过低。正是这种感觉使他们不是靠自身的成就，而是靠与别人的成就所产生的联系来得到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好几类这样的典型。那些总是时不时提起几个名人以抬高自己身价的人就是其中一类。而那些摇滚歌星迷们又是另外一类。这种人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只是为了以后可以向朋友夸耀说自己曾经与某著名音乐人“在一起”。不管是采用哪一种形式，这些人的行为都有一个非常可悲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成就感都来自于自身之外。
还有一些人会用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利用关联原理。他们不是夸大自己与成功人士的联系，而是夸大与自己有关系的人的成功。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一心要让自己的孩子变成明星的“舞台妈妈”了。当然，这种做法并不是女人的专利。1991年，在依阿华州的达文波特市，一名妇产科医生中断了对3名学校官员的妻子的服务，据说是因为他的儿子在学校的篮球赛中坐冷板凳的时间太长了。而其中的一名妇女当时已经有8个月的身孕了。
医生们的妻子经常谈起由于她们丈夫的职业地位关系，使得她们感到有压力去获得个人威望。佩坎恩写过一本名为《全美最佳医生》的书。据他说，很多对他的名单提出异议的并不是那些名字没能上榜的医生，而是他们的妻子。有一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关联原理对这些妇女的影响程度。佩坎恩收到过一名疯狂的妇女的来信，并且在信中寄来了她丈夫的名字应该登上最佳医生名单的证明，那是一张一个男人与格里芬的合影。
怎样保护自己
因为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来增加人们的好感，所以我们必须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抵御那些善于运用喜好原理来牟利的人。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但仔细想想，搞出一大堆策略来对付那些数也数不清的获得我们好感的方式恐怕的确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要采用这种一对一的策略，把每一条路都堵死，那需要的方法实在是太多了。此外，很多种产生好感的因素，像外表的吸引力、熟悉感，关联，对我们的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要想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相反，我们应该考虑一个普遍适用的方法，一个能抵消所有产生好感的因素对我们的顺从决定形成负面影响的方法。这个方法起作用的奥秘就在于，抓住一个最有效的时机来做出反应。不要试图在那些产生好感的因素起作用之前就将它们识别出来，并阻止它们起作用，而应该让它们把能量释放出来。我们不应把注意力直接放在那些令我们对让人顺从的行家们产生过多好感的事情上，而是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是否已经对他产生了过多好感这一事实上。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这种人的喜爱程度已经超乎寻常，那这时我们就要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了。
｛专家解读：还有一种获得别人好感的方法，就是熟知一切名贵的品牌，并有效地、巧妙地向别人介绍。因为好感可以通过外在的、已经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有好感的东西来建立。只要建立了这个关联，好感也就建立起来了。｝
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效果而不是原因上，我们就能把自己从识别并防止喜好原理对我们产生影响这一繁重而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务中解脱出来。现在，当我们与那些让人顺从的行家们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只要将注意力放在一件仅与好感有关的事情上就可以了，那就是我们是不是很快就对这个人产生了好感，或是产生了过多的好感。一旦我们发现情况确实如此，我们就要意识到他们可能对我们采用了一些技巧，而这时我们应该开始采取反击措施了。请注意，我建议的这个策略是从那些让人顺从的行家们最爱使用的柔术技巧借鉴而来的。我们不是去抑制那些产生好感的心理因素的影响，而是让它们尽情发挥影响，然后再用这种力量对付那些想利用我们的人。这种影响力越强，它们的作用就越明显，对我们的防御行动就越有帮助。
比方说，我们发现自己在与丹争夺吉拉德刚刚退出的“最伟大的汽车销售员”桂冠的候选人，为一辆新车讨价还价。经过几个回合的谈判，丹想和我们达成这笔交易，他希望我们能买下这辆车。在我们做出任何这样的决定之前，我们应该先问自己一个关键问题：“在我认识这个人短短25分钟的时间里，我对他产生的好感是不是超过了我的预期？”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便不妨回顾一下丹是不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做了什么让我们产生好感的行为。我们可能会想起来，在推销之前，他让我们喝了咖啡，吃了甜甜圈；他称赞我们对车的附加设备和颜色的选择；他让我们愉快地大笑，他在我们想要得到一个更好的价钱时与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来对付老板。
虽然这样回顾一下刚刚所发生的一切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少有用的信息，但它在保护我们不受喜好原理伤害的行动中并不重要。只要发现自己对丹的喜爱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不管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提醒自己，是以行动来抵抗这种喜爱的时候了。有一种做法就是主动地扭转这个过程，让自己不喜欢丹。但这对丹来说可能很不公平，而且对我们自己也没什么好处。毕竟，有些人天生就招人喜欢，而丹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刻意去讨厌那些招人喜欢的让人顺从的行家们好像有点蛮不讲理。况且，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着想，我们也不应该断绝与这么好的商人的业务来往，尤其是当他们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好价钱的时候。
我建议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法。如果我们对这个关键问题的回答是：“是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对这个人特别有好感。”那这就是我们要快速采取行动的信号，我们要在心里把丹和那辆雪弗莱或丰田汽车分开。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如果我们选择了丹卖给我们的车，我们就要开着这俩车，而不是丹，从车行驶出去。虽然我们觉得丹非常可爱，因为他相貌英俊，与我们的爱好相同，而且风趣幽默，或者有亲戚住在我们长大的地方，但这些因素与一桩明智的汽车生意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正确的反应是有意识地把精力集中在这一笔生意，也就是丹要卖给我们的车上。当然，当我们所作出的任何一个顺从他人的决定时，都应该把我们对请求者的感情与他提出的要求分开。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在交易中掺杂了对请求者哪怕是短暂的个人层面或者社交上的关系，我们就很容易忘记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当我们对请求者既不是特别喜欢，也不是特别讨厌时，忘记划清这个界限不会让我们犯下什么大错。但当我们特别喜欢那个请求者时，不能分清这个界限极有可能使我们铸成大错。
而这就是对那些让人顺从的行家们的过分喜欢应该引起我们警觉的原因。每当我们有这种冲动时，就应该提醒自己，把交易人和交易本身分开，并且只根据后者来做出决定。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个原理行动，我敢肯定，我们会对自己和那些让人顺从的行家们之间的交易满意得多，但我猜丹恐怕对这笔交易就没有那么满意了。
｛读者报告｝－－－来自一个芝加哥人
虽然我从没参加过特百惠的家庭聚会，但最近我同样体会到了这种友谊造成的压力。我接到一家长途电话公司打来的电话，告诉我说我的一位朋友把我的名字放进一个称为“MCI朋友家庭通话圈”的名单上。
我的这位朋友，布拉德，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去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搬到了新泽西。但他会经常打电话给我，打听朋友们的最新消息。这个给我打电话的销售小姐告诉我，如果他打电话的人都是MCI的用户，他就可以节省20%的电话费。然后她问我原不愿意换到MCI以得到如此这般的种种好处，那样的话布拉德给我打电话时，就可以节省20%的话费了。
说实在的，我对MCI的那些好处没什么兴趣，我对我现在用的这家长途电话公司的服务很满意。但可以为布拉德省钱这一点却让我动了心。对我来说，如果让他知道我不想留在他的通话圈里，也不关心他能不能省钱，他一定会觉得这是对我们友谊的冒犯。所以，为了不让他失望，我答应她同意换到MCI去。
以前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仅仅因为是一个朋友在主持特百惠的家庭聚会，那些女人们就跑去参加，然后买一大堆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回来。现在，我知道了。
作者点评：
这个读者并不是唯一一个能够见证MCI通话圈所造成的压力的人。当《消费者报告》杂志向MCI的销售人员询问这种方法的效果时，他的回答非常简洁：这个办法十次有九次都会见效。
6. 权威
跟着行家走。 －－－维吉尔
中国的学生过于依赖专家，在给我写的邮件中经常将那些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重大事件交由别人来替他们决策。李开复就曾经说道，有无数的学生来信要求他给他们指点人生发展的道路。这就是对权威过度信赖的表现。
假设有一天，你正在翻阅一份报纸，你注意到了有一则招募志愿者参加附近一所大学心理学系进行的“记忆研究”的广告。再假设，你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因此与这个实验的主持人，米尔格拉姆教授取得了联系，约定去参加一个一小时的实验。当你到达实验室时，你遇见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主持实验的研究人员，穿着灰色的实验室制服，手里拿着写字板，因此你一眼就可以把他认出来。另外一个是像你一样的志愿者，这个人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没什么特别。
在相互寒暄了几句之后，研究人员开始向你们讲解将要进行的实验的程序。他说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研究惩罚对人们的学习和记忆能力有什么影响。因此，一名志愿者的人物是将一个很长的清单上列出的一对一对的单词全部记住，这个人被称为“学习者”。而另一名志愿者的任务则是考察这个学习者的记忆力，每当学习者出错时，使用越来越强的电流电击他，这个人就指派做“老师”。
很自然地，你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些紧张。当你通过抽签方式发现自己分到了学习者的角色时，你就更加担心了。你没有料到经历身体的疼痛也是这个实验的一部分，所以有那么一会，你考虑要离开了。但你并没有这么做。你想，如果你真想离开的话也还有的是时间。况且，这些电击能够强到哪里去呢？
在你学完清单上一对一对的单词后，研究人员把你绑到一张椅子上，然后在老师的注视之下，把电极绑到你的手臂上。现在你对电击的后果更加担心了，因此向研究人员询问电击会强到什么程度。结果他的回答根本没能让你感到任何安慰，他说虽然遭到电击会非常痛苦，但并不会造成“永久性的组织损伤”。随后，研究人员和老师便去了隔壁的房间，把你一个人留在那里。在隔壁的房间里，老师通过一个对讲机向你提问，你每答错一次，他就会释放电流来电击你一次。
｛专家解读：社会科学的实验设计不同与自然科学，是以人为实验对象开始的。如同这个实验。但是，通过实验揭示了一些我们平时忽略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背后本质的东西。｝
随着实验的进行，你很快就看出了老师使用的套路：通过对讲机，他提出一个问题，然后等着你回答。当你答错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要承受多少伏电压的电击，然后在一个开关上拉一下，让电流传到你身上。最糟糕的是，你每答错一次，电压就升高15伏。
这个实验的第一部分进行得很顺利。电击让你觉得不太舒服，但完全可以忍受。然而，慢慢地，随着你犯的错误越来越多，遭受电击的电压也逐渐增高。这种惩罚开始让你觉得很痛苦，致使你的注意力不能集中，所犯的错误也就越来越多，而这又导致了更强的电击。当电压达到75伏、90伏以及105伏时，你遭受的痛苦让你叫出声来。当电压达到120伏时，你对着对讲机说电击真的开始让你很痛苦了。当你再次呻吟着接受了一次惩罚之后，你觉得你已经不能忍受了。在老师又把150伏的电击加到你身上之后，你对着对讲机咆哮起来：“够了，让我出去吧。请你让我出去。”
可是，老师并没有把你放出来，相反，他接着问了你下一个问题。你吃了一惊，但又有些迷惑。你含糊不清地说出了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当然，你又答错了。老师又给你加了一次165伏的电压。你尖叫着，要他停下来放你出去。但他的反应仅仅是提出了下一个问题。当然紧随其后的又是一次强烈的电击，因为你在狂乱之中给出的答案又是错的。你惊慌得不知所措。到了现在，电击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你已经痛苦得扭动着身体尖叫起来。你踢着墙壁，请求老师，让他帮帮忙，把你放出去。但是，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接连不断地提出问题，可怕的电击也源源不断，195伏、210伏，210伏，225伏、240伏、255伏、270伏、285伏，然后到了300伏。你意识到要正确地回答出问题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所以你对老师喊叫起来，说你不会再回答他的问题了。但情况没有任何改变。老师解释说你没能回答出问题也算是回答错误，所以你又遭到一次电击。这场严酷的考验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最后电击的力量几乎使你麻痹。你已经不再喊叫，也不再挣扎。你只能感觉到每一次可怕的电击给你带来的刺痛。你想，也许老师看到你完全不能动弹，他就会听下来，因为已经没有必要将这个实验再进行下去了。但他还在无情地继续着，提出下一个问题，宣布下一次电击的电压数（现在已经到了400伏），并把开关拉下去。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迷乱中你不禁想，为什么他不帮我？为什么他不停下来呢？
对大多数人来说，上面的情景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噩梦。但是，要真正意识到这场噩梦有多么可怕，我们必须直到上述的这一切基本上都是真的。的确有过这样的实验，实际上是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是由一名叫米尔格拉姆的心理学教授主持的，充当老师角色的实验对象确实愿意把连续不断的、强烈的、危险的电击施加到一个踢打着、尖叫着、恳求着的学生身上。这个实验当中唯一一个不真实的地方是，他们并没有将真的电击加到学生身上。那个一直不断地、痛苦地叫着“可怜可怜我，赶紧把我放出去”的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对象，而是一个演员。米尔格拉姆做这个实验的真正目的也不是要研究惩罚对学习和记忆的影响，而是要研究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当一个普通人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会愿意让一个完全无辜的人遭受多少的痛苦？
｛专家解读：这可能也是警察对待嫌疑犯时的情况。警察会认为他们做的是正义的事情，而没有将眼前的嫌疑犯当做正常人。警察会认为这是在维护社会的治安及稳定，而不认为是一种酷刑。这也是这个实验揭示的另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答案令人非常不安。在与前面讲述的那场噩梦一模一样的情形下，大部分老师都愿意把手头所有最痛苦的惩罚加到他人身上。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2/3的人都对受害者的恳求充耳不闻，把他们面前的30个电击开关一一拉了个遍，直到电压达到450伏研究人员停止实验为止。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当受害者开始要求他们将自己放出来时，参加这个实验的40名作为老师的实验对象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此罢手。后来当受害者请求他们时，也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再后来，当受害者的反应用米尔格拉姆的话来说是“一种极度痛苦的尖叫”时，仍然没有一个实验对象停下来。直到他们施加了300伏的电击，受害者绝望地叫着他已经不能给出问题答案时，才有很少一部分人停了下来。
这些结果让每一个参与实验的人都十分震惊，米尔格拉姆也不例外。实际上，在这个实验开始之前，他曾让耶鲁大学（这个实验就是在那里进行的）的同事、研究生和主修心理学的学生看过这个实验的程序，并让他们估计有多少实验对象会把电压加到450伏，结果所有的人都说只有1%－2%的人会这么做。而另外39名精神病医生则估计每1000个人当中大概会有一个人对实验产生的真正的行为模式做好了思想准备。
面对这种惊人的现象，我们应该做出何种解释呢？也许，就像有些人提出的，这可能与实验对象全是男性有关，因为众所周知，男性是一个更具攻击性的性别；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实验对象对这么高的电压所造成的危险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实验对象恰好是一群性格怪异、精神失常的虐待狂。但对这每一种可能性，人们都提出了强有力的反面证据。首先，后来的一项实验表明，实验对象的性别与他们对受害者施加电击的意愿无关。女老师与第一次实验中的那些男老师的做法几乎一模一样。
对实验对象没有认识到高电压对受害者造成潜在的危害这种解释被另一个实验所检验，结果发现，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在这个实验中，受害者明确的告诉实验对象自己心脏有毛病，电击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心脏：“够了，快让我出去吧。你知道我有心脏病，我的心脏已经开始感到不舒服了。我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让我出去！”尽管如此，结果还是和以前一样，仍有65%的实验对象忠心耿耿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直到用完最高一级电压。
最后一种解释就是，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对象是一群个性扭曲的虐待狂，根本不能代表普通大众。但事实证明，这种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那些应征来参加米尔格拉姆的“记忆实验”的人来自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有着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的教育水准。而且，后来进行的一组个性测试也表明，这些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完全正常。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精神疾病的迹象。实际上，他们就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或者来米尔格拉姆的话来说，他们“就是”你和我。如果真像米尔格拉姆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一个都与这个可怕的发现有关，那么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个人问题：“是什么使我们做出了这样的事情？”
米尔格拉姆确信他已经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心中的对权威的敬重感。根据米尔格拉姆的说法，这个实验中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实验对象们无法拒绝实验指挥者的要求，而实验指挥者就是那个身穿灰色大褂、无视实验对象的行为可能引起的情感和身体上的伤害、一直督促甚至命令他们履行自己职责的研究人员。
｛专家解读：许多医院的护士其实对医生开错了药房是有感觉的，但是由于医生的权威性，她们通常是将错就错，而不是主动敢于冒着风险向医生求证。这就是权威的力量。｝
有很多强有力的证据都支持米尔格拉姆这种服从权威的解释。首先，如果没有研究人员继续下去的命令，显然实验是进行不下去的。事实上，实验对象们都很痛恨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为受害者遭受的痛苦感到难过。因此，他们一再请求研究人员让他们停下来。当他们的请求遭到拒绝时，他们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可是他们的手在颤抖，他们紧张得满头大汗，他们的身体在战栗，而且他们还结结巴巴地提出抗议并且请求研究人员将受害者放出来。在极度的紧张和痛苦中，有的人用手支撑着自己的头，还有一些人控制不住自己，发出神经质的笑声。正如一个旁观米尔格拉姆实验的人所写的：
我看到一个老成持重的商人面带微笑地走进了实验室，一幅胸有成竹、镇定自若的样子。可是不到20分钟，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浑身颤抖，话也说不清楚，不时地摸自己的耳垂，手也不停地扭来扭去，显然已经到了神经崩溃的边缘。有一刻，他用拳头敲打着自己的前额，小声说道：“哦，上帝，让我们停下来吧。”但是，他还是继续服从研究人员的每一个命令并一直坚持到最后。
除了这些观察之外，米尔格拉姆还为他的解释提供了很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比如说，在后来所做的一个实验中，他让研究人员和受害者对换一下台词，也就是说让研究人员告诉老师停止电击，而受害者去勇敢地要求老师继续下去。而结果是再清楚不过了：当继续下去的要求仅仅是由受害者提出时，百分之百的实验对象都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另外一次实验中。在这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和另一个实验对象进行角色互换。研究人员被绑在椅子上充当学习者的角色，而另一个实验对象则在研究人员发出抗议时命令老师继续实验。结果没有一个会去碰那个电击开关。
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实验对象们表现出来的服从权威的极端程度在另一个后续的基础研究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个实验中，米尔格拉姆给老师派了两名研究人员，他们会发出相互矛盾的指令。一个人说一旦受害者要求把他放出来就马上停止电击，而另一个却说不管怎么样实验都要继续进行下去。这些相互矛盾的指令确实形成了这个研究项目中唯一一个幽默的特征：在一种又好笑又可悲的迷惑中，实验对象一会儿看看这样研究人员，一会儿看看那个研究人员，恳求他们俩能给出一个统一指令，好让他去执行：“等一等，等一等。怎么回事？一个说要停，一个说要继续……到底要怎么样？”当两个研究人员仍旧坚持自己的意见时，实验对象便会赶忙分辨出谁是更大的老板。由于实在无法找到一个真正的权威，最后，每一个实验对象都按照自己的直觉行事，停止了电击。就像其它后续实验所证明的一样，如果实验对象是虐待狂或具有病态的攻击倾向的话，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的。
当米尔格拉姆自己分析自己所收集的数据时，一个让他不寒而栗的事实渐渐冒了出来：这个研究的主要发现就是，即使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也会为了服从权威的命令而做出一些完全丧失理智的事情来。对那些对另外一种形式的权威－－－政府那种让普通民众盲目顺从的魔力一直深感担忧的人来说，这个发现更加发人深省。而且，这个发现也告诉我们，权威所具有的强大力量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当我们看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对象在执行任务时那种痛苦不堪的样子后，有谁还会怀疑权威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呢？
对那些仍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威尔逊的故事可能会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1987年9月1日，为了抗议美国向尼加拉瓜运送军用设备，威尔逊和另外两个人决定在加州康科德海军武器站外的铁道上卧轨。抗议者们深信，他们的行为能够阻止原定于当天发车的火车开出，因为3天之前他们就已经将他们的计划正式通知了海军和铁道部。但是，执行任务的非军方人员却接到了不要停车的命令。因此，尽管他们在600米以外就能看见抗议者，但他们根本就没有停车，甚至连速度都没有减一下。虽然另外两个人从车轮底下逃了出来，但威尔逊却跑得不够快，所以双腿从膝盖以下被齐齐轧断了。由于在场的海军医疗人员拒绝对他进行治疗，也不同意用他们的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旁观者们，包括威尔逊的妻子和儿子，只好自己想办法来止血，直到45分钟后一辆私人医院的救护车赶来。
令人惊讶的是，在越南当过4年兵的威尔逊，并没有把自己遭遇的不幸怪罪到火车司机或医疗人员的头上，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总是通过顺从的压力来限制这些人的行为的这种体系上。“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我在越南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他们只是在执行一项疯狂的命令，他们都是替罪羊。”虽然那些火车司机也同意威尔逊的说他们是受害者的观点，但他们并不像他那样宽宏大量。事实上，他们的反应可能是这个事件中最出人意料的：他们对威尔逊提出起诉，要他赔偿他们的损失。由于他们必须轧断他的双腿才能执行自己的任务，所以当他们这么做时，他们蒙受了“人格上的羞辱、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压力”。
每当我们面对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我们去做某件事情时，很自然地，我们会希望有充分的理由来支持这种推动力。在服从权威这件事情上，即便只是粗略地考虑一下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也会为我们提供很多合理的解释。一个多层次的为大家所接受的权威体系提供给一个社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正是由于有这样一套体系，一个复杂的包括资源的产生、贸易、防御、发展和社会控制等各种功能的社会结构才有可能形成。而另一个极端则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状态从来就被认为是不利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哲学家霍布斯就曾说过这是一种会让生命变得“孤独、贫穷、污秽、残忍和短暂”的状态。因此，我们从一出生就被告知，服从权威是应该的，而违抗权威则是错误的。这个重要信息存在于父母的教导中，学校的童谣中以及我们童年时听过的故事和唱过的歌曲中。而且一直延伸到我们成年后所遇到的法律、军队和政治制度中。在所有这些教诲和经历中，对规则的服从和对权威的忠诚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专家解读：在那些传销组织中，有个树立权威的过程。这些组织通常会树立一个年收入百万元的人作为大家的偶像和权威。于是，他努力讲解自己的成功之道，努力建立自己的威严，只要他发布命令，所有的人都为之倾倒，毫不犹豫地按照命令去做，这才是传销组织的真正有危害的地方。｝
而宗教对这种现象也有自己的独特贡献。比如说，在《圣经》的第1章就描述了对绝对权威的抗拒导致亚当、夏娃以及整个人类失去乐园的故事。如果这个比喻还太隐晦的话，那我们在《旧约》中可以读到一段充满了敬意的描述：亚伯拉罕心甘情愿地将匕首扎进自己年轻儿子的心脏，就因为上帝没做任何解释就命令他这么做。这个《圣经》中的故事与米尔格拉姆实验极为相近。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正确，不是根据它是否有意义，是否有害、是否公正或其它普通的道德标准，而仅仅是根据一个更高的权威的命令。亚伯拉罕所受到的苦难与折磨是为了考验他是否无条件地服从他的主人，而他，就像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对象一样，通过这个考验。
｛专家解读：在学校的教育中，也是过于树立权威，而导致了学生们丧失挑战权威的能力，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日后主动面对问题并独立找到解决方法的能力。全世界的教育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和问题，其根源在于对权威的不恰当建立和使用。｝
从亚伯拉罕或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对象的行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顺从的力量以及它在我们文化中的价值。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故事可能也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权威的要求，我们很少有痛苦到举棋不定的程度。更多的时候，我们对权威的顺从是以一种“咔哒，哗”的方式发生的，很少或者从来没有经过有意识的思考。实际上，来自公认的权威的信息在很多情况下都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行动的捷径。
米尔格拉姆也指出，遵从权威人士的命令总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实际的好处。当我们年幼的时候，这些权威人士（如家长、老师）知道得比我们多，我们发现听取他们的建议很明智，这么做当然也因为他们是决定赏罚的人。成年以后，同样的原因，我们还是愿意接受权威的忠告，只不过现在的权威人士变成了雇主、律师和政府官员。因为他们所处的有利位置，他们可以接触更多信息，拥有更多权利，因此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大体上是错不了的。而正是由于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们也很容易走进一个误区：有时候权威的话并没有什么道理，可我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按他们说的去做。
当然，这种尴尬的局面对每一种重要的影响力的武器来说都是在所难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我们认识到服从权威是非常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我们会很容易对权威人士产生自动的顺从。这种盲目顺从同时带来好处和坏处的特点，也正是它的机械特点。由于在权威面前思考似乎成了一件多余的事情，因此很多人就不再思考。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有时候也会有例外，因为我们只是在机械地做出反应，并没有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它来自权威压力很强大也很明显的领域－－－医学界。健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极其重要，因此，那些在健康问题上有着丰富知识和强大影响力的医生，便成了极受尊敬的权威人士。更何况医学界本来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每一个在医疗系统工作的人都非常清楚自己在整个系统中的位置。而且他们都知道，医学博士是金字塔尖上的人物。除非是一位级别更高的医生，否则没有人可以否决一位医生对一个病人做出的诊断。因此，在医疗系统里，自动地顺从医生的命令已称为一种长期建立起来的传统。
这样，当一个医生犯错误时，就会出现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那些在等级制度中位置较低的人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并对此提出质疑，因为一旦一个合法的权威发出了命令，下属们就停止了思考并开始对他的命令做出反应。如果以这样一种“咔哒，哗”的方式在复杂的医院环境里工作，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实际上，美国健康保健财政管理局在1980年所做的一项研究也表明，仅仅在给病人开药方这一项上，每一天的出错率就达到了12%。10年之后，情况没有任何好转。根据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在医院中心脏停止跳动的病人有10%是因为开错了药方。病人拿到错误的药方的原因多种多样。然而，在坦普尔大学药物学教授科恩和戴维斯合著的《用药错误：原因和预防》一书中却指出，大部分的用药错误都是由于盲目服从病例的“主人”－－－主治医生而引起的。根据科恩的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病例中，病人、护士、药剂师以及其他的医生，都没有对药方提出任何疑问。”比如说，科恩和戴维斯所举的“肛门耳痛”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有一位医生要一个病人将药水滴入疼痛发炎的右耳，但他没有在处方上将“右耳”写完整，而是缩写成了“滴入R ear”。拿到这个处方以后，值班护士马上就把规定剂量的滴到耳朵里的药水滴入了病人的肛门。
显然，在肛门处治疗耳朵痛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不管是病人还是护士都没有对此提出任何异议。这个故事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很多情况下，当一个公认的权威开口之后，本来很有意义的一切便突然变得无关紧要起来。这时候，我们不会考虑整个的情形，而只关注其中的某一方面并对它的做出反应。
当我们以这种不假思索的方式行动时，我敢肯定，那些让人顺从的行家们一定想利用我们这一点。让我们还是回到医学界，看看那些广告商是如何通过雇用一些演员扮演医生的角色，利用我们的文化中对医生的尊敬来为他们的商品说话的。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演员杨的一个电视广告。在广告中，他劝告人们要小心咖啡因的危害，建议大家喝不含咖啡因的桑卡牌咖啡。这个广告一经播出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卖掉了不计其数的咖啡，以至于很多年来电视台一直在播放这个广告的不同版本。这个广告为什么这么有效呢？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会听杨的话去喝健康的不含咖啡因的咖啡呢？原因很简单，就像雇用他的广告商非常清楚一样，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和一个他早年扮演的长篇电视剧中的角色－－－威尔比医生联系在一起的。平心而论，被一个扮演过医生的演员的意见所左右是毫无道理的，但事实就是这样，这个人卖掉了桑卡牌咖啡。
内涵而不是内容
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广告时起，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个广告虽然利用了权威原理，但却并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的权威，充其量只是貌似权威的人而已。这告诉我一些关于不假思索地对权威做出反应的重要事实：当我们进入“咔哒，哗”状态时，不需要权威的实质，只要带点权威的象征，就足以让我们停止思考，进入唯唯诺诺的顺从状态。
有好几种权威的象征都可以在缺乏真正权威的情况下有效地获得我们的顺从。因此，这些象征经常都会被那些不具备权威实质的、让人顺从的行家们所利用。比如说，骗子通常都爱使用头衔、衣着和象征身份地位的外部标志。对他们来说，穿着一身精致的服装，从一辆漂亮的汽车里钻出来，自称是某某医生、教授、法官或特使，才是他们的最爱。他们非常清楚，这样把自己包装起来可以极大地增加得手的机会。有三种最典型的权威象征－－－头衔、衣着和外部标志，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种都值得单独来谈一谈。
头衔
头衔是最难也最容易得到的权威象征。为得到一个真正的头衔，通常需要多年的努力和杰出的成就。但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可能很容易就得到一个头衔。他们无需付出任何努力，只要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就能自动地得到人们的尊敬。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电视广告中的演员和骗子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而且做得非常成功。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告诉了我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表明，有时候头衔反而比这个头衔的主人有更强的影响力。我的这个朋友是东部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他机场在外面旅行，常常在酒吧、饭店、机场和陌生人交谈。他说，他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在交谈中千万不要提到他的教授头衔。每当他提到他的教授头衔时，交谈的气氛马上就变了。在刚才的半个小时里妙语连珠、兴味十足的谈话伙伴立刻变得枯燥无味起来。他们对他充满了敬意，对他的见解也唯唯诺诺。他的观点在这之前可能会引起一场活跃的讨论，但现在却只会招来一连串的赞同。他为此感到很烦恼，也有点迷惑不解：“我还是在过去的30分钟里和他谈话的那个人，是不是？”现在，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朋友会常常隐瞒他的职业。
我朋友的做法与通常那些不具备某种头衔，却谎称有的让人顺从的行家们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种故意的弄虚作假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一种权威的象征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与权威本身一样有效。
不过，我不知掉我这个身材略嫌矮小的教授朋友在知道下面的事实后还会不会那么急于隐瞒自己的头衔。他的头衔不但可以使那些陌生人更乐于帮助他，而且也会使他在旁人眼里显得更加高大。有一项研究就调查权威人士的身份对其身高有什么影响。结果发现，一个人的头衔越显赫，人们对这个人的身高就估计得越高。这个实验是在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5个班级里进行的。有一位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访问者被介绍给这5个班级的学生。但在每一个班上介绍他时，他的身份都不相同。在第一个班上，他被介绍为学生；在第二个班上，他被介绍为实验员；在第三个班上，他被介绍为讲师；在第四个班上，他被介绍为高级讲师；而在第五个班上，他被介绍为教授。当他离开之后，研究人员要学生们估计他的身高。结果发现，随着他地位的每一次身高，他的身高平均会增加半英寸。所以，当他是“教授”时比他做“学生”的时候要高出2寸半。
｛专家解读：中国大众以及学术界也特别在意头衔。如果有一个显赫的头衔，那么这个人就很容易得到别人不容易得到的机会。对头衔的重视，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缺乏识别能力。没有识别能力的人，才会将真才实学建立在一个空虚的头衔上。｝
多花一点时间去探讨一下身份地位与高矮大小之间的关系还是值得的，因为这种联系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在要小孩子们判断硬币大小的实验中，发现小孩子们常常认为外形大的硬币价值更高。成年人也容易犯同样的错误。在一个实验里，大学生们轮流从一叠纸牌中抽牌，牌上印着从负3元到3元的面值。每抽到一张牌，他们就会赢得或输掉与牌面价值相同的钱。随后研究人员要他们给每张牌的尺寸大小排序。虽然这些牌实际上都是一样大的，但那些印有最大数字的牌，不论是正是负，却被认为更大一些。因此，让我们看起来大一些的东西并不是让我们感到愉悦的东西，而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正因为我们认为大小和地位有关，所以就会有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用前者代替后者来从中牟利。比如说，在一些动物群落中，雄性动物的地位是根据它所能支配的其他动物的数量来决定的，这样大小就成了决定其在群体中的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当两个动物交手时，大而强壮的动物更有可能获胜。但是，如果它们都真刀真枪地干上一场的话，势必对整个群体造成危害。为了避免这种危害，很多动物都会采用不那么具有破坏性的方法。这时，两个针锋相对的对头会摆出进攻的架势，通常包括使用一些扩大自己身形的小诡计。很多哺乳动物会弓起背，把毛竖起来；鱼类会把鳍张开，在肚子里灌满水；而鸟类则会上下拍打它们的翅膀。在很多情况下，仅仅这样虚张声势一番就足以把对手吓跑，而真正争夺统治地位的竞争者就落到了那些看上去更大一些、更强壮一些的对手头上。
皮毛、鳍、羽毛，这些身体上最脆弱的部分却可以用来造成坚实和有份量的印象，这难道不是很有趣吗？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两点教训。第一，尺寸大小和身份地位之间既然有这样的联系，就一定有人会利用前者来造成一种很有身份的印象，并从我们的这种错觉中获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骗子们即使个头并不矮，也总会在鞋子里放上增高鞋垫。
另一个要吸取的教训是，从外观上体现出来的权威和力量经常都是徒有其表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与头衔有关的例子。从好几个方面来说，这个例子都是我所知道的这一类例子中最骇人听闻的。有一群研究人员，包括一些与3所中西部医院有关的医生、护士，对护士机械地服从医生的指令的程度越来越感到焦虑。它们发现，即使是一些训练有素的护士也没有充分运用自己的技能来检查医生的判断。当他们不同意医生的诊断时，他们只会拖着不去执行医生的命令，却并不去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
之前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做法是如何引起了把滴耳朵的药水滴到肛门里去的怪事。但是，这些研究人员还想把事情再往前推进几步。首先，他们想知道，这样的例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还是代表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其次，他们想检验一下当出现更为严重的误诊情况时，比如说给一个住院病人开过量的未经批准的药时，会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最后，他们想看看如果把这个权威人士从现场移走，而以一个电话上不熟悉的声音来传达最脆弱的权威的证据，也就是自称为“医生”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因此，有一个自称“医生”的研究人员给外科、内科、小儿科、精神科病房的不同护理站打了22个一模一样的电话，要接电话的护士给病房的某个病人用20毫克的雌激素。护士有4个很好的理由对这个命令做出慎重的反应：（1）这个处方是通过电话传来的，直接违反了医院的规定；（2）这种药没有经过权威机构认可，没有被批准使用，所以不在药房储备的清单上；（3）用药量显然达到了危险的程度，药瓶上清楚地写着一天最大用量是10毫克，而医生的命令是最大剂量的两倍；（4）护士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医生，也没有与他在电话上交谈过。但是尽管如此，在95%的情况下，护士都径直走进药房，拿到医生指定的剂量，然后回到病房准备用药。到了这个时候，藏在暗处的研究人员才站出来制止他们，并且将实验的真正目的告诉他们。
这个结果的确是令人毛骨悚然。95%受过正规培训的护理人员居然会毫不犹豫地执行一个明明是漏洞百出的指示，这怎能不让我们为每一个医院里的病人担忧呢？根据美国健康保健财政管理局的估计，在美国的医院里每天都有12%的用药错误。如果我们住院超过一个星期，我们就极有可能成为这种错误的牺牲品。而这个中西部医院的实验表明，这些错误并不局限于把滴耳朵的药水滴到其他地方这种无伤大雅的小事情，还有那些能引起严重后果的重大失误。
在解释这一令人不安的发现时，研究人员得出了发人深省的结论：
相对于实验环境而言，在现实生活中，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两位专业人员（医生和护士）的智慧结合在一起，以保证他们采取的治疗方法对病人来说是最佳的，或者至少不应该是有害的。然而，实验却清楚地表明，其中一个人的智慧实际上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由此看来，在医生的指令面前，护士们完全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丢在一边，进入了一种“咔哒，哗”的反应状态。当她们做出与工作有关的决定时，她们的训练和知识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由于一味地服从权威成了她们最喜爱也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她们宁肯犯错误也要和权威站在一条战线上。而更发人深省的是，她们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她们并不是因为服从了一个真正的权威而犯下错误，而是因为服从了一个最容易假冒的权威标志－－－头衔才铸成大错。
衣着
第二种能够启动我们机械系顺从权威的标志是衣着。虽然衣着这种权威标志比头衔更看得见摸得着，但伪造起来也很容易。警察局的档案里就有很多行骗高手以换装作为一种行骗手段的记录。这些骗子像变色龙一样，一会变成医院的白色，一会变成牧师的黑色，一会变成军队的绿色，一会有变成警察的蓝色。哪一种颜色对他们最有利，他们就换成哪一种。当受害者意识到权威的服装并不能保证这层外衣之下具有权威的实质时，往往已经为时太晚了。
｛专家解读：2003年奥迪公司在西班牙召开新车发布会，邀请中国的经销商代表参加。参会的人有我的学员，她们回来后告诉我这样一件事，说她们在马路上走的时候，遇到一个警察模样的人向她们要证件。当她们打开行李箱时，这个警察模样的人抢了她们的包就跑，这时候她们才意识到这个人不是警察。事后，她们回想起这件事时说，“我们认为他是警察。”这就是衣着的作用。我们肯定会在看到穿着警察制服的人的时候联想到安全。｝
社会心理学家比克曼进行过一系列的研究工作，证实了要拒绝以权威衣着包装的人的请求是多么的困难。比克曼实验的基本程序是在街上向行人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要求（比如说，捡起一个被丢弃的纸袋，站在公交车站站牌的另一面，等等）。有时候提出要求的男青年穿着普通的服装，而有时候则身穿警卫制服。结果不管他提出的是哪一类的要求，当他穿着制服时，答应他要求的人更多。
另外一个实验更能说明问题。在这个实验中，一个人叫住另外一个行人，指着站在50米开外的停车计时器旁的一个人说：“看见站在计时器旁边的那个人没有？他已经停车超时了，但他没有零钱。你去给他一毛钱！”说完这个人就转过街角，不慌不忙地走了。当这个行人走到计时器旁时，那个提出要求的人已经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了。如果提出要求的人穿的是制服的话，即使他已经不见踪影，制服的影响力都依然存在，因为几乎所有的行人都按他所说的做了。然而，当他穿着便服时，这么做的人却不到一半。有趣的是，比克曼后来要大学生们估计在上述实验中有多少人会听从这个人的要求。结果发现，他们对这个穿便服时获得顺从的比率估计得相当准确（50%，实际上是42%），但对这个人穿制服时获得顺从的比率估计得过低（63%，而实际上是92%）。
另外一种穿着对权威地位的暗示虽没有制服那么直接，但也相当有效，那就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与权威地位联系一起的衣着：剪裁合身的西服。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穿着也能有效地赢得陌生人的尊敬。比如说，在德克萨斯州进行的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让一名31岁的男子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闯红灯横穿马路。有一半时间，他穿着一套烫得很平整的西服，系着领带；而另一半时间，他穿着工作服。然后研究人员从远处观察，统计在街角等着过马路的人中有多少跟着他穿过马路。结果当他穿着西装的时候，跟在他身后闯红灯过马路的人简直就像拥挤在哈姆林的吹风笛者身后的小孩子一样多，是穿工作服时的3.5倍。只不过他的魔力不是来自风笛，而是来自他的条纹西服。
值得注意的是，被这些实验证明是法力无边的权威衣着－－－警卫制服和西服－－－在一起“银行检查员计划”的诈骗案中被胸有成竹的骗子们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了一起。这个骗局的目标可以是任何人，但他们最偏爱的是那些独居的老人。骗局通常是这样开始的：一个穿着合身的传统的三件套西服的人出现在行骗目标的家门口。他的穿着一看就让人觉得他是个举止得体、受人尊敬的人。他穿着挺括的白衬衫，皮鞋乌黑锃亮；西服的式样不是很时髦，但却很古典：3寸宽的翻领，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即使是在7月，西服的面料也是很厚重的那种；色调也很庄重：深蓝，灰色，黑色。
他向他看中的猎物，可能是一个前几天他在银行发现然后悄悄尾随着回家的寡妇，自我介绍说他是银行的检查员，正在审计她的账户，发现了一些问题。他想他已经找到了做手脚的人，一个经常改动某些账户的交易记录的银行职员。他说这个寡妇的账户可能就是被改动的账户之一，但他没哟确凿证据，因此来寻求她的合作。他问她能不能帮一个忙，把她的存款取出来，这样当交易记录经过嫌疑者的手时，检查人员和有关的银行官员就可以追踪这个记录。
一般来说，这个“银行检察员”的外表和言谈给人的印象太好了，以至于受害者从来没有想到要打个简单的电话去查证一下他的真伪。她马上就开车去银行，取出了她所有的钱，回到家里，与检查员一起等待这个设下的陷阱获得成功的消息。这个消息是在银行关门后由一个穿着制服的银行警卫带来的。他宣布说一切都没有问题－－显然这个寡妇的账户并没有被篡改过。检查员听到这个消息后显得松了一口气。他很有礼貌地向寡妇道谢，而且由于银行已经关门了，他就指示那个警卫把她的钱送回到金库里去，省得她明天还要再跑一趟。于是，大家笑容满面地握手告别，警卫拿着钱离开了，检查员则又耽搁了几分钟向寡妇表示谢意，然后也离开了。当然，受害者最后终于知道了“警卫”并不是警卫人员，而“检查员”也不是检查员，他们只不过是一对骗子。但这些骗子认识到了精心伪造的制服的魔力：他们轻轻地“咔哒”一下，我们就像被催眠一样，陷入了对“权威”的顺从之中。
外部标志
衣服除了有制服的功能之外，作为一种装饰，也可以是一种更一般性的权威标志。精致而又昂贵的衣服就像珠宝和汽车一样，带着一股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特殊气息。而在美国，汽车是一种尤其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地位标志。因为美国人对汽车有着特殊的感情，汽车在人们的生活中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根据在旧金山湾区进行的一项调查，拥有名车的人更受人尊重。研究人员发现，当绿灯亮起时，如果前面停的是一辆崭新的豪华车，而不是一辆破旧的经济型轿车，那在它发动之前，后面的司机会愿意等得久一点。而对经济型轿车的司机就没有多大的耐心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按了喇叭，而且大多数人按了不止一次，甚至还有两个人把自己的车顶到前面那辆车的后保险杠上。但一辆名车却有着无穷的威慑力，有50%的司机都恭恭敬敬地在后面等着，从来不敢按喇叭，直到它终于开动起来。
后来，研究人员问一些大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怎么做。与实验结果相比，学生们都低估了自己在向一辆豪华车按喇叭之前愿意等待的时间。男生们的估计尤其不准确，他们甚至觉得自己对一辆豪华车会更没有耐心。当然，实验的结果与之恰恰相反。请注意，这种现象在其他有关权威压力的研究中也出现过。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中，在中西部医院所做的护士调查中，以及在穿着警卫制服的实验中，人们都不能够准确估计自己及他人对权威的影响会做出何种反应。在每一个例子中，这种影响力都被严重地低估了。权威地位的这种特征性说明了作为一种顺从工具它为什么会如此有效。它不仅对我们很起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
怎样保护自己
一个保护我们不受权威地位影响的方法，就是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我们对权威以及象征对我们行为的深远影响通常都估计不足，所以，当它突然出现在某个顺从环境中时，我们往往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因此，一种自我防御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对权威保持高度的警觉。有了这种警觉，同时也意识到权威是多么容易假冒，当再遇到有人想利用权威来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采取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
听起来很简单，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如此。对权威的影响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会有助于我们抵御它的影响。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似曾相识，因为每一种影响力的武器都会存在这种问题，那就是我们并不想完全拒绝权威的影响，在大多数时候我们甚至愿意受到它的影响。因为，一般来说，权威人士对他们所说的问题都有很深的了解。医生、法官、公司总裁、立法机构的头面人物等等，都是由于学识渊博、判断准确才获得他们今天的地位的。因此，通常来说，他们的意见能给我们提供极好的建议。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个诀窍就是在没有什么压力或警惕性的情况下，能够认识到什么时候应该听从权威的意见而什么时候要拒绝他们。
为了帮助我们决定在某种情况下是否应该听从权威的意见，我们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当一个貌似权威的人试图影响我们时，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权威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专家？”这个问题很有帮助，因为它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两条重要的信息上：能够证明他是权威的证据，以及这些证据与我们手头的问题是否有关。通过这个简单的方法，我们便可以避免机械地服从权威带来的问题，把目光对准权威地位的真凭实据。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两个这样的例子。
首先，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红极一时的罗伯特·杨的桑卡咖啡广告。如果人们不是把他和“医学博士威尔比”联系起来，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杨的真实身份上，我敢保证这个广告不会播放这么久的时间，也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很明显，罗伯特·杨并不具备一个医生的知识，也没受到专业的训练。他所拥有的只是一个医生的头衔，而且还是一个空的头衔，是通过演戏得来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实。但当我们在生活中风风火火地疾步向前时，除非我们特别留心，否则我们很容易对这种明摆着的事实视而不见。这不是很让人奇怪吗？
这就是“这个权威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专家”这个问题如此有价值的原因。它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到一些很明显的事实上，将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些毫无意义的权威标志上转移到真正能证明其权威身份的证据上。而且这个问题也迫使我们将相关的和不相关的权威区分开来。在权威和忙碌的现代生活的双重压力下，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些跟在一个身着西服的人后面乱穿马路的德克萨斯行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即使这个人真的像他的穿着所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但在过马路这件事上，他不见得比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的人更有权威性。
但他们还是跟着他，好像他的“权威”标志已经把相关的和不相关的权威之间的界限抹杀了。如果他们花点时间问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专家（因为人们的行为会反应出他是否具备更多的知识），我想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对罗伯特·杨采用同样的方法。他并不是一个没有专长的人，在另一个不同的领域里，他有很长时间的工作经验，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他的知识和技能是作为一个演员所应具备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医生所要具备的。当我们看到那个著名的咖啡广告时，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他真正的资格上，我们就会立刻意识到，他并不比任何一位宣称桑卡咖啡有利健康的演员更值得我们信赖。
假定我们遇到了一个权威，而且断定他的确是一个与我们相关的专家。在向他的权威影响力乖乖地缴械投降之前，我们还应该再问自己第二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要对这个权威相信到什么程度？”即使是最有知识的权威也不见得会将他们的信息如实地呈现给我们，因此我们对他们的信任程度还是应该有所保留的。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这么做的。与那些想通过说服我们从而得到某种好处的权威相比，我们更容易受到那些看似公正无私的权威人士的影响。而研究结果表明，世界各地的人都是如此。如果我们经常停下来想一想权威们可以从我们的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便支起了一张保护自己不受权威启动影响的安全网。这样，即使是一个在某个领域内知识颇丰的权威也不能说服我们，除非我们确信他提供给我们的信息真实可信。
当我们评估一个权威的可信度时，我们应该牢记那些让人顺从行家们经常用来博得我们信任的一个小伎俩：他们故意讲一些在某种程度上违背自己利益的话。这种方法如果使用得当，可以很巧妙却很有效地“证明”他们的诚实。他们可能会提到关于他们的竞争地位或商品上的一个小小缺陷（“哦，本森公司的劣势是……”）。但毫无例外，这个缺陷无关紧要，很容易便被更显著的优点掩盖和克服：“利斯特灵，每天你都要忍受3次它难吃的味道。”“艾维斯：我们是第二名，但我们更努力。”“欧莱雅，稍微有点贵，但完全值得。”通过用一些小小的缺陷来确立自己诚实可靠的形象，当他们强调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时就会显得更有说服力了。
我就在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地方－－－饭店里见到过人们使用这个策略，而且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大家都知道，饭店的服务生工资很低，经常要靠小费来弥补他们的收入，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撇开提供最好的服务这个必要条件不提，那些最成功的服务生都有一些增加小费的小窍门。而且他们也知道，顾客的账单越大，即使小费的标准不变，他们的进账也会更多。因此，从增大顾客的账单以及提高顾客给小费的百分比这两点入手，服务生们也扮演起了说服别人的角色。
我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因此到几家相当高档的饭店应聘服务生的职位。由于我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只得到了一份打杂的工作，结果这份工作反而最有利于我观察和分析人们的行为。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了饭店力的其他员工都已经知道的一件事，那就是文森特是这里最成功的服务生。他总是有办法能让顾客多点一些菜，而且给更多的小费。他每周赚得的钱在服务生中遥遥领先。
所以我在干活的时候就经常故意靠近文森特服务的桌子，好仔细观察他所使用的技巧。很快我就发现，他所使用的方法可以说是没有固定的模式，也就是说，在每一种不同的情况下他会采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当一家人来吃饭时，他表现得非常兴奋，甚至有点滑稽：既对大人说话，也不会忘了小孩。当顾客是一对约会的年轻男女时，他就变得非常正式，甚至有点傲慢，目的是要给那个男的（他只对他说话）一点压力，使他多点菜，多给小费。当顾客是一对上了年纪的老人时，他还是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但去掉了傲慢的成分，营造出一种对两个人都很尊重的氛围。如果只有一个顾客单独进餐，文森特则会采用一种很友好的态度－－－诚恳、善谈、热情。
当来吃饭的是一大群人时，文森特就会使用那个说一些违背自己利益的真话的小把戏了。这时，他的天分才得以展现。但第一个人开始点菜时，通常是一位女士，他的表演就开始了。不管她选择了什么，文森特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他皱起眉头，拿着笔的手停在点菜的夹子上，迅速回头扫了饭店经理一眼，然后将身体倾向餐桌，悄悄地、用很轻但全桌的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今天晚上这道菜恐怕不像平时那么好。我可不可以建议您点xxx或xxx呢？”（这时候，文森特推荐了两道比顾客最初点的那道菜稍微便宜一点的菜。）“今天晚上这两道菜做得都非常好。”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文森特用到了好几种影响力的原理。首先，即使人们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他们也会觉得文森特给他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因此会对他心存感激。等到他们决定要给他多少小费时，理所当然地，互惠原理会助他一臂之力。除了能够增加小费的百分比之外，文森特的做法也很有可能会增加点菜的数量。因为这一举动确立了他在这家饭店的权威地位：他清楚地知道这个晚上哪道菜做的好，哪道菜做的不好。而且他那个似乎违背了自己利益的建议也在这里发挥出了它的作用－－－这就证明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因为他推荐的菜比顾客最初点的菜还要稍微便宜一些。看上去他是一个将顾客的利益放在心上的人，而不是一个只想自己多赚钱的人。
通过上述的种种表现，他在顾客心目中立刻变成了一个既诚实又有知识的人，而这个形象让他有了极高的可信度。文森特也会马上开始利用自己的这个新形象。当这些人点完菜以后，他会说：“很好，你们想不想要我为你们推荐一款合适你们菜品的酒？”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看到这一幕，而顾客的反应也惊人地相似，他们微笑着，点点头，基本上都表示同意。
即使是从我所在的位置，我也可以从他们脸上读出他们的想法。“当然，”顾客们好像在说，“你知道这里什么东西比较好，而且显然你也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你就告诉我们应该点什么吧。”文森特看上去像是很高兴的样子，而且他确实对酒很了解，因此推荐了几款很好（也很贵）的酒。当到要点甜点的时候，他也同样令人信服。有些顾客本来是不打算吃甜点的，或者打算和朋友共享一份甜点，可这时候他们全都被文森特对阿拉斯加烤松饼和巧克力慕司蛋糕的热情洋溢的描述所打动。是啊，谁会比一个已经被证明是既诚实又权威的人更可信呢？
通过优雅地把互惠和权威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文森特显著地提高了小费的百分比，以及作为计算小费基数的账单的总额。他用这个方法赚来的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请注意，正是由于他装出一幅对自己的利益漠不关心的样子，他才获得了这么多利益。有意思的是，他所说的那些好像只会损害自己经济利益的话，却奇迹般地增加了他的收益。
｛专家解读：这真是似曾相识的情景。在中国的高档餐厅里，服务员也是这样。｝
读者报告 －－－来自一个年轻的商人
大约2年前，我想把我的旧车卖掉，因为我刚买了一辆新车。有一天我路过一个旧车行，看到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我们可以替你卖更多的钱。”我想，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于是停下来，走进去与那里的老板攀谈起来。我告诉他我的车想卖3000块钱，他却说我应该多要一点，因为我的车至少值3500。我听了他的话后很吃惊。因为在他们这样的寄卖行里，我的要价越高，他们在把车卖给别人之后自己所剩下的钱就越少。所以他告诉我实际上可以把价钱开到3000块钱以上时，其实就等于在减少他自己的利润。当然，就像你的例子中服务生文森特一样，他其实也是装出对自己的利益满不在乎的样子来骗取我的信任，可惜我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不管怎么样，我听从了老板的建议，把车留在了那里，而价钱则定在了3500。
过了几天，他们给我了一个电话。说有一个人对我的车很有兴趣，只是觉得价钱稍微高了一点，他们问我原不愿意减价200元把车卖掉。因为我相信他们是为我着想，所以就同意了。第二天他们又打来电话，说买主没能贷到款，所以不能买我的车了。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车行又给我打来了两个电话，每一次都要求我将200块钱好把车卖掉。每一次我都答应了他们，因为我对他们仍然很信任，但每一次都没能成交。慢慢地我起了疑心，给一个家里有人在汽车行工作的朋友打电话。他告诉我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他们用这样的办法来使我这样的卖车人把价钱降到很低的水平，这样当他们最后把车卖掉时就可以大赚一笔了。
因此我到车行把车取了出来。当我离开的时候，他们还在劝我把车留下来，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希望的顾客”，如果我肯把价钱再降200块，他一定会把车买下来。
作者点评
又一次地，我们看到了对比原理与重要利益原理结合在一起对人们的影响力。在这个例子中，3500元的数字定下来以后，每次减掉的200元相比之下就不会显得太多了。
有人告诉你说：经过大量的研究表明，你这样的人在这个年龄吃这个补品有很大的好处。如果这个人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你对他的介绍肯定会有一些质疑。现在这个人的头衔是中国营养学会高级研究员，你对上述的话有何感想？当你知道他不仅是高级研究员，而且还是国务院的特级专家，此时你对上述的话的感想是否有变化？这时候，你又知道了有关这个人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去年他被授予了诺贝尔生物学奖。也许你没有听过诺贝尔奖，不要紧，你一定会问诺贝尔奖是什么呀？此时，有人告诉你诺贝尔奖是世界一流科学家才会得到的大奖，一年只有一次，获奖者在全球科学家中只有很少的比例。此时，你对前面那番话语的感受是否又有了变化？你是相信这个人吗？绝对不是！你相信的是他的头衔，是外界授予的头衔。你可能一点也不关心这个人在中国营养学会研究的课题是什么，也许他的研究和获奖的课题是昆虫的蛋白质含量，与可以引证的人类的补品和健康话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还是逐渐在知道他的头衔后相信了他的话。
销售中有大量的如此应用。可怜的人呀，总是喜欢惯性地思考问题，而不会稍微动一下大脑，多问自己几个问题，通过自己的鉴别能力来确定自己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7. 短缺
爱一样东西的方法就是意识到你可能会失去它。－－－G.K.切斯特顿
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杂志，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国记者对来华访问的外国人最喜欢提的一个问题：“您认为中国的发展如何？”要知道，那些跨国企业的CEO们，他们是有公关顾问的，在来中国之前，他们早就知道了中国记者最爱问这个问题，因此特意准备了答案。所以，许多的外国人在回答不同的中国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时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太神奇了，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中国的媒体记者为什么那么需要来自外国人的肯定和赞扬？因为中华民族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机会自豪和扬眉吐气了，我们特别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所以特别在意外人如何看待我们，如何评价我们，而不管人家说的是恭维话还是真心话，总之都当成真心话来听。中国有一句古话：素狠了，不忌油腻。就是对短缺原理最好的阐释。
我所居住的亚利桑那州的梅瑟城是凤凰城的郊区，也许梅瑟城最著名的特征就是该城的摩门教徒为数众多，仅次于世界上摩门教徒最多的盐湖城。还有一个就是坐落在环境优美的市中心的一座巨大的摩门教堂。虽然我从远处领略过教堂附近的风景和教堂的建筑艺术，但我从来没有兴趣想走进教堂到里面去看一看。直到有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说每一座摩门教堂的里面都有个特殊区域，除了摩门教的信徒外，其他任何人都禁止入内，就连可能皈依摩门教的人也不例外。但是，这条规矩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一座教堂新落成后的几天内，所有的人都可以参观整个教堂，当然也包含那个禁止非教徒入内的部分。
那篇文章说，梅萨教堂刚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按照教堂的标准，经过这种修缮的教堂完全可以算是一座新教堂。因此，在随后的几天内，非摩门教徒也可以参观平时禁止入内的区域。至今，我仍很清楚地记得当时那篇文章对我的影响：我立即决定去参观一次。但当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问他是否愿意与我一同前往时，我开始意识到这么快就让我改变决定的一些事情。
我的朋友谢绝了我的邀请，并奇怪为什么我这么想去参观这座教堂。我不得不承认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参观一座教堂。我也没有关于摩门教的问题需要解答，我对教堂建筑连一般的兴趣都没有，而且我也不指望能发现什么比这个地区的其他教堂更奇特、更令人激动的东西。说着说着一切都变得清楚起来：对我来说，这个教堂的特殊吸引力就是，如果我不赶紧去看一看那个平时禁止参观的部分，我就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也就是说，一种原本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东西，突然间变得很有诱惑力，就因为很快我就会得不到了。
自从那此我与“机会越少、价值就越高”的短缺原理狭路相逢之后，我就开始注意它对我的行为造成的全面影响。例如，我注意到我经常会中断妙趣横生的面对面的谈话去接不知道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打电话的人对我来说具有一种与我当面交谈的人所不具备的强制性特征：假如我不去接这个电话，那我有可能不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而且会错过他带给我的信息。我几乎可能肯定，电话中的谈话决不会像我们正在进行的谈话那样精彩、重要，但电话一响，我还是会接。因为一旦错过了这个电话，可能就再也没有补救的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