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自由贸易论的呼声越来越高，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的战争也随之而来，如１８４０年英国向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当自由贸易逐渐取代重商主义在英国舞台上愈演愈烈的时候，英国开始换上了“自由主义的帝国”的新装。
然而，新帝国的建立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英国高举“贸易优先于统治”的扩张旗帜时，其一直以来的竞争对手法国，也雄心勃勃地与其争夺欧洲舞台的主角。
起初，在英国人看来，法国在经历大革命风暴后，其国内社会环境和政治局势都十分动荡，政府早已在国内问题上焦头烂额，根本没有时间与自己同台竞技。但是，英国人想错了。动荡不定的岁月里，法国的热月党和都政府横空出世，为平定动乱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而在都政府与雅各宾派一波三折的较量中，拿破仑·波拿巴又带领着军人势力脱颖而出，成为了法兰西人民的救星，他们不仅获得了远征意大利的重要胜利，还引领雾月政变的爆发，结束了都政府的统治，从此在法国的军事扩张史上，不断演绎神话。
拿破仑的胸襟足以震撼整个生活在动荡年代的法国人民，同时也让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人，嗅到了来自对手身上的霸气。拿破仑执政后，对内实行独裁，对外实行武力扩张。
１８０４年，拿破仑加冕称帝，从此，他把毕生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了对外征战上。１８０５年，拿破仑亲自率军东进，直取慕尼黑，并于同年１０月与奥地利帝国在乌尔姆展开激战，最终大获全胜。之后，拿破仑更是所向披靡，法兰西军队的呐喊声足以震慑整个欧洲乃至世界。
法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英国企望重建帝国辉煌的一个巨大的绊脚石。眼看法国的殖民势力在北美大陆、西印度群岛、甚至在印度都与日俱增，英国再也按捺不住要与法国交锋的心情，不再袖手旁观，而是竭尽全力打败这个劲旅。
实际上，拿破仑加冕称帝后，曾经向英国等国家发出了和平呼吁，但是，英国并没有理会。眼看法国大革命迅速波及到比利时、荷兰等地，法国即将成为这些国家的幕后主人，英国哪还有心思去品尝拿破仑丢来的蜜糖呢？英国越是感觉到坐如针毡，就越是有战争的冲动。它迅速与奥地利、俄国组成反法同盟。但是，当拿破仑把矛头指向慕尼黑的时候，这支同盟显得那样不堪一击，到乌尔姆激战时，反法同盟投降。随后，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随着拿破仑的胜利，反法同盟彻底崩溃。尽管拿破仑节节胜利，英国还是始终坚持霸主帝国的梦想，为了遏制法国势力的蔓延，他不惜一切代价拉拢欧洲大陆所有反对法国革命的国家，不遗余力地将反法战争持续了２２年。
２２年的反法战争崎岖不平，断断续续，又惊心动魄。它的爆发，表面是英国等国反对法国革命的直接结果，或者是英国等国为了维护欧洲大陆均势的必然行动，但实际上，它是英、法这两支劲旅，相互争夺商业和殖民霸权的继续。尽管交战期间也曾有过和谈的插曲，但是，和谈往往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殖民地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战争就将永不休止。
这一点，在英国有针对性的出兵上暴露出来。整个战争，英国在反法联盟里掏出的英镑要远比它拿出的兵力要多，不到迫不得已，它是不会轻易动用自己的精锐之师的，除非某一场战争牵扯到海上霸权或者殖民地，英国才兴师动众，怒不可遏。对英国来说，海上霸权和殖民地据点都是它复兴帝国、称霸世界必不可少的。
英国出兵的针对性，很快就在特拉法加大海战中暴露出来。１８０５年，法国舰队和西班牙主力舰队在西班牙的特拉法加与英军展开了较量。为了维护海上霸主地位，英国一改往日出钱不出兵的态度，摇身变为反法主力。这种态度的转变很快勾起了人们对７年前的回忆，当时，拿破仑还没有发动雾月政变，英国和法国就在埃及亚勃基尔湾展开了激烈的海战，这场战争以法国的惨败而告终，英国从此确立了海上优势。７年后，法国还会不会重蹈覆辙？换句话说，英国的海上优势是否能继续？白金汉宫里花天酒地的乔治家族们，正拭目以待。
在许多法兰西人眼里，拿破仑是一个救星。而在英国等反法同盟看来，拿破仑是一个不可战胜的神话。英国人明白，要想重塑帝国辉煌，确立海上霸主地位，就必须打破这个神话，英军统帅纳尔逊用生命来证明了这个决心。
海战的进行是惨不忍睹的，当炮火硝烟遮盖住特拉法加上空的时候，海水也变成了鲜红。不管是哪一方，似乎都把死亡看成了荣誉或者解脱，一个纳尔逊阵亡，英国还有许多统帅严阵以待。拿破仑是一个枭雄人物，但是他却不是整个法国。英国几乎没有能与拿破仑相比的人物，但它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有着强大经济后盾支持的国家，一个崇尚自由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在英国看来，死去一个纳尔逊并不足以说明战势的不利，为了维护和巩固海外殖民地，也为了称霸世界，他们必须赢得这场胜利。
最终，英国人如愿以偿了，他们赢得了特拉法加海战的胜利。
如果说１７９８年英国只是确立了海上优势的话，这一次海战，则足以让它称霸整个水上世界。他们不仅打败了拿破仑，还击溃了西班牙的主力舰队。从此，再也没有哪一只强劲的舰队能挑战英国的海战实力。在反法战争的最后１０年里，英国可以堂而皇之地握有英吉利海峡、大西洋港口、地中海的制海权，可以踏踏实实地继续着“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帝国美梦。
法、西联合舰队的惨败，让一度狂妄不已的拿破仑大军士气大减，而反法同盟越战越勇，信心十足。它大大削弱了法国自身及其附属国的海上实力，却造就了一个海上霸主－－英国的诞生。当拿破仑趁乱入侵西班牙并在当地人们的反抗中不能自拔的时候，英国等国又组织起了第五次反法同盟。尽管这一同盟并没有给当时的拿破仑造成致命的打击，但是英国始终阴魂不散地追踪着拿破仑的每一个脚印。当拿破仑从莫斯科战役中悻悻回国，英国迅速组织起第六次反法同盟，并在莱比锡战役中击溃法军，法国的各个附属国纷纷独立。随后，同盟军攻入巴黎，将拿破仑赶到一个偏远的孤岛上。当拿破仑百日王朝兴起时，英国再次呼吁组织了第七次反法同盟，将卷土重来的拿破仑军队埋葬在比利时滑铁卢，彻底结束了法国与自己争霸欧洲、争霸世界的局面。
随着英国海上霸权的确立、拿破仑的覆灭，英国实现在“自由贸易”基础上建立帝国的梦想变得顺理成章。１８１５年，维也纳会议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国代表签订了《最后议定书》，该协定的签订，使英国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协定规定，英国在战胜法国后继续占有马耳他、法国殖民地多巴哥、圣卢西亚和毛里求斯，而锡兰、开普以及部分圭亚那和洪都拉斯也属英国殖民地，除此之外，英国还享有对伊奥尼亚群岛的保护权。至此，英国为以后的“日不落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帝国的未来勾画出了一个不需要依靠战争，只建立在“自由贸易”上的蓝图。
英国在反法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足以使它给后人留下丰厚的资本。当英国的海军插上海上霸主的旗帜后，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威胁一去不返，从此，英国在实现其帝国霸主地位的路上，不再存在大的绊脚石。反法战争之前，英国的海军总吨位仅比法国高出１７万吨左右，比西班牙高出２４万余吨；而到了战争胜利后，英国的海军总吨位数已经达到将近６１万吨，高出法国３８万吨左右，高出新兴的俄罗斯４４万余吨，西班牙则更加不堪一击，尽管排在第四位，可它的总吨位数还不到６万吨。海军力量的强盛，使英国的国防力量达到顶峰，这是英国在之后长达一个世纪能够稳坐世界霸主宝座的坚实后盾。
实际上，自从英法战争后，英国新帝国崛起的梦想就已经变成了现实，一个全新的“日不落帝国”的雏形已经基本形成。当时，英国之所以出战，还在于它要与法国争夺海外的商业、贸易和殖民霸权，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扩大殖民地的数量。《最后议定书》的签订是最好的证明。尤其在它把战争期间强占的许多法国殖民地拱手归还时，人们也留意到了它对另一些殖民地和岛屿的吝啬，比如马耳他、多巴哥、圣卢西亚和毛里求斯、锡兰、开普等。因为，对英国而言，牢牢抓住这些殖民地和岛屿，完全是缘于这些地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些都是重要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抓住了这些殖民地、岛屿，英国的版图才能迅速扩大，并为帝国的自由贸易提供了长久而畅通的渠道。
那时，在英国心目中的版图扩张，显然已经不再是表面上对殖民地数量的追求，或者说其原来带有强烈行政控制的意味已经在慢慢减退，英国与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也重新作了诠释。殖民地的经济开始与英国本土同步，自由贸易视为一项重要的政策被广泛推广，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所主张的放弃对殖民地贸易垄断的观点也成为了现实。
１８０８年，英国和美国的船只可以把某些商品转运到西印度。３年后，法国以外的国家的船只都可以运载小麦、面包等进入英国的一些殖民地和港口。１８１３年，英国政府彻底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废除，在印度大陆上初步建立起了“自由贸易”原则。
“自由贸易”原则在殖民地确立后，英国离“自由主义的帝国”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反法战争前，英国的殖民地大概不到３０个，而反法战争胜利后，到了１８１６年，英国的殖民地已经有４３个，无论是加拿大、西印度群岛，还是澳洲大陆和东方的印度，几乎都能看到英国的大旗在飘扬。殖民地的广泛，也为英国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自由贸易”逐渐取代了战争掠夺，为英国攀登上帝国顶峰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捷径。
在英法战争结束英国取得胜利后，英国的工业革命也迎来了历史性的阶段。１８１５年到１９世纪中期这一段时间，工业革命全面渗透到英国各个阶层，并推动“自由贸易”逐渐驱散了“贸易保护”的阴影，将英国推上第一个实行“自由贸易”国家的领奖台。工业革命与“自由贸易”珠联璧合，对英国若干年后成为万众瞩目的大帝国起着重要作用。随着英本土和殖民地“自由贸易”政策的贯彻，为了进一步争夺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英国开始将”“自由贸易”的目标投向了世界，在无人匹敌的海军舰队上插满了“自由贸易”的旗帜，在新的殖民扩张道路上，扬帆起航。
英国的舰队驶到哪里，哪里就必须服从这个“自由贸易”的准则。对于那些实力较为强大的国家，英国往往是通过外交手段，提出一些相对能让人接受的条件使它顺从。而对于那些相对落后，又十分顽固的国家，英国就不那么有耐心了。它会先通过外交手段提出一些较为苛刻的条件，使其接受“自由贸易”政策。当然，通常情况下这些国家是不会轻易接受的，往往要折腾很久。而这些国家往往越是折腾，英国最后的获利就越是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一个小的国家，如果它不能通过外交条件来接受“自由贸易”的话，很可能就给了英国动武的借口，结果自然是英国大获全胜，这个小国或者是落后的国家，就要接受英国所提出的一切条件，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等。因此，这一时期，英国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确实得到了不少好处，当然，它所要的，已经不再只是领土的扩张，而是一个又一个通商口岸的开放，以便为其自由地、大摇大摆地获得原料和销售市场提供通道。
一味的领土扩张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强大的英国的需要了，领土多，消耗就多，原料和市场跟不上，领土多又有什么用呢？而“自由贸易”正弥补了英国的这个缺憾，它为英国带来了这样一个公式，即用别人的原料、甚至是廉价劳动力，加上自身工业技术，制作出工业产品，再以昂贵的价钱卖给其他原料产地或者掠夺来的消费市场，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英国人自然愿意去做这样的生意。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渗透，跻身于世界头号工业大国的英国，越来越需求广阔的商品市场和贸易机会，之前在“自由贸易”中尝到的那些甜头，远远不够。不过，英国大可不必为市场和机会担忧，它有的是军舰和枪炮。扛着这些军舰和枪炮，英国逼近了中国的大门。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袤、物产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在清政府统治之下的闭关锁国、腐朽落后的国家。英国选择这样一个原料丰富、市场庞大而又虚弱的国家作为“自由贸易”的对象，实在是最合适不过了。
１８４０年，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第一次炮火过后的硝烟尚未散去，第二次炮轰又紧随其后。这一次，中国的紫禁城再也经不起西洋火药的冲击，只得任人宰割。不过，英国的目的不是要将中国的大片土地据为己有，而仅仅是要了两个不起眼的小渔村。或许，当时的清政府还在疑惑，这两个小渔村究竟能给英国带来什么？它既不能为白金汉宫增砖添瓦，也不能为维多利亚女王锦上添花。直到若干年后，当这两个小渔村变为东方最为活跃的贸易基地，人们才恍然大悟。此外，清政府被迫开放了诸多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长江各口岸航行，两国还“商定”了贸易税率……英国如愿以偿地夺取了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
尽管英国成功地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但是，它并没有停止在东方继续开辟市场。它很快将目标移向了日本，不过，英国并没有在日本身上大动干戈，而是巧借了美国的力量，轻而易举就使日本在开放市场的协约上签了字。１８５４年，当英国还在忙于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美国就已经将军舰驶向了岛国日本。日本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就迫于武力决定开放市场。１８５９年，英国、法国、荷兰相约前往日本，毫不费力地就让日本在一系列条约上签了字，使日本的市场完全对西方开放。
当然，英国不可能只打开中国和日本市场，在伊朗、土耳其，它都挽起了政治影响的袖子，签订了大大小小的、如出一辙的条约，不外乎就是索要贸易、投资等特权。与此同时，英国也不忘“自由贸易”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帝国主义大国路线，它在寻找各个贸易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一些重要的军事要地。新加坡、亚丁港以及香港岛等地布满了英国人马。
英国人，已经建立了一条从好望角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的海外贸易通道。英国在“自由贸易”基础上得到的这些贸易据点和战略要地，其价值估计要胜过当初北美的１３个殖民地。
当初，英国作为殖民帝国的中心便是北美的１３个殖民地，或许，北美的独立一直是白金汉宫隐隐的伤痛。后来，印度适时地弥补了这个伤痛。英国开始把将来的“日不落帝国”的中心放在了印度身上，它甚至认为，只要统治着印度，英国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印度，就像维多利亚王冠上的一颗钻石，没有它，就失去了许多尊贵。印度给英国带来的财富，是难以计数的，单是英属东印度公司每年在印度攫取的财富就让人瞠目结舌。
１７５７年到１８１５年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刮走的财富就有１０亿英镑，而从英国工业兴起到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地广物博、人数众多的印度又为英国提供了数之不尽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以及廉价的劳动力，如果依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印度当之无愧属于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系。不仅如此，印度还在英国的扩张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这个位于亚洲南部印度次大陆的国家，与中国、巴基斯坦等许多国家接壤，具有不可代替的战略地位。这样一个经济、军事条件得天独厚的聚宝盆，英国又怎能轻易放过呢？起初，英国人仅仅只是把印度看成是做生意的地方，东印度公司也只是它赚取利益的工具，后来，随着帝国欲望的膨胀，英国人开始把东印度公司变为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他们在印度大肆掠夺的同时，还曾在加尔各答兴修堡垒，驻入军队，甚至专门训练一批印度士兵替他们卖命。英国人的暴行激起了印度人民强烈不满，他们反对英国人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印度人民是在英国人的鞭子下种植、生产和消费的，甚至到英国人抬出“自由贸易”原则后，印度人仍然机械而被动地进行着贸易、劳作。
随着英国对殖民地对外贸易的开放，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经济也逐渐被瓦解。虽然这对那些一向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营生的殖民地国家来说，无疑是迈了一个大步，但是这些经济基础本来就十分薄弱的国家难当众望。在直接跨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这些殖民地难免头重脚轻，它们将大把大把的财富上缴给英国人，而自己却独自承受着巨大的苦难。
英国人在殖民地获得的暴利是难以形容的，而它之所以在殖民地的掠夺中屡屡得手，与它本身的军事实力脱不了关系，在英国海军战胜法、西联合舰队后，英国的军事实力就已经在世界独占鳌头了。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英国自然可以在殖民地上为所欲为。随着在殖民地推行“自由贸易”的好处越来越大，它对殖民地的政策也采取了一些调整。其中，对白人殖民地政策的调整尤为突出。之前，英国是根本不可能允许殖民地自治的，而当“自由贸易”的外衣带来用之不尽的财富后，英国又开始在白人殖民地高举“自由主义”变革的大旗。
英国人走在世界的前列，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它敢于创新，与时俱进。在我们的祖宗们还在古老的历史迷梦中沉睡时，英国就已经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新风；当我们的祖宗们还在玩着火药捏成的爆竹迎接新年时，英国人已经将大炮对准了我们的家门口。英国人不保守，当“自由贸易”之风兴盛之后，他们毫不犹豫地将重商主义剔出骨髓，并在白人殖民地日渐高涨的争取民主权利的呼声中，流露出了久违的同情。在他们看来，英国就像一个膨胀的气球，殖民地就是气球里面的分子，如果不适时安抚这些分子，气球很可能在最高空爆炸。显然，白人殖民地就是这些分子中最为不安稳的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旧的殖民制度应该遭到淘汰了，在这些不保守的英国人看来，白人殖民地应该按照自治原则建立责任政府。
最先促使英国人调整殖民政策的，是白人殖民地加拿大。在加拿大魁北克生活着许多英裔人和法裔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各自利益，英裔人希望废除法国的旧制度，建立英国式的法律和议会，而法裔人则强烈要求建立实现法裔人自治的议会制。为此，二者冲突不断，到“自由贸易”在殖民地广泛实行的时候，这种冲突更加剧烈。１８３７年，法裔改革派甚至领导了加拿大民族起义，要求推翻特权集团的垄断统治，扩大议会权利，建立向议会负责的责任政府。面对异常严峻的形势，英国当局在镇压起义的时候也开始了对白人殖民地政策的转变。１８３９年，《达勒姆报告》允许加拿大建立责任政府，６年后，英属加拿大的责任政府全部建立起来，英国对殖民地的垄断统治转变为殖民地自治了。
继加拿大之后，１８４２年，澳大利亚也建立起了新南威尔士自治政府。紧跟其后，维多利亚、范迪门、南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南非等白人殖民地也相继建立起了以地方自治为特征的责任制政府。这些白人殖民地自治政府的建立，预示着英国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帝国观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随着英国对殖民地政策不断调整，在经历了贪婪欲望下无休止的殖民版图的扩张，以及移民自治与自由贸易相结合的转变后，一个地跨全球的“日不落”殖民大帝国终于被建立起来了。
白金汉宫打了紫禁城一个大耳光１８２５年，乔治四世对白金汉宫进行了扩建，白金汉宫更加耀眼，代表它的帝国闪耀在西方舞台。１８３７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白金汉宫正式成为了英国历代君主的官邸。此后，整整１００年里，白金汉宫逐渐冲出了西方，靠经济，也靠武力，将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宫邸比了下去。
１６４０年，资产阶级革命时候的英国，仅是一个面积十五万多平方公里的小岛，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英国已经是一个打败军事强国法兰西，吞并人口大国印度的殖民大国了。在它的版图上，清晰地圈点着从北美、欧洲、亚洲获得的领土，英国的面积已经超过２０００万平方公里。而就在这一时期，东方舞台上那个散发着永恒魅力的紫禁城，也逐渐将“天朝上国”的靡靡之音推向最高潮。
１６４４年，气数已尽的明朝仅剩下３５３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这已经是同期英国的二十多倍了。就在英国从资产阶级革命中醒来，不断壮大和崛起甚至称霸的时候，紫禁城里迎来了关外的满族人，崇祯皇帝在歪脖子树上终结了自己的一生，将数百万领土留给满族人去尽情驰骋。从此，清朝替代了大明，满怀大志为中国开辟一大片雄伟壮丽的疆域，东方舞台上，紫禁城里的统治者们听着小曲，由那些驰骋沙场的将士们为其打造一个无人能敌的世界。一百多年后，当初崇祯皇帝留下的三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已经扩展到１３０６万平方公里。
这一时期，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权力舞台，就是西方的白金汉宫与东方的紫禁城。
一个是新兴的殖民帝国的君王宫邸，一个则是号称几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的紫禁皇城，在它们身上折射出此消彼长的规律。紫禁皇城在历经高潮而走到绝唱的末尾时，被白金汉宫狠狠地抽了一个大耳光。
１７５７年，清朝政府大败新疆阿睦尔撒纳，维护并扩张了中国的版图。而英国，也在这一年征服了印度。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就在中国的旁边，与英国隔着千山万水。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缅甸、中东、埃及、苏丹、南非，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都相继插上了英国的国旗，甚至在广袤的新兴工业强国俄罗斯，同样留下了英国人的足迹。而在中国，清政府连死在俄罗斯的阿睦尔撒纳的尸体都无力索要，在与缅甸的战争中也险丢面子，出现了一支远征军全军覆没的惨状，尽管后来缅甸向清政府请求和解，那也包含了太多实力以外的因素。而在１７９２年的尼泊尔战争中，响当当的人物福康安仓皇逃命，清朝的大国面子更是大大受损。７年后，英国进行了对印度迈索尔王国的第四次战争，并于同年建立了所得税委员会专员，成为了英国实行行政裁判所制度最早的实例之一。而在中国，自称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撒手人寰，大贪官和被揪出水面，在抄他的家时，人们发现了一笔竟然相当于清政府１２年财政收入总和的资产。不可否认，英国迈出的步子，要远比大清国迈出的步子结实、坚定、深远。
或许，英国的军舰早就瞄准了这片自称为“天朝上国”的东方沃土，当英国海军们击败法、西联合舰队后，英国人更加坚定了击败中国的决心。工业化、自由贸易这两股飓风，都在翘首等待着来自东方的营养。为了开辟的更大的市场，获得更多的财富，英国人开始向闭目塞听的清朝走私大批鸦片，把赚取利益建立在毒害中国人民基础上，引起无数中国人的痛恨。随着林则徐在虎门的一把烈火，英国与清政府的战争拉开帷幕。
１８４０年，沐浴着白金汉宫维多利亚女王大婚的一片喜庆，英国的军舰开始在南中国海与清政府对阵。紫禁城的主子们，对这些在家门口闹事的西洋人颇为厌倦，本想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不料却一败涂地，这就是鸦片战争，也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实力比拼。
这场战争中，中国涌现出了一些名垂千古的英雄，而让人记忆深刻的，还有那些愚昧昏庸的蛀虫们。广州战役中，副总司令杨芳看到舰身动荡的英国军舰居然屡发皆中，不由以为是对方在使妖术，竟然不着急对应敌军，反而命军队在光州城内收集所谓的“克妖”的粪便等秽物，试图等到敌军攻到城下再用秽物对抗。可怜广州城的命运就这样被系在一堆堆粪便上，被攻陷也不冤枉。比起广州城来，浙江乍浦战役就更加像一场闹剧了。本来清军是派遣了最具实力的八旗兵团严阵以待的，但当浓烟滚滚的英国的军舰直压江面时，清军居然以为是妖怪作祟，不攻自破，仓皇逃窜！英国人可能早就了解到大清国的腐败与落后，俗话说“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英国发动对大清国的战争，不能说早有预谋，但也是胜券在握。
很快，英军就攻陷了广州城、厦门、定海、镇海、宁波，随后又攻下镇江，切断中国经济的命脉“京杭大运河”，一路高唱凯歌。虽然清政府也涌现出了一些爱国将士奋勇抵抗，但是，落后腐朽的大清国大势已去。在长期的集权专制政体下，清政府的文官腐败、军队涣散，面对开放的西方大国，毫无招架之力。当英军的舰队排列在南京江面上时，大炮和火药的味道也随着他们嚣张的气焰充斥着紫禁城门，屈辱的投降，似乎已是清政府唯一的选择。
整个战争，英国只动用了十多艘军舰和两千多名海军陆战队，但它即将得到的，是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丰富资源，以及４亿人口为其创造的财富。眼看战战告败，清政府的统治者在大发雷霆的时候，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对外投降，也是最为惨重的一次投降，清政府不仅在战争中大受损失，还在战后被迫接受了英国人的要求，将香港岛的全部主权割让给英国；向英国赔偿白银２１００万两；同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５个港口为商埠。
英国人最终得到了征服这片沃土带来的“幸福”，但它不会满足，而清政府仍然不知觉醒，狂妄自大的本性丝毫不改，继续捂着被打肿的脸连声喊不痛，仍然一如既往地沉迷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不肯醒来，提到学习西方就浑身不自在，我行我素地任由腐败官吏横行霸道，任由腐朽势力作威作福！英国人是很善于创造时机和把握时机的。１８４０年，它用一箱箱的鸦片创造了打开中国大门的时机。到了１９世纪５０年代，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原有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已经不能满足其需求，当它们看到清政府那种不思进取的慵懒之后，便开始谋划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而这一次，清政府面临的已不仅仅是英国。
１８５４年和１８５６年，英、法、美曾两次以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为由，向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试图将中国全境开放，把走私鸦片合法化。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后，法国率先制造了侵华的借口。１８５６年２月，法国将其某个神父在广西境内从事非法活动被杀一事大肆渲染，力图勾画一个圆满的侵华借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法国的奇思妙想激发了英国的灵感，同年，英国开始了荒诞的“亚罗号事件”。亚罗号本是一条中国的走私船，之前曾在香港领取的登记证也已经过期。１０月，中国水师登上亚罗号逮捕不法分子，英国见时机已到，立即派出领事予以阻拦和抗议，对负责此区域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故意刁难，面对叶名琛提出的交还在亚罗号上被捕的中国水手的条件，不闻不问。
１０月下旬，英国大张旗鼓地攻占了广州以南沿江的各个炮台，一度威胁广州城，之后便拖延时间，等待援军。１２月，仅五千多人的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城，俘虏叶名琛。随后，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等投降英法，苟且偷生之余，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１８５８年５月，英法联军北上，清政府大沽炮台经过顽强斗争最终失陷，英法联军逼迫清政府议和签订了《天津条约》。该条约签订后，英国得到的利益远比第一次鸦片战争得到的多。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英国等国公使得到了进驻北京的许可，同时英国等国还使得清政府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江宁（南京）、镇江等通商口岸。此外，英国人还得到了被中国海关雇用的机会，实际上也就是变相控制了中国的海关。英国等国传教士可以入内地自由传教，英国人可以往内地游历通商，其商船可在长江各口来往。当然，每一次战争的胜利，英国都少不了对战败方狮子大开口，根据此次条约，它得到了中国的４００万两赔偿银。而在此之前，俄国也趁火打劫，从中国掏走了９８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然而，签订《天津条约》并不是结束，清政府的无知和慵懒以及对民族和国家的不负责任，还会导致更大的损失。当清朝负责外交的地方官以外国使者来见不下跪为由，忘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耻辱摆起架子闭门不见的时候，英国人急了。而作为大清朝的皇帝，咸丰皇帝在接到《天津条约》后仅是为了“外国使节进驻北京”这一条勃然大怒。在咸丰皇帝看来，西洋人进驻北京的话，就难免会觐见皇帝，但是西洋人从不下跪，在大殿上难免会让他很没面子。咸丰皇帝当然不希望这种尴尬会发生在自己头上，他表示坚决不接受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这一条。
战争卷土重来，紫禁城将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１８６０年，以英军为首的联军一路占领大连、烟台，封锁渤海湾，随后又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并于９月下旬在通州八里桥大败清军。咸丰皇帝急忙撇下皇宫逃到热河。他走之后，联军于１０月初攻占圆明园，在洗劫一空后，他们丧心病狂地放火焚毁了这座世界上最瑰丽多姿的皇家园林。被逼无奈之下，清政府又委曲求全签订了《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带给清政府的是耻辱，而带给中国人的，是永远的伤痛。这次条约规定，除了赔款一项外，《天津条约》继续有效。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英国人获得了清政府赔偿的８００万两白银，并迫使清政府割让了九龙半岛。此外，其使节可以进驻北京，觐见皇帝，当然，英国不会忘记要求清政府增开镇江、武汉、南京、九江、天津为通商口岸。而外国传教士除了可以在中国内地传教外，还可以拥有购置房屋和田产的权利。
眼看自康熙时期就开始兴建的圆明园面目全非，加上《北京条约》里咄咄逼人的条款，醒目的“外国使节进驻北京，觐见皇帝”字样，咸丰帝积一身怨气无处发泄，不久便一命呜呼，其年仅６岁的儿子载淳即位。载淳即位后，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主持政务。而此时的英国，正抓着从中国夺取来的利益，迅速地为“日不落帝国”铺垫。
《北京条约》后，清朝的人日渐觉醒，恭亲王奕不断地探索治国良方。在他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极力主张之下，清政府开始放下架子，掀起一股向西方国家学习制造船炮的热潮，即建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理论基础上的“洋务运动”。借着清朝“洋务运动”的新风，英国又以海上霸主地位，向清朝出售了若干军舰大炮，以“安澜”等６舰最为突出。同时，清朝派遣学生赴英国学习海军，并遣郭嵩焘为驻英公使，至此，中国才开始有了驻外使节。
就在清朝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英国正在为殖民的扩张而努力，并于１８７０年通过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借鉴和提炼实行了“文官制度”，规定公务员必须通过公开平等的竞争考试选拔录用，有效地防止了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
我们的大清帝国，在“洋务运动”开展的时候，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甚至在漏洞百出的科举制度上也不加改善，加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保守观念和腐败制度的抑制，“洋务运动”岌岌可危。随着１８９４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朝最为自信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彻底宣告失败。
相比之下，这一时期，英国几乎达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顶峰。那时的白金汉宫，即将迎来它最为辉煌的时刻－－维多利亚女王登基６０周年庆典。英国人沉浸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盛世光环里，他们欢呼着。而紫禁城，则在被英国人狠狠抽了耳光后无力地呻吟。
第五章 陷战南非
“黄金是我的，钻石也是我的”，耀眼的白金汉宫张扬着自己的帝国梦想。但在南非的不可自拔令危坐在白金汉宫的维多利亚女王，最终也没能等来战争的胜利。受辱的白金汉宫委屈地瞅着那个不被女王宠爱的爱德华七世，希望这个天生的“外交家”能重塑帝国的威严。
黄金是我的，钻石也是我的１８９９年至１９０２年，大英帝国的铁蹄踏上了“德兰士瓦共和国”与“奥兰治自由邦”的领土，在这两个由荷兰移民布尔人建立的共和国土地上，拉开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序幕。
“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属于南非，南非位于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界线，是东西方海路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在南非这块土地上，不时还闪耀着金子和钻石的光芒，还有就是用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正因为这些优势，南非才使得无数野心家们为之疯狂，白金汉宫里的绅士们也不能免俗。
１８９５年，约瑟夫·张伯伦步入了英国的政治殿堂，当上了英国殖民大臣，公开宣称要在南非实行殖民政策，而另一个英国人塞西尔·罗得斯则坐镇好望角殖民地总理。这两人中，罗得斯与南非的钻石和金矿最有渊源。１８７１年，南非金刚石矿以当时英国殖民大臣名字命名为金伯利的时候，已经是矿业巨头的罗得斯牢牢抓住了金伯利这个金山，带着他的德比尔斯矿业公司踏上了南非的土地。在南非的商业和政治舞台上，英国将饰演其中一个角色已经是既定事实，不仅如此，还大有“黄金是我的，钻石也是我的”的意味。
在英国将手伸向南非之前，德国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拥有很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当英国扩张之心蠢蠢欲动时，德国很快将英国人看成了与自己角逐的重要对手。德国用一种对手般的眼光盯着英国，英国却装着不知道，他明白，此时的德国人还不足以阻碍到自己在南非的扩张。
英国政府早就预谋扩张在南非的势力。１８９９年到１９０２年这一段时期，英国把“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这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变成了战场。这场战争并不是纯粹的英国侵略布尔人共和国的战争，也不是布尔人为推翻民族压迫而浴血奋战这般简单，它实际上是英国人和布尔人这两个白人压迫民族，意欲征服占非洲绝大多数人口的原住民－－非洲人－－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被压迫民族。两个白人压迫民族为争夺南非的资源，建立各自的经济体制而大打出手，南非醒目的战略优势和耀眼的黄金、钻石无疑成为了他们争夺的焦点。
这段时期，南非最耀眼的黄金和钻石堪称兰德金矿了。１８８４年，探矿专家在“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境内发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金矿－－威特沃德斯兰德金矿，简称兰德金矿。兰德金矿沉睡在并不起眼的一个偏僻牧场上，人们发现它的时候，一并发现了它延绵几十公里的广阔的金矿脉。两年后，兰德金矿淘洗出了它的第一批黄金，世界上最大的金矿的开采热潮随之而来。
一时之间，数以万计的人们被这个金库深深吸引，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涌入到偌大的淘金队伍之中，不久以后，金矿所在的这个荒凉的地方就摇身变为了金光闪闪的约翰内斯堡城。淘金的风暴中，诞生了许多垄断资本家，精明的罗得斯就在这时将他的公司不断扩大规模，将大部分分散的钻石矿连接起来，几乎垄断了所有金伯利的矿业。其他矿业资本家，如罗宾逊、罗得斯、拜特和巴尔纳托也纷纷垂青于兰德金矿。而南非政府，也在大把大把的金矿税收中挣脱了财政危机这条蔓藤。
尝到甜头后，南非政府决定将鲁特普特农场到福格方丹农场之间的土地全部归为国家金矿场，而原农场主只能得到其中１／１０的土地，其余９／１０的土地则被分成小块出售。这些小块后来就成为了各个大小不等的金矿场，但是，这些小矿场的矿脉埋藏得很深，而且出土的金矿品质也不高，往往金与矿渣的比例在１比３５０００，因此要求的淘金技术水平十分高，依赖的设备也相当发达。在当时，只有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才具备这样的技术和设备，也只有这些大公司才能赚取利润。而普通的淘金者即便有了这样的技术，也无利可图，最终纷纷破产。这样一来，兰德金矿就更加依赖大公司的资本家以及海外资本家的投资。
在众多投资者中，罗得斯的公司实力最为雄厚，罗得斯购买了兰德金矿的西段地皮，吞并了所有的小公司，并在１８８７年与拜特、拉德合伙，成立了南非统一金矿公司，不断吸引着来自英、法、美、德的资本，形成了金矿垄断资本的萌芽。两年后，几家最主要的金矿公司又联合成立了矿业同业公司，金矿垄断资本的雏形基本形成。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罗得斯的矿业同业公司、罗宾逊集团、巴尔纳托集团、拜特集团等又陆续买断或者操控了几百家小公司，南非的金矿垄断资本完全形成。
兰德金矿的资金来源较为广泛，英国、法国、美国、德国都成为了主要的投资者，而在这些投资者中，英国逐渐成为了兰德金矿的主要投资者。拿１８８９年来说，伦敦的罗思柴尔德家族将１２００万英镑投进了兰德金矿的开采，在当时的海外投资数据中，这个数目是首屈一指的。到了１８９０年，来自英国的投资已经攀升到总投资的８０％左右。有了巨大的投资做后盾，兰德金矿的产量和质量不断上升，到了１８９８年已经约占世界产金总量的２８％。
这一时期，黄金和钻石的产量与国际货币产生了大碰撞，黄金在这种碰撞中逐渐占据了上风，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中最夺目的明星。作为最大投资者、拥有最雄厚的黄金储备的英国，随即成为了世界金融的中心市场。
依托金矿产业，南非其他产业也被带动起来，南非政府从中得到了不少利益。金矿轰轰隆隆地开采着，除了有大量的矿业巨头、投资者、资本家来到南非，还有不计其数的欧洲人、印度人、黑人外来工人涌入南非。大量的物力、人力涌入后，南非的交通、港口、矿区，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与之相应的商品经济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经济的繁荣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大变动，南非已经从农牧经济结构迈向了以矿业开采为主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在２０世纪初，南非的矿业收入总值已经明显超过了农牧业收入的总值。
矿业经济一如既往地带给英国等国利润，也坚定不移地推动着南非其他产业的发展。在南非，农业虽然已经逐渐被矿业取代，但是这只是相对现象，实际上，农业生产仍在继续，并以商品化的形式向前发展，而工业制造业等产业也稳步前进，以这些产业的发展为动力，南非产矿地区特别是兰德地区的市场也旺盛起来。市场的繁荣和兴旺，逐渐推动着白人农场特别是布尔人的农场，朝着资本主义经营的方式过渡。
与布尔人的农场经营方式相比，英国白人的投资方式要赚得更多，他们已经不再局限于投资矿业，还将大把的钞票投资到金融业、制造业等产业，而布尔人的远亲荷兰白资产者也没有闲着，他们把赚钱的目标投向了南非的农业和商业。与此同时，依托繁荣的矿业兴建的大量交通设施，也为南非以牛代步的交通时代画上了句号。公路、铁路、港口的兴建，让南非人民更加清醒地了解到外界，那些依靠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生活的黑人们，也开始仿效着白人农场的经营方式，纷纷进购先进的农业设备和技术，增加商品性农业生产。
黑人农民忙于购买农具的时候，南非农业的商品经济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开普敦一些地区的土地私有制逐渐加快了发展速度，从而迅速造成农民的分化。农民分化后，由于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得不到份地，这些没有得到份地的农民几乎成为了破产者、无产阶级，最终被迫外出打工谋生，一部分黑人被迫充当了白人农场里的佃户。当然，也有少数黑人农民富裕起来，他们富裕起来之后，开始雇佣工人，逐渐形成南非黑人资产阶级。
经济链条的环环相扣，一个庞大的南非黑人佃农阶层应运而生，它受到繁荣的矿业的冲击，在南非农村变化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实际上，黑人佃农阶层的产生和发展，正说明南非矿业的繁荣并没有改变南非农村的本质，它只是作为催化剂带动了南非农村的重大变化，而并没有让南非农村的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谓的以制造业为主的南非大工业，还没有真正地被赋予现代经济性质，半封建半剥削制度还在南非存在着。
南非的土地问题向来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白人三百多年来在南非的巧取豪夺已经让南非黑人们饱受苦难。１９世纪末，白人占领了南非的大部分土地，仅有一小部分所谓的保留地归南非黑人支配。但是，黑人保留地内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只保证了大多数人对土地的集体占有，而没有保证人均占地的合理性，大部分黑人被迫外出打工。黑人的无产阶级化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些无产的黑人受到了土地公有制和氏族部落血缘纽带的束缚，怀有浓郁的土地情节，他们最终选择了到白人的农场或矿业公司去做佃农或佃户工人。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农场或者公司的一小块土地，尽管使用这块土地要交付高额的地租，但却让他们认为自己终究还是没有离开土地，满足了自己的土地情节，并且偶尔还可以去矿场打工挣钱。而对农场主来说，他们既能坐享地租又能得到矿场的招工费，更加乐此不疲地把这种矿业公司的农场变为劳动力仓库，封建徭役制逐渐过渡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
由于这种半封建剥削制度的阻碍，南非农民始终不能脱离土地等生产资料，他们的无产阶级化也就进程缓慢。２０世纪初，矿业的兴盛使得保留地中的黑人农民逐渐销声匿迹，他们换到另一个地方，以一种半封建佃农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黑人的农业资产阶级丧失了很多成长和发展的机会，而布尔人以及其他白人的地主阶级实力却壮大起来。在白人农场里的黑人农民，生活苦不堪言，而自己祖先留下的土地中的宝贝，则与他们毫无关系。
对殖民权益的争夺金矿业的繁荣，特别是兰德金矿的发展确实为南非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德兰士瓦共和国”已经跻身为富国之列，原先作为南非经济中心的开普敦也不得不为德兰士瓦让道。德兰士瓦成为南非经济中心后，在南非创造出“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布尔人，也逐渐朝着将英国殖民者在南部非洲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方向跃进。
英国并不乐于看到自己在南非的地位被布尔人取代，而在这之前，英国政府还对布尔人的地位视若无睹，依然用南非联邦计划控制着布尔人建立的两个共和国。当时，英国还没有从经济战略上考虑南非，他们认为德兰士瓦的战略地位并不是十分重要，只要布尔人不走扩张道路，还是能容忍布尔人建立的这两个共和国维持独立的。
１８８４年，德兰士瓦与英国签订了《伦敦协定》，将英国对它的宗主权一笔勾销。而就在此之后的几个月里，德兰士瓦境内就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矿。至此，英国才对“德兰士瓦共和国”密切注意起来，而“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发展以及布尔人那种对土地和殖民权的跃跃欲试的势头，让英国备感威胁。到了１８８６年，德兰士瓦财政收入腾空式地翻了３番，英国逐渐意识到，要想牢牢地控制南非，将南非经济、政治揽入怀中，必须摸索一条武力解决的路线。
与此同时，依附在兰德金矿光环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布尔人统治集团，不但没有收敛气焰的意思，反而在贪欲的刺激下，摆出一副要与英国争夺南非的架势，这种架势充分体现在扩张上。英国人之前对布尔人的容忍底线，就是其不走扩张道路。而现在，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的布尔人自以为实力已经强大，便迫不及待地进行扩张。１８８７年，刚刚在财政上取得大丰收的布尔人，已经开始让使节说服建立在津巴布韦西部的马塔贝勒王国的国王洛本古拉，让他同意与“德兰士瓦共和国”签订一项友好条约，允许布尔人派遣领事。
而在伦敦，维多利亚女王正举行着声势浩大的登基５０周年的庆典，整个白金汉宫都笼罩在张灯结彩的喜庆中。在维多利亚女王前往威斯敏斯教堂举行最盛大的感恩式的路上，不光有她的臣民，还有来自很多王国的国王、大公以及大英帝国殖民地的代表们。他们恭敬地尾随着世上最尊贵的妇人，感受着女王身上所散发的光彩－－整个英国傲视全球的风采。
此时，深受大英帝国鼓舞的既是商人又是政客的罗得斯决心回击布尔人，凭借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他鼓动开普政府派人进入马塔贝勒，骗取洛本古拉与其在１８８８年签订了《莫法特条约》，让英国牢牢地控制住了马塔贝勒。不仅如此，罗得斯还诱使洛本古拉将当地的开矿权让给他。至此，英国人赢得了与布尔人在马塔贝勒的较量中的胜利。在马塔贝勒不慎丢失扩张机会的布尔人，转而把扩张重点放在了通向沿海的交通线和港湾上，但是这些计划无一例外遭到英国黑手。到１８９５年的时候，英国占领了通海的最后一个港湾所在地－－汤加兰，布尔人向海外扩张的希望彻底被浇灭，英国人维护了他们女王的威严。
在扩张受阻后，布尔人又将大量的资金放在了铁路上。１８９５年，由德兰士瓦政府投资修建的，从葡属殖民地洛伦索马贵斯到比勒陀利亚的铁路，简称”“洛－比”铁路正式开通，向英国在南非的铁路运价进行挑衅。而布尔人的这种挑衅，使英国越来越无法忍受。
这个时候的英国，已经囊括了南非绝大部分的货运，它操控着东开普和西开普等３条铁路干线，有了这些后盾，英国人认为挤垮洛－比铁路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经过一番较量，英国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受到了布尔人为首的德兰士瓦政府的猛烈报复，德兰士瓦政府不仅将境内的英资路段运价大幅度提高，还将开普商人唯一的一条逃避高价位的路线，即从菲尔客斯德里夫浅滩将货物运往与翰内斯堡的路线封锁，几乎让开普商人们走投无路。对此，英国保守党政府怒不可遏，决定以武力方式来解决这一危机，保证该路线畅通无阻。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强硬态度，无疑助长了在南非的资本家们的气焰，他们在南非境内维护着英国的殖民权益，并想方设法将其巩固。
１８９５年伊始，罗得斯等人得到殖民大臣张伯伦的默许后，精心策划了一场旨在推翻布尔人的政变。这年８月，罗得斯请求张伯伦将一块贝专纳兰边境上的狭长地带划给他，专门用于反对“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基地，在这里训练了一支数百人组成的突击队，试图寻找机会从贝专纳兰边界袭击约翰内斯堡。罗得斯在约翰内斯堡内成立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反对“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外地政变委员会，一旦突击队进城，里应外合，打约翰内斯堡一个措手不及。然而，他的“完美”计划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
圣诞节过后几天，罗得斯命心腹詹姆逊带领近五百名南非公司的警察，扛着武器，企图对“德兰士瓦共和国”发动远征。这时候“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总统是克鲁格，他对这伙亡命之徒的阴谋早已觉察，已经做好了相应的作战准备。而此时，张伯伦也觉察到此次行动弊大于利，下令詹姆逊停止行动，无奈当时的通讯设备并不发达，１８９６年１月２日，詹姆逊还没有收到指令，就已经被“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军队包围了。
此次行动一败涂地，成为欧洲政坛上的一大丑闻，它给耀眼的白金汉宫墙上留下了一个污点，刺激着大英帝国的统治者们不惜以武力来夺回殖民者的尊严，他们静静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张伯伦立即推卸责任，称自己事先并不知情，而行动的直接筹划者罗得斯，只得被迫辞去开普总理的职务。此时，早已把英国人看作是自己对手的德国，也采取了行动。德皇幸灾乐祸地向克鲁格发去电报，祝贺他在没有向友邦求助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力量抗击侵略，击败了入侵贵国的武装集团。德国还适时地向法国、俄国靠近，企图趁机与之结盟，向英国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分出一些已经吃到口的海外殖民地，并且装模作样地派出一支巡洋舰队，准备“支援”克鲁格。
德国的这一行动，使英德关系越发恶化，英国下定决心要将布尔共和国彻底摧毁。实际上，早在１８９４年的时候，英国在兰德金矿和商品关税上对克鲁格政府已经十分不满。当时，英国人对兰德金矿的投资远远超过布尔人的投资，但是布尔人政府却征收苛刻的直接税和利润税，并故意提高兰德矿区的炸药价格，让英国人赚取的利润越来越少。不仅如此，布尔人政府还将从开普殖民地向德兰士瓦进口或转口的商品关税率进行大提高，竭力通过各种途径分取英国资本家在金矿中收获的利润。１８９５年，布尔人政府德兰士瓦财政收入已经能与当年金矿垄断资本家们所得利润的总和媲美了。
而今，罗得斯的武力威胁最终失败，英国更加心有不甘。克鲁格牢牢抓着兰德矿权和重要铁路权两张底牌不放，并在外交和财政上不断向德国求援，严重威胁到英国在南非的利益。被布尔人整得伤透脑筋的罗得斯和张伯伦，更加决心用武力来解决口舌不能解决的问题。
艰难的英布战争就在英国人下定决心以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布尔人也做好了准备，战争的乌云密布在南非上空，完全遮盖了黄金和钻石的耀眼光芒。
１８９６年至１８９９年间，英国人和布尔人都曾在表面上进行过一些经济和外交手段的缓和政策，但是都没有取得成功。而在此期间，１８９７年，白金汉宫的维多利亚女王迎来了她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英国也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鼎盛时代。人们不会忘记，１０年前伦敦为维多利亚举行登基５０周年庆典的一幕。而今天，这一幕更加璀璨夺目，那种万人空巷的情景，无比热烈欢呼，无不显示出了这个民族对女王的爱戴。
这一年，张伯伦挑选了具有德国血统的、狂热的帝国主义爱好者阿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担任南非高级专员。米尔纳完全奉行了战争的强硬路线，不仅对德兰士瓦内部事务强加干涉，曲意强调英国侨民在南非受到不公平待遇，还故意提出布尔人敏感的宗主权问题，表示英国并不承认“德兰士瓦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米尔纳的行为，让布尔人忍无可忍，双方几乎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
１８９８年５月至６月间，德兰士瓦政府拒绝给当地英国移民选举权，围绕此事，英、布双方进行了谈判，但是谈判并没有取得成功。米尔纳以此作为借口，向南非增兵，准备向布尔人组建的德兰士瓦发动军事进攻。而布尔人也筹划了一套自己的战争计划，试图在英国援军到达南非之前，先发制人。除此之外，“德兰士瓦共和国”还和“奥兰治自由邦”成立了联邦议会，一致抗英。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１８９９年１０月９日，克鲁格政府最后通牒英国，要求英国立即停止对南非的增兵。但是，张伯伦命令米尔纳拒绝了克鲁格政府的要求，似乎就等着布尔人的进攻。１１日下午３点，“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共和国“联邦议会正式向英国宣战，随着一列英国装甲列车在英属贝专纳兰境内的西开普铁路被截击，第二次英布战争的枪声也响了起来。
第二次英布战争从１８９９年１０月１１日，一直持续到１９０２年５月３１日，英、布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即从１８９９年１０月１１日到１９００年１月，布尔人主动发起进攻，英国政府虽然早已决定采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终究没有想到布尔人会如此之快。
事实证明，英国小瞧了布尔人的实力。按照英国情报部的推论，他们仅需要对付两三千布尔人的袭击，就能确保在南非两个殖民地的地位。而对付这两三千布尔人，他们也只用得上一支具有一定实力的步兵以及部分骑兵和炮兵的支援。为此，英军还制定了一套战略计划，即让援军先开进开普，防止当地布尔人的暴乱，再通过那里的几条主要铁路干道直扑“德兰土瓦共和国”首都比勒陀利亚。英军预计，整个计划的实施到成功，充其量两个半月的时间。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布尔人准备充分，采用了民兵制来补充兵源，规定在作战期间，只要是在１６至６０岁之间的男子，都需要报到入伍，这种近乎全民皆兵的政策，使小小的两个共和国一下子拥有了大约４．５万人的联军，比起英军预计的两三千人，这个数目显然是大大出乎英方意料。而一直想同英国角逐的德国，也在这时与布尔人的远亲荷兰一起，组建了所谓的德荷志愿军骑兵部队，并向布尔人出售了大量的先进武器。
为了先发制人，布尔人做足了准备。他们试图趁英军援军还未到达之前，暂时保持着比英军多大约１．５万人的优势，并让主力部队对纳塔尔进行突袭，夺取出海口德班港，再凭借初战的胜利气势鼓动开普殖民地的布尔人叛乱，直捣英军后方。布尔人的计划，正好克制英军的军事部署。
在战争开始前，英军约有３万人，采用募兵制补充兵员。军队里武器陈旧，纪律也较为松弛，加上对布尔人的轻视态度，更让他们在战争初期吃尽了苦果。担任布尔人军队总司令的，是第一次英布战争的英雄皮埃特·朱伯特，他率领主力部队从东奥兰治翻越德拉肯斯山，在纳塔尔殖民地长驱直入，直扑纳塔尔英军主力所在地莱迪史密斯，将莱迪史密斯与班德港的联系切断。与此同时，英国的主要铁路干线也被另一支由克隆日和雷伊率领的布尔人队伍切断，马弗京和金伯利两城被包围。这样一来，开普地区与罗得西亚间的联系遂被掐断。更让英军头疼的，是东西开普之间的铁路线彻底受到威胁，因为第三支布尔人军队已经占领了整个开普殖民地的东北地区。
这种不利局面一直持续到１０月底，英国南非远征军总司令雷德弗斯·布勒上将率领的两万英国援军终于抵达开普敦，布勒曾经在镇压爱尔兰起义的战争中有出色表现。趁着弗兰奇的小胜，布勒立即部署了东、中、西３条战线上的反攻计划。按照作战计划，梅休因中将负责在西线向金伯利进攻解围；弗兰奇少将在中线向“奥兰治自由邦”发起进攻；而布勒本人则在将主力集中在东线，解莱迪史密斯之围。
但是，布勒的这个作战计划并没有为英军扭转战势，反而在英军史上留下了“黑暗的一星期”的记录。作战中，英军的武器陈旧和战术保守，士兵们又不擅骑术，加上远离本土，英军士兵们难免士气低落。而布尔人军队的战术诡秘多变，骑术精湛，火力凶猛，战士们主要由不同规模的农场主组成，他们为了保护从非洲人抢夺的既得利益，也为了实现“布尔非洲”的梦想而疯狂地作战，在士气上已经占据了上风。不仅如此，德国、荷兰还将大量的现代化杀伤性武器供售给布尔人军队，这使布尔人更是如虎添翼。由于这些原因，梅休因在西线的进攻很快败下阵来；而原先预备在中线进攻的弗兰奇，也被换成了加塔克中将，结果在１２月１０日，加塔克中将的第三步兵师在斯托姆贝格遭到惨败，溃不成军，开普又陷入危机；集中主力在东线的布勒也在１２月１５日的进攻中损兵折将。就这样，１周的时间里，这支曾经为白金汉宫立下汗马功劳的英军，就损失了两千八百余人，布勒最终引咎辞职。
但是，大英帝国并没有善罢甘休，决心继续坚持战争。英军任命布勒继续指挥纳塔尔英军，让富有殖民战争经验的罗伯茨、基钦纳担任南非英军总司令、参谋长，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增加了兵力，但终究无力回天，在２月初被迫退守契维利。长达４个月的第一阶段的英布战争，以英军的惨败画上了句号。
英军在南非战场的连连受挫，让白金汉宫里的维多利亚女王坐不住了。一直以来打个喷嚏都能让整个欧洲以至整个世界为之震颤的帝国，显然在这次挫败中颜面尽失。英国要扳回局面，很快英布战争又要再次打响。
１９００年２月至１９００年９月，是英布战争的第二个阶段。此时，英军在南非战场上的兵力已经增加到了１８万，３月，英军又将此地的兵力对比推向绝对优势，以２５万人以及几千战马为后盾，大大提高了英军的战斗力。并且，英军在第一阶段的惨败中吸取了教训，战术上作了调整。之前，布勒将英军的主战场放在纳塔尔，此时，罗伯茨把主战场移到了奥兰治，并在奥兰治北面部署了主力，兵分东、北两路进攻，直取布尔共和国的心脏地区。２月１６日，北路英军成功反扑，在金伯利救出罗得斯，致使克隆日率领残部几千人投降。３月初，东路英军又将被包围的莱迪斯史密斯解救下来。３月１３日，英军攻克了“奥兰治自由邦”首都布隆方丹，占领开普殖民地的布尔人军队被迫退守德兰士瓦，而其总司令朱伯特也坠马身亡。５月１７日，得到援军的帮助后，英军解救了被困的马弗京城。５月２４日，英军宣布兼并奥兰治，之后一路所向披靡，进入约翰内斯堡。到５月底６月初，英军顺利攻克“德兰士瓦共和国首都”勒陀利亚，宣告了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都成为其殖民地。英军两路大军会合后，罗伯茨在９月１日宣告兼并德兰士瓦。
失利的克鲁格总统在兵荒马乱中前往欧洲求援，但是，欧洲国家并没有让他感到安慰，就连一直对他支持较大的德国也在这个时候和英国达成了政治协议，几乎对他不闻不问。布尔人很难扭转战局了。
实际上，这一阶段布尔人的战败也情有可原。英军出动的兵力雄厚不说，布尔军队长期围而不破的形势也让布尔军队的兵力分散了不少。而当罗伯茨把主战场移到了布尔人家门口奥兰治时，这些由农场主们组成的布尔军人，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家园来，纷纷回家守卫自己的农场。就在布尔人军队阵脚慌乱的时候，罗伯茨和克其纳又倾力整顿了交通，英军在发挥帝国主义大国威力的道路上畅通无阻。
不过，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１９００年１０月，由德·韦特、拉·雷伊、博塔、史末资和赫佐格等人带领的布尔人突击队，顽强地展开了游击战，把英布战争拖入第三阶段，将战争持续到１９０２年５月。尽管布尔人游击队顽强抵抗着，在一些战斗中也取得了胜利，对英军而言也是不小的威胁。但是，他们毕竟也是一支殖民者的队伍，他们与当地黑人的关系几乎无异于英方，这样的情况下，也不会得到当地黑人太大的支持。孤军奋战使布尔人军士们身心疲惫，而此时的英军也希望能速战速决，因为年迈的维多利亚女王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来期待战争的胜利了，将士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战争胜利。
早在英布战争开火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已经是一位八旬老人了，她以日渐衰退的身体，一直关注着战争的每一个环节，无论输赢，她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着英军。１９０１年１月１４日，罗伯茨勋爵受到女王的接见，他向女王报告了刚刚胜利的战势，并保证将会很快取得南非战争的胜利。而就在罗伯茨勋爵觐见后不多日，维多利亚女王就与世长辞了。闪耀在白金汉宫的一颗明星，悄悄地陨落了，继维多利亚之后的英国国王，是其长子爱德华七世。
为了实现很快取胜的诺言，英军决定不惜一切手段。他们不断扩编军队，基钦纳还下令在游击队活动地区实行“焦土”战术，建立广泛的碉堡，设置集中营，将布尔人共和国用铁丝网隔成若干个绥靖区，在绥靖区内设置碉堡，一旦发现有支持游击队的农场主活动，就将其一切财产焚毁。此外，英军还赶走了十几万布尔妇女、儿童、老人和许多科伊人及黑人仆役，将他们关在集中营里。这些人在条件极其恶劣的集中营里大量死去，致使在南非的数百万黑人把怒火撒在了布尔人身上，沉重地打击了布尔游击队的士气。眼看战争已经吞噬了布尔人共和国１／７的人口，被孤立的布尔人游击队也逐渐想放弃战争，转为和谈。
实际上，在这场由英、布两个殖民者争夺南非霸权的斗争中，南非非洲人最为痛苦，单是被关在英军设置的集中营里的非洲人就无以计数。而在布尔人的统治下，非洲人一样备受煎熬，战争爆发后，布尔人将４４％的部队留驻在后方非洲人区，对非洲人进行严密的监视和防范。当然，深受殖民者压迫和剥削的非洲人，也懂得利用英国这一殖民者来打击布尔人，他们孤立布尔人，趁机夺回了一些被布尔人占领的土地，非洲佃农还拒绝服役于布尔地主，甚至在德兰士瓦西部的一些部落，还出现了非洲人围攻布尔人阵地，击毙布尔议员的事件。正在觉醒的非洲人，逐步以反抗、血腥的方式来敌视布尔人，致使布尔人越来越感到争取和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就在布尔人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非洲人的威胁时，英布战争也使原本只有８８０００人的布尔人兵力损失了６６０００人，形势的不利，更加迫使布尔人向和谈靠近。而英国也在这场战争中损失较大，不仅消耗了大量军费，还死亡了两万一千多人。在这场战争中，英国陆续出动了四十五万左右的兵力，其中英国正规军就有将近二十六万，英国志愿军不到十一万，还有南非英国殖民五万多，以及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三万余人。再战下去，只会将双方拖入更深的泥潭，因此，英国和布尔人都决定进行和谈。
和谈持续了一年两个月，到１９０２年５月３１日，布尔人被迫与英国签订和约，承认把“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联邦”并入英国；英国牺牲了非洲人的利益，与布尔人达成了一致，废除了非洲人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殖民地中的选举权，保证白种人享有公正的绝对优势；和谈宣布布尔野战部队放下武器，缴出其所有或所控制的全部枪炮及战争物资，中止对爱德华七世国王陛下政府继续进行任何抵抗，承认国王陛下为其合法主权者。
至此，持续３１个月的第二次英布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在非洲这块土地上，两个白人民族联合统治黑人的基础被奠定下来。
殖民无耻者的胜利英国虽然在英布战争中打败了布尔人，但是，它知道，要在人口高出它和布尔人两三倍的南非维护既得利益，不与布尔人合作也是很困难的。以此为基点，英国在英布战争之后，制定了新的南非政策。英国人绞尽脑汁的新南非政策就是与布尔人勾结，建立一个联合统治非洲人的南非联邦。
而这之前不久，白金汉宫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维多利亚女王离世后，继任王位的爱德华七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这个国王还是王子的时候，曾经在一次服役中与一位女演员厮混而使得维多利亚对其失望，从此很少被母亲批准参与国务，这样一来，即位后的他就不免会在处理国事上缺乏经验。不过，爱德华七世倒是个不错的“外交家”，他善于交际，以和蔼可亲的姿态深受英国人民的爱戴，而其天生的敏锐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眼光也受到欧洲各国统治阶级的推崇，英、法、俄三国同盟的初步形成就少不了他的功劳。不过，他的继位，也加深了英、德之间的矛盾。
１９０３年，爱德华七世在访问巴黎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尴尬。当时，巴黎人民并没有丝毫欢迎他的热情，甚至有人还大喊“布尔人万岁！”随行人员都作出一副难以忍受的表情，但爱德华七世却从容地在向人们微笑，并在后来的演说中征服了整个巴黎人民。或许，正是有了爱德华七世这样善于将交际糅合在政治中的国王，才使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很快就把昨日的敌对关系转为了相互勾结。
国王已经用其浑圆的外交手段搭桥铺路，英国人更加要不遗余力地和布尔人修好关系。在兼并了布尔人在南非的疆土后，英国大方地向布尔人掏出了３００万英镑作为战争的“医疗费”，并将高达３０００万的英镑贷给两个殖民地，用于修建学校、公路等大工程，将各殖民地在经济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英国还重视南非地区的农业发展，出巨资修建了通往农业地区的铁路，并在该地区引进了英国先进的农业技术。当然，仅仅这些还很难平息流着荷兰人血统的布尔人心中的怨气。为此，英国特意准许学校和法院可以使用南非荷兰语，即阿非利卡语，并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归为省级自治区，还针对敏感的关税问题召开了会议，将殖民地之间的关税障碍彻底清除，实现了南非的关税、铁路运价一体化。
当然，英国人也不忘加强在殖民地的权力。１９０５年，英国人制定了利尔顿宪法，削弱殖民地议会的权力，极力强化总督的权力，这样一来，布尔人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他们对此强烈不满。
不过，英国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布尔人心中的怨气也渐渐平息下来，一些布尔人甚至开始倾向于向英国靠拢，以博塔和史末资为首的南非党最为明显，他们极力主张与英国和解，认为布尔人应该与在南非的所有欧洲人联合起来。为此，史末资还于１９０６年初前往英国，以诚意博得了英国政府的让步，英国政府最终取消了利尔顿宪法，致力于打造一个统一、自治、亲英的南非，不过，生活在纳塔尔殖民地的白人政府对建立南非联邦并不是很感兴趣。
利尔顿宪法取消后，英国制定了新的宪法。按照新宪法的规定，在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０７年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省的选举上，非洲人被完全排斥在外。在德兰士瓦的议席中，博塔为首的人民党占据了６９个席位中的３７个席位。在奥兰治，菲舍尔组织的统一党也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而那些生活在这两地的混血种人、亚洲人更是没有资格参加选举。博塔、菲舍尔毫无悬念地分别担任德兰士瓦、奥兰治自治政府的总理，他们上台后，进一步将非白人的选举权剥夺。
英国和布尔人的做法也让逐渐觉醒的当地非洲人提高了警惕，１９０７年，他们成立了德兰士瓦土著大会。而在这之前，纳塔尔殖民地政府苛刻的人头税就已经让当地非洲人不满了，并且引发了祖鲁人的起义。
祖鲁人是南部非洲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纳塔尔等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易被驯服的民族。早在１８３８年，祖鲁人就与布尔人在恩康姆河河套发生过血战。到１８７９年的时候，祖鲁人又对英国殖民者武力反抗，尽管被残忍镇压下去，祖鲁人那种不甘忍受殖民统治的性格仍然保留了下来。１９０５年，纳塔尔殖民地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英殖民者决定另向非洲人征收人头税来缓解财政危机。这使本来就已经受茅屋税等赋税严重剥削的非洲人非常不满，他们在１９０６年２月对前来强行收税的官吏进行了抗税，随后遭到英国军警的镇压。英国的暴行再次激怒了祖鲁人，他们推举德高望重的前酋长班巴塔和另一位老酋长西甘南达为起义领袖，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
对于祖鲁人猛烈的起义攻势，生活在纳塔尔的白人移民明显难以招架，之前，这里的白人移民并没有加入所谓的南非联邦的意图，反而想在纳塔尔独居一隅。但是，当白人民兵团兵力告急的时候，他们也只得将镇压祖鲁人起义的希望寄予驻德兰士瓦的英国正规军。英国正规军很快控制了局面。先是班巴塔和五百多起义者壮烈死去，随后，英军又增加兵力，杀害祖鲁人数千人，逮捕和驱逐祖鲁人３００人，将祖鲁人的武装起义彻底扑灭。而此后，曾对南非联邦不屑一顾的纳塔尔殖民政府，为了共同对付非洲人，也急忙同意与在南非的其他三个殖民地组成联邦。
实际上，建立南非联邦也是英国殖民政府不得不行的方式，是迫于局势而采取的唯一途径。为什么这么说呢？还得从英布战争后英国对南非采取的措施说起。
英布战争后，英国为了缓和与布尔人的矛盾，合力对付非洲人，在经济、政治上都采取了很多措施，使遭受战争摧毁的南非经济呈现出较好的局面，客观上为南非联邦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当时，在振兴南非经济的时候，大批黑人矿工迫于战乱四处逃窜，而来自中国的矿工为兰德金矿的恢复和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时期，曾经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已经彻底被剥去了华贵的外衣。迫于生计，很多中国人漂洋过海，来到这块血腥的土地忍受折磨。
兰德矿业的复兴为南非殖民政府重塑了昔日金子般的辉煌，捞取大把黄金和钻石的时候，他们也将部分资金用于南非工业、农业的生产。从１９０９年以后，南非的经济发展进入高峰期，特别是在１９１１年，工业化的浪潮再次席卷整个南非，伴随着第一座炼钢炉的诞生，数千个工厂先后落成，大大提高了南非制造业的产值。
经济的发展也引发关税和铁路运价等方面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南非这个特殊的殖民地区更加尖锐。４个殖民地为了自身利益，在关税、铁路运价上互不相让，导致它们各自的商业陷入危机。尽管米尔纳在１９０３年出面调解，强制让４个殖民地政府在关税会议上达成５年临时协议，但也并没有彻底解决４个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为提高财政收入，纳塔尔殖民地政府和开普殖民地政府主张提高铁路运价和关税率；而奥兰治和德兰士瓦两个殖民地从降低进口产品价格、降低矿工工资出发，强烈要求降低关税和铁路运价。就在４个殖民地为各自利益而争执的时候，葡属洛仑索马贵斯港口又同纳塔尔、开普殖民地争夺起兰德矿区的商业利润，并同其发起了关税竞争。而向南非输出大批流动劳工的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殖民政府又火上浇油，倚仗着向南非输出劳工而不断将矛盾激化。而在这些矛盾中，兰德金矿的所在地，德兰士瓦成为了焦点。
德兰士瓦之所以成为矛盾的集中，还得力于兰德金矿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其迎来了广阔的消费市场。为了满足众多人口的需求，它每年都要进口大量商品，如果按照当前形势发展，德兰士瓦必定会不遗余力降低关税，对开普、纳塔尔殖民地非常不利。而开普、纳塔尔殖民地一直由英国人所控制，这两地如果陷入经济困境，被布尔人把持的德兰士瓦必定就会在政治和经济上独占鳌头，英国苦心经营的优势也将受到影响。
由于经济的崛起而引起的这些连锁反应，让英国对其在南非政治、经济的形势产生了质疑，迫使它不得不在南非建立一个政治色彩浓郁的南非联邦，设立集权的中央政府，将４个殖民地的局势控制起来。这样一来，中央政府不仅管理了４个殖民地的财政收支，还将英、布在南非的两个殖民力量统筹兼顾起来，有效避免了两者之间的纷争，也更加有利于它与布尔人联合起来对非洲实行统治。
英国人建立南非联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布尔人也深有同感。在布尔人看来，它与英国是在南非的两股白人殖民势力，共同面临着人口庞大的非洲人，在非洲人越来越觉醒，甚至发生武装起义的这一时期，他们有必要在政治上建立一个联邦。特别是在荷裔白人博塔和菲舍尔担任相继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治政府总理后，他们更加对自己在非洲联邦中的优势地位充满信心。
随着英国人和布尔人在建立南非联邦上越来越志同道合，１９０８年，４方殖民地代表参加了在德班展开的国民会议。此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关于非洲人选举权问题，并通过了《南非法案》。此次会议，非洲人和混血种人都被剥夺了参加的权利，而会议所讨论的非洲人选举权问题自然不会给非洲人创造出什么奇迹。会议规定了联邦的所有成员必须是欧洲人的后裔，进一步巩固了布尔人在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他们不惜牺牲人数众多的非洲人的利益，将在南非的种族歧视纳入法律轨道。此外，《南非法案》还对直属英王保护国的巴苏陀兰、斯威士兰和贝专纳兰归属问题作了承诺，称将来可以考虑应南非政府要求将这３个保护国并入南非联邦，但应先征求非洲居民的意见。实际上，这３个保护国早已成为了南非的劳动力仓库。
《南非法案》为两个白人压迫民族对付一个人口众多的黑人被压迫民族奠定了法律基础，从１９０９年开始，英国议会将它公布为南非联邦的宪法。以两个白人压迫民族为主的阶级基础和以《南非法案》为主的法律基础都具备后，１９１０年５月３１日，南非联邦终于正式成立。从此，布尔人逐步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４个殖民地的荷裔白人越来越多，语言、文化、意识形态也逐渐统一，最终形成了一个自称阿非利卡人的民族。随着阿非利卡民族的形成，博塔为主席的阿非利卡人政党逐渐演变为单一政党，即南非党。南非党势力不断扩大，并组织内阁成立了南非联邦政府，开始统治数百万的非洲人、混血种人以及印度人。而英国，也在南非联邦成立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第六章 维多利亚的最后辉煌
“欧洲的老祖母”维多利亚女王，面对强大的英国，只能宛如一个孩子留恋着橱窗中的旋转木马，只能尽情观赏，而不能享用。但是，这位盛世女王，不单留给了欧洲诸多患有血友病的王子王孙，也赋予君主制在英国得以传承的生命力。
他们对我太好了在大英帝国艰难地进行着南非战争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虽然有些淡乏黯淡，却也终究处在辉煌时代。
维多利亚女王在１８岁的花样年华登基，在她担任国王的六十多年里，英国的综合实力有了较大提高，“日不落帝国”这个称号形象地表现了这个时期英国的强盛，英国资本主义也逐步由萌芽发展到巅峰。在这个举世闻名的女王六十多年里，创造的英国的盛世辉煌背后，除了靠其自身的出色表现外，也少不了拥戴者们对她的鼎力支持。
１８４０年，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结婚，他们的结合经历了短暂的磨合后日益和谐。阿尔伯特亲王对于维多利亚来说是极具影响力的，甚至，在英国还有“维多利亚拥有国王的名义，而其丈夫则有国王的职能”这一说法。婚后不久，维多利亚便遭遇了一次政治风暴，但得力于阿尔伯特的帮助，维多利亚女王与庇尔内阁为主的保守党的关系逐渐得以改善。在几年后的内阁危机中，阿尔伯特又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使维多利亚女王逐渐对比尔内阁产生了信任，又帮助维多利亚女王逼退了强硬好事的帕麦斯顿。而就在阿尔伯特为维多利亚女王充当政治顾问之前，女王的首相，也是国务秘书墨尔本勋爵衷心地支持她，不过，墨尔本勋爵不久就在内阁危机后撒手人寰。而阿尔伯特亲王，也在１８６１年不幸离世。之前少了一个得力的支持者，现在又少了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如意郎君，悲痛的维多利亚女王几乎长时间处在自闭隐居的灰色中。
几年之后，维多利亚女王终于振作起来，开始频频现身于社会活动。而这一时期，对她走出丧夫阴影起着重要作用的，便是曾连任３届德比伯爵内阁的财政大臣，后来出任首相的迪斯累里。迪斯累里对内推行灵活政策，倡导改革；对外极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并于１８７６年操纵议会给予维多利亚女王印度女皇的称号。当然，维多利亚女王也没有忘记对他进行奖励，在几个月后就加封其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不过，迪斯累里的兴盛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随着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失利，镇压祖鲁人起义中的惨重损失而逐渐力量不支。１８８０年，在德兰士瓦布尔人的起义热潮中，迪斯累里内阁土崩瓦解。
早在迪斯累里势力逐渐减弱的时候，维多利亚就已经逐渐将目光转移到索尔兹伯里身上。索尔兹伯里于１８７４年进入迪斯累里内阁，后任过印度事务大臣、外交大臣，并在柏林会议中发挥作用，迫使沙俄修改《圣斯特凡诺条约》。１８８５至１８８６年，索尔兹伯里进行了第一次短暂的组阁，不久又进行了第二次组阁，一直持续到１８９２年。在１８９５到１９０２年又进行了第三次组阁。在第二次组阁期间，索尔兹伯里与维多利亚女王默契合作，将英国的殖民地范围一度扩大。到其第三次组阁期间，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化，他不仅主张发动英布战争，还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并最终改变英国的孤立形象，与日本缔结同盟。
最让维多利亚女王满意的时期，还是在索尔兹伯里第二次组阁期间。这一时期，女王将她作为一国之王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她不仅勤于政事，还不顾高龄，四处巡视，频繁出现在各种公共场所，甚至在大雨天乘坐敞篷车去为万国博物馆剪彩。渐渐地，维多利亚女王在她的人民心中塑造了最为神圣的形象。在她登基５０周年庆典里，看着各国王公、殖民地代表以及在伦敦大街上涌动的人民，维多利亚女王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带着庆典上的自豪，维多利亚女王回到了白金汉宫，在这里，女王那句“我很累，但是非常快乐”的话久久回荡着。直到１０年后，年迈的维多利亚女王仍然继续坚持出席隆重的典礼。
１８９７年，维多利亚女王一生中最荣耀、最顶峰的时期到来了，这一年，伦敦为她举行了盛大的登基６０周年庆典。此时，得力于索尔兹伯里的精心治理，大英帝国出现了相对繁荣的景象，维多利亚女王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越发神圣。在典礼当天，伦敦几乎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景象，男女老幼都拥挤着，以最狂热的欢呼来表达对维多利亚的敬仰。此刻，经历无数风霜的维多利亚女王虽然已经是一个年迈的老者，但是，她的气质与威严依然吸引着她的子民为她膜拜，为她疯狂。而她，也为眼前的一幕感动得热泪盈眶，她不再说自己累，也不再称自己很快乐，她就那样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他们对我太好了！”“他们对我太好了！”……维多利亚回到熟悉的白金汉宫，不知疲倦地向大英帝国的各个地方发着电报，她知道，那些地方也在为她举行着或大或小的庆典，她应该向他们表示真挚的感激与祝福。实际上，在政治上雷厉风行，军事上铁腕的背后，维多利亚女王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此刻，当自己的光芒洒满大英帝国各个地方的时候，她也不免回忆起了阿尔伯特在世时的情景。
那时，和阿尔伯特亲王一起出巡的她，还风韵十足，现在却满脸皱纹。那时，阿尔伯特助他一臂之力，坚决反对曾向中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帕麦斯顿的对外政策，使其被迫辞职。那一段斗争，维多利亚女王至今仍记忆犹新。不过，多年后，帕麦斯顿卷土重来，一度出任英国首相，使维多利亚女王心有余悸。她一直不明白，帕麦斯顿到底何德何能，能与她这个千万人敬仰的女王抗衡这么多年？后来，她明白了，帕麦斯顿的强大不仅仅在于他自身，更重要的是他的所作所为顺应了历史潮流，而自己已经年仅近八旬了，会不会有些地方与时代相背呢？维多利亚女王在一番冥思苦想后，终于将自己的固执与任性逐渐转变为了对时代潮流的顺从。在她登基的那天，她曾在大庭广众下宣誓要坚信爱尔兰新教，尽管此后她一直想实现这个誓言，但最终还是在废除至尊、削弱贵族势力、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时代里被迫改变了初衷。为了维护至高荣耀与神圣的王权，维多利亚女王不得不站在了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一边，劝阻坚信爱尔兰新教的人们要注意节制。不仅如此，维多利亚女王还顺应了现任政府的意思，在同意废除卖位鬻爵的呈文上签字，她知道，这一现象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
尽管在时代潮流面前，维多利亚女王一再违心地选择了顺从，但是，她深知要保住王权就得顺应时代。在她的心里，虽然始终坚信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实际上，她在为保住王权的至高权力顺应时代的时候，也宣告了王权正在被自由主义运动慢慢吞噬着，即便再去保护，王权也最终只会变成一个躯壳，一个象征大英帝国团结与理想的华丽躯壳，拥有这个王权的国王，依然可以挥霍荣耀与华贵，但是却再也不能左右国内的政事。
时间一点点地推移，逐渐证实了时代对王权的限制。就连曾经对王权的神圣深信不疑的维多利亚女王，也在晚年夕阳的余晖中明白了这一切，接受了这一切，尽管她还固执、任性，尽管她还在呼喊、抗议，但最终，她还是欣然接受了做一个大英帝国的象征。
维多利亚女王依然要四处巡视，参加各种庆典，在各种呈文上挥笔签字，甚至拾起中年时丢弃的国王承担的签署军官委任状的责任，不停地动笔签字，一个个“同意”的字样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直到有一天，需要她签字的呈文太多了，她才接受了别人的建议，同意自己口头批准。就这样，一直到维多利亚女王不能说话前夕，在白金汉宫里，总有一个幽远的声音在回荡、重复、延续，那就是－－照准。
国王之尊严与荣誉维多利亚女王在维护国王的荣耀与尊严上不遗余力，竭力与内阁的合作达成默契，在社交活动中也乐此不疲，在此期间，内阁也是使女王在名义上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重要力量。
早在迪斯累里内阁时期，维多利亚女王就在与内阁的合作中找到了政治的乐趣，但是迪斯累里内阁过于短暂，维多利亚与内阁的合作并没有达到真正的默契。而到１８６８年，与迪斯累里齐名的英国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开始组阁，更让维多利亚女王找不到之前的那种轻松和乐趣。格拉斯顿先后４次出任首相，虽然其大刀阔斧的各项改革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经常与维多利亚女王发生矛盾，国王与内阁之间的合作较为艰难。直到索尔兹伯里内阁时期，维多利亚女王才在与内阁的合作上达到空前的默契。
到索尔兹伯里时期，维多利亚女王达到了一生中最闪光的时期，这并不是依靠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他们的私人关系平平，而在于索尔兹伯里本身的扩张政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这个支持并不是某个人的力量，也不是一个集团的力量，是一个国家的力量，他要将女王变成凝聚人心的象征，以此来得到整个国家人民的支持。索尔兹伯里的处心积虑并没有白费，这一时期，他的扩张政策一帆风顺，殖民地经营得欣欣向荣，国内政治经济也一度繁荣稳定。
与此同时，维多利亚女王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１８岁的她步入大英帝国的最高殿堂，不时还荡漾着些许活泼爽朗的少女性情，当逐渐融入国王这一至高无上的尊称后，她开始变得端庄。而在阿尔伯特亲王离开她的那一段时间，女王彻底步入了低迷，在飘扬着英国皇帝旗帜的白金汉宫里，维多利亚女王一度隐秘。而今，经过岁月漂洗的她，又换了一个新的姿态，并且这个姿态更加棱角分明。
维多利亚女王明白了，国王的尊严与荣誉，并不是靠循规蹈矩的。女王由此改变了以往的统治外观，以崭新亮丽的形象出现在万众瞩目下。她换下了曾经因阿尔伯特的死而长期穿戴的丧服，也将幽闭神秘的马车窗帘撕了下来，她注意着自己身上的每一个细节，从帽子到发型再到裙褶，力图使自己更加美丽尊贵。当然，维多利亚女王也不忘记将形象尽量靠拢实际年龄，时时露出一个慈祥可亲的笑容。
维多利亚女王穿着打扮一天比一天得体，在为人处世上也日趋平和，她平易近人，就连对她的侍婢们也显示出了超常的关心。她明白，自己不能长久孤立地坐在国王的宝座上，应该不时注意与宝座之下的各个阶层加深联系，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变幻莫测的时代里维护国王的尊严与荣誉。维多利亚女王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越来越多的人更加迷恋起她的慈爱形象，怀着敬仰之情为效忠女王乐此不疲。
在赢得人民爱戴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也在最正式的场合，将她新的人生观带了进来。曾经令人几乎窒息的朝仪，也改变了那种连墨尔本勋爵都难以招架的紧张气氛，维多利亚女王以一种轻松、关切、甚至活泼的语气与大臣们交谈，与宾客们谈笑风生。随着气氛的活跃，大臣们与女王见面也逐渐增加。女王甚至还将遵循了几十年的老规矩也打破了，她曾下令为刚刚生过病的迪斯累里赐座。而在这之前，维多利亚女王是从来不会给任何臣子赐座的。或许，这当中也不免掺杂了女王与迪斯累里的私交。但是面对在她晚年一直唱反调的格拉斯顿，维多利亚女王也体谅其年迈，同样赐座，之后得到赐座的人还有索尔兹伯里勋爵。
维多利亚女王已经不再拘泥于以往的显示国王尊严和荣誉的规矩，她将维护这种尊严和荣誉的方式转到了与内阁大臣的合作上，这也使她相对轻松地获得了登基６０周年庆典时那种巅峰的荣耀。而稍微轻松的她，也抽出一些时间，整理自己的家族关系。
维多利亚女王与阿尔伯特亲王一共诞下了４个儿子、５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普鲁士的腓特烈三世，后来成为皇后，另一个女儿则成为了希腊王后。她所生的１个儿子后来继承皇位，即皇帝威廉二世，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二个孩子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他与丹麦克里斯蒂安亲王的长女亚历山德拉公主结婚，所生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挪威国王哈康七世，成为王后。爱德华生性风流、好交际，一直以来让维多利亚女王比较头痛。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三个孩子当了德国西南黑森亲王路易四世的王妃，她所生的女儿一个嫁给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作皇后，另一个则成为了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丈夫菲利普亲王的外祖母。至于维多利亚女王其余的孩子们，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德国南部巴登堡和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亲王作王妃，另一个女儿嫁给苏格兰的一位公爵，这位公爵后来成为加拿大总督。剩下的几个儿子，都以同样的政治联姻方式，分别与丹麦、俄国、德国各地的公主、郡主们结了婚。这些儿子所生的子女们，加在一起，也难计其数。很滑稽的是，在维多利亚女王家族的这种复杂而庞大的体系中，竟然在其成员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年迈的维多利亚女王逐渐担当起维持这个家族体系之间的联系和和睦的责任，已经将国王的尊严与荣誉推向顶峰的她，在些许的安享天伦上终于没有后顾之忧了。她热爱这个大家庭，热爱她的子孙，如对待爱德华，虽然他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但是维多利亚女王仍然为他伤透脑筋。爱德华生性纨绔、风流，而阿尔伯特正是在前去剑桥大学管教他的时候不幸染疾致命的。爱德华不时会卷进一些让王室蒙羞的事件中，如婚姻纠纷引起的丑闻，赌博事件引起的官司，维多利亚为此颇为头疼。在１８６４年爆发的普鲁士和丹麦之战中，维多利亚与爱德华再次产生了分歧，当时维多利亚比较同情德意志各国，而爱德华则明显偏向于自己夫人的国家丹麦。这些因素累加起来，足以让维多利亚女王对爱德华没有什么好感，经常对他严厉斥责或冷眼相看，绞尽脑汁避免他干预政治。
实际上，维多利亚女王对爱德华王子的那种愤怒也是母性的使然，而这种爱在特定情况下变了方式，造成了苛刻的假象。当然，维多利亚女王作为王室中的最高统驭者，对她的子孙们也不免会有偏袒之嫌。维多利亚曾经为了支持外孙女和心仪的对象的美好姻缘而不惜置政治纷争于不顾。当时，维多利亚的外孙女，也就是普鲁士新皇后的女儿，已经和心仪的亚历山大王子订了婚，但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却认为这场婚姻将会破坏德、俄之间的友好关系，因此极力阻止这场婚姻。而维多利亚女王则不顾政治关系，也不顾俾斯麦对自己的攻击，毅然站在了外孙女一边。
步入晚年的维多利亚女王已经懂得如何在庞大的家庭中享受天伦之乐。数十个曾孙围绕在她的身边，亲昵、撒娇，让维多利亚女王终于找到了其乐融融的感觉。她不再沉浸在亲人离她而去的悲痛里，而是尽可能地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她拾起在阿尔伯特离开之后丢失的爱好，频繁出入于歌剧院、音乐会、话剧院，甚至还能滔滔不绝地谈起许多画家的画风。
在与索尔兹伯里内阁的合作达到默契之后，维多利亚女王迎来了尊严与荣誉的巅峰，也迎来了人生的巅峰，她开始将作为一个家长和一个国王的尊严与荣誉融为一体，也开始将一个国家与整个人生的尊严与荣誉糅合起来，让自己成为最为耀眼的大英帝国尊严与荣誉的象征。
女王的黄昏维多利亚女王迎来了尊严与荣誉的最高峰，但是大英帝国并没有把这个维多利亚时代延续多久。在维多利亚举行登基６０周年庆典之时，大英帝国正在南非战场与布尔人艰难地战斗。这场战争，布尔人伤亡巨大，大英帝国的损失也十分惨重。而这一时期，一直坐山观虎斗的德国却在迅猛地发展，年轻的美国也不甘落后，与它们相比，“日不落帝国”的光芒，正在一点一点地收敛。
发生在大英帝国身上的这种细微变化，维多利亚女王是有所察觉的，她也明白要维持和巩固王权的尊严与荣誉，就得识时务地迎合时代潮流。为迎合这种潮流，她越来越迷恋于签字和礼仪活动。但这个时候，时代在逐步淘汰老化僵硬的经营方式，这个号称资本主义国家元老的英国，不得不接受严酷的现实。这个现实，在维多利亚女王撒手人寰后便立即凸显出来。
拿１９０２年来说，英国每个钢铁厂的平均钢产量为４００００吨，而德国已高达７５０００吨；英国国民总收入在２１．９亿英镑左右，而美国则接近于４６亿英镑；英国曾经纵横世界的轮船业也出现了明显下滑的趋势，比１８９２年下降了２４％，而同期的日本，则从１８９２年的２．８％上升到１６．５％；一度被大英帝国羞辱的中国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也比较突出，其中煤炭产量、生铁产量、钢产量提高幅度较大，其出口的钢几乎成为了世界“最优质钢铁”。这些数字无不清晰地表明，大英帝国独占鳌头的局面，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
就在大英帝国开始出现衰微征兆的时候，其国内外环境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在国内，随着工业等发展缓慢，英国的工人失业人口相继增加，工人运动随之而来，逐渐组成了社会主义及劳工政党；爱尔兰也因在１８８６年和１８９２年先后提出的两个自治法案被否决后，针对英国政府的斗争也愈演愈烈；甚至以前默不作声的妇女们，也为争取选举权而冲上街头；１９０５年，印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英运动，持续了长达３年的时间。在国外，社会主义也迅速发展，到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列宁主义正式诞生……时代潮流正波涛汹涌、翻云覆雨，稍有不慎，大英帝国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繁荣随时有可能被淹没在时代的潮流中。
堂堂的大英帝国真的会在这个时候衰微吗？任何一个强国都有可能在时代的浪潮里被洗去光泽，这一点，强国的统治者们是必须接受的。作为大英帝国的女王，除了欣然接受还能怎样呢？在国内出现工人运动的时候，作为这个国家鼎盛象征的维多利亚女王的身体状况已经明显下降了。或许女王并不乐于接受这个事实，她总是在外界面前展现着自己硬朗的一面，但是在年老与病魔面前，维多利亚女王最终还是拄起了手杖，坐上了轮椅。腿脚不灵便的女王，如同白金汉宫里一棵巨大而古老的树，外表高大伟岸，内部却被蛀虫一点点地吞噬着，先是腿脚，再到眼睛，然后是失语……１８９８年，维多利亚女王的眼睛患上了白内障，观察事物的时候开始模糊不清。两年后，她记不得之前时常回荡在脑海里的与阿尔伯特在一起的许多情景，也忘记了墨尔本的声音。随后，她患上了失语症，起初仅是词不达意，后来时常用发颤的手指指着某个事物，嘴里却支吾不出任何声音。然而，维多利亚女王终究是坚强的，她不介意让这些糟糕的状况陪自己坐在耀眼尊贵的王位上，毅然延续着人生的黄昏，同时延续着身为国王应该履行的使命。
维多利亚女王自始至终都没有忘记国王的职责，她虽然不能正常说话，但仍然坚持着用颤抖的双手在文件上签字，仍然密切关注着南非的战事。或许在女王的内心世界里，可以接受对王权、对人生的态度的转变，但是却始终不能接受对殖民政策的变更，她需要大英帝国在南非战场上获得胜利，她需要曾作为“日不落帝国”象征的殖民地更加广袤。怀着这种期待，维多利亚女王将生命的最后一段插曲奉献给了对南非战场的询问。
１９０１年１月１４日，从遥远的南非战场上获得阶段性胜利的罗伯茨勋爵急匆匆地来到了白金汉宫，他接受了女王的接见。此时，女王端坐在轮椅上，已经不能说话了，她用手势表达着自己对南非战势的关切。罗伯茨勋爵立即向女王报告了战势，并保证一定很快取得胜利，在他叙述战势的时候，女王仍然聚精会神地听着，毫不疲惫，直到罗伯茨勋爵告辞。然而，如果罗伯茨勋爵把话延长１小时，可能女王就听不完他的保证了。因为就在罗伯茨勋爵走后１个小时，女王就被抬到了病榻上，她连比划手势的能力也丧失了。此时，医术再高明的医生也无力回天，维多利亚女王静静地躺在床上，微闭着双目，在亲人和侍婢们轻手轻脚的忙碌中，默默地感受着这个世界的气息。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一个星期来，亲人们都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维多利亚女王，她们始终期待着能有奇迹发生。偶尔，女王的嘴角会有一丝细微的笑意，但是那样短暂，还不等人们有更多的期待，女王的笑意就消失了。或许，沉睡的女王在梦中见到了墨尔本勋爵，他们像以前一样，一起骑马、用餐；或许，女王见到了阿尔伯特亲王，他正在一个美丽的地方冲着他微笑；也有可能，是迪斯累里又在幽默地与她谈着政治……维多利亚女王的这一丝微笑就像一颗流星，转瞬即逝，却又留给人们无穷的回忆。作为大英帝国巅峰时期的女王，她的笑容，足以让人想起殖民帝国叱咤风云的那一番雄伟场面。
就在人们对那一丝笑容期待与回味的时候，１月２２日，维多利亚女王平静地离开了这个陪伴她度过８２年的世界。她走后，留给已经六旬的儿子爱德华的，是大英帝国的王位，而留给她的臣民的，是难以言表的悲恸。人们怀着对她的无比尊重，按照她的遗嘱，为她的葬礼安排了陆军仪式。
２月１日，在最后一声礼炮长鸣后，阿尔伯特号皇家快艇运载着维多利亚的遗体驶向朴次茅斯。次日，爱德华国王以及亲属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紧随送葬队伍到达伦敦，数以万计的人们都赶来为她默哀，几乎欧洲每一个皇族的成员都来参加了执绋。４日，维多利亚女王的遗体被安葬在佛洛哥摩尔皇陵，与阿尔伯特亲王的陵墓相邻。
在维多利亚女王离开世界后，大英帝国的衰微逐渐浮出水面，它的周围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时代的潮流正一点点地冲蚀着大英帝国华丽的外表。而在这股巨浪的冲击下，大英帝国的人民，更加怀念维多利亚女王在世的景象－－那是构架在殖民政策上的一个盛世。
依托在殖民地的疯狂掠夺，英国得到了充足的原料和资本，使国内政治呈现出稳定繁荣。然而，这种依靠剥削殖民地人民的发家史，终究在时代的潮流里得到了应有的报应，逐渐暴露出尖锐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钢铁产量的多少、国民收入的多少、轮船业的多少，还表现在其殖民地的相继独立。维多利亚女王死后的１００年里，爱尔兰、苏丹、印度、澳大利亚、南非的殖民地纷纷掀起反殖民斗争，并取得胜利，而其远在东方的香港岛殖民地也在１９９７年回归了中国。
或许，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的那一刻，正是大英帝国衰微的那一刻。大英帝国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而逐渐演变成危机。可以说，维多利亚女王为大英帝国迎来了一个鼎盛时期，但最终也带走了一个盛世帝国。
第七章 冲突与自救
工业时代到来后，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徜徉在世界霸主的荣光里，不可自拔。但是，后起之秀的穷追猛赶、劳工运动的愈演愈烈，使得英国不得不迈开自救的步伐。但好像一切都晚了一步，那些日积月累的矛盾已经到了喷发的时候，衰落不可避免。虽然，这种衰落是相对的，不过靠啃长久积累的老牌大国资本过活的英国，不知道还能支持多久。
劳工的呼声维多利亚死后，英国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促使了英国政治格局的改变，并影响着２０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进程。
１９世纪末，曾经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逐渐丧失了在工业领域的霸主地位，先后被美国和德国赶超。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工人失业，贫富差距悬殊，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英国的自由党逐渐走向衰落。而在这一时期，工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１８８９年，英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煤气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的基本力量与以往有所不同，它由广大非熟练工人组成，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逐渐造就出了英国第一个非熟练工人工会－－“新工联运动”应运而生。“新工联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英国工人运动开始转变。如恩格斯所说，它为充满工联主义霉味的英国输入了新鲜空气。然而，这里所说的第一个非熟练工人工会并不是工会的泛指，真正的工会，就其产生，还得追溯到１７世纪末期前后。
１７世纪末期，工业有了明显的发展，逐渐将中世纪的行会取而代之，受这个变化的影响，帮工与雇主发生了利益上的冲突。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作为技术工人的帮工，开始组织起来商讨工资问题。最初，帮工们只是把这种组织看作是类似俱乐部的一种社交组织，随着与雇主利益冲突的加剧，这种组织逐渐演变为帮工们专门对抗雇主的工会组织。尽管这个组织在当时的官方看来是不合法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帮工呼声的高涨，这个组织越来越庞大，在１８世纪的时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使得对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而此时，工会组织与政治激进主义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威胁着统治阶级的安全。为了遏制这一力量的发展，统治者出台了所谓的防止工人非法组织的《结社法》。工会只能转到地下，发展十分缓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工业化的进程。到１８２４年，英国第一条铁路成功试用前夕，《结社法》才被取消，工人结社变为合法。此后，工会迈入蓬勃发展的时期，逐渐发展成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由于工会组织最初只是帮工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组成的一个社交组织，缺乏较为明确的政治目标，加上工会组织最先只存在于行会，并没有与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并且在后来工会组织的发展中，这种特点依然存在。因此，英国的工会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深受保守主义传统的影响，很长时间都不可能朝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发展。不仅如此，组成工会的技术工人缺乏一定的理论知识，工会运动根基先天不足。
缺乏理论基础的运动，终究是不能长久的。直到１８２５年哈德盖斯金作出了一篇将劳工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的文章，英国工人运动才具备了理论基础。在哈德盖斯金看来，劳动价值论是劳工主义的核心，在被资本家夺走剩余价值后的劳工，有必要组成工会夺回自己的权利。他还强调工会斗争应独立于其他阶级，只依靠工人阶级自身。虽然哈德盖斯金的理论在后来的宪章运动中没有使英国工人运动取得胜利，但是，他的观点却成为了以后工联主义的理论核心。具备理论基础的工会，逐渐在经济形式与政治形式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和发展。
１８３７年，在英国历史上是意义重大的一年。这一年，英国迎来了在后来将英国带至巅峰时代的维多利亚女王。这一年，伦敦工人协会向国会提出了一份请愿书，即《人民宪章》。《人民宪章》指出凡年满２１岁的男子都应该享有普选权，并且选举投票应该秘密进行。此外，议会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应该废除，国会应该每年举行一次改选，在选区上做到平均分配。两年后，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字的人数已经超过百万人，与此同时，英国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变化，与维多利亚关系密切的墨尔本内阁在外交政策的大危机中垮台，罗伯特·庇尔随之组阁，约翰·罗素也在这时使用自由党名称。
到１８４０年的时候，全国宪章派协会成立，它以“实现下院的彻底改革，使下院能全面地忠实地代表联合王国的全体人员”为宗旨，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成为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的萌芽。但是，全国宪章派也有一定的软弱性，它要求入会者交纳会费，并且认为宪章运动的最好方式是和平而合法。
维多利亚女王自上台就与工人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就在近代工人政党萌芽在英国率先产生的这一年，她在白金汉宫里与阿尔伯特亲王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而自由党也开始面临考验，命运一波三折。工人运动就像一个影子一直追随着维多利亚女王的登基、结婚，甚至生女。就在１８４８年，维多利亚女王诞下了后来嫁给加拿大总督的路易丝公主的时候，在欧洲大陆革命的推动下，代表工人的第三次请愿书出台。在请愿书签字的人数已近两百万，宪章运动再掀高潮，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工人示威游行。不过，这次运动并没有成功，工人遭到镇压，国会也拒绝接受请愿书，全国宪章协会也被迫解散。但是，就在此时，《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主义诞生了。
宪章运动采取政治斗争的形式，将英国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英国工人运动才逐渐将政治斗争转向经济斗争。尽管工人们仍然机械地参加各种政治集会，甚至参加了自由党、保守党，但他们已经失去了宪章运动中的那种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更多的是带着工联主义的思想进行激烈的工会斗争。究其主要原因，还在于１９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迅猛发展。
１８４０年前后，英国的手工工厂基本上被工业工厂取代，其工业生产几乎占了全世界的一半。到１８５０年时，英国的工业化进程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已经达到３／５；棉布的产量也超过了世界产量的一半；煤的产量占世界煤总产量的２／３；铁产量甚至比世界上所有国家铁产量的总和还要高。而此后的２５年里，英国的铁路、钢产量等等不断提高，其他工业发展也十分迅猛，英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工厂”。随着工业的高速发展，工人的工资也相对提高，尽管不尽如人意，也比之前稍有好转，这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同一时期，维多利亚女王在与帕麦斯顿的较量中遭受失败，而有工人参加的自由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威胁着女王的王权，甚至有人预言，不久的将来，英国国王将是一个随大臣意志行事的玩偶。不过，这个预言并没有在维多利亚女王身上应验。１８５１年后，她将英国带入鼎盛的“维多利亚时代”。但工人运动也并没有止步，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探寻着另一种发展的方式。
随着社会发展方式的悄悄转变，工会组织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变化。主要由各行业的熟练工人组成的“新模范工会”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新模范工会”组织相对严密，资金也较之以前的那些工人协会充足，加上它主要由熟练工人构成，因此在成员的管理机构上也相对进步，出现了一批专职的干部。尽管“新模范工会”还比较保守，但是它的成立和发展为持久的工会运动作了牢固的铺垫。
１８６７年，当南非发现第一颗金刚石的时候，遥远的白金汉宫已经沉寂多年了。维多利亚女王失去丈夫阿尔伯特６年了，由于她为此长时间过着隐居生活，首相的权力逐渐膨胀。这期间，第二次议会选举改革法案通过，从此大部分熟练工人都获得了选举权。改革后，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出任首相，此时，自由党已经成为了资产阶级政党，英国的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一股有国王、贵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在内的多元化政治力量。在这个多元化的政治力量的影响下，工人逐步成长，加上“新模范工会”奠定的基础，到１８６８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联盟－－全国职工大会。
１８７１年，当英国在殖民扩张这条路上乐此不疲的时候，英国政府宣布工会为合法组织，工会的活动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形式上的保障。随着工人力量的强大和选举改革的影响，１８７４年，英国议会破天荒地融入了两个来自劳工阶层的议员。次年，英国政府又在对工会设置罢工纠察等要求上做出一定的让步，工会的地位开始在法律上得到了明确的肯定。并且，工会开始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这一时期，英国为了缩小与美国等国的教育差距，强制１２岁以下的孩子接受教育，无形中使工人的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到１８８４年，格莱斯顿实行议会改革，进一步扩大了选举权，获得选举权的工人们，开始探索着提高经济地位的道路。
在英国国内工会政治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掀起淘金热潮的南非，其西面已经被德国占领，东非也在次年成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已经成为了英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德国之所以一跃成为大英帝国强大的匹敌，还要从１８７３年美国率先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说起。当时，英国虽然倚仗着老牌资本主义大国的资本而未深陷泥潭，但终究也还是未能逃过此劫。５年后，它开始陷入经济危机，加上１８８０年的第一次英布战争影响，英国国内进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大萧条”。英国工人的失业率开始攀升，在１８７９年的时候高达１１．４％，侥幸没有失业的工人的工资也遭到大幅度的削减，工会的成员也在这一时期不断减少。
同期，马克思主义正在广泛传播，并在各国陆续建立起社会主义政党，英国国内也掀起了调查贫困问题的热潮。通过调查表明，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困依然存在，无数人还在“贫困线”以下挣扎。人们始终不明白，在经济相对以往发展的时候，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贫困者。随着一些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资本主义的弊端刨根问底，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
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原本是证券交易商、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的亨利·海德曼开始接近社会主义，组织了英国“民主联盟”，并出版《正义》周刊，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但海德曼作为资产阶级的本质态度很快暴露出来，他逐渐在民主联盟采取了独裁方式，甚至拒绝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引起许多人的不满。１８８４年，部分成员脱离民主联盟，成立起一个新的组织－－社会主义联盟。不过，社会主义联盟本身存在着许多缺陷，不久就被解散，一部分人重新回到民主联盟，另一部分人则在１８９５年被克鲁泡特金的自由协会合并。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并没有扎下坚实的根基，但是，它却促使了英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形成。
就在民主联盟暴露出弊端，社会主义联盟逐渐代替它的时候，１８９３年，苏格兰矿工凯尔·哈第在吸收了费边社等组织的容纳工联主义的改良社会主义理论框架，成立了英国独立工党，将社会改良主义思想贯彻整个党内，逐渐形成了英国式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德国开始支持南非布尔政府在经济上摆脱英国对它的控制，英国被迫加快了征服布尔共和国的脚步，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的控制，为英国独立工党的成立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加上新工会运动打下的基础，英国独立工党的建立势在必行。
随着经济的萧条，工人的失业率不断增加，与熟练工人相比，普通工人的就业机会更少。生活的压力不断扩大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促使他们在对待危机的时候，开始采取与熟练工人不同的态度，认为应该团结起来，为保障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新工会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非熟练工人为主，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１８８８年，伦敦的布莱思特火柴厂女工点燃了新工会运动的导火索。在费边社成员安妮·贝桑特夫人对女工们的悲惨状况报道后，她们团结起来，开始了几个星期的艰难的罢工斗争。在安妮·贝桑特夫人等的指导下，罢工最终获得了胜利，改变了之前那种每周工作７０小时，工资却只有７０便士的惨况。此后，伦敦的其他非熟练工人也受到了胜利的鼓舞，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一时之间，伦敦煤气公司的工人，码头工人纷纷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其他行业的非熟练工人，他们纷纷组织起自己的工会，将新工会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非熟练工人的地位比熟练工人的地位还低，但他们的战斗精神却十分顽强，为了实现必须有立法保证最低工资和８小时工作制的要求，非熟练工人开始考虑选举能在议会中替他们发言的代表，逐渐萌发了建立独立劳工政党的思想。
但是，新工会的生存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旧工会歧视它，雇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想方设法扼杀它，加上本身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不足，新工会运动的蓬勃势头很快就衰退下来。到１８９２年的时候，残存的新工会组织已经与旧工会没有两样，它已经不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了。
不过，新工会运动曾经的成就是无法抹杀的，它不仅动摇了旧工会的领导，还使本来只有熟练工人参加的旧工会将会员扩大到所有工人，促使工会在结构上发生变化，变为具有群众性质的包容工人阶级各阶层的组织。此外，新工会运动还响应了凯尔·哈第等人建立独立工党的呼吁，在反对资本家的剥削斗争中，将英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凯尔·哈第建立独立工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凯尔·哈第发展了新工会运动中非熟练工人建立独立劳工政党的思想萌芽，并吸取了社会民主联盟的教训，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将这一梦想变为现实。
凯尔·哈第有清晰的目标，即一切政治行动必须与捍卫劳工利益联系起来。他反对自由主义，也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针对一种制度，并非针对阶级本身。他将自己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工联主义基础之上，把工会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托，希望选派劳工代表进入议会。然而，独立工党成立后，道路也是崎岖不平。它虽然拥有火热的激情，但孤掌难鸣，除了在个别地区得到了工会的微弱支持外，它的任何斗争都没有得到其他力量的支持。直到雇主们向广大工人发动了激烈地反扑，才迫使工会开始转变对独立工党的冷淡态度。特别是１８９６到１８９７年，英国达到维多利亚时代顶峰的时候，雇主们得到官方的庇护，联合起来企图消灭工会的力量，使得诸多工人协会的斗争失败，恢复了斗争前那种悲惨的被剥削生活。雇主们企图将工会彻底扼杀的气焰，到了１８９８年更加嚣张，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的雇主联合组织，即雇主议会理事会，将进攻工人的形式提升到整个资产阶级的联合。
千钧一发之际，工会领导不得不考虑拿出有限的基金，让自己的代表进入下院以及其他官方议会，让他们施加压力，使所有对该工会有利的立法提案得以顺利通过。１８８９年，全国职工大会上终于提出了劳工独立选举自己的议员的问题，强制征费建立议会基金的方式也在此时被提出来。与此同时，混合铁路职工协会代表霍姆斯提出了更大胆的建议，即“大会考虑到过去几年的决议，为了在下院更好地获得维护劳工利益的代表权，特指示议会委员会邀请所有合作社、社会主义者、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共同召集一个由上述机构中愿意参加的代表参加的特别大会，以研究措施，争取在下届议会中增加劳工议员的人数。”霍姆斯的这一提议在当时来看比较大胆和激进，因此通过这一决议也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在进行了一下午的辩论后，这一决议终于以５４．６万对４３．４万票通过。至此，工会终于与独立工党寻求到合作点，他们在选送劳工代表进入议会，以便通过立法手段来保障工会利益这一点上达成了统一。而这个时候，维多利亚女王还沉浸在两年前登基６０周年庆典的辉煌中，英国政府也正在为南非战争忙碌地筹备着。
就在英布战争在南非战场上愈演愈烈的时候，英国现代政治史开始出现了一个转折，在劳工的强烈呼声中，英国工党建立起来。
白金汉宫的盛世阴影工党的建立，无形中对英国的保守党形成了冲击。随着工人阶级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日不落帝国”的背后形成了一片长长的阴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这种盛世背后的阴影很早就已经潜伏。
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议会权利超过君主权利的君主立宪制度以及两党制度等，这套制度对英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影响了欧美诸多国家的政治。但是，到了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维多利亚女王也开始在象征王权的白金汉宫里将英国逐渐引领至“日不落帝国”的征途。这一时期，英国开始了对外扩张，并向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对外扩张道路上的一帆风顺，促进了经济的飞跃发展和工业生产的突飞猛进。同期，英国社会结构也发生着变化，这套议会权利超过君主权利的制度难以适应变化中的社会，逐渐演变为一个毒瘤，暗藏在大英国的繁荣背后。
１８８３年以前，英国政治制度依然是中世纪以来的区域划分和管理系统的延续，没有实质的变化。当时，英国设有中央政府，并在中央政府下设立各个郡。在郡内，当地势力最大的贵族便担任了郡守，拥有指挥民军和任命部分属下的权力。但是，郡守一般不过问下级乡村的事务，乡村则分布着屈指可数的自治城市和数以万计的教区。自治城市虽说分布在乡村里，但是它并不受乡村管辖，属于乡村之外的另一种基层行政区划。早在中世纪前期，英国的行政区划就分为了郡、百户区、村镇三个等级，并一直沿用到都铎王朝。
都铎王朝时，亨利八世开始对贪婪的教会发起进攻，他顺应历史潮流，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此后，罗马教皇怀恨在心，并找借口开除了亨利八世的教籍。不过，在１５３４年的时候，英国议会通过了至尊法案，将国王尊为“英国国土教会的最高统治者”，并于两年后终止了罗马教廷在英国的一切权利。至此，英国国王的权力不断扩大，英国历史上也翻开了亨利八世独裁、专权的一页。
亨利八世后，随着城市的兴起，郡、百户区、村镇三个等级的体制逐渐演变为只有一级的相对独立的地方政府单位，并具有一定的自治特征。后来，不少城市以赎买的方式获得了王室特许的自治权，市政的官员职位大多被有钱人控制。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的管理要比教区复杂得多，在这些市政府官员的操控下，腐败现象开始出现，一人当官一家为官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依靠裙带关系为官的有钱人，往往只顾牟取利益，并不履行其职责。
与为数不多的自治城市相比，教区的机构设置不尽相同。教区的众多导致了教会地位的上升，而宗教的影响力在当时不言而喻。实际上，早在公元５９７年的时候，教皇派奥古斯丁就开始到不列颠传教。几年后，教皇任命奥古斯丁为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到７世纪中叶，不列颠岛上的所有国王几乎都成为了基督教徒。
１０世纪，英国的邻国法国爆发了克卢尼教会改革运动，从此，教会的威望在欧洲大大提高，教会也逐步摆脱了世俗政权的控制。到１１世纪末，已经形成了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一套中央集权制的教会组织体系。而在英国，教会的力量不断攀升，宗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定程度上威胁着王权。此后，随着一系列有利于教会势力扩充的政府法令的颁布，教会的权力开始涉及到宗教事务以外，尤其在地方上，由于郡主不过问地方事务，教会也乘虚而入，将这些地方管理事务的庄园主或者领主的作用替代，慢慢形成了各个教区。
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由于经济不够发达，教区的人口还相对稀少，教区的管理工作也比较方便，往往几名官员就能承担全部的管理工作。而作为教区最高长官的教区执事，也仅负责教产管理，征税以及对居民的教化训诫等。执事下面的官员，有贫民监察官、巡查官、治安法官，分别负责繁琐的济贫工作，巡检教区类的交通设施情况，处理教区各类纠纷和维护治安。一般情况下，教区的这些官员是没有工资的，他们所作的都是义务工作，或许正因为这样，才出现了教区官员出自当地上流居民的普遍现象，下层贫民往往为了保障基本生活而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维持生计的劳作上，几乎没有精力去争当一个教区官员。
自治城市和教区早期的这些现象，在当时还没有暴露出多大的问题，但是，工业革命开始后，问题就接踵而至了。
先说城市。工业化对城市所起的作用最为明显，而新观念与陈旧制度的碰撞也最为剧烈。工业化的到来，使政府职能难免有些难以招架，卫生、环境、就业、供水、住房、治安、城市建设等等新问题无不冲击着传统的城市机构。由于传统的城市机构不健全，在面临此类新问题的时候，就显得手忙脚乱，管理也很难奏效。而延续下来的腐败问题，也在工业化过程中愈演愈烈，贪污、腐败等现象如同一个大蛀虫，正腐蚀着前进中的城市。
教区的管理也好不到那里去，工业化带了巨大的社会流动性，人们迫于生计，通常四处奔波，而教区原来的宗教纽带也越来越拴不住人们。走出教区的人们开阔了视野，他们逐渐认识到教区管理制度的落后，而新来到教区的人们，则更不愿意受到其传统制度的束缚。对于教区官员来说，在社会财富大大提高的工业化时代，他们根本不可能有闲心去作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义务工作，眼看乡村经济与城市相比越来越落后，他们开始投身到追求更多财富的洪流中。随着教区官员的减少和教区人口的增加，教区的治安开始出现混乱，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随着城市和教区问题的日益剧增，原有的地方政府的社会职能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了，也严重影响英国社会的发展，为英国从巅峰迅速跌入低谷埋下了隐患。
自治城市和教区管理制度显示出来的弊端，使对地方政府社会职能的扩大与改造迫在眉睫。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往往只看到某种政治制度为它带来的繁荣，而并没有在繁荣之后作出适时的调整，文官制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暴露出弊端，影响着英国在巅峰之后的发展。直到１８７０年，英国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个时候，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时期，国王的权力在对一片片殖民地的掠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维多利亚女王从丧夫的阴影中走出来，活跃于政坛的时候，首相的权力在她之前陷入丧夫悲痛的几年里已经悄悄扩大了，英国政府颁布了正式确立公开竞赛考试制度的枢密令，正式建立了英国的文官制度。而在这之前，英国的文官队伍始终是弊漏百出的。
英国是最早建立文官制度的国家，在它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效仿。光荣革命后，英国的政党政治兴起，国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的限制，却还保留一定的官职授予权。为了私利，国王往往运用这个权力将自己的心腹安插在国家机构里任要职，而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多数党，则控制了政府高级官员的产生。这些高级官员，都有任期限制，一般都属于国家高级官员。与之相比，另一些官员任期一般不受选举的影响，因此大都职位较低。１８世纪以后，英国的殖民活动已经向西展开，国王的权力逐步增大。与此同时，这些高级官员开始从属于执政党，参与政府决策，演变为文官队伍中的“政务官”，而那些职位较低的官员则演变为了“事务官”，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和执行上级政策。
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划分，通常可以看作是英国文官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并不代表英国文官制度正式建立。这一时期的文官制度十分不健全，尽管在工业化之前，英国就已经拥有了一批较大的文官队伍，但在文官的录用、管理以及职责和薪资方面都是十分混乱的。
在录用方面，当时英国极为盛行的方式为恩赐制，这种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制度，主要体现在国王对部分官职任免权的保留和政党政治促使党派分肥制的产生上。当时，国王任命自己的心腹在政府要部任职，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多数党，为了犒赏或者回报那些在选举中支持他的人，又或者是希望惠及自己的亲戚朋友，便利用手中的职权将这些人任命为官。
这一时期，大多数文官，特别是事务官的产生几乎都是根据各部大臣或者下属机构负责人推荐或任命的，久而久之，官场上便形成了裙带关系的风气，卖官鬻爵、贿赂腐败等现象层出不穷。随着这些不良现象的出现，文官队伍的素质也普遍下降，政府行政效率随之降低，而文官自身也开始弄权，有权势的文官逐渐形成了官官相护的利益集团。
随着文官队伍裙带关系的严重以及利益集团的形成，文官的管理方面也出现了混乱的现象。由于文官的任职大都是其支持的获胜的党派任命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其支持的执政党派还在任期，那么文官的任职也就毫无疑问地随之继续，而事务官的任职就更加没有悬念，他们本来就没有任期上的限制，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们往往可以长任数十年。因此，当时很难制定出一套固定的规章制度来管理文官，政府的工作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
文官们在职位上可以一待就是数十年，他们的职务并不繁忙，或者仅仅是挂名而已，只管坐享其成，不管职责所在。有些文官甚至出现了３０年不理分内工作的闹剧，甚至还上演过花高价雇人代官的丑闻，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但是，他们的薪资并不高。１８世纪，当英国为将殖民活动向西拓展的时候，其高级文官的正式工资最多也就１００英镑。可想而知，在他们挥霍无度的背后，收取贿赂的数目就可见一斑了，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其收受的贿赂也会比其正常工资高出上百倍。
很难想象，在英国逐步走向盛世的时候，它的文官制度，甚至其他国家制度是如此不合理。而这种不合理，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初，就已经凸显出来了。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新兴的社会阶层强烈要求一种适合时代发展的，较为理想的政府机构－－一个廉洁、高效、没有腐败的政府机构。实际上，这种理想的政府机构在当时是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的。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革命后，英国开始注意到了文官制度的弊端。
随着德国、美国的不断崛起，英国所面临的挑战也异常严峻。到１８７０年，英国正式建立文官制度后，这种陈旧的文官制度才得到了很大的改革。不过，这一时期，德国和美国的实力已经十分强大了，后来，当英国在南非战争中损失惨重的时候，德国和美国却在快速地发展着。尽管此时英国仍以老牌大国自居，并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６０周年庆典上显示出了巅峰的迹象，但是，英国的衰落在现在看来也无可避免。那种长久埋下的不合理制度的隐患，已经到了要爆发的时候，维多利亚时代要延续下去，也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
面对一些不合理制度，英国政府已经到了不得不下手术刀的时候了。特别是司法制度，更是暴露出了长久以来潜伏的弊端。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现代政治体制被确立，但是，英国封建时期的司法机关仍然大部分都被沿用下来，它与新产生的法庭等相互抵触，形成新旧交替的一个缝隙。然而，就在这个看似狭小的缝隙里，却暴露出了许多导致英国后来迅速衰微的隐患。
由于新、旧法庭之间的权限并不清晰，还有很多相互重叠的职能，因此二者的矛盾也不断加剧，这种矛盾首先表现在司法组织上。在司法组织上，新、旧法庭的同时存在，导致了英国的司法机关长时期处于涣散、混乱的系统中。
１８世纪时，英国实行普通法的法庭主要有３个，分别是主要负责政治、刑事案件的高级法院，主要负责民事案件的高等民事法庭以及主要负责税务的财务部法庭。除了这３个法庭之外的法庭，还有一些冗杂的小法庭。尽管法庭不计其数，但是英国的司法机关并没有一套合理的诉讼程序和缜密的审判规则，也没有专门的法律术语。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法庭无法明确权限，忙碌半天也是各为其政。衡平法庭享有对各类案件作出终审判决的权利，如果国王对普通法庭的审理不满，他还可以命衡平法庭终止普通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单是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的这种权限的矛盾，就可想而知那些不计其数的小法庭会有怎样的摩擦了。
法庭的冗多和权限的不明，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审判效率也随之降低。与此同时，诸多法庭尤其是普通法庭并没有适时调整审判制度，它依然采用陈旧的每年４次开庭，每次开庭为期３周的制度，原本效率就不高的法庭，更是积压了数不清的案件。拿１８３７年来说，当维多利亚女王继承叔父威廉四世登上王位的时候，在高等法院积压的案件就已经达到了三百多起。而衡平法院也好不到那里去，由于每年的开庭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加之该法庭规定对案件的终身判决只能在大法官的支持下才能进行，而大法官往往身兼数职，因此在审理案件中，衡平法庭甚至出现过审理一个案件耗时１６年的闹剧。
法庭的工作效率低已经是一个很大弊端了，而这些一年中就１２周才能见到的工作人员中，居然还出现了腐败的风气。在不规范的法庭制度下，诉讼费用往往是高昂的，除了诉讼费外，官员们还可以从案件的各个环节收取费用，遇到比较正直善良的官员，这些费用可以少收或者免收，反之，比较贪婪的官员则多收，而往往善良正直的官员是罕见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故意延缓审理时间，以得到更多的收入。这样的情况，普通百姓往往难以承受。
不仅如此，法律的严刑也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英国法律的立足点并不是普通的训诫，而是非同一般的恐吓。这种恐吓性质的法律，一直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还在沿用，它包括了颈手枷、焚身、轮碾、挖内脏、苦役、流放、绞刑等骇人听闻的极刑。在当时，小偷小摸也会被处死刑，处死的对象也不分老幼，几岁的小孩也会受到死刑的判处。有钱人好一点，他可以通过贿赂等方式为自己减轻痛苦或者洗脱罪名，穷人连基本的手续费都交不起，更何况贿赂官员了。在他们看来，偷与杀人所导致的结果都是死，还不如选择杀人，不光穷人这样想，有钱人也有这样的心理。这样一来，这些极刑在起到减少犯罪情况的时候，也在另一个角度助长了人们要么不犯罪，要么一犯就犯大罪的心理，逐渐导致了当时的大案发生率严重偏高。
英国当时的法律十分严酷，但是仍然有不少人触犯法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到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之前，英国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警察组织。大城市稍微好一点，在农村或者一些小城市，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当时，农村和这些中小城市维持治安主要是依靠传统的治安法官。这些治安法官就是教区官员的延续，他们并没有薪金，由当地居民轮流担任，所做的工作纯属义务。工业时代没有来临之前，当地的治安还勉强可以维持，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社会开始复杂起来，而治安法官也越来越不愿意在疯狂追求经济的年代做这些义务的工作，即便愿意做也没有专业水平，这就造成了一方面社会开始骚动，一方面治安人员不忠于职守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英国几乎成为了当时欧洲治安最混乱的国家，烧、杀、抢、掠现象层出不穷。
英国传统司法体系的弊端，导致了神圣的法律很难将其应有的社会效用发挥出来，给英国当时以至后来的社会都造成了严重影响。直到维多利亚的辉煌时代，这种不合时代的法律制度才逐渐得以改善。但是，它之前所造成的影响却长久而牢固地堆积起来，待时机成熟将一发不可收拾。
或许，英国人一直在对外扩张和争霸这条路上忙得不亦乐乎，很少顾及到国内的种种弊端正在蔓延，以至于不合理的地方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能伴随着英国一直走到巅峰时代，并在英国繁荣后迅速衰落的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与这些制度相仿，在英国政治制度中举足轻重的议会制度所存在的弊端，也是英国的衰落的一个原因。
议会的形成，从某个角度来看，是王权与地方势力及教会斗争的结果。最初，它一直随着王权的扩大而不断发展，是一种依附于王权的御用工具；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专制王权进入鼎盛时期，王权与议会呈现出相互依存的现象；到了１６４２年８月，英国内战爆发，１６４８年内战以议会胜利而告终，国王成为了阶下囚；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议会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王权受到很大限制，国王丧失了原来享有的各项实权，近代资产阶级议会君主制正式建立起来；但是，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后，维多利亚女王却在这个大环境中，将王权发挥到极致，把英国带入了巅峰时期。但是，议会制度的各个弊端也还是压抑不住，逐渐暴露出来。
当时，议会制度没有明确统一的选民资格标准，这个地方规定的选民资格标准往往和那个地方的不一样，这样导致了贵族故意使手段，指使地方采取对自己有利的方案，将选民数压低，方便自己操纵。而议会席位的分布也很糟糕，在人口增加、人的素质不断提高的年代，它始终延续着中世纪的方式，有的村庄毫无人烟，它也将其看成一个选区，从而浪费了这个选区的席位。而工业革命后，许多城市发展迅猛，人口快速增加，其席位也只被看成是一个选区而获得很少的席位。更有甚者，还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城市不被视为选区的现象，致使这些新城市里的数十万居民连一个议员都没有。
不仅如此，议会的选举方法还腐败不堪。当时实行的公开记名投票制，有钱人往往可以通过贿赂或者“光明正大”的购买来获得选票，穷人则大部分因急需用钱而把手中的选票出售出去。久而久之，贵族们获得了议会的绝大多数选票，将国家政权牢牢地控制起来，最终导致了工人、穷人甚至是新兴的经济实力相当可观的中等阶级都没有选举权，严重阻碍了工人、新兴阶层参与工业化，妨碍了工业化的进程。随着工业化的迫在眉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推行。
直到１８３２年，英国才对议会制度进行了第一次改革，试图朝着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不过，这次改革仅仅是小修小补，并没有明显的改观。直到三十多年后，议会才获得了第二次改革，不过，这种改革已经为时已晚了，议会选举制度早已经阻碍了新兴社会阶层参与政权，并引发了人们与贵族地主阶级的激烈矛盾。
在工业时代到来后，英国始终沉醉在世界霸主地位的荣光里，认为自己的制度优越而先进。随着制度弊端的暴露，英国也逐渐认识到自救的必要性，开始了一系列制度改革。但是，似乎一切都慢了一步，那些日积月累的矛盾已经到了喷发的时候，英国要想挽回巅峰时刻，是没有任何可能了。
盛极而衰的英国尽管英国的政治制度有许多不合理，甚至成为了英国迅速衰落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后到维多利亚鼎盛时代的那一段岁月，这种弊端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英国也在这个时候确实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霸主。
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几乎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工厂，纺织业、轮船业以及煤、铁等行业领先世界，尤其是关键性的制造业独占鳌头。当时，新兴的美国在制造品的出口量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德国的制造品不仅质量不好，大部分还是模仿而来的，法国的机器业不容乐观。这一时期，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欣欣向荣的经济景象，特别是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为英国带来了不小的收获，英国的综合国力到达了无人匹敌的地步。
当英国布满大工厂、新房屋、商店、办公楼的时候，人们越来越要求城市为他们提供更便捷、更充足的交通设施，铁路就应人们的期望降临人间了。而作为新经济增长点的铁路建设，不仅为英国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政治等效益，还翻开了人类史上重要的篇章。
１８２１年，英国首座机车制造中心建成，１８５５年，这个制造中心生产了１０００辆以上的机车，大大支持了铁路事业的发展。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早期，英国的铁路网已经遍及全国。随着交通的发达，经济也进一步发展，单单铁路和机车制造，就为英国国内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铁路的繁荣增加了内需，促进了市场的繁荣，还增加了英国的海外投资和出口利润。１８３８年，英国已经处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第二年，而远在重洋之外的中国，还处在清朝道光皇帝的统治之下。这一年，英国的铁路总局与邮政总局经过商议，开始实行火车的邮政业务，不久便引起了法、德、美等国的关注和效仿，而中国还沉迷在天朝上国的余晖中，３年之后将香港岛拱手让给了英国租界。等到中国于５８年后开办火车邮政的时候，白金汉宫已经在为维多利亚女王的登基６０周年提前一年做筹备工作了，显示他们光彩夺目的巅峰时刻。
１９００年，英国在南非战场上艰难作战的时候，国内开出世界上第一趟邮政专列。与此同时，英国也充分发挥其铁路优势，把目光投向世界这个巨大的市场，它在国外大力投资修建铁路，单１８５０至１８７０的２０年里，就和美国修建了共１４万公里的铁路，期间输出的设备、器材、技术和资金更不计其数。英国的投资并没有付之东流，它不仅得到了高额丰厚的回报，还为世界的铁路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人类的交通史上，英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表现在它为世界建成了第一条地下铁路。在１４４年前，伦敦就已经开通了“大都会地区地铁”，而现在的很多国家或城市还没有地铁运营路线。此后，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效仿英国的铁路建设，建立起较为完整的铁路网，促进了世界新的经济体系的形成。作为开启铁路新篇章的英国，自然成为了这个体系的中心。
交通的便捷使世界的联系更加密切，各国的进出口业迅速发展，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在出口上成为佼佼者，特别是铁的出口量堪称世界之最。英国各行各业迅猛发展的势头一直持续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之前。
１８７１年以前，英国的铁产量甚至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铁产量的总和，钢的产量也远超了同期美、德、法钢产量的总和。而到了１８７１年，德国完成了统一，尽管它的工业化比英国晚了一个半世纪，但统一后工业化突飞猛进，甚至在煤化学工业和燃料工业上都超过了英国。而这一时期的日本，也已经在新政权“废藩置县”的改革中实现了大一统，并将眼光转移到了效仿英国上。在美国，此时已经不需要进口英国的工业品了。巴黎，更是发生了一件在世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即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成立。而此时的俄国，正与西方军队一起，企图主宰整个世界。
在古老的中国呢，李鸿章在为加强紫禁城的防卫，进口各种口径的大炮。世界风云在变化，曾经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迅速衰落，而强盛一世的英国，也难以避免这种悲剧。不过，对于英国来说，这种衰落仅是相对的，即便是各国迅速崛起的时代，他的殖民地仍然遍及世界，他仍然可以啃长久积攒下来的老牌大国的老本，在这一时期维持着世界霸主的地位。
到１８７３年的时候，英国的煤产量仍遥遥领先。不过，尽管英国此时的煤出口量仍居高不下，但是增长势头已经不如以前火暴了。这一时期，煤的主要需求者法国增加了煤的进口关税，并特意给比利时的路运煤较为优惠的税率。与煤的出口相比，英国的造船业始终遥遥领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伦敦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就在英国的工业与国际贸易以领先世界的速度继续发展的时候，作为繁荣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也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伦敦出售的外国的有价证券，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上涨，从１８６７年到１８７６年，这个数目就达到了大约５亿英镑。这一时期，英国不断地向欧美和各殖民地进行资本输出，英国的殖民地也不断扩大。１８７６年，国王与内阁合作默契，维多利亚女王对内阁殖民策略大力支持，因此也赢得了印度女皇的皇冠。
殖民地政策的运用得当，让英国拥有了数十家殖民地银行，加上在欧美和其他国家地区的资本输出，银行业开始高速发展，伦敦成为了许多国家的对外贸易中心，不可缺少的提款机，当之无愧的世界金融中心。
英国的原料和粮食的进口是相当惊人的，正是由于这种原料和粮食的进口逆差才中和了海外投资等出口贸易的顺差，使英国的进出口在１８５１年后一直趋于相对顺差的较为平衡的状态。１８５１年后的２０年里，英国工业水平也一直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其工厂规模、设备、技术都是一流水平。１８５１年，阿尔伯特亲王亲自主持英国世博会的时候，人们就已经从琳琅满目的展品中看到了英国的繁荣盛世，而那个充满魅力的“水晶宫”，至今仍能够让人们对这个在工业史上独占鳌头的老牌大国羡慕不已。
１９世纪末，英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当时，英国钢铁厂的平均产量低于德国，而国民总收入低于美国，轮船业也开始出现负增长，与之相比，日本的轮船业却增长迅猛。到１９１３年的时候，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不过，这些仅是相对来说，实际上，尽管英国的发展速度在下滑，但是它依然维持着老牌大国的地位排在世界之首。尽管造船业的发展速度相对之前出现了负增长，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１９１４年，停泊在英吉利海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仍然呈现出壮观的场面，英国的造船业仍然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当无数船只在英吉利海峡起航的时候，英国也在海上称王称霸。１５８８年，英国的海军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海上的霸主一位无人能够撼动，任凭１９世纪末军备竞赛的风吹浪打，它始终坚定地占据着霸主的宝座，并在与俄国争夺保护殖民地的战争中，进一步展示出了霸主的实力。
英国与俄国的交锋早在１８５３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是围绕奥斯曼土耳其问题展开了克里米亚战争。但是，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土耳其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奥斯曼土耳其是英国通往印度的一条捷径，也是英国控制北非埃及的重要战略地域。而对于俄国来说，奥斯曼土耳其也是俄国向近东和中亚地区扩张的战略目标，是其通过黑海到地中海，建立欧洲霸权的必经之地。因此，对奥斯曼土耳其的控制权也就成为了英国和俄国争夺的目标。
１８７４年，热衷于殖民扩张的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兼并了太平洋上的岛国斐济，并在次年购买了苏伊士运河的股权，将埃及控制起来，并武力占领了开罗。１８７６年，迪斯雷利又将维多利亚女王推向了印度女皇的宝座，将其帝国政策暴露无遗。而就在此时，俄国也早已按捺不住称霸欧洲的欲望，于１８７７年，向土耳其宣战。到１８７８年，俄国已经成为了地中海大国，彻底打破了英国的地中海均势计划。迪斯雷利立即进行军事动员，并调遣了印度军队，意欲打击俄国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嚣张气焰。
这一时期，迪斯雷利与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交甚好，两人合作也非常默契，维多利亚对迪斯雷利十分支持。最终，迪斯雷利取得了塞浦路斯，遏制了俄国的扩张势力。就这样，英国大败了继拿破仑战争后，唯一一个能与它进行军事抗衡的对手，为维多利亚盛世的到来增色不少。此后，英国更加坚定地行走在殖民扩张道路上。
１８８１年，迪斯雷利去世，此时，英国已经进入格拉斯顿组阁时期，与此同时，埃及爆发起义。英国政府在镇压起义后，于次年占领了埃及。英国在名义上保住了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宗主权，实际上却完全操控了埃及。到一战爆发后，英国单方面宣布终止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将埃及正式纳入其保护地。此后，英国又将目标投向了埃及的附属国－－苏丹。不过，英国并没有彻底征服苏丹，１８８３年，苏丹爆发了反对英国和埃及的马赫迪民族起义。
苏丹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初沦为埃及的属地，７０年代，英国加紧了对苏丹的渗透，曾派查尔斯·戈登将军等为苏丹总督。苏丹爆发起义后，１８８５年初经过一番激战击毙戈登，解放了除沿海几个城市外的苏丹全境。可惜的是，不久，领导人马赫迪就病死了。此后，英国开始愤怒起来，维多利亚女王甚至抛出了“为了国家荣誉不应该置戈登的死不管”的话。
１８９６年，英国卷土重来，向苏丹发起了猛烈进攻。此时，正是英国出现高度的繁荣和呈现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的时候，苏丹人民的战争处境十分艰苦。到１８９９年１月，英国和埃及签署了共管苏丹的协定，苏丹实际上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而就在同年，英国又在南非开辟了同布尔人的战场，再次对它老牌殖民大帝国的荣誉进行了自救。
说英国是一个老牌的殖民大帝国，一点也不足为过。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的时候，英国开始了殖民扩张。通过扩张，英国得到了埃及、苏丹、非洲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魔爪伸向了东非、中非的许多地区。在中国，英国把在香港岛的势力扩大到九龙和新界。到１８８０年的时候，英国的殖民面积已经达到７７０万平方公里。但是，英国的殖民扩张之路并没有画上句号。随着女王登基５０周年庆典的来临，英国政府召开了第一次殖民地会议。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６０周年庆典以后，英国的殖民地面积又增加了１６０万平方公里。到１８１４年的时候，英国的殖民地已经扩展到３３８０万平方公里，是英国本土面积的１５０倍，其殖民地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１／４左右。
殖民地既然可以为英国带来“日不落大帝国”光辉，也能将这个光环带走。随着接二连三发生的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加上迅速强大的各国，他们对英国的殖民地也投去了觊觎的目光，引发了欧洲国家对殖民地争夺的冲突，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这个“日不落”的盛名，终将在战争的硝烟中被掩盖。
第三部分
第八章 战争的胜利与悲哀
尽管白金汉宫打出了一张亲情牌，但是战争还是在“欧洲老祖母”的子孙中打起来了。战后的英国，虽然保留了海上霸权和殖民地范围，但仍旧摆脱不了成为债务国的尴尬。英国已经在洒满余晖的道路上坚持不了多久了，一切高贵的称呼只是徒有其表。带着贵族情结的白金汉宫，被“英国病”折磨得辗转反侧。
白金汉宫加入竞争１９０１年，维多利亚女王永远地离开了白金汉宫，离开了她辉煌的年代。随即，被她一向不看好的第二个孩子爱德华成为了王位继承人。
爱德华１８４１年出生，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一个儿子，数十年里，他都在母亲轻蔑的目光下度过。尽管他外交才华出众，却不时招惹丑闻，让母亲绞尽脑汁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为了英国历史上做太子时间最长的君主。他曾被封为嘉德骑士、威尔士亲王、切斯特伯爵、康沃尔公爵、罗特塞公爵、都柏林伯爵。而早在威尔士亲王时期，他就已经活跃于欧洲政治舞台，他成功出访了欧美各国，促进了英、法、俄三国同盟的雏形。就在他即位后不久，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局面就正式形成了。与此同时，世界政治舞台上正发生着剧烈变化，德国、日本等国迅速发展，纷纷不满英国的霸主地位，要求重新划分世界。而由于长期潜伏的各种制度的矛盾不断激化，以及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英国在此时已经出现了衰微的征兆。新上任的爱德华七世，肩上的担子非同小可，他要做的，便是竭尽全力维护大英帝国利益，延缓大英帝国的衰落。
爱德华七世刚坐上国王的宝座，德国就向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实际上，德国的王室还是英国王室的亲戚，早在“欧洲的祖母”维多利亚在世时，就把几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德国人。其中，大女儿生下的一个儿子就是德皇皇帝威廉二世，而维多利亚女王本来就带有德国血统，两国交往比较频繁。或许正是因为往来的频繁，德国才对英国的各种矛盾了如指掌，它在借鉴英国发展的同时，也适时剔除了英国发展中的弊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德国与英国逐渐产生了矛盾，并且日益尖锐。到１９世纪末期，这种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１９世纪末期，德国的生产力不断增长，新的工业部门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工业部门生产出的产品针对当前社会的需求，市场广阔，利润也颇高，对投资者比较有吸引力。而老牌的工业大国却不容乐观，尽管依旧在工业领域高居榜首，但相对来说，其工业部门已经明显陈旧、落后，利润自然下降，留不住资本的投资。渐渐地，英国受到了新兴的德国的竞争冲击，地位开始下滑。
１８９１年到１９００年，英国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１．６％，是同期德国的１／３；１９０３年，德国的一家轮船公司和一家邮船公司分别拥有了两亿资本和价值两亿的轮船，仅比英国、美国的９个轮船公司组成的国际公司少了约０．８亿资本；到１９１０年的时候，一直让英国引以为荣的钢产量竟然仅占德国的１／２；１９１３年，英国的工业生产只占据了资本主义世界的１４％，比德国还少了两个百分点。不光如此，德国在冶金业、机器制造业、造船业、纺织、化学工业等等都有了突飞猛进，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独占鳌头。而老牌殖民大国，老牌工业大国的英国，却在与德国的屡次交手中不断败阵。
英国是最先把人类带进铁路轨道的国家。１８２５年，世界第一条铁路在英国通车，而１０年后，德国才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条铁路，但是，７５年后，德国的铁道总长比英国的铁道总长超出了２５６０公里。铁路的兴盛，导致军事意识的增强。德国从１８７３年成立帝国铁路管理局控制全境铁路后，便决心参与到瓜分世界的战争中去。
１８９０年，德国从英国手里将桑给巴尔拿了过来，并且将新几内亚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吞并，又在非洲获得了喀麦隆和坦葛尼喀。１８９８年，德国从土耳其获取了穿越小亚细亚、亚美尼亚、两河流域、巴格达到波斯湾头的铁路建筑权，将其要扩张势力的企图曝光天下。同年，在中国的戊戌之春刚刚来临的时候，德国就利用武力相威胁，反复唱着曹州府两名传教士被杀的理由，硬生生将中国５５１．５平方公里的胶州湾抢租为己用。为了在亚洲获得更多的侵略利益，德国又将目标对准了乌克兰和高加索，企图征服高加索之后，穿越伊朗直抵印度。不过，这一野心的实现似乎很困难，英国再也不能坐视不管，英国人向来把印度看成是英国王冠上一颗美丽的钻石，认为只要统治着印度，英国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德国的矛头已经明显指向印度的时候，英国不得不拿出老牌殖民大国的威严。
英国开始频频与欧洲各国交往，爱德华更是来往穿梭于法、俄之间，眼看德国的经济、军事势力一天天膨胀，殖民帝国活动越来越猖狂，爱德华早早就担心起来，他通过高超的外交手段，为风暴来临积攒着力量。爱德华登上王位后，德国的海外市场已经渗透到拉丁美洲、中东、远东，而英国仅依靠在殖民地的优势暂时领先。当德国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让英国的工商业资本家无利可图的时候，爱德华七世更感觉到了来自德国的威胁正愈走愈近，他不得不将德国的威胁告知其他的盟友，使他们和英国一道，坚决抑制德国的势力扩张。爱德华七世的举动，一定程度上对德国构成了威胁，以至于他在位期间，英国与德国的斗争没有得到升华为兵刃相见的机会，就连当时的英国人都常说，只要有一位像爱德华这样的好国王，就不会发生战争。
爱德华七世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妙而又举足轻重的。就连德皇威廉二世也不得不与自己的这位舅舅反目成仇，在他看来，欧洲那些国家之所以反对德国，完全是因为舅舅爱德华七世千方百计勾结、怂恿、从中作梗，他甚至在宾朋满座的时候，怒骂爱德华七世是个魔王。
实际上，威廉二世与爱德华七世反目成仇并不偶然。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条件下，德国与英国的矛盾并非源于私人恩怨，而是在于一方野心不断膨胀，另一方对既得利益竭力维护。当中国被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榨干油脂后，世界也已经被瓜分完毕。英国以其老牌工业大国和殖民大国的优势，拥有数量最多的殖民地。随着德国的工业迅速发展，经济突飞猛进，在增长率上已经明显超过英国，它越来越不甘心旧的瓜分方式和结果，开始踏上“世界政策”的道路。这一时期，对外扩张成为一股汹涌的潮流，弥漫在整个德国的上空。从德皇威廉二世到外交大臣伯恩哈特·冯·皮洛夫，几乎都把对外扩张视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他们以演说的方式，将对外扩张诠释为德国理所当然的责任，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梯尔比茨甚至把工业化和海外征服看成是一种自然法则在德国的演绎。
德国越是发展，就越希望重新瓜分世界，而要重新瓜分世界，必然要从英国手里抢夺殖民地。在一些德国的上层官员看来，英国的应有尽有是众所周知的，但英国从来不懂得与在世界瓜分中受益很少的德国分享。随着德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发展，德国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与英国争夺的道路，早在英军在南非与布尔人激战的时候，德国就在一旁不断为布尔人输送武器，甚至输送志愿军。不过，那时德国羽翼未丰，其实力还不能与英国匹敌，尤其是在海军力量上明显薄弱，所以它没有明显地表现出要与英国一争高下的势头。
英国的海军一直是英国引以自豪的霸主卫士，德国要想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首先就得拥有一直强大的海军，为此，德国在海军上没少下工夫。德国在海军上的大下工夫，除了是要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这一客观原因外，还有一个主观原因，就是德皇威廉二世对海军情有独钟。威廉二世疯狂痴迷于海军队伍的建设，他曾多次指出德国建设海军的重要性，并宣称，德国的殖民目的只有在德国成为海上霸主之后才能实现。在他的鼓舞下，德国的军舰一直在英国身后紧追不舍，试图在数量和质量上超过英国。
１８９７年，德国海军专家阿尔弗雷德·冯·梯尔比茨出任威廉二世的海军大臣，在威廉二世与他的一致鼓舞下，德国国会于次年通过了扩充海军法案，从此着手建立一支以３８艘战列舰和２０艘装甲巡洋舰为主力的强大舰队。随后，依托工业的发展，德国海军在炮术、军舰工程构造上的优势也越来越突出，最后更是摆出了一副要与英国在海洋上一较高下的派势。１８９８年，英国战列舰“马琴他”号战列舰葬身于法国“古斯塔夫·齐德”号潜艇发射的鱼雷下，英国更加意识到维护海上霸权的重要性。１９０６年，英国表明其海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霸主地位，英国海军部宣布将全力建造拥有１０门３０５单一口径全重主炮、排水量１８１１０吨、４台蒸汽轮机组的超级战列舰。而德国也不甘示弱，不久便投入到“日耳曼”改进型潜艇的打造中，着意要与英国进行一场海军军备的大比拼。
德国海军的紧追不舍，让英国有一种紧迫感。要知道，在海军军备竞争之前，德国的歼击舰仅是英国的１／７。德国不断地拨出大量财力用于海军建设，截止１９０８年，德国用于海军的军费已经高出１８８３年的九倍多，德国的发展速度令人瞠目结舌。１９１３年，德国已经拥有专用于潜艇的柴油机，又长又大的柴油机－电动机动力潜艇也建成，这种动力形式，在当时，以至今日，都被大多数潜艇采用。到１９１４年的时候，德国所拥有的军舰数量仅比英国少２９７艘，成为世界第二海军强国。
在英国与德国进行军备竞争期间，英国率先尝到了苦头。尽管英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依旧排在世界首位，但是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明显下滑，并且国力深受布尔战争、印度兵变、苏丹战争等影响逐渐下降，长此以往，英国的经济很难说不会被军备竞争所拖累。为此，爱德华七世曾向侄子威廉二世建议停止军备竞赛。不过，爱德华七世的建议正好暴露出了英国的弱点，威廉二世不仅没有答应，反而盛气凌人地声称此事关系到民族的荣誉与尊严，要停止军备竞赛也行，除非两国打仗。善于外交的爱德华七世从此感到了战争欲来的气氛，他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拉拢其他国家反对德国，延缓风暴来临。
除了在海军上受到威胁外，英国的陆军也面临着德国的挑战。迫于德国强大的陆军压力，英国也开始扩充陆军，建立起一支１０万人的远征军部队。与此同时，英国和德国都比较看重的空军，也在两国出现了扩充的情况。随着英、德两国军备竞赛的开展，其他帝国主义也相继卷入相互竞争的局面，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愈演愈烈，一场战争不可避免。
战争一触即发，但是却始终少了一条引线。当时，有人说，正是爱德华七世频繁出入于欧洲政治舞台，以其精彩的外交手腕促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形成，才保住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牵制了一战的爆发。但也有人把一战的最终爆发归结在爱德华七世身上，认为正是爱德华七世促成了这个同盟的形成，不断反对德国，才导致了战争的降临。然而，战争的爆发与停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人能左右得了的，只能说是爱德华七世所起的微妙作用才使他在位的时候幸免了战争的洗礼。
爱德华能在一战前后发挥如此微妙的作用，他究竟是怎样一个君王呢？爱德华七世是第一个购买汽车的人，也是第一个把英国王室举办官方生日庆典作为传统的人。即位前，他总是令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焦虑。阿尔伯特亲王是个重视道德的人，他看不惯淫乱的宫廷生活，下决心整治，更不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养成淫乱的习惯，因此对爱德华比较严厉。但是，爱德华天性活泼好动，他不喜欢将自己框在条条框框中，喜欢浮华的生活，他乐于骑马、游玩，喜欢美女、交际，同时也喜欢赌博，哪怕赌博已经被女王下令禁止。总之，年轻的爱德华是与阿尔伯特夫妇的意志相悖的。
１８６１年，阿尔伯特亲王听闻爱德华在驻爱尔兰部队服役期间，与一名女演员厮混，便亲自前往爱尔兰劝导他，不料在归途中不幸去世。从此后，维多利亚女王便将阿尔伯特的死大部分归结在爱德华身上，每一次看到爱德华，她都心有阴影。而爱德华并没有在父亲的死后慎重对待自己的行为，甚至在结婚后仍然丑闻不断。
在与丹麦克里斯蒂安亲王的长女亚历山德拉公主结婚后的第三年，爱德华就被一名陷入婚姻纠纷的妇女指出与他有染，当然，爱德华对此是极力否认的。爱德华的行为更加导致了母亲的反感，以致他总是得不到参与国家政事和王族事务的机会。或许是被母亲拒千里之外引起了爱德华内心的浮躁，１８９０年，他又在别人的一次赌博纠纷案件中被披露参与了赌博，如果属实，爱德华显然触犯了女王颁布的条令。此后，维多利亚女王更是对爱德华失望透顶，直到她死，也几乎没有给爱德华任何参与国事的机会。
维多利亚女王对爱德华是失望的，甚至偶尔在提到他的时候也会感到颇不自在。但是，她为什么不更换王位继承人呢？这当中有一个原因是爱德华是她的第一个儿子，长子本来就应该享有王位继承权。还有一个原因，是近亲结婚导致了维多利亚女王其余的三个儿子都是血友病患者。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爱德华本身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尽管爱德华长久以来得不到参与政事的机会，但是，他却是一位思想激进，有着令人佩服的外交手腕的人物。１８６０年，爱德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外交使命，访问美国。当时，美国聚集了许多与英国仇视的共和派以及民主派人士，许多人对爱德华的访问都抱有忧虑，但当爱德华风度翩翩、笑容可掬地从白宫走出时，人们知道爱德华七世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他对美国的访问是成功的。从此，爱德华开始将自己精湛的外交手段展现在世人面前，当他每外出访问回国时，伦敦街头迎接他的，总是欢呼与热情。
一般看来，从１８世纪算起，爱德华七世是英国国王中少有的一位具有资产阶级政治眼光的政治家，也可以说是外交家。他能敏感地察觉到欧洲各国的细微变化，也能尽快地作出相应的对策，当然，他是用最为擅长的外交手段来实现愿望的。爱德华还没有即位的时候，就已经同欧洲的众多统治者、政治家有过交往，对欧洲的外交有精辟的见解，以至即位后，他能以外交化险为夷。
爱德华即位时，就已经敏感地嗅到了德国的那种跃跃欲试的挑战气味，他也感觉到了来自法国、俄国的猜疑与顾忌，最终果断地选择了亲近法、俄，孤立德国。１９０３年，即位约两年的爱德华七世访问法国，以他的圆滑与机智，以他宽阔的胸襟和绅士风度，得到了巴黎人的信任，赢得了巴黎人的尊重，开始了英、法亲善的第一步。１９０３年７月，法国卢贝总统回访爱德华七世，白金汉宫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接待。此后，爱德华七世在英法两国的声望与日俱增，英国人民爱戴他，法国人民肯定他。１９０７年，爱德华七世与西班牙的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在卡塔赫纳进行会晤，确定英、法、俄之前草拟的分割殖民地的协定，尽管后来西班牙表面独立、实质亲德，但在爱德华期间，该协定起了比较大的作用。协定规定，缔约国应维持地中海区域和靠近欧非两洲海岸的大西洋部分区域的领土现状，一旦发生改变该区域现状的情势，缔约国应采取共同措施。１９０８年８月，爱德华七世又在易士尔同奥匈帝国皇帝法兰西斯·约瑟夫坐在了一起，对波斯尼亚等东方的问题诚恳地交换了彼此的意见。
英国与法国的亲善并不是偶然，早在１８７０年，法国就对德国不满。１８７０年，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蓄意挑起法国和普鲁士王国的战争，法国为了争夺欧洲霸权，普鲁士为了统一德国。双方交战持续近１０个月，法国损失惨重，国际地位迅速下降，而普鲁士则如愿以偿地控制了全部德意志，跻身强国之列。后来，普鲁士更加猖狂，提出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尤其是反对法国对摩洛哥的独占，让法国的殖民地利益受到威胁。法国对德国积怨已久了，当爱德华七世满怀热情与真诚进入爱丽舍宫时，法国看到了联合英国压制德国的曙光。怀着同一个目标，英法终于走上了亲善的道路，在关于争夺殖民地的问题上，相互作出让步，并在１９０４年签订了一项重要协约。按照协约的规定，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支配地位，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特权；英国同意法国在纽芬兰周围海域享有捕鱼权，法国在西非殖民地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英国放弃对马达加斯加的要求，并与法国划定暹罗（泰国旧称）的势力范围，对新赫布里底群岛共同统治。
爱德华七世精辟的政治见解，以及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绩，像一根毒刺一样让德国辗转不安。对德国来说，爱德华七世访问法国几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对德国明显的挑衅。然而，令他们头痛的还不止爱德华七世与法国的亲近，俄国也在这时候与爱德华七世称兄道弟。
与法国相比，要俄国走上与英国亲善的道路要艰难的多。俄国与德国并没有很深的宿怨，相反，它与英国倒是向来相互敌对。英国是最早打开中国大门的国家，当他用将士的生命和昂贵的军事武器换来中国巨额赔偿后，俄国却冷不丁地横插一刀，狐假虎威地从中国抠走了大片领土，不仅如此，１８９８年，俄国还恬不知耻地逼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续旅大租地条约》，对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全权控制，与英国争夺着在亚洲的势力范围，英国人对这个沙皇独裁的国家的外交态度是很有保留的。约瑟夫·张伯伦还曾满腔怒火地将俄国比喻为“鬼”。之后，当俄国与日本将中国的东北作为交锋的战场时，英国开始和美国一起，对日本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此外，英国还单独为日本提供了不菲的军事支持，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俄国的节节失败。尽管战争最终得到了美国的调停，但是损失惨重的俄国国内局势却动荡起来。俄国对英国的仇恨并不亚于英国对他的愤怒。
英国要想与俄国走上亲善之路，实质是对爱德华七世的重大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才彰显出了爱德华七世的外交才能。爱德华七世巧妙地利用了当前的形势，对那种旧的仇恨作了深刻的分析，他决心不遗余力地修好两国的关系。而法国也在一旁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比划着亲善的好处。最终，爱德华七世和卢贝一起，在借给俄国沙皇大量的款项后，诚恳而成功地将俄国拉入了协约的轨道。１９０７年，英国与俄国签订了协约，直接地解决英、俄两国在远东及阿富汗殖民地上的纠纷和长久以来的矛盾，试图化干戈为玉帛。
不过，英国国内的人民对爱德华七世与俄国修好这一点几乎是不能接受的。这也使得英国和俄国在签订协约后，两国关系仍然发展得不尽如人意。在爱德华七世再次与沙皇会晤时，遭到了一些激进派的反对，甚至有几名工党和自由党的议员对国王提出批评。对他们来说，俄国向来就不是与英国志同道合的，而且沙皇尼古拉二世还是个沾满犹太人鲜血的刽子手、流放政治犯的恶棍。英国虽然与俄国显示出友好，但是骨子里并不愿意和俄国正式结盟。直到波斯尼亚危机从天而降，英国和俄国才真正拧到了一起。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在１８７８年《柏林条约》后，名义上属于土耳其，实质上被奥匈帝国代管。随着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奥匈帝国越来越渴望吞并这两省，试图以这两块地盘为基地，向巴尔干半岛扩张。１９０８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国内局势动荡。同年９月，野心勃勃的奥匈帝国认为吞并土耳其这两块属地的时机已到，遂以“瓜分”为饵拉拢俄国。而俄国也想为南下扩张提供方便，企图趁机修改黑海海峡制度，便同意奥匈帝国此举。但是，结果却让俄国大失所望，奥匈帝国的欲望满足后，并没有帮助俄国实现黑海海峡向俄国军舰开放的愿望，俄国对奥匈帝国遂生恨意。与此同时，南部斯拉夫人和波、黑两省人民强烈反对奥匈帝国的暴行，纷纷要求与塞尔维亚合并，塞尔维亚政府向俄国求援，准备向奥匈帝国发动军事抗议。不过，奥匈帝国仰仗着德国的支持不甘示弱，一场战争几乎一触即发。最后，俄国因得不到英、法的支持，被迫作出让步，塞尔维亚政府无奈之下放弃了反奥行动，波斯尼亚危机得到平息。
这场风波，让俄国与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不仅如此，此次危机还让英国对奥匈帝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８月，爱德华七世与奥皇谈到东方问题的时候，还一点也没有感受到奥匈帝国吞并波、黑两省的迹象，这让爱德华七世对奥匈帝国的野心产生了戒备。
波斯尼亚危机后，俄国加深了与奥匈帝国、德国的矛盾，而英国感受到了奥匈帝国与德国的威胁，有了共同点，英国和俄国加速了联盟的步伐，反对德国的阵线逐步建立起来。
要和一个血亲民族打仗英国与俄国走上联盟的道路后，英、法、俄三国协约集团正式形成。随即，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也形成了同盟予以还击。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诞生，预示着世界将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而这场灾难，实质上是在前英王维多利亚的亲戚之间展开的。
维多利亚女王被称为“欧洲的祖母”，她的子孙后代遍布欧洲王室。德国、丹麦、俄国、挪威、希腊都有她的子孙，德皇威廉二世就是她的外孙。不过，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影响下，帝国主义各国是不会因为有着血亲就放弃争斗的，反目成仇的事屡见不鲜。对英国来说，最让它头痛的血亲民族，无非就是德国了。
德国一直在军备竞赛中对英国紧追不舍，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超过了英国，以致于英国不得不出于自身考虑，与法国、俄国结盟成协约国。协约国成立后，其成员国也开始在欧洲舞台上显得底气十足，德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１９１０年，爱德华七世去世，此后，德国更加嚣张跋扈。
１９１１年，法国率先与德国兵刃相见。之前，德国就曾对法国独占摩洛哥一事极为不满，由于德国作梗，法国表面上承认了摩洛哥独立，但是却和西班牙一起掌管了其警察组织和治安权力，并在由几个大国投资建成的摩洛哥国家银行中，占有相对多的股份。而德国虽然实力已经比较雄厚，但在当时却被英、俄、美、西等国孤立，仅有奥匈帝国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一边，最终也只得眼巴巴地看着法国在摩洛哥享有种种特权。直到１９１１年摩洛哥首都非斯爆发了反对法国等侵略者的起义，德国才有了报复的机会。起义爆发后，法国打着保护侨民的口号，占领了非斯等其他城市。德国立即要求法国割让部分非洲殖民地给它，并将炮舰开往摩洛哥相威胁。眼看战争炮火即将点燃，英国挺身而出。对英国来说，德国将军舰开进摩洛哥，无疑是对英国海上霸主地位的挑战，而在英、法已经签订协约后，德国公然对法国进行武力威胁，也是对英国的藐视。英国政府的部分高级官员，甚至声称如果德国和法国交战，英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对付德国。在英国的强硬态度下，德国被迫收敛了嚣张气焰，但是，它与英国的矛盾在这次事件中更加激化。
摩洛哥的危机与波斯尼亚危机一样，最终都被平息了。但是，这两次危机却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英国与德国的矛盾。随着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３年两次巴尔干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巴尔干是土耳其的属地，向来是帝国争夺的焦点。波斯尼亚危机后，帝国主义之间对巴尔干的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门的内哥罗组成巴尔干同盟，率先击败了土耳其。随后，应土耳其要求，伦敦召开了土耳其和巴尔干同盟的和谈会议。由于协约国的支持，巴尔干同盟取得了巴尔干大部分领土，而土耳其虽然得到了同盟国的支持，却仅保存了狭小的一些地区。这个结果让土耳其和同盟国都心有不甘。次年，巴尔干同盟由于分赃不均发生冲突，奥匈帝国趁机挑唆保加利亚向塞尔维亚和希腊发起进攻，而俄国在背后支持着塞尔维亚和希腊，第二次巴尔干战争随即爆发。由于实力悬殊，保加利亚不久就被击败。
这次战争后，保加利亚的利益受损，塞尔维亚却因得到了领土和人口实力急剧攀升，这更加激起了奥匈帝国的不满。波斯尼亚危机中，塞尔维亚曾对奥匈帝国剑拔弩张，虽然后来没有发展到交锋的程度，但是奥匈帝国已经对此怀恨在心，本来此次战争奥匈帝国是想出兵支援保加利亚的，但是德国认为大战的时机未到，奥匈帝国才打消了出兵的念头。不过，奥匈帝国吞并塞尔维亚的决心愈发坚定了。
巴尔干战争的爆发，无疑给帝国主义之间的仇恨雪上加霜。特别是第二次战争爆发后，巴尔干同盟土崩瓦解，俄国背后支持塞尔维亚等国，奥匈却明显偏向保加利亚，在巴尔干半岛上，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战争。
尽管局部战争已经在巴尔干半岛打响，白金汉宫的上空还是万里无云。不过，白金汉宫已经完全告别了维多利亚时代，也告别了爱德华七世时期。爱德华七世去世了，其次子乔治五世成为了王宫的新主人。
如果按照长幼来排的话，乔治是不会得到王位的，因为他还有一个哥哥艾迪。但是，艾迪风流成性，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维多利亚女王在世的时候就对他操足了心。为了让艾迪在作风上有所收敛，维多利亚女王甚至兴师动众派人到欧洲各王室为他选妃，试图让婚姻来束缚一下王子放荡不羁的个性。经过千挑万选，来自王室圈内的泰克公爵的女儿维多利亚·玛丽·安格尼斯公主成为了不二人选。江山、美女似乎都聚集到了艾迪王子的身上，然而，他却是个无福消受的人，在刚过完２８岁的生日后，艾迪王子就一病不起，不多日就一命呜呼了。艾迪王子死后，乔治顺理成章地获得了王位继承权，并奉命将哥哥的未婚妻娶了过来。
乔治与维多利亚·玛丽·安格尼斯结婚后，先后生下了４个男孩１个女孩。有了儿子的乔治更是确立了王位继承人的地位。虽说乔治的王位来得巧合而偶然，但是无论是从品性还是才能上，乔治都远比艾迪适合继承王位。在品性上，乔治不荒淫贪婪，与妻子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在才能上，乔治不仅有着十几年的海军服役生涯，随舰队到达过世界各地，而且还继承了爱德华七世的才华，还未当上国王就已经出访过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加拿大、印度。
与艾迪相比，乔治确实更加适合当国王。然而，他当国王的时机并不好。当乔治被冠以乔治五世的称呼后，欧洲的局势正紧张不已，与此同时，受到君主立宪制的长期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对国王的职能产生了质疑。不仅如此，英国的国内社会也在此时开始浮躁不安，女权运动迎面扑来，工党崛起，爱尔兰危机爆发。乔治五世面对的，是长期积压在大英帝国的各种矛盾的突发，大英帝国逐渐被推上了战争的风尖浪口。
１９１４年７月，白金汉宫举行了政府、反对党以及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国民大会代表参加的会晤。此后，爱尔兰反对地方自治和要求统一的运动，才随着英国政府放弃在爱尔兰实施地方自治搁浅下来。不过，就在会晤期间，世界大战的烽火味道已经传到了白金汉宫。乔治五世，将要和他的亲戚们，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
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８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携带妻子前往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巡视奥国在此举行的军事演习，此次演习的假想敌人是塞尔维亚。他本来是想带给妻子一个在维也纳未必能得到的皇室荣誉，不料带给妻子的却是一颗枪子。当他们陶醉在这块６年前被奥匈吞并的土地上时，一个南斯拉夫的爱国青年向他们发射了夺命的子弹。子弹穿过了斐迪南大公妻子的腹部，带走了斐迪南大公的性命，同时还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战争。
奥匈帝国揪住这件事情不放，一腔怒火冲向了塞尔维亚。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塞尔维亚是这件刺杀行动的主谋或者参与者，但是奥匈帝国仍然铁定了心要用刀枪来解决一些口说无凭的争端。
与此同时，德国也盯准了这个天赐良机。之前，德国早就对战争跃跃欲试，只是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而这个时候，比自己稍逊一筹的俄国的力量明显在增大，霸主英国的力量却逐渐衰落，德国认为应该适时地用战争来打击对手，阻止俄国迅速发展，让英国变得不堪一击。加上此时奥匈帝国已经日渐衰落，即便它与德国一起共同取得胜利，力量也照样不能与德国相比，德国更加把此时看成开战的最好时机。
就在奥匈帝国和德国都下决心开战之前，英国也在未雨绸缪。乔治五世秉承了爱德华七世的外交手腕，竭力地想控制战争的爆发。他特意将表弟德皇威廉二世请到了曾经他们一起玩耍的白金汉宫，在白金汉宫前面举行了隆重的维多利亚女王塑像揭幕式。似乎想以这位已经去世的祖母打动威廉二世，以亲情牌缓解危机。不仅如此，乔治五世还亲自出访了德国，竭力营造一种要与德国亲善的亲情浓郁的局面。
一方面，乔治五世在努力安抚着。而另一方面，在萨拉热窝事件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向德国大使保证英国与法、俄之间没有任何的同盟义务，但他也向俄国表示德国和奥国有出兵的可能，提醒俄国作出相应的战备，由在会见奥国大使时表现出冷淡而客观的态度看，似乎是一副不会参战的样子。
就在英国玩着滚雪球的游戏蒙蔽大家时，塞尔维亚已经求到了俄国的家门口，并急切地要求与英、法两国会谈。此时，英国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在它看来，战争迟早是要进行的，长期的军备竞赛已经让自己疲惫不堪，如果一拖再拖，对英国是很不利的。但是，英国并不希望主动发起战争，这不仅是因为它怯于事后承担率先发动战争的责任，还因为其内部有部分内阁成员和工人阶级、自由党人士反对参战。当然，英国更不希望看到德国出鞘的剑又收了回去。为此，英国故伎重施，又耍起了贯用的外交手段。７月底，乔治五世又与威廉二世的弟弟，自己的表弟亨利坐在了一起，闲谈之余，特意强调了自己将避免战争保持中立。话音刚落，格雷就在一旁提议召开英、法、德、意４国会议，以便延缓时间，为俄国赢得足够的准备时间，同时打击德国迫不及待的求战势头，让德国陷入被动。
英国不停在地欧洲舞台上上演着一出出变脸戏法，忽左忽右地蒙蔽视听。直到奥匈帝国主动向塞尔维亚宣战后，它才言明自己的立场，称自己一贯保证的中立仅是对于俄、奥两国的战争，一旦法国和德国都参战的话，英国不会坐视不管。此刻，威廉二世怒不可遏，受到英国蒙蔽，战机已经延误，如果此刻作战，早有准备的英、法、俄必定正处在斗志最昂扬的时候，形势对德国是不利的。但是，奥匈帝国已将军队开进了塞尔维亚，要想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德国也只能硬着头皮上阵了。
战争就像是英国所预计的那样，奥匈帝国一向塞尔维亚宣战，法国、俄国就迅速站在了塞尔维亚一方。两天后，德国最后一次要求法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在法国无心保持中立后，德国找借口向法国宣战，同时，德国还强行要求比利时借道用于德、法交战。面对这一无理要求，比利时一边拒绝一边向英国求助。随后，英国主战派代表格雷发表演说，声称如果邻近国家比利时遭到侵略，英国就不能中立，并请求议会授权内阁全权使用全部海、陆军参战。
８月４日，当德军进驻比利时时，格雷开始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尊重比利时的中立，限德国在当晚１１点前给予答复。德国早就看透了英国的本来面目，是不会再给予英国任何回应的。在德国眼里，英国此举完全是乘人之危，趁德国和法、俄等进入生死搏斗的时候，从背后向德国下黑手。因此，当英国驻德国大使求见德国宰相贝特曼时，贝特曼对英国大使的态度不仅是质问而且还充满愤怒。事实上，英国不太光明磊落的做法确实蒙蔽、惹恼了德国，但这也确实为英国营造了一个有力的局面。即便德国是英国的血亲，但为了自身的利益，必要的时候耍点手段也是“无奈之举”。
格林尼治时间的时针已经指向了晚上１１点，德国方面没有任何退出比利时的意思。英国真的要和血亲打仗了，晚上１１点以后，英国就正式进入了备战状态。随之而来的，便是英国各个自治领地相继卷入战争，南非联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一场原本仅是欧洲利益争夺的战争，因为英国的加入而逐步演变为世界大战。
一个破灭着的梦战争铺天盖地展开，在兵力上，协约国要比同盟国明显占据数量上的优势，协约国出动了六百多万军队，而同盟国只动员了３５０万，不过，双方大炮在数量上势均力敌。这场战争，注定将是参战各国的大损伤，交战双方都在欧洲这个主战场上，演绎着各自的一个梦。
俄国军队在东线对抗着奥匈、德国两国的军队；德国的军队在西线与英、法、比３国的军队展开厮杀；而在南线巴尔干战线上，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希腊等国正与奥匈、保加利亚的军队进行着角逐；意大利军队在意大利战线上与奥匈军队对峙。在这些战线中，西线和东线的战势成为了战争的焦点。
西线横卧在比利时与法国北部和德国的边境上，延绵７００公里。当初，德国要求比利时借道，便是看重了西线的重要性，试图在西线先发制人，实施其军官施利芬所制定的施里芬计划，即在西线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击溃法军，然后转与俄国作战，用最多４个月的时间击败俄国，结束战争。
按照这个计划，战争开始后，德国便率七十多个师向法国进行猛攻，迅速逼近巴黎。不料，战争并不像德国想象的那样顺利，法国军队对兵力重新进行了部署，誓死保卫着巴黎，并在马恩河战役中与英军联手打败了德军，彻底扭转了巴黎的不利局面。德国在西线迅速击溃法国的美梦化为泡影，战争转入相持阶段。
德国在西线没有吃到甜头，在东线却取得了坦能堡战役的胜利，将俄军的一路军队歼灭，另一路俄军击退。不过，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很不幸运，就在德军大胜俄军时，它却被另一路俄军击溃。在巴尔干战场，奥匈帝国的运气也好不到哪里去，几次攻塞尔维亚不下，反而在塞尔维亚的顽强抵抗下损兵折将无数，最终不得不在１９１４年底逃离战场，还了塞尔维亚一个清静。
德国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后，同盟国在战争中逐渐处于不利地位。德国不得不重新拟定计划，试图在１９１５年占领俄国的大部分地区，将俄国逼出战争后自己获取巴尔干半岛，从巴尔干半岛开辟到土耳其的通道。但是，尽管德国在在东线大败了俄军，占领了俄国大片领土，但俄军依然以参战者的姿态寸步不让，使德军难以控制布尔干半岛。就在德、俄军队交战的时候，意大利却背信弃义地投靠了协约国一方，与奥匈帝国军队展开战势，双方伤亡都比较大，但战争仍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同年１０月，塞尔维亚没有能经受住德国、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的联合攻击，终于败下阵来。至此，同盟国占领了塞尔维亚，将其领土联在了一起。
随着东线俄军的战败，巴尔干战线塞尔维亚的陷落以及意大利战线的毫无进展，同盟国仅在西线上不占优势，因而，德国把西线看成了战争的关键。１９１６年，战争进入决定性的一年，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准备决一死战，德国在西线集中力量向法国发起攻势，在法国的凡尔登展开了激战。这次战役中，死伤的兵士大约达８０万，凡尔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绞肉机。然而，也正是这架绞肉机的运作，才将此次世界大战推向了转折点，经历过绞肉机的德国已经血肉模糊、身心俱疲了。
就在凡尔登战役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英国等协约国发动了早已厉兵秣马的战略进攻，巴黎西北方向的索姆河开始烽火连天。此次战役，英国第一次投入了大量的新式武器，而德国在军备竞赛中的装备也派上了用场，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双方仍旧没有分出胜负。但是，英、法军队有效地牵制了德国在凡尔登的攻势，促使凡尔登战场成为打破僵局的转折点。从此，战争朝着有利于协约国的方向转化。
一直以来，英国都是海上的霸主，但它的海上霸主地位，从来都备受忌妒与挑战。军备竞赛中，德国曾在海军上大下苦功，不仅在舰只的数量上紧追英国不舍，还专门对潜艇技术做了研究。自开战以来，德军与英军的海上较量就是一大看点。
１９１４年战争初到１９１６年５月，由于英军的海上封锁，双方的海军几乎处于休眠状态，日德兰海上风平浪静。不过，这种看似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下去，５月底６月初，日德兰大海上开始波浪滔天，来自英国和德国的二百多艘舰只将在这里进行一场生死角逐。长期的摩拳擦掌，终于有了一搏的机会。对德国来说，它的目的不仅是证明自己的实力，关键是要突破英军的海上封锁。而在英国看来，保住海上霸权固然重要，但是牢牢握住制海权则是当务之急。
战争初期德国的舰只损失低于英国３艘，这种微弱的优势并没有让它达到冲破封锁线的目的。战争进入到１９１７年２月，德国开始失去了耐心，丧失了理智，只要见到协约国和中立国的舰只，不管是不是军用，不作任何警告便全力猛打，４个月时间击毁了来自协约国和中立国的大约１０００艘商船，其中，有１２艘被击沉的商船来自中立国美国。不过，协约国并没有持续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它们很快对商船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并研制出新式武器进行反击，战争没有出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明显趋势。
就在协约国和同盟国进行殊死较量的时候，美国抛开了中立的面纱，不再坐山观虎斗，它声称德国击沉了其１２艘商船，于同年４月６日向德国宣战。美国的参战，无疑给德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德国又多了一个实力雄厚的敌人。
９月１５日，协约国军队在巴尔干战场上突然发起了进攻，不久，保加利亚、土耳其、奥匈帝国宣布投降，１９１７年变为了决定性的一年。盟友的投降，将德国逐渐推入了绝境。不过，德国统治集团仍然固执地坚持斗争，１９１８年３月俄国苏维埃政权宣布退出战争后，德国似乎看到了扭转战局的曙光。但是，不久，德国便在西线受到重创，损失７０万人，至此，德国国内许多将士和人民都觉得大势已去，无心再战。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德国海军司令部下令基尔港的水兵出海同英军交战，但是，基尔港的８万名水兵拒绝起锚，当局立即逮捕了数百名带头的水兵，由此引发了１１月３号基尔港水兵的大起义。随后，德国第一个工兵代表苏维埃率先举起十一月革命的旗帜。德国顿时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威廉二世仓皇逃往荷兰。１１月１１日上午，德国被迫宣布停战。
一战结束后，无论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以及那些受到牵连的国家，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作为最先卷入战争的协约国的俄国，受战争影响爆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并导致了推翻封建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同样苦不堪言，国内人民爆发革命，国外受到各国威胁。
战争留给参战国的，永远是悲伤，尽管英国在战后保存了海上霸权和殖民地范围，并扩大了属地，但是英国已由战前的债权国变为了债务国。在白金汉宫，乔治五世正拖着病体凝望着这个取得胜利的英国。为了赢得战争，乔治五世心力交瘁，他曾带着王后先后到过数百家医院慰问伤兵，并让两个儿子去军队服役。一次乔治五世骑着马前去看望士兵，结果马被人们的欢呼声吓惊，将乔治五世甩了下来。乔治五世的骨盆受到重创，终身未愈。
战争并不会因为英国有这样一位国王而免除它该承受的灾难，作为老牌大国的英国，在这次战争中受到的损失是难以计数的。战争带来的并不只是人员上的巨大伤亡，也不只是资金上的严重短缺。战争初期，失利的局面迫使英国组成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之后，随着劳合·乔治的上台，自由贸易也被迫放弃，英国的出口贸易比过去减少了一半，军需的进口则大幅度增长，英国开始欠美国４７亿美元外债，伦敦的地位有被纽约取代的趋向；其自治领、殖民地的经济则相对发展较快，越来越向往挣脱英国的束缚。与此同时，劳合·乔治为首相的内阁，人员冗多，逐渐形成了强化战争的寡头政治，在经济上几乎拿不出任何扭转局面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们开始强烈要求给予自治领更多的自主权，曾被搁浅一时的爱尔兰问题也开始卷土重来。
爱尔兰问题困扰英国多年，特别是北爱尔兰问题由来已久。北爱尔兰坐落在爱尔兰岛的东北部，面积有一万四千多平方公里。北爱尔兰的人口大部分都是英国的后裔，只有４０％是爱尔兰岛的土著后裔。其中，英国后裔信奉基督教新教，主张北爱尔兰留在英国，而土著后裔信奉天主教，主张北爱尔兰应该归属爱尔兰。由于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和在民族问题上产生的分歧，这两部分人通常互不往来。
１２世纪的时候，英国人开始踏上爱尔兰的土地，到１８０１年的时候正式将爱尔兰变为其第一块殖民地，从此，深受压迫的爱尔兰人民开始了长期地反抗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争取民族独立的新芬党甚至采取了大规模的激进的流血抗争方式。与此同时，英国后裔和土著后裔这两个民族间的暴力对抗时有发生。对英国来说，爱尔兰问题一直阴魂不散，只要英国稍不留神，爱尔兰问题随时都会加剧。
１９１８年，英国举行大选，爱尔兰选出了由大部分新芬党人组成的议员。但是，这些议员并没有前往伦敦参加英国的大选，而是成立了自己的爱尔兰议会。１９１９年１月，爱尔兰议会宣布爱尔兰共和国成立，并组成了临时政府，甚至组织了一支拥有２０００人的军队，专门进行反英斗争。这一时期，英国受到一战的困扰，没有集中精力作出回应，爱尔兰趁机解放了大片领土，同时派出代表同英国政府谈判，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英政府承认爱尔兰独立。已经饱受战争折磨的英国，此时再也无力去面对国内战争了。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乔治五世已经再也不能扭转爱尔兰的局面，英国宣布将统治权移交给爱尔兰民族政府，承认爱尔兰南部的２６郡是自由郡，不过，爱尔兰北方的６郡仍旧留在英国。此时，英国国名不得不由“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改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了。至此，英国对爱尔兰近８个世纪的统治彻底结束。
实际上，就在爱尔兰宣布成立共和国的１９１９年，埃及人民也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武装起义。１９１８年，埃及人柴鲁尔就曾率代表团与英国政府谈判，要求埃及完全独立，但是，此次谈判遭到了英国当局的拒绝，１９１９年，柴鲁尔还被英国政府逮捕起来。英国政府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埃及人民抗争的热情，他们高呼着要求埃及完全独立，并强烈要求英国释放柴鲁尔。最终，英国政府迫于形势释放了柴鲁尔。英国无疑是放虎归山，柴鲁尔回到埃及后，继续领导埃及人民抗争，１９２１年再次被英国当局逮捕。随后，埃及人民的斗争再掀波澜，出现袭击铁路等暴力事件。迫于埃及人民长期的反抗和自身实力的衰落，英国于１９２２年宣布埃及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与此同时，曾经作为英国势力象征的印度，也开始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战争的胜利，就好比一个破灭着的梦，人们在圆了胜利的美梦时，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以及所带来的痛苦，并不亚于战败的耻辱。
霸主的失落英国用无比沉重的代价换取了一战的胜利，但战争留下的伤疤久治不愈，逐渐将英国从顶峰拖入衰落。
一战中，英国死伤和失踪数百万人，被毁掉几千艘商船，其经济价值不可估量。英国用于战争的军费也迅速增加到近２２．４亿英镑，进口军需物资的资金高达１６亿英镑之多，超高的经济负荷，以及海外投资、航运等受到战争的影响，霸主的日子显然不太好过了，最后不得不向曾经的殖民地美国借来大笔资金，英国由堂堂债券国变为了债务国。就在英国大笔借外债的时候，其内债也疯狂地翻倍。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宝座逐渐失去了支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纽约取而代之。
经济就像是一座大楼的根基，根基动摇了，上面的楼层再精美牢固也会摇摇欲坠。受到经济的影响，英国逐渐丧失了海运垄断权，其海上霸主地位随之消失。而曾经作为其“日不落帝国”象征的殖民地，也一个接一个地发生动乱。尽管战后英国以战胜国的姿态自居，并从德国手上拿走了不少殖民地。但是，他却似乎忘记了原有自治领和殖民地为战争作出的贡献，也没有意识到自治领和殖民地人民对民族独立日渐高涨的强烈愿望，致使爱尔兰、阿富汗、伊拉克、埃及相继起义。
不过，英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它仍然以曾经霸主的优势在经济、军事、外交方面最大限度地控制这些地区。在一些反抗并不强烈的地方，英国照常实行直接统治。而对那些白人殖民地，则实施一些相对宽松的政策加以控制，一些主要由白人控制的自治领甚至能和英国平起平坐。此外，英国政府还于１９３１年确认了各个自治领的法律地位，根据其通过的《威斯敏斯特法》，自治领享有立法权、独立制定外交政策、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参加国际协定的权利；自治领还享有承认或否定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的权利，以及自行颁布法律的权利。实际上，英国对自治领的统治权，就如同英王的权力一样，已经仅剩下虚名了，此后，英国和各自治领组成的英联邦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曾经在战争中自诩为中立国的美国，以及没有参战的日本都发了一笔不小的战争财。它们免受或者少受了战争的影响，趁各国忙于战争的同时，加紧抢占英国等国的市场。加拿大、拉丁美洲、中国、东南亚等等都成为了美、日扩张的范围。随着美、日的迅速发展，英国的头号大国地位开始动摇。不过，在战争刚刚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英国仍然是排在世界前列的大国。尽管它已经转为了债务国，但是之前其他国家向它借贷的资金数目更为庞大，加上战后许多国家进行重建需要进口大量物资，促使英国的国内外市场出口较为繁荣，英国凭借老本，还是可以支撑这段夕阳时光的。但不可否认，英国在其洒满余晖的道路上坚持不了多久了，一切溢美的称呼都只是虚有其表而已。
１９２０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受此次经济危机的冲击，英国的工业生产急剧下降，甚至之前英国一直引以为荣的煤、钢铁、造船等行业的生产也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出口额不断减少，企业主们无利可图，工人们成批失业。与工业相比，农业的发展也不占优势，尽管战争期间，政府曾一度扶植农业生产，但随着战后这种扶植的停止，农业生产又再次走向低谷。就在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候，英国的其他领域却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电子、化学、汽车等发展较大，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促使物价相对稳定。鉴于英镑和美元的比值有所增长，英国政府还特意于１９２５年将英镑和美元的比值划为１：４．８６。不过，这次对英镑的定值并没有恢复其信用，适得其反，英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了不利影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一次国内经济危机刚刚拂袖而去，又一场世界经济危机迎面扑来。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３年，由纽约发生的经济危机蔓延至全球，在各国都引起了极度的恐慌。尽管英国起初依靠老本没有受到严重侵袭，但１９３０年的时候，这场经济危机还是降临到了英国，并给英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彻底陷入最低谷，英镑与美元的比值也开始下降。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自由贸易彻底从英国舞台上消失，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而在这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一直奉行着剑桥经济学派的经济理论。
剑桥经济学派以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代表，并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为核心，沿袭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凯恩斯也是剑桥学派的一分子，他曾经还是马歇尔的得意门生。在剑桥学派看来，资本主义能够通过市场力量的自动调节功能，达到充分就业和供需均衡。此外，在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中，他认为诸如需求与供给各种相反的经济力量都有保持均衡的趋势，他认为需求和价格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如果其他条件不出现变动，价格的下降就会导致商品需求量的上涨，这种根据价格上涨与下跌来引起需求量的增减就构成了需求弹性。
一般情况下，这种需求弹性往往会被资产阶级的一些经济学家利用，他们依据这个理论来对市场的价格和商品销量变化趋势作出推断或预测。商品的供给和价格也是存在着关系的，价格上涨则引起商品的供给量增加，供给弹性的大小是与生产关系的具体条件有关的。实际上，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仅仅是从表面上去看待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并不能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揭示出来，不可能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作出正确的总结。
到１９３０年英国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剑桥学派迟迟拿不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最终导致了马歇尔经济学说逐渐退出英国政治舞台。这一风靡一时的学说，就如同曾经走在世界最顶峰的大英帝国，逐渐走向衰落。
作为剑桥学派的一分子，凯恩斯亲眼目睹了马歇尔经济理论的下台，他逐渐发现并认定传统的经济学和自由放任主义已经解决不了英国的经济萧条问题了。凯恩斯曾在剑桥大学担任过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教师，并兼任过《经济学杂志》的主编等，一战期间，凯恩斯开始跻身财政部，此后便多次在政府部门任职。
面临国家长期的经济萧条以及严峻的失业问题，他开始探索一条新的经济理论。他认为之前的经济理论既解决不了工人的失业问题，也改变不了经济的凋敝，便提出了所谓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彻底摒弃了自由放任主义原则，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理论、“总量分析”的方法。
在凯恩斯看来，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如果消费需求不足，失业问题就会出现，相应经济也会出现萧条；而如果投资需求不足，也很有可能造成经济危机。凯恩斯认为，国家应该加大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财政金融措施，调节货币供应量，增加公共投资和促进私人投资，降低利率，刺激消费，提高有效需求，以促进充分就业和实现经济增长。从此，英国政府开始了对凯恩斯主义近乎迷信的崇拜。
然而，凯恩斯的这种经济理论，也只不过是利用了马歇尔经济理论的基础，换汤不换药，他所提出的观点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它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只是宏观与微观的区别，微观经济学是从单个的商品或者单个生产要素、单个企业部门以及单个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出发进行分析，而凯恩斯经济学是从社会的经济现象入手，进行宏观上的分析，从社会的总收入、总需求、投资、价格水平等等总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进行研究。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经济政策上的调整。例如，经济出现不良势头时，政府应该相应地将利率下调，提高货币的供应量，对消费和投资进行刺激，以此增加生产，促进就业的增加，让失业者能够充分就业，反之，一旦发生通货膨胀，就要采取相反的方法积极应对。
在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英国逐渐脱离了经济危机的苦海，凯恩斯主义迅速风靡西方国家，甚至被称为“凯恩斯革命”。不可否认，在一定的阶段，这一理论曾推动英国慢慢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影，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它并不能从根本上彻底治理英国经济的弊端，反而导致了英国经济策略的单调，误导政府大力研究供求关系，而忽略了自身的基本矛盾。在后来的二战期间，凯恩斯曾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主张增加储蓄，抑制消费需求，尽管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结果却还是导致了二战后英国经济的相对萧条。
实际上，在世界经济危机波及英国之初，英国还适时保留了相应的自由贸易政策。因为一战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自由党和工党坚决要求继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随着危机的加剧，许多国家都提高关税，英国的出口受到阻碍，眼看自由贸易政策将导致外国打入英国市场进行商品倾销的恶果，权衡之下，英国政府被迫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并且，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起，英国先后制定《禁止不正当进口法》《农产品法》《进口税法》，实行对关税的保护，平衡英国的国际收支。与此同时，英国还与英联邦国家达成了双方贸易上的互惠协议，英国只提高其他国家的进口关税，对英联邦的这些国家则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由此，英国稳定了这些自治领和殖民地市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
英国对关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无疑为其经济复苏起了催化作用。１９３７年，英国的工业生产有了显著提高。１９３８年，英国已经完成了煤炭、棉纺织、造船工业等老工业部门的整顿缩减，而对新兴工业如汽车、飞机、电动机、内燃机、电子、化学、建筑等加大了投入，进一步推动了英国的电气化。
英国人把凯恩斯主义当成了拯救英国经济的法宝，尽管凯恩斯主义后来对英国的发展不利，但在当时，它仍然为英国带了相对较好的光景。政府和银行开始对工业大力支持，经过调整产业结构、对老工业进行合理化改造、压缩剩余的生产能力等措施，英国的经济跨过了危机。
不过，凯恩斯主义就像一支带有激素的救命针，人们跨过危机苏醒过来后，才发现将面临的，是更为严重的后遗症。
与工业相比，英国的农业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一方面，英国农业受到机械化的带动，产量相应提高，但是，机械化也造成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耕地相继减少的局面，国内的农产品逐渐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廉价农产品受到关税优惠条件的影响，大量冲进英国市场。与此同时，深受一战的启发和影响，以及新一轮大战爆发的趋势，英国开始在军事上增加资金的投入，力求在将来的战争中能够防护自身，军费的大量投入势必又影响了英国的经济。
实际上，一战以及两次经济危机已经让英国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尽管凯恩斯主义取得了暂时的成绩，尽管英国最终摆脱经济危机走上了正常的发展道路，但是，与美、日、德、意相比，它的发展速度还是慢了，它在工业、农业、军事上所取得的成绩，已经无法与“日不落帝国”时代相比。在各国迅速发展的时候，英国的竞争力已经大不如从前，霸主该失落了。
贵族情结的回光返照英国的失落，源于它的发展太过缓慢，眼睁睁地看着霸主地位一落千丈而无力回天。尽管它仍然是世界上属于举足轻重的大国，但是其内部已经矛盾重生。白金汉宫，就如同一个虚弱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在世界舞台上。
一战之后，英国还没有来得及治疗战争中留下的创伤，国内经济危机就扑面而来，国内经济危机刚过去，世界经济危机的风暴又张牙舞爪地袭来。然而，战争也好，危机也罢，都仅是一支催化剂，英国经济发展缓慢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其本身存在的种种矛盾。
英国是最先步入工业化的国家，可是，这次工业化并不彻底，英国的一些保守文化生存下来，并且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繁荣。这些文化中，土地贵族的思想文化最为突出。这种贵族的保守文化，消极面对经济发展，严重地阻碍着英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英国的人口开始大量流动，人们的开放意识逐渐增强，社会对交通设施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当时，土地贵族们也积极加入到铁路的修建、运河的开通等工业活动中，为整个工业革命的顺利完成起了不小的作用。不过，正因为这些土地贵族们在工业革命的积极表现，才让先进的工业时代仁慈地保留下了他们的部分贵族文化、贵族情结。土地贵族们，总是满足于当前的舒适与安逸中，尽管支持工业革命，却反对其他的变革，逐渐成为英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碍。
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国，它的议会民主制度和两党制对现代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两党制本身保留了一些传统的保守思想，比如两党制中效忠国王的托利党，就存在很大的保守性，而两党制也造成了两大政党对英国政治的垄断，致使这两党越来越安于现状，贵族情结越来越浓厚，他们办事怕担风险，只求稳妥，安于现状，沉浸在闲适的生活中，越来越促成了“政治盲”的诞生。
当然，工业资产阶级革命对传统贵族文化的刀下留情也为英国今后的发展之路布上了荆棘。工业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的时候，不仅没有对传统贵族文化彻底改造，反而在某些方面受到土地贵族的左右，被灌输了土地贵族们的保守思想，致使一些工业资产阶级们原有的价值观受到牵制，就连那些因商业发家的经济枭雄们，骨子里也包藏了一些地主乡绅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
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加上两党制的影响，使土地贵族掌握了不少的政权，而相应的贵族文化依旧在英国文化体系中占据上风。尽管资产阶级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努力，试图让土地贵族们放手政权，但是，他们得到的仅是土地贵族们手中的一些零碎权力。
早在君主立宪制确立后，土地贵族就牢牢地控制着文化领地，他们参与国会，参与政治，直至最终主导文化。土地贵族的文化圈里，追求上流社会的生活永远排在第一，他们看重土地，将地产看成跻身上流社会的资本，但是，他们却轻视商业，认为商业是穷人追求的东西，有钱的人一定不会去从商，应该在政治上占领一席之地。土地贵族们的这种保守思想，逐渐导致了商业人才的后备不足，教育上对科学与技术的淡漠，而这任意一个因素，都必将影响着英国以后的发展。
贵族文化的长期存在，也影响了一些工业资产阶级。许多工业资产阶级在斗争中松懈下来，也将土地视为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基本保障。一般情况下，一些在实业上颇有成就的资产阶级都会拿着钱到乡下去购买土地，或建立庄园和农场，或搭建豪宅。而另一些既有钞票又有土地的资产阶级，则往往怠慢、停止商业，专攻政治领域。久而久之，本来前途远大的新兴资产阶级，也开始随波逐流，受到土地贵族、乡绅阶级们思想和行为的侵蚀，逐渐向传统、保守的贵族观念低头。
维多利亚时代以后，英国的发展速度开始减缓，德国、美国开始在工业上迅猛发展。深受土地贵族情结影响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实业派，在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候，不但没有振作起来参与到竞争到去，反而还眷顾起那些土地贵族们的文化，将精力投入到绅士风度的生活方式中去。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欧洲其他国家几乎都在争分夺秒工作，英国人却不慌不忙地度着长假。这一时期，就连英国的各大公学和名牌学校都以绅士文化为荣，在他们眼里，几乎没有经济与发展的概念，只有对古典文学和哲学的崇拜。以绅士文化而闻名于世的伊顿公学就是一个典型。
伊顿公学坐落在温莎小镇上，它与维多利亚女王最喜爱的一个温莎宫只隔一条泰晤士河，是英国的一所私立男校。从这所学校走出的学生，几乎都是英国乃至世界的精英，英国曾有２０位首相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凯恩斯，以及著名的诗人雪莱也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伊顿公学的录取较为严格，智商成为了录取的重要因素，不过，伊顿公学与其他名牌大学一样，实质都是专为贵族们开放的，没有钱的人几乎都不能进入这个学校。此外，伊顿公学的校服也有明显的区别，等级高的学生与等级低的学生绝对不会穿一样的校服，说明了伊顿公学本身存在的保守性。不仅如此，在开设课程上，伊顿公学也同其他大学一样存在盲目地对古代文学、哲学的崇拜，而对工商业、科学技术等学科较为排斥。以至于从这些学校走出来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有名的文人政客，而那些重要的工业部门、技术部门却人才寥寥。
学校制度对绅士文化的盲目推崇，逐渐导致了文学家尤其是作家们对工商业社会的鄙夷。在他们的许多作品里，几乎都是在歌颂舒适、稳定的乡村生活，竭力维护着自然现状。然而，正是这种安于现状的文化思想的泛滥，才导致了社会的发展缓慢，甚至在一些领域里出现了停滞的状态。受到这些思想文化的影响，贵族们更是视消遣娱乐为己任，一味满足于１９世纪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的繁荣，靠吃老本度日，并不去为明天创造财富。
不仅贵族们这样，那些在工业革命后赚取了大笔利润的资产阶级们，开拓精神也逐渐被消磨，满足现有的市场，满足现有的资本，将时间用于在政治舞台的表演上。甚至在工人阶层里，这种追求闲适生活、向往政治领域的思想也开始出现。一些工人阶级的上层被资产阶级贵族收买，工会官僚与工党党魁相继出现，他们极力与高层人物接触，而置非熟练工人的基本利益于不顾。这些现象，无疑引起非熟练工人的不满，触发他们的反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工业的发展。
实际上，无论是乡绅文化还是土地贵族文化，无非都是英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它们虽然在其他方面显示出了积极的一面，但是，其安于现状、追求上层社会生活方式的消极思想却严重影响了英国的经济发展。老化了的英国社会生活，它们与殖民帝国的负面影响、国家政策的失误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英国病”的形成，并最终一点点地恶化。
第九章 通向慕尼黑之路
“也许，扩张到一定程度，德国人就会满足了吧？”英国似乎忘了，扩张者的欲望没有止境。此刻的白金汉宫，唯唯诺诺，丝毫没有爱德华八世为了爱情放弃王位时的那份洒脱。
工党的崛起一战让英国丧失了霸主之位，白金汉宫内的党派之斗却没受影响，依旧热热闹闹。政党之争，没有硝烟，也没有终结。
１９２４年１月，英国议会大选结束了，人们惊讶地发现，保守党和自由党两分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了，入主英国政坛的，不是二者中的任何一个，而是成立不过二十多年的工党。工党领袖麦克唐纳组成了新一届内阁，内阁成员大部分都是工人。英国人有理由说，此次大选是工人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