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總統在結尾陳述時講得非常好，他請聽眾想一想如果美國面臨一場重大危機的話，他們將選誰當總統。佩羅提到了教育、赤字和他繳納10億多美元稅收的情況，說“對一個全部家當裝在汽車后備箱里的人來說，這不算差了”，效果也不錯。我先說我一直試圖“具體地有針對性地”回答問題。我強調了阿肯色州的教育和就業機會計劃，還有24位退休將軍和海軍上將以及一些共和黨商人對我的支持。隨后我說：“你們必須決定是否需要變化。”我鼓動他們幫助我用“投資并增長”的經濟學取代“滴人式”經濟學。
我喜歡第二場辯論。不管他們對我個人存在什么疑慮，真正的選民最想知道的是影響他們生活的事情。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頻道在辯論后對1145個選民進行調查，53％的人認為是我獲勝，與之相對的是布什的25％和佩羅的21％。美聯社采訪的五位辯論教練根據我的風格、細節說明和我顯而易見的輕松表現——我在競選過程中乃至早先在阿肯色州一直都采用這種辯論模式——判斷我是勝利者。我喜歡與市民直接打交道，我相信他們未經過濾的判斷力。
即將舉行第三場辯論前，有線電視新聞網和《今日美國報》聯手開展的一項民意調查把我的領先優勢又擴大到15個百分點，以47％對布什的32％和佩羅的15％。希拉里和我提前一天與我們的辯論班子來到伊普西蘭蒂，為在東蘭辛的密歇根州立大學舉行的最后一場辯論做準備。鮑勃·巴尼特和邁克·西納爾照前兩次辯論的模式，輪番挑戰我的能力極限。我知道這將是最艱難的一場硬仗。布什總統是一個堅強、驕傲的人，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會背水一戰。我也清楚，佩羅遲早會把火力對準我。
超過9000萬人觀看了10月19日最后一場辯論的電視轉播，這是觀眾最多的一次。有一半的時間由吉姆·萊勒提問，另一半的時間由記者團提問。三次辯論中布什總統這一次表現得最好。他指責我是一個征稅用于開支的自由派，是吉米·卡特第二，一個舉棋不定、閃爍其詞的人。就最后這個“頭銜”，我的反擊很精彩：“我不敢相信他竟然指責我是兩面派。他說‘滴人式經濟學是巫術經濟學’，現在卻是這種經濟學最重要的實踐者。”他攻擊阿肯色州的經濟時，我回答說阿肯色州一直是一個貧困州，但在去年，我們的新增就業機會排第一，制造業的就業機會增長率排第四，個人收入增長率排第四，貧困消減率排第四，州和地方稅率為全國第二低。“阿肯色州與聯邦的區別在于，我們走的是正確的道路，而聯邦走的是錯誤的道路。”我指出，總統與其為簽署附帶汽油稅增長的赤字削減議案而道歉，不如承認他的錯誤在于一開始就說“看我的嘴型”。佩羅對我們兩個都進行攻擊，說自己長大的地方離阿肯色州只有五個街區，我擔任這么一個小州州長的經歷對作為總統做決策“無足輕重”，他還指責布什傳話給薩達姆·侯賽因，如果伊拉克人侵科威特北部，美國不會做出任何反應。我們都把他的攻擊狠狠地打了回去。
辯論的第二部分由記者團提問。總體來說，這個環節更有條理，吵吵嚷嚷的場面少，與第一場辯論有點相似。不過也有一些專為迎合電視觀眾提出的問題。合眾國際社駐白宮資深記者海倫·托馬斯問我：“如果你有機會可以重來，你會穿上這個國家的軍裝嗎？”我說也許會把服兵役的問題回答得更好，但我仍然認為越戰是一個錯誤。我又說我們有過一些杰出的非軍人總統，包括富蘭克林·羅斯福、威爾遜和林肯，他們都反對墨西哥戰爭。當我提到布什在第一場辯論中說要讓詹姆斯·貝克主管經濟政策從而引起轟動，而我的重大新聞便是我要親自主管經濟政策時，布什回了一句很幽默的話：“那正是我所擔心的。”我們三個各自發表了精彩的總結陳述，辯論就此結束。我對人們觀看辯論、關心國家表示感謝，重申我對人身攻擊不感興趣。我稱贊佩羅參選并重點關注赤字的做法。而我針對布什說了這樣的話：“我對他為國家做出的貢獻表示敬意，我欣賞他的努力，我祝他萬事如意。我只是覺得已經到了改變的時候……我知道我們能做得更好。”
很難說是誰贏了第三場辯論。我在為阿肯色州和我的政績辯護和探討議題方面表現出色，但是我有所保留的回答也許太多了一點。我見過一些總統在任職期間改變競選許諾，這足以使我防止在辯論中說大話，導致以后做事縮手縮腳。沒有退路的布什表現很好，只是不該攻擊我在阿肯色州的政績；在這點上，花錢制作無法反擊的廣告片才有效果，因為選民聽不到真相。他質問我能成為什么樣的總統，這一點做得比以前好，因為民主黨人歷來被認為不懂外交，只知道收稅，這讓選民們想起上一個當選總統的南方民主黨州長任職期間利率和通貨膨脹率都極高。佩羅很機智、很自然，我覺得這將穩定他的支持者，并有可能吸引一些尚未打定主意的選民。辯論后的三項民意調查顯示我獲得了勝利，但有線電視新聞網和《今日美國報》的聯合民意調查顯示佩羅獲勝，12％的選民在辯論后改變了立場，其中一半以上決定支持佩羅。
不過，總體說來，三場辯論對我是有利的。更多的美國人認為我有能力成為一個稱職的總統，在議題上你來我往的辯論使我得以進一步推銷我的積極方案。我希望再有兩個星期的辯論。不過，沖刺階段開始了，我們拼足全力對盡可能多的州進行旋風般的訪問，電視電臺上充滿了我的對手打出的負面廣告，而我也攻擊布什最臭名昭著的言論：“看我的嘴型。”弗蘭克·格里爾和曼迪·格倫沃爾德制作了恰到好處的廣告片，而我們的快速反應小組對對手的廣告片也進行了非常有效的反擊，但這畢竟不同于把所有候選人集中在一間屋子里辯論。現在他們都把火力對準了我，我必須堅持到底。
10月21日，競選出現了一個輕松的插曲：英國最大的宗譜調查機構伯克貴族名錄透露，布什總統和我都是13世紀英國王室的后裔，是遠房的表兄弟，隔了大概有12層。我們共同的祖先是約翰王。布什是約翰王的兒子亨利三世的后裔，因此是伊麗莎白女王的第13個堂兄弟。倒也相稱的是，我的王室祖先地位沒有這么顯耀，與民主派的關系差不多也同樣密切。我的布萊斯宗族是亨利三世姐姐埃莉諾和丈夫萊切斯特伯爵西蒙·德蒙特福特的后裔，他們在戰場上打敗了國王，迫使他承認到當時為止最有代表性的議會。唉，在1265年，國王背棄了尊重議會的誓言，這種行徑直接導致了伊夫舍姆之戰，可憐的西蒙被殺害了。伯克貴族名錄發言人說西蒙的尸體“被剁成了很多塊，送到全國各地——一個手指頭也許被送到一個村莊，一只腳被送到一個城鎮——向民眾展示民主派的下場”。現在我明白了：原來我和總統分歧的根源可以追溯到700年前。我想，我不會責備他在競選中忠實地再利用祖先的戰術。伯克貴族名錄還把布萊斯宗族上溯到哥泰姆，在英國傳說中，這是瘋子出沒的地方。我知道我在競選總統時必須稍微瘋狂一點，但我不喜歡把這看成基因在作怪。
10月23日，高科技產業又為我們的競選提供了向前的動力，30多個電腦軟件公司的領導人，包括微軟公司副總裁史蒂夫·巴爾默，對我表示支持。這并不是全部。最后一場辯論結束一周之后，有線電視新聞網和《今日美國報）的聯合民意調查把我和布什總統的差距下降到7個百分點，39％對32％，佩羅為20％。正如我所擔心的，佩羅的宜傳加上布什總統對我的攻擊，使得有些支持我的選民轉而支持佩羅。10月26日，在北卡羅來納競選時，艾爾，戈爾和我為保持我們的領先優勢，批評了布什政府的伊拉克門事件，也就是美國政府通過一家歸意大利政府所有的銀行在亞特蘭大的分行，給伊拉克提供貸款。名義上是用于農業投資，薩達姆·侯賽因卻挪用這筆貸款，進行兩伊戰爭之后軍事和武器項目的重建。20億美元的貸款沒有得到償還，賬單攤到了美國納稅人的頭上。被起訴參與這一騙局的亞特蘭大分行行長與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達成了私了的協議，不可思議的是，這個辦公室的負責人竟然是布什任命的官員，在接受任命前不久，他在貸款協議中代表的是伊拉克的利益，而且他還說自己因避嫌退出了司法調查。艾爾和我提到這一事件時，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司法部正在相互調查各自在其中扮演了何種角色。整個事件的確十分混亂，但也許太復雜，競選到了這么晚的時期，對選民不會產生任何影響。
佩羅仍然是一個未知因素。10月29日，路透社的一篇報道寫道：“如果布什總統獲得連任，他主要得感謝一個口氣強硬的得克薩斯億萬富翁，盡管后者并不喜歡他。”這篇報道接著說，三場辯論改變了佩羅的形象，使他的支持率得以翻倍，支持率相應下降的是我，同時他還剝奪了我獨一無二的“變化”立場。那天的有線電視新聞網和《今日美國報》聯合民意調查中，我只領先兩個百分點，盡管在其他五項民意調查以及斯坦·格林伯格的民意調查中，我的領先率是七到十個百分點。不管數字如何，競選形勢仍在變化當中。
最后一個星期，我竭盡全力投入競選活動。布什總統也是如此。星期四，在密歇根州郊區的競選集會上，他把艾爾，戈爾和我稱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家伙，與小丑波佐相似，也許波佐比我們更討厭這樣的比較。投票前的星期五，伊朗門事件特別檢察官勞倫斯·沃爾什，一位來自俄克拉何馬州的共和黨人，起訴里根總統的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和另外五個人，起訴書里附帶說明，與布什總統以前承認的情況相比，他在里根的白宮授權非法出售武器給伊朗的事件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并且知道更多的內情。這是否傷害到布什的競選，我不清楚；我忙得沒空想這件事情。但是這個時機很有諷刺意味，尤其是想到布什政府費盡力氣調查我的護照，并對布什任命的阿肯色州聯邦檢察官施壓——當時我們并不知道這個情況——把我牽連進對麥迪遜儲貸銀行破產案的調查中。
在最后一個周末，布什出錢購買的電視時間和報紙版面全都把矛頭對準了我。佩羅認為30％支持我的選民立場都“不堅定”，可能在最后一分鐘決定投他的票，現在他也加入攻擊我的行列，太刺激了。據說他花了300萬美元播放了一個電視“信息廣告片”，把阿肯色州罵得一文不值。他說如果我當選的話，“我們都得靠殺雞為生”。節目羅列了阿肯色州在全國墊底的23個領域。顯然，他不再認為阿肯色州與競選無關了。我們的競選團隊就如何回應產生了很大的爭執。希拉里想攻擊佩羅。我覺得我們至少要為阿肯色州辯護。我們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反擊的機會，在這方面我們一直做得不錯。其他的人認為佩羅的攻擊分量太輕，時間太晚，我們應該堅持以前的行動策略。我很不情愿地答應了。到目前為止，我的競選班子在大事上沒有出現錯誤，我太疲勞，太緊張，不再堅持認為自己的判斷勝過他們的判斷。
這個周末早晨，我在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城外迪凱特一所中學的橄欖球場上舉行了集會。澤爾·米勒州長、薩姆·納恩參議員、約翰·劉易斯眾議員和其他自始至終支持我的民主黨人都來了。但是最有魅力的人是漢克·阿隆，棒球明星，在1974年打破了貝比·魯斯創造的本壘打記錄。阿隆是當地真正的英雄，不僅因為他在棒球場上取得的成就，還由于退役后為貧困兒童所做的工作。佐治亞州的集會來了2．5萬人。三天之后，我在佐治亞州獲得了多數選票，但僅多過對手1．3萬張。自那以后，漢克·阿隆喜歡拿我開玩笑，說因為在星期六早上為我捧場，他一個人為我穩住了佐治亞州的選票。他說的也許是事實。
佐治亞州之后，我來到艾奧瓦州的達文波特，隨后飛到密爾沃基，在那里我舉辦了最后一場電視轉播的市政廳會議，播放了我的最后一個競選廣告片，呼吁選民投票，投票歡迎“變化”。星期天夜里，在辛辛那提和羅德姆家族的老家斯克蘭頓停留之后，我們飛到新澤西州出席在米多蘭茲的大集會，這是一個音樂的嘉年華，支持我的搖滾樂、爵士樂、鄉，村音樂樂手和電影明星輪番上陣。我演奏了薩克斯管，隨后在新澤西州櫻桃山園林之州公園的賽馬場當著1．5萬人與希拉里共舞，這里有一匹賽馬名叫布巴·克林頓——我的弟弟剛剛學會走路就這么叫我——最近以11．C17的賠率贏了一場比賽。我的賠率比這還高，不過時間要長得多。4月在倫敦的一個賭盤，我的賠率是1比33，一個在我身上押了100英鎊的人賺了大概5000美元。如果他下注是2月初，我在新罕’布什爾州被攻擊得一塌糊涂的時候，很難說他會賺多少錢。
星期一早晨，希拉里和我一覺醒來時已在費城，這里是我們民主制度的發源地，是包括8個州的4000英里日夜兼程競選之旅的第一站。艾爾和蒂珀在其他爭奪激烈的州出席競選活動，三架用紅、白、藍三色裝飾的波音727飛機帶著希拉里、我、我們的競選班子和一大群媒體記者開始了長達29小時的旅行。在我們的第一站費城的梅費爾餐館，一個人問我如果當選的話，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回答說：“我要感謝上帝。”接著去克利夫蘭。我的嗓子又開始啞了，但我說：“泰迪‘羅斯福曾說，我們應該說話輕柔，手里卻執著大棒。明天，我將輕聲說話，在俄亥俄州獲得勝利。”在底特律城外的一個機場集會上，身邊圍著密歇根州為我盡心盡力助選的當選官員和工會領導人，我用嘶啞的聲音說：“如果明天你們為我代言，我將為你們代言四年。”在圣路易斯和肯塔基州帕迪尤卡停留之后，我們飛到得克薩斯州參加兩場活動。第一場是在得克薩斯州南部靠近墨西哥邊境的一座城市麥卡倫，20年前我和薩金特·施賴弗被困在那里。當我們到達沃思堡時已是午夜，著名的鄉村搖滾歌手杰里·杰夫·沃克的歌聲趕走了聽眾的睡意。回到飛機上時，我得知我的班子成員從圣安東尼奧阿拉莫教區對面的曼格飯店購買了價值400美元的芒果冰淇淋。他們都聽我說過我多么喜歡吃這種冰淇淋，1972年為麥戈文助選的時候我便發現了它。冰淇淋的數量足以滿足坐滿三架飛機的疲憊旅客整夜的需求。
與此同時，在小石城總部，詹姆斯·卡維爾召集我們的人馬，約有100多人，開了最后一次會。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介紹他之后，卡維爾做了一個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一個人能夠給予他人的兩樣最珍貴的禮物是愛和工作，他感謝我們所有的員工，他們大多數都很年輕，感謝他們奉獻出這兩樣珍貴的禮物。
我們從得克薩斯州飛往新墨西哥州的阿爾伯克基，在我的老朋友布魯斯·金州長的陪同下出席凌晨的一個集會。之后大約在早上4點，我狼吞虎咽吞地下早餐的墨西哥食品，隨后趕往最后一站丹佛。清晨的集會來了很多熱忱的支持者。惠靈頓，韋布市長、蒂姆·沃斯參議員和我的教育改革伙伴羅伊·勒默爾州長先把聽眾的情緒煽動起來之后，希拉里發表了演說，我費勁地從腫脹的聲帶里吐出競選中最后一句表示感謝和希望的話。隨后我們便登上了回小石城的旅程。
希拉里和我在機場受到切爾西、家人、朋友和競選總部員工的歡迎。我感謝他們所做的一切，隨后我和家人開車前往我們的投票站鄧巴社區中心，這個社區的大部分居民是黑人，離州長官邸不到一英里。我們和聚集在那里的人們交談，在選舉官員那里簽字。隨后，切爾西按六歲時養成的習慣，和我一起進了投票亭。我把門簾放下之后，切爾西拉下杠桿筆點在我的名字旁，隨后緊緊地擁抱我。經過13個月的艱辛努力之后，這是我們惟一需要做的事情。希拉里投票結束之后，我們三個人擁抱在一起，走到外邊回答了一些媒體的問題，和一些選民握手，隨后回了家。
在我看來，投票的日子一直是民主的神秘的具體體現。盡管民意調查專家和評論家總是試圖除去民主的神秘，這種神秘感依舊存在。在這一天，普通公民擁有和百萬富翁、總統同樣的權利。一些人使用這種權利，一些人不使用。使用權利的人選擇候選人的原因各種各樣，有的很理性，有的憑直覺，有的很確定，有的很懷疑。不管怎么樣，他們通常能夠選出時代需要的領導人；這就是建國228年之后，美國依然存在并且長盛不衰的原因。我參加競選，主要是因為我覺得自己適合這個時代，這個美國人的生活、工作、撫養孩子、與他人相處等等方面都在發生巨變的時代。我從政多年，懂得政治領袖的決策如何影響人民的生活。我相信自己懂得需要做的事情和如何去做這些事情。但是我也知道我讓美國人民下了一個巨大的賭注。首先，他們不習慣擁有一個民主黨總統。其次，我本人也有一些問題：我非常年輕；是大多數美國人知之甚少的一個州的州長；反對越南戰爭，躲避服兵役；對種族、婦女和同性戀者的權利持開明態度；在談到要達到遠大的目標時總顯得華而不實，至少表面看來，這些目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私生活遠遠不夠完美。我把自己的心掏出來，力圖讓美國人民相信，選擇我即便是冒險，也很值得；但是不斷變化的民意調查結果和佩羅的再次崛起表明，他們中很多人想信任我，卻仍有疑慮；在野外演說中，艾爾·戈爾請選民想一想投票第二天他們希望讀到的報紙頭條標題：“又是四年”，還是“變化就要到來”。我覺得我知道他們的答案，但是在11月那個漫長的日子里，和所有其他人一樣，我必須等待才能知道選民的答案。
我們到家后，三個人一起看了一部約翰·韋恩的老電影，隨后打了幾個小時的瞌睡。下午，我和切爾西一起到市中心慢跑，在麥當勞停下來要了一杯水，以前有無數次我都是這樣做的。回到州長官邸后，我不需要再等了。計票結果很早——大概是下午6點半——便一點點開始公布。當預測我是東部幾個州的獲勝者時，我仍然穿著慢跑的衣服。大約三個多小時后，俄亥俄州統計的大約500萬張選票中我們超過對手9萬張，差距不到2％，這時各大廣播公司預測我是全面的贏家。這個預測倒也恰當，因為在6月2日的初選中，俄亥俄州正是確保我獲得提名的幾個州之一，而在紐約舉行的民主黨全國大會上，也是俄亥俄州的選票使我正式超過從而獲得提名的要求。投票率非常高，60年代初以來最高的一次，超過1億人投了票。
所有104600366張選票統計結束之后，最終的差距是5．5％。我獲得了43％的選票，布什總統37．4％，羅斯·佩羅19％，這是自泰迪·羅斯福代表他的進步黨在1912年獲得27％的選票以來，第三方候選人取得的最好成績。我們這兩個在二戰后嬰兒潮中出生的候選人最受65歲以上和30歲以下選民的青睞。我們的同時代人顯然更懷疑我們是否做好了領導國家的準備。布什和佩羅“后發制人組合”最后階段對阿肯色州的詆毀使我們的支持率從投票前幾天的最高點下降了2％到3％。損害是存在的，但不是太嚴重。
我們在選舉入團獲勝的差額要大一些。布什總統贏得了18個州的168張選舉人選票。我得到了32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的370張選舉人選票，包括密西西比州除外的密西西比河兩岸各州，還有新英格蘭和東海岸中部各州。我還在一些可能性不大的地方取得了勝利，包括佐治亞州、蒙大拿州、內華達州和科羅拉多州。11個州的差距為3％或低于3-％：亞利桑那州、佛羅里達州、弗吉尼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的勝方是總統；除了俄亥俄州、佐治亞州、蒙大拿州和內華達州，我在新罕布什爾州、羅得島州和新澤西州的獲勝差額都很小。我在阿肯色州贏得了53％的選票，這是我得票最高的州，在其他12個州的獲勝差額為10％或10％以上，包括一些大州：加利福尼亞州、伊利諾伊州、馬薩諸塞州和紐約州。盡管佩羅使我無法得到大多數的選民選票，但他的名字出現在選票上，這個事實幾乎可以肯定地增加了我的選舉人得票差額。
美國人民是如何選擇了我的呢？——第一個嬰兒潮時期出生的總統，歷史上第三年輕的總統，第二個當選總統的小州州長，背負的行李比遠洋客輪還要多。投票過后的選民調查表明，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接著是赤字和醫療保健，最后才是人格問題。歸根結底，我在選舉的目的是什么這場爭論中取得了勝利。在總統選舉中，它的重要性勝過選民是否在具體問題上與候選人看法一致。但是單單經濟這一點還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多虧了詹姆斯·卡維爾和才華出眾的競選班子的幫助，他們使我和其他所有人精力高度集中，集中在我們的政見上，無論是處于順境還是逆境；也多虧了斯坦，格林伯格富有洞察力的民意調查和弗蘭克·格里爾卓有成效的付費宣傳手段；多虧了在基層領導競選的能干的人們；多虧了因羅恩·布朗的領導技巧和12年在野之后重新上臺的愿望而團結一致的民主黨；還有來自少數族裔和婦女的鼎力支持，是他們，還選舉了一個有著6名女參議員和47名女眾議員的國會，以前只有28名；也得感謝共和黨剛開始的不團結和過分自信；感謝大選中來自媒體的令人驚異的肯定性報道，與我在初選中遭到的嚴厲譴責形成鮮明的對比；感謝艾爾和蒂珀的杰出表現，以及我們所代表的世代交替；感謝我在阿肯色州及民主黨領袖委員會工作期間形成的價值觀和理念。最后，我之所以能夠獲勝，是因為希拉里和我的朋友一直陪我經受“戰火”考驗，是因為我被“打成重傷”時沒有放棄。
投票當天夜里，時候還早，布什總統打來電話向我表示祝賀。他很大度，許諾會順利交接政權，丹·奎爾也表示了同樣的態度。最后看‘眼我的獲勝演講稿之后，希拉里和我祈禱，感謝上帝賜福于我們，請求上帝指引我們做好即將到來的工作。隨后我們帶上切爾西，開車到老州政府大樓參加慶祝儀式。
老州政府大樓是我在阿肯色州最喜歡的建筑，到處都是阿肯色州的歷史痕跡和我個人的生活印記。16年前我在這里宣誓就任檢察長，接受人們的祝福；13個月前，我在這里宣布競選總統。我們走上講臺向艾爾和蒂珀以及來自市區各條街道的成千上萬的人們致意。看著所有人的臉，充滿著快樂和希望的臉，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我的內心感激涕零。看到母親眼里歡喜的淚水，我感到很快樂，我希望在天堂的父親正滿懷自豪地看著我。
當我開始這個漫長的冒險之旅時，根本沒有預料到路途會有多么艱辛，結局會有多么美好。聚集在這里的人們和上百萬與他們一樣的人們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現在，我必須證明他們的選擇是正確的。我開始了演講：“今天，滿懷高漲的希望，帶著一顆勇敢的心，廣大的美國人民已經投票啟動一個新開端。”我呼吁投票選擇布什總統和羅斯·佩羅的選民和我一起創造一個“重新團結起來的美國”，然后以下面的話結束了我的演講：
這次勝利不僅僅是黨派的勝利；它是辛勤工作、按規則行事的人們的勝利，是感覺被遺忘和被忽視、希望有所作為的人們的勝利……今天夜里，我接受你們托付給我的責任，成為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偉大國家的領導人。我接受這個責任，滿懷深情、滿心喜悅。但是我也再次呼吁大家成為一個真正的美國人，不僅要期望獲取也要愿意付出，不僅要發現過失也要承擔責任，不僅要照顧自己也要關心他人……讓我們團結起來，把這個國家建設成為我們真心熱愛的國家，成為我們心目中它應該成為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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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束后第二天，我收到了無數祝賀的電話和電報。我立即開始所謂的過渡工作。所有的當選總統大概都得這樣！我們沒有時間慶祝，也沒有花多少時間休整，這可能是個錯誤。在僅僅11個星期內，我和我的家人必須從阿肯色州的生活過渡到白宮的生活。需要做的事太多了：選定內閣成員、各部的高級行政官員以及白宮工作人員；與布什的人商討如何搬進白宮；開始聽取有關國家安全的匯報，和外國領導人談話；主動與國會領導人接觸；把即將送交國會的經濟方面的議案定稿；制定一個實施我的其他競選承諾的計劃；處理大量的開會請求，并設法滿足我的競選工作人員和主要支持者們的愿望，讓他們盡早知道自己是否能成為新政府的成員；以及對剛發生的事件做出回應。在接下來的70天里，發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在國外：在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正設法減輕聯合國的制裁；在索馬里，布什總統把美國軍隊派到了那里，執行人道任務，以防出現大量人員餓死的情況；還有俄羅斯，經濟一團糟，葉利欽總統面臨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和未改變信仰的共產黨人的反對越來越強烈，俄羅斯從波羅的海國家的撤軍也被推遲了。“待辦事情”的單子越來越長。
幾個星期之前，我們在小石城悄悄地組建了一個過渡計劃行動小組，由一個委員會領導。委員會成員包括弗農·喬丹、沃倫·克里斯托弗、米基·坎特、圣安東尼奧市前市長亨利·西斯內羅斯、多麗斯·松井和佛蒙特州前州長馬德林·昆寧。工作組主任由杰羅德·斯特恩擔任。他是西方石抽公司的行政副總裁，當時正在休假。很顯然，我們不想讓人覺得，我們把選舉勝利看做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此行動小組保持低調，電話號碼沒有收入電話號碼簿，位于沃森銀行大樓13樓的辦公室門上也沒有任何牌子。
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于星期三來到州長官邸。這時我和希拉里請他繼續擔任我們在白宮的通信主任。我本想把詹姆斯·卡維爾也請到白宮工作，請他幫我們擬訂計劃，并幫我們及時獲取各種信息。但他認為自己不適合在政府部門任職，兩天以前還對記者說：“要是哪個政府雇用了我，我就不在那個國家生活了。”
星期三下午，我會見了行動小組的委員會，拿到了第一批匯報文件。下午2點半，我在州長官邸的后草坪上舉行了一個簡短的記者會。因為布什總統與伊拉克的關系再次緊張起來，我特別強調，美國“在任何時期都只有一個總統”，而且“美國的外交政策由這一位總統全權負責”。
我當選總統的第二天，與幾位外國領導人通了話，隨后到辦公室處理了一些阿肯色州的事務，并感謝州長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因為我不在時他們工作得很出色。那天晚上，我們為競選工作人員舉辦了一個宴會。我嗓子仍然嘶啞，只能勉強說出“謝謝”。大部分時間我只是不停地握手，到處走動，襯衫上寫著“對不起，我無法說話”和“你們干得不錯”。
星期五，我任命弗農·喬丹為過渡委員會的主席，沃倫·克里斯托弗為委員會的主任。對他們的任命宣布后，華盛頓和小石城的反應都很好。他們在這兩個城市都受到了選舉工作人員的尊重。競選勝利的喜悅慢慢退去后，很多選舉工作人員都流露出疲憊的神情，變得易怒，并擔心自己的將來。這是預料之中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過渡工作進入第二周后，節奏加快了。我與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埃及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沙特阿拉伯國王法赫德就中東和平問題進行了談話。弗農和克里斯托弗選定了過渡委員會的大部分高級成員：民主黨副主席亞歷克西斯·赫爾曼和協助艾爾·戈爾競選的馬克·吉爾蘭被任命為副主任；民主黨領袖委員會主席艾爾·弗羅姆負責國內政策；桑迪·伯杰和我的競選助手南希·索德伯格一道負責外交政策；吉恩·斯珀林和與我同獲羅茲獎學金的同學鮑勃·賴克負責經濟政策，賴克當時是哈佛大學教授，寫過幾本令人深思的有關全球經濟的書。對各重要職位候選人的審查由湯姆·多尼倫負責。多尼倫是華盛頓的一位精明的律師，長期都是民主黨積極分子。他的工作很重要。由于有些候選人以前有經濟問題或個人問題，或是有以前未被注意的意見，而使總統的任命被否決，這是華盛頓政治生活中的常事。我們的審查人應確保任何愿意為政府效力的人都經得起嚴格的審查。
幾天后，前南卡羅來納州州長迪克·賴利加入過渡委員會，負責掌管各部高級行政官員的任命。賴利的工作極其繁重。有一次，他拿到了三千多份簡歷，另外還有好幾百人打電話過來。很多電話是國會議員和州長們打來的，希望賴利親自給他們回電話。許多為我們競選勝利做出貢獻的人都想在新政府里任職，以至于我擔心有些能干的、理應進入新政府的人會被遺漏掉。后來，有些這樣的人的確被遺漏掉了。
過渡工作的第三周，我主要忙于主動與華盛頓的官員們聯系。我邀請了眾議院議長湯姆·福利、眾議院多數黨領導人迪克·格普哈特和參議院多數黨領導人喬治·米歇爾到小石城來聚餐，并在早晨開子個會。在與民主黨領導人的交往中，我贏得了一個漂亮的開局，這一點很重要。我知道我必須依賴他們的支持才能成功，而他們也知道，美國人民期待著我們去打破華盛頓的黨派壁壘。這要求我和他們都做出讓步，但會議結束后，我已確信我們可以合作。
星期三，我去華盛頓待了兩天，會見布什總統、國會中的其他民主黨議員和國會中的共和黨領導人。我和布什總統的會面原定一個小時，但實際持續的時間卻兩倍于此。我們的會面是誠懇而有助益的。我們談了許多問題。總統對我國外交政策所面臨的挑戰作了回顧，我發現他的見解極為深刻。
離開白宮，我驅車兩英里，來到華盛頓北部一個為貧困、失業、毒品和犯罪所困擾的社區。到了佐治亞大道，我下車步行了一個街區，與商人和其他市民握手交談，談論他們面臨的問題以及我能給予他們的幫助。在我所站的地方一英里之內，前一年有八個人被殺。我吃了一份中餐館的外賣。這家中餐館的工作人員在防彈玻璃后面工作。學齡兒童的家長們說他們感到害怕，因為他們孩子的許多同學都把槍帶到丁學校。盡管聯邦政府仍然保留著對華盛頓這座城市相當多的控制權，但在華盛頓市中心貧民區居住的人們卻經常被國會和白宮遺忘。我想讓這個城市的居民知道，我關心他們面臨的問題，我想做個好鄰居。
星期四早晨我出去跑步。我跑出海伊一亞當斯賓館的大門，穿過白宮對面的拉菲特廣場，來到一條滿是無家可歸者的街道。他們前一天晚上就是在那里過夜的。然后我跑過華盛頓紀念碑和林肯紀念堂，再往回跑，來到賓館附近的麥當勞餐廳。我要了杯咖啡，遇到了一位59歲的人。他告訴我，由于經濟不景氣，他失去了工作和所有的東西。我一邊往賓館走，一邊想著這個人，想著如何從圍繞著每一位總統的高墻之內，了解到他這樣的人所面臨的問題。稍后，我與14位民主黨國會領導人共進了早餐。然后我與參議院少數黨領導人鮑勃·多爾進行了私人會面。我一直很尊重多爾，因為他在二戰中受傷以后勇敢地挺了過來，在食品券和殘疾人權利保障等問題上也與民主黨人合作。另一方面，由于他有自己的黨派之見，所以在選舉的當晚曾不失時機地說，因為我“甚至沒有贏得多數……所以并沒有明確的授權”。因此，多爾說，他的任務是“使我們的黨團結起來。主動出擊，爭取獨立支持者和佩羅的支持者，以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和多爾談得不錯，但會面結束我離開時，我還拿不準我們的關系會怎樣，也不清楚他的目的是什么。畢竟，多爾也想當總統。
我與眾議院少數黨領導人鮑勃·米歇爾的會談也是一次誠懇的會談。米歇爾來自伊利諾伊州，是一位老派的保守主義者。不過，共和黨督導員，來自佐治亞州的紐特·金里奇休假去了，這讓我頗感失望。金里奇是眾議院保守派共和黨人的政治和精神領袖，他相信，把文化和宗教保守主義者與反對大政府及重稅的選民聯合起來，就可以筑成共和黨永久性的多數地位。布什總統19田年簽署了民主黨提出的赤字削減一攬子方案，他因此對布什總統橫加指責，因為該方案中包含了增加汽油稅的條款。我完全可以想到，他將如何對我。
回到賓館，我會見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柯林·鮑威爾將軍。在里根總統和布什總統的支持下，他已升至最高軍銜，在他最后九個月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任期中，他將在一位與前兩位總統很不一樣的總司令手下工作。他反對我提出的允許同性戀者參軍的提議，雖然在使他成為大眾英雄的海灣戰爭期間，五角大樓明知有一百多人是同性戀者，還是讓他們參了軍。這些人直到戰爭結束后才被開除出軍隊，因為軍隊已不需要他們了。盡管我們之間存在分歧，但鮑威爾將軍明確表示，他將盡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包括向我提出誠懇的建議，而這正是我想要的。
參加了帕梅拉·哈里曼舉辦的餐會后，我和希拉里結束了華盛頓之行。在此之前的那天晚上，弗農和安·喬丹夫婦也邀請了一些人與我們共進晚餐。這兩次餐會，還有后來凱瑟琳·格雷厄姆舉辦的餐會，目的是把希拉里和我介紹給華盛頓政治、媒體和企業圈子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我們還感到很陌生。
我和家人最后一次在州長官邸過了感恩節。其間我們訪問了一個朋友開辦的庇護所。這家庇護所是為躲避家庭暴力而離家出走的婦女和兒童開辦的，我們每年都去訪問一次。然后，我和希拉里帶著切爾西和切爾西的朋友伊麗莎白·弗萊芒飛往南加州，與我們的朋友托馬，森一家人一起短暫休息，并禮節性地拜訪里根總統。里根的辦公室設在一棟非常漂亮的大樓里，大樓所在地正是20世紀福克斯公司曾經用來拍電影的地方。那次拜訪讓我真的很開心。里根很善于講故事，而且在白宮當了八年總統，有很多我想聽的好故事。拜訪結束時，他給我一罐他頗為得意的果凍，罐子是紅、白、藍三色相間的。在以后的八年里，我一直將這個罐子放在辦公室里。
到了12月，我開始做人們雇用總統來干的事情：決策。由于我曾許諾將“像一束激光那樣”專注于經濟，所以我先從經濟開始。12月3日，我與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在州長官邸進行了一次一對一的會談。美聯儲主席對經濟有著巨大的影響，主要是因為他有權設定短期利率。短期利率可以影響長期商業利率和消費貸款利率，包括房屋按揭利率。由于格林斯潘對經濟學的各個方面都很有研究，在華盛頓的權力游戲中也經驗豐富，因此他在談話和向國會所作的陳述中提出的觀點很有分量。我知道格林斯潘是位保守的共和黨人，對我當選可能感到失望，但我想我們可以合作，原因有三：第一，我堅信聯邦儲備委員會應該有獨立性；第二，和格林斯潘一樣，我相信必須削減赤字；第三，和我一樣，他也曾是次中音薩克斯樂手，但發現要想謀生，還是干別的行當好一些。
一星期后，我開始宣布內閣成員名單。最先宣布的是各經濟部門的名單。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勞埃德·本特森被任命為財政部長。本特森是一位親企業界的民主黨員，但同時仍然關心普通大眾。他瘦高個子，帶點貴族氣質，來自得克薩斯州南部一個富裕家庭，二戰中當過轟炸機飛行員，在意大利作戰，戰后被選為眾議員。當了三屆眾議員后，他進入企業界，后來于1970年擊敗國會議員喬治·H．W．布什，當選為參議員。我喜歡本特森，相信他是財政部長的絕佳人選：他很受華爾街的尊敬，與國會打交道也卓有成效，并全力支持我恢復經濟增長、減少貧困的目標。本特森的副部長是黑石集團投資公司副總裁羅杰·奧爾特曼。奧爾特曼是老牌民主黨人，也是金融方面的奇才，他的到來壯大了我們的力量。將改善我們與華爾街的關系。我任命的另外一名財政部官員是拉里·薩默斯，他將成為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薩默斯28歲時已成為哈佛大學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他的名氣讓我相信他實際上的才智更在名氣之上。
我選擇了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主席列昂·帕內塔議員擔任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這是一個關鍵職位，對我來說尤其重要，因為我決心精心編制預算，既能削減赤字，又能擴大對我國長期繁榮至關重要的那些領域的支出，如教育和科技。約見列昂之前我并不認識他，但他淵博的知識、充沛的活力和腳踏實地的作風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一名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候選人愛麗絲·瑞芙琳被我任命為副局長。和列昂一樣，瑞芙琳在削減赤字問題上是個“鷹派”，對那些需要聯邦政府幫助的人很敏感。
我讓鮑勃·魯賓擔任了一個新職務：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在白宮協調經濟政策。該委員會的運作方式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大致相同，聯合各相關部門，制定并實施相關政策。我確信，聯邦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上組織得還不夠好，效率也不夠高。我不僅想把財政部與行政管理和預算局的稅收和預算職能結合起來，還想把商務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進出口銀行、勞工部和中小企業管理局的工作協調起來。我們必須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資源，來實施所有收入階層和地區都可以受益的全面而精密的經濟政策。魯賓正適合干這個工作。他既不張揚又熱情飽滿，曾擔任紐約最大的投資公司高盛公司的副總裁。如果他能平衡好該公司的形象和利益，那他就極有可能勝任我委派給他的工作。好幾年之內，國家經濟委員會的變動在白宮是最大的。也幸虧有了魯賓，該委員會出色地維護了美國的利益。
我宣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受人尊敬的經濟學教授勞拉·泰森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勞拉在技術、工業制造、貿易、微觀經濟問題方面的知識給我印象很深。我覺得長期以來，在制定國家經濟政策時，微觀經濟問題被忽視了。
我還任命鮑勃·賴克為勞工部長。勞工部長一職在里根和布什政府中很受冷落，但我認為這一職位是我們經濟班子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鮑勃曾寫了幾本很不錯的書，認為需要有更好的勞資合作，并加強現代工作場所中的靈活性和安全性。我相信他能夠保護工人在醫療保健、工作安全和福利方面的權益，并確保勞工支持我們的新經濟政策，而這種支持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任命羅恩·布朗為商務部長，以兌現我在競選時做出的提高該部重要性的承諾。這個部一直被認為是“第二梯隊”部門，這種誤解持續的時間太久了。羅恩有頭腦又有膽識，曾把民主黨的自由派和基層勞工與那些支持民主黨領袖委員會新政策的人聯合起來，將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從垂死邊緣挽救過來。如果有誰能夠為商務部的官員們注人活力，維護美國的商業利益，羅恩就是一個。他將成為第一位擔任商務部長的非洲裔美國人，并成為該部有史以來最能干的領導人之一。
在我宣布對羅恩·布朗的任命這一天，我辭去了阿肯色州州長的職務。我再也沒有時間履行州長職責，副州長吉姆。蓋伊·塔克也早已，做好了接任的準備。辭去州長一職頗令我失望，因為差24天，我未能打破奧瓦爾·福伯斯保持的擔任本州州長時間最長的記錄。
經濟方面的主要職位任命完畢后，我于12月14日和15日在小石城召開丁一次經濟峰會。為了這次會議，我們準備了六個星期。準備工作是在米基·坎特、約翰·埃默森和厄斯金·鮑爾斯的領導下進行的。約翰是希拉里的朋友，在加利福尼亞時就支持我；厄斯金是北卡羅來納州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支持我是因為我提出了“新民主黨人”的理念，并支持有關胎盤組織的研究。他的家人患有糖尿病。和我一樣，他相信有關胎盤組織的研究對于解開糖尿病及其他不治之癥的秘密是至關重要的。
召開會議的消息宣布以后，每一位美國人似乎都想參加。但我們必須控制與會代表的人數，這樣小石城會議中心的大廳才可以容納所有代表，并為許多從全世界趕來想報道這次會議的記者留出足夠的地方。為此我們頗費了一番腦筋。工作人員最終將代表人數削減為329名，涵蓋了從（財富》5印強企業的老總到一些硅谷公司的經理再到商店店主等等，還包括勞工領導人、學者、阿肯色州的一位農場主和切羅基印第安部落的酋長。這位酋長有個令人難忘的名字，叫威爾瑪·曼基勒。
會議開幕時，氣氛令人振奮，大會好像成了政策制定者們的搖滾音樂會。媒體把這次會議稱做“政策工作狂歡會”。各專門小組提出了非常有遠見的好建議和一些新思路，并明確了我所面臨的選擇。代表們一致認為，我的頭號任務是削減赤字，盡管這意味著要少減一點中產階級的稅，或者完全不減他們的稅。這次被我們稱為“米基度假會”的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并非僅僅是政策狂們才這么看，會議結束后發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77％的美國人對我為接任總統所做的準備表示贊同。
這次經濟會議發出了一個響亮而明確的信息，那就是，正如我許諾的那樣，美國正擺脫滴人式經濟模式，走向投資和增長的模式；美國不再忽視那些在不斷變換的全球化經濟中節節敗退的人們，而要為每一位負責任的國民提供機會。后來，我任命米基·坎特為美國貿易代表，厄斯金·鮑爾斯為中小企業管理局局長，約翰·埃默森到白宮辦公廳工作。他們靠努力贏得了在新政府中的職位。
就在經濟會議召開之前，我宣布麥克·麥克拉蒂將擔任白宮辦公廳主任。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決定，因為盡管麥克在布什政府的兩個聯邦部門工作過，但他在華盛頓還很難稱得上是圈內人。他告訴我，他更愿意做更符合他商業背景的工作，但我說服他接受了這個職務，因為我相信他能夠讓白宮辦公廳平穩地運作，并創造一種團隊合作的氛圍，我希望在那樣的氛圍中工作。·他中規中矩而又靈敏機智，具有高超的談判技巧，以及同時追蹤并了解多件事情的能力。他是我四十多年的忠實朋友，我相信他不會把我與各種不同的觀點和信息阻隔開。在我們上任的第一個月里，我們都對華盛頓的政治和媒體文化全然無知。不過，因為有了麥克，我們完成了很多事情，并營造了一種合作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前面很多屆總統的白宮辦公廳都沒有的。
從12月11日到18日，我又任命了一批官員，向著組建有史以來最富多樣性的政府這一目標更走近了一步。11日，我任命威斯康星大學校長唐納·沙拉拉為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任命佛羅里達州環保局長卡羅爾·布朗納為環境保護署署長。沙拉拉精力充沛，身高4英尺11英寸，祖籍黎巴嫩，希拉里認識她許多年了。在約見布朗納之前我并不認識她，約見后對她印象很深。我的朋友勞頓·奇利斯州長對她評價很高，艾爾·戈爾也希望她能得到這份工作。這兩位女士干滿了我的八年任期，取得了很多成就。15日，消息傳了出去，我將任命阿肯色州衛生部部長喬伊斯林·埃爾德斯為美國最高的公共衛生官員——衛生局長。喬伊斯林是第二位畢業于阿肯色大學醫學院的黑人婦女，在小兒糖尿病方面是全國權威。
17日，我宣布任命亨利·西斯內羅斯為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部長。亨利極具政治天賦，富有同情心，是美國最受歡迎的西班牙裔政治家。他在任圣安東尼奧市長期間，振興了該市，因此擔任這一職務是非常夠格的。我還任命杰西·布朗為退伍軍人事務部部長。他是位非洲裔美國人，曾經是海軍陸戰隊士兵，越戰老兵，并擔任美國殘疾退伍軍人協會的執行主任。
12月21日，我任命黑茲爾·奧利里擔任能源部長，任命迪克·賴利為教育部長。黑茲爾是位黑人，此前任明尼蘇達的北方電力公司的公共事業經理，是天然氣專家。我想支持天然氣的發展，因為天然氣比石油和煤都要干凈，而且供應充足。迪克和我是多年的朋友。他外表謙遜，內心卻很剛強。他長期受脊椎病痛的折磨，但克服了病痛，成為一名成功的律師，在政壇也頗有成就，家庭也很幸福。他還是一名的重視教育的丁不起的州長。在競選期間，我經常引用一篇文章中的話，宣稱在過去十年里，阿肯色州在教育方面取得的進步比其他任何一個州都要大，但南卡羅來納州除外。
12月X日星期四，我宣布了國家安全方面的整個班子。沃倫·克里斯托弗任國務卿，萊斯·阿斯平任國防部長，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任駐聯合國大使，托尼·萊克任國家安全顧問，約翰·伍爾西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海軍上將比爾·克羅任總統海外情報顧問委員會主任。
克里斯托弗在卡特政府中曾任副國務卿，在促使伊朗釋放美國人質的談判中發揮了主要作用。在我選擇副總統及內閣成員的過程中，他也給了我很大幫助，在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方面，我們的看法也一致。有人認為他過于拘謹，工作效率不高，但我知道他能把事情做好。在我明確知道薩姆·納恩不會接受國防部長一職后，就請萊斯·阿斯平出任此職。作為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主席，他對國防事務的了解可能要比任何眾議員都多，理解后冷戰世界面臨的安全挑戰，并決心使我國的軍事力量現代化以迎接這些挑戰。
自從在杜卡基斯的競選中第一次遇到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我就對她有了很深的印象。她是喬治敦大學很受歡迎的教授，捷克裔，是瓦茨拉夫·哈韋爾的朋友，熱情而明確地倡導民主和自由。我想，在后冷戰時代，她將是我國在聯合國理想的發言人。因為我還想在國家安全事務方面聽取她的建議，所以我把駐聯合國大使提升為部長級。
確定國家安全顧問的人選對我來說很艱難，因為托尼·萊克和桑迪·伯杰兩人在整個競選活動中，都在外交政策方面給了我很好的教導和建議。托尼年紀大一些，桑迪在卡特政府的國務院中曾在他手下干過，但我認識桑迪的時間更長，了解也更深。最后，桑迪找到我，建議我任命托尼為國家安全顧問，他做托尼的副手，這個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中央情報局局長一職是最后任命的。我本想任命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來自俄克拉何馬州的戴夫·麥柯迪擔任此職，但讓我很失望的是，他謝絕了。約翰·伍爾西長期活躍于華盛頓外交政策圈中。我是1991年下半年在一次國家安全討論會上認識他的。那次討論會由桑迪·伯杰組織，參加會議的包括一群觀點各不相同的民主黨人和無黨派人士，他們在國家安全和國防方面所持的觀點，比我們黨通常發表的觀點更靈活一些。伍爾西顯然很機警，對中情局局長一職也很感興趣。約見他一次之后，我把這一職位給了他。
國家安全班子任命完后，我即將完成自己設定的在圣誕節前完成內閣任命的任務。在圣誕節前一天，我們完成了這個任務。除了正式宣布對米基·坎特的任命外，我還提名來自密西西比州的邁克·埃斯皮議員為農業部長，任命前丹佛市市長費德里科·培尼亞為交通部長，任命前亞利桑那州州長布魯斯·巴比特為內政部長，任命埃特納人壽與傷害保險公司的總法律顧問佐薇·貝爾德為第一位女司法部長。
邁克·埃斯皮是民主黨領袖委員會里的活動分子，懂得農業問題，他與來自新奧爾良的比爾·杰弗遜議員和來自亞特蘭大的約翰·劉易斯議員是阿肯色州之外第一批支持我的黑人領袖。我跟培尼亞并不熟，但我知道他是一位好市長，并領頭建起了丹佛規模宏大的機場。航空業日子難過，需要一位知道這一行困難的交通部長。布魯斯·巴比特是我最喜歡的州長同行之一。他才氣橫溢，不迷信任何權威，而且說話機智詼諧，在傳統上屬于共和黨領地的亞利桑那州贏得了選舉，成為一位活躍的、極富進取心的州長。我希望他能活躍推進我們的環保政策，使我們在西部各州少犯卡特總統那樣的錯誤。
我最初打算任命弗農·喬丹為司法部長。他是位知名的民權律師，在美國企業界口碑很好。不過和詹姆斯·卡維爾一樣，他決心不在政府中任職。我和他在州長官邸的后門廊上有過一次談話，其間他表示不愿意進政府。之后我考慮了好幾個人選，最后才選定了貝爾德。
我在約見貝爾德之前還不認識她。她除了擔任埃特納公司的法律顧問外，還在卡特政府白宮辦公廳任過職，關心窮人利益。盡管只有40歲，但她理解司法部長一職的作用及她將面臨的挑戰，而且她的理解好像還不同尋常地成熟。
盡管后來我將有些職位提升為部長級，包括食品與藥品管理局局長、中小企業管理局局長、聯邦緊急措施署署長，但我成功地在圣誕節之前完成了對內閣的任命，政府成員毫無疑問是勝任的，多樣性也是史無前例的。
這是圣誕節的一個好消息，但不是主要的消息。布什總統給了他從前的同事們，可能還有他自己一個大圣誕禮物。他赦免了被獨立檢察官勞倫斯·沃爾什起訴的與伊朗門丑聞有牽連的卡斯帕·溫伯格及其他五個人。對卡斯帕·溫伯格的審判即將開始，布什總統作為證人可能被傳喚。沃爾什憤怒地指責說，赦免為六年來的遮遮掩掩畫上了句號，“破壞了無人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的原則，表明有權勢的人，有了有權勢的朋友，可以在高位上犯下嚴重的罪行——故意濫用公眾的信任——卻不受懲罰”。從此無法傳喚任何一個被告人到法庭上宣誓作證，即便有新的證據，也無法讓他們出庭。就在兩周前，沃爾什得知，盡管他一再要求布什交出與伊朗軍售事件有關的筆記，但布什和他的律師博伊登·格雷一年多來遲遲未交。
我不同意布什的赦免決定，本來也可以采取更多行動阻止這一決定。但我沒有這么做，原因有三。首先，根據我國憲法，總統有絕對的赦免權；其次，我想使我們的國家更團結，而不是更分裂，盡管這種分裂政治上對我有利；再次，布什總統為國家服務數十年，我認為我們應該讓他平靜地退休，把這件事留給他的良心吧。
圣誕節后這天，我得到一個意外的驚喜。《時代》雜志宣布將提名我為“年度風云人物”。該雜志說我得到了一個機會，“在重新創造這個國家的周期性時刻中成為主角——這是美國人重新審視自己，挖掘出最深處問題的時刻”。當被問及這一榮譽時，我回答說我感到很高興，但也為這個充滿麻煩的世界而擔心，擔心因為要做的事情太多而陷入困境，擔心搬到華盛頓對切爾西好不好。切爾西沒什么問題，但事實證明我的其他擔心是有根據的。
新年這一天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在希爾頓海德島過“復興周末”。在過去近十年里，我們每年的新年都是這么過的。我喜歡和老朋友們在一起，在沙灘上和孩子們玩觸身式橄欖球，用希拉里給我的那套新球棒打幾局高爾夫球。我喜歡參加小組討論。討論中，人們從科學到政治、愛情無所不談，我從中所學頗多。在那一年的討論中，我尤其喜歡一篇題為“在享用簡易午餐時我想告訴總統什么”的演講。
與此同時，布什總統正不停地出訪。他訪問我國駐扎在索馬里的軍隊，然后打電話告訴我，他正前往俄羅斯和鮑里斯·葉利欽簽署一項限制戰略性武器的條約——《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我支持這項條約，許諾將推動參議院批準該條約。布什也幫助了我。他告訴其他世界領導人，說他希望我“繼任總統”，告訴他們在重要問題上很容易與我合作。
1月5日，我和希拉里宣布，將把切爾西送往私立學校西德維爾朋友中學上學。在此之前，切爾西一直在公立學校上學，哥倫比亞特區也有幾所好的公立學校。與切爾西談過之后，我們選擇了西德維爾，因為在那里她的隱私可以得到保障。她快13歲了，我和希拉里希望她有機會像普通孩子一樣度過少年時代。她自己也是這么想的。
1月6日，距就職典禮僅剩兩周了，就在我與我的經濟小組第一次開會的前一天，布什政府的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理查德·達曼宣布，預算赤字甚至比預期的還要大。（我的工作人員堅信，達曼早就知道預算赤字很大，卻把這一壞消息推遲到選舉以后才宜布。）不管怎么說，現在更難擺平互有矛盾的優先選擇計劃了：削減一半的赤字而又不損害短期內十分脆弱的經濟復蘇；制定合適的削減支出與增加稅收的措施，以削減赤字并增加對我國長期經濟繁榮至關重要的那些領域的投人；確保稅收對中低收入的勞動階層來說更加公平。
第二天，我的經濟小組圍坐在州長官邸的餐廳飯桌邊開了次會，討論我們面臨的兩難處境，并尋找能夠帶來最大經濟增長的政策選擇。根據傳統的凱恩斯經濟學理論，在經濟困難時期，政府應實行赤字政策，在經濟狀況良好時期，實行平衡預算或預算盈余政策。因此，為削減一半赤字而采取的大幅削減開支和增加稅收的措施，在目前是一味并不對癥的藥。這就是為什么富蘭克林·羅斯福因承諾要實現預算平衡而當選，當選后卻放棄削減赤字的政策，轉而執行擴大支出的政策，以使人們回到工作，并刺激私有經濟。
用這種傳統的經濟學方法分析當前狀況的問題在于，在里根和布什的任期內，我們建立了一個巨大的結構性赤字，不論經濟狀況好壞，這種赤字都存在。里根總統就任時，國債總額為1萬億美元。由于1981年大幅度的減稅以及支出的增加，在他的八年任期內，這一數字漲了兩倍。在布什總統任期內，國債繼續增加，在僅僅四年內就增加了1／3。現在國債總額為4萬億美元。每年支付國債的錢是聯邦預算中的第三大支出，僅次于國防和社會保險。
赤字是實行所謂的供方經濟學政策不可避免的結果。該理論認為，減稅越多，經濟增長就越快；由于經濟增長了，盡管稅率低了，但稅收仍然比此前高稅率時多子。當然，這種理論不起作用，在整個80年代經濟復蘇時期，赤字一直在爆炸性地增長。盡管供方經濟學是一種糟糕的算術和差勁的經濟學，但共和黨人仍然抓著不放，因為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反對稅收，而且短期內，這種經濟學是一種可以帶來好處的政治伎倆。“多花錢，少收稅”很動聽，給人感覺也很好，卻使我國的經濟陷入了深淵，給我們孩子的將來籠罩了一層陰霾。
預算赤字加上貿易赤字，要求我們每年都引人數額巨大的資本，為我們過度的支出提供資金。為了吸引這些資本，避免美元急劇貶值，我們不得不把利率定得很高，遠高于我當選前經濟衰退時應該維持的水平。高利率抑制了經濟增長，等于是間接向那些通過貸款按揭房屋、購買汽車及其他商品的美國中產階級征收了重稅。
會議由鮑勃·魯賓主持。一開始他就請列昂·帕內塔發言。列昂說赤字情況越來越糟糕，是因為經濟疲軟造成稅收減少，同時有資格接受政府援助的人越來越多，醫療保健開支也不斷飛漲。勞拉·泰森說如果目前的狀況持續下去，以后幾年的經濟增長率可能為2．5％到3％，不足以降低失業率，確保經濟持續增長。接下來，我們開始吃椰子肉，同時請艾倫·布林德分析一下，看看通過降低利率和強有力的削減赤字一攬子計劃是否會刺激經濟增長，并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因為政府在借款方面與私人經濟競爭并不激烈。布林德說會出現這種情況，但幾年之內，這種積極的效果就會被政府減少支出和較高稅率所帶來的消極經濟影響所抵消，除非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國債市場也大幅降低利率，對我們的計劃做出回應。布林德認為，由于前幾年削減赤字的許諾都未能實現，國債市場不大可能做出熱烈的回應。拉里·薩默斯表示了異議。他說好的計劃可以說服市場降低利率，因為隨著經濟復蘇，并沒有通貨膨脹的危險。他引用了一些亞洲國家的經驗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三十來歲的國債交易商對普通美國人的生活有巨大的影響。我們這是第一次就此交換看法，以后這樣的交換意見還有很多次。我對于這種現象大聲抱怨，鮑勃·魯賓則加以反駁，情形常常顯得很可笑，但問題實在太嚴重了。全國的失業率居高不下，達到7甲6以上，我們必須采取行動。泰森和布林德的意見似乎是，為了經濟長期的健康發展，我們必須削減赤字，但這么做會在短期內放慢經濟增長速度。本特森、奧爾特曼、薩默斯和帕內塔則認定國債市場會積極回應。他們相信削減赤字會使經濟增長加快。魯賓只是主持會議，但我知道他同意本特森他們的觀點。艾爾·戈爾也是如此。
鮑勃·賴克未能參加這次會議，但第二天他送給我一張便條。他認為，盡管國債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過高，但教育、培訓和非國防性研發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都比里根執政前要低，而且投資不足正和巨額赤字一樣，對經濟造成了傷害。他說，我們的目標不應是將赤字削減一半，而是將赤字和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恢復到里根執政前的水平。他認為，投資可以提高生產率，加快經濟增長并增加就業，使得我們能夠削減赤字，但如果我們僅僅削減赤字，經濟增長就會停滯，稅收不足，因此無論如何也不能將赤字削減一半。我知道，吉恩·斯珀林很贊同賴克的看法。
當我還在思考這一爭論時，我們已開始討論如何完成我們必須完成的赤字削減任務。在我的競選計劃“人民為先”中，我曾建議削減預算1400億美元以上。由于赤字增加了，就要削減更多的赤字以在四年內實現削減一半赤字的目標。這引起了我們該怎么削減的第一次爭論，這樣的爭論后來還有很多次。比如，我們可以減少社會保障中的生活津貼開支，這樣可以節省很多錢。但正像希拉里指出的那樣，65歲以上的美國人中，幾乎有一半依靠社會保障才能生活在貧困線之上；削減生活津貼開支會傷害到這些人。我們不必做最終決定，不與國會領導人討論，也無法做出這樣的決定，但很明顯，無論我們最后怎樣決定，都不會容易。
在競選中，我除了提議削減預算外，還建議征收數量相當的新稅收，全部向富裕的個人和公司征收。現在，為了削減一半赤字，我們也不得不增收更多的稅。我們幾乎必須放棄范圍廣泛的中產階級減稅方案，不過對于那些年收人為3萬美元或更少的工人家庭，我仍然決心要減他們的稅。20年來，這些家庭的收入不斷減少，他們需要幫助。況且，要想成功地使人們不再依賴社會福利而去工作，我們必須使低收入的工作比公共援助更有吸引力。勞埃德·本特森逐個研究了可能增稅的項目。他說任何增稅法案都將很難實行，但最重要的是必須保證法案通過。如果我們的計劃不能在國會通過，將危及我的總統職位。本特森說我們應該向國會提交多項議案。這樣即使有一兩項沒有通過，我仍然可以宣稱取得了勝利，避免政治上被削弱。
討論了稅收問題之后，羅杰·奧爾特曼和拉里·薩默斯認為，為了與削減赤字計劃相配套，應實行短期經濟刺激方案。他們提出了一個200億美元的支出計劃。這個計劃最好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最壞也可以防止經濟衰退。在他們看來，經濟衰退有20％的可能性。接著吉恩·斯珀林分析了可供選擇的各種新的投資方案。他力爭最大的一筆投資，約為900億美元。這筆投資將立即實現我在競選期間做出的所有承諾。
討論完稅收和投資問題之后，我覺得這些強烈反對赤字的部長們是正確的。如果我們不大幅削減赤字，利率就降不下來，就會妨礙經濟的強勁恢復。艾爾·戈爾表示完全贊同。不過，在討論我們需要削減多少赤字的時候，我也擔心會出現勞拉·泰森和艾倫·布林德所預測的——同時也是羅杰·奧爾特曼和吉恩·斯珀林所害怕的——短期經濟停滯。將近六個小時之后，我們開始討論減稅方案。很顯然，經濟政策的制定算不上科學，至少在當時的情況下不算。假如制定經濟政策是藝術的話，那它在債券市場那些觀眾的眼中也得是美麗的。
一個星期后，我們又舉行了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我放棄了中產階級減稅方案，同意在社會保險、保健醫療和醫療補助方面省點錢。我還支持艾爾·戈爾提出的稱做“英制熱量單位稅”的大范圍能源稅。艾爾說盡管“英制熱量單位稅”在產石油和天然氣的各州會引起爭議，但該稅將會影響所有的經濟領域，減輕普通消費者的負擔，并可以促進節約能源。我們正急需更多節約能源的措施。
幾個小時以后，我們又開始討論應該減多少稅的問題，先展望五年后的情形，然后又回到現在的情況。戈爾的立場很堅定；他說，如果我們想最大限度地減稅，我們就得借一點勇氣，創造一種新的現實，使我們可以干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比如要求收入超過一定水平的社會保險受益人為自己的福利繳稅。瑞芙琳同意他的看法。布林德則認為，如果聯邦儲備委員會和證券市場相信我們，我們的計劃也許可行。泰森和奧爾特曼對于短期內經濟是否會萎縮表示懷疑。斯珀林和賴克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們主張應增加投資。
斯坦·格林伯格、曼迪·格倫沃爾德和保羅·貝加拉也主張增加投資。他們不是會議的正式參加者，但擔心我會受那些沒有為我競選出力的人影響，把我自己信仰的東西犧牲掉，不關心那些選了我的普通美國人。11月下旬，斯坦送給我一張便條，說如果我不盡快行動，解決失業和收入下降的問題，我和選民的蜜月期將會是短命的。那些認為自己在1992年里經濟狀況惡化的人，60％都投了我的票，占選民總數的1／3。斯坦認為，削減赤字的計劃將使我失去這些選民。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也參加了會議。他試圖向斯坦他們解釋，赤字會毀了我們的經濟，如果我們不解決這個問題，經濟就不會復蘇，就沒有稅收收入用于教育、中產階級的減稅計劃，或是其他任何方面。本特森和帕內塔希望盡量削減赤字，國會通過多少，就減多少。他們提出的減稅幅度比戈爾提議的要小一些，但仍然很大。魯賓作為會議的主持人，再一次保留了自己的意見，但我能感覺到他支持本特森和帕內塔的看法。聽完每個人的發言后，我也支持本特森和帕內塔的看法。
我曾問本特森，我們應削減多少赤字才能使國債市場反彈。他說在第五年需1400億美元，五年內共需5000億美元。我決定認準5000億美元這個數字。但即便我們削減了更多的開支，增加了稅收，仍然有可能實現不了在我的第一個任期結束時削減一半赤字的目標。這完全取決于經濟的增長速度。
由于我們的策略有可能造成短期內經濟增長放緩，因此我們要尋找促使經濟更快增長的辦法。我會見了三大汽車公司的經理和汽車工人聯合會主席歐文·畢耶伯。他們說，盡管日本汽車在美國市場上幾乎占了30％的份額，但對美國汽車和汽車零件供應商來說，日本市場基本上仍然是封閉的。我要求米基·坎特想個辦法，進一步打開日本市場。增長最為迅速的生物技術產業的代表告訴我，我們應擴大研發退稅的范圍，使年輕的公司也可享受退稅優惠。這些年輕的公司常常掙不到足夠的錢來申請當前法律規定的全額退稅。他們還要求更加強有力地保護他們的專利，修改并加快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的批準程序。我讓我的經濟小組研究一下他們的建議，并整理出一份推薦書。最后，我批準草擬一份總額為200億美元的一次性刺激方案，以在短期內加快經濟增長。
我很不愿意放棄中產階級減稅計劃，但由于赤字情況惡化，我沒有別的選擇。如果我們的策略成功了，中產階級將可以看到直接的好處，那種好處比減稅要遠為實惠——包括更低的房屋按揭利率，更低的購車貸款、信用卡購物和學生貸款利率。我們也不能像我競選時提議的那樣增加那么多支出，至少一開始不行。但是假如削減赤字帶動了利率的降低和經濟增長的加快，稅必將增加，那樣我仍然可以在四年內實現我的投資目標。但這還只是“假如”。
另外還有一個大“假如”：只有得到國會通過，我們的計劃才能產生作用。布什競選失敗后，共和黨人比以前更加反對增稅了，他們很少有人會投票支持我提出的包含新增稅收的計劃。許多來自保守地區的民主黨人在有關增稅的投票中也會很謹慎。來自選票有保障的選區的自由派民主黨人也不會支持預算，如果預算對他們青睞的那些領域削減過多的話。
在經歷了以美國經濟問題為中心議題的競選以后，恰逢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落后于全世界，我就任總統伊始就將提出經濟計劃，這是史無前例的。如果我能說服國會通過我的計劃，如果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國債市場能像我希望的那樣給予回應，這一計劃將給我帶來巨大的好處。不過雖然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這一計劃會成功，但在我總統任期內這一最重要的內政決策仍然是一場大賭博。
盡管在過渡時期我主要忙于任命內閣及其他部門的領導，制定我們的經濟計劃，其他事情仍然在進行。1月5日，我召開了一次會議，會后宣布，我暫時將繼續執行布什總統的一項政策，即攔截并遣返試圖乘船來到美國的海地人。這是我在競選中強烈批評的政策。1991年，海地民選總統讓一貝爾特朗·阿里斯蒂德被拉烏爾·塞德拉斯中將及其同黨推翻后，同情阿里斯蒂德的海地人開始逃離這個島國。布什政府比我更同情塞德拉斯，開始遣返難民，于是引起了人權團體的強烈抗議。我想使海地人更易于尋求并取得美國的政治庇護，但是大量的海地難民是乘坐破舊的小船來美國的，我擔心他們在風高浪急的海上會失去生命。一周之前，有400名海地難民的確就這么死了。因此，我接受了國家安全小組的建議，宜布不再接受所有僥幸到達美國的海地人，而是要加強我們官方在海地的人手，加快辦理政治避難請求。與此同時，由于安全原因，我們將攔截船只，并遣返船上的乘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人權團體譴責我的決定，媒體也將這一決定看做是對我競選時承諾的背叛，阿里斯蒂德總統卻支持我的決定。他知道我們帶到美國的海地人將比布什政府多，而且他也不想他的人民被淹死。
1月8日，我飛往得克薩斯州的奧斯汀市。20年前我曾在那里生活，并為麥戈文工作。在肖茨啤酒園與那時的老朋友相聚、共進午餐之后，我當選后第一次會見了一位外國領導人，墨西哥總統卡洛斯·薩里納斯·德·戈塔里。薩里納斯非常支持他與布什總統通過談判達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我的老朋友安·理查茲州長招待了我們。他也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堅定支持者。我想早點與薩里納斯會面，以向他表明，我關心墨西哥的繁榮與穩定，并使他了解我的立場，即為加強《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勞動保護及環保方面的附加協定很重要，兩國還要進一步加強合作打擊毒品走私。
13日，有消息傳出，我任命的司法部長佐薇·貝爾德雇用了兩名非法移民為用人，而且直到最近她考慮接受司法部長一職時才繳納了兩名用人社會保險稅中雇主應繳的那部分。這下她陷人了困境。當時雇用非法移民很普遍，但對佐薇來說這卻是個特別的問題，因為司法部長管著移民和歸化局。由于對佐薇的任命一時難以被批準，負責民權事務的現任助理司法部長斯圖爾特．格爾森將任代理司法部長。我們還派選定的副司法部長韋布·哈貝爾到司法部去處理事務。
在接下來的兩天里，我們又宣布了幾項白宮工作人員的任命。除了任命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為通信主任外；我還提名迪·迪·邁爾斯為第一位白宮女新聞秘書，請埃里·西格爾負責起草新的國民服務計劃。我還任命拉姆·伊曼紐爾為政治事務辦公室主任，亞歷克西斯，赫爾曼為公共聯絡辦公室主任。我還從阿肯色州帶去了幾個人：布魯斯·林賽將負責人事，包括各理事會和委員會的人員任命；卡羅爾·拉斯科擔任我的國內政策助理；我的州長辦公室日程安排助理南希·赫恩賴奇將掌管橢圓形辦公室的運作，她的辦公室就在我辦公室外面；戴維·沃特金斯將監督白宮的行政事務。州長官邸管理員安·麥考伊將到白宮來工作；我的老朋友文斯·福斯特答應負責法律顧問辦公室。
我任命的有些官員并沒有幫助我競選，其中包括伯尼·努斯鮑姆、伊拉·馬加齊納、霍華德·帕斯特、約翰·波德斯塔、凱蒂·麥金蒂、貝蒂·科里和安德魯·弗蘭德利。伯尼·努斯鮑姆將任白宮法律顧問。在1974年的尼克松彈劾案中，他和希拉里同在調查組。伊拉·馬加齊納是我牛津大學的同學，將協助我們推進醫療保健改革。霍華德·帕斯特在華盛頓是經驗豐富的游說人士，將負責處理我們與國會的關系。約翰·波德斯塔是我參加杜菲競選時認識的朋友，將擔任白宮辦公廳秘書。凱蒂·麥金蒂是戈爾選定的，任環保政策顧問。貝蒂·科里在過渡時期擔任克里斯托弗的秘書，將來擔任我的秘書。安德魯·弗蘭德利很年輕，是華盛頓當地人，他將擔任我的助手，無論我有什么約會或到什么地方，他都得陪著我，確保我能讀到匯報文件，并且在我們外出時保持與華盛頓的聯系。艾爾有他自己的辦公人員，辦公室主任是他的田納西州同鄉羅伊·尼爾。希拉里也有自己的辦公人員，辦公室主任是她的老朋友麥琪·威廉姆斯。我還宣布支持我的競選經理戴維·威廉接替羅恩·布朗，擔任民主黨委員會主席。戴維比較年輕，沒有羅恩·布朗那種在公眾中的知名度，但幾乎可以說其他人也都沒有這種知名度。他的長處在于基層組織能力強，而我們黨在州一級及地方恰好迫切需要振興。我想，既然現在我和戈爾入主白宮，我們必須承擔起絕大部分籌款和向公眾發布信息的責任。
除了任命這些官員外，我還發表了一份聲明，全力支持布什總統在伊拉克采取的軍事行動，并第一次提出，我將努力促使塞爾維亞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因為戰爭罪行而被審判。這一審判很長時間以后才得以實現。
在此期間，我還在州長官邸為福音派的牧師們舉行了一次午餐會。是我的牧師萊克斯·霍恩建議我這么做的。萊克斯認為，這將有助于我與這些牧師們開展一次非正式的會談，這樣我至少將在福音教會中有一些溝通渠道。大約來了十位牧師，包括全國聞名的查爾斯·斯文德爾、阿德里安·羅杰斯和馬克斯·魯卡多。我們還邀請了希拉里在小石城第一聯合衛理公會教堂的牧師艾德·馬修斯。馬修斯是個相當不錯的人，我們知道，假如午餐會陷入論戰，他會站在我們一邊。芝加哥附近柳溪社區教堂年輕健談的牧師比爾·希貝爾斯給我的印象尤其深。他白手起家，在他的教堂吸引了全國最大規模的信眾。和其他牧師一樣，他不同意我有關墮胎和同性戀者權利的意見，但對其他問題很感興趣，并想知道，要打破或緩和華盛頓兩黨之間的隔閡和緊張關系，需要怎樣的領導才能。在以后的八年中，比爾·希貝爾斯會定期來看我，和我一起祈禱，為我提供建議，并檢查他所謂的“我的精神健康問題”。我們不斷地爭論，有時甚至會意見一致。但對我而言，他一直是神的賜福。
我待在阿肯色州只有最后一個星期了，搬運車開始在州長官邸的車道上進進出出。這個星期一開始，我與阿肯色的記者們舉行了一次告別見面會。我向他們坦陳，我感到很自豪，但離開家鄉又感到很遺憾。“我高興而又自豪，但有幾次，我幾乎傷心流淚……我喜歡這里的生活。”前往華盛頓之前，我需要完成一項純屬個人的任務。切爾西養了一只寵物蛙，那是她最初因為要在學校做科學實驗抓的。盡管我們將把我們的貓“索克斯”帶往華盛頓，切爾西卻決定要放了青蛙，這樣青蛙就可以過上“正常的生活”。她要我去做這件事。因此，在阿肯色州的最后那天，我跑步來到阿肯色河邊，拿著裝青蛙的盒子，爬下一處陡峭的河岸，把青蛙放了。家庭成員中至少有一位重新過上了正常生活。
其他家庭成員對于新的生活都感到很興奮，也有些擔憂。切爾西不愿意離開她的朋友和熟悉的世界。不過我們告訴她，她可以經常叫她的朋友來和我們一起住。希拉里則在想，失去了有報酬的工作帶來的獨立性，她會有怎樣的感受。但是她渴望當一名全職的第一夫人，不僅推動她自己喜歡的政策，而且也承擔這一職位的傳統職能。她花了大量的時間研究白宮的歷史，她在那里必須承擔的各種各樣的職責，以及她的前任們做出的貢獻。這讓我吃了一驚。每次面對新的挑戰，希拉里開始時都有些煩躁，但她一旦了解了這一挑戰，就會放松下來，過得很愉快。我不能因為她有一點緊張而責備她，因為我自己也緊張。
過渡階段忙亂而艱難。現在回顧起來，我們在內閣成員及高級行政官員的任命方面，做得非常好。這些內閣成員和行政官員很能干，而且反映了美國社會的多樣性。但我也犯了個錯誤：我沒有請一位知名的共和黨人士擔任部長，以證明我希望建立兩黨的合作。我兌現了經濟第一的承諾，建立了第一流的經濟班子，召開了經濟峰會，在決策過程中充分聽取各種意見，并對每一細節加以徹底討論。正像我許諾的那樣，艾爾·戈爾在新政府中將成為我全面的搭檔，參與所有的戰略問題會議和內閣及白宮辦公人員的任命，并保持了很高的公眾曝光率。
整個過渡時期及之后，我都被批評沒有遵守競選時的承諾，沒有削減中產階級的稅，沒有在四年內把赤字減半，也沒有接受乘船前來的海地人。關于前兩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我只不過是在回應比預期更加糟糕的赤字情況。對此，有的批評者說，我應該知道布什政府一直到選舉結束后，都在瞞報赤字，因此我不應該利用政府的官方數字來制定經濟計劃。我對這些批評并不十分在意。相反，考慮到我在競選期間所說的有關海地問題的一些話并不正確，我覺得有些人在此問題上對我的批評還是有道理的。不過，我仍然決心要使更多的申請庇護者來到美國，并最終恢復阿里斯蒂德的總統職務。如果我成功了，我的承諾也就兌現了。
有人批評我對佐薇·貝爾德的任命不當，指責我想了解所有正在發生的事情，并認為我做決定花的時間過長。這些指責有些道理。但佐薇并沒隱瞞用人的事情，我們只不過低估了這件事的影響。至于我的管理風格，我知道我需要學習，我也利用過渡時期盡可能多地吸取有關總統工作的知識。比如，我并不后悔在過渡時期花了很多時間來了解經濟問題。這對我以后的八年非常有利。另一方面，我總是傾向做得過多，這也使得我很疲勞，容易發火，得到拖沓的名聲也不冤枉。
我知道過渡時期只是總統工作的預演：所有的事情同時發生了。我應該比當州長時更多地指派別人去做事，并加快做決定的過程。不過，這么多高級行政官員沒有最后敲定，是因為民主黨已有12年沒有執政了。我們要換掉很多人，有責任廣撒網以使官員們具有多樣性，而要求我們考慮的人選也太多了。而且，由于聯邦調查人員對每一份文件都要仔細斟酌，追查每一個無關痛癢的傳言，以找到面對政治和媒體攻擊時刀槍不入的人選，因此法定的審查過程變得極其漫長，花的時間太多。
現在回想起來，在過渡時期我犯了兩個主要錯誤：我在內閣官員的任命上花的時間過多，對白宮工作人員的任命幾乎沒花多少時間；我幾乎沒有思考如何使公眾的注意力聚集到我最優先考慮的重要問題上，而不是聚集到那些互相矛盾的傳言上。這些傳言至少會把公眾的注意力從重大問題上引開，最壞則會使我顯得忽視這些應該優先解決的問題。
白宮辦公人員真正的問題在于，他們大多來自我的競選班子或阿肯色州，沒有在白宮工作或是應對華盛頓政治文化的經驗。這些年輕的工作人員聰明過人、誠實可靠而且具有獻身精神，我覺得我應該給他們中的很多人在白宮工作的機會，為國家服務。沒多久，他們就習慣了華盛頓艱難的生活，干得非常好。不過，在關鍵的頭幾個月里，我和工作人員都得邊干邊學，事實證明，有些教訓的代價很大。
我們對消息的發布也遠不像在選舉時那么注重，盡管在政府中工作更難把自己每天想發布的消息都發布出去（甚至對總統來說也是如此）。正如我說的那樣，所有的事情同時發生，而且爭議往往比決策更能引起媒體的注意，不管決策有多么重要。有關佐薇·貝爾德的任命和軍中同性戀者的爭議就是如此。盡管在這兩件事上我只花了很少的時間，但如果看晚間新聞的人以為我別的什么事都沒干，我也可以原諒他們。假如我們在過渡時期對于這個挑戰考慮得更周詳，多下點工夫，我相信我們在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盡管有這些問題，我相信我們的過渡工作還是做得相當好。美國人民顯然也是這么認為的。在我動身去華盛頓之前，全國廣播公司新聞網和《華爾街日報》做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支持我的人從5月的32％上升到了60％。希拉里的支持率更高。認為她是“美國婦女正面典型”的人增多了，達到66％。而在先前的調查中，只有39％的人這么認為。另外一次由一個跨黨派組織做的民意調查也顯示，有84％的人對我選舉結束以后的表現表示贊同。我的同胞們再次對美國充滿了樂觀的態度，他們給了我成功的機會。
1月16日，希拉里、切爾西和我在小石城機場同前來為我們送行的朋友們·道別。這時我想起了亞伯拉罕·林肯離開火車站趕赴白宮時向伊利諾伊州斯普林菲爾德市的市民們所做的令人感動的告別演說：“朋友們——不在我的位置上，誰也無法體會此次告別時的傷感。我取得的一切成績，都要歸功于這個地方和這里的好心人……讓我們信任與我同在，同時也與你們同在，并且永遠無處不在的上帝，堅信一切都將美好。”我沒有林肯說得好，但我盡力把這樣的信息傳遞給我的阿肯色州同胞們。沒有他們，我們不可能搭上那架飛機。
我們將飛往弗吉尼亞州。我們將在托馬斯·杰斐遜的家鄉蒙蒂塞洛開始我們的就職活動。在飛機上，我琢磨著，我的當選具有多么重大的歷史意義，面臨著多么重大的挑戰。這次選舉象征著美國兩代人的輪換。嬰兒潮一代人取代了二戰老兵。人們時而嘲弄我們這一代人，說我們被慣壞了，太關注自己；時而又夸獎我們，說我們有理想，愿為大眾利益而獻身。不管是自由主義者還是保守分子，我們的政治立場都是由越戰、民權運動以及充滿抗爭、暴亂和暗殺的1968年動亂所鑄就的。我們也是第一代感受到婦女運動巨大威力的人。人們在白宮中將會看到這種威力。希拉里將成為有史以來在職業上最成功的第一夫人。由于她現在辭去了律師職務和在各種理事會的頭銜，我的收入自結婚以來第一次成為供養全家的惟一經濟來源，她也將有時間運用她過人的智慧做我工作中的全職搭檔。我想，她的影響將比埃莉諾·羅斯福以來的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要大。當然了，對于那些認為第一夫人應該超然于各種論爭之外的人，或是那些政治見解與我們不合的人來說，她的積極姿態也會引起爭議。但這也正是世代輪換的意義。
很顯然，我們象征著美國守衛者的轉換，但我們能夠經受住這個狂亂時代的考驗嗎？我們能夠恢復經濟、社會進步和政府的合法性嗎？我們能夠減少世界各地爆發的宗教、種族和民族紛爭嗎？用《時代》刊登“年度風云人物”那一期的話來說，我們能夠帶領美國人民“重新審視自己，挖掘出最深處的問題”嗎？盡管我們取得了冷戰的勝利，民主在世界各地興起，但仍然有強大的力量把人們分開，并破壞國內外社群的脆弱基礎。面對這些挑戰，美國人民把賭注押到了我們身上。
選舉結束大約三個星期后，我收到了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寄來的一封非常精彩的信。麥克納馬拉是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的國防部長，指揮了越南戰爭。他讀了一篇關于我與我的牛津室友弗蘭克·阿勒之間友誼的報道，受了感動才寫信給我。阿勒為了抵制征兵于1971年自殺身亡。麥克納馬拉是這么寫的：
對我來說——我相信對這個國家來說也一樣——在你當選總統這天，越南戰爭終于結束了。美國人民終于用他們的選票，承認了這一事實：盡管阿勒和克林頓這樣的人質疑政府有關越南問題的決定是否明智、是否道德，但他們和那些穿上軍裝報效祖國的人一樣愛國。你和你的朋友們1鮞9年為我們的行為爭論時肯定很痛苦。我相信，競選期間重提這些問題撕開了舊的傷口。但是你面對攻擊時的態度不卑不亢，不愿意放棄自己的信念，即所有的公民都有責任質疑那些把我們的年輕人送去打仗的決定有無依據。這永遠都會使這個國家更為強大。
麥克納馬拉的信以及越戰老兵們寄來的其他信件讓我感動。就在選舉前，因為我反對那場戰爭的態度，以及在“這場激烈競選中的表現”，來自俄亥俄州希爾斯伯勒的前海軍陸戰隊隊員鮑勃·希金斯把他的越戰服役勛章寄給了我。幾個月以前，來自拉斯韋加斯的羅納德；墨菲把他的紫心勛章給了我，采自阿肯色州馬默杜克的查爾斯·漢普頓把在越戰中因作戰勇敢贏得的銅星勛章奇給了我。1992年，越戰老兵總計給了我五枚紫心勛章、三枚越戰服役勛章、一枚步兵戰斗獎章和我阿肯色州同鄉的銅星勛章。我把這些勛章大部分都放在了鏡框里，掛在橢圓形辦公室外我私人會客廳里的墻上。
飛機開始下降，我看到了弗吉尼亞州美麗的風光。我們頭五任總統中的四位都誕生在這里。這時我想起了那些越戰老兵和他們的勛章。我希望我們終于可以治愈20世紀60年代遺留的傷口，并祈禱我將不辜負這些老兵們做出的犧牲、他們對我的支持和他們的夢想。
30
1月17日是星期天。艾爾和蒂珀·戈爾夫婦、希拉里和我開始了就職這一周的工作。我們先去了趟蒙蒂塞洛，然后與年輕人就杰斐遜對美國的重要性進行了討論。
討論結束后，我們坐上巴士，向120英里外的華盛頓進發。那輛巴士代表了我們要把聯邦政府歸還給人民的承諾。另外，我們也珍惜這輛車所承載的愉快記憶，想最后坐一次。我們在卡爾佩伯的什南道爾谷鎮逗留了一會兒，做了一個簡短的禮拜，接著繼續向華盛頓趕去。和競選時一樣，沿途既有祝福的人們，也有批評者。
我們到達首都的時候，名為“美國人的團圓：新的開端、新的希望”的就職慶祝活動已經開始了。哈里·托馬森、拉姆·伊曼紐爾和梅爾·福倫奇組織了這一系列精彩的慶祝活動。他們得到了許多選舉中支持我的人的幫助。這些人很多都是免費來服務的，即使有報酬，也在勞動應得范圍之內。福倫奇是我在阿肯色州的朋友，在我第二任期內將擔任禮賓司司長。星期天和星期一，國會大廈和華盛頓紀念碑之間的草地廣場上到處都是歡慶活動，現場有美食、音樂和各種手工藝品。那天晚上，我們在華盛頓紀念碑的臺階上舉行了一場名為“呼喚團圓”的音樂會，出場陣容里有不少明星，包括戴安娜·羅絲和鮑勃·迪倫，他們使現場的兩萬人興奮不已，人群擠滿了從主席臺一直到華盛頓紀念碑的這一大塊區域。我站在林肯的雕像下面，發表了簡短的演說，呼吁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我說：“林肯為杰斐遜所提出的人類生而自由平等的夢想注入了新的生命。”音樂會結束后，戈爾夫婦和我們一家領著好幾千人，手持火炬，通過紀念大橋，來到波托馬克河對岸，阿靈頓國家公墓外的伯德·約翰遜夫人圓形廣場。下午6點鐘，我們敲響了一個復制的自由鐘，“希望的鐘聲”響遍了全美國，甚至傳到了“奮進號”航天飛機上。回到白宮對面的布萊爾賓館時，我們已很勞累了，卻精神振奮。睡覺前，我花了點時間檢查了一下最新的就職演說稿。我對這一稿仍然不滿意。與我的競選演說相比，這一稿顯得有些做作。
我知道就職演說必須很莊重，但我不希望太拖沓。不過，我很喜歡其中的一段。這一段的中心思想是，在這個寒冷的冬日，我們新的開始“迫使春天來到”美國。這句話是我的朋友、喬治敦大學前校長蒂姆·希利神父想出來的。選舉結束后剛幾個星期，蒂姆就因心臟病去世了。去世時他正在紐瓦克機場走著。朋友們到了他的公寓，發現打字機上有一封寫給我的信的開頭，建議我在就職演說時使用什么樣的語言。他想出的“迫使春天來到”的說法打動了我們所有的人，因此我決定使用這個表達以示對他的紀念。
1月18日是星期一。這天是慶祝小馬丁·路德·金生日的節日。早晨我在喬治敦大學的內四方院中為各國使節舉行了一次招待會。我是站在北樓的臺階上向這些使節發表演說的。1797年喬治·華盛頓曾在這個地方站過，偉大的·法國將軍兼獨立戰爭英雄拉菲特1824年也曾在此發表過演說。我告訴各國大使，我的外交政策將建立在三個支柱之上——國內的經濟安全，為應對后冷戰世界的挑戰而對軍隊進行的重組，以及對全球民主價值觀的支持。前一天，布什總統下令，對伊拉克境內被懷疑生產武器的地點進行空襲。在我接見各國使節的這一天，美國戰機襲擊了薩達姆·侯賽因的防空陣地。我支持迫使薩達姆全面遵守聯合國決議的努力，并告訴這些外交官，希望他們向他們的政府強調這一點。外交活動結束后，我向喬治敦大學的學生和包括許多我的同學在內的校友們發表了演說，勸說他們支持我的國民服務計劃。
我們離開喬治敦大學，驅車前往霍華德大學，參加一個紀念金博土的儀式。然后在漂亮的福爾杰圖書館參加為50多人舉辦的午餐會。這50多人是艾爾、蒂珀、希拉里和我在競選期間結識的，他們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們把他們稱做“希望的面孔”，因為他們在困境中表現出了勇氣，在應對當前的挑戰時也極有創新精神。我們想感謝這些人給了我們靈感，并想告誡沉浸在就職周喜悅氣氛中的每一個人，許多美國人處境艱難。
“希望的面孔”包括兩名前幫派分子、兩名把勛章送給我的越戰老兵、一位中學校長、一位得克薩斯州法官、一位亞利桑那州少年、一位印第安人醫生、因外國低工資競爭而失業的一些人、與政府不愿意救助的健康問題做斗爭的人、一位為籌得風險資本而四處奮斗的青年企業家、一位警察的遺孀、一位已經在華爾街工作的金融天才、一位在自己的工廠里設立了巨大廢物回收裝備的女士，以及其他許多人。兩位前幫派分子來自洛杉磯兩個互相敵對的幫派，為了給孩子們一個更好的將來，在經歷了打打殺殺的生活之后，他們參了軍。那位中學校長的學校位于芝加哥犯罪率最高的社區，但他使自己的學校成為具有強大吸引力的無暴力學校。那位得克薩斯州的法官則創造了一種很有新意的辦法來管理有問題的孩子。亞利桑那州的那位少年使我進一步認識到，由于他父親需要加班，給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那位印第安人女醫生來自蒙大拿州，正致力于提高自己人民的心理醫療水平。那位警察遺孀的丈夫被一名精神病患者開槍打死了，而那名精神病患者未經過身份檢查就買到了一把手槍。邁克爾·莫里森也來了。他曾坐著輪椅，沿著新罕布什爾州一條寒冷的公路前來幫我工作。迪米特里奧斯·泰奧法尼斯也來了。他是來自紐約的希臘移民，曾請求我幫助他兒子獲得自由。
所有這些“希望的面孔”都使我認識到1992年美國的痛苦和希望。但最讓我認識到這一點的是路易斯和克利福德·雷。他們的三個兒子都患上了血友-病，并因為輸了受污染的血而感染上了艾滋病。他們還有個女兒，沒有感染艾滋病。在他們居住的佛羅里達州的一個小鎮上，人們開始恐慌了，要求把他們的兒子逐出學校。這些人擔心如果這三個兒子中有人流血，并把血弄到他們孩子的身上，就會把他們的孩子也傳染上。雷一家到法院起訴，要求把三個孩子留在學校里。后來，他們與當地居民庭外和解，決定搬到薩拉索塔去住。那是一個大一點的城市，那里學校的官員們歡迎他們。他們的大兒子里基明顯已病得很重了，正努力維持著生命。選舉過后，我到醫院里看望過里基，給予他鼓勵，并邀請他參加就職典禮。他期待著來，但沒有成功。15日，他在與病魔的斗爭中失敗了，離我成為總統僅差五個星期。不管怎么說，雷一家來參加午餐會還是令我很高興。我就職以后，他們推動了抗擊艾滋病血友病的事業，并成功地說服國會通過了里基·雷血友病救濟基金。但這花了八年時間，而月他們的痛苦仍然沒有結束。2000年10月，離我總統任期結束還有三個月的時候，雷一家的二兒子羅伯特死于艾滋病，年僅22歲。要是抗逆轉錄酶病毒療法早幾年出現該多好。現在這種療法已出現了，我花了許多時間，努力使全世界許多像里基·雷這樣的人得到這種治療。我想讓他們也成為“希望的面孔”。
星期二早晨，我和希拉里做的第一件事，是到阿靈頓國家公墓為約翰·肯尼迪和羅伯特·肯尼迪掃墓。在小約翰·F．肯尼迪、埃塞爾·肯尼迪及她的幾個孩子，還有參議員特德·肯尼迪的陪同下，我在永不褪色的火紅色墓碑前跪下，簡短地祈禱了幾句，感謝上帝把兩位肯尼迪的生命賜予美國，讓他們為美國服務，并祈求上帝給予我智慧和力量，迎接前方充滿風險的事業。中午，我在國會圖書館，為我的州長同行們舉行了一場午餐會，感謝他們在過去的12年中教我學會了很多東西。下午我們去肯尼迪中心參加了一個以美國兒童為主題的活動，活動結束后，驅車到馬里蘭州蘭多佛市的國會中心，出席一場慶祝音樂會，觀看了芭芭拉·史翠珊、溫頓·馬薩利斯、k．d，朗、搖滾樂傳奇人物查克·貝瑞和小理查德、邁克爾·杰克遜、阿里沙·弗蘭克林、杰克·尼克爾森、比爾·科斯比、艾爾文·愛利舞蹈團，以及其他藝術家數小時的精彩演出。當弗利特伍德麥克樂隊演唱我們的競選主題歌（SU停止思考明天）時，全場觀眾都站了起來。
音樂會結束后，我到第一浸禮會教堂參加了一場晚間祈禱儀式。當我返回布萊爾賓館時，已過了午夜。盡管就職演說稿有所改進，但我仍然不滿意。我的講稿撰寫人邁克爾，沃德曼和戴維·庫斯奈肯定焦急得直撓頭皮，因為就職這一天凌晨l點到4點我們練習時·，我仍然在對講稿進行修改。布魯斯·林賽、保羅·貝加拉、布魯斯·里德、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邁克爾·希恩，以及我的兩位語言藝術大師朋友湯米·凱普蘭和泰勒·布蘭奇都陪著我，沒有睡。艾爾·戈爾也是一樣。布萊爾賓館的工作人員非常棒。他們是為各國元首服務的，而那些元首是任何時候都可能工作的。因此他們能夠為我們準備好成加侖的咖啡，使我們保持清醒，還準備了一些快餐，讓我們能夠保持良好的情緒。等到我上床準備睡幾個小時的時候，已經對演講稿滿意多了。
星期三早晨寒冷而晴朗。我先聽取了早上的安全情況匯報，接著接受軍事助手的教導，學習如何發射核武器。總統有五名軍事助手，都是杰出的青年軍官，每個兵種一名。有一名軍事助手時刻不離總統左右。
盡管由于冷戰已經結束，核戰爭不太可能發生，但對我們核武庫的控制可以使我們保持清醒，讓我們記住危險只需幾個小時即可到來。知道總統的職責與擔任總統是有差別的，很難用語言來形容。不過，我離開布萊爾賓館的時候，雖然仍充滿渴望，但這種渴望中已有了一絲謙卑。
就職前的最后一項活動，是在大都會非裔衛理公會主教派教堂舉行的祈禱儀式。這次祈禱對我來說很重要。希拉里、戈爾和我一起祈禱，參加儀式的牧師、唱濤班和樂手是我親自挑選的。希拉里和我的家人都在場。·母親滿面笑容，羅杰也聽著音樂，咧嘴在笑。我和希拉里的牧師從家鄉趕來，同戈爾夫婦的牧師以及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的父親共同參加了這次儀式。斯迪法諾普洛斯的父親是希臘東正教紐約圣三一大教堂的教長。奧托·亨茨神父發表了祈禱詞。大約30年前，他曾叫我考慮考慮，是否愿意成為一名耶穌會教土。從小石城趕來的吉恩·列維拉比和華萊土·D．穆罕默德阿訇也發了言。我的幾位黑人牧師朋友也參加了祈禱儀式。加德納·泰勒做了主旨發言。無論在哪個種族或教派中，他都算得上最能干的傳教士。我在五旬節時認識的朋友從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趕來，和菲爾·德雷斯科一道唱了贊美詩。德雷斯科來自田納西州，是戈爾的朋友，是位不錯的歌手和小號手。卡羅琳·斯特利唱了《不要害怕》。那是我最喜歡的圣歌之一，在那天也是給我們大家很好的一課。我好幾次熱渭盈眶，離開教堂時感到精神振奮，為后面的幾個小時做好f準備。
我們回到布萊爾賓館，最后再看一遍演講稿。早上4點鐘練習結束后，講稿已大有改觀。10點鐘，我、希拉里和切爾西穿過街道，來到白宮。布什總統和夫人在白宮的前臺階上迎接我們，把我們帶到里面和戈爾一家以及奎爾一家一起喝咖啡。羅恩和阿爾瑪，布朗當時也在場。我想讓羅恩和我共享由于他辛苦工作才到來的這一時刻。布什總統和夫人非常得體地應對當時令人痛苦的情景和悲傷的離別——很顯然他們與一些工作人員的關系很好，他們將想念這些工作人員，這些工作人員也將想念他們。這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了大約10：45，我們都坐進了豪華汽車。根據傳統，我和布什總統共乘一輛車。同車的還有福利議長和溫德爾·福特。溫德爾來自肯塔基州，說話嚴肅，是國會就職儀式聯合委員會的兩個主席之一。他曾努力幫助我和戈爾在他老家肯塔基州贏得了勉強的勝利。
幸運的是，由于國會大廈正在修整，最近的三次就職儀式都是在西側樓舉行的。以前，就職儀式在東側樓舉行，正對著最高法院和國會圖書館。這樣，趕來觀看的人們就無法從自己所站的地方觀看就職儀式。那天，國會大廈前的空地上擠滿了人，從國會大廈開始，順著草地廣場，一直到憲法大道和賓夕法尼亞大道，全都是人。據國家公園管理局估計，當時有28萬到30萬人。不管具體數字是多少，人確實很多，有老的也有少的，種族不同，宗教信仰也各不相同，從事的行業也五花八門。很多使這一天得以來到的人們來這里分享這一刻，我感到非常高興。
很多“比爾之友”也來了。他們的到來表明，我的朋友們幫了我很大的忙。這些朋友包括瑪莎·司科特、瑪莎·韋特斯通、希拉·布朗夫曼、戴夫·馬特、鮑勃·雷默、湯姆·施奈德。瑪莎·司科特和瑪莎·韋特斯通是我們在阿肯色州的老朋友，他倆組織了我在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的競選活動；希拉·布朗夫曼是“網肯色旅行者”協會的領導，我任州檢察長時，住在我們家那條街的街角；戴夫·馬特是我在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的競選組織者，在喬治敦大學時，他曾接替我擔任班長；鮑勃·雷默和湯姆·施奈德是我最重要的兩名籌款人。這兩個朋友，一個是我上法學院時認識的，一個是我參加“復興周末”時認識的。
就職儀式于11：30開始。所有的主要領導人都按照禮賓順序，在國會護衛隊的陪同下來到主席臺上。布什總統走在我的前面，海軍陸戰隊的樂隊在約翰·布爾什瓦上校的指揮下，為我們兩人奏起了《向總統致敬》的曲子。我注視著前面大片的人群。
接著，戈爾在最高法院法官拜倫·懷特的引導下，宣誓就職。戈爾原定由最高法院退休法官瑟古德·馬歇爾引導就職，但那天馬歇爾病了。馬歇爾是一位偉大的民權律師，由約翰遜總統任命為最高法院第一位黑人法官。要是有一位退休法官在場，儀式就會顯得不同尋常了。不過，好在馬歇爾的兒子，小瑟古德·馬歇爾是戈爾的工作人員。馬歇爾的另一個兒子約翰是弗吉尼亞州的州警，我們從蒙蒂塞洛趕赴華盛頓時就是他引導我們車隊的。馬歇爾在就職典禮結束四天后去世了。人們哀悼他，懷念他。一想到在他著手去改變美國之前，美國是什么樣子，大量的美國人就對他深深感激。
戈爾宣誓完后，偉大的女中音歌唱家瑪麗蓮·霍恩唱了幾首經典的美國歌曲。幾年前，霍恩在小石城演出時，我碰到過她。接下來就該我宣誓了。希拉里站在我的左邊，拿著我們的家庭《圣經》。切爾西站在我的右邊。我左手按著《圣經》，舉起右手，跟著首席法官倫奎斯特宣讀就職誓詞，莊嚴宣誓，我將“忠實地履行”總統的職責，并“盡我所能，保護并捍衛美國憲法，上帝保佑我”。我與首席法官及布什總統握丁握手，接著擁抱了一下希拉里和切爾西，告訴她們，我愛她們。然后參議員溫德爾·福特請我“作為美國總統”走上演講臺。我一開始就將當時那個時刻放到了美國歷史的長河中：今天我們為美國復興的奇跡而歡慶。今天的儀式是在隆冬季節舉行的。但是，通過我們說的話，還有我們向世界展示的面貌，我們正在迫使春天來到。這是在世界上資格最老的民主國家得以再生的春天。這個春天將為我們復興美國帶來遠見和勇氣。當我們的開國元勛們向世人宣告美國獨立時，當他們向上帝表明自己的目的時，他們知道，要持續存在下去，美國必須變革……每一代美國人都必須明確，作為一名美國人意味著什么。
我向布什總統敬了個禮之后，描述了當前的形勢：今天，在冷戰陰影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擔負起了新的責任，他們生活在一個沐浴著自由溫暖的世界里，但這個世界仍然面臨著古老仇恨和新生災害的威脅。在我們成長的年代，美國的繁榮無可比擬。我們繼承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但這一經濟已受到了削弱……強大而影響深遠的力量正動搖并重塑著我們的這個世界，因此我們這個時代需要迫切回答的問題是：我們能否改變我們的朋友而不是我們的敵人？美國所有的缺點都可以用美國的優點來加以糾正。
不過，我還是警告道：“要做到這一點不會容易，我們必須做出犧牲……我們必須像家庭供養孩子那樣供養我們的國家。”我請求我的同胞們為我們的子孫后代想一想，請求他們為“即將到來的這個世界想一想——為了這個世界我們堅持自己的理想，這個世界給丁我們這個星球，我們對這個世界負有神圣的責任。我們必須盡全力：為所有的人提供更多的機會，并要求所有的人都承擔起責任”。
我說，在我們這個時代，國內與國外已沒有明顯的界限。世界經濟、世界環境、世界艾滋病危機、世界軍備競賽——都對我們產生著影響”…’美國必須繼續領導我們做出了很大貢獻才形成的這個世界。
在演講結尾，我向美國人民提出一個挑戰，告誡他們，通過他們的選票，他們迫使春天來到。但光靠政府還無法產生他們想要的國家：“你們也必須在我國的復興中發揮作用。我激勵年輕一代的美國人為國服務……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從這個充滿歡慶的山頂上，我們聽到了從山谷中傳來的為國服務的號召。我們聽到了前進的號角。現在，我們已各就各位。有了上帝幫助，我們必須回應這個號角。”
盡管有幾位評論者對我的演說提出了批評，說其中既沒有強有力的詞句，也沒有讓人感興趣的具體內容，但我自己對演說卻感覺很好。演說中有些地方雄辯有力，思想清晰，表明我們在削減赤字的同時，將增加對將來非常重要的投資。演說還激勵美國人民給予需要幫助的人以更多的幫助，愈合我們國家的裂痕。我的演說非常簡短，是歷史上第三短的就職演說，排在林肯的第二次就職演說和華盛頓的第二次就職演說之后。林肯的那篇演說，是所有就職演說中最好的；華盛頓的那篇演說還不到兩分鐘。實際上，他只是說，謝謝，我又回來工作了。如果我干得不好，批評我。相反，威廉·亨利·哈里森1841年發表的演說是歷史上最長的。那天很冷，他沒穿大衣，講了超過一個小時，結果患上了嚴重的肺炎，43天后因此而去世。我的演說很簡短，至少顯得很有同情心，也沒有任何怪異之處，人民了解我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以及我打算怎么做。
到此時為止，那天最優美的語言是由瑪雅·安杰羅說出來的。瑪雅聲音低沉但非常有力，我請她為我的就職儀式寫了一首詩，她也成了自羅伯特·弗羅斯特1961年在肯尼迪總統的就職儀式上發表演說以來，第一位在總統就職儀式上朗誦詩歌的人。我關注她的詩歌創作，是在讀了她的回憶錄《我知道關在籠子里的鳥為何歌唱》以后。她早年因飽受創傷而沉默寡語，生活在阿肯色州的斯坦普斯市。她在回憶錄里描述了那段生活。
瑪雅的詩《早晨的脈搏》使所有的人凝神不動。詩里描述了一些極富感染力的意象：供人們站立的石頭，可供休息的小河，在所有文化和所有構成絢麗多姿的美國的民族中都扎了根的樹木。詩歌以鄰家邀請的形式發出了充滿激情的懇求：
抬起你的臉，你急切需要這
為你露出晨曦的早晨。
歷史，盡管充滿了揪心的疼痛，
卻無法逃避，如果能勇敢地
面對，就無需從頭再來。
抬起你的雙眼，看一看
這為你而到來的一天。
再次燃起
內心的夢想
感受著新一天的脈動，
你也許可以有風度地抬起頭，
注視你姐妹的眼睛，
凝視你兄弟的面龐和你的國家，
簡單地說一句，
非常簡單
而又滿懷希望，
早上好。
葛培理為我們舉行了簡短的祈福儀式后，我們美好的上午就結束了。我和希拉里離開主席臺，陪著布什夫婦走下國會大廈的后臺階。總統直升機海軍陸戰隊一號正在那里等著，準備送他們去回家路上的第一站。我和希拉里返回國會大廈，與國會議員會共進午餐。然后我們乘車，經過賓夕法尼亞大道，向白宮前面的觀禮臺駛去，準備進行就職閱兵式。我們領著切爾西下了車，沿路步行了幾個街區，這樣我們可以向遠處擠在一起的人群揮手致意。閱兵式結束后，我們第一次走進我們的新家。現在只剩兩個小時來接見工作人員，休息一下，并為晚上的活動做好準備。不可思議的是，在就職儀式和閱兵式期間，搬家人員已經把我們所有的物品都搬進來了。
7點，我們晚間的馬拉松活動開始了。先是吃晚飯，晚飯后逐個參加11場就職舞會。我弟弟在MTV青年舞會上為我唱歌，在另外一場舞會上，我和克拉倫斯·克萊蒙斯一起演奏了一曲次中音薩克斯二重奏（夜色火車）。不過，在大多數舞會上，我和希拉里都是先說幾句感謝的話，然后跟著我們最喜歡的一首歌《只能是你》的節奏，跳上幾節舞，炫耀一下她漂亮的紫色禮服。與此同時，切爾西和她那些從阿肯色州來的朋友們在青年舞會上跳舞。戈爾夫婦有他們自己的安排。在田納西州舞會上，保羅·西蒙演唱了他十分流行的歌曲（你可以叫我艾爾》，讓大家一飽耳福。在阿肯色州舞會上，我把母親介紹給芭芭拉·史翠珊，并告訴她們，我相信她倆會合得來。她倆可不僅僅是合得來，而是很快就成了朋友。芭芭拉每周都給我母親打電話直到她去世。我現在還保留著一張我就職那天晚上她倆手挽手散步的照片。
我們趕回白宮時，已過了凌晨2點。我們第二天必須起床參加一個公眾招待會。不過我太興奮了，沒有直接上床睡覺。白宮里面全是人：希拉里的父母、我母親和迪克、我們的兄弟姐妹、從阿肯色州趕來的切爾西的朋友，以及我們的朋友吉姆和黛安娜·布萊爾夫婦及哈里·和琳達·托馬森夫婦。這些人中，只有我們的父母退休了。我想四處看看。我們曾來過二樓的生活區。但這次就不同了。我們漸漸意識到，我們要住在那里，把那里當做家。大部分房間的天花板都很高，家具漂亮而舒適。總統臥室和起居室都朝南，臥室外的一個小房間將成為切爾西的起居室。走廊對面，在正式的餐廳和小廚房后面，切爾西有一間臥室和書房。走廊的另一頭是主要的客房。其中一間曾經是林肯的辦公室，里面存有林肯手寫的葛底斯堡演說稿。
緊挨著林肯臥室是條約廳。之所以起這么個名字，是因為1898年結束美西戰爭的條約就是那個房間里簽訂的。好幾年來，這個房間一直被用做總統的私人辦公室，通常裝有好幾臺電視，這樣總統這位首席行政官就可以同時觀看好幾個頻道的新聞節目了。我相信布什總統在那里放了四臺電視。不過我決定把這個房間變得安靜一些，這樣我可以在里面讀書，思考問題，聽聽音樂，召開小型會議。白宮的木匠為我做了一排從地上一直到達天花板的書架，工作人員把簽訂美西停戰條約的桌子也抬了出來。1869年，尤利塞斯·格蘭特用這張桌子召開內閣會議，桌子大小正好可以圍坐總統和七位部長。1898年以后，這張桌子被用來簽署所有的條約，包括肯尼迪總統在位時簽訂的臨時禁止核試驗條約和卡特總統簽訂的《戴維營協議》。年底之前，我就將使用這張桌子。
我在這個房間里擺放了一件18世紀晚期的奇彭代爾式沙發和一張瑪麗，托德，林肯購買的老桌子。那張沙發是白宮里收藏的最古老的家具；桌子我用來放紀念1898年條約的銀杯。我把書和CD都搬了進來，在墻上掛了一些自己收藏的老照片，包括一張林肯在1860年照的照片，以及優素福·卡什為丘吉爾照的那張有名的照片。這么擺設之后，房間有了一種舒適寧靜的氛圍。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將在這里度過許多時光。
我任總統第一天做的第一件事，是領著母親來到玫瑰園，告訴她大約30年前，我是站在什么地方和肯尼迪總統握手的。接著，我們做了一件背離常規的事情：向公眾開放白宮，為2000名通過明信片抽獎挑選出未的人發放了門票。戈爾夫婦、希拉里和我排著隊，和持票者握手，然后又和在寒雨中等了多時的，人們握手。這些人一直在等著穿過下面的南入口，進入外交接待室向我問候。有一名意志堅定的小伙子沒有拿到票，但還是帶著睡袋搭便車連夜來到了白宮。接待進行六個小時后，必須停止了。因此我走出白宮，向聚集在南草坪上的人們發表談話。那天晚上，我和希拉里又排隊站了幾個小時，迎接從阿肯色州來的朋友，以及喬治敦大學、韋爾斯利學院和耶魯大學的同學。
就職儀式結束幾個月后，有一本書出版了，里面全是漂亮的圖片，捕捉到了就職那一周的興奮場面和重要意義。麗蓓卡，布福姆·泰勒撰寫了說明文字。在書的后記中，她寫道：
政治價值觀的轉變需要時間。即使轉變成功，也必須等到數月之后，甚至數年之后，等到鏡頭伸長又縮回，直到遠景和中景與今天所能見到的景象融合，才能清晰地看出新舊價值觀的分別。
這些話極富洞察力，而且也許是正確的。不過我不可能等到數年、數月甚至幾天再來看一下，我們的競選和就職儀式是否帶來了政治價值觀上的轉變，是否加深了美國社會的根基，拓寬了美國社會的范圍。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工作再一次由詩歌變成了散文，而且并非所有的散文都是美麗的。
31
接下來的一年中，我在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外交政策方面有失敗也有成功。這一年中發生了一些我未預見到的事情，遇到了個人的悲劇，無意中犯了一些錯誤，笨拙地冒犯了華盛頓的文化。所有這些交織在一起，再加上少數工作人員一時沖動胡亂散布消息，使得媒體對我的報道很不友好，情況和我在紐約初選時的經歷很相似。
1月22日，我們宣布已不再考慮佐薇·貝爾德出任司法部長。我不得不說，我們在得知她雇用非法移民，審查階段也沒有為這些移民繳納社會保險稅盾，未能恰當地評估這件事。應該對這種局面負責的是我，而不是她。不管怎么說，佐薇沒有誤導我們。當她雇用那幾個用人時，她正好找了份新工作，她丈夫也在放暑假。很顯然，他倆都以為對方把繳稅問題處理好了。我信任她。她提出不再出任司法部長后，我曾做了三個星期的工作，確保對她的任命。后來，我任命佐薇到海外情報顧問委員會。在這崗位上，她為克羅海軍上將及其工作人．員取得的成績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
同一天，媒體也被我們惹惱了，原因是我們取消了他們的特權，不允許他們從位于西翼和官邸之間的新聞發布室，走到緊挨著內閣廳的新聞秘書辦公室。多年來，他們一直享有這一特權。在兩個房間之間的閑逛使他們可以在走廊里逗留，只要有人經過，就可以上去問問題。很明顯，布什政府里的一些高層向他們新來的同行提起過，說這樣的安排會降低效率，增加泄密的機會，因此才有了取消這一特權的決定。我不記得有人曾就此事征求過我的意見，不過也許征求過。媒體吵翻了天，我們卻堅持這一決定，心想他們會放過這件事。毫無疑問，這項政策使得工作人員可以更自由地走動，談話也更自由。但引起了這么大的敵意，很難說是值得的。自此以后，在頭幾個月里，白宮到處出現泄密事件，比屋頂有洞、墻上開縫的危房漏得還要厲害。很難說把媒體限定在一定的區域內有什么好處。
那天還是“羅訴韋德案”的紀念日。下午我發布行政令，終止了里根和布什政府對胎盤組織研究的禁令，廢除了所謂的墨西哥城規則。這一規則禁止聯邦政府向與墮胎有任何牽連的國際計劃生育機構提供援助。我還推翻了布、什頒布的“限制言論規則”，即任何接受聯邦補助的計劃生育診所都不得提供墮胎方面的建議。我在競選期間曾許諾要采取這樣的行動，而且我相信應該采取這些行動。有關胎盤組織的研究對于找出更好的治療帕金森氏癥、糖尿病和其他疾病的方法非常重要。墨西哥城規則引起人們爭論，原因在于人們得不到有關計劃生育的其他信息，這一規則實際上使墮胎增多了。而“限制言論規則”則利用聯邦政府的資金阻止計劃生育診所向懷孕的婦女提供墮胎信息。這些婦女常常驚恐萬分，年輕而且孤獨，而最高法院已宣布，選擇墮胎是憲法賦予人們的權利。不過，聯邦政府的資金仍然不得用于資助墮胎，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是如此。
1月25日是切爾西在新學校度過的第一天。這天我宣布，希拉里將帶領一個特別小組，負責起草一個綜合性的醫療保健計劃。她將和伊拉·馬加齊納、卡羅爾·拉斯科及朱迪·費德一道工作。伊拉將擔任工作組組長，卡羅爾是國內政策顧問，朱迪則是我們過渡時期醫療保健組的組長。伊拉同意參加醫療保健方面的工作讓我感到很高興。1969年他作為羅茲學者去牛津大學，比我晚一年。自那時起，我們一直是朋友。他現在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在我的競選經濟小組中工作過。他相信，為所有人提供醫療服務，在道德和經濟上都是必須的。我相信他將會為希拉里提供所需的支持，以完成我們面臨的艱難任務。
領導醫療保健方面的改革，對第一夫人來說是沒有先例的。同樣，我決定把白宮西翼的辦公室分配給希拉里和她的工作人員，讓他們在那里制定政策，也是沒有先例的。他們的辦公室正好對著白宮用來舉行社交活動的東翼。兩項決定都引起了爭議。就第一夫人的角色來說，華盛頓似乎比阿肯色州要保守一些。我決定讓希拉里領導醫療保健改革，因為她對這個問題感興趣，也非常了解這個問題。她有時間把這項工作做好。而且我想她會當一名誠實的中間人，協調好醫療保健行業、政府部門和消費者團體之間互相矛盾的利益關系。我知道整個醫療保健計劃風險很大。哈里·杜魯門曾試圖提供全民醫療服務，結果幾乎斷送了總統的位子。尼克松和卡特甚至從未能夠使自己的議案通過國會中相關委員會的審查。林登·約翰遜任總統時期，國會中民主黨的優勢是數十年中最大的，但他也只是為老年人提供了保健醫療，為窮人提供了醫療補助，卻試都沒試為那些享受不到醫療保健的人提供保險。不管怎樣，我想我們應該努力提供全民醫療保障。其他所有的富裕國家出于健康和經濟原因，早就實行這一政策了。我國幾乎有400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而我們卻把國內生產總值的14％都花在了醫療保健上，這一比率第二位的國家加拿大高出4％。
25日晚上，應參謀長聯席會議的緊急請求，我接見了他們，討論軍中同性戀的問題。那天早些時候，《紐約時報》報道說，由于軍方強烈反對改變政策，我將推遲六個月才發布取消禁令的正式法規，在此期間將考慮高級軍官的意見及現實的問題。這么做是合理的。哈里·杜魯門命令軍隊實行種族融合時，給國防部留了更長的時間來考慮如何執行這一政策，以確保該政策符合維持一支戰備能力強、士氣高、具有凝聚力的戰斗部隊這一最高目標。與此同時，國防部長阿斯平命令軍隊不再詢問新兵的性取向，不再開除那些未被發現有同性戀行為的男女軍人。當時，隱瞞自己的同性戀身份違反了《軍事審判統一法典》。
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要求早一點接見他們，這帶來了一個問題。我非常想聽他們把話說完，但我不想再把這件事弄得沸沸揚揚，倒不是因為我想隱瞞自己的立場，而是因為我不想讓公眾以為，我對同性戀問題的關心超過了經濟問題。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正想讓美國人民有這種想法。多爾參議員已經說，要通過一項決議，廢除我取消禁令的權力；他顯然想使這個問題困擾我上任的最初幾個星期。
在會上，參謀長們承認，在180萬人的軍隊中，有成千上萬的男女同性戀者表現優異。但他們堅持認為，用鮑威爾將軍的話說，允許同性戀者公開在部隊中服役，“對良好的秩序和紀律是不公平的”。其他參謀長都同意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意見。我指出一個事實：過去10年中，為了把1．7萬名同性戀者開除出軍隊，軍方花了5億美元，盡管政府的報告表明，沒有理由相信這些同性戀者不能高效地為軍隊服務。但參謀長們回答說，為了保持部隊的凝聚力和士氣，這筆錢花得值。
海軍參謀長弗蘭克·凱爾索上將說，由于船上的生活空間狹小而封閉，海軍面臨的現實問題最多。陸軍參謀長戈登·沙利文將軍和空軍參謀長麥瑞爾·麥克匹克將軍也反對我的意見。不過，最堅決的反對者還是海軍陸戰隊司令卡爾·芒迪將軍。他相信同性戀是不道德的。假如允許同性戀者公開服役，那么軍隊就等于容忍不道德的行為，將再也無法吸引最優秀的美國青年。我不同意芒迪的觀點，不過我喜歡他。實際上，我喜歡并尊敬他們所有人。他們誠實地把自己的觀點告訴了我，但同時表明，如果我讓他們采取行動，他們將盡力而為，不過如果要他們到國會作證，他們仍將坦承自己的觀點。
幾天后·，我又一次連夜開會，和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們討論這一問題。出席會議的有薩姆·納恩、詹姆斯·艾克森、卡爾·列文、羅伯特·伯德、愛德華·肯尼迪、鮑勃·格雷厄姆、杰夫，賓格曼、約翰·格倫、理查德·謝爾比、喬·利伯曼和恰克·羅伯這幾位參議員。納恩反對我的立場，但同意推遲六個月取消禁令。因為他一開始就堅決反對我的意見，所以我的有些工作人員對他很惱火。不過，我倒不生氣。畢竟，他自己是個保守派人士，作為軍事委員會的主席，他尊重軍隊的文化，并把保護這種文化視作自己的職責。反對我的人還不止他一個。查理·莫斯科斯也反對我的立場。他說禁止同性戀者參軍“保護了”朝夕相處的戰土們應有的“隱私”。莫斯科斯是西北大學的社會學家，曾與我和納恩一道起草了民主黨領袖委員會的國民服務計劃。他說在朝鮮戰爭期間，他認識一位同性戀軍官。他還說，我們應堅持實行軍隊中大部分人都希望實行的政策，因為我們對軍隊的主要要求是他們能夠打仗而且愿意打仗。在我看來，他的這種看法和納恩的看法一樣有問題，因為完全可以把他們的看法當作強有力的證據，來批駁杜魯門軍隊關于種族融合的命令，以及當前在軍隊中把更多的職位向婦女開放的努力。
伯德參議員的立場更加堅定。他重復了我從芒迪將軍那兒聽到的觀點。他堅信同性戀是一種罪過。他說，他絕不會讓自己寵愛的孫子加入接受同性戀者的軍隊，并宣稱，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就在于接受了羅馬軍團中自愷撒以來普遍存在的同性戀行為。與伯德和納恩相反，恰克·羅伯雖然在很多問題上都是個保守派，但他作為越戰中激烈戰斗的幸存者，根據自己戰時與那些勇敢的同性戀軍人的接觸，卻支持我的立場。在國會中，他并不是惟一持這種想法的越戰老兵。
這種文化觀上的差異只是部分地而非完全地體現了黨派或是世代差別。有些年輕的民主黨人反對取消禁令，有些年長的共和黨人，包括勞倫斯·考伯和巴里·戈德華特，卻贊成取消禁令。考伯在里根政府中擔任助理國防部長時曾執行過禁止同性戀參軍的禁令，但現在卻說，這一禁令對于保持我軍的素質和力量并無必要。戈德華特是軍事委員會的前主席，是一名有著自由主義傾向的老牌保守分子。他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了一篇聲明，說允許同性戀者參軍并不是號召給予他們文化上的特許權，而是要確認美國的價值觀，即給負責任的公民一個機會，并限制政府對人們私生活的干涉。他以一貫直言不諱的風格指出，他不在乎某個士兵是不是戀得正，他關心的是這個士兵能否把槍正。
結果證明，戈德華特對我的支持以及我自己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過于學術化了。眾議院以超過三比一的比例通過了一項議案，反對我的立場；參議院的反對力量雖然沒有這么強大，但仍然是很大的。這就意味著，如果我繼續堅持，國會就會在國防撥款議案中附加一個修正案，推翻我的決定，而且我還無法輕易否決這個修正案。如果我真的否決這個修正案，我的否決將會被國會兩院推翻。
與此同時，我看到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48％的公眾反對我取消禁令，贊同取消禁令的人占45％。對于這么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來說，這個數字看起來還不壞，但實際上卻很糟，這也顯示出為什么國會認為，這件事在他們來說一點希望也沒有。只有16％的選民強烈支持取消禁令，但堅決反對的人卻有33％。議員們的立場將影響這些人將來把票投給誰。對于政客來說，在選情波動較大的選區，在任何問題上，17％的差額都是不能接受的。有趣的是，在這個問題上，最大的分歧是這樣的：在自認的、重新信仰基督教的人中，70％反對我的立場，22％支持；而那些自稱認識同性戀者的人中有66％支持我的立場，只有33％反對。
既然在國會不可避免地會遭到失敗，萊斯·阿斯平與柯林·鮑威爾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成員們擬訂了一個折中方案。差不多剛好六個月以后，7月19日，我來到位于麥克內爾的國防大學向參加接見的軍官們宣布了這一方案。這是一個“不問不說”的方案，其基本內容是：如果你說自己是個同性戀，那就你會被認定違反了《軍事審判統一法典》，軍方可以開除你，除非你能說服你的指揮官，說你是獨身主義者，因而并沒有違反《軍事審判統一法典》。不過，如果你不說你是同性戀，下列行為將不會導致你被開除：穿便裝參加要求同性戀者權利的游行、流連于同性戀者酒吧或是與已知的同性戀者在一起，被列入同性戀者郵寄名單，與同性住在一起而且這個人是你人壽保險的受益人。從字面上看，軍方前進了一大步，達到了“與同性戀者共存并允許同性戀者生存”的程度，同時又固守了自己的主張，即軍隊既然不支持同性戀行為就不能承認同性戀者，承認同性戀者必然破壞軍隊的士氣和凝聚力。實際上，政策并不是這樣實行的。一些反對同性戀的軍官完全漠視這項新政策，甚至更加賣力地消除同性戀現象，為此花了軍方數百萬美元。這筆錢若是用得更明智的話，將會使我們的國家更安全。
從短期來看，我在兩個方面得到的都是最壞的結果——我在力圖取消禁令的戰斗中失敗了，同性戀者們也因為我的妥協而對我嚴加指責。他們不愿意接受國會中很少有人支持取消禁令的結局，也沒有因為我取消了另一項禁止同性戀者擔任重要國家安全職位的禁令，或是我的政府中雇用了大量的同性戀者而贊揚我。相反，多爾參議員大獲全勝。由于他很早開始就反復提起同性戀問題，努力使媒體對這一問題大肆報道，以至顯得我很少干別的事情，這就使許多選我來處理經濟問題的美國人納悶：我到底在干什么，他們選我是不是個錯誤？
我發現要兌現我的另一個競選承諾也很困難：把白宮的工作人員減少25％。這件工作對于麥克·麥克拉蒂來說簡直是一場噩夢。由于我們的計劃比前一任政府更加宏偉，我們每天收到的來信也是前任政府的兩倍。2月9日，就在我預定宣布經濟政策的前一周，我提出了25％的裁員計劃，建議裁減350名工作人員，使總人數降低到1044名。每個人都受到了沖擊；甚至連希拉里的工作人員也要比芭芭拉·布什少，盡管她的責任要比芭芭拉大得多。對于裁員計劃，我最后悔的是把通信處22個終身職位給裁掉了。我本來想通過人員的正常縮減來減少這個部門的人數，但麥克說要達到我們的目標，沒有別的辦法。另外，我們必須留一些錢來使白宮現代化。我們的工作人員甚至無法收發電子郵件，電話系統自卡特時期以來也未改變過。我們不能召開電話會議，但任何人都可以按下分線按鈕，監聽別人的談話，包括我的談話。不久，我們安裝了一套更好的系統。
我們也加強了白宮里的一個部門，就是社會工作部。設立這一部門是為了幫助那些在個人問題上對聯邦政府不滿的人。這些問題往往牽涉到殘疾人補貼、老兵補貼或是其他補貼。在這些問題上，人們通常會找他們選區的參議員或眾議員，尋求幫助。但是由于我的競選非常個人化，許多美國人覺得他們可以找我。2月20日，我收到了一份具有特別紀念意義的請求。那天，美國廣播公司的新聞主播彼得·詹寧斯在白宮主持了一個名為“兒童市民會議”的節目。在節目中，年齡在8至15歲之間的孩子們向我提問。孩子們問我幫不幫切爾西做家庭作業，為什么沒有女性當選為總統，洛杉磯騷亂之后我打算怎么幫助這個城市，醫療保健的費用如何得到支付以及我會不會制止校園暴力。他們中有許多人對環境問題很感興趣。
不過有一個孩子要求幫助。安娜斯塔西亞·索莫扎是位漂亮的姑娘，來自紐約市。由于腦癱，她只能整天坐在輪椅上。她告訴我，她有一個雙胞胎姐姐，叫奧爾巴，也患腦癱，但和她不一樣，不能說話。“因為她不能說話，他們就把她安排到一個特殊教育班里。可是她可以通過電腦說話。我希望她能和我一樣，在正常的班級里學習。”安娜斯塔西亞說，她和她父母都相信，只要有機會，奧爾巴可以完成正常的學業。聯邦法律規定，有殘疾的孩子應該在“最沒有限制”的環境中接受教育，但至于怎樣才算是“最沒有限制”，決定權掌握在孩子所在學校的手中。過了大約一年，奧爾巴最后進了一個正常班。
我和希拉里與索莫扎一家保持著聯系。2002年我還在兩個女孩的中學畢業典禮上做了發言。兩個女孩都上了大學，因為安娜斯塔西亞和她父母決心要給奧爾巴所有應得的機會，并且不羞于向包括我在內的人求助。每個月，領導社會工作部的聯絡處都會交給我一份報告，說明我們幫助的那些人的情況，并從這些人寄來的感謝信中挑出幾封交給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