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是一段華彩的樂章。我喜歡學校的課程，喜歡那里的朋友、樂隊、德莫萊和其他一些活動。但讓我不舒服的是溫泉城的學校仍然實行著種族隔離。黑人孩子還是得去蘭斯頓高中上學。該校宣稱其最有名的校友是具有傳奇色彩的華盛頓紅人隊跑鋒波比·米切爾。通過晚間新聞和我們的日報《前哨記錄報》，我關注著民權運動，以及冷戰時期的其他一些事件，如豬灣事件、弗朗西斯·加里·鮑爾斯的u一2飛機事件等。我還能看到卡斯特羅坐在車里，率領他那支衣衫襤褸卻凱歌高奏的軍隊開進哈瓦那的情景。但就像對多數孩子那樣，政治只占據著日常生活中的次要位置。除了老爸有時故態復萌外，我還是很喜歡我的生活。
正是在高中時期，我真正愛上了音樂。古典音樂、爵士樂、銅·管樂、搖滾樂、搖擺樂、福音樂等等。這些音樂構成了我對什么是大喜樂的看法。不知為什么，我20多歲時并不太喜歡鄉村音樂和西部音樂，直到漢克，威廉姆斯和帕茨·克萊思從天而降。
除了參加進行曲和音樂會管樂隊外，我還參加了我們的舞蹈樂隊星光舞蹈團。有一年時間，我和拉里·麥克道戈爾爭奪次中音薩克斯管的首席。麥克道戈爾看上去似乎就該為搖滾樂手巴迪·霍利伴奏。1959年，在一次氣候惡劣的飛行中，霍利不幸機毀人亡，同時遇難的還有另外兩位大明星，一位是比格·波帕，一位是17歲的里奇·范倫斯。當上總統后，我對艾奧瓦州梅森市的大學生做了一次演講，這兒離霍利和他的伙伴們最后一次進行特約演出的地方很近。演講完后，我驅車來到當時的演出場所，鄰近的艾奧瓦州克利爾湖區的激浪舞廳。舞廳還在。對我們這些聽著那些家伙的演奏長大的人來說，那里該被改造為一個圣壇。
不管怎么說，無論是看上去還是吹奏起來，麥克道戈爾似乎都很適合他們。他做了個鴨尾巴發型，頂部留著板兒寸，兩邊梳著涂了油的長發。每當站起來獨奏時，他都會使勁兒搖擺，然后刺耳地吹上一通，更像是在演奏硬搖滾，而不是爵士樂或搖擺樂。1961年那會兒，我沒他吹得好，但決心要超過他。那年，我們在阿肯色州南部的卡姆登市和其他爵士樂隊搞了場比賽。我很對不起眼地獨奏了一支舒緩優美的曲子。演奏結束后，我竟然出乎意料地獲得了“最甜蜜獨奏家”獎。第二年，我又有了長足的進步，成為全州管樂隊的首席。大學四年級時我再次贏得了這把交椅，喬，紐曼則當上了首席鼓手。
最后兩年，我和彈鋼琴的蘭迪·古德勒姆一起加入了爵士三重奏小組——“三王”樂隊。古德勒姆比我小一歲，卻比我棒得多，我一輩子也到不了他的水平。我們的第一個鼓手是邁克，哈德格雷夫斯。邁克生長在一個只有母親的單親家庭中。他常常叫我，還有他的幾個朋友一起過去打牌。四年級時，喬·紐曼成了我們的鼓手。我們為舞會伴奏掙了幾個錢，我們還在學校的活動中表演，比如一年一度的管樂聯合演出。我們最拿手的是《萬世英雄》的主題曲。我現在還保存著那時的錄音帶，過了這么多年，音帶都完好無損，除了最后連復段的那個噪音外。我吹低音符時總有點兒問題。
樂隊指揮維吉爾·斯帕林高大魁梧，一頭深色鬈發，文質彬彬，很討人喜歡。他指揮得很好，還是個一流人物。斯帕林先生負責組織每年都在溫泉城舉行的州管樂節，一搞就是好幾天。他得把所有樂隊的演出，幾百場獨奏和合奏，安排在各初中和高中教學大樓的教室里進行。每年，他還得在大標語牌上安排好所有的日期、場次和場地。我們一些自告奮勇的人則在放學后留下來，一連幾個晚上加班，幫他妥善安排好一切。這是我第一次參與大型活動的組織工作，從中學到了許多東西，后來都被我很好地派上了用場。
在幾次州管樂節上，我榮獲了好幾枚獨奏與合奏獎章，還有幾枚是學生指揮獎，對此我頗為自豪。我喜歡研讀樂譜，并努力指揮樂隊嚴格按照我認為合適的方式演奏曲目。在我的第二屆總統任期內，華盛頓國家交響樂團的指揮倫納德·斯拉特金問我是否愿意在肯尼迪中心指揮管弦樂隊演奏蘇薩的《星條旗永不落》。他說，我只要揮舞一下指揮棒，差不多跟上節奏就可以了，其余的就由演奏家們自己負責。他甚至提出送給我一根指揮棒，再教教我如何握棒。我對他說，我很高興指揮樂隊，但請他把這首進行曲的譜子送來，我好復習一下。他聽了后差點兒沒把電話掉到地上。后來他還是送來了指揮棒和樂譜。站在樂隊前時我有點兒緊張，但我們還是進入了角色，堅持到了最后。我希望蘇薩先生會感到高興。
高中時期我僅有的另一方面的藝術活動是在一年級時參加演出《毒藥與老婦》。這是一出熱鬧的滑稽劇，講的是兩位老處女給人下了毒，然后把他們關在自己的房子里。和她們同住的還有她們懵懵懂懂的侄子。我扮演的就是這個侄子，而在電影里這卻是加里·格蘭特扮演的角色；我女朋友的角色由一位高個子的漂亮女孩辛迪·阿諾德擔任。演出大獲成功，主要是因為劇本里本來沒有的兩個情節。在一場戲里，我本該抬起窗座，發現姨媽的一個受害者，然后做恐懼狀。我苦練良久，爛熟于心。但在演出的那個晚上，我打開窗座時卻發現里面蜷縮著我的朋友龍尼·塞西爾。他抬起頭看著我，用他裝得最像的吸血鬼嗓音說：“晚上好。”我一時無措。幸運的是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臺下則發生了一件更好玩的事情。當我在我們惟一一場愛情戲里親吻辛迪時，她的男朋友，坐在前排的一位名叫艾倫·布羅利斯的高年級橄欖球隊員發出了一聲響亮滑稽的呻吟，惹得整個劇場哄然大笑。那個吻我現在還回味無窮。
我的高中課程包括微積分、三角函數、化學、物理、西班牙語、法語，還有四年的拉丁語。這一系列課程是阿肯色州許多規模小一些的學校所不開設的。幸運的是我們擁有許多聰明能干的老師，還有一名杰出的學校領導，喬尼·馬·麥琪。麥琪是個高個子女人，頭發又黑又密，看上去很威嚴，她既會滿臉笑容，也會冷臉訓斥，這得視情形而定。喬尼·馬管理很嚴格，她仍然是我們學校精神的中堅人物。這本身就是一項工作，因為我們的橄欖球隊是阿肯色州輸得最多的，而那時橄欖球是一種宗教，每一個教練都希望成為納特·羅克尼式的人物。那時的每個學生都還能記得在動員大會結束時，喬尼·馬帶領大家振臂高呼特洛伊式的口號。這時，大家已不顧體面，只知扯著嗓子大喊：“呼拉布魯，克一奈克，克一奈克，呼拉布魯，克一奈克，克-奈克，喔一唏，喔一嗨，要么贏，·要么死！叮咣，丘丘！乒乓，波哇！特洛伊！特洛伊！戰斗，戰斗，戰斗！”好在這只是喊喊而已。我在學校三年時間里，只獲得了一個6——29——1的成績。要是上面的口號是準確的，那我們的道德水準可就成問題了。
我跟著伊麗莎白·巴克夫人學了四年的拉丁語。巴克夫人來自費城，是一個討人喜歡、頭腦復雜的女人。她讓我們背了許多愷撒《高盧戰記》中的句子。在俄羅斯人用人造地球衛星把我們逼人太空后，艾森豪威爾總統和當時的肯尼迪總統都認為，美國人應該多學些科學與數學。因此我聽了所有我能聽的課程。迪克·鄧肯的化學課我上得不怎么樣，但生物課卻不錯。不過我只記得有一課上得特別好。課上，納桑·麥考利老師對我們說，我們的壽命比應該有的短，這是因為我們體內將食物轉化為能量和處理廢物的功能衰竭的緣故。2002年的一項重大醫學研究表明，老年人可以通過大幅度減少食物的攝人量來大幅度地延長壽命。麥考利老師40年前就已經知道子這一點。現在我也成了老年人，我試著聽從他的建議。
我的世界歷史老師保羅·魯特來自阿肯色鄉下。他矮小敦實，頭腦機靈，舉止隨便，幽默中不乏叛逆與淘氣。我當上州長后，他放棄了沃希塔大學的教職來為我工作。1987年的一天，我在州議會碰到保羅正在和三位州議員聊天。他們正在談論多娜·賴斯和《鬼把戲》的故事傳出來后，加里·哈特最近的垮臺。三位議員都用一種道貌岸然的口氣猛烈抨擊加里。保羅，這位虔誠的浸禮會教徒、教堂唱詩班指揮和十足的老實人，則耐心地聽著他們幾位喋喋不休的數落。在他們停下來喘氣的工夫，他面無表情地說：“你們說得一點兒沒錯。他做的事的確很爛。不過你們還了解什么？又矮、又胖、又丑對我的道德品格影響之大，真是不可思議。”議員們不再吭聲，保羅隨之和我走開。我喜歡這位伙計。所有的英語課我都愛上。約翰·威爾遜把莎士比亞的《裘力斯·愷撒》活生生地呈現在阿肯色州15歲的孩子們面前。他要求我們用普通詞語轉述該劇的意思，然后一遍遍地問我們，莎士比亞對于人性與人類行為的觀點是否正確。威爾遜先生認為，老莎的觀點基本是正確的：人生就是喜劇與悲劇。
在高中一年級的優等生高級英語班上，人人都要寫一篇自傳性短文。我的那篇短文充滿了自我懷疑，這點連我自己都不理解，也從沒承認過。以下是一些節錄：我這個人受到各種各樣力量的驅動和影響，有時我問自己活得是否健康。我是個活生生的悖論——篤信宗教，但對于自己確切的信仰并不像應該有的那樣深信不疑；我要求責任卻又回避責任；熱愛真理卻又常常屈從謬誤……我討厭自私，卻天天在鏡中看到自私……我看見了他們——其中一些是我很親的人，他們從沒學會如何生活。我希望并努力成為和他們不一樣的人，但常常和他們如出一轍……我——這是個多么令人乏味的字眼！我、本人、我的、自己的……惟一讓這些詞值得使用的東西，是那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優秀品質，而我們卻往往不太能安置它們。這些品質是信仰、信任、友愛、責任、悔恨、知識。它們是使生活值得去拼搏的象征，而表達這些象征的詞必須不折不扣地去面對。我要努力做個誠實的人，這樣我就不會成為連自己都厭惡的偽君子，我將坦白地承認它們潛藏在這個男孩身上，而他正在萬分努力地讓自己成為一個男子漢……
我的老師羅尼·沃奈克給我打了100分，說文章寫得好，寫得實在，“深入挖掘了內心世界”，符合“認識你自己”的古訓。我很高興，但到現在也不清楚該如何應用自己的發現。我不干壞事，不喝酒，不抽煙，和女孩子也只是調調情，盡管跟好幾個人接過吻。多數時間我都很開心，但始終沒把握——自己是否如同希望的那樣好。
沃奈克小姐領著我們這個小班去牛頓縣進行校外考察。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阿肯色州北部歐扎克山區的心臟地帶——相當于我們的阿巴拉契亞山。當時，那里是一個極其優美卻極度貧困的地方，同時政治上也混亂不堪。該縣人口6000左右，散居于幾百平方英里的群山與盆地之中。縣治賈斯珀只有300人。鎮上有一個美國公共事業振興署建造的縣政府大樓，兩家咖啡屋，一個小百貨店和一家小型影院。一天晚上，我們全班還去那里看了場由奧迪·默菲主演的老西部片。進入政壇后，我漸漸了解了牛頓縣的所有鄉鎮，但早在16歲那年便已愛上了那里。我們在山間小道行走，了解歐扎克山區的歷史、地理、動植物等等。一天，我們造訪了一位山里人的小木屋。他收藏著內戰以來的各種長短槍。我們還考察了當年邦聯軍隊囤積軍火的一個巖洞。槍還能開得了火，剩余的軍火也仍然留在洞中。這里，時間過得緩慢，嫌隙難以消失，代代相傳的記憶仍然彌漫在空中，洞中的一切把世紀般古老的沖突真真切切地展現出來。70年代中期，我當檢察長時曾受邀為賈斯伯高中的畢業典禮作演講。我鼓勵學生要迎著困難上，并且引用了林肯的例子，列舉了他所克服的種種艱難與挫折。演講完后，當地民主黨領導人帶我走進星光燦爛的歐扎克夜晚。他對我說：“比爾，講得好。你什么時候都可以在小石城再講一遍。不過下次再來的話，不要再滔滔不絕地講什么共和黨總統之類的話。他要真那么好，我們也不會打什么內戰！”我不知說什么好。
在露絲·斯威尼的高年級英語課上，我們學了《麥克白》一劇，老師鼓勵我們記住并背誦其中一些段落。我背了約一百多行，包括那段著名的獨白，從“明天，明天，再一個明天，一天接著一天地躡步前進，直到最后一秒鐘的時間”開始，一直到“人生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在舞臺上指．手畫腳的拙劣伶人，登場片刻，就在無聲無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著喧嘩和騷動，卻找不到一點意義”。將近30年后，我已當上了州長，我去阿肯色州維羅尼亞市參觀一個班上課。學生們碰巧在上《麥克白》，我便為他們背誦了那幾行臺詞，那些詞對我而言仍然充滿了力量。這是一段令人恐懼的獨白，我總是努力使它不要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
高中一年級后的那個夏天，我參加了一年一度在羅賓遜營地舉行的為期一周的美國軍團“少年州”活動。這是一個舊軍營，里面有許多簡陋的木頭營房，足夠容納1咖名16歲男孩。我們按所在的市縣編組，均勻地分成兩個政黨，然后作為候選人和選民進入到本地、縣和州的政治活動中。我們還起草施政綱領，并對一些問題進行投票表決。我們聆聽了自州長而下的重要人物的講話，還在州議會大廈度過了一天。其間，少年州長以及其他當選官員和他們的“幕僚”、議員等真的走進了州府各辦公室和議會各會議室。
到了周末，兩黨要提名兩位候選人參加“少年國家”活動。該活動將于7月底在離國家首都不遠的馬里蘭大學學院公園分校內舉行。此外還要舉行一次選舉，得票最多的兩人將作為阿肯色州議員前去參加全國活動。我便是其中之一。
我參加羅賓遜營地的活動是想要競選“少年國家”參議員。盡管最具聲望的職位是州長，可我當時對此并沒有興趣，此后多年，即使對那個真正的州長職位我也不感興趣。在我看來，華盛頓是進行民權、貧困、教育、外交政策等方面活動的地方。此外，我也不可能贏得州長選舉，因為用阿肯色州的土話來說，這是“裝上碟子便被吹走”——還沒開始就結束的事。我多年的霍普鎮老鄉麥克·麥克拉蒂實際已穩操勝券。他在學校就是學生會主席，此外還是明星四分衛和全優生。幾周前他已開始在全州爭取支持。我們黨提名了拉里·湯頓。他是位電臺播音員，有一副圓潤的好嗓子，聽起來既誠懇苧自信。但麥克拉蒂有的是選票，并因此而勝出。我們都很肯定，他準會是我們同齡人中第一個當選州長的。四年后，他當選為阿肯色大學學生會主席，僅僅一年后他以X歲的年齡成為州議會最年輕的一員。這種戰績更加深了我們的上述印象。不久以后，和父親同在福特公司工作的麥克為福特牌卡車設計了一個在當時相當新穎的租車方案。這個方案最終為他和福特公司都帶來了財富。他因此放棄了政治，專心經商，最后成為阿肯色-路易斯安那，煤氣公司總裁。該公司是我們最大的天然氣公用事業公司。但他在政治方面仍很積極，為許多阿肯色州民主黨人，特別是戴維·普賴爾和我提供領導和籌款技巧。他一直伴隨著我走向白宮，先是作為辦公廳主任，后來作為派往美洲國家的特使。現在他和亨利·基辛格是一家咨詢公司的合伙人。不說別的，光在巴西的圣保羅就有12個汽車經銷點。盡管沒有贏得州長選舉，拉里·湯頓得到了一個很大的安慰獎：作為除麥克拉蒂以外惟一獲得百分之百認可率的男孩，他已穩穩當當地占據了兩個“少年國家”議員的位置之一，只要提出申請即可。但這里有個問題。拉里是家鄉代表團的兩位“明星”之一。另一位明星是比爾·雷納，一個聰明、英俊的多項全能運動員。他們來參加“少年州”時曾有約讓湯頓競選州長，雷納則競選“少年國家”議員。現在盡管他倆都有競選“少年國家”議員的自由，但來自同一地方的兩個男孩不可能都當選。此外，他們和我同屑一個黨派，而我已經辛苦競選了一個星期。當時我給母親寫了封信，說我已經贏得了稅收官、黨書記、市法官等選舉，現在正在競選縣法官，這是阿肯色州政治舞臺上的一個重要位置。
在最后一刻，就在黨召集會議聽取我們的競選演說前不久，湯頓提出了申請。比爾·雷納大為震驚，差點兒演講不下去。我還保存著我當時的演講副本，除了提到小石城中心中學的騷亂外，并無突出之處。文章提到：“我們成長在一個因某個危機而蒙羞的州，但這并不是它想要的。”我不贊同福伯斯的所作所為，希望其他州的人對阿肯色州抱有好一些的看法。計票后，拉里，湯頓得票遙遙領先。我名列第二，也得到不少票數。雷納則遠遠落在了后面。我已經逐漸真的喜歡上了比爾。我永遠記得，他很有風度地接受了自己失敗的事實。
1992年，比爾住在康涅狄格州時曾與我的競選班子取得聯系，主動提出幫忙。我們的友誼曾受到年輕時失望的錘煉，現在得以繼續，我們都感到高興。
拉里·湯頓在另一天的競選結束時擊敗了來自其他黨派的對手。1963年7月19日，我來到了學院公園分校，渴望會見其他代表，就重要問題投票，聽取內閣成員和其他政府官員講話，參觀白宮，并希望在那里見到總統。
一周很快就過去了，每天都被各種活動和議會會議安排得滿滿當當。我記得勞工部長威拉德·沃茨給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他完全沉浸在民權問題的辯論中。許多男生是共和黨人，支持巴里·戈德華特，并希望他能在1964年擊敗肯尼迪總統，但有足夠多的民權進步分子，包括我們四個來自南方的人，足以讓我們提出的立法建議在當天得以通過。
由于我和比爾·雷納的友誼，由于我在民權問題上比較開明的觀點，在整個一周的“少年國家”活動中，我和拉里·湯頓的關系都很緊張。讓我高興的是，在我成為總統后，有機會見到了成年的拉里·湯頓和他的子女。他看上去是個好人，有著自己的美滿人生。
7月22日周一那天，我們參觀了國會大廈，在臺階上照了相，并見到了我們州的參議員。我和拉里跟外交委員會主席J，威廉，富布賴特和撥款委員會主席約翰·麥克萊倫共進了午餐。資深體系運轉良好，沒有哪個州從中獲得的力量比阿肯色州更大。此外，我們所有的四位國會議員都占據著重要職位：威爾伯·米爾斯是籌款委員會主席；奧倫·哈里斯是商業委員會主席；“托克”·加辛斯是農業委員會的高級委員；吉姆·特林布爾“僅僅是”自1945年才開始當國會議員，是權力很大的規則委員會委員，控制著提交國會表決的立法提案數量。我怎么也沒想到，不到三年我就將作為外交委員會工作人員為富布賴特工作。那次午餐后的幾天，母親收到富布賴特參議員寫來的一封信，說他跟我們一起吃飯很開心，還說她一定會為我感到自豪。我還保留著那封信，這是我第一次見識高效的管理工作。
7月24日周三那天，我們前往白宮，到玫瑰園拜見總統。肯尼迪總統走出橢圓形辦公室，來到燦爛的陽光下，作了簡短的講話，贊揚了我們所做的工作，特別是我們對民權的支持；給我們打的分比給州長們打的還高。在每年夏季的會議中，州長從來沒這么勇往直前。在接受了“少年國家”的一件T恤衫后，肯尼迪走下臺階，．開始和我們握手。我站在前排，個子大，而且比多數人都更堅定地支持肯尼迪總統。我要確保自己和總統握上手，哪怕他只是和兩三個人握手。早在九年級課堂辯論賽中，我就支持肯尼迪，在他擔任總統兩年半后更是如此。此刻真的見到了他，對我來說，這是個畢生難忘的時刻。一位朋友為我拍了照片，后來我在肯尼迪圖書館發現了這組握手的照片。
對于那次簡短的會見及其對我人生道路的影響有過很多理解。母親說，我回到家后，她便知道，我已決定進入政壇，19兕年我被提名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后，那張照片被廣泛地認為是我渴望得到總統寶座的開始。對于這一點，我當時并不很清楚。我還保存著自己回家后在溫泉城對美國軍團所做的演講。演講中并沒有對那次握手進行渲染。那時我認為自己想當個參議員，但可能在心靈深處，我也許像亞伯拉罕·林肯年輕時寫下的那樣：“我要學習，做好準備，我的機會也許會到來。”
我在高中的政治活動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績。我被選為一年級年級長，我還想參加學生會主席的競選，但負責監督我們高中的鑒定小組卻做出決定，不允許溫泉城高中的學生參與太多活動，并下達了限制令。根據這個新規定，由于我已是樂隊的樂器長，便失去了參加學生會或年級級長的競選資格。菲爾·賈米森，橄欖球隊隊長，一個很有希望勝出的競選者也是如此。不參加高中學生會主席競選并沒有讓我或菲爾·賈米森很傷心。菲爾接著上了海軍學院，結束海軍生涯后，他又在五角大樓軍備控制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位朋友對新的活動限制十分氣憤，因此將我的名字添加到高年級秘書的競選名單上，我也同意了。這是我生活中犯的低級政治錯誤。我的隔壁鄰居卡羅琳·耶爾德爾輕而易舉地擊敗了我，她也應該贏。我出于私心干了件傻事，同時這也證明了我的一個政治原則：如果不是真想得到某個職位，如果沒有足夠的理由待在那個位置上，那就堅決不要去爭。
盡管遭到了那次挫折，在我16歲那年的某個時候，我還是認為自己想作為一名當選官員進入公共生活。我喜愛音樂，也覺得自己會很有前途，但我明白，自己永遠成不了約翰，考爾特蘭或斯坦·蓋茨。我對醫學很感興趣，覺得自己能當個好醫生，但我明白，自己永遠成不了邁克，德巴基。但我清楚，在公共服務領域我可以出類拔萃。我最感興趣的是人，是政治，是政策，而且我認為不靠家庭財富，不靠關系，不靠南方所看重的種族或其他根基，自己也能做到這一點。當然這種可能性不大，然而，美國的特別之處不就在于這種可能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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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夏天還發生了一件對我來說具有紀念意義的事。8月28日，我17歲生日的九天后，我獨自坐在家中書房里一把白色的大躺椅上，觀看我這輩子聽過的最偉大的演講。小馬丁·路德·金站在林肯紀念堂前面，發表他的美國夢演說。演講抑揚頓挫，讓人想起黑人古老的圣歌。他的聲音又雄渾又激動。面對著一個人群的海洋，面對著成千上萬像我這樣被電視緊緊吸引住的人，他講述著自己的夢想；“有一天，在佐治亞州的紅土丘陵上，前奴隸的兒子們和前奴隸主的兒子們將能夠像兄弟般坐在一起”，以及“我的四個小孩將生活在一個不以他們的膚色而以他們的內在品格來評價他們的國家”。
40多年后，很難講清楚金的演講在我心中激起的情感和喚起的希望，很難講清楚在一個沒有民權法，沒有選舉權法，沒有公開的住宅法，最高法院沒有瑟古德·馬歇爾法官的國家里，他的演講意味著什么；很難講清楚，對于美國南方來說這意味著什么——在那里多數學校仍實行著種族隔離，在那里人頭稅被用來阻止黑人投票，或是被用來召集他們投既得利益者的票，在那里“黑鬼”這個詞還有人在公開使用，盡管他們知道不該用。
在金博士演講的過程中，我止不住熱淚盈眶，在他演講完好一會兒都哭個不停。他說出了所有我相信的東西，我永遠也說不了他那么好。也許除了我外祖父的榜樣力量外，那場演說比我的任何經歷都更加堅定了我的決心，我要在自己的這一生中竭盡全力，讓小馬丁·路德·金的夢想成真。
幾個星期后，在進入高中二年級時，我仍沉浸在“少年國家”的興奮之中，同時也決心好好利用少年時代的最后一次機會。
高中期間最難的課程是微積分。班里上這門課的有七人。此前從沒開過這門課。有兩件事我記得十分清楚。一天，老師科埃先生發回我的考試卷，我的答案全對，但分數顯示我錯了一題。我問科埃先生是怎么回事，他說我的題解得不是很恰當，準是碰巧得到了正確答案，因此不能給我分。課本上，這道題要求的計算步驟比我用的多。我們班上有一個真正的天才，那就是吉姆·麥克道戈爾（不，不是白水事件中的那位）。他問能不能看看我的卷子，然后告訴科埃先生他不應該扣我那題的分，因為我的解法和課本里的一樣正確，甚至更好，因為簡短。接著他又主動要求證明這一看法的正確性。對于麥克道戈爾的頭腦，科埃先生和我們一樣都感到很了不起，因此同意讓麥克道戈爾試試。吉姆便開始演算，寫滿了兩大黑板的數學公式，分析這道題并證明我如何改進了課本上的解法。你也許會笑話我。我一直都喜歡解謎，現在也是，但那時只是在迷宮里艱難地爬行。吉姆說的那些，我是一點兒頭緒都沒有，而且我敢肯定，科埃先生也沒有，但當他那大膽的表演結束后，我的成績改了過來。這件事教會了我兩點：第一，有時好的直覺在解決問題時可以克服智力不足；第二，高等數學我不要再學下去了。
我們的課排在第四節，就在午飯后。11月22日那天，科埃先生被叫出教室去辦公室。他回來時臉色煞白，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告訴我們肯尼迪總統在達拉斯挨了一槍，可能已被打死。我驚呆了。就在四個月前，我還在玫瑰園見到了他,一個充滿生命、充滿力量的人。他做過和說過那筢多事——就職演說、拉丁美洲進步聯盟、冷靜應對古巴導彈危機、和平隊“IchbineinBerliner”（“我是一個甜心包餅”）演說中那些難忘的語句：“自由具有很多困難，民主也并非完美，但我們從不需要建起高墻，把自己的人民圈在里面。”——這些都體現了我對我的國家的希望和我對政治的信念。下課后，全班同學從上課的輔樓走回主樓。我們都很悲傷，除了一個人。我聽到一個曾和我同在樂隊的漂亮女孩說，也許少了肯尼迪對國家還是件好事。我知道她的家庭比我的還要保守，但聽了這話還是讓我震驚和憤這是我第一次體驗到如此的仇恨，在我后來的政治生涯中還會經歷很多很多。在20世紀最后的25年中，這種仇恨被鍛造成一個強大的政治運動。19呢年我在拉斯韋加斯進行競選活動時，這位女孩前來參加我的一個活動。她這時已成為一位社會工作者和民主黨人。我很珍惜這次重逢以及它給予我的彌合舊傷的機會。我觀看了肯尼迪總統的葬禮，并為林登·約翰遜用感人的語言清醒地接任總統職務感到放心。他說：“如果今天能夠不站在這里，那我會很樂意奉剩下的日子過得很快，還有德莫萊和樂隊活動。樂隊活動包括一次前往佛羅里達州彭薩科拉市的高年級樂隊之旅和一次參加全州管樂隊演出；還有很多次是和朋友在一起，包括在俱樂部咖啡館吃午餐，那里的荷蘭蘋果派是我吃過的最好吃的蘋果派。此外還有看電影，到基督教青年會跳舞，到庫克乳品店吃冰洪淋，以及到麥克拉茲飯館吃燒烤。那是一個具有75年歷史的家庭餐廳，那里的烤肉可以說是最好的，那里的烤青豆則絕對是全國一流。
那年好幾個月里，我都在和蘇珊·史密瑟斯約會。史密瑟斯來自阿肯色的本頓鎮，該鎮在溫泉城以東30英里通向小石城的公路邊。我經常在星期天到本頓做禮拜，然后和她家人一起吃午飯。飯后，史密瑟斯的母親瑪麗會端出一大堆挑子或蘋果餡餅放在桌上，她父親里斯和我就開始吃餡餅，一直吃到走不動路為止。一個星期天的午飯后，我和蘇珊開車兜風來到鋁土鎮。那是本頓邊上的一個小鎮，名字源于用來煉鋁的鋁土。那里有一個露天鋁土礦。到了鎮上后，我們決定開車出城，去看一跟那里的礦場。我們離開大路，開上我以為是硬土的路面，一直來到巨大的露天礦場邊上。圍著礦場轉了一圈后，我們回到車上準備往回開，這時我們的心情一下跌到了谷底。我的車輪深深地陷入了松軟潮濕的泥土里。輪子轉啊轉啊，卻一英寸都沒有向前挪動。我找了幾塊舊木板塞到輪子后面，頂進去增加摩擦。可還是不管用。．兩小時后，輪胎表面的花紋都給磨平了，天也漸漸黑了下來，我們還陷在那里。最后我只得作罷，步行回到城里找幫手，也給蘇珊的父母打了電話。幫手終于來了，我們被拖出巨大的槽溝，輪胎光滑得就像嬰兒的屁股蛋。回到蘇珊家時天已經很黑了。我想她們家人信了我們說的話，但她父親仍偷偷出去看了一眼我的輪胎，好更加肯定。在那個還比較天真的年代，我感到很沒面子。
二年級快結束時，我對上大學的事變得越來越焦慮不安。不知什么原因，我從來沒考慮過申請任何一所常春藤聯盟學校。我知道自己想去哪里，而且也只申請了那里：喬治敦大學的外交學院。我并不想去做外交工作，當我參加“少年國家”時甚至都沒去看一眼喬治敦大學，但我想回到華盛頓；喬治敦大學在那個城市的學術聲望最高。耶穌會教士在知識上的嚴謹具有傳奇色彩，也深深地吸引著我。此外我感覺自己需要盡可能多地了解國際事務，而且60年代中期，只要待在華盛頓就能掌握所有的國內問題。我認為自己能被錄取，因為我是全年級327人中的第四名，我的大學入學考試成績也相當不錯。喬治敦大學也盡量從每個州至少招一名學生（早期的贊助性行動計劃！）。盡管這樣，我還是很擔心。
我決定，如果沒有被喬治敦大學錄取，我就上阿肯色大學。該大學有一項對阿肯色州高中畢業生不限制入學資格的政策。知情者說有抱負的政治家怎么都該上那里。4月的第二個星期，喬治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到了。我很高興，但這時又開始懷疑去那兒上學是否明智。我沒有得到獎學金，而上那所大學又是如此昂貴：學費1200美元，住宿和雜費700美元，還要加上書本、膳食和其他開支。盡管按阿肯色州的標準，我家屬于舒舒服服的中產階級，但我還是擔心父母負擔不起。此外，走那么遠，把母親和羅杰留下來和老爸在一起，我也放心不下，盡管歲月正在讓他的動作緩慢起來。我的指導顧問伊迪絲，艾恩態度則很堅決：我應該去，我父母應該對我的未來進行投資。母親和老爸同意了。母親還相信，我一旦到了那里，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就肯定會得到一些經濟上的支持。于是我決定試一試。
1964年5月29日我高中畢業。畢業典禮就在我們打橄欖球的里克斯球場舉行。作為第四名的學生，我得做賜福祈禱。后來法庭針對公立學校宗教活動做出的判決如果當時就是法律的話，則可能會使我們免掉這一程序。我也認為，納稅人的錢不應用來推動純宗教的事業，但我為在高中歲月結束時最后說的那幾句話感到很榮幸。
我的賜福祈禱反映出我深深的宗教信念，還有一點點政治。我祈禱上帝會“在我們身上留下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和道德主義，它使我們的人民變得強大。讓我們對冷漠、無知和排斥的現象感到難過，這樣，我們這一代人就會從自由人的心底消除自滿、貧窮和偏見……讓我們關心他人；這樣我們就永遠不會知道什么是沒有目的的生活所帶來的苦難與混亂；這樣當我們去世后，他人仍擁有機會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度里”。
我知道，某些非宗教人士會覺得這些話刺耳或淺薄，但我對自己當時如此理想主義感到高興，至今我也相信自己祈禱的每一個字。
畢業后，我和毛里婭·杰克遜來到老貝爾維德俱樂部參加我們的高年級聚會。俱樂部離我家在帕克大街的房子不遠。由于那時我和毛里婭都還是孑然一人，而且我倆在圣約翰的小學是同學，因此這似乎是個好主意，事實也的確如此。
第二天早晨，我進入了我最后一個少年時代的夏天。這是個典型的、晴朗的、炎熱的溫泉城夏天。夏天過得很快。其間，我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了大學管樂營，并作為顧問回到了“少年州”。那年夏天，我一連幾個星期幫老爸為克林頓別克公司盤點，此前也干過幾回。如今，各種記錄都電腦化了，零部件也可以從高效的配送中心訂購，因此很難還記得起，在那些日子里，我們庫存著十年前的汽車零部件，每年都得靠手工來清點所有配件。小的零配件存放在小格架里，架子很高，排得很密，弄得配件部后面很黑，和前面明亮的展室形成鮮明的反差。展室也只能容納一輛新別克車。
這項工作十分繁雜，但我還是很喜歡做，很可能是因為這是我和老爸共同做的惟一一項工作。我也很喜歡待在別克公司，和雷蒙德伯伯，和放滿了新車舊車的停車場里的推銷員，以及后面的機修工們一起聊天。后面有三個人我特別喜歡。兩個是黑人。厄利·阿諾德看上去像雷·查爾斯，我還從沒聽到過有誰比他笑得還要爽朗。他總是對我很好。詹姆斯·懷特則比較優哉游哉。他不得不這樣：靠雷蒙德伯伯付給他的工錢，靠他妻子厄爾林在沃特斯夫人走后到我家為我母親干活掙的錢，他得養活八個孩子。我喜歡聽詹姆斯的空想哲學。一次，我說高中的日子過得真像飛一樣，他說：“是啊，時間過得太快了，我都快趕不上自己的年齡了。”那時我把這當成是開玩笑，現在則不覺得那么好玩了。
那位白人伙計埃德·福希是個汽車天才，后來自己開了家店。我離家去上學前，把自己開的那輛亨利J車賣給了他。老爸在霍普鎮別克車行修好了六輛燒壞的車，這是其中的一輛。盡管這輛車有液壓制動漏水等毛病，但我還是舍不得離開它。現在要是能弄回來，花再多的錢我也愿意。這輛車給我和朋友帶來了許多歡樂時光，但也有一次不那么歡樂的經歷。一天夜里，我開車出了溫泉城來到7號公路光滑的路面上，緊跟在一輛黑色的車后面。正當我們經過杰西·豪的汽車影院時，前面那輛車在路中間猛地停了下來，顯然是想看看大銀幕上放映的是什么。那輛車的一個剎車燈沒亮，等我發現他停下來時已經太晚。注意力不集中、反應慢、剎車不靈——所有這些讓我正好撞到了那輛黑車的后部，下巴撞到了方向盤上，把它撞成了兩半。幸運的是，沒人嚴重受傷，我的保險支付了那輛車的損失。克林頓別克公司的伙計們把亨利J修得像新的一樣。我也很慶幸，斷成兩半的是方向盤，而不是我的下巴。與幾年前亨利·希爾那一拳相比，這次的事故不算嚴重，與那次公羊差點兒沒把我頂死相比，就更算不了什么了。到這時，對于此類事故，我已變得比較泰然自若，就像一位智者說的那樣：“身上時不時地長幾只虱子對狗有好處。這樣它就不會老為自己是條狗而煩惱。”
9
那個夏天結束得太快了，就像所有童年的夏天一樣。9月12日那天，我和母親飛往華盛頓。在開始聽取新生情況介紹前，我們將在那里花上一周時間觀光游覽。自己進入的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我不很清楚，但充滿了期待。
這次旅行對母親來說比對我更為艱難。我們總是很親密，我知道她看我時，既看到了我，也看到我父親。她將撫養小羅杰，對付大羅杰，而在這兩條戰線上都失去了我的幫助。對此，母親不能不擔心。我們還會很想念對方。我和母親既很相似，又很不相似，但我們在一起很快樂。我的朋友們很喜歡母親，她也喜歡讓他們到家里來。這在以后也是一樣，不過通常只有在我圣誕節或夏天回家的時候。
那時我不可能像現在這么清楚她對我有多么擔心。最近，我偶爾發現了一封她寫于1963年12月的信，這封信幫助我成功地申請到了慈善互助會領導獎。該獎項每年頒發給設有慈善互助會的城市里一兩所高中的高年級學生。她寫道，她的信“稍稍減輕了我對比爾的愧疚情結。我的職業是做麻醉，麻醉總是占據著我的時間，而這些時間我感到理所當然屬于比爾。因此，由于這一點，對他個人品行的肯定，對他用自己的生活取得的成就的褒獎實際上屬于他自己。因此，當我看到他時，我看到的是一個‘自我造就的，人”。這話她說得可就不對了！是她每天教我鼓起勁，堅持下去；是她教我去發現人們最好的一面，即使他們看到的是我最壞的一面；是她教我要感謝每一天并用微笑迎接每一天；是她教我堅信，只要愿意付出必要的努力，就能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成為任何我想成為的人；是她教我堅信，最終愛與善會戰勝殘酷與自私。那時母親并沒有循規蹈矩地信仰宗教，盡管隨著年歲漸長，她變得越來越虔誠。她目睹了這么多人死去，很難相信會有什么來世。但如果神意味著愛，那么，她就是一個神靈般的婦女。而我自己則離那個自我造就的人還差得很遠很遠，但愿我能更經常讓她知道這一點！
盡管擔心我們生活中的巨大變化，我和母親在到達喬治敦時還是興奮不已。離主校區僅幾個街區之隔是所謂的東校區。那里有外交學院和其他擁有女生并在宗教和種族方面更為多樣化的學院。大學于1789年由約翰·卡羅爾大主教建立。那是喬治·華盛頓當總統的第一年。在主校區進門處的大圓形廣場上矗立著卡羅爾大主教的塑像。1815年，詹姆斯·麥迪遜總統簽署了一項法令，批準喬治敦大學擁有學位授予權。我們大學從一開始就對持所有信仰的人敞開大門，而且大學最杰出的校長之一帕特里克·希利神父，是這所白人居多的學校在1874——1882年間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國人校長。校球隊清一色為白人男性，而且幾乎全都是天主教徒。外交學院成立于1919年，創始人是愛德蒙·A．沃爾希神父。他是個堅定的反共人士。我到那里時，教職員中還包括眾多逃離共產黨政權，或曾在那里受過苦的教授們。對于美國政府的任何反共活動，他們都表示支持，包括在越南。
外交學院的政治并不全是保守的，其課程也一樣。學院嚴謹的學風反映了耶穌會教士于16世紀末期發展起來的教育理念——《研究概要》。大學的頭兩年，每學期要上六門課，每周加起來共有18或19課時，而且到三年級第二個學期前不開任何選修課。那時還有二個著裝要求。我當新生那年，男生上課時還要求穿禮服襯衫，穿夾克，打領帶。化纖“滴干”襯衣能買到，但穿起來很不舒服，因此來到喬治敦大學后，我決定在我每周25美元的膳食和其他開支中拿出五美元用于五件襯衫的干洗。此外學校還有宿舍規定：“新生除周末外必須每晚待在宿舍學習，并于12點前熄燈。周五與周六晚上必須在夜里12點30以前回到宿舍……絕對禁止異性訪客留宿。宿舍內不得飲酒，不得豢養寵物，不得私藏槍支。”我知道這以后事情發生了一些變化，但1997年我和希拉里送切爾西去斯坦福時，男女混住宿舍樓的情況仍讓人看了不舒服。顯然全國來復槍協會也沒有成功取消對槍支的限制。
我和母親走進前門時見到的第一個人是負責向新生介紹情況的迪寧神父。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喬治敦大學弄不明白，為什么一個除拉丁語外不懂其他外語的南方浸禮會教徒會想上外交學院。他說話的語氣還表明，他們不明白學校是怎么同意錄取我的。我只是笑了笑說，也許過一兩年我們會一起弄明白。看得出來，母親有些擔心，因此，迪寧神父離去后，我跟她說不用多久，他們就都會清楚什么原因了。我懷疑當時自己有點兒虛張聲勢，但聽起來還行。
預備程序過后，我們去找我的宿舍，并見到了我的室友。羅耀拉宿舍樓位于35街和N街交匯處，就在沃爾希大樓后面并與之相連。分配給我的是225號房間，緊挨著35街學校的前門，可以俯瞰羅得島的杰出參議員克萊本佩爾家的房子和他漂亮的花園。我當總統時，他還在參議院工作。他和他的妻子努阿拉成了我和希拉里的朋友。在凝望了這所氣派的老宅外部30年后，我終于見到了它的內部。
和母親來到宿舍門口時，我大吃一驚。1964年的總統選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而貼在我門上的是一個戈德華特的黏膠標簽。我還以為自己把他們都留在了阿肯色州！標簽是我室友湯姆·坎貝爾貼的。他是位愛爾蘭裔天主教徒，來自長島的亨廷頓，出身于一個堅定的保守派共和黨家庭，曾是紐約市沙維爾耶穌會中學的橄欖球隊員。他父親是位律師，在當地獲得了法官職位，走的是保守黨路線。湯姆對給他安排的室友可能比我還要吃驚。我是他見過的第一位南方浸禮會教徒，而且更糟的是，我是個堅定支持林登·約翰遜的民主黨人。
母親絕不允許政治之類的小事影響好的居住環境。她開始和湯姆聊天，就好像認識了他很久，她和別人也總是這樣，沒過多久，就把他爭取了過來。我也喜歡他，心想我們定能和諧相處。在喬治敦朝夕相處的四年中，在后來將近40年的友誼中，我們的確如此。
不久，母親高高興興、神情自若地和我告別。我隨即便開始考察身邊的環境，先從我宿舍的那一層開始。我聽到大廳那頭傳來音樂，那是電影《飄》里的《塔拉主題曲》，于是便找了過去，希望能再遇上個南方人，哪怕不是個民主黨人。來到播放音樂的房間時，我卻發現了一個不屬于任何范疇的人物。他叫湯米·凱普蘭，正坐在這層樓里惟一的一張搖椅上。他告訴我，他是個獨生子，來自巴爾的摩，他父親做珠寶生意，他認識肯尼迪總統。他說起話來非常清脆明快，在我聽來有點兒貴族派頭。他說他想當作家，給我講了一大堆的肯尼迪故事。盡管我知道自己喜歡他，但當時不可能知道我又碰到了一位后來證明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在后來的四年中，湯米將帶我去參觀巴爾的摩；將帶我到他在馬里蘭州東岸的家；將帶我去了解圣公會教堂及其禮拜儀式；將帶我到紐約的皮埃爾飯店去品嘗美味的印度咖喱；將帶我到卡萊爾賓館，讓我頭一回享受那里昂貴的客房服務，還帶我到“21”俱樂部和其他幾人一起慶祝他21歲的生日。他還將帶我到馬薩諸塞州和科德角，在那里我因為沒抓住長滿貝類的巖石而差點兒淹死，而且在努力抓住巖石的過程中，我的雙手、兩只胳膊、胸部和雙腿又被劃得一道一道的。在拼命游回岸邊的過程中，一道偶然出現的又長又窄的沙堤和湯米以前學校的朋友費夫·希明頓伸出的援手救了我的命。希明頓后來當上了亞利桑那州的哄和黨州長。（他當時要能預見未來，也許就得考慮考慮了！）作為回報，我也向湯米介紹了阿肯色州、南方的民俗民風和基層政治。我想自己做了筆好交易。
在后來幾天中，我見到了其他同學，并開始上課。我還想出了每周如何靠25美元生活的方法。除了五美元零頭用來干洗五件禮服襯衣外，·我決定周一到周五每天吃一美元的伙食，另一美元用來周末打牙祭，這樣還剩下14美元可用于周六晚上的外出。1964年，我實際已經能夠用14美元請約會女孩吃飯，有時還能看場電影，當然我得讓女孩先點菜，以確保我倆點的菜加起來不會超過自己的預算。那時喬治敦有許多很好的餐館，在那里，14美元就能辦那樣的大事。此外，在最初幾個月，我并沒有每周約一位女孩，因此預算常有節余。
其余時間一天一美元的伙食并不難做到——我總是感覺自己錢還不少，甚至足以支付學校舞會或其他什么特別活動的額外開支。我的大部分課是在沃爾希大樓上，大樓對面隔著36街有一家威斯米勒熟食店。我每天早晨在那里花上25美分就可以喝一杯咖啡，吃兩個甜面包圈。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喝咖啡。喝咖啡的習慣現在我也時不時地要克服一下，但成績有限。午飯我就揮霍30美分。一半的錢用來買蘋果或櫻桃餡“女主人”煎餅；另一牛錢用來買16盎司的皇冠牌可樂。我很喜歡喝這種可樂，他們不再生產后讓我很是失落。晚飯就更貴了，要花50美分。我常常在距宿舍幾個街區的霍亞外賣店吃晚飯。盡管名字叫外賣店，可店里也有一個柜臺，你可以在那里享用晚餐。在那里吃飯本身就能帶來樂趣。花15美分，我可以買上一大杯軟飲料，花35美分能買到一塊巨大的黑麥粉金槍魚三明治——大得都塞不進嘴。花上85美分就能買到一塊同樣大的烤牛肉三明治。偶爾，如果上一個周六晚我那14美元沒有揮霍光的話，我就會來上一塊。
然而霍亞外賣店真正吸引人的還是店主唐和羅絲。唐高大強壯，一塊鼓鼓的二頭肌上刺著文身。那時文身極為少見，不像現在的搖滾明星、運動員和嬉皮青年身上那樣隨處可見。羅絲做了個碩大的蜂窩發型，臉很好看，體態婀娜，穿上緊身汗衫、更緊身的褲子和細高跟鞋時就更是曲線畢露。對于那些預算緊張但想像力豐富的男孩子來說，她就像塊大磁鐵，而只要好脾氣但警惕性高的唐往那里一站，就確保了我們在那里只能是吃吃飯而已。只要有羅絲干活兒，我們就吃得很慢很慢，以保證消化好。
頭兩年里，我很少大膽跨出學校及其周邊區域。這是一個很小的范圍，南邊以M街和波托馬克河為界，北邊是Q大街，東邊是威斯康星大街，西邊則是大學所在地。喬治敦我最喜歡去的地方有“墓地”，那是1789餐廳下面地窖里的一個啤酒大廳，多數學生都到那里去喝啤酒，吃漢堡；還有比利·馬丁餐廳，在那里不用超出預算就能享用到很好的飯菜和氣氛；此外還有地窖門”，從我宿舍走下山坡到M大街就是。那里有很棒的現場音樂表演。我聽過60年代很受歡迎的民歌手格蘭·亞伯勒的演唱，還有偉大的爵士風琴手吉米·史密斯，以及現在已被人遺忘的“酋長”樂隊。他們在我到喬治敦后不久便散了伙。其中兩人組成了一個新的更加有名的樂隊，叫做“愛一勺”，其一號歌手凱思·艾略特后成為“老爸老媽”合唱團的“凱思老媽”。有時，“地窖門”周日下午開門，你可以只花上一美元就在那里一邊慢慢地喝著可樂，一邊聽“酋長”樂隊演奏。
盡管偶爾我也會產生出一種被圈在喬治敦的感覺，但多數時候還是樂呵呵的，沉浸在課堂和同學中間。但是，我也為自己有幾次走出繭子去旅行感到高興。第一學期的幾個星期里，我去里斯納禮堂聽朱迪·考林斯演唱。她的樣子現在還能浮現在我的腦海中：金發飄飄，一襲長裙，懷抱吉他，獨自站在舞臺上。從那一天起，我就成了熱情的朱迪·考林斯迷。1978年12月，我和希拉里在我初次當選州長后短暫訪問了倫敦。一天我們正在切爾西區沿著國王大道瀏覽櫥窗，一家商店的喇叭突然開始大聲播放朱迪演咱的約尼·米切爾作品《切爾西之晨》。我們當即決定，如果生個女兒，就叫她切爾西。
盡管我并不經常離開喬治敦周圍，但第二學期里，我還是設法去了兩趟紐約。我和湯姆·坎貝爾一起去了長島，在他家共度感恩節。那時林登·約翰遜已贏得總統大選，但我還是很高興和湯姆的父親辯論了政治。一天晚上，我向他發難，問他們的好街坊好四鄰是否已組織起來，制定了一個“保護性”公約，根據這一公約，私房屋主承諾不向被排斥在外的群體成員，通常是黑人，出售房屋。在最高法院裁決這種做法違憲前，這種現象很普遍。坎貝爾先生承認是這樣，他們居住的地區確實制定了一個公約，但排斥的對象不是黑人，而是猶太人。我住的南方小鎮有兩個猶太教堂和相當數量的反猶太分子，他們稱猶太人是“基督殺手”，但在紐約也看到這么強烈的反猶太主義，讓我很是吃驚。看來并不只有南方才有種族主義或反猶太主義。我想，要是早有人讓我明白就好了，但是沒有。
感恩節旅行前幾周，我隨喬治敦大學樂隊——差不多是個草臺班子——來到紐約市，第一次品嘗到了這個“大蘋果”。我們每周只排練一兩次，但是即使這樣的技藝也足以受邀到一個很小的天主教學校，布魯克林的圣約瑟夫女子學院舉辦音樂會。音樂會開得很成功，在后來的交誼會上，我碰到了一個學生，她請我陪她步行回家，然后同她和她母親喝了可樂。這是我第一次短暫造訪這樣的公寓大樓，紐約的絕大多數人，無論貧窮還是富有，都住在無數個這樣的公寓樓里。樓里沒有電梯，所以我們得步行上好些層樓梯來到她家。由于我習慣了阿肯色州收人不高的人能買得起帶院子的平房，所以那時她家的房子在我看來是那么狹小。我對那次偶遇的所有記憶是，她和她母親似乎非常和藹可親。住在這樣狹小的空間里也能養成如此爽直友好的個性，可真讓我沒想到。
和她們道別后，我獨自一人來到了這個大都市。我叫了輛出租車，說要去時報廣場。我從沒見過這么多的霓虹燈。這兒喧鬧、快節奏，充滿了生命的悸動，但也有一些陰暗面。我平生第一次見到了站街女，她撞上了一個倒霉的原型人物：一個看上去慘兮兮的伙計，穿一套深色套裝，留著平頭，戴副厚厚的黑牛角邊眼鏡，夾著個公文包。他既受到誘惑，又感到害怕。恐懼占了上風。他繼續往前走；她笑了笑，聳了聳肩，繼續干她的活兒。我看了些劇院和商店門臉，一個耀眼的廣告牌吸引了我的眼球——泰德牛排屋——1．59美元就能買塊大大的牛排。
錯過這樣的地方似乎太可惜了，于是我走了進去，買了份牛排，找了張桌子。坐在我邊上的是一個大發脾氣的男孩和他傷心的母親。他正在口頭上打擊母親，“太便宜了，媽媽，太便宜了。”母親則一個勁兒地對他說，售貨員說了牛排很好吃。過了幾分鐘，我拼出了一個完整的故事。母親攢足了錢要為兒子買他一心想要的錄音機。問題在于這是個標準的高保真系統，叫做“hi-fi”，而他卻要買一個新的立體聲系統。后者的音質好得多，而且顯然在追求時髦的同學面前很有面子。然而這種錄音機，母親即使一再縮衣節食也買不起。那孩子不但沒有心存感激，反在公共場合沖著母親大喊大叫：“我們所有的都是便宜貨！我要好的！”我很生氣，真想上去給他一下，沖他喊叫，告訴他，他有多幸運，有這么個愛他的母親，給他飯吃，給他衣穿，自己干的幾乎肯定是一份絕對乏味的工作，掙的是太少的工資。我站起身，氣憤地走了出去，留下那塊沒吃完的便宜牛排。這件事對我刺激很大，我想部分是因為我母親所做的和所忍受的。這件事使我對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奮力掙扎更為敏感。這些男男女女做的是我們自己不想做，而他們做了我們又不想多付給他們錢的事。這件事讓我對忘恩負義的行為深惡痛絕，同時決心一定要知恩圖報。這件事還讓我更加堅定了一個信念，既要充分利用生活的好運，又不要把好運太當回事兒，因為我心里清楚，命運的螺絲只要一擰，我就會回到起點，甚至更糟。
從紐約回來后不久，我退出了樂隊，好把精力集中在學習與學生工作方面。在一次表現較為出色的競選中，我當選為新生班長，而這次的選舉者多數是來自東部的愛爾蘭裔和意大利裔天主教徒。我記不得自己是如何決定參加競選的，但有很多人幫我，這很令人激動。事實上沒有出現爭議，也沒有很多贊助。所以，競選活動最后就只是基層政治和一個演講。我的一位競選工作人員給我寫了一張便條，顯示出我們拉票的力度：“比爾：新人班有問題；漢諾威撿了許多選票。羅耀拉三樓（派倫那層樓）還有可能——就在樓道盡頭挨著付費電話的地方。感謝迪克·黑茲。明天見。睡個好覺，先生們。金。”金就是約翰·金，他身高5英尺5，精力充沛，后來成為喬治敦大學賽艇隊艇長和我們同學、總統千金露絲·約翰遜的學習搭檔。總統曾邀請他去白宮共進晚餐，讓我們又羨慕又忌妒。
選舉前的那個周二，全班集會聽我們的競選演說。我的提名人是的鮑勃·比林斯利，一位結交廣泛的紐約人，他叔叔謝爾曼以前是斯多克夜總會老板，他給我講過許多20年代就去那兒的明星們的好聽故事。鮑勃說我有當領導的記錄，而且是個“能夠辦成事兒，并且辦得不錯的人”。接著輪到我講話。我沒有引起爭論，只是保證無論自己當選與否，都要“在任何時候都全力以赴，服務到底”，并且要給選舉“一種精神，使我們班更有力量，使我們班在競選結束時更為自己感到驕傲”。這是一個很謙虛的舉動，也應該如此，正如俗話說的那樣，為人應多謙虛。
我兩位對手中較強的那位對我們說，他參加競選是因為不想讓我們班跌入“地獄的無底深淵”，試圖以此來為某個本來無足輕重的時刻注入一些分量。對于那個地方，我知道得不多——聽起來很像是個同共產黨人合作的地方。這番無底深淵的言論說過了頭，給了我第一個好運。我們玩命似的干，矗后我終于當選。選票清點完后，我的朋友們收集了好多5美分、10美分和25美分的硬幣，讓我能夠抓起最近的付費電話給家里打電話，告訴家人贏得選舉的消息。我們聊得很開心。我聽得出來，電話那一頭沒有什么麻煩，母親也能聽出我已開始不想家了。
盡管我喜歡做學生工作，喜歡去紐約走走，喜歡待在喬治敦，但學習仍是我新生期間的主要任務。我第一次得花力氣學習。我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我所有六門課的老師都是有趣能干的人。我們都得學一門外語。我選了德語，因為我對德國感興趣，還因為德語清晰、準確，令我印象深刻。德語教《授馮·伊赫林博士心地善良，當年納粹開始焚燒書籍，包括他寫的兒童書籍時，他藏在一個農舍閣樓上才躲過了他們的搜捕。地理教授阿瑟·科贊斯蓄著山羊胡子，有一種古怪的專業風度。上他的課讓人覺得很乏味，直到有一天他對我說，從地理上說，阿肯色是地球上最有意思的地方，因為那里有鉆石、石英晶體、鋁土和其他礦藏及地層。
邏輯課老師是奧托·亨茨，一位尚未被委任為牧師的耶穌會教士。他頭腦靈活，精力充沛，關心學生。一天，他問我愿不愿意和他共進晚餐，吃漢堡包。我受寵若驚，表示同意，然后駕車沿著威斯康星大街來到一家霍華德·約翰遜快餐店。簡短輕松的談話后，奧托變得嚴肅起來，問我是否愿意成為一名耶穌會教士。我笑了笑回答說：“那我不是要先當天主教徒嗎？”我告訴他自己是一個浸禮會教友，并且半開玩笑地說，即使成為天主教徒，我覺得自己也守不住獨身的誓約。他搖了搖頭說：“我不相信。我看過你的論文和試卷。你寫得就像個天主教徒。你思考問題也像個天主教徒。”我在阿肯色州競選時總是給天主教聽眾講這個故事，讓他們放心，在他們能選出的人里，我是最接近天主教州長的。
另一位耶穌會教授約瑟夫·塞貝斯是我認識的人里面最杰出的一位。他長得干瘦，駝背，卻是個天才的語言學家，主要興趣在亞洲。共產黨取得勝利前，他一直在中國工作，后來被關押過一段日子，多數時間是被關在地窖里，此種傷害損害了他的胃，廢掉了一個腎，因此后來他身體一直不好。他開的課叫做比較文化，·實際上應被稱為“世界宗教”：我們學習了猶太教、伊斯蘭教、佛教、神道教、儒教、道教、印度教、耆那教、拜火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我喜歡塞貝斯，從他那里學到了許多關于全世界的人們如何界定上帝、真理及好生活的內容。他知道有多少學生來自外國，因此給予每一位學生參加期終口試的機會——用九種語言。第二學期，我得了個A，得到A的總共只有四個學生，這也是我最引以為豪的一個學習成績。
我其他的老師都是些真正的人物。羅伯特·歐文教新生英語。他對新生的啰唆含糊給予了連珠炮似的尖刻評論。對此，他們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在作文空白處他會寫出令人難堪的評語，稱一個學生是“一臺變化無常的小艙底水泵”，對另一個令人惱怒的表達方式的回應則是“你成了一棵白菜，對嗎？”我的作文則挨了更多乏味的斥責：在兩邊的空白處或在作文末尾處，歐文博士寫了“累”，表示累贅，還有“噴”、“真乏味，沒勁兒”等評語。在我保留下來的一篇作文后面他終于寫了“清楚、有思想”幾個字，但緊接著又要求我“下次講點交情”，作文寫在“好一點的紙上”！一天，歐文博士大聲朗讀了一篇他以前學生寫的關于馬維爾的文章，以說明慎用語言的重要性。這位學生指出，馬維爾即使在妻子去世后仍愛著她，然后不幸地加了一句，“當然，通常情況下，物理意義上的愛在死后便結束了。”歐文吼道：“通常情況下！通常情況下！我想對某些人來說，在溫暖的一天里沒有什么比冰冷的尸體強！”對一幫18歲的天主教學生和一個南方浸禮會教友來說，這有點兒滑稽。無論他現在在哪兒，我都害怕他會看到這本書，只能想像他正在空白處寫那些尖刻的評語。
喬治敦大學最具傳奇性的課是卡羅爾·奎格利教授的文明發展史，這是所有新生都必須上的課。每個班都有2印多學生。盡管有難度，但這門課極受歡迎，原因在于奎格利先生的才華、觀點和夸張。他的夸張包括他對超自然現象的講解，包括他聲稱親眼目睹過一張桌子從地板上立了起來，一位婦女在降神會上飛了起來，包括他在課上譴責柏拉圖讓絕對理性凌駕于觀察到的經驗之上。每年這門課程結束時，他總要講到這一點。講課結束時，他總是會把簡裝本的柏拉圖《理想國》一撕兩半，然后扔到教室后面，一邊喊道：“柏拉圖是法西斯！”考試中盡是些讓人精神錯亂的問題，比如“寫一篇簡短但組織嚴密的巴爾干半島從第四紀冰川期到荷馬時代的歷史”，以及“宇宙演進過程與抽象維度有何關系？”等等。
奎格利有兩個深刻見解產生了尤其持久的影響。首先，他說，社會必須發展有組織的手段來達到其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宗教和知識等方面的目標。在奎格利看來，問題是所有手段最終被“制度化了”——也就是說．成為了既得利益，更致力于保住它們的特權，而不是致力于滿足它們被創造出來去滿足的需要。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只有通過改革或繞過這些制度才能產生變化。如果失敗，反動和衰退就會開始。他的第二個具有持久影響的深刻見解是關于西方文明之所以偉大，西方文明之所以具有不斷改革與振興的能量，其關鍵所在。他說我們的文明之所以成功，根源在于其獨特的宗教和哲學信念：人從本質上說是善良的；真理是有的，但肉身凡胎的人類卻得不到；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接近真理；通過信念與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可以生活得好一些，并在來世得到褒獎。按照奎格利的觀點，這些思想賦予我們的文明樂觀向上、求真務實的特性，使我們始終堅定信念，相信有可能發生積極的變化。他用“注重未來”四個字來總結我們的意識形態。他指的是一種信念，即：“未來可以比過去更好，每個個體都負有個人的和道德的義務來努力實現這一點。”在1992年的競選以及在我的兩屆任期內，我都常常引用奎格利教授的話，希望以此鞭策我和我的美國同胞來——同踐行他的教誨。
第一學年結束時，我和第一個長期女友已約會了幾個月。丹尼斯·海蘭是個身材高挑、滿臉雀斑的愛爾蘭裔女孩，眼睛溫柔美麗，笑起來很有感染力。她來自新澤西州的北蒙特克萊，是家中六個孩子中的老二，父親是個醫生，在遇見她母親前正在學習，準備當牧師。我和丹尼斯在三年級末時分了手，卻一直保持著友誼。
我很高興馬上要回家了，那里至少有我的老朋友和我喜歡的炎熱夏天。我在約克敦灣營地找了份工作。這是一個海軍協會的營地，專為來自得州和阿肯色州的窮人孩子開設。營地位于沃希塔湖邊，那是溫泉城的三個湖泊之一，也是美國最潔凈的湖，可以一眼看到30英尺深的湖底。這個人工湖位于沃希塔國家森林公園內，因此周圍的開發和排污是受到限制的。幾個星期以來，我每天一早就起床，驅車來到約20英里外的營地。我在這里負責監管游泳、棒球和營地的其他活動。許多孩子希望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擺脫他們日常的生活。有個孩子有五個兄弟姊妹和一個單身母親，來到營地時身無分文。他母親正在搬家，他不知道自己回去后會住在哪里。另一個孩子怎么也學不會游泳，從水里拖出來時已不像個樣子。他卻說沒事兒；在他短短的生命中，他已經咽下過自己的舌頭，中過毒，在嚴重的撞車事故中幸存。三個月前他沒了父親。
夏天很快過去了。我和朋友一起度過丁許多歡樂時光，也收到此時在法國的丹尼斯寫來的很多有意思的信。老爸最后又出丁一件可怕的事。一天，他早下了班，回到家，但醉醺醺的，火氣很大。我當時在耶爾德爾家，但幸運的是，羅杰在家。老爸操起把剪刀，朝母親撲過去，把她推進廚房外面的洗衣間。羅杰沖出前門，來到耶爾德爾家門前，一邊尖叫：“布巴，救命！爸爸要殺大杜了！”（羅杰很小的時候只會說“爸爸”，還不會說“媽媽”，所以地就為她造了一個詞“大杜”，以后還用了很長一段時間。）我跑回家，把老爸從母親身上拉開，奪下他手里的剪刀。我把母親和羅杰領到起居室，然后回到洗衣間，對老爸破口大罵。從他的眼睛里，我看到的不是憤怒，而更多是恐懼。不久以前，他被診斷患有口腔癌和咽喉癌。醫生建議做徹底的但會有損形象的切除手術，老爸拒絕了。因此醫生只能盡力而為。這件事發生在他去世前兩年的早期，我認為，他對自己活著的方式感到很羞恥，對死亡深感恐懼，正因為這樣，他才最后一次爆發出來。這以后，他仍喝酒，但變得比較沉默服帖。
這件事對我弟弟造成的影響尤其惡劣。將近40年后，他告訴我，當時跑出去喊救命讓他覺得有多恥辱，阻止不了父親讓他覺得有多無助，此后他的仇恨又是多么刻骨銘心。這時我意識到，噩夢剛過，我就重提家庭的既定方針，即裝做什么事也沒發生，回到“正常”生活，這有多么愚蠢。我應該早告訴羅杰，自己多么為他驕傲，正是他的警覺，愛與勇氣救了母親一命，他所做的比我已經做過的更為艱難，他不應繼續仇恨，因為他父親是個病人，仇恨父親只能讓疾病在他身上擴散。的確，不在家的時候，我常寫信給他，常打電話給他，鼓勵他努力學習，參加活動，告訴他我愛他。然而我忽略了創傷的深度及其不可避免會帶來的問題。羅杰花了很長時間，經歷了大量自己帶給自己的傷痛，才最終尋找到了內心深處傷痕的源頭。
盡管對于母親和羅杰的安全我始終放心不下，但我相信老爸從此不再動粗的保證。另外，他也正在失去制造家庭暴力的能力，因此我做好了回到喬治敦大學上二年級的準備。6月，我獲得了500美元的獎學金。另外，必須打領帶、穿襯衣上課的規定也被取消。自己每周25美元的生活會變得較為寬裕，我期待著這種生活的開始。我還再次當選為班長，這次將實施一個真正的計劃，重點是校園問題，包括跨教派的宗教意識和我們將從畢業班那里接手的社區服務計劃：CUCAP，即喬治敦大學社區行動計劃。根據該計劃，學生志愿者將分頭前往貧困街道幫助那里的孩子學習。我們還通過大學的附設項目輔導成人取得高中文憑，盡我們所能幫助那些在生活中掙扎的家庭。我參加了幾次這樣的活動，盡管并沒有如我應該的那樣常去。在華盛頓市中心貧民區的所見所聞，加上自己在阿肯色成長過程中的經歷，讓我相信，僅靠志愿者的慈善行動永遠也不足以解決貧困、歧視、缺少機會等制約我們無數同胞公民的嚴重問題。這也使得我更加支持約翰遜總統提出的民權、選舉權和反貧困等計劃。
我的第二學年和第一學年一樣，重點也是課堂學習，但這的確也是最后一次。自那時起，從喬治敦大學的最后兩年，到在牛津留學，再到上法學院，我的正規學習越來越受到政治、個人經歷和私下探索的沖擊。此時，教室里有數不清的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首先是第二年的德語課，然后是瑪麗·邦德那引人人勝的英國重要作家課，還有烏爾里希·阿勒斯的政治思想史等等。阿勒斯是個德國人，脾氣不太好。一次，他在我關于古代雅典法律體系的論文上寫了這么個評語：“乏味但得體。”那個時候，這種輕描淡寫的贊揚讓我感到糟透了。在當總統幾年后，要是再有人給我這么’廣評語，那我可真沒法兒活了。
在第一學期喬·懷特的微觀經濟學課上我得了個C。第二學期懷特教授教宏觀經濟學，這次我得了A。我想這兩個成績是一種預兆，國為作為總統，我在國家經濟方面干得卓有成效，但在個人經濟狀況上卻相當糟糕，至少是在我離開白宮之前。
教我們歐洲歷史課的是路易斯·阿吉拉爾。他從古巴流亡來到美國，在巴蒂斯塔被卡斯特羅推翻前，曾是在野的民主反對黨領袖。一次，阿吉拉爾問我這一輩子打算干什么。我對他說想回家鄉從政，但現在又開始對許多其他事情感興趣。他若有所思地說：“挑選職業就像從十個女朋友里面挑選妻子。即竺你挑選了其中最美麗、最聰明、最善良的女人，失去那九個也還是讓你心痛不已。”盡管他喜歡教學，也教得很好，但我感覺，對阿吉拉爾教授來說，古巴就是那九個女人揉成的一個。
我二年級最難忘的課是沃爾特·賈爾斯教授上的美國憲法與政府課。這門課上他主要分析最高法院的案例。賈爾斯紅發、平頭，打定主意要當獨身主義者。他生活中只有學生，以及對憲法和社會正義的愛，對華盛頓紅人隊的擁戴，無論他們是輸是贏。他邀請學生到他家吃飯，幾個幸運者還得以跟他一起觀看紅人隊的比賽。賈爾斯來自俄克拉何馬州，是一位開明的民主黨人，他這種人那時就不多見，現在更稀少，足以讓他受到《瀕臨滅絕物種法》的保護。
我想他對我感興趣，部分是因為我來自和他相鄰的州，盡管他喜歡在這個問題上拿我逗樂。我上他的課時，已經和睡眠缺乏癥結下了終身的不解乏緣，并且養成了一個習慣，在課堂上一定要瞇上五分鐘或十分鐘，然后就好了。然而這個習慣有時讓人很難堪。賈爾斯上課時，我坐在大教室的最前排，成為他辛辣機智的最好陪襯。一天我正在課堂上小睡，他大聲指出，某個最高法院的裁決像水晶般地清楚，任何人都能理解，“當然，除非你是來，自阿肯色州的某個鄉巴佬。”我一下子醒了，只聽全班哄堂大笑，以后他上課我就再也不敢睡著了。
10
二年級結束后，我回到家，雖沒打工，卻對自己想做什么有了明確的想法。這是阿肯色州一個時代的結束——在連任六屆后，奧瓦爾·福伯斯不苧競選連任。我們州最終迎來了忘掉小石城傷痛，以及洗刷他執政后期仍具有的任人惟親污點的機會。我想為州長選舉做些工作，一方面是學點政治，一方面也能為推動阿肯色州走上進步的道路盡綿薄之力。
福伯斯的執政歲月積蓄了好幾名候選人的勃勃雄心，雄心將他們推人競選。其中七名是民主黨人，一名是大名鼎鼎的共和黨人溫斯羅普·洛克菲勒。他在小約翰·D．洛克菲勒博士六個孩子中排行第五。離開父親的帝國后，小洛克菲勒博士管理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慈善工作，同時也在自己較為開明的妻子愛比和加拿大偉大開明的政治家麥肯齊·金的影響下，背離了他父親保守的反勞工政治，甚至背離了他父親保守的宗教觀，和哈里·愛默生·福斯迪克一起在紐約市建立了跨教派的河邊教堂。
溫斯羅普似乎注定要成為家族中的一匹黑馬。被耶魯大學開除后，他來到得克薩斯的油田打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表現出色，后來娶了一位紐約的上流名嬡，天天出入各種聚會，得到一個大玩家的名聲。1953年，他遷居阿肯色州，部分是因為他在那里有個戰時的哥們兒，說動他到那里去建-個牧場，部分是因為該州法律允許30天內辦妥離婚，而他又正急于結束自己第一場短暫的婚姻。洛克菲勒高大魁梧，高約6英尺7，體重250磅。他的確喜歡上了阿肯色州，這里人人稱他“溫”，對于政治家來說，這是個不錯的名字。他總是穿一雙牛仔靴，戴一頂斯泰森牛仔帽，、這已成了他的象征。他買下了小石城以西約50英里的珀蒂吉恩山的一大塊地，在那里成功地繁殖出圣達牛，并在那里娶了他的第二個妻子珍妮特。
在第二故鄉定居下來后，洛克菲勒拼命工作以擺脫在紐約時困擾他的花花公子名聲。他成立了小規模的阿肯色州共和黨，并想方設法為我們這個貧窮的州引進工業。福伯斯州長任命他為阿肯色州工業發展委員會主任，他也的確帶來了許多新就業崗位。1964年，他對阿肯色州的落后形象失去耐心，開始挑戰福伯斯，競選州長。人人都很感激他所做的一切，但福伯斯在每個縣都設有機構；多數人，特別是阿肯色農民，仍然支持他的種族隔離立場，反對洛克菲勒支持民權的立場。阿肯色州仍然是一個民主黨的州。
另外，生性靦腆的洛克菲勒缺乏口才，傳言中的飲酒癖好使這種情況更加嚴重。由于這個癖好，他常常要遲到許久，反而讓我顯得很準時。一次，他來到阿肯色州東部的克羅斯縣縣府所在地韋恩鎮，要在那里的商會晚宴上發表演說，但到達時已飲酒過多，并且遲到了一個多小時。他立起身來說：我很高興來到——”突然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便小聲向司儀打聽：“我在哪里？”司儀亦小聲答道：“韋恩”。他又問了一遍，還是同樣的回答，于是便洪鐘般地喝道：“見鬼，我知道我叫什么！我這是在哪里？”這個故事立刻像野火般傳遍了全州。傳播故事的人并無惡意，因為他們都知道洛克菲勒是自己要當阿肯色州人的，心里裝的也都是阿肯色州的最大利益。1966年，洛克菲勒再次參選，但即使福伯斯不在了，我也不認為他會成功。
此外，我想支持的是一位進步的民主黨人士。從情感上說，我最喜歡的是布魯克斯·海斯。1958年他因支持小石城中心中學的種族融合而丟掉了在國會的席位。他在一場由選舉人自填候選人的競選中敗給了一位種族隔離主義驗光師戴爾·奧爾福德博士。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為使用了印有姓名、可直接貼到選票上去的黏膠標簽。選民們雖不識字，卻“機靈’’地知道黑人、白人不應上同一個學校。海斯是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在我們浸禮會多數人決定只有保守派才能領導他們或領導國家之前，曾當過南方浸禮會大會主席。他是個很棒的人，聰明、謙虛，非常風趣，好得有點過了頭，甚至對他競選對手的年輕工作人員都很好。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奧爾福德也參加了州長競選，但他贏不了，因為種族主義者還有一個比他更狂熱的斗士，那就是吉姆·約翰遜法官。他出身寒門，發跡于阿肯色州東南部的克羅塞特，靠著能言善辯，最后進了州最高法院，并在州長競選中獲得了三K黨的支持。他認為福伯斯在民權問題上過于手軟；他畢竟任命了幾名黑人進入州的一些委員會工作。福伯斯還是有點平民意識的。對他來說，種族主義只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他主張改善學校和敬老院條件，修建公路，改革州精神病院，而且不主張摘種族迫害。種族主義只是為了繼續執政而付出的代價。對約翰遜而言，種族主義是一種神學。他靠仇恨壯大。他輪廓分明，眼睛明亮，帶點兒野性，使他看上去有一種“精瘦饑餓”的神情，甚至會讓莎士比亞筆下的卡西烏斯忌妒得發瘋。而且他還是一名足智多謀的政客，知道自己的選民在哪里。他從不參加那些數不清的競選大會，其他候選人在那里發表演說的時候，他卻獨自率領鄉村與西部樂隊跑遍全州，吸引群眾，然后便會發表言辭激烈的長篇演說，攻擊黑人和背信棄義的白人同情者，煽動起群眾的狂熱情緒。
這些我當時并未親眼見到，但他在人們中積蓄力量，這些是其他候選人無法爭取到的人：他們對民權方面的聯邦行動主義深感憂慮，對沃茨暴亂及其他種族騷亂事件心存恐懼；他們深信，反貧窮戰爭就是為了黑人的社會主義福利；同時他們自己的經濟狀況也讓他們灰心喪氣。從心理上說，我們都是希望與恐懼的復雜混合物。我們每天早晨起來時都會發現天平朝著一邊或為一邊傾斜。如果天平過分偏向希望，我們就可能變得天真與不現實。如果天平過分偏向另一邊，我們則可能被妄想與仇恨所吞噬。在南方，天平的黑暗一邊始終是更嚴重的問題。1966年，吉姆·約翰遜正是推動天平倒向黑暗一邊的人。
最有希望贏得選舉的另一位候選人是另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前檢察長弗蘭克·霍爾特。他得到了縣府大樓多數人和大利益集團的支持，但在種族問題上，他比福伯斯進步得多，而且絕對誠實與正派。認識弗蘭克·霍爾特的人個個都很敬佩他（除了那些認為他過于平易近人，因而不可能帶來真正變化的人），霍爾特也一輩子都想當州長，此外還希望實現家庭的夙愿：他兄弟杰克是南方一位老派平民主義者，曾于幾年前在一場激烈的參議院競選中輸給了保守的資深參議員約翰·麥克萊倫。
我伯伯雷蒙德·克林頓是霍爾特的鐵桿支持者。他說，他可以讓我也參與到競選中。霍爾特已經得到了阿肯色州一些大學學生領袖的支持，這些人自稱是“霍爾特一代”。不久我就以每周50美元的報酬被正式雇用。我想這筆報酬一直是雷蒙德伯伯支付的。在喬治敦我每周只有25美元的生活費，此時則覺得自己很有錢了。
其他學生比我大一些，也比我的關系廣得多。麥克·格洛弗當過阿肯色大學學生會主席；迪克，金當過阿肯色州立師范學院的學生會主席；保羅，弗雷當過沃希塔浸禮會青年民主黨主席；比爾·艾倫是前阿肯色少年州州長，此時是阿肯色州僅隔一條密西西比河的孟菲斯州立大學學生領袖；萊斯利·史密斯出身一個顯貴的政治家庭，她漂亮、聰明，曾當選過阿肯色州豆蔻小姐。
競選開始后，我完全成為了“霍爾特一代”的第二個穿線人。我的任務是把“霍爾特當州長”的標語牌釘到樹上，動員人們把黏膠小標語貼在他們的汽車保險杠上，在全州各地的競選大會上散發關于霍爾特的小冊子。在當時以及在我后來成為候選人時的一個最重要集會點是芒特內博炸雞店。芒特內博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可以俯瞰阿肯色州西部耶爾縣境內的阿肯色河，這里也是克林頓家族最早定居的地方。人們到這里來是為了吃東西，欣賞音樂，同時聽長長一大串候選人發表演講，他們有的競選本地官員，有的競選州長。
到達那里后不久，我便開始向人們做工作。這時競選對手們也開進來了。霍爾特法官的競選動作晚了一些。他的對手一個個開始發言時，他竟然還沒到場。我著急了。這個活動可不能錯過。我打付費電話，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在移動電話出現之前，要做到這一點實屬不易。他告訴我，他實在無法在那些演講結束前趕到，因此應該由我替他發言。我吃了一驚，問他是否確定。他說我清楚他主張的是什么，只要把這點告訴大家就可以了。我通知活動組織者霍爾特法官趕不過來，然后問我是否可以代他講話。我嚇得夠戧，因為這比代表我自己演講要糟得多。演講結束后，大家的反應客客氣氣的。我不記得自己說了些什么，但演講一定還不壞，因為自那以后，除了繼續釘釘標語牌和貼貼黏膠標簽外，我應邀還在其他幾個霍爾特法官到不了場的小集會上代表他發言。類似的集會實在太多了，沒有哪個候選人能做到次次到場。
幾周后，競選班子認為，法官夫人瑪麗和他女兒萊達及梅麗莎也應走上街頭，覆蓋他覆蓋不到的地方。瑪麗·霍爾特身材高挑、頭腦靈活，獨立精神很強，在小石城開有一家時裝店；萊達是瑪麗·鮑德溫學院的學生，學院位于弗吉尼亞州的斯湯頓市，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就出生在那里；梅麗莎則是個高中生。她們幾位都很漂亮，能說會道，也都很崇拜霍爾特法官，對于競選十分投入。她們只需要一名司機。不知怎么，我被挑中了。
我們開著車在州里四處行駛。我們一次出去一個星期，之后回到小石城洗衣休整，然后再出發。真是太有意思了。我確實了解了阿肯色州，從跟瑪麗和她女兒們的大量對話中也學到了很多。一天，我們前往霍普鎮，參加在縣府大樓臺階上舉行的集會。我外祖母也站在人群中，盡管本該萊達講話，但此時瑪麗還是很慷慨地邀請我向家鄉父老講幾句。我想她們都明白我需要這么個機會來表現一下，顯示自己已經長大成人。大家認真聽取了我的講話，當地報紙《霍普之星》甚至還發表文章，對我贊揚了一番。對此，老爸頗有些得意，因為他在霍普鎮開別克車行時，該報主編很不喜歡他，以至于養了條雜種狗，也取名為羅杰，然后常常把狗放出來，讓它到別克車行周圍溜達，這樣他就可以在街上一邊追狗，一邊大喊：“過來，羅杰！過來，羅杰！”
那天晚上我領萊達去看我四歲之前住的房子，還有我常在那里玩耍的木結構地下通道。第二天我們一起來到墓地，為瑪麗·霍爾特已故的親人掃墓。我領她們看了我父親和祖父的墓。
在路上跑來跑去的那些日子已成了我珍貴的記憶。我習慣了被女人指揮來指揮去，我們相處融洽。我想自己對她們還是有用的。我自己換漏了氣的輪胎，幫助一戶人家逃離著火的房子，還被那些大得能讓你感到它們扎進了你身體的蚊子咬得遍體鱗傷。我們一邊開車一邊聊著關于政治、人和書之類的話題。我想我們也得到了些選票。
霍普鎮集會前不久，競選班子決定播放一段15分鐘的電視節目，采訪一下為霍爾特法官工作的學生。他們認為，這么做可以把霍爾特法官定位為代表阿肯色州未來的候選人。我們幾個人談了幾分鐘，說明為什么我們要支持他。我不知道這些話有沒有用，不過自己第一次上電視還是覺得挺有意思，盡管我自己沒看著。在阿肯色州中北部山區范布倫縣偏僻的阿爾里德社區舉行的集會上，我還得再做一次演講。無論哪位候選人，只要能不辭辛勞來到那里，都能得到選票；我開始意識到，我們一票都不能放過。
幾個星期的炎炎夏季過去了，越來越多證據表明舊南方并沒有放棄自己的幽靈，新南方的力量也不足以將其攆走。我們大多數學校仍然實行著種族隔離，反對派的勢力依然強大。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一個縣的縣府大樓還在公共衛生間門上張貼著“白人”和“有色人”的牌子。在另一個鎮上，當我請一位上了年歲的黑人婦女投霍爾特法官的票時，她說她不能，因為她還沒有支付自己的人頭稅。我告訴她國會于兩年前就取消了人頭稅，她只要登記一下就可以了。我現在也不知道她是否這么做子。
然而新一天的跡象還是顯露了出來。在溫泉城南邊35英里處的阿卡德爾菲亞從事競選活動時，我碰到了競選阿肯色州南部國會席位的主要候選人，一位叫戴維·普賴爾的年輕人。他顯然是位進步人土。他認為，只要能見到足夠多的人，他就能夠勸說他們大多數人投自己的票。他在1966年參加了競選，1974年又參加了州長競選，1978年再次參加了參議員競選。令我非常遺憾的是，1996年，他從參議院退休了。這時戴維·普賴爾已成為阿肯色州最受歡迎的政治家，體現著優良的進步傳統。人人都把他當成自己的朋友，我也一樣。
普賴爾所熟悉的那種“零售”政治對阿肯色這樣的農業州來說非常重要。這里一半以上的人住在人口不足五千的小城鎮中，而成千上萬的人則住在“外面的農村”。我們那個時代，電視廣告，尤其是負面電視廣告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在選舉中發揮這么重要的作用。候選人購買電視時間多數是為了面對攝像機和選民談話。大家也期待看到他們拜訪每一個縣府大樓和主要企業，走進每一個咖啡館的廚房，甚至來到拍賣牲畜的谷倉集市搞競選活動。縣里的集市和餡餅晚餐會是個“豐產”地帶。當然，每家周報和電臺也都希望進行一次來訪和拉到一兩個廣告。我就是這樣學會政治的。我覺得，這種方式比電視大戰有效。你可以說話，但也得注意聽。你得面對面地回答選民們提出的尖刻問題。當然，你還是可能被妖魔化，但要這么做，你的對手至少得更加努力。如果你給了對手一擊，你就得承受反擊，而不是躲藏在某個假冒的委員會后面。這些委員會指望，一旦他們發起攻擊，消滅了另一位候選人后，便能在你的任期內大發橫財。
盡管競選較為個人化，卻遠不是什么個性比賽。每當緊急關頭出現了重大問題，都必須加以解決。如果某種公共意見形成了洶涌的潮流，而你又不能昧著良心隨波逐流，那你就得立場堅定、訓練有素、反應迅速，以避免被淘汰出局。
1966年，吉姆·約翰遜——或吉姆法官，他喜歡人們這么稱呼自己——就在興風作浪，而且掀起的是險惡的巨浪。他攻擊弗蘭克·霍爾特是棵“好看的蔬菜”，并影射洛克菲勒與黑人有同性戀關系——一個貽笑大方的指控，因為他此前的名聲完全應該是“情種”。曾有一首在經濟和社會不穩定時期唱給白人選民聽的南方老歌：你們是善良、正派、敬畏上帝的人；“他們”威脅著你們的生活方式；你們無需改變，一切都是他們的錯；選我吧，我將保護現在的你們，把他們踢得屁滾尿流。吉姆法官的意思只是這首南方老歌的最新翻版而已。永久的政治分水嶺：我們與他們。要大家接受這種觀念無疑是卑鄙、丑惡的，最后也將自我毀滅。但我們仍能看到，只要人們感到不滿和不安全時，這種觀念就總能奏效。由于約翰遜在措辭上是如此地極端，而且在以往的競選中基本看不到他的身影，因此多數政治觀察家都認為，這次他成不了氣候。隨著選舉日的到來，弗蘭克·霍爾特開始拒絕回應約翰遜或是其他候選人發起的攻擊。他們都認為霍爾特已遙遙領先，于是便開始攻擊他是一個“保守派機器”候選人。那時我們沒做很多的民意測驗，即使有，也多數不被太當回事。
對于追隨他左右的理想主義年輕人來說，霍爾特的策略聽起來很不錯。他對所有指控的回答都只有一個簡單的聲明，說自己是完全獨立的，他不會回應任何沒有事實根據的攻擊，也不會反擊自己的對手，他希望完全靠自己的優點來贏得選舉，“要么就不要贏”。我終于明白，“要么就不要贏”之類的政策倡議綱領時，這種策略是可行的，但在1966年夏天，公眾情緒充其量也只是好壞參半，而霍爾特的綱領又過于籠統，激不起非常強烈的情感。此人的選民完全可以投布魯克斯·海斯的票。
盡管有種種攻擊，但多數人還是認為弗蘭克·霍爾特將領先其他候選人，不過得不到多數票，然后在兩周后贏得第二次預選。7月26日那天，人民開口說話了，共有42萬多人。投票結果使那些專家們大跌眼鏡。約翰遜得票領先，為25％；霍爾特第二、為23％；海斯第三，為15％；奧爾福德第四，為我們大為震驚，但仍抱有希望。霍爾特法官和布魯克斯·海斯兩人總得票數稍稍高于種族隔離主義者約翰遜和奧爾福德組合。此外，在一場更有意思的議會選舉中，長期任職于眾議院的保守派議員保羅·范·達爾塞姆敗在了年輕的進步人士，耶魯大學畢業的律師赫伯·魯爾手里。幾年前，范·達爾塞姆曾說過女人應該待在家中，“光著腳懷孩子”之類的話，惹惱了正在興起的婦女運動的支持者。這為后來成為希拉里在羅斯法律事務所合伙人的赫伯贏得了一支婦女志愿大軍，她們戲稱自己是“支持魯爾的光腳女人”。
第二次預選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懸而未決的，因為這牽涉到投票人數，牽涉到哪位候選人將更加努力地把自己的選民拉回到投票地點，并勸說那些投了已被淘汰出局的候選人票的人或是第一次沒有投票的人成為自己的支持者。霍爾特法官竭盡全力，希望第二次預選會成為舊南方和新南方之間的抉擇。約翰遜則上電視告訴選民，他正在和“獅子坑里的但以理”和“希律王宮中的施洗者約翰”并肩戰斗，反對罪惡的種族融合。事實上，他這番話并沒有影響到那場選舉的框架。我認為，在那次談話中，吉姆法官甚至騎上了保羅·里維爾的馬。
盡管霍爾特的策略很聰明，約翰遜也愿意以舊南方對新南方與之奉陪到底，但霍爾特的策略有兩個問題。首先，舊南方的選民具有很高的投票積極性，他們很肯定，約翰遜就是他們的斗士，而新南方的選民則對霍爾特心里沒底。他直到選舉后期才同意擺出強硬姿態，這就加深了他們的懷疑，降低了他們的投票熱情。其次，有數量不明的洛克菲勒支持者打算投約翰遜的票，因為他們認為，與霍爾特相比，約翰遜會更容易被自己支持的人擊敗。任何人，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只要他或她在共和黨初選中沒有投過票，就都可以在民主黨第二次預選中投票。只有19646人這樣做了，因為格克菲勒沒有對立面。在第二次預選日，參加選舉的人數比參加初選的人數只少了5000人。每個候選人都得到了比第一次多出一倍的選票，約翰遜以1．5萬票勝出，總得票是52％對48％。
這一結果讓我很惡心。對于霍爾特法官及其家人，我也深感憂慮。我相信，他當州長肯定會比當個候選人強，同時，對于吉姆法官所代表的東西，我也更為反感。洛克菲勒是惟一的亮點。事實上他很有贏得選舉的機會。到了第二次，他已成為一個更有組織的候選人。他花錢如流水，甚至為窮苦的黑人孩子買了幾百輛自行車。人秋后，他以4．5％的選票贏得了選舉。我很為自己的州感到驕傲。那時我已回到喬治敦，沒有親眼看到競選運動的開展，但許多人評論說，約翰遜在大選中似乎激情不足。也許是因為他的資金支持有限，但也有傳聞，說他也許此前已得到洛克菲勒讓他冷卻一點的“鼓勵”。我不知道這是真是假。
除了卡特任內的短暫間歇——當時我是卡特總統在阿肯色州的先鋒，那時他希望聯邦政府給他兒子安排一個職位——吉姆·約翰遜始終站在極右的一邊，對我也越來越敵視。80年代，和許許多多南方保守派一樣，他倒向了共和黨，后又參加最高法院的競選未果。此后，他便開始在暗中搗亂。我競選總統時，他直接或間接地向任何輕信的人散布了許多天才的故事，而且令人吃驚的是，在東部一些所謂的開明媒體中竟找到了若干上當受騙者——這些媒體正是他喜愛謾罵的對象——尤其是有關白水案。他是個狡詐的老流氓。糊弄他們準讓他樂開了懷，如果當時華盛頓的那些共和黨人成功地把我轟出了城，他就很有理由笑到最后了。
競選結束后，我得放松放松，于是第一次來到了西海岸。雷蒙德伯伯的一位固定客戶想買一輛新別克，這時正好庫里沒貨。雷蒙德伯伯在洛杉磯一家車行找到了一輛“展品車”——供買車的人拿來試駕，看自己是否喜歡。經銷商常常交換這些展品車，或是打折出售給對方。雷蒙德伯伯要我飛到洛杉磯，和帕特·布拉迪一起把車開回來。布拉迪的母親是雷蒙德伯伯的秘書，布拉迪本人則是我的高中同學和樂隊伙伴。如果我們兩人一起去，就可以一路把車開回來。我們很想去。那時學生票非常便宜，雷蒙德伯伯幾乎不用花幾個錢就可以讓我們飛過去，然后還能在車上掙些錢。
我們飛到洛杉磯，提了車，然后返回。但我們沒有直行，而是繞了個小彎，去了趟拉斯韋加斯，因為我們覺得可能不會再有機會去那里看看。我還記得，當時在夜里開車越過平坦沙漠的情景。我們開著車窗，感受著溫暖干燥的空氣，欣賞著拉斯韋加斯遠處閃爍的璀璨燈火。
那時的拉斯韋加斯很不一樣。沒有像“巴黎”或“威尼斯”那樣的主題大酒店。當時只有叫斯特里普的酒店，在那里可以賭博娛樂。我和帕特沒什么錢，但很想玩一下角子機，于是找了個地方，每人換了一卷五分硬幣，玩了起來。不到15分鐘，我便拉出了一個滿堂紅，而帕特則拉出了兩個。這一情景立即被那些“獨臂土匪”旁的“固定人質”看在了眼里。他們深信我們就是幸運之星，因此每當我們沒有打出滿堂紅離開一個角子機后，他們就會撲上來，你推我搶地爭奪我們留下的位置，好讓自己拉個滿堂紅。我們也不理解，心想這幾分鐘準是用光了自己幾年的好運氣。但我們不想浪費運氣。我們開回公路時，口袋里還鼓鼓地裝著大部分贏來的錢。我想不會有人會帶著這么多硬幣。
把車交給雷蒙德伯伯后——他倒不介意我們繞了個彎兒，我就得做回喬治敦的準備了。競選結束后，我和杰克·霍爾特談了想去為富布賴特參議員工作的打算，但并不知道會有什么結果。上一個春季，我曾給富布賴特參議員寫信求職，收到回信說沒有空位，不過他們會把我的信存檔。我懷疑情況沒什么變化。但回到溫泉城沒幾天的一個清晨，我接到富布賴特的行政助理李，威廉姆斯打來的電話。李說杰克·霍爾特已推薦了我，外交委員會現在空出了一個助理文員的位置。他說：“你可以做兼職，每月35印美元，或是全職，每月50闐美元。”盡管我還睡意蒙嚨，但這句話可聽得清清楚楚。我說：“干兩份兼職怎么樣？”他笑了，說他要的正是我這樣的人，周一早晨就得去報到。我高興得簡直要瘋了。富布賴特領導的外交委員會已成為全國辯論外交政策的中心，尤其是辯論不斷升級的越南戰爭的中心。現在我終于可以親眼目睹戲劇拉開帷幕，即使是打打下手。另外，不用母親和老爸的幫助，我便能自己支付上學的費用，既解除了他們的經濟負擔，也消除了我的負疚心理。我曾經很擔心，在支付了我在喬治敦的各種費用后，他們怎么還能支付得起老爸的醫藥費。盡管那時沒跟任何人說起，但我還是很擔心，生怕要離開喬治敦，打道回府。家鄉的大學要便宜得多。但現在，突然天賜良機，我既有機會留在喬治敦上學，還能為外交委員會工作。這一輩子，我都要感謝杰克·霍爾特，感謝他推薦我到外交委員會工作；這一輩子，我都要感謝李·威廉姆斯，感謝他給丁我這份工作。
11
李·威廉姆斯打來電話后沒幾天，我便整理行裝，開著一輛饋贈的車回到華盛頓。我的新工作要求我天天得去國會山，因此母親和老爸把他們的“舊車”給了我。這是一輛仍三車齡的白色敞篷別克名使，內飾紅白相間。老爸每三年左右就換一輛新車，然后把舊車送到二手車場賣掉。這回，我成了二手車場，心里別提有多高興。車漂亮極了。盡管每加侖汽油只能開七八英里，但那時汽油便宜，隨著“汽油大戰”的掀起，油價跌到了每加侖30美分。
回到華盛頓的第一個周一，我按要求來到富布賴特參議員辦公室報到。辦公室位于當時的新參議院辦公大樓（現在叫做德克森大樓）的左手第二間。像街對面的老參議院辦公大樓一樣，新辦公大樓也是一座宏偉的大理石建筑，但明亮得多。我和李好好聊了一會兒，然后被帶到四樓。外交委員會的各辦公室和聽證室就在這里。委員會在國會大廈中也有一個更加氣派的地盤，辦公室主任卡爾·馬西和幾位資深工作人員就在那里工作。此外還有一個很漂亮的會議室，供委員會召開內部會議用。
我來到委員會辦公室時碰到了文件秘書巴迪·肯德里竟。他將是我的上司，將給我講故事，也將在后來兩年中為我提出許多實用的建議。巴迪的全職助手是伯爾蒂·鮑曼，一位善良大度的非裔美國人。他有時也開開出租，攬點兒私活，有時則為富布賴特參議員開車。此外還有兩位和我一樣來這里打工的學生，一位是來自阿肯色的菲爾·多茲爾，另一位是來自·亞拉巴馬安尼斯頓市學法律的學生查理·帕克斯。
他們告訴我，我的工作就是在國會大廈和富布賴特參議員辦公室之間來回傳遞備忘錄和其他文件，包括機密材料，為此我還必須得到相應的政府涉密許可。除此之外，我還要做任何要求我做的事，從閱報，剪下重要文章供工作人員和有興趣的參議員閱讀，到處理對演講稿和其他材料的索求，以及在委員會的郵寄名單上添加姓名等。要知道，這可是在電腦和電子郵件，甚至在現代復印機出現之前，盡管我在那里的時候，我們的確已不再用復寫紙打字或手寫文件，而改用早期的“施樂”復印。我剪輯的報刊文章多數沒被復印過；它們只是每天被放人一個大文件夾里，上面附一張呈遞順序單，寫著從委員會主席到普通委員的名字。每個人都會接到并閱讀這些剪報，在順序單上勾掉他或她的姓名，然后接著往下傳。主要郵寄名單保存在地下室內。每一個名字和地址都打在一個小小的金屬牌上，然后將它們按字母順序存人文件柜。發郵件時，金屬牌被插入一個機器，涂上油墨，然后壓印在一封封傳送過來的信封上。
我很喜歡到地下室，在金屬牌上打新名字和新地址，然后將它們放人文件柜抽屜。由于我經常感到筋疲力盡，所以常常在那里小睡一會兒，有時只是在文件柜上靠上那么一會兒。我也真的喜歡為委員會班子做閱報與剪報工作。在將近兩年的每一天里，我都要閱讀《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現在已停刊的《華盛頓星報》，此外還要看《華爾街日報》、《巴爾的摩太陽報》和《圣路易斯快郵報》。看最后這份報紙是因為大家認為，委員會至少應看一份來自“腹地”的好報紙。麥克喬治·邦迪當肯尼迪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時曾說過，任何公民只要每天看六份好報紙，就會知道得和他一樣多。這我不清楚，但按他推薦的方法看了16個月的報紙后，我的確了解了許多，足以幫我通過羅茲獎學金的面試。要是那時便有“小事大賽”的話，我可能就是全國冠軍。
我們還負責處理索要文件的請求。委員會制造了大量的文件：國外旅行報告、聽證會專家證詞、聽證會的全部打字文本等等。我們在越南陷得越深，富布賴特參議員和他的助手召開的聽證會就越多，希望以此讓美國公眾了解在北越和南越，在東南亞其他地方，以及在中國等地，生活與政治的復雜因素。
文件室是我們的固定工作場所。第一年里，我每天工作半天，從下午1點到5點。由于委員會的聽證和其他公務常常超時，我5點以后也常常不能走人，但我從沒抱怨過。我喜歡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人，我喜歡富布賴特參議員和委員會所做的工作。
工作可以很輕松地排進每天的日程里，部分是因為三年級只有五門課，而不是六門，部分是因為有些課早晨7點就已開始。我的三門課——美國厲史與外交、現代外國政府、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對我的新工作還很有幫助。更容易安排日程的另一個原因是我沒有再次競選班長的職位。
每天，我都盼望著早點上完課，好開車去國會山。那時很容易找到停車的地方。那里的時光也的確讓我興奮不已。曾讓林登·約翰遜在1964年以壓倒多數票獲勝的絕大多數民眾現在已開始離心離德。幾個月后，民主黨人就會發現，隨著這個國家在應對暴亂、社會動亂和通貨膨脹的過程中的右傾，隨著約翰遜總統不斷加大國內支出并在越南越陷越深，他們在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多數席位將在1966年的中期大選中減少。約翰遜總統聲稱，我們的國家可以同時拿出“槍支和黃油”。但人民已開始對此抱懷疑態度。在他當總統的前兩年半里，約翰遜在議會取得丁自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最驚人的成功：1964年的《民權法》、1965年的《選舉權法》、席卷全國的反貧窮立法，以及醫療補助和保健醫療制度等。后兩項制度最終保證了窮人和老年人獲得醫療照顧。
而現在，總統、國會和全國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投向了越南。隨著死亡人數增加，而勝利又遙遙無期，日益高漲的反戰勢頭呈現了多種形式：從校園抗議到講壇布道，從咖啡館的爭論到國會演說。我去外交委員會工作時，對越南并不太了解，因此也沒有什么非常明確的觀點。但當時我非常支持約翰遜總統，給了他一個“無罪推斷”。盡管這樣，還是很明顯，各種事件正在合力消解他一邊倒的選舉勝利所迎來的輝煌進步時刻。
國家分裂的原因還不只是越南問題。1965年洛杉磯的沃茨暴亂事件以及好斗的黑人激進分子的崛起把他們的同情者推向了左翼，而把他們的反對者推向了右翼。令林登·約翰遜有理由尤其感到自豪的《選舉權法》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應，特別是在開始實施階段。約翰遜是一個極為精明的政治家，在簽署《選舉權法》后便說過，自己剛剛干掉了一代南方民主黨。事實上，所謂的“民主黨團結南方”長期以來就一點也不團結。1948年，休伯特·漢弗萊在民主黨大會上發表了激烈的民權演說，斯特羅姆·瑟蒙德則宣布脫黨，并以南方民主黨人身份參加總統競選。所有這些令保守的民主黨人極為不滿，從此人心思離。1960年，約翰遜幫助肯尼迪抓住了好幾個南方州贏得大選，但肯尼迪承諾過，要在南方公立學校和大學內根據法院指令實施種族融合，這又把更多的保守派白人推人丁共和黨的懷抱。1964年，盡管以一邊倒的票數輸掉了競選，戈德華特卻贏得了五個南方州的選票。
然而到1966午，許多白人種族隔離主義者仍然是南方民主黨人，諸如奧瓦爾·福伯斯、吉姆·約翰遜和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參議院盡是這樣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物，如佐治亞的理查德·拉塞爾、密西西比的約翰·斯坦尼斯，此外還有一些無德無望卻有權有勢的人物。然而對《選舉權法》和其他民權工作造成的影響，約翰遜總統沒有說錯。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和喬治·華萊士作為無黨派人士參加總統競選時，在南方的得票都超過了漢弗萊。此后，僅有兩個南方民主黨人贏得白宮，一位是吉米·卡特，一位是我本人。我們贏得了足夠的南方州來取得勝利，包括無數的黑人支持者和比非南方人所能爭取到的更多白人選民。里根時代鞏固了共和黨對南方保守白人的控制，使共和黨人在南方頗受歡迎。
里根總統走得更遠，在競選演說中竟為各州權利進行辯護，甚至含蓄地為費城、密西西比等地對聯邦政府插手民權事務進行抵制的行為進行辯解。在這些地方，民權工作者安德魯·古德曼、邁克爾·施韋納和詹姆斯·切尼——兩位白人，一位黑人——于1964年成為該事業的殉道者。從個人角度說，我一直喜歡里根總統，真希望他當時沒有說這番話。在2ff）2年的中期選舉中，盡管有柯林·鮑威爾、孔地·賴斯和其他少數族裔人士擔任了布什政府的重要職位，但共和黨仍然是靠種族贏得選舉的。在佐治亞州和南卡羅來納州，白人對黑人民權運動和民主黨州長進行強烈抵制，這些州長曾下令拔掉插在佐治亞州州旗邊上和南卡羅來納州議會大樓上的邦聯旗幟。就在兩年前，喬治·W．布什到南卡羅來納州臭名昭著的右翼學校鮑勃·瓊斯大學進行競選活動時，拒絕就旗幟事件表態，反說這種事應由各州自己決定。得州一所學校堅持每天早晨升掛邦聯旗幟，布什州長卻說這不是一個州的問題，而是一個地方問題。他們還管我叫滑頭！約翰遜總統早在1965年就預見到了這一切，但不管怎樣，他還是做得對。對此我很感激。
1966年夏，尤其是在秋季選舉后，所有外交和國內沖突都在美國參議院的審議工作中顯露出來。我到那里工作的時候，參議院有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和“高雅戲劇”。我努力把一切都記在腦海。臨時議長，亞利桑那州的卡爾·海頓，自他所在的州1912年加入合眾國后就一直待在國會，在參議院待了40年。他又禿又瘦，·幾乎是堆骨頭架子。富布賴特參議員手下杰出的發言撰稿人塞斯·蒂爾曼曾打趣說，卡爾·海頓的年齡是“世上惟一看上去比他實際的90歲還老一倍的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來自蒙大拿州的麥克·曼斯菲爾德，15歲就報名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后成為大學教授，專治亞洲問題。他擔任多數黨領袖的職位達16年之久，直到1977年卡特總統派他到日本擔任大使為止。曼斯菲爾德是個鍛煉狂，每天早晨要步行五英里，90歲以后依然如此。他還是個真正的開明人士，看上去不茍言笑，其實卻機智詼諧。他出生于1903年，比富布賴特參議員大兩歲，一直活到98歲。我當總統后不久，有一次曼斯菲爾德和富布賴特共進午餐。席間他問富布賴特多大了，富布賴特說自己87歲。曼斯菲爾德說：“哦，回到87歲該多好。”共和黨領袖，伊利諾伊州的埃弗里特·迪克森，在通過一些總統的立法時起到了關鍵作用，爭取到足夠的開明共和黨人士的票數，壓倒了南方民主黨種族隔離主義者的反對。迪克森的長相很奇特，嘴特大，滿臉皺紋，但他的嗓音更加奇特，又深沉又渾厚，洪鐘般地吐出一個又一個簡短的句子。一次他攻擊民主黨的開支習慣時唱了這么支小曲：“這兒十億，那兒十億，很快讓你掏不起。”迪克森開口說話時，就像是聽到了上帝的聲音，或是聽到了賣蛇油的搖唇鼓舌，就看你怎么看了。
那時的參議院和現在的看上去大為不同。1967年1月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丟掉了4個席位，但仍然以64比36占據多數席位。這是個一面倒的群體，是我們現在通常都達不到的。但那時的分歧也很深，而且并不僅僅以黨派劃界。有幾件事情至今沒有改變：西弗吉尼亞的羅伯特·伯德仍然供職于參議院。1966年，他已經是主導該群體的規則和歷史的權威聲音。
老南方的八個州仍然每州擁有兩名民主黨參議員，在1966年的選舉前則有十名，但他們多數是保守的種族隔離主義者。現在，只有阿肯色州、佛羅里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有兩位民主黨參議員。俄克拉何馬有兩位民主黨人，加州則有兩位共和黨人。現在情況則相反。西部山區現在已穩穩當當成為共和黨地盤，猶他州、愛達荷州和懷俄明州各有一名進步的民主黨參議員。保守的印第安納州有兩位開明的民主黨參議員，其中一位，伯奇，貝赫，是現在的參議員埃文·貝赫的父親。后者是一位天才的領導人，也許有一天會當上總統，但不如他父親開明。明尼蘇達州的代表是聰明過人卻謙虛謹慎的知識分子吉恩·麥卡錫和后來成為副總統的沃爾特·蒙代爾。他是在休伯特·漢·弗萊當了約翰遜總統的副總統后接替他職位的。約翰遜選擇了漢弗萊，而不是曾任紐倫堡納粹戰犯法庭總檢控官的康涅狄格州參議員湯姆·多德。多德奶兒子克里斯現又成了康涅狄格州在參議院的代表。艾爾·戈爾的父親在參議院是最后一任，也是我這樣的南方青年眼里的英雄，因為他和他的田納西同事埃斯蒂斯·基福弗是1956年僅有的兩個拒絕簽署所謂的《南方宣言》的南方參議員。該宣言呼吁抵制法院規定的學校種族融合。脾氣火爆的平民主義者拉爾夫·亞伯勒代表得克薩斯州。1961年，當約翰·托爾當選為共和黨參議員，當來自休斯敦的年輕人喬治·赫伯特·沃爾克·布什當選為共和黨國會議員后，得州未來的右傾趨勢已露端倪。最有意思的參議員是來自俄勒岡州的韋恩·莫爾斯。開始他是位共和黨人，后來成為無黨派人士，到1966年則成了一個民主黨人。莫爾斯說起話來喋喋不休，卻機靈、強硬，他和網拉斯加的民主黨人格里寧是僅有的兩名反對1964年“東京灣決議”的參議員。約翰遜總統聲稱，這一決議賦予他向越南開戰的權力。參議院惟一的女性參議員是一位抽煙斗的共和黨人，來自緬因州的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2004年，共有14名女性參議員，9名民主黨人，5名共和黨人。那時也有不少很有影響的開明共和黨人，可現在，天哪，這個群體已基本銷聲匿跡。這些開明共和黨人包括馬薩諸塞州的愛德華·布魯克，他是參議院惟一的非洲裔美國人；俄勒岡州的馬克，哈特菲爾德；紐約州的雅各布，賈維茨；佛蒙特州的喬治·艾肯——這是一個壞脾氣的新英格蘭老人。在他看來，我們的越南政策是在發瘋，因此精辟地建議我們只要“宣布勝利，然后撤出”就可以了。
迄今為止，最有名的首任參議員是紐約州的羅伯特·肯尼迪。1965年他擊敗了肯尼斯·基丁，獲得了現在希拉里占據的席位，與他兄弟特德勝利會師。鮑比·肯尼迪是一個迷人的人物，身上輻射出一種原始的能量。他走起路來駝著背，低著頭，但看上去還是像一根卷起的彈簧，隨時準備彈向空中。他是我惟一看到過這樣走路的人。用普通的標準來衡量，他的口才算不上一流，但他說起話來具有一種力量和激情，聽起來給人一種很有魔力的感覺。如果他沒有靠自己的姓名、長相和演說吸引住所有人的注意力，那他還可以靠自己的布拉姆斯，那是一條碩大的長毛紐芬蘭狗，是我見到的最大的狗。布拉姆斯常常和肯尼迪參議員一起來上班。每當鮑比從新參議院大樓的辦公室步行到國會大廈去投票時，布拉姆斯就會跟在他身邊。一蹦一跳地跑上國會山臺階來到圓形大廳的旋轉門前，然后耐心地坐在外邊，等著主人出來一起走回參議院。無論誰，只要能得到那條狗的青睞也會得到我的尊敬。
約翰·麥克萊倫，阿肯色州的資深參議員，不僅是一位熱情的保守人士，還硬得像根釘子，一旦被惹惱，準會伺機報復。他工作起來精力旺盛，很會抓權，也很會用權，無論是把聯邦政府的錢弄回阿肯色州，還是釘住他認為干了壞事的人不放。麥克萊倫一生既雄心勃勃，又煩惱纏身，各種艱難困苦既鍛造了他鋼鐵般的意志，又在他內心孕育了怨恨。他父親是位律師和農夫。17歲那年，在讀完從坎伯蘭法學院流動圖書館借來的各種法律書籍后，他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口試，成為阿肯色州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開業律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完兵役后，他回到家鄉，發現妻子和另一男子有染，便和她離了婚。這在那時的阿肯色州是破天荒的。他的第二任妻子于1935年死于脊膜炎，當時他已成為眾議員。兩年后，他又娶了第三任妻子，諾瑪。他們廝守了40年，直到他去世。然而他的傷心事遠遠沒有就此作罷。1943-1958年間，他先后失去了全部三個兒子：第一個死于脊膜炎，第二個死于車禍，第三個死于小飛機失事。
麥克萊倫一生充滿了傳奇，也充滿了坎坷。所有的悲傷都被他淹沒在了戰士忌酒里。他喝下的酒足以將國會大廈沖人波托馬克河。幾年后，他明白，醉酒與自己的價值觀和自我形象不適應，因此決定徹底戒酒，堵住了他竟志鐵甲上的惟一裂縫。
我到華盛頓時，他是權力很大的撥款委員會主席。在這個位置上，他常常把大筆資金撥給阿肯色州，用來完成諸如阿肯色河航運系統等項目。他后來又干了12年，共有六屆，在1977年去世前他曾宣布不再競選第七屆。我在國會山工作時，麥克萊倫似乎是一個遙遠的、幾乎不可接近的人物，這也是他自己想給多數人的感覺。1977年我成為檢察長后，曾和他相處過相當長一段時間。他對我很好，對我的前途也很關心，這讓我很感動。我真希望他能把我看到的這一面展示給更多人，并且更多地在他的公共事務中反映出來。
富布賴特和麥克萊倫的區別則如同晝夜般分明。他童年時代的生活無憂無慮，比較有保障，受教育的時間也長得多，因此思想也不那么教條。他于1905年出生于費耶特維爾，這是一個美麗的歐扎克出區小鎮，位于阿肯色州北部，阿肯色大學就坐落在那里。他的母親羅伯塔是當地一家報紙《阿肯色西北時代報》的編輯，一位心直口快的進步人士。富布賴特上的是家鄉的大學，是一位明星學生，也是阿肯色野豬隊的四分衛。20歲時，他獲得羅茲獎學金，赴牛津大學。兩年后學成歸來，成為一名堅定的國際主義者。法學院畢業后，他在華盛頓做過很短一段時間的政府律師，然后便回到家鄉，和妻子貝蒂一起到大學任教。貝蒂是一位可愛優雅的女人。作為一位政治家，她甚至比丈夫還要成功。而后者在他們長達5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總是把自己陰郁的一面藏起來，直到她1985年去世。我永遠也不會忘記1967年或是1968年的一天晚上。當時我正在喬治敦獨自漫步，突然瞧見參議員和富布賴特夫人參加晚宴后離開一個時髦的家庭。他們來到街上，以為周圍沒人會看見，參議員就把夫人摟在懷里，翩翩起舞。我站在黑暗處，但能看出，她是參議員生活中的一道光明。34歲那年，富布賴特被任命為阿肯色大學校長，成為美國主要大學里最年輕的校長。他和貝蒂似乎要在田園牧歌般的歐扎克山區邁向永久的幸福生活。然而幾年后，他扶搖直上的勢頭顯然突然受阻：新州長荷馬·愛德金斯撤換了他，原因是他母親犀利的批評社論。
1942年，由于沒什么更好的事做，富布賴特便登記競選阿肯色州西北部酌空缺議會席位。他如愿以償。在惟一一屆眾議院任期中，他提出了富布賴特決議案，它呼吁美國加入國際組織以維護二戰后的和平，從而預見了聯合國的建立。1944年，富布賴特參加了美國參議院的競選，也是為了有個機會進行報復。他的主要對手便是他的勁敵愛德金斯州長。愛德金斯喜歡樹敵，這是政治中的危險特點。除了撤換富布賴特外，他還在兩年前反對過約翰·麥克萊倫，甚至不惜對麥克萊倫主要支持者的退稅進行查賬，結果鑄成大錯。如我所言，麥克萊倫從不忘記或原諒對他的冒犯。他竭盡全力幫助富布賴特擊敗愛德金斯。富布賴特成功了。他們兩人也就此扯平。盡管他們在參議院一起服務了30年，但富布賴特和麥克萊倫從來也沒有走得特別近。兩人都不太愿意和其他政治家建立起個人關系。他們的砍共同努力推動阿肯色州的經濟利益，共同和南方集團一起投票反對民權。但除此之外，他們很少有什么共同之處。
麥克萊倫是個保守派，主張走軍事路線，反對共產黨。他希望稅款只用于國防、公共設施和執法。他聰明有余，心計不夠。在他眼里事情非黑即白，涇渭分明。他說話從不掩飾，如果對什么事情有懷疑，也從不表露出來，擔心別人會小看自己。他認為政治與金錢和權力有關。
富布賴特則比麥克萊倫開明得多。他是位優秀的民主黨人，一直喜歡并支持約翰遜總統，直到在多米尼加共和國和越南問題上鬧翻。他支持進步稅收，支持消除貧窮和不平等的社會計劃，支持聯邦對教育的扶助，支持美國對負責緩解貧窮國家貧困問題的國際機構做出更慷慨的貢獻。1946年，他提出法案，制定了一個促進國際教育交流的富布賴特計劃，為來自美國和其他60個國家的成千上萬名富布賴特學者提供了資金。他認為政治關系到觀念的力量。
在民權問題上，富布賴特從沒花費很多時間來為自己的投票記錄進行辯解。他只是說，在諸如民權等問題上，他得按照自己的大多數選民的意志投票。在這個問題上，他們知道得和他一樣多。實際上，這是他不想被擊敗的委婉說法。他簽署了《南方宣言》，但先對它進行了一些淡化。直到1970年尼克松任內，他才投了民權法案一票。其間，在挫敗尼克松總統提名反民權人士C．哈羅德·卡斯威爾出任最高法院職務時，他倒是起了關鍵作用。
盡管富布賴特對民權持消極態度，但他絕不是個軟骨頭。他厭惡那些打著愛國幌子上街游行的道貌岸然的煽動分子。當年，威斯康星州參議員喬·麥卡錫到處指控他人與共產黨有牽連，對無辜的人民進行恫嚇。多數政治家都嚇得不敢吱聲，甚至包括那些極其厭惡他的人。富布賴特在參議院投下了惟一一票，反對給麥卡錫的特別調查委員分會追加經費。他還和別人一起提出議案，審查麥卡錫。在約瑟夫·威爾奇向全國人民揭露了他的騙局后，參議院終于通過了上述議案。麥卡錫來得太早了——他如果出現在1995年掌管國會的那群人中，倒應該適逢其時。但在50年代初，在那個因反共歇斯底里癥而變得極其脆弱的年代，麥卡錫是一個900磅的大猩猩，而富布賴特則是在他所有同事之前率先向他叫板的人。
對于外交事務中的分歧，富布賴特也從不躲閃。和民權領域不一樣，在這個領域，他比自己的選民懂得多。他決定，只要自己認為是對的就要去做，并希望能讓選民們接受自己的做法。他主張多邊合作，反對單邊行動；他主張與蘇聯和華沙條約國家進行對話，而不是隔離；他主張提供更為慷慨的對外援助，減少軍事干涉；他主張通過我們的榜樣與觀念的力量，而不是武力來贏得人們接受美國的價值觀。
我喜歡富布賴特的另一個原因是，除了政治外他在其他方面的興趣也很廣泛。他認為，政治的目的在于幫助人們開發自己所有的才能，享受轉瞬即逝的生命。有人認為權勢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為追求幸‘福所提供的保障與機會，這種想法在他看來是十分愚蠢與不值一駁的。富布賴特喜歡與冢人、朋友共度時光，每年都要休假幾次來修整、充電，博覽群書。他盡管已78歲，仍喜歡打野鴨，也喜歡打高爾夫球。他和人聊天十分專注，說起話來帶有一種優雅不凡的口音。放松的時候，他口若懸河，句句在理。不耐煩或生氣的時候，他就會采用一種夸張的說話方式，語調中透露出高傲與鄙視。
富布賴特曾支持1964年的“東京灣決議”賦予約翰遜總統權力，向明顯攻擊那里的美國船只的行為做出反應。但到了1966年夏，他得出結論，我們的越南政策已被引入歧途，注定會失敗，而且這也是更大的錯誤模式的一部分，如果不加以改變，將會給美國與世界帶來災難性的后果。1966年，在他最有名的著作《權力的傲慢》中，富布賴特發表了自己對越南的看法以及他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批評。幾個月后，我加入了委員會的班子，他簽名送給我一本他的書。富布賴特的核心觀點是，偉大的國家陷入困境之后，如繼續“傲慢地”運用自己的力量，企圖在不該在的地方做不該做的事，那么這些大國就會陷人長時期的衰落。對任何根植于傳道士般熱情的外交政策，他總是抱著懷疑的態度。在他看來，這樣的外交政策會使我們步人承諾的歧途，“這種承諾盡管慷慨大方、好心好意，卻負擔過重，即使美國這樣有能力的國家也承受不起”。他還認為，如果我們運用自己的力量來服務于反共之類的抽象概念，而并沒有弄明白當地歷史、文化、政治等情況，那我們只能是在幫倒忙。1965年，我們單邊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國的內戰就是個例子。在這場內戰中，由于擔心左翼總統胡安，博斯會建立起一個古巴模式的共產黨政府，美國便支持了拉菲爾·特魯希略將軍壓迫的、反動的、常常是嗜血的獨裁政府的那些同盟者。特魯希略的軍人獨裁統治長達30年之久，直到1961年他被暗殺才告結束。
富布賴特認為在越南我們也正在犯同樣的錯誤，只是規模更大。約翰遜政府及其支持者把越共視為中國在東南亞擴張的工具，因此要在亞洲各國像多米諾骨牌那樣倒向共產主義之前加以阻止。于是美國便開始支持南越反共卻談不上民主的政府。當南越證明沒有能力獨立打敗越共時，我們就擴大支援，派遣了美國軍事顧問，直至最后派遣大批武裝部隊，來保衛在富布賴特看來是一個“懦弱、獨裁，并未贏得南越人民忠誠的政府”。富布賴特認為，欽佩富蘭克林·羅斯福、反對殖民主義立場的胡志明，主要關心的還是讓越南獨立于所有外國勢力。他認為，胡志明絕不是中國人的傀儡，而是和歷史上的越南人一樣，反對并且擔心北方那個比自己強大的鄰居’。因此他認為，我們的國家利益并不足以證明我們有理由付出與奪走這么多的生命。盡管這樣，他也不主張單方面撤軍，反而支持使東南亞“中立化”的努力。美國撤軍的條件是所有各方都同意南越進行民族自決，并同意通過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與北越統一。不幸的是，1968年在巴黎開始和談時，這樣的理性決議已經不再可能了。
就我所知，所有在外交委員會工作的人對于越南都和富布賴特有同感。他們還越來越感覺到，約翰遜政府的政治與軍事領導人始終在夸大我們在軍事方面所取得的進展。因此他們開始系統地向政府、國會和全國呼吁改變政策。在我寫這段話時，一切都顯得那么合情合理，直截了當。但那時，富布賴特，他在外交委員會的同事和他的所有工作人員實際是在走一條政治的高架鋼索，以通過危險的巖石。兩黨的戰爭鷹派人物都在指控委員會，尤其是指控富布賴特，稱他們在向我們的敵人提供“援助和慰藉”，在分裂國家，在削弱我們戰斗到底直至勝利的決心。然而，富布賴特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盡管他遭受到尖銳的批評，但聽證會還是強化了反戰情緒，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反戰集會和“辯論宣講會”中。
我在那里的時候，外交委員會就美國人對外交政策的態度、中美關系、美國國內目標與外交政策的可能沖突、中蘇在越南沖突上的分歧的影響、國際關系的心理因素等問題舉行了聽證會。這時也出現了一些批評我們政策的杰出批評家，諸如《紐約時報》的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前駐蘇聯大使、“遏制”蘇聯論締造者喬治·凱南，前駐日本大使埃德溫·賴肖爾，著名歷史學家亨利·斯蒂爾·康馬杰，退役將軍詹姆斯．加文，革命運動專家克萊思·布林頓教授等。當然政府也派出了自己的證人。其中最起作用的是副國務卿尼克·卡岑巴赫，他至少還鼓勵過我，因為他在肯尼迪總統的司法部做過民權工作。富布賴特還私下會見過國務卿迪安·拉斯克，通常是一大早在富布賴特辦公室喝咖啡。
我發現拉斯克和富布賴特之間的動態關系很有意思。富布賴特本人曾上過肯尼迪很少幾個國務卿人選的名單。多數人認為他之所以最后被排除是因為他的反民權記錄，特別是他還簽署了（南方宣言）。拉斯克也是位南方人，來自佐治亞州，卻同情民權運動，也沒有承受富布賴特所承受的那種政治壓力，因為他并不是國會議員，而只是外交政策機構的一個成員。拉斯克對越南沖突的看法可以用簡單樸實的話來概括：這是自由與共產主義之間在亞洲的戰場。如果我們輸掉了越南，共產主義將會席卷整個東南亞，產生災難性的后果。
我一直以為，富布賴特和拉斯克對越南之所以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部分是由于他們年輕時在英國當羅茲獎學者時所處的時代極不相同。1925年富布賴特到牛津時，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凡爾賽條約》已開始實施，德國承受了沉重的經濟與政治負擔，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垮臺后的歐洲與中東版圖也被重新劃分。獲勝的歐洲列強對德國的羞辱，以及戰后美國的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等在參議院拒絕國際聯盟、拒絕通過《斯穆特一霍利關稅法》等事件中得到了體現，導致了德國超民族主義的強烈反應和希特勒的崛起，最終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富布賴特極不愿意重犯類似錯誤。在他看來，各種沖突從來都不是黑白分明的，因此他總是避免將對手妖魔化，一開始總是會尋求談判解決的辦法，最好是在多邊框架內。
相反，拉斯克是30年代初才去牛津，當時納粹已上臺。后來他一直關注著英國內維爾·張伯倫首相與希特勒毫無希望的談判，這種做法得到了歷史上最痛苦的教訓：綏靖主義。拉斯克將共產主義與納粹的極權主義相提并論，同樣不屑。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采取行動控制東歐，將其納入自己的軌道，這使拉斯克認為，這些國家會因此反對個人自由，變得咄咄逼人。他決心絕不讓自己當一個綏靖主義者。因此，他和富布賴特看待越南問題的不同角度自然就產生出無法彌合的精神與情感分歧，而且早在越南出現在美國的雷達屏幕上的幾十年前，這種分歧就已形成。戰時妖魔化對手的自然傾向及約翰遜、拉斯克等人絕不“輸掉”越南的決心大大加深了主戰派一方的心理隔閡，持久地損害了美國的威信，也包括他們自己的威信。我也看到這同一種強迫癥在我當總統的和平時期所起的作用，以及在我與共和黨國會及其同盟的意識形態斗爭上所起的作用。要是失去了理解、尊重或信任，那任何妥協，更不用說承認錯誤，都會被看成軟弱、不忠的表現，是必定導致失敗的因素。
對于60年代末越南問題上的鷹派來說，富布賴特是輕信、幼稚的代名詞。幼稚是所有好心人都應警惕的問題。但過于精明也有其危險的一面。在政治領域，如果發現自己已陷入洞穴，那么一條首要原則便是不要再挖下去：如果無視可能出現的錯誤，或是打定主意不予承認，就無疑是大大地又挖了一鏟。我們在越南面臨的困難越多，國內的抗議浪潮也就越高，派出的軍隊也就越多。1969年，我們派出的軍隊達到了54多萬人的最高峰，最后現實終于逼迫我們改變方向。
目睹這一切事情的發展使我又吃驚又著迷。我閱讀了所有能讀到的東酉，包括我常常要發送的、蓋有“機密”和“秘密”印章的文件。所有這些都清楚地表明，無論在戰爭中是否取得進展，我們國家都在被引入歧途。富布賴特每天都會收到一個名單，上面寫著陣亡在越南的阿肯色州青年的名穿。我每天都要到他辦公室去查看一下名單，這已成為一個習慣。一天我看見了我的朋友和同學湯米·揚的名字。就在他將要回家前幾天，他乘坐的吉普車軋上了地雷。我十分悲傷。湯米·揚是位高大、聰明、笨拙、敏感的家伙。我原以為他長大后準會生活得很好。在名單上看到他的名字，看到其他一些我相信在生活中肯定會付出與得到更多的人的名字，讓我第一次為自己還在當學生，只是遠遠地接觸越南的死亡而感到痛苦與愧疚。有那么一陣子，我甚至想退學參軍——畢竟我不僅是個民主黨人，而且倌奉民主黨的思想體系。盡管我反對這場戰爭，但這并不意味自己有權利逃避這場戰爭。我對李·威廉姆斯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我退學是在發瘋，我應該繼續為結束戰爭盡自己的力量。我去當兵，說不定是再去一個送死的，什么也證明不了。從理性上說，李的話我能理解，我也繼續在做自己的事兒，但心里總覺得不對勁。畢竟我父親曾是一位二戰老兵。我敬重軍人，即使我認為他們當中許多負責人都缺乏頭腦，只是一介勇夫罷了。于是我和愧疚展開了一場私人較量。我們成千上萬熱愛祖國但仇恨戰爭的人都曾進行過這樣的較量。
對于那些沒有經歷過那些歲月的人來說，不容易在腦海中重現那些已經久遠的年代。對于那些經歷過的人來說，也沒有必要再說什么。在國內，戰爭也造成了傷亡，甚至那些最自信的反戰者也未能幸免。富布賴特喜歡，也佩服約翰遜總統。他很高興成為推動美國前進的團隊一員，即使是在他幫不了多大忙的民權方面。他工作時總是呈現出精神飽滿的面貌，但他極不愿成為一個遭受謾罵與孤立的局外人。一天清晨，我去上班時看見他正獨自一人沿著走廊向辦公室走去，一臉的悲傷與沮喪。在蹣跚地走向自己該詛咒的責任時，他有一兩次差點兒撞到了墻上。
盡管外交委員會關心的還有其他事情，但越南卻像個陰影，始終籠罩在委員會所有成員包括我的頭上。我在喬治敦的頭兩年里幾乎保存了自己所有的課堂筆記、論文和試卷。從第三年起，我保留下來的只有兩篇并不怎么樣的貨幣銀行課的論文。到了第二學期，我甚至退出了“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這門課，這也是我在喬治敦大學退出的惟一一門課程。
1967年春，老爸的癌癥復發，被送進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市的杜克醫療中心治療了幾個星期。每到周末，我便驅車266英里，從喬治敦趕去看他。每個周五下午動身，周日深夜趕回。我無法既去看老爸，又上共產主義課，所以只好“逃課”。這段時間也是我年輕時最累但也最重要的一段時間。我一般周五深夜趕到達勒姆，然后去接老爸，和他一起共度周六。周日上午和中午我們也在一起，這以后我就得返回學校，回到工作中。
1967年3月26日，這是個復活節禮拜日，我們一起前往宏偉的哥特式杜克教堂做禮拜。老爸從來也不怎么去教堂，但這次做禮拜，他似乎真的很開心。也許聽到耶穌也是因為自己的罪孽而死這樣的話讓他感到了一些寬慰。也許當我們齊聲共唱那首美妙而古老的贊美詩《與所有光榮之子同唱》時，他終于相信：“與所有光榮之子同唱，高唱救贖之歌！死亡與悲傷，地球黑暗的故事，屬于過去的日子。四周云層正開裂，時間的風暴很快將過去；上帝模樣的人類醒來了，知道了永恒的安寧。”做完禮拜后，我們開車來到查珀爾希爾，那是北卡羅來納大學所在地，到處鮮花盛開，長滿了山茱萸和紫荊花。南方多數的春天很美麗，而這個春天格外妖嬈，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復活節。
在那幾個周末中，老爸和我說話的方式是他從來沒有過的。我們聊的多數只是日常瑣事，我的生活、他的生活，談談母親和羅杰、家庭和朋友等等。有些談話則比較深人一些，特別是談到他知道自己很快將結束的這一生時。但即使是瑣碎小事，他說起話來的那種豁達、深邃、無拘無束，也是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在那些漫長倦怠的周末中，我們消除了以前的隔閡，他承認我是愛他的，也原諒了他。假如他以前就這樣勇敢，這樣有尊嚴地面對生活，如同他面對死亡那樣，那他準會是個好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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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臨近結束時，又到了選舉的時間。大約一年前我就決定參加競選學生會主席。盡管我經常不在學校，卻和朋友以及各種活動保持著聯系，鑒于我以前的成功，我覺得自己會贏。但沒想到有很多事情自己已不甚了解。我的對手特里，莫奇林是我們的副班長，為這次競選已準備了一年，不僅到處拉人，還制定了競選策略。我只拿出了一個具體但平庸的綱領。莫奇林利用了全國大學校園里一種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利用了許多學生針對喬治敦大學刻板的學習要求與校園規定所表達的具體反對意見。他模仿汽車公司的標語“道奇起義”，把自己的競選運動命名為“莫奇起義”。他和他的支持者們把自己刻畫為頭戴白帽、反對耶穌會校當局和我的形象。由于我和學校當局關系良好，由于我擁有工作和汽車，由于我正統的競選運動，還由于我熱情洋溢的風格，我成為了校方的候選人。我干得很起勁，我的朋友也一樣。但從莫奇林和他的手下的工作熱情能看出，我們有了麻煩。例如，我們的標瘩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消失。作為報復，臨近選舉的一個晚上，我們一些伙計撕下了莫奇林的標語，塞進汽車后備箱，然后開到外邊扔掉。他們會被逮住，受到懲戒。
事情就這么玩完了。莫奇林把我打得稀里嘩啦，717比570。他應該贏。他想得比我周到，組織得比我好，干得比我起勁。他也更需要贏。現在回過頭來看，我也許一開始就不該參加這次競選。對于多數學生提出的減輕必修課程負擔的要求，我是不同意的，我喜歡那些課程。我失去了對校園生活的獨特關注，而在先前贏得班長的競選中，校園生活給了我力量。我每天不在梭園里也很容易讓我被描繪為校方的馬屁精，趁著時代的動亂投機取巧。但失敗帶來的不快很快就過去了。到了年底我又開始期待在華盛頓過夏天，期待到外交委員會工作，期待上新課。我并不知道，無論是對我還是對美國而盲，1967年之夏都處于風暴前的寧靜之中。
到了夏天，華盛頓的節奏慢了下來，國會通常在整個8月休會。要是你年輕，對政治感興趣，不怕熱的話，那時去華盛頓是個好時機。基特·網什比和我另一位同學吉姆·摩爾在波托馬克大街4513號租了一幢老房子，就在喬治敦大學校園后面一英里左右，靠近麥克阿瑟大道。他們邀請我去和他們同住，并且一直住到四年級。到那時湯姆·坎貝爾和湯米·凱普蘭也會搬過來。房子有五間臥室、一個小小的起居室和一個像模像樣的廚房。此外在二樓的臥室外還有兩個露臺。在那里我們白天可以曬太陽，有時我們還睡在外面微風習習的夏夜中。房子的主人曾在50年代初撰寫過全國管道編碼。起居室的書架上現在還放著這么一套有意思的書，不協調的是，讓這套書立得直直的是一個貝多芬彈琴的書立子。這是整幢房子中惟一有意思的藝術品。我的同屋將它贈送給了我，至今我還保存著。
基特·阿什比是達拉斯一位醫生的兒子。我為富布賴特參議員工作時，他在為華盛頓州的參議員“勺子”亨利·杰克遜工作。和林登·約翰遜一樣，杰克遜也是一位國內事務的開明人士和越戰的鷹派人士。基特和杰克遜的觀點一樣，我們常常爭得面紅耳赤。吉姆·摩爾是個軍隊小子，到處都生活過。他還是個正兒八經的歷史學家，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他對越南的觀點差不多介乎基特和我之間。在那年夏天以及后來的四年級期間，我和他倆結F了永久的友誼。從喬治敦大學畢業后，基特加入了海軍陸戰隊，后來成了一位國際銀行家。我當總統后曾任命他為駐烏拉圭大使。吉姆·摩爾和他父親一樣參了軍，后來做起了州退休金投資生意，做得非常成功。80年代，許多州都陷入了退休金投資方面的麻煩，對于我們在阿肯色州應如何做，他免費給了我一些很好的建議。
那年夏天，我們都過得很開心。6月24日那天，我來到憲法大廳，欣賞雷·查爾斯的演唱。我那時的約會女友是卡琳·簡，一個迷人的女孩；當地的女子學校曾為喬治敦大學的男孩子們舉辦過無數次交誼會，簡就是我在其中一次交誼會上認識的。她差不多和我一樣高，有一頭金黃的長發。我們坐在樓座的后面，那里除了我倆只有很少幾個白人。我聽過雷演唱《我該如何說》中最好聽的那幾行：“告訴你媽媽，告訴你爸，我要送你回到阿肯色。”從此我就喜歡上了他。演唱會快結束時，雷鼓動聽眾們在過道里跳起舞來。那天夜里回到波托馬克大街后我仍然興奮得難以人睡。到了凌晨5點，我干脆起床，出去跑了三英里。那場演唱會的票根我一直保留了十來年。
30年代，“美國革命女兒會”曾拒絕允許偉大的瑪里恩·安德遜來此演唱，因為她是位黑人。自此，憲法大廳已經走過了一段漫長的時期。然而許多黑人青年已遠遠不滿足于進入音樂廳。貧困、持續的歧視、針對民權積極分子的暴力行動、不成比例的黑人在越南陣亡，所有這些再次激起了黑人的戰斗精神，尤其是在美國城市中。馬丁·路德·金曾在那里奮力爭取美國黑人的情感與思想，抵御較為好戰的“黑色力量”觀念。
60年代中期，各種規模與強度的種族騷亂席卷了南方以外地區的貧民窟。1964年前，黑人穆斯林領袖馬爾科姆·X擯棄種族融合，主張“惟有黑人”，以此抗擊貧窮和其他城市問題，并預言會發生“比美國白人已經歷過的還要多的種族暴力”。
1967年夏，我在華盛頓過得很快樂，而紐瓦克和底特律卻發生了嚴重的騷亂。那年夏末，美國城市發生了160多起騷亂。約翰遜總統任命了一個全國民事動亂顧問委員會，由伊利諾伊州州長奧托·科納負責。該委員會發現騷亂是由警察的種族主義和野蠻執法，以及黑人缺乏經濟和教育機會而引起的。結論只有一句話：“我們國家正朝著兩個社會發展，一個是黑人社會，一個是白人社會——它們是隔離的、不平等的。”這句話極具前瞻性，后米成為了名言。
在那個多事之夏，華盛頓卻相對平靜，但有好幾個星期，每到夜晚，黑人激進分子就會占據離白宮不遠、位于康涅狄格大街和馬薩諸塞大街交會處的杜邦圓形廣場，讓我們稍稍體驗了一下“黑人力量”運動。我一個朋友認識他們中間的幾個人，一天晚上帶我去那里聽他們說什么。他們是有點兒自以為是，，非常憤怒，有時還語無倫次，但他們并不傻。盡管我并不同意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他們怨恨的根本問題卻是真的。
民權運動的戰斗精神與反戰運動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盡管反戰運動最初是中產階級富裕白人大學生以及他們在前輩知識分子、藝術家、宗教領袖等群體中的支持者發起的抗議，但該運動許多早期領袖也曾投身于民權運動。1966年春，反戰運動已超出了其組織者的預料，全美各地都發生了聲規模的游行示威和集會。富布賴特聽證會以及社會對此的廣泛反應也是推動這些活動的一個原因。1967年春，30萬人來到紐約市的中央公園參加了反戰示威活動。
四年前我曾在馬里蘭大學校園參加過“少年國家”活動。那年夏天這里成了進步的全國學生聯合會舉行大會的會場，我也正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觸到了真正的反戰活動家。與“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相比，全國學生聯合會較為溫和，但在反戰方面卻堅定不移。前一個春季，有人透露，該組織多年來一直接受中央情報局的資助來進行其國際活動。這個消息損害了全國學生聯合會的聲譽。盡管如此，該組織還是擁有美國各地眾多學生的支持。
一天夜里，我來到學院公園校區參加大會，想看看那里正在做什么，結果撞上了來自小石城的布魯斯·林賽。在1966年的州長競選中我曾見過他，當時他正為布魯克斯·海斯工作。他和全國學生聯合會西南地區的代表，同是來自阿肯色州的戴比·塞爾一起來參加會議。無論在我當州長還是總統的時候，布魯斯都是我的密友、顧問和知己。他這樣的朋友人人需要，也是所有總統不能沒有的。后來戴比幫我在紐約站穩了腳跟。但在1967年的全國學生聯合會大會上，我們只是三個外表普通、行為平常的阿肯色青年，我們都反對戰爭，都在尋找同伴。
全國學生聯合會有很多像我一樣的人。他們不喜歡比較好戰的“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但都希望被看成是致力于結束一場戰爭的陣營里的一員。大會最著名的發言是阿拉德·洛溫斯坦所做的。他呼吁學生成立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到1968年時打敗約翰遜總統。那時許多人認為這是在癡人說夢，但形勢急轉直下，很快便證明阿拉德·洛溫斯坦是位預言家。不到三個月，反戰運動將在林肯紀念堂組織十萬名抗議者。其中300多人退還了自己的兵役應征卡，由兩位年長的反戰勇士呈遞給司法部。他們一位是耶魯大學的牧師威廉·斯洛恩·科芬，一位是著名的兒科醫生本杰明·斯鮑克博土。
有意思的是，全國學生聯合會還有著反對嚴酷專制主義的歷史，因此那里還出現了波羅的海“被奴役國家”的代表。我和一位代表拉脫維亞的婦女聊了會兒。她比我年長幾歲。我有一個感覺，就是去參加類似會議是她的職業。她信心十足地說，她相信總有一天蘇聯共產主義會失敗，拉脫維亞會重獲自由。那時，我覺得她未免有些言過其實。事實上，她最后成了和阿拉德·洛溫斯坦一樣的預言家。
除了委員會的工作和偶爾出去跑跑，我還在暑期學期上了三門課：哲學、倫理和美國的遠東外交。我第一次讀到了康德和克爾愷郭爾，黑格爾和尼采。倫理課上我做了許多筆記。8月的一天，另一位學生問我期末考試前可否花幾個鐘頭時間和他一起過一遍我的筆記。此人聰明過人，但很少上課。8月19日，在我21歲生日那天，我還是花了四個鐘頭和他過筆記，結果那位伙計的考試得了B。25年后，我已當上了總統，我這位先前的學習伙伴，圖爾基·阿爾法塞爾，已故沙特國王的兒子，當上了沙特阿拉伯情報局局長，并且一直干了24年。我不太相信他的哲學成績和他生活中的成功有什么關系，但我們喜歡拿這事開玩笑。
美國外交課的教授朱爾斯·戴維茨，一位杰出的學者，后來曾幫助埃夫里爾·哈里曼撰寫回憶錄。我的論文是關于國會和東南亞決議。該決議便是著名的“東京灣決議”。1964年8月2日與4日，美國兩艘驅逐艦。麥道克斯號與C．特納喬伊號據稱遭到了北越艦只的襲擊。美國即予報復，攻擊了北越海軍基地和一個油庫。1965年8月7日，在約翰遜總統的授意下通過“東京灣決議”，授予總統“采用所有必要的手段來擊敗任何針對美國軍隊的武裝攻擊，以防止進一步的侵略”，以及“采用所有必要的措施，包括使用武裝力量”，來幫助任何“東南亞條約組織”國家“保衛自己的自由”。
我論文的主要觀點是，除了韋恩·莫爾斯參議員，沒人認認真真地研究或甚至質疑過該決議是否符合憲法、是否明智。這個國家和國會都氣得直跺腳，希望表明我們不喜歡被推來推去，或是被趕出東南亞。戴維茨博士喜歡我的論文，說值得發表。我不敢肯定，因為有那么多得不到回答的問題。除了憲法問題外，一些杰出的記者還質疑所謂的攻擊是否真的發生過。我寫完這篇論文時，富布賴特要求五角大樓提供更多關于此次事件的情報。委員會對東京灣的審查一直進行到1968年。調查似乎證實，至少在第二個日子，即8月4日，美國驅逐艦沒有受到炮擊。歷史上很少有這么一個算不上大事的事件引發了這么重大的后果。
不到幾個月，這些后果將把林登·約翰遜砸個鼻青臉腫。“東京灣決議”被迅速而且幾乎是一致通過，這已成為一個痛苦的例子，證明了一句古老的諺語：生活最大的詛咒是應驗了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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