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阿拉法特很會做秀，他可能會在握手后試圖親吻拉賓。我們決定我先同他們分別握手，然后示意他們握手。我斷定如果阿拉法特不親吻我，就不會親吻拉賓。當我站在總統辦公室里同希拉里、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托尼·萊克和馬丁·安迪克討論這件事時，托尼說他知道有個方法可以讓我跟阿拉法特握手卻不親吻。他描述了一下過程，我們練習了一下。我扮演阿拉法特，他扮演我，向我展示該做什么。當我握住他的手并向前傾身想要親吻時，他把左手放在我右肘臂彎處，捏了捏，這樣我就無法再動了。然后我們轉換角色，我對他做了同樣的動作。我們練習了幾次，直到我確信拉賓的面頰不會被碰到。對此我們都感到好笑，但我知道避免親吻對拉賓來說是極其嚴肅的事情。
就在儀式開始之前，所有的三個代表團都聚集在白宮主層的橢圓形藍廳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公共場合仍然彼此不說話，因此美國人就在這兩群人圍著屋子周邊轉悠的時候，在他們之間來回穿梭。我們看起來就像一伙參加歡鬧宴會的笨手笨腳的孩子。
幸虧這種局面很快就結束了，我們下樓去開始舉行儀式。其余的人根據暗示都走了出去，只留下阿拉法特、拉賓和我待上一會兒。阿拉法特向拉賓問好并伸出手來。伊扎克的雙手緊緊地握在背后。他簡短地說道，“你知道，我們將不得不努力完成這件事。”阿拉法特回答道，“我知道，而且我已準備好做我分內的事。”
我們走出房間，來到夏末燦爛的陽光下。我致了簡短的歡迎詞，講了幾句話，對這些領導人和他們謀求。“勇敢的和平”的決心表示感謝、支持和鼓勵，儀式這樣就開始了。佩雷斯和阿巴斯隨后也做了簡潔的發言，然后坐下來簽署協議。沃倫·克里斯托弗和安德烈·科濟列夫作為見證，拉賓、阿拉法特和我則站在后面靠右處。簽完字后，所有的眼睛都轉到了兩位領導人身上；阿拉法特站在我的左邊，拉賓站在我的右邊。我同阿拉法特握手并做出我練習過的阻礙動作。然后我轉過身，同拉賓握手，然后后退，給他們留出空間，伸出雙臂把他們湊在一起。阿拉法特向態度勉強的拉賓伸出手去。當拉賓伸出手時，人群發出了聽得見的吸氣聲，然后就是雷鳴般的掌聲，兩位領導人完成了不帶親吻的握手。整個世界都在歡呼，但中東地區正在挑起暴力沖突的頑固抗議者和在白宮門前宣稱我們會危及以色列安全的示威者除外。
拉賓和阿拉法特握過手后，克里斯托弗和科濟列夫做了簡短的發言。然后拉賓走到麥克風前面，用英語直接向巴勒斯坦人講話，聽起來就像《舊約》中的先知：“我們注定要在同一片土地、相同的土壤上一起生活。我們，從戰場上返回、渾身沾滿鮮血的戰士們，今天用響亮清晰的聲音向你們說：鮮血和眼淚已經流得夠多了。夠了！……我們，同你們一樣，是人——是想要建設家庭，想要種樹，想要愛，想要作為人，作為自由人，同你們肩并肩，有尊嚴地、親密地生活在一起的人。”然后，垃賓引用（傳道書）里的話，說道：“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和好的時間已經到來了。”這是篇極好的發言。拉賓通過它向敵人們伸出手去。
輪到阿拉法特講話時，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已經用笑容、友好的手勢和急切的握手向以色列人作出了和平的表示。現在，他又用有節奏的、歌聲般的聲音，用阿拉伯語向他的人民講話，講述他們對和平的希望，重申他們的渴望的合法性。像拉賓一樣，他宣傳和平，不過語氣尖銳：“我們的人民并不認為行使自決權會侵犯他們鄰居的權利，或危及鄰居的安全。確切地說，他們認為自己遭受到虐待并承受歷史的不公正，消除這種感覺是實現我們兩個民族和未來幾代人共同生存和開誠布公的最強有力的保證。”
阿拉法特選擇使用寬容的姿態向以色列人講話，而用強硬的詞語來打消國內持懷疑態度者的疑慮。拉賓做的正好相反。在他的講話里，他真心誠意地對待巴勒斯坦人；現在他又用肢體語言來打消國內持懷疑態度者的疑慮。阿拉法特在講話時，他自始至終看起來都很不舒服，而且疑慮重重，顯得如此韻不自在，以至于他給人的印象像是個拼命為自己開脫的人。把他們不同的策略放在一起，有趣而且很有啟發。我暗下決心，要在未來同他們談判時注意這一點。不過我不必擔心。不久之后，拉賓和阿拉法特就發展出出色的工作關系。阿拉法特尊重拉賓，那位以色列領導人則對阿拉法特的腦子是怎么想的有著非凡的理解力，這種出色的工作關系就是對這一切的贊歌。
我通過祝愿以撤和以實瑪利——他們都是亞伯拉罕的孩子——的后代們來結束儀式，“shalom，salaam，和平”，并敦促他們“以和平締造者的身份前進”。儀式結束后，我同阿拉法特進行了短暫的會晤，同拉賓進了私人午餐。在長途飛行后又經歷這種令人激動的場面，拉賓疲憊不堪。他一生中經歷了很多，但這個儀式對他來說仍然是一個驚人的轉折。他一生大部分時光是在軍隊里度過的，在同以色列的敵人作戰，包括阿拉法特。我問他為什么決定支持奧斯陸談判所達成的協議。他向我解釋說，他已經意識到，自1967年戰爭以來所占領的土地對以色列的安全來說已不再必要，而且事實上，這些土地已經成為不安全的一個緣由。他說幾年前爆發的起義表明，占領滿是憤怒的人們的土地并未使以色列更安全，反倒使它更容易從內部受到攻擊。接下來，在海灣戰爭中，當伊拉克把飛毛腿導彈發射到以色列時，他意識到，對于來自外部使用現代武器的進攻，土地并沒有起到安全緩沖的作用。最后，他說，如果以色列永遠占據西岸土地的話，就得決定是否也讓那里的阿拉伯人像在1967年以前邊界內居住的阿拉伯人那樣，參加以色列的選舉。如果巴勒斯坦人獲得了選舉權，考慮到他們較高的出生率，在幾十年內以色列將不再是個猶太國家。如果他們不被給予選舉權，以色列就不再是個民主國家，而是個實行種族隔離的國家。因此，結束時他說，以色列將放棄那片領土，但只有這么做會給它和它的鄰居，包括敘利亞，帶來真正的和平和正常的外交關系才行。拉賓認為他能夠在巴勒斯坦和平進程結束前或剛結束時，同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達成協議。根據我同阿薩德的談話，我也持相同意見。
假以時日，拉賓有關西岸對于以色列的意義所做的分析，將逐漸被支持和平的以色列人廣泛接受，但在1993年，這種分析卻很新穎，富有遠見而且大膽。在1993年同拉賓見面之前，我就很佩服他，但在那一天，望著他在儀式上講話，聽著他對和平的論證，我看到了他偉大的領導才能和偉大的精神。我從未遇到過像他這樣的人，我決心幫他實現他的和平夢想。
午餐后，拉賓和以色列來賓們飛回國去過猶太新年，還得完成向以色列國會宣傳協議的任務。他們在路上還要在摩洛哥停留，向哈桑國王簡要介紹情況。哈桑國王長期以來在協議問題上對以色列一直持溫和態度。
當晚，希拉里和我為約25對夫婦舉行了一個慶祝晚宴，其中包括卡特總統和夫人、福特總統和夫人、布什總統、九位在世的國務卿中的六位，以及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國會領袖們。幾位前總統同意來這里，不僅是為了慶祝和平事業的突破性進展，而且是為了參加次日舉行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宣傳活動的公開啟動儀式。晚間，我把他們所有人都帶到官邸我的辦公室里，在那里我們留影紀念美國歷史上的一個罕見場面，即四位總統一起在白宮進餐。晚餐過后，卡特夫婦和布什接受了我們的邀請，在白宮過夜。福特夫婦出于一個非常好的原因回絕了邀請：他們已經預定了華盛頓旅館里他們當年度過新婚之夜的那個套房。
次日，我們繼續保持了和平進程的勢頭，以色列和約旦的外交官們簽署了一份促使他們朝最終和平更進一步的協議。還有幾百位猶太裔和阿拉伯裔美國商人聚集在國務院。他們決定要在巴勒斯坦地區局勢平靜、允許經濟穩定發展時，共同在那里投資。
同時，其他幾位總統和我一起參加在白宮東廳舉行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附加協定簽字儀式。我主張《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通過創建一個由近4億人構成的巨大市場，對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經濟都將有好處；它將加強美國在我們這個半球以及在全世界的領導地位；如果協定不被通過，就業機會被墨西哥的低薪競爭搶走的可能性更大，而非更小。墨西哥的關稅是我們的關稅的兩倍半，即便如此，它還是僅次于加拿大的美國產品最大進口國。雙方都逐步取消關稅，這對我們來說只能是凈賺。
接著福特總統、卡特總統和布什總統都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自由地發表意見。他們都很好，不過布什總統給人的印象尤其深刻，言語詼諧，對我很寬厚。他稱贊我的發言，說道，“現在我明白了為什么他是從里朝外看，而我是從外朝里看了。”總統們為這個活動帶來了兩黨合作的莊嚴氣氛，而我們需要遠占據西岸土地的話，就得決定是否也讓那里的阿拉伯人像在1967年以前邊界內居住的阿拉伯人那樣，參加以色列的選舉。如果巴勒斯坦人獲得了選舉權，考慮到他們較高的出生率，在幾十年內以色列將不再是個猶太國家。如果他們不被給予選舉權，以色列就不再是個民主國家，而是個實行種族隔離的國家。因此，結束時他說，以色列將放棄那片領土，但只有這么做會給它和它的鄰居，包括敘利亞，帶來真正的和平和正常的外交關系才行。拉賓認為他能夠在巴勒斯坦和平進程結束前或剛結束時，同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達成協議。根據我同阿薩德的談話，我也持相同意見。
假以時日，拉賓有關西岸對于以色列的意義所做的分析，將逐漸被支持和平的以色列人廣泛接受，但在1993年，這種分析卻很新穎，富有遠見而且大膽。在1993年同拉賓見面之前，我就很佩服他，但在那一天，望著他在儀式上講話，聽著他對和平的論證，我看到了他偉大的領導才能和偉大的精神。我從未遇到過像他這樣的人，我決心幫他實現他的和平夢想。
午餐后，拉賓和以色列來賓們飛回國去過猶太新年，還得完成向以色列國會宣傳協議的任務。他們在路上還要在摩洛哥停留，向哈桑國王簡要介紹情況。哈桑國王長期以來在協議問題上對以色列一直持溫和態度。
當晚，希拉里和我為約25對夫婦舉行了一個慶祝晚宴，其中包括卡特總統和夫人、福特總統和夫人、布什總統、九位在世的國務卿中的六位，以及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國會領袖們。幾位前總統同意來這里，不僅是為了慶祝和平事業的突破性進展，而且是為了參加次日舉行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宣傳活動的公開啟動儀式。晚間，我把他們所有人都帶到官邸我的辦公室里，在那里我們留影紀念美國歷史上的一個罕見場面，即四位總統一起在白宮進餐。晚餐過后，卡特夫婦和布什接受了我們的邀請，在白宮過夜。福特夫婦出于一個非常好的原因回絕了邀請：他們已經預定了華盛頓旅館里他們當年度過新婚之夜的那個套房。
次日，我們繼續保持了和平進程的勢頭，以色列和約旦的外交官們簽署了一份促使他們朝最終和平更進一步的協議。還有幾百位猶太裔和阿拉伯裔美國商人聚集在國務院。他們決定要在巴勒斯坦地區局勢平靜、允許經濟穩定發展時，共同在那里投資。
同時，其他幾位總統和我一起參加在白宮東廳舉行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附加協定簽字儀式。我主張《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通過創建一個由近4億人構成的巨大市場，對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經濟都將有好處；它將加強美國在我們這個半球以及在全世界的領導地位；如果協定不被通過，就業機會被墨西哥的低薪競爭搶走的可能性更大，而非更小。墨西哥的關稅是我們的關稅的兩倍半，即便如此，它還是僅次于加拿大的美國產品最大進口國。雙方都逐步取消關稅，這對我們來說只能是凈賺。
接著福特總統、卡特總統和布什總統都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自由地發表意見。他們都很好，不過布什總統給人的印象尤其深刻，言語詼諧，對我很寬厚。他稱贊我的發言，說道，“現在我明白了為什么他是從里朝外看，而我是從外朝里看了。”總統們為這個活動帶來了兩黨合作的莊嚴氣氛，而我們需要所有能夠得到的幫助。（i匕美自由貿易協定）面臨少見的來自自由派民主黨人和保守派共和黨人聯合發起的強烈反對，他們都害怕，同墨西哥之間更為開放的關系將使美國失去好的就業機會，也不會對普通墨西哥人有什么幫助，因為他們認為普通墨西哥人會一直保持低收入和過度工作的狀態，不論他們的雇主同美國做生意賺了多少錢。我知道他們的第二個理由可能是正確的，但我湘信（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僅對我們同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關系至關重要，而且對我們建設更一體化、更合作的世界的努力也至關重要。
盡管對醫療保健改革的投票顯然要到來年才能進行，但我們還是得把我們的法案送到國會山去，以便立法程序能夠啟動。剛開始時，我們考慮只送提察的綱要到那些司法委員們那里去，讓他們寫出法案，但迪克·格普哈特和其他人堅持認為，如果我們從具體立法人手，我們成功的機會將更大。我在內閣廳會見了國會領袖們之后，向鮑勃·多爾提議我們一起致力于立法工作。我這么做是因為多爾和他的辦公室主任，一個名叫希拉·伯克的給人印象深刻的前護理員，真心地關心醫療保健事業，而且不管怎樣，如果我提出了一個他不喜歡的法案，他都能阻礙它通過。多爾拒絕共同起草一份建議書，說我可以只管提交我自己的法案，然后再得出個折中方案來。當他這么說時，他可能真是這么想的，但事情并未朝這個方向發展。
根據安排，我應在9月22日向國會聯席會議提交醫療保健改革計劃。我感覺自己穩操勝券。那天上午我已經簽署了成立美國服務隊的法案——也就是國民服務計劃；這是我個人最重視的事情之一。我還提名促使該法案在國會得到通過的埃里·西格爾為國民服務社團的第一任總裁。參加在白宮后草坪舉行的簽字儀式的人包括響應我的號召、在那個夏天投身于社區服務的年輕人們，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公民保護團里的兩個老兵，以及薩金特·施賴弗。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公民保護團所完成的項目至今還點綴在美國的風景圖上；薩金特·施賴弗曾任和平隊首任領隊。他考慮得很周到，把肯尼迪總統32年前用來簽署和平隊法的那幾枝鋼筆中的一枝借給了我，我就用這枝筆創造了美國服務隊。在接下來的五年里，有近20萬名年輕的美國人加入到美國服務隊里，這個數字比和平隊成立40年來吸收的所有成員還要多。
22日傍晚，我信心十足地走在眾議院會議廳的走廊里，抬頭看見希拉里同哭國最有名的兩位醫生一起坐在包廂里。他們一位是希拉里多年的朋友、兒科醫生T．貝里·布雷澤爾頓，另一位是C．埃弗里特·庫普醫生。庫普曾擔任過里根總統的衛生局長，并利用這個職位教導國民艾滋病的知識和預防這種疾屑傳播的重要性。布雷澤爾頓和庫普都是醫療保健改革的支持者，他們將提高我們工作的可信度。
當我匆匆看了一眼電子提詞機，開始講話時，我的信心動搖了。演講詞不在提詞機上。我所看到的是我2月在國會做的有關經濟計劃的講稿的開頭。預算在一個多月前就已經生效了；國會不需要再聽一遍這篇演講。我轉向艾爾·戈爾，他正坐在我身后他常坐的位子上。我向他解釋了一下遇到的麻煩，要他去找斯迪法諾普洛斯來收拾。同時，我開始了演講。我帶有一份手寫稿，而且不管怎么說我知道我想說些什么，因此我并不怎么擔心，盡管看著電子提詞機上不斷滾動著毫不相干的詞句令人有點兒分心。在提示機顯示我已講了七分鐘時，正確的講稿終于出現了。我不認為當時有人知道這中間的差錯，不過把我的拐杖找了回來，還是很令人感到安慰的。
我盡量直截了當地解釋了一下問題——我們的體系花費太多，受益的人又太少——并概要講述了我們的計劃的基本原則：安全、簡便、節省、審慎、質量和責任。每個人都可以通過私人保險業者從中受益，生病或換工作時也不會受影響；由于有統一的最低受益一攬子規定，文書工作將少許多；由于管理費用較低——我們現在的管理費用比其他的富國高得多——以及打擊詐騙和濫用，我們將節省大筆開支；據庫普說，這將會節省數百億美元。
根據我們的計劃，美國人將能夠選擇他們自己的醫療方案并有自己的醫生。對越來越多的由健康維護組織承保的美國人來說，這些選擇正在逐漸消失。健康維護組織曾試圖通過限制病人的選擇和在批準全面治療前進行詳細核審來降低支出。通過向消費者發放有關醫療保健方案的匯報卡，向醫生提供更多的信息，來保證質量。通過打擊錯誤地拒絕理賠的醫療保險公司、虛報賬目的供應商、多收費的制藥公司、制造假案的律師和不負責任地選擇損害自己健康并導致所有其他人費用激增的公民，來全面強化責任。
我建議所有的雇主都提供醫療保險，就像他們中75％的人已經在做的那樣。小業主們可以打折扣，否則他們將負擔不起保險費用。補助金將通過增加香煙稅來支付。個體職業者將可以從他們需要繳稅的收人中扣除他們所有的醫療保健保險費用。
如果我建議的體系被采納，它本可以減小醫療保健開支的膨脹，更公正地分攤支付醫療保健費用的負擔，并為數百萬沒有醫療保障的美國人提供醫療保障。而且它本可以結束我親身見證過的各種可怕的不公正做法，比如這樣的一個例子：一個女人不得不放棄她年薪5萬美元的工作——她靠這份工作供養她的六個孩子，因為她最小的孩子病得太重了，她無法繼續支付她的醫療保險，而這位母親惟一能夠為孩子找到醫療服務的途徑就是接受政府的福利救濟并申請醫療補助；或者這樣的一個例子：一對年輕夫婦有一個生病的孩子，孩子的醫療保險來自父母一方的雇主，也即一個只有20個雇員的不贏利的小公司。孩子醫療保險的花費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保險公司為雇主提供的選擇是要么解雇這個家長；要么將所有其他雇員的保險費增加200美元。我認為美國能夠比這做得更好。
希拉里、伊拉·馬加齊納、朱迪·費德和所有幫助她們的人精心制作了一個計劃。我們可以在削減赤字的同時實施這個計劃。同后來的描繪正相反，醫療保健專家們當時普遍贊揚該計劃適度而且可行。這當然不像批評者們指責的那樣，是政府接管醫療保健體系，但那是后話了。在x日晚上，我只是感到很高興電子提詞機正常工作了。
9月末，俄羅斯又重新回到了新聞頭條中來，因為立場強硬的議員們試圖解除葉利欽的職務。作為回應，葉利欽解散了議會，定于12月12日舉行新的選舉。我們利用這次危機為我們的俄羅斯一攬子援助計劃尋求更多的支持。這個計劃9月29日在眾議院以32l票對108票獲得通過，9月30日在參議院以87票對11票獲得通過。
到10月3日，星期日，葉利欽和他在杜馬里的極端保守的對手們之間的沖突演變為莫斯科街頭的巷戰。舉著錘子鐮刀旗幟和斯大林畫像的武裝人群用榴彈發射器向一些俄羅斯電視臺所在的建筑物射擊。其他前共產黨國家主張改革的領袖們，包括瓦茨拉夫·哈韋爾，都發表了支持葉利欽的聲明。我也發表了同樣的聲明，告訴記者們，很明顯是葉利欽的反對者們挑起了暴力沖突，葉利欽“向后仰”以避免使用武力過度，美國將會支持葉利欽和他舉行自由公正的議會選舉的努力。第二天，俄羅斯軍隊炮擊議會大樓并威脅要強行攻人，迫使叛亂分子的領導者投降。在前往加利福尼亞的途中，我在空軍一號上打電話給葉利欽，向他表示支持。
當晚，莫斯科街頭的戰斗在世界各地都成了頭條新聞，但在美國，新聞報宣的卻是另外一件事。這件事標志著我總統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天，并使“黑鷹墜落”這個說法變得非常有名。1992年12月，布什總統在我的支持下，派遣美國軍隊到索馬里去幫助聯合國。那時已有超過35萬名索馬里人在一場血腥內戰中喪生，內戰結束后饑荒和疾病又接踵而來。當時，布什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將軍曾告訴桑迪·伯杰，說部隊在我舉行就職典禮前就可以回國。但這話并未兌現，因為索馬里沒有有效的政府，如果我們的軍隊不在那里，武裝暴徒就會盜竊聯合國一直在提供的物資，饑荒就會再次降臨。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聯合國派遣了約2萬人的軍隊，我們把美國軍隊的人數從2．5萬人減少到只有4000多人。七個月后，莊稼在生長，饑荒結束了，難民們在陸續返回，學校和醫院重新開門了，一支警察隊伍也建立起來，許多索馬里人投身于邁向民主的和解進程中去。
然后，在6月，索馬里軍閥穆罕默德·艾迪德的部落殺死了24個巴基斯坦維和士兵。艾迪德手下的武裝暴徒控制了首都摩加迪沙的一大片地區。艾迪德不喜歡和解進程，想要控制摩加迪沙。在那些巴基斯坦人被害后，秘書長布特羅斯一加利和他在索馬里的代表、退休的美國海軍上將喬納森·豪，決心抓住艾迪德，認為除非他被繩之以法，否則聯合國的任務就無法完成。因為艾迪德由武器裝備精良的軍隊嚴密保護著，聯合國無法逮捕他，就請美國幫忙。海軍上將豪曾是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在布什白宮里的副手，他認為只有逮捕艾迪德并使其接受審判，才能結束使索馬里陷人暴力、匱乏和混亂之中的部族沖突。巴基斯坦維和士兵被害后，他更是這么認為。
柯林·鮑威爾從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位置上退休前幾天來找我，建議我同意美國采取相應的行動逮捕艾迪德，盡管他認為我們只有50％的幾率抓住他，活捉他的幾率只有25％。但他仍然認為，艾迪德殺害了同我們一起工作的聯合國人員，我們不能表現得好像對此毫不在乎。聯合國多次抓捕艾迪德失敗，這只會提高他的地位并使聯合國行動的人道主義性質變味。我表示贊成。
美國特種部隊司令是陸軍少將威廉·加里森。總部在紐約州德拉姆堡的陸軍第十山地師在索馬里也有駐軍，受駐索馬里美軍總司令托馬斯·蒙哥馬利將軍的指揮。他們都聽令于佛羅里達州坦帕麥克迪爾空軍基地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海軍陸戰隊將軍約瑟夫·霍爾。我了解霍爾，對他的判斷力和能力很有信心。
10月3日，有線報說艾迪德的兩個高級助手在他控制的摩加迪沙的“黑海”地區出現。加里森少將采取了行動，命令陸軍特種部隊向據信是這兩個人藏身的大樓發動襲擊。他們在大白天乘坐黑鷹直升機飛到摩加迪沙。同黑夜相比，白天采取這種行動的危險要大得多，因為在夜里直升機和部隊不易被人發現，而且他們的夜視裝置使他們有能力像在白天一樣采取行動。加里森決定冒險，因為他的部隊曾成功地執行過三次白天行動。
特種部隊強行攻人大樓，捕獲了艾迪德的助手和一些小人物。然后突襲就出了大問題。艾迪德的部隊進行反擊，擊落了兩架黑鷹。第一架直升機的飛行員被卡在了飛機殘骸里。特種部隊士兵們不愿拋棄他：他們從未把他們的戰友丟在戰場上過，不論死活。當他們重又返回時，真正的戰斗開始了。沒多久，90名美國士兵圍繞著那架直升飛機，同數百名索馬里人進行了激烈的交戰。終于，蒙哥馬利將軍的快速部署部隊參加到戰斗中來，但索馬里人的反擊非常有力，致使一整夜營救行動都沒能成功。戰斗結束后，19名美國士兵陣亡，數十人受傷，黑鷹駕駛員邁克·杜蘭特被俘。500多索馬里人被打死，1000多人受傷。憤怒的索馬里人拖著被殺害的黑鷹機長走過摩加迪沙的大街小巷。
美國人被激怒了，他們感到震驚。我們的人道主義行動怎么會變成對艾迪德的抓捕？為什么美國軍隊要聽命于布特羅斯一加利和海軍上將豪？參議員羅伯特·伯德德呼吁結束“這些警察捉強盜的行動”。參議員約翰·麥凱恩說，“克林頓得把他們弄回國。”海軍上將豪和加里森將軍想要追蹤艾迪德；根據他們在摩加迪沙的消息來源，艾迪德的許多部族盟友都已逃離這座城市，抓住他并非難事。
6日，我們的國家安全小組聚集在白宮。托尼·萊克把羅伯特·奧克利也找來了，奧克利曾是美國從12月到3月在索馬里的最高文職人員。奧克利認為聯合國，包括他的老朋友海軍上將豪，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不該把艾迪德從政治進程中孤立出來并一心想抓住他。因此，他不贊成我們想要為聯合國逮捕艾迪德的決定。
我很同情加里森將軍和那些想要返回去完成任務的人。我為我們軍隊遭受的損失感到非常懊喪，而且我想讓艾迪德付出代價。如果抓住他值得18名美國士兵戰死，84名美國士兵負傷的話，那么把這件事完成是否也值得呢？這種思考方式的問題是，如果我們返回去捉住艾迪德，不論死活，那么我們；而非聯合國，將控制索馬里，而我們不能保證能夠比聯合國更好地把索馬里在政治上統一起來。接下來發生的事證明了這種看法的正確性：當艾迪德在1996年自然死亡后，索馬里仍處于分裂狀態。此外，我在一次同幾位國會議員會談時了解到，國會里沒有人支持在索馬里采取更大的軍事行動；大多數議員要求立刻撤回我們的軍隊。我表示強烈反對。最終我們達成妥協，同意有一個六個月的過渡期。我并不在乎同國會唱反調，但我不得不考慮在索馬里的進一步行動將導致國會更不愿意支持派美國軍隊到波斯尼亞和海地。而在這兩個地方我們有重要得多的利益受到了威脅。
最后，我同意派奧克利去執行說服艾迪德釋放被俘的飛行員邁克·杜蘭特的任務。他得到的指示很清楚：如果杜蘭特被立即五條件釋放，美國不會進行報復。我們不會拿剛被俘的人做交易。奧克利把信息傳達了過去，杜蘭特得到了釋放。我加強了我們軍隊的力量，并確定他們撤回的日期，再留給聯合國六個月的時間去控制局勢或建立有效的索馬里政治組織。杜蘭特被釋放后，奧克利展開了同艾迪德的談判，最終達成了停火。
摩加迪沙戰役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我想我知道肯尼迪總統在豬灣事件后的感受。我得為一次我在總體上而非在細節上批準的行動負責。與豬灣事件不同，在嚴格的軍事意義上，這不是失敗——山地師部隊大白天降落在摩加迪沙的市中心，逮捕了艾迪德的助手，勇敢而嫻熟地完成既復雜又困難的任務；并承受意想不到的損失。但是，這種損失震驚了美國，而造成這種損失的戰斗同我們和聯合國更大規模的人道主義行動相矛盾。
最令我感到痛苦的是，當我同意動用美國軍隊去逮捕艾迪德時，我并沒有預見到會在大白天襲擊一個擁擠而充滿敵意的地區。我以為我們會在艾迪德轉移途中，遠離大群平民以及他們為他的武裝支持者們提供的掩護時去抓捕他。我想我批準的是一次由能力、裝備和訓練都比聯合國軍隊強得多的美軍進行的警察行動。很明顯，當柯林·鮑威爾請求我批準這次行動時，他也是這么想的。我離開白宮，他成為國務卿后，我同他討論過這件事。鮑威爾說他本不會贊成這樣的行動，除非是在夜間進行。但是我們當時并沒有進行討論，顯然也沒有別的任何人對加里森將軍的選擇做出任何限制。柯林·鮑威爾在襲擊開始前三天就退休了，而約翰·沙里卡什維利還沒有被確定為他的接替者。這次行動沒有得到中央司令部霍爾將軍或是國防部的批準。因此，我授權進行的不是一次攻擊性的警察行動，而是一次在充滿敵意的土地上進行的軍事襲擊。
加里森將軍在戰斗結束后的次日給我寫了封親筆信，在信中他為他進行突襲的決定承擔了全部責任，并列出了做出這個決定的理由：情報非常準確；部隊經驗豐富；敵人的力量我們很清楚；戰術得當；事先做好了應付突發事件的準備；出動坦克部隊進行反擊會有所幫助，但不會減低美軍的傷亡人數，因為特種部隊不會拋棄他們倒下的戰友，其中還有一個戰友被卡在他的直升機殘骸里。加里森在信的結尾這樣寫道，“行動很成功。被定為行動目標的人被抓獲并被帶離目標區……應當從需要承擔責任的人中剔除克林頓總統和阿斯平部長”。
我很尊重加里森并贊同他的信，但最后一點除外。我根本不能也不會把自己從“需承擔責任的人”中剔除。我認為這次襲擊是個錯誤，因為在白天進行這樣的襲擊，低估了艾迪德軍隊的力量和決心，以及隨之而來的損失一架或多架直升機的可能性。在戰爭時期，這樣的損失是可以接受的。在維和行動中卻不行，因為戰利晶的價值抵不上傷亡慘重的風險，并且后果必然是在索馬里人和美國人眼中改變我們行動的性質。逮捕艾迪德和他的高級助手——因為聯合國逮捕不了他——對我們在那里的行動來說是偶然事件，并非主要目的。在合適的形勢下，值得這么做。但當我批準鮑威爾將軍的建議時，我本應該為這么大規模的行動先征求五角大樓和白宮的同意。我當然不會指責加里森將軍，他是一個優秀的軍人，但他的軍人生涯已經遭受了不公正的損害。他所做的決定，考慮到他得到的指示，是情有可原的。這個決定更嚴重的后果本應由更高層的人來確定。
在接下來的幾周里，我到沃爾特，里德陸軍醫院探視幾名負傷的士兵，并同那些死去的士兵的家人們有過兩次感人的會面。在其中的一次會面中，有兩個悲痛欲絕的父親，拉里·喬伊斯和吉姆·史密斯，向我提出了尖銳的問題。吉姆·史密斯過去曾是特種部隊士兵，在越南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腿。他們想知道他們的兒子是為什么而死的，我們為什么要改變行動方針。當我向三角州部隊的狙擊手加里·戈登和倫迪·舒格特追授榮譽勛章以表彰他們試圖營救邁克·杜蘭特及其機組成員的英勇行為時，他們的家人們仍然沉浸在痛苦之中。
舒格特的父親對我大發雷霆，憤怒地告訴我，我不適合做總司令。他付出了如此慘重的代價，因此就我而言，他能說任何他想說的話。我不知道他這樣想是否是因為我沒有到越南服役，因為我批準了導致這次襲擊的政策，或是因為我拒絕在10月3日后再回去追捕艾迪德。不論怎樣，我不認為抓住或殺死艾迪德在感情、政治或戰略上帶來的好處能夠成為讓雙方再死人的正當理由，或成為把為索馬里的未來負責的擔子從聯合國轉交給美國的正當理由。
在“黑鷹墜落”后，無論何時我批準軍隊調度，我都已對所冒風險有了更深的了解，并更清楚地指示什么行動應得到華盛頓的批準。軍事策劃者們在部署我們在波斯尼亞、科索沃、阿富汗和其他后冷戰世界里不安定地區的行動時，索馬里的教訓并沒有被忘記。·美國常被請求插手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事務，以阻止駭人聽聞的暴力行為，而且人們常常期望美國不傷害一個我們自己的人、敵人或無辜的旁觀者就能完成使命。處理像索馬里、海地和波斯尼亞這類復雜問題所帶來的挑戰，促使托尼·萊克說出了一句最精辟的話：“有時我真的很懷念冷戰。”
36
10月剩下的日子里，我的大部分時間都忙于處理索馬里事件的善后工作，斡盛免國會限制我向海地和波斯尼亞派遣軍隊。
26日，我們終于慶祝了一個輕松的時刻，即希拉里在白宮過的第一個生日。那是一個令人驚喜的化裝晚會。她的工作人員安排我倆打扮成詹姆斯·麥迪遜和多莉·麥迪遜的模樣。當她為醫療保健改革的事情忙碌了一整天回來后，白宮一片漆黑。有人領她上樓去拿化裝用的服裝，下樓時，她穿著圈環裙，戴著假發，看上去漂亮極了。我則戴著白假發，穿著殖民地時代的緊身衣。她的幾個工作人員打扮成她的樣子，表現了她不同的形象。她們梳著不同的發型，假扮的角色也不相同。有人假扮的是她宣傳醫療保健改革時的形象，有人假扮的則是她泡茶做甜餅時的形象。由于我的頭發已經開始變白，假發在我頭上看上去倒也挺好，但我穿著緊身衣卻很滑稽。
第二天，我和希拉里穿上正常的服裝，親自向國會提交我們的醫療保健改革法案。此前幾個星期，希拉里一直在向兩黨國會議員解釋這個法案，得到的評論非常好。很多共和黨人稱贊了我們的努力，來自羅得島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約翰·查菲說，雖然他不同意我們計劃中的部分條款，但他認為，我們可以合作，制定一個好的妥協方案。我開始相信，我們可以進行誠實的辯論，最后通過一項接近于向全體國民提供醫療保險的法案。
我們的法案長達1342頁，有些批評者對此大加嘲諷。每年國會都會通過一些長度超過10闐頁的法案，法案的主題卻遠遠沒有醫療保健改革重要，也沒有醫療保健改革復雜。況且，假若獲得通過的話，我們的法案可以取消很多頁的法律和規定，減少的比增加的要多得多。華盛頓政界誰都知道這一點，但美國人民卻不知道。議案長度之所以成為攻擊的對象，原因在于醫療保險公司已經播放了一個反對我們計劃的廣告，而且廣告非常有效。廣告的主角是一對看上去很正常的名叫哈里和路易斯的夫婦。他們在疲憊地說著話，擔心政府會“強迫我們在政府官僚制定的幾個醫療計劃進行選擇”。這個廣告完全是誤導人的，但設計巧妙，收看的人很多。實際上，保險公司所造成的官僚成本正是美國人醫療支出很高，醫療保險卻仍然無法覆蓋全民的主要原因。在其他所有的富裕國家，全民醫療保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保險公司想保住一個投有效率和缺乏公平的制度，以此牟利。美國人對政府的任何重大行為都持懷疑態度，這是出了名的。利用這種態度，是保險公司達到目的的最好辦法。
11月初，《國會季刊》報道說，我任期第一年內與國會合作的成功率，比1953年艾森豪威爾總統以來的任何一位總統都高。我們通過了經濟計劃，削減了赤字，執行了我的許多競選承諾，包括增加勞務所得扣抵、建立授權區、減少中小企業的資本收益稅、發起兒童移民倡議和進行學生貸款改革。國會還批準了國民服務計劃、俄羅斯援助方案、選舉登記法和家庭休假法。國會兩院都通過了我的犯罪法案。根據這一法案，我將開始撥款增加10萬名社區警察，兌現我競選時的承諾。經濟方面，私有領域創造的工作機會比前四年還要多。利率仍然很低，投資開始增加。
我們逐漸實現了艾爾·戈爾的競選誓詞。現在該得到的都得到了，該取消的也都取消了，但有一個很大的例外。盡管我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我的支持率仍然比較低。11月7日，在紀念“會見新聞界”開播46周年的特別節目里，我接受了湯姆·布羅考和提姆·魯塞特的采訪。魯塞特問我，為什么我的支持率這么低。我告訴他我不知道，盡管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幾天前，我向一群參觀白宮的阿肯色人宣讀了我們取得的成績的清單。讀完后，我的一位州同鄉說：“肯定有人密謀對這些情況保密；我們一點都沒有聽說過這些成績。”出現這種情況，部分原因在我。我每完成一項任務，就會接著去完成另一項，不去做后續的溝通工作。在政治領域，如果你不自己吹喇叭，通常就不會有人來替你吹。部分原因是不斷有像海地和索馬里這樣的危機打斷我們的工作。還有部分原因是媒體報道的本質。我相信，理發事件、旅行辦公室風波、有關白宮工作人員和我們決策過程的報道，不是報道錯誤，就是報道過了頭。
幾個月之前，一項全國性的調查顯示，媒體對我的負面報道數量非常多。我把部分原因歸結為我早期沒有處理好與媒體的關系。盡管媒體也許經常被看成自由派，但實際上比我保守，至少在改變華盛頓辦事方式這個問題上是這樣。當然了，至于什么重要，他們的看法肯定與我不同。另外，報道我的人大部分都是年輕人。他們正努力在24小時新聞報道的體制中建立自己的事業。在這一體制中，每一篇報道都應該有政治意義，而且正面的報道是不會得到同行獎勵的。目前平面媒體和新聞網面臨有線電視頻道越來越激烈的競爭，傳統媒體、小報、黨派出版物和電視及廣播的政治訪談節目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在這樣的環境下，出現這種局面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的民意測驗結果比我的工作表現要差，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和黨人造成的：他們不斷攻擊我的醫療保健改革方案和經濟計劃，做出一些負面評價，并充分利用我的失誤。自從我當選后，共和黨在得克薩斯州和佐治亞州贏得了參議院特別選舉的勝利，在弗吉尼亞州和新澤西州取得了州長選舉的勝利，在紐約和洛杉磯取得了市長選舉的勝利。每一次選舉的結果都是由具有決定性作用的當地因素決定的，我肯定無法進行積極的影響。人民還沒有感受到經濟狀況在改善，反增稅反政府的老調仍然有很大吸引力。最后，我們正在做的有些事情盡管將會幫助數以百萬計的人，但這些事情不是過于復雜，人們難以很快理解，比如勞務所得扣抵，就是太有爭議性，即便是好的政策，也避免不了政治上的危害性。
11月，有兩件事說明了什么是好的政策，什么是有問題的政治。在一場有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電視辯論中，艾爾·戈爾明顯戰勝了羅斯·佩羅。這場辯論的收視率很高，辯論結束后，眾議院以234票對200票通過了這一協定。
三天后，參議院也以161票對38票通過了該協定。馬克·吉爾蘭向媒體報告說，我和戈爾給200位國會議員打了電話。或是親自會見了他們，各位部長則打了900個電話。卡特總統也幫了忙，有一個星期整天給國會議員打電話，我們還有很多交易要做，與有關預算的斗爭相比，針對《j匕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游說工作更像是制作香腸那么簡單。比爾·戴利和我的整個工作班子為美國贏得了一場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勝利，但是和預算一樣，我們為這場勝利付出了很高的代價，造成了我們黨在國會的分裂，并激怒了我們在勞工組織中的一些堅定支持者。
布雷迪法案也是在11月通過的。這是在共和黨參議員們放棄了全國來復槍協會策動的阻撓議事策略后才實現的。我簽署了這項法案，當時吉姆和薩拉·布雷迪都在場。自從小約翰·欣克利試圖刺殺里根總統卻擊中了吉姆之后，吉姆和薩拉一直在努力推動制定明智的槍支安全法律。他們努力奮斗七年，終于在國會通過一項法案，要求購買所有類型的手槍都必須有一個等待期，以核對買主是否有犯罪記錄或精神方面的問題。由于全國來復槍協會的強烈反對，布什總統否決了早期的布雷迪法案。全國來復槍協會說，這一法案侵犯了憲法賦予公民的持有武器的權利，他們相信，短暫的等待期對于合法的實槍者來說是一個不可接受的負擔，他們還說，我們可以通過力D重對非法買槍的懲罰來達到同樣的目的。大部分美國人都贊同布雷迪法案。但對他們來說，該法案一旦在國會獲得通過，就與選舉投票沒有關系了。與此相反，全國來復槍協會卻決心擊敗盡可能多的在國會中投票反對他們的議員。到我卸任時，布雷迪法案規定的背景審查使60多萬名重罪犯、逃犯和跟蹤殺手未能買到槍。這一法案拯救了很多生命。但是和預算法案一樣，它暴露了許多勇敢地投了贊成票的人，使他們遭受了嚴厲的攻擊，而且這些攻擊很有效，使他們中的好幾位失去了議員的席位。
并非我做的所有積極的事情都有爭議性。16日，我簽署了《宗教自由恢復法》。這部法律的宗旨是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這樣的公共場合保護合理范圍的宗教自由。制定這部法律是為了推翻最高法院1990年的一項決定。該決定賦予各州更大的權力，可以規定上述場合的宗教活動。美國有很多人對各自不同的宗教有著堅定的信仰。我想這部法律在保護他們的權利和維持公共秩序之間取得了一個恰當的平衡。在參議院，這部法律是由特德·肯尼迪和猶他州的共和黨人奧林·哈契組織審議的，以97票對3票獲得通過，在眾議院以口頭表決的形式通過。盡管最高法院后來廢除了這部法律，但我仍然相信，這部法律是我們需要的好法律。
我一直覺得，保護宗教自由，保持白宮與所有宗教派別的溝通，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任命了一名白宮公共聯絡人員擔當我們和各宗教團體之間的橋梁。國會開始工作時舉行的全國祈禱早餐會，每一次我都出席并發表講話，并全程參加各項活動，這樣我可以拜訪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和前來祈求上帝指引我們工作的各政黨代表。每年8月國會休假結束恢復工作時，我都在國宴大廳主辦不同宗教信仰的團聚早餐會。會上我可以聆聽宗教領導人們關注的問題，并與他們交換我的看法。我想保持與他們的交流渠道，包括那些與我持不同意見的人。只要有可能，我都會在國內的社會問題與全世界的人道問題上與他們合作。
我堅信應實行政教分離，但我也相信宗教和政府都為我們國力的增強做出了無可爭辯的貢獻，有的時候，二者也可以在不違反憲法的前提下，為了共同的利益進行合作。政府就其本質來說是不完美的，具有實驗性，總是在不斷前進中發揮作用。宗教信仰則與內心生活對話，與對真理的追求對話，與接受重大變化和成長的精神能力對話。在不珍視家庭、工作和相互尊重的文化里，政府的計劃很難順利地發揮作用。如果不像《圣經》規勸的那樣，關愛窮人和被壓迫者，并“愛人如己”，也很難根據自己的信仰來生活。
11月中旬，我正在思考宗教在我們國民生活中的作用時，去了一趟孟菲斯的梅森坦普爾教堂，在基督上帝教會的大會上發表演講。有許多新聞報道說，在非洲裔美國人社區中，針對兒童的暴力活動正不斷增多，我想與教士們及非神職人員探討我們應采取的應對措施。在城市中心區失業、家庭解體、學校問題、福利接受者增加、非婚生育和暴力等現象背后，顯然有經濟及社會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很多困難加在一起，催生了一種怪異的文化，認為暴力、不工作和沒有孩子的家庭都是正常現象。我相信光靠政府無法改變這種文化。許多黑人教堂開始處理這些問題，我想鼓勵他們多做一些工作。
到達孟菲斯后，我發現到處都是朋友。基督上帝教會是發展最快的非洲裔美國人的教派，其創始人查爾斯·哈里森·梅森在小石城的一個地方得到靈感，為自己的教派起了這個名字。兩年前，我幫助在那個地方安了一塊牌匾。梅森的遺孀那天也在梅森坦普爾教堂。主持會議的主教是來自芝加哥的路易斯·福特。他在總統選舉中起到了領導作用。
在民權運動的歷史上，梅森坦普爾教堂是個神圣的地方，小馬丁·路德·金被殺前一天晚上的布道就是在那里進行的。我提起金的精神以及他所做的自己活不了多久的預言，請求我的朋友們誠懇地審視“今天困擾美國的精神危機”。
然后，我拋開發言稿，開始脫稿演講，許多評論者說，那是我任總統八年期間最棒的一次演講。我用我們共同的語言，誠懇地對我的朋友們說：如果馬丁·路德·金今天重現在我的身邊，給我們過去25年的表現打分，他會說什么呢？他會說，你們干得不錯，投票選舉了過去因膚色原因不能被選舉的人……他會說，你們干得不錯，讓有能力的人想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生活，在這個偉大的國家里，想到哪兒就到哪兒……他會說，你們干得不錯，通過向所有人開放機會……催生了一個黑人中產階級。
但他也會說，我生而又死并不是為了看到美國的家庭被破壞。我生而又死不是為了看到13歲的孩子為了追求刺激，拿著自動武器，槍殺9歲的孩子。我生而又死不是為了看到年輕人用毒品毀了自己的生活，然后通過毀滅別人掙大筆的錢。這不是我來到這里想要做的。他會說，我為自由而戰，但爭取的不是人們隨意而無情地互相殘殺的自由，不是孩子生孩子，孩子的父親拋棄孩子，好像孩子算不了什么的自由。我努力讓人們享有權利，但不是要整個社區和人民被拋棄。我生而又死為的不是這個。
我沒有為黑人爭取隨意而無情地殺害其他黑人的權利……
我們可以從外部帶來變化，那是總統、國會、州長、市長和社會公益服務組織的事情。但也有一些變化我們可以從內部產生，否則其他的就都不重要了……有時，外部提供不了任何答案；有時，所有的答案都必須來自內部的價值觀、激情和與從內心我們對話的聲音。
在沒有家庭，沒有秩序，沒有希望的地方……誰來幫我們組織起來，制定紀律，去愛這些孩子？這些事你們必須自己做。我們則必須幫助你們。
因此，今天在這個講壇上，我要求你們發自內心地說：我們將尊重馬丁·路德·金的生命和工作……無論怎樣，依靠上帝的恩賜，我們將扭轉局勢。我們將給這些孩子一個美好的明天。我們將拿走他們的槍，給他們書。我們將帶走他們的絕望，給他們希望。我們將重建家庭和社區。我們不會讓這里進行的工作只惠及少數人。我們將一起工作，依靠上帝的恩賜。在孟菲斯的演講是對公共哲學的贊歌，這種哲學深植于我個人的宗教價值觀之中。破裂的東西太多了，我正努力將其彌合起來。
11月19日和20日，我回去致力于把事情彌合起來，飛到西雅圖，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第一屆領導人會議。1993年以前，該組織只是一個財政部長們討論經濟問題的論壇。我建議領導人們應該每年開一次會，就我們的共同利益進行討論。這次第一屆領導人會議是在西雅圖附近的布萊克島上舉行的。我想利用這次會議實現三個目標：建立包括美洲各國和亞太國家在內的自由貿易區；就政治及安全問題進行非正式磋商；建立在21世紀越來越重要的合作習慣。亞太國家的產值占世界一半，但也向世界提出了一些最棘手的政治與安全問題。過去，美國從未像對待歐洲那樣，全面地對待這一地區。我想我們現在該這么做了。
我與日本新首相細川護熙談得很高興。細川是一位改革派，打破了自民黨對權力的壟斷，繼續保持日本在經濟上的開放。我也高興有機會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非正式的氣氛中進行詳細的會談。我們在人權問題、西藏問題和經濟政策上仍然有分歧，但我們都對建立一種不孤立中國、把中國融人國際社會的雙邊關系感興趣。我擔心朝鮮會很快爆發危機，江澤民和細川有同感。朝鮮似乎決心成為核國家，但我決心避免這種情況發生。要做到這一點，我需要他們的幫助。
在華盛頓，我和希拉里為韓國總統金泳三舉行國宴。這還是我們第一次舉辦國宴。我總是喜歡正式的國事訪問。這樣的訪問是白宮里最講究儀式的活動。開始時是正式的歡迎儀式。來賓的汽車駛進來時，我和希拉里會站在白宮的南門廊上迎接。與他們互致問候后，我們步行到南草坪，來到一個小規模的迎賓隊列前。我和來訪的貴賓會站在臺子上，對面是來自各軍種的男女軍人，他們排成的隊形令人印象深刻。軍樂隊演奏我們兩國的國歌，然后我將陪同來賓檢閱部隊。我們最后走回臺子上，發表簡短的講話，途中經常向由學生、來訪國家在美國的公民和以來訪國家為祖先國的美國公民組成的人群揮手致意。
國宴開始前，我和希拉里會在白宮官邸層的黃色橢圓廳為來訪的代表團舉行小型的歡迎儀式，戈爾夫婦、國務卿、國防部長和其他幾個人也參加與外賓的會談。歡迎儀式結束后，由各軍種各出一人組成的榮譽衛隊將護送我們走下樓梯，來到正在等待客人的迎賓隊列前，樓梯兩旁掛著我所有前任的畫像。宴會通常在國宴大廳舉行，人多時，在東廳或外邊的帳篷底下舉行。宴會上，海軍陸戰隊軍樂隊或空軍軍樂隊為我們伴奏。每當樂隊進入房間時，我總是非常興奮。宴會結束后，我們欣賞音樂，經常是經過挑選的音樂，以適應客人的口味。比如，瓦茨拉夫·哈韋爾喜歡聽露·里德的歌曲。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中，里德高難度的音樂激發了哈韋爾支持者的熱情。我利用一切機會，把不同類型的音樂家邀請到白宮。幾年里，我邀請了球風火合唱團、馬友友、普拉西多·多明戈、潔西·諾曼和其他許多古典音樂、爵士樂、布魯斯、百老匯歌劇和教會音樂的樂手，以及好幾個領域的舞蹈家。我們欣賞音樂的地方比舉辦宴會的地方大，可以多邀請幾名客人。過后，想留下來的人可以到白宮的休息廳去跳舞。貴賓們通常比較勞累，很快就離開白宮去布萊爾賓館了。我和希拉里則留下來跳一兩支舞，然后上樓去。狂歡者還要跳一兩個小時才會離去。
11月下旬，我參與了一年一度的赦免感恩節火雞的儀式。這一儀式自柯立芝總統時期就已開始。然后，我帶著希拉里和切爾西來到戴維營，度過一個感恩節長周末。我有許多值得感恩的。我的支持率又上升了，美國航空公司宣布五天的罷工已經結束。這次罷工有可能會對經濟造成很大的破壞，但在布魯斯·林賽積極而有技巧的干預下，很快結束了。同胞們又可以乘飛機回家度假，我感到很高興。
在戴維營過感恩節已成為我們家人和幾位朋友每年的傳統。我們總是在月桂樓吃感恩節晚餐。那是戴維營最大的木屋，有一個大餐廳，很大很開闊，有壁爐和電視，還有一個私人房間供我使用。我們穿過餐廳，向維持戴維營運轉的海軍及海軍陸戰隊人員和他們的家人問好。晚上我們看電影打保齡球。整個周末，不管有多冷，也不管雨下多大，希拉里的兩個弟弟、羅杰和我總要與有勇氣和我們一起去的人打一場高爾夫球。令人驚奇的是，迪克·凱利每年都和我們一起去，盡管1993年他差不多已經80歲了。
每年在戴維營過感恩節我都很喜歡，但第一次在那里過的感恩節很特別，因為那是母親最后一次過感恩節了’。到11月下旬，她的癌癥已經擴散，感染了血液。她必須每天接受輸血才能維持生命。我不知道她還能撐多久，但輸血使她顯出虛假的健康氣色，她自己也決心充分過好每一天。她喜歡看電視轉播的橄欖球賽，喜歡吃戴維營的飯菜，也喜歡到戴維營的酒吧里，和年輕的男女軍人們聊天。她最不想討論的是死亡。她活得太高興了，不愿意去想這個問題。
12月4日，我又去了加利福尼亞，就該州持續的困難召開了一次經濟峰會，在創意藝術家經紀公司的總部向一大群娛樂界的人士發表演說，請求他們和我一道努力，減少媒體上針對年輕人的大量暴力內容，并減少娛樂文化對家庭和工作的攻擊。接下來一周里，我兌現了在預算戰期間做出的兩項承諾：我去了瑪喬麗·馬戈利斯一梅茲文斯基所在的那個區，參加權利大會；成立了一個以鮑勃·克里和密蘇里州約翰·丹福斯參議員為主席的委員會，研究社會保險和其他補貼。
12月15日，英國首相約翰·梅杰和愛爾蘭總理艾伯特·雷諾茲簽署了聯合宣言，為和平解決北愛爾蘭問題提出了一個框架，我為之歡呼。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圣誕禮物，我希望這個禮物能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為解決這個我在牛津讀書時開始感興趣的問題發揮作用。同一天，我任命麥戈文競選時期的老朋友約翰·霍勒姆為武器控制與裁軍局的局長，并利用那次機會強調了我的反擴散計劃：批準控制化學武器的公約、達成全面禁止核試驗的條約、永久性地延長19U年期滿的《核不擴散條約》，為納恩一盧格計劃全額撥款，確保俄羅斯核武器和核材料的安全并將其銷毀。
12月20日，我簽署了一項對我和希拉里來說特別重要的法案。《全國兒童保護法》提供了一個全國性的數據庫，任何兒童看護機構都可以利用這個數據庫來檢查工作申請者的背景。該法案是作家安德魯·瓦霍斯為了應對兒童在兒童看護中心受到野蠻虐待的報道而設計出來的。大部分父母都在工作，因此必須把學齡前的孩子交給看護中心照顧。他們有權利知道他們的孩子是安全的，得到了很好的照顧。
圣誕節期間，我和希拉里有機會兩次觀看切爾西的演出：和華盛頓芭蕾舞團一起在《胡桃夾子》中演出，在方德里聯合衛理公會教堂的圣誕幽默短劇中演出。切爾西每天放學后都到華盛頓芭蕾舞團去上課。方德里聯合衛理公會教堂是我們自己選擇的教堂，位于第16大街，距離白宮不遠。我們喜歡方德里教堂的牧師菲爾·沃格曼。他認為該教堂的教徒應包括不同種族、文化、收入水平和政治背景的人，還公開歡迎同性戀者。這也是我們喜歡這個教堂的原因之一。
白宮在圣誕節這一天顯得很特別。每年工作人員都會在主樓層的藍廳里擺上一棵巨大的圣誕樹。和其他房間里的圣誕樹一樣，這棵樹也根據當年的主題裝飾得非常漂亮。希拉里把我們在白宮的第一個圣誕節的主題定為美國手工藝。于是全國各地的工匠們給我們送來了用玻璃、木材和金屬制成的裝飾品和其他作品。每年在國宴大廳里還會擺放一個用姜餅制作的白宮模型，孩子們特別喜歡看。1993年圣誕節期間，大約有15萬人來到白宮觀看裝飾品。
我們在官邸層的黃色橢圓廳里也擺放了一棵大圣誕樹，在上面掛滿了我和希拉里自第一次一起過圣誕節就開始收集的裝飾品。傳統上，裝飾品由我和切爾西來掛，從她能夠掛裝飾品起，我們一直都是這么做的。從感恩節到圣誕節期間，我們舉辦了許多次招待會，招待國會議員、記者、特工人員、官邸工作人員、白宮工作人員、各部部長、其他政府官員、全國各地來的支持者、家人和朋友。招待會上，我和希拉里并排站在一起，連續幾個小時與來賓打招呼，合影，與此同時，來自全國各地的合唱團和音樂團體在白宮各個房間里演出。這些人使我們能夠展開工作，豐富了我們的生活，這樣感謝他們雖然讓我們勞累，但也讓我們很高興。
在白宮過的第一個圣誕節對我來說特別重要，因為和我們在戴維營過的感恩節一樣，這次肯定是我們和母親一起過的最后一個圣誕節。我勸她和迪克來和我們一起住一個星期，她答應了。但要我先許諾及時把她送回家，以便讓她做好準備，去拉斯韋加斯參加芭芭拉·史翠珊的新年音樂會。芭芭拉很早就預定要舉行這場音樂會了。她真心希望母親去，母親也決心去。她喜歡芭芭拉，而且在她看來，拉斯韋加斯是她見過的最像天堂的地方。如果她發現死后沒有賭博和有趣的娛樂生活，我不知道她會怎么做。
正當我們慶祝圣誕節時，白水事件再次成為一個重大問題。此前幾個星期，（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一直在刊登謠言，說吉姆·麥克道戈爾可能被再次起訴。1990年，麥克道戈爾曾因為麥迪遜儲貸銀行的失敗受到審判，但被無罪釋放。債務重整信托公司顯然在調查他是否向包括我在內的政界人士提供非法競選捐款。競選期間，我們曾提交過一份報告，表明我們在白水投資中賠了錢。我收到的競選捐款也是有公開記錄可查的，我和希拉里也都未向麥迪遜儲貸銀行借過錢。我知道，整個白水事件只是我的敵人們在努力破壞我的名譽和為公眾服務的能力。
不過，我和希拉里還是決定聘請一名律師。戴維·肯德爾是我們耶魯大學法學院的同學，曾代理過儲貸案件，懂得如何組織合并看起來毫無關聯的復雜材料。肯德爾是貴格會教徒，是個謙謙君子，但機智過人，愿意與不公平的現象做斗爭。在1964年“自由之夏”期間，他在密西西比州曾因為民權活動坐過牢，井為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法律防衛基金的死刑案做過辯護。不過，他最大的優點在于：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判斷和幽默感，幫助我們度過以后的艱難歲月。
12月18日，肯德爾告訴我右翼月刊（美國觀察家）準備發表戴維·布羅克寫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四位阿肯色州州警宜稱，我當州長時，他們曾幫我找過女人。這四人中，只有兩人愿意接受有線電視新聞網的采訪。文章的其他指責很輕易地就可以反駁掉，兩名愿意接受采訪的州警還有信譽問題，不過不是因為對我的指控而引起的：他們1990年曾因涉嫌利用毀壞的州政府汽車進行保險詐騙而遭到調查。戴維·布羅克后來因為這篇文章向我和希拉里道歉。如果你們想了解更多內容，可以讀他勇敢的回憶錄（被右翼蒙蔽）。在書中，他披露了一些富裕的右翼分子如何努力敗壞我的名譽。這些人全都和紐特·金里奇及我在阿肯色州的其他對手有牽連。布羅克承認，他在這次誹謗事件中被一些人利用了。這些人對自己花錢買來的極具破壞性的新聞真實與否全然不在乎。
州警們編造的故事荒謬絕倫，卻很有傷害力，對希拉里的傷害非常大，因為她以為經過競選，這件事已經過去了。現在她才知道，這件事可能永遠也不會完。一時間，我們毫無辦法，只能繼續工作，希望這篇文章的影響盡快平息。在炒得正熱的時候，一天晚上，我們來到肯尼迪中心，欣賞亨德爾的《彌賽亞》。當我和希拉里出現在樓座的總統包廂里時，全場觀眾站起來鼓掌。觀眾友好而自發的姿態讓我倆很感動。直到滿眼都是感激的眼淚時，我才意識到我是多么傷心。
圣誕節期間，我們過了難忘的一周。一周后，我、希拉里和切爾西乘飛機送母親和迪克回到阿肯色州。希拉里和切爾西與多蘿西在一起，我開車送母親和迪克回到溫泉城。我們和我的幾位高中同學在羅基比薩店吃了晚餐。那是母親最喜歡的比薩店之一，就在賽馬跑道的街對面。晚飯后，迪克和母親想睡覺，于是我送他們回家，然后和幾位朋友打了打保齡球。打過保齡球后，我們回到漢密爾頓湖邊的小屋中打牌聊天，一直到第二天凌晨。
第二天，我和母親喝著咖啡單獨坐了一會。不料這次見面竟成永訣。她還是像往常那樣心情愉快，說州警的故事這個時候發表出來，原因只有一個，即我的支持率已開始反彈，達到就職以來的最高點。母親后來又笑了，說她知遭那兩名州警不是天邊最亮的兩盞燈，但她的確希望“這些小伙子可以找到別鈞謀生手段”。
有很短一段時間，我讓她考慮一下生命中剩下的時光。她正在寫回憶錄，合作者是阿肯色州的一名優秀作家，叫詹姆斯·摩根。母親已經將所有的回憶都錄成了磁帶，但仍然有一些章節還處在草稿階段。我問她，如果她寫不完回憶錄，希望怎么辦。她笑著說：“你當然會把它寫完。”我說：“你有些什么指示呢廠她說我應該核對事實，把所有的錯誤改掉，并澄清任何不清楚的問題。“不過我想使這本書成為用我的語言寫成的我的經歷。因此除非你認為我對活著的某個人太嚴厲了，否則就不要改動。”說了這幾句后，我們繼續聊政治和她的拉斯韋加斯之行。
那天下午，我和母親吻別，開車到小石城接上希拉里和切爾西，然后飛往費耶特維爾，觀看排名第一的阿肯色大學野豬隊打籃球，接著和我們的朋友吉姆·布萊爾和黛安娜，布萊爾夫婦一起過“復興周末”。過了忙碌不堪的一年，經歷了太多的起伏之后，與老朋友在一起過幾天，是很有好處的。我走在沙灘上，與孩子們玩觸身式橄欖球，與朋友們打高爾夫球，參加一些小組討論，在朋友的陪伴下，心情非常好。
但我的思緒一直沒有離開母親。她令我敬佩，雖然已經70歲了，做了乳房切除術，經歷了化療，每天都輸血，但她仍然很漂亮。化療使她的頭發全掉了，迫使她不得不戴假發。輸血傷害很大，換了大多數人，都會臥床不起的。她正．以平時活著的姿態結束自己的生命，她到處走動，對自己的好運表示感激，一點也看不出因痛苦與病痛而自憐，她期盼著生命中每一個新的一天帶給她的新鮮經歷。看到羅杰的生活上了正軌，我已掌握了自己的工作，她感到放心丁。她很想活到100歲，但如果她該走了，那就走吧。上帝會給她安寧。上帝可以召喚她回家，卻只能在她奔跑的時候抓住她。
37
1994年是我一生里最艱難的年份之一。這一年我在外交和國內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這些成功因為醫療保健改革的失敗和一場虛假丑聞的困擾而顯得無足輕重。這一年以一件讓我極度悲傷的私事開始，又以政治災難結束。
1月5日晚上，母親打電話到白宮。她剛從拉斯韋加斯回到家里。我告訴她，我往她賓館房間里打了幾天電話，都沒有找到她。她笑了，說她整天都在外面，在她最喜歡的城市里玩得很開心，沒有時間坐在那兒等電話鈴響。她很喜歡芭芭拉·史翠珊的音樂會，特別是芭芭拉還把她介紹給觀眾，并把一首歌獻給她，讓她非常高興。她興致很高，好像身體也很好；她只是想打個電話告訴我，她愛我。我們通常在星期天打電話聊天，這次交談和無數次電話聊天沒什么不同。
大約凌晨2點，電話鈴又響了，吵醒了我和希拉里。是迪克·凱利打來的。他哭著說：“她走了，比爾。”過了完美卻令人疲憊的一周后，母親在睡夢中死去。我知道這一天快要到了，但還沒有準備好讓她走。現在看來，我們的最后一次電話通話太普通了，閑聊的內容太多；我們就像可以永遠相互交談的人那樣說了一會兒話。重新提起這事讓我感到痛苦，因此我只是告訴迪克我愛他，感謝他讓母親最后這幾年這么幸福，并告訴他我會盡快趕回家去。從我們談話的結尾，希拉里知道發生什么事了。我抱著她哭了。她對母親做了評價，說她熱愛生活。這使我意識到，要是讓母親決定我們最后一次談話該是什么樣子的話，她一定會選擇最后那次電話聊天。母親永遠只談生，不談死。
我給弟弟打了個電話，我知道他將悲痛欲絕。他很崇敬母親，因為母親從未對他表示絕望。我告訴弟弟，為了母親，他一定要挺住，繼續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又給我的朋友帕蒂·豪·克里內打了個電話，請她幫助我和迪克安排母親的葬禮。40多年來，帕蒂一直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希拉里叫醒切爾西，我們把母親去世的消息告訴了她。她已經失去了外公，而且她與母親的關系一直很親密，還管母親叫“生姜”。在她書房的墻上掛著一幅母親的畫像。這是一幅鋼筆畫，出自溫泉城的畫家加里·西蒙斯，名為《切爾西的生姜》。看到女兒接受失去親人的現實，試圖表達啟己的悲傷，并保持鎮定，放得下而且撐得住，我非常感動。《切爾西的生姜》現在仍然掛在她查帕奎的房間里。
那天上午，我們發布了一個聲明，宣布了母親去世的消息。這條消息立刻成為新聞。巧合的是，鮑勃·多爾和紐特·金里奇那天早晨正在參加早間新聞節目。節目主持人們沒有因為這是一個特殊的時刻而放棄，問他們對于白水事件有何看法。多爾回答一個主持人說，這件事迫切需要任命一名獨立檢察官。他的話讓我目瞪口呆。我本以為，即使是媒體和我的對手，也會在我母親去世這天暫停一下。值得贊揚的是，幾年后多爾向我道了歉。那時，我已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權力就是華盛頓的毒品。這種毒品麻痹了人們的感知，模糊了人們的判斷。多爾還不算最嚴重的吸毒者。他的道歉令我很感動。
同一天，艾爾·戈爾去密爾沃基就外交政策發表了一次演講。我本來答應去演講的，但我當時飛回了家里。迪克和母親的房子里滿是他們的朋友、家人和阿肯色州的人們為緩解共同的悲傷送來的食物。我們笑著講述母親的故事。第二天，希拉里和切爾西到了，母親在其他州的一些朋友也到了，包括芭芭拉·史翠珊和拉爾夫·威爾遜。拉爾夫是布法羅比爾隊的老板，母親去世前一年，當他得知母親是比爾隊的球迷時，曾邀請母親去觀看“超級杯”賽。
沒有哪個教堂可以容得下母親的所有朋友，在她自己喜歡的地點——賽馬道——舉行葬禮又太冷，于是我們決定在會議中心舉行。大約來了30印人，包括普賴爾參議員、塔克州長和我所有的大學室友。不過大部分參加葬禮的人都是母親這么多年來遇到的并結為朋友的普通勞動人民。母親所在的“生日俱樂部”里的所有女士也都來了。這個俱樂部有12名成員，每個人的生日都在不同的月。她們每月共進一次午餐，共同慶祝生日。根據母親的要求，她去世后，其他的女士們又找了一個人補上，并把俱樂部改名為“弗吉尼亞·克林頓·凱利生日俱樂部”。
約翰·邁爾斯牧師主持了葬禮。他把母親稱為“美國的原型”。他說：“弗吉尼亞就像一只橡皮球；越把她往下壓，她彈得越高。”約翰教友提醒大家，母親遇到困難時總是毫不猶豫地做出這樣的回答：“對于行路者而言，小山丘算不了什么。”
葬禮上演奏了母親喜歡的圣歌。我們齊唱《奇異恩典》和《親愛主，牽我手》。母親的朋友馬爾維·李·賈爾斯一度完全無法說話，后來她不僅“從上帝那兒”把聲音找回來了，而且聲音還比原來高了八度。她唱了《愛的恩澤》和母親最喜歡的《主，我愿更親近你》。我們在五旬節時認識的朋友賈尼絲·舍斯特蘭德用她洪亮的嗓音唱了《圣地》。母親在我的就職儀式上曾聽過這首歌。芭芭拉，史翠珊當時坐在我后面。她戳了一下我的肩膀，吃驚地搖搖頭。葬禮結束后，她問：“那個女的是誰？唱的是什么歌？棒極了廠母親葬禮上的音樂給了芭芭拉很大的靈感，后來她自己發行了一張專輯，里面全部是圣歌和勵志歌，包括為紀念母親寫的那首歌《用心生活》。
葬禮結束后，我們開車把母親送回家，送到霍普。沿途每到一地，都有人站在路旁，表示敬意。我們把母親安葬在她父親商店原來所在地馬路對面的公墓中，安葬在一個等待她的地方，就在她父母和我父親的旁邊。那天是1月8日，是除家人以外她最喜歡的人埃爾維斯·普萊斯利的生日。
我們隨后在西茲林牛排館招待了來賓，然后驅車去機場，飛回華盛頓。我們沒有時間傷心。我必須趕回去處理事情。希拉里和切爾西在華盛頓下飛機后，我立刻趕往歐洲。此次歐洲之行已經計劃很久了，目的是要確立一個進程，敞開北約的大門，接納中歐國家。我們必須確保同時不給葉利欽在俄羅斯適成太多的麻煩。我決心要盡全力在歷史上第一次締造一個統一、自由、民主、安全的歐洲。我必須確保北約的擴大不會導致歐洲在東部形成新的分裂。在布魯塞爾，我在市政廳向一群年輕的歐洲人發表了演說，然后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禮物。比利時正在慶祝我最喜歡的比利時人、薩克斯管的發明者阿道夫·薩克斯誕辰100周年。薩克斯的故鄉，迪南市市長贈給了我一枝巴黎制造的嶄新的塞爾默次中音薩克斯管。
第二天，北約領導人批準了我提出的和平伙伴關系計劃，以增進我們和歐洲新興民主國家在安全方面的合作，直到我們可以擴大北約。
1月11日，我來到布拉格，會見了瓦茨拉夫·哈韋爾。這時距我當學生時第一次去那里剛好24年差一周。哈韋爾個子不高，說話柔和，眼睛不停地眨著，極為聰明，是各地自由力量的英雄。他曾多年坐牢，坐牢期間寫了一些雄辯而且有煽動性的書。被釋放后，他在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了一場和平的天鵝絨革命。接著，在他的監督下，捷克斯洛伐克有條不紊地被分為兩個國家。現在他是捷克共和國總統，急切地希望建設成功的市場經濟，并取得北約成員國的資格。哈韋爾是我們駐聯合國大使馬德萊娜·奧爾布賴特的好朋友。奧爾布賴特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很樂意利用‘切機會用母語與哈韋爾交談。
哈韋爾帶我去了一家爵士樂俱樂部。那家俱樂部曾是他天鵝絨革命支持者的溫床。樂隊演奏了幾首曲子之后，他把我帶到臺上，介紹給大家，遞給我一枝新的薩克斯管。這枝薩克斯管產于布拉格，是由一家在共產主義時代為整個華沙條約國的軍樂隊制造薩克斯管的公司制造的。他叫我吹薩克斯管，和樂隊合奏。哈韋爾滿懷激情地敲著小手鼓，我們演奏了《夏日時光》和《我可愛的情人》。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在基輔做了短暫停留，會見了烏克蘭總統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感謝他同意在下周五和我及葉利欽簽署一項協議。根據該協議，烏克蘭將承諾銷毀瞄準美國的176枚洲際彈道導彈和1500枚核彈頭；烏克蘭是一個大國，有6000萬人口，發展潛力巨大。和俄羅斯一樣，這個國家正迷茫于該爭取什么樣的未來。克拉夫丘克在國會遇到了相當強的反對力量，他們反對他放棄核武器。我想支持他。
希拉里在莫斯科和我會合。她把切爾西也帶去了，因為母親剛去世，我們不想把她一個人留在家里。全家人一起住在克里姆林宮的客房里，欣賞莫斯科隆冬時節的景色，對我們三個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排遣辦法。葉利欽知道我很悲傷，因為他最近也失去了他崇拜的母親。
只要有機會，我們就去逛街，買一些俄羅斯的手工藝品，還在一家小面包店買面包。我在喀山大教堂為母親點了一枝蠟燭。這個教堂在斯大林時期曾遭到破壞，現在已完全修復了。我還到醫院拜訪了俄羅斯東正教的主教。1月14日，葉利欽在克里姆林宮的圣喬治廳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然后我、葉利欽和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簽署了核武器協議，并就經濟和安全方面的計劃舉行了會談。圣喬治廳很大，被漆成了白·色，里面有高高的拱形結構，立柱上用金字鐫刻了200多年來俄羅斯各次戰爭的英雄。
在隨后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葉利欽對美國的援助計劃和東京七國會議上批準的援助方案表示了贊賞。對于我們承諾以后兩年每年增加10億美元的援助，為51）00種俄羅斯產品降低關稅，他表示了感謝。我極力向他承諾，我們將制定一個北約與俄羅斯之間的特別合作協議。有了我的承諾，他有保留地表示支持和平伙伴關系計劃。和5月30日一樣，我們同意不再把各自的核導彈瞄準對方，或是別的國家。這讓我感到很高興。我們同意，在接下來的20年內，美國將從俄羅斯購買價值120億美元的高濃縮鈾，逐漸使這批鈾不可能用于制造核武器。
我覺得，這些行動對美國和俄羅斯都有好處，但并不是每個人都同意我的看法。葉利欽與新國會之間，特別是與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之間有些麻煩。日里諾夫斯基領導著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好戰民族主義分子團體。該團體夢想恢復俄羅斯帝國時代的輝煌，認為我在試圖削弱俄羅斯的力量和影響。為了反擊，我重復了以前說過的那句話，即俄羅斯人民應該根據將來而不是過去來決定怎樣才算偉大。
新聞發布會結束后，我到奧斯坦金諾電視臺與年輕人進行了一場市政演說式的會談。學生們就各種時事問題向我發問。不過他們也想知道，美國學生是否可以從俄羅斯學到東西，我第一次想當總統時有多大，我對想進入政界的俄羅斯年輕人有什么建議，以及我想讓后人如何記住我等。學生們讓我對俄羅斯的未來充滿了希望。他們聰明過人，充滿理想，對民主有堅定的信念。
這次歐洲之行進展順利，在建設一個更加安全、更加自由的世界這一點上，推進了美國的重要利益。但是在國內，人們永遠也不知道這一點。在國內，政客們和媒體只想談論白水事件。甚至在隨我出訪的記者中也有人問了這方面的問題。在我出發之前，（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已經和共和黨一起，要求珍妮特·雷諾任命一名獨立檢察官。幾個月來，這件事只有一個新的進展。一位名叫戴維·黑爾、1993年曾因為欺騙中小企業管理局而被起訴的共和黨人說，我曾要求他給蘇珊·麥克道戈爾發放一筆貸款，但蘇珊是沒有資格領這筆貸款的。我沒有做這樣的事。
無論根據已經期滿的舊法律，還是根據國會正在審查的新法律，任命獨立檢察官的標準都是要有“可信的證據”。但是在1月5日要求為白水事件任命獨立檢察官的社論中，《華盛頓郵報》明確承認：“這個案子中還沒有可信的指控表明總統或是克林頓夫人做錯了什么事。”不過；該報說，公眾利益要求任命獨立檢察官，因為在麥克道戈爾購買麥迪遜儲貸銀行（我們從未向她借過錢）之前，我和希拉里在白水地產交易（在這筆生意中我們賠了錢）中是伙伴關系。更糟糕的是，我們顯然沒有因為虧損領取足額的稅收減免。政治人物賠了錢，沒有接受貸款，也未曾享受稅收減免，但有人煽動針對他的怒火，這在歷史上可能還是頭一次。（華盛頓郵報）說，由于司法部長是我任命的，因此公眾無法佰任她，不能讓她來調查我，或決定是否由別人來調查我。
獨立檢察官法是針對尼克松總統解雇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阿基伯德·考克斯而頒布實施的。考克斯是被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長任命的，因此是行政邵門的雇員，可以被解雇。國會意識到，既要對總統及總統任命的主要官員被指控的錯誤行為進行調查，又要避免不可靠的檢察官手中資源過多、權力不受限制。這就是該法律要求必須有可信證據的原因。現在，媒體卻說，即使沒有這樣的證據，只要與總統有過交往的人被調查，總統就應該同意任命獨立檢察官。
在里根一布什時期，有20多個人被獨立檢察官證明犯有重罪。經過六年的調查，加上約翰·托爾參議員的委員會發現里根總統曾授權非法向尼加拉瓜，叛軍出售武器，伊朗門事件的檢察官勞倫斯·沃爾什對卡斯帕·溫伯格和其他五個人提起了訴訟，但布什總統赦免了這些人。獨立檢察官調查總統上任前的行為，歷史上只有一次，那就是針對卡特總統的調查。由于卡特總統和他兄弟比利共同擁有的花生倉庫接受了一筆有爭議的貸款，總統受到了調查。卡特總統請求任命的特別檢察官用六個月時間完成了調查，證明卡特兄弟無罪。我到達莫斯科的時候，好幾位民主黨參議員和卡特總統加入到共和黨和媒體的陣營中，要求任命獨立檢察官，盡管他們給不出我犯錯的可信證據，哪怕是有一點關聯的證據也沒有。大部分民主黨人對白水事件一無所知，他們只不過急于表明，他們并不反對調查民主黨出身的總統，而且他們不想成為《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對立面。他們也許認為，可以信任珍妮特·雷諾會任命一個職業檢察官，他將迅速處理這件事。不管怎樣，用勞埃德·本特森的話說，我們必須做點什么，“以了結這件事”。
到達莫斯科后，我與工作人員、戴維·肯德爾和仍然在華盛頓的希拉里開了一次電話會議，討論我們該怎么做。戴維·格根、伯尼·努斯鮑姆和戴維·肯德爾反對任命獨立檢察官，因為沒有理由任命，而且我們要是不走運的話，碰上一位不講良心的檢察官，我們所接受的調查將是破壞性的，而且沒完沒了。另外，調查不用進行多久，我們就破產了。我是現代歷史上凈資產最少的總統。努斯鮑姆是位世界級的律師，曾經在國會對水門事件的調查中與希拉里合作過。他堅決反對特別檢察官，并把這種制度稱為“邪惡的制度”，因為這一制度賦予不可靠的檢察官為所欲為的權力；伯尼說我應該用盡全部力量抵制特別檢察官制度，并說這是我應該給總統這一職位的禮物，也是應該給我自己的禮物。他還指出，《華盛頓郵報》對司法部調查的不屑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審查我記錄的是一位職業檢察官。這位檢察官是由布什總統任命為司法部官員的。
格根表示同意，但極力主張我把我們所有的記錄轉交給《華盛頓郵報》。馬克·吉爾蘭、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也持同樣主張。格根說，《華盛頓郵報》的執行總編倫·唐尼因水門事件而出名，因此堅信我們在隱瞞什么情況。《紐約時報》好像也是這么想的。格根認為，惟一可以解除任命獨立檢察官壓力的辦法，就是把文件交出去。
所有的律師——努斯鮑姆、肯德爾和布魯斯·林賽——都反對把文件交出去，因為即便我們同意把我們發現的所有記錄都交給司法部，這些記錄也是不完整的，比較分散，我們仍然在尋找完整的記錄。他們說，只要有一個問題我們回答不上來，或是有一份文件交不出來，媒體就會繼續鼓噪，要求任命獨立檢察官。與此同時，將會有大量有關我們的負面報道，里面將全是影射和猜測。我的其他工作人員，包括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和1月才出任辦公廳副主任的哈羅德·伊克斯都認為，由于民主黨采取了不抵抗路線，任命特別檢察官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們應該順著這一論調，要求任命特別檢察官，這樣我們可以重新處理人民的事情。我問希拉里有什么看法。她說，主動要求任命特別檢察官將形成一個可怕的先例，會從根本上改變任命特別檢察官的標準，使其不再必須有可信的證據，只要激起了媒體的憤怒就得屈服。但決定必須由我來做。我看得出，她已不愿再和我的工作人員爭論。
我告訴所有參加電話會議的人，我不怕調查，因為我和希拉里沒有做任何錯事，也不反對公開那些記錄。畢竟，自選舉以來，我們已經忍受了許多有關白水事件的不負責任的報道。我的直覺是公開記錄，但拒絕任命特別檢察官。不過，如果大家一致認為應該主動要求任命檢察官，不公開記錄，我也可以接受。努斯鮑姆非常憤怒，他預言不管誰被任命為特別檢察官，一旦發現什么證據也沒有，都會不斷擴大調查范圍，直到發現我認識的什么人做了什么錯事。他說，如果我覺得我應該再努力一些，我們就應該把記錄都交給媒體，甚至主動要求到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去作證。但斯迪法諾普洛斯卻認為這是一個糟糕透頂的主意，因為那樣會弄得沸沸揚揚。他說雷諾會任命一名媒體滿意的獨立檢察官，整件事情幾個月內就會結束。努斯鮑姆不同意。他說，如果國會通過了新的獨立檢察官法，我也像許諾過的那樣簽署了這項法律，那么華盛頓上訴法院的法官們就會任命一名新的檢察官，所有的調查就會重來一遍。斯迪法諾普洛斯火了，說努斯鮑姆有多疑癥，那樣的事情永遠也不會發生。努斯鮑姆知道倫奎斯特首席法官將任命一個專家小組，而小組將由保守的共和黨分子控制。看到斯迪法諾普洛斯發火，他緊張地笑了笑，說也許再任命一名檢察官的幾率只有50％。
又討論一會兒之后，我提出與希拉里和肯德爾單獨談談。我告訴他倆，我們必須遵從非法律工作人員的一致意見，主動要求任命一名檢察官。畢竟，我什么也沒有隱瞞，現在媒體的鼓噪正把國會和整個國家的注意力從我們更偉大的計劃上轉移開。第二天，白宮要求雷諾任命一名特別檢察官。盡管我說可以接受這種安排，卻差點沒有挺過來。
從事實、法律和當時的政治現實來看，這是我當總統期間所做的最糟糕的決定。根據我的總統權力和憲法我不必這么做。我這么做，或許是因為我太累，母親去世讓我太傷心。辦完母親的葬禮后，我集中精力，全神貫注，才把該做的事情做好。我們應該公布記錄，抵制任命檢察官，向想了解情況的民主黨人廣泛介紹情況，并尋求他們的支持。當然，怎么做可能都一樣。但當時我不怎么擔心，因為我知道我沒有違反任何法律，我仍然相信媒體希望知道真相。
一周內，雷諾任命了前紐約州檢察官羅伯特·菲斯克。菲斯克是共和黨人，如果人們讓他安心工作的話，他本可以及時完成調查的。當然，有人不允許菲斯克完成調查。但我也做過了頭。現在來看，主動要求任命檢察官，就如同感冒時吃阿司匹林，暫時可以減輕病情，但只是暫時。
從俄羅斯回國途中，我在白俄羅斯短暫停留，然后飛往日內瓦，第一次與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會晤。阿薩德是個冷酷的人，但很有才能，他在中東支持恐怖主義，使得敘利亞被美國疏遠。他很少離開敘利亞，偶爾離開時，大多也是到日內瓦會晤外國領導人。我和他會晤時，發現他非常聰明，可以將20多年前發生的事情幾乎全部仔細地回想起來，這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阿薩德以長時間會晤而著稱——他可以談上六七個小時不休息。與他不一樣，我需要喝點咖啡、茶或水，以保持清醒。所幸的是，我們的會晤只持續了幾個小時，產生了兩個我想得到的結果：阿薩德第一次明確表示，他愿意與以色列和談，并建立正常關系；他還承諾，一旦達成全面的中東和平協議，敘利亞就從黎巴嫩撤軍，并尊重黎巴嫩的獨立。我知道，這次會談的成功不光是個人關系的作用。阿薩德曾經從前蘇聯得到過大量的經濟支持。這種支持現在沒有了，所以他需要主動與西方和好。而要與西方和好，他必須停止對這一地區恐怖主義的支持。只要他能與以色列達成協議，并根據協議收回1967年戰爭中失去的戈蘭高地，這么做并不難。
我回到華盛頓，又回到了那種典型的所有事情同時發生的日子。17日，洛杉磯遭受了美國歷史上損失最嚴重的地震。房屋、醫院、學校和企業都遭到了破壞，損失數十億美元，還有很長一段州際公路也裂開了。19日，我在聯邦緊急措施署署長詹姆斯·李·威特的倍同下，乘飛機到洛杉磯視察災情。20日，在伯班克的一個飛機棚里，我率領幾乎所有的內閣部長與迪克·里奧丹市長及其他州政府和地方領導人舉行會談，制定應急救援工作計劃。由于我們合作良好，洛杉磯很快就恢復過來了：主要的高速公路三個月內即重修完畢；聯邦緊急措施署為60多萬個家庭和企業提供了經濟援助；成千上萬間房屋和企業在中小企業管理局的貸款幫助下得到了重建。整個救援計劃以直接援助的方式花了160億美元。我為加利福尼亞人感到悲傷。他們承受了經濟衰退和國防開支緊縮的負擔，遭受了嚴重的火災，現在又遇到了地震。當地有一名官員和我開玩笑說，他正在等著鬧蝗災。這名官員的幽默感讓我想起了特雷莎嬤嬤的名言。她說她知道上帝不會把她無法承受的重擔壓在她肩上，但有時她也希望上帝不要這么信任她。我回到華盛頓后參加了拉里·金的訪談節目，紀念我就任總統一周年。我告訴金，我喜歡現在的工作，即便工作不順利也喜歡。畢竟，我擔任總統不是為了尋開心，而是要改變這個國家。
幾天后，阿薩德總統作為接班人培養的大兒子在車禍中喪生。我打電話表示哀悼，發現阿薩德顯然傷透了心。他使我明白，生命中最悲傷的事情就是失去孩子。
那個星期，我任命副國防部部長比爾·佩里接替萊斯·阿斯平。黑鷹直升機被擊落后不久，阿斯平就辭職了。我們尋找了很多人選，但最好的人選一直就在我們眼皮底下。佩里曾經是與國防有關的好幾家機構的領導人，是一名數學和工程學教授，在五角大樓干得相當出色，推進了隱形技術的發展，進行了改革，并制定了現實的預算。他說話柔和，非常謙虛，但這只是外表。他其實是個非常強硬的人。事實證明，他是我任命的最出色的官員之一，也許是自喬治·馬歇爾將軍以來最出色的國防部長。
25日我發表了國情咨文。這是一年中總統惟一可以連續一個小時不經過濾地向美國人民發表演說的機會，我想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一機會。向比我母親早一天去世的眾議院議長蒂普·奧尼爾致敬之后，我列了一個長長的單子，總結了國會在199年取得的成績。我說我們的經濟正在創造就業機會，數百萬美國人以更低的利率重新籌措房屋貸款因而省了錢；只有1．2％的美國人的所得稅增長了；赤字將比我們之前預期的降低40％；我們可以削減25萬多名聯邦工作人員，而不是我先前許諾的10萬名。
演說的剩余部分描述了我1994年的計劃。我先從教育開始，請求國會通過我的“目標2000”計劃，以幫助公立學校達到各州州長和布什政府為我們國家確立的教育目標。我們將通過選擇學校、設立特許公立學校、使所有學校接人匠聯網等改革措施，來達到這一目標；通過考察我們的學生是否學到了他們需要掌握的知識這種傳統辦法，來衡量學校達到這一目標的進度。
我還要求國會在可以創造新工作的技術領域和軍轉民項目上增加投資；敦促國會通過犯罪法案和關于進攻性武器的禁令；推動三項環保法律：《安全飲用水法》，重新批準《凈水法》，以及一項改革了的超級基金計劃。超級基金計劃是公私合作項目，旨在清理被廢棄或已經變得很難看、很不穩定、對公共衛生構成危害的受污染地區。這個項目對我和艾爾·戈爾來說都很重要。我倆離任時，我們清理的超級基金計劃地區是里根和布什政府總和的三倍。
我接著請求國會在1994年通過福利改革和醫療保健改革計劃。有100萬人正在領福利救濟，因為這是他們能夠為孩子取得醫療服務的惟一辦法。如果人們不領救濟、去做沒有補助而且低工資的工作，他們就處于這樣一種境地：他們繳稅支撐醫療補助制度，而這種制度只為領福利救濟的家庭提供醫療保健服務。每年都有將近6000萬美國人在某一時期沒有醫療保險。超過8000萬美國人有“既存狀況”。他們的病情要求他們多花錢才能買到醫療保險，而且即使他們能買到，換工作時也會失去這份保險；每四個美國人中，有三個人的保單中有“有效期限制條款”，規定將賠付他們多少醫療保健費用，這就意味著當他們最需要的時候，可能反而會失去保險。這種制度對中小企業也造成了傷害，因為它們支付的保險費比大企業和政府要高35％。為了控制開支，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不得不參加健康維護組織，但這些組織在選擇醫生方面限制病人，在治療方面限制醫生，迫使專業的醫療人員把越來越多的時間用在處理文書上，用于治療病人的時間卻越來越少。所有這些問題都源于一個根本的事實：我們的醫療保健制度是個由保險公司控制的大雜燴。
我告訴國會，要改變這個制度很難。羅斯福、杜魯門、尼克松和卡特都曾嘗試過，但都失敗了。杜魯門的努力實際上葬送了他的總統職務，使他的公眾支持率降到30％之下，反而幫助共和黨人取得了對國會的控制權。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盡管有很多問題，但大部分美國人都有某種形式的補貼，他們喜歡自己的醫生和醫院，他們知道我們有一個提供醫療保健服務的制度。這些情況現在仍然存在。那些從現有醫療保健制度中受益的人，正花費大筆的錢，力圖使國會和人民相信，要解決醫療保健制度存在的問題，勢必會毀掉該制度的優點。
我覺得我的論述是有效的，但有一點除外：演說時，在醫療保健這一部分箔束時，我拿起一枝鋼筆說，我會用那枝筆否決任何不能保證所有美國人都可以享受醫療保險的法案。我這么做是因為我的幾個顧問曾經說過，如果我不表明我不會妥協，人們會以為我信心不足。這樣惹惱我國會中的對手完全沒有必要。政治就是妥協，而且人們期望總統取得勝利，而不是為他們擺姿態。醫療保健改革是最難爬的一座山。如果不妥協，我一個人爬不上去。不過，事實表明，我的錯誤無關大局，因為無論是什么樣的醫療保健改革，鮑勃·多爾都將予以封殺。
短期內，國情咨文極大地提高了公眾對我的計劃的支持率。紐特·金里奇后來告訴我，聽了我的國情咨文演說后，他告訴眾議院里的共和黨人，如果我能夠說服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實現我的提議，我們黨將長期保持多數黨地位。金里奇當然不愿意出現那種情況。和鮑勃·多爾一樣，在中期選舉之前，他將盡量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1月的最后一個星期，就是否給愛爾蘭共和軍的政治組織新芬黨領導人格里·亞當斯簽證這一問題，我們與我們的外交政策小組進行了激烈的辯論。美國對于愛爾蘭的沖突雙方來說都有著重要意義。多年來，愛爾蘭共和軍熱情的美國支持者為該組織的暴力活動提供了資金。新芬黨在愛爾蘭天主教徒中有大量成員。這些人雖然不支持暴力活動，但想看到對他們同教教徒的歧視早日結束，并要求給北愛爾蘭更多的政治自治權，而且天主教徒要參與自治。英國政府和愛爾蘭新教徒也有自己的支持者。這些人對我們與新芬黨的任何來往都加以譴責，因為新芬黨與愛爾蘭共和軍有聯系。他們還相信，我們最堅定的盟友英國的事務與我們無關，我們不該管閑事。我的前任們，包括那些同情北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合理抱怨的總統們，一直都接受后者的觀點。現在《原則宣言}已經發表，我們該重新審視這種觀點了。
在《原則宣言》中，英國第一次許諾，北愛爾蘭的地位將由當地居民的意愿來決定，愛爾蘭也放棄了歷史上對北方六郡的領土要求，除非當地大多數居民投票改變其地位。溫和的統一黨和愛爾蘭國民黨都小心翼翼地支持這項協議。極端的民主統一黨領導人伊安·佩斯利牧師則對協議大為惱火；格里·亞當斯和新芬黨也說，他們感到失望，因為協議沒有明確規定如何實施和平進程，也沒有規定新芬黨怎樣才能參加和平進程。盡管各方反應不明朗，但英國政府和愛爾蘭政府顯然對所有各方都施加了壓力，讓他們為和平而努力。
自《原則宣言》發布之日起，亞當斯在美國的盟友就要求我給他發放訪問美國的簽證。他們說，這會提高他的地位，并增強他參與和平進程及迫使愛爾蘭共和軍放棄暴力的能力。溫和的社會民主工黨領導人約翰·休姆一生致力于非暴力行動，他說在是否給亞當斯簽證的問題上，他改變了立場。他現在認為，發放簽證會推動和平進程。愛爾蘭裔美國人中的許多激進分子都同意休姆的觀點，包括我的朋友布魯斯，莫里森、我國駐愛爾蘭大使瓊·肯尼迪·史密斯。莫里森1992年曾組織了我們與愛爾蘭裔美國人的聯系。史密斯大使在國會中得到了她哥哥特德·肯尼迪參議員的支持。克里斯·多德、帕特·莫尼漢、約翰·克里幾位參議員，來自紐約州的眾議員彼得·金和湯姆·曼頓，以及眾議院議長湯姆·福利一直積極關注愛爾蘭問題。他們對發放簽證表示強烈反對。
1月初，愛爾蘭總理艾伯特·雷諾茲告知我們，和約翰·休姆一樣，他現在也贊成給亞當斯發放簽證，因為亞當斯是在為和平而努力，而且他覺得簽證會帶給亞當斯更多的力量，促使愛爾蘭共和軍放棄暴力，參與到和平進程中來。英國政府仍然強烈反對發放簽證，因為愛爾蘭共和軍有長期從事暴力活動的歷史，亞當斯也沒有宣布放棄暴力，或是接受《原則宣言》作為解決問題的基礎。
我告訴艾伯特·雷諾茲，如果亞當斯收到美國方面發出的來美演說的正式邀請，我將考慮給他發放簽證。沒多久，亞當斯和北愛爾蘭其他政黨的領導人一道，被邀請在一個和平會議上發言。該會議由一個美國外交政策團體主辦，在紐約召開。這么一來，簽證問題就必須解決了，這是我的外交政策顧問們第一個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的重大問題。
沃倫·克里斯托弗和國務院，包括我國駐英國大使雷伊·塞茲強烈反對發放簽證。他們認為，由于亞當斯沒有宣布放棄暴力，我們在恐怖主義問題上會顯得很軟弱，并會損壞我們到處夸耀的與英國的“特殊關系”，包括英國在波斯尼亞及其他問題上與我們的合作。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同意國務院的觀點。他們的一致意見當然非常有分量。
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有三個人負責愛爾蘭問題：托尼·萊克、辦公室主任南希，索德伯格和歐洲事務負責人陸軍少校簡·霍爾。在我的支持下，他們正在對簽證問題開展獨立審查，并通過與副國務卿彼得·塔爾諾夫合作，盡量與國務院達成一致意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小組相信，亞當斯贊成結束暴力，使新芬黨全面參與和平進程，為北愛爾蘭建設民主的明天。他們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愛爾蘭經濟上已開始繁榮，歐洲作為一個整體正進一步加強經濟和政治的一體化，愛爾蘭人對恐怖主義的容忍度在下降。另一方面，愛爾蘭共和軍也不好對付。他們中的很多人都非常強硬，把生活建立在對英國人和北愛爾蘭統一黨的仇恨之上。對這些人來說，和平共處，并且繼續是英國的一部分，這種想法是不可容忍的。由于在北愛爾蘭的人口中，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10％，而根據《原則宣言》，愛爾蘭和英國都承諾將按照多數裁定原則來建設北愛爾蘭民主的明天，因此在將來很長一段時期內，北愛爾蘭有可能仍然是英國的一部分。亞當斯理解這一點，不過他也知道，恐怖主義無法帶來勝利。他說他想讓愛爾蘭共和軍放棄暴力，作為回報，天主教徒將不再受到歧視和孤立。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態度顯得很誠懇。
根據這樣的分析，國家安全委員會覺得，我們應該發放簽證，因為這會增強亞當斯在新芬黨和愛爾蘭共和軍內部的地位，并可以加強美國對他的影響。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除非愛爾蘭共和軍宣布放棄暴力，新芬黨也成為和平進程的一部分，否則愛爾蘭問題不可能得到解決。
這場爭論一直持續到和平會議開幕的前幾天。英國政府、亞當斯在國會中的盟友和愛爾蘭裔美國人社區都使得爭論愈發激烈。我認真聽取了雙方的觀點，包括沃倫·克里斯托弗最后一分鐘提出的不要發放簽證的請求，以及亞當斯送來的便條。亞當斯說，愛爾蘭人民正在接受和平的風險，我也應該接受一點風險。南希·索德伯格說她同意發放簽證，因為她相信亞當斯是真的打算講和，而且當前關于放棄暴力的問題，亞當斯只能說這么多，否則他在新芬黨和愛爾蘭共和軍內的地位就會受到損害。南希自從競選以來就為我提供外交方面的建議，我對她的判斷非常尊重。托尼·萊克同意她的看法，讓我印象深刻。作為我的國家安全顧問，托尼需要在許多其他問題上與英國人打交道，簽證問題可能會對這些問題產生不利的影響。他也理解這一決定對我們打擊恐怖主義的總體努力將產生的影響。戈爾副總統也清楚地看到，從大局來說，我們應發放簽證，因此他贊成發簽證。我最后決定發放簽證，但做出限制，規定亞當斯在三天逗留期內不得從事籌款活動，也不得到紐約以外的地方去。
英國人大為惱火。他們認為，亞當斯只不過是個花言巧語的騙子，沒有任何放棄暴力的打算，愛爾蘭共和軍曾試圖刺殺瑪格麗特·撒切爾，他們的暴力活動已奪去了數千英國公民的生命，包括無辜的兒童、政府官員和一位王室成員二曾負責結束英國在印度統治的蒙特巴頓勛爵。由于亞當斯的到來，統一黨抵制了這次會議。有好幾天，約翰·梅杰拒絕接我的電話。英國報紙上滿是批評我的評論和專欄文章，說我破壞了兩國之間的特殊關系。有一條標題令人難忘，是這么寫的：“卑鄙的毒蛇亞當斯向美國佬吐出了毒液。”
有些媒體暗示，我發放簽證是為了取悅于美國的愛爾蘭裔選民，因為我對梅杰在競選中支持布什仍然感到憤怒。這些說法是不真實的。我對梅杰從未像英國人想像的那樣生氣，我敬佩他冒險簽署《原則宣言》。他在議會只有微弱的多數，需要愛爾蘭統一黨的選票才能保住多數地位。另外，我和美國人民一樣，厭惡恐怖主義。從政治上講，我做這個決定，弊遠大于利。我發放簽證，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們結束暴力的最好機會。我想起了伊扎克·拉賓的名言：你不必與你的朋友講和。
格里·亞當斯于1月31日到達美國，受到同情新芬黨事業的愛爾蘭裔美國人的熱烈歡迎。訪美期間，他許諾將推動新芬黨采取具體的積極步驟。訪問過后，英國政府加大了與北愛爾蘭各政黨進行政治談判的努力，愛爾蘭政府也加大了對新芬黨的壓力，迫使其合作。七個月后，愛爾蘭共和軍宣布停火。發放簽證的決定起作用了。這是我為北愛爾蘭帶來和平的努力的開端。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我滿懷激情，采取了很多復雜的措施。
2月3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出席全國祈禱早餐會，這已是我第二次出席這項活動了。發言的來賓是特雷莎嬤嬤。我主張，我們應向特雷莎嬤嬤學習，把更多的謙遜及和解精神帶到政治中來。那天下午，我自己做了一件小小的和解工作，鑒于越南政府在戰俘、戰爭失蹤人員以及向美國返還陣亡人員遺體等問題上的良好合作，我解除了對越南的貿易禁運。我的決定得到了國會中越戰老兵們的大力支持，包括約翰·克里、鮑勃·克里、約翰·麥凱恩幾位參議員，以及來自佛羅里達州的皮特·彼得森眾議員。彼得森自己曾在越南當過六年戰俘。
2月第二周，波斯尼亞塞族對薩拉熱窩的一個市場進行了野蠻的炮擊，炸死十幾名無辜者。事件發生后，北約終于投票決定，如果塞族人不把他們的重炮向外撤離12英里以上，遠離薩拉熱窩，北約將對他們進行轟炸。這個決定得到了聯合國秘書長的批準。北約早就該做這樣的決定了。但對于在斯雷布雷尼察被塞族人包圍的加拿大軍隊來說，這個決定則不無風險。對于駐在波斯尼亞的少量易受攻擊的法國、英國、西班牙和荷蘭軍隊來說，也是如此。
此后不久，重型武器終于被撤走或被置于聯合國的控制之下。多爾參議員仍然極力推動單方面取消武器禁運，但當時我卻希望維持禁運，因為我們終于為北約的空襲取得了綠燈，也因為我不愿意看到其他國家以我們單方面取消波斯尼亞的武器禁運為借口，不遵守我們所支持的針對海地、利比亞和伊拉克的禁運。
2月中旬，希拉里和切爾西前往挪威的利勒哈默爾，代表美國出席冬季奧運會，我則乘飛機南下，到溫泉城住一天，看望迪克·凱利。母親的葬禮已結束五個星期了，我想看看他情況怎么樣。在他和母親的小房子里，迪克顯得很孤獨。每個房間里似乎都有母親的身影，但迪克這位海軍老兵正在適應孤獨的生活，想著如何度過余下的日子。
接下來兩周，我到全國不同的地方宣傳醫療保健改革和犯罪法案，同時處理外交問題。我們得到一個好消息說，在羅恩·布朗、米基，坎特和交通部長費德里科·培尼亞的大力游說下，沙特阿拉伯同意購買價值60億美元的美國飛機。
聯邦調查局逮捕奧爾德里奇·埃姆斯夫婦則讓我們感到震驚。埃姆斯已在中央情報局工作了31年，通過逮捕他，我們破獲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間諜案。九年時間里，埃姆斯通過出賣情報，掙了大筆的錢。他出賣的情報導致我國在俄羅斯的十幾名情報人員死亡，對我國的情報實力造成了嚴重破壞。聯邦調查局知道肯定有內奸，最后在中央情報局的配合下，把他抓住了。埃姆斯的案子不僅使我們質疑我們情報機構的能力懷疑，也使我們質疑我們對俄羅斯的政策：如果俄羅斯人對我們開展間諜活動，難道我們不應該取消或暫停對他們的援助嗎？在一次兩黨國會議員參加的會議上，針對媒體的提問，我說我反對暫停援助。俄羅斯正陷于昨天和明天之間的內部斗爭；昨天的俄羅斯在對我們進行間諜活動，但我們的援助正被用來支持明天的俄羅斯。這種援助正加強俄羅斯的民主和經濟改革，確保其核武器的安全和銷毀。況且，俄羅斯不是惟一有間諜的國家。
快到月底的時候，因為對把西岸地區歸還給巴勒斯坦人的前景感到憤怒，一名好戰的以色列定居者在希伯倫的亞伯拉罕清真寺開槍打死好幾名做禮拜者。謀殺發生在穆斯林的齋月期間，發生地點對穆斯林和猶太人來說都是圣地，因為據說那里是亞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薩拉的埋葬地。這名定居者的意圖似乎很明顯。他要引起暴力反應，從而干擾和平進程。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我讓沃倫·克里斯托弗與拉賓和阿拉法特聯系，邀請他們盡快派談判代表到華盛頓來，并要求他們就實施協議的具體措施達成一致意見后再離開華盛頓。
2月28日，北約戰斗機擊落了四架違反禁飛區規定的塞族飛機。這是北約在44年的歷史中第一次采取軍事行動。我希望空襲的成功，以及我們在解除薩拉熱窩包圍上的成功，會說服我們的盟友采取更為強硬的態度對付塞族人在圖茲拉和斯雷布雷尼察市內或周圍的攻勢。
盟友之一的約翰·梅杰那天來到美國，討論波斯尼亞和北愛爾蘭問題。我先帶他去了趟匹茲堡。他祖父19世紀曾在那里的鋼廠工作過。能將自己的根追溯到美國工業化的心臟地帶，梅杰似乎很高興。那天晚上，他住在白宮，成為我任總統期間第一位住在白宮的外國領導人。第二天，我們舉行了新聞發布會。發布會并不值得紀念，只是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息：在給亞當斯發放簽證問題上的分歧不會削弱美英關系，或破壞我們在波斯尼亞及其他問題上的合作。我發現梅杰是個嚴肅的人，非常聰明，而且正如先前說過的那樣，他真誠地決心解決愛爾蘭問題，盡管他這么做會威脅到他在國會中本來已經很脆弱的地位。我想他是一個比媒體報道的形象更好的領導人。一起待了兩天后，我們兩人建立了友好而富有成效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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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我忙于外交事務時，在國內，白水世界有了新的變化。3月，羅伯特，菲斯克上任了。他一開始就鄭重其事地向好幾位白宮工作人員發出了傳喚，其中包括麥琪·威廉姆斯和莉薩·卡普托。莉薩替希拉里工作，是文斯·福斯特的朋友。麥克·麥克拉蒂于是設立了一個由哈羅德·伊克斯領導的白水事件應對小組，協調我們對菲斯克和媒體所提問題的回答；把我們解放出來，讓我們做職責范圍內的事情；使我們年輕的工作人員相互之間或與我和希拉里之間盡可能不談論白水事件。任何有關這一事件的談話都有可能導致我們年輕的工作人員被免職，或是遭到政治攻擊，或者要支付巨額的訴訟費用。許多人都有一種先人之見，一定要找到錯誤；如果我們很久以前的地產買賣中沒有什么錯誤，他們或許能夠發現某些人在處理這件事時犯的錯。
這種制度對我來說不成問題。畢竟，我從小就學會了怎樣過平行的生活：大部分時間我都能夠不理會那些指責和影射，繼續做我的工作。我知道，對于那些不曾經常受到破壞性肆意攻擊的人，要做到這點比較困難，特別是在人們以為只要被指控就必然有罪的氣氛中，更是如此。當然了，有些法律專家，比如像薩姆·達什也指出，與里根和尼克松政府相比，我們是相當合作的，因為我們沒有抵制傳喚，而且我們把所有的記錄都交給了司法部，然后又交給了菲斯克。但球門柱已被移開了：不管我們的對手提出什么指控，我和希拉里都必須證明自己是清白的，否則大部分問題還是將被提出來，還是會有人以極度懷疑的口吻寫一些報道。潛在的傾向是，我們肯定做錯了什么事。
比如，我們把財務記錄披露給媒體后，《紐約時報》報道說，在吉姆·布萊爾的幫助下，希拉里投資1000美元，在期貨市場竟然賺了10萬美元。布萊爾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在期貨交易中確實幫助過希拉里和他的其他朋友，但希拉里是自己承擔風險的，交了1．8萬美元的傭金，然后根據自己的直覺判斷，在行情下跌之前退了出來。農產品期貨交易平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前主席、共和黨人利奧·梅拉米德檢查了希拉里的交易情況后說，這些交易沒有問題。但這沒有用。好幾年里，批評者仍然把希拉里在期貨交易中掙的錢看成腐敗的初步證據。
這種對錯誤行為的假設在《新聞周刊》的一篇報道中得到了體現。這篇報道據說是以馬文·克雷蒂安教授的專業意見為基礎的分析，斷言希拉里在這樁”甜美的買賣”中沒掏自己的錢。克雷蒂安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是公司法和合同方面的全國性權威之一，我在耶魯大學上學時他曾教過我，我們的律師還曾請他審查了1978-1979年期間（也就是我們在白水地產投資期間）我們的納稅申報單。克雷蒂安反駁了《新聞周刊》的說法。他說：“我從沒有說過那樣的話。”而且他“感到憤怒”，覺得“受到了羞辱”。
大約與此同時，《時代》雜志刊登了一幅封面照片。照片上，我坐在桌前，為白水事件而苦惱，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站在我后面看著。實際上，這張照片是在一次例行的計劃安排會上照的，當時有好幾個人在場。在原來的照片上，至少還有其他兩個人。《時代》周刊干脆把那兩個人剪掉了。
4月，希拉里召開了一次記者會，回答有關她期貨交易和白水事件的提問。她回答得非常棒，我為她感到自豪。當時她坦承，由于她相信人人都應該有“隱私空間”，所以對媒體有關她個人過去交易的提問反應不夠及時，但“經過長時間的抵抗之后，我重新劃定了這個空間”。說到這里，連記者們也笑了。
強加給我們的有罪假設擴展到了其他人身上。比如，羅杰·奧爾特曼和伯尼·努斯鮑姆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原因是兩人曾討論過由債務重整信托公司針對麥迪遜儲貸銀行發出的刑事犯罪舉證書，因為債務重整信托公司隸屬財政部，而且當時奧爾特曼正臨時掌管這家公司。批評者或許以為努斯鮑姆試圖影響債務重整信托公司的工作程序。但實際上，他們討論這件事，是因為對麥迪遜儲貸銀行進行調查的消息泄露后，我們需要對媒體的提問做出回答。他們的做法得到了財政部道德顧問的批準。
老派的進步專欄作家埃德溫·約德爾說，華盛頓正在被“道德清潔工”接管。在一篇有關努斯鮑姆與奧爾特曼接觸的專欄文章中，他寫道：我希望一開始就有人能夠向我解釋一下，為什么白宮工作人員向別的行政機構打聽有關總統的指控和傳言就這么讓人憎恨……
羅伯特，菲斯克發現，白宮與財政部的接觸是合法的，但這并不能停止對努斯鮑姆和奧爾特曼的誹謗。那時候，所有我們任命的官員都需要每天聆聽三遍“米蘭達告誡”。伯尼·努斯鮑姆3月初已經辭職了。他永遠不能原諒我主動要求任命獨立檢察官的愚蠢決定，也不想成為更多問題的源頭。奧爾特曼幾個月后也將離開政府部門。他們都是能干而且誠實的公仆。
3月，曾長期在情報部門工作的共和黨人、現已成為CNBC總裁的羅杰·艾爾斯指責本屆政府“隱瞞了有關白水事件的情況，包括……土地詐騙、非法捐款、濫用權力……隱瞞了自殺——可能是謀殺”。原來這就是“可信的犯錯證據”的標準。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威廉，薩菲爾特別堅定而又毫無根據地斷言，文斯的死與我和希拉里的不法行為有牽連。此人曾經是尼克松和阿格紐的演講撰稿人。他似乎決心證明，尼克松和阿格紐的繼任者都和他們一樣壞。當然，文斯自殺遺言的內容恰好相反，遺言上說，我們沒有做錯任何事，但這并未阻止薩菲爾猜測文斯可能在辦公室不恰當地保留了對我們有害的記錄。
我們現在知道，那些具有破壞性的錯誤報道依據的所謂信息，許多都是由戴維·黑爾和出于自己目的收留黑爾的右翼分子提供的。1993年，作為小石城市法院的共和黨法官，黑爾被控詐騙中小企業管理局90萬美元。這筆錢來自二些聯邦基金，本來應該通過他的資產管理服務公司貸給少數族裔人士所辦企業。但他卻通過一系列虛假的公司，把錢給了自己。美國審計總署后來的審計發現，他詐騙了中小企業管理局340萬美元。黑爾與吉姆·約翰遜法官討論了自己的困境。約翰遜是阿肯色州一名年長的種族主義者，1966年曾與溫索羅普·洛克菲勒競選州長，1968年與富布賴特競選參議員。他把黑爾保護起來，于8月讓他和一個名叫公民聯盟的保守派團體取得聯系。該團體的主要成員包括佛洛伊德·布朗和戴維·博西。布朗在1988年曾制作了臭名昭著的威利·霍頓系列廣告，攻擊邁克·杜卡基斯。博西幫他為1992年的競選寫了一本書，名為《聰明的威利：美國為什么不能相信比爾·克林頓》。在書中，作者對吉姆·約翰遜法官表示了“特別的謝意”。
黑爾聲稱我迫使他從資產管理服務公司拿出30萬美元，貸給蘇珊·麥克道戈爾擁有的一家公司，目的是把錢送給阿肯色的民主黨領導人。作為回報，麥克道戈爾將從麥迪遜儲貸銀行拿出80萬美元；借給黑爾，使他能夠從中小企業管理局再得到100萬美元。這是一個荒謬而不真實的故事，但布朗和博西卻大肆宣揚。很顯然，謝菲爾德·納爾遜也幫忙了，把這個故事推銷給了他在《紐約時報》的聯系人杰夫·格斯。
1994年3月，媒體開始對羅斯律師事務所粉碎一些文件的行為大加撻伐。有一個盛放這些文件的盒子上面有文斯·福斯特名字的縮寫。該事務所解釋說，粉碎的材料與白水事件無關，處理的是不再需要的文件，屬于正常程序。羅斯律師事務所對與白水事件無關的記錄按慣例銷毀這件事，白宮沒有一個人知道。況且，我們沒有什么可隱瞞的，至今也沒有證據表明我們隱瞞了什么。
事情如此糟糕，以至于備受尊敬的記者戴維·布羅德也說，伯尼·努斯鮑姆很不幸，因為他據說容忍了權力的傲慢和對權力的濫用。這樣的傲慢和濫用最終引出了“過去一周再次在華盛頓回蕩的那些我們再熟悉不過的詞匯——調查、傳喚、大陪審團、辭職”。布羅德甚至把我們為推動經濟計劃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而設立的“作戰室”與尼克松的敵人名單相比較。
努斯鮑姆確實很不幸，沒錯。我要是聽從他的意見，拒絕讓步，不主動要求任命獨立檢察官以“澄清事實”，就不會有什么調查、傳喚或是大陪審團。對他的真正傷害在于，他認為我應該遵守法治原則，接受合適的標準，而不是白水事件中媒體設定的變換不定的標準，媒體設定的標準正是為了造成他們自稱不愿意看到的結果。努斯鮑姆的繼任者勞埃德，卡特勒長期在華盛頓當律師，在華盛頓權力圈中有著無可非議的好口碑。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由于有了他，以及他的建議，情況大為改觀，但他無法扭轉白水事件的整個局勢。
拉什·林博在白水事件的泥濘中盡情享受，節目播出后大獲全勝。他聲稱文斯是在希拉里擁有的一套公寓里被謀殺的，尸體后來被轉移到了馬西堡公園。我想像不出這會讓文斯的妻子和孩子們有何感受。后來，林博指責道：“調查白水事件或是與該事件有關的記者在小石城遭到了毆打和騷擾。一些已經死了。”但他的指責是錯的。
為了不落后于林博，前共和黨國會議員比爾·丹內邁耶呼吁要召開國會聽證會，對與我有關的數量“驚人”的人在“非正常狀態下”死去的原因進行調查。丹內邁耶列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單，其中包括我的競選財政主席之一維克·雷塞和民主黨政治主任保羅·塔利。維克和兒子1四2年在去阿拉斯加的途中因飛機失事悲慘地去世了，保羅則是在小石城忙于競選時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的。我在兩個人的葬禮上都說了表揚性的話，后來還任命維克的遺孀莫利為禮賓主任。
杰里·福爾韋爾發布了一盤名為《權力圈》的錄像帶，因此超過了丹內邁耶。這盤錄像帶講述了無數在阿肯色“神秘死去的人”的故事，暗示我似乎應對這些人的死負責。福爾韋爾隨后又發布了一個續集《克林頓編年史》，并在他的電視節目“舊時福音時間”中播放。這盤錄像帶以丹內邁耶和吉姆·約翰遜法官為主角，指責我與可卡因走私有牽連，謀殺證人，并安排殺死了一名私人調查員和一名州警的妻子。許多“證人”拿了錢出來作證，福爾韋爾則賣出了許多盤錄像帶。
隨著白水事件的展開，我努力保持一定的分辨力，記住并不是每個人都卷入了這場歇斯底里的癔病中。比如，《今日美國報》就發表了一篇關于白水事件的公正報道，其中包括對吉姆·麥克道戈爾和克里斯·韋德的采訪。吉姆說我和希拉里沒有做錯任何事情。韋德是當初主管白水地塊的阿肯色州地產商。他說，我和希拉里在白水地產投資中牽涉很少，我們的說法都是真實的。
我能夠理解為什么像拉什·林博、比爾·丹內邁耶、杰里·福爾韋爾這樣的右翼分子，和像《華盛頓時報》這樣的報紙會這么說。《華盛頓時報》公開承認自己屬于右翼，接受文鮮明牧師的資助，編輯是小韋斯·布羅登，而布羅登的父親是韋斯利·布羅登牧師。此人曾經是“白人公民委員會”牧師，曾與吉姆·約翰遜法官結為盟友，發起反對給予黑人民權的斗爭，但最后失敗了。我不能相信的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其他一些我很尊敬信任的媒體竟然上了佛洛伊德·布朗、戴維·博西、戴維·黑爾和吉姆·約翰遜之流的當。
在此前后，為紀念“黑人歷史月”，我在白宮舉行一場餐會。來賓中包括我上法學院時的教授伯克，馬歇爾和他的朋友尼科拉·卡岑巴赫。卡岑巴赫曾在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工作過，為推進民權做出過杰出的貢獻。他走到我跟前，告訴我他是《華盛頓郵報》董事會的成員。對于該報有關白水事件的報道以及因為一些“毫無價值的指控”而對我和總統職位造成的“巨大傷害”，他感到汗顏。“這算得了什么？”他問道，“這肯定與公眾利益無關。”
不管與什么有關，這些報道在起作用。3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一半的人認為我和希拉里在白水問題上撒謊，1／3的人認為我們做了非法的事情。我必須承認，白水事件，尤其是對希拉里的攻擊，對我造成的傷害比我原先想像的要大。那些指控是空穴來風，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我有其他方面的問題，但希拉里除了偶爾比較固執外，沒有任何值得責備的地方。看到她被一個又一個虛假的指控所傷害，我非常難過，因為我竟然屈服，天真地以為獨立檢察官可以澄清事實，結果使得情況更加惡化。我必須努力工作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怒氣，但并不總是成功。部長們和工作人員對我偶爾發火似乎能夠理解，艾爾·戈爾幫助我度過了怒火中燒的時刻。不過，盡管我繼續努力工作，繼續喜歡自己的工作，但我通常的開朗性情和天生的樂觀情緒卻經受了一次又一次嚴厲的考驗。
對于這件事，一笑了之是有好處的。每年春季都有三場媒體聚餐會，分別由格里迪朗俱樂部、白宮記者和廣播電視記者舉辦。這些餐會使媒體有機會拿總統開玩笑，也給總統回答的機會。我盼著這幾次餐會，因為這些餐會可以使我們雙方放松一些警惕，并提醒我，媒體并不是鐵板一塊，其中大部分都是努力想做到公正的好人。而且，正如《圣經》里的《箴言》篇所說：“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干。”
4月12號，在廣播電視記者舉辦的餐會上，我精神很好，說出了絕妙的句子，比如：“來到這里我真的很高興。你們要是覺得我在阿肯色州西北部有一塊地，我愿意帶你們去看看。”“有人說我與媒體關系的主要特點是自憐。但我卻想把它看做是我的同情的外部極限。我感到了我的痛苦。”“離4月15日還有三天，你們中大多數人花在我納稅問題上的時間卻多于花在你們自己納稅問題上的時間。”“我仍然相信有一個叫做‘幫助’的地方。”
右翼分子的所作所為后來被希拉里稱為“龐大的右翼陰謀”，在西德尼·布盧門撒爾的《克林頓的戰爭》和喬·科納森與基恩·萊昂斯合著的《獵殺總統》中有詳細的記錄。就我所知，他們實事求是的看法沒有一條被人反駁。兩本書出版后，參與白水事件狂熱報道的主流媒體中的那些人，對兩位作者提出的指控不予理睬，說他們同情我和希拉里，或者干脆責備我們處理白水問題的方式不當，而且責備我們的抱怨。我堅信我們本可以更好地處理這個問題，但他們也應該這樣。
在白水事件被炒作的初期，我的一位朋友因為來華盛頓之前犯的一個錯誤，被迫辭去政府中的職務。羅斯律師事務所向阿肯色州律師協會投訴韋布·哈貝爾，聲稱他多收了客戶的錢，并虛報開支。韋布辭去了司法部的職務，但向希拉里保證，自己與指揮無關。他說，發生這個問題，是因為他富有但脾氣暴躁的岳父塞斯·沃德拒絕向羅斯律師事務所支付一樁專利侵權官司的費用。在那場侵權官司中，塞斯·沃德輸了。他的話聽起來有道理，但不是事實。
事實證明，韋布的確多收了客戶的錢。他這么做對羅斯律師事務所造成了傷害，并減少了合伙人的收入，包括希拉里的收入。這件事他如果按正常的方式處理，有可能與律師事務所達成協議，把錢還給客戶，并被吊銷執照一到兩年。律師協會也可能會把他交給州檢察官。那樣的話，韋布可以通過償還公司的錢而免于坐牢。但是，他掉進了獨立檢察官的網里。
事實真相第一次公布出來之后，我感到目瞪口呆。多年來，我和韋布一直是朋友和打高爾夫球的伙伴，我原以為很了解他。我現在仍然認為他是個好人。他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但由于不想成為斯塔爾手中的一枚棋子，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價。
所有這一切正在進行的時候，我并沒有離開我平行生活中的另一個軌道，那個我到華盛頓來追求的生活軌道。3月，我花了很多時間大力推動兩個法案，我認為這兩個法案對沒有大學學位的工人將有所幫助。現在，大部分人都不可能終身只干一份工作，或是受雇于一個老板，但是不同的人在就業市場所受到的待遇是明顯不同的。我們6．5％的失業率有些誤導。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只有3．5%，兩年制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超過5％，中學畢業生的失業率為7％，而中學沒有讀完的人的失業率卻超過11％。在新罕布什爾州納舒厄市和基恩市舉行的活動中，我說我想把失業救濟計劃改變為范圍更大、培訓更好的再就業體系。我希望國會通過畢業就業計劃，為那些不想取得四年制大學學位的年輕人提供一到兩年的高質量培訓。3月底，我可以簽署“目標2000”法案了。我們終于從國會那里得到承諾，一定要達到我1989年制定的教育目標，檢驗學生達到這一目標的程度，并鼓勵地方學區采取最有希望的改革措施。對教育部長迪克·賴利來說，這是非常美好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