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问我还需不需要利用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如果不需要，他就一个人承担房租。
其实在这之前，也是弟弟一个人在承担办公室的房租，我根本就没有为“公司”创造过一分钱的效益。
我想了想说，不管我利不利用这个办公室，我都承担一半的办公室租金。也许我暂时付不出租金来，但账要记在我头上，只要我有钱了，我会还上。
弟弟同意了。
分家其实很简单，没有别人想象的复杂。
结果是，我分得公司的债务1200元，另加我生病花的六千多元，共计8000元的债务。
弟弟死活不要我承担公司的债务，另外我生病的钱他也帮我承担了一些，实际上我的债务为5000元。
分家结束，我的心情蛮复杂。
多年前，弟弟高中还没毕业，我就把他带到C市，两兄弟相依为命；如今前途迷茫，我们却要各自飞了。
挣钱的方向在哪里？
2006年1月27日 星期五 多云
春节快到了。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我回到了“家”。
我已身临绝境，无处可去。在我和周媛没有正式讨论婚姻是否存续之前，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选择回“家”。
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和周媛见面了，她看见我，表情很复杂。
我曾跟周媛说过，在我回家的时候我会把保费带回去，我食言了。周媛没有提保费的事情，岳母也没有提。
我也不提。提什么？又拿不出钱来。
2006年1月28日 除夕 星期六 多云
按照习俗，大年初一有很多亲戚将到岳母家来，其中有周媛的两个表姐夫，一个表妹夫。
我岳父兄妹三人，但他们的后代却是清一色的女儿。
除我之外，他们姐妹的老公都不错。
因为要准备初一的伙食，除夕这天很忙，周媛和她父母在厨房进进出出。我有几次想过去帮帮忙，岳父都示意让我自己休息。
我感觉我像一件多余的家具，不管摆放在哪里都不太合适，于是和儿子在客厅看电视——像客人一样。
岳母提议让周媛去给我买一套衣服，说都过年了，我身上的衣服还这么旧，还说新年新气象，图个好彩头。
我敏感地想到明天要来客人了，我这一身旧衣服会杀风景。
我承认我很敏感，自从我的处境衰落以后，我就变得非常敏感了，常常把别人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这大约是落魄者的通病。
周媛给了我300块钱，让我自个儿去买。
我拿着钱，牵着儿子的手上了街，想象着明天热闹的情景。
我可以包装得人模狗样，但如果有人问起我的事业，我该怎么回答呢？
大家都是有事业的人，而我，却是太阳下那片最明显的阴影。
街上挂满了灯笼和彩灯，一派节日的景象，但我却一片萧瑟。
在一个卖烟花爆竹的摊点，儿子赖着不肯走，我由着儿子的性子，给他买了120块钱的烟花。
没有买衣服，我牵着儿子的小手回到了家。在进门的时候，我把手机举在耳边，假装大声地通着电话。
我把剩下的钱还给周媛，说我有一个重要的朋友从上海过来，要和我谈合伙做生意的事情，我得马上走。
岳父岳母没有做声，他们肯定知道我是不愿意见那些亲戚——感谢他们没有戳破我的谎言。
周媛把剩下的那一百多块钱重又塞到我手里，我转身出了门。
儿子的哭闹声从门缝里传出来，我轻轻地嘘了口气。
2006年2月3日 正月初六 星期五 阴
春节那几天我是在弟弟的出租房内度过的，弟弟回老家去了。弟弟走之前，我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要把我们的窘境告诉父母。
屋子里有米，有面，还有油。床边摇晃的写字台上，还有一台拼凑起来的没有机箱的电脑，弟弟平时用它看电视。
白天，我基本上是躺在床上看电视，饿了，下点儿面条吃；晚上，我会一个人在街上徘徊，看街上绚丽的烟花。偶尔，我会想象儿子放烟花的样子。儿子胆小，多半是周媛在放，儿子只是在旁边拍着手欢笑吧？
这样的春节，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呢？
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我对未来的思考。
我没想过怎么发财，我在想怎么生存。
春节只有几天，如果想生存下去，我最终得走出弟弟的出租房。
我在想，我混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是命运的安排吗？不是，肯定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
或者，在关键的时候我失误了。
我觉得我人生的分水岭是读了那个中专，这件事让我无法回头。
读中专之前，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淡，了无生气，但很真实。即便我混得不好，也没有人说什么，反正都是农村人，没啥混得好与不好的。
读书之后，一切都变了。
按惯例，读了书之后是应该混得好的，用一个成语来说，叫拾级 而上。
如果你没有拾级而上，你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目光：他读了这么多书，咋混成这样？
记得以前，我和同事们开玩笑说：“我有退路，我还可以回家 种田。”
的确是玩笑，因为我知道我回不去了。如果我读书后再回去种田，那肯定是特大新闻，我受得了，我的家人受不了。
所以，一旦有人认为你混得不错，你就必须得混好。
很多情况下，人真的不是为自己而活。
和民工比一比
2006年2月7日 正月初十 星期二 多云
春节一天一天地过完，我的惶恐一天一天地增加。
春节给了我一种平等的待遇，那就是大家都停止了前进的步伐，都在放任自己的慵懒。
春节过后，大家都会重新上路，我的路在哪里？
渣土运输我不能再干了，至少眼下不能再干了。随着我对渣土运输的深入了解，我知道这碗饭不好吃。
尽管我拉到过业务，但我不能用偶然事件来预测成功的必然性。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没有能力支撑到下一个工地业务的来临。
我没钱，连借钱的地方都没有，以前还可以勉强依靠一下弟弟和周媛。现在不行了，一是他们没钱；二是即便他们有钱，我也开不 了口。
另外，病后我的身体也不太好，总是感觉力不从心。
没钱，身体还不好，并且连挣钱的方向都没有，我对生活绝望了。我的心情很灰暗，但我得活下去，为自己，为我的家人，也为一个男人的名分。
怎样才能活下去呢？去当民工。
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假如，我的那些善良的乡邻知道了我在当民工，会怎样看我？
但很快我就释然了。除了当民工，似乎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活着才是硬道理。
以前，我会觉得自己和民工不是一路人：我是读过书的人，民工是大老粗，我不屑，也不能与他们为伍。
但是，民工有饭吃，有衣穿，脸上有笑容，心里有安宁，这些我有吗？没有，所以我连民工都不如。
本来就已经比不上民工了，还有什么怕当民工的？
所以，我决定去当一名民工。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很平静，就像一只气球，我已预见到它将被吹破，现在，它终于破了。
想想很好笑，三年前，我还在上市公司上班，人模人样地拿着不菲的薪水；三年后，我一贫如洗，决定去当一个民工。
这就是人生，波峰浪谷，汹涌澎湃，没有一马平川。
我原来一直在小城市打工，后来听说C市比较大，机会多，我才单枪匹马来到C市。
我清楚地记得我刚到C市的情景。我像个乡巴佬一样提着简单的行李，在街头茫然四顾。最终花十块钱在一个旅社住了下来，然后就开始了我在C市的寻梦之旅。
初到C市，不知如何立足，加上身上没啥钱，我对工作没有任何的挑剔，只要有个工作就行，所以我在第三天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电子企业做销售。
这是一家专门销售摩托车电子配件的公司，总共只有十来个人，其中六个人做销售，主要是到摩托车配件市场联系业务，让那些摩配门市到我们这里拿货。
公司给我们几个销售人员规定了销售任务，如果能够完成，会有一定的提成。
我刚进入公司就感受到了公司的矛盾，主要是几名老员工对老板的意见很大。他们说老板朝令夕改，反正就一个目的，让你拿不了几个钱。
因为我刚到公司，对这个行业也不熟悉，本着好好干活混口饭吃的目的，专心于我的本职工作，即便是节假日，我考虑的也是工作方面的事情。
这并非我特别敬业，而是我对C市不熟悉，除了工作，我找不到更多的方式来打发时间。而对于提成等涉及收入方面的事情，我不是不关心，而是我认为既然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上，那就只能按别人的规则来执行。抱怨有什么用呢？只能增加心理负担。
我在这家公司干了三个月，虽然业绩并不突出，但因为积极肯干，仍然获得了老板的信任。不久，老板主动给我加了工资，并任命我为销售部经理。
我有些受宠若惊，我只是来混口饭吃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获得了老板的赏识。
看来，一个人最强大的地方不在于能力，而在于没有要求。当你不挑剔，没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就是你的才华展现得最潇洒的时候。
销售部经理实质上还是一名销售员，但因为有了这个称号，我干工作更加卖力，老板也更加信任我，逢人便夸我是他的得力干将。渐渐地，我在业内有了一定的名气，有好几家大公司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加盟他们公司。
我没有走，虽然我没挣到什么钱，但老板对我不薄，时不时地充当我的宣传员，我很感谢他。
但我还是走了。广州的一个公司要在C市成立办事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负责人，在老板的推荐下，我成了这家公司的驻C市办事处主任。
老板推荐我到这家公司是有原因的。因为这家公司是老板的供应商，他希望我当这个办事处主任能给他带来方便。
办事处一共五个人，主要做产品的渠道建设，合同签订后由公司直接发货。所以办事处的职能实际上还是销售。
这是一份值得珍惜的美差。
我仍然秉承我在原来那个公司的做事风格：尽力，尽职。
在办事处，我接触了很多大的摩托车成车厂，也接触了很多大 老板。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大老板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谦和，不摆架子，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相反，好些管理人员却喜欢摆谱，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好像离开他地球就不能转了。
如果觉得别人都不错，那他本人也一定混得不错；如果觉得别人都不行，那他本人也肯定混得不行。在和这些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似乎发现了这个规律。
在我担任办事处主任近一年后，我们公司被同行业的一个上市公司收购了。收购消息刚传出的时候，我们办事处的人都很忐忑，既充满期待，又害怕被淘汰。
我也一样，但我还是要求办事处的员工继续做好每一天的工作。我说，也许我们都会被新公司辞退，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懈怠的理由，好好干，接受新公司的挑选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这话听起来像套话，但你不能否认这个道理。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陆续接到新公司各分管部门的电话，有人事部的，也有业务部的，似乎有填不完的表格。我总是尽力配合，尽力表现。
其间，我到新公司去开了一次会，向公司分管副总汇报了办事处的工作。我没有刻意表现自己的能力，在这些老江湖面前，表现能力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你只需要就事论事就行了。
有两个员工找好了新的去处，辞职而去。我也在留意一些招聘信息，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个办事处不会存在太久。
我曾想过回到原来的老板那里去，我和他的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假如我要回去的话，我想他不会拒绝。但我不想回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都希望越混越好，而不愿意又回到起点。
一个月后，我接到通知，我们办事处要和上市公司在C市的分公司合并，令人意外的是，公司领导竟然宣布由我出任分公司总经理。
像我这种文凭不高的人，能够一跃成为上市公司的中层干部，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开始有些飘飘然了，并深信自己的能力不差。
就任分公司总经理后，我感觉自己的权力更大了，我性格中轻率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很多不应该由我表态的事情，我也自以为是地表了态。这样的表态多了，便渐渐地力不从心。
有一次，一个经销商找我报销广告费，一共三万多元。我平时很信任这个经销商，就按他报的数字给报销了。后来总公司派人来审计的时候，查出了这笔广告费有问题，我立即陷入了困境。
公司已经不太信任我了，专门派人来审计我的所有支出。
我的确没法保证我的每一笔开支都合情合理，但我问心无愧。审计结束后，我被告知没有什么大问题，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但我仍然被辞退了，理由居然还是涉嫌虚报支出。
也难怪，像我这样的小中专生，在公司又没背景，因为偶然的机遇获得了这样的职务，本来应该如履薄冰，小心做好每一件事情，逐步获得公司的信任，但我没有把握住机会，成了杀给猴看的那只鸡。
被上市公司辞退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光环和荣誉在瞬间消退，从此我步入低谷。
三年后的今天，我仿佛又回到了刚到C市时的情景，没有朋友，没有要求，只想混口饭吃。
但我还能逐步翻身吗？
不知道，先干好民工再说。
从五块钱开始
2006年2月9日 正月十二 星期四 阴
今天，弟弟从老家回来了，带回来几块腊肉，紧挨后腿部分的，猪身上最好吃的肉。
母亲亲手腌制的腊肉吃起来很香。母亲总是想着儿子，把最好的东西给儿子。而我，带给了母亲什么?
我没有告诉弟弟我决定去建筑工地，没必要说。
我给周媛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的未来会好起来的，请她坚持，如果坚持不下去了，可以离婚。
我想，她看见我的不仅仅是贫穷，还有怯弱。
我开始急不可耐地出去寻找建筑工地。
我想找一个偏远一点儿的工地，为的是避免碰见熟人。
春节刚过完，建筑工地一般开工都比较晚，所以我并没有找到 活干。
我只能住在弟弟那里，晚上两兄弟挤在一个铺上。
2006年2月10日 正月十三 星期五 阴转多云
早上，我来到一个叫AT的建筑工地，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有些矮胖，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地上的“咚咚”声。
他咋呼着问我做啥子，我老实回答说来看工地开工没有，想来找点儿活干。
我被他当成了骗子，他说我不像民工。
我诚实地告诉他，我之前的确不是民工，但现在处境很差，想到工地混口饭吃。
他仍然不信，独自跑到工地门口张望着。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问我是否真的想挣钱。
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他让我跟他走。
我想他刚才可能是到工地门口去找搬运工了。因为刚过春节，很多农村来的搬运工都还没就位，找不到人，所以才让我帮忙。
工地上一般都有材料室。他把我带到那里，让我把一个纸箱搬到另外一栋楼的一个房间。
第一下我差点儿闪了腰，没想到纸箱如此沉重。
他在旁边笑着说：“这里面装的可是铁家伙。”透过纸箱的缝隙，我看见里面全是钢膨胀螺钉。
这一纸箱螺钉至少有七八十斤重，虽然只有百十米的距离，但我中途歇了好几次才搬到目的地。
事后，他给了我十块钱。
他说如果是普通的搬运工，他只会给五块钱。
也就是说，另外五块钱包含着一些其他方面的意思，也许是怜悯，也许是他觉得不好意思。
我退给他五块。
我只想做个普通的搬运工，挣一份普通的钱。
被人为地拔高，后果很严重。
我向他打听工地什么时候开工，请他帮我介绍一下工头，我说我什么都能干，不怕吃苦。
交谈中，我得知他姓陈，大家都叫他老陈。他是很朴实的一个人，工地的主体框架包工头的亲戚，负责材料这一块。
老陈说恐怕没有哪个工头会收我，因为我看起来很文雅，不像干活的料。
我很失望。原本，我以为当一名建筑工人很简单的，只要你愿意，谁都可以干。
现在我才明白，每一个群体都有它自己的轨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这个轨道的，尽管，看起来很简单。
他突然说：“你其实可以安装桥架，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大喜过望，想递一支烟表示感谢，见他抽的是十块钱一包的烟，就没有递。
他递烟给我抽，我推说不会。
我对桥架安装工充满了憧憬，尽管我确信那不是我终生的工作。
2006年2月11日 正月十四 星期六 晴
工地要农历正月十六才开工，没想到我今天就接到了老陈的电话。老陈要我给他帮个忙，到机电市场买30根L20的镀锌管送到工地去，给我20块钱一根，含我的力钱和运费。他走不开，工地现在又没几个人，便想到了我。
他说他以前买过，18.5元一根。
一根赚1.5元，30根可以赚45元。但他要我先垫钱，到了工地上再给我。
我说我没钱垫。老陈说你让卖管子的跟你一起到工地来收款。
这样我就到了机电市场，问了一下价格。厚度不同，价格也不一样，从十来块钱的到十七八块钱的都有。
我打电话问老陈到底要哪一种，老陈说一般的就行，不用太好。
我不放心，又让卖镀锌管的老板和老陈通了电话，确认了他要的型号，才让卖镀锌管的老板备货。
镀锌管谈定14元一根，一共420元。说好老板免费送货。
到了工地上，我给老陈说14块一根，我的力钱让他看着办。
老陈付了420元的货款，另外给了我50元的工钱。
其实，我完全可以和卖镀锌管的商量好，找老陈收600块钱，但我没有这样做，不是我品德高尚，而是我有求于老陈。
2006年2月15日 正月十八 星期一 晴
正月十六，在老陈的介绍下，我到AT工地做了一名桥架安装工人。我们安装桥架是分段承包，三个人一组，安装一米10块钱。理论上一个组一天可以安装50米，但实际上一天只能安装30米的样子，因为像转角的那些地方是很费时间的。
这么算下来，一个人一个月不就可以挣三千多块吗？不是的，有时得等材料，不是每天都有活干。
和我一个组的是老刘和小张，开始他们不愿意和我一组，说我不是干活的料。我向他们承诺，可以把最累的活给我干，他们才愿意。
最累的活是打眼，用电锤在墙上打眼。
电锤拿在手里就像一把冲锋枪，一摁开关，钻头就“呜呜”响。
看起来很好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桥架是吊装，电锤得举过头顶。一个眼还没打完，我的手已经酸得像不是自己的了。
还有灰尘也不断往眼睛里钻。
但我得咬牙坚持，我承诺过我干最累的活。
我打一个眼，然后狠狠地甩一甩手，又接着打第二个。第一天，我打了近百个眼，双臂已经痛得抬不起来了。
那晚，我没有回弟弟那里，就挤在老刘他们的工棚里。
那一夜，我睡得特别香。
我能挣钱了
2006年3月14日 星期二 晴
自从干上桥架安装后，我就很少回弟弟那里了。我对弟弟说我在外面做事，至于做什么，我没跟弟弟说。
工地有时没材料，闲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找老陈摆龙门阵。老陈说我现在真的像个民工了。
有时，老陈忙不过来的时候，会让我去帮他买点材料，钉子、水泥、铁锹，等等，很杂。
大多数时候，我会如实跟老陈说花了多少钱，有时我也会报假账，挣个顺手钱。
帮忙帮多了，我发现老陈对材料的价格并不完全清楚，都只晓得一个大致的价格。也难怪，工地上杂七杂八的材料那么多，老陈又不是电脑。
但他常自吹他对材料的价格非常熟悉。
现在我和老陈已经很熟络了，我会笑着向老陈要烟抽。老陈总是整盒烟都扔给我，让我自取。我取一支，然后又扔回去。
做着事，日子就过得快。
一个月就这么过去了，我结了一千六百多块工钱。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能挣钱了，能养活自己了！
这是我从上市公司离职后挣的第一笔工资，虽然我搞渣土运输也挣过两千多块钱，但现在这个钱感觉更踏实。
我和老刘、小张保持着良好的团队合作，所以我开口找他们借钱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凑足了4000块钱，我想回趟“家”。
我要把这4000块钱交给我的岳母。不知道那保费最后是怎么处理的，不知道她的卖保险的朋友有没有在背后议论过她。
我得看看周媛，也许她已经决定和我离婚。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儿子了，他想我吗？
我在工地洗了个澡，找老刘借了一件干净衣服（他身材和我差不多）。在工地旁边临时搭建的一个破烂的小卖部里，我给儿子买了盒4块钱的优酸乳，用塑料口袋提着。
我顺便照了一下镜子，与以前相比没啥变化，只是皮肤稍微粗糙了些。
回家的时候是晚上，我估摸着岳母他们吃完饭才回去。
我推开门，迎过来的是诧异的目光。儿子跑过来，亲热地叫着爸爸，随后高兴地喝着优酸乳。
周媛默默地看着我，无话可说。
岳母接过我递过去的钱，说给多了，要找给我。我没接。
我们尴尬地在沙发上坐了一阵，岳父起身到书房去了。自从退休后，他就喜欢上了电脑，没事就在电脑上捣鼓一些东西。
岳母要把儿子带到楼下去玩，儿子不干，她只好独自下楼了。
我和周媛就这样坐着，谁也不开口。儿子在我们之间晃来晃去，笑着闹着，一家人看起来似乎很和谐。
周媛始终沉默着，我也无从开口。
我说什么呢？我该告诉她我在建筑工地当民工？
按照常规，城市女孩嫁的老公不应该是当建筑民工的，再不济也得是个白领啊。
但我确实是个民工。
终于，我开口对周媛说，希望她能给我一点儿时间，我的境况会好起来的。
还是沉默。
良久，我站起身，抱着儿子亲了一下，拉开了门。
遇见一个上了大学没脸回家的人
2006年3月20日 星期一 晴
从家里回来后，我又回到建筑工地，继续我的安装工生活。
白天蓬头垢面，晚上鼾声如雷。
我已完全融入工地的生活，不论形象还是语言，都与民工一般无二。并且，我早已不用通过专门干重体力活来表现自己了，重活都是轮流干。
平时没事，大家就在一起摆龙门阵，天马行空，无所顾忌。
我与老刘和小张已经相处得很不错了。他们曾多次问我过去是干什么的，我都说我过去在外地打工。他们又追问我在外地打工时干什么工种，我想了一下，说是干仓库保管工作。
老刘说：“那是好工作，不会日晒雨淋的，难怪长得比我们白 一些。”
小张取笑老刘说：“你别自卑啊，你也有白的地方啊，屁股不就白嘛。”
老刘就瞪着小张骂，说：“你小子敢拿我开涮？哪天晚上去搞你老娘。”
我有些假正经，很少和他们开玩笑，只是在他们说荤笑话的时候在旁边乐。
那是一次工余，我们仨在外面买了两斤老白干，就着一碟花生米喝酒。喝到微醉的时候，老刘问小张：“耍朋友没有？”
小张说：“没有。”
老刘一本正经地说：“是不是你那方面功能不行啊？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别看是体力活，现在我还干得下来。”
小张就哈哈地笑，说：“老刘，你那熊样也就嘴巴说说还行，这些事还得我们年轻人来。”
小张欺负老刘认不了多少字，拿起石块在地上写了“卧室无柜”四个字，问老刘道：“这几个字怎么念？”
老刘说：“别看我是文盲，这几个字还是认识的。”
于是老刘要大声念出来。我不忍心老刘被涮，悄悄在老刘耳边说了意思，老刘笑着破口大骂，句句直达生殖器。
工地生活就是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过后，总是需要一些粗鲁来放纵一下。
不粗鲁不是汉子。
偶尔，我们也在一起打打牌，在争执中消磨时光。
我们都在工地吃伙食，由于我们的体力消耗比较大，而工地食堂的米糙，肉食也不多，我们总感觉吃不饱。所以在大家都空闲的时候，会到一个紧邻工地宿舍的小餐馆去“打平伙”。“打平伙”这个词我很小就听说过了，实际上就是AA制的意思，不过现代人都愿意说AA制，不愿意说“打平伙”，其实两者是一样的意思。“打平伙”的语意比AA制丰富得多，它还包含着联络感情的意思。
今天晚上，我们又到那个餐馆去“打平伙”，点了一份腊排骨，吃到后来，还剩一根排骨在盘子里。我很想把它“咪西”了，但碍于只剩一根了，便不动筷子。在我鼓足勇气想把它收为己有的时候，突然餐馆的灯闪了一下，熄灭了。工地的供电就是这样，时不时停电，但似乎只过了几秒钟的时间，又突然来电了。在灯亮的那一瞬间，我看见老刘和小张的两双筷子都在夹那排骨。我不由得笑了。老刘和小张有些不好意思，还是老刘老到，嘿嘿一笑，说：“我正准备帮你夹过去，没想到你自己动手嗦。”
这就是我的工地生活，有点苦，有点累，但很充实。有时居然还有点简单的快乐。
2006年3月26日 星期日 晴
昨天晚上，我被一阵忧伤的口琴声惊醒。
或许因为自己的处境，我对忧伤的东西总是很敏感，这太容易激发我的共鸣。我顿时睡意全无，在口琴声中遐想起来。
曾经，我也爱吹口琴。记得读初中的时候，班上一个同学有一只口琴，那几乎是班上唯一的音乐器材。大家都争着借来吹，一个同学刚从嘴边拿下来，另一个同学马上就抢过去了，全然不顾人家的口水还沾在琴身上。
我就是在这种半借半抢的气氛中，学会了吹口琴。记得有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和一个同学借了口琴来到学校外的油菜花地里，躲在油菜花深处，一人一曲吹起来。音符在菜花地里流淌，青春在菜花地里燃烧。
这是一种惬意的记忆，屈指数来，已经过去快20年了。
在这样寂寞的夜里，工棚的鼾声此起彼伏，梦呓和磨牙声交替出现，一切了无生趣。只有琴声，带给了我美好的遐思。
我披衣起床，步出工棚，循着琴声走去。在工地门口的马路边，一个黑影坐在一个小土堆上，轻轻地吹着一首怀乡曲：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么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
我的眼睛慢慢地湿润了。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工地上当民工，他们会做何感想呢？
琴声慢慢停下来时，我看见那影子一抖一抖的，似乎在哭泣。
我走过去，轻轻地问：“这么晚了，你为什么不回家？”
影子似乎吃了一惊，转过身来。借着远处昏暗的路灯光，我看见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一缕头发搭在脸上，乍一看，像电影里的鬼影 一样。
女子别过头，把头埋在膝盖上，一声不响。
“夜深人静，你一个单身女子，难道就不怕坏人吗？”我又问。
“怕什么！我还担心遇不到呢。”女子没好气地回答。
我想她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了，不然不会说出这种话来。
我说：“妹子，你不要说气话，问题不是说气话就可以解决的。”
女子不做声，呆呆地坐在那里。
随后我不论问她什么，她都不理不睬。
我准备离开了。我想她大约是和男朋友吵架了，然后借琴抒情，对这些儿女情事，我无意掺和。
我说：“我走了，你自己当心些。”
那女子突然叫我：“大哥，陪我说说话好吗？”
我说：“好啊，大哥被你的琴声惊醒，睡意全无，乐得有人和我说话。”
我慢慢蹲下身子，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燃，等她开口。
女子说她叫小玉，去年七月从C市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一直没找到工作。昨天早上，她住的出租房的房东来找她收房租。她已经欠了三个月房租了，但她实在没钱给，房东就把她赶了出来，还把她的毕业证扣下了，说不把房租补齐，就不把毕业证还给她。她今天出门四处借钱，没有借到，不知该怎么办了，便坐在这里打发时间。
我说：“你的那些同学呢？可以找同学们想想办法啊。”
小玉说：“班上好多同学都没找到工作。有的回老家去了，有条件稍微好点儿的，我都找他们借过钱了，到现在都还没还，已经不好意思再借了。”
我说：“那你坐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啊，要不到你同学那里去挤一挤，也强似待在这里啊。”
小玉叹了口气，说：“同学有同学的难处，再说，我也不想去麻烦他们。”
我说：“要不回老家？好歹还可以混口饭吃呢。”
小玉说：“本来不想回去，但现在看来，可能真的只能回家了。唉，这大学啊，不如不读。”
我劝她：“不要这么灰心，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挺过去了，一定会有美好的明天。”
小玉沉默不语，低头摆弄着手里的口琴，说：“这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了。”
我摸了摸兜儿，兜儿里只有三块钱，我说：“你先等等，我马上就来。”
我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工棚，摇醒老刘，问他身上有多少钱。
老刘睡眼惺忪，问道：“你要钱干什么？是不是去找马子？”
我说：“别管这么多，先给我拿点儿钱。”
老刘摸索着递了50块钱给我。我来到小玉身边，对她说：“这是50块钱，对面不远有一个小旅馆，你去住一晚，先对付过今晚再说。”
小玉迟疑了一下，还是接过了钱。
我突然想起我们平常“打平伙”的那个小餐馆似乎要招一个服务员，便问小玉愿不愿意去。
我其实只是随便这么一说。我想小玉堂堂大学生，再落魄也不会愿意到餐馆去打工，更何况还是一个工地的小餐馆。
没想到小玉同意了。她说读了这么多年书，没脸回家，只要能混口饭吃，干什么都愿意。
这样的想法，与我当初决定到工地当民工时的心态何其相似啊。
我应该有个像样的事业
2006年3月28日 星期二 多云
小玉到餐馆上班了，工资是450块钱一个月，包吃，晚上就住在餐馆里。待餐馆打烊后，用几张板凳拼一下，上面搁几块木板，铺上被子凑合着睡。
我跟工友们说小玉是我亲戚，请大家多关照，不许欺负她。
小玉叮嘱我，叫我不要说她是大学生。她说一个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工，她脸上挂不住。
我理解她，大学教给了她知识，也教会了她虚荣。
小玉开始对我存有一种报恩的心态，总觉得欠了我很大的人情。我告诉她，我也曾这么困难过，在我困难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人帮帮我，哪怕只是一声安慰也是好的，所以用不着对我客气。
只是我没有告诉她，我现在依然困难着。
2006年4月10日 星期一 晴
小玉说，我和其他民工不一样。她说我身上有一种忧郁的气质，像个有点儿文化的人。
我就淡淡地笑，心里却有些温暖，似乎有一种被读懂的感觉。
说实话，虽然我学历不高，但勉强可以算个读书人。在工地，和这些粗放的民工在一起，我觉得我是孤独的。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挣钱，然后寄回家。攒得多了，把老家的房子翻修一下，或者添置一两件像样的电器。
我的想法不一样，我知道当民工是权宜之计，我应该有一个像样的事业。但是，我的事业在哪里？假如不当民工了，我能干什么？
这是一种挣扎的状态，既不甘心，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所以我常常羡慕老刘他们，有活就干，有酒就喝，啥来了就迎接啥，爽爽快快。
这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可是我无法融入，只能旁观，或者欣赏。
2006年4月28日 星期五 晴
小玉到餐馆上班后，我有时会去找她说说话。或许她的心情和我有太多的类似，所以我们之间很谈得来。
小玉叫我大哥，我也把她当自家妹子一样看待。
有时，我会把她的口琴借来吹，排遣一下内心的寂寞。
前天，我问她：“口琴多少钱买的？”她说：“是一个高中同学送的。”我开玩笑说：“男同学吧？”小玉就不好意思地笑。
我说：“难怪房东赶你出来时，你什么都不带，单单带了这只口琴，原来是定情物嗦。你这么困难，怎么不去找你那男同学一起想想办法？”
小玉说：“他还在读书，在上海，今年才大四。”
我点点头，说：“你看看，那天晚上你说什么气话来着？假如叫你那男同学得知了，不气死才怪？”
小玉说：“有时候我真这么想过，把自己卖了，换点儿钱回报 父母。”
我说：“别说傻话！好好干活，好好挣钱，好好生活。”
今天，到了小玉发工资的时间，她把我给她的50块钱还给了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不是我在意这50块钱，而是我不想增加她的心理负担。
不欠人情，就没有负担。
有现货的就是我“表哥”
2006年5月8日 星期一 晴
AT工地有几个施工单位同时施工，每个施工单位都有老陈这样的角色。每逢有空，我就会和他们聊天，渐渐地大家都混熟了。
我发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自以为什么都很懂。其实很多东西他们都是一知半解，比如材料价格，有部分材料的价格我了解的都要比他们的低。
他们并不专业，只是，他们大都与施工单位的包工头有些关系，才被安排做这份工作。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
我蠢蠢欲动，因为我看到了市场价格和工地价格之间的差别。
我说了我本来是一个农民，天生就有一些小农意识。当我看到鼻子尖上的利益的时候，原谅我动了一点儿心思。
但我不敢轻举妄动，三年多来，我受够了没有收入的滋味。虽然我仅仅是个民工，但我仍然很珍惜这份工作。要知道，这工作还是在老陈的介绍下才得到的。
所以我还得老老实实地做我的安装工，我不想失去生存的机会。况且，我还欠着老刘和小张的钱。
但是，我知道我总会抓住某个合适的机会的。
2006年5月11日 星期四 晴
前几天，我们在工地闲了三天了，材料一直没到。听老陈说，厂家生产忙不过来，至少还要等十天才发得出货。
老刘和小张在抱怨这个月挣不了几个钱了，我却打起了主意。
我对老陈说我有一个远房表哥以前在开桥架厂，看他那儿有没有货。我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皮都不眨一下。
老陈说这种大的材料他做不了主，要由董总决定。
董总就是我们这个施工单位的包工头，瘦瘦的，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据说是学建筑专业出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