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着有又说：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着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他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竟至呕血而死，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
李宗吾还言简意赅地对《厚黑学》进行了总结：“厚黑学这种学问，法子很简单，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刘邦司马懿把它学完了，就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各得一偏，也能称孤道寡，割据争雄；韩信、范增，也是各得一偏，不幸生不逢时，偏偏与厚黑兼全的刘邦并世而生，以致同归失败。但是他们在生的时候，凭其一得之长，博取王侯将相，烜赫一时，身死之后，史传中也占了一席之地，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大家都津津乐道，可见厚黑学终不负人。”
第二，对于中国几千年专制制度下虚伪的封建伦理和圣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在《厚黑学》中，李宗吾对于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伦理和圣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把封建专制统治者给历史糊上的仁义道德一把撕了个干干净净，不但如此，还把批判的利剑直指向“尧舜禹汤”等“圣贤”，声称圣人乃是厚黑徒的最高境界，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进入“无声无嗅，无形无色”之境界。他指出：“君主箝制人民的行动，圣人箝制人民的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的“圣人”的实质是什么呢？“圣人也，厚黑也，二而一，一而二也。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与大盗的真相，庄子是看清楚了的。”他主张打破箝制人民思想的这种权威，绝不能有丝毫的客气。
第三，《厚黑学》明确主张思想独立。李宗吾说，儒家高谈仁义，而“仁”其实与“厚”相近，“义”其实与“黑”相近，他与孔子“两自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中国所以纷乱不已，就是因为孔子家奴以及家奴之家奴的作用。李宗吾写道：“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并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并坐一排，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子、达尔文高踞于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于孔子、达尔文之上。人的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出来。”对于传统文化遗产，他提出要以古为敌，勇于怀疑；以古为友，相互切磋；以古为徒，大胆批评。
笔者认为，李宗吾发表《厚黑学》是在民国初年，1912年前后，比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要早。我们都知道，在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全国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迅速成为了一阵势不可挡的狂飙，“打倒孔家店”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这方面，李宗吾无疑是先知先觉的先行者。
第四，深刻揭示出了专制制度下的人性之本质。许多人以为《厚黑学》是专门研究帝王将相发家以及统治天下之奥秘的，其实不然，此书有着更广阔的视野。李宗吾在书中指出，“厚黑”之术未必为帝王所专习，它是“国粹中的国粹，根本上的根本”。“厚黑”作为文化的“根本”，所见形态千差万别，实质则皆归为一。“老子见之，名之曰道德；孔子见之，名之曰仁义；孙子见之，名之为庙算；韩非见之，名之曰法术。”虽然名义纷杂，其基本的原则，其实共通。“厚黑”之术对历史影响之长久，于文化植根之深入，使得民族心理形成了深深的印痕。《厚黑学》中说，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下去，“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自古迄今，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这种黑幕，只许彼此心相喻，不许揭穿了，揭穿了，就要受社会的制裁，这也是一种公例”。
第五，直面当时的政治前景，指出其症结所在。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作者当时所处的民国的政治前景，《厚黑学》中也表示出鲜明的态度：“民主国人民是皇帝，无奈我国四万万人，不想当英明的皇帝，大家都以阿斗自居。”“有阿斗就有黄皓，诸葛亮千载不一出，且必三顾而后出。黄皓遍地皆是，不请自来。我国之所以濒于危亡者，正由全国人以阿斗自居所致。”
有人批评李宗吾的观点过于偏激。李宗吾回答道：“诚然，唯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其药也。药中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有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
《厚黑学》中的观点都可谓别树一帜，在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僭越性。林语堂、梁实秋、柏杨、李敖、南怀瑾、张默生、李石锋等学问大家对李宗吾和他的《厚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柏杨对李宗吾推崇备至，写书《厚黑教主传》，对其高度评价。柏杨在《李宗吾之学》一文中还提到这样两个有趣的段子：其一，他（指李宗吾）曰：“大凡行使厚黑之时，表面上一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凡是我的学生，一定要懂得这个法子，假如有人问你：‘认识李宗吾否？’你就要板出最庄严的面孔，说道：‘这个人坏极了，他是讲厚黑学的，我不认识他。’……”其二，有一个道貌岸然之官，闻李宗吾先生提倡厚黑学而义愤填膺，写了本《薄白学》，在成都报上发表，痛斥李宗吾先生狼心狗肺，贻害苍生。结果，该官因贪污渎职，奸淫扰民，被处死刑，其尊头悬挂于少城公园，以观其薄白学之风行于世。现在一些著名高校在研究生课程里开辟有“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到李宗吾的《厚黑学》”的专论，充分体现了《厚黑学》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3节：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1)
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所以和许多国民党元老级的要人们都认识。但他最敬重的是大才子于右任先生，不仅在青年时代受其影响，并与之有过谈诗论词等多次交往，晚年时还和秘书田家英索要“已存”的于右任草书。
于右任早年曾主编过思想激进的《民立报》，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喜欢阅读此报，当时就知道了于右任的大名，对其很仰慕。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和他如此谈论《民立报》及其主编于右任。
毛泽东写的那篇文章就是《打倒清王朝》。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从此，毛泽东把知识的触角从文化领域转入到政治领域，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了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人生！这与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有着不小的关系。
于右任，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生于1879年，清代举人出身。于右任自小受师长启迪，民族思想日益增长，立志反清救国，因而自称“右衽”，“衽”即衣襟，“任”由“衽”的谐音而来，中原地区的人往往以“左衽”为受异族统治的代词，而于右任为自己起的字“右衽”就是和“左衽”反其道而行之。于右任三十多岁时就黑髯飘胸，其后文化界同仁多有“髯翁”、“右老”之称，民间亦称曰“于胡子”。慈禧逃到西安后，于右任冒着违抗清廷留长发辫的危险，请伙伴给自己照一幅散发照，于右任即兴吟出一副对联写出贴在身后做背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
于右任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后，出任交通部长。1927年以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军事委员会常委、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
于右任早年虽曾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袁，应该算行伍中人，但以其气质而言，仍是一义士文人。他的旧体诗词苍凉慷慨，声誉极高；他的书法更是驰誉海内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书法界便有“北于南郑”之称，“北于”即于右任，“南郑”则是郑孝胥（福建闽侯县人）。
于右任精通各种书体，其草书更是冠绝现当代，无人可与之比肩，有“当代草圣”之称。他的草书，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海峡两岸同胞，都视“于草”为瑰宝，能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
毛泽东最早见到于右任，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自然少不了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共事。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4节：毛泽东最敬重的国民党大才子(2)
从现存史料看，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于右任在上海工作时，也曾与毛泽东有过不少的接触。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于右任曾在一起畅谈诗词。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8月30日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正好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时隔多年以后，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
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
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该词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尤为赞赏，认为是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之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曾赋《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如果说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二人的学问之博，真令人不得不叹服。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试图抢夺钱财与人才逃往台湾。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对文化名人的去留极为关注，其中就有于右任老先生。
1949年初，国共再度和谈，周恩来对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和谈一破裂，解放军就过江占领南京，你设法找到于老，叫他留在南京。届时派专机接他北上参加新政协，共商国是。”
屈武一口应诺。然而，屈武刚要把周恩来的话转告于右任时，于右任已被何应钦派人接到上海去了。
于右任到了上海后，国民党已兵败如山倒了。一次夜深人静时，其夫人沈氏问于右任：“上海要解放，怎么办？”
于右任安慰道：“不要怕，上海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会保护我们的。”
但此话说过不久，蒋介石便派人把他接往香港，随后转往台湾。去台后，于右任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于右任虽然到了台湾，但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极感兴趣。1958年10月16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
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时，是只身去的，其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于右任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十二天后，他又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的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于右任在台湾去世，终年八十六岁。于右任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玉山主峰有其雕塑。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5节：首位华人大亨竟是报业巨子
首位华人大亨竟是报业巨子
“大亨”一词最早出现于清末的大上海，专指称霸一方的帮会头目或达官巨富。然而，这个听起来威风凛凛的词，并不是中国的“土产”，而是舶来品。它的来历颇为有趣。
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亨生发明了一种在车后驾驶的双轮小马车，就以自己的名字将此马车命名为“亨生”，“亨生”几经改良，成为豪华私人马车。随着上海的开埠，亨生豪华私人马车于1880年后进入上海，被称为“亨斯美马车”。根据1900年的统计，当时整个上海拥有“亨斯美马车”者不足十人，而且全部是工部局董事或外商大班。华人中第一个拥有“亨斯美”的人是《申报》老板史量才，还是花费了数十万两之高价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来的。于是上海人就将拥有这种马车的人称为大亨。后来引申开来又把称雄一方者叫做大亨，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申报》是中国报业史上创刊时间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期数最多的报纸，它于1872年4月30日由英籍人美查等合办，在上海汉口路正式创刊，到1949年5月26日停刊，共历时七十七年零六十二天，除中途停刊外，共出版两千五百五十九号。
《申报》面世，遂冲破《邸报》、《产京报》、《政治公报》的樊篱，开始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采访与记载，目光投向社会市井，成为“中国第一张现代意义的报纸”。自此之后，外国人在上海创办的《沪报》、《新闻报》等接踵而来，“于是新闻业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业”。《申报》在对我近代新闻事业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对近代文学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时至今日，走在上海街头，还能听到不少上海老人把“买张报纸看看”叫成“买张申报看看”。《申报》已经停刊半个多世纪了，哪里还有《申报》可买？一打听才明白，那是叫惯了，习惯使然。是谁叫响了《申报》这块金字招牌，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影响？他就是一代报王史量才。
史量才，这位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是20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之一，史量才继承了老《申报》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初在一批文化人的协助下，努力开创中国现代商业大报的传统。该报在全国二十九个城市设立分馆，增加各地通信；改革副刊《自由谈》和其他内容，从文艺到医疗，适应各类读者的需要；出版系列书刊，从月刊、年鉴到地图，品种多样；兴办社会文化事业，如流动图书馆、新闻函授学校、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服务部等。这使得申报馆成为一个以报纸为中心的文化群体。
史量才主持申报后，外扩报馆，内引英才。当时名噪一时的黎烈文、邵飘萍等，都曾被罗致在他的门下。申报的“笔阵”中，共产党员有胡风、艾思奇等七八人之多，其他的知名人士还有陶行知、邹韬奋等。《申报自由谈》更是开一代杂文之先河，其刊发的鲁迅杂文是著名的“匕首和投枪”。30年代的一场激烈的文艺论争，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史量才先生主张言论自由，关心民众疾苦；《申报》鞭挞社会、针砭时弊，深深触犯了最高当局。《申报》鼓吹民主，批评政府，惹怒蒋介石。1932年，蒋介石发动对江西红军的围剿，《申报》连发三篇社论，三论《剿匪与造匪》。蒋介石恼羞成怒，曾严令“禁止申报邮递”。
作为心忧天下的爱国报业大亨，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他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国格、报格、人格。由于思想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威逼利诱无效，使得史量才招来了杀身之祸。终于，在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从杭州西湖“秋水山庄”归沪途中，在浙江海宁翁家埠，被戴笠手下的特务枪杀，终年五十四岁，一代报业大王就这样魂归尘土，可悲复可叹。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6节：谁是黄埔军校的首个共产党人
谁是黄埔军校的首个共产党人
研究中国现代史时，张申府绝对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重量级人物。尽管历史几乎将他遗忘，以至于现在的许多人对他很陌生。
1917年毕业于北大的张申府，与毛泽东同年出生(1893)，并曾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共事，当时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张申府后来在回忆中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新中国建立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张申府在北大时担任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杂志之一《新青年》的编委，早期革命家郑超麟先生曾经回忆说，自己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程度是因为看了张申府先生在《新青年》的文章。
1918年冬，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三人联手创办了新文学运动的旗帜之一的《每周评论》，由张申府负责编辑，当时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张申府在当时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在其二十五岁时，就成为了闻名遐迩的罗素专家。“罗素”二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张申府之手。罗素曾在给一位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筹备建党，为了确定组织名称，在上海的陈独秀在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指张申府）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建党之初时张申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他与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创始人，张国焘是由他介绍才进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
张申府还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他又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2月，刚从欧洲归来的张申府来到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州，因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荐，加上当时广州的留学生很少，改组后的国民党迫切需要人才，张申府受到廖仲恺等人格外热情的欢迎。时值国民党筹办黄埔军校，参与筹建军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的人会讲英语、德语。通晓英语、德语的张申府很快成为校长蒋介石的翻译，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中共在黄埔军校中的第一人。
当时的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他离开时张申府多次任政治部代主任，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叫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张申府开出一张十五人的名单，第一个就是周恩来，张还为周解决了从欧洲回来的经费，用一手之力将周推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也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
1924年6月下旬，张申府因与蒋介石难于共事，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时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提出退党。
退党之后，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所教的都是罗素哲学或逻辑。当时的哲学界：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的胡适，柏格森生命哲学主要介绍者是留德的张君劢，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美留德的贺麟，罗素新实在论哲学的主要介绍者是留法的张申府。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还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三位教授。几人颇相契合（冯友兰的堂妹后来还嫁给张申府的弟弟张岱年）。几位大师级的教授齐聚哲学系，并称“四大金刚”，其阵容豪华，空前绝后，颇为壮观。
张申府还第一个发掘了钱钟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当年，钱钟书不过是二十出头在校学生，后来钱钟书和张岱年先生都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足见张申府在识人方面的先见之明。
1935年冬，张申府与刘清扬、姚克广（姚依林）、孙荪荃（时任女一中校长，张申府当时的情人，后来嫁给了另一位传奇人物中共的创党元老谭平山）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学潮，张申府是游行总指挥之一。当时的政府于1936年2月将张申府、刘清扬同时逮捕，将他们关在安定门内的陆军监狱。两个月后，才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出狱之后，张申府又讲了几个月的课，到暑假时，清华当局囿于当局压力把张申府解聘了。
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民盟的前身，救国会另几位主要领导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成立，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
张申府离开共产党之后还追随邓演达。为继续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与邓演达、章伯钧、黄琪翔共同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人称第三党。
1938年7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张申府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六人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张申府为参政员，与蒋介石矛盾日深，蒋有一次当面骂他，说他“反对政府”，“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并表示有人在防空洞里亲耳听到。
张申府气愤地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人，纯属无中生有。
张申府因为平白无故挨了蒋介石的一通骂，怒气难平，就提出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政治部长张治中听说后，跑来一再挽留，他才留下了。自然，参政员是无法再当下去了。
1948年，张申府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文章，给他带来了诸多的灾难。11月15日，在香港召开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十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赫然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一刀两断。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当了研究员，专心于文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在“文革”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直到1979年才获彻底平反。1986年张申府辞世，享年九十三岁。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7节：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民国武松”
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民国武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8日，一三二师中将师长赵登禹和他的老上级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佟麟阁在永定门外大红门一带的对日作战中，相继战死，壮烈殉国。
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登禹将军身高一米九，勇猛异常，冯玉祥在《公祭征文启》中说他“躯干修伟，负膂力，精技击”。赵登禹将军率领的二十九军大刀队所向披靡，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他还曾只身打死一只猛虎，被誉为“民国武松”。
赵登禹生于1899年5月16日，山东省菏泽县赵楼村人。赵登禹十三岁时拜本县武术高手朱凤军为师，后来精于拳术，善使大刀，能与十余人对阵，可举数百斤石磙。1914年十六岁时，听曾在冯玉祥部当过兵的乡亲说，冯玉祥参加过辛亥革命，带兵纪律严明，不扰百姓，遂与同村少年结伴，千里步行去陕西投奔冯军。当时冯军兵额已满，赵登禹被安排在佟麟阁任连长的连队里当了一名“只管饭，不发饷”的副兵。
冯玉祥带兵注重武功训练和文化学习。有武术功底又读过两年私塾的赵登禹不久即脱颖而出。两年后，冯玉祥在阅视操练时，一眼看中卓尔不群的赵登禹。那时赵登禹已长成身高一米九的大汉，脚蹬一尺二寸长的大鞋。冯玉祥将他叫出队列，问他会不会摔跤，敢不敢与自己比试。赵登禹连胜三跤，吓得同伴们怪他得罪了大官。不料第二天冯玉祥将赵登禹调到身边，当了“马弁”，即警卫员。
1921年，冯玉祥在陕西剿匪时，摆下了“鸿门宴”，要在酒席上擒拿当地匪首郭坚。不料尚未“摔杯为号”，伏兵竟挤倒了屏风，暴露了计谋。就在双方行将火并之际，赵登禹擒贼擒王，出手制伏了郭坚。因下手迅猛，拧断了郭坚的脖子。其膂力之大，技击之精，由此可见一斑。
1918年，冯玉祥驻军湖南常德时，郊外的德山有猛虎伤人。一次，赵登禹奉命送信，路遇猛虎，他竟像武松那样将猛虎打死。事后冯玉祥请城里的照相馆为赵登禹照了一张骑在虎背挥拳的照片。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在北平抗战牺牲后，7月31日冯玉祥在南京找出这张照片，题写了“民国七年(1918年)的打虎将军”，以为纪念。
1933年1月初，日军侵占山海关，热河吃紧，平津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布防，第三军团二十九军担任喜峰口至马兰峪方面的作战。3月10凌晨，以宋哲元为总指挥的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个旅赶到，赵登禹率队在喜峰口附近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他们手提大刀，杀声震天，几处高地失而复得。
喜峰口位于河北迁西县与宽城县接壤处。是燕山山脉东段的隘口，古称卢龙塞，路通南北。汉代曾在此设松亭关，历史悠久。东汉末曹操与辽西乌桓作战，东晋时前燕慕容儁进兵中原，都经由此塞。后易名喜逢口。相传昔有人久戍不归，其父四处询问，千里来会，父子相逢于山下，相抱大笑，喜极而死，葬于此处，因有此称。
3月12日凌晨开始，赵登禹、佟光泽两个旅分两路包抄敌营，拂晓前赵登禹到达日军特种兵宿营地，大刀队如神兵天降，痛歼睡梦中的日军。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
据《中国共产党迁西县历史》记载，从3月9日至3月13日的喜峰口血战中，歼灭日军四千余人。以赵登禹为首的二十九军大刀队的神勇使得全国振奋，也震惊了日本，日本国内媒体惊呼“明治大帝练兵以来皇军名誉，均在喜峰口外被宋哲元剥削净尽也”。著名音乐家麦新受喜峰口血战鼓舞，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1937年8月，这首歌在上海浦东大厦首演，麦新亲自指挥。现场群情激奋，很快就在全国传唱开来，至今长唱不衰。
此役中，赵登禹腿部中弹，却未受重伤。原来，战前发饷时，一名士兵领到的银圆中混有一枚假币，赵登禹即为他调换，并将假币随手放入裤袋。正是这枚假币挡住了子弹。事后，赵登禹还向那位士兵道谢。战后，赵登禹因功升为一三二师师长，又于次年提升为中将。
1935年8月，第二十九军被调到北平地区驻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攻宛平城，第二十九军奋起反击。卢沟桥抗战开始时，赵登禹正率一三二师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驻防。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指挥官，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军事力量。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三十多架飞机向二十九军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我方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自率卫士三十余人，指挥二十九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这时，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准备退到大红门的意图，抢先一步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为激励将士，赵登禹乘坐车子指挥部队向大红门方向撤退，不幸的是，当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车子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立即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反而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使其昏迷过去。赵登禹临终时，他对流泪的卫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为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去对老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牺牲，也算对得起祖宗。”当时，赵登禹年仅三九岁，长子赵学武只有四岁，长女赵学芬才二岁，次女赵学芳尚在母腹未出生。
崇敬抗日英烈的北京龙泉寺老方丈，带领四名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中寻得将军遗体，抬回龙泉寺装殓。为避开日寇耳目，将灵柩隐藏在寺中八年之久。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等军政官员，于1946年7月28日烈士牺牲九周年之际，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公祭大会，并在会前向社会各界征集诔文、挽联。冯玉祥等人发出的《赵登禹将军抗战殉职九周年公祭征文启》，在列举了赵登禹的抗日功绩后，又说他“平生多轶事，人方之姜维斗胆云”。
因赵登禹生前说过“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这样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中山公园公祭大会之后，赵登禹将军灵柩于次日由龙泉寺起灵，运至卢沟桥以东两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一直沿用至今。B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8节：“瞿家”一门走出了四个中央委员
“瞿家”一门走出了四个中央委员
热播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眼球，牵动了大家对那段远去的峥嵘岁月的怀念。特别是黄埔三期六班执行得非常好的班规“钢刀归钢刀，同学归同学”，揭示出了那个时代的人生困境。这部电视作品隐隐约约地折射了当时真实的历史，许多观众都将电视剧主人公与历史人物对号入座，尤其对剧中的满门豪杰都投身红色革命的瞿家，无不肃然起敬。那么，电视剧中革命家庭瞿家有没有原型呢?
有！剧中那个看《国家与革命》入迷的瞿妈妈，其历史原型就是现代革命史上伟大的革命母亲葛健豪，她养育出了在中国革命史上出类拔萃的四位伟人。
儿子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中央宣传部第一任部长；中共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五、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儿媳向警予，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毛泽东曾称赞她为“模范妇女领袖”。
女儿蔡畅，长征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妇联第一、第二、第三届主席，中共第七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女婿李富春，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建国后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
葛健豪为革命养育出了四个中共中央委员，堪称历史之奇迹。
葛健豪（1865—1943），湖南双峰县荷叶桂林堂人。葛健豪出生时，当地有三大望族：清代名臣曾国藩家族、“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葛健豪娘家葛氏家族，他们彼此联姻。葛健豪曾几次专门去拜望秋瑾。从她那里，葛健豪接受了一种全新的思想。葛健豪的父亲原是湘军的参将，后做过盐运使、按察使，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
葛健豪年近半百还带着儿孙三代人进省城求学，后又偕子女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是一千六百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老同学”，被当时舆论界誉为20世纪“惊人的妇人”。她曾在湘乡和长沙两度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堪称湖南早期的女子教育家。她善于教育子女，并积极支持子女从事革命，自己亦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活动，人们称她为“女中豪杰”、“革命的母亲”。
剧中瞿妈妈的儿子瞿恩，原型是葛健豪的儿子蔡和森。剧中一开始就借杨立青的口，说出了瞿恩最有特色的一段历史——与母亲、妹妹一起赴法留学。这段完全取材于蔡和森的事迹。1919年，蔡和森和母亲、妹妹赴法留学，传这段经历被为佳话。
为了让人物形象更丰满，编剧还给他结合了周恩来和瞿秋白的经历与故事，这一点，从其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来：瞿恩。瞿是瞿秋白，恩是周恩来。
剧中的瞿恩，与瞿秋白同为黄埔教员，有文人气，是中共元老，但在党内“左倾”时即遭冷遇，长征前被抛弃，导致被俘，就义时年龄也相仿。而剧中范希亮与瞿恩关于农民土地改革的问答，与真实历史中宋希濂劝降瞿秋白的对话也何其相似啊。剧中，瞿恩被其黄埔学生范希亮忍痛枪决，而在真实的历史中，瞿秋白则为黄埔学生宋希濂所杀。不过，瞿秋白并不是黄埔教官，而是上海大学的社会学主任，他在当时被学生们公认为最好的老师，曾培养出丁玲等一大批人才来。
剧中还多次提到，瞿恩在党内威信至高，其革命水平之高，为人之光明磊落，其为革命之纯粹精神，连他的敌对力量都很佩服。从这一点来看，无疑是折射周恩来了，况且周恩来也有在黄埔当教官的经历。在黄埔军校的影响力上，瞿恩与周恩来更为相似，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瞿恩在黄埔的地位，以及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中起的作用，特别是特高科的领导工作，都和周恩来有相似之处。
剧中开头就提到，瞿家母子三人曾赴法留学，因此，瞿霞的人物原型是蔡畅。
蔡畅1924年底由法国转入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剧中，大革命时期瞿家都在广州，瞿霞帮助黄埔翻译教材，都能和她当时的身份符合上。瞿霞婚姻的曲折和坐牢的经历，应该是结合了共和国第一位组织部女部长帅孟奇的形象。这一点与瞿恩是蔡和森和周恩来、瞿秋白三人形象的结合体一样，瞿霞也是蔡畅和帅孟奇两人形象的结合体。
剧中的穆震方,黄埔三期六班学员，工人阶级出身，资深的共产党员，为人正直，敢作敢当；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他因邀请杨立青入党未果而对其抱有成见，之后敢于直面错误，与立青并肩作战；他对出狱后的瞿霞体贴入微，感动了瞿霞并与之结成革命伉俪。他的原型应该是蔡畅的丈夫李富春，从他在剧中是地位一直高于杨立青的原型陈赓，就可看出是我党的高级干部，这一点和李富春也很相似。
剧中杨立华的原型也有向警予的影子，只不过编剧将这个曾为激进青年的人物形象设计成国民党党员了。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结合曾被称做“向蔡同盟”，然而，数年之后，这桩看似牢不可破的婚姻，却由于另一个男人的出现，触礁倾覆。这个人，在中共党史上也是赫赫有名，他就是彭述之，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来堕落为“托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剧中，杨立华和瞿恩分手的原因是情场老手董建昌的出现，这一点和向警予与蔡和森的分手原因，也很相似。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19节：两创破密奇迹的中国“暗算”天才(1)
两创破密奇迹的中国“暗算”天才
在电视连续剧《对手》中，中国的密码专家们多次破译日本的军用密电。事实上，二次大战期间，日军陆军与海军的密电码始终未被破译过,日本的空军密电码则比较简单，容易破译。
这位两创破密奇迹的中国“暗算”天才，就是池步洲。
不到一个月，池步洲破译了日本几百封密电
池步洲生于1908年，福建省闽清人。他从小就聪慧好学，高中毕业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机电专业就读。毕业后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署任翻译，并娶一位名叫白滨晓子的日本姑娘为妻，育有三个儿女，一家人其乐融融。
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人如大江浮萍，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池步洲的人生从此改变了。
1937年7月25日，也就是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演说的第八天，一心想回国参加抗战的池步洲，历经周折，终于带着家人回国。为此，他的妻子白滨晓子与自己的日本家人断绝了关系。五年前，白滨晓子自作主张嫁给池步洲，她的家人极力反对。这次白滨晓子居然要跟夫婿回国，破坏天皇的“圣战”，白滨家庭更是气愤万分，但是，按照日本望族的传统家规，嫁出去的女儿改从夫姓，就不再算是家庭成员了，一切行动，悉听夫家的意志。白滨家宣布，白滨晓子一定要跟夫君回国，白滨家人不干涉，但从此两家不再有任何瓜葛，以后白滨晓子无论死活，都不许再回娘家，视同泼出去的水。
池步洲回国后，初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机密二股做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其时，一腔热血的池步洲对电码一无所知。但他听有关宣传说，如能破译出日军的密电码，等于在前方增加了十万大军，爱国情深的他就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
1938年6月，池步洲奉命调到汉口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这个机构既不属军统，也不属中统，而是直属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蒋介石的秘密咨询机关，由蒋介石的内弟毛庆祥任组长，原交通部电政司对密电素有研究的霍实子任主任，后来又把李直峰（其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调来当副主任。
在两个破译密电码的机关工作了一年多后，池步洲发现其内部派系林立，尔虞我诈，很是厌倦这样的环境。他报国心切，不久便辞去密电研究组的工作，到国民党中央电台国际台担任日语广播的撰稿和播音，同妻子白滨英（白滨晓子的中国名字）一起进行抗日反战宣传。
后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又调他到军政部无线电台总台去做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他再三推辞，仍无法推掉，最后只好以“每晚去指导两小时，不妨碍对日广播工作”为条件接下了这份差事。于是，他从1939年3月1日起开始业余从事对日军密电码的破译研究，该小组由池步洲负责，相关业务仍由“密电研究组”领导。
因系统不同，日军的陆海空军的密电码差别很大。其中，陆军的密电码最难破译。整个抗战期间，日军陆军与海军的密电码始终未被破译过。而空军密电码则比较简单，容易破译。当时，池步洲收到的密电码，有英文字母的，有数字组成的，也有日文的，其中以英文的为最多。但不论哪种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字符之间不留任何空，一律紧密连接，不像英文电报每个单词一组，也不像中文电报每四个数字一组。有些英文密电，只从报头的TOKYO判知它是发自东京，内容则连一个字也看不懂。开始还以为它是军事密电，后来根据其收报地址遍布全世界，初步判断是日方的外交电报。池步洲决定从这些数量最多的英文密电码开始着手。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0节：两创破密奇迹的中国“暗算”天才(2)
由于精通日语，很快，他逐渐破译了一些字词，再根据日语的汉字读音，顺藤摸瓜，又破译出一部分相关字，直至整篇电文的全部破译。
就这样，从1939年3月起，池步洲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就把日本外务省发到世界各地的几百封密电一一破译出来了。被破译的密电，其特点是以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汉字或一个假名字母，通常都以LA开头，习惯上即称之为“LA码”。这等于池步洲为自己弄到了一本日本外务省的密电码！像这种破译密电码的工作，今天就是使用计算机，也要花费相当时间，而池步洲在不到一个月就大功告成，这不能不说是破译密电史上的一桩奇迹。为此，军政部还给他颁发了一枚奖章。
成功截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机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一直醉心于发战争财的美国也卷入了战争。1940年8月1日，美国宣布对日禁运，并冻结日本在美的银行存款。这对已经陷于战争泥淖的日军是个重大打击。因为汽油储量只够一年使用，如果不能从美国、荷兰购进汽油，日军的坦克、飞机、军舰都将成为一堆废铁。
日本对此很是着急。于是做出了“不惜与英、美开战也要进攻南越”的战略，决心南下以抢夺石油资源。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眼中，美国太平洋舰队自然是妨碍与威胁日军南下的最大敌人，必须抢先下手予以彻底消灭，才能打开南下扩张的通道。
所以，当时日本外务省紧锣密鼓地给西南太平洋各地,包括菲律宾、安南、暹罗（泰国）、仰光、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以及其他群岛上所有的使领馆发出密电，命令除留下LA密电码之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销毁；同时颁布了许多隐语，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女儿回娘家”表示撤回侨民，“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开战，共有十几条之多，并明确规定这些隐语在必要的时候会在无线电广播中播出，要求各使馆注意随时收听。一时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一直关注日本情报的池步洲发现，从1941年5月份起，日本外务省与其驻檀香山（今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总领事馆之间的密电突然增多，除了侨民、商务方面，竟有军事情报掺杂其中。他加紧了密码破译工作，并对美军的一些情况做了研究，他惊讶地发现日军电码的内容主要是珍珠港在泊舰只的舰名、数量、装备、停泊位置、进出港时间、官兵休假时间等情况。外务省还多次询问每周哪一天停泊的舰只数量最多，檀香山总领事回电：“经多次调查观察，是星期日。”这便是后来日军选择12月8日（星期日）偷袭珍珠港的重要依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文中还频繁提到夏威夷的天气：说当地三十年来从来没有暴风雨，天气以晴好为主。
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截获了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要求他：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三、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截然行动。
池步洲认为，这是“东风，雨”（日美开战）的先兆。结合此前译出的檀香山军事情报，池步洲作出两点推测：一、日军对美开战的时间可能是星期天；二、袭击的地点可能是珍珠港。他把译出的电文送给顶头上司霍实子主任，并谈了自己的判断。霍实子点头称是，当即提笔签署意见：“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经我驻沪陆、海、外三方乘‘出云’旗舰到吴淞口开会，已作出决定，饬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电报本子。’说明日寇已决定对我国发动全面战争。现日本外务省又同样密电饬令日本驻华大馆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子，可以判明日本已经快要对美发动战争了。”
这份密电译文被迅速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差人立即通知美国驻重庆人员，让其急报美国政界与军方。至于罗斯福总统接到警报后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至今是一个谜.有人说是美国人根本不相信中国人能破译了日本的密电，从而掉以轻心。有人说是罗斯福总统忍痛牺牲的苦肉计，以此来激怒国内从而尽快形成向日本开战的局面。
破译出巡密电，掐死“海军之花”
百尺竿头，再上层楼。太平洋战争后期，池步洲又破译了山本五十六座机出巡密电，掐死了这枝“海军之花”。
赫赫威名的山本五十六，身高只有一米九，但心雄万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海军大将（死后被追赠元帅称号），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指挥者，被誉为日军“海军之花”。他是一个兼有赌徒的精明和屠夫的残忍的超级武士。他曾正襟危坐于“赤城号”旗舰甲板上从容指挥偷袭珍珠港，并发布训词：“日本帝国的命运与这次战役息息相关，每个人都要竭尽全力！”偷袭成功后，又扬言要乘胜向南洋进军，攻占英、法的南亚属地，钳制马六甲海峡，打开欧、亚通路，与德、意两国会师，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美国海军虽然在珍珠港遭受巨大损失，但是很快就恢复了元气，在西南太平洋上主动向日本海军进攻。1942年，在密德威、珊瑚海及瓜达尔堪尔岛等海域的海战中，给日本海军以重创。而作为日本海军灵魂人物的山本五十六则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于是拟订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案，把前进的根据地转移到拉包尔，再由他本人亲自指挥，在所罗门群岛与美军展开海空决战，企图反败为胜，拯救濒临危境的日本帝国。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1节：两创破密奇迹的中国“暗算”天才(3)
越是艰难，越要迎难前行，这是山本五十六一贯的做法。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乘专机出巡，既为鼓舞官兵士气，也进行实地考察。殊不知，他这一次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
山本五十六大将的行踪，自然是日军的最高级绝密，只有极其少数的高级指挥官方知。为保证山本五十六大将的安全，日本海军谍报机关事先对飞行路线沿途的“敌情”做了周密的调查，确定其绝对安全之后飞机才起飞。清晨6点钟，山本五十六及其幕僚分乘两架专机，由六架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机场起飞，当快到第一个目的地巴拉勒机场的时候，突然受到从瓜达尔堪尔机场起飞的十六架美国空军P—38战斗机的袭击。护航机立即开火，但无法冲出重围，两架专机失去保护，只好从一千五百米高空紧急下降，企图在巴拉勒机场降落，但却被美国战机紧紧咬住，穷追不舍。最后，两架专机一架被击落在巴拉勒机场附近的原始森林中，一架被击沉于附近洋面的深海底。第二天，搜索队终于在原始森林中找到了坠机的残骸，山本五十六手握“月山”刀，横倒在飞机残骸的旁边，惨不忍睹。
长期以来，日本方面对山本出巡的日程、路线何以泄露一事无法破解，因为日本海军的密电码是在4月1日刚刚更换的，不可能那么快就被破译，只能根据种种迹象妄加推测：有的说是日本海军内部有盟军的潜伏特务；有的说是因为两艘美国潜水艇袭击马琴岛，全歼岛上四十三名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谍队员，缴去了密电码本；有的说从1942年夏到1943年春这一段时间中，所罗门群岛上空被击落的日本飞机为数甚多，机上携带的密电码本虽然立即停用，但是有经验的密电码专家仍可以根据旧码把新码破译出来。后来日本拍的电影《军阀》，也据此演绎为美军破译了日军的密电码，导致此次袭击成功。
而真实的历史是，这份密电也是池步洲破译出来的。
池步洲破译的并不是海军密电码，而是外务省专用的LA码。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的日程，原来有两份电报，一份用海军密电拍发的，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用LA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截获并破译的，是后一份密电。这份密电交毛庆祥上报蒋介石，蒋介石立即派人通知驻渝美方。这一回，美国人完全折服于中国破译专家的水平了，迅速行动，当即部署空军拦击，终于将山本五十六在南太平洋上空击袭，使其机毁人亡。
池步洲因在破密方面屡立不世之功，被晋升为国军少将参谋，以文职而晋身将军行列。
建国后，池步洲的复杂经历让他吃尽了苦头。1951年，池涉洲在上海蒙冤入狱。1983年4月1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池步洲无罪。晚年的池步洲被选为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并撰写《日本遣唐使简史》等多部重要著作。2003年2月4日，池步洲在日本神户逝世，享年九十六岁。他是我国真正的密码天才，至今鲜为人知，确是历史的遗憾。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2节：“民国第一写手”的传奇文字生涯
“民国第一写手”的传奇文字生涯
张恨水一生创作了一百二十多部小说和大量散文、诗词、游记等，共近四千万字，现代作家中无出其右者。其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他不仅是当时最多产的作家，而且是作品最畅销的作家，有“中国大仲马”、“民国第一写手”之称。
张恨水，安徽潜山人，原名张心远，笔名“恨水”，取自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1924年，张恨水因九十万言的章回小说《春明外史》一举成名，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更将其声望推到最高峰。其作品上承章回小说，下启通俗小说，雅俗共赏，成功地对旧章回小说进行革新，促进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融。茅盾赞曰：“运用章回体而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老舍则称他“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有五六家报纸同时连载张恨水的数篇长篇小说。其小说悬念丛生，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每天下午两三点，就有很多读者在报馆门前排队，欲先睹为快。小说中一女主人公积劳成疾，命在旦夕，读者来信竟如雪片般飞涌报馆，异口同声地为其请命。
张恨水的代表作《啼笑因缘》，再版二十多次，先后六次被拍成电影，创下了一个纪录。还有不法书商盗用张恨水的名字，攒出了一百多部伪书，在市面上销售，倒也卖得不错。
1928年是张恨水写作最忙的时期。这一年，他竟同时有《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六部长篇小说在不同的报刊上连载，六部小说的人物、情节、进程各不相同。如此超群出众的写作才能，确非常人所能。其时，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等在张家门口，张恨水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甚至有一日，他坐在麻将桌上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子，他左手打麻将，右手写，照样按时交稿。
他的读者上有鸿儒，下至白丁。被尊为“教授之教授”的大学者陈寅恪也是张恨水的粉丝。早在西南联大之时，陈寅恪身染重疾，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恨水的小说《水浒新传》，每日读给他听，这便成了他每日病床上的唯一消遣。
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也是在张恨水的影响下走上文坛的。十三岁那年的一天，张爱玲在书摊上读了一本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曲折多变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她，以后她又专门找了几本读了。读了几本之后，张爱玲忽发奇想：我要是也能写几部通俗小说该多好啊。有一天她开始动笔了，人物都是《红楼梦》中现成的，有贾宝玉、林黛玉，还有贾政、王夫人，更有袭人、晴雯等人。不过这些人穿的都是现代人的衣服，说现代人的话，做现代人的事，逛上海滩，徜徉十里洋场，乘人力车，到霓虹灯下谈情说爱……小说每写好一个章节，都要拿给父亲看，父亲往往欣然命笔，拟上回目。等小说写完了，订成上下两册手抄本。赫然写上书名《摩登红楼梦》。1943年，张爱玲以中篇小说《沉香炉》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被称为现代最有才华的女作家。她的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是上海20世纪40年代畅销书，一时为之洛阳纸贵。
鲁迅的母亲是张恨水的“小说迷”。鲁迅是个孝子，每逢有张恨水的新书出版，是一定要买回去送给老母亲看的。在《鲁迅全集》中，直接提到张恨水的地方只有一处，是1934年在上海时写给母亲的一封信：“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张恨水曾自比“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没有工作，比不吃饭都难受”。在张恨水的女儿张政的记忆中，父亲“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父亲的写作很辛苦，在书桌前，他俯伏了一生”。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馆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也从不拖稿，《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是因为女儿患猩红热夭亡，过于悲痛，停登过一天。而二十四小时之后，又将后稿补上。
当时，高官政要纷纷以结交张恨水为荣。蒋介石、宋美龄前往看望，张恨水客气接待，却让佣人送其出门；张学良派副官赴京，邀张做文化顾问，挂个虚职，月薪一百大洋，张恨水却以“君子不党”婉拒。这个带着皖南口音的“乡下人”，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姿态低到极致。他曾自言道：“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他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笔，日子倒过得不错”。宅院里有他亲手种的枣树、槐树、樱桃树、桑树、丁香，“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张恨水的小说发行量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当今的畅销书作家们根本无法和其相比，只能望洋兴叹。仅他的《啼笑因缘》，至少出过20余版。这还仅仅是指正式出版的数量。如今书籍市场上最流行、也最让人头痛的“盗版”问题，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在张恨水的那个时代就早已存在了。在抗战时期，仅在沦陷区便出现过一百多种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有这样一件趣事，1956年，张恨水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茅盾把他介绍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说：“还记得，还记得。”茅盾说：“《××》那本书就是他写的。”张恨水连忙更正：“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由此可见冒名“张恨水”的伪书泛滥到了什么程度，竟连茅盾也真假难辨。
有人非议其小说尽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他从不辩驳。有友人当面问起，他只是温和地反问：“鸳鸯与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又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了人？”
1948年底，正值新旧政权交替之时，张恨水突患中风，丧失写作能力。随后，经周恩来特批，聘请其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六百斤大米。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职务，又专事写作，以此谋生。
女儿张政回忆说，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是步履蹒跚，口齿不清，“爸爸伏案而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茅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此时，尽管政府对张恨水的生活有所安排，每月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费用，但他毕竟是在病中，无法写作，没有直接的经济来源。而家里人口又多，开支还是很大的。他便卖掉了原先的大院子，换了砖塔胡同四十三号的一处小四合院。这个院子不大，但还算规整。三间北房，中间是客厅兼饭厅，西屋是卧室，东屋是张恨水的书房兼卧室。院里还有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是家里其他人住的地方。张恨水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他又恢复了写作，陆续发表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
1966年，“文革”爆发，胡同里有很多人家被抄家，红卫兵也曾闯进过这个院子。张恨水从书柜里拿出文史馆的聘书，很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去的，红卫兵居然信了他的话，退了出去。然而他的书实在太多，难免有属于“四旧”的东西，为了免得招灾惹祸，本想挑些破书烧了，也算做个样子。但是挑来拣去，哪一本也舍不得。孩子想藏在床底下，张恨水说怕潮；塞进米缸里，他又怕脏。搞得筋疲力尽，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终于决定，还是放回书柜里，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就算是藏好了。所幸后来并没有人来抄家。
1967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张恨水正准备下床时，突然仰身倒下，告别了这个他曾无数次描绘过的冷暖人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3节：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1)
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
蒋介石的笔底功夫显然远逊毛泽东，但他有他的办法，那就是请人“捉刀”，所以他的署名文章和讲话稿大都出于他人之手。为他“捉刀”的主要是两个人：陈布雷与秦孝仪。
陈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主要“文胆”；秦孝仪是湖南省衡东人，生于1921年，早在1949年，即陈布雷辞世后的次年，他就以二十八岁的年龄，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1961年4月，秦孝仪在台湾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
陈布雷与秦孝仪年龄相差三十一岁，属于两代人，分别承担了蒋介石大陆时期与台湾时期的“第一文胆”之重责，两人都有“国民党的第一支笔”之誉。
陈布雷才华出众，二十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身在上海，他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响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的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激情四射、文采飞扬的《告黄埔同学书》。从此，陈布雷就成了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代拟文字，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系有影响力的国策顾问。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文胆”生涯的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二百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
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其品行道德为人所称道。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他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4节：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2)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作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撰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唯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著有《陈布雷回忆录》。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从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
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终年五十九岁。他在留下的遗书和致蒋介石的信中称：“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致使“衰老被惫，思想柘涩钝滞”，他表示自尽之举实出于心理狂忧之万不得已。
11月18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国民党南京政府为陈布雷举行公祭典礼。出席典礼的有：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以及于右任、王宠惠、邵力子、何应钦等。蒋介石在祭文中，对这位一生以笔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胆与国策顾问，作了盖棺定论之语：“畏垒（陈布雷号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秦孝仪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继承家学，精通儒学、经史，博览群书。从上海法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他曾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深造，荣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秦孝仪二十多岁即受蒋介石重用，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议事秘书；二十八岁时，就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年轻的文胆，深受蒋介石与宋美龄信任。
由于文采过人，反应快，又能以毛笔速记，所以秦孝仪一直为蒋介石倚重。对传统经典相当仰慕的蒋介石，也不时与秦孝仪以四书五经应对，增添自己谈话的分量。是以秦孝仪能长期在国民党党中央工作，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职务屹立不摇，前后共达二十五年。
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后，秦孝仪除以“总统府”秘书的名义，续任蒋介石文胆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组长、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61年4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直到蒋介石过世为止，蒋介石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自秦孝仪之手。通常蒋介石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再行对外公布。
秦孝仪作风低调，不过他在担任蒋介石文胆期间，还是留下一些逸事。例如金门岛上的“毋忘在莒”勒石，如今已是观光景点，但当时却是蒋介石在迁台之初，为了激励国民党军队反攻决心，于1952年5月赴金门视察后，决定题字，并由石匠镌刻在石壁上的，意在以战国时代齐国大夫田单，以莒城、即墨复国的历史故事自勉。秦孝仪也在蒋介石考察队伍之列；不久，金门司令官胡琏兴建英雄馆，也依此典故命名“莒光楼”，由于高十余公尺，自此成为金门的地标。因当时许多人不识“毋忘在莒”是何典故，所以秦孝仪特地于1959年撰写一篇《毋忘在莒本义》，刻成石碑，置在勒石左下方，讲述“毋忘在莒”的历史典故。
秦孝仪最为人知的传奇，在于他在蒋介石去世之际，以党国要人、蒋家家臣、蒋介石文学侍从等多重身份，承宋美龄之命，记录并撰述了蒋介石的遗嘱。这篇以“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破题的短文，在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代，各级学校曾规定学生背诵，也让秦孝仪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近年内地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将秦孝仪誉为“国民党的第一支笔”。
第一部分 回首向来萧瑟处 第25节：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3)
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之前手术、阳明山车祸意外的重创，让这位曾经纵横中国的老人已然没有精力再与死神搏斗，虽然国民党把消息封锁得相当严密，但多数人都有了心理准备——蒋介石恐怕辞世在即。由于蒋介石已然无法视事，因此秦孝仪便受命为蒋介石预立遗嘱，由回光返照时的蒋介石大致口述草稿再加以修订。
秦孝仪在拟妥遗嘱后，便送请蒋宋美龄先行过目，没想到笃信基督教的蒋宋美龄，却指示秦孝仪要将原先遗嘱“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的初稿，从中插入“耶稣基督”四个字，“说明他是信基督的”。这使得蒋介石的这段遗嘱，变成“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平添许多史家议论，在当时内幕不明的情况下，秦孝仪也背了一段时间的黑锅。同时秦孝仪模仿孙中山遗书后有“汪精卫记”的前例，在蒋介石遗嘱后加上“秦孝仪书”四个字，也引来许多非议。
1975年4月5日深夜十一时多，蒋介石病危，出现瞳孔放大、心跳减弱的征兆，但在宋美龄指示下，医疗小组仍不放弃抢救的希望，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也曾用电极直接电击刺激，但仍无力回天，于当晚十一时五十分左右宣告不治。当时台北市区实施宵禁，严家淦、杨亮功、田炯锦、余俊贤、倪文亚等五院院长紧急奉命赶赴士林官邸，为蒋介石遗嘱签字并瞻仰遗容。根据蒋经国事后的自述，他当时“极尽悲哀，头昏不支倒地跪哭”。因此当秦孝仪要他在《遗嘱》上签名时，“余手发抖写不成书。向长辈答礼时亦不记得来者何人……”
在蒋经国主政后，当时的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文工会主任周应龙等，都是著名的重要文胆，有一段时期，前总政战部主任王也曾为蒋经国的重要幕僚，因此秦孝仪的心力逐渐转往“故宫博物院”发展，原来当时八十五高龄的故宫老院长蒋复骢因中风准备退休，因此由代总统严家淦出面，找蒋经国当说客，说服秦孝仪接任。秦孝仪原先只打算做两年，结果自1983年开始，他在“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位子上一干就是十八年！
2003年，宋美龄辞世，秦孝仪与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一同飞往纽约为宋美龄致祭，在奔丧途中彻夜未眠，还提笔挥就《蒋夫人挽歌七绝句》。
政党轮替执政后，秦孝仪卸下“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职务，随即纵情书画山水，更常回到故乡探望，也曾到湖南举办个人书画诗词展。事实上，早在两岸恢复正常交流后，秦孝仪便积极推动北京与台北故宫的互动，为两岸良性交流贡献良多。
2007年1月5日晚间，秦孝仪在台湾病故，享年八十七岁。与陈布雷相比，他的命运无疑要好得多：早年就得以参赞机要备享荣耀，晚年执掌“故宫”期间，又得以优游浸润于艺术与国宝之间，卸任后安度晚年并得以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