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同样是在接到电话之后致信吴大猷：“大猷师：值此十分兴奋，也是该深深自我反省的时候，我要向您表示由衷的谢意，为了您在1942年曾引导我进入对称原理与群论这个领域，我以后工作的大部分，包括关于宇称的工作，都直接或间接与15年前的那个春天，从您那里学到的概念有关。这是多年来我一直想要告诉您的情意，今天或许是最好的时刻。生振宁上。”
吴大猷的传记作者丘宏义评价：“他在中国物理学界中的影响力之大，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丘宏义把吴大猷比作述而不作的孔子，孔子的言论由弟子记录而成《论语》，影响中国社会两千余年，“吴大猷在这一点上和孔子一样，通过他的学生们影响了中国的物理界”。
吴大猷是第一位将现代物理学引入中国的人。杨振宁评价：“吴教授从美国得到博士学位后，自30年代中开始在北京大学教物理学，就是他把新的、革命性的‘量子力学’带到中国，要知当时中国学量子力学的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吴教授在北平、后来在昆明所教育出来的学生，后来在中国物理学界发生非常大的影响。”
除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吴大猷的学生还包括中国科学界的领导人物朱光亚、黄昆，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的父亲、台湾中研院院士朱汝谨等。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著名固体物理学家黄昆院士在西南联大时是吴大猷的研究生。1994年，吴大猷通过杨振宁赠给他一本书，书的扉页上，吴大猷亲笔写下一段话：“此袋内乃1941年秋季在昆明西南联大所授古典动力学课的讲学笔记……该课中约有廿人，有研究生黄昆，四年级学生杨振宁、张守廉、李荫远、黄授书等人，对着这样一群学生讲古典物理中最完美的一部，是最愉快的一大事也。”
1941年的那个秋天，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吴大猷为了躲避空袭而迁居昆明市郊，为了维持生计而养猪，但他却时常在课后，在西南联大西北角的一扇小门外，在一条很长的轻便铁路边，和“这样一群学生”讨论物理学问题，一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安贫乐道，不改其志。
黄昆说：“事隔整整半个世纪，他诲人不倦、乐于教书育人的欣喜心情仍溢于言表。”
在自传中，吴大猷曾谦虚地说：“近年来，李、杨成就卓然，国人常提及二人为我学生，传为美谈。实则我不过适逢其会，在那时那地遇上他们而已。譬如两粒钻石，不管放在哪里，终还是钻石。”
吴大猷生前一再强调，知识分子最应当具备的就是前人所说的“风骨”。他曾在九十寿诞时回忆，自己当年以一介书生劝谏蒋介石总统不要禁止留学政策，以及后来反对台湾发展核武器，是他对台湾最大的贡献，“对得起这一代与下一代的年轻人”。
2000年，人们评价：“吴大猷的逝去，似乎象征一个全方位的知识分子时代的幽微。在追怀吴大猷之时，更寄望这一脉中国文人的香火不绝，后继有人。”
2005年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100周年，又是他逝世5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今年为国际物理年。在纪念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和知识分子的同时，国人似不应忘记逝世5周年的另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知识分子―――吴大猷。
丁文江：出山要比在山清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民国知识界的领袖人物。
作为地质学家，丁文江一生游历。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也许是导致他死亡的那次。
1935年底，丁文江前往湖南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他本不必亲自去，但他说：“我觉得此种任务关系很大，所以我要亲自
去看看，方可使将来计划易于实行。”
在湖南，他首先游了衡山，步行直达山顶祝融峰。后来到谭家山煤矿勘察，他又一直下到矿洞底部。回到衡阳，由于伤风，他生了炉火，结果当晚煤气中毒。此后，由于救治过程中的一系列失误，1936年1月，丁文江病逝于长沙。
他的挚友胡适说，丁文江在湖南，“在游兴和责任心的双重诱惑之下，爬上三千多英尺的高山，又走下六百多英尺斜深的矿洞”。
游衡山时，他曾即兴赋诗数首，其中一首《麻姑桥晚眺》写道：“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所谓“诱惑”，对于丁文江来说，其实正是根源于一个“出”字。
丁文江对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一段话颇不以为然：“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丁文江反驳道：“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
1914年，在留英回国三年后，丁文江独自到云南进行地质调查。正是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他和“万里遐征、奋然西行”的前辈徐霞客实现了神交。后来，他整理《徐霞客游记》，配上地图，并且还编撰了《徐霞客年谱》。
按照研究者的观点，徐霞客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原本并无重要影响，甚至被其同辈和后代称为“离经叛道”，正是身为科学家和文化领袖的丁文江，通过多年努力，才把徐霞客的著作从湮没无闻中“挽救”出来，成为现代中国的思想资源。
1916年，地质研究所首批学生毕业典礼，丁文江代表教师训话，激越地描述了地质调查的莫大乐趣：“此中佳境，虽南面王亦何以易？况吾国西部诸山脉，如昆仑、如南山，皆坐待诸君之游屐，他日登绝顶，揽奇胜，则泰山不过一小阜，西湖不过一泥沼耳。”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丁文江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外出游历的“游兴”的话，那么，一个科学家能被当时知识界尊为领袖人物，恐怕更多在于他兼济天下的出世“责任心”。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后，院长蔡元培诚聘丁文江出任这一协调全国学术研究的重要职务。因为在蔡元培看来，“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能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人物”。
早在1916年，农商部设立地质调查所，丁文江就任所长。这是中国现代成立最早的科研机构。在丁文江的领导下，该所迅速成为中国“最有光彩”的学术机构，在国际学术界也赢得了声誉。
彼时，丁文江的办公室桌上，总放着他用毛笔抄写的胡适为他翻译的一段外国诗句：“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1956年，丁文江去世20年后，胡适写出了《丁文江的传记》。我们读到，当日凌晨3时，胡适落下最后一笔，认定这些丁文江“最喜欢的句子”，是他“最适当的墓志铭”。
丁文江一生保持着“干政”的热情。上世纪20年代，他和同人们办《努力周报》，在军阀割据局势下提倡“好人政府”。30年代，他又参与创办《独立评论》，发表政治时评。他有感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极端落后，一些军官连军事地图都看不懂，曾诚心向军阀孙传芳建议，由他来替孙创办一所现代化的军事学校。
与丁文江同为中国地质学科开创者的章鸿钊，在他去世后曾赠一副对联：“认责任内，无处可放松，治学然，治事亦然，识君以来，始信自强在不息；数交游中，惟真最难得，能让易，能争非易，从今而后，几疑直道与偕亡。”
丁文江早年曾习诗明志曰：“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在他1935年所立遗嘱中，提到“于余身故时即以所故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地”。最后，这个一生受“出”之诱惑的人，果真葬于出行之地，岳麓山下。
何廉：经济学一叶
何廉（1895－1975）湖南邵阳人，经济学家，最早将指数研究引入中国，“独开风气之先”。
小蒋有些茫然地在纸上胡乱写着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英文简称NKIE（NankaiInstituteOfEconomics），同屋伸头过来，不解地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写错了，大哥，耐克（美国著名运动品牌）应该是NIKE。”
不
久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小蒋看到一篇文章：《他们为中国播撒市场经济火种》，作者是“中国大陆目前最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的赵晓。文中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谱系，其中一段话引起了小蒋的注意：
“事实上，早在1923年，云集哈佛、耶鲁、牛津等经济学‘海归’博士、类似于今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就已正式开张，其以民间编制的‘南开物价指数’享誉全球。但是正如这个研究所的领头人何廉的传记著作封面上飘零的一叶所象征的―――这一切注定不过是乱世飘零的一叶而已，不会留下多少痕迹。”
竟有如此“牛人”？何廉是谁？小蒋检索自己的记忆，没有丝毫印象。他到学校图书馆查找，发现只有三条目录：旧报刊室收藏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统计季刊》（1932－1934），曾发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等文章，这个季刊“是解放前经济理论界有影响的刊物”；库本阅览室收藏的何廉、李锐合著的《财政学》，1935年由上海国立编译馆出版；《何廉回忆录》，198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封面是淡淡水纹和落叶―――这便是赵晓提到的那本何廉的传记著作了。
如果南开经济研究所当年真有“享誉全球”的影响，现存何廉的资料显然不足以匹配。带着疑惑，小蒋又到国家图书馆查阅，居然也只有四条，除了上述三条以外，还有一本1930年出版的《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何廉、方显廷合著。
他不甘心，又借同学的账号登录号称“全球最大中文数字图书网”的超星数字图书网，点击图书检索，结果，“找到与‘何廉’相关的数字资源0个”。
其实，就连“何廉”这个如今几乎被遗忘的名字，得来本就是一个偶然。根据《何廉回忆录》，他到长沙的邵阳中学念书时，开学已一个月，要想注册，只能补一个上报了名字但没来报到的名额，此人名叫何廉，于是他便以何廉之名入学，“其后一直未能改过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名字和马寅初、刘大钧、方显廷并称为中国四大经济学家，声震海内外。
1926年，何廉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在校长张伯苓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倡导开展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
一时间，“南开素以经济系睥视国内，尤以经济研究所获得中外一致的称誉”，该所“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之权威机构，其出版物驰名全球”。
1948年短暂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后，何廉赴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后病逝于纽约。
当年在南开，何教授的名言是，每逢放假停课就叹气：“唉，又放假了。”传道授业意犹未尽之情溢于言表。而他过于专心工作，一次竟无意识地提着正冒热气的水壶去浇花，一时传为笑谈。
何廉被称为“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他曾领导了对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通过调查他深感研究农村经济的重要性，认定“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部分建筑在农业上面”，“中国经济建设或经济复兴的问题，我以为首先的是赶快设法增进农产，复兴农村”。
这些观点让小蒋感到震惊：原来七八十年前中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近年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热门话题的“三农”问题，并付诸研究实践。
本科读中文的小蒋原来一直有种信念，经济学除了数字、公式和模型外，还应该有更人本、更“经世济民”的内涵。这一次，他又深切地体会到，在“经济学热”的此时此地，中国的经济学起码应该保存更多的记忆。
然而，中国经济学史上这色彩斑斓的一叶，毕竟已过早地“飘零”了。他无奈地发出一声叹息。
谭其骧：悠悠长水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复旦大学教授，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谭其骧祖籍嘉兴，嘉兴古称长水，所以他将自己的论文集命名为《长水集》。这一层意思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于是将“长水”与他所治的中国历史地理联系起来。他的弟子、复旦
大学教授葛剑雄告诉记者，先生倒并不反对外人的这种联想。而在葛剑雄心目中，先生给他留下的印象正是“悠悠长水”。
“他不是滔滔江河，但始终流淌着，就像那长年的流水，滋润大地。”葛剑雄说，“谭其骧的名字已经与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想学习或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人，都将离不开他的著作，都将是他的贡献的受益者。”
按照葛剑雄的话说，但凡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政区沿革、人口迁移、民族分布，乃至黄河和长江的历史变迁，等等，谭其骧都是“绕不开”的。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复旦大学是他到上海时的访问单位之一，学校决定将《中国历史地图集》作为礼品。校长向里根赠送礼品时，向他介绍主编这套地图集的就是本校教授谭其骧，里根听后，立刻回过身去与坐在第二排的谭其骧握手。这一场面被摄像机摄下，在美国进行了转播。后来，葛剑雄去美国，在介绍《中国历史地图集》时，不少人都说他们曾在电视上看到过谭其骧与里根握手。有的人并不知道复旦大学，但当葛剑雄提起这件事时，他们就会说：“噢，就是向里根总统送一套地图集的那所中国大学。”
当年，学校却给像谭其骧这样的学者们开过一个荒谬的玩笑。1974年，上海学习清华大学经验，对所有正副教授进行“突袭考试”。复旦大学的试卷是本校各科的入学试卷，结果谭其骧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只能举其大意，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只写出了三点，“鞍钢宪法”没有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没有写全，数理化只做了一亩等于几平方丈这一道题。这番考试的结果，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毫无知识、一窍不通、连大学入学资格都没有的事例而广泛宣传。
葛剑雄这样描述他的老师：“他的经历很简单，从6岁到82岁都没有离开学校。他的工作很单纯，从20岁登上讲台，就是上课和做研究。他16岁参加共青团，17岁以后就不想再过问政治，但政治却没有放过他，历史给他留下了风霜的印记。”
和这般“平淡”的经历相符，谭其骧性情淡泊，寡于交游，疏于应酬，不大愿为学术以外的事花费时间。他在北平时，胡适是北平学界第一名人，青年人都以名为胡适所闻为荣，谭其骧的导师顾颉刚不止一次向胡适介绍过谭，并在信中对谭大加赞扬，但谭其骧却从未去拜见过胡适。陈寅恪也是泰斗级名教授，不少人攀附惟恐不及。谭的好友俞大纲是陈的表弟，陈曾向他问起过谭的情况，谭其骧知道后，也没有“顺势”去见陈寅恪。
不过谭其骧也并非索然无趣之人。友人曾回忆起上世纪30年代初谭其骧刚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的生活，饶有兴味，“我们白天授课上班，晚上用功，有时觉得困累，闲谈一会儿，季龙活泼勇敢，到东安市场九龙斋买几串冰糖葫芦，吃了酸甜凉食以后，精神复振”。
谭其骧生前的住房面积不大，他的书房兼卧室只能放下一张小书桌，桌上总是堆得满满的，头绪一多，常常找不到东西。一次去昆明开会，住在圆通饭店，房间里有很大一张办公桌，他于是感叹道：“什么时候我家里能放得下这样一张大书桌，我的东西一定不会找不到了。可惜不在这里做事，这样大一张桌子派不了用场。”
谭其骧逝世后一年，子女护送他的骨灰坛登上海轮，到达长江口外的东海，骨灰在夜色中被撒入大海。此情此景，让葛剑雄感慨万千：“这里的水，来自青藏高原、来自长江流域，也来自他的故乡嘉兴和他生活、工作过的杭州、上海。悠悠长水汇入了浩淼大海，他与大自然共存。”
在后辈学人看来，这也许是一位将毕生献给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长者最好的归宿吧。
陶孟和：把“社会”变成“学”
陶孟和（1888～1960）原名履恭，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绍兴。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
屋内，一个学者，伏案写作，或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间徘徊；窗外，一个少年，放学途中每日被这灯光吸引，自问：我长大后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少年日后成名，他叫萧乾；而学者当年是负盛名的大知识分
子，如今却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他叫陶孟和。
那是上世纪20年代初期，陶孟和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此前留学英伦，1912年他20余岁时，便与同学梁宇皋搜集资料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
“五四”运动前一年，陶孟和在《新青年》上撰文倡导“社会调查”，宣称：“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80余年后，有人重新记起此文，并把它贴到社会学论坛上，称“此文值得一读，发表于1918年，恐怕是近代最早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文献”。
陶孟和曾主持创建北平社会调查所，后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由他长期担任所长。该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蜚声海内外。
1949年后，陶孟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名义上，这个职位和他此前的学术声望是相称的，然局内人日后回忆：陶孟和是文科，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实际的工作（管出版、图书），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
研究者发现，年过六旬的陶孟和虽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却是一个“可有可无不尴不尬”的人物，这从当时某实权人物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郭沫若）、李老（李四光）、竺老（竺可桢）、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按说陶孟和也是副院长，但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之列。
更根本性的打击来自，上世纪50年代后，整个社会学被作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专业予以取消，科学院的社会学所也被改为经济所。据说，此后陶孟和显得很消沉，几乎“随之销声匿迹”。
关注过陶孟和的学者智效民这样评说：“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到头来居然连安身立命的专业都保不住，其内心的痛苦和精神上所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近十余年知识界风尚，社会学渐成一门“显学”。然而风气之迁移，却更像是断裂后的重生，而非承续中的进化。
在这一点上，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晚年的一番话可算看走了眼。“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作为有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是为当时的人所钦佩，也是应该为后世的人所纪念的。”
如今，遍查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陶孟和”名下的十数条书目，均是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印行的旧本。1949年后，他非但没有新著，甚至至今没有再版过其旧著。民国大家之中，此种境遇，可谓“悲凉”，或谓“蹊跷”。
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关于陶孟和，有一点是切切值得纪念的。从专业出发，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各方的损失估计和谈判情况相当了解，所以当抗战中社会学所困于四川李庄时，他提出战时经济研究和损失估计务必早日进行，以便为日后谈判赔偿问题提供资料。据此，社会学所进行了大量艰苦的专题研究。
虽然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正如研究李庄学术史的作家岱峻所言，当时毕竟开展了一项很有预见性的工作，“放弃也是一种权利，陶孟和们工作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放弃了什么和放弃了多少”。
智效民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陶孟和。文末引用陶孟和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段文字，叫做《我们小民的希望》，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立场向当权者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尊重生命，二是尊重财产，三是尊重人格。
有人在网上见到这篇纪念文章，感慨于所引陶孟和数十年前的呼吁，跟帖曰：“我们小民尊重这希望”。
蒋廷黻的那股“劲儿”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外交家。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1935年始，以非国民党党员的学者身份从政，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救济总署署长等职。
大大有名的李敖，在人们印象中几乎“无人不骂”，却对一个公众记忆之外
的人物大加推崇。在他看来，此人“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所以，“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民国人物中，蒋廷黻引人注目，因他自有一种精神，有一股“劲儿”。
曾在联合国共过事的澳洲外交官这样形容蒋廷黻：“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学者许纪霖因此借用一则西谚，形容蒋廷黻为“瓷器店中的猛牛”。
一个研究历史的名教授、一个穿梭国际的外交家，却被形容为“一头充满着笨劲的猛牛”。单凭这一点，蒋廷黻也算得上与众不同了。
猛牛闯进瓷器店，瓷器易碎，然而民国官场的“潜规则”却着实牢固着呢。进入政府之初，蒋廷黻研究了政府部门的结构，结果吃惊地发现，机构臃肿摩擦的现象之严重，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蒋介石要他尽快拿出改革建议，他兴冲冲地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有关部门官僚和党内政客的激烈反对。
他还按照西方政治的规则，提出官员必须以实名申报财产，但到处游说，无人响应。
如此书生意气地触犯众怒，不久，力邀他入阁的蒋介石也只能下手谕，把他调离岗位。
蒋廷黻认定中国知识分子太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清誉。对此他甚至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
为了公务，他甚至经常尖锐地向同僚和朋友发难。朋友们只能连连摇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
他的传记作者说他的性格过于天真、狷介，他像典型的知识分子一样，将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看得起的，另一种是他看不起的。对于前者，比如胡适、翁文灏等，他可以与他们争得脸红耳赤，但因为尊重他们，才与他们认真。而对于后者，他会很不礼貌地板起面孔一声不响，最后毫无表情地起身送客。
蒋廷黻治学，“劲儿”也不小。今人评价：自20世纪初至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员已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出版的各种著作也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可成为传世之作的却很稀少。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仅5万余字，却可谓字字珠玑，堪称“这座偌大著作堆垒成的金字塔”的塔尖。
当今史学大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何炳棣出身清华，他认为，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是与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
何先生感叹：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分量。“什么叫经典？这才是经典。”
1949年后，蒋廷黻继续出任台湾国民党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等职，因此在大陆成为一个被非议、被淡忘的人物。他的《中国近代史》，也因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而被排斥。
近年，有人开始关注蒋廷黻，因他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又是“民国以来学者从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蒋廷黻晚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有正面作答，而是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反问道：“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卢作孚：毕生建设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实业家，创办民生轮船公司，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
在那个阴冷的下午，卢作孚回到重庆民国路20号寓所。他告诉厨工和保姆：“我累了，我要休息。”然后直接走进卧室，再没有出来。
1952年2月8日傍晚，家人发现，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
孚服安眠药自杀。当日上午，刚开过民生公司“五反”动员大会。
2004年9月10日，卢作孚长子卢国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似乎不愿再去回忆当时的场景。他递给记者一篇4年前写成的短文《先父去世之日情况》：“父亲仰卧床上，呼吸极度微弱。床头柜上有两个空小瓶，那是安眠药瓶，其中一个是平日为帮助睡眠用的，只盛有少数几片，另一瓶是深藏在一只衣箱里的。果然那只衣箱已打开，里面的衣物也翻乱了。”
用钢笔写在略带黄色的毛边纸上的遗嘱交代：“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借用家具还给民生公司”。而他的寓所，是借金城银行的房子。
在1944年一期《亚洲与美国》的美国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的文章，文中列举了组成他一生的“一大堆不协调”：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其实，卢作孚的一生又是最“协调”的。卢国维说：“父亲一生事业和著述，用一句话可以总括―――培养建设的力量，边破坏边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是为了更好的建设。”
早年，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卢作孚和恽代英约定：卢搞建设，当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恽搞革命，双方将来要“殊途同归”。
不过，在“革命”浪潮中，建设者卢作孚不知道归向何方。他的孙女卢晓蓉这样解释祖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自杀：“祖父一向看得很远，虽然刚解放，但他已经预见到了未来的几十年，他的建设的力量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他又能奈何呢？”
遗嘱中，卢作孚要求：“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退还军政委员会”。
卢作孚毕生建设的两项事业是，民生轮船公司和重庆北碚地区。
关于卢作孚的专题片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1938年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
宜昌撤退，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运筹帷幄，调动以民生公司轮船为主的所有运力，赶在长江枯水期之前，在40天内将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10万吨兵工器材和战略物资，以及数万人员，抢运到四川，为中国抗战保存了命脉。
这次撤退完成后，卢作孚在回答关于民生公司经营状况的问题时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卢作孚不止一次说，他“真正的兴趣不在民生公司，而在北碚”。“我之喜欢北碚，胜于自己所主办的事业”。在卢晓蓉看来，无论民生，还是北碚，其实都是祖父“建设”的“样板”。
卢作孚一生投入大量精力在北碚进行他的城市建设和社会改造实验。著名的华西大学创办者约瑟夫？毕启博士在参观了这个“平地涌现出来的现代化市镇”之后，“夸赞地责备”他的朋友卢作孚：“哎呀！你总是以一种可怕的步伐在前进，不是吗？！”
在《工作的报酬》一文中，卢作孚写道：“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另一个毕生的建设者―――浮士德，满怀喜悦地喊出“真美呀，请停留一下”，倒地死去。而卢作孚，在建设的途中，还没有得到他“工作的报酬”，累了，休息了。
二、守护气节的身影
邓广铭：逝去的学风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历史学家，公认的宋史泰斗。
邓广铭研究古代史，最早却以新文学为人所知。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他曾就读于辅仁大学，恰逢周作人来校讲新文学。周作人自称“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谁知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
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
结果这本笔记当年就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出版了。周作人将稿费送给邓广铭，他用这笔钱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老友张中行后来感叹，周作人讲课北调搀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专业知识，颇不易记，邓广铭却像是轻而易举，不止记了，且接着就印成书，“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
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中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复振”的希望，所以“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然而，这一件工作却并不容易做，因为《宋史》阙误特多，而在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故“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
由此可见，欲治宋史，必须有勇气、有才学。邓广铭无疑就属于这不多的“几人”之列，史学大家周一良甚至认为他堪称“20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
邓广铭穷毕生之力研究宋史，而他早年读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又萌发了写中华民族英雄人物传的念头，于是以史笔为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立传，为他们钩沉、辩诬，对他们作出公允的评价。他写王安石，写的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写陈亮，是写“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特立独行气概；写岳飞，写的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
他的《岳飞》被称为名著，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巧合，出版正赶上那场民族战争的胜利。”邓广铭的女儿邓小南告诉记者，“书是在抗战中写的，里面寄托着他的慷慨报国之心。”上世纪80年代此书增订再版，印数达到17万余册，对于学术著作，这是少见的印数，可知此书受欢迎的程度。
邓广铭写这些豪杰，同时也将此种情怀躬行于自己的人生实践。长期随伺父亲左右的邓小南对父亲的印象是两个词，耿介和磊落。“他们那一辈学人，经过那么多曲折，很多人改变了，但他总体上还是磊落的。他自己在‘运动’中有过违心的言行，这他从来都承认，承认得也很磊落。”
一些老朋友默认学界不良之风，邓广铭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的学术商榷文章，总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劝他随和一点儿，他却斥之为“乡愿”。邓小南感叹：“他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界风气，那时的学者坦诚相见，大家习以为常。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时代变了，然而邓广铭依旧沉浸在他以往的理念中，依旧渴求思想的交流甚至交锋。他的不肯屈就，使他在晚年失去了很多本来能够谈话的朋友，以至于家人不时能察觉到他精神深处的孤寂。
邓小南说，其实父亲晚年珍视每一次沟通交流的机会。他耳朵不好，戴上助听器效果也不大，凡有电话找他，他会立即让家人搬来一张小椅子，端坐在那儿，双手把着电话筒，把耳朵紧紧地贴在上面……说到这里，邓小南的声音有些悲凉。
邓广铭一生，有声有色，有棱有角。在临终前的病榻上，他对女儿说：“我死了以后，给我写评语，不要写那些套话，‘治学严谨、为人正派’，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没有特点。”
也许，葬礼上的一句挽联会符合先生的心愿：“直道挺儒林，矫俗惟凭孤剑勇。”
老友季羡林在回忆邓广铭时提到过一个词“后死者”，感慨于这个词里面所蕴含着的哀思、回忆、抚今、追昔，还有责任、信托。季老以“后死者”自勉，反观已逝的邓先生，他又何尝不是岳飞、辛弃疾、王安石、陈亮……这些宋代大豪杰们的“后死者”呢？
此情境，“千古知音”一句，足矣。
雷海宗：历史的碎片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人，著名历史学家，长期任教于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教于南开大学。
雷海宗人生的三个碎片，被他的学生记录如下：
―――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
出几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间，阶级斗争的观念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无影无踪。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
这是1962年春，雷海宗在南开大学重上讲台。
―――他走进教室，摘下那顶旧呢帽放在台子角上，一枚校徽老是倒插在上面，他真没工夫管这些。你看他，喘着气，脸上的红潮还来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战国之社会经济”，信口讲了下去，讲来又是那么的轻快、流利、生动，使历史上一个个人物都活了起来，一件件事都在墙壁上来回地撞……
这是1932年，雷海宗应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当时的学生刊物《清华周刊》上“教授印象记”描绘的形象。
―――会上，有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做批判发言。因发言者南腔北调，再加上声嘶力竭，也听不清讲些什么。然而，会场那严肃的气氛，情绪的激昂，震天的口号声，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最后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离得太远，看不清人的模样，只听他说：“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这是1957年雷海宗被划为“右派”后，为了对新生进行阶级教育，学校安排新生旁听批判雷海宗的大会。
从1932年到1962年，一位学者的人生在1957年被划断。
雷夫人记得，1957年夏，天津市召开“反右”大会，会上雷海宗被划为“右派分子”，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很沉痛地对夫人说“对不起你”。次日，他突然便血两马桶之多。“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我二人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历史系叫他作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
等到雷海宗摘掉“右派”帽子后，系里纷纷来人，对他说，这门课无人教，那门课无人讲授，“恨不得他成为孙大圣”。1962年春，患慢性肾炎已3年，严重贫血，乃至全身浮肿、步履艰难的雷先生，坐三轮车来到教室，重上讲台。
史学大家何炳棣上世纪30年代求学于清华历史系。他认为，由于近20年来学界对陈寅恪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但“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
当时蒋廷黻担任系主任。他采取的革新措施之首就是聘请雷海宗回母校主持“中国通史”这门基础课程。雷海宗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即开始以文化形态史观试图建树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架构。因此，何炳棣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显然更加多元，“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
雷海宗开启了史学界的风气，堪称一代宗师。然而后世研究者看得很明白：他的学术观念和思想，与后来取得学术话语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左。“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资产阶级史学权威，在解放前就曾以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违的文化史观闻名于世。虽然，解放后的雷海宗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觉得找到了真理，发现了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其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但在当道者眼中他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必须清算。”
他在1957年的遭遇，被后人称为“蒙难”。当权者甚至拟定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批判计划”，“以批判雷海宗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重点，一共十五项题目”。“披着史学家外衣的、具有二十多年反苏反共政治经验的老牌右派分子”等罪名不断袭来，温文尔雅的雷教授终于声嘶力竭地承认“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
2002年，雷海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南开大学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但有观察者感到遗憾：现在的纪念者大多也是当年历史的亲历者，读起他们的回忆文章，还是感觉有些史实较为晦涩，不提也罢。
潘光旦：教育的忏悔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宝山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务领导，研究社会学、优生学、性心理学、民族史等，卓有成就。
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1951年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主席从主席台上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
育委员潘光旦交谈。
研究者这样解读这张照片：潘光旦上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断了一条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时毛泽东见其他人均离席走动，惟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顾问。毛泽东与别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显要，很“露”脸，而这一张，却是个背影，且站在一旁。潘光旦委员情绪饱满，谈锋正健，案几上摞着文件，左手中的烟斗似乎还有余热。建国伊始，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欲展抱负的情态跃然其间。同时，我们从领袖谦恭的背影里，也不难看出国家爱惜人才、重用人才的殷殷之情。然而，就在六年以后，知识分子即厄运临头，被打入了“另册”，及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革出了个“知识越多越反动”。潘光旦也未能幸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含恨辞世。这些遭际，是照片上的那个潘光旦所万万不会想到的。
收录这张老照片，编者尚需补白一句：“潘光旦或许不为人熟知，在此聊补一笔。潘光旦，社会学家，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今年费孝通辞世，有人敏锐地指出：“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失去了一位最为敏锐的见证人。”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费孝通属于第二代学者。尽管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上，他经常跟上一辈人在一起，但他总是清楚地意识到在为人、为学上两代人的差异。他所感受到的“代”的差异不仅局限在社会学界，而是更广泛地存在于前后两代知识分子之间。
费孝通晚年写了一系列师友回忆文章，不断地试图诠释上一代学者的做人原则与学术探索精神。他曾谈到自己与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异：“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有这个问题存在。”
言下之意，甚为悲凉―――下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吗？
“恐怕很难体会到了。”一位长期研究教育的学者对记者感叹，“别的因素先不论，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就缺失这一环。”
他说，现在的教育界，了解潘光旦教育思想的人不多，但实际上，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本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痛陈教育的误区：在这个“大时代”里，有的是“研究教育”、“专门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而名为教育，实则就理、工、医、农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训练；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宣传……如此下去，岂复有“自由教育”可言！
潘光旦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
他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
他说，国难的形成自有其内因外缘，若就内因来说，与当时的国民素质有很重要的关系，而归根结底，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国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读读潘光旦吧，何其相似啊。”说罢，那位学者默然良久。
吴组缃：尊重自己的尺度
吴组缃（1908－1994）安徽泾县人，著名现代作家、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吴组缃被称为一位智者。在他的弟子刘勇强眼里：“吴先生非常敏锐，很有智慧，聊起天来，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妙语连珠。”
他同时又被称为一位勇者。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吴先生的“尺度”也始终一以贯之。“他从不会因人而变、因事而变、因时而变。”北大中文系教授孙玉石评价道，“他要一个导师应有的尊严。他尊重自己的尺度。”
1929年，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次年转入中文系，毕业后，在清华研究院继续学习，但没读完研究生就离开了。他的传记记述到此往往语焉不详。就此，吴先生的弟子张健曾特意向他探究过其中原委。
据吴先生说，读研究生期间，他曾选了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在学期作业中，他骂六朝文学是娼妓文学，刘教授非常生气，就给了他一个不及格。但刘教授同时也托人带口信给他，只要他改变观点，就可以过关。当时，吴组缃已经结婚生子，全家要靠他的奖学金生活。一门课不及格，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而拿不到奖学金，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继续学业。但吴组缃硬是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结果不得不中断学业，经人介绍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供职。
和吴组缃有过长期交往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方锡德讲过一件小事：上世纪40年代，吴组缃曾应聘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当时是在学期中间，校方希望他开半学期的课，但要支付给他整学期的薪水。吴组缃当即表示：“这样怎么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学期的课，怎么能拿你们一学期的薪水？”
“文革”期间，吴组缃自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军宣队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这场革命，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时许多人很为他着急，怕他挨批，因此劝他承认这个说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吴组缃执意说这就是他的原始感觉，最终也没有改口。
1985年，刘勇强考取吴组缃的博士生，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先生，就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正好有一个外地学者来拜访吴组缃，拜访者编了一本清代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的选注本，想请吴组缃题签。但吴组缃看后，直率地对那位学者说，自己认为他对纪昀的看法并不妥当，所选的篇目也不理想，因此，不能题写这个书名。
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因此被很多人称为“诡辩派”的鼻祖。有些时候，吴组缃倒确实像是一个“诡辩家”：尊重自己的尺度，很多时候固然需要原则和勇气，但另一些时候，则需要机敏和智慧。
吴先生烟瘾很大，茶几上随时一字儿排开十数只形形色色的烟斗，以备轮番取用。子女多次劝他戒烟，但他总是不接受劝告，而且还发明了一套“以毒攻毒”的理论。张健就曾当场领教过“这个固执、可爱的老头”，振振有辞地对子女们阐述他的“以毒攻毒论”。
吴先生的儿子吴葆刚一直认为，“父亲对事物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一次，他告诉父亲杂志上讲竹笋虽然好吃，但主要是纤维，并没什么营养。他父亲立刻反驳道：“熊猫只吃竹子，可是长得胖乎乎的，怎么能说这东西没有营养呢？”
“他时常会流露出一种纯真之心。”刘勇强回忆说。有次，他陪吴先生经过未名湖边，看见有个女孩儿用小石子向湖面上打水漂。于是吴先生很认真地说；“这怎么能行呢？如果人人都这样，岂不是要把湖填平了？”
季羡林曾经这样描述他这位老友：“池塘边上，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人，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树影。”
现在，池塘边的木头椅还在，只是“戴儿童遮阳帽”、“欣赏湖光树影”的老人不见了。
徐中舒：从不说假话
徐中舒（1898～1991）安徽怀宁人，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早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大家，后长期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徐中舒去世后，同系的一位老教授坐着轮椅赶来吊唁。别人要抬着他上楼，他不许，趴在楼梯上就放声大哭。
30多年前，在“反右”斗争刚开始时，这位年轻气盛的教师曾是积极分子，认为系主任徐中舒已成老朽，便经常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徐先生。孰料形势急转直下，没过两天，反倒是出风头的他本人被打成“右派”。面对如此打击，他想要轻生。可妻子怎么办，5个孩子怎么办？想来想去，他觉得还是几天前自己刚刚批评过的徐先生最为厚道。于是登门找徐先生：托孤！
徐中舒绝口不提此前的恩怨，只是劝他要好好活下去，活下去就会有前途。徐中舒的孙子徐亮工曾看见过祖父写给同样被划成“右派”的叔叔的信，“祖父对自己儿子这样说，对他也这样说。”
于是，此人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后来还成为卓有成就的学者。不过据徐亮工回忆，这位教授此后一直保持着某种矜持，和徐中舒的来往并不多。但那一哭，足以说明一切，“他们是心心相印的”。
在徐中舒的儿子徐安石眼中，作为学界泰斗的父亲，最恰当的评价却是“本分”二字。“他的话不多，但从不说假话，哪怕是在‘文革’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