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老舍来看重排的《茶馆》，没有多说什么话。演出后，当年北京人艺党委秘书周瑞祥只听到寡言的老舍淡淡地谈到了几句红线问题：我对这个情况不熟悉，你们看着办吧。
六十年代初以后，老舍的创作明显地转移到历史、儿童、民族、
国际政治题材，有意回避了现实题材。只有一次例外，就是想为《骆跪祥子》写一出话剧续集。
曾在话剧《骆驼祥子》饰演祥子的老演员李翔回忆道：
六十年代初，老舍先生有一次突然问我："你说咱们祥子能活到现在吗？，'我摇摇头，而先生则说："不尽然吧。，'
我在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中演一位八路军支队司令员，^让老舍先生突发奇想，他觉得祥子也可以参加革命，也可以成为司令员。他就想了解北京人力车夫中有多少人参加革命,
参加了北京解放斗争，起了什么作用。开了几个座谈会，三轮车的车夫们感到看话剧《骆驼祥子》太压抑，感到吐不出气来，也在会上提出希望祥子有个大团囿的结局。
老舍就考证设想祥子随冯玉祥下福建当兵，找了机会参加红军。他越想越精彩，对我说："老百姓想看大团圆，我们能不能续个话剧。我要写一个北京的老干部，太逗了。车夫们一定高兴，出了这么一个大人物……，，他已写了两幕，写了已是解放军领导的祥子潜入北京，发动车夫迎接解放。第一慕是在胡同口馄
饨摊上，一盏路灯晃荡；第二幕是在白塔寺庙会，祥子在出租小屢开展工作，写得生动，有意境。
老舍先生常常一个人夹着文稿，拄着手杖，从家里走到剧院，兴奋地为我们朗读初稿。
上面并没有人要他写或者干涉他，一般人不敢指手划脚，就
是我们这些人童言无忌。他念给我们听，提了意见，他拿着本子
记，并说："我就先写两场，写了后再说要多少慕。，'他还说这
话："莎士比亚的语言实在精彩。^
看得出他对新社会有惊人的热爱，总是想办法写点什么。可是后来大家一算年齡，觉得祥子的岁数不太合适，挨个
数，原著的人物都死了，小顺子还能参加革命吗？担心大家不能
接受这样的故事，最后就不了了之。他有顾虑，就想搁在那，
"以后咱们再说，先写其他。'，
老舍先生一直想写理想的共产党人，但又觉得自己写不好。
他曾给我说过，我写不了特殊材料的人，我写普通材料的人还可
以。
当时正号召大写十三年，老舍先生还算过写祥子续集的事： "我们写祥子续集，正好十三年，我们也写一个。，，可是后来他自己对我们说："我熟悉老北京的人，写解放以后的人不成功， 对新人不太了解，我怎么办？我写反面人物精彩，一写共产党员，别人说不像。要高度集中，我又集中不了。'，他拼命想了解新生事物，但又觉得恐慌，对自己怀疑。
他从不在背后说人坏话，这是旗人的家规。他跟林语堂关系好，不说林什么。开会后对会上有人批林，他就惑慨地说别人
"迂腐"。
^1998年10月14日口述）
老演员叶子至今不明白，老舍当初兴之所至，为什么事先没想到祥子的年龄问题。她告诉笔者："老舍念了一部分后，我们说，那堆人活到现在都干不了，岁数太大了，老马走不动，祥子多大才参加革命呢？不可能，人家不相信的。他听了以后没说话，也没把剧本拿到剧院。，'
像这样半成品的废品被老舍扔进纸萎的，舒乙表示已难于准确计
箅。老演员叶子记得，在大跃进时，老舍偷偷写了一部外国题材的
戏，她听了吓一跳，连忙劝阻；人艺老编剧蓝萌海记得，在^十年代
初期老舍曾写过一部戏，剧名忘了，似乎只有两个字。大家听完剧本
后哈哈大笑，蓝荫海至今对其中一句印象最深："敲门声像年三十剁饺子馅一样。'，
有一次去苏联访问，老舍看中苏联讽刺官僚主义的喜剧《澡
堂》，就^:髙莽找出翻译稿，由他自己改成中国版剧本。中央实验话剧院排练出来后，周扬一看就否决了。
笔者为此专访了高莽，他详细地讲述了老舍接触《澡堂》的情
况：
1959年参加苏联作代会，老舍先生爱看戏，就看了一场诗人马雅克夫斯基的话剧《澡堂》。这个戏曾被批过，二十年没有上演。剧本讽剌挺厉害的，把那些官僚主义者送到时间快车。演出形式大胆，剧场内气氛好。他看戏时，我做翻译。演出后，院长或总导演还来征求意见，老舍说挺适度的，演技不错。
他问我，怎么翻译得那么细？我说，我已翻出来了，准备^进
人民文学出版社作者的五卷集中。他很感兴趣，向我索取翻译稿。老舍就看中了《澡堂》，回家后就动手改了一个中国版。老舍善于写讽刺戏。两个月后，他请孙维世和我等人去他家听新剧本。
老舍念稿时有味道，不时自己发笑，朗读时间很长。剧中可笑、伤心的地方很多，与原剧差不多，只是把人名改成中国人。有一个人名就叫"万家宝"，大家听了大笑，说老舍拿曹8开
心0
有一次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中苏有分裂的迹象，中央上层知道。陈老总说："工^不多，只是祝贺，没有工作任务。" 苏联记者知道老舍是党外人士，尽量问老舍。老舍对党中央的话理解比较透，他嬉嬉哈哈地说："暍茶，暍茶……'，不谈政治时就随意一些，给记者讲茶叶的性能。
0998年8月26日口述）
在人艺，给老舍退稿是一件难事，但老舍的宽厚又让人艺的人感念。人艺老编剧梁秉堃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回，剧院觉得老舍新作《过年》不太理想，就让夏淳、于是之去退。到了家中，于是之说不出口来。老舍请他们在东来顺吃饭，吃了一半，于是之吞吞吐吐地把来意说了，老舍把稿子接过来放在一旁说："我再写好的。，'于是之如释重负，饭后他对人说，只有到了后半截，我才吃出涮羊肉味道。《1998年8月7日口述）
老舍1960、 1961年左右悄悄、写完了童话剧《青蛙骑士》，主动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笔者查阅到当年《人民文学》那张发黄的审稿单，上面留有审稿人的诸种意见。值班编辑崔道怡首先肯定剧作"在思想上提高了一大步"，然后写下阅读感受'："作为剧作家老舍，能够运用各种样式，无论巨细大小，紧密配合政治任务。没去西藏生活，就来改编西藏民间故事，这种精神是可敬的。，，编辑部主任杜麦青感到作品中存在一些不足："主题和情节有些不太谐调，对话流畅通俗，但也有不少陈旧、别扭的地方。，，
副主编陈白尘主张留用，但请作者进行一些修改。主编张天翼审
看后，也做出同样的意见："从这一类的主题来说，即使不改，亦可以发。当然，能改一下更好。，'
当时西藏平叛、边境问题频频引起国内外关注，老舍自然关注这
个热点，从童话传说引申出民族团结的主题，依然不失紧跟形势、密切配合的创作本分。
那几年生活困难时期，老舍作为高级文化界人士，享受特殊的副
食品补贴，每月凭证内部可买到肉两斤、鸡蛋两斤、糖两斤，还能购
买一些烟、茶。但他始终保持自律，坚持低调的态度。1961年1 月，他告诉来访的中国文联组联室干部陈慧："我就看不得那些抢购东西的情况，看了令人生气。大家让一些，不一定要买的东西就不买，这就松了，不至造成人为紧张的局面。我可以去政协三楼俱乐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吃饭，我从来没有去。因为想着人人都不肯放弃权利，就搞得很紧张。，'（摘自1961年1月《文联访问艺术家简报》〉
老舍还说道："现在创作生活很多，《人民文学》常来看稿，儿童剧院要我写一个儿童剧。又要写关于天桥的史事，但不知从何写起，架子还没搭起。上个月天津河北梆子小百花剧团又来邀请^实在想下去体验生活，因为身体原因去不了……'，
陈慧记下了老舍这一声长叹："没有生活，写不出，没有来源……，，
1963年底，从南京到上海，先后上演了名震一时的《夺印》、《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等话剧，都不是北京文艺团体
创作演出的。北京市领导对此有些焦虑，在11月11日召幵的市委工作会议上，彭真把曹禺叫去，要他停下周恩来出题的《王昭君》写
作。
《北京人艺大事记》中引用彭真当时所说的话："以后谁要给你历史剧的任务，你就告诉他，市委决定要你百分之九十写现代戏。" 彭真当场给曹禺创作河北抗洪斗争的任务："河北发生那么大的洪
水，战胜洪水是发挥群众的力量的，可以写写吧！'，
第二天，市委宣传部长李琪问曹禺怎么样，剧院的人回答:
禺很紧张
，，
老演员蓝天野谈到当时陪同曹禺下河北、协助他创作剧本的情
况:
63年冬天，我陪着曹禺到河北收集抗洪材料，到了几个县，然后住在天津宾馆。老舍先生也住在宾馆里，他是给天津写剧本《王宝钏》。他对过去传统剧目有想法，想重新写一个新编历史剧。
晚饭就我们几个吃，老舍先生很实在，他知道我们下基层忙于找材料，就没有过多议论剧作。曹禺写《王昭君》正写到兴头上，想在宾馆多住几天，把两幕戏收一下。
记得老舍他们还画画，曹禺进来看看。我问了给齐白石出"蛙声一片"题目绘画的事情。老舍说，我找了四句唐诗，都是齐白石常画的东西，不是出难题。他讲了一些文人之间交往的事情。
老舍先生当时还算轻松，特地请曹禺到真正的狗不理饭馆楼上吃包子，就那一次觉得味道真的不一样。
运动来得那么快，比预感得要快。回来之后传达有关文艺界的两个批示，64年初就来了一个突变。
〈1998年10月27日口述）
曹禺、焦菊隐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在北京人艺搞出世界水平的东西的理想，这种追求与现实的不协调困扰他们几年，风吹草动之时就垂头丧气，按下不表，但是一有机遇还是抓住不放。借着1963年大写现代戏，他们在讨论剧院五年计划时，焦菊隐还再三强调："要有共产主义的民族自豪的雄心，在世界上要树起东西来。我们演出的戏， 要让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看了也说好，这就是国际水平。五年内要有个
目标，要搞出几个好的现代戏来。，'曹禺听后兴奋地说："焦先生帮我们开出了一条道，焦先生的这条路，是一朵大花……要加一把劲， 要追求最高境界，要培养出红得发紫的演员，硬是要从二十几岁的人里出人才，这才有盼头。，'
事后他们焦急地找了老舍、郭沫若等剧作家联系，请他们再为人
艺写剧本。1964年初剧院迫于形势，提出了 "甩掉现代剧目落后的帽子"。那年大年初二，曹禺、焦菊隐等剧院领导邀请老舍、孟超等人在东来顺聚会，闲谈之中探讨写新作的可能。
老舍那个描写京郊旗人村的话剧构想，也开始为曹禺他们所惦
记。
焦菊隐希望在1964年国庆前后搞出一个高标准的现代戏，而剧院分三组在京郊农村、京西矿区深入生活长达一两个月。然而8月底，市委宣传部已经迫于严峻形势，为应付斗争的需要，开始布置批判焦菊隐，发动大家回忆焦菊隐在文艺、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方面的情况，立意是要彻底清除其思想影响，更大的背景是要找到替罪羊抛出去。
批焦小组悄悄组建，市委要求在国庆节以前搞出两篇批判文章。谈到这一点时，周瑞祥作为剧院党委秘书，深有感触地说道：^65 年上面压下来，彭真顶不住，就以批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径去批焦菊隐。让我、童超等人组织写批判文章，把我们几个关在剧院四楼小屋，从焦先生的书里、文章里挑骨头，断章取义，说是反毛泽东文艺思想。后来《北京日报》打出文章小样，不知为什么没有发表。赵起扬说，亏了没发，要不弯怎么转。这事做得绝对保密，焦先生不知，
道。，，〈1998年10月21曰口述）
1965年底，北京人艺的舞台似乎要搬到天安门广场，11月30日全体演员参加反对美帝侵略刚果（布）的游行示威，并在广场持续几次演出活报剧、诗朗诵、对口词、单弦等节目。1966年1月3日上午通知出节目，下午排练革命歌曲大联唱，晚七时赴天安门广场参加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的庆祝联欢会。2月9日上午十一时开始排练，下午二时到天安门演活报剧、合唱、快板，随后赴越南驻华使馆
表示声援，递交声援书。
为了支持刚果反帝，剧院党委决定在十几天内写出斗争戏《刚果风雷》提纲。这边尚在操作，市文化局又布置创作反对美帝侵略越南、支援越南人民斗争的剧本。剧院只好在两个排练厅分组突击
排练，每天分三班进行，在五天内排出大样。刚喘一口气，中央又
决定举行支援多米尼加人民反美斗争的活动，剧院在当晚十时半召开全院动员会，确定第二天全天突击排练大型活报剧《反帝怒
火》。
虽然曾安排焦菊隐出任一些反帝剧的导演，但内部筹备批判焦菊隐的工作一直没有松懈。焦菊隐无奈之下，曾请求调离北京人艺，要求全家下放到农村，按农民待遇，长期安家落户。剧院党委明显感觉到他的不满情绪，也悄悄地收集到他私下对公开批田汉的
异议。
1960年以来，一旦形势许可，剧院党委会、艺委会时常开会议论艺术问题，尤其是那三个屡屡让人困扰的主要问题：1.有哪些违反艺术规律？ 2，艺术创作中是否适于搞群众运动？ 3^领导工作和艺术创造中的民主作风问题。讨论时似乎容易达成共识，可是政治风暴袭来时，所有旧症新病只会愈演愈烈，谁都无法抵挡。具有不凡天賦的焦菊隐面对剧院的现状，只能在内心哀叹。
老舍感到自己已经完全不适应外面火热的形势，与剧院的关系渐渐地淡出，对批焦的举动不表露什么，也很少来看新排的反帝戏。只是剧院党委书记赵起扬等人创作的《矿山兄弟》在华北会演时，老舍默默地看完这出戏。很快这出戏因对工人的缺点错误的描写"过了限"，引起较大争议，为此组织演出专场，请周扬、林默涵等一大批负责人士会审，最后连彭真都出面说话："我没看出政治性的问题， 如果有，我看戏的时候就会提出来了。'，
~创作的险恶连同政治上的莫测，敏感的老舍自然很容易体会得到，处事更加低调。1965年1月华北会演大会讨论骆宾基的新作， 一些与会者对北京人艺旁敲侧击，调门起得很高："骆宾基的戏糟蹋老干部，不仅是不健康，而且是恶毒……北京人艺应当不应当给骆宾基抬轿子？过去是给老舍抬轿子，这是组织作家的阶级路线问题。，'
北京人艺的压力愈来愈大，使用老舍搞创作也逐渐变成敏感的斗争问题。在那段政治高压加大的日子里，人艺与老舍从最初的不即不
离演变到躲避不及，老舍终于成了剧院运动急于甩掉的包袱。以往人艺每年元旦、除夕活动，都特邀老舍参加，而此时邀请名单里早已没有老舍的名字。
剧院唯一正面涉及到老舍的就是日本关西艺术座不断索取有关《茶馆》的演出资料，以后他们又寄回在日本上演的《茶馆》剧照。
周恩来1965年1月批评新片《红色宣传员》思想性不够强，对在场的北京人艺演员们说："美学问题、审美观问题不能由你们自由飞翔。'，过了几天，周恩来又明确无误地要求剧院加强对队伍的锻炼，每年要有半年时间深人生活，参加劳动。
很快，《龙腾虎跃》剧组到达佳木斯分局南岔机务段，开始三个多月的跟班劳动。并实行"开门排戏"，机务段领导和工人随时来看排练，随时提出意见。而曹禺则在北京阜成门门市部与售货员实行三同，一起站柜台，一起推车下街道售货。曹禺穿上工作服，卖油盐酱醋，营业动作不好掌握，老是箅不过来账，让老太太顾客在一边焦急。有时，他还到街上吆喝："卖酱油……卖透明香皂，又洗衣服又洗脸……'，
老演员郑榕感慨地说："那时一个运动跟着一个，躲不过去。往往以运动为主，排戏为辅。演《矿山兄弟》，我们在西山矿区劳动很长时间，早晨四点半起床就下去推车。谈艺术很少，演不好就是演员思想改造得不好。我现在老了，晚上做梦从来不会做到剧场演出梦， 做的是在农村没完没了^劳动。我在人艺这么多年，纯粹谈艺术的仅有两次，一次是56年苏联专家办班，迸行教学训练；第二次是文革过后百废待兴，于是之在《茶馆》组搞了一段艺术总结，也是为了清
除派性，让大伙儿转到搞业务上来。，'0998年8月26日口述）
老舍就在那时到北京密云县檀营村居住了三个月，这是一个旗人
居住较多的村子。
北京人艺老编剧蓝荫海1965年也在密云体验生活，他住的村子
与老舍住的村子相距很近。他发现老舍虽然身体不好，仍拄着手杖在檀营旗人村走家串户，爬到山腰看新建的扬水站。蓝荫海问："腿行吗？'，他说："没事，扶着我就上去了。修这个大工程，抽潮白河水上山。不上去看看，行吗？，'
县里照顾他，给他找了一间糊了顶棚的干净房子。有时县里有活动，就派辆吉普车接他，到县城听县委书记做形势报告。他穿一件灰色干部服，跟一般干部一起，在台下听得认真。
蓝荫海告诉笔者："我念我写的本子，他靠在炕上被子旁听。我写了这么几句，'大河流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他告诉我: '这是文件里常见的，不要用人家写滥的词，要注意新鲜的语言。， 他说，像'锅里有，碗里有'这类才是农民的话。'，
老舍对旗人村出现的变化满心欢喜，他几次对蓝荫海说："过去旗人肩不能挑，靠吃钱粮，不会劳动。解放后改造了，表现很好，学着种地，这是多么动人的事。但他们总想省事，把芝麻、玉米、谷子种子一起撒，没有长成。旗人过去是统治阶级，心眼都挺好的。这个村穷，以前连瓦片都揭下来卖，现在都盖了新房。这还不应该好好写写，多发现有趣的事。'，
蓝荫海遗憾地表示："受了当时路线斗争的气氛影响，听说老舍先生写《旗人村》的初稿引了很多语录。我没见过稿子，但感到他本人内心是不愿这么干的，写时是很无奈的。'，0998年10月30曰口述）
英若诚记得，老舍从乡下回城后，紧张地问人："出什么事呢？ 连周扬都批了……，，他很敏感，有点灾难临头的感觉。
梁秉堃1965年底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座谈会上见到老舍，老舍兴致颇髙地说："我正写一个找乐的事，写计划生育，一个三十多岁
的妇女手上一个孩子，怀里一个，背着一个……'，主持会议的邓拓请老舍坐前排，老舍坚决不从，执意让年轻人坐前边。他说："现在是年轻人干的时候。'，
梁秉堃告诉笔者："当时我坐在前排觉得不对劲，回头看他。
他笑着说，没关系，我给你把着场。'，〈1998年8月7日口述）
舒乙回忆道，1964年以后老舍觉得慢慢被遗弃，心情日趋暗淡：
人艺、育艺已经不再找他写戏，与周恩来的联系明显减少。1965年赴日本访问很轰动，同去的两个"政委"刘白羽、张光年与人谈政治，而他很谦洒地谈茶道、武术、饮食等，日本人喜欢他。回来后反应冷淡，写了一簾很长的游记，寄出后石沉大海，这对他打击很大。现在这篇文章手稿只剰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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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出游、下乡，客人少，说活少，产量下降。
看到党内朋友阳翰笙、田汉、夏衍倒了，批《北国江南》，对他剌激不小。他去黄山旅游，途中给阳翰笙写信，一字不提批《北国江南》的事，只写自己旅途中的心情。但让人读后，觉得字字的背后都在提《北国江南》。
那时他的心情肯定很坏。他原来是有抱负的，在国外看到
很多文艺形式演变，他想在国内试试。哪怕在61、 62年低潮时，他还玩命地写歌剧，共写了四个，还改了两大出戏《王宝钏》、《杨家将》。可是，政治把他弄成这样，政治形势又把他的创作生机闹割了。
北京市已确定拨两个白旗，一个是老舍，一个是焦菊隐，已暗地里组织批判文章，并在《北京日报》拼好版面待发。实际上已内定为北京市最大的反动权威。那一年住医院，没有一个朋友来探望，他心里很明白。
有一次市文联组织人员下去，偏偏不理他。他回家后带着微笑，但说话非常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
老舍：花开花落有几I
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一你看我多有用啊……
悲剧就在这里，到了最后，上面仍然认为他是资产阶级分子， 别人还是不相信他，只能自己死掉。
0998年10月30日口述）
据舒乙介绍，老舍1963年发表短文四十多篇，1964年十篇， 1965年九篇，1966年仅发了一篇。外国朋友问，他简单回答："身体不太好，不写什么了。'，对当时批判"中间人物论"等活动，采取了不表态的缄默态度，不像以往参加运动那样去写声讨文章。
郑榕说，其实文革中批判老舍的言^观点，早在1964年就有了。市委怕负责任，欲把老舍抛出去。
七十岁以后我就退休，闭门不出。你们不要弄我了。他还时常提到, 年轻时有人劝他不要干文学，干了没有好下场。他半是认真半是悔意地说，后悔没有听进这话。〔1998年7月17日口述）
挚友吴组缃进城常到老舍家中喝酒，他告诉别人，老舍经常酒后发很多牢骚。八十年代时，林斤澜曾几次劝吴组缃写出来留给后人。吴组缃不愿执笔，说："不写实话没意思，还不如不写。但如果写了实话，两方面不满意，一是有关领导，二是夫人。，'
可惜的是，这些牢骚话随着老舍、吴组缃先后去世而被永远带
走。
周恩来对北京人艺有了一些失望，一些不满。1966年3月28 曰，看完反映越南英雄阮文追的话剧《像他那样生活》后，周恩来心情颇为沉重地对文艺界领导林默涵、周巍峙、李琪说："我对北京人艺的《像他那样生活》不太喜欢，我看于是之那两位演员是自我陶醉，看样子他们深人生活比较差，似乎不如青艺那样有群众的生活气息。人艺腔也听不惯了，他们不像在演阮文追夫妻，而像演他们自
1 10
人有病天知否
周恩来又对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说："我这样说可能挖苦一
些，不要直接对演员说。，'
他说："过去我对他们有些戏还是欣赏的，现在看不习惯了。，'
(摘自文化部1966年简报）
据说，苦闷之中的老舍曾给周恩来写信，周把信转给康生，康生批示道："回原单位参加运动。，'
据舒乙介绍，有一次演完意大利歌剧《女理发师》后，周恩来留下一些人讨论该剧存在的问题，一个个问过去。别人不敢说话，老舍
说了一句"我反正听不懂''。他知道周受到江青等人的压力，他还是想以帮助朋友的心情对待周。周恩来没有料到的是，文革一爆发老舍这类朋友会被当成敌人，他原以为老舍只是没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而已。〈1998年10月30日口述） ，
1966年1月31日，市委决定撤销焦菊隐副院长职务，勒令《茶馆》演员们揭发焦菊隐在创作上的问题，并商定在适当时机批判文章公开见报；4月16日开始批"三家村"，北京市委岌岌可危，市委宣传部指示批焦的工作立即上马；6月18日，赵起扬被批判，群众组织宣布夺权；6月20日，剧院领导一律列为黑帮；8月23日，北京人艺改为"北京人民文工团"，剧院领导被抄家；8月24日，老舍沉湖自杀；8月25日，剧院的人得知老舍死讯，心中慌乱，谁也不敢说什么。批判大会照旧如火如荼。
英若诚回忆了剧院那种麻木、惊慌的情形："我们马上知道老舍的死讯。这么大的事，本来大家应该议论纷纷，但没有。这说明了一种精神状态，人艺很复杂啊！，'
欧阳山尊告诉笔者，老舍的死使他联想到一次夏天出游。那天郭
沫若、老舍等与人艺的领导、演员们一起坐船逛颐和园，演员狄辛下
水了，曹禺也下去了。欧阳山尊在一旁劝老舍也下水，老舍说："我
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来，上来后又白又胖。，'
欧阳山尊伤感地对笔者说："这句幽默的话是无心说的，说时很
高兴，没想到成了谶语，他真的后来扎进太平湖。我想，他万万没想到灾难会忽然降临，没有精神准备，一下子接受不了。最大的苦闷，
就是文革一来他被揪出挨揍。'，0998年10月18日口述）
曾经出演过《龙须沟》、《茶馆》、《骆驼祥子》等戏的人艺终于淡漠了剧作家，老舍的名字只是在批判发言中屡屡使用。他的剧作全部被视为大毒草，有关演员多少受到牵连，剧组的人们很自然也随着运动的深人而分化、而相互斗争。譬如蓝天野曾被开除党籍、英若诚以"里通外国"罪被捕入狱、黄宗洛受到五一六清查， 等等。
文革中，剧院花了几年时间排出《云泉战歌》。郑榕申请扮演第二号人物的8角，在会上引起争议，有人说："郑榕只能演十六号以后的正面人物。'，
郑榕回忆道："那时每出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云泉战歌》就得改台词，主角天天背新词。'，1972年，焦菊隐被允许看了欧阳山尊、夏淳执导的《云泉战歌》连排，戏里有他熟悉的演员童超、朱旭、童弟、黄宗洛、吕中、吕齐等人。看完戏后有人征求意见，焦菊隐直率地表示："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打二十分。，，
人们奇怪，老导演怎么能拿《茶馆》的水平来打量"新生事物"
呢？
很快，剧团临时党委决定把焦作为"靶子"之一开展批判，进行基本路线和文艺路线的教育，对焦成立专案组。
1975年2月18日，身心倍受折磨的焦菊隐因患肺癌得不到及时治疗，郁郁而终。
此时，老舍已去世九年，两人所期望的舞台辉煌早已灰飞烟灭，1958年《茶馆》的一时盛事成了 1949年以后中国文坛有异样感、有成就感的亮点之一，然而因注入太多太多的外界力量而使后人更多瞩目其中悲剧的意味，关注其间人们浮移、下堕的不堪回首的命运。
1 I：
人有病天知否
《茶馆》后面的故事依次展开，却以剧作者、导演、演员的悲惨遭遇演绎中国社会动荡的变迁，舞台背后的一幕幕场景比剧作本身更
真实、更残酷、更无情。
老舍以他的沉湖为作品作了最后一次无言的讲解，把解不开的思想疙瘩不情愿地留给后世，那双充满热情、不停地歌颂政治的手终被无情的政治戛然毁掉。
等到文革一结束，《茶馆》剧组的人们一下子似乎重新读活了《茶馆》，读懂了老舍。
但他们又惶然表示：不能全懂。
老舍的死绝不能只怪罪于那几十个抢着皮带打人的红卫兵们！ 丁玲的北大荒日子
1957年5月底形势骤变，6月中旬以后中国作协秘密成立了反右辦斗争指挥部。在《作协反右派斗争计划》中，将解决丁（玲）陈（企霞）问题列为战斗任务之一，丁陈曾经领导过的《文艺报》被开辟为最主要的战场。当时的党内口号是"沉重打击右派分子、武装积极分子和争取中间分子"等,
中央高层明确指出，要充分发动群众，要开大会，大争大辩，集中力量首先打垮丁陈反党集团。7月初以后，中国作协以党组扩大会
议名义连续召开了二十'五次大会，在初秋时节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作协整风运动总结报告》用语〗。实际上，刚开了几次会，挨批者纷纷认罪，以致周扬在总结大会上如实说过："十六天的会议就揭露出一个反党集团的活动，这在文学史上恐怕也是很重要的、过去少有的斗争，翻一翻过去的历史来看，恐怕都是很少有的事。，'
他把此战比喻为"换掉国民党放在共产党工事里的几根有白蚂蚁的大柱子"，他表示："如果这是一根大柱子，我们找不到很大的柱子来换。那么我们宁可用几根小柱子来换它。虽然小一点，但是没有白蚂蚁。"
周扬大声说道："丁玲说什么'肩上担负世界的痛苦'，担负那么多痛苦干什么？这正是没落阶级的思想，让他们担负着痛苦进坟墓去吧。你有痛苦你痛苦好了，不要抱紧我们。我们迎接新的时代，迎接新的社会，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痛苦呢？"〈摘自中国作协会议记录原稿) ^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表示："我们对丁陈斗争搞得好，很坚
决，今后的办法就是头上要长角。，'他说："现在，丁玲的问题我们
还是等待她的觉悟。我们已经等了十多年了。她一到延安，就不太像一个共产党员。她这样下去，就不能做一个作家，也不能走社会主义
的路。如果你是政治问题，不是反革命问题，你就表现出来给党看看
吧。，，
陆对反丁陈斗争赞誉有加，大声疾呼："我们的文学家们，请你们起来赞扬赞扬这些东西吧：你们要赞美果实，因为我们已经学得成熟了。，，
1957年8月15日，在文艺界一次内部通报会上，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传达几位中央常委关于丁陈问题的指示，决定把丁陈问题作为文艺界第一个大的突破口，为处理丁陈定下了基调。这些指示显示当时严峻的尺度："文艺界反右已展开，但火力还不够，应该更彻
底。不要有温情主义，不要认为搞得过火了、面宽了等等。个人主义在文艺方面很厉害，略有成就就反党，根本忘记他的成就是怎么来的。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流氓性。不能有温情主义，不要认为搞得过火了、面宽了等等。今天不痛，将来不知道要怎么痛，将来就痛得不可收拾。顽抗的只好毁掉，洶汰一部分，这也是挽救更多人的好办法。这些人就是文艺界的败类，如不淘汰就起腐蚀作用。如这些人不整，则搞出的东西也是资产阶级的。不要姑息名演员、名导演，给他再次登报，扬扬臭名。'，（摘自会议记录稿）
邵筌麟传达了周恩来的一句话：这个斗争要看长不看短。他还转述了周的几句感慨：曹禺和吴祖光就是两个不同的类型，吴祖光离开党、反党，曹禺走近党。就在这次关键的通报会上，刘白羽再三强调："我们的斗争搞好，对全国是个推动。我们已突破反党集'团，但离彻底胜利还差得远。雪峰与丁玲之间的关系还没打破。对艾青、李又然这些人要有各方面的材料，陈明在北影搞，马峰、白朗交代丁玲的问题太少。不要放松丁玲……，'
林默涵说："丁陈问题不仅是作协的事，而且是整个文艺界的
、
事，各方面的斗争都与丁陈问题有直接、间接关系……这问题在文学史上十分重要，这是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郭小川在1967年7月1】日写的交代中，涉及的反丁陈斗争之事可以作为我们了解整个反右运动的背景材料：
那时，文化部不太听周扬的，管事的副部长钱俊瑞是闹独立性的。周扬后来利用58年钱俊瑞不适当的工作方式，抓住了这
个事。副部长刘芝明也看不起周扬，两人并不见有原则分歧。
原来文化方面是胡乔木管，后来由陆定一主管，拉来周扬。周扬有文艺界的实权是从54年或55年初开始的。当时周扬手上只有作协，当初只有作协归中宣部，其他协会归文化部管。
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55年底，康濯写了一个掲发丁玲的材料，说丁自由主义，攻击周扬。原来没准备搞丁陈的，刘白羽来作协后鬼得很，野心勃勃，对丁陈斗争是刘搞的。他一来作协就感到作协有一派势力，要搞作协，必须把丁玲这一派打下去。
因为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是杀鸡吓猴，把作协的阵地抓到自己的手上来。搞了丁玲，就要搞创作，搞出成绩给中央看。当时就学苏联的那一套，讨论了典型问题。
57年6月反右斗争，在陆定一家谈过丁陈问题。陆找我们说，对丁的斗争是对的，周扬没有宗派主义。
(摘自郭小川1967年交代材料）
作协党组在1957年10月7日汇报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扩大会议的情况报告中，也承认在大鸣大放期间，估计作协机关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受丁陈集团影晌和迷惑的，只是在反右斗争中才逐渐改变了这
一形势。
之后，作协党组在1957年10月26日发函给北京市委刘仁、张友渔，希望能占用北京市一百人左右的下放干部名额，安排作协机关
1^人有病天知否^^^^^^^^^^^^^
一部分有思想倾向问题的干部参加劳动或基层工作。其中一条理由就是："作家协会是知识分子成了堆的地方，而且^于丁陈反党集团在
这里活动多年，散布了极其不良的影响。现在这个集团刚被粉碎，机关正气方在抬头，急需抓紧这个时机整顿一下。，'
丁陈被整肃后，党组一些人就急于把机关整顿得"干干净净"，
任何表示异议的声音，周扬、刘白羽在作协系统的领导权威得到最
终、无可争议的确立。
周扬与丁玲的矛盾长达几十年，两人漫长的恩怨至今外人也无法
说得清楚，看得明白。它实际上巳构成文坛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直接
影响了许多事件的产生和结果，由此决定了相关人们几十年各自盛与衰、荣与辱的命运。
五十年代初，丁玲主编《文艺报》期间，一天偶而谈到自己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出版情景，丁玲忍不住说道："这本书
曾被周扬压下来，不给出版。，'她说一想起此事就伤心，结果当场当着编辑杨犁、唐因等人哭起来。《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获得斯大林文
学奖，作者成了新中国文坛最为风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丁玲一度身为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以后还先后主管了《人民文学》、《文艺报》这两个最重要的文艺刊物，并创办了声名显赫的文学讲习所。据当时在作协工作的人士介绍，每逢丁玲下车走进东总布胡同作协办公
大院，总会有人前呼后拥地相迎。
然而好景不长，她与周扬冲突日益加重，加上毛泽东等中央髙层
人士的偏向，丁玲不断受到冷落，1955年最终以"反党小集团"落
败，在文化界的影响力日渐消退。寂寞之时，丁玲对老友、老诗人柯仲平发牢骚："老柯，我这几年在北京是靠外国人吃饭的。，，其实丁
玲心里也明白，周扬、刘白羽批她"一本书主义"、"骄傲自满"， 获奖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也改变不了她衰弱的境地。
张光年在1967年12月25日所写的交代材料中，曾谈及他与周扬在1955年前后说的几句话："周扬知道我在52年文艺整风'期间对
丁玲的北大荒日子
丁陈有些看法，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啊！ 我说：'丁玲同志改正了错误，才能领导我们工作。，周扬说：'丁玲做领导工作，那是不行了。，'，
据陈学昭1955年所写的材料，丁玲曾对陈学昭说："作协里边没有一个不厉害，都是很凶。看起来只有张天翼同志还好些，这个人不肯得罪人，而且他自己身体不好，不太管闲事。，'周扬有一次把布置好的批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文章交给艾青，由艾青再送交丁玲。丁玲读了以后，当时就雇一辆三轮车回家，一路上哭着回来。她对陈学昭说："我不能忍受这样卑鄙无耻的人。'，
1955年，在周扬的指导下，刘白羽具体组织了对丁陈集团的审查工作。12月30日在传达大会上，刘白羽作了基调高昂的报告，为解决丁陈一案做了战前动员：
有些事情必须要弄清楚，作个结束。从1942年到现在，我
们已经等待十几年了。我们还没看见丁玲向党、向人民公开地写
过一个字，来承认这严重的反党错误，那我们为什么要不追究呢？
……丁玲到了延安，党和人民给予丁玲以热忱的欢迎。这种欢迎应该是丁玲铭刻在心的。丁玲不是爱讲究温暧吗？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值得珍贵的温暖吗？
……在延安时，丁玲觉得太88骨，想一段一段发表《野百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