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不爱照相的父亲，自打当了爷爷，心情非常好，也让我们摆弄着照相了。
联大特别会议期间，*会见了许多外国领导人，其中有美国国务卿基辛格。4月14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与基辛格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这是*与基辛格的首次见面。在以后十五年的时间里，他们曾多次见面，并成为相互敬重的真诚的老朋友。
邓小平 第六部分 28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风波(2)
这一次联合国之行，奠定了*作为一名国际政治活动家的重要地位。*这个名字，从此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
父母亲心情愉快，在江西的生活越过越有滋味了。他们抱着小姑姑邓先群的儿子丁丁照像。
胜利完成了赴联大使命后，4月19日，父亲率代表团回国。这一天的上午，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小平同志率代表团今日下午五时半到京，欢迎场面同欢送时一样。”下午，周恩来再次不顾病痛，前往机场，以隆重的仪式迎接*。他为他的老战友如此成功地完成任务，感到由衷的高兴。
邓小平 第六部分 29意味深长的四届人大(1)
很快，父亲复出工作整整一年了。一年之中，毛泽东对*一直在进行观察。观察的结果，总的来说，应该是满意的。毛泽东很高兴地认为，他让*复出的决定，是正确的。
父亲去景德镇回来的途中，从中办干校找到老秘书王瑞林，并把他带回南昌的家中，多年没有见面了，大家都很感慨。
这个时候，周恩来的病情再次加重。6月1日，周恩来告别了他居住了二十五年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解放军三○五医院，并在医院中，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
周恩来病重住院，人们都很沉痛。而江青等人则喜形于色，趁机加紧对周恩来进行诬蔑和批判。6月14日，江青公开叫嚣，明有所指地说，现在党内“有很大的儒”，重点要批“现在的儒”。6月23日，江青到天津小靳庄活动。她一边大肆吹捧自己，一边借机影射攻击周恩来，气焰嚣张。
父亲头戴奶奶做的小布帽子，抱着小孙女眠眠。父亲笑得开心，眠眠哭得也来劲。
毛泽东刚刚批评过江青，以为她会有所收敛，不想却看到她猖獗如故。毛泽东火了。7月17日，在毛泽东书房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所有出席会议的人的面，严厉地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毛泽东对与会者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他对着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说：“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她算*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泽东的批评是不轻的，如果换了别人，可能早就要被批判甚至倒台了。可是，被批的是江青。而江青也是非常的不自觉，在这次受到严厉批评之后，依然我行我素，不知收敛。
离开江西前的大合影。小姑姑邓先群(左一)抱着她的儿子、二姑父张仲仁(左三)的加入，壮大了我们的阵容。
1974年8月22日，是父亲的七十大寿。这一天，在花园村我们家中，全家人还有在北京的亲戚，热热闹闹地欢聚在一起，为父亲祝寿。这时候，我们家的第四代人，除了邓楠的女儿小眠眠外，在这一年的4月份，又增加了一个大姐邓林的儿子小萌萌。添了新的孙子，爷爷可高兴了。他起得很早，每天早上，在晨光之中，他都要到孙子那里看一看，拉着小手逗一逗。有了两个孙儿，爷爷神气极了。他所喜欢的，就是这种儿孙满堂的家庭气氛。他总是说：“有了小孩，家中才有生气。”上午，我们全家人照了相，照了全家福。“*”以前，差不多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全家福。自“*”后，八年了，我们才又照了这张全家福。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比起1965年的那张全家福，每一个人的变化都太大了。父亲最不喜欢照相，但在他的七十大寿那天，抱着孙儿孙女，他笑得可真开心。
1973年周恩来视察农村。
8月上旬，周恩来尿血增加，病情出现反复，诊断为癌症转移。得知这一消息，父亲十分忧虑。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加倍工作，以减轻周恩来身心的负担。父亲的工作更加忙碌了。在国务院，他和李先念一起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在军队，他协助叶剑英，处理战备、训练、装备、院校各项事务，以及清理整顿*事件遗留的人事和各种问题。
由于周恩来病情越来越重，毛泽东已将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也急需有人接替周恩来主持。10月4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让身边的秘书电话告诉王洪文，并让王洪文转告周恩来：由*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父亲复出工作后，和母亲在外出视察的旅途中。
得知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周恩来非常高兴。10月6日，他即约*谈话。周恩来把希望，把他未完成的事业，全都托付给了*。
此时，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事情，已经提上中央的工作日程。党的代表大会，完成了党的中央机构的安排和组成。人民代表大会，是在宪法的规定下，完成国家机构的组织和人事安排。毛泽东是想通过这两大安排，“胜利”地完成“*”的“光荣”使命。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召开人大，是一个进行权力再分配和夺取更大权力的大好时机。借着这一机会，他们要全面掌握党政军大权。有朝一日，毛泽东不在了，天下就是他们的了。
江青一伙急着参与“组阁”，并想加紧扳倒周恩来和*。为此，他们借一个“风庆轮事件”，向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发难，大闹政治局。
其实，所谓“风庆轮”事件，根本就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事情的起由是这样的：“风庆轮”远航胜利归来，是我国自己生产远洋轮船的又一成功事例，是一件喜事。因迫于远洋运力不足，国务院和交通部曾决定从国外适当买进一批船只。江青一伙便抓住这一“事件”，大肆攻击交通部“卖国”，并宣称“（交通）部的背后有中央的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诬蔑交通部“崇洋媚外”，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政”，并把不同意批判交通部和国务院的“风庆轮”政委李国堂等人扣压批判，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
1973年4月，父亲出现在由周恩来举行的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这是他六年来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10月17日晚，江青一伙有预谋地在政治局会议上挑起事端，提出“风庆轮事件”是“崇洋媚外”和“卖国”的问题，逼着与会政治局成员当场对此表态。她挑衅性地问*：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面对这一突然袭击，*从容地回答：我已经圈阅了。并表示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江青见*胆敢这样对抗，便进一步逼问*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忍无可忍，厉声对江青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呀。*继续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江青一向骄横跋扈惯了，而今天，在全体政治局成员面前，*竟然这样顶她，使她不禁怔了一下，接着，她便大叫大闹了起来。看见江青如此泼皮嚣张，*站了起来，严肃而气愤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说完，*即离席走出了会场。*走后，张春桥狠狠地说：“*又跳出来了。”
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在“十大”主席台上。
邓小平 第六部分 29意味深长的四届人大(2)
本想在政治局会上闹出点名堂，不想在*这里碰了一个大大的硬钉子。当天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内紧急密谋，认为*所以这样吵架，就是对*不满意，反对*。他们一直研究到午夜后，决定抓住这一“事件”，精心组织说词，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
爷爷和孙女两人都在笑（1973年）。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私自飞往长沙。他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的状，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诬告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同*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他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他还别有用心地诬告：“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活动频繁，昼夜忙着找人谈话，一直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医院去他那里，经常去看总理的有*、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信口雌黄地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候来往这样频繁，这是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的。”王洪文后来在受审判时供认，这次去告状，“目的就是在毛主席面前搞臭*同志，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了”。
父亲与邓颖超在“十大”会议上。
毛泽东有着何等样的政治智慧。他听着王洪文的长篇告状，心里雪亮。听完后，毛泽东对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毛泽东对王洪文还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18日去长沙告状的结果，在北京的江青等人还不知道。但他们想趁热打铁，在北京进行呼应活动。18日白天、晚上，江青两次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到钓鱼台她的住处，谈“风庆轮事件”，想让王海容和唐闻生给她当“传声筒”，代她在毛泽东面前告周恩来和*的状。
在山东曲阜孔庙内召开的批林批孔现场会。
两次被江青叫去谈话，王海容、唐闻生二人觉得其中大有问题，认为应该先向周恩来汇报。第二天，也就是10月19日，王、唐二人到医院，将情况全部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王海容、唐闻生说，他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经过他的了解，事情并不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而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忍了很久了。听了总理的话，王、唐二人心中有底了。
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因工作关系，陪外宾到长沙，参加了会见。会见完外宾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前前后后一一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听了王、唐的汇报，毛泽东很生气。他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是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指示王、唐二人回北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泽东对*能够针锋相对地顶江青表示赞扬，他建议*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指示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说。
10月22日，王海容、唐闻生回到北京后，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内容。周恩来十分振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他开始加紧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进展情况。信中说：“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周恩来扶病专程前往机场为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父亲送行。
11月10日，因外事需要，准备陪也门*共和国总统鲁巴伊去长沙会见毛泽东的*，去医院看望周恩来，两人进行了谈话。
11月12日，在毛泽东接见完外宾之后，*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了10月17日政治局争论的情况，谈及自己同江青斗争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表示赞同*的意见和做法。毛泽东指出：“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他对*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泽东说：“我赞成你！”*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用手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她们都不高兴。”*明确地提出：“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赞赏地说：“这个好。”关于自己的工作，*诚恳地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表示充分信任地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他勉励*继续努力，放手工作。
1974年8月22日，父亲七十大寿，在花园村住处照了一张全家福，可惜缺了一个小萌萌。
*回到北京后，向周恩来通报了他同毛泽东谈话的情况。之后，周恩来与叶剑英谈话，通报讨论有关情况和问题。
在周恩来、*和他们的同志们昼夜加紧工作的同时，江青一伙也没闲着。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名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在信中，江青摆出了一副由她进行“组阁”的架式。毛泽东当天看到了江青的信，当天即回信，明确地拒绝了江青的要求：“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此嘱。”写完这些后，毛泽东感到言犹未尽，又写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9日，江青用“检讨”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说什么“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并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江青是在故做姿态地以诉苦为名，向毛泽东伸手要官。看到江青如此顽劣，毛泽东于20日再次复信批评：“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江青置毛泽东的劝诫为耳旁风，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就是要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当听到江青的“意见”时，毛泽东对王海容和唐闻生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让王、唐转告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张春桥、李先念等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风庆轮”
邓小平 第六部分 29意味深长的四届人大(3)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下，决定由*主持起草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11月下旬，*组织班子，抓紧起草工作。周恩来要在会场上站着念《政府工作报告》，可他的身体状况十分不好，报告如果太长，肯定坚持不下来。为了让周恩来能够在数千名人大代表面前，顺利地完成作《政府工作报告》的重任，*建议，并报毛泽东同意，决定把《政府工作报告》限定在五千字以内。距离三届人大，已经十年没开人代会了，要作《政府工作报告》，有那么多的工作和问题要讲，五千字，怎么写啊！这一点，难不倒*。这五千字，不但要写好，而且一定能够写好。一定要让这篇《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周恩来五十多年革命生涯和二十多年政府总理任职上又一个光辉的里程碑。*亲自草拟了三段，每一段一千几百个字。讲的都是实际内容，虚的东西能少能免的尽量减。多年以后，父亲回忆起这段往事，还十分感慨。他说：“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起草的，不能超过五千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那个时候，我经常去见总理。”
妈妈抱着秃头小眠眠，喜不自禁。
这一年的12月，我们搬家，从城外的花园村搬至市区的宽街。这个房子是个四合院。四合院的中间都有个院子。院子四四方方，却空空荡荡，连棵草都没有，一刮风，就满院子尘土飞扬。父亲最爱种树种花种草。虽然此时是寒冬腊月，但在父母亲的亲自筹划下，我们已在盘算着，明年一开春，我们就要照着在中南海时一样，在院子里种上树呀花呀草呀，除了留下走道儿，充分利用每一个空间，立体绿化，让我们的院子美丽起来。
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的阶段。12月14日，周恩来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后，致信王洪文和政治局，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代表的名额。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20日，周恩来致信王洪文和*，对修改后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表示基本同意。
1974年“五一”节，父亲在颐和园参加群众游园活动，小眠眠也跟着凑热闹。
12月21日，周恩来召开部分在京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会后，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周恩来草拟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二方案，送叶剑英、*、江青、张春桥等阅。在此之后，经过考虑，周恩来又将陈云和韦国清增补进副委员长名单之中。22日，周恩来将所拟名单的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
12月23日，根据政治局的意见，主持筹备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此时，周恩来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但在此关键时刻，他强撑病体毅然出行。
1974年5月，父亲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来访的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右三）。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毛泽东指着父亲说：这是他们的事了。
12月23日到27日，在长沙，毛泽东同周恩来和王洪文进行了四次谈话，三次是三人一起谈的，一次是同周恩来单独谈的。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明确地说，*“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对着王洪文说：“比你强。”在报告叶剑英当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当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毛泽东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关于四届人大及人事安排，毛泽东指示，在召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为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当场明确指示，*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具体人选提出一些意见，提议由张春桥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谈话。在这两个相处了半个世纪的老战友的最后一次促膝长谈中，两位老人谈了很多，当然也谈到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并最后敲定了人事方案。这次谈话，对于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974年夏天，父母带着邓楠和我在人民大会堂照相。回到北京，大家的心情都不错。
在周恩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同时，父亲在北京忙碌地工作着。除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他还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安排，代表中央起草有关报告，并与邓颖超商谈周恩来的病情及治疗方案。同时，他密切地关注着长沙的动向。他知道，在长沙，在周恩来的身上，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
12月27日，周恩来飞回北京。次日，他即主持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在长沙几次谈话的问题。这是*复出后第一次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1974年父亲七十大寿，最高兴的莫过于抱着孙儿们照相了，小萌萌被爷爷抱在怀里，只有一丁点大。
12月29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在长沙的几次谈话内容和毛泽东的各项指示。到会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两项名单。
邓小平 第六部分 29意味深长的四届人大(4)
1975年1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由*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974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游泳池客厅亲切握手。中为父亲。
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发出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十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决定将《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人代会讨论。会议追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他说，在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说，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还是安定团结好”，十届二中全会为四届人大定下了政治基调。
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召开。会上，由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对宪法的修改，通过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了全国人大和政府机构领导人员。会议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张春桥、李先念等12人为副总理。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作用，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会议的成果是很大的，也是来之不易的。通过这次人代会，中国确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反映了民心民意，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斗志，并在今后，成为中国长时期的发展战略。本次会议产生了由周恩来、*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更多的有经验有工作能力的老干部进入了国务院的工作班子，为以后进行全面整顿准备了好的工作基础。
邓小平 第七部分 42光辉的复出(1)
“四人帮”被粉碎了，“*”这场人类浩劫结束了。但是，中国和中国人民，要想从旷日持久的灾难中重新站立起来，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要想从思想的禁锢和经济的困难中走出，也绝不是一朝一夕可达目标；要摆脱羁绊走上真理之路，更要经过许许多多艰难的探索。
郭沫若为庆祝粉碎“四人帮”写的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父亲个人的政治命运，一时之间还无转机。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并且提出了“两个凡是”，也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虽然“四人帮”已被粉碎，“*”也已结束，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影响绝不会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毛泽东毕竟是一代伟人，毕竟是建国以来新时代的代表，毕竟是已经被神化了的个人崇拜的偶像，是否忠于毛泽东，在那个时候，仍然是一部分人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这种思想方式，并不是哪一个人个人决定的，而是在长时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这样一种思想气氛下，要为“*”*，要让*复出，仍然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时候，我们全家还住在宽街。在继续“批邓”的政治大前提下，父亲仍处于被软禁的状态。到了10月，因为天气转冷，我们把院子里的地震棚拆了。余震虽然一直没有发生，但大地震给人们心中留下的恐惧不会轻易消失。人们住进了屋里，但还在采用各种办法预防再震。像许多北京老百姓一样，我们也在屋里的床上面搭了木板顶棚，算是有备无患吧。
“四人帮”罪行材料
在社会上，关注*的命运，希望*再次复出，已变成人们街头巷议的热点话题。但是，在继续坚持“两个凡是”和“批邓”的大前提下，*的再次复出，仍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12月4日，父亲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三○一医院派医生到我们的住地进行诊视，并做了临时性的导尿处理。医生走时，给我们留下一些药品，还嘱咐要给父亲打针。我是学医的，会打针。邓楠为了尽孝心，也要学打针，可是，总不能在父亲身上学呀。邓林就说：“我不怕痛，在我身上练习吧。”我们给父亲打针换药，只能进行一些临时性的护理。看着父亲的病一日重于一日，大家十分着急。12月9日，父亲的病情加重。在我们的要求下，10日晚上11时后，父亲被送进三○一医院住院治疗。
《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
为了父亲住院，三○一医院进行了精心准备。当时南楼五层一整层准备作为外科病房，刚刚装配完毕还未启用。因父亲尚处于政治隔离状态，住院也不能和外界接触，所以正好让邓住进南楼五层。邓住进去之后，走廊的一边有人看守，另一边则将楼梯的门锁上，以防消息“走漏”。12月的12、13日，医院两次请中国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为父亲进行会诊，并决定进行手术治疗。
这时，粉碎“四人帮”已经两个多月了，社会上要求*复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老同志都在四处活动，争取让*早日出来。叶剑英等人也在努力做工作，以实现*的再次复出。*再次复出，已是众望所归，势不可挡，剩下的只是时机和方式问题。12月14日，中央做出决定，恢复*看文件。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内容是中央下发的《王、张、江、姚罪行材料之一》。在病房里，父亲看完这些材料后，把文件一放，郑重地讲：“这就够了。不需要之二、之三了。可以定罪了。”其实，不只父亲一人这样认为，“四人帮”实在是罪大恶极，单凭《材料之一》中揭发出来的问题，就足以将其定罪。全国人民都盼望着早日将这些历史的罪人送上人民的审判台。
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医院给父亲进行手术治疗。12月24日，父亲在三○一医院施行前列腺部分摘除手术。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手术后父亲康复得也很快。
父亲在叶帅家作客。
父亲住医院，虽说要保密，但是，这个“密”是保不住的。不久，风声渐渐地传了出去。父亲住院的消息便不胫而走。而不让看的规定也随之被突破了。第一个来“闯”关的，是余秋里。记得那天，老将军余秋里，甩着在战争中仅剩的一只胳膊，大声地喊着：“谁说不让看，我就是来看的！”说着便跨着大步径直地走进门来。在病房里，父亲见到余秋里十分高兴。我们大家坐在一起，痛痛快快地聊天，大讲抓“四人帮”那令人兴奋的故事。因为原来就挺熟的，我们也没顾忌，口无遮拦地说：“余叔叔，人家都说，开会传达粉碎‘四人帮’时，所有的人都热烈鼓掌，只有一个人没鼓掌，那就是你。是吗？”余叔叔哈哈大笑着说：“他们这些人，尽拿我开心！我一只胳膊，鼓不成掌啊。不过我有办法，我用一只手敲桌子！”说得我们大家也跟着欢声大笑。余叔叔走的时候对父亲说：“小平同志，我们都盼着你出来啊！”余秋里来后，消息封锁不成了，隔离也就自动地解除了。此后，徐向前和聂荣臻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帅，分别亲自到医院看望他们的老战友，表达了希望我父亲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
病治好了，本该早日出院，但是，我们宽街那个房子在地震中损坏得太厉害，已不能继续住下去了，父亲就在医院多住了一些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许多住在医院的军队干部都来看望他。消息传开后，更多的人从外面来医院，专门看望我父亲。三○一医院的南楼五层，简直成了一个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会客之地。
邓小平 第七部分 42光辉的复出(2)
1977年的新年，我们全家是在三○一医院过的。2月3日，在住院55天后，父亲康复出院。
出院后，在叶帅亲自安排下，父亲住进京郊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二十五号楼。这个楼，原来是王洪文住过的。我们进去一看，感觉很不一样。房子不错且不用说，里面竟有一个专门看电影的大厅，到底是“*”新贵，还真是挺会享受的。我们住的这个二十五号楼，是在山的最上面，从车道转下去，就是叶帅住的十五号楼。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地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父亲听后立即起身。
父亲和聂帅在一起。
头头的车子停在大门外面，父亲上车，是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我和头头坐在前面。头头开着车，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父亲接到了叶帅住的十五号楼。父亲下车，快步走进大门。刚一进门，远远地就看见叶帅由人搀扶着，从里屋走出来。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父亲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趋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紧地握着手，长时间不放。然后，他们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4月10日，父亲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父亲明确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这封信中，父亲鲜明地提出要准确地和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5月3日，中央转发了我父亲的信，肯定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5月24日，父亲在同两位中央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主义。他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他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在那段时间里，中央有些人曾要求他写一个检讨，并承认“*”是“反革命事件”。父亲坚决回绝，表示不再写检讨。对于“*”，他说：“我不出来没关系，但*是革命行动！”
1978年9月，父亲视察天津时，在院子里散步。
在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的推动下，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下，在粉碎“四人帮”九个月之后，1977年7月，父亲终于再次复出，恢复了他在党政军所担任的一切职务。1978年3月，父亲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这个复出，是民望所归的复出，是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的复出，是一个光辉的复出。
十年*带来的深重灾难，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左”的错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拨乱反正。父亲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他一出来工作，立刻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下手。他明确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被冲破。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先导。
1978年3月，父亲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父亲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父亲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意义，指出我们过去搞革命靠的是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也要靠实事求是。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他一再强调：一定要一心一意、不受任何干扰、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而开辟了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邓小平 第七部分 43改革开放总设计师(1)
一生之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的成功。
这不是神话，也不是人为的编撰。这是父亲真实的故事。
父亲题的词
第三次复出后，父亲已经75岁了，年逾古稀。他仍旧不改他那几十年一贯的顽强作风，不改他那大胆创新的思想方式，不改他那坚定不移的信念。
他的信念，就是要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集古今中外一切所长，闯出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他的信念，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要让中国强盛起来。在他不遗余力地倡导、带领和推动下，在“*”的一片废墟之上，中国，开始走向改革开放的光明大道，开始了一次新的革命，开始进行新的万里长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订稿
父亲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民们却这样认为，没有*，改革是搞不起来的，即使搞起来了也会夭折。一位在农村工作了几十年的县委书记曾这样说道：“改革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农民们追求了几十年，光是生产队的评工记分方法，就先后变换过四百多种，但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怎么变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60年代初期，农民们就想搞包产到户，搞责任田，搞了三次，三次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下去了，许多干部因此受到无情打击。1978年这一次又搞了，而且搞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归根到底，靠的是*的启发和支持。”
确实是这样，父亲第三次复出后，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这样动情地说过，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1982年，父亲回老家四川视察。
四川是我们的家乡，也是中国农村进行改革较早的省份之一。但省委采取的一些措施当时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来自上面的一些非议。1978年1月底2月初，父亲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作了短暂停留。在听取*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说：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这番话对当时深感有思想压力的省委领导来说如释重负。同年8月，他又一次谈到四川农村的情况，他肯定四川农业的发展是政策对头。所谓政策，还是老政策，无非是按劳分配，这是最根本的，不吃大锅饭，按劳分配，再加上点小自由，如养鸡，给少量的自留地，一年就搞起来了，两年就翻身了。
1978年9月父亲在东北之行中，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学大庆、学大寨都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要鼓励哪怕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很好地思考，根据自己的条件，怎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总产量，还有技术方面、多种经营方面，那些该搞的还没有搞，怎么搞，这样发展就快了。大寨是毛泽东在农业战线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学习的榜样。父亲的这个讲话，说出了许多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细心的人也不难看出，后来在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中，已经不再提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农村改革的号角。虽然在会议原则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中也还沿用了一些“左”的传统提法，作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规定，如禁止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等等。但由于整个会议的主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参加会议的各地负责同志对今后回去应该怎么做心里也有底，他们会从当地的实际出发，采取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去发展农村生产力，也就不在乎文件中怎么说。何况文件还规定了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父亲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讲话为正在起步发展中的农村改革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
父亲在吉林同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落实全会的精神和有关农业的两个文件，积极试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四川、云南搞了包产到组；广东农民实行了五定奖；特别是安徽，迈出的步子比一般省份要大。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如今已天下闻名的小岗村了。
但率先开始的农村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署名张浩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来信认为，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也会给生产造成危害。《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也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向全国播发了这一消息。
邓小平 第七部分 43改革开放总设计师(2)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的震动很大，干部群众议论纷纷。3月30日，《人民日报》同样在头版位置刊登了安徽省农委的来信。这封信是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指示省农委写的，来信指出，应当正确看待联产责任制，强调定产或包产到组都是符合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人民日报》同样加了编者按，承认3月15日的来信和编者按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同时提出，各地情况不同，怎样搞好责任制应当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切不可搞一刀切，更不能搞某一种形式，否定或禁止另一种形式。
父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对于多种非议，万里表示：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万里找到了陈云，陈云对安徽的做法表示举双手赞成。这年的7月，我父亲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他听完了万里的汇报后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
万里心里有了底。小岗村农民偷偷地搞起来的包产到户，逐步走向全县、全省，全国不少省也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这种责任制形式。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关键时刻，我父亲说话了：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情况变化很快。安徽肥西绝大部分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针对当时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担心，我父亲说，我们总的方向，还是发展集体经济。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60年代初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认为，总的说来，农业上主要还是思想解放不够。除集体化这个问题外，还有因地制宜。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什么就不要去硬搞。还是老框框，思想不解放。
1993年，父亲和万里在一起。
父亲的这个讲话，彻底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根据这个精神，9月，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会议认为，人民公社的体制、结构方面存在着许多需要改革和完善的问题，经营管理工作更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会后，中央发出通知，第一次郑重地肯定了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改革行动。认为它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样以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
八亿农民掀起的改革大潮已开始涌动，包产到户不再是洪水猛兽。那么，中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的哪儿呢？
1979年4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在会议上，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习仲勋、*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
父亲和李先念、陈云在研究经济调整问题。
会议期间，父亲同他们进行了谈话。从延安谈起的话题，引发了父亲关于举办特区的创新思路。他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的决心已下。1979年7月15日，*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
1980年8月26日，在一片噼噼叭叭的爆竹声中，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第一号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
1984年1月24日，距农历春节还有七天。紫荆在特区的路旁已绽开紫红色的花朵，象征吉祥喜庆的盆盆金橘摆上了特区人居室的阳台。在深圳特区诞生后的第五个春天的这个中午，父亲迈着轻快稳健的步伐，踏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这片热土。他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
当天下午，父亲听取深圳市委的工作汇报；25日，他先后来到深圳河畔的渔民村、上步工业区深圳中航技术进出口公司等参观视察。26日，他又来到蛇口工业区视察。
几天的实地考察，父亲对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的旺盛生命力有了更直接的感触。离开深圳到达广州，他欣然命笔，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4年2月中旬，父亲结束对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的视察，返回北京。
2月25日，经过深思熟虑，父亲与几位中央领导进行了谈话。他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其中蛇口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
邓小平 第七部分 43改革开放总设计师(3)
他还说：“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说明精神文明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说着，父亲的神色严肃起来，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将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们的对外影响。
深圳蛇口工业区的著名标语牌
就这样，以经济特区为龙头，几年时间里，在沿海从南向北推进，中华大地逐步铺开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这样一个有重点、有层次、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初步进展的基础上，1982年9月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总结中国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把*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父亲像一个工程设计师，为他的祖国——中国，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蓝图：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首先解决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一个世纪中叶，也就是21世纪50年代，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15亿人口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这就是我父亲设计的中国发展战略“三部曲”。
*为深圳特区题的词
最初考虑这个问题，是我父亲与一位外国客人的谈话引起的。
1979年12月6日，父亲与前来我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举行会谈。在会谈中，大平首相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
大平的这个问题，使父亲陷入了沉思。以全党多年的认识过程为背景，他想了一分钟，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即使到本世纪末，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已经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平均收入达到一千美金，我们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就算是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我只能说，中国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当然，这个回答并非尽善尽美，正如父亲自己后来所说的：“这个回答当时不准确的，但也不是随意说的。”
父亲主持十三大开幕式。
我父亲提出的小康目标，经过党中央集体和理论界的研究论证，被认定为是一个科学的设想。1981年11月这一设想第一次写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它确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
小康目标提出以后，父亲进一步构思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完整设想。
1984年4月18日，他会见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提出：同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几年的发展仅仅是开始。达到小康水平以后，我们还要在下世纪三十年到五十年内，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在后来多次的谈话和讲话中，他反复提到这个设想。到1987年十三大召开以前，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表明，七五计划的主要指标能够提前完成，这说明第一个翻一番的战略目标可以提前实现。我国经济的发展远景更加清晰了。1987年4月16日，父亲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达到人均一千美元的小康水平以后，“再过五十年，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中国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198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在这段话里，他已经把下世纪的战略目标表述得十分具体和明确了。
直到这时，父亲还没有把整个发展战略概括为三步目标，而一直是说两步目标。即第一步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第二步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的4月30日，他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第一次提出了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设想。他是这样表述的：“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将近九年时间，算是第一步。第一步原定的目标，是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第三步是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目标大体上是人均达到四千美元。”
邓小平 第七部分 43改革开放总设计师(4)
1983年春，父亲视察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图为父亲同江苏省省长顾秀莲谈小康目标。
这段话完整地表述了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到下世纪中叶共70年时间我国现代化三步发展战略的设想，标志着我父亲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思想的成熟。党的十三大报告正是根据这段话的内容，正式提出这一战略任务的。
邓小平 第七部分 44中央顾问委员会(1)
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就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1979年7月29日，父亲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时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想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拔一些年轻的同志来接班。”“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
父亲（右）在海军党委扩大会上。
问题是提出来了，但落实起来，十分艰难。用父亲的话说：“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父亲就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讲了几条“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意见，特别强调：对于我们的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选拔好接班人，要让路，要准备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
老同志如何交班？父亲提出了一个初步思路：有人说，青年人压不住台，帮他们压嘛！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看来，顾问制度还是一条出路，应该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我们还没有正式讨论，今天我先发个议论吧！
父亲在十二大开幕式上致开幕词。
随即，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父亲和陈云、叶剑英等都对培养接班人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决定》，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阶层腾出台阶。
应当说，这些举动在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总的来说，步子动作还不够迅速和大胆，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和阻力。父亲为此继续奔走呼号。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的问题时把它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国。”
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实践步履维艰。这除了一些老干部主观意识方面的原因外，也还存在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多年来我们党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如果老同志一下全丢手退下来，确有实际困难，年轻的干部也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传帮带。这种特殊的历史现状就决定了：要在短时期内，彻底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面实行领导干部的退休制度，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退休制度，还难以达到，必须寻找一个过渡的办法。
实际上，自1980年新老干部交替的矛盾日益尖锐时，党中央和我父亲就开始思考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
1982年9月13日，父亲和许世友、薄一波、李维汉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1980年8月间，中央开始考虑设顾问委员会。8月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父亲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年轻化。”
1981年7月2日，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父亲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提到设立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十二大召开前夕。1982年7月30日，十一届七中全会举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父亲在会上说：“这次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为什么要这种过渡？他说：“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设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领导干部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过渡。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他还说：“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
邓小平 第七部分 44中央顾问委员会(2)
8月6日召开的十一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修改后的*章草案。*在大会闭幕时透露，将有相当一部分德高望重、年高体弱的老同志要退出来，转到中央顾问委员会，担负起支持帮助新中央委员会的重任。
*十二大代表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
9月1日至11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各自的性质和权限。“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大会根据*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为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为副主任；选举了25名常务委员。会上，父亲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地更年轻一些，同时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们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还能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场
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在历史转折关头，为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以后，协助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在中顾委成立之初就预计：全国范围内的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的完成大概需要十年。从1982年到1992年，正好是十年。十年来，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正顺利执行，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如期进展。同时，顾问委员会已历时两届，委员们大都年事已高，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其使命已完成。鉴于此，在党的十四大召开之际，中央顾问委员会提出：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十四大高度评价了中顾委十年来所做出的功绩，并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
邓小平 第七部分 45百万大裁军
1981年6月，父亲任中央军委主席后，提出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同年9月，他在华北某地观看北京部队和空军部队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检阅陆海空军部队。
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建国35周年的庆典活动。规模盛大的阅兵式，令世界瞩目。因为这是新中国自1959年国庆节以来的25年间，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
上午10时，阅兵式开始了。这时，中央军委主席*乘一辆黑色红旗牌敞篷车经过金水桥头缓缓驶向东长安街，驶过一列列威武的方队。他频频挥动右手，向严整的受阅部队致意。
1981年6月，父亲被选举为中央军委主席。
10时18分，父亲检阅完毕回到天安门城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10时33分，分列式开始。一个个整齐的受阅方队、一队队新式武器，公开展示于天下，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前强大的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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