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端着酒杯一动不动地看着劳拉。
“我只是开个玩笑。”特芮说。
梅尔打开杜松子酒，围着桌子给大家倒酒。
“嘿，伙计们，”他说。“咱们干一杯。我建议大家干一杯。为爱情干杯。”梅尔说。
我们碰了碰杯。
“为爱情。”我们说。
后院里，一只狗叫了起来。窗前那棵白杨树的叶子轻声拍打着窗玻璃。下午的太阳好像进到屋里来了，光线充沛舒适。我们有了如临仙境的感觉。我们再次举起酒杯，冲着彼此咧嘴笑着，像是一群商量好要去干一件不让干的事情的孩子。
“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梅尔说。
“我是说，我会给你们举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你们可以自己作结论。”他又往杯子里倒了些杜松子酒，加了块冰和一片酸橙。我们一边呷着酒，一边等着他。劳拉和我又碰了碰膝盖，我把一只手放在她温暖的大腿上，再也没挪开。
“我们当中有谁真正懂得爱情吗？”梅尔说，“在我看来，我们只不过是些爱情的新手。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这没错，我不怀疑这点。我爱特芮，特芮爱我，你们俩也彼此相爱。你们知道我现在所说的这种爱是什么。肉体上的爱，那种把你驱向某个特别的人的冲动，还有对另一个人的本质的爱，爱他或她精神上的东西。肉欲之爱和……好吧，就叫它情感之爱吧，就是每天都关心着另外那个人。但有的时候，我很难接受我爱过我第一任妻子这个事实，但我爱过。我知道我爱过。所以我想就这点而论，我很像特芮。像特芮和艾德。”他想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爱我前妻胜过爱我的生命。但现在我从心里恨透了她。我真的是这样。你们对此作何解释呢？那个爱情怎么了？它到底出了什么毛病，这是我想知道的。我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再有就是艾德。好吧，我们又说起艾德了。他那么爱特芮，以致于想杀死她，最后他把自己给杀死了。”梅尔止住话头，吞了一大口酒。“你们俩在一起呆了十八个月，你们彼此相爱。从你们的一举一动里看得出来。你们因爱而发光。但是，你们在相遇之前也曾爱过别人。你们也都曾结过婚，像我们一样。甚至在这之前，你们可能还爱过其他的人。特芮和我在一块儿五年了，结婚也四年了。可怕的事情，可怕的事情是，不过也是件好事，不幸中的万幸吧，你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我们中谁出了什么事——请原谅我这么说——但假如明天我们俩有谁出了事，我想另一个，另一个人会伤心一会儿，你们知道，但很快，活着的一方就会跑出去，再次恋爱，用不了多久就会另有新欢。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我们谈论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我错了吗？我说得太离谱了吗？如果你们认为我错了，我希望你们立刻给我指出来。我想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什么也不清楚，我率先承认这一点。”
“梅尔，看在老天的份上。”特芮说。她伸出手握住他的手腕。“你快醉了吧？亲爱的？你已经醉了？”
“亲爱的，我只是说说话而已。”梅尔说。“行了吧？我不必非得喝醉了才能说出我的想法。我是说，我们大家只是随便聊聊，对不对？”梅尔说。他把眼光定在她身上。
“宝贝儿，我不是在批评你。”特芮说。 她端起她的杯子。
“我今天不值班，”梅尔说。“让我提醒你一下，我不值班。”他说。
“梅尔，我们都爱你。”劳拉说。
梅尔看着劳拉，像是认不出她来了似的，像是她不是从前的她了。
“也爱你，劳拉。”梅尔说。“还有你，尼克，也爱你。你们知道吗？”梅尔说。“你们俩是我们的好朋友。”梅尔说。
他端起他的杯子。
梅尔说，“我本来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是说，我想证明一点。注意了，这件事发生在几个月前，现在还没结束，它会让我们感到羞愧，我们在谈论爱情时，说起来就像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样。”
“行了，”特芮说。“没喝醉的话就别说醉话。”
“闭上你的嘴，哪怕就这一次。”梅尔安静地说道。“你能不能行行好把嘴闭上一分钟？我要说的故事是，有对老夫妇在高速公路上遭了车祸。一个年轻人撞了他们，他们给撞得稀烂，没人觉得他们能挺过来。”
特芮看了看我们，又回头看着梅尔。她看上去有点担忧，也许用这个词来形容太重了一点。 梅尔把酒瓶沿桌子传了一圈。
“那天晚上正赶上我值班，“梅尔说，“那是五月或六月的一天。我和特芮刚坐下准备吃晚饭，医院来了电话，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这起车祸。喝醉了酒的孩子，十几岁的小年轻，开着他爸爸的小货车一头扎进了这老两口开的野营车上。这对夫妇七十来岁。这孩子（大约十八、九岁）没到医院就死了，方向盘穿透了他的胸骨。这对老夫妇还活着，你们知道，我是说，也就剩一口气了。他们遍体鳞伤，多处骨折，内伤，大出血，挫伤，撕裂伤，全了，而且，他们每人都得了脑震荡。他们的状况很糟糕，相信我说的。当然，他俩的年龄对他们来说更是双重的打击。要说那女的比那男的还要糟，除了以上说的外，她脾脏也破碎了，双膝的膝盖骨骨折。好在他们系了安全带，天晓得，这才暂时保住了他们的命。”
“伙计们，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广告，”特芮说。“这是发言人梅尔文·麦克吉尼斯博士在发言。”特芮大笑。“梅尔，”她说，“有时你真是太那个了，但我爱你，宝贝。”她说。
“亲爱的，我爱你。”梅尔说。
他隔着桌子探身向前，特芮迎着他。他们接了个吻。
“特芮是对的。”梅尔坐下后说，“系上安全带。言归正传，他们还算有点人形，这俩老的。我赶到时，那个孩子已经死了，像我说的。他就在墙角的一张担架上躺着。我看了一眼那对老夫妇，告诉急救室的护士马上给我找一位神经科专家、一位整形外科医生和两个外科医生来。”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我会尽量长话短说。”他说，“我们把这两个人抬进了手术室，没命地干了几乎一整夜。这俩人，他们的生命力简直不可思议。你偶尔会碰上这样的人。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天快亮时，我们给了他们百分之五十的机会，给她的机会也许还少一点。就这样，他们第二天早上还活着。于是，我们把他们转到特护病房。呆在那里的两个星期里，他们一直顽强地支撑着，各方面都越变越好。我们就把他们转回到他们自己的病房。”
梅尔停了下来。“现在，”他说，“咱们干掉这瓶廉价的杜松子酒，然后去吃饭，好不好？我和特芮知道一个新去处，我们就去那儿，到那个新地方去。不过得先把这瓶廉价的烂酒喝完再说。”
特芮说:“实际上我们还没在那儿吃过饭。不过它看起来还不错，从外面看。”
“我喜欢食物。”梅尔说，“你们知道吗？如果我这辈子可以重来的话，我想当一名厨师，知道吗？是吧，特芮？”
他笑了起来。夹了块冰放进杯里。
“特芮知道，”他说，“她可以告诉你们，不过让我对你们说这个。如果我可以转世投胎到一个不同的年代，你们知道吗？我想投胎成一名骑士。因为穿着那身盔甲你会感到很安全。在枪和火药发明之前，做一名骑士是很不错的。”
“梅尔想骑着马，拿着根长矛。”特芮说。
“走哪儿都带着一个女人的头巾。”劳拉说。
“或一个女人。”梅尔说。
“真不害臊。”劳拉说。
特芮说，“假如你转世成一个农奴。那年头农奴的日子可不好过。”
“农奴的日子从来就没好过过，”梅尔说。“但我猜就连骑士也是别人的扑人①。难道不是这样？另一方面讲每个人都是别人的扑人。不是那样吗，特芮？我喜欢武士，除了女士外，还因为那一身盔甲，要知道，他们不会轻易受到伤害。那会儿没有汽车，知道吧？ 不会有喝醉的年青人来撞你的屁股。”
“仆人。”特芮说。
“什么？”梅尔说。
“仆人。”特芮说。“他们叫仆人，不是扑人。”
“仆人，扑人。”梅尔说，“有他妈的什么差别？你反正知道我的意思。行了吧。”梅尔说。“我没文化，我知道我的那点玩意儿。我是心脏外科医生，没错，但我只是个修理工。我在里面乱整一气，把东西鼓捣好。他妈的。”梅尔说。
“没见你这么谦虚过。”特芮说。
“他只不过是个谦虚的江湖郎中。”我说。“不过梅尔，他们有时会闷死在盔甲里。如果里面太热而他们又累又乏的话，他们甚至要得心脏病。我读到过他们有时会从马背上掉下来，爬不起来了，因为那副盔甲使得他们累得站都站不起来。他们有时被自己的马踩在脚下。”
“那太可怕了。”梅尔说。“那是件很恐怖的事情。尼基②。我猜他们只好躺在那儿等着，直到有人过来把他们做成羊肉串。”
“其他的扑人。”特芮说。
“正是。”梅尔说。“一些仆人会过来把这个狗杂种刺死，以爱的名义，或他妈的那些他们在那时为之而战的东西。”
“和我们现在为之而战的东西一样。”特芮说。
劳拉说，“什么都没变。”
劳拉的脸色还是红红的。她的眼睛发亮。她把杯子送到嘴边。 梅尔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他仔细地看着标签，像是在琢磨一长串数字。他然后慢慢地把酒瓶放在桌上，又慢慢地去拿奎宁水。
“那对老夫妇怎样了？”劳拉说。“你的故事还没讲完。”
劳拉点不着烟，她的火柴老是熄掉。
屋内的光线和刚才不一样了，变得越来越暗淡了。但窗外的树叶子还在闪闪发亮。我凝视着它们在窗子玻璃和贴着佛米卡贴面的台子上留下的图案。当然，它们和先前留下的不一样了。
“那对老夫妇怎样了？”我说。
“更老但更聪明了。”特芮说。梅尔瞪了她一眼。
特芮说，“继续你的故事，宝贝，我只是开个玩笑。后来怎样了？”
“特芮，有的时候……”梅尔说
“梅尔，别这样，”特芮说。“别总这么严肃，甜心。连个笑话都受不了？”
“哪儿好笑？”梅尔说。
他握着杯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妻子。
“后来呢？”劳拉说。
梅尔把目光定在劳拉身上。他说，“劳拉，假如我没有特芮，假如我不是这么爱她，假如尼克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会爱上你的。我会把你掠走，亲爱的。”他说。
“讲你的故事，”特芮说.“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新地方，可以吗？”
“可以，”梅尔说。“我说到哪儿了？”他说。他盯着桌子看了会儿，又开始了。
“我每天都顺便过去看看他俩，有时一天两次，如果恰好我在那儿有别的事情。石膏和绷带，从头到脚，两个都这样。你们知道，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他们就是那副样子，跟电影里的一模一样。只在眼睛、鼻子、嘴那儿留了几个小洞。她还必须把两条腿吊起来。她丈夫抑郁了好一阵子。即使在得知他妻子会活下来后，他的情绪仍旧很低落。但不是因为这场事故，我是说，事故只是一方面，但不是所有的。我贴近他嘴那儿的小洞，他说不，不是这场事故让他伤心，而是因为他从眼洞里看不到她，他说那才是他悲伤的原因。你们能想像得到吗？我告诉你们，这个男人的心碎了，因为他不能转动他那该死的头来看他那该死的老婆。”
梅尔看了看大家，想要说什么，又摇了摇头。
“我是说，看不见那个狗日的女人，这简直要了那个老狗屁的命。”
我们都看着梅尔。
“你们明白我说的吗？”他说。
也许这时候我们都有点醉了。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起来。阳光从房间里消退，从它进来的那个窗子退了出去。尽管这样，仍没有人站起身来，去打开头顶的灯。
“听着，”梅尔说。“我们喝完这狗日的杜松子酒。剩下的刚够每人一杯。然后我们去吃饭。我们去那个新地方。”
“他有点沮丧，”特芮说。“梅尔，你为什么不吃片药？” 梅尔摇了摇头。“我什么都吃过了。”
“谁都有需要药片的时候”我说。
“有些人生来就需要它们。”特芮说。
她在用她的手指来刮桌子上的东西，稍后，她停了下来。
“我觉得我想给我的孩子打个电话。”梅尔说。“你们都不介意吧？我去给我的孩子打电话。”他说。 特芮说，“要是玛乔里接电话怎么办？你俩听我们说过玛乔里的事吧？亲爱的，你知道你不愿意跟玛乔里说话，那只会使你更加难受。”
“我不想和玛乔里说话，”梅尔说。“但我想和我的孩子说话。”
“梅尔没有一天不唠叨这件事，他希望她再嫁人，要不就死掉。”特芮说，“不说别的，”她说，“她在让我们破产。梅尔说她不结婚是为了故意刁难他。她有个男朋友跟她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所以，梅尔也在养着她的男朋友。”
“她对蜜蜂过敏，”梅尔说。“如果我不祈祷她再婚，就祈祷她被一群狗日的蜜蜂扎死。”
“真可耻。”劳拉说。
“呲呲呲呲呲呲呲——”梅尔用手指作蜜蜂状在特芮的喉咙上比划着。然后双手垂下来，一直垂到身子两旁。
“她很邪恶。”梅尔说。“有时我真想装扮成一个养蜂人去找她。你知道吗？戴着那种像头盔一样的帽子，有可以放下来遮住脸的挡板，大手套和防护服。我去敲门，把一窝蜜蜂都放到她屋子里去。当然，我得首先确保孩子们都不在家。”
他把一条腿跷到另一条腿上，看上去他费了很大的劲。然后，他把两只脚都放在地板上，身体前倾，
手肘支在桌子上，用双手托住下巴。
“要不我还是不给孩子们打电话了，这恐怕不是个什么好主意。也许咱们直接去吃饭，怎么样？”
“听起来不错。”我说。“吃或者不吃，或者接着喝。我可以现在就出去，向落日走去。”
“那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劳拉说。
“就是我说的意思，我说。“就是说我可以这样继续下去，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可要吃点东西。”劳拉说，“我想我这辈子从来没这么饿过。有什么可以垫垫的？”
“我去拿点奶酪和饼干。”特芮说。
但特芮只是坐在那儿，没有起身去拿任何东西。
梅尔把他的酒杯倒扣过来，酒洒在了桌子上。
“酒没了。”梅尔说。
特芮说，“现在干吗呢？”
我能听见我的心跳。我能听见所有人的心跳。我能听见我们坐在那儿发出的噪音，直到房间全都黑下来了，也没有人动一下。 ①这里梅尔想说“骑士也是别人的仆人”。“仆人”对应的英文为“Vassals”，梅尔把它说成了“vessels”。可以看出来这是个拼写错误（a变成了e），有点像中文里的“白字”。Vessels的中文翻译为“容器、船”，在这里如照字面翻，就没有念白字的味道了。所以可以把“vessels”译成“扑”。在后面的对话里，特芮还会用这个“白字“来讥笑梅尔。 ②尼克（Nick）和尼基（Nicky）都是“尼古拉斯（Nicolas）的昵称。尼基更亲密一点。 我的朋友梅尔·麦克吉尼斯在不停地说着。梅尔·麦克吉尼斯是个心脏病医生，有时候，这种身份给了他这样说话的权力。 我们四人围坐在梅尔家的餐桌旁喝杜松子酒。从水池后面大窗户照进来的阳光充满了厨房。四人里有我、梅尔、梅尔的第二任妻子特芮萨（我们叫她特芮）和我的妻子劳拉。那时我们住在阿尔伯克基。但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
还有一件事
L.D.的老婆玛克辛晚上下班回家后发现他又喝醉了，正对着他们十五岁的孩子雷骂骂咧咧的，她让他滚出去。L.D.和雷坐在厨房的桌旁争吵。玛克辛连放下包和脱外套的时间都没有。
雷说：“告诉他，妈，告诉他我们说的。” L.D.转了转手中的杯子，但没有喝。玛克辛用愤怒厌恶的眼光看着他。
“最好别把你的鼻子往你不知道的事情那儿凑。”L.D.说，“我无法对整天坐在那儿读占星术杂志的人认真。”
“这和占星术无关，”雷说。“你没必要来侮辱我。”
说到雷，她已经有两周没去上学了。她说谁都不能强迫她去。玛克辛说这是低收入家庭的一连串不幸中的又一个不幸。
“你俩都给我闭嘴！”玛克辛说。“我的天哪，我的头已经大了。”
“告诉他，妈。”雷说。“告诉他是他脑子里的问题。有点常识的人都会告诉你问题在那儿！”
“那糖尿病呢？”L.D.说。“还有癫痫症？大脑能控制那个吗？”
他在玛克辛的眼皮底下举起杯子，喝干了它：“糖尿病也一样，”雷说。“癫痫症，随便什么！大脑是人体中最有威力的器官，顺便告诉你一声。”
她拿起他的烟，给自己点了一根。
“癌症。癌症怎么样？”L.D.说。
他觉得他可能把她给难住了。他看着玛克辛。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就扯上这个了。”L.D.对玛克辛说。
“癌症，”雷说，冲着他的愚蠢摇摇头。“癌症也一样，癌症也是从大脑开始的。”
“简直是疯了！”L.D.说。他用手掌拍了一下桌子。烟灰缸跳了起来。他的杯子倒了下来并滚到了地上。“你疯了，雷！你自己知道吗？”
“闭嘴！”玛克辛说。 她解开外套的纽扣，把包放在桌子上。她看着L.D.，说道，“L.D.，我受够了。雷也是。所有认识你的人都一样。这事我想了很久了。我要你从这里搬出去。今晚。就现在。就这一刻。给我从这里滚出去。”
L.D.哪儿都没打算去。他把目光从玛克辛转到中午起就在桌上放着的那瓶酸黄瓜。他拿起瓶子，把它从厨房窗户扔了出去。 雷从椅子上跳起来。“天哪！他疯了！”
她走过去站在她母亲身边。她微微地用嘴吸了口气。 “打电话叫警察，”玛克辛说。“他有暴力倾向。快离开厨房，别让他伤着你。给警察打电话。”玛克辛说。
她们退出了厨房。
“我走。”L.D.说。“好，我现在就走。”他说。“这正合我意。反正你们都是一群疯子，这里是疯人院。外面有另一种生活。相信我，这里的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个疯人院。”
他的脸能感到从窗户上面的破洞吹来的风。
“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他说。“外面。”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
“好极了。”玛克辛说。
“好吧，我走。”L.D.说。
他使劲拍了一下桌子。他把椅子猛地往后一推，站了起来。
“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L.D.说。
“你给了我足够多的来记住你。”玛克辛说。
“那就好。”L.D.说。
“走呀，滚出去。”玛克辛说。“我付这儿的房租，我要你走。就现在。”
“我在走。”他说。“别逼我。”他说。“我在走。”
“走呀。”玛克辛说。
“我这就离开这个疯人院。”L.D.说。
他进到卧室，从壁橱里取出一个她的行李箱。这是个旧的白色人造革箱子，其中的一个扣环已经坏掉了。她曾带着它去上大学，里面装满了毛衣。他也上过大学。他把箱子扔到床上，开始往里面放他的内衣、他的长裤、他的衬衣、他的毛衣、他的有铜带扣的旧皮带、他的袜子和他所有其他的东西。他从床头柜上拿了几本杂志供阅读用。他拿了烟灰缸。只要塞得进去，他把能放的东西都放进去了。他扣好那个好的扣环，捆紧带子，然后他想起了卫生间的东西。他从壁橱架子上她帽子的后面找到这个塑料剃须袋。放进他的剃须刀、他的剃须膏、他的爽身粉、他的去味棒和他的牙刷。他也拿走了牙膏。然后他拿走了牙线。
他能听见她们在客厅里低声交谈。
他洗了把脸。把肥皂和毛巾放进了剃须袋。然后，他又放进了肥皂盒、杯子、指甲剪和她卷眼睫毛的夹子。
他无法合上剃须袋，但这没关系。他穿上外套，拎起行李箱。他走进了客厅。
看见他后，玛克辛用胳膊搂住雷的肩膀。
“就这样了，”L.D.说。“这就是再见了。”他说。“我估计除了说再也不想见到你以外，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也一样，雷。” L.D.对雷说。“你还有你那些疯狂的念头。”
“走呀。”玛克辛说。她抓住雷的手。“你对这个家庭的伤害难道还不够多吗？别停下来呀，L.D.。从这里滚出去，让我们过几天安宁的日子。”
“别忘了，”雷说。“它在你的脑子里。”
“我在走，我能说的就这些了。”L.D.说道。“随便去哪儿。远离这个疯人院。”他说。“这是最关键的。”
他最后环视了一圈客厅，然后他把箱子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又把剃须袋夹在胳膊下面。“我会保持联络的，雷。玛克辛，你自己最好也离开这个疯人院。”
“你把这里变成了疯人院，“玛克辛说。“如果这里是疯人院，那是你造成的。”
他放下箱子，把剃须袋放在箱子上面。他直起身来，面对着她们。 她们向后退了退。
“当心点，妈。”雷说。
“我不怕他。”玛克辛说。
L．D．把剃须袋夹在胳膊下面，拎起了箱子。
他说：“我只想再说一件事。”
但他想不起来是什么事了。
[译后记]
小二
当短篇小说集《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于1981年4月出版时，美国具有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正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各类试验性的后现代写作，小说流派多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如“超小说”、“非虚构小说”、“自省小说”和“寓言小说”等等。同时，短篇小说集的销售极为窘迫，即使是名家的短篇小说集，也只能卖出去几千本。卡佛的这本短篇小说集如同一针强心剂，为美国短篇小说写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对美国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复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小说集里篇幅不长的十七篇小说也使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卡佛成了一个备受瞩目的小说家，并为他赢得了“美国的契可夫”这一称号。《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出版后，效仿者趋之若鹜，卡佛成了美国继海明威之后受到模仿最多的作家。那一时期美国文学杂志经常收到被编辑戏称为“卡佛式小说”的投稿。《时尚先生》（Esquire）曾开出一个现代人必读的书列（共75本），《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就名列其中。
这一文学现象也受到了另一个英语国家文学界的关注，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编辑布福德（BillBuford）于1983年出版了一期美国小说特刊，他在引言中说道：“美国似乎出现了一种新型小说，这是一种怪异的和令人难以释怀的小说。它不仅与英国当下的小说不同，和通常的美国小说也大相径庭。”从外表上看这一类小说与现实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其叙事手法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着显著的差异。评论家给这类小说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如“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高度写实主义”、“照相现实主义”等等，而布福德则称它为“肮脏现实主义”（dirtyreali*）。两年后，《密西西比评论》也推出了一期这类“新小说”的特刊。编辑赫辛格（KimHerzinger）在题为《论新小说》的引言里表示了与布福德相似的看法：“我猜想出现了一类新的小说，证据是美国主要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些书的语调和结构以及它们受到媒体关注的程度。”赫辛格在引言里首次把“极简主义”(minimali*)这一通常用于音乐和视觉艺术的术语运用到了文学作品上。从此以后，这一新小说的领军人物卡佛就被一些评论家称作“极简主义之父”。卡佛在世时曾出版过四本重要的小说集，但提起卡佛的小说，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这本小说集，它几乎成了卡佛小说的注册商标，被誉为“极简主义”文学写作的“圣经”。
《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因为卡佛在这部小说集里运用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手法，如评论家经常提及的不可靠叙事者、非确定性叙事以及省略和空缺手法等等。具体的表现是小说中常见的修饰性词汇、反映作者观点的阐述性文字不见了。小说的句式和用词简单，叙事者往往远离事件主体，用有节制的语调叙事。小说经常由几个像是被照相机和录音机记录下来的生活片段组成，而这些片段之间的一些有机联系则被人为地省略了，使得小说的情节模糊，故事性不强并具有多义性。在小说结尾处卡佛往往不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终结，而是用模糊的口气暗示一种即将到来，但很可能是更加糟糕的结果。说到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多数是体力劳动者，如餐馆女招待、锯木厂工人、修车工、推销员和汽车旅馆管理员等等。这些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愿望，做着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他们发现自己在为生存而挣扎，无法获得在常人看来并不远大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窘困和不如意，婚姻破裂，失业，酗酒，破产等等。卡佛特有的叙事手法使读者在通过阅读过程中产生某种困惑和不自在的感受，这种感受有助读者理解小说中人物的挣扎和无望。另外，短篇小说这一形式也有助于表现现代社会中的流动性和短暂性、人的边缘性以及现代人脆弱的自我意识。
卡佛在这部小说集里运用最多的技术手法是省略和空缺，其中包括对事件的起因、故事重要情节以及结局的省略和空缺。比如，在《为什么不跳个舞》里，卡佛并没有交待“他”为什么要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当作旧货卖，但我相信读者在读完这篇小说后，能够找到正确答案（虽然不是个明确的答案）。在《取景框》里，卡佛没有交待“我”的具体状况，甚至连“我”的名字和性别也没有交待，但读者能够读出“我”这个中年男子目前妻离子散的状况。而在《告诉女人们我们出去一趟》里，卡佛省略了对杰瑞杀人动机和杀人过程的具体描述，使得这一“突发”事件更具震撼性。在《洗澡》里，卡佛对读者很关心的躺在医院
里的小孩命运没作任何交待。而在《大众力学》这篇小小说里，故事在最紧张处嘎然而止。结尾的最后一句（“这个问题，就以这种方式给解决了。”）看上去像是个结束，其实卡佛在这里根本没有交待婴孩的命运，但读者不难想像婴孩最可能的遭遇。这种结尾方式就是卡佛所谓的“开放式结尾”，在这本小说集里这种结尾方式比比皆是，如《凉亭》、《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等小说的结尾。
卡佛避免在小说中阐述人物的思想和观点。在他平生最后一篇小说《差事》里，卡佛借助自己文学偶像契诃夫的口说出了自己的这一文学观点：“……不相信不能被五官所感受到的东西……由于缺乏政治，宗教和哲学上的观点……我只好把自己限制在描述我的英雄如何恋爱、结婚、生孩子，死亡以及他们之间怎样对话。”卡佛认为现实社会里的人的想法和行为大多是无意识的，在很多时候都是自相矛盾的。比如在《纸袋》里，结了婚的“我”一方面从内心里谴责父亲对婚姻的背叛，另一方面却不时被酒吧里的一名异性所吸引。同样，《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里的梅尔，一方面指责他妻子过去男友的暴力行为，一方面却从伤害前妻的暴力幻想中获得愉悦。而且，尽管梅尔在谈话中不断地谈到自己的理想，其实那只是一些随机和自相矛盾的念头。卡佛正是借此塑造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物。
卡佛一直着迷于人们在沟通和表达上存在的缺陷。卡佛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不能明确地表达自己，在很多情况下，人物之间的沟通存在缺陷，对话经常是无头绪的，他们听不清或不愿意听对方的话。这篇小说集里几乎每篇小说里的人物都在沟通和表达上力不从心，如《谈论爱情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和《家门口就有这么多水中》的夫妻。在《严肃的谈话》里，伯特一直在为和前妻沟通作努力，但他缺乏沟通的能力，所说所做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在《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中，女孩在结尾处似乎对生活有了感悟，但她却无法用语言把它表述出来。在《还有一件事》的结尾处，卡佛把男主角L.D.缺乏沟通能力表现的淋漓尽致：
L．D．把剃须袋夹在胳膊下面，拎起了箱子。
他说，“我只想再说一件事。”
但他想不起来是什么事了。
与其说卡佛改变了小说的写作方式，不如说他改变了读者的的阅读方式。卡佛简约的写作手法给读者留下了很多的想象空间。那些不完整的情节，似乎没有结局的故事迫使读者思考，更加关心那些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种介入式的阅读对大脑极富刺激，增强了阅读过程中的愉悦。加拿大诗人作家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称卡佛小说里”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藏在字里行间，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你不想知道的东西……尽管如此，你想知道它们，没有什么能阻止你这样去做。”
我是在苏童的《一生的文学珍藏》这本书里第一次读到卡佛的小说，苏童所选的是主万先生翻译的《马辔头》。阅读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我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并被卡佛独特的叙事手法所折服。在阅读了卡佛所有的短篇小说后，我萌发了把卡佛这个著名短篇小说大师的作品忠实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愿望，让大家体验到阅读卡佛小说过程中特有的微妙感受。卡佛的作品看似简单，但翻译起来有一定的挑战，主要是如何用中文准确地表达其特有的语调。另外，卡佛喜欢在小说中运用俚语，其中的一些现在已不再流行，这也给翻译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通过翻译卡佛的作品，我结识了一大批卡佛爱好者。我感谢豆瓣卡佛小组聚集的卡佛爱好者对我的期待、鼓励和支持。感谢译林出版社给予我翻译卡佛这部著名小说集的机会。最后，我感谢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她们对我因专注翻译而对她们的疏忽予以容忍，并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必读网（http://www.beduu.com）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