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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阅世心语》

_3 季羡林(现代)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必须细致地加以分析,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达官显宦,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幽居府邸,“庭院深深深几许”,我辈槛外人无法窥知,他们是无所事事呢,还是有所事事,无从谈起,姑存而不论。
  富商大贾,一旦钱赚够了,年纪老了,把事业交给儿子、女儿或女婿,他们是怎样度过晚年的,我们也不得而知,我们能知道的只是钞票不能拿来炒着吃。这也姑且存而不论。
  说来说去,我所能够知道的只是工、农和知识分子这些平头老百姓。中国古人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今天,我这个“儒者”却无论如何也没有胆量说这样的大话。我只能安分守己,夹起尾巴来做人,老老实实地只谈论老百姓的无所事事。
  我曾到过承德,就住在避暑山庄对面的一个旅馆里。每天清晨出门散步,总会看到一群老人,手提鸟笼,把笼子挂在树枝上,自己则分坐在山庄门前的石头上,“闲坐说玄宗”。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多是旗人,先人是守卫山庄的八旗兵,而今老了,无所事事,只有提鸟笼子。试思:他们除了提鸟笼子外还能干什么呢?他们这种无所事事,不必探究。
老年十忌(4)
  北大也有一批退休的老工人,每日以提鸟笼为业。过去他们常聚集在我住房附近的一座石桥上,鸟笼也是挂在树枝上,笼内鸟儿放声高歌,清脆嘹亮。我走过时,也禁不住驻足谛听,闻而乐之。这一群工人也可以说是无所事事,然而他们又怎样能有所事事呢?
  现在我只能谈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因而我最了解情况的知识分子。国家给年老的知识分子规定了退休年龄,这是合情合理的,应该感激的。但是,知识分子行当不同,身体条件也不相同。是否能做到老有所为,完全取决于自己,不取决于政府。自然科学和技术,我不懂,不敢瞎说。至于人文社会科学,则我是颇为熟悉的。一般说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不靠天才火花一时的迸发,而靠长期积累。一个人到了六十多岁退休的关头,往往正是知识积累和资料积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一旦退下,对国家和个人都是一个损失。有进取心有干劲者,可能还会继续干下去的。可是大多数人则无所事事。我在南北几个大学中都听到了有关“散步教授”的说法,就是一个退休教授天天在校园里溜达,成了全校著名的人物。我没同“散步教授”谈过话,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想的。估计他们也不会很舒服。锻炼身体,未可厚非。但是,整天这样“锻炼”,不也太乏味太单调了吗?学海无涯,何妨再跳进去游泳一番,再扎上两个猛子,不也会身心两健吗?蒙田说得好:“如果大脑有事可做,有所制约,它就会在想象的旷野里驰骋,有时就会迷失方向。”
  六忌:提当年勇
  我做了一个梦。
  我驾着祥云或别的什么云,飞上了天宫,在凌霄宝殿多功能厅里,参加了一个务虚会。第一个发言的是项羽。他历数早年指挥雄师数十万,横行天下,各路诸侯皆俯首称臣,他是诸侯盟主,颐指气使,没有敢违抗者。鸿门设宴,吓得刘邦像一只小耗子一般。说到尽兴处,手舞足蹈,唾沫星子乱溅。这时忽然站起来了一位天神,问项羽:“四面楚歌,乌江自刎是怎么一回事呀?”项羽立即垂下了脑袋,仿佛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
  第二个发言的是吕布,他手握方天画戟,英气逼人。他放言高论,大肆吹嘘自己怎样戏貂婵,杀董卓,为天下人民除害;虎牢关力敌关、张、刘三将,天下无敌。正吹得眉飞色舞,一名神仙忽然高声打断了他的发言:“白门楼上向曹操下跪,恳求饶命,大耳贼刘备一句话就断送了你的性命,是怎么一回事呢?”吕布面色立变,流满了汗,立即下台,像一只斗败了的公(又鸟)。
  第三个发言的是关羽。他久处天宫,大地上到处都有关帝庙,房子多得住不过来。他威仪俨然,放不下神架子。但发言时,一谈到过五关斩六将,用青龙偃月刀挑起‘操捧上的战袍时,便不禁圆睁丹凤眼,猛抖卧蚕眉,兴致淋漓,令人肃然。但是又忽然站起了一位天官,问道:“夜走麦城是怎么一回事呢?”关公立即放下神架子,神色仓皇,脸上是否发红,不得而知,因为他的脸本来就是红的。他跳下讲台,在天宫里演了一出夜走麦城。
  我听来听去,实在厌了,便连忙驾祥云回到大地上,正巧落在绍兴,又正巧阿Q被小D抓住辫子往墙上猛撞,阿Q大呼:“我从前比你阔得多了!”可是小D并不买账。
  谁一看都能知道,我的梦是假的。但是,在芸芸众生中,特别是在老年中,确有一些人靠自夸当年勇来过日子。我认为,这也算是一种自然现象。争胜好强也许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但一旦年老,争胜有心,好强无力,便难免产生一种自卑情结。可又不甘心自卑,于是只有自夸当年勇一途,可以聊以自慰。对于这种情况,别人是爱莫能助的。“解铃还是系铃人”,只有自己随时警惕。
  现在有一些得了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有一句口头禅:从零开始。意思是,不管冠军或金牌多么灿烂辉煌,一旦到手,即成过去,从现在起又要从零开始了。
  我觉得,从零开始是唯一正确的想法。
老年十忌(5)
  七忌:自我封闭
  这里专讲知识分子,别的界我不清楚。但是,行文时也难免涉及社会其他阶层。
  中国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其实不识字也有忧患。道家说,万物方生方死。人从生下的一刹那开始,死亡的历程也就开始了。这个历程可长可短,长可能到一百年或者更长,短则几个小时,几天,少年夭折者有之,英年早逝者有之,中年弃世者有之,好不容易,跌跌撞撞,坎坎坷坷,熬到了老年,早已心力交瘁了。
  能活到老年,是一种幸福,但也是一种灾难。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活到老年,所以说是幸福;但是老年又有老年的难处,所以说是灾难。
  老年人最常见的现象或者灾难是自我封闭。封闭,有行动上的封闭,有思想感情上的封闭,形式和程度又因人而异。老年人有事理广达者,有事理欠通达者。前者比较能认清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事物的改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千万不要要求事物永恒不变。后者则相反,他们要求事物永恒不变;即使变,也是越变越坏,上面讲到的九斤老太就属于此类人。这一类人,即使仍然活跃在人群中,但在思想感情方面,他们却把自己严密地封闭起来了。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自我封闭的形式。
  空言无益,试举几个例子。
  我在高中读书时,有一位教经学的老师,是前清的秀才或举人。五经和四书背得滚瓜烂熟,据说还能倒背如流。他教我们《书经》和《诗经》,从来不带课本,业务是非常熟练的。
  可学生并不喜欢他。因为他张口闭口:“我们大清国怎样怎样。”学生就给他起了一个诨名“大清国”,他真实的姓名反隐而不彰了。我们认为他是老顽固,他认为我们是新叛逆。我们中间不是代沟,而是万丈深渊,是他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位老友,写过新诗,填过旧词,毕生研究中国文学史,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他为人随和,性格开朗,并没有什么乖僻之处。可是,到了最近几年,突然产生了自我封闭的现象,不参加外面的会,不大愿意见人,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高声唱歌。我曾几次以老友的身份,劝他出来活动活动,他都婉言拒绝。他心里是怎样想的,至今对我还是一个谜。
  我认为,老年人不管有什么形式的自我封闭现象,都是对个人健康不利的。我奉劝普天下老年人力矫此弊。同青年人在一起,即使是“新新人类”吧,他们身上的活力总会感染老年人的。
  八忌:叹老嗟贫
  叹老磋贫,在中国的读书人中,是常见的现象,特别是所谓怀才不遇的人们中,更是特别突出。我们读古代诗文,这样的内容随时可见。在现代的知识分子中,这种现象比较少见了,难道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进化或进步的一种表现吗?
  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学和中西知识分子比较学的重要内容。
  我为什么又拉扯上了西方知识分子呢?因为他们与中国的不同,是现成的参照系。
  西方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同中国不同,实用主义色彩极浓。一个人对社会有能力做贡献,社会就尊重你。一旦人老珠黄,对社会没有用了,社会就丢弃你,包括自己的子孙也照样丢弃了你,社会舆论不以为忤。当年我在德国哥廷根时,章士钊的夫人也同儿子住在那里,租了一家德国人的三楼居住。我去看望章伯母时,走过二楼,经常看到一间小屋关着门,门外地上摆着一碗饭,一丝热气也没有。我最初认为是喂猫或喂狗用的。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给小屋内卧病不起的母亲准备的饭菜。同时,房东还养了一条大狼狗,一天要吃一斤牛肉。这种天上人间的情况无人非议,连躺在小屋内病床上的老太太大概也会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吧。
  在这种狭隘的实用主义大潮中,西方的诗人和学者极少极少写叹老嗟贫的诗文。同中国比起来,简直不成比例。
老年十忌(6)
  在中国,情况则大大地不同。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过去一千多年以来,仕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科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有的读书人都拥挤在这一条路上,从秀才——举人向上爬,爬到进士参加殿试,僧多粥少,极少数极幸运者可以爬完全程,“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达到这个目的万中难得一人。大家只要读一读《儒林外史》,便一目了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倘若科举不利,老而又贫,除了叹老嗟贫以外,实在无路可走了。古人说:“诗必穷而后工”,其中“穷”字也有科举不利这个涵义。古代大官很少有好诗文传世,其原因实在耐人寻味。
  今天,时代变了。但是“学而优则仕”的幽灵未泯,学士、硕士、博士、院士代替了秀才、举人、进士、状元。骨子里并没有大变。在当今知识分子中,一旦有了点成就,便立即披上一顶乌纱帽,这现象难道还少见吗?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能跟上世界潮流,但是,封建思想的残余还不容忽视。我们都要加以警惕。
  九忌:老想到死
  好生恶死,为所有生物之本能。我们只能加以尊重,不能妄加评论。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更是不能例外。俗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可是人一到了老年,特别是耄耋之年,离那个长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越来越近了,此时常想到死,更是非常自然的。
  今人如此,古人何独不然!中国古代的文学家、思想家、骚人、墨客大都关心生死问题。根据我个人的思考,各个时代是颇不相同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似乎更为关注。粗略地划分一下,可以分为三派。第一派对死十分恐惧,而且十分坦荡地说了出来。这一派可以江淹为代表。他的《恨赋》一开头就说:“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最后几句话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第二派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世说新语·任诞等二十三》第一条就讲到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常集于竹林之中,肆意酣畅”。这是一群酒徒。其中最著名的刘伶命人荷锹跟着他,说:“死便埋我!”对死看得十分豁达。实际上,情况正相反,他们怕死怕得发抖,聊作姿态以自欺欺人耳。其中当然还有逃避残酷的政治迫害的用意。
  第三派可以陶渊明为代表。他的意见具见他的诗《神释》中。诗中有这样的话:“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此举?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反对酣酒麻醉自己,也反对常想到死。我认为,这是最正确的态度。最后四句诗成了我的座右铭。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老年人想到死,是非常自然的。关键是:想到以后,自己抱什么态度。惶惶不可终日,甚至饮恨吞声,最要不得,这样必将成陶渊明所说的“促龄具”。最正确的态度是顺其自然,泰然处之。
  鲁迅不到五十岁,就写了有关死的文章。王国维则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结果投了昆明湖。我之所以能泰然处之,有我的特殊原因。“十年浩劫”中,我已走到过死亡的边缘上,一个千钧一发的偶然性救了我。从那以后,多活一天,我都认为是多赚的。因此就比较能对死从容对待了。
  我在这里诚挚奉劝普天之下的年老又通达事情的人,偶尔想一下死,是可以的,但不必老想。我希望大家都像我一样,以陶渊明《神释》诗最后四句为座右铭。
  十忌:愤世嫉俗
  愤世嫉俗这个现象,没有时代的限制,也没有年龄的限制。古今皆有,老少具备,但以年纪大的人为多。它对人的心理和生理都会有很大的危害,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世事发生必有其因。愤世嫉俗的产生也自有其原因。归纳起来,约有以下诸端:
老年十忌(7)
  首先,自古以来,任何时代,任何朝代,能完全满足人民大众的愿望者,绝对没有。不管汉代的文景之治怎样美妙,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怎样理想,宫廷都难免腐败,官吏都难免贪污,百姓就因而难免不满,其尤甚者就是愤世嫉俗。
  其次,“学而优则仕”达不到目的,特别是科举时代名落孙山者,人不在少数,必然愤世嫉俗。这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可以找出不少的典型。
  再次,古今中外都不缺少自命天才的人。有的真有点天才或者才干,有的则只是个人妄想,但是别人偏不买账,于是就愤世嫉俗。其尤甚者,如西方的尼采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又如中国的徐文长。结果无法满足,只好自己发了疯。
  最后,也是最常见的,对社会变化的迅猛跟不上,对新生事物看不顺眼,是九斤老太一党;九斤老太不识字,只会说:“一代不如一代”,识字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人,便表现为愤世嫉俗,牢骚满腹。
  以上只是一个大体的轮廓,不足为据。
  在中国文学史上,愤世嫉俗的传统,由来已久。《楚辞》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语就是最早的证据之一。以后历代的文人多有愤世嫉俗之作,形成了知识分子性格上的一大特点。
  我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姑以我自己为麻雀,加以剖析。愤世嫉俗的情绪和言论,我也是有的。但是,我又有我自己的表现方式。我往往不是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而牢骚满腹,怪话连篇,而是迷惑不解,惶恐不安。我曾写文章赞美过代沟,说代沟是人类进步的象征。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可是到了目前,我自己也傻了眼,横亘在我眼前的像我这样老一代人和一些“新人类”、“新新人类”之间的代沟,突然显得其阔无限,其深无底,简直无法逾越了,仿佛把人类历史断成了两截。我感到恐慌,我不知道这样发展下去将伊于胡底。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愤世嫉俗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要不得的;可我一时又改变不过来,为之奈何!
  我不知道,与我想法相同或者相似的有没有人在,有的话,究竟有多少人。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毛泽东的两句诗好:“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常宜放眼量。”
  2000年2月22日
八十述怀(1)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活到八十岁;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岁,然而又一点也没有八十岁的感觉。岂非咄咄怪事!
  我向无大志,包括自己活的年龄在内。我的父母都没有活过五十,因此,我自己的原定计划是活到五十。这样已经超过了父母,很不错了。不知怎么一来,宛如一场春梦,我活到了五十岁。那时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流年不利,颇挨了一阵子饿。但是,我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正在德国,我经受了而今难以想象的饥饿的考验,以致失去了饱的感觉。我们那一点灾害,同德国比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我从而顺利地度过了那一场灾难,而且我当时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于不知不觉中冲破了我原定的年龄计划,渡过了五十岁大关。
  五十一过,又仿佛一场春梦似的,一下子就到了古稀之年,不容我反思,不容我踟蹰。其间跨越了一个十年浩劫。我当然是在劫难逃,被送进牛棚。我现在不知道应当感谢哪一路神灵:佛祖、上帝、安拉;由于一个万分偶然的机缘,我没有走上绝路,活下来了。活下来了,我不但没有感到特别高兴,反而时有悔愧之感在咬我的心。活下来了,也许还是有点好处的。我一生写作翻译的(禁止),恰恰出现在这个期间。原因并不神秘:我获得了余裕和时间。在浩劫期间,我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后来不打不骂了,我却变成了“不可接触者”。在很长时间内,我被分配挖大粪,看门房,守电话,发信件。没有以前的会议,没有以前的发言。没有人敢来找我,很少人有勇气同我谈上几句话。一两年内,没收到一封信。我服从任何人的调遣与指挥。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然而我的脑筋还在,我的思想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这时候译完的。“雪夜闭门写禁文”,自谓此乐不减羲皇上人。
  又仿佛是一场缥缈的春梦,一下子就活到了今天,行年八十矣,是古人称之为耄耋之年了。倒退二三十年,我这个在寿命上胸无大志的人,偶尔也想到耄耋之年的情况:手拄拐杖,白须飘胸,步履维艰,老态龙钟。自谓这种事情与自己无关,所以想得不深也不多。哪里知道,自己今天就到了这个年龄了。今天是新年元旦。从夜里零时起,自己已是不折不扣的八十老翁了。然而这老景却真如古人诗中所说的“青霭人看无”,我看不到什么老景。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金色的朝阳从窗子里流了进来,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楼前的白杨,确实粗了一点,但看上去也是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时令正是冬天,叶子落尽了;但是我相信,它们正蜷缩在土里,做着春天的梦。水塘里的荷花只剩下残叶,“留得残荷听雨声”,现在雨没有了,上面只有白皑皑的残雪。我相信,荷花们也蜷缩在淤泥中,做着春天的梦。总之,我还是我,依然故我;周围的一切也依然是过去的一切……
  我是不是也在做着春天的梦呢?我想,是的。我现在也处在严寒中,我也梦着春天的到来。我相信英国诗人雪莱的两句话:“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梦着楼前的白杨重新长出了浓密的绿叶;我梦着池塘里的荷花重新冒出了淡绿的大叶子;我梦着春天又回到了大地上。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八十”这个数目字竟有这样大的威力,一种神秘的威力。“自己已经八十岁了!”我吃惊地暗自思忖。它逼迫着我向前看一看,又回头看一看。向前看,灰蒙蒙一团,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长。确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不看也罢。
  而回头看呢,则在灰蒙蒙的一团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路极长,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条路的顶端是在清平县的官庄。我看到了一片灰黄的土房,中间闪着苇塘里的水光,还有我大奶奶和母亲的面影。这条路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这条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华,接着又看到德国小城哥廷根斑斓的秋色,上面飘动着我那母亲似的女房东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从万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红楼,看到了燕园的湖光塔影。令人泄气而且大煞风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头禁子那一副牛头马面似的狞恶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缩住了,一直缩到我的脚下。
八十述怀(2)
  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我真正感觉到,我负担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摆脱掉这一切,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回头看既然这样沉重,能不能向前看呢?我上面已经说到,向前看,路不是很长,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我现在正像鲁迅的散文诗《过客》中的那一个过客。他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走来的,终于走到了老翁和小女孩的土屋前面,讨了点水喝。老翁看他已经疲惫不堪,劝他休息一下。他说:“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面前。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那边,西边是什么地方呢?老人说:“前面,是坟。”小女孩说:“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
  我理解这个过客的心情,我自己也是一个过客。但是却从来没有什么声音催着我走,而是同世界上任何人一样,我是非走不行的,不用催促,也是非走不行的。走到什么地方去呢?走到西边的坟那里,这是一切人的归宿。我记得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里,也讲了这个意思。我并不怕坟,只是在走了这么长的路以后,我真想停下来休息片刻。然而我不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是非走不行。聊以自慰的是,我同那个老翁还不一样,有的地方颇像那个小女孩,我既看到了坟,也看到野百合和野蔷薇。
  我面前还有多少路呢?我说不出,也没有仔细想过。冯友兰先生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米”是八十八岁,“茶”是一百零八岁。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是“相期以米”。这算不算是立大志呢?我是没有大志的人,我觉得这已经算是大志了。
  我从前对穷通寿夭也是颇有一些想法的。“十年浩劫”以后,我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他的一首诗,我很欣赏: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我现在就是抱着这种精神,昂然走上前去。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决不想成为行尸走肉。我知道,未来的路也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
  1991年1月1日
梦游21世纪
  21世纪就在眼前,不久我们就能够亲身莅临,何劳梦游?但是,我们眼前还毕竟是处在20世纪中,要谈21世纪,只能梦游了。
  21世纪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不相信20世纪的最后一天和21世纪的最初一天会有什么区别。早晨,太阳照样从东方出来;晚上,太阳照样在西方落下,一切几乎都一模一样。
  但是,我认为,既然是21世纪,必然有其特点,不过,这个特点决不会一下子就显露出来的,这是一个缓慢的逐渐显露的过程。在这个世纪的初叶,只能渐露端倪,到了2050年左右,它已如日中天,整个特点都会毫无保留地显露出来了。
  对于那一点特点,我现在只能做梦。
  我梦到,近几百年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给人民,全世界人民带来了空前的幸福;但是,其基础是“征服自然”,与自然为敌,因而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产生了许多弊端,比如大气污染、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灭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切盼到了21世纪能有所改变,能改恶向善。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以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济西方思想之穷,也就是说,人类必须同大自然为友,双方互相了解,增强友谊,然后再伸手向大自然要衣,要食,要住,要行。只有这样,人类才能避免现在面临的这一些灾难。
  我梦到,我们的国家继续安定团结,繁荣昌盛下去。政府中减少了官气,社会上杜绝了假冒伪劣。人民的伦理道德水平提高,人文素质教育加强。56个民族团结得像一个人。南方不再洪水泛滥,北方没有森林火灾。天比现在蓝,水比现在清,一片祥和气象。
  我梦到,在每一个家庭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相爱,相忍相让。像眼前这样的一些青年对恋爱和婚姻的轻率态度,再也看不到了。对待爱情坚贞真实,谁也不做露水夫妻,把离婚当作家常便饭。原本温馨的家庭更温馨了;原本不温馨的家庭变得逐渐温馨起来。在任何时代,人生都是一场搏斗,搏斗就难免惊涛骇浪。在这样的浪涛中,有胜利者,当然也有失败者。在整个社会中,家庭对这样的浪涛来说,就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胜利者回到这个避风港中,在温馨的气氛中,细细品味这胜利的甜蜜;失败者回到这个避风港中,追忆和分析失败的教训,家庭的温馨会增强他的斗志。回忆之余,奋然而起,他又有了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再回到社会中,继续拼搏,勇往直前,必须胜利在握而后止。家庭的作用大矣哉!
  我梦到,个人也有了新的变化和起色。对世界来说,他是一个世界公民。对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国家公民。对社会来说,他是其中的一分子。他应当在道德方面不断修养和锻炼,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对世界,对国家和社会,对家庭都能尽上应尽的责任。他决不应当像杨花柳絮一样,虽然一时能飞满春城,但是随风飘荡,毫无自主能力,到头来,虽然给骚人墨客增添一些灵感,写出了美妙绝伦的诗词,自己最终却落到泥土地上,化为尘埃,消逝得无影无踪。
  我想做和能做的梦还有很多很多,今天就先做这一些,至于能否成为现实,那就不能由我来决定,这要由每一个人自己决定,一方面要奋发图强,另一方面还必须靠点机遇,二者缺一不可。不管怎么样,我的梦是异常美妙的。我切盼,到了21世纪某一个时刻,我的梦能够完全实现,喜气盈大地,春色满寰中,全世界人民共庆升平。
  1999年10月23日
迎新怀旧(1)
  ——21世纪第一个元旦感怀
  我可真正是万万也没有想到,我能够活到八十九岁,迎接一个新世纪和新千年的来临。
  我经常说到,我是幼无大志的人。其实我老也无大志,那种“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豪言壮语,我觉得,只有不世出的英雄才能说出。但是,历史的记载是否可靠,我也怀疑。刘邦和朱元璋等地痞流氓,一无所有,从而一无所惧,运气好成了皇上。一批帮闲的书生极尽拍马之能事,连这一批流氓的并不漂亮的长相也成了神奇的东西,在这些书生笔下猛吹不已。他们年轻时未必有这样的豪言壮语,书生也臆造出来,以达到吹拍的目的。
  这话扯远了,还是谈我自己吧。我的“无大志”表现在各个方面,在年龄方面也有表现。我的父母都只活四十岁多一点。我自己想,我决超过父母的,能活到五十岁,我就应该满足了。记得大概是在五十年代,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忽发奇想,想到我能否看到一个新世纪。我计算了一下,我必须活到八十九岁,才能做到。八十九岁,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古今中外的文人,有几个能活到这个岁数的?这简直像是蓬莱三山,烟波淼茫,可望而不可即。
  然而曾几何时,知命之年,倏尔而逝;耳顺之年,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古稀之年也没能让我有古稀的感觉。物换星移,岁月流逝,我却懵懵然,木木然,没有一点感觉,“高堂明镜悲白发”,我很少揽镜自照,头发变白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只有在校园中偶尔遇到一位熟人,几年不见,发已半白,心里蓦地震颤了一下。被人称呼,从“老季”变成了“季老”,最初觉得有点刺耳。此外则一切平平常常,平平常常。弹指一瞬间,自己竟然活到了八十九岁,迎接了新世纪和新千年,当年认为无法想象的,绝对办不到的,当年的蓬莱三山,“今朝都到眼前来”了。岂不大可喜哉!然而又岂不大可惊哉!
  记得有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能如愿便平常”,我现在深深地认识到在朴素语言中蕴含的真理。我现在确实如愿了。但是心情平常到连平常的感觉都没有了。现在是2000年1月1日,同1999年的12月31日,除了多了一天以外,绝没有任何不同的地方。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到了晚上,仍然会在西方落下。环顾我的房间,依然是插架盈室,书籍盈架。窗台上的那几盆花草依然绿叶葳蕤,春意盎然。窗外是严冬。荷塘里只剩下了残荷的枯枝,在寒风中抖动。冰下水中鱼儿们是在游泳?还是在睡眠?我不得而知。埋在淤泥中莲藕是在蔓延?还是在冬眠?我也不得而知。荷花如果能做梦的话,我想,它们会梦到春天,坚冰融化,春水溶溶,它们又能长出尖尖的角,笑傲春风了。
  荷花是不会知道什么20世纪21世纪的。大千世界的一切动植物都不知道。它们仅仅知道日和夜以及季节的变换这些自然界的现象。只有天之骄子人类才有本领耍出一些新花样,自己耍出来以后,自己又顶礼膜拜,深信不疑。神仙皇帝就属于这一类,世纪和千年也属于这一类。就拿昨天才结束的20世纪的世纪末来说,明明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却似乎有了无限的神力。多少年来,世界各国不知有多少聪明睿智之士,大谈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世纪末问题,又是总结20世纪的经验教训,又是侈谈21世纪的这个那个,喧呶纷争,煞是热闹;人各自是其是而非他人之是。一时文坛、学坛,还有什么坛,议论蜂起,杀声震天。倘若在高天上某一个地方真有一位造物主的话,他下视人寰,看到一群小动物角斗,恐怕会莞尔而笑吧。
  我自己不比任何人聪明,我也参加到这一系列的纷争里来。我谈的主要是文化问题,20世纪和21世纪东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我认为,20世纪是全部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以前西方发生的产业革命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二百多年内,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福利,全世界人民皆受其惠。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并不美好的,由于西方人以“征服自然”为鹄的,对大自然诛求无餍,结果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产生了许多弊端和祸害。这些弊端和灾害彰彰在人耳目,用不着我再来细数。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和人民团体都在高呼“环保”,又是宣传,又是开会,一时甚嚣尘上。奇怪的是,竟无一人提到环保问题产生的根源。为什么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汉唐时代,从来没有什么环保问题呢?这情况难道还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迎新怀旧(2)
  我自己把环保问题同20世纪和21世纪挂上了钩,同东西文化挂上了钩。同时我又常常举一个民间流传的近视眼猜匾的笑话,说21世纪这一块匾还没有挂了出来,我们现在乱猜匾上的大字,无疑都是近视眼。能吹嘘看到了匾上的字的人,是狡猾者,是事前向主事人打听好了的。但是这种狡猾行动,对匾是可以的,对21世纪则是行不通的。难道谁有能耐到上帝那里去打听吗?我主张在21世纪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东方文化的精华——能帮助人们解决环保问题。我似乎已经看到了还没有挂出来的匾上的字。不是我从上帝那里打听来的,是我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得出来的,我是我自己的上帝。
  昨天夜里,猛然醒来,开灯一看,时针正指十二点,不差一分钟。我心里一愣:我现在已是21世纪的人了。未多介意,关灯又睡。早晨七点,乘车到中华世纪坛去,同另外九个科学界闻人,代表学术界十个分支,另外配上十个儿童,共同撞新铸成的世纪钟王二十一响,象征科学繁荣。钟声深沉洪亮,在北京上空回荡。这时,我的心蓦地一阵颤动,21世纪几个大字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真正感觉“往事越千年”,我自己昨天还是20世纪的“世纪老人”,而今一转瞬间,我已成为21世纪的“新人”了。
  在这关键的时刻,我过去很多年热心议论的一些问题,什么东西方文化,什么环保,什么天人合一,什么分析的思维模式和综合的思维模式等等,都从我心中隐去。过去侈谈21世纪,等到21世纪真正来到了眼前,心中却是一个大空虚。中国古书上那个叶公好龙的故事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然而,我心中也并不是完全的真正的空虚,我想到了我自己。我现在确确实实是八十九岁了。这是古今中外都艳羡的一个年龄。我竟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快哉!连我这个少无大志老也无大志的人都不得不感到踌躇满志了。但是,我脑海里立即出现了一个问题:活大年纪究竟是好事呢?还是坏事?这问题还真不易答复。爱活着是人之常情,连中国老百姓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焉能例外!但是,活得太久了,人事纷纭,应对劳神。人世间的一些魑魅魍魉的现象,看多了也让人心烦。德国大诗人歌德晚年渴望休息(ruhen)的名诗,正表现了这种心情。我有时候也真想休息了。
  中国古代诗文中有不少鼓励老年人的话,比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如“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又如“余霞尚满天”,等等。读起来也颇让老人振奋。但是,仔细于字里行间推敲一下,便不难发现,这些诗句实际上是为老人打气的,给老人以安慰的,信以为真,便会上当。
  那么,老年人就全该死了吗?也不是的。人老了,识多见广,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都非常丰富,这些东西对我们国家还是有用处的,只要不倚老卖老,不倚老吃老,人类社会还是需要老人的。佛经里面有一个《弃老国缘》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一番道理。在现在的中国,在21世纪的中国,活着无疑还是一种乐事。我常常说:人们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是我的最根本的信条之一。我也身体力行。我现在仍然是黎明即起,兀兀穷年,不求有惊人之举,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吃下去的饭。
  在北京大学校内,老教授有一大批。比我这个八十九岁的老人更老的人,还有十几位。如果在往八宝山去的路上按年龄顺序排一个队的话,我决不在前几名。我曾说过,我决不会在这个队伍中抢先夹塞,我决心鱼贯而前,轮到我的时候,我说不定还会溜号躲开,从后面挤进比我年轻的队伍中。
  多少年来,我成了陶渊明的信徒。他的那一首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我感到,我现在大体上能够做到了,对生死之事,我确实没有多虑。关键在一个“应”字,这个“应”字由谁来掌管,由谁来决定呢?我不能知道,反正不由我自己来决定。既然不由我自己来决定,那么——由它去吧。
迎新怀旧(3)
  2000年1月1~3日
新世纪新千年寄语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经验:过去带来惆怅,现在带来迷惘,未来带来希望。
  现在,一个新世纪,新千年就要来到我们的眼前了。这正是人们让幻想驰骋、对未来提出希望的最佳时刻。
  在我国报刊、杂志上,在开会的发言中,人们确实已经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希望。我想,全世界恐怕也是这个样子吧。许多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商业界的大款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希望政治如何如何,希望经济如何如何,希望文学如何如何,希望学术如何如何,希望人文素质如何如何,让人眼花缭乱,煞是热闹。然而独独没有人,至少是很少有人提出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我个人认为,这才是未来的关键。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真不愧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在一百多年以前,当时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还不太显著或者只能说是初露端倪,可是伟大的恩格斯已经注意到了,而且给世人敲响了警钟。对这样天才的预见和警告,我们能不五体投地地赞佩吗?
  眼前世界的形势已经充分地证明了恩格斯预见之伟大与睿智。许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已经充分证明了自然界正在日益强烈地对我们人类进行着报复。稍有头脑的人都能看到,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然而我们的反应怎样呢?除了少数有识之士外,大多数人,包括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内还在懵懵懂懂,驰骋于蜗角,搏斗于蚁冢,美国在演着总统选举的闹剧,中东在演着巴以冲突的悲剧,全球狼烟四起,动荡混乱,如果真有一个造物主的话——我不相信真有——他站在宇宙某一个地方,俯视地球村里的几台大戏正在演得红红火火,难道他不会像我们人类一样,看到地上的蚁群厮杀,积尸满地,流血——蚂蚁不知有血没有——成河,不禁莞尔而笑吗?
  我虔诚希望,我们人类要同大自然成为朋友,不要再视它为敌人,成了朋友以后,再伸手向它要衣,要食,要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
  这就是我的新千年寄语。
  2000年12月15日
九十述怀(1)
  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对旧社会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到了今天,老百姓却创造了三句顺口溜:“七十小弟弟,八十多来兮,九十不稀奇。”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实际情况。
  但是,对我来说,却另有一番纠葛。我行年九十矣,是不是感到不稀奇呢?答案是:不是,又是。不是者,我没有感到不稀奇,而是感到稀奇,非常的稀奇。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说过,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的人,我不会说大话,不敢说大话,在年龄方面也一样。我的第一本账只计划活四十岁到五十岁。因为我的父母都只活了四十多岁,遵照遗传的规律,遵照传统伦理道德,我不能也不应活得超过了父母。我又哪里知道,仿佛一转瞬间,我竟活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进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颐进军了。这样一来,我能不感到稀奇吗?
  但是,为什么又感到不稀奇呢?从目前的身体情况来看,除了眼睛和耳朵有点不算太大的问题和腿脚不太灵便外,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写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倚马可待。待人接物,应对进退,还是“难得糊涂”的。这一切都同十年前,或者更长的时间以前,没有什么两样。李太白诗:“高堂明镜悲白发。” 我不但发已全白(有人告诉我,又有黑发长出),而且秃了顶。这一切也都是事实,可惜我不是电影明星,一年照不了两次镜子,那一切我都不视不见。在潜意识中,自己还以为是“朝如青丝”哩。对我这样无知无识、麻木不仁的人,连上帝也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能会不感到不稀奇呢?
  但是,我自己又觉得,我这种精神状态之所以能够产生,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教授年龄是六十岁到七十岁。可是,就我个人而论,在学术研究上,我的冲刺起点是在八十岁以后。开了几十年的会,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政治运动,做过不知道多少次自我检查,也不知道多少次对别人进行批判,最后又经历了十年浩劫,“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我自己的一生就是这样白白地消磨过去了。如果不是造化小儿对我垂青,制止了我实行自己年龄计划的话,在我八十岁以前(这也算是高寿了)就“遽归道山”,我留给子孙后代的东西恐怕是不会多的。不多也不一定就是坏事。留下一些不痛不痒,灾祸梨枣的所谓著述,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恐怕就要“另案处理”了。
  在从八十岁到九十岁这个十年内,在我冲刺开始以后,颇有一些值得纪念的甜蜜的回忆。在撰写我一生最长的一部长达八十万字的著作《糖史》的过程中,颇有一些情节值得回忆,值得玩味。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我每天跑一趟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无碍。燕园风光旖旎,四时景物不同。春天姹紫嫣红,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红染霜叶,冬天六出蔽空。称之为人间仙境,也不为过。然而,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这样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视为奇观的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的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
  《糖史》的写作完成以后,我又把阵地从大图书馆移到家中来。运筹于斗室之中,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我研究的对象变成了吐火罗文A方言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这也不是一颗容易咬的核桃,非用上全力不行。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料,而且多是国外的资料。没有办法,只有时不时地向海外求援。现在虽然号称为信息时代,可是我要的消息多是刁钻古怪的东西,一时难以搜寻,我只有耐着性子恭候。舞笔弄墨的朋友,大概都能体会到,当一篇文章正在进行写作时,忽然断了电,你心中真如火烧油浇,然而却毫无办法,只盼喜从天降了,只能听天由命了。此时燕园旖旎的风光,对于我似有似无,心里想到的,切盼的只有海外的来信。如此又熬了一年多,《弥勒会见记剧本》英译本终于在德国出版了。
九十述怀(2)
  两部著作完了以后,我平生大愿算是告一段落。痛定思痛,蓦地想到了,自己已是望九之年了。这样的岁数,古今中外的读书人能达到的只有极少数。我自己竟能置身其中,岂不大可喜哉!
  我想停下来休息片刻,以利再战。这时就想到,我还有一个家。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的港湾。我的家怎样呢?直白地说,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我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的,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它们一点礼节都没有,一点规矩都不懂,时不时地爬上我的脖子,为所欲为,大胆放肆。有一只还专在我的裤腿上撒尿。这一切我不但不介意,而且顾而乐之,让猫们的自由主义恶性发展。
  我的家庭“成员”还不止这样多,我还养了两只山大小校友张衡送给我的乌龟。乌龟这玩意儿,现在名声不算太好;但在古代却是长寿的象征。有些人的名字中也使用“龟”字,唐代就有李龟年、陆龟蒙等等。龟们的智商大概低于猫们,它们决不会从水中爬出来爬上我的肩头。但是,龟们也自有龟之乐,当我向它喂食时,它们伸出了脖子,一口吞下一粒,它们显然是愉快的。可惜我遇不到惠施,它决不会同我争辩,我何以知道龟之乐。
  我的家庭“成员”还没有到此为止,我还饲养了五只大甲鱼。甲鱼,在一般老百姓嘴里叫“王八”,是一个十分不光彩的名称,人们讳言之。然而我却堂而皇之地养在大瓷缸内,一视同仁,毫无歧视之心。是不是我神经出了毛病?用不着请医生去检查,我神经十分正常。我认为,甲鱼同其他动物一样有生存的权利。称之为王八,是人类对它的诬蔑,是向它头上泼脏水。可惜甲鱼无知,不会到世界最高法庭上去状告人类,还要要求赔偿名誉费若干美元,而且要登报声明。我个人觉得,人类在新世纪,新千年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恩格斯已经警告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事实,日益证明了恩格斯警告之正确与准确。在新世纪中,人类首先必须改恶向善,改掉乱吃其他动物的恶习。人类必须遵守宋代大儒张载的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甲鱼也看成是自己的伙伴,把大自然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征服的对象。这样一来,人类庶几能有美妙光辉的前途。至于对我自己,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放诞不经。如果真正有的话,那就,那就——由它去吧。
  再继续谈我的家和我自己。
  我在十年浩劫中,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位倒行逆施的“老佛爷”,被打倒在地,被戴上了无数顶莫须有的帽子,天天被打,被骂。最初也只觉得滑稽可笑。但“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最后连我自己都怀疑起来了:“此身合是坏人未?泪眼迷离问苍天。”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坏,但在许多人眼中,我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接触者”。
  然而,世事多变,人间正道。不知道是怎么一来,我竟转身一变成了一个“极可接触者”。我常以知了自比。知了的幼虫最初藏在地下,黄昏时爬上树于,天一明就脱掉了旧壳,长出了翅膀,长鸣高枝,成了极富诗意的虫类,引得诗人“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了。我现在就是一只长鸣高枝的蝉,名声四被,头上的桂冠比“文革”中头上戴的高帽子还要高出很多,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脸红。其实我自己深知,我并没有那么好。然而,我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别人是不会相信的。这样一来,我虽孤家寡人,其实家里每天都是热闹非凡。有一位多年的老同事,天天到我家里来“打工”,处理我的杂务,照顾我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给我读报,读信,因为我眼睛不好。还有,就是同不断打电话来或者亲自登门来的自称是我的“崇拜者”的人们打交道。学校领导因为觉得我年纪已大,不能再招待那么多的来访者,在我门上贴出了通告,想制约一下来访者的袭来,但用处不大,许多客人都视而不见,照样敲门不误。有少数人竟在门外荷塘边上等上几个钟头。除了来访者打电话者外,还有扛着沉重的录像机而来的电视台的导演和记者,以及每天都收到的数量颇大的信件和刊物。有一些年轻的大中学生,把我看成了有求必应的土地爷,或者能预言先知的季铁嘴,向我请求这请求那,向我倾诉对自己父母都不肯透露的心中的苦闷。这些都要我那位“打工”的老同事来处理,我那位打工者此时就成了拦驾大使。想尽花样,费尽唇舌,说服那些想来采访,想来拍电视的好心和热心又诚心的朋友们,请他们稍安毋躁。这是极为繁重而困难的工作,我能深切体会。其忙碌困难的情况,我是能理解的。
九十述怀(3)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他们都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作家、教授。我们彼此之间,除了真挚的感情和友谊之外,决无所求于对方。我是相信缘分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缘分是说不明道不白的东西,但又确实存在。我相信,我同朋友之间就是有缘分的。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没见面时,总惦记着见面的时间;既见面则如鱼得水,心旷神怡;分手后又是朝思暮想,忆念难忘。对我来说,他们不是亲属,胜似亲属。有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得到的却不只是一个知己,而是一群知己。有人说我活得非常滋润。此情此景,岂是“滋润”二字可以了得!
  我是一个呆板保守的人,秉性固执。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我决不改变。一身卡其布的中山装,国内外不变,季节变化不变,别人认为是老顽固,我则自称是“博物馆的人物”,以示“抵抗”,后发制人。生活习惯也决不改变。四五十年来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前后差不了五分钟。古人说“黎明即起”,对我来说,这话夏天是适合的;冬天则是在黎明之前几个小时,我就起来了。我五点吃早点,可以说是先天下之早点而早点。吃完立即工作。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升天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总之一句话,能让人在精神境界中有所收益。我常常自己警告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决不能白白把生命浪费掉。如果我有一天工作没有什么收获,晚上躺在床上就疚愧难安,认为是慢性自杀。爬格子有没有名利思想呢?坦白地说,过去是有的。可是到了今天名利对我都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之所以仍然爬,是出于惯性,其他冠冕堂皇的话,我说不出。“爬格不知老已至,名利于我如浮云”,或可能道出我现在的心情。
  你想到过死没有呢?我仿佛听到有人在问。好,这话正问到节骨眼上。是的,我想到过死,过去也曾想到死,现在想得更多而已。在十年浩劫中,在一九六七年,一个千钧一发般的小插曲使我避免了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从那以后,我认为,我已经死过一次,多活一天,都是赚的,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我真赚了个满堂满贯,真成为一个特殊的大富翁了。但人总是要死的,在这方面,谁也没有特权,没有豁免权。虽然常言道:“黄泉路上无老少”;但是,老年人毕竟有优先权。燕园是一个出老寿星的宝地。我虽年届九旬,但按照年龄顺序排队,我仍落在十几名之后。我曾私自发下宏愿大誓:在向八宝山的攀登中,我一定按照年龄顺序鱼贯而登,决不抢班夺权,硬去加塞。至于事实究竟如何,那就请听下回分解了。
  既然已经死过一次,多少年来,我总以为自己已经参悟了人生。我常拿陶渊明的四句诗当作座右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现在才逐渐发现,我自己并没能完全做到。常常想到死,就是一个证明,我有时幻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像朋友送给我摆在桌上的奇石那样,自己没有生命,但也决不会有死呢?我有时候也幻想:能不能让造物主勒住时间前进的步伐,让太阳和月亮永远明亮,地球上一切生物都停住不动,不老呢?哪怕是停上十年八年呢?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认为我怕死怕得要命。绝不是那样。我早就认识到,永远变动,永不停息,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要求不变是荒唐的。万物方生方死,是至理名言。江文通《恨赋》中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那是没有见地的庸人之举,我虽庸陋,水平还不会那样低。即使我做不到热烈欢迎大限之来临,我也决不会饮恨吞声。
九十述怀(4)
  但是,人类是心中充满了矛盾的动物,其他动物没有思想,也就不会有这样多的矛盾。我忝列人类的一分子,心里面的矛盾总是免不了的。我现在是一方面眷恋人生,一方面却又觉得,自己活得实在太辛苦了,我想休息一下了。我向往庄子的话:“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就要自杀。自杀那玩意儿我决不会再干了。在别人眼中,我现在活得真是非常非常惬意了。不虞之誉,纷至沓来;求全之毁,几乎绝迹。我所到之处,见到的只有笑脸,感到的只有温暖。时时如坐春风,处处如沐春雨,人生至此,实在是真应该满足了。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这样惬意。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话对我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即使在春风得意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恼。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的肥牛。已经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向外人道也。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
  我现在不时想到,自己活得太长了,快到一个世纪了。九十年前,山东临清县一个既穷又小的官庄出生了一个野小子,竟走出了官庄,走出了临清,走到了济南,走到了北京,走到了德国;后来又走遍了几个大洲,几十个国家。如果把我的足迹画成一条长线的话,这条长线能绕地球几周。我看过埃及的金字塔,看过两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看过印度的泰姬陵,看过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以及国内外的许多名山大川。我曾住过总统府之类的豪华宾馆,会见过许多总统、总理一级的人物,在流俗人的眼中,真可谓极风光之能事了。然而,我走过的漫长的道路并不总是铺着玫瑰花的,有时也荆棘丛生。我经过山重水复,也经过柳暗花明;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我曾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没有被接纳。终于曲曲折折,颠颠簸簸,坎坎坷坷,磕磕碰碰,走到了今天。现在就坐在燕园朗润园中一个玻璃窗下,写着《九十述怀》。窗外已是寒冬。荷塘里在夏天接天映日的荷花,只剩下干枯的残叶在寒风中摇曳。玉兰花也只留下光秃秃的枝干在那里苦撑。但是,我知道,我仿佛看到荷花蜷曲在冰下淤泥里做着春天的梦;玉兰花则在枝头梦着“春意闹”。它们都在活着,只是暂时地休息,养精蓄锐,好在明年新世纪,新千年中开出更多更艳丽的花朵。
  我自己当然也在活着。可是我活得太久了,活得太累了。歌德暮年在一首著名的小诗中想到休息。我也真想休息一下了。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那样,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向前走。前方是什么地方呢?老翁看到的是坟墓,小女孩看到的是野百合花。我写《八十述怀》时,看到的是野百合花多于坟墓,今天则倒了一个个儿,坟墓多而野百合花少了。不管怎样,反正我是非走上前去不行的,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我的步伐。冯友兰先生的“何止于米”,我已经越过了“米”的阶段。下一步就是“相期以茶”了。我觉得,我目前的选择只有眼前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并不遥远。等到我十年后再写《百岁述怀》的时候,那就离“茶”不远了。
  2000年12月20日
九三述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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