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篇故事才是架在空中的桥梁。故事在展开过程中不断描写各种各样的消息、感觉和心绪，为各种事件（众人的也好、个人的也好）制造一种背景并在这个背景上开拓出一条人生道路，尽管还有许多历史情况与地理情况尚未交待清楚。我在这座空中桥梁上拥挤前进，不愿意往下看；而女主人公呢，只要我不把她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拖下铁桥，让她的脚站在滨江路的路面上，她则老是被人群挤得急于空中。
她终于镇定下来了，昂着头骄傲地望着前方，并迈着迅速的步伐坚定地向前走，走向磨坊街；我吃力地跟在她后面。
这篇故事也应该尽力跟上我们，应该想方设法逐句记录下我们关于深渊的对话。铁桥虽然走完了，但这篇故事架在空中的桥梁并未走完，因为故事中的每个词语都建立在空洞之上。
“您好了吗？”我问她。
“没什么。我常常头晕，每次都是意想不到地发作，有时没有什么危险也发作……高呀，矮呀，没有什么关系……夜晚我望着星空，想到星星离我们多么遥远时……或者白天……比如我仰面躺在这里时，我都会感到头晕……”她用手指了指空中飞驰而过的乌云。她讲头晕就像讲述吸引着她的某种诱惑似的。
她一句感激我的话也没说，我感到有点失望。我说：“这个地方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不适合躺着观察天空。请您相信我的话，我懂得这种事。”
我们谈话，一人说完另一位尚未开口时，这中间存在一段间歇，如同这座铁桥两级台阶之间存在空隙一样。
“您懂得如何观察天空？您怎么懂得？是天文学家？”
“不，我从事的是另一种观察。”我指了指我的军装领口上佩戴的炮兵领章。“打炮的时候观察炮弹飞行。”
她把目光从我的领章上移到肩上，可是我没佩戴肩章，然后又移向缝在我袖口上的不太明显的袖章上。“中尉，您是从前线下来的？”
“我叫阿列克斯·晋诺贝尔，”我自我介绍说，“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被称为中尉。我们团里已经取消了军衔，不过现在的命令老是变来变去的。现在我是个袖口上带两条杠的军人，只能这么讲。”
“我叫伊琳娜·皮佩林，革命前也叫伊琳娜·皮佩林，将来叫什么不知道。我是搞印花布图案设计的，现在布匹短缺，只好在空气中搞设计。”
“革命以来，有些人变得认不出来了，有些人则和原来一样。这说明他们早已做好准备迎接新时代了，对吗？”
她不置可否。
我又补充说道：“其他人则顽固不化，拒绝改变自己。您属于哪种人？”
“我……请您先告诉我，您变了多少？”
“不多。我觉得我保存了过去的某些荣誉感，比如搀扶即将跌倒的妇女呀，尽管现在没人会说声谢谢。”
“我们大家，女人也好，男人也好，都有生病的时候，不能说，中尉，我将来就没有机会报答您刚才的行动。”她的声音有些严厉，几乎有点生气。
我们的对话到此可以结束了，它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使读者暂时忘掉了城市的悲惨景象。现在军用运输车开过来了，穿过广场，穿过这篇书页，把我与伊琳娜隔开了，或者说在商店门前排队的妇女，在大街上游行的工人队伍，把我们隔开了。伊琳娜走远了，她那顶插着玫瑰花的圆帽尚在头戴灰帽子、钢盔或头巾的人流中飘荡；我目送着她，但她并不回头望望我。
后面几段讲的是前线上的炮击与溃败，临时委员会内各政党的分裂与统一，充满了一些将军和议员的名字，并夹杂着一些有关天气的消息，如暴风雪、降霜、阴云、大风降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衬托我的各种心情：我时而愉快地投身到各种事件的浪潮中去，时而又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思考某种令人烦恼的问题，仿佛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把自己伪装起来、隐蔽起来，如同市内到处用沙袋垒起掩体（这座城市似乎在准备巷战）与鹿砦一样（每天夜晚各种派别的人都往鹿砦上贴标语口号，但由于雨水和纸、墨质量低劣，这些标语口号很快就变得辨认不清了）。
每当我经过重工业委员会大楼前时，我都自言自语地说：“我要进去找我的朋友瓦列里安诺。”从我来到这座城市那天起，我就这么说，他在这座城市里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每次都因某种当务之急而推迟了，大家都说，我这个现役军人好像非常自由：我的工作是什么？不十分明确，常常到参谋部的各个部门去走动，很少待在兵营里，好像我不属于任何部队的编制，也不坐在任何办公桌上。
瓦列里安诺不一样，他老坐在自己办公桌前。我进楼里去找他那天，看见他坐在那里，但并未处理什么公事，而是在擦左轮手枪。看见我走过去，他冷笑一下说道：“好啊，你也来和我们一起钻圈套了。”
“也许我是来让别人钻圈套呢。”我回答说。
“圈套都是连环的，一个套一个啊。”他似乎在警告我，叫我当心。
重工业委员会占用的大楼原是一位发战争财的富豪的住宅，革命时被征用了。这里的家具阔绰而俗气，现在又增添了一些官僚机关常见的死气沉沉的摆设；瓦列里安诺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中国式闺房中的摆设，如画有龙的图案的花瓶、雕漆首饰盒和一组屏风。
“你想把谁关进这间绣楼里去呢？一位东方的王后？”
屏风后面走出一位短发女郎，上穿灰色绸衫，下穿乳白色裤子。
“男人的梦幻不会因为革命而改变，”她开口说道。她那挑衅似的连损带挖苦的声音与语调，使我认出她就是我在铁桥上碰上的那位女子。
“你看，隔墙有耳吧，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窃听……”瓦列里安诺微笑着对我说。
“伊琳娜·皮佩林，革命并不反对梦幻哪。”我对她说。
“革命同样也不会使我们摆脱噩梦。”她反驳道。
瓦列里安诺插话说：“我还不知道你们已经认识呢。”
“我们是在一次梦境中相遇的，”我说，“那时我们正从一座桥梁上跌落下去。”
她却说道：“不对，我们是各做各的梦。”
“嘿，也有人醒来时待在这种安全的地方，不会感到头晕吧。”我接着说。
“晕眩到处都会发生，”她接过瓦列里安诺刚刚装好的枪，并把它抽出来，再把眼睛凑近枪管好像要看看枪是否擦拭干净；然后甩出转轮，往弹孔中安放一粒子弹，并打开击锤，把枪对准自己眼睛转动转轮。“这枪管倒像个无底洞，能听见虚无向你发出的召唤，引诱你跳下去，跳进那向你召唤的黑暗之中……”
“喂，别拿枪开玩笑！”我一边说一边伸出手去，可是她把手枪对准我。
“为什么？”她说，“为什么我们妇女不能拿枪，而你们男人可以拿枪呢？真正的革命只有当妇女拿起枪时才会发生。”
“让男人们都赤手空拳？同志，你觉得那样合适吗？妇女们武装起来干什么呢？”
“取代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在下边，我们在上边。让你们也尝尝做个妇女是什么滋味。快，站到那边去，站到你的朋友身边去。”她命令道，一直用枪指着我。
“伊琳娜是不会改变主意的，”瓦列里安诺告诫我说，“违拗她不会有好处。”
“那你？……”我望着瓦列里安诺问道，希望他出来干预一下，以结束这场玩笑。
瓦列里安诺望着伊琳娜，但伊琳娜的目光毫无表情、仿佛处于呆滞状态、无为状态，又好像一个只有别人顺从了他的意志才会感到高兴的人。
这时驻军司令部的一位身着摩托服的通信兵带着一沓儿卷宗走进来，门打开时正好把伊琳娜隐蔽住了。瓦列里安诺好像什么也未发生，泰然自若地迅速处理那些文件。
“你说……”来人刚走出门，我便问他，“你觉得这种玩笑能开吗？”
“你会明白的，伊琳娜从不开玩笑。”他说道，依旧低着头看那些文件。
此后时间似乎变了，黑夜延长了，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似乎再也没有白天了。我们三人或外出或在家里，从此形影不离，活动的高潮总是在伊琳娜的房间里上演一场既是隐秘又带表现主义与挑衅的闹剧，举行一次秘密祭扫。在这场祭扫中伊琳娜既是主祭又是亵渎者，既是神灵又是牺牲品。
小说在这里又回到开始时的话题上，但我们现在所处的空间却是个十分封闭的地方，挂着印有几何图案的窗帘，没有一丝缝隙可以看到外面那可怕的场面。我们躺在床上，一丝不挂。房间里充满了裸露人体的汗臭味。伊琳娜干瘪的胸膛上乳房微微隆起，乳头四周乳晕显得分外大，似乎应该长在一对更加丰满的乳房上；她的外阴又窄又尖，像等腰三角形（自从我把伊琳娜的外阴与等腰三角形联系起来以后，我再说“等腰三角形”这个词时身上总不免要起鸡皮疙瘩）。这个场面的中央，没有笔直的线条，只有弯弯曲曲的线条并且交叉在一起，就像床边香炉里缭绕萦回、团团升起的青烟（香炉里正烧着一家阿美尼亚人开的香料店被砸之后仅剩的一点香料。一群尚未沾上恶习的人误认为这家香料店是大烟馆，出于义愤把它捣毁了）。仿佛有条无形的绳索把我们三个人捆在一起，我们越是挣扎，被捆绑得越结实。在这捆人体中间，在这场闹剧的中心，是我深藏在内；心里的隐密，我不能将它告诉任何人，更不能告诉伊琳娜和瓦列里安诺。我肩负的秘密使命是：查出谁是钻进革命委员会内部并企图使我们这座城市落人白军手中的间谍。
那年冬天呼啸的西北风吹遍首都的各条街道，革命势力中有人正在秘密酝酿一场改变人体与性别的革命。伊琳娜就持这种观点，并成功地不仅使瓦列里安诺而且使我也都相信她的观点。瓦列里安诺是个县级法院法官的儿子，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信奉印度教修士与瑞士神智学家[②]，是各种稀奇古怪学说的最好信徒；我呢，我受过严格的教育，知道未来的革命即将由革命法庭或白色军事法庭裁定，它们两家的行刑队都在整装待命。
我尽力放松，随着伊琳娜手臂的屈扭做出各种曲线的匍匐动作，仿佛我们在舞蹈，但在这种舞蹈中重要的不是节奏而是动作的柔软与放松。她一手按着一颗人头；人头因习惯做直线运动，不听她的摆布，但她要求我们像爬行动物一样，做出各种离奇的动作来占有她。
因为这是伊琳娜为我们制定的信仰的第一条：放弃直线，放弃垂线。我们虽然同意她，做她的奴仆，但是男子汉的气度依旧残留在我们心中。她不允许我们争风吃醋。她把手放在瓦列里安诺的后颈上，手指伸进他那蓬乱的红发，不让他的头钻进她的腹部，并命令道：“往下！再往下！”同时她那双漂亮的眼睛望着我，要求我也望着她，并要求我们的目光也做曲线运动。我觉得她一直盯着我，同时也觉得有另一双眼睛随时随地都直盯着我。后者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期待于我的只有一件事：死亡，不管是我让别人死亡还是我自己死亡。
我等待伊琳娜的目光放松对我注意的时刻。喏，她现在闭上眼睛了，我悄悄爬到阴暗的地方，爬到床头后面、沙发后面、香炉后面，爬到瓦列里安诺脱去衣服的地方（他养成了把衣服叠放整齐的习惯），爬到伊琳娜看不到我的地方。我躲在由于她闭上眼睛而带来的黑暗之中，躲在她微微的呻吟带来的不注意之中，在瓦列里安诺的口袋里与钱夹里翻找，找到了一张折叠两次的密件。那是一张因背叛罪而判处死刑的判决书，上面有钢笔填写的我的名字，也有签名、副署签名和符合各种规定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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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提坦尼亚是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性格开朗、活泼，富于浪漫精神。这里用来比喻到这家夜总会来寻欢作乐的人们。
[②]印度教亦称婆罗门教，是公元八九世纪后流行于印度的宗教，由婆罗门教吸收怫教、耆那教等教义加上民间信仰演化而成。主要教义是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在印度知识分子中有重要影响。十九世纪前，随着大量印度教徒外迁，在亚洲、欧洲及其他地区也有传播。神智学是十九世纪末俄国贵族布拉瓦茨卡娅和美国军官奥尔考特共同创立的神秘主义神学。它杂糅了西方神秘主义与婆罗门教、佛教教义，鼓吹通过“修行”、“断念”、“净化”等神秘活动与“神明”相交往。主要流行于欧美资产阶级中。
第五章
小说念到这里，开始讨论。各种事件、人物、环境和感觉都被一一摒弃，仅留下一般概念。
——多态型邪恶愿望……
——市场经济法则……
——意谓结构的对等关系……
——偏差与规定……
——阉割……
只有你，你和柳德米拉还在那里等待，别的人谁也不想再念下去了。
你走近罗塔里娅，把手伸向摊在她面前的书页并问道：“可以吗？”你想拿到书。但那不是一本书，而是二十页左右拆开的书页。其余部分在什么地方呢？
“对不起，我找另一部分书页，找它的下文。”你说。
“下文？……哦，这些就够讨论一个月了。你还嫌不够？”
“不是要讨论，是要看……”你说。
“唉，我们的学习小组很多，赫鲁利-阿尔泰研究所的图书馆中只有一本小说。于是我们就把它拆开，你争我抢，把书都扯坏了。不过我觉得，我抢到的这部分是最精彩的。”
你与柳德米拉坐在一家咖啡馆的小桌旁进行小结。“简单地说，《不怕寒风，不顾眩晕》不是《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后者也不是《在马尔堡市郊外》；这后一本书呢，又根本不是《寒冬夜行人》。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寻根溯源。”
“对，是出版社让我们屡受挫折，出版社应该设法对我们进行补偿。”
“假如阿蒂与维利安第是同一个人怎么办呢？”
“首先追问《寒冬夜行人》，要一本完整的书，再要一本完整的《在马尔堡市郊外》。我是说，要求我们看了一半的带这些书名的小说，如果真正的书名与作者并非如此，那就请他们告诉我们并向我们解释清楚，这一本又一本的书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样追下去，”你补充说，“也许我们就能找到通向《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的线索，不管它是完成了的还是没完成的小说……”
“我不否认，”柳德米拉说，“当听说找到这本小说的下文时，我对这本小说曾抱过很大希望。”
“……可我现在倒是迫不及待地想接着读《不怕寒风，不顾眩晕》……”
“我也是，虽然应该说，这本小说并非我理想的小说……”
喏，我们又碰上老问题了。不论是在阅读时，在追寻中断的小说时，还是在辨别柳德米拉的爱好时，你刚刚觉得找到点门道，就被她立即堵死了，让她溜掉了。
“我现在最想看的小说，”柳德米拉解释说，“是那种只管叙事的小说，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并不想强加给你某种世界观，仅仅让你看到故事展开的曲折过程，就像看到一棵树的生长，看到它的枝叶纵横交错……”
你对她的这个观点立即表示同意。你把那些充满了理智分析的书页统统弃之不要，幻想获得一种自然的、纯洁的、原始的阅读条件……
“必须找到中断了的线索，”你说，“我们立即上出版社去吧。”
她则说：“没有必要我们两人都去。你自己去吧，然后转告我。”
你感到失望。这场追踪行动之所以使你着迷，是因为你可以和她一起进行，一起经历，一起评议。现在你觉得你们似乎有了某种协议、某种信任，这倒不是因为你们开始用“你”字相互称呼，而是因为你们觉得是在合伙干一件事（这件事也许任何第三者都不会理解），可偏偏在这时候她拒绝去。。
“为什么你不愿意去？”
“这是原则。”
“你这话什么意思？”
“造书的人与看书的人之间有一条界线。我愿意做个看书的人，因此时时注意站在界线的这边。否则就会失掉读书时不掺杂私心的那种愉快感，变成另一种人，我可不愿做另一种人。这条界线并不十分严格，正在趋向消失，因为造书的人现在越来越多，有与看书的人合二为一的倾向。当然，看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应该承认，用这些书来制造另一些书的人却比仅仅爱好看书的人增加得快。我知道，如果我跨过这条界线，即使是暂时地、偶然地跨过这条界线，那么我就可能遇到这样的危险：和那帮人数像潮水一般猛增的人流混到一起去。因此，我拒绝把脚迈进出版社去，哪怕是进去几分钟也不干。”
“那我呢？’你反驳说。
“你，我不知道。你自己看着办。每个人有自己的应付办法。”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使这个女人改变主意。你只好独自去进行这次考察，然后，六点钟的时候，你们再在这家咖啡馆会面。
“您是为手稿的事来的？正在拜读，不，不，我说错了，以极大的兴趣已经拜读完了，对，对，我记得很清楚！语言优美，感情丰富，您未收到信？很遗憾，我只好向您通报一下，信中都写明白了，发出去有段时间了，邮局老是耽误事，您会收到的，出版计划安排满了，行情疲软，您看，您收到信了吧？您说什么？感谢您使我们有幸拜读大作，我们应该尽快退还，啊，您是来取稿件的？不，我们还没有找到您的稿件，请您再耐心地等几天，会找到的，您别担心，我们这里什么也丢不了，刚刚我们还找到了一份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的稿件，哦，不会过十年，我们一定会早些找到您的稿件，起码我希望如此，我们这里原稿很多，一堆一堆的，都这么高，您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领您去看，当然哪，您是要您的，不是要别人的，当然，当然，我是说，我们这里许多并不重要的稿件都保存着，还能把您那份稿件丢掉？我们十分珍视您的稿件，不，木，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退还给您。”
讲话的是一个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只要有人呼唤他：“卡维达尼亚博士！”“请问，卡维达尼亚博士！”“请教卡维达尼亚博士！”或抓住他的衣袖，或向他提个问题，或把一摞稿子扔到他怀抱中，他顿时变得更加干瘪、背驼得更高。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最后一位提问者的问题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对方，并以一个十分急躁的人迫不得已时表现出的耐心，或者以一个十分耐心的人迅雷不及掩耳般地发作，尽量把别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撇在一边，或者一一详加说明。他的这些努力使他的下颏和颈脖微微颤悠着。
你走进出版社大门时，向门房说明那几本书拼版有误希望更换，他们先告诉你找发行科；后来，由于你补充说你不仅希望更换而且希望他们对此做出解释，他们又让你去找技术科；当你说明你最关切的是那些被拦腰砍断的小说下文时，他们得出结论说：“那么您最好同卡维达尼亚博士谈谈。请您到候见室去，那里已有许多人了，会轮到您的。”
因此，你挤身于来访者之中，数次听见卡维达尼亚博士重复有关手稿找不到了的谈话。他不管跟谁谈话，包括你在内，都从这个话题谈起；等到客人或其他编辑、工作人员打断他的话时，他才意识到所发生的误会。你立即明白了，卡维达尼亚博士是各种企业或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肩负着别的同事不愿染指的最复杂、最棘手的使命。正当你要开始跟他谈话时，有人拿着一份需要修订的今后五年的出版计划来找他，或者拿着一张需要重新编排页码的书名清单来找他，或者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书来找他，因为该书需要从头至尾改版，原来的马利亚现在应改为玛丽娅，原来的彼得应改为彼埃特罗。谁讲话他都听，虽然想到他与另一位来访者的谈话被打断了时也不免有些心烦；但一有可能他便安慰那些最不耐心的客人说，他并未忘记他们，记得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非常欣赏那种幻想的气氛……”（“什么？”一位研究新西兰托洛茨基分裂派历史的学者悄声说道。）“也许您不该过多地描写那些淫秽的场面……”（“您说什么呀！”一位研究卖方市场宏观经济学的学者抗议道。）
卡维达尼亚博士突然消失了。出版社的走廊里充满了危险：有精神病医院的戏剧表演组、精神分析学研讨组，以及女权运动的突击队。卡维达尼亚博士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被抓住、被包围、被吞噬。
你来的不是时候。现在到出版社来的不再是过去那些希望成为诗人或作家的男男女女；（在西方文化史的）这个时期到出版社来谋求文字表现的不仅仅是个人，而且还有集体，如学习小组、行动小组、研究小组，仿佛脑力劳动如不集体行动单靠个人努力那就太凄楚了。作者署名变成多重的，越来越趋向于集体，因为谁也无权代表谁，如四名前囚犯包括一名越狱犯，三位前病人与护土、执笔护士，或者是一对一对的，不一定是夫妻但多数是夫妻，似乎夫妻生活只有在写稿时才能变得最舒适。
这些人物都要求与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或有关方面的专家谈话，最后都被打发来见卡维达尼亚博士。各种学科与各种学说的专门用语和独特词汇，统统倾倒到这位被你称为“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的老编辑身上，不是为了让他变得比其他老头个子更小，更干瘪、更驼背，也不是为了让“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这句话成为他的表现方式，而是因为他仿佛来自这样一个世界……哦，不，他仿佛来自这样一本书……对，他仿佛来自这样一个世界，那里人们还在阅读这种书，书中经常有“干瘪的、驼背的小老头”的形象。
为了排除干扰，他摇着头，让问题的各个方面从他的秃顶上滑过，并尽量抓住问题的实际方面。“您不能，请原谅，把书中的脚注放到正文中间去吗？或者把正文提炼一下，把它也变成一条脚注呢？您考虑考虑。”
“我是个读者，只是个读者，不是作者。”你急忙声明说，犹如猛扑过去拉住他，以免他踩空了跌倒。
“是吗？好，提醒得好，我很高兴！”他投过来的目光确实充满友情与感激。“我很高兴。现在我会见读者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一股友好的情绪控制着他，他也不愿抵御这种情绪；他忘却了自己的职责，把你叫到一边说：“我在这个出版社工作很多年了……经过我手的书很多很多……可是，这能说我在读书吗？不，这不是我所谓的读书……我的故乡书很少，可我读，那时候是真读……我总在想，退休后回老家去，重新像往日那样读书。现在我常常扣下一本书，说：‘这本书等我退休时读。’可过后又想，那完全是另一回事……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回到故乡了；在鸡圈里找寻着什么；后来在母鸡下蛋的筐里找到什么了？找到了一本书，我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是个简装本，书页都破烂了，上面还有我画的图画、用彩色粉笔涂上了颜色……知道吗？我小时候躲在鸡圈里读书……”
你向他解释你来访的原因。他立刻就明白了，甚至不让你再讲下去。他说：“您也遇上了，印张弄乱了，我们知道了，小说有开头没有结尾，出版社近期的书籍全弄乱了，您能看明白点什么吗？尊敬的先生，我们是什么也看不明白。”
他抱起一摞校样再轻轻放下去，仿佛只要轻轻晃动一下，就会把铅字的顺序弄乱。“尊敬的先生，出版社是个脆弱的机构，”他说，“只要一个地方出点毛病，便会逐渐扩展，使整个出版社陷入混乱。请原谅，我只要一想到这种情况就觉得头晕。”他双手捂住眼睛，仿佛看见亿万张书页与词句像尘埃一样在空中飘荡。
“别，别，卡维达尼亚博士，快别为此烦恼！”喏，现在你却要安慰他。“我这只不过是个读者的好奇心……如果您不能告诉我……”
“凡是我知道的，我都愿意告诉你，”这位编辑说道。“请你听我说。开始的时候有个年轻人来到我们出版社，他自称是个什么语的翻译，是什么语来着……”
“波兰语？”
“不，不是波兰语！是种很难学的语言，懂得的人不多……”
“是辛梅里亚语？”
“不是辛梅里亚语，还要古老，叫什么来着？这家伙装做一位了不起的、通晓多种语言的人，没有他不会的语言，包括那个，钦布里语，对，是叫钦布里语。他给我们带来一本用那种语言写的小说，厚厚一本小说，书名叫做……什么行人，不，不，是另一本书……什么城市郊外……”
“是塔齐奥·巴扎克巴尔写的？”
“不是，不是巴扎克巴尔；我是说从陡壁悬崖什么的……”
“是阿蒂写的？”
“对，就是这个乌科·阿蒂。”
“请原谅，乌科·阿蒂不是一位辛梅里亚作家吗？”
“嘿，众所周知，阿蒂原是一位辛梅里亚作家；可是后来，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国境线修改过了，竖起了铁幕，过去是辛梅里亚的地方现在是钦布里亚，辛梅里亚被往边上挪了挪。这样钦布里人就把辛梅里亚人的文学也接收过来了，以补偿战争给……”
“这是加利干尼教授的观点，乌齐-图齐教授反对这种……”
“可以想像，这是大学里两个研究所、两个教研室、两位教授之间的敌对情绪。他们甚至会不共戴天，让我们设想一下，假若乌齐-图齐承认他研究的那种语言的杰作应该用他的同事研究的那种语言来阅读，那会……”
“可事实是，”你坚持说，“《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是本未完成的小说，不，是刚刚开了个头……我看到原稿了……”
“《……探出身躯》……别把我搞糊涂了，那个书名跟这个差不多，叫《眩晕》，对，是维利安第的《眩晕》。”
“是叫《不怕寒风，不顾眩晕》吧？请告诉我，这本小说翻译过来了吗？你们出版了吗？”
“别急，别急。译者叫艾尔梅斯·马拉纳，他的证件很齐全。他交给我们一份译稿，我们把它列入出版计划；他交稿准时，每次一百页，并预支了稿费；我们开始把译文发往印刷厂排印，以争取时间……可是读校样时，我们发现有些矛盾，有些谬误……我们把马拉纳找来问他，他回答得含含糊糊，自相矛盾……我们穷追不舍，把原文摊在他面前，让他给我们口头翻译一段……他承认说他对钦布里语一窍不通！”
“那么他怎么交给你们译文呢？”
“他把专有名词改成钦布里语，不，不，改成辛梅里亚语，我也糊涂了；正文呢，他是从另一本小说翻译过来的……”
“什么小说？”
“什么小说？我们问他。他回答说：‘一本波兰小说（可找到波兰小说了！），是塔齐奥·巴扎克巴尔写的……”’
“《在马尔堡市郊外》……”
“对。请耐心点。他说出了这个书名，当时我们相信了他的话；小说已经开始印刷了，我们把一切工作停下来，更换扉页，更换封面。这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改书名、改作者姓名，总算把这本小说翻译、排版、印刷了……我们只顾把这个从印刷厂取来再送回去，把那个从装订厂取来再送回去，把带有印铬扉页的第一个印张换成印有新的扉页的印张。总之，这样一来造成了极大混乱，影响到正在制作的所有新书，全部印数都要销毁，发往书店的都要收回……”
“有一点我没听明白：您现在讲的是哪本小说呢？是讲火车站的那本呢，还是讲那个年轻人离开农场的那本？或者是……”
“请您耐心点。我刚刚对您讲的还不算什么。因为，现在我们自然不相信那位先生了，我们要搞个水落石出，要与原著对照。结果呢？根本不是巴扎克巴尔写的，小说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作者是个不知名的比利时人，叫贝尔特朗·汪德尔维尔德，书名叫……请等一下，我拿给您看。”
卡维达尼亚离开会见室；当他回到会见室来时，递给你一沓影印件。“诺，书名叫《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我们这里有法文本的最初几页。您评评，简直是欺骗！艾尔梅斯·马拉纳逐字逐句地翻译这本就值两个铜子的小说，却把它当做辛梅里亚小说、钦布里小说、波兰小说交给我们……
你翻阅了一下影印件，第一眼便看出贝尔特朗·汪德尔维尔德的这本《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与你未看完的那四本小说中的任何一本都毫无关系。你想立即告诉卡维达尼亚，可他正从影印件中抽出一张纸，并认为应该让你看一下。“当我们指责马拉纳的欺骗行为时，他竟敢狡辩。您想看看他的辩辞吗？这是他写的信……”他用手指着其中一段让你看：
“封面上作者的姓名有什么要紧的呢？让我们把思想向前推进三千年，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书刊那个时候哪些会保存下来，哪些作家的名字那时还有人知道呢。有些书会很著名，可是会被当做无名氏的作品，就像我们今天对待吉加美上史传[①]那样；有些作家会一直很有名，可是他们的著作却全然无存，就像苏格拉底[②]的情形一样；或者所有幸存的作品全部归于某个神秘的作者，例如荷马[③]。”
“多么奇妙的推理！”卡维达尼亚惊叹不已，然后又叹息道，“也许他说得很对，真是高论……”
他摇着头，仿佛这个论点是从他头脑中窃取的；他一边窃笑一边叹息。读者你也许能从他的额头上看出他的这个观点。多年以来卡维达尼亚对于书，可以说当它们还处在一段一段制作过程中时，就开始注意它们了；他每天都看到一本本书诞生、灭亡，但是他认为真正的书并非这些书，而是那些携带着其他世界的信息的书。对于作者也一样：他每天和他们打交道，了解他们的狂热、他们的忧虑、他们灵敏的感觉和他们那以我为中心的思想；但是他认为，真正的作者是封面上的署名，是与书名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词，是与书中的人物、地点等同起来了的人，就像那些人物与地点一样，既存在又不存在。作者是书籍由之诞生的、不可见的点，是充满了幽灵的空间，是个地下通道，这个通道把其他世界与他童年时在里面读过书的鸡圈连接起来……
有人在呼唤他。他犹豫了一下，不知该把影印件拿走呢，还是留给你看。“请您注意，这是一份重要文献，不能带出去：它是罪证，可以据此控告剽窃者。您如果想研究这份文献，请坐在这里，坐到这张写字台旁；过后切记归还我，即使我自己忘了，也得归还我。要是丢失了，那就糟了……”
你可以告诉他，不会的，这不是你要找的那本小说。你没有介意他的话；卡维达尼亚虽然放心不下，却被重新卷入出版社各种事务的漩涡。你留下来阅读《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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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吉加美土史传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部文学作品，最初为民间流传的歌词，约公元前两千年定型成文；在亚述古都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中发现，为十二块残缺不全的泥版，主要描写神话英雄吉加美士的事迹。
[②]苏格拉底好谈论而无著述，其言行大抵见于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和色诺芬的著作中。
[③]关于荷马是否确有其人，他的生存年代、出生地点以及两部史诗的形成，争论很多，构成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马问题”。
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
我用力把塑料袋的口往上拉，只能拉到约约的脖颈处，他的头还露在外面。另一种办法就是从他头部往下套，但是这样也不能解决问题，他的脚要露在外面。解决的办法是，让他膝盖弯曲。尽管我又踢又踹帮助他，他那双僵直的腿还是不弯曲。最后我总算把他的腿弄弯了，可塑料口袋也随之弯曲了，这样反而更难搬运，他的头比原先更显露在外面了。
“约约，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摆脱你呢？”我冲他说道。我每次翻转他的尸体时总能看到他那呆滞的面孔，富有扭力的胡须，抹有发蜡的头发和飘在口袋外面的领带。那些年他赶时髦把领带露在毛衣外面。要说那是时髦，也许约约赶得晚点，因为当时已经不时髦了，但是他，因为年轻时羡慕人家这样穿戴，羡慕人家的发蜡，羡慕人家刷过油漆并缝有绒布包头的鞋子，便认为这是一个人交了好运应有的模样，等他也交了好运时，他是那样兴奋，以至忘了看看周围那些他要模仿的人，他们现在的模样已经完全改变了。
发蜡粘着得很牢，就是按着他的头往口袋里塞，他的头发还像衬帽那样整整齐齐，至多分成整整齐齐的几绺，略微有点弯曲。他的领带给有点歪了，我本能地替他扶正，仿佛领结打歪了的尸体比领结正常的尸体更会引人注目。
“还得用个口袋套着他的头，”贝尔纳德特说道。我再一次发现，这个姑娘的智力超出她这种社会地位的人能够具备的智能。
糟糕的是我们无法再弄到一个大号的塑料口袋。那里只有一个厨房里装垃圾用的塑料袋，橘黄色，可以用来罩在他头上，但它并掩盖不了这一事实：这是具死尸，装在口袋里，头上罩着个小口袋。
问题是这样，我们在这间地下室里不能再待得太久，天亮之前我们得把约约从这里清除掉。我们开车带着他到处转已经两个小时了，他好似我这个带活动车篷的汽车中的第三位乘客。许多人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例如那两个骑自行车的警察。他们静悄悄骑了过来，正盯着我们看；我们那时正要把他，约约，扔到河里去（刚才贝尔西桥上好像没有人），他的头与手已伸到桥栏杆外面去了。我和贝尔纳德特这时只好装着锤打他的背。“吐吧，老朋友，把你的灵魂也吐出来吧，让你的思想清醒清醒！”我大声嚷道，并和贝尔纳德特一起一边一个架着他，把他拖到车上。这时他腹腔里的气体泄露出来，放了个响屁，两个警察哈哈大笑往桥下骑去。我想，约约死后与他活着的时候性格全然不同，变得体贴人了；否则他是不会帮助我们这两个因杀害他而将要走上断头台的朋友。
后来我们着手搜集塑料口袋与汽油罐。现在只要找个合适的地方就行了。在巴黎这样的大都市里好像不可能找到适合焚烧尸体的地方，找寻它会浪费许多时间。“枫丹白露不是有片森林吗？”我一边发动汽车一边对贝尔纳德特说，她已经回到我身边的座位上了。“告诉我怎么走，你熟悉路。”我在想，东方发白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跟着运送蔬菜的卡车队回到城里了，约约和我的过去都将变成一堆烧焦了的臭烘烘的灰烬留在那里的鹅耳栎树林中。“这样，”我自言自语地说，“我终于可以相信我的过去已经被焚烧了、忘却了，好像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我曾多次发现，我的过去压得我够呛，很多人都要跟我算账，金钱账或道义上的账，比如在澳门时，“玉园”那些姑娘的父母。我举例说他们，是因为没有比这些中国人更难以摆脱的父母了。（我招聘那些年轻女子时，与她们和她们的家长讲清条件，支付现金，不让他们老来缠我；这些父亲、母亲，长得又瘦又小，穿着白布裤子，提着鱼腥味的竹篮子，那个局促劲就像是从农村来的，其实他们都住在港口附近。）总之，当我觉得过去压得我够呛的时候，我并没有采取和过去一刀两断的办法，比如换个职业呀，另外找个老婆呀，换个城市或大陆啊（我从这个大陆跑到另一个大陆，走遍了世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哪，另交一些朋友哇，做别的买卖呀，另外招揽一些顾客呀，等等。我没与过去一刀两断，这是个错误，我发现得太晚了。
因为那会给我带来这种后果，使我的过去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如果说，过一种生活我都觉得太繁杂了、太紊乱了，那就别提要过许多种生活了。每种生活都有自己的过去，多种生活的过去经常相互纠缠在一起。我每次都喜欢这么说：“啊，多么欣慰，把里程计调到零，把黑板上的字擦干净。”可是，我来到一个新地方的第二天，零就变成了一个多位数，多到里程计记不下、黑板也写不下。这里包括各种人物、地方、友谊、怨恨、错误，等等。例如那天夜里我们寻找焚烧约约的适当地方，开着车灯，照着树木与岩石，贝尔纳德特指着仪表盘说道：“喂，你说是不是没有汽油了。”真是没有汽油了。因为我头脑里老想那些事，忘了加满汽油。现在加油站都下班了，我们有可能远离村庄待在这辆无油的汽车上。幸亏那时我们还没有点着约约；如果我们被困在焚烧他的地点附近，又不能弃车逃走，因为根据我的汽车可以找到我，那怎么办呢？总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准备用来浸湿约约的蓝色套服和丝绸衬衫的那罐汽油倒进汽油箱里，尽快开回城里，另想办法清除他。
我经常说得好，我所陷入的一切困境都被福与祸解脱了。我的过去就像一条越来越长的绦虫寄生在我肚子里，不论我在英式厕所里、土耳其式厕所里，在监狱的马桶里、医院的便盆里、野营地的便坑里，还是在随便什么树丛里，不管我怎么拼命呕吐，它也不会掉下一个节片（在树丛里时，我得先看清楚，别突然蹿出一条蛇来，就像在委内瑞拉那次一样）。你改变不了你的过去，犹如你改变不了你的名字。我用过许多护照，用过的名字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可人家还是叫我瑞士人鲁埃第。不管我走到哪里，也不管我穿上什么衣服，总有人知道我是谁，做过什么事，即使我的相貌随着年岁的增长跟过去大不一样，头顶秃了，脸色黄得像只柚子，人家也能认出我。我的头发是在斯蒂亚纳船上流行伤寒时脱落的，当时因为船上载的货物的关系，我们既不能靠岸也不能通过无线电台呼救。
我经历的一切往事都证明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统一的、一致的生命，就像一张毛毡，毛都压在一起了，不能分离。因此，我如果要讲讲某一天中的某一件具体的事，比如一个僧伽罗人提着一桶刚出生的小鳄鱼要卖给我，我相信就是在这件毫无意义的小事之中也蕴涵着我过去的生活，蕴涵着我的过去，蕴涵着我徒然希望忘却的一切往事。过去的一切生活最后都要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生活，连接成我现在在这里的生活。我决定再也不离开这里了，再也不离开巴黎市郊这幢带院子的房子。我在这里建起了热带鱼养殖场，这是个平静的买卖，它使我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定的生活，因为鱼不像别的东西，你天天得照料它们，再说，我这把年纪也不愿再跟女人去自寻麻烦了。
贝尔纳德特完全是另一回事。跟她一起我可以说是事事顺利，从未有过失误。我一听说约约回到巴黎了，正在寻找我；我便开始跟踪他，从而发现了贝尔纳德特，并把她拉到我这边来。我们一起对他搞了这次袭击，事先未让他看出一点破绽。我在约定的时候掀起帘子，首先看见的（我们好多年未见面了）是他那毛茸茸的屁股夹在她的两条白大腿之间像活塞一样运动；他那梳得光光的头靠着她略显苍白的脸，她把脸偏开九十度，让我毫无顾虑地去打他。一切都是那么迅速而利索，叫他来不及回头认出我，来不及想到有人来干扰他的欢乐，叫他不知不觉地超过活人的地狱与死人的地狱之间的那条界线。
还是等他死了再看他的面孔好。“小杂种，我们的账了了。”我情不自禁地差不多用温柔的语气对他说。贝尔纳德特从头到脚还给他穿上衣服，穿上那双刷了黑色油漆和缝有绒布包头的鞋子，因为我们要把他运出去，把他装扮成醉汉，醉成一摊泥了。我想起多年以前我们在芝加哥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我们待在米科尼科斯老太婆开的商店后面的房间里，那里堆满了苏格拉底的半身雕像，当我把投保火险得到的赔款全部塞进她那部生了锈的吃角子老虎机中以后，才发现他与这个瘫痪了的老妓女已经把我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了。头一天我还躺在沙丘上，望着已经封冻的湖面，享受我多年未曾享有的自由，仅仅过了二十四小时，我周围的空间又变得窄小了，只能待在希腊区与波兰区之间的这几幢肮脏的房子中。像这样的挫折我一生中见过几十次，从这次起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对他进行报复，但我的损失却因此也越来越大。虽然现在他身上洒的劣质花露水味已掩盖不住尸体的臭味了，但我知道我们的账还未了结；约约虽然死了，但他仍能像活着时多次做过的那样，再一次毁灭我的前程。
我这次讲的往事太多，因为我的目的是让这个故事充满我现在与将来能够讲述的其他故事；那些故事过去我也许在其他场合已经讲述过。它们所占据的时空也许就是我的生命。在这个时空里总会有些故事，要讲述这些故事就得从另外一些故事开始讲起，因此，不管从哪个时刻、哪个地点讲起，所面临的素材都是一样多。不，如果我全面观察那些被我排除在主要故事之外的素材，我会觉得它们就像一片密密麻麻的森林包围着我，外面的光线一点也透不进来。总之，这些素材比起我讲这个故事时突出的那些素材要丰富得多，致使听我讲述的人觉得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他们看到故事的主流包括许多支流，一些重要的素材只能听到一点微弱的回响或看到一点微弱的反光。然而我应该承认，这正是我讲述这个故事要追求的效果，或者说，这就是我努力运用的一种叙述艺术的手法。我进行选材的标准，就是坚持不把我所掌握的材料全部讲出来。
这种做法恰恰象征着极大丰富，就是说，如果我只有一个故事要叙述，我就会过分地围绕这个故事而奔忙，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使它丧失价值；如果我要叙述的东西数不胜数，我便可以不带偏见地、从容不迫地进行讲述，尽管由于我过多地讲些细枝末节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反感。
每次听见栅栏门响时（我住在车库里，养鱼池在院子边上），我都这样自问：我过去生活中的熟人谁能上这里来找我呢？也许只有昨天认识的人，在这个村庄认识的人才会上这里来找我，例如那个身材矮小的阿拉伯清洁工（他从十月份就开始逐户给人送贺年片讨钱，因为他说十二月份时讨来的钱都给他的伙伴们吞了，他一个子儿也捞不到）；也许还有在更遥远的过去知道我叫鲁埃第的那些人也可能一直追寻到巴黎郊区英帕斯这道栅栏门来，如瓦莱[①]的走私贩，加丹加[②]的雇佣军和福尔亨西奥·巴蒂斯塔[③]时代巴拉德罗赌场中收赌资的人。
贝尔纳德特与我过去任何一段时间都毫无关系；导致我这样结果约约的那些旧账贝尔纳德特一点也不知道，也许她还以为我是为了她才那么干的呢，因为她曾向我讲述过是约约胁迫她过着现在这种生活的。自然，我们是为了钱，为了一笔不小的数目，虽然现在我还不能说已经十拿九稳地可以拿到这笔钱财了。我和她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贝尔纳德特这种姑娘机灵过人，一点即通；这件事要么使我们共同摆脱困境，要么使我们一起遭殃。当然贝尔纳德特还有另一种想法，因为像她这样的姑娘要想在江湖上闯荡，必须依靠一个懂得她那门行当的男人。如果她邀我帮她干掉约约，那是因为她要我代替他。这种事我过去见得多了，但没有一次结果对我有利；因此我已经洗手不干了，不愿再插手这种事。
喏，正当我们要带他往回返的时候（他穿得整整齐齐地坐在车篷内），贝尔纳德特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一只手还得伸到后面车篷里扶着约约。我正要发动汽车，她却突然把左腿跷向排挡操纵杆，架到我的右腿上。“贝尔纳德特！”我大声嚷道，“你要干什么？你觉得现在是干那种事的时候吗？”她向我解释说，我不该在那个时候闯进她房间，不该在那个时候打断她；不管是跟哪个男人，现在她都要恢复并享受那被中断了的欢乐。她一只手扶着死尸，另一只手开始解我的裤扣。我们三人挤在这窄小的汽车里，待在福布尔格·圣安托安内公共停车场上；她骑在我的双膝上，（应该说）和谐地扭动大腿；她那柔软的乳房像雪崩一样压得我端不过气来。约约的尸体向我们这边倾斜过来，她小心地把他推开；她的脸离死者的脸只有几厘米远，死者翻着白眼望着她。我呢，我却毫无思想准备，我的生理反应仿佛我行我素，宁可服从她的意志而不受我的控制；我也无需动弹，因为一切都由着她。然而这时我总算明白了，我们这时所干的只是她所需要的一种仪式，是做给死者看的；但她那温情的强有力的肌肉收缩令我神魂飘荡，无力抗拒。
“不，姑娘，你想错了。”我真想对她这么说，“他不是由于你死的，他是由于另一段尚未结束的故事而死的。”我真想告诉她，在我与约约之间还有另一个女人，还有另一段故事，那段故事并未结束。如果说我不停地从一个故事跳到另一个故事，那是因为我仍旧在围着那段历史转，仍旧在逃避那段历史，如同我得知那个女人与约约勾结起来要毁灭我，我便立即逃跑了一样。那段故事我早晚会讲出来的，不过得在讲述其他故事时顺便讲出来，既不特别突出它，也不带有特殊的感情色彩，不过是愉快地去回忆它与讲述它。回忆一件不愉快的往事也能给人带来愉快，如果这件不愉快的事与各种事件搀和在一起（我不是说与愉快的事件搀和在一起），与不断变化的、不断发展的事件搀和在一起，简单地说吧，与我可以称为愉快的事联系在一起，与过后把它们作为往事来回忆与讲述时能够带来愉快的事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干完这些事以后，这件事也是可供讲述的一段好故事。”我们带着装有约约的塑料口袋走进电梯时，我对贝尔纳德特说道。我们打算从楼顶阳台上把他扔到那个窄小的院子里去，第二天等人发现他时，会以为他是跳楼自杀或者他在行窃时失足掉下去摔死的。假如中途有人上电梯，看见我们带着这个口袋，怎么办呢？我会说，我正往楼下送垃圾，却被上面的人把电梯召上来了。对，天快亮了，是丢垃圾的时候了。
“你善于随机应变。”贝尔纳德特说道，我真想回答她说，不这样我就无法生存。多少年来我都提防约约这一伙，他们在各大城市都有人。如果我这么对她说，我还得向她交待约约和那个女人的底细。他们一直坚持要我赔偿我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要把那条锁链再套到我的脖颈上；他们逼得我只好把这位朋友装进这条塑料口袋里，并且要连夜为他找个安身之地。
我想，我跟那个僧伽罗人之间也有某种关系。“年轻人，我不要小鳄鱼。”我对他说，“你去找动物园，我经营别的商品，为市内的商店和个人的鱼缸提供奇异的鱼类，最多包括乌龟在内。有时候有人要买鬣蜥，可是我不经营，它们太难养了。”
那个小伙子（他大概有十七八岁）仍站在那里不走。他的面颊像黄色的柑橘，胡须与眉毛像黑色的羽毛。
“告诉我，谁叫你来的？”我问道。涉及到东南亚的人时，我总持怀疑态度，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
“西比尔小姐。”他说。
“我女儿与鳄鱼有什么关系？”我大声嚷道。虽然她早已独立生活了，但每当我听到有关她的消息时都感到不安。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儿女们我总觉得内疚。
因此，当我听说西比尔在克利奇广场一家夜总会里同大鳄鱼表演节目时，我立刻感到很难过，无需再询问其他细节。我知道她在夜总会工作，但是在公共场合同鳄鱼表演节目却是一个做父亲的最不希望自己的独生女儿从事的工作；至少像我这样一个受过新教教育的人是不会忍受的。
“那个夜总会叫什么名字？”我面色铁青地问道。“我要亲自去看看。”
他递给我一张海报，我一看到那家夜总会的名字就出了一身冷汗：“新时代的堤坦尼亚”。这个地方我熟悉，简直太熟悉了，让我想起地球上另一个地方。
“谁是主事？”我问道，“对，经理，主人！”
“哦，是塔塔雷斯库夫人，您要……”他提起桶来把那窝鳄鱼崽带走了。
我望着那堆蠢动的绿色背甲、脚爪、尾巴和张开的大口，听到那个女人的名字时，仿佛当头挨了一棒，两耳轰轰作响，又仿佛听见了死亡的号角。我好不容易把西比尔从这个女人的魔爪下拯救出来，隐姓埋名、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为我和女儿建立起安全的、默默无闻的生活。现在这一切都徒劳无益了：伏拉达终于找到了她的女儿，并通过西比尔重新把我控制在她手心里；她是唯一的一个女人，既能重新点起我心中最残忍的仇恨，又能重新引起我那莫名其妙的倾心。她这是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亦即她对爬行动物的酷爱，让我能认出她，并提醒我说，作恶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认为世界就像一口长满鳄鱼的井，我决逃脱不了鳄鱼对我的袭击。
现在我站在凉台上往下看，就像盯着一个关着麻风病人的院子。天空渐渐发白了，但院子下面还很暗，我能够隐隐看到约约那堆不规则的尸体。他在空中翻滚几下后（他的衣襟像翅膀一样扇动着），沉重地摔到地上，像打炮那样发出啥的一声轰鸣，跌得粉身碎骨。
塑料口袋还留在我手中。我们可以把它丢在那里，但贝尔纳德特担心，如果人们见到那条口袋，可以推测事实经过，因此最好还是把它带走藏起来。
到了楼下走出电梯时，电梯口站着三个男人，手都插在衣兜里。
“贝尔纳德特，你好。”
她回答道：“你们好。”
她认识他们，我有点吃醋；再说，从穿着上看，虽然他们比约约穿得更入时，我也觉得他们与他很相像。
“你那塑料口袋里装的什么？让我看看。”三人之中那个身材最魁梧的说道。
“看吧，空的。”我若无其事地说。
他把手伸进口袋。“这是什么？”随即掏出一只刷过黑色油漆缝有绒布包头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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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瓦莱为瑞士南部一州，与意大利和法国接壤。
[②]加丹加是扎伊尔巴沙省的旧称。
[③]福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曾是古巴军事独裁者，一九四O年至一九四四年，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两次执政。一九五九年一月被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推翻。
第六章
影印件到此结束，你现在关心的是如何才能继续读下去。完整的小说在什么地方呢？你的目光四下搜寻，然而你立即灰心失望了；这个接待室里只有书籍的原材料、零配件、有待装上或卸下的齿轮。现在你明白柳德米拉为何不随你来了；你现在也耽心越过那条“界线”，耽心丧失做为读者应与书籍保持的那种特殊关系：把书看成一种成品，一种终止的东西，无需再补充或删改什么。但是，卡维达尼亚不停地说服你；即使在出版社这里也可以真正读书，这使你感到欣慰。
喏，这位老编辑又出现在玻璃门口了。赶快抓住他衣袖，告诉他你要阅读《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的下文。
“啊，谁知道下文在哪里呢……马拉纳的全部稿件都不翼而飞了。他的手稿，他的原文，钦布里语原文、波兰语原文、法语原文都没有了。他消失了，这一切都随之消失了。”
“后来没有得到他一点消息？”
“得到消息了，他写过信……我们收到了他许多信……都是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我不想跟你叙述这些事情，因为我一点也弄不明白。要看他那些信件需要花很多时间。”
“我可以看一下他的信件吗？”
卡维达尼亚见你执意要刨根问底，同意把“艾尔梅斯·马拉纳博士”的卷宗拿给你看。
“您有时间？那好，请您坐在这里看。然后告诉我您的看法。也许您能看出点名堂来。”
马拉纳总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给卡维达尼亚写信，例如为自己延迟交稿辩解，请求提前支付稿酬，通报国外新书，等等。这些信件中除事务性的话题外，隐隐可以看到阴谋诡计、故弄玄虚的一些蛛丝马迹。他不愿讲明这些阴谋诡计，或者说，为了解释他为什么不愿多讲，他的信变得越来越像狂言呓语。
他的信件发信地点分散在五大洲各个地方，并且不是通过正常的邮寄方式，而是遇到偶然机会让人带到别的地方寄出的，因此信封上贴的邮票并非投寄国的邮票。信件的时间顺序也很混乱，因为有些信件援引后来才写的信件中的话，而另一些信件说要进一步解释的事却包含在署明日期早一个星期的信件之中。
他最后的信件中有封信发自“契罗·内格罗”，（好像）是南美洲某个偏僻村庄的名称。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在安第斯山脉之中还是在奥里诺科河[①]流域的森林之中，搞不清楚，因为他对当地风景的一些简单描写矛盾百出。你现在看的这封信，外表上像封通常的商务信函，可是鬼知道，一个辛梅里亚语出版社怎么会在那个角落里呢？如果说那些书籍是为少数侨居在南北美洲的辛梅里亚人出版的，他们可以把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的新书翻译成辛梅里亚语出版，难道他们对该作家的原著也具有在全世界独家发行的权利吗？艾尔梅斯·马拉纳仿佛以他们的代理的身分，建议卡维达尼亚翻译出版爱尔兰著名作家西拉·弗兰奈里[②]的读者期待已久的新作《一条条相互连接的线》。
另一封从契罗·内格罗发出的信函充满了深情的回忆。他（似乎）转述当地的一个传说，是关于一个被誉为“故事之父”的印第安老人的。这位盲人老汉不知活了多久，一字不识却能不歇气地讲述发生在他未曾到过的地方、未曾经历过的时代的种种故事。这一现象吸引了许多人类学家与灵学家前来考察，证明许多著名作家的小说在出版前几年已由这位“故事之父”的沙哑的喉咙一字不差地讲述出来了。有些人认为，这位印第安老人就是叙事艺术的源泉，是作家们的作品生长的土壤；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位先知由于食用致幻菌，能够与幻想世界沟通，并能接收来自幻想世界的心理波；第三种人则认为他是荷马转世，《一千零一夜》与《圣书》[③]的作者再现，是亚历山大·大仲马，是詹姆斯·乔伊斯。但是也有人反驳说，荷马无需转世，因为他从未死亡，几千年来他一直活着，一直在创作；他不仅是人们寻常归功于他的那两部史诗的作者，而且是迄今为止大部分文学名著的作者。艾尔梅斯·马拉纳把录音机对着这位老人隐居的山洞洞口……
但是，一封较早的信件——这封信是从纽约寄出的——证明，马拉纳提供的那些末出版的作品来自其他人。
“文学作品均一化电子创作公司（您从信笺上印的名称得知这个公司的名称），总部设在华尔街。自从经济界离开这条街道上庄严的大楼之后，这里英国银行式的、教堂一般的建筑物外表变得十分恐怖。我接了一下对讲机的按钮，说道：‘我是艾尔梅斯，来给你们送弗兰奈里小说的开头。’他们早就在恭候我了，因为我从瑞士打电报告诉他们说，我已说服这位惊险小说的老作家把他那部写不下去的小说开头委托给我，我们的电子计算机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写下去，我们的计算机有种程序，能根据作者的观念与写作特点把原著的素材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