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姆消失了。一天早晨他旷了工；几个糊涂蛋还说，他怎么没上班。第二天，就再没有人提到他。到了第三天，温斯顿到记录总局的门厅去看布告板，有张布告，列出的是象棋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赛姆也是其中的一个。那名单看上去差不多跟从前一模一样，谁的名字也没给划掉--然而，名单上少了一个人。这便足够啦。赛姆已经不再存在--他从来没有存在过。
天气热得要命，简直烤得慌。迷宫一样的部里没有窗户，房间装了空调，还算凉爽；可到了外边，人行道烫得烤人脚，高峰时地铁臭得熏死人。仇恨周的准备工作撒了欢儿疯跑，各部的工作人员一律加班加点玩命干。游行，集会，阅兵，报告，蜡像，展览，电影片儿，电幕节目--所有这些全都得准备停当；立起了看台，建起了雕像，编出了口号，谱出了歌曲，传出了谣言，造出了照片。小说总局里朱莉亚那个部门连小说也不再生产，改行赶制一系列敌人暴行小册子。温斯顿除去日常的工作，每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翻找《泰晤士报》的过期档案，修改伪饰演讲时引用的新闻。到半夜，大群粗暴的无产者在街头闲荡，整个城市癫狂躁动，奇怪兮兮。火箭弹比从前落得更频繁，有时远处就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只剩下谣言满天飞。
仇恨周的主题歌名叫仇恨之歌，它的新曲子作了出来，在电幕上没完没了唱个不停。那歌曲的节奏活像野兽在蛮叫，根本算不上音乐，倒更像拼命捶大鼓。几百条嗓子，配着进军的步伐大声吼，听起来真有点吓死人。无产者挺喜欢这支歌，半夜里在街上，它就跟依然流行的"只是些没有希望胡乱想"争相媲美。帕森斯家的孩子拿张大便纸夹木梳，把这曲子没日没夜价吹，简直就让人受不了。温斯顿晚上的时间比从前排得还要满。帕森斯组织了一群志愿者，替这条街道准备仇恨周。他们缝旗帜，画海报，屋顶竖旗杆，街头系铁丝，好把横幅挂上去。帕森斯夸口说，单是胜利大厦，挂出的旗子就有四百米那么长。他兴趣盎然，自得其乐。天气热，加上尽是体力活，给了他个借口，可以在晚间穿上衬衫加短裤。他有本事同时在所有地方忙，推推拉拉，敲敲打打，唠唠叨叨，浑身散发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恶浊汗臭。
一张新海报，突然出现在伦敦的街头巷尾。那海报没有文字说明，只画了个顶天立地的欧亚国士兵，足有三四米高，踩着大军靴子往前走，腰间挎着轻机枪，蒙古脸冷漠没表情。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那枪口都像直冲着你，由于透视的关系，枪口给画得老大老大。所有墙壁的所有空档，这海报都得贴一张，比老大哥那张海报还要多。无产者本来对战争漠不关心，一时间也给激发起爱国主义热情来。仿佛要跟这普遍的情绪相协调，火箭弹也比平时炸死了更多的人。斯泰尼的一家影院，人山人海地看电影；一颗火箭弹偏偏落下来，几百人给埋在了废墟里。附近的居民全都走出来，排着长队给死难者送葬，一走走了几小时，活脱脱演成了大示威。还有枚炸弹，正落在一块空地上--这里本来是个游戏区，结果好几十孩子炸了个粉身碎骨。这便又引发了一次怒气冲天的示威，焚烧了戈德斯坦的模拟像，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大海报撕下来添进了火里。那一阵骚动下，不少店铺遭了抢劫。后来传出了谣言，说有间谍使无线电指挥火箭弹，有一对老夫妇，给人怀疑有外国血统，他们的房子便被付之一炬，他们俩也被熏死在里面。
查林顿先生小店的楼上，温斯顿跟朱莉亚只要还能去，便打开窗户，并排躺在窗下光溜溜的床上，浑身精赤光光，好凉快一点。老鼠倒是没再来，可天一热，臭虫猛可里多得惊死人。可这算得了什么。干净也罢脏也罢，这房间不啻是天堂。他们一进屋，便把黑市买的胡椒粉撒满一屋子，脱光衣服，大汗淋漓地做爱；然后他们睡一觉，醒来时臭虫已经卷土重来，聚集力量大反攻。
六月里，他们幽会了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哩。温斯顿戒掉了杜松子酒不离口的老毛病。他觉得不再有喝酒的必要。他胖了起来，静脉曲张开始消褪，只是脚脖子的皮肤上还剩了块褐斑，早晨的咳嗽也好了。生活再不是无法忍受，也没有冲动要向电幕做鬼脸，或者扯开嗓门破口大骂。如今他们有了个隐蔽的好去处，几乎就像他们的家，纵然只能偶然见上面，每次又只有一两个小时，这也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旧货铺楼上的屋子居然还存在。知道它毫发无损，平平安安，那感觉就和呆在屋里差不多。这房间便是个孤立的世界，过去岁月的保留地，绝种的动物在这里自由漫步。温斯顿觉得，查林顿先生也算个绝种的动物呢。上楼时他经常停下脚，跟查林顿先生聊上几分钟。那老头儿绝少出门，甚至足不出户，也几乎没有顾客来光顾。在黑暗的小店跟更狭更窄的后厨房之间，他活像个幽灵在活动。在厨房他自己做饭；在杂什中间，那厨房还有台老态龙钟的留声机，带个硕大无朋的大喇叭。有机会聊天，他显得挺高兴。他长长的鼻子，厚厚的眼镜，穿件丝绒夹克，弯腰伛背在那堆不值钱的旧货当中踱来踱去，那神情不像旧货商，倒像个收藏家。他带着种平静的热情，在那些废物里面摸这摸那--这里一个瓷瓶塞儿，那里一个破鼻烟盒的釉漆盖儿，要么就是个镀金小盒，装了一撮早夭折的孩子留下的头发。这些东西，他从来不求温斯顿买，只是请他来欣赏。跟他说话，犹如听一架老掉牙的八音盒子丁冬响。温斯顿从他记忆的角落，还真给些早忘到脑后的老歌，挖出了只言片语。有一首说的是二十四只乌鸦，有一首说的是断了犄角的母牛，还有一首说的是可怜的柯克·罗宾之死。他想起一个句子，便带着讨饶的微笑说，"我想你会有兴趣罢。"不过任什么歌曲，他记得的从不超过三两行。
他们全知道，这样的境况绝不会长久。其实，这想法无时不萦绕在他们的心头。有时逼近的死亡，仿佛比躺在身下的床榻还真切，他们便只好以一种绝望的肉欲，紧紧搂抱在一起，如同濒死的人在最后五分钟，拼命抓住他仅有的一点点乐趣。不过也有些时候，他们却幻想着安全，幻想着持久。他们想，只消耽在这间屋子里，便没有危险奈何他们。到屋里的路程困难又危险，可那屋子却是避难所。温斯顿凝视那块镇纸的中心，总觉得能走进这平静的世界，在这世界里，时间也可以凝滞不动。他们常沉溺进这种逃避现实的白日梦。他们会永远交好运，他们会这样子私通下去，一辈子不给人发现。要么凯瑟琳会死掉，想个巧妙的花招，温斯顿跟朱莉亚就能结上婚。要么他们一块去自杀。要么他们消失了踪影，化装整容，学无产者口音，在工厂里做工，找个穷街陋巷安然过一生。然而他们知道，这一切根本就毫无意义。实际上，他们无路可逃。即便是自杀，这想法仿佛倒还行得通，他们也压根儿不想做。他们得过且过，一天天混下去，拼着命延长没前途的生活，仿佛一种无法压抑的本能，一如有了空气，肺便总要呼吸一个样。
有时候，他们也谈到做点事情来反党，可是闹不清首先需要做什么。就算那虚无缥缈的兄弟会真存在，找个道儿加入进去也是难上难。他跟她说，他和奥勃良之间，有种奇特的亲近感，起码仿佛是这样。他说，有时他真有种冲动，就到奥勃良的面前去，跟他说自己是党的敌人，请求他的帮助。怪得很，朱莉亚并不觉得，这不切实际的想法太冒失。她习惯根据长相判断人，温斯顿单凭眼光一闪便信任奥勃良，她觉得天经地义。她也假定每个人，或者差不多每个人，内心里全都仇恨党；只要觉得安全无虞，准想法去破党的规矩。不过她不相信有组织的反对势力普遍存在，也不认为能够存在。按她讲，戈德斯坦跟他的地下部队的故事，全是党为了自己的目的编造出来，只好假装相信就是啦。在党的集会上，在自发示威中，她无数次扯着嗓门大喊大叫，要把个什么人处死刑，其实这人的名字她听也没听过，他犯的罪行她也根本不相信。公审时她站在青年团的队伍里，没日没夜包围着法庭，时不时嚷上一句："打倒卖国贼！"两分钟仇恨时她骂起戈德斯坦，总比旁人做得更漂亮。然而戈德斯坦是个什么人，他主张的原则是什么，她却知道得极少极少。她是在革命后才长起来，她太年轻，不记得五六十年代思想战线的斗争。独立的政治运动，根本就超乎她的想象；无论如何，党就是战无不胜。党永远存在，党永远这个样。反抗只能是私底下的不服从，至多是孤立的恐怖活动--杀个把人，炸个把地方，仅此而已。
在某些方面，她却比温斯顿更锐敏，更不轻信党的宣传。有一次他说到正跟欧亚国打着仗，她漫不经心回一句，她觉得根本没打仗--这好叫温斯顿吃一惊。每天落在伦敦城的火箭弹，没准儿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好吓唬老百姓"。这念头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她跟他说，两分钟仇恨时顶难的事情，是强忍着不要笑出来，这叫他心里好不嫉妒。可只有党的教导影响到她的生活，她才会怀疑。当局编造的神话她总会接受，只因为在她眼里，真理和谬误的区分又有什么意义？比方说，她相信党发明了飞机，这是她在学校里面学来的。（温斯顿记得，五十年代后期他上学的时候，党还只说它发明了直升机；过了十几年，到朱莉亚上学的时候，党便说它发明飞机啦。再过一代人，它会说它发明了蒸汽机的。）他对她说，在他出生之前飞机就存在，那时革命还是老晚以后的事情，她对这事实丝毫打不起兴趣。说到底，谁发明了飞机，这有什么关系？更叫他吃惊的，倒是有一次闲聊天，他发现她都不记得，四年前大洋国是在跟东亚国打仗，跟欧亚国友好。诚然，她觉得整个的战争都是瞎编乱造，可是很明显，她就没注意变了敌人的名字。"我还当我们一直跟欧亚国打仗哩，"她含含糊糊地说。这着实叫他有点子吃惊。发明飞机固然离她出生有很久，可战争变了敌手，才是四年前的事儿，那会儿她早已长大啦。他跟她争了半个来小时，到最后总算叫她记起来，好像什么时候敌人不是欧亚国，倒是东亚国。不过她觉得这个论题无所谓。"管它做啥？"她不耐烦了。"今天一场鬼战争，明天一场鬼战争，我就知道全是撒谎！"
有时他跟她提起记录总局，以及他在那儿厚颜无耻的伪造工作。这样的事情她却不震惊。想到谎言就这样变成了真理，她并不觉得天塌地陷。他跟她讲了琼斯、艾伦森和卢瑟福，告诉她那张要紧的纸片，就曾经捏在他的手指间。她没有反应--其实，起初她都抓不住这事的要害。
"他们是你朋友？"她问。
"不是，我都不认识他们。他们是核心党。何况，他们比我大好多。他们属于旧社会，革命前的人。我只是见过他们。"
"那你操什么心？被杀的人一直就有，是不是？"
他想法叫她弄明白。"这个事件很要紧。还不是说，有谁叫他们杀死啦。你难道不知道，就从昨天开始往前说，过去全都给抹杀了？过去，要是还能存在，只能在几件实在的东西里，又没有文字说明，像那块玻璃疙瘩一个样。革命，还有革命前，我们快要一点都不知道啦。他们毁灭篡改了所有的记录，重写了所有的书，重画了所有的画，雕像街道大楼全都改了名，日期全都改了样。这样的过程，每天每天都照干不误。历史早停止了下来。除去没头没尾的现在，宣称党一贯正确的现在，就什么都不存在。当然啦，我知道过去被他们篡改，可是我没法证明，即便我着手篡改的时候也做不到。事情做完了，一点证据也不留。惟一的证据在我心里，可我没法子确定，旁人也能有我这样的记忆。我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在事情发生之后--过了好多年，我竟有了件实实在在的真凭实据。"
"这又有什么好？"
"倒没什么好。过了几分钟，我就把它扔啦。可要如今碰上这种事儿，我会留下它来。"
"嘿，我可不留！"朱莉亚道。"我不怕冒险，可这险得值得冒。几张旧报纸，我才不干哩。就算留下来，你又能用它做什么？"
"或许做不了什么。可这是证据，要是我敢拿它给旁人看，这就撒下了一点怀疑。我还想不出来，我们这辈子变得了什么事。不过倒能想想，什么地方出了一小伙反党的人--一小群人聚在一起，慢慢增多，还留了点记录--这样下一代人就能接着我们干下去啦。"
"我可不关心下一代，亲爱的。我只关心我们自己。"
"你可真是腰部往下才反叛，"他对她说。
她觉得这话很机智，喜得张开双臂搂住他。对党的理论细节，她丝毫没有兴趣。每当他谈起英社原则，双重思想，可变的过去，客观现实的否定，每当他用上新话的词儿，她都是一片的厌烦糊涂，说这些东西她从来没有注意过。谁都知道这全是废话，何必为它们闲操心？她只知道何时欢喜何时愁，人该知道的还不就这些？若是他坚持把这个题目说下去，她索性大睡其觉，这习惯真叫他无可奈何。像她那样的人，真是随时随地都能睡着觉。跟她说话，他晓得了一点，便是根本不懂得正统的意义，却装成一个正统派，有何等的轻而易举。不妨说，党的世界观，灌输给那般压根儿没有能力理解这种世界观的人，做得才最成功。他们不惮于接受最公然有悖现实的说法，因为他们还没有懂得，塑造他们的计划何其险恶。他们对公共的事情漠不关心，不留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具备理解力，于是他们心安理得。给他们的东西，他们只知道一口吞；而这样吞下东西，他们却毫发无损，因为根本留不下残渣余滓，诚如一颗谷粒穿过鸟儿的肚子，根本就没有消化。六
这件事到底发生了--他收到了正盼着的信息。他觉得，他整个一生，都在等着这件事情快发生。
他正在部里长长的走廊上面走。快到朱莉亚把纸条塞给他的地方，他发现有个人，个子比他高，正跟在他的后面。那人轻轻咳了一声，显然要开口说话。温斯顿猛地停脚，转过身去--原来是奥勃良。
他们终于面对了面，仿佛他惟一的冲动便是要逃走。他的心咚咚跳，话也说不出来。可奥勃良还是继续朝前走，一只手友好地把温斯顿的胳膊按一按，他们便并肩走起来。他说话的声音低沉又谦恭，核心党多半可做不到这个样。
"我总想找机会和你谈谈，"他说。"前几天我读了你在《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新话文章。我想，你对新话有些学术兴趣，是吧？"
温斯顿找回了一点自信。"谈不上学术，"他说。"只是业余爱好。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从没参加过这语言的实际创建。"
"可是你写得很漂亮呀，"奥勃良说道。"这还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最近我和你的一位朋友谈过，他可是专家呀。我一时记不得他叫什么了。"
温斯顿的心里又是好难受。简直不能想象，他说的不是赛姆，倒是旁的什么人。可赛姆死啦，而且给消灭啦，变了个非人。提到他，准会有丧命的危险。奥勃良的话，明明就是个信号，就是个代码。他们俩共同参与了这个思想罪的小行动；这样做，他便使他俩成了同谋。他们一直在走廊里边慢慢走，这时奥勃良停了下来。他习惯地整整鼻子上的眼镜，这动作煞是奇怪，有一种毫不戒备的友好态度。他接着说道：
"其实我想说，在你的文章里，我注意到你用了两个废弃了的词。不过这两个词，最近才刚刚废除掉。你没看过新话词典第十版？"
"没有，"温斯顿说。"我想第十版还没出哩。我们记录总局还是在用第九版。"
"是呀，第十版得过几个月才出版。不过他们发了几本样书--我也有一本。你有兴趣看看么？"
"很有兴趣，"温斯顿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有些新的进展巧妙得很呢。减少动词的数目--我想这一点你准有兴趣。我想想……派个通讯员，把词典送给你？我怕这种事情我老记不住。你能不能有空来我家里取一趟？等等。我给你地址。"
他们就站在个电幕的前面。奥勃良有点心不在焉地摸摸自己的两个口袋，掏出个皮面小笔记本，和一枝金色墨水铅笔。他就在电幕前面龙飞凤舞写好了地址，撕下来递给温斯顿--从他站的地方，电幕另一头的监视者也看得见他写了些什么。
"我晚上一般都在家，"他说。"要是我不在，我的勤务员会把词典交给你。"
于是他走开了，剩下温斯顿拿着那张纸片，这回用不着藏起来啦。然而他还是小心地把纸上的内容记清楚，过了几小时，便把它跟一大堆纸一块儿，丢进了记忆洞。
他们在一起，最多才说了两分钟的话。这件事的含义只能有一个--为了让温斯顿知道奥勃良的住址。这当然必要，因为除去直接问，就没法子弄清旁人住在哪儿。所有的地址簿子，都绝不存在。奥勃良等于跟他说，"要是想来看我，这个地方就能找到我。"没准儿，那词典里就藏着一封信。无论如何，有一点已经完全确定：他梦想的阴谋果真存在，他已经触及了它外层的边缘。他也清楚，或早或晚，他准得听从奥勃良的召唤。或许就是明天，或许是很久以后--他没法确定。这过程早已经开始，刚才的事情，不过是此一过程的具体实现。第一个阶段是思想，隐秘的、偶然的思想；第二个阶段便是写日记。他这是从思想走到了语言，如今，他又从语言走到了行动。最后的阶段，就得发生在爱护部里啦。他接受这样的结局。开始便包含着结果。然而这毕竟叫人怕；准确地说，恰似预先尝到了死亡的滋味，恰似把寿命减了几天去。甚至当他跟奥勃良说话，当他逐渐弄懂了话里的涵义，全身便冷得不住地发抖。那感觉活像朝着阴湿的坟墓走下去；尽管明知坟墓就在前面等着他，他也没法因此感到多好受。七
温斯顿醒来的时候，眼里满含着泪水。朱莉亚睡意朦胧朝他翻个身，喃喃说了一句："怎么啦？"
"我梦见……"他说了半句，马上停了下来。这梦太复杂，拿话说不清楚。他不光做了梦，还想起了一些有关的往事--醒来过了几秒钟，这些事便浮现在他的脑际。
他闭着眼，躺着不动，依然沉浸在梦境的氛围里。这梦又大又明亮，他整个的一生，仿佛都展现在眼前，如同夏日傍晚时分雨后的景象。所有这些，全发生在那玻璃镇纸里；玻璃的表面便是苍穹，苍穹里的一切，都充满着柔和清澈的光彩，一眼望不到头。这梦也可以归结成他妈妈胳膊的一动--从某种意义上，便包含在妈妈的这个动作当中。过了三十年，他看了一部新闻片，从那个犹太女人身上，他重又看到这一幕：她就这样护着小孩躲子弹，到头来还是免不了直升飞机把他们炸得粉粉碎。
"知道么，"他说。"从前我一直觉得，是我杀了我妈妈。"
"干吗杀她？"朱莉亚还在睡着。
"我没杀她。肉体上没杀。"
在梦里，他记起对妈妈最后看的那一眼，醒来后，相关的全部细枝末节全给他想了起来。多少年来，他一直成心把这记忆从意识当中赶出去的。他早记不准日期，不过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少说也有十岁。或许已经十二岁啦。
他爸爸失踪得还早些；到底多早，他也记不住。只记得当时喧嚷又动荡，空袭如同家常便饭，得到地铁车站去躲避。到处瓦砾堆成山，街头贴着他不认得的布告，年轻人穿着清一色的衬衫，面包店前面排着可怕的长龙，远处不时传来机关枪的扫射声--特别叫他记得的，是从来吃不饱肚子。他记起每天下午，要花很长的时间，跟别的孩子在垃圾堆里捡破烂，找些个烂菜叶，土豆皮，有时居然还有发了霉的面包屑，那需要小心翼翼把上面的煤灰扒下来。他们还等着卡车过--那卡车走的是固定路线，他们全知道，车上装着喂牛的饲料。每当路面不好，卡车颠簸，就会洒下点豆饼来。
爸爸失踪那会儿，妈妈并没有多吃惊，也没显出剧烈的悲痛。然而猛然间，她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看上去全然丧失了生机，连温斯顿也看得出，她就是在等着什么明知必然临头的事情。该做的事她全接着做--做饭，洗衣，缝补，铺床，扫地，擦壁炉--然而却总是做得慢吞吞，一个多余的动作也没有，就像艺术家做的人体模特儿自己动了起来。她高高大大的身形本来楚楚动人，却仿佛自然沉入了凝滞。她常几小时坐在床边动也不动，给温斯顿的小妹喂奶--那小姑娘两三岁光景，瘦弱多病，一声不吭，脸瘦得像只小猿猴。妈妈偶而会把温斯顿紧紧搂住，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他年纪还小，又太自私，可还知道这关系到那一件事情，那没人说过但必得发生的事情。
他还记得他们住的房子，黑暗拥塞，一张床上铺了白床罩，占了一半的面积。围栏里有个煤气灶，一个架子放吃的，外边的平台上一个褐色的陶瓷水池，几户人家合着用。他记得妈妈优美的身形，弯着腰朝着煤气灶，搅着锅里的什么东西。他尤其记得自己老是饿，吃饭的时候总要大吵大闹。他一遍又一遍，朝妈骂骂咧咧，嫌饭太少啦。他向她喊叫向她吵（他甚至记得自己的声音，已经开始提早变了声，有时洪亮得挺特别），他为了多吃多占装可怜儿。妈妈挺愿意叫他多吃多占，觉着"男孩子"嘛就该分大份儿；问题是不管分他多少，他总嫌不够。每次吃饭，她都得求他别自私，要晓得小妹有病，也得吃东西，可这毫无用处。只要不给他多盛点，他准保气得大哭大叫。他要把锅子勺子从妈妈手里抢过来，他会把吃的从小妹的盘里抢过来。他明知道这是饿了她们俩，可他没有办法；他甚至觉得，自己有权利这样做。肚子里饿得咕咕叫，这还算不上好理由？两顿饭中间，若是妈妈看不住，他还老偷吃食品架子上那一点点储备。
有一天，发了定量供应的巧克力。已经有好几星期--好几个月没发啦。他记得很清楚，那小小的一块巧克力何等珍贵。它有两盎司重（那时候还用盎司哩），该他们仨人分。明摆着，该分成三份一样多。突然间，温斯顿听见自己朗朗地发话，说整块巧克力都得归他吃，就仿佛有个旁人在说话。妈妈跟他说，不许贪嘴。于是他没完没了絮叨起来。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又是哀求又是叫，又是高声抗议，又是低声求情。瘦干干的小妹，两手搂着妈妈，活像只小猴子坐在那儿，睁着悲伤的大眼睛，从妈妈的肩膀上面盯着他。到头来，妈妈把巧克力掰了一大块递给温斯顿，剩下的小块给了他小妹。小姑娘拿着巧克力木呆呆地看，好像不知它是个啥。温斯顿站在那里看她一会儿，突然跳将起来，从小妹手里一把抓过巧克力，便跑到门外去。
"温斯顿，温斯顿！"妈妈在他身后喊了起来。"回来！把妹妹的巧克力还她！"
他停住脚，可没有转回来。妈妈焦虑的目光直盯着他的脸。如今他想起了这一切，却还是不知道，那时候到底出了什么事。小妹发现什么东西给人抢了去，便有气无力嚎了一声。妈妈双臂搂住她，把她的小脸紧紧贴在自己胸口上。便是这一个动作告诉他，小妹要死啦。他转身逃下台阶，手里的巧克力有点粘糊糊。
他再没见到妈妈。等他狼吞虎咽吃完巧克力，觉得有点子羞愧难当，便在街上逛荡几小时。后来他饿啦，只好回家去。一回到家，他便发现妈妈没了踪影。那时这已经颇为正常，除去妈妈跟小妹，房间里一样不缺。他们一件衣服没拿走，连妈妈的大衣也给留下来。直到今天，他还是闹不清，妈妈是不是死了。很可能，她不过给送进了强劳营。至于小妹，八成跟温斯顿一样，流落到哪个孤儿院--他们管孤儿院叫做改造中心，是内战搞得这种改造中心大膨胀。她也可能跟着妈妈进了强劳营，要么就丢在哪里，或者死掉了事。
这梦境在他心里依然栩栩如生，尤其是妈妈搂着小妹保护她，这动作仿佛包括了梦境的全部意义。他想起两个月前做的另外一个梦，妈妈坐在一条将沉的船上，真像坐在床上，那床还铺着脏兮兮的床罩。小妹紧紧地抓着妈妈。她们远远在他的下面，还在慢慢往下沉，透过黑沉沉的海水仰头看着他。
他把妈妈失踪的事说给朱莉亚听。她闭眼翻了个身，让自己更舒服些。
"我猜那会儿，你准保恶心得像头猪，"她含含糊糊地说，"小孩子全是猪。"
"唔。可这事真正的意义是……"
听她的呼吸，不用说她又睡着啦。真想接着谈谈他妈妈。从他还记得的情形看，恐怕妈妈没有什么不寻常，也谈不上多聪明；然而她有种高贵，有种纯洁，单因为她心中的准则只归她自己所有。她的情感属于她自己，外界无法给它变个样。她绝不认为，徒劳无益的事情，便没有意义。若你要爱谁，爱他便是啦；即便没有什么能给他，总还能给他你的爱。温斯顿抢走最后一块巧克力，那时妈妈搂紧了小妹。这没有用，这改变不了什么，这造不出一块巧克力，这免不了孩子死，也免不了她自己死；然而这样做，她显得极其自然。船上那逃难的女人，同样用胳膊搂着孩子，其实在子弹面前，这样的保护薄得像张纸。可怕的是党要劝诱你，单是冲动没有用，单是情感也没有用；与此同时，党又褫夺你控制物质世界的一切能力。一旦落到了党手里，有感觉也罢没感觉也罢，做事情也罢不做事也罢，都没有什么两样。不管怎样，你还是得被消灭掉，你跟你的行为全变得无人知晓。历史洪流里，你早给抹得干干净净。可就是两代以前，人们还觉得这不那末重要，因为他们还不想修改历史。他们对心里的忠诚不予置疑，这统辖着他们的行动。人际关系对他们顶要紧，一个全无用处的动作，一个拥抱，一滴眼泪，对濒死者说的一句话，都自有自己的价值。他猛然想到，无产者，他们依然具备这样的条件。党、国家跟观念，他们才不去效忠，他们只是互相忠诚。于是他平生第一次，没有蔑视无产者，没有觉得他们单是种惰性的力量，单等有一天生命迸发，才会让世界变个样子。无产者，他们依然有人性。他们没有变得冷若冰霜。他们还保有着原始的热情，他呢，却需要有意识的努力，才能够重新学会这样的热情。他这样想，一面记起了一件仿佛毫不相干的事情--几个星期前，他在人行道上见了只断手，便把它踢进阳沟，活像那不过是个白菜根儿。
"无产者才是人，"他大声说，"我们不是人。"
"干吗不是？"朱莉亚又醒了过来。
他略略想了想。"你想没想过，"他说，"我们顶好趁早离开这儿，再不见面？"
"是呀，亲爱的，想过，好几次啦。可我到底不想那么做。"
"我们还算运气，"他说，"可运气不会久。你还年轻，看上去正常又清白。要是躲开我这号人，你准保还能活上五十年。"
"不。我都想过啦。你干什么，我也跟着干。别这么消沉。我活命的本领可高啦！"
"我们还能一块呆上六个月--或者一年，谁知道了。到头来我们肯定要分手。你还不知道，我们会完全孤立无助？等他们抓住了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替对方做任何事。我坦白了，他们会枪毙你；我不坦白，他们一样枪毙你。我做什么也罢，说什么也罢，不说什么也罢，都不会把你的死亡哪怕延期五分钟。我们弄不清对方是死还是活。我们再没有任何力量。要紧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别背叛对方--当然啦，这也没法造成一点点差别。"
"你说坦白？"她说，"我们没法不坦白。人人都得坦白，谁也没办法。他们拷打你呀。"
"我倒不是说坦白。坦白不等于背叛。你说的话，做的事，都没有关系。只有感情才要紧。要是他们能够让我再也不爱你--这才是真正的背叛。"
她想了一下。"他们办不到，"她最后说道。"他们只有这点办不到。他们什么都能逼你说--什么都能。可是他们不能逼你信。他们钻不到你身子里面去。"
"钻不到，"他有了一点希望，"钻不到，你说得对。他们钻不到你身子里面去。要是你还能觉出来值得保持人性，就算这样毫无结果，你还是打败了他们。"
他想起了永远扯着耳朵窃听的电幕。他们可以没日没夜监视你，可若你保持镇静，你还是可以智胜他们。他们固然聪明，却未曾掌握探知旁人想法的诀窍。一旦真的落到他们手，事情或许大抵上不是这样。没人知道爱护部里发生的事，不过总可以猜一猜：拷打，麻药，测量神经反应的精密仪器，给你熬鹰、小号外加不停的提审，叫你慢慢精神崩溃。没说的，事实总归藏不住。他们可以通过侦讯追寻到，他们可以借助拷打榨出来。然而，要是目标不在于活命，而在于保持人性，到头来会有什么不同的情形发生？他们没法改变你的感情；而且，纵然你自己想改变，你同样无法做得到。你的做法，你的说法，你的想法，随他们事无巨细给你搞个底儿掉；然而你的内心（它的活动对你也是一片神秘呀！），却依然坚不可摧。八
他们干下啦，他们到底干下啦！
他们站着的房间灯光柔和，形状窄窄长长。电幕的声音调得很低，如同呢喃的耳语。名贵的深蓝色地毯，踩上去如同踩着天鹅绒。奥勃良在房间远远的另一头，坐在桌子前面，两边全是大堆的纸张，桌上有一盏绿灯罩的台灯。勤务员把朱莉亚跟温斯顿引进来，他头也没抬。温斯顿的心里直打鼓，生怕自己话也说不出来。他能够想到的只有一句话：他们干下啦，他们到底干下啦！来这里纯粹是卤莽，两个人一起来，就等于彻底的犯傻--虽然他们各走一条路，到奥勃良家门口才碰面。然而，光是走到这种地方来，就需要鼓足勇气！见到个核心党的家里什么样，甚或闯进他们的住宅区，只有极偶然的时候才能做得到。那公寓大楼的整体氛围，那所有东西的华丽宽敞，好饭好烟陌生的香味儿，电梯升降迅速又无声，白衣勤务员忙上忙下--这一切全都叫人吓得慌。尽管他到这儿的理由充足得很，可每走一步，他还是生怕猛可里从角落冒出个黑衣警卫，查他的证件，赶他走路。然而，奥勃良的勤务员二话没说，就放他俩进了屋。这勤务员个子矮小，头发黝黑，穿着白上衣，脸型活像块钻石，一点表情也没有，看上去像个中国人。他领他们走进一条走廊，地上是柔软的地毯，墙上是乳白色的壁纸，板壁漆得雪雪白。所有的一切，都极尽清洁，一尘不染。就是这一点，也不能不叫人吓得慌--温斯顿还不记得他见过哪条走廊，墙壁没给人蹭得脏兮兮的。
奥勃良手拿一张纸条，仿佛正读得专心致志。他那大脸盘俯得很低，连鼻子的轮廓也看得见，显得怕人又聪明。他一动不动，坐了足有一二十秒钟。然后，他拉过听写器来，用各部通用的混合行话，口授了个通知：
"一顿号五顿号七等项完全批准句号六项建议倍加荒谬接近思想罪撤消句号先行充分估计机器费用俟后建筑句号通知完。"
他沉思着从椅子上站起身，悄然走过地毯，朝他们这边走过来。讲完了新话，他那官架子仿佛也随着放下了一点，然而神情却更加骇人，像是受了打扰，心里好生不快。温斯顿早觉得心惊胆战，突然又感到一种泄气的困窘。他很可能闹了个愚不可及的误会。其实，凭什么断定奥勃良就是个政治阴谋家？目光一闪罢了，一句含糊的话罢了；除去这一点，只有他心里的想象，建立在梦境上的想象。他甚至没法后退一步，说他是来借那本词典，因为朱莉亚的在场又该怎么说？只见奥勃良走过电幕，忽然想起了什么。他停下脚，转身按下墙上的一个按钮。啪的一响，电幕的声音便中断了。
朱莉亚大吃一惊，不由得轻声叫了起来。温斯顿纵然满心恐慌，还是惊得溜出了一句：
"你能关上它！"
"是呀，"奥勃良道。"我们能关上它。我们有这种特权。"
现在他就面对着他们。那结实的身体在他们面前，一派的居高临下；脸上的表情，真叫人莫测高深。他带了点严厉，等温斯顿先开口；可是该说点什么？即便现在，也不难想象，他忙得很，给人打扰，他好不烦躁。他们全都不说话。关了电幕，房间里死一般寂静。时间就这样走过去，可真要了命。温斯顿依然艰难地盯着奥勃良的眼睛。这时，那严峻的面孔突然绽开来，差不多开始微笑了。奥勃良习惯地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
"我说，还是你说？"他问。
"我来说罢，"温斯顿立刻答道。"那东西真关了？"
"唔，什么都关了。就剩下我们。"
"我们来这儿，因为……"
他住了口，第一次发现，原来他的动机模模糊糊。其实他并不晓得，他指望从奥勃良得到怎样的帮助，因此说清楚他来这儿的原因，也并不那样容易。他说的话，听上去准保虚弱做作得很；可他还是说了下去：
"我们相信有种阴谋，有些秘密组织在反党，你就参加了这样的活动。我们也想参加，想为它做事。我们是党的敌人。我们不相信英社原则。我们是思想犯。我们又是通奸犯。我跟你说，因为我们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你。只要能把我们收进去，不管你还想怎么样，我们全都准备做。"
他觉得房门打开了，便住了口，朝身后瞟了一眼。果然，那黄脸的小个子勤务员，没敲门便走了进来。温斯顿见他端着托盘，上面是个细脖子酒瓶，还有几个玻璃杯。
"马丁是我们的人，"奥勃良平静地说。"马丁，把酒端过来好了。放圆桌上。椅子够不够？那，我们坐下罢，说话也舒服点。马丁，你也拿把椅子坐，这是正经事。这十分钟，你就别当勤务员啦。"
小个子悠悠地坐了下来，依然有一种奴才相，却俨然享有着贴身奴才的特权。温斯顿就从眼角打量他。看上去，这人一辈子就演一种角色，哪怕一忽儿换种人格，他也会觉得危险。奥勃良抓着瓶颈，把酒瓶拿了过来，将那深红色的酒倒在玻璃杯里。这叫温斯顿朦胧地想起好久以前的什么东西，是在墙上，要么就是广告牌上，电灯泡组成的大酒瓶，上上下下不停地动，把瓶里的酒倒进玻璃杯。从上面看，那酒差不多就是暗黑色；可盛在瓶里，却红亮亮的像宝石。他见朱莉亚接过酒杯使劲闻了闻，明摆着一副好奇相。
"这就叫葡萄酒，"奥勃良微笑道。"不用说，在书上你们肯定读到过。不过，我怕基本上不会卖给外围党。"他重又变得庄严起来，举起了酒杯："我想先喝一杯，祝大家健康。为我们的领袖：为伊曼努尔·戈德斯坦干杯！"
温斯顿带着渴望，举起了酒杯。葡萄酒这东西，他读到过，也梦想过。诚如那块玻璃镇纸，以及查林顿先生记得断断续续的歌谣，这东西属于过去，属于那浪漫的过去，如今这过去早给人家消灭啦。私底下，他爱把这过去叫做旧时光。不知为什么，他老是觉得葡萄酒非常甜，味道就像黑莓酱，又有能耐叫人一下子酩酊大醉。他一口喝下去，却觉着很有点叫人失望。其实他常年都喝杜松子酒，早喝不惯这种味儿啦。他便把空酒杯放了下来。
"那，真有戈德斯坦这个人？"他问。
"是呀，有这个人。他还活着。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那--阴谋呢？组织呢？全是真的？不只是思想警察在瞎编？"
"不，全是真的。我们就叫它兄弟会。它真的存在，你们是它的一分子--除了这些，你们就别想再知道别的了。我们呆会儿再说，"他看了看手表。"就算核心党，把电幕关掉半个小时以上，也不够聪明。你们不该一起来，走的时候得分开走。你，同志，"他朝朱莉亚点点头，"可以先走。我们有二十分钟可以用。你们要理解，我必须先问些问题。总起来说，你们准备做什么？"
"能做的我们都可以，"温斯顿答道。
奥勃良坐在椅子上，微微转了下身，好把脸朝着温斯顿。他几乎把朱莉亚撇在了一边，仿佛姑且认定，温斯顿可以替她说。他把眼睑轻轻垂下了一点。于是他开始提问，用的是一种低沉冷漠的声音，俨若这不过是例行公事，不过是教义问答，大部分答案他全都心中有数。
"你们准备献出生命么？"
"是的。"
"你们准备杀人么？"
"是的。"
"准备从事破坏活动，哪怕害死千百个无辜百姓么？"
"是的。"
"准备把祖国出卖给外国么？"
"是的。"
"你们准备做一切能引起腐化堕落，削弱党力量的事情么？你们肯不肯欺骗，造假，敲诈，带坏儿童，散发毒品，怂恿卖淫，传染性病？"
"是的。"
"比方说，要是把硫酸泼到哪个孩子脸上，有助于我们的利益--你们准备这样做么？"
"是的。"
"你们准备放弃身份，一辈子做个服务员，或者码头工人么？"
"是的。"
"如果我们命令你们自杀，你们准备这样做么？"
"是的。"
"你们俩准备分手，从此再不见面么？"
"不行！"朱莉亚插了一句。
温斯顿半天说不出话来。一时间，他仿佛给夺去了讲话的能力。舌头在嘴里动呀动，就是发不出声音；起初要说的是一个字，临了却变成了另一个。他挣扎了好几次，到开口时，连自己也不知道他会说出哪个词。"不行，"他终于说道。
"能说出来很好，"奥勃良道，"我们需要知道一切。"
他转身对着朱莉亚，语气显得多了点感情：
"你得明白，纵然他活下来，恐怕也变了个人。我们可能需要另给他个身份。他的长相，他的动作，他手的形状，他头发的颜色--甚至他的声音，都有可能变个样。你自己，恐怕也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的外科医生，有本事把人变得认不出来。有时候就需要这样做。有时候我们甚至把人给截肢！"
温斯顿禁不住偷偷瞥一眼马丁的那张蒙古脸。他瞧不见有疤痕呀。朱莉亚脸色有点苍白，脸上的雀斑显得挺清晰。然而，她勇敢地直视着奥勃良，喃喃说了句什么，仿佛是同意他的话。
"好的。就这么定了。"
桌上有个银色的烟盒。奥勃良有点心不在焉，顺手把烟卷朝他们推了一下，自己也取了一根。他站起身，开始来回踱步，仿佛这有助于他思考问题。那烟卷好得要命，包得紧紧绷绷，烟纸又厚又光，相当罕见。奥勃良又看一眼手表。
"你最好回厨房罢，马丁，"他说。"再过十五分钟我就要开电幕。走之前，好好看一下这两位同志长得什么样。你还会再见到他们。我就不会啦。"
就像方才在门口一样，小个子的黑眼睛，在他们脸上扫了一下。他的举止，丝毫显不出友好的迹象。他在记住他们的模样，但俨然对他们毫无兴趣，起码看上去毫无兴趣。温斯顿就想，一张人造的脸孔，想必就没法变一变表情。这马丁一言不发，招呼也不打，便走了出去，还悄没声儿地关上门。奥勃良来回踱着步，一只手插在黑工作服的口袋里，另一只手夹着烟卷。
"你们要知道，"他说，"你们得在黑暗里战斗。你们永远身在黑暗里。你们接到命令，你们执行命令，但不能问个为什么。以后，我会给你们一本书，可以从中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本质，以及我们摧毁社会的战略。读了这本书，你们就成为兄弟会的正式成员。可除了我们为之战斗的总目标，和目前的具体任务，你们什么也不会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们，兄弟会存在着；可我绝不会告诉你们，它有多少个会员，一百个，还是一千万个。你们个人认识的会员，绝不会超过十多个。有三四个人会跟你们联系，过段时间就换掉，永远消失了踪影。我这是你们第一个联络员，就保留下来。你们接到的命令，就是由我发出的。要是我们觉得需要找你们，就通过马丁做这事。到最后你们给抓到，你们免不了要坦白；可除了自己做的事，你们也没有什么好交代。你们只能出卖一小批不重要的人。你们可能都没法出卖我--那时候我可能死啦，或者变了另外一个人，换了另外一张脸。"
他继续在柔软的地毯上面踱来踱去。他身材很魁伟，可那动作却相当优雅。甚至当他把手插在口袋里，当他夹着一枝烟，都显得如此的优雅好看。他给人的印象，早超越了孔武有力，那是种自信，是一种带了讥讽的理解。无论怎样认真，他却毫无那般狂热分子必备的偏执。他说起杀人，自杀，性病，截肢，变脸，话里带了一丝揶揄。"这些东西免不了，"他那声音仿佛在说，"我们必得毫不畏缩做下去。不过一旦生活值得我们重新好好过，我们便会罢手不做的。"温斯顿不禁对奥勃良钦敬有加，甚至产生了一种崇拜。一时间他甚至忘掉了戈德斯坦的黑影。看一眼奥勃良强壮的肩膀罢，看看他刚劲的面庞罢，如此丑陋，却如此文静，就没法相信他也会失败。一切计谋，全瞒不过他的眼睛；所有危险，都逃不掉他的预料。甚至朱莉亚，看上去也给他感染了。她专心致志听他说，连香烟熄灭也没注意。奥勃良接着说道：
"你们会听到传说，说兄弟会真的存在。不用说，你们对兄弟会，全有自己的一套形象。或许你们会想象，它是一大群地下阴谋家，在地下室里开黑会，在墙壁上面写反标，说两句暗号，手动那么一动，好相互认出来。根本不是这回事。兄弟会的会员，相互就没法认出来，随便哪个会员，认得的会员不会超过几个人。就是戈德斯坦本人，若是被思想警察抓了去，都交不出所有会员的名单，连提供个情报，好叫他们顺藤摸瓜搞到手，他也做不到。这样的名单根本不存在。兄弟会无法被扑灭，因为它就不存在一般意义的组织。把它团结为一体的力量，没有别的，惟有一个坚不可摧的思想。除去思想，你们就没有任何力量做后盾。没有同志的感情，没有战友的鼓励。到头来你们被抓住，根本没有人救你们，我们从来就不救会员。万一绝对需要灭口，最多我们把个刀片偷偷带到监号去。你们得习惯，你们的日子没有结果，也没有希望。工作一段，便给抓起来，坦白交代，再给杀死。你们能够看到的结果只有这么多。我们这一辈子，就不可能发生什么显明的变化。我们都是死人。我们惟一真实的生命在未来。但加入未来的时候，我们只剩下一抔黄土，几根枯骨。可是，这未来离我们有多远，谁也不知道。有一千年？--如今，只有一点点增多心智健全的人，除此之外一切都不可能。我们不能够集体行动。我们只能把我们的知识，从一人传播给另一人，从一代传播到下一代。面对思想警察，没有别的路可走。"
他停下脚，第三次看了看手表。
"同志，你该走了，"他对朱莉亚说。"等等。还剩了半瓶酒。"
他把酒杯都斟满，然后端起自己的一杯酒。
"这回为了什么？"他的话里依然隐隐有一点嘲讽。"为搞乱思想警察？为老大哥之死？为人类？为将来？"
"为过去，"温斯顿道。
"过去确实最重要，"奥勃良庄重地同意道。
他们喝干了酒，朱莉亚便站起身要离开了。奥勃良从柜子上面拿了个小盒子，取出粒白药片递给她，叫她噙在舌头上。他讲，要紧的是别给人闻出酒味来，电梯的服务员，观察人是很毒的。她刚刚关上门，他便仿佛忘了她这个人。只见他来回走了一两步，又停了下来。
"有些细节问题要安排好，"他说。"我想你该有什么地方挺隐蔽吧？"
温斯顿说了查林顿先生楼上的房间。
"目前就可以啦。往后我们再给你找个地方。重要的是藏身的地方得经常换。同时，我会带给你一册那本书"--温斯顿注意到，提起那书，奥勃良似乎也不免强调了一下--"你知道，是戈德斯坦的书。我尽快罢。不过搞到它大概得用上几天。你能想象得到，留下来的太少啦。思想警察到处搜索销毁，快得简直来不及印出来。不过没关系，这本书坚不可摧。就算最后一本给搜走，我们差不多也能逐字逐句再印出来。你上班带不带公文包？"
"一般会带的。"
"什么样子？"
"黑色的，相当旧。有两条带子。"
"黑色的，有两条带子，相当旧……好罢。过几天--我说不准哪天--你早晨的工作单里会有个通知，印错了一个词，你得要重发。下一天你上班别带公文包。路上会有人拍拍你肩膀，跟你说，'我想你丢了公文包罢。'给你的包里，就装了本戈德斯坦的书。十四天之内你就得还。"
一时间他们都没说话。
"还有几分钟你就得走啦，"奥勃良道。"要是我们能再见，我们会在个……"
温斯顿抬头看着他。"在个没有黑暗的地方？"他犹疑地问。
奥勃良点点头，一点也不吃惊。"在个没有黑暗的地方，"他重复一遍，仿佛清楚话里的含义。"同时，走以前，你还有什么要说么？有没有口信？有没有疑问？"
温斯顿想了想。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他也根本不想说假大空的话。他所想到的，还不是有关奥勃良跟兄弟会，倒是幅复合的图象，搀杂着妈妈最后日子住过的黑暗卧室，查林顿先生楼上的小房间，玻璃镇纸，和花梨木镜框的蚀刻画。他差不多随口说了一句：
"有一首老歌，第一句是'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你听过么？"
奥勃良又点点头。他庄重谦恭地唱完了这一节：
"圣克莱门特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圣马丁的钟声说，你欠我仨铜板，
老贝莱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还？
肖尔迪许钟声说，等我发了财。"
"你知道最后一句！"温斯顿道。
"唔，我知道最后一句。现在，我想你该走啦。等等。最好我也给你一片药。"
温斯顿站起身，奥勃良便伸出手来。他使劲一握，温斯顿手上的骨头都快碎啦。在房门口温斯顿回过头来，可奥勃良仿佛已经忘了他。他把手放在电幕开关上面，等着他离开。温斯顿看见在他的身后，是写字台上绿灯罩的台灯、听写器和满筐满篓的纸张。事情已经结束。温斯顿心想，用不了三十秒钟，奥勃良就会转回去，替党做刚被打断的重要工作。九
温斯顿简直累得变成了胶冻。胶冻--这个词儿倒是蛮合适，它就那么自动跳到他的脑袋里。他的身体，正是像果冻一样软塌塌，而且像果冻一样半透明。他只觉得要是举起手，阳光都能从他的手上照过来。堆积如山的工作，榨干了他的体液，光剩了神经骨骼加皮肤组成的空架子，一碰就要碎。神经脆弱得要命--工作服压得肩膀疼，人行道硌得脚板痒，攥攥手，关节也会嘎嘎啪啪乱响一气。
五天里，他竟然工作了九十多小时。部里所有的人，也全都是这样。现在一切都结束啦，到明天早晨，他便无事可做，任何党的工作也没有。他可以在那藏身的地方耽上六小时，再回到自家的床上躺他九小时。下午的阳光暖洋洋，他在一条肮脏不堪的街道上面慢慢走，到查林顿先生的小店去。一路上他留意着巡警，又没来由地觉得，这么个下午，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来烦他。手里的公文包沉甸甸，走一步撞一下他的膝头，害他大腿的皮肤上下一阵疼。包里就放着那本书，他到手已经有六天，可连打开的时间也没有，更别提看上一眼啦。
仇恨周进行到了第六天。这段时间里，天天是游行，演讲，呼喊，唱歌，旗帜，海报，电影，蜡像，擂鼓，吹号，行军。坦克的履带吱吱嘎嘎，列队的飞机嗡嗡营营，枪声响起来轰轰隆隆。这么样过了六天，群众的狂热给蛊惑到了高潮，对欧亚国的痛恨给折腾到了癫狂，要是最后那天公开绞死的那两千名欧亚国战俘落到老百姓的手里，他们准保会给撕得粉粉碎--可就在这个时候，上面突然之间宣布了，原来大洋国从来没跟欧亚国打过仗。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欧亚国是我们的盟友！
当然啦，谁也不承认有什么东西变了样。事情极其突然，迅速传遍了各处--欧亚国不是敌人，东亚国才是！这当儿温斯顿正在伦敦的中心广场参加示威。大晚上的，苍白的脸孔，鲜红的旗帜，给泛光灯照得血一样红。广场里挤了好几千号人，还有一批小学生，足有一千人，全穿着侦察队的制服。讲台挂着红布，一个核心党的演讲员，正对着大家夸夸其谈。这家伙又瘦又小，胳膊却长得不成比例，大秃瓢上头发稀稀落落。他活像个传说里的侏儒怪，给仇恨烧得脱了相，一只手抓着麦克风，一只手在脑瓜顶穷抓乱舞，那只手长在精瘦精瘦的胳膊上，反显得大得挺出奇。他的声音，给扩音器放大到扎耳朵，没完没了数落着欧亚国的罪行：什么屠杀，驱逐，抢劫，强奸，虐待俘虏，轰炸平民，撒谎造谣，无理侵略，撕毁条约，等等等等。乍听他的话，几乎没法不相信，几乎没法不抓狂。隔不了一会儿，群众就要愤怒一次，几千条嗓子禁不住野兽般大呼小叫，演讲员的声音也给淹没在这怒吼之中。顶数那般小学生的叫声最野蛮。演讲进行了足有二十几分钟，这当儿一个通讯员赶到讲台上，把一张纸条递给演讲员。他展开纸条看一眼，竟连演讲都没有停下来。他的声音态度全没变，他讲的内容一点没有变--然而猛然间，他改了名字。没一句废话，一阵心领神会的浪潮席卷了所有的人。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登时便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广场上的旗帜海报全错啦！有一半儿模样就不对。这是有人破坏！是戈德斯坦的特务搞的鬼！演讲停了一瞬间，大伙儿乱糟糟地把海报扯下来，把旗子撕碎，踩在脚底下。尤其是侦察队的表演精彩绝伦，他们爬上屋顶，把烟囱上飘舞的横幅给剪断。只消两三分钟，一切都归于平静。演讲员依然抓着麦克风，朝前面耸起肩膀，挥舞手臂接着讲起来。再过了一分钟，大伙儿重又气得狂吼乱叫。仇恨像从前一样进行下去，只是目标换成了另一个。
事后想起来，温斯顿记得很清楚，那演讲员是在一句话的半截转到另句话，非但没有停一下，连句子结构也不乱。不过在这时，有件事分了他的心。那时正是撕海报的大混乱，有个人拍拍他肩膀，跟他说，"对不起，你的公文包好像丢啦。"他没有说话，迷糊糊接过公文包，连那人什么样子也没看清。他清楚，准得有几天，他没空看包里的东西。示威刚结束，他便直奔真理部，那时都快到二十三点了。部里的工作人员全都各就各位。电幕上发出了指示，叫他们回到岗位上，其实这已经纯粹是多余。
大洋国在跟东亚国打仗--大洋国一向在跟东亚国打仗。五年来的大部分政治书籍，就要彻底过时啦。所有的报告，一切的记录，报纸，图书，照片，小册子，电影片，录音带--全都得以闪电般的速度来改正。指示是没有的，可谁都知道，总局的首长，要求一个星期以内，所有跟欧亚国打仗的文字，所有跟东亚国结盟的文字，一律不得存在。这工作比什么都重要，更要命的是所有的步骤全得换个名头说。总局里人人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有两次轮睡三小时。床垫子从地下室里搬出来，在走廊铺得到处都是。食堂的服务员用推车把饭送过来，吃的是三明治跟胜利牌咖啡。每次温斯顿停下工作去轮睡，他总要尽量把桌子收干净；可等他惺忪酸痛地挪回来，准发现又一批纸卷在桌上堆成了山，盖住了听写器，滚到了地板上，因此头一件工作，便是把它们码起来，腾出地方好做活。顶糟的是，这还不属于纯粹的机械工作。诚然多半只是要你改个名儿，可那些详尽的报道，便需要小心谨慎，想象丰富。这是要你把战争从地球上的一处移到另一处呀，其中涉及的地理知识就多得吓死人。
到了第三天，他的眼睛疼得受不了，几分钟就得把眼镜擦一擦。如同拼命赶着什么繁重的体力活，固然有权利推脱掉，却神经兮兮急着快做完。其实他朝听写器说的每句话，他用墨水铅笔写的每个字，全是在成心扯大谎；然而即便有时间记住这一切，他也不觉得于心不安。诚如局里的每个人，他急着把谎话说得天衣无缝。到第六天一早，纸卷下落的速度才慢了下来。有半个小时，气动管里什么也没有；然后落下一卷，又停了下来。几乎就在同时，各处的工作都已经完成。整个总局，大家暗地里全都深深吁了一口气。这了不起的工作终于做完啦，虽然任谁都不会提到它。如今，谁也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证明曾经跟欧亚国打过仗！想不到十二点钟，竟宣布部里的工作人员一律放假到明早。温斯顿还拿那公文包装着那本书，工作就放在两脚之间，睡觉就枕在身子下面；现在，他便提着公文包回了家。他刮了胡子洗了澡，尽管洗澡水温吞吞，他险乎就在澡盆里面睡过去。
他爬上查林顿先生的楼梯，全身关节咯咯吱吱不住地响。他累得很，可是已经不想睡。他打开窗，点起脏兮兮的煤油炉，烧一锅水准备煮咖啡。朱莉亚马上会来；他手里还有那本书。他坐到邋遢的扶手椅子上，解开公文包的带子。
这是本厚厚的黑皮书，手工装订，封面上没有书名，也不写作者。那字体看上去也显得不规范。书页卷了边儿，又容易掉页，看来经了许多人的手。扉页上面印的是：
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伊曼努尔·戈德斯坦著
温斯顿便开始读下去：
第一章 无知就是力量
有史以来，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结束开始，世界上就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他们还有许多进一步的差别，有不计其数的各种名字，他们相对的数量、彼此的态度也会因时代而不同，但社会的根本结构从来不会改变。即使是在一些大动荡、一些看来不可逆转的变化以后，同样的模式又会卷土重来，就像陀螺仪，无论我们把它推得多远，最后总会回到平衡点。
这三个团体，他们的目标全然是不可调和的……
温斯顿停了下来，主要想享受一下这事实。他是在读书呀，周围一片舒适与安全。他独自一人：墙上没有电幕监视他，钥匙孔没有眼睛偷看他，用不着神经兮兮往身后瞟，也用不着急着用手掩上书。夏日甜美的空气拨弄着他的脸。远处隐隐传来孩子们的叫声；屋里则是万籁俱寂，惟有座钟呢喃。他在扶手椅里再躺倒一点，把脚放在了围栏上。这真是天堂的福分，这真是永恒的福分。得到这样的一本书，准知道必得一遍遍读完每个字，往往会随便翻一页，就这样读下去--他便这样把书打开来，正好翻到了第三章。他就从这里读了下去：
第三章 战争就是和平
早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我们就能够预见、而且也确实预见到，世界将会分裂成三个超级大国。随着俄国吞并欧洲，美国吞并不列颠王国，现有的三个超级大国实际就已经出现了两个，这就是欧亚国和大洋国；第三个大国，东亚国，还要经过十年混战之后才会成型。三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边界划分，有些是随意指定，其它则视战争结果而定，但总体说来遵循地理上的界线。欧亚国包括整个欧亚大陆北部，从葡萄牙一直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占据了美洲，大西洋各岛屿（包括英伦三岛），澳大利亚和南部非洲；东亚国包括中国及其南部各国，日本诸岛，以及具体范围并不确定的满洲、蒙古和西藏大部。三者中东亚国面积最小，在西部，它的边界尚不明确。
三个国家联盟关系时有改变，但始终处于交战的状态，历时二十五年不变。但现在，战争已不再是二十世纪初期的那种必置对方于死地的斗争，它只有有限的目标：交战各方都没有毁灭对手的实力，没有发动战争的物质原因，也没有由于意识形态的实质分歧而造成的对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行为，或者对待战争的流行态度，已经不像以往那么残忍，更多骑士风度；相反，战争的歇斯底里从未间断，各国都概莫能外。强奸、抢劫、杀婴、奴役一类行为已经不足为奇，对俘虏的报复甚至发展到火烧活埋的地步；而只要这一切是出自己方而非敌方之手，那就是莫大的功绩。现在真正参与战争的，其实只有一小部分人，他们多数有良好训练，都是专业人士；战争导致的伤亡现在也相对减少。战事的发生，或者是在边界划分模糊不清的地方，人们只能凭想象推测它的具体位置；或者是在扼守海上战略要地的水上浮堡附近。在文明的中心地区，战争只是意味着一段时间的物品匮乏，偶而也会炸弹落地，小有伤亡。战争的特点实际已经发生变化，更准确地说，发动战争的各种理由的优先等级已经发生变化。二十世纪早期的大战中业已存在的一些程度较轻的动机，现在一变而为主要动机，获得人们的有意认可，成为行动的依据。
要理解现代战争的本质，--尽管每隔几年各国关系就会重组，但战争的本质并无变化，--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它并不能做到一锤定音。三个超级大国，即使其中的两个联手也不能完全征服第三国。它们彼此势均力敌，又都有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欧亚国有广阔的陆地做掩护，大洋国有浩瀚无际的大西洋和太平洋阻挡，东亚国的居民则生育力强，并且吃苦耐劳，这是第一。第二，从物质方面看，战争已经没有任何必要。这些国家都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消费协调一致，以前战争的一个主要诱因就是对市场的争夺，它现在不再发生作用；原材料的竞争也不再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三个超级大国幅员辽阔，无论什么时候它都可以在自己的疆域内获得所需要的几乎全部原料。倘若战争也有一个直接的经济意图的话，那就是争夺劳动力。我们以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香港为顶点画一个四边形，地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就在这块区域：它横贯各国，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长久地把它据为己有。而三国之间所以冲突不断，正是为了争夺这块人口密集的区域，此外还有北极地区。事实上，整个这一块有争议的地区迄今还没有落入过哪个国家的手里，它的部分区域一直在不停地变换主人。而各国的联盟关系所以会动荡不已，正是因为突然地撕毁协议往往是国家多占一块地盘的机遇。
这些有争议的地区都蕴藏有珍贵的矿产，部分地区还出产如橡胶一类的重要植物，这些植物如果是在寒带地区人工合成，花费昂贵得多。不过，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有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储备。无论是谁，只要控制了赤道非洲、中东各国、南部印度，或者印度尼西亚群岛，就控制了上千万、乃至上亿的廉价苦力。这些地区的居民，已经公开地沦落到奴隶的地步；虽然统治者走马灯式地变化，但这些居民的作用与煤炭、石油其实没有差别，都是在一场扩军、扩张、掠夺劳动力、再扩军、再扩张这种永远没有尽头的竞争当中充当牺牲品。有一点有必要引起注意：战斗从来没有真正越出这些有争议的地区以外。虽然欧亚国的边界始终在刚果盆地和地中海北岸之间伸缩，印度洋和太平洋诸岛屿一直由大洋国和东亚国轮番占领；虽然欧亚国和东亚国在蒙古境内的边界始终没有确定，三国都声称北极周围的广阔区域属于自己（其实它几乎无人居住，还根本没有开发），但各国力量大体保持了均势，核心的区域总能不受侵犯。此外，赤道周围的受压迫民族，他们的劳动力对世界经济实际并无贡献，他们并没有增加世界的财富，因为他们生产的物品只有战争这一种用途，而战争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能够在下一场战争中处于有利位置。被奴役民族的作用不过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力，加速这场持续不断的战争的进程；纵使没有他们，世界社会的结构，以及它得以维持的步骤，并没有实质的不同。
现代战争的基本目的，--这一目的，依照双重思想的原则，核心党的思想家们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就是把机器制造的产品消耗完的同时，避免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如何处理剩余消费品，就一直是工业社会一个潜在的问题。就目前而论，能够填饱肚子的人屈指可数，所以这个问题显得还不迫切；即使我们假定，已经发生的种种人为的破坏过程实际并无效果，这个问题依然不会那么迫切。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相比，今天的世界充满了贫瘠、饥饿和破败的景象；如果把它和当时人们所期待、设想的未来相比，就更加糟糕。在二十世纪早期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意识中的未来社会图景，无论是财富、闲暇、秩序、还是效率，都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那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由玻璃、钢铁和雪白的混凝土搭建起来的永不生锈的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且看来设想它们会继续保持发展势头也没有什么奇怪。但这终于没有发生，一部分原因在于长期的战争和革命造成的贫困，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取决于一种经验的思维习惯，而这种思维习惯由于社会的严格管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总的看来，今天的社会比五十年以前显得更加原始、初级。虽然某些落后地区获得了发展，各种设备--都是和战争以及警察的监视活动有关的设备--也进一步改善，但各种实验、发明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五十年代原子武器留下的创伤还没有完全复原，而机器所固有的缺点却依然存在。从机器最初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凡是有思想的人就都看到，人类繁重劳动的必要性，进而很大程度上人类不平等的必要性都已不再存在。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把机器用于这种目的，那么，只要几代人的时间，饥饿、苦力、污秽、文盲、疾病，就能够彻底消除。而且事实上，虽然机器并没有用来服务这些目的，但由于某种自发过程的作用，--由于财富的不断创造，这些财富有时想不分配都不可能，--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五十年时间里，机器确实极大地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
但很显然，财富水平的普遍提高威胁到了等级社会的存在，事实上就某种意义而言也确实对它造成了损害。现在，每个人每天工作不过几小时，吃饭已经不成为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住房，都有卫生间、电冰箱，还有汽车甚至飞机，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不平等最显著、也许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已经消失。财富一旦成为人人手中之物，它就会一视同仁。一个社会，它的财富分配如果在个人的财产和奢侈品方面遵循平均原则，同时权力又仍然保留在少数特权阶级手里，这样的一个社会在想象中无疑是可以存在的，但在实践中它却不可能长期保持稳定。因为如果人人都能享受到闲暇和生活保障，那么，通常是由于贫困而愚昧无知的广大人民群众就可以获得教育，可以学会自己思考。而一旦他们这么做了，他们早晚会认识到，掌握特权的少数阶层实际没有任何作用；他们就会把他们赶走。长远来看，一个等级社会必须建立在贫困和愚昧的基础上。二十世纪初有些思想家曾经梦想回到从前的农业社会，这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它不符合机械化的潮流，这一潮流在世界各地已经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而且，任何工业落后的国家，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也是没有希望的，它那些更为先进的对手必定会以各种直接间接的方式把它征服。
但是，限制产品产量，使人民群众处于贫困之中，这也不是让人满意的办法。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大致说来是在一九二○到一九四○年之间，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这种情况：许多国家允许经济陷于停滞，土地不再耕作，资本设备投资不再增加，人口大量失业，仅仅靠国家救济勉强维生。但这也造成了军事力量的削弱，而且，它带来的贫困显然毫无必要，因此必定会产生反对意见。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工业的车轮不停运转的同时又不增加实际的财富。生产必须照常进行，但产品不能分配。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惟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挑起战争。
战争中最本质的行为就是破坏，这种破坏针对的未必是人的生命，而是人的劳动产品。战争其实就是把本来可以让人民群众过上舒适生活、而且从长远来看可以提高他们智力水平的各种物质材料，用一种办法把它碾碎，让它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实际没有遭到破坏，但制造武器却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它可以一方面消耗劳动力一方面却不生产出任何可供消费的物品。比如，建一个水上浮堡，它所栓住的劳动力就可以造出几百艘商船，一直到它最后废弃，都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一丝一毫的物质利益；然后，再投入巨大的劳力来建造另一个浮堡。在原则上，每次策划战争，都是要把满足人们基本需要之外的剩余物品全部消耗掉，但实践中对人们的需要往往估计不足，以至于最后有半数生活必需品会长期得不到供应。但是这一点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有利条件。有一条精心设计的政策就是，即使是最受优待的阶层，也要使它生活在艰苦的边缘，因为只有这种普遍匮乏的状态才更显出一小撮特权势力的重要，并把不同团体之间的差别加以放大。根据二十世纪早期的标准来看，即使核心党的成员，他的生活也非常艰苦朴素，要承担繁重的工作。然而，他所能享受到的少量奢侈品，比如一套宽敞的、设备齐全的住房，质地优良的衣着，上等的食品饮料和烟酒，两三个仆人，私人小汽车或者是飞机，可以使他生活在一个和外围党党员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而外围党党员如果和我们称为"无产者"的底层群众相比，也有同样的便利条件。整个的社会氛围就像一个被围困的城市，能不能分到一块马肉就成为区别贫穷与富裕的标志。与此同时，由于人们意识到战争以及危险的存在，让一个小集团垄断所有的权力，在人们看来就是寻求生存的一个非常自然、不可避免的条件。
我们将会看到，战争完成了必要的破坏，而且是以人们心理上可以接受的方式完成的。从原则上说，要消耗世界上的剩余劳动力，建一些寺庙、金字塔，钻一些洞然后再把它们填上，再不就造出一大堆的商品然后付之一炬，都是很简单易行的方法。但用这种办法，只能为等级社会提供经济的基础，不能提供感情的基础。这里需要考虑的不是民众的士气，只要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工作，他们的态度如何并没有什么关系；这里需要考虑的是党本身的士气。虽然即使党内地位最低的成员，党也希望他合格、勤勉，在有限的范围内还要做到聪明，但他同样应该是一个容易轻信、愚昧无知的狂热信徒，心里由恐惧、憎恨、颂赞、欢跃的情绪支配。换言之，他应当具备一种适宜于战争状态的心智水平。战争实际是否发生并不重要，而且，由于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战争进展如何也无关紧要，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战争状态。现在，智力的分裂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是党的要求，而在战争气氛中也最容易得到实现。一个人级别越高，这一点就越明显。正是在核心党内部，一种战争的歇斯底里状态和对敌人的仇恨情绪才最为强烈。一个担任行政职务的核心党党员，总是不可避免地会知道某条战报是否捏造，他常常会意识到整场战争是个骗局：它或者根本没有发生，或者实际的目的与宣传的目的大相径庭。但是，他所知道的这一切，很容易通过双重思想的技术而不对他产生任何影响。同时，所有的核心党党员都怀有一种神秘的信念，坚信战争是确确实实发生了的，坚信最后必定会以大洋国获得胜利、成为整个世界无可争议的霸主而结束。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片刻犹豫。
核心党的全体党员都将这即将来临的胜利作为一种信念加以接受。它的实现方式，或者是逐渐扩大地盘，最终在实力上拥有压倒的优势，或者是发明某种无可匹敌的新式武器。对新武器的研制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今天，只有极少的一些活动可以为那些富于创造、喜欢思考的心灵提供表现的机会，而武器的研制就是其中的一种。从前人们所说的科学，在今天的大洋国已经不复存在，新话中找不到表示"科学"的词。以往的科学成果赖以实现的经验思维方式，与英社的根本原则是直接对立的；而技术进步也只有当它的成果可以以某种方式减少人类的自由时才可能发生。所有的实用艺术领域，或者停滞不前，或者大步后退。土地由马拉犁耕种，书籍是机器撰写。但在一些极端重要的事情上，也就是说在战争和警察的监视活动方面，经验的方法依然得到鼓励，至少能够被容忍。党只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全面征服整个地球，一个是一劳永逸地消灭独立思想。由此，党最为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在违背个人意愿的情况下发现他的所思所想，一个是如何事先毫无预兆地在几秒钟内处死数以百万的人民。如果说科学研究仍然存在的话，这就是它惟一的主题。今天的科学家，他或者是一位心理学家兼检察官，异常仔细地研究各种面部表情、动作、语调的真实含义，测试各种药物、震荡疗法、催眠术和酷刑的逼供效果；要不，他就是那一类化学家、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在自己的专业中关注的只是那些研究如何灭绝生命的分支领域。在和平部大型的实验室里，在巴西丛林的实验站中，在澳洲沙漠，在南极的无名小岛上，众多的专家小组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们中，有的只是考虑未来战争的后勤方案；有的从事设计，希望发明体积更大的火箭弹、威力更强的爆炸物、更加坚固的装甲板；有的在寻找新型的杀人毒气，寻找某种可溶药物，它的产量要足以毁灭整个大陆的植被，或者是寻找某些品种的致病细菌，它对一切抗体具有免疫力；有的想造出某种类似潜水艇的工具，可以在地底下穿梭而行，或者造出类似轮船那样可以脱离基地独立行动的飞机；还有的在做一些更渺茫的研究，比如能不能用悬挂在几千米高空的棱镜来把太阳射线聚焦，能不能利用地心的热能来人为制造地震和海潮，等等。
但这些项目没有一个接近完成，三个超级大国也没有一个占据实质的领先地位。更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三个国家都拥有一件比它们目前的任何研究所可能发明的武器都更加强大的武器，那就是原子弹。虽然原子弹最早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十年后又首次做了大规模的使用，党仍把这项发明列到自己的名下，这是它的一贯作风。那次的大规模使用，有成百上千的炸弹落在了许多工业中心，这些工业中心大多位于欧俄、西欧和北美。这一事件带来的后果就是，所有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都相信，再多几颗原子弹，就不可能再有组织完备的社会存在了，他们的权力也会随之结束。那以后，尽管没有正式达成过任何协议，也没有这方面的暗示，但各方都再也没有扔过原子弹。三国只是不停地制造，把它们储备起来，以防备他们相信迟早总会到来的那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与此同时，战争艺术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几乎保持不变。虽然直升机使用得比以往更加频繁，轰炸机大半已被自动推进的投弹取代，而易被击沉的军舰也让位给了几乎不沉的水上浮堡，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进展。坦克、潜艇、鱼雷、机枪，甚至步枪还有手榴弹都仍在使用。尽管报纸上、电视上不断报道着屠杀的消息，但早期那种动辄几周之内就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伤亡的殊死决战，现在看不到了。
凡是风险很大的策略，三个超级大国都是不肯去尝试的。如果有什么大的举动，那往往是对盟国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三国实际采取的战略，或者声称自己采取的战略，都如出一辙。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通过战斗、谈判、适时的欺诈等种种手段并用，夺取一批环绕敌国四周的基地，然后再和该国签定友好条约，维持一段时间的和睦关系，以便完全打消对方的疑虑。在这期间，装载有原子弹的火箭在所有的战略要塞集中，最后一齐发射，它的破坏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再给敌国还手的机会；然后再和余下的那个大国签定友好条约，为下一次的攻击做准备。根本不用多说大家也知道，这种计划是白日做梦，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此外，战斗实际只发生在赤道和北极周围那些有争议的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对敌国的入侵。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各超级大国之间的边界划分得那么随意。举个例子，欧亚国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占英伦三岛，这些岛屿地理上就是属于欧洲的一部分；而大洋国也可以把它的边界推进到莱茵河、甚至维斯杜拉河。但这么做会违背一项虽然没有明确阐述、但一直为各国恪守的原则，那就是文化统一性的原则。如果大洋国要占领以前被称为法国和德国的地区，它就必须或者完全把当地居民斩尽杀绝，--这在实际上困难重重，--或者它就需要把多达一亿左右的人口完全同化，而这部分人口就技术发展而论与大洋国处在同一水平。这是三个超级大国都要面临的问题。从它们的结构看，有一点是绝对必要的，那就是除非是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与俘虏或有色奴隶发生接触，与外国人不应该有任何接触。即便是现在的盟友，也要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它们。大洋国的平民百姓所见到的欧亚国或者东亚国的公民，只有战俘；他还不能学习任何外语。如果准许他接触外国人，那么他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与他同类的生物，发现以往他所得到的关于他们的知识都是谎言。他所生活的密封世界就会被打破，他赖以维持自己斗志的种种恐惧、仇恨和偏执就会烟消云散。各方都从中认识到，无论波斯、埃及、爪哇、锡兰会多么频繁地变换主人，在主要的一些边界上，除了炸弹以外是不能再有任何东西穿越的。
这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虽然没有大声宣布、但彼此都心照不宣、成为行动的准则的事实，那就是，在这三个超级大国，生活状况几乎一模一样。大洋国盛行的哲学叫英社，欧亚国叫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叫一个中文的名字，它通常译成死亡崇拜，也可能叫灭己更好一些。大洋国的公民从来不能知道其它两种哲学教义，他所受到的教育只是让他去憎恨这两种教义，把它们看作对道德与常识的野蛮的践踏。实际上三种哲学几乎难以分辨，而它们所支持的社会制度也根本没有区别：无论哪里，只要有相同的金字塔式结构，就会有相同的对半具神性的领导人的崇拜，相同的靠战争维持和为战争服务的经济。由此可以推出，三个超级大国不仅不具备征服对方的能力，而且这么做它们也无利可图。相反，只要它们始终处于冲突之中，它们实际就在相互支持，就像三捆靠在一起的玉米棒。而三国的统治集团也和往常一样，对自己正在做什么是既了解又不了解。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征服的事业，但他们也知道战争的久拖不决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同时，既然不用担心有被敌国征服的危险，闭眼不看现实也就没有什么发现，而这正是英社、也包括它敌对的思想体系的一个特征。这里有必要重复一句上面提到的观点，那就是，战争一旦变成持久战，它就改变了自己的本质特征。
在以往，战争从定义上看，就是某种迟早会结束、往往会决出胜负的事情。在以往，战争还是一种使人类社会与现实保持联系的主要手段。任何时代统治者都会想把一套错误的世界观强加给追随者，但他们绝不可能鼓励一种会损害军事效能的幻景。只要军事的失败意味着丧失独立地位或者其它一些一般认为不好的结果，那就必须采取严肃认真的防范措施。实实在在的事实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哲学、宗教、伦理、或者政治上固然可以说二加二等于五，但设计枪炮飞机的时候它们就只能等于四。不讲求效率的民族迟早总会被征服，而要追求效率就要把一切不真实的幻想抛开。此外，追求效率就必须能够学习以往的经验，这意味着对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要有较为准确的看法。报纸、历史读物当然都免不了经过涂改、带了偏见，但今天人们所做的那种伪造工作却是不可能在从前找到的。战争是使人们保持头脑清醒的一种安全保障，对统治者而论，这也许是一切保障中最重要的一种。战争非胜即败，统治阶级不能全然不负责任。
但当战争确实变成持久战以后，它的危险也就消除了。战争一旦成为持久战，也就不存在所谓军事的需要了。技术进步可以停止，对最明显的事实也可以矢口否认，或者视而不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可以算是科学的研究仍然在进行，目的还是为了战争，但究其本质不过是一种白日梦。它们毫无收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效率不再需要了，哪怕是军事的效率。在大洋国，除了思想警察没有什么是有效率的。既然三个超级大国都不能被征服，它们就都可以算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里面无论怎样对思想歪曲篡改，都可以畅通无阻。现实只是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要中才表现自己的力量，这包括衣食住行的需要，避免误服毒药或者从高楼失足落下的需要，等等。生与死，肉体的快乐与痛苦，它们的差别依然存在，但仅此而已。现在，大洋国的公民与外部世界、与历史都失去了联系，他们好像星际的旅行者，无从判断上下左右的方向。在这样的国家，统治者可以掌握连法老和沙皇都望尘莫及的绝对权力。当然，他们也要避免由于追随者大批饿死而带来不便，要保持与敌人相当的低度的军事技术，但只要满足了这些最低条件，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歪曲现实。
因此，如果我们用从前的标准来判断，现在的战争不过是一种假象。这就像有些反刍动物，它们打架的时候头上的角故意竖向一个不可能伤害到对方的角度。但战争不够真实不等于说没有意义，它消耗了所有的剩余消费品，有助于维持等级社会所必需的那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以后我们会看到，战争现在纯粹是内部事务。在历史上，虽然各国的统治集团都意识到他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都限制战争造成的破坏，但他们之间的战争还是实实在在的，胜利者一般都把战败者劫掠一空。但在我们的时代，他们根本不交战，战争是统治集团用来对付它的臣民的，战争的目的也不再是疆土的攻防，而是保持社会结构的原封不动。因此，现在"战争"一词越来越让人产生误解。如果说战争在变成持久战之后就不再存在，倒可能是更为准确的说法。人类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到二十世纪一直承受的这种特殊的压力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有截然不同的东西取代了它的位置。即使三个超级大国都同意放弃战争，永远和平共处，每一方在自己的边界内都不受侵犯，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永远不会受到外部威胁的刺激。事实上永久的战争就等于是永久的和平。这一点，虽然党的大多数成员都理解得极为肤浅，却是党的那句口号"战争就是和平"的本质含义所在。
温斯顿停了一下，没有接着读。远处什么地方，炸了一颗火箭弹。在没有电幕的房里，独自一人读禁书，这天堂般的感觉还没有消逝。这种与世隔绝，这种安全无虞，都是实在的感觉呀；其中还夹杂着身体的倦意，椅子的松软，窗外吹来的微风轻拂在脸上。这本书叫他着迷，更准确地说，它叫他安心。在某种意义上，它未曾说出什么新东西，然而这一点同样吸引着他。它说的是他想说的话，若把他那些零碎的思想整理成形，大抵上也便是这样。写这书的人，思想与他很相像，只是远比他有力，远比他系统，远比他无所畏惧。他觉得，最好的书，便是说出了你已经知道的东西。他刚刚把书翻回第一章，就听见朱莉亚咚咚地上楼梯。他站起身来迎接她，她把棕色工具袋丢在地上，便投进了他的怀抱。他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面啦。
待他们松开后，他便说：
"我搞到了那本书。"
"是么，搞到了？好啊，"她显得没什么兴趣，马上跪在煤油炉前，开始煮咖啡。
他们在床上耽了半个小时，才又说起了这件事。夜晚凉得很，得用床罩盖在身上。楼下传过来熟悉的歌声，和鞋子在石板地上的拖拉声。温斯顿第一次来时见的那红胳膊壮女人，简直成了院里一个固定的部分。白天里不管什么时候，她老是在洗衣盆跟晾衣绳之间来来去去，嘴里要么咬着衣服夹，要么就开始唱小调。朱莉亚躺在她那边，看上去已经昏昏欲睡。他把放在地板上的书拿起来，靠着床头坐好。
"我们得读读这本书，"他说。"你也得读。兄弟会的会员都得读。"
"你读罢，"她眼睛都没睁开。"大点声。这样最好啦。你还能给我讲。"
时钟指着六点，这是十八点啦。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耽在一起。他把书放在膝头，开始读起来：
第一章 无知就是力量
有史以来，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结束开始，世界上就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他们还有许多进一步的差别，有不计其数的各种名字，他们相对的数量、彼此的态度也会因时代而不同，但社会的根本结构从来不会改变。即使是在一些大动荡、一些看来不可逆转的变化以后，同样的模式又会卷土重来，就像陀螺仪，无论我们把它推得多远，最后总会回到平衡点。
"朱莉亚，没睡罢？"温斯顿问。
"没，亲爱的，我听着哩。读罢。写得真好。"
他便接着读下去：
这三个团体，他们的目标全然是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维护自己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和上等人交换位置；下等人，当他们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下等人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过多地受到繁重工作的摧残，对日常生活以外的任何东西都只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意识，--那就是取消所有差别，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因此贯穿整个历史的，始终是一场主要轮廓大体相似的战争，它周而复始，一遍遍地发生。有很长时期上等人看来一直是高枕无忧的，但迟早都会有那么一天，他们或者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或者失去了有效统治的能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于是，中等人就假装告诉下等人说他们是在为自由、正义而战，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推翻上等人。中等人一旦目的达到，就把下等人推回到原来的奴役状态，自己做了上等人。不久，这两派人中有一派（或者两派同时）分裂出一个新的中等人派别，斗争重新开始。三派中，只有下等人的目标哪怕是暂时地实现都从来没有过。如果说整个历史没有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那可能是夸大，即使在今天这么一个衰退的时代，一般人在物质上也比几百年前要好。但是任何财富的增加，行为方式的文雅，改良，或者革命，都没有使人的平等往前迈进哪怕一小步。在下等人看来，一切的历史变革，改动的无非是主人的姓名。
到十九世纪末，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这一反复出现的模式。于是就有各种学派的思想家把历史看成循环的过程，声称不平等是人类生活不可更改的法则。当然这种学说在过去就一直有自己的支持者，但现在它的表述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过去，一直只有上等人才宣称我们需要一个等级制社会，它的鼓吹者包括国王、贵族，以及依附他们的教士、律师等等。一般它还会许诺在死后的想象的世界里一切会得到补偿，以使自己更加动听一些。至于中等人，以往只要他还在为权力斗争，就一直会利用自由、正义、博爱这类字眼；但现在，那些还没有掌权但在觊觎权力的人们开始攻击人类友爱的概念了。在过去，中等人以平等为旗帜发动革命，旧专制一推翻马上就建立新的专制；而现在新的一派中等人实际不等到那时候就宣布了自己的专制。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早期出现的理论，是从古代奴隶起义以来一直延伸到现在的思想之链上的最后一环，它没有摆脱历史上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大约从一九○○年以后，各种社会主义的变形都公开放弃了建立自由平等的目标。大洋国的英社运动，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东亚国中一般所称的死亡崇拜运动，这些都是本世纪中叶新兴的运动，它们都有意地把实现不自由、不平等作为目标。这些新兴的运动当然都是从以前的运动中脱胎出来，往往保留了原来的名字，以原来的意识形态为幌子，但它们的目的都是要在一个选定的时刻把进步阻挡，把历史凝固。我们常常看到的钟摆现象又要发生、然后停止。与以往一样，上等人被将要作上等人的中等人推翻，但这一次，由于有意识地运用了某种策略，上等人能够保持自己的地位永远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