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当上师长，张作霖就去拜访了日本关东都督（关东军司令前身），说了一大通好话。无非表明两层意思，一层是自己对日本有好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另一层意思是“我办事你放心”，一副惟命是从的样子。
《正面抗日战场》：第一章 闯关东 玩的就是忽悠（2）
拜完军人，还得拜政客。老张随后又主动联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表达的意思也差不多，只是更加声情并茂一点。
如前所述，老张的热情，起初并没有能够打动这些日本军政要员的心。道理很简单，那时候上门来拍马屁搞投机的人太多了，都排着队拎着烟酒来的，比张作霖更大的官也没少见。
老张走后，他们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又一个投机取巧的。随后便把老张的名片顺手扔进了废纸篓。
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等到发现宗社党也不行了，日本人终于意识到张作霖还是有几把刷子的，于是逐渐达成了共识：要扶就得扶这样的实力派。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老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很为从前漠视这位主动送上门来的“亲日派”感到悔恨，一咬后槽牙，便开始下血本了。
民国十一年（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在与直系吴佩孚的角力中，张作霖吃了败仗，不得不退回关外。这是他第一次入关争霸的尝试，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不过老张没有气馁，他转而实行“精兵主义”，计划通过“整军经武”（整训部队）来提高部队的档次，以图东山再起。
部队好不好，武器很重要。鉴于中国连年战乱不休，为了避免战火越燃越旺，危害到各自的在华利益，当时各国都有约定：你甭管帮哪家，一个原则，不能卖武器给中国。
当然了，约定归约定，私下里怎么干那是另外一码事。
日本在奉军“整军经武”的第一年就卖给张作霖100万军火。第二年，运至东北的军火数整整翻了三倍，达到300多万。由于张作霖不能直接从欧美进口武器，日本还搞了一个代购，先自己从意大利购进1万支枪，12门炮，然后再转卖给奉军。
这么个倒腾法，已经不是光打打擦边球的事情了，大家又都不是傻子，哪里会一点都看不出来。闲话一多，日本人觉得老是这样偷偷摸摸的终非长久之计，所谓“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这么着吧，我投资，给你盖兵工厂。
东北兵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和工程师全部都来自于日本。那时除了清末张之洞搞的汉阳兵工厂，整个中国还没几座像样的兵工厂，无论哪门哪派，其武器大多需要依赖于进口。与他们相比，奉军顿时优势立显。
除了武器，日本还在奉军中派驻军事顾问。当然这些家伙本身就居心叵测，业余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奉军中剌探军情，物色和培养亲日军官。
张作霖虽然得到过日本的帮助，但双方关系很早就埋下来了裂缝。最根本的争执点即在“满洲权益”上面，而所谓的“满洲权益”，又主要来自于袁世凯签下的“二十一条”。
民国建立之后，满蒙仍然划入中国版图，这让日本人大为泄气。既然一口吞不下，只能慢慢嚼了。为此，他们盯上了袁世凯，并把他们对中国的野心和对满蒙的企图，一块打包，弄出了一个“二十一条”。
《正面抗日战场》：第一章 闯关东 玩的就是忽悠（3）
近人述及袁氏，一个最恰如其分的评价就是，此人不学有术，而且很有术。当年，他被日本人揿着脑袋签“二十一条”实属无奈之举，但也没少用“术”。
老袁先拖。早在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就竭力拖延谈判时间，本来一个礼拜开五次会，偏开三次，每次谈判都要“请茶”，导致会议不浪费两三个小时都没法进入正题。
最后日本人火了，向北洋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不签字，即宣战。当时日本以向德国宣战为借口，已经出兵占领山东，宣战威胁并不只是口头讲讲。反正打德国是打，打你中国也是打。
北洋政府认为，至少在十年之内，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在限期到来的最后一个小时内，中方代表不得不低首签字。字是签了，但老袁却从侧面着手，耍上了“阴招”。
事前，日本曾要求整个过程必须“绝对保密”。袁世凯却根本没给日本人保密，他通过有意制造“泄密门”，把这件事弄得满城风雨，国内国外无人不知。
这下可好，先别说国内因此风起浪涌的爱国运动，列强首先不干了，说好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你现在要独吞中国，把它作为你的“保护国”，这事做得也太不地道了。
结果，明明签了字的文件却无法执行。
日本人恨死了这个袁大头，自此便积极支持倒袁。史学界甚至有一种意见，认为后来袁世凯在“称帝丑剧”中的败亡，很大程度上缘于日本的“强力倒袁”。袁世凯自己也心知肚明，所以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我的死）为日本去一大敌”。
“二十一条”共有五大项，与“满洲权益”直接相关的，是第二项。该项条款除把南满铁路和旅大的租借延长至99年外，还要求日本在满蒙拥有各项特权。
日本人把援助张作霖，作为实现和扩大“满洲权益”的一个捷径。在他们看来，双方是债主和债权人的关系，今天给你一点利，明天就可以向你收高利货。
但是老张却不这样想，他认为大家是合作的关系，江湖朋友，兄弟一场，你拉我一把，我记在心里，有机会就回报你一点，也不欠你情，但你不能永远得寸进尺，无休无止，甚至跑到我家里来，动我家产的念头。
这种矛盾冲突在张作霖入主中原后达到了顶点。
《正面抗日战场》：第一章 闯关东 玩的就是忽悠（4）
民国十三年（1924年），张作霖再次挥师入关，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举击败了吴佩孚。自此，在北洋政府内部，奉系独掌政权。
这称得上是张作霖一生事业辉煌的顶点。一个差点被冻死在雪地里的流浪儿，一个居无定所声名狼藉的红胡子，经过不断努力，终于“闻达于诸侯”，成了万人仰望的“张大帅”。
闭上眼只听见，岁月如风在心间。
可是日本人却把张作霖的成功完全看作是他们的功劳。陆相宇垣一成（陆大第14期）甚至说，现在有很多笨蛋，以为张作霖掌控北京政权是老天照应，“天佑之福”，真是个大笑话。要不是我们“暗中给张以相当之支持”，哪里会有这么好的局面呢。
与此同步的，就是对张作霖索要的价码在级级攀升。
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发生郭松龄倒戈事件，奉天危急，张作霖面临着下野或被杀的危险。情急之下，他从关东军中雇用了62名炮手，并借用了大口径重炮，这才挽救了局势。不过在这件事结束后，他马上就登门酬谢，专门拜访了日本关东厅长官和关东军司令，并拿出一笔钱打赏了帮他出力的日本军人。
老张认为自己欠的人情应该还掉了，感谢的话也说了，钱也给了，已经仁至义尽。可是日本人却抓住这个事情不放，很快又扯到“满洲权益”上去了。
这个时候的张作霖身份有了很大不同，已经不是原来单纯的“东北王”了。特别是入主中原后，他有了更多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而且他也很清楚，如果无限制地答应日本的要求，不光对国家安全是一个威胁，也会对他的个人声誉带来致命伤害。后者甚至可能让他失去争夺北洋领袖的资格。
他因此私下对别人说，我过去做胡子不要紧，不过是三百六十行之外，找碗饭吃吃，但如果被别人骂成“卖国”就不一样了，那是子子孙孙都要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的，万万使不得。
他一度想学他的老对手吴佩孚的样子，依靠英美来制衡日本，但在见效不明显，日本人又逼得太紧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继承“北洋传统”，明的搞不过，暗里使绊子，同时还加上了一点东北特色的“忽悠”。
通过一次次谈判，表面看来，日本得到的实惠确实不少，比如放宽移民限制，取得东北的土地商租权和内地居住权，又比如在东北增设日本领事馆。这都是“二十一条”上明确要求的特权，只是一直没有实际兑现过。当得知张作霖在这些条款上松口时，日本人最初也颇为之狂喜了一阵，晚上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
《正面抗日战场》：第一章 闯关东 玩的就是忽悠（5）
第二天醒来，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原先想得挺美，要通过扩大移民的办法，今天二十万，明天五十万，后天一百万，最后使东北的汉人变成少数民族，日本人则成为社会主流，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东北变成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没曾想，你快，别人更快。人老张就是闯关东的后代，搞移民？谁怕谁。
在他的暗中支持和鼓励下，汉民闯关东的速度和人数顿时以N倍增长，从内地省份一车皮一车皮地涌入关内的人们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而且，个个跑得飞快，愣是把拖着木屐走得慢慢腾腾的日本人给甩在了后面。
更惨的是，等他们好不容易移了过来，竟然发现无房可住。原因是奉天政府发了一条非正式命令，禁止中国人租房给日本人。所谓非正式命令，是相对于正式命令而言的，说穿了就是当事人心领神会，却又让旁人抓不到任何把柄的东西。
依我看，这招最狠。
南方人体会不深，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能听到牙缝里直冒冷气。
上个世纪早期的全球温室效应还没现在这么严重，不用说，东北的那个气候……
日本人并非个个都是传说中的忍者神龟。于是，十分不堪。
这时候，老张躲在屋里嘿嘿地笑了起来：小样，还治不了你了。
想把咱老张当枪使，咱老张就把他当枪使。想糊弄咱老张，咱老张就把拐做成轮椅再卖给他。
东北二人传的智慧原来是有历史渊源的。
《正面抗日战场》：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第二章由赌始，由赌终
张作霖由赌起家，在离开北京前，他同样赌了一把。与此同时，想要谋害他的关东军也赌了一把。这是一场生命的赌博。
对于日本人来说，本来印象中应该很好使唤的张作霖已经渐行渐远。原因嘛，不外乎还是那条——这个厨师不看菜谱看上兵法了！
决不能就这么算了。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退役的大将田中义一（陆大第8期）组阁，在亲自兼任外相后，立即宣称要采取“积极对华政策”。
怎么个“积极”法呢，3个月后的东方会议给出了答案。
就在这次会议上，具体确定了下一步要采取的对华政策，那就是光搞点外交抗议等不痛不痒的小玩意不够了，要开始动拳头。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国内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这就是第一次北伐战争的开始。
此次北伐由国共两党联合发起，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先统一两广，随后一鸣惊人，竟然把北洋军阀中号称能战的吴佩孚都给打垮了。
通过观察，日方认为，北伐军是一支由黄埔精英组成的新式军队，已具有“党军”雏形，与北洋军队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仅仅军纪一项，直奉两军就差得很远。虽然张作霖前面还有一个孙传芳，但只要北伐军打过去，孙传芳是挡不住的，那样的话，奉军也可能要输，一输没别的招，准是又要退回关外。
奉军重新回满洲后，鉴于张作霖以往“没义气”的表现，他还是不会对我们日本让步。怎么办？
与会的关东军代表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缴械！
在山海关那里，就把奉军的武器都缴掉，让张作霖变成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牙齿都没了，就算放他回满洲，还不是我们想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此，涉及“满洲权益”的问题就可以“一气呵成地解决”。
于是，缴奉军的械得到田中的认可，被写进了东方会议的决议内容。
另外，对广州政府发起的北伐，他们也非常忌惮，视之为“严重的问题”，提出至少要把北伐阻止在华北。
日本人还没动手，革命阵营内部却先出了问题。
《正面抗日战场》：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话不投机（1）
话不投机
缘于国民党忽然翻脸不认人，搞了一个“四一二”政变，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共产党动起了刀子。此举无异于自伤羽翼，使北伐力量大为削弱。四个月后，北伐军会攻徐州遭到失败，至此，第一次北伐终于以光荣开始，以灰头土脸收场。
失败了就要有人承担责任，所谓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负责军事指挥的一共四个人，除了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外，还有白崇禧、何应钦、李宗仁。
让谁出局呢？大家都望着老蒋，领头的是素称最能打仗的“小诸葛”白崇禧。
老蒋脸上挂不住了，他看看何应钦，因为李白都属于桂系，只有何应钦算是能跟他穿一条裤子的。
悲哀的是何应钦却把脑袋低了下去。
真是伤心。老蒋一跺脚，只好走人。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那就在离开以后好好享受一下吧。
老蒋跑到日本去了。这世上的好事，除了当官，还有娶老婆。
后面这件事干得很漂亮，到宋家一提就成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眼看就可以抱得美人归。老蒋志得意满之余，开始办一件对他的未来更具特殊意义的大事。
他在东京遍访政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与日本首相田中的会面。
虽然这时他的身份已是平民，但谁都看得出，此辈重新上台只是早晚的事。日本人对此也心中有数，要不然贵为国家总理，日理万机还来不及呢，有什么时间跟你一小小百姓唠嗑。
当年孙中山创立国民党，搞国民革命，日本是支持的，像犬养毅、头山满这些政坛大佬，都跟先行者是老朋友。老蒋理所当然地认为，日本会继续支持他北伐。可是他失望了，因为田中兜头浇来一盆冷水。
田中说，你们不是已经打到南京了吗，知足吧，统一长江流域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再往北边去呢（“何以急急北伐为”）？
老蒋的心立刻凉了。
《正面抗日战场》：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话不投机（2）
不北伐，统一全国，国民党如何坐得天下，这日本人什么意思啊？
随后，老蒋就举太平天国失败的例子，说他们不是也进了南京城吗，可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清朝给灭了，北洋政府也一样啊，我不灭他，他就要灭我。
甚至在谈话中老蒋还不惜触及对方的利益：中国不统一就没法安定，你们是靠得很近的邻居，自然也安稳不了（“固为中国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
然而，老蒋注意到，不管他费多大劲，田中始终不改初衷，一听到“统一”这两个字，就像被蛇咬了一样，脸色立刻就变了（“辄为之色变”）。
没法谈下去了。真是失败。
其实双方都已摸到对方的底牌，那就是“统一中国”。
概而言之，日本鼓励中国分裂，不希望统一。在他眼里，中国是块大饼，只有拆分开来，才便于更好地下嘴。作为以强势自命的日本首相，田中宁愿和自己打交道的是两个割据南北的诸侯，而不是一个统一了的中央政权。
不光是田中这样想，当时的日本军政两界都有这样的“危机感”，即无论谁统一中国，都会以一个新的主人面孔来对待日本，张作霖就是一个现成例子。较之北方政府，南方政府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这趋势，它那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迟早有一天也要落到日本头上，以后必然会牵涉到“满洲问题”和“收复失地”。
这次失败的谈话，让老蒋如鲠在喉，认识到田中“毫无诚意”，中日今后将没有“合作之可能”。
日本人的眼光没有错。只是转个身的工夫，老蒋就完成了华丽转身。回来的时候，比走之前还风光。除继续担任三军总司令外，同盟者中又多出了冯玉祥和阎锡山，北伐势力更为强大。
民国十七年（1928年）4月，蒋、冯、阎、李四兄弟联手组织二次北伐，他们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号召，对奉军发动进攻。
没有任何意外，日本人也出手了，这就是“济南惨案”。
《正面抗日战场》：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济南惨案（1）
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的影响和后果让中日双方，包括南北政府都始料未及。
二次北伐，北为冯阎，南为蒋李，都想抢入京的第一功。老蒋更是急如星火，恨不得立马就占领北京，在国人面前好好地表一表功，过一过领袖瘾。
最快的当然是坐火车。当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平汉线，一条是津浦线，从老蒋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比从津浦北上更近的了，直接从南京这里就可以上车，而从平汉走还要弯弯绕，到武汉去坐车呢。因此，他宁可让李宗仁从平汉走，他则沿津浦一线，那样的话，老李就是生出两条腿来也跑不过他。
但是另一方面，技术问题很简单，政治问题却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因为日本在山东的利益比较集中，驻的兵也多。他们把北伐军经过山东特别是济南视为侵犯其“帝国利益”的表现。
早在第一次北伐时，日本就曾出兵干涉。只不过那次北伐军因为打了败仗，没能进入山东。现在是第二次北伐，会不会遭到干涉呢，对于这个问题，老蒋也考虑到了。
自从国共彻底决裂后，国民党跟苏联的关系算是没得救了，由于闯入了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圈”，和英吉利也红了脸，至于美国，提也不要提，那时候就是美帝国主义，国民革命要打倒的主要目标，两只老虎中的一只，岂能跟它做好朋友。
但是出门在外，江湖险恶，总得有一个朋友或者是靠山吧。
前面说过了，老蒋下野后就在日本为他复出打基础了，其用意就是想把日本拉过来靠上一靠，但是田中的回答却让他大失所望。
不过他这时候仍然对日本有所期待，日本人说要反共，他也反共，在思想上没有什么不同啊。
在内心里，老蒋虽然已不再指望日本能全心全意地帮国民党，却看不出这些人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拆他的台。
现在过济南，他就提前打了声招呼，探了探日本人的口风。日本驻南京公使馆武官辅佐官佐佐木到一（陆大第29期），给他吃了颗定心丸：田中首相让我给您带话，日本政府不会阻止北伐军的行动，请您放心。
首相都让我放心，那我还怕什么。
这次不仅要让自己的部队第一个进京，还要亲自率队。
为防万一，老蒋顺手把佐佐木哄了过来，带在身边，跟自己一道北上。让他没有料到的是，日军竟然“先发制人”，把第6师团（熊本师团）都派了过来，双方冲突大爆发时，什么佐佐木之类全不顶用，连他自己都差点被日机扔下的炸弹给终结掉。
《正面抗日战场》：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济南惨案（2）
老蒋真是太急着上北京城吃糖葫芦了，他可能已经忘记去年田中在东京对他说的话了：“何以急急北伐为”。
田中承诺的是，他不会阻止北伐军在南方行动，可要是过山东到华北去，那他就断不会感到高兴了。
你得看看人家是靠什么招徕生意的——积极，连自己的“软弱前任”都曾派兵到济南，他田中能站在一旁看风景吗？
至于进济南的日军为什么表现如此疯狂，则是因为他们的“敬业精神”还远远超出了田中的要求，田中让他们阻止北伐军过济南即可，他们却想通过此举好好地吓一吓中国人，甚至欧美人：让你们不听话，说不能过界就是不能过界。
老蒋受惊之余，把那个佐佐木叫来，当着面狠狠地训了一顿，说我们革命军今后恐怕不能再跟你们日军做朋友了（“不能提携”）。
话虽狠，手却不敢辣。老蒋吃了暗亏后，只好“忍辱负重”，命令在济南的北伐军后撤并退到徐州以南，其他后续部队则绕济南而行。
人皆道老蒋就吃了这么一个亏，其实远不止如此，由于大部队不能北上，他只得放弃了统率亲兵进北平的计划，把华北的活交给了冯阎，如此，日后北伐即使成功，其对北方的实际影响力依然微乎其微。
咬碎牙还得和血吞，这个滋味太难受了。老蒋至此把最后一点打算沾日本光的幻想都丢掉了，什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暂时往后摆摆吧，置于首位的是“国耻”。内政如此，外交也全面转变风向，开始与曾经最不屑的美国靠拢，至于以前颇不待见的“帝国主义老巢”国联则成了投状纸的首要选择。由于变化太快，当时连老蒋的盟兄、外交部长黄郛都因此被抛出局外。
不是黄郛犯了什么大错，而是他在老蒋心目中已失去了“价值”。老蒋本来是靠他来办对日外交的，既然国民党有意跟美国套近乎，那就得换英美派的来，此人就是继任的王正廷。
当时中日关系紧张，老蒋病急乱投医，希望赶紧拿老美这张虎皮来吓住日本人，造成彼方如果逼迫太急，美国要来撑腰的假像，所以根本顾不得什么兄弟情份，亲自给黄郛发去一份电报，让他从外长的位置上下来，而且赶快下（“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
黄郛目瞪口呆，卸下官职，含着眼泪上了莫干山。
“济南惨案”对老蒋剌激之深，可谓无以复加。很多年后，一直被锁在档案中的蒋介石日记终被解密。人们在里面看到了一些老蒋先前“不能说出的秘密”。
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下了三个字：“不抵抗”，但以后的每一天他都要加写两个字：“雪耻”，并且还要额外弄一个金点子出来，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
《正面抗日战场》：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息战对外（1）
息战对外
“济南惨案”发生后，由张作霖主政的北洋政府亦大受震动。当日军在济南与北伐军大打出手时，奉军并未乘势而上，而是选择了迅速撤出山东。
当时在北洋军人中带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是，不能再打下去了，大家你斗我，我斗你，最后只会让日本从中渔利（“国内政争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应该采取的办法是“速息内争，一致对外”。
可是北方说喊停，要是南方仍不罢休怎么办呢？
不管它，我们未战就先赢得了“公理”，到时候即使出关也有面子了。
这一意见首先得到了在河北前线负责军事的杨宇霆、张学良的支持，不过他们提出，为免过度剌激日本人，最好不要公开提“对外”这两个字（“万勿倡言对外，致激日方之反噬”）。
老大张作霖深以为然，拍案定调：就这么办！
民国十七年（1928年）５月９日，张作霖主持的北京政府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息兵”，同时命令前线奉军后撤，以便让南京政府能够腾出空来对付日本人。
日子是老张特地选的，十三年前的这一天，袁世凯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从此它就成了中国的国耻日（即“五九国耻”）。老张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他要用此举来为北洋军人正名，洗刷过往之耻。
由于通电里没有“对外”这一条，当时日本政府只是认为张作霖在关内扛不住了，便又动起了趁火打劫的念头，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老张答应“满蒙新五路”。
提起这个事情，还说来话长。
在张作霖入关后，趁着他不在奉天，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茂曾找到奉天省长，要求东北方面立即停止自筑铁路，实在要筑也行，那得借他的款，受他的制约。
要是我不干呢？
那就对不起了，我的南满铁路就再不会帮你运一个兵。
老张从奉天省长那里接到报告后，大怒：你不让我自筑，我偏要自筑。
见总领事碰了壁，田中以为是规格还不够，就又派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上场。芳泽走的是正规渠道，他向张作霖提交了一份“满蒙觉书”（也就是满蒙备忘录），要求老张对满蒙“一切悬案”来个一揽子解决。
老张哼了一声，我现在是全国大元帅，管的是全国的事，满蒙属于地方，你应该找地方办理才对。
《正面抗日战场》：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息战对外（2）
芳泽脑子死，他回来后，还傻乎乎地真准备去找奉天省交涉。没想到这次人家省长都没用露面，群众就把芳泽给吓跑了——奉天爆发了2万人的反日示威大游行。
用爱国运动来对日方施加压力，那也是老袁在世时就用过的招数。
吉田和芳泽两个人都铩羽而归，把一个人急得顿足大叫：你们一个太急躁，一个太笨蛋，还是看我的吧。
此人是满铁（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山本条太郎。
满铁有政治机关的性质，但外面打的招牌就是一个纯经营机构。有了这个面具作掩护，山本便采取了“人性化”交流手法，派多年在张作霖身边做顾问的两个人去进行“秘室交谈”。
两个日本顾问带去的就是“满蒙新五路”方案，也就是由日本借款给中方，以便取得五条铁路的修筑和控制权。
为什么叫“新五路”呢？因为原先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签过好几个“满蒙五路”或者“满蒙四路”方案，但从老袁开始，北洋政府的头头脑脑们就萧规曹随，一个比一个赖皮，实际上半条路也没筑成。
轮到张作霖成了“东北王”，日本就跳过北京政府和老张谈。老张很清楚，如果他不答应这些条件，就拿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就同意开工。可是让日本人始料不及的是，老张仍然采取了和当年袁世凯别无二致的做法，这边答应你筑路，那边他自己也筑路，而且好几条还与南满铁路成“平行线”，等于抵消了满铁的作用，同时使后者在经济竞争中也失去了原有的垄断地位。
日本政府为此气得要死，所以才要威胁东北方面停止自筑铁路。
“满蒙新五路”实际来源于参谋本部提出的方案，最初是准备今后与苏联在北满会战时进行军事输送用的，因此其范围大大超出了“旧五路”，用张作霖的话说，等于是在东北放炸弹。
尽管你们笑着跟我说话，这字我还是不能签。
其中的一个日本顾问，就用站在老张立场上讲话的口气威胁他：大帅，还是先答应一下吧，我们那边的军人一个个都凶狠跋扈得很，你不合作，他们会去帮助你的南方敌人的。
这句话很见份量。其实老张也知道这两个“密友”是带着日本政府的使命来的，他们说的话就意味着政府在下最后通牒。
当时北洋势力已处于明显的劣势，第一次北伐虽未取得最后成功，却把直系的吴佩孚干倒了，皖系的孙传芳也岌岌可危，南方政府已得半壁天下，而原先北洋的三架马车，现在只剩下奉系一股。虽然第二次北伐还没开始，但也已经是箭在弦上的事情。自己如果再跟日本人硬来，袁世凯就是前车之鉴。
《正面抗日战场》：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息战对外（3）
山本这次没有光派两张嘴，还有一张500万元的支票。只要答应签字，那张支票就是张作霖的，而这笔钱对于内外交困的北京政府来说，自然也等于救命的钱。
迫于无奈，张作霖在文件上写了一个字：阅。
当着两个日本顾问的面，他解释说，这就是同意的意思。我看过了，照准了。
然后一手递文件，一手拿支票。
顾问把文件带回来，山本大喜过望，赶紧捧宝贝似地拿去给田中看，顺便表一表功。
田中初听山本说张作霖同意了，也是喜上眉梢。他深知此举意义所在。
满蒙新五路若果真实现，等于日本花钱把东北买了过来。当年某些革命党人排满时曾有意“出卖东北”，如今人都变聪明了，没人再肯这样做，那我就“强买满洲”，这可是能载入史册（日本史册）的一桩大功绩啊。
但是等到他把文件翻过来翻过去，发现到处都只有一个“阅”字以后，就觉得不放心了。
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阅”，连名字都不肯写，到底有没有诚意啊？过去这家伙就经常用各种借口来推托，根本就不守合同，这次没准又在耍花招吧（“证诸往例，事属必然”）。
听首相这么一分析，山本的心也沉了下去，看来的确有必要让张作霖再确认一下。
山本再回北京，希望老张能够把“新五路”方案由密约变成公开正式协定，并在协定细目案（即具体条款）上再签一个字。可是这次张作霖无论如何不肯就范了。其实上次签了一个“阅”，老张已经后悔得要命了，他知道这不是光筑几条路那么简单，铁路周围还有附属地，可以像南满铁路那样驻扎日军，一旦连成片，东北就不是中国人的东北，而是日本人的东北了。
虽然签“阅”字时，老张就准备不认帐了，但他知道日本人很难缠，哪怕你就留根头发丝在地上，他们都会捡起来“顺藤摸瓜”，以后有得烦了。
果然，山本不依不饶地上门讨债来了。老张便干脆说，我现在是一国元首，要是将这个公开，社会舆论太大，一定会出现“国论鼎沸”的情景，到时，奉系就“不能保持其现在的地位”了。
我完蛋了，你有什么好处吗，谁来落实这个方案呢？
山本想想也有道理，只好硬着头皮表示，可以先把文字的事搁一边，把文件精神真正落实下去才是王道。
《正面抗日战场》：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息战对外（4）
老张一听：这就对了嘛，这样，我在中央没法办理，县官不如现管，你去找地方政府吧，他们一定会给你办好的。
飞起一脚，球踢到张作相那里去了。
张作相跟老主子时间久了，自然心领神会，马上也装出一副老糊涂的样子，推说自己这个不懂，那个不会，随手就把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更下面的人。更下面的人没法再往下面推，于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还等什么，咱们继续踢皮球吧。
山本这回算吃足了“中国式办公”的苦头，穷忙半天，什么也没捞到。
满铁蔫了，只好再换政府直接出面。
这就是此前“满蒙新五路”的交涉过程。
现在北伐军已逼近北京，张作霖则正犹豫着究竟要不要撤往关外，日本人认为现在正是一锤定音的最佳时机。
芳泽咬咬牙：都这时候了，还就不信你马王爷真能长出三只眼。
他晚上来求见张作霖，而且一坐下就赖着不肯走。张作霖也一直在那里坐着，陪他。
芳泽假惺惺地说，好像局势不太对劲啊，大帅还是早点把部队撤回奉天为好。
张作霖没吭气。
芳泽一时无语，眼看时间不早，也没法再磨蹭。
好吧，话归正题，今晚来拜访阁下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把铁路的事给确定下来。
说到关键点上，张作霖绝不含糊：不是说了吗，那是地方上的事，已经交给张作相办了。怎么，他还没给办好吗？哦哦，我再帮你催催。
芳泽急了，又“地方地方”的，还嫌忽悠我不够啊，不由脱口而出：贵国不是有句古话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的话你可不能不算数啊。
老张一摆手，快别，我不是你说的那个“君子”，我过去是马贼，是胡子！
和老张坐一块，“儒雅”的芳泽颇有点秀才遇上兵的味道，激将法既然不起作用，那就只好来直接的——没有我们的支持，你在北京是呆不住的。
《正面抗日战场》：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息战对外（5）
反过来就等于说，如果他们日本“支持”了，“呆在北京”就不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