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说的是心里话。确实，没有根据地，红军就成了水上的浮萍，漂来漂去，没有着落。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在于依托大山，建立起井冈山根据地，落地生根，所以各路起义兵马都朝井冈山投奔。彭德怀比毛泽东小五岁，他的家乡——湖南湘潭县乌石乡，跟毛泽东故乡韶山，相隔不远。他俩是同乡。彭德怀原名彭得华，他可以说是兼“工农兵”于一身：出身于贫苦农民，当过矿工、堤工，十八岁进入湘军当兵。
二十四岁时，他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改名彭德怀。
毕业后，他在湘军里由排长而连长而营长。一九二六年，他参加了北伐，成为团长。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彭德怀参加了一个庄严的仪式。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仪式由中共“南华安”特委张匡主持。所谓“南华安”，即湖南北部南县、华容县、安乡县三县的合称。彭德怀就这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受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的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段德昌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那时，彭德怀最爱看的是这三本书：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编的《通俗资本论》，还有一本则是《水浒传》。
他最喜欢的人物是李逵。他呢?也自称“有些类似李逵”。
彭德怀入党之后，七月十八日下午四时，他收到来自长沙的密电：“‘南华安’特委负责人在长沙被捕，供出了党的机密，情况万分紧急……”这时，彭德怀的团，正驻守平江县。中共湖南省委的特派员滕代远前来巡视。于是，彭德怀和滕代远等密商起义，以免被一网打尽。滕代远，二十四岁，湖南麻阳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青年和农民运动。一九二八年二月，他担任中共湘东特委书记。不久，调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
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动手了!那天上午十点，他召集营、连、排军官会议，宣布起义，当场逮捕一批不服从的军官。十一点三十分，他的部队颈上都挂起了红带子，向县政府发起进攻。下午二点，全城就落到彭德怀部队手中。据彭德怀自述：“我三点多进城，亲眼看到满街红旗飘扬，秩序井然。”翌日，黄公略率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第三团三营前来平江，加入彭德怀起义部队。黄公略跟彭德怀同庚，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华安”特委负责人在长沙供出的中共党员名单之中，便有黄公略。黄公略前来彭德怀处，正在谈论他的部队起义经过，却传来消息，三营反叛了!
二十四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平江宣告成立。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下辖三个团，后改为五个纵队，约两千人。
平江起义之后，国民党调集十多个团“会剿”红五军。彭德怀采用“打圈子战术”，跟这十多个团周旋了两个多月，终于决定留三个纵队在原地打游击，率两个纵队八百多人南下，跟朱、毛部队会合。就这样，井冈山又增加了一支队伍。至此，五支队伍，先后会师井冈山。这五支队伍是：秋收起义队伍，南昌起义队伍，广州起义队伍，湘南暴动队伍，平江起义队伍。井冈山日益兴旺起来。会师之后，毛泽东让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因为红五军一路苦战，亟待休整。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毛泽东提出“围魏救赵”之计
原本很不起眼的井冈山，越来越成为全中国注目的地方。关于“朱毛红军”的消息，连篇累牍见诸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日上海《申报》，刊载了一则“长沙通讯”，引起众所关注。那标题是《湘赣第三次会剿朱、毛，何键任两省会剿军临时指挥》。原文如下：
长沙通讯：
在湘赣边境扰害经年之朱德、毛泽东、袁文才等，近三月以来，经两省军队先后会剿两次，均无效果，盖因两省会剿部队指挥，未能统一，以致进行不能一致。最近鲁涤平、何键又致电朱培德，磋商第三次会剿计划，朱氏已派雷屏周为代表，于月前来湘谒鲁，将一切会剿办法，详切规定，携回南昌，取得朱培德同意。并由朱氏领衔，呈请中央特派何键为湘赣会剿临时指挥官，所有两省会剿部队，统归指挥。会剿经费，两省各自担任。此次会剿计划，对于信号、旗帜、路线、动作规定甚详，大致如下：(甲)会剿部队：赣省为四旅，湘省为六团……总共湘赣两省会剿兵力，为四旅六团，人数在三万以上……这则报道，十分真实地勾画了湘赣两省实行第三次“会剿”的阵营。那时，南昌的江西省政府里坐着朱培德，长沙的湖南省政府里坐着鲁涤平，他俩各打着自己的算盘，而手握重兵的何键跟鲁涤平又面和心不和，构成“两省三方”的微妙局面。四十一岁的朱培德，资历颇深，早年入云南武备学堂，一九一一年参加蔡锷领导的反清起义，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广州警备司令。一九二一年，被孙中山任命为滇军司令。不久，又任广州军政府陆军部代部长。他原是云南一霸。一九二六年七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率部进入江西。翌年，他成为江西省政府主席，从此坐镇江西，一手能遮江西。鲁涤平，湖南宁乡人，跟朱培德同岁。他早年入湖南将弁学堂，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历任连长、营长、团长。一九二四年成为湘军第二师师长。一九二八年，他成为国民党军第二军军长、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省清乡督办，从此掌握湖南命脉。
鲁涤平别号“无烦”，其实他“烦”得很，那何键不断找他麻烦。
也正巧，何键也是四十一岁，跟鲁涤平同庚。
何键是湖南醴陵人，毕业于保定军校。一九一八年他在湘军总司令程潜手下当过“游击队司令”。后来他投靠唐生智，从营长一直升至军长。一九二七年秋，发生“桂唐之战”，桂系李宗仁出任“讨唐军总指挥”。唐生智败北，东渡日本。何键改换门庭，投靠桂系。鲁涤平原是谭延闿部属，听命于国民政府。于是，鲁、何之间不断“磨擦”。鲁涤平巴不得把何键挤出湖南。正在这时，蒋介石下令要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鲁涤平也就顺水推舟，给何键加上“湘赣军临时指挥官”的头衔，让他去江西“剿共”，趁机可以把何键“推”出湖南。虽说“两省三方”，各有一番心计，但他们都视红军为心腹大患。何键调集了十八个团，分五路合围井冈山。在彭德怀上井冈山之后，第三次“会剿”紧锣密鼓敲了起来。
一九二九年元旦，江西萍乡杀气腾腾，湘赣“剿共”总指挥部在那里宣告正式成立：何键任代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何键的总指挥之前，有一个“代”字，即“临时”之意，而总指挥仍为鲁涤平。这个“剿共”总指挥部宣告成立，那十八个团对井冈山的包围圈猛然收紧了。一场大战、恶战，已经迫在眉睫!虽说井冈山易守难攻，不过，上万红军全都撤到山上去，给养成了问题，山上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再说，井冈山夏日是一片清凉世界，眼下滴水成冰，除了红五军穿着棉军装(因为他们原先是“国民革命军”，发了棉军装)，红四军绝大部分还在穿单衣呢!即便是毛泽东，袁文才请人专门给他做了一身棉衣，他也没有穿，送给伤病员了……就在这时，忽然从上海送来一批白衬衫。天寒地冻，送白衬衫来干什么呢?这批白衬衫用药水一刷，衣服上出现密密麻麻的字!原来，这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所通过的一系列文件，有瞿秋白作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的《军事报告》、《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还有大会作出的《政治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衬衫上的文件还写明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在新选的二十三位中共中央委员中，毛泽东名列其中。不过，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中，依然没有毛泽东——这表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依然没有他应有的地位，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还在起作用。从衬衫上得知，向忠发成了中共中央新的总书记。这一大堆“衬衫文件”的到来，忙坏了几位“秀才”，江华、宋任穷等忙着抄写，誊在井冈山的毛边纸上。
刚刚誊抄毕，急急送下山。
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一个重要的会议在宁冈县柏露村一座大房子里召开，史称“柏露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者有前敌委员会、中共湘赣边界党和团的特委、中共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中共湘赣边界各县县委以及部队团以上干部，囊括井冈山的头头脑脑们，共六十多人。会议开了四天之久，这在战事频繁的当时是少有的“长会”。毛泽东作为井冈山上唯一的中共中央委员，传达了“衬衫文件”。他在传达其中一份文件时，见袁文才、王佐在座，故意打了“埋伏”，删去了其中一段不予传达。至于他为何打“埋伏”，后文将述及。可惜，被他删去的那一段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被袁文才知晓，以致引发一场人头落地的悲剧……此是后话。在传达了中共“六大”文件之后，会议的紧急议题，便是如何对付那一万多敌军正在收紧的包围圈。局势空前地严重。“直捣井冈山老巢、活捉朱毛”之声，已经侧耳可闻!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又一次出人意料地建议：留一部分人守山，另一部分人出击。出击可以把包围井冈山的敌人吸引过去。此计名唤“围魏救赵”。毛泽东对这类典故烂熟。他说，战国时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国并不派兵去邯郸，却反过来围攻魏国都城大梁。结果，魏兵不得不回国救授，赵国都城也就因此解围。
毛泽东此时在井冈山的威信颇高，因为人们从“八月失败”中认识到毛泽东决策的正确。毛泽东的“围魏救赵”之计，受到了大家的赞同。谁留?谁走?留下袁文才部队，留下王佐部队，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两支部队是“坐地虎”，守山最合适。当然，光靠他们还难以抵抗强敌，毛泽东决定留红五军守山。据云，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考虑到红五军有棉军装，受得了山上的严寒。谁走?朱、毛率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出击!显然，守山的处境是极度危险的。红五军的一部分干部，力主红五军打回平江老家去，跟那里的三个纵队会合，以摆脱险境。这时，面对生死考验，彭德怀、滕代远从大局出发，说服了自己的部下，挑起守山的重任。彭德怀后来如此追述这段往事：
“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而又危险的任务。
“在敌军合围攻击下，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
“但是，我和代远同志为了照顾全局，使红四军摆脱当时面临的困难，自愿地承担红四军前委的决定，并且准备必要的牺牲，因而坚决地执行了红四军前委的决定。
“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我没有任何动摇过，可以证明我的入党动机是纯良的，对革命事业也是忠实的，并且有自我牺牲准备的。”《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确实，三十岁的彭德怀，当时差一点战死在井冈山上……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井冈山在风雪中陷落 1
井冈山上风雪迷漫，一片银白世界。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冒着刺骨的寒风，一支身穿单衣的队伍——红四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军部特务营、独立团，三千六百多人携一千一百枝枪，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告别了井冈山。他们南下，经过遂川，朝江西的南端，朝赣、湘、粤三省交界的大余县进发。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大余县成了“魏国”。他要利用进攻大余县，吸引包围井冈山之敌南下，以求“围魏救赵”。沿途，到处张贴着《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下署“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那布告是四言体的：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夫，服从命令。平卖平买，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布告的作者究竟是谁，已无从查证。有人以为可能出自毛泽东手笔。如此通俗、生动的四言体布告是罕见的。主力红军下山才两天，一月十六日，井冈山吃紧了。敌军把井冈山围得水泄不通。彭德怀如此形容当时的形势：“进攻井冈山之敌，全部兵力大约是十二至十四个团。每团平均以二千人计，当在二万四千至二万八千人之间。我以七八百人对上述敌军兵力，敌优我劣，是三四十倍之比。”②《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一十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倘若在平川，彭德怀部队须臾之间便会被踏平。所幸井冈山乃天然屏障，敌军虽众，无奈兵力无法展开。五个哨口之下的五条小路，挤满黑压压的敌军。毕竟双方力量悬殊，井冈山已岌岌可危。一星期后，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朱德率主力部队虽然攻占了大余县城。但是，不久敌军追兵即到，突围战时，红军损失巨大，因而没有达到在井冈山外围调动敌人的预期目的。正在攻山的敌军不仅没有解除对井冈山的围困，而且攻势更加猛烈了。
敌军组织了一千人的敢死队，每个哨口二百名，要拼死往上冲。
一月二十六日，敌军经过十天的准备、部署，以二万多人之众，向井冈山发起了凌厉的总攻击。主攻的方向是黄洋界、八面山和白银湖。据参加过战斗的李聚奎(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回忆，一时间，山下的机枪声此起彼伏，听上去像煮稀饭似的，扑噜扑噜没个完。彭德怀则忆及：“时值严寒，天下大雪，高山积雪尺许，我的干粮袋炒米丢失了，我不愿别人知道，两天未吃一粒米，饥饿疲乏，真有寸步难行之势。可是枪声一响，劲又不知从哪儿来的。”②大雪不住地下着。红军用炒米(不是炒面) 和着雪块充饥。雪地里，红军的身影变得很醒目。敌军调来了大炮，猛烈地轰击着。八面山的工事，是就地砍下树木建造的。那哒哒哒哒的机关枪，把木头打得千疮百孔，酥松了。再用炮一轰，工事垮了。只有十几个红军战士跑出了工事，其余的全被压在里面，当场阵亡。
没有工事，怎么办?再搬来树枝，搬来桌子，搬来门板，铺上棉被，浇上了水。经一夜冰冻，建成了新的工事，继续战斗着。黄洋界成了两军争夺的焦点。上一回，靠着一声炮响，吓得敌军宵遁。这一回，攻黄洋界的是湘军，他们知道红军主力已经下山，一个劲儿猛攻。激战进行了三天三夜，红军依据井冈山天险，抵住了三四十倍的敌人的轮番进攻。最难受的是，夜里寒气逼人，而红军战壕里一片泥泞，下面的稻草被泥水浸湿，上面的稻草被雨雪打湿，通夜无法合眼。一月二十九日清早，天空仍是一片浓重的铅灰色。正在黄洋界哨口迎着料峭晨风放哨的号兵田长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副政委)，从前哨到后山洗脸、吃饭，忽听得背后雪地里传来嚓嚓声。回头一望，见好多人正朝这边蹑手蹑脚走来。“口令!”田长江大声喝道。对方没有回答。田长江知道不好，叭、叭放了几枪。田长江立即就地卧倒，呼叫同伴。正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红军战士，马上闻警而动，奔上各自的战斗岗位。就在这时，山下的枪声乒乒乓乓地响了起来。大批湘军的敢死队，向黄洋界发起冲锋，而山后那影影绰绰的一支队伍，也劈头盖脑朝红军阵地射击，使红军腹背受敌，处于夹击之中。山后怎么会突然杀出一彪国民党军队?原来，这一回湘军攻黄洋界，已经有了经验。他们得知，附近村庄里住着一个名叫陈开恩的农民，此人常常上山捕蛇、抓石蛙(一种山地青蛙)、采中草药，以此赚钱，对井冈山的山山岭岭了如指掌。国民党军官把二百枚亮锃锃的银元放在陈开恩面前，他顿时眼花缭乱，当即答应他们的要求：为湘军的敢死队带路，从黄洋界侧面一条鲜为人知的秘径上山。这条秘径是陈开恩采中草药时走过的。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井冈山在风雪中陷落 2
这样，昼伏夜出，夜里借着雪地的反光，陈开恩带着那支敢死队在密林里、在绝壁上登攀。花了两天两夜，他们悄然爬上了黄洋界后山!那支敢死队在出发前，已与山下湘军大部队约定，鸣枪为号。一旦山上枪响，便是山下发起总攻击的讯号。田长江叭、叭几枪，山下湘军一听，以为是总攻讯号，便大举进攻。上下夹击，顿时使守卫在黄洋界哨口阵地的二百多名红军血肉横飞，真个是雪白血红!大部分红军战死在阵地上。负责指挥的是红五军一大队队长、二十八岁的李灿，他带领四十多个存活者钻进了老林。湘军随后紧追。跑到前面，便是悬崖。摆在红军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举手投降，要么跳崖。李灿对战士们说：“我们坚决不当俘虏，大家跟着我跳下去!”李灿带头，第一个跳了下去。借助于树木的阻挡和厚厚的积雪，李灿居然没有摔伤!李灿的成功，鼓舞了战士们，他们纷纷往下跳。
李灿带着这四十多人，居然杀下了山!他的勇敢精神得到了嘉奖，翌年被任命为红八军军长。一九三一年他因病被送往上海医治。由于叛徒告密，他在上海被捕。他在悬崖前没有投降，被捕后理所当然也不会投降。他被押上了刑场，在枪声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那个田长江也很勇敢。他在叭叭打了几枪、发出紧急讯号之后，一路疾奔，奔向茨坪，向彭德怀报告。彭德怀连忙调集身边所有的人员，包括红军学校十五六岁的学员八十多人、机关干部几十人，加上警卫人员，准备冲向黄洋界，夺回失守的阵地。
彭德怀集合了队伍，正要出发，又传来了不幸的消息：由于黄洋界失守，湘军又攻下了八面山阵地。赣军则攻取了白泥湖阵地。这样，再向黄洋界反攻，已经很艰难。井冈山已经守不住了。在这岌岌可危的关头，彭德怀把从各处溃退的部队以及后方勤杂人员集合起来，冒死突围下山。这时，数万湘军、赣军正在沿五条上山的小道冲上来。因此，无法从五条小路中的任何一条下山。没有路，闯出一条路!彭德怀选择了井冈山主峰腹部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上，艰难异常地率领部队突围。前面由身强力壮的战士开道，勤杂人员、机关干部居中，后面也是一批精干的战士。就在湘军、赣军呼喊着冲上山时，这支六七百人的队伍在彭德怀的统率下，在密林中攀行了一天一夜，总算冲出了敌军的第一层包围圈。突围后的第三天，彭德怀部队被敌军发觉，三面围攻。彭军又累又饿，奋力再突围，终于跳出死神的魔爪……彭德怀竭尽全力守卫井冈山。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还奋力抵抗了半个月。可是，在“文革”中，他为此事受尽污言恶语的攻击。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写道：
在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后，我被《人民日报》通讯号说成是彭德怀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我看这种人对根据地不是完全无知，就是打起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不了解什么叫根据地，也不了解如何才能创造根据地，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只是一位信口开河的主观主义者，他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随声附和地大骂违反毛泽东思想。让他胡说八道罢，防止某天一跤跌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啊!《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一十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在井冈山的小井村那里，有一座红光医院，是红军自己动手兴建的。那里的一百二十多名红军伤病员，无法随彭德怀突围，全部被捕。他们被集中在医院旁的一块水稻田里，机关枪啾、啾响起，水稻田水变成一片红色，伤病员全都倒卧在血泊之中!
井冈山上浓烟四起，大批的民房被付之一炬。“挨户团”在挨户搜查。山上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多少人头在那几天落地……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红军舞龙头 白军耍龙尾”
毛泽东、朱德率主力红军下山后两天——一月十六日，何键便向“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发出密电：据确报：久困井冈之共匪朱、毛、彭、黄(即黄公略——引者注)，此次闻我大军大举进剿，异常惊惧，已于删日(即十四日——引者注)由井冈老巢窜出，有枪匪徒约四千，徒手者约五百，妇女约百人，牛马牲畜百余头，狼狈向大汾逃窜，该处靖卫队已被逼退。该匪乘我军集中期间，先行逃窜，似已证实，殊堪痛恨，拟即严令第一路李司令迅率所部猛力侧击，跟踪痛剿。第五路刘司令率所部取捷径推进至桥头圩，相机进驻大汾，猛力堵剿，毋使南窜……朱毛红军的动向，何键清清楚楚。就连下山的红军主力人数、枪支数，何键得到的情报也大体是准确的。朱毛红军下山，吸引了敌军五路兵马中的两路：即第一路李文彬部队和第五路刘士毅部队。但是，大部分湘军、赣军仍在围攻井冈山，并不撤离，毛泽东的“围魏救赵”计没有完全奏效，只是起了使敌军分兵的作用——毕竟敌军力量过强，分兵两路追击朱毛红军便够了，用不着把围攻井冈山的部队撤下去追击朱毛红军。
一月二十日，朱毛红军与李文彬部队打了一仗，失利。一月二十三日朱毛红军占领了大余县城之后，李文彬部队和刘士毅部队就围了上来。突围时，打得很艰难。毛泽东率红四军下山时，原想把围山之敌调开后，兜一个圈子，重回井冈山。此时，回山之路已被李、刘部队堵死，只能向江西的最南端全南、龙南、定南突围。这样，离开井冈山就越来越远了。
江华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下山的意图原是想打破敌人的“会剿”，一部分人守山，一部分人出击，从外面调动敌人，结果适得其反，在大余打了一个败战，一打败就回不来了，只能转向三南(全南、龙南、定南)进军。所以，毛泽东同志常讲，要慎重初战，初战不胜，一打败仗，两头不好。在大余这一仗没打好，调动不了敌人，从而井冈山也没有联系了。江华：《井冈山斗争时期几事的回忆》。在大余县突围时，毛泽东痛失一员骁将——何挺颖。那次传奇式的黄洋界保卫战，便是何挺颖指挥的。下山时，他是毛泽东手下主力团二十八团党代表，而团长则是林彪。惨烈的突围战中，何挺颖受伤，骑在马上的他不慎从马上摔下，竟被马活活踩死，时年二十四岁!突围时，朱德新婚不久的妻子伍若兰带着一个警卫排冲锋在前。二月二日，她在寻邬县项山战斗中受伤，被敌军所捕。知道她是朱德夫人，敌军劝降，她坚贞不屈，在赣州被杀。死后，她的头颅被高悬在赣州城门上示众。她这时不过二十六岁，与朱德结婚还不到一年!朱毛红军欲回井冈山不能，只得向南、向南。李文彬部队和刘士毅部队在后边紧追不舍。毛泽东为了甩掉尾追之敌，在二月三日挥师朝福建西部武平县前进。毛泽东使出了“打圈子战术”，由闽西北上，再东进，向江西瑞金进发。毛泽东且战且走，观察着地形，寻找着有利的战机。他惦记着井冈山。关山阻隔，他直至此时，仍不知井冈山早已陷落!红四军转战赣南，颇为困难，连向导都找不到。由于国民党的宣传，弄得老百姓远避红军。在“三南”时，才找到一位中共党员，名叫黄达，给红四军带路，这才使行军有了“眼睛”(黄达后来在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时叛变)。就在毛泽东、朱德跟李文彬、刘士毅“打圈子”的那些日子里，己巳年春节渐渐逼近了。家家户户忙着要过春节。红军们反正已无法回家乡，对于春节倒也淡然。那两支追兵，却在思念着回老家过春节。只是奉“上司”之命，士兵们不得不苦苦地追赶着红军，驱走那浓浓的思乡思亲之情。朱德曾言：“红军舞龙头，白军耍龙尾。”那“打圈子”，倒确实有几分像舞龙灯。二月九日，大年夜，朱毛红军且战且走，来到了瑞金城北三十公里的大柏地。毛泽东和朱德见这里山峦起伏，是打伏击战的好地形，翌日清早，即大年初一，便在那里的一个祠堂——王家祠，召开作战会议。
那天细雨霏霏，增添了几分寒意。毛泽东在大柏地的麻子坳峡谷，布下了“口袋阵”：那狭谷中间，是瑞金通往宁都的一条大道。三十一团的两个营和二十八团的一个营，奉命隐蔽在大道；三十一团的两个营和二十八团的一个营，奉命埋伏在大道西面山上。两路兵马摆开夹击之势。然后，毛泽东交给特务营和独立营特殊的使命，即把敌军引入“口袋”。其实，这是当年红军在井冈山旗锣坳伏击尹道一的故伎重演。年初一下午三时许，红四军的特务营和独立营便和尾追而来的刘士毅部队接触，乒乒乓乓打上一阵，且打且退。刘士毅部队当然紧追不舍。追着，追着，天色转黑，刘士毅部队放慢了步伐，那特务营、独立营的退却速度也减慢了。在一片漆黑之中，刘士毅部队渐渐进入“口袋”。
年初二——二月十一日拂晓，两山的伏军突然向山谷里的刘士毅部队发起总攻击，一下子歼灭了两个团，活捉了团长萧致平、钟垣，缴枪八百多枝。这下子，刘士毅伤了元气。这是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一下子使士气大为振奋。两年后，毛泽东又一次路过大柏地，尚能见到伏击战时留下的满墙弹痕，勾起诗兴，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大柏地大捷之后，朱毛红军顺势北上，宁都守敌赖世琮闻风丧胆，溜之大吉，所以红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宁都县城——宁都是双道城墙，原本是很难攻打的。不过，红军在宁都只逗留了一夜，毛泽东便率军西进，朝井冈山方向前进。直至这时，毛泽东仍不知井冈山失守的消息，他期望着重返根据地。正因为这样，刚刚攻占了宁都县城，便放弃了。毛泽东曾嘱部下在宁都收集报纸，也未曾查到井冈山的消息。
朱毛红军向井冈山进发，走到吉安县的东固一带时，好生奇怪：路边的墙上，怎么贴着许多红军标语?是谁贴的呢?向老百姓一打听，才知道前些日子有一支红军部队路过这里，打土豪，分谷子，纪律好，很受群众欢迎。那些标语，是他们贴的(也有的用石灰水刷在墙上)。从哪里冒出这么一支红军呢?仔细一打听，方知是红五军!红五军不是在守卫井冈山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哦，井冈山失守了!
毛泽东得知这一沉重的消息，是二月下旬——井冈山失守已经二十多天了!毛泽东不得不放弃重返井冈山的打算，从西进改为东进，攻占广昌县城。然后，由广昌向南，进入福建。三月十四日，红四军在闽西打了个大胜仗，全歼敌郭凤鸣旅三千余人。在打扫战场时，发现几个敌兵围着一个胖子的尸体哭泣，一查问，才知那胖子原来就是旅长郭凤鸣!接着红四军乘胜攻占了福建长汀城。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毛泽东和彭德怀“第二次握手”
毛泽东失去了根据地，只得不停地“打圈子”。他一边“打圈子”，一边在寻找彭德怀部队，那情景就像当年他寻找朱德部队一样。
彭德怀呢，也像当年的朱德一样，在寻觅着毛泽东部队的踪影。
彭德怀率部从井冈山突围，清点了一下人数，为五百多人。何键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称：“彭面有黑胡，骑黑马，人约九百，枪六七百枝。每人携带炒米，并无饭吃。”除夕夜，毛泽东是在大柏地的王家祠堂里度过。彭德怀呢，奇事一桩：那天，他们渡过章水，进入一个数百户的村庄。村上有几家大地主，正摆了好多桌酒菜。听见红军进村，赶紧逃跑。吃了多日炒米的彭德怀部队，遇上如此丰盛的筵席，真是难得!众人饱餐一顿，彭德怀要带部队马上离开。无奈许多人饮酒过量，倒头便睡。彭德怀只得亲自通宵在外走动，以防不测。
清晨枪响，彭德怀部队紧急集合。在忙乱之中，一半队伍已走散。彭德怀清点人数，只剩二百八十三枝枪，三百来人——损失了二百来人!彭德怀带着这支三百来人的红五军，向东前进，夜袭于都(过去写作“鄠都”)县城，居然一举成功。他从俘虏中吸收一批人加入红军。在于都城，红五军的党代表滕代远带了个警卫员，赶到了邮局，专心致志地在那里翻看报纸。他已经好多天没有见到报纸。从报上得知，那些“会剿”井冈山的白军，在“得胜”后已纷纷“回防”。另外，报上还披露，蒋介石和粤军、桂军之间的矛盾正在加深，日渐表面化。在寻找报纸时，滕代远的驳壳枪不慎走火，子弹从他胸前穿透。无奈，彭德怀只得把党代表滕代远安排在当地养伤。不过，滕代远从报上得知的讯息，使彭德怀萌发了新的计划：重新打回井冈山!因为自从离开井冈山之后，他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
天气渐渐转暖。彭德怀部队只有棉衣，没有单衣。他带部队奔袭安远县城。原本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从国民党部队里弄到点单衣，进城后却有了意外发现。他学习滕代远的办法，在县城里收集报纸、文件。偶然，在县政府的一份文件中，见到红四军在闽西消灭郭凤鸣旅、击毙郭凤鸣的消息，得知朱毛部队原来到了汀州!这下子，彭德怀暂且放弃了打回井冈山的计划，急于东进，与朱毛红军会师。
彭德怀派人前往长汀，寻找毛泽东……不多日，一封信忽地从门缝里塞了进来。彭德怀开了门，却不见送信人。彭德怀急急拆信，顿时眉开眼笑：那信是毛泽东写的!毛泽东说，他要率红四军从福建长汀西进，攻取瑞金，希望彭德怀率红五军前往瑞金会师。
就这样，四月一日，两军会师于江西瑞金，毛泽东和彭德怀“第二次握手”!他们从一月十四日分手，不过两个半月，两军都经历了千难万险，感慨万分。彭德怀回忆和毛泽东、朱德见面时的情景：“午饭时，我和朱军长、毛党代表一起吃午饭。那时的午饭，各自用洗脸毛巾包一碗饭，到休息时就地吃，也没有什么菜，吃冷饭，喝冷水。”②《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二十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见面时，毛泽东向彭德怀表示了歉意：“毛党代表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②就在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商议未来大计之际，四月三日，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送来的一封长信，掀起一番不小的风波。
那是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发出的指示信，信是写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润之，即毛泽东；玉阶，即朱德。信的开头写道：“自六次大会新中央回国工作半年来几次派人通信给你们，始终未能得你们回信，莫不胜焦念。只是赣西特委在前两月曾来一信说你们给中央来了一个报告为他们遗失了，而中央给你们信托他们转的也同遭遗失……”这表明信是中共“六大”产生的“新中央”写来的，而且是半年来第一次能够送到毛泽东、朱德手中的指示信。这封信，史称“二月来信”。来自上海的指示信提出，“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信中作了具体的规定：“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决不宜在任何时候竖起一个集中的目标给敌人攻击。”这些来自上海的指令，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他当时很久未收到红军报告，不知具体情况。根据毛泽东这一年半以来实际斗争的经验，这样的分散兵力是绝不许可的，只有集中兵力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这些代表中共中央下达的指示，简直是在乱弹琴!“二月来信”中还有一段，是要朱、毛离开红军，以减小目标。信的原文是这样的：
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会有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面对这样的中央来信，毛泽东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言：“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那时，毛泽东所说的是那“喝米汤的”湖南省委瞎指挥；如今，中共新中央仍在那里乱发号令。
毛泽东只得据理申辩，于四月五日代表前委致函中共中央。
毛泽东在信的一开头，就不客气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
了。”
毛泽东写道：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②《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毛泽东强调，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是成功的经验。至于要朱、毛脱离红军，毛泽东是这样答复的：
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龙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②与此同时，彭德怀也给中共中央写信。信是四月四日写的，这是他头一回给中共中央写信。写毕，他把信的原稿交给毛泽东，抄件交给地下交通员带往上海。
彭德怀在信中，赞同毛泽东的见解。他指出，“在反革命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则气虚胆小”；“这种严重时期，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万万不能采藏匿躲避政策，就立刻上了被消灭之极途”。好不容易，总算回复了中共新中央的“二月来信。”
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商议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这时江西的形势，跟四个多月前大不相同，如毛泽东在给中共新中央的信中所言：“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彭德怀主动提出，重新打回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表示赞同。于是，红五军和红四军在会师之后，又分手了。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误杀袁 王使井冈山得而复失
彭德怀率红五军从井冈山打到瑞金，花费了两个月。如今回井冈山，却非常轻松，沿途除了在信丰跟数十名靖卫队打了一次小仗并全歼之，竟然没有见到敌军的影子。从瑞金回井冈山，轻轻松松，只走了十天就到了。
红五军的队伍也今非昔比，扩大到近千人，全都穿上了新的单衣军服。党代表滕代远伤愈，归队了。一到井冈山，不论是湘军还是赣军，早已撤了。山上一没有吃的，二没有住的，何况蒋介石和李宗仁桂系军阀开战，湘军、赣军都回防了。忽地冒出一支队伍，欢迎红五军。那是王佐的部队。王佐不愧为“山大王”，在白军占领井冈山时，他带着队伍躲进了老林。从黄洋界跳崖的李灿，带着残部和他会合。
随彭德怀一起回到井冈山的姚哲，曾写下这样目击的惨象：“这时茨坪的房子被敌人烧光了，到处都是尸体，在一个浸纸浆的池子里就看见好几具尸体，尸体的手和脚都烂了。我们在茨坪住了一晚，山上下来了一些老百姓，他们的脸也没有洗，头发、胡子都很长，苦得很，一见我们都哭起来了，我们纷纷把自己的衣服、布和毛巾等东西送给他们，并且将带来的银元，每人发给一块钱。”袁文才也在山上，却躲了起来，不敢见彭德怀。其实，袁文才没有参加守山。当时，他被调离三十二团，担任红四军参谋长，一直跟毛泽东、朱德在一起。当毛泽东率红四军到达吉安东固时，他听说井冈山失守，记挂家乡亲属，就开小差跑回去了。到了井冈山，他找到了王佐，躲在王佐家住了下来，生怕上级知道会杀他的头。
虽说王佐跟袁文才是“铁哥们”，他还是把袁文才开小差之事报告了党代表何长工。何长工找袁文才谈话，给了他口头警告，同时又安排他担任中共宁冈县委副书记。这样，袁文才的情绪总算稳定了。袁文才开小差，固然不对。但是，他产生异心，却也是有原因的——那便是中共“六大”文件中的一段话。当那些“衬衫文件”运到井冈山以后，毛泽东在传达时，特地删去了那一段话。袁文才风闻此事，想方设法弄到了文件的全文，看到了那段话，使他大吃一惊。那是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原文如下：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一段话，明显带有“左”的色彩，所以毛泽东不予传达——这不仅仅考虑到袁文才、王佐在场，而且还在于毛泽东一开始对这两位“山大王”就采取团结、信任的态度。
袁文才的文化水平比王佐高，有政治头脑，所以当他听说一点风声，便非要弄到原文不可。看罢心惊肉跳。好在毛泽东跟他已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他相信毛泽东，但是他担心天长日久，万一有变，那便不堪设想。袁文才把偷看到的文件内容，告诉了王佐，王佐也顿时脸色骤变。在“衬衫文件”到达井冈山时，就有人主张杀袁、王，说是执行中共“六大”的决议。但毛泽东坚持反对，反而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仍有不少人持异议，杨开明便是其中的一个。一九二九年一月，他前往上海代表前委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便在他的报告中写道：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称为“特别党员”。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的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
杨开明所说袁、王“信仰个人”，其实便是指信仰毛泽东。杨开明在他的报告中预言道：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究是要爆发的。如果不及时早早加紧同他们争夺群众，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且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加以注意才行!确实，矛盾终于在一九三○年二月中旬爆发了。二月十一日，袁文才、王佐率部队去捉拿土豪罗克绍。他们事先得到消息，罗克绍正住在茶陵蕉坪他的姘妇家中。罗克绍手下有个三十来人能造枪的兵工厂。袁文才、王佐早就存心把这个兵工厂弄过来。这一回摸得很准。清早五时，在蕉坪把罗克绍抓住了，而且还抓了兵工厂的十七八个工人。押回新城之后，袁文才却给罗克绍松了绑，以酒菜招待。袁文才是想跟罗克绍拉关系，要他去长沙弄钢铁、洋硝这些造枪的原料，使那家兵工厂能造一批新枪，供部队使用。消息飞快传进湘赣特委书记朱昌楷的耳朵，说是袁、王跟土豪一起喝酒，勾勾搭搭。朱昌楷本来就跟袁、王有矛盾，得知消息，连夜赶往红五军军部，向彭德怀报告。朱昌楷还提及，袁文才偷看了中共“六大”文件中有关土匪条文，早有异心。
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朱昌楷同志说，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决，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危险。我们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便采取了行动，即令第四纵队随朱昌楷同志进抵永新城郊……”彭德怀：《往事回忆》，《近代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辑。这样，朱昌楷便带着红五军，在翌日拂晓前包围了袁、王住地。朱昌楷第一个冲进袁文才房间，袁文才正睡在床上，朱昌楷当场用枪把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听见了枪声，带着警卫员急忙逃跑。他欲渡禾水回井冈山，但发现河上浮桥被拆。当他涉水过禾河时，由于他不会游泳，因此淹死在河中。
袁、王一死，他们的老部下马上反戈，投奔国民党部队。井冈山的群众，大都跟袁、王及其老部下有种种亲属关系，也随之反目。井冈山的根基，从此动摇!红军无法再在井冈山立足。
国民党大军反复征“剿”，也未能从井冈山上铲除红军之根。可是，误杀了袁、王，却使井冈山在一九三○年三月中旬落入国民党之手，直至一九四九年!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此言用在袁、王事件上，非常确切。毛泽东得知袁、王被杀，连连顿足!彭德怀后来回顾这段往事，承认自己“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彭德怀失去了井冈山根据地，只得率红五军于一九三○年三月重返湘鄂赣边界，在那里另辟根据地。井冈山是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大将、上将以及中共高干的比比皆是，然而内中真正井冈山籍的几乎没有——错杀袁、王，使一批井冈山本地的干部、战士离开了红军。朱昌楷在亲手枪杀袁文才之后，翌年八月，他自己也被作为“AB团分子”误杀。毛泽东在袁、王被误杀后，明确提出“杀错了”“要平反”。一九六五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又念及袁、王，亲自在山上接见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遗孀，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怀念。如今，袁文才和王佐的青铜塑像，高高矗立在井冈山上。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毛泽东承受落选和疾病双重压力
且说毛泽东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与彭德怀“第二次握手”之后，不久便“第二次分手”。五月十九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二入闽西。毛泽东看中闽西，那是不久前得到了来自闽西的一封信。他看罢来信，当即提笔复函，告知红四军将向闽西挺进……
毛泽东率部下了井冈山之后，进入闽西，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曾从上杭县城北上，前往长汀县城寻找他。可是，这位男子走到半途，听说红四军已离开那里到江西去了，只得非常遗憾半途而返。此人名叫邓子恢，福建龙岩县人，曾留学日本，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春，邓子恢在家乡龙岩县组织起义。不久，邻县永定县也发生暴动，领导人名叫张鼎丞。邓子恢遂率部与张鼎丞部合并，成立了一个独立营，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为党代表。这样，在闽西便冒出了一支工农红军。听说毛泽东率红四军入闽，邓子恢当然赶紧去找毛泽东。可惜，晚了一步。 不久，邓子恢代表中共闽西特委给毛泽东写了长信，报告了这里的情况，派专人送往瑞金。毛泽东得知，这里有“独立营”，永定有“铁血团”，龙岩有秘密农会，会员们有“三毛钱的驳壳”(插在绑腿里的小匕首)，便决定在这里开辟新的根据地……“欢迎红军来龙岩，打倒陈国辉!”当毛泽东率部进入闽西，那里便贴出了这样的标语。陈国辉，是驻守那里的国民党旅长。闽军不堪一击。红四军入闽才几天工夫，就打下了龙岩县城和永定县城，一举歼灭陈国辉旅三千多人。旅长陈国辉带着几十个随从落荒而逃。
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正在这“红旗跃过汀江”的时候，毛泽东又经历了一番政治危机：毛泽东失去了他最为重要的职务——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那时，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前敌委员会书记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失去了这一职务，意味着他失去了对红四军的领导权!那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 有人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要求更换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人选……打从中共中央“二月来信”在红四军中传达之后，便有人利用“二月来信”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希望毛泽东交出军权。
五月，刚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出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对情况很不熟悉，军内不服，引起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紧张。这样，红四军内出现反对中共领导军队的倾向，反对前委集中领导军队的倾向。六月八日在闽西长汀白沙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取消临时军委。这样，反对毛泽东的呼声，越发高涨。
于是，在红四军内部，对于红军的领导方法和建军原则，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就连朱德和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在红军中实行“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还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毛泽东的领导，被认为是“家长制”。激烈的争论导致了匆忙召开中共红四军“七大”。由于朱德是争论的一方，会议由陈毅主持。匆忙的会议导致了草率的结果：在重新选举前敌委员会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了!谁被选为前敌委员会的新书记呢?陈毅!于是，毛泽东被调离部队，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到中共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住在上杭县蛟洋。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被迫离开由他一手创建的红四军，比上一回被“开除党籍”更为严峻——因为他被“开除党籍”之后，毕竟还担任师长。
祸不单行。福建山区的疟蚊，也猛烈地攻击了毛泽东，使他患上恶性疟疾。在缺医少药的那个年月，毛泽东一病数月，甚至一度病危，徘徊在死亡线上!他一会儿如同步行在酷热的撒哈拉沙漠，一会儿又如同跌进北极的冰天雪地。
他急需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在闽西山区，弄不到这种药，于是派了两个地下交通员到上海为毛泽东买药。在归途中，其中一个地下交通员被捕，掉了脑袋。另一个地下交通员经历千辛万苦，总算把白色的奎宁丸送到毛泽东手中——这时，毛泽东已被疟疾折腾得死去活来!落选和患病，这双重打击把毛泽东推向政治生涯的低谷。这消息辗转传到莫斯科，居然误传为毛泽东病死!一九三○年三月二十日共产国际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误登讣告，说毛泽东在福建死于肺病，指出：“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好在毛泽东是一个豁达的人，能够承受这双重的压力。后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他这么谈及：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李立三 周恩来 陈毅在沪起草“九月来信”
今日的读者，惯常以为毛泽东是周恩来的“上司”。然而，在当年，周恩来却是毛泽东的“上司”。“二月来信”便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毛泽东发出的指示。那时的毛泽东，还只是一个“中层干部”或“地方干部”，周恩来则是“中央首长”。当时周恩来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这“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即今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共党内最高军事首长。中共是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始重视军事工作的。中共广东区委在一九二四年首先设立了军事部(亦称军事委员会)，最初由张伯简负责。十一月，便由周恩来任部长，足见周恩来在这一方面资历之深。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设立“中央军事部”，由张国焘任部长。九月，便由周恩来接替张国焘，出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一九二八年，在中共“六大”，由杨殷担任新的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是孙中山的同乡，于一九一一年加入了同盟会，一九一七年任孙中山卫队副官兼大元帅府参军处参谋，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广州起义时，他率敢死队攻下了广州市公安局，后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他是一个颇为精明能干的人物。一九二九年八月，他在上海被捕，死于龙华刑场。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分管军事工作，所以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很多出自周恩来之手。“二月来信”便是由周恩来起草的。杨殷死后，各地红军更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写“二月来信”时，周恩来对红四军的情况不清楚。他希望能够得到红四军的第一手材料，在四月七日曾以中共中央名义致函朱、毛：“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中央讨论问题。”两个月后，周恩来终于收到辗转传递而来的毛泽东的四月五日来信。看罢毛泽东的信，周恩来立即意识到自己起草的“二月来信”确实有许多不妥之处。周恩来是个谦逊的人，他接受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批评：“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会，讨论毛泽东四月五日的来信，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说“二月来信”是“有些毛病”。周恩来又一次提出，希望“朱、毛处派一个得力的人”前来中共中央，以便详细研究制定关于红军的方针、政策。就在周恩来用药水写的密件刚刚交给上海的交通员时，在福建龙岩，毛泽东落选了，离开了红四军。这时的红四军改为纵队编制，军之下辖三个纵队，每纵队人数在一千六百人左右。其中一纵队留在闽西。朱德率二、三纵队向闽中进发。红四军失去了毛泽东的领导，五花八门的思潮开始登台：有的只是热心于“走州过府”，不愿建设根据地；有的要搞极端民主化，搞绝对平均主义；有的要求进攻大城市，以求摆脱山区的艰苦生活……朱德率部进入闽中，八月下旬，在永春县福鼎村吃了败仗，损失了三百多人和一百多枝枪。朱德当即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认为进军闽中不妥，决定回师闽西。
就在这时，红四军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求“派一个得力的人”前往中央出席各地区军事联席会议并汇报工作。派谁呢?毛泽东正在病中，朱德军务在身，此事非陈毅莫属。于是，“陈老总”乔装打扮成一副商人模样，和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一起出现在厦门。他在那里向中共福建省委作了汇报，然后取道香港，踏上驶往上海的轮船。
李立三对毛泽东十分推重。不久前，他便曾著文称：“朱毛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九年七月。他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代表中共中央发给贺龙的指示信中，也强调应学习朱毛的游击战术经验。李立三和陈毅都曾去法国勤工俭学，是老熟人，相见甚欢。李立三随即约了周恩来，跟陈毅见面。八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会，听取了陈毅的汇报。陈毅的汇报后来写成了《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第一期。陈毅的汇报，使中共中央对于“朱毛军”有了清楚的了解。
陈毅的汇报，分“四军的历史”、“四军的组织及训练”、“四军的近况”、“结论”四部分。《中央军事通讯》编者曾为陈毅的汇报加了如下编者按：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以一目了然。从他们几个时期的历史来看已经很可以明了他们两年来是在怎样的艰苦斗争，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饥不得饱”的时候，还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万武装工农拥护”(见毛泽东来信)的巩固基础!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陈毅汇报之后，决定重新起草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以解决红四军内部产生的明显分歧。政治局委托李立三、周恩来和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小组，专门研究红四军问题，起草中央指示信。这样，李立三、周恩来、陈毅这三个留法学生，便一次次在上海秘密聚首，小声地讨论着。陈毅详细地介绍了中共红四军“七大”所产生的种种分歧。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讨论，由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此信在九月二十八日经中共中央同意通过，史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主要是周恩来多次谈话的意见，由陈毅整理而成。此次由于情况明了，所以“九月来信”比“二月来信”要正确得多。“九月来信”的八个部分，后来收进《周恩来选集》，这清楚地表明这是周恩来的著作。就在中共中央通过了“九月来信”，陈毅欲归未归之际，在闽西发生了重大变故，红四军卷入了一场新的危机……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打了大败仗
在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一副担架正急急地从福建永定县合溪北上，送往红四军军部所在地上杭县。担架上躺着重病之中的毛泽东。他不是赶往上杭治病，却是要赶去劝阻朱德南下……那是毛泽东得知紧急的情报，一个名叫谢汉秋的巡视员来到红四军军部。这位巡视员是中共福建省委派出的，他给朱德带来了《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此信一九二九年十月六日发出，朱德十三日收到。这封指示信，给红四军下达了紧急行动任务：向广东东江地区进军。
信中写道：
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西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的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因为这次军阀混战的爆发是比较以前因蒋桂、蒋冯战争来得复杂，牵动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军阀，这是极利于工作的发展。朱毛红军在这军阀混战中，必定要极力扩充，建立并巩固基础，坚决地采取进攻策略，到群众基础比较强大与军阀战争附近的区域去实行游击，发动与扩大群众的斗争，以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这一原则之下，目前朱毛红军无疑的是要开到东江去工作……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
朱德向来以“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接到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便坚决贯彻执行。 毛泽东在病中闻讯，焦急万分，他以为红四军在闽西立足尚不稳，应着重于建设一个根据地，不宜离开闽西去广东。上次进军闽中便吃了败仗，到广东也会如此，因为那是敌军势力强大的地区。朱德觉得毛泽东的见解不无道理，但是中共福建省委的信中说，进攻广东东江，是“中央对前委的指示”，不可不从。这样，朱德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名义，于十月十八日致函中共福建省委转中共中央。信中说：
(一)根福建省委转来紧急信一件，四军全部立即开往东江潮梅一带游击。
(二)我们在十月十三日接此信后，立即调三个纵队向潮梅布置游击，准于十月二十日集中粤边，十月二十一日以后，进攻焦岭……信中这样写道：
陈毅同志仍未回来，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负责同志更觉困难……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
信刚发出，十月二十日，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便分三路，从上杭、武平向东江推进。
陈毅晚了一步，他从上海回到闽西时，红四军已经出发。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闽西追到广东北部的松源，才在那里追上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机关，见到了朱德。陈毅离开上海时，周恩来也主张红四军向广东进军。这样，朱德、陈毅便共同率领红四军，南下广东。谁知红四军出师才一星期，便在广东梅县打了个大败仗，一下子损兵一千多，成为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蒙受的最大损失!梅县，乃叶剑英的故乡。南昌起义失利后，叶挺、贺龙、陈毅率部南下，亦在梅县打过一仗，损失颇大。
这时的红四军，由于否定了毛泽东所主张的前委的集中领导，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什么事都得“大家谈，大家议”。为了打不打梅县，竟然“讨论了数日”中共福建省委：《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最后，终于“官兵一致”决定攻打梅县。十月三十一日拂晓攻进梅县县城，却遭到敌人猛烈反击，损失惨重——红四军全军损兵近三分之一!后来，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报告(一九三○年一月六日)时，这么谈及失败的原因：“四军第八、九、十纵队，三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泽东同志去地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来，政策上出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这一次大败仗，使红四军的士气顿时大为低落，向广东进军的计划也就告吹——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反对进军广东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诚如中共福建省委的《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所言：“东江的失败，大家都疲倦了，红军也削弱了!”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处于危机之中!红四军在十月三十一日吃了败仗，不得不于十一月二日从广东北部的石上和矮嶂子之间向西北方向退去，进入江西寻乌县境内。朱德和陈毅商议，决定班师。十一月十三日，红四军退入闽西，进入武平县。十一月十八日，朱德和陈毅在兜了一个圈子之后，率红四军回到原地——闽西上杭县官庄。
直到这时，红四军才算喘了口气，陈毅有机会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是一封颇为重要的指示信。此信支持了毛泽东。信中指出：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②③《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显而易见，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地表示了对毛泽东投赞成票。因为毛泽东向来主张，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即“党指挥枪”。信中还指出：
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②信末提及：
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③这表明，中共中央授权，陈毅是中央指示的最权威的传达者和解释者。陈毅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嘱咐：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任前委书记，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周恩来强有力的支持，使毛泽东摆脱了危机。
朱德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很爽快地对陈毅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四年第十二期，第十页。在前敌委员会结束之后，朱德和陈毅当即修书一封致毛泽东，转达中共中央关于他复职的指示，并派出一支部队前往上杭县蛟洋，迎接毛泽东回红四军。
毛泽东终于回来了!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抵达长汀县，在那里与朱德、陈毅会合，重新出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重新成为红四军的最高首长——从他六月中旬失去这一职务，到此时复职，历时将近半年!
毛泽东结束了危机，红四军也结束了危机。朱毛紧密合作，红四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复出的毛泽东着力整顿红四军
毛泽东刚刚官复原职，马上修书一封致中共中央。信中跃动着他复出的喜悦。信不长，意在向中共中央报告自己已经复职：
中央：
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即谢汉秋——引者注)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金(汉鼎)张(贞)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定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进击。打破“会剿”局面，才是出路。正在准备一个月给养。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引者注：现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的此信是抄件，引号内的地点空缺。。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余详前委报告。
毛泽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汀州信中提及的“布报”，即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红旗》，则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
写罢致中共中央的信，毛泽东又给老朋友李立三写了一封信，交给地下交通员一起带往上海。毛泽东致李立三的信也很短，全文如下：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这里提及的“泽民”，即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当时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独秀”，即陈独秀，当时在中共党内散布托洛茨基观点，成立了反对派小组织。
毛泽东发了这两封信之后，便着手整顿红四军。他发觉，在他离开红四军这半年时间里，红四军中各种错误思潮泛滥，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
中共红四军“七大”撤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之职以后，又在十月上旬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八大”。那时否定了“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而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以为无产阶级应实行最彻底的“民主”。于是，什么事情都要开会讨论。调一个人，拨几枝枪，都得开会讨论，一讨论便是几个小时。前委不再是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却成了各纵队的“联席会议”。起会来，非得各纵队的头头脑脑全部到齐，少一个人就得等，等齐了才开会。“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前委还认为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因此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的中心。”共福建省委：《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
中共红四军“八大”在上杭县召开时，成了一次争论不休的会议。光是为了选举前敌委员会委员，就争论了很久，最后来一个平均分摊，每个纵队都有人参加前委，选了十七人之多。内中有个谭玺，是中共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的，当时正在一纵队，没有出席会议，可是有人提议他应该进入前委，说他如何如何的好， 会上宣传了两次，结果谭玺竟成为前委的常委!其实，当时他初来乍到，还没有几个人认得他……为了补充兵员的不足，很多俘虏兵加入了红四军，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教育，他们把国民党的作风带进红四军：有人骂党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人打骂士兵，所谓“不打不成兵”；有人赌钱，谁赢了钱谁请客；纪律松懈，搜俘虏腰包、偷嫖女人……
毛泽东复出之后，下力气整顿红四军。他在作了一个月的准备之后，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九大”。他反对“八大”的做法，否定了那种“分割式的以各纵队为条件”分配前委委员的方法。鲜明地提出，只有符合三个条件的人才可当选前委委员，而不必考虑各纵队之间的入选比例。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条件是“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陈毅的主持下，中共红四军“九大”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古田是上杭县最北的大集镇，地处群山之中，有一千多户人家。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古田会议”。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中共红四军“九大”的气氛跟“八大”的截然不同。“八大”时“什么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干”，“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中共福建省委：《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年四月。。这一回，会议开得井然有序，红四军的“三巨头”分别作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会场上高悬四条标语，即“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会议只开了两天。在听了三个报告之后，通过了十二项事先起草好的决议，即《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员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政治决议案》、《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的决议》。如此高的工作效率，是“八大”所不可想象的。
大会的主角是毛泽东。由他起草的决议《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后来改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这篇决议中，毛泽东历数了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一)关于单纯军事观点；(二)关于极端民主化；(三)关于非组织观点；(四)关于绝对平均主义；(五)关于主观主义；(六)关于个人主义；(七)关于流寇思想；(八)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毛泽东起草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了红军的性质：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毛泽东起草的这一决议，被认为是“历史性的决议”。《毛泽东选集》为此文所加的题注写道：“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这一次改选前敌委员会委员，选出正式委员十一人，即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另选候补委员三人，即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内中的五人原本是在基层工作，毛泽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为由提名他们为前敌委员，即宋裕和(湘南农民)、李长寿(独立团老兵)、田桂祥(湘南农民)、黄益善和罗荣桓。毛泽东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这时的红四军，已有四个纵队。第四纵队便是邓子恢、张鼎丞那支闽西部队，在一九二九年八月成立。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毛泽东写长信批评了林彪 1
就在毛泽东驻兵古田进行整训之时，蒋介石下令进行“三省会剿”。“三省”部队，即江西的金汉鼎部队、福建的刘和鼎部队和广东的陈维远部队。刚刚结束了古田会议，毛泽东便决策主力由闽西向赣南转移，以避开“三省会剿”的锋芒——在三省之中，江西最“软”。
新年刚过，林彪先率第一纵队从新泉朋口出发。一月三日，朱德率红四军第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经宁化向赣南进军。
毛泽东呢?他率第二纵队到龙岩县小池打了一场阻击战，然后返回上杭县古田。
这时，毛泽东读到了一封奇特的写给他的“新年贺信”，信中透露了一股悲观情绪，主张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
信的作者是谁?林彪!此时，林彪已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正在出征赣南途中。
尽管戎马倥偬，但是一月五日，毛泽东仍当即在古田村写下一封长信致林彪。除了向中共中央写汇报信比较长之外，毛泽东很少写长信。这次他给林彪写长信是个例外，竟然写了七千字!此信是一封公开信，写毕印发到红四军各基层单位。毛泽东在古田花了一天时间写毕此信，翌日便率第二纵队离开古田，向赣南进发。
这封长信，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成了著名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林彪比毛泽东小十四岁，生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十一月初一，即一九○七年十二月五日。湖北黄冈县人氏，本名林育容，又写作林毓容。
林彪的父亲，亲友通常称他“四爹”，在杂货铺里当店员。后来到长江小火轮上当会计，也做过织布工人。
林彪的母亲，亲友通常叫她“毓四婆”。
林彪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弟弟。
林彪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从湖北带全家逃往衡阳，再逃往柳州。林彪的母亲死于逃难途中。大嫂在去贵阳途中被日本飞机炸死。父亲辗转打听到林彪的消息后，找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被送往延安。解放后来到北京，一九六一年病死，终年八十四岁。
林彪的哥哥在黄冈参加过游击队，一九五九年因脑溢血而死。大弟弟林向荣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团政委，战死于太原。二弟弟林毓菊后来在天津一家医院担任党委书记。姐姐则生活在湖南。
林彪在九岁时读私塾，十一岁入八斗湾浚新学校。一九二一年，新学校停办后，他随堂兄到武汉读书。他受同乡陈潭秋、林育南的影响，思想日渐进步。一九二三年，林彪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林彪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自进入黄埔军校起，由原名林育容改名林彪。
北伐开始时，林彪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排长。
南昌起义时，林彪担任第十一军军部特务连连长。
此后，他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上山后一个月——一九二八年五月，他出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一营营长。过了半年，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升为二十八团团长。这个团是朱德南昌起义带过来的主力团。过了一年多，他升任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成为红军的骨干将领。
林彪此人性格内向，言语不多，论指挥作战，确有一套本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一个一个台阶地迈上去。他在红军建设上也有贡献，例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最后两项“注意”，便是林彪提出来的。不过，林彪又常常左右摇摆。在井冈山，在面临第三次“会剿”时，他便曾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曾批评他“娃娃不懂事”。这一回，毛泽东读了林彪的“新年贺信”，一下子便抓住了林彪的悲观情绪。此时的毛泽东，刚刚在古田会议上批判了党内种种错误思想，却未曾对悲观情绪来一通批判。而毛泽东对林彪悲观情绪的反感，由来已久，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就直截了当地复函称中央“太悲观了”一股激情在毛泽东的心中升腾，终于把思绪从笔端汩汩流出，写出了致林彪的长信。他借林彪来做文章，以端正红四军上上下下的对形势的错误估计。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毛泽东写长信批评了林彪 2
毛泽东此信，后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了删节。信的开头一段，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没有的。毛泽东此信的原文是这样的：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有些事忙，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行动问题。我以前感觉到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是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的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的革命不适合的。
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殖民地一件事认识清楚。以上这些被删去的原文，可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四年印行的《抗战以前选集》中查到。毛泽东在信中，提及了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他写道：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百○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毛泽东对悲观情绪的根源作了如下分析：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九十九页，第一百○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最后，毛泽东以充满诗意的笔触，如此热烈欢呼道：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百○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版。
毛泽东此信，写得这般潇洒，表明他复出后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信的结束语，也是后来被删除的。原文是：
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的就在于这一点。古田镇赖家坊“协成店”小屋的油灯，彻夜通亮。毛泽东一气呵成地写成了给林彪的这封长信。同时他加上了《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交付油印，发至各大队党支部。后来，此信以《毛泽东同志写给林彪同志的信》为题，收入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六大以来》。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全文收入此信。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林彪致函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印行《毛泽东选集》时，此文不要公开他的名字，称这样可以“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避免国外“种种无益的推测”。此时，林彪已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东北局书记。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请求，将此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时删去了信的开头几段和末段中直接涉及林彪的文字。
这样，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一九五二年印行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题注没有提及林彪：“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文革”中，林彪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仍耿耿于怀于这笔旧账。一九六九年九月，林彪授意他人代表，写了《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
繁茂三湾竹树，
苍茫五哨云烟。
井冈搏斗忆当年，
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
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
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
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启蒿莱，
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
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尽开颜，
斗志不容稍减。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一九七二年七月。内中的“岂疑星火燎原”一句，显然是想把那笔旧账勾销。据云，拟稿者最初写作“何疑星火燎原”，林彪改为“岂疑星火燎原”。
如此反反复复，历史云遮雾嶂。直至一九九一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问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题注才如实写上：这是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毛泽东“春风得意”驰骋赣南
星星之火在扩大。朱毛红军——红四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中树起了一面武装斗争、武装割据的旗帜，各地纷纷响应，冒出了一支又一支新的红军。
红五军——以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活跃于湘鄂赣边界。
红二军——以贺龙为军长、恽代英为政治委员(未到任)，活跃于湘鄂西一带(该军最初亦曾称“红四军”)。
红四军——与朱毛红军同名，由邝继勋为军长、余笃三为政治委员、徐向前为参谋长，活跃于鄂豫皖边区(这支红四军中的一部分，原曾称“红一军”)。
红六军——同称“红六军”的有三支部队。一是以孙德清为军长、周逸群为政委的红六军，活跃于鄂西洪湖地区；二是以李勋为军长的红六军，亦在鄂西；三是以黄公略为军长、刘士奇为政委的红六军，活跃于赣西、湘赣边界一带。
红七军——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广西百色起义之后诞生的，以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活跃于广西右江地区。
红八军——一九三○年二月在广西左江地区成立，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
红十军——军长方志敏(后为周建屏)，活跃于赣东北和闽北地区。
红十一军——同称“红十一军”的有两支部队。一支以吴光浩为军长、戴克敏为党代表，活跃于鄂东；一支以古大存为军长、胡丙泰为政治委员，活跃于广东东江一带。
红十二军——也有两支。一支是以伍中豪为军长、邓子恢为政治委员(最初称“红九军”)，活跃于闽西一带；一支由谢振亚领导，活跃于鄂东南一带。
红十四军——以何昆(李维森)为军长、李超时为政治委员，在苏北活动。
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政委王平章，活跃于鄂豫皖一带(一九三一年十月始建)。
红二十六军——一九三○年九月十九日，河北南部的东明、长坦两县农民暴动，打起了“红二十六军”军旗。此后，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地区组织武装暴动，队伍亦称“红二十六军”。
如此众多的红军在中国大地诞生，显示了毛泽东的影响。因为毛泽东最早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早创建红色根据地，朱毛红军成了一面旗帜，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标杆。虽说当时的毛泽东，还只是“各路诸侯”中的一个，却已成为各路红军的榜样。
从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到一九三○年，不过三年多的工夫，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中国有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河南、安徽、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等十三个省的三百多个县，发生了武装暴动，建立了大小十五个红色根据地，建立了十三个军的正式红军，共六万二千七百余人，稍后则发展到十万人。赤卫队也发展到十多万人。毛泽东率部从闽西转入赣南，一月十六日占领了广昌。他复职后，精神颇佳，那曾经折磨他多日的疟疾也霍然而愈。他满怀信心地指挥着红四军。
红四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上上下下也都充满着信心。此时，红四军早晚点名，官长喊一声“进攻敌人”，士兵便答一句口号：
进攻敌人——消灭军阀混战!
进攻敌人——武装拥护苏联!
进攻敌人——建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
进攻敌人——彻底分配土地!
进攻敌人——扩大工农武装!
进攻敌人——夺取江西全省政权!
一九三○年二月，毛泽东率部从广昌进逼江西中部重镇吉安。心境愉悦的他，在行军途中哼成《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一首：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无翠柏。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内中“雪里行军无翠柏”一句，在一九六三年公开发表时，改为“雪里行军情更迫”。毛泽东率红四军在江西中部、南部驰骋。到了一九三○年三月，赣南一带除了赣州、吉安等几座孤城，三十多个县都变成红色，形成了赣南根据地。
赣南根据地跟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红色区域日渐扩大。这一大片红区，史称“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样，毛泽东在丢失了井冈山根据地之后，又创立了新的、更大的根据地。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也扩大了。一九三○年六月，以红四军为基础，和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德为总指挥。这“政治委员”一词，是周恩来沿用苏联红军建制的，改掉了中国红军中原设的“党代表”。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中说：“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自从毛泽东出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后，人们也就称他为“毛委员”；在此之前，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为“毛党代表”。
不久，红五军、红八军、红二十六军合编，组成红军第三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年八月，红一军团又与红三军团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朱德为总司令。朱德的“总司令”之称，便始于此时。后来，他成为“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这个“总”字，最初也起源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这一职务。
红军第一方面军拥有三万兵马，比毛泽东初上井冈山时的那七百多人，声势要大得多了。春风得意的“毛委员”已在江西树起一面红色的大旗……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李立三猛烈抨击毛泽东 1
就在毛泽东结束了在闽西的半年的沉默，闯进赣南，打开了新的局面的时候，他又遭到了猛烈的打击。
这一回新的打击来自中央，来自他的老朋友李立三!
一九三○年三月，周恩来由上海去苏联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便完全落到了李立三手中。
李立三开始实行他的“左”倾冒险机会主义路线。
一九三○年六月九日，柏山(即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时，对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李立三如此说：
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游击战争的战术已不适合于现在的形势……《柏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想当年，这位李立三看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去见毛泽东时，羞羞答答“没有明白表示意见”。在毛泽东面前，李立三是个“小弟弟”。如今，李立三把持了中共中央领导权，批评起“四军毛泽东”来，一点也不客气。
李立三挖苦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秘诀”，是“逃、跑、走”。
据云，李立三的嘴甚大，他常给朋友表演“绝技”：把拳头伸进自己的嘴里，转了一圈，再把拳头取出。此刻，他张着大嘴，正在大声鼓吹他的路线：红军“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确实，毛泽东有着一条“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的路线。他的游击战争经验，是近四年红军作战切切实实的总结。然而，坐在上海亭子间里的李立三，却要对毛泽东进行“根本解决”!
六天之后——一九三○年六月十五日，李立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即毛泽东，下发了命令式的一封信。信的措辞，是异常激烈的：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中央致四军前委的信》(一九三○年六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李立三强调，“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他要求毛泽东率红四军“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光是写信、下命令还不够，他还特地指派了中央特派员涂震农向红四军传达、督战。李立三此时是上级，毛泽东是下级；李立三此时代表中央，毛泽东代表地方。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毛泽东不能不执行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进攻南昌!然而，脚踏实地的毛泽东，当然掂量得出进攻南昌该付出多少血的代价。
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聪明：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城北雨坛脑召开了红军和地方武装人员的万人誓师大会，摆出了向南昌进军的架势。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部攻克清江县樟树镇，歼守敌两个营。二十六日，攻克离南昌不远的高安县。七月三十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攻入南昌近郊新建县的西山。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说服部队不要进攻南昌，以避免惨重的损失。
八月一日那天，毛泽东派出罗炳辉带了几十个人到南昌赣江对岸的牛行车站，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举行“八一”示威。南昌城里一阵紧张，正欲派出军队反击，毛泽东的部队已不见踪影——早已朝奉新、安义县转移了。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接到李立三的命令：进攻长沙!李立三的“宏伟计划”是毛泽东攻南昌，彭德怀取长沙，然后会师武汉!彭德怀执行了命令，率部乘军阀混战，长沙空虚之际，于七月二十八日攻入长沙，当即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以李立三为主席。
李立三闻讯大喜。正在这时，何键调集十五个团，南北夹击长沙。幸亏彭德怀急急率部撤退，才算避免了全军覆没——占领长沙不过十一天而已!李立三得知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退出长沙，大骂他们右倾，急令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
毛泽东只得从命，和彭德怀部队一起再攻长沙。这时，何键坐镇长沙，拥有四万兵马，远非上次那么空虚。毛泽东为避免红军损失，屯兵长沙城下。
何键得知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在长沙板仓，便悬赏一千大洋“捉拿毛杨氏”。杨开慧不幸和儿子毛岸英一起被捕，被押往长沙。杨开慧在狱中遭到严刑酷虐。各界闻杨开慧被捕，纷纷来人、来电要求保释。何键说：“只要杨开慧同意登报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行了，其他都不必审讯。”杨开慧冷眼相对，坚决拒绝。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一时，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被杀，年仅二十九岁。
毛泽东后来从报上得知杨开慧牺牲的噩耗，当即写信给杨开慧胞兄杨开智，痛悼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毛泽东还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李立三猛烈抨击毛泽东 2
毛泽东深知长沙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只能采取围城，然后设法诱敌出城，聚而歼之。好不容易引出敌人一个师，一举歼灭，由此士气大振，要求攻城的情绪也就猛然高涨。李立三又连连催促进攻长沙，毛泽东不得不在九月十日签署《强攻长沙命令》。
命令下达后，红军发动强攻。何键的部队在长沙四周打了木桩，架上电网。红军买了几十条水牛，牛尾上绑棉花，浇了煤油，点火之后，水牛狂怒，朝电网冲去，才打开了缺口。可是，电网之后有壕沟，有工事，红军一次次冲锋，一批批倒下，损失惨重。毛泽东决定撤围。就在这时，李立三派来的长江局代表周以栗，要求毛泽东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于是再度对长沙发动进攻。
毛泽东与周以栗彻夜长谈，陈述了不能再攻长沙的原因。他写下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说明了退兵的理由，交给周以栗带去。长沙一仗，使红一军团损失一千六百余人，红三军团的损失人数也与红一军团相近。于是，毛泽东在九月十三日带着部队撤退，退往湖南株洲。毛泽东的意图是带部队回到赣南。十月三日，毛泽东率部包围了江西南部重镇吉安县城。午后二时，毛泽东下达了对吉安发起总攻的命令。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一下子缴获了上千枝枪。拔掉了吉安这钉子，使赣南一片红色，只剩赣州一座孤城未克。十月十七日，毛泽东率部抵达江西中部的峡江县，收到中共湘东特委九月以及九月以前发出的三封信，转达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再度进攻南昌!毛泽东无奈，于十月十九日复函中共湘东特委：“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正在毛泽东十分为难的时候，中共中央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是由于中共中央设在上海，而那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毛泽东尚不知李立三已经下台!八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九月二十四日，在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宣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路线。虽然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但是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于恢复了他在八七会议时的党内地位——他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经过了将近四个春秋，他这才终于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直至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从中共中央来了一位“大员”，毛泽东这才详细得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情形。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派来的只是交通员、巡视员，这一回派来的却是一位政治局委员!这表明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朱毛红军了。
派来的政治局委员，当时名叫“江钧”，即项英。项英是织布工人出身，所以在中共“六大”强调工人成分时，他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成了政治局常委，在党内的地位远远高于毛泽东。他甚至还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会见过项英，夸奖过他，还送了一支手枪给他，这使项英在中共党内的声望骤升。
自一九三○年八月起，项英又兼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项英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传达了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的批判。内中，还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以加强和统一中共中央对各苏区党的领导。这一新的机构，命名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显然，这“中共苏区中央局”，成了苏维埃地区的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关于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早在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的《中央关于在湘鄂赣三省成立苏区中央局给长江局的信》中，已经指出：“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
中共中央派出的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最初人选是关向应。关向应是满族人，一九二四年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只是关向应赴任时，因道路阻隔，半途而返。
一九三○年十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改派“江钧”前往苏区。中共中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写及：“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未到达以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可是，当时正忙于作战，拟议中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未建立起来。直至项英到达苏区，这项工作才终于落实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镇正式成立，书记并非毛泽东，而是周恩来。由于周恩来尚在上海，因此任命项英为代理书记。这样，项英成了苏区的中共最高领导。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由九人组成：周恩来(未到)、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未到)、余飞(未到)、曾山及湘赣边特委、少共中央各一人。其中的曾山是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一九三○年十月七日，在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当选为政府主席。一月十五日，在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同时，又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军事的最高领导机构。这样，在苏区，形成了项英、毛泽东、朱德“三驾马车”的新格局。项英成为苏区的最高首长。
李立三的下台，使毛泽东又渡过了一次政治危机。不过，项英当时并不认为李立三是路线错误，而只是策略的错误。项英的到来，并非彻底扭转李立三路线在苏区的影响，反而不时和毛泽东产生新的矛盾……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1
攻南昌，战长沙，虽说毛泽东迫不得已，却耸动了视听，成为国民党报纸上的“热点新闻”，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于是，红军名声大振，毛泽东也名声大振。
毛泽东成为街谈巷议的传奇人物，如他所忆：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指毛泽东家乡湘潭——引者注）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五十一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泽东成了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五十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泽东名震中国，蒋介石把他视为心腹之患。无奈，从一九三○年五月起，蒋介石正忙于“蒋、阎、冯中原大战”，跟阎锡山、冯玉祥逐鹿中原，打得不可开交。到了一九三○年十月，“蒋、阎、冯大战”以蒋介石取胜而告终，蒋介石便腾出手来，对付毛泽东。
蒋介石在一九三○年八月五日，任命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何应钦受命伊始，说了一通“深刻”的话：
“各省从前剿匪，大都不免省界观念，能将共匪驱出省界即为了事；他省如何不欲过问。故匪等东击西窜，不能根诛尽绝，反而愈延愈广。国府因见及此，特命行营负此专职，统筹兼顾，谋根本解决，以矫正前此之流弊。”这么一来，也就从过去的“会剿”，改为“围剿”。蒋介石在十月七日攻占郑州、平定中原之后，便确定赣南为“剿匪重点”，着手部署第一次“围剿”。南昌市中心洗马池，那里的江西大旅社忽地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人莫近。这家大旅社是当年南昌首屈一指的豪华宾馆，三年多以前周恩来等便是住在这里发动八一起义的。十二月七日，蒋介石抵达这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几天之后的十二月十二日，上海《民国日报》的“南昌通讯”，便报道了蒋介石这一动向：“蒋主席为限期肃清赣境共匪起见，特电召十八、新五、新十五等师师长来省开军事会议，并面授机宜，各师长将陆续由前方赶到，晚即在总司令部行营开会，出席者有何成浚、朱绍良、鲁涤平及张辉瓒等十余人……”会后，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表明这次“围剿”的声势不小。
蒋介石“面授机宜”，制定了“围剿”的十六字方针：“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他调集了十一个师两个旅，约十万兵马，进行“围剿”。另外，还派出三个航空队，以造成空中优势，因为红军没有一架飞机，连高射炮也没有。说实在的，那时的蒋介石，还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以为，作了这么一番“面授机宜”之后，足以“荡平共匪”。他在南昌逗留几日之后，便带着吴稚晖、周佛海、邵力子、陈布雷上庐山作逍遥游，不久就返回南京去了。
毛泽东面对其势汹汹的十万敌军，却在那里读《孙子兵法》。他以为孙子所说的八个字，极有见地，那就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尽管许多人主张“主动出击，北上迎敌”，甚至提出“主动进攻九江南昌”，而毛泽东却依据《孙子兵法》提出了四字方针：“诱敌深入”。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对“诱敌深入”方针作了阐述。他以为，当强敌扑来之际，红军应向根据地内撤退，不应硬拼，在退却过程之中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消灭敌军。毛泽东在会上说：“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前面，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后来，毛泽东作了如此生动的形容：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百○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毛泽东学林教头，在蒋介石的十万大军面前退让着。而根据蒋介石的“长驱直入”的方针，蒋的部队也就随着红军的退却“长驱直入”了。在蒋介石诸将之中，有一位名唤张辉瓒。《民国日报》的“南昌通讯”中提及蒋介石“面授机宜”的将领之中，便有此公的大名。
张辉瓒是湖南长沙人，年长毛泽东七岁，曾在北伐战争时与毛泽东相识，不意如今成了交战的对手。张辉瓒此人，是一员地道的武将：早年在清朝军官讲武堂学习，然后又去日本士官学校和德国学习。他比起毛泽东“强”多了，因为毛泽东连军事学校的大门都未曾进去过，更不用说留日、留德喝洋墨水了。
张辉瓒在一九二四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师长。一九二九年，出任南昌卫戍司令。一九三○年三月，兼任江西省“剿匪”总指挥。由于他屠杀共产党人不眨眼，因此人称“张屠夫”。这一回，“张屠夫”受命“剿匪”，趾高气扬。他向部下发表训词：“吾党与共匪势不两立，此番不剿清，誓不生还，愿吾汝辈共勉之!”张辉瓒挥师南下，在樟树镇驻营时，第五十师谭道源的参谋长李家白曾去看望，记下了当时的印象：
张住一楼房。我师副师长森岳邀我去看看他。一进大门，只见守卫士兵各荷自来得手枪及马刀各一，枪柄吊金红丝穗，佩系颈上，刀柄系蓝绸制的国民党小党旗；穿着崭新的灰色军服，看来十分威武。大门口站四个卫兵，楼梯上下各一个，房门口又站一个。张素爱排场，这时更令人刺目。我们见面彼此客套一番。张正为人谋差使，写好了介绍信，叫“来人”，一马弁(当时通称卫士为马弁)应声进来，张命：“叫特务连长拿我的私章来!”一会儿，特务连长进来拿出师长的私章盖上，仍把私章带去(特务连长张达泉系张的胞侄)……李家白：《反共第一次“围剿”的源头之役》，《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辑。
江西中部的东固，驻有红军主力。因此国民党新编新五师师长公秉藩和张辉瓒，分别率部朝东固进军。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2
张辉瓒求胜心切，十二月二十日晨，便率部逼近东固。清早，浓雾遮日，张部在雾中听见人叫马嘶，判定为红军主力，当即发动强攻。对方人强马壮，马上予以猛烈还击。双方在浓雾中激战。张辉瓒以为，这下子真的遇上红军主力，乃是千载难逢的立功之机，下令猛攻。双方厮杀正酣，浓雾渐消，对方发觉死者穿的是十八师符号，大吃一惊，急忙吹号联络。张辉瓒部队一听号声，方知对方不是红军，原是公秉藩的新五师。这一场大战，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见公秉藩、张辉瓒两师朝东固扑来，为避其锋芒，于是退兵至龙冈。公秉藩捷足先登，占了东固，马上发电报到吉安给鲁涤平、到南昌给何应钦、到汉口给蒋介石，抢报头功。蒋介石当即复电，称赞公秉藩“该师将士用命，克奏肤功，实堪嘉奖”，还给两万元“犒赏官兵”。张辉瓒不知此事，以为东固仍在红军手中，所以在雾中开火，误杀一阵……张辉瓒挨了蒋介石的臭骂：“该死!”“可耻!”公秉藩在他一九六三年写的回忆录中，忆及当时的情景：
“我去十八师师部看张辉瓒，请示明日如何行动，张说：‘你明日留东固休息，我率领十八师进攻龙冈。’”公秉藩：《忆第一次“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七辑，一九九○年十二月出版。张辉瓒的牙齿咬得咯咯响，非要立一“大功”，以雪东固之耻。这时，毛泽东稳坐中军帐。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离东固不远的小布镇召开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他别出心裁，给大会写了一副对联，高悬在主席台两侧。这副对联，生动地反映了他的游击战争的策略：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毛泽东正是运用这副对联中的策略，对付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
张辉瓒的求胜之心甚急，十二月二十九日率主力五十二旅、五十三旅及师部九千余人逼近龙冈。毛泽东料定张辉瓒明日必然途经苦竹岭进军龙冈。苦竹岭距龙冈二十华里。毛泽东、朱德在苦竹岭设立了指挥所，调集红军主力埋伏在龙冈。龙冈是江西永丰县的一个五六百户人家的小镇，高山环绕，中间是一狭谷，是打伏击战极好的“口袋”。军情急，已经无法再作战前动员。红军战士急行军。这时，下起蒙蒙细雨，山道甚滑，可是为了争取时间，甚至要在细雨中小跑。战士们不知何故如此急迫，原定向上固移动，如今突然转了方向。见到路边的大门板上用粉笔写着的一行大字，这才恍然大悟：
军长、政委示
上固无敌，敌在龙冈，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
林彪当时刘亚楼任红四军第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经过紧张的急行军，毛泽东调集了优势兵力，布下罗网：红三军负责正面攻击，红十二军任左路，红四军由上固转向龙冈西北侧。这样，毛泽东和朱德布好了“口袋”，坐镇苦竹岭观察动静，以便决定何时收紧“口袋”。果真，张辉瓒翌日率部进入了“口袋”。真是天助毛泽东，当天下午三时起，居然浓雾四起!红军熟悉那里的地形，而张辉瓒的十八师人地生疏。在朱毛下达总攻令之后，张军乱成一团，九千多人顷刻瓦解，成了瓮中之鳖，只能束手就擒。一夜之间，张辉瓒部队全军覆没!鲁涤平当天给蒋介石发去的电报，喟然长叹：“龙冈之役，十八师片甲不留!”翌日，红军打扫战场，不见张辉瓒。张辉瓒哪里去了呢?须知，龙冈那“口袋”，插翅也难逃。
红四军十师的一个班，在一棵大枫树下面，发现一件狐皮大衣。显而易见，只有国民党大官，才会有这样“派头”的大衣。细细查看，在大衣里发现一个手指头大小的牌子，上写“张辉瓒”三字。这表明，张辉瓒一定是扔下这件显眼的大衣逃命，可能离此不远。战士们开始搜山。在大枫树附近，发现一个山水冲成的山窝，窝里有个土洞，洞里躲着人。“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啦!”战士们喊道。那人战战兢兢地从洞中爬出。他，肥头大耳，却穿了一身过小的士兵服装，绷得紧紧的。此人便是张辉瓒!一传十，十传百。“活捉张辉瓒”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在龙冈传开。在龙冈大坪，张辉瓒被押去见毛泽东。
“润之先生，润之先生。”张辉瓒一边向毛泽东鞠躬，一边赶紧叙旧，提及往日的友情。毛泽东哈哈大笑道：“你曾一再说过，要剃朱、毛的头，想不到今日被我们剃了头。”张辉瓒连声道：“惭愧!惭愧!有罪!有罪!”这位中将师长，身为阶下囚，此时此际唯求毛泽东高抬贵手，饶他一命。张辉瓒答应，愿给红军捐款、捐药、捐枪弹。
毛泽东关照部下好好看管张辉瓒，不要杀他。毛泽东说，可以安排张辉瓒到红军学校即将开办的训育系当教员，发挥他的一技之长。
张辉瓒家属得知张辉瓒被俘，急着在上海找中共中央关系，愿不惜任何代价，以求换回张辉瓒。中共中央派出涂作潮赶赴江西苏区。无奈“张屠夫”名声太恶，加上当时“左”倾思想颇盛，张辉瓒被押往东固公审。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东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在一片怒吼声中，张辉瓒被斩首。
张辉瓒的首级被装在笼里，笼上插着三角旗，写着“这是张辉瓒的头”。当地群众又找来一块“张氏公祠”木匾，把笼子放在木匾上，抬了一百多里，扔进赣江，说是漂到南昌去。国民党七十七师的哨兵发现江上漂着的怪物，驾着小船捞起，速送到正在吉安的鲁涤平。张辉瓒乃鲁涤平嫡系。鲁涤平大哭一场，派人把张辉瓒首级送往南昌。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涂作潮在南昌得知张辉瓒已死，只得重返上海。鲁涤平给何键和蒋介石发去电报。张辉瓒是湖南长沙人，何键痛哭一番之后，派人前往南昌运回张辉瓒首级，又派人砍了几段樟树，雕成身子，合葬于岳麓山。何键还大做道场，在张辉瓒墓前立碑，书“魂兮归来”四字……据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一书载：“几个星期之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上海派来的通讯员来到朱将军(即朱德——引者注)的指挥所。他送来一封信件，要求释放张辉瓒，蒋介石的交换条件是释放大批政治犯，并愿付二十万现款。‘我们对杀了他很感后悔’，朱将军说道，‘倒不是因为那笔钱，而是因为蒋介石对此进行了报复，杀害了我们许多在狱中的同志。’”在一举全歼张辉瓒部队之后，谭道源师惊慌失措，夺路而逃，自相践踏。毛泽东挥师追击，一月三日追至东韶，歼谭师一个旅三千多人。这样，五天连胜两仗，歼敌一万二千多人，第一次反“围剿”也就画了句号。
毛泽东笑了。这是他在遭受中共红四军“七大”和李立三路线的诘难这两次打击之后，头一回大胜利。“人逢喜事精神爽。”毛泽东诗兴勃发，写了这么几句：
雾满龙冈千嶂暗，
红军怒气冲霄汉，
唤起工农千百万。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这是最初的几句。后来，过了几个月，蒋介石进行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又补写了下半阙，并对前几句加以修改、补充，才成了如今印入《毛泽东诗词选》中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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