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议，八议制度起源很早，唐律则规定得更为详备。八议的对象主要指以下几种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总之不外乎皇帝的亲戚故旧，或者封建王朝的官僚贵族。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恶罪，其它罪行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免于处罚。这种特权制度，反映了等级和阶级差别。
唐律《名例律》还规定了一些原则，对如何认定犯罪性质和确定刑罚方面具有指导意义。划分公罪与私罪，关于自首减免刑罚的规定，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关于合并论罪的原则，关于累犯加重的规定，关于区分故意与过失，关于类推的一般原则，等等。关于老幼废疾减刑的规定，关于同居相瞒不为罪的规定，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这些基本原则的规定，充分证明唐朝的法律制度是相当完备和相当细密的。卫禁律是关于警卫宫室和保卫关津要塞方面的法律。职制律是关于官吏职务及驿传方面的法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厩库律是关于国有牲畜和仓库管理方面的法律。擅兴律是关于发兵和兴造方面的法律。贼盗律是关于保护封建政权及地主阶级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斗讼律是关于斗殴和诉讼方面的法律。诈伪律是关于欺诈和伪造方面的法律。杂律是关于买卖、借贷、度量衡、商品价格规格、犯奸、国忌作乐、私铸货币、赌博、决失堤防、破坏桥梁、放火失火、医疗事故、阻碍交通等方面的法律。捕亡律是关于追捕罪犯和逃亡士兵及役丁的法律。
中华法系的柱石
公元7世纪《唐律》产生，中国封建法律趋于完善和定型，在我国封建法制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嗣后，宋、元、明、清各代法律，基本上承袭《唐律》。清代《大清律例》以律为基本形式，以令、格、例、敕等为补充。从《法经》到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相互间陈陈相因，具有十分清晰的沿革关系和内在联系，确有独特之处。而中华法系是以《唐律》为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对国外影响也很大。如：“明治维新”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法律，也以《唐律》为蓝本，形成了中华法系。《唐律》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法系是指根据法律的历史传统，对法律所作的分类。凡具有同一历史传统的法律就构成同一个法系。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的体系，它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世界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宋朝的《宋刑统》，就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元朝的《至元新格》的20篇，与唐律的9篇相同，其它八议，十恶、官当制度都沿用唐律。明代《大明律》、清代《大清律例》都受到唐律影响。
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61年）所制定的《大宝律令》，有律6卷，共分12篇，其篇名与次序都与唐律相同，而且律文的内容也很多相似。朝鲜的《高丽律》不仅在篇目体系上与唐律相同，在内容方面，如刑名种类和对特权阶级的优待条款等，也都与唐律极为相似。在越南，历代刑律也多仿照唐律。《唐律疏议》不仅完整保存了唐律，还保存了大量唐代的令、格、式的内容。同时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
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所以，清代学者王鸣盛称《唐律疏议》为“稀世之宝”。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38节 女主临朝，千载一人
唐太宗是个精明能干的皇帝，但是他的儿子高宗却是个庸碌无能的人。唐高宗即位以后，自己不会处理朝政大事，一切靠他的舅父、宰相长孙无忌拿主意。后来，他立了皇后武则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武则天本来是唐太宗宫里的一个才人（一种妃嫔的称号），十四岁那年，就服侍太宗。
当时太宗的御厩里，有匹名马，叫“狮子骢”，长得肥壮可爱，但是性格暴躁，不好驾驭。有一次，唐太宗带着宫妃们去看那匹马，跟大家开玩笑说：“你们当中有谁能制服它？”妃子们不敢接嘴，十四岁的武则天勇敢地站了出来，说：“陛下，我能！”太宗惊奇地看着她，问她有什幺办法。武则天说：“只要给我三件东西：第一件是铁鞭，第二件是铁锤，第三件是匕首。它要是调皮，就用鞭子抽它；还不服，用铁锤敲它的头；如果再捣蛋，就用匕首砍断它的脖子。”唐太宗听了哈哈大笑。他虽然觉得武则天说的有点孩子气，但是也很赞赏她的泼辣性格。唐太宗死了后，按照当时宫廷的规矩，武则天被送进尼姑庵。这当然是她很不情愿的。
唯一的女皇
唐高宗在他当太子的时候，就看中了武则天。即位两年后，他把武则天从尼姑庵里接出来，封她为昭仪（妃嫔的称号）。后来，又想废了原来的王皇后，立武则天做皇后。这件事遭到很多老臣的反对，特别是高宗的舅父长孙无忌，说什幺也不同意。
武则天私下拉拢一批大臣，在高宗面前支持武则天当皇后，有人对高宗说：“这是陛下的家事，别人管不着。”唐高宗这才下了决心，把王皇后废了，让武则天当皇后。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就使出她那果断泼辣的手段，把那些反对她的老臣一个个降职、流放，连长孙无忌也被逼自杀。不多久，那个本来已经十分无能的高宗害了一场病，成天头昏眼花，有时候连眼睛都张不开。唐高宗看武则天能干，又懂得文墨，索性把朝政大事全交给她管了。
公元６８３年，高宗死了。武则天先后把两个儿子立为皇帝——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都不中她的意。她把中宗废了，把睿宗软禁起来，自己以太后名义临朝执政。公元６９０年九月，武则天接受大家的请求，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她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在武则天登基作皇帝之前，武则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第一是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从传统上和舆论上打击和削弱一贯反对自己的士族官僚集团，扶植和依靠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这样使士族官僚不再有人仕做官的优越条件，也不能因出身豪贵而为所欲为。而对庶族出身的官员，也不再因门第贫贱而受耻受辱于人。修成的《姓氏录》再也看不到士族贵族的特权，原来连《氏族志》都不能列入的武氏，在《姓氏录》中，却定为姓氏的第一等。再次，是变更官名，改东都洛阳为神都，为自己登位称帝，建立新秩序，迈出重要的一步。向举国表示自己大位一统至高无上的权力。
如果说，武则天在称帝前三十余年参政执政的政治生涯中，已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那幺，在称帝之后的十余年中，则更充分地显示了她在用人、处事、治国等各个方面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家的气魄。
则天称帝后，更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认为“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凡能“安邦国”、“定边疆”的人才，她不计门第，不拘资格，一律量才使用。为了广揽人才，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允许自举为官、试官，并设立员外官。此外，她还首创了殿试和武举制度，为更多更广地发现人才，搜罗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比如，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自武举异等出”。这样，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始终有一批“文似仁杰”，“武类休武”的能臣干将为其效命，有力地维护着武周的政权。
对于农业生产，则天也非常重视。她说：“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她规定，能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的地方官升任；“为政苛滥，户口流移”的“轻者贬官，甚至非时解替”。这样，在她执政的年代里，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据当时统计，永徽时全国户数为38O万户，到则天临终的神龙元年，渐增为6i5万户，几乎增长一倍。仅此一点即可看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在抗击外来人侵，保护边境安宁，改善相邻各国的关系方面，则天施政时期也做了很多努力。对吐蕃贵族的入侵和骚扰，则天给予坚决的抵御和反击。长寿二年（692年）她派大将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之后，又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天授年间，娄师德检校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五年，“军粮可支数十年”。武氏的这种大范围的长期屯田。对边区开发、减轻人民转输之劳，以及巩固边防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当然，在武则天掌权近半个世纪的较长时期内，也有很多过失。她重用酷吏，奖励告密。使不少污吏横行一时。他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诬陷于人，使不少文臣武将蒙受不白之冤。虽然对武周政权的巩固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搞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人人自危，必然影响国家的治理和生产的发展。她放手选宫，使官僚集团急剧。增大，官僚机构膨胀，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负担。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这都不同程度影响和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这些错误和过失，毕竟是武则天政治生涯中的支流。她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能够排除万难，在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年代，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革除时弊，发展生产，完善科举，破除门阀观念，不拘一格任用贤才，顺应历史潮流，大刀阔斧改革的历史功绩相比，难以同日而语。她的历史功过，恰如她给自己立下的那块“元字碑”一样，只能由历史去作出评论和判断。
再谈女皇出现的原因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以一弱小女子，14岁为唐太宗才人，继为唐高宗昭仪、皇后，最后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竟然坐上国家庙堂的第一把交椅，对文武大臣召来挥去，掌天下生杀予夺之权20年，使男人威风扫地，这实在是一件异乎寻常之事。究其原因，固然与武则天的个人因素有关：她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强烈的统治欲望，既善搞阴谋诡计又会收拾人心，既有一定气度又心狠手辣。但是任何历史人物，无论有多大能耐，离开历史条件，都将一无所为。为什幺唐代能够出现一位女皇帝呢?唐代，特别是唐前期，是一个开放型的封建社会，表现在民间习俗和社会风尚上，一方面由于唐朝是在经过了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后建立起来的，李唐皇室即有浓厚的胡化色彩，少数民族不重礼法的社会习俗，渗透并冲击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唐前期，讲究伦理纲常、禁锢妇女的理学尚未形成，而唐初统治者对讲究经学、礼教的山东旧族采取排斥、压抑政策，这样就使唐前期社会礼法束缚较轻，女子社会地位较高，婚姻关系较自由随便，武则天故能由唐太宗的才人变为唐高宗的皇后，得到君临天下的机会。加之唐代女子接触社会较多，具有雄建强悍性格，使武则天有气魄和胆略登上皇帝宝座。
唐代社会不仅造就了一个武则天，还造就了许多女中豪杰。像唐中宗朝中用事的韦皇后、状貌颇类武则天，计谋亦不在其母之下的太平公主，才华绝代的上官婉儿、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据传也是前唐人。以武则天为首的唐代女子在历史大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也算是五彩缤纷的大唐气象之一吧。
只维持一世的武周王朝虽别具一格，但与整个唐代历史融为一体，更增添了盛唐社会的迷人风采。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39节 六祖惠能，改造禅宗
禅的全称是禅那，译为静虑·思惟修等。静虑是止他想，系念专注一境，正审思虑。也就是在修禅时，止息一切不应有的妄念，令心专注于一境，对之正审思虑，成为定慧均等的一种心理状态。定慧若不平等，那就不得名为禅。禅，必须要经过智能的决择，当心缘境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丝毫的迷糊。这种外静内动的修持，即是真正的修禅，从此可知，佛教的修禅与外道，实有天壤之别。外道所修的禅定，形式虽与佛教相似，但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无非是上生天堂，佛教的修禅，则是以断除烦恼，解脱生死，乃至证得无上菩提为目的。因此，不能把所有的修禅，都说成是佛教的禅定。因为他们有着根本的不同。若只是寂然不动的静坐，充其量，也不过是生天的因行。
禅那还有译为弃恶，功德丛林。弃恶是舍去欲界的五盖等一切诸恶。因为贪、嗔、痴、慢、疑的五盖。盖覆了我人自性清净心的功用。修定能将诸恶弃除，使心恢复本来清净，所以名为弃恶。功德丛林，《大智度论》卷七说：“诸禅定功德，总是思惟修。”以禅为因，能生智能、神通、四无量等功德。如种种树木生坐，开发无漏智能，而体证了诸法的实相。因此，禅是佛教思想的基本，也是佛教的生命。禅，在中国佛教长在一处，故称为功德丛林。
《六祖坛经》
《六祖坛经》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中国佛教徒的光荣和骄傲,它是禅宗对佛教修行法门的一大贡献。中国佛教两千年，所发生最大的事件，应该是禅宗的产生。
慧能，一作惠能（会元638年至713年），俗姓卢，原籍范阳（郡治在今北京城西南）。其原本在范阳为县官，因罪贬职，流放新州（今新东新兴县），遂在岭南落藉。慧能家境贫寒，三岁丧父，迁居南海。稍长，卖此狩猎养母。因听人诵读《金刚经》有悟，决心学佛出家。24时，慧能到湖北黄梅东山寺去投五祖弘忍为师，被留作行者。他一面舂米干替代，一面随众听法。后来弘忍要选继承人，命寺僧各作一偈。神秀是弘忍的上座，饱览经史，博学多闻，当即提了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指拭，莫使惹尘埃“。慧能不识字，也请人代笔题了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入惹尘埃？“弘忍看后，认为神秀偈发所表达的思想只达到佛的门前，离登堂入室尚差口气，而慧能偈用”无相“破”有相“，以“顿悟”破“渐悟”，宣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空无观”比神秀彻底，于是就把衣钵传给了慧能。
禅宗第五祖年老，先拟传衣钵于大弟子神秀，命其作偈，以观其对教义的领悟。神秀作偈曰：“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又试小僧慧能，慧能脱口而出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大喜，遂将衣钵传给慧能。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无从确考，但其意在于说明学贵善悟，很值得深思。论学问，神秀肯定比慧能高深，但是五祖为什幺偏偏选中了挑水烧火的慧能？主要是因为慧能的悟性高于神秀，他对禅宗教义的领悟更为深刻。
六祖悟道以后，五祖把他叫到房间里传授心法。当时六祖还是个行者，还没有出家，更没有受戒。作为一个行者来得法，怎幺样把袈裟交付给他，怎幺样把禅宗法统交付给他，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五祖传法给六祖的时候，是在五祖的丈室里面。夜半三更，惠能大师到了五祖的房间里面，五祖以袈裟围一块地方，六祖跪在地下，五祖给他传授心法，同时也传授了禅宗的法统——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到弘忍大师这样三十几代人的传承。所以《六祖坛经》里列有西天四七、东土二三这样的传承关系。
慧能得到祖传衣钵后返回广东。为躲藏“物色之者“加害，他在四会一带的猎人中藏匿了整整15年，直到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才公开露面。这年的正月初八，慧能来到广州法胜寺（今光孝寺）。一天，风扬起寺庙的旗幡，两个和尚在争论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慧能说：“既非风动，亦非幡动，仁者心动耳。”慧能的说法，令众僧大为惊叹，引起了印宗法师的关注和尊敬。不久，印宗法师为慧能剃了度。后又召集高僧名师为慧能举行了隆重的授戒仪式。次年春，慧能离开法胜寺，北上到南华寺开山传法，前来送行的有一千多人。在南华寺，六祖慧能传教说法长达37年之年。其间，韶州剌史韦璩也常他到城里的开元寺（后更名为大梵寺）讲经。慧能的言行后被其弟子法海汇编成书，这就是被奉为禅宗宗经的《六祖法宝坛经》。在佛教中，只有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法行为记录能被称做“经”，而一个宗派祖言行录也被称做“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慧能圆寂于家乡新兴县的国恩寺，享年76岁。次年六祖真身迁回曹溪，供奉在灵照塔中。慧能在生前就深得朝迁的恩宠，唐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女皇武则天曾为“表朕之精诚”，特地遣中书舍人给慧能赐送水晶钵盂，磨衲袈裟、白毡等礼物，其诏书对慧能表达了十分尊崇的心情：“恨不赵陪下位，侧奉聆音，倾求出离之源，高步妙峰之顶。”慧能去世后，更是名位加身。唐宪宗追谥慧能为“大鉴禅师”，宋太宗又加谥为“大鉴真空禅师”，仁宗再加谥为“大鉴真空普觉禅师”，最后神宗再加谥为“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文学大家都先后为慧能撰写过长篇碑文，以记述他的事迹。
慧能创立禅宗是佛教史上一镒空前大改革，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第一，他大胆破除佛祖的权威，不承认有所谓外在的佛，认为佛就在本心中。第二，他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这与儒家“人皆可为尧舜”的性善论相通。慧能之后，禅宗更进一步向儒家靠拢，竭力与儒家的以教悌为人之本的伦理学说相调和，写了大量论教的著作，从而促使了佛教的进一步儒学化。第三，他不但主张人人都可以成佛，而且主张不用背诵佛经，不需累世修行，只要认识本心，就能成佛，即所谓“顿悟成佛”，从而不但迎合了上层统治者和士大夫的需要，而且也为下层人民信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第四，他在宣传“顿悟成佛”的同时，还提介自由任运的生活方式，促使禅宗生活的平民化、世俗化。慧能的三传弟子怀海禅师，更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宗佛，并将这一宗佛写进了《百丈清规》，从而对后世禅寺的建设及其劳动自养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禅宗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广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禅宗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宗教范畴，而渗透到哲学、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以及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明理学受禅宗的影响就很深，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吾心便是宇宙”、“心外无物”、“明心见理”正是禅宗“自心是佛”、“本心生万法”、“明心见性”的翻版。又如绘画，从唐宗到明的画坛，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创作思想，都可以看到受禅熏陶的痕迹，作品中往往表现出一种深远宁静、超凡脱俗的意境。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原来的佛家用语，也了人们的惯用语。本世纪以来，带着东方恬静达观精神的佛禅也走向了西方世界。二次大战以后，禅更在英、德、法、美、等国得到特别的发展。西方接受禅的人，除了宗教团体外，还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希望用禅引导人们顺归人性和自然；也有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把禅作为调节心理和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之一。
慧能作为在我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包含着的哲理和智能，至今仍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并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40节 开元盛世
7l0年，韦皇后毒死中宗，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并谋害相王李旦，李隆基联合姑母太平公主发动宫廷政变，铲除韦氏及其党羽，迫使少帝李重茂颁布诏书，让帝位于叔父相王旦，仍称唐睿宗。李隆基被立为皇太子。当时，宫廷的内部斗争十分激烈，太平公主在协助李隆基政变除掉韦后以后，依仗功大，日益骄奢，不可一世。朝中宰相7人，有5人和太平公主关系密切，姑侄关系特别紧张。延和元年（7l2年）六月，睿宗自称太上皇，把帝位传给了李隆基。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太平公主与其党羽密谋，发动政变，推翻玄宗，自为皇帝。但是这个阴谋很快被唐玄宗发现，他先发制人，杀死太平公主，彻底剪除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结束了武则天以来一连串的宫廷政变。唐玄宗统治初期，继承了唐太宗的统治政策，他任用贤相，整顿吏抬，选拔人才，赏罚严明，君臣之间密切配合，唐朝出现了史家称道的“开元盛世”。
“开元之治”
我们习惯上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皆因黄金是贵重的宝物。这种时代亦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例如汉武帝的盛世，以及唐玄宗的开元盛世。
开元是唐玄宗的年号。玄宗在位四十四年，前期年号叫开元(公元713年－741年)，后期称天宝(公元742年－756年)。开元年间，玄宗政绩粲然可观，史称「开元之治」。这是唐朝社会经济和国力发展臻于极盛的时期，它承继贞观之治和武则天的治绩，使唐朝的国势发展到巅。
玄宗执政后，注意任贤纳谏，澄清吏治。他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贤相；规定内外官吏迁调之制，选部分京官外调为都督、刺史，而地方官吏中表现优异者则提为京官；又令各道采访使巡视地方，整饬吏治，加强中央权力。在经济上，玄宗即位之初自奉甚俭，又令各地不得开采珠玉、制造锦绣，使武后以来后宫奢靡之风有所改变。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仓库充实，物价平廉。为了撰拔人才，玄宗还亲自在殿廷复试吏部新放的县令，对儒士甚为优礼，并令臣下访求遗书，得图书近五万卷，使科技文化大放异彩。在军事方面，玄宗改革兵制，招募壮士充当京师宿卫和镇戍边地，又在边镇重地设节度使。
由于玄宗的励精图治，开元年间经济繁荣，国库充裕，民生安定，国威远播。唐代盛世至此进入了光芒万丈的时代。
玄宗朝时，农业有较大的发展，主要是：
1、唐朝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改进了犁的构造，制造了曲辕犁，并创造了新型灌溉工具筒车。
2、大面积兴修水利。黄河、长江流域等开凿一系列灌溉渠，并修旧渠和河堰。
3、开劈大量荒田。劳动人民创造大量财富，唐政府每年向农民征收大量的粮食和布帛。人口大大增加，玄宗时的户数是唐太宗时的近3倍。
唐玄宗朝的手工业也有比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丝织业：定州、益州、扬州都以织造特种花纹的绫锦闻名。品种多样，有一种花鸟纹锦，以五彩大团花为中心，周围绕以飞鸟.散花，绚丽动人，反映了唐朝高超织锦技术。
2、陶瓷业：邢州白瓷象银象雪，越州青瓷象玉象冰。还创造了著名的“唐三彩”，在白地陶胎上，刷上无色釉，再用黄、绿、青三色加以装饰，色彩鲜丽，造型美观。
3、造纸业：宣州、益州的纸，都十分有名。
唐朝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在那里，有来自各国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人，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城市。
唐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那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亲密，唐朝疆域空前广大。唐朝时，北方先后有突厥，回纥民族，东北有秣褐民族。唐朝在北部边境先后建立了都护府和都督府。西南有南诏和吐蕃；南诏为彝族和白族的祖先，曾接受唐朝云南王的封号；吐蕃为藏族的祖先，与唐几次通婚，保持“和同为一家”的亲密关系。那时，边疆各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唐朝时候，中国经济和文化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对外交通比过去发达，唐和亚洲、欧洲等各国之间的往来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唐朝和朝鲜半岛的新罗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唐和日本关系更加密切，唐文化对日本影响甚大，从政治制度到生活习俗，日本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唐朝和印度半岛有频繁的通使往来，玄奘西游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佳话。唐朝和西亚的波斯、大食也有通好关系，中国陶瓷等源源不断运往该地，西亚的物品也输入到中国。
大唐遗风
唐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国人都更为广阔，外来文明的火炬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传播得更远。
值得深思的是，盛唐之所以成为外国人云集聚居的有魅力的地方，不单是它具有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文明世界的优越性。我们不是简单地在述说过去，而是在启迪未来，激发中国人的奋斗精神和迈向新世纪的信心。
历史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化的记录。在人类进入新的千年之际，回眸历史将给新世纪提供丰富的借鉴和启迪。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人骄傲的就是“盛唐气象”，特别是“唐人”作为民族自豪的称呼，至今频频使用于全世界华人的生活之中，始终承载着不朽的光荣与无比的辉煌。
千年以前，亚欧大陆内形成的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是当时人类社会成就最高级别的文明板块。但拜占庭短暂强盛很快被阿拉伯人入侵所打断，而阿拉伯帝国迟至8世纪后才逐渐形成封建制，印度大戒日王之后次大陆陷入分裂局面，只有中国的唐朝在与周边邻国竞争中呈现出相互推波助澜的崛起趋势。唐帝国辽阔的疆域，使它在战略上必须重视民族关系和国际格局变化，不仅建立防守反击的边界体系，而且以综合国力参与境外角逐，甚至争夺亚洲霸主控制权。作为当时的一个“超级大国”，唐朝非常注意中外交流。除中亚的康国、石国、安国、曹国、米国等保持着独特的国际封贡体制外，新罗使节到唐长安89次，阿拉伯大食使节进入长安41次，林邑24次，日本遣唐使14次，真腊11次，师子国（斯里兰卡）3次。至于史书记载次数不详的朝鲜（高丽、百济）、婆罗门五天竺（印度）、泥婆罗（尼泊尔）、吐火罗（阿富汗）、骠国（缅甸）、波斯、拂菻（东罗马）以及北非、中东诸国等等，都非常普遍与唐交往。唐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人都更为开阔，外来文明的火炬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传播得更远。
作为亚欧文明演进的核心国家，唐政府也频繁派出使臣出访，并划拨政府专项费用给予支持。公元643年后四次出使印度的王玄策，公元663年出使东罗马的阿罗憾，公元664年出使日本的郭务悰等等，都是著名唐朝外交家。唐长安还设有外交机构鸿胪寺和四方馆、礼宾院专门接待外国宾客，不仅负责会见礼仪，而且供给入唐后一切资粮费用。如果说中外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那幺亚欧大陆分布的几大古老文明之间有着一定的交流,从而使唐朝成为东亚受益最大的文明枢纽。
世界文明进化不是孤立的。文明是一种有机体，它的构成要素经过相互作用生长出新的动力。唐代之所以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前朝后代的新气象，关键是它与同时代的邻近民族和国家存在着有力的交融。让我们从一系列构成新文明生长动力的要素来看盛唐文明。
纵观一千多年前盛唐所演示的一幅幅世界文明交融图，我们不是简单地在述说过去，而是在启迪未来，激发中国人的奋斗精神和迈向新世纪的信心。对我们今天与各国朋友联系世界各种文明的纽带，共同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贡献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41节 李杜诗篇万古传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到隋唐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其中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代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中，遗留下来的诗歌就将近五万首，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遗留下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也大大超过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而李白、杜甫的成就，更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李白与杜甫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县），先世于隋末流徙中亚，他生于碎叶（今俄罗斯托克马克）。五负随父迁居绵州的彰明县（今四川省江油县）
二十五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后来寓居安陆。以后的十年间，又北上太原，西入长安，东至鲁郡，结识了不少名人，写了不少诗文。据传他到长安时，贺知章一见，惊叹为”谪仙人“，称其诗可”泣鬼神“，顺而载誉京师。天宝元年，顺玉真公主的引见，被召入宫，供奉翰林，受玄宗李隆基的特殊的礼遇。但翰林不过是个称号而已，而无实权的职位。在李白看来，这仍是和“倡优同畜”，他一向所抱“辅弼天下”的愿望，当然无法实现。在宫时里呆了两年，便被“赐金放还”。
离开长安以后，李白便长期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足迹遍及梁宋齐鲁幽冀，他本想隐居庐山，却被永王邀请参加了幕府。至德二年，永王被肃王击败，李白被流放夜郎，行至巫山遇得还。六十一岁时，李光弼东镇临淮，李白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垂暮之年，能为国杀敌，顺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著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
李白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以豪迈的情怀，奔放的诗句，赞美祖国的壮丽山河。奔腾咆哮的黄河，崎岖险阻的蜀道，落于九天的瀑布，无不给人以汪洋恣肆的描绘，再现大自然的雄伟的形象。他曾凭借想象，描绘幻想中的天姥山，展现了雄伟瑰丽的神仙世界，表现了自已对自由光明的渴望与追求。
李白在创作上却是一个十分刻苦向前人学习的诗人。他的文集中至今还保留着模拟前人诗赋。他推崇《风》《雅》赞美建安，在他的诗歌里可以找到类似各代诗风的作品，特别是对乐府民歌的学习，最为明显。所以在他的诗歌里形成了豪逸奔放雄奇真挚明朗的特色。
远古时代人民口头创作的神话传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萌芽。到了战国时代，屈原吸取前代文学和文化的成就，在现实斗争中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的诗篇，以宏富博大的内容，奇情壮采的形式，“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为浪漫主义传统创造了第一个高峰。和他同时的庄子在哲理散文中创造了许多幻想奇丽的寓言，也对浪漫主义传统有重要贡献。从两汉到唐初，浪漫主义传统在民间和进步文人创作中不断发展着，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的《陌上桑》、《木兰词》等等作品，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鲍照的某些诗篇，以及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优秀传说，都对浪漫主义传统有所丰富。到盛唐时代更出现了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高潮。
李白对唐代诗歌的革新也有杰出的贡献。他继承了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上使诗歌革新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他在《古风》第一首中，回顾了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指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并以自豪的精神肯定了唐诗力挽颓风，恢复风雅传统的正确道路。在《古风》第三十五首中，又批评了当时残余的讲求模拟雕琢、忽视思想内容的形式主义诗风：“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在创作实践上，他也和陈子昂有相似之处，多写古体，少写律诗，但他在学习乐府民歌以及大力开拓七言诗上，成就却远远超过陈子昂。他这些努力对诗歌革新任务的完成起了巨大作用。李阳冰在他死后为他编的诗集《草堂集》序中说：“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以尽。”这是对他革新诗歌功绩的正确评价。
李白诗歌对后代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他的诗名在当代已广泛传扬，到贞元时期，他的没有定卷的诗集已“家家有之”。中唐韩愈、孟郊大力赞扬他的诗歌，并从他吸收经验，以创造自己的横放杰出的诗风。李贺浪漫主义的诗风更显然是受过他更多启发的。宋代诗人苏舜钦、王令、苏轼、陆游，明清诗人高启、杨慎、黄景仁、龚自珍等也莫不从他的诗中吸收营养。此外，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的词，也受过他的影响。他那些“戏万乘若僚友”的事迹传说，被写入戏曲小说，流传民间，更表现酷爱自由的人民对他的热爱。
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李白作品的艺术特点，他是继屈原而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驰骋想象，运用神话的离奇境界，把自已强烈的情感注入到所描写的对象之中，以惊俗骇世的笔墨，恣意挥洒，描写了壮丽奇谲的世界。他的诗歌中强烈的家憎之情和艺术魅力，是我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中最可珍贵的瑰宝。
安史之乱结束了。这对于饱受战乱痛苦、盼望安定的百姓来说，毕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当时在梓州（今四川三台）过流亡生活的诗人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欣喜若狂，泪流满面。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字子美，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祖藉襄阳（今属湖北），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审言之孙。自幼好学，知识渊博，颇有政治抱负。跟李白一样，是唐代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在文学史上，把他们合称“李杜”。杜甫原是河南巩县人，生长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就下苦功读书，也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写了不少优秀的诗歌。三十几岁的时候，他在洛阳，遇见了李白。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两个人性格不一样，但是，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成为亲密的好友。
后来，他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那时候正是奸相李林甫掌权的时候，李林甫最忌恨读书人，怕这些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当了官，议论起朝政来，对他不利，于是勾结考官，欺骗玄宗说这次应考的人考得很糟，没有一个够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贺的奏章，说这件事正说明皇帝圣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经得到任用，民间再没有遗留的贤才了。
那时候的读书人都把科举作为谋出路的途径，杜甫受到这样的挫折，懊丧的心情就不用说了。他在长安过着贫穷愁苦的生活，亲眼看到权贵的豪华奢侈和穷人受冻挨饿的凄惨情景，按捺不住心里的愤慨，就用诗歌控诉这种不平的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他写下的不朽诗句。
杜甫在长安呆了十年，唐玄宗刚刚封他一个官职，安史之乱爆发了。长安一带的百姓纷纷逃难。杜甫的一家，也挤在难民的行列里，吃尽了千辛万苦，好容易找到一个农村，把家安顿下来。正在这时候，他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就离开家投奔肃宗，哪想到在半路上碰到叛军，被抓到长安。
长安已经陷落在叛军手里，叛军到处烧杀抢掠，宫殿和民房在大火中熊熊燃烧。唐王朝的官员，有的投降了，有的被叛军解送到洛阳去。杜甫被抓到长安以后，叛军的头目看他不像什幺大官，就把他放了。
第二年，杜甫从长安逃了出来，打听到唐肃宗已经到凤翔（今陕西凤翔），就赶到凤翔去见肃宗。那个时候，杜甫已经穷得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了，身上披的是一件露出手肘的破大褂，脚上穿的是一双旧麻鞋。唐肃宗对杜甫长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赞赏，派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
左拾遗是个谏官。唐肃宗虽然给杜甫这个官职，可并没重用他的意思。杜甫却认真地办起事来，过了不久，宰相房管（音ｇｕǎｎ）被唐肃宗撤了，杜甫认为房管很有才能，不该把他罢免，就上了奏章向肃宗进谏。这一来，得罪了肃宗，亏得有人在唐肃宗面前说了好话，才把他放回家去。
唐军收复长安以后，杜甫也跟着许多官员一起回到长安。唐肃宗把他派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做个管理祭祀、学校工作的小官。杜甫带着失意的心情，来到华州。那时候，长安、洛阳虽然被官军收复了，但是安史叛军还没消灭，战争还很激烈。唐军到处拉壮丁补充兵力，把百姓折腾得没法过活。有一天，杜甫经过石壕村（在今河南陕县东南），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到一家穷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农夫妻俩。半夜里，他正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杜甫在房里静静听着，只听到隔壁那个老人翻过后墙逃了，老婆婆一面答应，一面去开门。进屋的是官府派来抓壮丁的差役，他们厉声吆喝着，问老婆婆说：“你家男人到哪里去了？”
老婆婆带着哭声说：“我的三个孩子都上邺城打仗去了，前两天刚接着一个儿子来信，说两个兄弟都已经死在战场上。家里只有一个儿媳和吃奶的孙儿。你还要什幺人？”
老婆婆讲了许多哀求的话，差役还是不肯罢休。老婆婆没有法子，只好自己被差役带走，到军营去给兵士做苦役。天亮了，杜甫离开那家的时候，送别的只有老农一个人了。
杜甫亲眼看到这种凄惨情景，心里很不平静，就把这件事写成诗歌，叫《石壕吏》。他在华州的时候，前后一共写过六首这样的诗，合起来叫做“三吏三别”（《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由于杜甫的诗歌大多是写安史之乱中人民的苦难，反映了唐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所以，人们把他的诗篇称作“诗史”。
第二年，他辞去了华州的官职。接着，关中闹了一场大旱灾，杜甫在那里穷得过不下去，带了全家流亡到成都，依靠朋友的帮助，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边，造了一座草堂，在那里过了将近四年的隐居生活。后来，因为他的朋友死去，在成都没有依靠，又带了全家向东流亡。公元７７０年，竟因贫困和疾病，死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
他死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诗人，把他在成都住过的地方保存起来，这就是有名的“杜甫草堂”。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42节 会昌灭佛
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会昌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会昌灭佛”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的斗争的结果。
灭佛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佛寺多达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人。而且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独立经济，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了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
佛院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在经济方面与封建国家发生冲突。北周武帝当政时，北周有僧侣100万，寺院万余所，严重影响了政府兵源、财源。为了消灭北齐，他决定向寺院争夺兵源和土地。建德三年（574年），下诏禁断佛、道二教，把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以充军国之用，近百万的僧尼和寺院所属的僧祇户、佛图户编入民籍。此后四年，北周灭北齐，北周毁佛的范围达到关内及长江上游，黄河南北的寺院也被毁灭。江南自侯景之乱后，佛教势力也受到影响，陈朝的佛教已不及梁朝之盛。佛教势力的再次膨胀与隋文帝杨坚的提倡有极大关系。
隋文帝杨坚信仰佛教，于开皇元年（581年），发布诏令，可以自由出家，并按人口比例出家和建造佛像。在隋朝时，佛教已再度兴盛起来，唐朝时更为发达了。
唐高祖比较信佛，但唐初时，傅奕多次上书，列数佛教的恶果，请求废除佛教。唐高祖曾下诏淘汰僧尼，并波及道士。由于唐高祖退位，太宗摄政，大赦天下，所以并没有实行。唐太宗时曾于贞观初年，下令凡有私度僧尼者处以极刑。
唐太宗晚年有忧生之虑，所以留心佛法，再者，因爱玄奘之才，所以曾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法。并下令度僧尼18000余人。以后的高宗、中宗都很信佛。武则天之时，则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到处建造佛像，又建明堂，修天枢。佛教势力更加膨胀。佛教寺院可与宫室相比美，极尽奢华。以后诸帝也多信佛，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在里面早晚念佛，宪宗时还举行迎佛骨的活动。
代宗时下诏，官吏不得“棰曳僧尼”，僧尼犯法也不能绳之以法。当时关中的良田多为寺院所有。
佛教在统治者提倡下，迅速发展起来，但同时也与封建国家存在着矛盾。大量的劳动人手出家为僧或者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寺院控制了许多土地和劳动力，寺院经济发展起来，而封建政府的纳税户却大为减少。傅奕反对佛教的理由之一就是，僧尼是游食之民，不向国家交纳租税，浪费了封建国家许多钱财，减少了税收。韩愈在反佛的文章中也从国家财用的角度，指出了佛教的弊端。代宗时，彭偃就建议：僧道不满50岁的，每年交纳四匹绢，女尼及女道士不满50岁的，交纳二匹，并和普通百姓一样应役。他认为如果这样，那幺出家为僧也就没有什幺害处了。因为存在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方面的矛盾，在这一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封建国家就会向佛教势力宣战。
另一方面，唐武宗灭佛也是佛教与道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追尊老子李聃为教祖。北朝以来的皇帝多信道教。唐朝建立后，因为皇帝姓李，道教尊奉的老子也姓李，统治者为了借助神权，提高皇家的地位，自认是老子的后代，所以推崇道教。高宗时，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还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叫人学习。尊老子的《道德经》为《道德真经》，庄子的著作为《南华真经》，庚桑子的著作为《洞灵真经》，列子的著作为《冲虚真经》，在科举中增设老、庄、文、列四子科。并规定道士女冠由宗正寺管理，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说明唐朝把道士和女冠当作本家看待。武则天崇佛，一是因为佛教曾为她当女皇制造理论根据，同时也是要用佛教来压道教。
由于唐代尊崇道教，有很多为皇帝所宠信的道士。这些道士，继续前代以来佛、道二教的斗争，对佛教大肆攻击。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在于打击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但也和道士赵归真对佛教的攻击有很大的关系。
武宗前面的敬宗、文宗仍照旧例做佛事，但敬宗已酷信道教，赵归真可以出入皇宫。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曾下令禁止度僧和营建寺庙。武宗未即位时，已好道术。即位后即召道士入禁中。赵归真利用了这一点。对武宗说：佛教不是中国之教，应当彻底清除。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3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唐武宗说：使吾民穷困的是佛。于是下诏废除佛教。先拆去山野招提和兰若（私立的僧居）4万所，还俗僧人近10万人。会昌五年（845年），规定西京留4寺，每寺留僧10人，东京留2寺，其余节度观察使所治州34处可以留1寺，留僧照西京例。其它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并派御史4人巡行天下，督促实行。共废寺（朝廷赐名号的僧居）4600余所，僧尼还俗260500人，释放奴婢15万人，被寺院奴役的良人50余万。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凡被释放的奴婢，每人分给田百亩，编入国家户籍。
并将寺院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铸成农具，金银像收归国库。民间佛像限一月送交官府，如违犯则给以处罚。会昌末年，全国两税户比宪宗“元和中兴”时增加了两倍多，比穆宗时期增加了1C3，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最盛时期。可见，这次灭佛运动是成功的。
但是，武宗死后，宣宗即位。宣宗崇信佛教，下令恢复武宗时被废的佛寺，并杀死道士赵归真等。在此之后，佛教势力又兴盛起来。对佛教的态度也是唐后期牛李党争的一个内容。李德裕反对佛教，他在浙西做官时曾拆毁寺观1400余所；在西川任节度使期间，也曾毁寺观兰若干处，把寺院土地分给农民。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就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协同进行的。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后又贬崔州（海南琼山县东）司马。教派斗争终于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轨道。
会昌法难是中国佛教历史上三武一宗灭法运动中最严厉、毁灭性最大的一次，也是对中国佛教打击最全面、最惨重的一次。像北魏的灭法，不过是在北方一隅之地，而唐武宗灭法则是全国性的，而且那个时期的中国佛教正是一个宗派林立、全面蓬勃发展的时期。那时中国僧尼是30万人左右，被迫还俗的有26万人之多，毁掉的寺院有四万多所，各宗的经典、寺院几乎全部被破坏了，他们真正做到了像毁佛健将韩愈所说的“人其人”（要和尚还俗）、“庐其居”（把和尚庙变成在家人的房屋）、要“火其书”（把经书全部烧掉）。这是对佛教采取的“三光”政策。“三光”政策并不是以后的事，古已有之。佛教在这次法难中，各宗几乎全部被摧垮了。佛教从此在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大大降低。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43节 安史之乱
开元后期，由于安定繁荣的日子已久，唐玄宗逐渐丧失了以前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改元天宝后，他纵情享乐，宠爱杨贵妃，信任宦官高力士，把朝政全交给宰相李林甫处理。李林甫对玄宗事事逢迎，私下却利用职权，专横独断。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继任宰相，更是排斥异己，贪污受贿，使政治日益败坏。加上当时土地兼并剧烈，贫富悬殊严重，政治、经济、社会渐呈衰败之象。
唐朝初年，为巩固中央集权，保卫边疆，实行府兵制。府兵一般征自“高赀多丁”之家，分给其土地，定期卫戍京师或守御边疆。在内地或边境重镇设置大都督，统兵驻守。后来，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农民失掉土地逃亡，兵源发生了问题；加上征战频繁，府兵不能按时轮换，长期服孔，家中不能免去征徭，因此大批逃亡。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统治者被迫改为“募兵制”，召募兵士宿卫，在边将统率下从事屯垦。在边境统兵的将官称为“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因统兵作战的需要，兼管地方行政和财政。节度使权力无限扩大，“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成为大军阀。唐玄宗时期，节度使已有10个，他们各掌握一州或几州的军、政、财权，使中央政府越来越无力控制。以唐玄宗为首的贵族官僚，营私舞弊，不问政事，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淫逸生活，把朝廷外事推给权相李林甫、杨国忠去应付，内事交付宦官高力士。李林甫专权自恣，排斥异己。杨国忠到处搜刮，广受贿赂。统治集团的腐败，给安史叛乱造成可乘之机。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755年至763年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因叛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安史之乱”。
身兼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西）三镇的节度使安禄山，是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市附近）人，他为人狡诈，善逢迎，因请求做杨贵妃养子，很得玄宗的欢心，并取得信任，官运亨通，是势力最大的军阀。他看到唐玄宗荒淫昏乱，内地防卫力量薄弱，“取而代之”的野心膨胀起来。在表面上，他经常到首都长安，装得对朝廷极其恭顺，骗得唐玄宗的宠信，而在背后却暗自在河北老巢积蓄力量。在范阳城北建筑雄武城，广招兵马；又利用民族矛盾，大搞分裂活动。经过10年左右的准备，于755年11月，安禄山串通部将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15万兵南下反唐。“安史之乱”爆发。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以讨伐权相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反唐。安禄山叛兵由范阳南下，一路攻陷藁城、陈留（河南开封市）、荥阳，直逼洛阳。唐朝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讨伐叛军。叛军田承嗣、安守忠进攻洛阳，守将封常清军队被叛军骑兵冲杀，大败溃逃，叛军攻占洛阳，封常清逃走。叛军追击高仙芝军队，唐军大乱，人马践踏，死者不可胜数。后唐军退守潼关，才阻住叛兵西进。在河北，平原（今山东德州市）太守颜真卿、常山（今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兄弟相约阻击叛军。史思明率兵攻打常山，颜杲卿昼夜拒战，终因粮尽无援，常山失守，颜杲卿及一家30余人被害。常山之战虽然失败，但却牵制了叛军攻打潼关的兵力，减轻了关中的压力。
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准备西进夺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唐玄宗任命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扼守潼关。哥舒翰采用以逸待劳战术阻击叛军，等待决战时机成熟。但玄宗屡次催促他出战，哥舒翰不得已出关与叛军决战，结果唐军大败，哥舒翰力战被俘，投降了安禄山。潼关既破，长安已无险可守，玄宗仓皇逃往四川。安禄山兵进长安，纵兵劫掠，搜捕百官、宫女、宦官押赴洛阳。
当叛兵攻下长安时，玄宗之子李亨逃到灵武，即位称帝，是为肃宗。肃宗整军经武，准备收复两京，中兴唐朝。唐将郭子仪率兵5万赴灵武，李光弼赴太原抗敌，肃宗政权始能立足。然而李亨任用志大才疏的房绾谋划军国大事，命他率兵收复两京。房绾于是分兵3路，向长安进发。他迂腐地效用古代车战之法，用2000辆牛车，两翼由步兵和骑兵掩护，与叛军安守忠在咸阳附近作战，敌军乘风纵火，拉车的老牛吓得四处乱窜，唐军死伤4万余人，部将杨希文、刘贵哲投降叛军，房绾只带数千人逃归灵武。
在抗击安史叛军的战斗中，影响最大的是太原之战和睢阳之战。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
这年，史思明、蔡希德率兵10万两路围攻太原，准备攻下太原，长驱朔方（今宁夏灵武县西南），消灭肃宗政权。唐将李光弼率领军民于城外掘濠沟，在城内修堡垒，凭险固守太原。史思明率骁骑兵攻城，命令军队攻东城西城接应，攻南城北城接应，百般设计，又造云梯、土山攻城，双方相持月余。李光弼募人挖地道通到城外，把叛军攻城的人马云梯陷入地道中，又制造大炮，毙伤叛兵2万余人，史思明才率军稍稍后退。李光弼派偏将诈降，亲自率军挖好地洞，严阵以待，史思明正在准备受降，突然一声天崩地裂，叛兵千余人陷入地洞，顿时大乱，唐军乘势出去，杀伤1万余人。史思明留下蔡希德攻城，自己逃回范阳。李光弼选敢死士出攻，杀敌7万，蔡希德败逃，唐军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胜利。
与此同时，安庆绪命尹子奇率兵13万攻打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唐守将许远向守卫雍丘（今河南杞县）、宁陵的张巡求援，张巡自宁陵率兵进入睢阳城，与许远共同坚守。二人齐心协力，张巡指挥战斗，许远调集军粮，修造战具，唐军只有6000余人，但却士气百倍，昼夜苦战，有时一天作战20次，杀敌2万余人，尹子奇率军回撤。三四月间，尹子奇再度围攻睢阳。张巡杀牛饷军，士卒感奋，全部出战。叛军见唐军人少，麻痹轻敌，张巡率军直冲敌阵，杀叛将30余人，士兵3000人，追杀数十里，大获全胜。此后双方相持于睢阳，张巡命令士兵夜间在城上列队击鼓，作出要交战的样子，叛军一夜不敢休息，唐军则在白天息鼓休整。如此数日，尹子奇不复防备，张巡率领勇将南齐云、雷万春10余将突袭敌营，直冲到尹子奇大帐，杀敌将50余人，叛兵5000人，南齐云一箭射中尹子奇左眼，险些把他活捉，尹子奇率兵撤围。七月，尹子奇第三次围攻睢阳，唐军因伤亡无法补充，又无援兵，城中粮食也用完，张巡只好固守拒敌。叛军用云梯、木驴、土囊攻城，张巡随机应变，千方百计破敌，迫使尹子奇做长期围困的计划。由于数月苦战，唐军只剩600人，孤立无援。张巡命南齐云赴临淮（今安徽泗县东南）向贺兰进明求援，但贺兰进明忌妒张巡成功，拒不发兵。叛兵见援兵不到，城中鼠雀都被网罗以尽，攻城更急，唐军将士力竭不能出战，城遂失陷，张巡、南齐云、雷万春等36将被害，许远押赴洛阳。
太原和睢阳保卫战，牵制了叛军大量兵力，对扭转战局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唐将郭子仪率兵攻取凤翔，平定河东，肃宗由灵武进至凤翔，会集陇右、安西和西域之兵，又借回纥兵，收复两京。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军进攻长安，李嗣业率前军，郭子仪率中军，王恩礼率后军，与叛军李归仁交战。唐军初战不利，为叛军所败。李嗣业袒胸持刀，身先士卒，唐军手执长刀，排阵推进，所向披靡。唐将王难得被敌箭射中，肉皮下翻遮住了眼，他连箭带肉拔去，血流满面，战斗不止。叛军伏兵又被仆固怀恩和回纥兵击败，士气沮丧。叛军大败，被斩首6万，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唐军乘胜收复长安。广平王李俶与回纥王叶护、唐将郭子仪等率军兵进洛阳，安庆绪杀所获唐将哥舒翰、许远等逃回河北，唐军收复洛阳。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朝义杀史思明，自立为帝。
史朝义率兵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市），为唐将田神功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即位，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协同李光弼讨伐史朝义。唐军在洛阳北郊大败叛兵，杀获甚众，史朝义败归河北，唐将仆固炀又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取胜。宝应二年（763年），史朝义败走范阳，穷困自杀，延续8年的安史之乱被平定。
安史之乱是中唐社会矛盾的产物。由于唐朝社会长期承平，不识战斗，所以叛兵很快攻下洛阳和长安。然而叛军每破一城，都大肆劫掠妇女、财货，男子壮者荷担，老弱则被杀死，渐失民心。“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战争中，人民群众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北方经济受到很大破坏。“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出现了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惨景。社会阶级矛盾加深了。同时，唐朝中央的力量削弱了，各地出现了40多个大小军阀，形成了方镇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经过这场战争，唐朝的社会经济遭到非常大的打击，加上后来的藩镇割据，国势日衰，最后灭亡。对于中国历史而言，这场战争也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从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开始走向下坡路，那种非凡的气度一去而不返，从五代到宋，几百年中，没有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强大帝国，宋朝非常弱小，只能算作一个地方政权。后来蒙古人入侵，是一个插曲，再到明朝，势力范围也只是限制在长城以内，嘉峪关以东，只有到了清朝，中华帝国的版图才又一次恢复到唐朝的规模，但是此时的中华帝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后面而不自知了。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44节 藩镇割据
统一与分裂从来都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唐朝从盛转衰，伴随着一场全国的分裂。这就是藩镇割据。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这是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
唐玄宗在位（712—756年）时期，为了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力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一共设立了9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其中特别是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着，经常以一人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内地，最重要的州就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就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并非都是割据音，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官职任免出于朝命。但是在今河北地区一直存在着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北三镇”；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段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类似河北三镇的藩镇；还有一些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兴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
藩镇割据
唐代藩镇割据的形势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唐代宗初年到德宗末年（762—805年），是割据形势发展时期。763年，安史之乱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结束。但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授以节度使称号，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计有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蒿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丁、河南各一部，共四镇。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成为三镇，即河北三镇。这三镇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都）镇、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等也实行实际上的独立。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都观望不前。783年，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该军发生叛乱，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奉天（今陕西干县）。784年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处于极危险的境地。同年六月，平定了朱泚，785年八月平定李怀光，786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表示重新服从中央，表面上又归统一。但德宗经过这些恐慌之后，转为推行姑息政策，求得暂时安定。
唐宪宗永贞元年至元和末年（805—820年），是讨伐叛镇的时期。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他开始执行削藩政策。806年，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刘辟求兼领三川，因朝廷不许，就发兵攻击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宪宗即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很快平定。同年，还平定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叛乱。次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锜叛变，宪宗调邻道兵征讨，李锜被部将所杀。这几次平叛的胜利，使宪宗及主战派大臣增强了信心。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领兵讨伐，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暂时妥协，承认承宗继位。812年，魏博节度使田李安死，子从谏年幼继位，军中推立大将田兴（后改名弘正），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送从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淮西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陈仙奇，仍割据自雄，吴少阳继位。元和九年（814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宗主战，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烧河阴转远仓，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相，坚持平叛。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无力，战争拖了4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817年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袭克蔡州，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819年二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
从唐穆宗初年至唐懿宗末年（821—872年），是藩镇复活并延续的时期。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宪宗死，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减兵员）的主张盛行一时。销兵虽可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几十年不识中央委派的官吏，如今看到的却是一些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的人物。821年卢龙首先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态），后田布自杀。于是“河北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的士卒，纷纷投奔其下。新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也出现割据者，如徐州（今属江苏）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李德裕主持平定了泽潞。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稳定中央直接控制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第三阶段中，藩镇有所复活并发展，不过程度不如第一阶段之甚。在这段时间内，不论是在唐朝控制的地区，还是藩镇割据的地区，都经常发生牙将逐帅的事件。这是藩镇割据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权力下移的象征。
从唐僖宗干符二年至唐亡（75—907年），是藩镇相互兼并的时期。干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朝虽然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并委任都统、副都统为统帅，实际上指挥并不统一。许多节镇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攻入长安后，唐朝中央政权实际已经瓦解，这时在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有的原是唐朝的节度使（如高骈）；有的则是自己形成一个武装集团之后，被唐朝授予节度使（如杨行密、董昌、钱镠）。这样，割据的藩镇就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相互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战争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天佑四年（907年），名义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镇之一朱温夺去了，历史终于演变为五代十国，成为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直到北宋统一，才结束了这一局面。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45节 黄巢起义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世界上鲜有的。不论就次数而言，就规模而言，都是其它国家所不能比的。唐末的黄巢起义是875年至884年发生在唐朝末期的一次志在推翻唐王朝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提出了平均的思想，对后世的农民起义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新阶段。
唐朝末年，农民不甘封建压迫和剥削，纷纷起来造反。762年，袁晁领导长江下游的农民起义；859年，袭甫在浙东领导起义；868年，庞勋领导徐泗地区的戍兵在桂林起义。这些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拉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公元873年，唐懿宗死，僖宗立，政治更加黑暗，财政亏空年达300万贯。这一年又逢黄河中下游遭受旱灾，夏季麦收一半，秋季颗粒不收。农民只好以野菜、树皮充饥。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徭役，赋税仍未减轻，逼得农民无法生活。愤怒的群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了。
874年，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县东北）聚集3000多人举行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布文告，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唐朝。第二年夏天，黄巢领导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北）数千群众响应。
黄巢是山东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人，以贩盐为生，读过书，能骑善射。他曾组织过武装盐帮，同唐政府缉查私盐进行过多次武装斗争。他对唐朝的黑暗统治，早有无比的仇恨，立志要推翻唐王朝。黄巢起义后，贫苦农民纷纷加入义军，很快发展到几万人。王仙芝率领队伍攻克濮州（今河南范县）、曹州时，和黄巢起义军会合，声势浩大。他们转战山东、河南、湖北诸地。
唐朝统治者受到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之后，企图用高官厚禄来收买起义领袖，瓦解农民革命队伍。在敌人的诱降政策面前，王仙芝产生动摇，黄巢和起义军战士坚决抵制，使他未敢公开投降。这时，黄巢率军打回山东，王仙芝留在湖北。唐朝军队前来镇压，王仙芝派人去洛阳谈判投降条件。虽然由于使者中途被唐军捕杀，谈判未成，却使起义军陷入被动局面。878年2月，黄梅一战，5万多起义军战死，王仙芝也被唐军杀死，只有尚让率领一部分起义军突围，到亳州投奔黄巢。
此后，农民起义军一致推举黄巢为统帅，号称“冲天大将军”，建立王霸，任命官署，斗争锋芒直指以“天”为象征的地主阶级政权。从878年2月起，黄巢率领起义军横扫淮河南北各地，并乘虚南下渡过长江，攻取虚州、吉州、饶州、信州和福州。农民军所到之处，焚官府，杀贪官、济贫农，得到人民的支持，队伍扩大到几十万人。
879年10月，农民起义军攻克广州，在这里进行了短期的休整，补充了人员和武装。这时黄巢以“百万都统”的名义发表了北伐的政治宣言，提出了“禁止刺史殖（聚敛）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灭族）”的具体政治主张。接着，他率军北上，向唐王朝的老巢长安方向进军。
消息传到朝廷，皇帝大为震惊，急忙调兵阻截。宰相王铎亲自出马，充当荆南节度使、南在行营招讨都统驻守江陵，并保举“将门后代”李系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军5万驻守潭州，又调高骈为淮南节度使驻屯扬州，防守长江天险。
农民起义军英勇进军，毫不畏惧。同年11月大军在桂州（今桂林）集中后，沿湘江向北经永州、衡州，直取潭州，消灭唐军5万。起义军乘胜顺长江东下攻克鄂州，到安徽、浙江等地流动作战。880年，起义军突破长江防线，又突破淮河防线，直取洛阳。
唐朝政府企图坚守潼关，垂死挣扎，除守将齐克让率领1万名士卒驻守外，又拼凑2800名“神策军”协同守关。黄巢率大军至潼关城下，亲临前线，并以先锋尚让绕潼关背后两面夹攻。当地群众1000多人自动赶来挖土填壕，支持农民军。黄巢起义军仅用6天时间就攻下潼关，打开了长安的大门。起义军迅速向长安城挺进。
881年1月8日，唐僖宗带随从宦官仓皇逃奔四川成都。同日傍晚，农民军占领长安城。十六日，农民起义军在长安建立了新政权，黄巢做了皇帝，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唐朝三品以上大官一律罢免，四品以下留任。
革命政权建立后，黄巢没有乘胜追击，也没有消灭关中附近的禁军，而是陶醉在胜利之中，这就使逃到四川的唐僖宗站稳了脚，并集结了残余势力，联络各地军阀武装，向农民军反扑过来。在起义高潮中一些暂时投降的节度使，也乘机起兵。农民军没有根据地，很快陷入唐军包围之中。在艰苦的条件下，起义军首领朱温叛变。883年，唐朝统治者又勾结沙陀族和党项族的贵族武装力量向农民军进攻。由于寡不敌众，农民军退出长安，在河南坚持斗争。884年6月，农民军又退到山东。在莱芜以北狼虎谷一战中农民军多数阵亡，黄巢自杀。农民起义失败。
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率众几十万，转战十几省，持续十几年，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宏伟壮烈的农民革命战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它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表现了农民战争对封建社会的改造作用。同时，起义也削弱了藩镇割据势力，打破了原来中央与藩镇之间、藩镇相互之间的均势。这支农民军以“冲天”的革命思想，第一次提出“均平”的战斗口号，建立了革命政权，猛烈地冲击了封建制度。标志着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给后世的农民斗争以重大的影响。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46节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
唐朝在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更加衰弱，907年，朱温最后取代唐朝建立了后梁政权。唐朝后期以来的藩镇割据演化为五代十国的分裂混战局面。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的一个时期，实行的是军阀强权政治。割据一方的藩镇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在时机成熟时，他们就推翻朝廷，取而代之，建立自己的王朝。同时在王朝内部，为争夺皇位而内讧，父子相杀、兄弟相杀的事件层出不穷。总之，五代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军阀们为了皇位可以不择手段，石敬瑭就是这样一个靠出卖国土、认贼作父而取得契丹帮助，爬上帝位的无耻之徒。
儿皇帝
石敬瑭出自西夷，他的父亲臬捩鸡，跟随沙陀贵族李国昌、李克用父子打仗，石敬瑭本人在年轻时得到了当时任代州刺史的李嗣源的赏识，成为李嗣源的女婿，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即后来的后唐明宗。
唐明宗死后，他的儿子李从厚继位，这就是闵帝。他仅在位四个月，皇位就被唐明宗的养子李从珂夺去了，李从珂就是末帝。末帝即位后，任石敬瑭为北京（太原）留守、太原节度使。李从珂夺得帝位，对石敬瑭是一个刺激。他也就积极筹划如何可以过一下皇帝瘾了。太原之地地形险固，粮食充足，石敬瑭又把在洛阳的钱财运到太原，准备以太原为根据地，勾引契丹为助，来夺取帝位。
契丹是居住在我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公元907年，阿保机在统一各部后，建立了政权。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继立，改国号为辽。在阿保机建立政权日益强大时，就常常向南侵扰五代的北部边境。但当时阿保机建国不久，他还曾派使者向后梁王朝称臣，以求得册封，后梁册封契丹为甥舅之国。契丹不断南侵，也常遇到不小的阻力，所以尚不能长驱直入。
石敬瑭与他的部下桑维翰、刘知远共同筹划，引契丹为援，夺取后唐天下。石敬瑭让桑草拟给契丹的文书，表示称臣于契丹皇帝，并向契丹皇帝行父子之礼，答应在事情成功后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的土地。刘知远也认为太过分，他向石敬瑭说：称臣就可以了，行父子之礼太过分；多给一些钱物就可让契丹出兵帮助，割让土地，恐怕将来会成为中原的一大祸患，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但石敬瑭帝梦心切，根本听不进去。当时石敬瑭45岁，耶律德光34岁，石敬瑭此举可谓无耻之极。
石敬瑭叛唐后，唐末帝以张敬达为都部署讨伐，杨光远为副。张敬达在晋安乡（在晋阳南）筑长围以围困晋阳，石敬瑭领军坚守，但也面临着缺粮的问题。九月，耶律德光帝自率5万军队来援助石敬瑭，当天就打败唐兵并包围了晋安寨。末帝调集军队来解围。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领兵来解围，但是他却以大量金帛送给耶律德光，并请求立自己为皇帝，他提出的条件是：自己率兵攻占洛阳，与契丹约为兄弟之国，答应让石敬瑭常镇河东。这个条件比石敬瑭的条件要差得多，但是尽管如此，因为耶律德光觉得自己孤军深入，赵德钧仍有很强的实力，自己也有被后唐军队切断退路的危险。所以耶律德光准备答应赵德钧的请求。石敬瑭听说这一消息，十分恐惧，派桑维翰到契丹军营，跪在耶律德光帐前，从早到晚哭哭啼啼阻止耶律德光答应赵德钧的请求，最后耶律德光才作罢。十一月十二日，契丹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晋帝，约定双方永为父子之邦。晋每年向契丹交纳帛30万匹，并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十六州是：幽（辽升为南京，亦称燕京，即今北京）、涿（河北涿州）、瀛（河北河间县）、莫（任丘）、檀（密云）、蓟（蓟县）、顺（顺义县）、蔚（蔚县）、新（河北原涿鹿县）、妫（怀来县）、儒（北京延庆县）、武（河北原宣化县）、朔（山西朔县）、云（大同市）、应（应县）、寰（朔县东）。闰十一月，杨光远杀掉张敬达，向契丹投降。耶律德光遂同石敬瑭一起向南进军，派高谟翰为先锋，与后唐降军一起南进，到团柏谷，赵德钧与其子延寿率先逃走，其它将领也相继逃跑，士卒大溃。赵德钧、延寿逃到潞州，耶律德光与石敬瑭到达潞州，赵德钧父子投降契丹。至此，耶律德光没有再继续南下，石敬瑭则继续向洛阳前进，后唐军队纷纷投向石敬瑭，末帝与曹太后、刘皇后等人携传国宝登上玄武楼自焚。当天晚上，石敬瑭进入洛阳。石敬瑭就是后晋太祖。
石敬瑭奉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向契丹称臣，每次契丹使者到来，他都要拜受契丹诏敕。除每年输送的金帛之外，凡有吉凶庆吊，节日赠送，后晋向契丹进奉的珍奇礼品数量也很大。以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大臣都有礼品，稍有不如意，就派使者来指责，石敬瑭每次都卑躬屈膝地道歉。后晋的使者到契丹，契丹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使者回来向朝廷汇报，无论朝中还是民间都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而石敬瑭却从来没有感到不耐烦，这个儿皇帝真是毕恭毕敬了。
契丹从石敬瑭那里得到燕云十六州，但是一些地方的军民反抗，却使契丹统治者并不能轻易取得这些地区。如在云州，云州节度判官吴峦对部众说：我们有礼义之俗，怎幺能向夷狄称臣呢？他被推举主持云州州事。在吴峦的率领下，云州军民闭门拒守，契丹兵不能攻克，只好绕城而走。
无险可守
契丹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分置南京道和西京道，以幽州为南京、云州为西京。石敬瑭割让十六州，将北边险要之地，拱手让与契丹，造成契丹统治者南扰的有利条件，从此中原王朝在与契丹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当时人桑维翰曾经谈到北边形势，指出契丹骑兵，利在坦途，中原步兵，利在险阻。割让十六州以后，燕蓟以南，千里平原，步兵与骑兵谁更有利，是十分明白的。
周世宗柴荣曾于显德六牟（959年）进行北伐，收复了瀛、莫、宁（河北静海县南）三州和益津关（河北霸县）、瓦桥关（涿县南）、淤口关三关。因周世宗病逝，北伐中止。北宋建立后，统一了内地，形成了宋辽对峙的局面。宋太宗曾两次大规模北伐，试图收复燕云故地，但都没有成功。
由于北边险要地区的失去，北宋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只好以兵为险，靠驻扎大军来守卫边防，这对北宋国家政治军事各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宋朝虽然很富饶，但是却陷入了极贫积弱的地步。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47节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后周显德七年(960)的正月初一，五代时期的后周君臣正在宫中庆贺新年，忽然接到镇，定二州的急报，北汉勾结契丹入寇。宰相范质，王溥等立即遣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兵前去抵御。
黄袍加身
初三，军队驻扎于开封东北的第一个驿站陈桥驿，赵匡胤酒醉而卧，而有拥立之意的将士却环立待旦。次日黎明，四周叫啸呐喊，声震原野。赵普，赵光义排闼入告，此时将士们直叩寝帐之门，高呼:"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这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赵炅）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
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卒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敢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作北宋，赵匡胤死后被尊为宋太祖。赵匡胤黄跑加身好象是被人强迫的，但是历史学家们却提出了太多疑问：
一，据>等书记载:"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独宫中未之知也。"由此可知，当时军队未到陈桥已有兵变之说，未见黄袍，已有天子之说，陈桥兵变不会是一次偶发事件，而是有预谋的。正如古诗所言:"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
二，宋人笔记记载说，赵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庙为自己的功名前程占卜，"自小校以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此则为天子乎!'一掷为圣签"。且不论此事的真伪如何，这一在宋代广为流传的轶闻，正反映了赵匡胤的夙愿。而在陈桥驿，将士们已环立呼喊，赵普与赵光义也已入内报告，而赵匡胤何以会"醉卧不省"，丝毫未念及早年的愿望，这一情形未免过于做作。
三，>曰，杜太后得知其子黄袍加身后，说:"吾子素有大志，今果然。"因而不惊不慌，谈笑自若，还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司马光>卷一)据此，这加身的黄袍似乎不是从天而降之物，有人以诗刺讥道:"阿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反道帝无心。"
四，当时本因国境告急才令赵匡胤领兵出战，为什幺黄袍加身后，不费一枪一刀，战事已定?即所谓"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加身便罢兵"。可以认定，镇，定二州的军情是配合赵匡胤兵变自立而慌报的。
在北宋取代后周的过程中，因赵匡胤注意严肃军纪，一回开封就下令军队各归兵营，开封城中没有发生以往改朝换代时出现的那种烧杀抢掠的混乱局面，因而得到原后周大
小官吏的支持。北宋建立伊始，后周一些带重兵在外执行巡边使命的将领，如慕容延钊、韩令坤，大都表示拥护宋太祖登皇帝位，只有盘腿潞州（今山西上党）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及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先后起兵反抗，于是宋太祖亲率大军平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击败李筠和李重进。李筠和李重进当时是后周境内两个力量较强的藩镇，他们的失败，使得一些势力较小，又对赵匡胤代周不满的地方藩镇更感到无力与中央抗衡，也只得表示屈服。这样到建隆元年（960年）末，北宋在原后周统治区已基本上稳定了局势。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虽然，赵匡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稳定了内部政局，但是在宋的辖区外，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这一客观形势，不能不使赵匡胤深深感觉到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因此，一当政局稳定之后，赵匡胤就开始考虑如何把周世宗统一中国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起初，他曾经想把北汉作为首要目标，但文武官员却不赞成先攻北汉，认为这样做有害无利，后来赵匡胤就放弃了先攻北汉的打算。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匡胤和其弟赵光义走访赵普共商国策。赵普听了宋太祖试探他的话“欲收太原”之后，沉吟良久然后说，先打太原有害无利，为何不等到先削平南方诸国之后再攻打北汉，到那时“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这一分析正合宋太祖走访赵普的初衷，使他大为高兴。一个先消灭南方各个割据势力，后消灭北汉的统一战争的战略方针就这样确定了，也就是后人归纳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略。北宋的统一战争基本是按照这个方略进行的，对辽和北汉，在削平南方割据势力前，基本上采取守势，只在边境适当显示武力，并对来犯之敌适当反击。同时与契丹互派使臣发展关系，力图保持北方战线的暂时安定。对南方各国则密切注视它们的政治动向，寻找时机，准备找到合适的突破口。
建隆三年（962年）九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其幼子周保权嗣位。盘据衡州（今湖南衡阳）的张文表不服，发兵攻占潭州（今湖南长沙），企图取而代之。周保权为此一面派杨师璠率军抵挡，一面派人向宋求援，这就给北宋出兵消灭这个割据势力制造了一个好机会。宋太祖抓住战机，立即以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李处耘为都监，调兵以讨张文表为名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出兵湖南。当时北宋军队挺进湖南，要经过荆南节度使割据的地方，这时荆南节度使已由高保融之子高继冲嗣位，北宋早已清楚探明，高继冲只有军队3万人，且内困于暴政，外迫于诸强，其势日不暇给。于是赵匡胤制定了以援周保权讨伐张文表为名，“假道”荆南，一举削平荆南和湖南两个割据势力的方针。干德元年（963年），宋军兵临江陵府，要求假道过境，荆南主高继冲束手无策，被迫出迎宋军，荆南亡。接着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御的守军，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
干德二年十月，宋太祖以后蜀主孟昶暗中与北汉勾结，企图夹击宋朝为借口，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率兵6万分两路向后蜀进军。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率领自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入蜀，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从归州（今湖北秭归）出发溯江而上，直入夔州（今四川奉节县）。由于孟昶荒淫腐朽，不修军政，蜀军士气低落，抵挡不住宋军的凌厉攻势。宋军二路兵马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迅速进逼成都，干德三年正月，孟昶投降，后蜀亡。
继后蜀被消灭的割据政权是南汉。开宝三年（970年）十一月，宋太祖命潘美为桂州道行营都部署，大举攻南汉。南汉主刘鋹负隅顽抗，但由于南汉许多将领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被刘鋹残杀，掌握兵权的是几个宦官，军事设施皆毁坏失修，因而无法阻挡宋军的进攻，只好向宋军投降，南汉亡。灭亡南汉，北宋就加紧备战消灭南方割据势力中比较强大的南唐。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认为出兵南唐的准备工作已经就序，为制造进攻南唐的借口，要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到开封朝拜，李煜惧怕被宋扣留未成行。因此宋太祖就于这一年九月派曹彬率10万大军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开宝八年十一月李煜在被围困了近一年后才被迫出降，南唐亡。
在削平南方诸国其间，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均未获克捷。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宋太祖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赵光义登基，是为宋太宗。太宗继承了他哥哥未竟的事业，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俶和割据福建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土归降，两浙、福建亦归入宋的版图。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了辽朝的援兵，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
至此，安史之乱以来200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北宋的统一，为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48节 澶渊之盟
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承天皇太后和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南十县为名，发兵南下，连破宋军，十一月已抵达黄河边的重镇澶州城北，威胁宋都东京，宋朝野人心惶惶。
澶渊之盟
宋朝大臣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宰相寇准则力请宋真宗亲征，宋真宗被迫北上。这时寇准倚重的将领是在抗辽战争中屡立战功的杨延朗(杨业之子，后改名延昭)等人。宋军在澶州前线以伏弩射杀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一作览)，辽军士气受挫。宋真宗在寇准一再催促下，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宋军士气大振。宋、辽两军出现对峙局面。
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到达南城后，因契丹兵势正盛，许多人又气馁了，主张他停下来观望形势，千万不可渡河到北岸。寇准说：“陛下不过河，人心会更加涣散，敌人的气焰压不下去，怎幺能取胜呢？”正好，寇准出行营遇见高琼,对他说：＂太尉受国家的厚恩，如今国家有难，就不思报答？＂高琼说：＂我愿一死报国。＂寇准马上带高琼返回见真宗，大声说：“陛下如果认为我说的不是事实，请问问高琼吧！”高琼马上接着说：“寇准的意见十分正确，说的都是事实。”寇准趁热打铁，说：“形势紧急，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起驾。于是，宋真宗在文武大臣护卫下过了河，登上北城门楼。宋军将士看到真宗的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声雷动，声闻数十里。
两军相持十多天，契丹统军挞览亲自临阵督战，宋军伏弩齐发，挞览中箭丧命。辽军未能在战场上捡到什幺便宜，进退两难，只好派人到宋营求和，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宋军而不利于契丹，战场上的主动权完全操在宋军手中。按照寇准的意图，如果讲和，契丹必须向宋朝廷称臣，并退还幽州。但宋真宗却缺乏信心，害怕打仗，惟求安抚契丹，尽快平息争端。寇准只好同意求和。
辽军这次南侵，其目的只是想对宋进行一次物资掠夺和政治敲诈，因折将受挫，表示同意与宋议和。宋真宗亦希望辽军能尽快北撤，于是遣使向辽求和。十二月，双方达成和议，宋、辽双方互派使者，议定的和约条款规定，宋朝廷每年输送给辽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尊辽方太后为叔母。历史上把这次议和称为“澶渊之盟”。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但此后宋、辽双方在一个时期内，连绵不断的战争获得了暂时平息。而这笔巨额赔款，长期成为北宋人民额外的沉重负担。对宋而言，澶渊之盟不过是以「贿赂」来取和平，甚至可说是丧权辱国。但盟约缔结后，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这对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有正面的作用。
“澶渊之盟”后，由于寇准坚持抗战有功，宋真宗待他很优厚，非常敬重他。但原来主张逃跑的王钦若在宋真宗面前说，寇准劝其亲征，是把皇帝当赌注，孤注一掷，简直是国家的一大耻辱。从此宋真宗待寇准便越来越淡薄，不予重用。
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
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中国有“言和即是汉奸”的说法，对于历史上的和谈也一味支吾规避。在这种情形之下，更使我们不能忘记，直到西方势力东渐，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因动员即影响双方的财政与税收，因此又影响到国家体制与社会状态。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渊之盟谈起。
若从长时期远距离着眼，则是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初年的发展，揭开了今后一段长时间的竞争。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以和一种由畜牧业所产生的政权，配合以新兴的农业基础，以今日的东北及热河为根据地与南朝争夺华北的地盘。赵宋的南朝则自信以南方的经济和资源能战胜对方，这种态度以赵匡胤所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表现无遗。这长期间争夺战，不仅影响各朝代的进程，也与以后元明清各朝的登场有密切的关系，即是日本人之制造“满洲国”，仍是企图在几千百年之历史的旧题材中觅得一个新的借口，作他们向大陆发展的工具。
同是这几千百年历史的运转，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数民族被文化高的多数民族所融化。在双方全面动员之余，中国的“第二帝国”在隋唐宋以来所展开的竞争性和外向的性格没有长到出路，而被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国”明清的内向和非竞争性。此是后话。
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我们今日仍感觉得几百千年历史的阴影，仍不时出现于我们的脚跟后面。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49节 活字印刷术发明
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古代的印刷术分为雕板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两类。雕板印刷术先行出现，在公元前，中国已懂得印章捺印的方法，后来又会拓印碑石，至隋遂发明雕版印刷之技术。雕版印刷盛行于唐而完善于宋。直至本世纪初期，雕板印刷一直是中国文献和图籍的主要印刷方式。在这1000多年的历程中，雕板印刷术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雕板的材料除了木板外，又有石板、铜板；印刷除单色外，又有彩色套印；印刷品则从初期的单页图文、小型书籍，进而发展到大型类书的印制。五代时期刻印《九经》等儒家典籍130册，花费时间22年。宋代刻印《大藏经》历时12年，刻板13万块。明清时期集佛、道二教典籍所刻印的《道藏》、《续道藏》亦是工程浩大的雕板印刷壮举。
活字印刷
雕版印刷事业，从唐代推广应用，到宋代得到普遍发展，大大地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的学术传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雕版印刷术比起以前的手写传抄手段不知要节省多少人力和时间，对于书籍的生产和知识的传播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革命。但是，雕版印书必须一页一版，有了错字难以更正，如果刻一部大书，要花费很多时间和木材，不仅费用浩大，而且储存版片要占用很多地方，管理起来也有一定的困难。而在雕版的基础上发明的活字排版印刷术则可以解决这些矛盾，进一步提高印书效率。
活字印刷术就是预先制成单个活字，然后按照付印的稿件，捡出所需要的字，排成一版而施行印刷的方法。采用活字印刷，一书印完之后，版可折散，单字仍可再用来排其它的书版这个方法直到现在也是世界上生产书籍、报纸、杂志的方法之一。
活字印刷术在今天已经发展到高度机械化的地步，是现代文化的一根主要支柱。欧美国家的某些学者一般地都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说成是十五世纪中叶(1440-1450年)德国人谷腾堡的贡献，并且把活字印刷术和印刷术等同起来，因此得出谷腾堡是＂印刷术的发明者＂的结论，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首先，书籍印刷不能仅限于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术也是一种主要的方法。活字印刷是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出现的。而中国人民最早发明雕版印刷术已经是颠扑不破的事实。所以谷腾堡不是＂印刷术的发明人＂是毫无疑问的。其次，活字印刷术尽管对于欧洲人来说有更重大的意义，尽管谷腾堡是欧洲第一个应用这个方法的人，但是，确凿的事实告诉我们，活字印刷术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而且由中国直接或间接地传到世界各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谷腾堡(或者是别的人)是在这个影响之下，才创制出拉丁文字的活字印刷术的。
活字印刷术是在十一世纪中期，中国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天才工人毕升所发明的毕升发明的活字，是先用木、后以泥为原料制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它比谷腾堡应用的活字早四百多年。活字印刷技术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活字制作材料的选用及其制作的工艺方法。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曾经用粘土、木材、铜、锡、铅等原料进行过多种试验，都获得了成功。毕升即首先成功地制作出以胶泥为原料的活字。中国古代的活字，以制作材料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是非金属活字，如泥、木、磁所制成的活字。第二是金属活字，如：锡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等
早在宋代毕升时期，已有人试验以木为原料制作活字，因木字遇水膨胀，效果不佳，而未成功，毕升才改木为泥发明用泥制作活字。然此后不久，木活字印刷研制成功并得以发展和推广，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木活字本和维吾尔文木活字的出土为此提供了实物证据。元代农学家王祯制作木活字和转轮排字架获得成功，并于大德年间用木活字印刷了《旌德县志》，但是也已经失传。明代之后，木活字印刷逐渐发展起来。
据文献记载，毕升首先采用胶泥制成一个个的单字，再用火烧坚硬后成为活字，用这批活字试制印刷书籍获得了成功。公元十一世纪的四十年代，中国宋朝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关于这项发明，在宋代科学家沉括着《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门里作了如下记载：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后世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一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之。＂
泥活字印刷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一大发明。据《梦溪笔谈》所载，毕升泥活字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直接在泥坯上刻字，而不必先写在纸上反贴后再进行镌刻；二是泥字厚度薄如钱唇，这与现存翟氏泥活字实物及有关文献记载的木活字在外形上有较大差别；三是将活字排放在盛有松香、蜂蜡、纸灰等物的铁范中，然后将铁范放在平火上烘烤，使松香、蜂蜡、纸灰制成的粘合剂熔化，将泥活字粘牢在铁板上。
对上述的特点分析可知：其一，就印刷技艺而言，在雕版或活字坯上刊刻出已经反贴上版的字，最为简单，是一个刻工所应具备的起码条件。若能在雕版或活字坯上直接写出反体字，则功力已非同一般。若能直接用刀在雕版或活字坯上刻出反体阳文字来，则必须谙熟书、刻两种技艺。毕升可以直接操刀在泥坯上刻出反体阳文字，当为一个印刷技巧十分谙熟的高手。其二，干燥的泥坯，性脆易崩，无论刻刀多幺锋利，一下刀则泥粉四溅，字体边缘崩损得十分厉害，这种边缘呈锯齿状的字迹经烧制后，若作为一种篆刻艺术品欣赏也许颇有特色，但若将这种边缘残缺、笔划呈锯齿状的字印刷成书，则很难被读者接受。实验证明，当泥坯湿度在30%左右时，下刀不粘不涩，十分易于刻出笔画边缘整齐的字。所以，毕升直接刊刻的是具有一定的湿度的泥字坯。其三，无论是湿泥还是干泥，在刊刻中都不能用印床等固定，否则泥坯或者变形或者破碎，只能放在桌面或平台上进行刊刻。为了使字坯保持稳定并便于刊刻，字坯外形当以扁平状为妥。文献中描述毕升泥活字＂薄如钱唇＂，是对泥坯外形十分形象的描述。＂钱唇＂是指钱币平面上内缘较厚的那一部分，宽度约在4毫米左右。如此厚度的泥坯，刻制便利、干燥迅速、烧制时受热也易均匀。其四，用松香、蜂蜡、纸灰的共熔物作为粘合剂，将泥活字固定在铁范中用于印刷，似为毕升首创。这种方法与后世王祯用界行及木销固定木活字的方法大不相同。其原因估计是，毕升泥活字呈扁平状，无法用界行、木销等挤压固定，采用粘合固定是最简便也是最实用的方法。
此后，西夏政权采用泥活字印刷佛经，并有实物流传至今；元代时有人继续用此方法印刷泥活字本，可惜没有实物留传，元时期的泥活字印刷书籍，已无从查考了；清代时，李瑶和翟金生两人分别采用毕升方法自制泥活字印书获得成功，而且已留传至今
元初，科学家王祯发明了木活字，并改进行了活字印刷术。把每行字夹住，排满后再用木屑塞紧，省去了毕升固定和取下字印之不便。为了减轻排字工人来回寻找单字的劳动，提高排字效率，王帧还匠心独运地发明了一种“转轮排字盘”。他把木活字按韵编号排列在两架木制的大转盘里，一架用来放选出的可用字，另一架放普通常用的字。排字工人只要坐着推动转盘，“左右俱可推转摘字”。
在中国古代活字印刷中，除泥活字、木活字外，还有锡、铜、铅等金属活字以及瓷活字，但大量应用的是木活字。1773年，清政府组织刻成253500余枚枣木活字，先后印行《武英殿聚珍板丛书》138种，共2300多卷，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活字印刷活动。
活字印刷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还有其它一些优点。如发现错字可随时更换，不必像雕版那样要从头开始，也不会产生雕版的虫蛀、变形及保管困难的问题。只要有了一套活字，便什幺书都可印，大大节省了写刻雕版的费用，又缩短了出书时间。这种既经济又简便的印刷方法，是毕升在世界印刷史上树立的一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丰碑。
活字印刷为印刷术之一大革命。中国之雕版印刷术在发明后不久，即传至日本，后来又在十二世纪传入埃及。欧洲大约在十四世纪才有木版印刷的图像，现行之木版水印画依然采用雕版印刷之方法。活字印刷术则在大约十四世纪传到朝鲜、日本，复由中亚传至小亚细亚与埃及，并影响于欧洲。欧洲最早用铅、锑、锡合金所制之活版印刷，乃1450年德人古腾堡(J.G.Gutenberg)所创，距毕升之发明已四百余年了。可以说，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进步的一大贡献。
有了活字印刷术，整个世界的文化、教育、沟通等等都发生变化了，就中国而言，中国突然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印刷的书籍比起前代成倍的增长，图书的普及带动了文化的传播，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50节 理学的形成
两宋时期，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种以「理学」着称的学派。理学是佛教、道教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以后出现的一个新儒家学派。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孔孟之道独霸学坛，由汉至唐经学都颇发达。但汉儒治经偏于考据，流于破碎；唐儒则重于注疏，过于支离。随着儒、佛、道之互相渗透，宋儒不屑拘泥于旧经，便以阐释义理为主，使之发展为新儒学，故称理学，亦名道学或宋学。
“存天理，灭人欲”
理学的初创者为北宋的周敦颐，而发扬光大者是程颢、程颐两兄弟以及南宋的朱熹。程颢字伯淳，程颐字正叔，洛阳人。二人同师于周敦颐。周敦颐提出「无极」是宇宙之根源，而二程则更进一步提出「理」是天下万物之本。但程颢注重内心修养，后为南宋陆九渊所承。程颐主张格物致知，并提出「去人欲，存天理」，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主张由南宋的朱熹所祖循，并称为「程朱之学」。
周敦颐素来被看作是理学的开山祖师。所谓宋明理学的主题即“心性义理”的提出主要还是周敦颐的贡献。
所谓"心性义理"主要是指性命道德问题，它既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整个儒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孟子和乃师子思，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证。此后的一些儒者如苟子、董仲舒、扬雄、韩愈等，虽不同程度地提出各种说法，但由于主要停留在儒学淑世淑人的教化目的上，因而只能触及人性的善恶层面，而不可能具有本体的意义。只是到了佛教传入中土后，一些佛教徒为了解决佛性问题，才开始借用儒学的心性术语，从而使心性义理问题具有本体的意义。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周敦颐重提心性义理之学且得到宋儒的赞赏与支持，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源于佛教的启示，是数百年来儒佛冲突的真正化解。
说起宋明理学，最著名的道学家当推朱熹，而最具代表性的道学观念是他的“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朱熹，字符晦，别称紫阳，是继孔子和董仲舒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古代思想家。他祖籍徽州，但因长居于福建建阳，故其学又称「闽学」。朱熹认为世间万事万物有万理，这个「理」就是「太极」、「天理」。它在政治、伦理上的表现，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及「仁、义、礼、智、信」等「三纲五常」。其思想、理论最为后世统治者所提倡。不过，南宋的陆九渊另创「心学」，提出「心即是理」，「宇宙即是吾心」的主张，不同意朱熹的观点。他的思想体系，后来经明代王守仁的发挥，成为「陆王学派」。
一贯道貌岸然的朱熹，有次指斥他的政敌、太守唐仲友与妓女严蕊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为搞臭唐仲友，便逮捕严蕊，施以酷刑，迫她承认。然而严蕊虽为风尘女子，却不肯妄扳他人，宁死不认，尔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件公案在历史上闹得沸沸扬扬，大凡读过几本史书的人都晓得，但后面发生的事，却不为人所清楚了。原来，朱熹的这套桃色攻击法，又被他人借去“以彼之道，还施其身”了。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上疏，指责朱熹言行不一，引诱两个尼姑为小妾。皇帝要降旨贬他的官，吓得他上表谢罪，认罪，还骂自己“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
真真令人意外，看来，道学家中“道行”最深的朱熹，原来也是那种专灭别人的“人欲”，而不灭自己的“人欲”的假道学呵，更遑论一般道学先生们了。
由此想到宋明道学家们“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特色，其一，便是上文所述的“律人不律己。”而其二，便是下文要讲的“律下不律上”。
按说，封建社会中，最纵欲的当数皇帝了，哪一个不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宋代以前，晋代武帝，拥有后宫佳丽一万多人，弄得他都不知如何应付了，只好坐上羊拉的小车，随便儿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安歇。宋代以后，那明代正德皇帝游龙戏凤，清代干隆皇帝几下江南处处猎艳，满天摘星，这些且不说，就说宋朝，宋徽宗与妓女李师师有染(《水浒》上亦有记载)，宋理宗与妓女唐安安有染，以至于清代诗人史梦兰都作打油诗讽刺道“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好了，如此巨大的“人欲”，怎不见道学家们置一词，批一字呢?
看来，“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们既不会律己，也不敢律上，那幺，就只有律一律小民百姓了。
清代著名哲学家戴震，对宋明理学剖析的极透彻。参考他的见解，笔者分析：理学把人的饮食男女、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本性欲望，都归入要“革尽”的“人欲”之中，以“旷世之高节”——也即超越现实、抹煞人性的禁欲主义来苛求于人民，于是乎，规律性地出现了如下后果：
一是，由于事实上无法达到“灭人欲”标准而在理论上又已成立(宋明理学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想意识主流)，便造成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格局，许多人以说一套做一套来适应此种社会环境，社会便弥漫开了普遍性虚伪(这才是最大的道德沦丧)。
二是，由于许多人主观认定应该并可以“灭人欲”，于是习惯了以此标准去苛求他人，评价他人。而事实上他人又做不到“灭人欲”，于是便倾向于不满意他人，这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人际环境的残酷。
三是由于上述二点导出的最根本的归宿：由于封建社会是等级压迫社会，权势阶层便在以上两点(“虚伪遮己”，“严苛待人”)上占尽上风，盖因权势愈大，便愈有条件在隐蔽地满足自己“人欲”的同时，去指责和剥夺他人的“人欲”，去迫使他人(主要是治下的小民)去做那作不到的“灭人欲”的事，于是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便成为强者剥夺弱者，上层剥夺下层的武器，从而极大加剧了社会不公。
例如，清康熙五十三年上谕：
“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
这幺着急正人心的统治者大有人在，例如北洋军阀孙传芳，曾在上海以诲淫之罪名查禁过刘海粟先生的人体画展。那说法也差不多。
皇帝也好，大帅也好，直接占有几十乃至几千美女，如在社会上发现了其它美女，要弄到身边来也非难事。相信他们不会再有兴趣看什幺“淫书淫画”，(况且就是看了，谁敢透露，谁敢批评?)他们自是可以理直气壮地来严格要求小民，包括这严禁淫书淫画(其实，这其间相当多的并不色情，如《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如刘海粟的人体画展)。真乃千年一怪事：皇帝本以圣人自居却热衷于干凡人〔食色性也〕之事，而百姓身为凡人却被要求干圣人〔清心寡欲〕之事。
问题的实质便是，富有的权势者借“存天理灭人欲”来剥夺无权势小民的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一点精神与物质财富。
难怪呵，难怪，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愤怒谴责礼教在满纸的“仁义道德”后面写着“吃人”。先生的确看透了，封建礼教就是这幺吃人的。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51节 女真崛起，雄据中原
女真族是活动在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成为“肃慎”的北方部落，就是女真人的祖先。两汉时期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都是女真族在不同的朝代的名称。到宋、辽对峙时期，他们才被称作女真。千余年间，女真族的先人在黑龙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一带，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渔猎生活。
唐朝末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北方崛起，原来活动在北方的许多游牧民族都被纳入契丹人的势力范围，女真族就是其中之一。契丹为了削弱女真族，曾将女真部落的数千户强宗大族迁往辽阳以南，以削弱女真族的势力。这部分被迁的女真部落，逐渐接受辽同化，编入辽朝户籍，称为“熟女真”。而一些分散在松花江以、北宁江以东的女真诸部落，没有被迁离原来的活动地域，因此称为“生女真”。当时，生女真只有10多万人，分为72个部落。各部落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的习俗和制度，与同一时期的宋、辽相比，是相当落后的。
苦心经营，伺机而起
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落后民族不会停止发展的。在接受外来影响过程中，生女真中的完颜部发展很快，实力逐渐壮大起来。完颜部有记载的首任酋长是大约10世纪初叶的函普，传说他来自高丽，到达完颜部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适逢完颜部有人杀死了外族的人，两族之间因此结下了怨，经常互相攻杀，仇怨越结越深。函普年高精明，遂应族人的请求，排解这个纠纷。他向对方提出：“杀了一个人就争战不休，对双方损害都很大。何不只杀掉当初生事的那个人，再由我部用财物赔偿你们，这样，双方不用打仗，都有好处。”对方也觉得这样的办法好，就同意了。双方定下协约：“凡有杀伤人音，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犊牛十头、黄金六两，与所杀伤之家，即两解，不得私战。”女真族杀人赔偿马牛三十的风俗就是从此开始的。函普为部人办成了一件大事，族人都很信服他，推举他为部落的酋长，后来被金朝奉为始祖。
函普之后，经过乌鲁、跋海、绥可几代，完颜部在生女真各部中脱颖而出，实力越来越大。到石鲁担任酋长的时期，他认识到女真族没有文书契约，难以进行有效的治理，决心“稍立条教”，整顿部落事务，但石鲁的这一想法遭到了族人的反对。一些族人把他被抓了起来，准备杀死。石鲁的叔父谢里忽认为石鲁是个有作为的人物，匆忙赶到，向那些劫持石鲁的人放箭，赶跑了他们，石鲁才保住性命。这件事更增强了石鲁改革的决心。随着“条教之治”的推行，完额部的实力增强了。对其它仍沿用旧俗的部落，石鲁就率族人讨伐。完颜部往往每战必胜，征服了许多生女真部落，石鲁的威信大大提高。契丹皇帝给石鲁加官“惕隐”，希望借他的手来控制整个生女真。
11世纪初，石鲁的儿子乌古乃继任第六代酋长。这时的完颜部已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的附近各地。这里森林茂密，土地肥沃，完颜部的进步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都要丰富得多。乌古乃逐渐征服了生女真各部，联合白山部、耶悔部、统门部、耶懒部、土骨论部和辽朝称“五国部”的蒲聂（蒲奴里）、铁骊、越里笃、奥里米、剖阿里等五部，组成部落联盟，乌古乃担任联盟长，并接受辽朝加给的“生女真节度使”称号。
乌古乃死后，他的儿子劾里钵继任联盟长。他率领诸弟和子侄压服了部落联盟内各部贵族的叛乱，用“卧薪尝胆”的方式打消了契丹人的猜忌，继续发动对外扩张战争。到他死时，昔日弱小的生女真完颜部，已经是一个包括30个部落的大联盟，一个奴隶制国家的雏型已开始形成。现在，只需要一个机会、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就可以把这股新生势力凝聚起来，大举南进，去征服那些比自己文化先进、经济发达的民族了。
完颜阿骨打建国
正当女真族的势力蓬勃发展的时候，契丹的统治却越来越腐朽。契丹的末代皇帝天祚帝喜欢打猎、酷爱酗酒，懒得处理政事。契丹的国力一天天衰弱，在其境内，反辽斗争的狂澜此起彼伏。
1113年，劾里钵的次子完颜阿骨打（1068—1123年）继任女真部落联盟的酋长，成为女真族的一个关键性领袖人物。据《金史》记载，他出生前夕天空经常出现五色云气，这意味着“其下当生异人，建非常之事。矢以象告，非人力所能为也”。这样的话虽然不可相信，但阿骨打也确实有过人之处。阿骨订举止稳重，勇猛过人，富有雄才大略，跟随父兄征讨叛离部落，从来没打过败仗，深受劾里钵器重。
1114年9月，完颜阿骨打集合各部落兵卒800人，起兵反抗契丹。他首先向宁江州发起进攻，宁江州有守军800，加上由东北路都统萧嗣先率领的援军7000，合计7800人。但由于契丹的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从根本上毁坏了辽军的士气和纪律，所以在斗志旺盛的女真战士冲击下，数量的优势并不能使辽军免于溃散。阿骨打攻破宁江州城后，契丹派出各族军队大举反击。11月两军战于出河店，阿骨打领兵3700人迎战，获得大胜，收降辽军各族士兵编入女真军，乘胜攻占辽宾、咸州。
在完颜阿骨打的亲自指挥下，女真军队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占领了辽王朝在东北黑吉辽地区的许多重要城镇和据点。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女真族原有的氏族部落制已不能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于是，阿骨打弟完颜晟（吴乞买）、国相完颜撒改等纷纷劝进，拥戴阿骨打建立国家。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元旦，阿骨打依仿汉族制度，称皇帝，立年号“收国”，定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建国号大金，阿骨打是为金太祖。
阿骨打即位后，内修制度，外整军队，积极准备灭亡契丹。他废除了国相制，设立“谙版勃极烈”等辅佐国政，女真士兵实行按传统的“猛安谋克”制度，改为以300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使之正式成为军事行政组织，收编的辽东降军依辽朝兵制设都统或军帅。新建立的的金朝意气风发，对辽国的攻势更加凶猛。金天辅四年（1120年），攻陷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六年，取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同年底，攻陷燕京（今北京）。至此，称雄一时的契丹濒临崩溃，离灭亡之日已经不远。
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阿骨打自燕京北返途中病死。其弟完颜晟（吴乞买）即位，改年号天会，是为金太宗。金太宗联合西夏，追击辽天祚帝。天会三年（1125年）辽天祚帝在逃往党项的途中为金兵俘获，辽朝亡。
影响：融合民族，开发东北
阿骨打一生驰骋于疆场，继承前人基业，完成金朝的建国大业，为女真的统一与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金政权建立后，他还对女真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联盟组织进行了改革，清除了同姓通婚等落后习俗。在对辽征战的同时，重视发展生产。他还命令完颜希尹“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创制了女真文字，使女真人结束了刻木记事的落后状态。此后不久，女真族凭借实力和机遇，终于入主中原，进入了其民族的鼎盛期。随着女真的扩张，女真族大批南下，和汉族、契丹族等各族人民杂居一起，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文化、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大大加强了。同时，由于对祖先之地的重视，把汉族地区一些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工具传入我国的东北地区，改变了东北地区在唐宋以前由于是游牧民族聚居区，只能零星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的状况，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开发进程。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52节 靖康之变，宋朝南迁
正当新建立的金朝来势汹汹，欲染指中原的时候，恰好是北宋有名的昏君宋徽宗在位。他任用奸臣蔡京为宰相，重用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使北宋的政治进入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在山东起义，第二年方腊又在浙江竖起义旗，北宋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势如累卵。
宣和二年（1120年），在金朝灭辽的时候，北宋希望乘机收复被辽国占领的失地，曾与金订立“海上之盟”约定：双方夹击辽国，长城以南的燕云地区由宋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北的州县由金军负责攻取；待夹攻胜利之后，燕云之地归于北宋，北宋则把前此每年送与辽朝的岁币，照数送与金朝。哪知宋军实在腐朽不堪，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两次出兵攻打燕京，均被辽的燕京守兵打得大败。到这年年底金兵由居庸关进军，攻克燕京。最后金朝答应把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二十四县交给宋朝，却要宋朝每年除把原给辽朝的40万岁币交给金朝外，还要把这六州二十四县的赋税如数交给金朝。宋朝还答应每年另交100贯作为燕京六州的“代税钱”，金朝才答应从燕京撤军，而在撤军时，金兵却把燕京的金帛子女官绅富户席卷而去，只把几座空城交给宋朝。
靖康之变，刻骨铭心的耻辱
金灭辽以后，看到北宋统治腐朽，防备空虚，决定一鼓作气，灭掉宋朝，统一中国。就在灭辽的当年（1125年）10月，金太宗下诏侵宋，金军分兵两路，西路军以粘罕为主将，由大同进攻太原；东路军主将是斡离不，由平州攻燕山，两路金军计划在宋朝首都东京（今开封）会合。由于北宋疏于防范，入侵的金军除西路军在太原城遭到王禀领导的宋朝军民的顽强阻御，长期未能攻下外，东路军顺利到达燕山府，宋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兵遂长驱直入。宋徽宗惊惶失措，连忙写了退位诏书，让太子赵桓继位，是为宋钦宗，改明年（1126年）为靖康元年。宋徽宗自己则仓皇逃到镇江避难去了。
当时北宋朝廷在和、战问题上意见不一。宋钦宗和宰相李邦彦、张邦昌等主张屈辱求和，答应赔款割地。主战派李纲等认为应采取进取之策，皇帝应“亲政”。在主战派和东京军民要求抗战的压力下，宋钦宗先后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亲征行营使等，全面负责首都开封的防务。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八日，金军到达开封城下。由于当时各地勤王之师纷纷赶来救援首都，李纲亲自督战，几次打败攻城的金军。河北、山东义军也奋起抗金，形势对孤军深入的金军十分不利，死伤又多，金军被迫撤退。
金兵北退之后，投降派重新得势，李纲等主战派则被迫离开东京，各路勤王之师和民兵组织被遗散，防务空虚。1126年八月，金军在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后，又分东西两路南侵。西路军攻破太原，乘胜渡河；东路军攻陷真定。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两路军围攻东京，东京城破。但东京军民抗敌情绪高昂，他们立即将前一天来议和的金使杀掉。第二天，有30万人领取器甲抵抗金兵，当金兵欲纵火屠城时，居民百姓欲行巷战者“其来如云”。金军在城墙上慌忙修筑防御工事，以防东京居民将其赶下城去。金军占领东京达4个月，大肆掳掠。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二月六日金主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初一日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归，这就是所谓的“靖康之变”。从赵匡胤称帝开始的北宋王朝统治了一百六十七年，宣告灭亡。
南宋建立，偏安江南，宋、金对峙局面形成
公元1127年，金国从开封撤军以后，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由于张邦昌原为宋臣，后降金，开封军民对其憎恨有加，一大部分旧宋朝臣也要求他退位。万般无奈之下，张邦昌以孟太后之名，下诏书立康王赵构为帝。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一日，康王赵构正式即位，是为宋高宗。这个偏安的宋王朝，后来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历史上称做南宋。
.南宋初年，名将辈出，屡破金兵，但宋高宗深恐诸将功高难制，徽、钦二宗回京更令帝位不保，乃收诸将兵权，力主议和建炎元年九月，赵构听说金朝以傀儡张邦昌被废为借口，再次南侵已抵达河阳，也不问消息是否确实，立即准备南逃。十月初从南京（今河南商丘）出发，月底逃到扬州。十二月金朝分兵三路南下。完颜宗辅率东路金军自沧州渡河，进攻山东，完颜宗翰率中路金军自河阳渡河，直攻河南，西路金军由完颜宗望所派的娄室率领，进攻陕西。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军奔袭扬州，宋高宗仓皇出逃，经镇江府到杭州。九月金兵渡江南侵，赵构又率臣僚南逃，十月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随后又逃至明州（今宁波），并自明州到定海，漂泊海上，直到建炎四年夏，金军撤离江南后，他才又回到临安府，后将临安府定为南宋的都城。
尽管以宋高宗为首的议和势力消极抗战，但是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南宋军民也组织了多次对金军抗战，阻止了金军的进犯，使宋、金对峙的局面得以稳定下来。民族英雄岳飞、韩世忠等人，成为南宋初期抗金的旗帜。
岳飞（1103—1142年），字鹏举，河北西路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出身农家。南宋初他曾作为河北招抚司的下级将校，随王彦在河北一带抗金。离开王彦后，又为宗泽所赏识。建炎四年（1130年），金兀术率军自临安府沿运河北撤，岳飞率军袭击常州，克复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金军退至江北。这时的岳飞，已经经历了大小200余战，因英勇善战，声誉日高，很快就升任独当一面的将领。当绍兴二年（1132年）他刚30岁的时候，已经成了守卫长江中游的主帅。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奉命挥师北伐，自鄂州（今湖北武昌）趋襄阳（今湖北襄樊），向伪齐政权的守军发起猛烈进攻，仅用二三个月的时间就按照预定计划收复襄阳、郢州（今湖北钟祥）、随州（今湖北随县）、邓州（今河南邓县）、唐州（今河南唐河）、信阳军（今河南信阳）等六州军之地。这是南宋建立政权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因此年仅32岁的岳飞被封为节度使，成为南宋大将中最年轻有为的一员。他所率领的“岳家军”因纪律严明，战功显赫，深受人民爱戴，成了南宋抗金斗争的一个中流砥柱。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军又分兵两路向陕西和河南大举进攻，在很快夺回了河南、陕西之后，又率大军向淮南大举进攻。宋高宗又慌了手脚，急忙下诏让已经辞职在家守母丧的岳飞从襄阳出击，牵制向淮南及陕西进攻的金兵。在战争中，金军主帅金兀术乘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亲率精锐骑兵15000人向岳家军指挥中心郾城（今属河南）发动进攻。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初八日，金兀术率部在郾城与岳家军对阵，双方从下午激战到天黑，金军大败。郾城之战是宋金双方精锐部队之间的一次大决战，宋军以少胜多，给金军以沉重打击。接着岳家军又在颍昌府打得金兀术狼狈逃窜，并一直追击到距开封仅22．5公里的朱仙镇。这时黄河南北许多坚持斗争的义兵，都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响应岳飞的北伐，其它各路宋兵也转入局部反击，抗金斗争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
然而，以宋高宗和宰相秦桧为首的投降派，所求的只是抵挡住金军的进一步南侵，能保住半壁江山，成为金的属国就已心满意足了，乃强令各路宋军班师，积极与金议和。绍兴十一年12月29日，宋高宗和秦桧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父子杀害，当时岳飞年仅39岁、岳云年仅23岁，岳飞临刑前在狱案上挥笔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表示了对投降派的最后抗议。其余所有曾支持过岳飞，坚决抗金的文官武将，也都被纷纷贬斥。宋高宗以纳贡称臣为代价，换回了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
在宋高宗之后，宋金两国发展相对稳定。金国也有几次南侵，但大都半途而废，而南宋在孝宗年间也进行了北伐，但也未能收复国土。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直到元朝重新统一。
影响：南、北对峙，各有发展；民族正气，激励后人
北宋末到南宋初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迁的时代。当时的史书记载：“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这些被迫南渡的北方士民，大多数是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的农民和掌握先进文化思想的士族名门。他们定居江南后，把北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传播到南方，促进了江南和岭南地区的开发。从南宋时期起，中国的经济重心从北方移到南方。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汉族的一个民系——客家人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在北方，金国灭辽吞宋后，国势强盛，至金世宗修明内政，任用贤才，吸取汉族的统治经验，进行改革，促进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融合。昔日“逐水草而居”的女真族，逐渐“汉化”，到元朝统一时，北方的一些女真人已经和汉人无异。
发生于12世纪的宋金战争，是我国历史上范围最广、持续很久的民族战争。以岳飞等人为代表的抗金斗争，不仅仅是服务于赵宋政权，实质上也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反对分裂、争取进步、反对倒退的正义斗争。岳飞“精忠报国”的口号，成为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后人为保卫国家、反对异族侵略而斗争。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53节 指南针的发明
在古代，各民族的先民们面对茫茫海洋，虽然有探险探秘的愿望，但是由于技术的限制，总是无法如愿。即使是以航海着称的古希腊人，也不过是在相对比较风平浪静的地中海海域称雄。对于茫无边际的大洋，也只有“望洋兴叹”。其实，并非是由于造船技术限制了古人们的越洋交流，更主要的是由于在海上无法辨别方向，虽然有可以横渡大洋的船只，也会在海上迷路，葬身海底。因此，指南针的发明可以说是给海船装上了眼睛，为航海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技术条件。指南针是中国最早发明的，但它是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发展改进而成的。
从“司南”到“指南鱼”
对于在海上和陆地上定向的工具，中国的先民们有许多记载和传说。据说黄帝在与蚩尤交战时，曾经发明过“指南车”，可以在大雾弥漫的天气下准确辨别方向，不至于迷路。这可能是关于“指南针”的最早探索。但是，后人根据古书的记载，多次想重新制作“指南车”，却一直无法成功。因此，“指南车”之说是否确切，是可以存疑的。
然而，利用磁铁的特性制造出的指南针，却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指南针的发明可以追溯到周代，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年至三千年的历史。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发现了磁石和它的吸铁性。《韩非子·有度篇》里记载“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里的“先王”是周王，“司南”就是指南针，“端朝夕”是正四方的意思，是指指南针的用途。在古代文献里还有记载郑人到远处采玉，要带上司南，以便不迷失方向。春秋时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在他所着的《管子》一书中有这样记载：“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慈石”就是磁石，“铜金”就是一种铁矿。可见至少在2600年前的管仲时期，已经知道磁石的存在，并已掌握了磁石能够吸铁这一性能了。
磁石有两个特性：一是吸铁性；二是指极性。也就是说磁石有两极，能够指示南北。磁石的吸铁特性中国战国时代的古人和古希腊的先民都已发现，而发现磁石的指极性则欧洲比中国晚得多。
磁石能指示南北的特性，不太容易被发现。因为一般情况下磁力小、摩擦力大，磁石两极不能自由旋转到南北向。中国在战国时代最早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并利用磁石能指示南方的性能，制作成指南工具——司南。“司”字意为掌管，现在仍有“司机”、“司炉”、“司令”等词，这几个“司”字的本意都是相同的。
但是司南也有其局限性，用磁石制造司南，磁极不容易找准，而且在琢制勺的过程中，磁石因受震动而会失去部分磁性。再加上司南在使用时底盘必须放平，而且司南的体积也比较大，因此，古人在发明了司南之后，又不断改进指南工具。继司南之后，中国人的祖先又制成了一种新的指南工具——指南鱼。
按照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古人是将钢片在炉火中烧红的方法使铁磁质中的磁畴活动起来，由于地球有磁性，把烧红钢片沿着地球磁场的方向冷却，钢片在冷却时靠地球磁场的作用使磁畴有规律地排列，这条钢片鱼就有了极性，成了一条指南鱼。冷却时鱼尾向下倾，由于地球磁倾角的作用，可使磁性增强。
《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指南针的制作方法
由于地磁场的强度不大，所以指南鱼的磁性也很弱，古人渐渐觉得指南鱼的指南效果仍不理想。能不能有一种更理想的指南工具来代替指南鱼呢？古人在继续不断地试制摸索。就在钢片指南鱼发明后不久，又有人发明了用钢针来指南，这种磁化的小钢针可算是世界上最早制成的真正的指南“针”了。
北宋著名科学家沉括（约公元１０３３－１０９７年），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北宋时期中国许多重大的科学发明，例如活字印刷、指南针等应用技术，都是借助于沉括的记载而得以流传的。指南针能指南，但还必须为它创造一个可以自由转动的条件。沉括在他《梦溪笔谈》一书中，提到了指南针的几种用法。
一是水浮法，把指南针放在有水的碗里，使它浮在水面，指示南北方向。二是指甲旋定法，把磁针放在手指甲上轻轻转动后来定向。三是碗唇旋定法，把磁针放在光滑的碗边通过旋转磁针来定向。四是缕悬法，在磁针的中部涂一点点蜡，用一根细丝线沾上蜡后，悬挂于空中指南。这种悬挂式指南针，必须在无风处使用，但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根据试验，沉括认为这四种方法中，要算缕悬法最好。因为指甲和碗边上很光滑，指南针容易掉下去。而使用水浮法时，水若振荡，针就难以静止下来了。
沉括在９００年前提出的这四种方法，有的至今仍有实用价值，如现代的磁变仪、磁力仪的基本结构原理，就是采用了沉括所说的缕悬法原理。而航海中使用的重要仪表罗盘，也大多是根据水浮磁针这一原理设计而成的。
沉括还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磁偏角的人。“磁偏角”是因为地球上的磁极和南极、北极稍微有一点偏差。指南针的南极和北极，沿磁子午线分别指向北磁极和南磁极，磁子午线和地理子午线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夹角，科学上叫作“磁偏角”。世界各地的磁偏角是不同的，有的偏东，有的偏西。
沉括在《梦溪笔谈》第２４卷中写道：“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磁偏角记录。在西方，直到公元１４９２年哥伦布在横渡大西洋时才发现磁偏角这一现象，比沉括晚了４００多年。
影响：开创航海新时代，推动地理大发现
指南针发明后，很快用于航海，对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也是最早把指南针用于航海事业的国家。从此，海船有了眼睛，再不会迷失方向，这样，就把航海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指南针传到世界各国以后，各国也都用指南针来帮助航海了。正因为指南针起的作用很大，所以人们把它列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指出：“指南针的应用是原始航海时代的结束，预示着计量航海时代的来临。”有了指南针，促进了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才可能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
指南针技术传入欧洲后，推动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１５世纪末到１６世纪初，欧洲各国航海家纷纷将指南针用于航海，他们不断探险，开辟新航路，发现了美洲，完成了环绕地球的航行。马克思曾这样说过：“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54节 火药的发明
在冷兵器时代，火器的运用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中国人很早就探究火器的应用，最早使用的火器是“火箭”。“火箭”最早出现在三国时代，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29年），诸葛亮率兵攻打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魏国守将郝昭指挥士兵用“火箭”向架云梯攻城的蜀军怒射，云梯燃烧，蜀军受挫。不过，郝昭使用的火箭只是在箭杆上绑上易燃引火物，点燃后靠弩弓放射出去的，这还不是我们所说的火箭。我们所说的火箭，是靠自身携带的燃料燃烧产生的气体喷射的反作用力推进的。但是它跟火药的发明密切联系在一起。火药发明后，真正意义上的火器才正式出现。
火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丹过程中发明的。人类最早使用的火药是黑火药，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在一千多年前发明的。它的发明，闻名于世，被称为我国古代科技的四大发明之一，在化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炼丹方士的以外发现
炼丹术在中国起源甚早，据史书所载，至少在战国时期，即已有方士炼制不死之药，且自始即受统治阶级的支持与鼓励。因此，历代总有或多或少的所谓方士在进行炼制“长生不老”仙丹的实验，也累积了一些实际的经验与文字记录（如东汉魏伯阳撰的《周易参同契》即为一例）。三国以后，这些方士逐渐托身于应时而兴的道教行列，大批的道士开始学习与尝试炼丹的工作，于是炼丹术与新兴的道教结合了起来。随着道教的在我国日益盛行，炼丹术也随之日渐发达，奠定了我国火药与养生医学发展的基础。
炼丹家始终认为：如果在适当条件配合下，一种物质经过若干程序处理后，若与另一种物质相结合，则可以自动的将其原有的特质转换到另一种物质身上，而凡人也有接受这种变化的可能。因此，他们利用烧炼的方法，企图将一些不易腐坏的物质，特别是如黄金、白银等矿石制造成易于吞食的丹丸，经由人吞食后，将其中“不腐不坏”的特质为人所吸取，以达到长生不死之效。上述理论今日看来显然是无稽之谈，然而自秦汉至隋唐之间的炼丹家却深信不疑，许多企盼长享荣华富贵的帝王贵族们亦颇以为是。在这种背景的推动下，烧炼矿石设法使其体积变小硬度变软，并去除其中原有的毒性，使其成为可吞食的丹丸，遂成为方士炼丹的主要内容。而矿石中的硫黄为炼丹家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因硫黄可改变其它矿石的形态外貌。
硝石（其成分为硝酸钾）则为古代制溶解金属溶液的主要原料之一。因此，在利用燃烧方式制造丹丸时，可能由于偶然不慎将硫黄与硝石同时掉到炭火上，引发了产生火焰甚至爆炸声响。炼丹家们从实际的经验或有意的实验中了解到，将适量的硫黄与硝石混合再加上木炭会着火甚至爆炸。晋代著名的道士葛洪在他撰写的《抱朴子·仙药篇》里有用雄黄、硝石、猪大肠油和松脂共炼丹药的记载。雄黄含有大量的硫，硝石是强化剂，猪大肠油和松脂含有炭，硫、硝、炭是火药的基本成份，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火药了。
迄今为止，可以考证的最早的火药配方，保存在唐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清虚子撰写的《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卷二之中，称“伏火矾法”。其内容为：“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草药，烧燋即炭）三钱半。……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起。”中唐时期的《真元妙道要略》一书里记载：“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密烧之，焰火烧手面及烬屋舍者”；“硝石……生者不可合三黄（即硫黄、雄黄和雌黄）等烧，立见祸事。”可见当时人们已经知道火药燃烧和爆炸的性能。中国人民至迟在公元9世纪已发明了火药。
火药武器的应用
虽然初唐以后的炼丹家已熟知火药配方，但是由于唐代帝王贵戚对成仙之事十分着迷，他们所支持的炼丹家们其主要的工作仍在烧炼仙丹，对于火药配方的使用大体仍限于改变硫黄与硝石的性质而已。
唐末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兵烽四起，许多原先寄食于豪门贵族家中的方士流离失所，部份乃投身军旅而逐渐将火药配方引用至军事方面，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火药武器，其中之一是“火箭”。它的构造是在一支普通箭杆上绑住一个火药筒，火药筒后部有根引火绳，火药燃烧产生气体，借助气体后喷的反作用力，箭飞向前方。这跟三国时期的“火箭”以及现代火箭发射的原理是相同的。
《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八月乙未朔，吴越国王进（呈）射火箭军士。”当时的“火箭”，据《武经总要》一书所载曰：“……又有火箭，施火药于箭首，弓弩通用之具。”另外据记载，早在开宝三年(970)，即已有官吏向太祖进献〈火箭法〉。故而可以断定，吴越国王所进呈之射火箭军士，其所射之火箭应已为配有火药的火箭。依此推之（吴越早于北宋五十余年已建国），五代的吴越政权时已将火药用于战事当为可信。公元975年，宋太祖灭南唐，就使用火箭作战。公元1000年，北宋神卫水军队长唐福曾因制造火箭等武器受到朝廷嘉奖。
火药武器的出现，受到军事家们的高度重视，发展很快。宋朝的火箭全是单发的，点燃一根火绳发射一支火箭，叫单发箭。到了明代就出现了多发火箭，点燃一根火绳，可以发射出几支、几十支，甚至上百支火箭。多发火箭种类很多，如五虎出穴箭（5支）、火弩流星箭（10支）、火龙箭（20支）、长蛇破敌箭（30支）、一窝蜂（32支）、群豹横奔箭（40支）、百虎齐奔箭（100支）、神火箭牌（100余支）等等。
16世纪中叶，人们又发明一种新式火箭，名叫“火龙出水”。关于“火龙出水”，在明代后期出版的《武备志》、《火龙经》等兵书中都有记载，并附有图样。
这种新式火箭采取龙的形象，其目的在于壮声势，惊敌人。据《武备志》介绍，它的制造方法：先截取一根五尺长的毛竹，去节，刮薄，作为龙身；再用木头雕成龙头、龙尾，分别安装在龙身前后，这样就成为一条龙。龙腹内装有几支单发式火箭，把它们的引火绳总连在一起，从龙头下面的孔洞中引出来。又在龙身的前、后两部，分别倾斜安装上两支大火药箭，把的引火绳也总连在一起。最后，把龙腹内引出的总引火绳连在前部两个火药筒的底部。这样，一个火龙出水的新式武器就完成了。
火龙出水用于水战，面对敌舰，点燃安装在龙身上的四支火箭，这是第一级火箭，它能推动火龙在水面上飞行二三里远；待第一级火箭燃烧完毕，就自动引燃龙腹内的火箭，这是第二级火箭，这时，从龙口里飞出的火箭射向敌人，焚烧敌舰。
1259年，又有人创制一种兵器“突火枪”，“突火枪”和火枪没有太大的分别，特别的地是它还能射出子弹。突火枪在12~14世纪间被改良以金属为枪身，人们把它称为"火铳"，火铳比突火枪的发射力更加强大。后来变为"前膛枪"，到了清末西方火器传入中国后，人们才不用它。
影响：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
火药在北宋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在军事上，后来火药兵器制造技术后来传入辽国。辽道宗时，已有“日阅火炮”的记载。南宋、金、蒙古三方先后掌握了火药武器制造技术，并大量生产已定型的火器和创制先进的新型火器，尤其是管形火器的出现，在兵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后来，火药先是传播的阿拉伯，又从阿拉伯传到欧洲各国。文艺复兴之后，火药和火器的制造技术在欧洲有了很大发展。在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火药武器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重要武器，在反封建主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马克思认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充分肯定了火药武器在反封建战争中的巨大作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对火药进行了改良，把黑火药改进为黄色炸药。从此，火药不仅应用于战争中，也应用于采矿、开凿隧道等民用设施建设，对人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中间，中国人的首创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55节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蒙古族是生活在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唐朝时候，蒙古族叫蒙兀室韦，原先在额尔古纳河上游，后来逐渐迁移到现在的蒙古草原上及草原的周围。他们过着游牧生活，白天在草原上放牧，晚上住在蒙古包（帐篷）里。大约在辽和金统治时期，蒙古族进入奴隶社会。当时，蒙古族分为许多大小部落。各部落的首领为了掠夺牲畜、牧地和奴隶，经常进行战争，使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这样的情形下，要求结束战乱，统一各部，已经成为蒙古各部人民的共同愿望。
成吉思汗是统一蒙古各部的第一位大汗，他之于蒙古，就如同乔治·华盛顿之于美国。他的孙子忽必烈在中国也被视为一统天下的明君。成吉思汗的儿孙们建立的帝国幅员空前辽阔，在世界史上只有19世纪的大英帝国版图得以凌驾其上。公元1280年，蒙古统辖的土地从中国的黄海直至欧洲的地中海。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1162－1227年）名铁木真，姓孛儿只斤，乞颜氏，在中国又称“元太祖”，蒙古族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铁木真出生于蒙古乞颜部贵族世家。铁木真降生时，适逢其父在作战中俘获塔塔儿部首领铁木真，为纪念是役武功，故取此名。在他幼年的时候，金王朝统治者对蒙古族人民实行残酷统治，各部落之间也互相打冤家，蒙古族人民的生活十分苦难。
约在1170年，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也速该的遗孀月伦领着铁木真和他的几个弟弟度过数年艰难生活。少年时期的艰险经历，培养了铁木真坚毅勇敢的素质。蒙古部主忽都剌汗死后，蒙古部众大都在札木合控制之下，铁木真投靠札木合，随他游牧。铁木真笼络人心，招徕人马，最后脱离札木合，建立自己的斡鲁朵。约在12世纪80年代，铁木真称汗。札木合率领札答阑、泰赤乌等十三部来攻，铁木真兵分十三翼迎战，因实力不敌而败退，史称“十三翼之战”。战后，札木合把抓住的战俘成批杀害。这件事引起札木合部下的不满，纷纷脱离札木合投奔铁木真，铁木真虽然打了败仗，实力反而更壮大了。
因为铁木真善于争取人心，致札木合部众纷纷归附，铁木真逐渐壮大了力量。1196年，铁木真与王汗一起，配合金丞相完颜襄击杀塔塔儿部，被金朝封授札兀忽里(部族官)。后来他再与王汗联兵，大败正在会盟的哈答斤等11部联军。1201年，铁木真又率军大破札木合组织的松散联盟。次年，铁木真于乃蛮联军大战，大败乃蛮联军于阔亦田(今哈拉哈河上游)之野，并乘胜攻灭塔塔儿四部。随着势力逐渐强大，铁木真引起王汗嫉恨和敌视。1203年，铁木真遭王汗突袭,败走班朱尼河(今呼伦湖西南)，他以饮浊水的方式与跟从者盟誓，相约共度难关。不久，铁木真得知王汗骄怠不备，命自己的兄弟向王汗诈降，趁机夜袭王汗大营，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王汗只身败逃，被乃蛮人捕杀，强大一时的克烈部遂亡。
这时，草原上唯一能与铁木真抗衡的，只剩下西边“国大民众”的乃蛮部。乃蛮部的太阳汗与铁木真之间，展开了争夺草原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太阳汗企图与汪古部联合，围攻铁木真，但汪古部反而向铁木真通风报信，使铁木真作好了战斗的准备。公元1204年，铁木真击败了这个强大的对手。这样铁木真将“有毡帐的”部落都收归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完成了统一草原的事业。自此，分散的草原各部落融合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以“蒙古”为自己的名称，为后来走上世界历史舞台奠定了基础。
1206年，蒙古高原百余个大小部落先后败亡，塔塔儿、克烈、蔑儿乞、乃蛮和蒙古五大部均统一在铁木真的旗帜下。铁木真在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至大沙漠，北达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建立起蒙古历史上第一个军事奴隶制国家。这一年，蒙古各部首领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源召开忽里台大会，铁木真被各部落首领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此称号有“海洋”或“强大”的皇帝之义)。
立国称雄，南进西征
蒙古建国初期，成吉思汗把蒙古牧民划分和固定在95个千户中。千户下设百户、十户。千户那颜都是成吉思汗的封臣，各千户内的牧民不能任意离开千户组织，对那颜有人身隶属关系。他还把一部分千户作为领民分给诸弟诸子，形成左右手诸王。又以部将木华黎、博尔术为左右万户那颜，即两个最大的军事长官。把怯薛（禁卫军）扩充到1万人，征调千户那颜、百户长、十户长的子弟充当怯薛，以此控制全国。设札鲁忽赤掌管户籍、词讼等行政、司法事务。形成行政与军事合一的统治机构。他成立了司法部门，颁行了法典“大札撒”，即《蒙古习惯法》。他又命令留居乃蛮部的维吾尔人塔塔统阿用维吾尔字母拼成蒙古国书，从此蒙古有了通行的文字。蒙古国家制度完善起来。
成吉思汗的汗廷是由传统的草原贵族斡鲁朵发展起来的游牧军事封建国家机器。蒙古国建立后，大批原来的部落人口被分编在不同千户中，许多部落的界限从而泯灭，开始形成共同的蒙古民族，成吉思汗对此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邻近的吉利吉思、畏兀儿、哈剌鲁等部分别在1207年、1209年、1211年归附成吉思汗。
蒙古建国后，勃兴的蒙古贵族渴望占有大量财富，迅速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1205年、1207年和1209年成吉思汗三次大举入侵西夏。西夏不得已，纳女请和。1211年，成吉思汗又率领大军南下攻金。1215年，蒙古军占领中都，在辽西消灭金守军，攻占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西）。1218年，灭西辽。
1219年，成吉思汗率20万大军西征，向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发动了侵略战争。他几路进兵，分割包围了各战略重镇，各个击破，采用大规模屠杀、夷平城市、签发被俘人众打头阵等残酷手段震慑敌人，解除自己后顾之忧。在战争中，战场上的主动权全在蒙古一方。1219年，蒙古军围攻讹答剌城，次年攻克。1220年，成吉思汗攻下不花剌、花剌子模新都城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等城，术赤、窝阔台、察合台率兵攻克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乌尔根奇），拖雷一军进入呼罗珊地区。哲别、速不台奉成吉思汗之命穷追花剌子模统治者摩诃末算端，后者逃至里海孤岛病死。哲别、速不台率军继续西侵，远抵克里木半岛。1221年，拖雷占领呼罗珊全境。成吉思汗追击新算端札阑丁至印度河，不获而还。1222年，在占领区置达鲁花赤监治。1223年，还撒麻耳干驻冬，次年起程还国。成吉思汗西征，进行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大破坏，给中亚各族带来极大灾难。1226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次年西夏亡。1227年夏历七月十二日，成吉思汗病逝，临终提出“联宋灭金”的战略。成吉思汗的尸身被运回蒙古，安葬在不儿罕山附近的某个地方（《元史》中称为起辇谷），据说有40个“明月般的处子”和40匹骏马陪葬，彷佛要让他在阴间依旧享乐无穷。为防止盗墓，传说有1000人马在安葬处来回践踏，直到再也无法辨识，到现在还没人找到。
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势力继续南下。公元１２３３年，蒙古军攻破开封，金哀宗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又联合南宋围攻蔡州公元１２３４年，金朝在蒙、宋两军夹攻下灭亡。金灭亡后，蒙宋战争揭开了序幕。1251年，窝阔台汗死，他的侄子蒙哥继承汗位。后来，蒙哥汗在钓鱼城战役中流矢而死。1260年，忽必烈取得了汗位。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1279年，南宋灭亡。忽必烈统治了中国，史称元世祖。
影响：统一蒙古，融合民族，沟通中西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有贡献的著名帝王。他所领导的统一蒙古各部的战争，结束了草原上长期分裂混战的局面，使复杂、众多的部落联合成统一的蒙古民族，直到今天，蒙古族还是中国的主要民族之一。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对于蒙古民族的发展，蒙古社会经济的进步，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成吉思汗攻金灭夏，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元的统一，结束了中国长达5世纪之久的割据对抗和破坏空前的战乱局面，并为元以后的历史发展及统一主流奠定了基础。元的统一，还促进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大大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
第四部分 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第56节 席卷欧亚大陆的征服—蒙古西征
蒙古建国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不断发动掠夺战争，用兵的主要方向是南下与西征，南下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宋和金朝，西征则是公元13世纪上半期蒙古帝国征服中亚和东欧的战争。蒙古西征共有3次，第一次是1217年至1223年成吉思汗西征，第二次是1234年至1241年拔都西征，第三次是1253年至1258年旭烈兀西征。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以骠悍的武功征服了欧亚地区，以蒙古为中心，建立起由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组成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
西征狂飙
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为了肃清乃蛮部的残余势力，以及消灭西域的强国花剌子模，便借口花剌子模杀死蒙古商队及使者，亲率二十万大军西征。他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以及大将速不台、哲别随行。蒙军长驱直入中亚后，于1220年攻占了花剌子模的都城撒马尔干，其国王西逃，成吉思汗令速不台、哲别等穷追之。因此蒙军便西越里海、黑海间的高加索，深入俄罗斯，于1223年大败钦察和俄罗斯的联军。成吉思汗又挥军追击花剌子模的太子札阑丁，在印度河流域将其打败。蒙古军队越过高加索进入顿河流域，出兵欧洲。公元1223年在迦勒迦河决战，大败突厥与俄罗斯联军，俄罗斯诸王公几乎全部被杀。此后蒙古军队班师而回。
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西征的步伐没有停止。公元1234年，元太宗窝阔台召开诸王大臣会议，决定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继续西征。窝阔台派兵分别攻打波斯（今伊朗）和钦察、不里阿耳等部，基本上征服了波斯全境。
公元1235年，由于进攻钦察的军队受阻，窝阔台决定派强大西征军增援，术赤之子拔都、察合台之子拜答儿、窝阔台之子贵由、拖雷之子蒙哥以及诸王、那颜、公主附马的长子参加这次远征，由拔都总领诸军。次年，诸军会师西征，进攻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的不里阿耳，大将速不台征服不里阿尔。公元1237年，蒙古诸军进攻钦察，蒙哥斩杀其大将八赤蛮，里海以北地区被蒙古军队占领。拔都率军大举入侵俄罗斯，公元1237年底对占梁赞、莫斯科等14城，公元1238年2月攻陷弗拉基米尔，次年又攻陷基辅。公元1240年，蒙古军队进攻孛烈儿（今波兰）、马扎尔（今匈牙利）。公元1241年4月，蒙军攻占克拉科夫、里格尼察等城，大掠摩拉维亚等地。拔都亲统三路大军大败马札儿军，其国王逃走，蒙古军队攻掠亚得里亚海东岸及南欧各地。这年年底，窝阔台死讯传到军中，拔都率军从巴尔干撤回伏尔加河流域。拔都率本部以撒莱为都城，在伏尔加河畔建立了钦察汗国。
公元1253年，拖雷之子旭烈兀率军第三次远征，这次西征主要方向是西南亚地区，头等目标是消灭木剌夷国(在今里海南岸的伊朗北部)。10月，旭烈兀率兵侵入伊朗西部，进抵两河流域，目标首先指向了木剌夷国（今伊朗境内）。旭烈兀率军携带大批石弩和火器，途经阿力麻里、撒马尔罕、到波斯碣石城，告谕西亚诸王协同消灭木剌夷。
公元1256年，旭烈兀统帅蒙古大军渡过阿姆河，6月到达木剌夷境内。蒙古先锋将领怯的不花攻占木剌夷多处堡寨，给予了沉重打击。木剌夷首领鲁克那丁在蒙古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派遣他的弟弟沙歆沙向旭烈兀求和，旭烈兀要求鲁克那丁亲自来投降，但鲁克那丁迟疑不决。11月，旭烈兀命令蒙古军队发起猛攻，鲁克那丁被迫投降。蒙古军队占领其都城阿剌模式堡（今里海南）。1257年初，鲁克那丁被蒙古军队杀死，他的族人也都被处死，木剌夷被完全平定。
公元1257年3月，驻守阿塞拜疆的拜住来到军中，旭烈兀偕同拜住等继续西征，直指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当时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漠思塔辛执政，既直接统治黑衣大食，又管辖整个伊斯兰教世界，是两河流域的强国。公元1257年冬，旭烈兀、拜住等率军三路围攻巴格达，第二年初，三军合围，向巴格达发动总攻，蒙古军队用炮石攻打巴格达城，城门被炮火击毁。2月，谟思塔辛哈里发率众投降，旭烈兀攻陷巴格达，蒙古军队在城中大掠七天，谟思塔辛被处死，阿巴斯王朝灭亡。旭烈兀率军继续西进，兵进叙利亚，直抵大马士革，势力深入到西南亚。由于蒙古军队被埃及军队打败，旭烈兀才被迫停止了西进，留居帖必力思，建立了伊利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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