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新华日报》，1938 年 3 月 20 日。
六华南之行
1938 年 5 月，叶剑英因病去香港就医，路经广州。当时日军正向武汉步 步进逼，并有传言要进攻广州。广州民众中弥漫着一种惶恐不安的气氛。在
这种情况下，叶剑英不顾病痛，决定在广州小住，利用这个机会与中共地下 组织负责人云广英等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给予指示。同时以合法身份同国
民党军政界及各界友好人士接触座谈，安定人心，促进统战工作。他还应邀 去广州中山大学和广雅中学看望师生，发表演讲。②在中山大学，他与学校萧
冠英原来约定讲《中日战争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题目，后来根据广大师 生最关心、迫切需要弄清的问题，讲了“日寇会不会来进攻广东”、“这次
中日战争局面怎样发展下去”、“国共两党最近的关系”，“苏联会不会出 兵帮助中国呢”、“八路军的近况怎样”等 6 个问题，对大家存在的疑虑问
题一个一个作了回答，博得一阵阵掌声。他在分析中日战争的国际、国内条 件，瞻望抗战的前景时，乐观地说：“我们更应该了解怎样去争取以后的胜
利，我们并不能因此觉得悲观。相反的，我们觉得这次失败，正是我们中华 民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给予我们一个深刻的认识、教训和反省，使我
们还有充分的时间来改正我们的错误。”他针对广东抗战问题，意味深长地 说：“我们不但不能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会来进攻广东，我们可以高枕无忧，
多睡几点钟觉，相反地，我们的一切宣传、组织、训练、煽动、解释和教育， 都应该公开地教育本省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会随时随地都有
进攻广东的可能。”最后，他说道：“中华民族正如一叶扁舟漂流于革命的 高涛中，它最后或能够达到独立自由幸福的彼岸，抑或中途沉沦于苦海，这
种命运是操在我们民族自己的手上，而看我们是否有抗战到底的最后决心来 决定。”①
叶剑英的演讲，既切合实际，又富有情趣，深深吸引了听众。广州的报 刊纷纷转载，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大大鼓舞了广东人 民的抗日情绪。
叶剑英还时常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记者提问，并参加各种乡友、诗友 聚会，谈诗论文，咏唱山歌，激发大家的抗战热情。他还接见《抗战大学》
的主编陈华，应邀为其《红五月专刊》题词：“民族解放的血花”，并嘱陈 华邀请国民党在广东的要人李汉魂、陈铭枢、李振球、曾其清，以及国际反
法西斯同盟日本盟员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为其刊物题词，扩大统一战线。 叶剑英在香港就医时，曾到九龙元朗“荫华庐”潘君勉家中作客，受到
热情款待，并与潘家人合影留念。潘在叶剑英的启发下，串连香港商界捐献 巨款支持神圣的抗战事业，并通过叶的关系将两名侄儿送到八路军参加抗
日。为了答谢港、澳各界和海外侨胞对抗日战争的支援，叶剑英同八路军办 事处同志多次写信或致电表示敬意。1938 年 8 月 27 日，周恩来、叶剑英、
廖承志、潘汉年致电新加坡各华侨团体，表示：“诸侨胞忠诚爱国，累寄款 项援助，不仅同人等万分钦佩，益使我前线英勇将士为之感奋。”叶剑英在
港澳治病期间，秘密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指导工作，与廖承志、潘汉年等
② 访问云广英、欧初、黄焕秋、梁威林等谈话记录，1984 年 5 月—1991 年 12 月。
① 叶剑英：《论抗战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载于《叶剑英抗战言论集》，新华日报馆 1940 年 3 月印行，第
45—64 页。
交谈。他曾一度住在老战友、地下党员柯麟家里，得到柯麟、柯平兄弟的悉 心照料。柯麟问他：“我们还要坚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叶剑
英回答：“扎下根子，准备坚持十年，迎接胜利。”他鼓励柯氏兄弟在港澳 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扩大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同时，
提醒他们要格外小心谨慎，机警行事。
叶剑英从香港返回武汉不久，日军对武汉发起了进攻。他和周恩来等根 据毛泽东关于保卫武汉和坚持抗战总方针的指示，尽力敦促蒋介石当局发动
群众保卫武汉，迟滞敌进，争取时间。
1938 年 10 月 21 日，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 就在临撤退前的紧张时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于 22
日飞抵武汉，参加蒋介石 召开的军事会议。他住在武汉鄱阳街 1 号郭沫若家，彻夜和周恩来、叶剑英
交换意见，然后面见蒋介石商谈八路军扩充编制、增加经费和派部队到华中 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及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问题。国民党方面，由
康泽出面招待朱德，并邀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作陪。过了两天，时局 日危，由周恩来和叶剑英精心安排，秘密护送朱德去汉口机场飞往湖北襄阳，
转经陕西三原，返回延安。①朱德离汉之后，周恩来、叶剑英即开始组织办事 处人员、物资分 3 批撤离。第二批撤离人员在途中遭敌机袭击，大部遇难。
25 日凌晨，叶剑英和周恩来率领最后一批撤离人员，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乘 大卡车离去。途经湖北应城、天门、沙市、公安到达湖南常德，于 27 日辗转
到达湖南长沙。
湖南省首府长沙，这个自古号称“荆豫唇齿，黔粤咽喉”的中南重镇和 历史名城，一时取代了武汉三镇，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的各部长官以及陈诚的第九战区司令部虽都在这里落脚，却并没 有长期驻守的打算。一种纷乱悲观的气氛笼罩着长沙城。
叶剑英到达长沙的当天晚上，就应郭沫若之邀，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时事座谈会上，作了《广州、武汉沦陷后的
抗战局势》的长篇发言。他从分析抗日战争的性质说起，列举了中国抗战取 得的进步和日本遇到的困难。在科学地分析坚持抗战的诸多有利因素的基础
上，他充满信心他说：“汉口、广州虽已沦陷，不必悲观。我们抗战胜利是 有把握的。”“困难一定要克服，而且是可能克服的。”“我们必须在发展
的过程中去把握抗战胜利的前途！”他的这篇发言，有力地批驳了“亡国” 论的论调，强烈地感染和振奋了与会人员的情绪。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一些大员们在长沙匆匆开了几天高级军事会议，检 讨武汉作战经过之后，就转移到南岳衡山去了。
周恩来和叶剑英继续留在长沙，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召开 的军事会议；接触各界友好人士，商谈抗战救国事宜；致信香港《救国时报》，
控诉日军侵略暴行，宣传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动员广大华侨支援抗战。 同时，他们与中共湖南省代表一起，会晤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张治中
在谈话中表示，长沙万一不守，省府将迁沉陵，他则在宝庆指挥保安部队和 人民武装，协助国军进行敌后游击战。他请叶剑英担任省府高级顾问来指导
游击战。叶剑英欣然允诺。 这期间，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处理了大量党务工作。他们派出李克农和
①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 年 4 月 8 日。
吴奚如等赴桂林筹备组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同时，对搞好新四军主要领导 人之间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11 月初，他们电告项英：要改善与叶挺的工作
关系，为了统一战线的发展，应将去香港的叶挺请回新四军，这样对工作有 利。他们还几次出席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召集的会议，宣讲抗战形势和
任务。为了营救蔡和森烈士的家属，叶剑英还派办事处工作人员朱慧去湘乡 永丰镇看望蔡母，接蔡儿子蔡波出来读书。
七长沙大火中脱险
就在周恩来、叶剑英等日夜为抗战奔忙的时候，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了 一个所谓“焦土抗战”的计划。11 月 12 日上午 9 时，蒋介石给张治中下达
密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张治中当 即召集会议，负责筹备。据邱南章回忆，周恩来、叶剑英对此事全然不知。
12 日上午，他们出席第三厅在离开长沙前举行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然后帮 助第三厅及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继续向湘潭县下摄司分批撤退。直至深夜，送
走李克农、童小鹏等离开长沙后，准备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再撤离长沙。 临睡前，叶剑英还打电话给张治中，询问敌情。张回答，国军仍坚守在汨罗
防线，敌人没有过河。叶剑英又照例检查了人员、车子等情况，才上床睡下。 谁知就在这时，长沙火起，八路军办事处也被火烧着。叶剑英与周恩来从火
海中脱险。叶剑英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天夜里，我们睡在办事处 的楼上。为了防止有人偷汽车，就把汽车放在大门口，派个警卫员睡在汽车
里头。没过多久，来了几个放火的人。他们砰、砰、砰地敲汽车，说：‘他 妈的，你们还不走，烧死罗！’警卫员邱南章起来一看，城内已是满天红光，
马上咚、咚、咚跑到楼上来报告：‘参谋长，参谋长，大火烧来了！’我一 看，火都烧到我们房子了，就喊快救火。说着我走下了楼，到外面一看，满
天红光，赶快跑回楼上找恩来同志，那时他是副主席。我说：‘副主席！副 主席！烧房子了。’他说：‘那样惊慌干什么！’我们一起下楼来，出了大
门，从一个巷子往外走。火已经快烧到巷子里来了，四面都是火。我们往城 外方向跑，途中遇到三四个人，便问：到湘江走哪里？因为刚出火海，搞混
了方向。有个人指着说：‘到湘江往右边走。’我们沿着他指的方向，一直 跑到湘江边，沿着江边一直走，走到天亮，长沙的大火还在烧，噼哩啪啦的
响。我们好容易脱离了火海，当天撤到了湘潭。”①
就这样，一场大火烧了几天几夜，烧毁长沙市区房屋 5 万多栋，居民死 伤 2 万余人，而敌人此时还在 200 公里以外！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的这场骇
人听闻的“长沙大火事件”，遭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周恩来、叶剑英 迅速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和抗敌演剧队人员返回长沙，进行善后救灾。他们严
厉批评所谓“焦土抗战”政策，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拨款救灾，清理街道， 安置灾民的办法，强烈要求惩办放火首犯。同时为当“替罪羊”的张治中作
解释工作。蒋介石为了平息众怒，下令将“直接责任”者鄷悌（长沙警备司 令）、徐昆（保安团长）、文重孚（长沙市警察局长）三人判处死刑，给予
张治中革职留任处分。对“长沙大火”事件，张治中在自己的长篇回忆录中 辟有专门章节，追述甚详。①
张治中在另一本书中谈及此事，对周、叶不无感激之情。他写道：“长 沙发生大火，各方面尤其党内平日不满意在湖南倡导社会改革运动的顽固分
子对我的攻击更甚，我总不置一词，而中共朋友反为我解释，给我以慰藉。 在各方面纷纷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他们对我亲切的同情，
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②
① 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 年 3 月 25 日。
①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年 2 月版，第 362 页。
第十七章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一训练班的副教育长 武汉、广州相继失守之后，中国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抗日战争进入了相
持阶段，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
决定在湖南南岳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这是抗战时 期国共合作，发展统一战线的一个创举。
此举酝酿已久。早在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即将失守前夕，朱德到武汉与 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时就提出国共合作办游干班的建议。1938 年 11 月 25 日至
28 日，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再次向蒋提出这 个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说：“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并决定办游
干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战法。会后，周、叶就有关办班的具体问题 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在同中央几位负责
人研究这一问题时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随即，中共中央确定， 派叶剑英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参加主办游干班。①
于是，叶剑英在衡阳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反复商量，决定抽调李涛、 边章伍、薛子正、吴奚如、李崇等去担任教官，以及刘澄清、徐天宝、陈宛
文、李蕴玉等参加工作，配备一个武装班，立即着手从组织上、教学上进行 准备工作。①
这期间，中共中央正酝酿对党在南方国统区的组织领导机构进行新的调 整。1938 年冬，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
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工作。南方局的成员有周恩来、秦 邦宪（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
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1939 年 1 月 13 日，中 央书记处复电南方局：以周、博、凯、吴、叶、董等 6
人为常委。南方局遵 照党中央指示讨论了组织分工问题，叶剑英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成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 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
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被聘 为训练班的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接到通知后，率领中共方面参加办班的教
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 30 余人前往南岳报到。1939 年 2 月 15 日训练 班举行开学典礼。
第一期学员共招收了 1046 人，编为 8 个大队。第一、二、三队为各战区 送来的军官，第四队为汤恩伯部第三十一集团军教导团的一个队，并有少数
战区送来的军官。第五队为军委会政治部及红十字会等各单位送来的青年学 生。第六队为西南行营派送的军官与学生及八战区迟到军官，并有上海纱厂 女工抗日宣传队
50 余人。第七队主要为曾被国民党衡山县党部解散的衡山青 年战时工作队。第八队为国民党中央军校调来的一队工兵学生。各战区送来
的军官大部分具有黄埔军校、南京军校以及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毕业的 学历。这些人当中少部分是上校、中校军衔，大多数为少校军衔。各队均不
分学员职级与水平，采用混合编制。训练班有教官和科室管理人员 95 人（中、 少将 11 人）、8 个大队的长官 52 人（少将 4 人）。学制定为 3
个月。训练 内容包括：军事教育，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
① 在中共衡阳市衡山县党史办查阅的资料，1986 年 12 月。
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战政治工作为主。军、政教育课程比例各队有别，大致占 受训时间的 55％和 45％。
训练班本部设在南岳圣经学校。叶剑英和中共方面人员集体住在山脚下 一处名为“桔盈圃”庄园内，并配有电台一部，救护车一辆。
在主办训练班过程中，叶剑英力争采用红军军事教育的一些行之有效的 办法：努力实行民主管理，坚持启发式教学，同教职学员打成一片，大力开
展学习竞赛和实践活动，加强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叶剑英经过认真思索， 向汤恩伯提出了在训练班实行“自觉纪律”，强调学员自动、自觉、自愿地
参加学习和遵守规章，官长起带头作用，坚决反对粗暴作风。这是国民党军 队中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实行以后受到了学员的普遍拥护，各队队长也多
表赞成。凡是有关教育训练方面的事情，汤恩伯都请叶剑英主持。有些学员 开始瞧不起“土八路”，认为游击战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后来一听讲课，觉
得很有道理，就逐渐佩服起来了。
据薛子正、吴奚如、刘澄清等回忆，叶剑英借鉴红军学校办学的成功经 验，强调教育训练要从抗战的实际出发，严格要求。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和
讲义教材，都由他直接审定。他还注意言传身教，鼓励和指点初次任教的薛 子正、吴奚如、李崇等八路军教官说，不要慌，充分准备好教材，拟个提纲
去讲，千万不要死背。上课时要面向学员，不要光盯着讲义，要自然。还说：
“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讲课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并告诫全体工作人员：
“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 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他还亲自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
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并 书写张贴在八路军教官集体办公的第一教官室的墙壁上，用以自励和互勉。
在备课试讲和课终讲评时，叶剑英还特意邀请其他各主要教职员来参加讨 论。对此，汤恩伯很赏识，他几次在会议上表扬第一教官室的工作方式与作 风。
训练班开课后，经过一段实践，叶剑英于 4 月 23 日写了《参加南岳游击 干部训练班工作情形报告》，派人送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报中央。这个报
告对训练班的准备工作及具体组织情形作了详尽的汇报。首先，他概括了教 学生活方面的九个优点：（一）较广泛地实行民主。建立了“学员自治会”，
学员代表参加学校各种会议。（二）教授法部分地采用了启发式。（三）教 员学员均实行集体研究、集体创作。（四）实行“教”、“学”、“做”三
合一。（五）教职员与学员生活打成一片，均参加朝会、早操、集体就餐等。
（六）区队长由学员选充，提倡自觉纪律。（七）建立学员小组会议（党的、 学习与生活的）。（八）建立课外工作，各队出壁报。（九）以南岳附近三
个区为实习区，每星期日集体到那里做实际的民众工作，各队订立竞赛条约。 报告的最后部分对训练班的作用、前景作了充分估计，写道：“根据我们现
在已有的材料看来，的确证明（国民党方面）开办游训班的动机是包含着两 方面的；一方面是真正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的目的，这是为着抗战利益的好
的动机；另方面则包含着控制敌后游击战以限制我党所领导之敌后游击战的 企图。在这一企图下，渗入了不少以“混资格”为目的的分子。因此，我们
的第一个结论是：学员中好的多，坏的少，控制游击战的企图则是越上级越 明显，而属中央军派来的学员又较其他派系的为明显。少数顽固分子的阴谋
是存在的。根据上列分析，我们认为在统一战线的前途上，这次的工作是有
不少作用的。我们相信在游击战方面，首先使他们认识了游击战的重要性与 非神秘性，实际的体验了游击战中‘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的真理
（我们的教材，也着重解释这两个口号）。这就使那些为抗战利益的进步学 员，找到一条光明大道，而更接近于我们。同时也给那些少数顽固分子从事
实上证明了中共对友党的诚恳态度，与对国家民族的无限忠诚，使他们那种 不敢公开的企图，受到了群众的监督，良心的谴责，而有所顾虑，可能使其
中一些成见较浅的分子有所觉悟。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这次参加游训班的工 作，由于我们有坚定的立场，诚恳的态度，一般的说是有收获的，对统一战
线是有利的。”①
① 叶剑英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1939 年 4 月 23 日。
二备受欢迎的“游击战争战略家”
在训练班，叶剑英不仅负责筹划全盘教育工作，而且亲自讲授“游击战 争概论”这门主课。其他的几位教官负责讲授游击战术和游击战中的政治工 作。
叶剑英每星期讲课两次，听众很多，有时达二三千人。连国民党第九战 区的一些军官也慕名从长沙、衡山赶来听课。当然，来听课的人动机并不相
同。据沈醉回忆，戴笠听说叶剑英等在南岳讲课，很想把中共打游击的一套 办法学过来，便设法派军统临澧特别班的两个副大队长到训练班工作、听课。
当时来听课的，甚至还有南岳各寺庙的和尚。课堂容纳不下时，就在外面广 场讲大课。叶剑英上课时通常身穿一套褪了色的军装，讲得深入浅出，通俗
易懂。他那精辟的见解，出色的口才，儒雅的风度，深深吸引住了所有在场 的听众。
当时国际新闻社的一位战地记者高咏，听了叶剑英的讲课后大为赞扬。 他在一篇通讯中，用一大段文字描绘了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争概论”一课
时受到学员热烈欢迎的情景：“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先生的游 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们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表上规定是二十小时，
占全班军事学科七分之一，每次上课两小时，总要发生学生提延长时间的要 求。每一次上课，都是肃穆的空气统治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
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每一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的脑 子里爬过，也部在每一个听众的笔记簿上爬过。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
不愿意走，‘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这个问题常常发出来，这话语里充满 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士的要求。”①
叶剑英不仅讲游击战，而且讲军民团结，讲坚持抗战的道理。有一次， 他讲到军民关系，用鱼和水的关系说明进行游击战争必须要紧紧依靠群众，
在敌后作战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群众。汤恩伯在旁听了，用手指着叶剑英对学 员们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打不过他们呢？因为他们同群众是鱼水关系。
叶剑英非常注重实践，为了锻炼学员在游击战争中开展政治工作和民运 工作的能力，他倡议各队利用节假日到乡间去，并且常常亲自带队前往，训
练学员掌握实地宣传组织民众的方法，学习八路军的作风，密切与当地群众 的联系。
但是，训练班内也不是风平浪静的。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在日 本帝国主义加紧诱降下，酝酿着反共分裂阴谋。汤恩伯的态度也有所变化。
训练班中的顽固分子借机寻衅，散布流言，制造磨擦，暗中监视中共人员。 他们不准学员个别接近中共人员，害怕被“赤化”。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
领导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训练班里的国民党顽固分子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 的斗争，争取团结更多的抗日爱国军官学员，扩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影响。①在圣经学校礼堂的学员大会上，在例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叶剑 英和其他国民党官员经常发表各自的抗战主张，有时观点相左，甚至发生争
执。一次，汤恩伯在学员“朝会”上公开说：“蒋委员长对打败日本是完全
① 高咏：《记南岳游击训练班》（写于 1939 年，作者系国际新闻社记者，原文拟在衡阳《大刚报》登载， 后破国民党战时新闻处扣发）。
① 访问罗文浪、何正风谈话记录，1986 年 11 月。
有把握的，但各种迹象表明，共产党今后是否能眼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令人 产生怀疑。”叶剑英立即上台发言：“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诺言是忠实
履行的，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也是矢志不渝的，不像有些人早上恭读 总理遗嘱，晚上恭读总理遗嘱，天天阿弥陀佛，却不去真正进行实践，这样
究竟对国家、民挨有什么用？！”说完拂袖而去。
叶剑英驳斥汤恩伯的事，轰动了整个训练班，造成了很大影响。兼任训 练班副主任的陈诚急忙赶来训话。他貌似公正地说：“教育长与副教育长闹
意见，是怎么一回事？古人说君子与君子无争，何以故？以能互让故也。他 们二人都不能互让，所以争起来了。由此观之，两个都不对。”
面对训练班内时时泛起的恶流浊波，叶剑英大义凛然，明辨是非，处处 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与多数的国民党官员合作处事。他与后来担任
教育长的李默庵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李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十分尊重叶剑 英。时过 40 年之后，李从美国归来，特意看望叶剑英，还恭敬地称他为“老
师”。李回忆这段往事，感慨地说：“我是他的学生，在南岳，凡是教育方 面的事，都由他作主，他讲的游击战术课，改变了国民党军将领只打正规战
的观念。我们也学着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计一 城一地之得失。这在国民党军中开创了先例，对推动抗日战争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②在训练班第一期任政治部主任的陈烈，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大革命 后期脱党，但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方面表现积极。叶剑英就不咎既往，注
意团结，使他在训练班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由于叶剑英等始终坚持党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宣传抗日主张，争取团结训练班中一切可以团
结的国民党人员，尽管蒋介石密令汤恩伯“谨防共党”，然而共产党、八路 军的威信仍然越来越高。许多学员自动到南岳书店购买、阅读毛泽东的《论
持久战》、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刊。训 练班中共产党方面人员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晚会，许多国民党军官 偷着来参加。
② 访问李默庵谈话记录，1990 年 9 月。
三“我来唱一个”
中共代表团在南岳，生活节奏很紧张，食宿条件比较差。叶剑英和大家 一样，艰苦朴素，坚强乐观，朝气蓬勃地进行工作。叶剑英襟怀坦白，对身
边的国民党同事以诚相待。这对国民党人员是极好的教育，使他们从共产党 人的工作和生活中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心向往之。有些人主动靠拢八路
军教官，谈心交友，深感 10 年内战导致国难家破、外寇入侵，盼望着从此携 手重建新国家！学员吴众等拜访叶剑英，表示结业后要效力战场，同共产党
游击队并肩作战。叶剑英热情地表示欢迎和支持。吴众深受教益，更加追求 进步，后来和石坚、吴澎、邝定家等毅然参加了新四军一支队。吴众回忆说：
“我曾两次前往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第一次去访问，正好是午睡的时候， 叶副教育长亲切接待我们。我们告诉他，将来到了前方，希望和八路军、新
四军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他表示欢迎。我毕业后想到广州去，那里有八路军 的游击队，希望介绍与游击队取得联系，他也同意了。第二次我们去拿介绍
信，那天他不在，正好代表团全体人员会餐，他们留我们三人吃了饭。由吴 奚如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广东曲江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主任云广英。”
训练班住在山区，生活十分枯燥、单调。叶剑英带头活跃文化生活，通 过开展歌咏演出、读书等文娱活动，提高了大家的文化情趣，并十分注重借
此搞好同友军的关系，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训练班成立后不久，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抗敌演出队第八队到南岳演出。演出
队到南岳的第二天，训练班在南岳镇上唯一的“大饭店”南濠酒家举行欢迎 宴会。队员们见了叶剑英，都把他围起来，问这问那，争着和他在一桌吃饭，
边吃边谈。宴会快结束时，国民党的几个官员突然起哄，要演出队的女队员 唱歌。由于他们态度不严肃，八队的队员产生了反感，会场上的气氛顿时变
得紧张起来。这时，叶剑英从容不迫地站起来，说：“我来唱一个。”说着， 他清了清嗓子，把一只脚踩在桌边的一条小凳子上，声音宏亮地唱起了陕北
小调《开荒》：“开荒呀！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织布呀！织布！前方 的战士要衣服。大嫂嫂，老爹爹，丈夫娃娃不要惦记他。我们努力耕织，不
少他们穿吃，打败鬼子好回家！”一曲终了，大家非常高兴，报以热烈的掌 声。这时叶剑英提议：“八队同志也唱一个！”八队照例由女队员站在前排，
先后齐唱了《红樱枪》、《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宴会最后在活跃、友好的 气氛中结束。叶剑英在南岳，一直与八队保持着联系，看他们的演出，给以 亲切的关怀。①
四动员南岳佛道教界抗日救国
周恩来虽然离开了湖南，仍十分关心训练班的工作。4 月中旬，他特地 赶到南岳，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检查游干班的工作，并
应大家的请求给学员们作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长篇报告，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周恩来、叶剑英在南岳还广泛接触各界爱国人士，引导
和支持他们采取各自的方式参加抗日救亡。叶剑英到半山亭寺庙进行宣传讲 话，题写了抗日诗词，还陪同周恩来一道会见了祝圣寺法师暮笳、演文、巨
赞等人，和他们讨论抗日救亡工作。周恩来在暮笳的纪念册上亲笔题词：“上 马杀贼，下马学佛。”强烈地触动了南岳宗教界。后来，巨赞法师在田汉引
领下来会见叶剑英，洽谈甚欢。叶剑英联系佛教哲理，宣传团结抗战的道理， 使巨赞甚为感动。巨赞同暮笳法师率南岳僧侣 200 多人，发起“南岳佛教救
国协会”。叶剑英知道后建议改称“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以体现“佛教 救苦救难”宗旨，团结更多的和尚、尼姑和道教徒一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5 月 7 日，在该协会成立大会上，叶剑英作了题为《普渡众生，要向艰难的 现实敲门》的讲演。他说，当我国家民族危难之时，奉劝各位爱国僧侣不要
再独坐禅房祈祷、祝福，逃避艰苦的现实而想象将来，那是空洞的无内容的 幻想。在亡国灭种的大祸已临到我们的头上时，要行动起来，走出禅房，参
加抗日救亡运动，团结全国佛道教徒成为全民族的抗战的一部分。讲话结束 时，他引用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一句名言：“站在革命的火焰面前，要自己首
先跳进去，才能显现出伟大灵魂的光辉。”宗教界许多爱国人士听了演讲， 备受鼓舞，欣然表示要奋身救国。巨赞、暮笳法师组织了一批青年和尚，成
立流动工作团和宣传队、救护队，在湘潭、衡山、衡阳等地积极宣传抗日， 抢救被敌机炸伤的难民。《救亡日报》刊登了叶剑英的这篇讲演，并发表专
文，声援和支持宗教界组织起来抗日救亡。巨赞法师还创办了名为《狮子吼》 的月刊，宣传抗战，①
① 全国佛教协会理事会办公室提供的资料。访问曼慈法师等谈话记录，1986 年 12 月。
五“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
第一期学员毕业之前，叶剑英组织指挥了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中， 学员七队充当“假设敌”。这次演习，由于准备充分，动作逼真，接近实战，
学员们一致感到收获很大。国民党的一些官员也对演习作了肯定的评价。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在对游干班的《视察报告书》中写道：
“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 该班训练切实，当可想见。”
5 月 15 日，南岳游干班第一期学员举行盛大毕业典礼。当叶剑英讲完话 带头高呼“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的口号时，会场上群起呼应，激昂的呐喊声震撼着南岳群山，激励着抗日将 士的斗志。许多人依依不舍，拿着自己的笔记本、纪念册，纷纷请求叶副教
育长题词留念。叶剑英根据不同对象，分别在他们的笔记本、纪念册上题写 了“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路是人走出来的”，“要作大事，
不作大官”等寓意深刻的语句，并签上自己的姓名，以资勉励。学员程鲁后 晋升为白崇禧部下的少将纵队司令， 1948 年感念当年叶剑英的教诲，毅然
弃旧图新，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衡阳市政协委员。回首当年， 他感慨地说：那时时副教育长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八个字：“要作大事，不
做大官”，落款“恭录总理遗言，以赠程鲁同学”。当时我还不大理解，以 为只有作大官才能作大事，后来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官也做不成，又想
起叶的题词，感到“反戈一击”才叫大事。国民党汕头驻军某部少校营长李 平，学习期间，成为八路军教官的“一个真挚的朋友”。他临毕业向叶剑英
等人辞行时，坚定地说：“我一定把这儿所学到的知识，全部运用到实际的 战争里！我将用新的战术，与敌人决一雌雄！”这位黄埔出身的青年军官，
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下，成为“一个少壮、勇猛而且进步的军人”，不 久，在汕头与日寇血战中以身殉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叶剑英率领共产党人员参加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取得了很大成 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中央军最重要，
但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较珞珈山（训练班）更有成绩。这 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只可惜人去少了。因为人去的多，不
仅可以扩大我们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知名干部。”①事实的确 如此。通过办班，不仅接近了大批国民党军的中高级军官，而且向他们宣传
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和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 路线、方针、政策，使学员认识了游击战的重大意义，并且实际演练了游击
战的战法，增加了持久抗战的必胜信心。不少学员毕业以后，运用游击战术， 活跃在各地抗日战场上，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更有些
人效法共产党的办法，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敌后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 敌人。在蒋介石的反共高潮中，有些人写信或想办法派人与“游干班”的中
共教官联系，有的还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寻找曾在“南岳游干班”当过教 官的同志，送信送地图。后来，由于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他们不能直接去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就把地图、情报包好，写上名字，寄送《新华日报》门 市部。日寇投降后，重庆《新华日报》社经常收到这批学员的来信或寄来的
① 《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2 月版，第 433 页。
东西。
六团结桂系抗战
叶剑英作为南方局的领导成员之一，在主持南岳游干班期间，十分关心 湖南地下党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他乘坐一辆由爱
国人士胡文虎、胡文豹兄弟赠送的有永安堂万金油商标的特制汽车，时常来 往于南岳、衡阳之间，兼顾地方党的工作，积极开展统战活动。他和秦邦宪
去邵阳八路军办事处机关，参加了中共湖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会上传 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做好党的地下工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