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4）
“现金买5股北方（公司）的股票。”
5股北方股份的价格大约为50法郎，我从这样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交易中只能够赚12法郎50生丁。
这种冷酷对待下属的做法，按照费多的说法，司空见惯（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印证，他在1849年造访了拉斐特街）：
“你让我非常生气！那不是真的！让我安静一会！”这些便是他展示给我的礼貌……只要我对一个交易指令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的情形便会上演。需要牢记的是，由于他所用的怪诞语言以及他的口音，经常很难听懂他说的是什么。
一天，提及一只股票的价格时，他暴跳如雷，把我的报价单撕成两半，然后强迫我再次粘起来，并称我是“该诅咒的白痴！”
其他人，甚至他的犹太同胞同样得不到他的好脸色：“‘啊！你敢这样，你这个该死的德国犹太佬！’有一天他骂一个去他办公室的犹太同胞……那个不幸的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灰心丧气，哑口无言，脸色灰白。”一个名叫曼努埃尔的交易员敢于向詹姆斯说出自己的想法成为交易所神话的一部分。“早上好，男爵，”他进到詹姆斯的办公室里，然后说，“您今天怎么样？”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詹姆斯没好气地回应说。
“您说得很对，”曼努埃尔大声说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您或许会暴毙；而我才不在乎一条狗的死活。”
当时如此多的巴黎人认定詹姆斯是内森的继承人，一点也不奇怪。
但是詹姆斯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是否也有他哥哥那样的权威，远没有那么清楚。在内森死后，毫无疑问他立刻试图将自己的权威施加到侄子们的头上。他在1836年新的利润分配时写给列昂内尔以及他的弟弟们的信，以非常肯定的口吻说：
我请求你们，我亲爱的侄子们，能够耐心地读我的信，因为我今天十分坦白，因为我非常希望按照我与你们过世的父亲合作的方式，继续与伦敦合作。不要（让我）被迫写言辞激烈的信，因为要管理好企业，只有在小生意上花费的注意力赶得上大生意上花费的精力才行。
信的后半部分内容指出了伦敦分行犯下的3个“罪过”。这些冲突在之后的10年里不时地出现，詹姆斯经常挂在嘴边的批评就是他的侄子们光顾着读信，而很少回他的信。特别暗示内森在世时做事的方式，也并不是詹姆斯一个人这么做，其余3个兄弟同样如此。“你们现在应该明白我当时是何等的正确，”萨洛蒙要人领情式地在1837年写道：
我就生意问题曾写信给你们，你们现在必须承认，我亲爱的侄子们，我们必须推进生意。这是你们父亲过去一直说的一句话。无论他什么时候看到别人试图将我们排挤出交易，他就会在信里说：“我亲爱的兄弟，我们必须渡过难关。”现在也是一样，无论我们遭遇亏损或收获利润，无论我们赚到什么或失去什么，我们都不能让别人骑到我们头上，或将我们挤到一边。我希望你们听从我的建议，我亲爱的侄子们，不管我们是收获利润还是遭遇亏损，我们都要推进生意。
不久之后，詹姆斯写信给伦敦指出：“你们爸爸在世的时候，他通常会以25%的利率给我们提供贴现票据，但现在优质票据在伦敦也已按照3%的利率贴现，其他银行在这方面会取得优势……因此你们如果希望能够与他们竞争并做生意的话，你们必须给我们提供同样的条件。”阿姆谢尔也经常在这个问题上唠叨。他和詹姆斯在1839年感慨道：“失去我们的兄弟内森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们不能期望年轻一辈会表现出与上一辈同样的尊敬、恐惧和信任。”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5）
就如詹姆斯抱怨贴现利率一样，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分行抱怨最多的就是伦敦分行忽视他们的利益；这与内森生前出现过的指责一模一样。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证明内森的儿子们成功地捍卫了他们相对自治的地位，从而使得内森去世一年后仍然会出现类似的指责。这种指责在这之后也一再出现。比如，1839年9月，詹姆斯指责伦敦分行获取了西班牙生意一半的利润，但却让巴黎分行承担了所有的风险。他抱怨说：“我认为唯一正确且合理的方式是，我们下一次的行动中，巴黎分行应该与伦敦分行承担同等的风险，两家银行的地位平等，不能有一家凌驾于另一家之上。因为只要一家发现这类（不平等的）行为，就会引发不信任的感觉，那么所有事情都会搞砸。这是绝对不能发生的事。”一周后，他再次诉说了他的“冤屈”。“只要我活着，”他对纳特说，“我绝不会支持我们当中的一家银行试图寻求对另一家的优势地位，或对另一家做不公正的事情。”但是“当你们（指伦敦分行）看到一宗交易进展顺利时，你们就会说，‘我们把它留在这里’，而如果它进展得不顺利，你们就会把一个份额给巴黎分行。我亲爱的纳特，这种态度只会带来障碍，只会导致相互间在信里彼此指责。”围绕集体账户的利益引发的小争端变得非常频繁。1840～1841年间也发生了摩擦，詹姆斯和阿姆谢尔同时指责他们的侄子们将汇票给了他们在巴黎和法兰克福的竞争对手。
对于内森的四个儿子来说，他们经常感到被几个叔叔弄得火冒三丈。“我可以向你保证，要安排那些对钱如此敏感的人将是一个大麻烦。”安东尼向列昂内尔抱怨说，当时他们的4个叔叔似乎对他的婚姻计划过于关注。“我可以保证，尽管查尔斯叔叔（卡尔）是你的岳父，但是与这位先生越少接触越好。”阿姆谢尔经常通过修改他的遗嘱来对他的侄子们施加某种控制力，则是另一个引起不满的根源。
从资产方面来讲，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此时的地位已经相当平衡，因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像内森当年一样取得“一家独大”的地位。“我亲爱的侄子们，”詹姆斯在1838年3月的一次争执后，不得不向他们道歉，“我为你们感到高兴，我急切地请求你们不要按照字面意思看待我说过的话，当一个人必须忍受这类痛苦时，他有时会变得非常极端和不高兴。我很容易生气。”在与几个兄弟的关系中，詹姆斯也无法占据主导地位。阿姆谢尔经常威胁退出生意，当他以健康为由威胁退出时，詹姆斯连忙赶到法兰克福劝慰。不过萨洛蒙、他的儿子安塞尔姆以及卡尔的大儿子迈耶?卡尔承担起了家族的职责，这也反映了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之间的紧密商业联系。当詹姆斯自己在1838～1839年的冬季患上重病时，任何扮演“司令”角色的想法都被迫放到一边。实际上，1848年之前，他很少，甚至没有反对过三个哥哥的意愿。正如纳特所评论的那样，当萨洛蒙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铁路和政府生意时，“我们这里总是习惯给法兰克福让路”。
与之前一样，老一辈的罗斯柴尔德成员试图阻止公司的离心倾向，他们所用的方法仍是呼吁空洞的兄弟“和谐”原则：“直到现在，我们的力量存在于哪里？”詹姆斯1839年责备道，当时他与侄子们再次发生了口角，“只存在于这样的想法里，即一个地方的人将给另一个地方的人提供支持……你们都十分了解，在我的心里，我们家族的繁荣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要重要。”1841年，阿姆谢尔对相互间的摩擦感到非常担忧，他给所有的兄弟和侄子们发出了热切的呼吁，希望保持家族团结，这也让人想起当年迈耶?阿姆谢尔的做法。詹姆斯在随后一年也呼吁：“让我们再次平和、和睦地做生意，彼此间不要再争吵。如果我们能保持和平，这只会给我们带来财富和祝福，你们和我们都不应该缺少平和。”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三章 领头人的去世（1836年）（16）
可能非常明智的是，几个合伙人于1841年在巴黎碰面时，决定维持1836年的协议不变，用汉娜的话来说：“老一辈的几兄弟似乎对目前的情况很满意，要求不作任何改变。”但是，她又强调说：“每家分行的账房有自己的资金，它们应该各自独立；而且他们必须监控每家的收入，以便让有关各方获得平等的利益；老一辈成员的资金如此庞大，他们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也是她几个儿子的想法。两年后，列昂内尔按照这个方向准确地修改了合伙协议。列昂内尔和弟弟们正式从合伙资金的个人份额中取出了340250英镑，从而将他们的比例下调到与他们叔父相等的水平，终结了内森一直是最大“股东”的情形。
这样做，人们会认为列昂内尔主动放弃了一个筹码。实际上，他放弃的比这个还要多，因为他并没有修改1836年协议确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协议明确规定欧洲大陆分行只有10%的利润归伦敦分行所有。“我十分肯定，提及修改利润分配必然会带来更多不开心的纷争或讨论，”列昂内尔向他的弟弟们报告说：“我也很肯定，我们肯定不会从中得到任何东西，因此我才不会提利润分配更大份额的事；为我们已经拥有的而感谢上帝，希望下一次我们碰面时能够分到同样多的钱。”但是，列昂内尔的目标主要是保持伦敦分行相对自治的地位。他真实的胜利是要击败詹姆斯的提议——早在30年前便提出的一个建议：五家分行的合伙协议应该公开：
詹姆斯叔叔拟订不提及我们资金内容的合伙协议，以便他在巴黎遇到谁是家族合伙人的问题时能够出示——现在，就如我们在伦敦经常说的那样，我们的银行与其他银行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希望避免任何人出示合伙协议的情形，涉及所有资金事务的协议不可能拟订出来，但（詹姆斯叔叔）的这个建议可能很容易导致合伙协议被公众获悉，因此不能拟订，他们立刻同意了我的观点。
多亏了列昂内尔，五家分行联系的准确情况一直隐藏在神秘之中，合伙人和他们的律师才了解其中的秘密。这种保密做法是罗斯柴尔德的一个传统；但似乎很容易合理地推断，列昂内尔倾向于不再与其他四家分行保持过于紧密的联系。
“为我们已经有的感谢上帝吧”：这是内森的儿子们最典型的想法。纳特和安东尼在几个月前都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句子：“我们必须要为我们已经得到的感谢上帝并努力保住它。”实际上，很容易将对于事业的态度方面的“代沟”作为他们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不和的一个解释。毫无疑问，此时的纽考特已经比内森时代的纽考特在财政上更为稳定：比如，减少了债券市场的投机，更多地从事汇票承兑业务。“我们喜欢利润微薄的大量交易，持有非常大数量的股票，等待非常高的价格。”纳特从巴黎写给兄弟们的信里说，这是他写到纸上的众多经商箴言的其中之一。由于被“流放”到海峡的对岸，他倾向于用国家特性的因素来解释纽考特与拉斐特街之间的差异。“我看得越多，”他的弟弟1846年到访巴黎时说道，“我越相信，这里没一个地方像我的老纽考特。如果我们没有给它们提供支持的话，法国的股票会是何等的垃圾？我想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些自信，做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伟人。”很难想象内森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尽管列昂内尔与他的叔叔之间只相差了16岁，但他们对于生意的态度相差颇多。对詹姆斯和他的兄弟来说，仍然保持着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带给他们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无论什么时候我写信给你们，别人都会更留心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会去做更多的生意，但你们却立刻认为我们是要和你们吵架。”詹姆斯在1845年写给侄子们的信中有些感伤地说，“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亲爱的侄子们，我丝毫没有那样的想法，但是我看到每个人都在竭力把我们挤出所有的交易时，我的心都碎了。即便墙上的石头都心怀妒忌，也成为我们的敌人。”这种认为所有竞争都是威胁的倾向自然不是下一代能够继承的东西。
但是，即便没有态度上的差异，五个分行之间的摩擦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因为这是成功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每家罗斯柴尔德分行都已经成为所在国家金融领域的主导力量。各个大国在1830～1833年的革命危机后，都倾向于缩减借贷的，这是公认的。除了1835年提供给西印度奴隶主的贷款，英国、法国和奥地利一直到1839～1841年才开始大量地借贷。但是，19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革命危机拉近了三家罗斯柴尔德分行以及它们所在国的关系。对于列昂内尔和他的弟弟们来说，他们显然对英国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感。萨洛蒙也是一样，受他与梅特涅紧密关系的影响，也日益倾向于优先考虑奥地利帝国的利益。即便是詹姆斯，尽管他极为蔑视路易?菲利普的大臣们，但也不能完全回避法国优先的考虑。如果欧洲的和平得以维持，这些国家认同感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当大国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就越来越难以保持中立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各个大国资金需求减少的自然反应就是到别的地方寻找生意。但是，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欧洲列强没有踏足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列强们的利益能够完美地协调一致。在四个地区——伊比利亚（古西班牙）、美洲、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和近东——要达成一项符合罗斯柴尔德家族集体利益的政策是一项挑战，因为当时这几个“当地”政府的国家利益正处在冲突的状态中。即便内森仍然在世，这也是项十分困难的任务；没有了他，则变成了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1）
如果我们把1789～1848年间看成是“大革命时代”的话，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毫无疑问是大革命最大的受益者。而1848～1849年间发生的政治剧变，则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时的政治巨变有点像1830年的情形，但规模远比1830年的要大，革命使得受到影响的那些政府所发行的债券的价值成自由落体式下跌。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在他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里，这种债券占了很大的比例，发生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巨大的资本损失。雪上加霜的是，大革命将他们设在维也纳和巴黎的银行带向了破产的边缘，迫使他们其他地方的银行——比如设在伦敦、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的银行——进行救援。罗斯柴尔德家族总是大难不死，并成功地挺过了1815～1914年间所有重大的金融危机以及其间所爆发的革命。事实上，如果他们没能挺过来，那真是一个让人感觉奇怪的嘲讽：因为要是没有发生革命，他们也就不会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东西。
最初发端于1796年的法国大革命真正地拆除了法兰克福犹太人聚居区的藩篱，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开始他们那非凡的、史无前例的，而且空前绝后的经济起飞。在1789年之前，梅耶?A?罗斯柴尔德以及整个家族的生活受到了种族歧视法律的重重限制。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农耕以及武器、香料、酒类和粮食的交易。他们被禁止在犹太聚居区以外的地方居住，而且在夜晚、星期天以及基督徒的节庆日不得离开聚居区。此外，他们还受到了税收歧视。无论梅耶怎样努力工作，他起初作为金银币经销商之后又成为纸币经纪人和商业银行家所能取得的成就，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当法国向德国南部输出革命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有了犹太人街，对法兰克福犹太人的法律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了——这主要得益于梅耶对拿破仑在莱茵地区的追随者卡尔-冯-达尔伯格的经济影响力。在法国人及其支持者被驱逐之后，无论法兰克福的非犹太人怎样努力，过去种族隔离式的居住和社会限制体系不再可能被完全恢复。
另外，这些革命战争把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机会呈现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面前。由于法国与欧洲其他地区出现冲突的规模以及军费开支呈节节上升的趋势，交战各国的借款需求也随之上升。同时，战争对过去建立起来的贸易及银行格局的破坏也给野心勃勃的冒险家们提供了很多发挥空间。就这样，拿破仑驱逐赫思-凯瑟威廉王子家族的决定，使梅耶（自1769年起出任威廉王子指定代理人）成为了威廉王子的资金管理人，负责替他收取那些瞒过了法国人的资产所赚取的收益，并用这些钱进行再投资。这可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工作：法国警察对梅耶的活动保持着相当的警惕，曾多次审问他和他的家人，但是他最终也没有遭到起诉。利润和风险是对等的，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快就掌握了保守秘密的艺术。
同时，革命和战争也给了梅耶专横跋扈的儿子内森崭露头角的机会，他整天忙于从曼切斯特出口英国纺织品到为英国的战争准备提供资金的伦敦金融城。要是在平常的情况下，内森无疑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布匹商人：他通过压低价格来扩大销量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旺盛精力、远大志向以及极强的能力无一不是惊人的。（“我不看书，”他在1816年告诉他的兄弟们，“我不玩牌，我也不去戏院，我唯一的兴趣是我的生意。”）英国与法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所带来的环境，特别有利于那些勇敢而富有创新精神的新生力量。拿破仑在1806年对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出口所进行的封锁，在增加了贸易风险的同时，也为像内森这样愿意去突破禁运的人，提供了潜在的高额回报的可能。法国当局允许英国金条通过英吉利海峡的天真想法给予了内森更多有利可图的生意机会。在1808年，他从曼彻斯特搬到了伦敦，因为在阿姆斯特丹被拿破仑占领后，当时的伦敦已经确立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2）
让内森能跨越式地跻身于商业银行家第一集团军的“妙招”，是使用威廉王子在英国的投资来支撑他自己的生意。在1809年，内森获得了授权，可以用威廉王子现有资产组合所获取的收益购买新的英国债券。在此后的4年中，他所购买的债券总值超过60万英镑。要是在正常的时期，这可能已经使内森变成有名的基金经理人。在战时的动荡时期，内森可以将威廉王子的债券当成是自己的资本。不知不觉间，这位被放逐的威廉王子成为了一家新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匿名股东。（而他的大臣布德鲁斯则是法兰克福银行的自愿投资人）。因此，在1813年的时候，内森有能力在英国政府倾囊相助威灵顿抵抗拿破仑的倒数第二次战役时，向英国政府提供服务。这就是卡尔在后面说到的“这位老人”——指的是威廉王子——“给我们带来了富贵”的真实含义。
实际上，他们或许更应该感激这个行业以及他们自己“老人”的聪明才智。是梅耶?A?罗斯柴尔德在1810年设计的合伙制，将家族的男性谱系结合在了一起，长达4代，同时又严格地将女性及其配偶排除在外，使家族企业保持了几近一个世纪的活力。这个制度虽然在执行过程中几经修改，但其精神实质得到了保留。还是梅耶?A?罗斯柴尔德教会了他的儿子们这些精明实用的生意信条，例如，“最好的生意伙伴是陷入困境中的政府，而不是被幸运眷顾着的政府”；“如果你不能够被人爱戴，就要让人畏惧”；“如果一个高层人士与犹太人成为（金融）伙伴，他就属于犹太人”。最后这条来自于几兄弟长期以来通过送礼、贷款、投资红利及毫不掩饰的贿赂与政治实权人物保持交往的实践。最为关键的是，梅耶教会了他的儿子们团结的价值：“阿姆斯洛”，他在1812年临终前告诉守在床边的长子，“只要你能让你的兄弟们不分开，你们就会成为德国最富有的人。”30年后，他的儿子们仍然在重复着这句箴言，而此时，他们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事实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家族。
发生在1814年和1815年的那些军事行动，把我们带入了金融史和政治史的新时代，而在这期间，内森和他的兄弟们不仅为威灵顿，同时还为英国的大陆盟友们筹措了数额巨大的金条。罗斯柴尔德家族把他们的信用用到了极致，有时候甚至完全忽视了他们的资产和负债的关系，为了获取政府的佣金、利息收入，为了从汇率和公债红利的波动中获取投机收益，而把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搭了上去。仅在1815年，内森与英国政府的来往账目就接近1000万英镑，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当利物浦勋爵（LordLiverpool）称内森为“一个非常有用的朋友”时，他采用的是一种史诗般的低调陈述修辞手法。正如其他同时代的人所评述的，这是一种拿破仑式的金融手段，如果没有这些手段，拿破仑的军事统治就不会被推翻。路德维希?伯尔内(LudwigBorne)很客观地把这几兄弟称为“理财能手”；而内森被所罗门（Salomon）称为几兄弟的“总司令”。尽管当法国人在滑铁卢遭到惨败时——战争结束得远比内森当初预见的要快很多——他们已经濒临破产，但在1815年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货真价实的百万富翁。几乎是与此同时，内森开始着手一项也许算得上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交易：大量投资于英国政府债券指永续公债，一种由英国政府发行的无到期日的永续年金式债券。——译者注。由此，他搭上了政府战后稳定经济政策所带来的高速增长快车，而且恰好在市场见顶之前收获了自己的利润。这是内森的超级商业杰作，这样一买一卖之间就获利超过25万英镑。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3）
19世纪20年代是美国政治和经济双重复辟的时期。在整个欧洲大陆，被废黜的王室几乎全部返回重掌王权。在梅特涅王子（PrinceMetternich）的领导下，欧洲大陆的几大势力联合起来镇压任何可能出现的革命萌芽。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复辟提供了经济支持。他们的资助使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这些神圣同盟的成员国，也包括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可以以先前只有英国和荷兰可以享受的利率水平发行债券。有了这些基础，梅特涅王子“维护欧洲治安”就变得更加容易——最有名的要数奥地利和法国在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恢复波旁王朝统治遇阻的事件，有人曾开玩笑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神圣同盟最主要的盟友”，事实确实也是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贷款还支持了那个时期很多上层人士的私人财务，包括梅特涅本人、乔治王四世及其女婿萨克森-科堡领主利奥波德（LeopoldofSaxeCoburg），他后来成为了比利时国王。正如路德维希?伯尔内所抱怨的，“罗斯柴尔德”是“这样一个人，他赋予了贵族们践踏自由并剥夺人们抵御暴力的勇气和力量……是恐惧的大祭师……在他的神坛上，自由、爱国、荣耀及所有其他的人类美德都成为祭品”。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复辟的态度，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而且自相矛盾的情况。他们基本上不愿意看到权力重新回到那些试图把犹太人变为二等公民的保守派精英手中——最明显的当然是德国。另一方面，内森不是那种仅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就放弃千载难逢的商业机会的人。神圣同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对革命运动的干预对生意来说不见得是好事，最主要的原因是战争对各国国家预算的破坏性影响。在西班牙、巴西和希腊等国出现的新政权也是潜在的新客户。过去的经营似乎表明，君主立宪制与集权制相比，前者是更好的债务人。颇令人玩味的是，费尔南德七世复辟成为集权体制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倾向于借钱给西班牙解放者，而拒绝继续资助费尔南德七世。正如拜伦在《唐璜》(DonJuan)中所描绘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保皇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海恩里希?海涅走得更远，他称罗斯柴尔德在革命和罗伯斯庇尔之间是半斤对八两的关系，因为：
罗斯柴尔德……使土地丧失了固有的优势，把国家债券体系的作用提高到了极致，因此让资产和收入能够流动起来，与此同时，还把以前土地所拥有的特权赋予了货币。
同时，还是海恩里希历史性地断言：“货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而罗斯柴尔德是神的先知。”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经济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建立起了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债券市场。当然，以前也存在资本的跨境流动：18世纪时，荷兰曾经投资于英国政府债券，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竞争对手贝斯曼家族也大量买卖奥地利债券。但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债券能同时在数个市场按照（以1818年的普鲁士债券为例）以标准银计价、在发行地付息而且还是偿债基金这样一些颇具吸引力的条件来发行。
债券发行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唯一的业务。他们也做商业票据的贴现、贵金属的经纪业务、国际汇兑业务、直接参与商品贸易、涉足保险业务，甚至还为个人精英客户提供私人银行服务。他们在贵金属市场上的作用举足轻重：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到了“最终贷款人对最终借款人”的作用，从而帮助英格兰银行在1852年的时候避免了可能被迫暂停交易的危机。但他们最先进入的还是债券市场。另外，在不同的二级市场间买卖债券几乎是与发行债券同等重要的利润来源：这种方式是几兄弟乐此不疲的主要的投机手段。罗斯柴尔德家族明显区别于其他竞争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业务的跨国特点。当内森的长兄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继续家族原有业务的同时，他最小的兄弟詹姆斯自己在巴黎开始创业。在稍后的19世纪20年代，萨洛蒙和卡尔在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建立了法兰克福银行的分行。这五家机构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合伙体制，联手进行大宗交易，分享利润并分摊成本。经常性的事无巨细的通信联络克服了地理分割的障碍。合伙人之间只有在环境变化需要对他们之间的合伙条约进行修改时，大家才会聚首，而这种情况也是很多年才会出现一次。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4）
这种跨国的结构给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几方面特别重要的优势。首先，这种结构使他们可以进行套利操作，充分利用市场间——比如说伦敦市场和巴黎市场的价格差异。其次，他们相互间可以在某一机构出现资金困难及偿付压力时进行相互救助。金融危机从来就没有以同等的严重性在欧洲各地同时出现过，就连1848年的时候也没有。当英国在1825年遭受严重危机时，詹姆斯可以援助内森。而1830年巴黎市场出现暴跌时，内森有了报答的机会。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如果维也纳的银行是一个独立实体的话，它在1848年的时候就已经破产。只有在其他银行愿意勾销掉巨额欠债的情况下，萨洛蒙的儿子安瑟尔姆才有可能重建它。
通过快速的资本积累——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分配利润，只是以他们各自的合伙股份为基数收取很低的利息——他们很快就有能力操作那些规模空前的业务，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到1825年的时候，他们的银行规模已经10倍于与他们差距最小的竞争对手——巴林兄弟的银行。反过来，这又使他们开始修正他们的经营战略。在经过早年的高风险高收益的经营后，他们现在可以在不危及他们的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从事利润摊薄的业务。事实上，这个从追求利润最大化上退下来的转变，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罗斯柴尔德合伙制作为企业能做到基业常青的原因。在他们的发展道路上曾经反反复复遭遇过很多对手——雅克?拉斐特是在复辟时期的一个经典例子，他在市场上涨时通过高风险交易已经超过了他们，但在跌落周期出现时，他只是保全了自身。
贵随富来。在同时代人的眼里，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新金融的化身：他们出生于犹太家庭，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很粗俗——但只是数年的时间，他们积蓄的账面财富已经远远多于大多数贵族的资产。从表面上看，这些暴发户都渴求那些原有精英们的接纳。似乎是为了抹去那些过去（像卡尔所说的）“我们都挤在一个小小的阁楼间里睡觉”的记忆，他们购买了繁华大街上雅致的联排别墅，比如皮卡迪利大街、拉斐特大道，不久之后，他们在加奈斯贝里、弗里耶尔和希勒斯多夫等地购买了第一批乡村别墅。他们用17世纪的荷兰油画和18世纪的法国家具装饰这些房子。他们举办奢华的宴会和珠光宝气的舞会。他们追寻名衔和其他荣誉：平民雅各布?罗斯柴尔德摇身一变，成为了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阁下、奥地利驻巴黎总领事、荣誉军团骑士。他们把自己的儿子作为绅士来培养，为他们提供在犹太聚居区闻所未闻的休闲活动：骑马、打猎和艺术欣赏。他们的女儿上肖邦的钢琴课。那些知名的人物——最有影响的，比如迪斯雷利、海涅、巴尔扎克都从这些新的“美第奇家族”寻求赞助，对这些新贵的讥讽，只会偶尔出现在他们的作品里。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私底下对自己社会地位的急剧上升却常常自嘲。头衔和荣誉称号只是“社交的一部分”，可以为这几兄弟进入权势的中心提供帮助。做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结果却都是大同小异：大多数情况都是工作应酬，这与我们今天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对下一代的绅士化教育也很肤浅：他们的儿子真正的教育课堂还是在“账房”。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5）
罗斯柴尔德家族最重要的社会认同传统是宗教。他们不像很多其他富裕的欧洲犹太人那样在19世纪20年代改为信奉基督教，而是一直坚定不移地信奉着他们祖宗的信仰。尽管他们每个人对信仰的虔诚度不一——阿姆斯洛严格遵守各种教规，而詹姆斯却相对懈怠，但几兄弟却都认同这个观点，即他们能取得这种世界性的成功与他们的犹太信仰密不可分。正像詹姆斯所说，宗教就是“一切，我们的好运和我们的祝福都依赖于它”。当内森的女儿汉娜?梅耶为了能与亨利?菲茨罗伊结婚而在1839年改信奉基督教时，她所有的亲戚，包括她自己的母亲，几乎都与她断绝了关系。
罗斯柴尔德家族坚信他们对犹太教忠贞不渝的信仰与他们取得的全球性成功密不可分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他们对那些“穷困的同教兄弟姐妹”命运的关注。他们把自己对更广大的犹太社区所肩负的这项使命的范围，从传统的慈善捐助扩展到了为犹太人的完全解放进行系统的政治游说。由梅耶?A?罗斯柴尔德在拿破仑时代所采取的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钱保卫犹太人的公民及政治权利的做法，几乎通行无阻地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当1840年犹太人在大马士革被错误地指控“宗教谋杀”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指挥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运动，结束了对他们的指控，这只是众多成功案例中的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给天主教大主教的贷款也被用来作为改善那些天主教国家中犹太人地位的手段。但很有意思的是，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家门口的努力却很不成功。内森和他的妻子汉娜早在1829年时就开始参与了结束国会排斥犹太人的运动。但一直到内森死了7年之后，事情仍然毫无起色。这就留给他的儿子列昂内尔一个领导盎格鲁——犹太人争取解放的机会：这就是本集开篇的事件。
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更广大的犹太社区的认同感并不是绝对的。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的富有，也因他们的家族谱系把他们与其他欧洲犹太人割裂了。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推崇同族通婚——婚配不仅限于他们的共同信仰，甚至只限于自己最近的血亲家庭。当时的情况似乎是只有罗斯柴尔德家的人可以娶罗斯柴尔德家的人：在1824～1877年间，梅耶?A?罗斯柴尔德的后代有21桩婚事，其中不少于15桩出现在他的直系后人中。最典型的要数内森的儿子列昂内尔和卡尔的女儿夏洛特在1836年的婚姻，这是一桩包办的并不太幸福的婚姻。这种做法背后最主要的考虑是加强经济合伙制的凝聚力。尽管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那一阶段的家族树看起来充满了遗传风险，但他们的这个目的还是达到了。堂表亲间的婚姻确保了家族的资本不会被分散。与被奉为圣典的不准女儿和女婿参与合伙的严格规定，以及梅耶?A?罗斯柴尔德要求兄弟间保持团结的不厌其烦的交代一样，血缘婚姻也是防止罗斯柴尔德家族重蹈托马斯?曼所描写的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覆辙的一项重要策略。当然，其他的王朝家族也采用类似的做法。堂表亲婚姻在犹太商业家族里相对比较常见。其实这种情况也不仅限于犹太人：英国的贵格会教友之间也有类似的习俗。事实上，甚至欧洲的皇室家庭也都采用堂表亲婚姻来加强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然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血亲婚姻推崇的程度，连萨克森-科堡美国王室（1901～1910）。——译者注皇族都难望其项背。正是这个原因使海恩里希?海涅把他们称为“异乎寻常的家族”。确实，其他的犹太人基本上都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成是某种类型的希伯来皇族：既是“犹太人的王者”，同时也是“王者的犹太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6）
1830年的革命揭示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跟神圣同盟狼狈为奸，而是完全愿意对解放者甚至是革命政权提供他们的金融服务。要是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在被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吓得魂飞魄散之后回过神来，詹姆斯发现与路易?菲利浦这样的“资产阶级领主”做生意要更容易。与这种情况完全一致的还有新的比利时政府，特别是当它（像希腊一样）接受了一位“听话的”日耳曼王子作为他们的领主（这位新领主早已经是罗斯柴尔德的客户）并屈从于这些大国制定的共同国际准则时。第二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于这些大国达成这种局面持乐观的态度，并且深信在这种局面下，金融的杠杆作用可以得到尽情发挥。
革命的爆发一度引发了法国的长期公债暴跌（法国的永续债券就相当于英国的永续公债）。这场灾难几乎让詹姆斯在惊恐中陷入了灭顶之灾，他的账面出现了巨额的赤字。但是，造成欧洲金融市场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如此巨额缩水的原因——甚至还推延了长期公债在相对稳定的君主立宪体制确立后的恢复——是担心像18世纪90年代那样，由法国革命引发欧洲大陆的战争。正是这种担心与那些引发当时金融市场恶化的所有其他原因一起推高了公债的利息，连那些没有受到革命波及的国家也未能幸免。
在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波兰和意大利多次面临战争一触即发的险境。这期间，每一次危机出现时，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很好地联合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他们独特的高速通信网络——主要依靠私人信使带着信件穿梭往返——直到现在都还被欧洲大陆的主要政治人物用来作为特快邮件服务。这给了这个家族另外一种权势：知识。詹姆斯面见路易?菲利浦，聆听他的意见，之后把他的这些意见写在他给萨洛蒙的信里；萨洛蒙去拜会梅特涅，把这些意见传过去。这个过程然后又反向重复，当梅特涅的回复抵达路易?菲利浦时至少经过了两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我们这里不需要点明，信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很巧妙地改变信函的内容；或者，在信函被送达之前，相关的消息已经在股票交易中发挥了作用。
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国家债券市场的控制又赋予了他们另外一种权势。因为任何一个图谋发动战争的国家都需要借钱来做军备，一旦罗斯柴尔德家族洞悉了这种可能性，他们可以行使否决权：不和平，不借钱。或者是像奥地利外交官普鲁克西?冯?奥斯登在1830年12月时所说的：“这完全是一个方法和手段的问题，而且罗斯柴尔德的意见是决定性的，他不会为战争提供一分钱。”
事情并不是如此单纯。尽管他们同时期的人都被这种观点所迷惑，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要通过威胁调整贷款就可以保持欧洲的和平，但实际的情况是，在19世纪30年代，之所以没有爆发战争还有其他的原因。在某些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操纵政治势力。在萨洛蒙于1832年明确地拒绝提供新的贷款后，梅特涅的好战即使不能说是被阻止，起码也是被压制了。而希腊和比利时建立新的国家确实是得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金融支持的书面承诺，以一种由几个大国提供担保，罗斯柴尔德家族发放贷款的方式才得以确立。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7）
到内森在1836年令人遗憾而且在巨大的痛苦中去世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建立起了让人叹为观止的巨大商业帝国，控制了无人可敌的巨额资源，横跨广大的地理区域。通过代理和建立分行的方式，覆盖的地区还可以进一步延展到欧洲其他的市场，甚至整个世界——从马德里的威斯威勒尔到圣彼得堡的盖塞尔，再到纽约的贝尔蒙特。他们的权势之所以让同时代的人如此着迷，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发家来得如此迅猛，而起点又是如此之低。一位美国的观察家是这样描绘这五兄弟的：“他们傲视群王，居于众王之上，将整个大陆掌控于他们的掌股之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统治了基督徒的世界……没有他们的同意，没有一个内阁敢越雷池一步……罗斯柴尔德男爵手里掌握着选择战争还是和平的钥匙。”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却并非无根无据。这个庞大而且强大的组织一直保持着家族企业的内核。它一直以私营——事实上是特别神秘的合伙制方式运营，主要的业务是经营家族的自有资本。
当第三代加入到这个合伙制中的时候，依然保持了创业者的精神，尽管五个机构之间出现了稍许的联盟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詹姆斯继承了内森的遗志，担负起了“盟主”的责任。他也是一个专横跋扈的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意中，既沉迷于那些票据经纪和套利的吃饭生意，也不放过那些利润丰厚的大额债券发行业务。他的长寿使法兰克福犹太聚居区的民族特质一直到了19世纪60年代都还保持得相当完好。然而，詹姆斯不再可能像内森一样去操控其他的四家机构。尽管内森的儿子之一纳特成为了他在巴黎的传声筒，但其他人却从没有受制于他。特别是列昂内尔证明了自己在商业上的辉煌足以与其父比肩，但他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却不像内森那样火暴，反而是相当低调。萨洛蒙的儿子安瑟尔姆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詹姆斯也无法真正控制他的兄长们：特别是萨洛蒙，他明显更多地关注与奥地利政府和其他维也纳银行，而他的其他合伙人却并不喜欢这种做法。
从某些方面看，家族中出现的这种从独裁向寡头垄断的转变是有益的：这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应对世纪中叶出现的新的金融机会时可以脱离内森以前的那种严密控制，从而变得更加灵活。举个例子说，萨洛蒙、詹姆斯和阿姆斯洛可以在奥地利、法国和德国的铁路融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而他们在英格兰的兄弟却很显然忽略了这件事情。
内森把19世纪20年代的习惯延续到了19世纪30年代。由于主要欧洲国家的金融状况很稳定，他便把眼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客户：西班牙、葡萄牙和美国。但是，成为比利时的“金融之主”是一回事，在伊比利亚和美国复制这种方式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政治的动荡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行的债券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失败。在美国，所遇到的问题是财政和货币体制的权力下放。罗斯柴尔德家族希望联邦政府能成为一个优良的业务源泉，但联邦政府则倾向于把对外国举债的权利留给各州。同样，他们希望美国银行能发展成为一家英格兰美洲银行。但情况恰恰相反，由于政治上的阻挠，加上金融上的经营失误，这家银行在1839年倒闭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建立稳固基地计划的失败——他们对自己委派的在华尔街的代理没有信心——成为了他们家族历史上犯下的最大的战略性决策错误。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8）
在熟悉的政府金融市场方面的这些挫折使多元化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因此，收购控制欧洲水银市场的决策就是应对政府拖欠风险的部分尝试。通过拥有像艾尔梅登矿山——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矿山——这样的有形资产，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可以通过水银寄售预支现金的方式，以最小的风险为西班牙提供金融支持。参与水银开采获得了双重的收益，因为水银被用于白银的精炼生产。由于1815年前就参与了贵金属的经纪业务，罗斯柴尔德家族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铸币领域。
铁路融资是最有意思的新的业务线。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在铁路建设中或多或少都起着一定作用，有的是直接融资建设（比如俄国和比利时），有的是进行补贴（比如在法国和一些日耳曼小国）。这就意味着为铁路公司发行股票或者债券与发行政府债券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除了铁路股票的波动区间要比政府债券大很多。起初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只想扮演单纯的融资角色。但从铁路公司成立到铁路线真正运营需要漫长的时间，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深陷其中，更不用说股票红利的支付。到19世纪40年代，列昂内尔的兄弟安东尼和纳特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料理他们的叔叔詹姆斯在法国铁路的投资上。这是第三代不喜欢风险的一个明显的证据，纳特严厉批评了詹姆斯对像北方和隆巴德这样的铁路线的“挚爱”，当事故不断发生（比如1846年在凡勃发生的事故）时，纳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担心的事情终于降临了。但是詹姆斯的做法仍然可以说是对的：在整个19世纪期间，对大陆铁路的投资收益是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发展速度超过英国银行的主要原因。到了19世纪中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着手准备修建高盈利的泛欧洲大陆铁路网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纳特的忧虑是有道理的。与国债的经营管理不同，铁路的营运对普通人的生活有着直接而且切实的影响。因此，由于参与到铁路的建设管理事务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将自己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并受到了空前的批评。那些激进的（首次出现的）社会主义作家开始用一种全新而且耸人听闻的笔触来描绘他们：人民大众的剥削者，通过增加纳税人和普通乘客的负担来获取资本收益和利润。罗斯柴尔德家族之前也曾经受到过口诛笔伐，但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时候，他们所受到的批评主要是支持###和（被商业对手批评为）过激的商业行为。在19世纪40年代，对富人的仇视与对犹太人的仇视被搅和在一起：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互相支持。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这种思潮运动完美的靶子。
伴随着这些具有煽动性的辩论，19世纪40年代中期萧条的经济情况预示着政治动荡即将来临。与1830年不同，1848年的革命在爆发之前很早就可以看到革命的脚步正在逼近。对这些情况，罗斯柴尔德家族并非视而不见，然而他们低估了危机的程度。现实的问题是经济萧条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加了政府的赤字。这种情况从短期看，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新的商业机会，他们无法抵御这种机会的诱惑。萨洛蒙和詹姆斯两人在起义爆发前的前夜都承销了大量的贷款。随着革命从巴黎向东一直延伸，萨洛蒙的工业和铁路债券以及股票已经不可能再销售，他对奥地利政府的合同业务因此也不可能再履行。詹姆斯也只能通过与这些新的在财政方面还比较稚嫩的政府进行谈判，对最新签订的贷款合同的主要条款进行修改来熬过这场风暴。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序（9）
借助于其跨越多国的结构、手中掌控的大量资源以及完善的政治合同，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以在1848～1849年的巨变中独善其身。在遭受了接近天文数字的损失后，他们相应的地位却比之前稍稍得到了加强。然而，欧洲经济的复苏（绝非巧合）和政治重新归于稳定又带来了新的挑战。
首先，革命所带来的一个并不太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弱化了政府官僚主义对成立合股和有限责任企业这种观点的阻碍。一旦成立公司变得容易，进入金融领域的新竞争者的数量就会增加。佩雷尔兄弟开始时以铁路狂热分子的面目示人，他们有很好的技术构想，但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实现——因而在19世纪30年代投靠到罗斯柴尔德家族门下。在19世纪50年代，他们开始独立出来，将无数的小投资者结合起来筹集到了“地产信贷银行”（CreditMobilier）的资本金。与这个以佩雷尔家族为标志的挑战相关的是政府财政与债券市场之间关系出现的变化。19世纪5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通过公众认购方式销售债券的尝试，这种方式不再使用银行作为中介，或者说是银行不再全部包销，而只是以认购人的方式出现。最起码来说，政府开始利用私营及合股银行间不断增加的竞争来压低手续费。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债券市场占有支配地位，但他们的垄断地位已经大不如前。电报的普及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掌控，终结了他们的信使能带给他们在竞争中领先别人一步的市场敏感信息的时代。
但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金融霸权的最大威胁或许还是来自政治方面。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法国的胜利给欧洲外交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一直到1870年，他效仿他叔父的可能性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国际游戏规则也由于各地不断涌现的政治家——比较著名的有帕默斯顿、凯沃尔和俾斯麦——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国际利益，而且对大炮的信任与对国际会议的信任几乎是一样的。与1815年开始到1848年结束的相对平静的35年相比，接下来的35年的基本特点就是欧洲大陆延绵不断的战争（先不说美洲）：对于这些战事，罗斯柴尔德家族无奈地发现，虽然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们已经无力阻止。
在1848年5月，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声称，她确信“欧洲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她的信心在法国大革命出现衰落的时候得到了验证。在19世纪下半叶，威胁帝王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险确实在减少。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光明未来取决于家族所具备的迎接新挑战的能力。当然，民族主义以及那个时代风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将会成为必须面对的最大挑战——特别是在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
（1849～1858年）
我5点睡着，但6点就醒来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巨大的吸血鬼正在贪婪地吮吸我的鲜血……很显然，当投票的结果公布出来的时候，震耳欲聋的疯狂欢呼声回荡在整个上议院的上空……我们没有道理遭受到如此大的憎恨。
——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1849年5月
尽管他们设法控制住了金融领域的风暴，但1848年还是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命运的转折点——不过原因与经济和政治都没有关系。在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那些年里，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公司的结构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翻阅他们的往来信函时，人们很容易会忽视掉老梅耶当时仍然健在的4个儿子其实都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事实。在1850年的时候，阿姆斯洛77岁，萨洛蒙76岁，卡尔62岁，而且身体状况都不好。只有詹姆斯还处于精力充沛的56岁年龄段。
从另一个方面说，长寿是这个家族的特点：尽管他们的父亲在68岁时去世，但他们出生于1753年的母亲，亲身经历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在她的家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给一位普鲁士国王加冕，使他成为一位统治整个德国的新国王的历史时刻。事实上，古特尔?罗斯柴尔德在19世纪40年代时成为很多幽默的代名词，比如《时代》的一篇报道中描述的：
德高望重的罗斯柴尔德夫人来自法兰克福，现在很快就要成为一位百岁老人，在她上周身体略感不适接受过治疗后，她非常友善地向她的医生指出给她开的药没有什么效果。“夫人，我还能怎么做呢？”医生说，“很遗憾我不能让您返老还童。”“你错了，医生，”这位诙谐的女士反驳道，“我并没有要求您让我返老还童，我所希望的是长命百岁。”
关于这个故事的漫画很多，其中一幅名为《老奶奶的99岁生日》，画面上是詹姆斯对来祝寿的众人说：“先生们，等她的身体恢复了，我将给国家捐赠10万基尔德荷兰货币单位。——译者注，一点小钱，聊表心意。”画的背景处是古特尔（见图11）。同样的笑话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一名医生保证她“活到一百岁”。“你在说什么呢？”她很坚决地打断他的话，“如果上帝让我活过了81岁，他就不会在100岁的时候叫我去！”
图11佚名，《老奶奶的99岁大寿》，（大约1848年）
资料来源：富西斯，《犹太人讽刺画》，第146页
她拒绝搬离位于过去犹太老街的那所“绿色盾牌”老宅的固执，也引发了与她同时代人的很多遐想，它总是让人不自觉地将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凡的经济成就与某些犹太戒律联系在一起。路德维希?伯尔内早在1827年就为此替她谱写了颂歌：“看，这就是她的居所，一所如此狭小的旧屋……她无欲无求，尽管广大的帝国由她的儿孙们掌管，留给她的也只是祖先留在犹太老街的这所小屋。”当查尔斯?格雷威尔16年后到访法兰克福时，他惊奇地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太太”出现在“昏暗、破旧的楼里……（这座楼）一点都不比”这条“犹太街道”上“其他的房子好”：在这条狭窄、昏暗的街上，在这所破旧的老房子前面，站着一位身披绿色丝巾的精干的老太太，一名身着蓝色制服的男仆守在门边。现在，门是打开的，只见这位老太太正从昏暗、狭窄的楼梯上走下来，搀扶她的是她的孙女查尔斯?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男爵夫人的马车正等在街头。两名男仆和一些女仆负责帮助老太太坐进马车，很多住在同一条街道的人聚集在对面看着她坐进去的这一幕。我以前从未见过如此让人迷惑和震惊的反差：这些女士，无论是老的还是少的，她们身上的服装以及车上的配饰，甚至包括仆人的制服，是如此的光彩夺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位老人坚持不愿搬离的这条街道是如此破败。按照格雷威尔的说法，古特尔经常有这样的出行，而且“长期坚持不懈地去看歌剧或者其他演出”。很显然，他并不像伯尔内和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清心寡欲。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
1849年的5月7日，古特尔在她还健在的儿子们的守护之下，最终还是去世了，享年96岁。
这只是这个家族的辞世大潮中的一件。在此一年之前，阿姆斯洛的妻子埃娃辞世。在1850年，内森的寡妻汉娜走了，与此同时，她的孙子——纳特的二儿子——梅耶?阿尔伯特也走了，这件事让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深受打击。卡尔的妻子阿德尔海德卒于1853年，一年后，萨洛蒙的妻子卡罗琳也相继去世。这些事件对第二代那些年迈的家族成员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容易预见的。梅耶?卡尔注意到他母亲的去世怎样“深深地影响了”阿姆斯洛。“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件重大的损失……我无法告诉你我们后来熬过了多少悲惨的时光……阿姆斯洛叔叔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过在真的令人非常恐惧的第一波悲恸过后，感觉上好了很多。”事实上，当全家人集中到法兰克福为古特尔举行葬礼的时候，阿姆斯洛也仅只是略微镇定了一点点。他和他的兄弟萨洛蒙在他们的风烛残年中忍受了很多孤独凄凉，他们花在账房的时间越来越少，而花在花园里的时间越来越多。
在刚刚恢复日耳曼联邦议会新普鲁士代表身份，名叫奥托?冯?俾斯麦OttovonBismarck,1815～1898年，德国政治家，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译者注的奸雄式、超级保守的容客意为地主之子，原为普鲁士的贵族地主阶级，19世纪后开始资本主义化，成为半封建型的贵族地主。这里泛指年轻的德国贵族。——译者注眼里，阿姆斯洛是一位可怜的老人。在到达法兰克福不久后，俾斯麦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说道，“在货币领域”罗斯柴尔德在法兰克福的社会中理所当然地是“最杰出”的人。但“如果把钱和薪金从他们身上拿开，你就会看到”他和其他的法兰克福人一样，其实是“多么平凡无奇。”当阿姆斯洛提前10天（主要是为了确定他能接受邀请）邀请俾斯麦参加晚宴时，他这个新面孔令人讨厌的性格特征表现得一览无余——他回答说他应该会到场，“如果届时他还活着”。这个回复“使他大为震惊，以至于他对所有人都重复这句话‘天哪，他怎么会提到死活这样的问题呢？这个人是这样年轻、这样强壮’。”以俾斯麦的有限的收入和微薄的薪水来说，他肯定会对阿姆斯洛宴会上呈现在他面前的银质餐具、金质刀叉和汤匙、新鲜的蜜桃和葡萄以及琼浆美酒的盛况印象深刻并心生厌恶。当这位老人在餐后骄傲地对俾斯麦炫耀他最心爱的花园的时候，俾斯麦再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蔑视：
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一位真正不择手段的老犹太人，而且他并不试图掩饰自己的出身；他严格遵守他们的教规，吃饭时除了教规中认为清洁的食物外不碰任何其他东西。“约翰，带点面薄（包）给小鹿。”当他带我去观赏他养有鹿的花园的时候，他这样对他的佣人说。“兰（男）爵先生，这棵树花了我两欠（千）基尔德，老实说，是两欠（千）基尔德闲（现）金。您要的话，一欠（千）块拿去；干脆，您要喜欢的话，我就党（当）礼物送给您，他会给您松（送）到家里。尚（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得尊敬您，兰（男）爵，您真的是一表任（人）才，一位优秀的人。”他个子不高，很瘦小，头发已经花白。他是他们那一辈人里的老大，但在他的宫殿里他却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绝后的鳏夫。很多事情他都被他的仆人蒙在鼓里，而且还被他的那些法国化或者英国化的侄子侄女们所鄙视，这些人在等着继承他的财富的同时，对他却没有任何的爱戴和感激。随后，阿姆斯洛提出将他在黑森州的房子租给俾斯麦，但俾斯麦拒绝了，因为他感觉这是企图讨好他的一个试探。按照其他的主要敌视者汉挪威国王的说法，“每当外国王子或者部长，也或者是其他的大人物来到法兰克福的时候”，阿姆斯洛都要做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他的晚宴上总是“通过炫耀金银餐具和奢侈品来显示其无比的华贵和奢华，他总是通过告诉来宾他去哪买来的鱼和肉，以及他为这次聚会所耗费的巨资来给大家取乐……每时每刻都尽显暴发户的本色以及高利贷者和票据交易贴现商人的狭隘心理”。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
正像俾斯麦的精明预言一样，最后的问题来了——财富由谁来继承——这些财富占据了老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的绝大部分，他们因此花费了很长时间对他们的遗嘱进行了左修右补。在多年以前的1814年，阿姆斯洛曾经开玩笑说，一个富裕的德国犹太人和一个富裕的波兰犹太人之间的差别是后者会“在他刚开始失败的时候死去，而富裕的德国犹太人只会在拥有了巨额财富后才死去”。40年后，阿姆斯洛成为了他自己说法的典型例子，他在家族企业所拥有的股份价值近200万英镑。但是谁将继承这些财富？在长期以来祈求生个儿子的愿望没能实现之后，阿姆斯洛开始认真考虑他12个侄子中每个人的优劣，特别是那几个定居在法兰克福的侄子（首当其冲的是卡尔的儿子梅耶?卡尔和威廉?卡尔。最后，他将自己在家族生意中的股份按下面这种形式进行分配：詹姆斯得到了1/4，安瑟尔姆1/4，内森的四个儿子均分1/4，卡尔的三个儿子均分最后的1/4。
萨洛蒙有一个继承人，而且在巴黎还有一个女儿。但或许是因为和安瑟尔姆在维也纳时，对于革命危机可能出现的高潮的认识话不投机，而且说过重话，所罗门力图不把安瑟尔姆列为唯一的继承人。他设计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方案，把自己名下的绝大部分财富直接转给了自己的孙辈。起初，他似乎考虑把几乎全部的财产（175万英镑）留给他女儿贝蒂的孩子（男孩每人425万英镑，而夏洛特只有5万英镑，但在她与纳特结婚的时候已经给过她5万英镑），只把他的三所房子留给了安瑟尔姆和他的儿子，而留给他们已经出嫁的姐妹汉娜?玛蒂尔德的只有8000英镑。他告诉安瑟尔姆说，至于他的巴黎饭店将留给“你和你的儿子们……我重复一遍，是给你和你的儿子们。我已经认真考虑过，增加了一个条款（来确保它可以一直作为他们的财产）百年不变——女婿或者是女儿都没有任何权利来主张这份财产”。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在身后发挥最大影响力的策略，与他父亲梅耶?罗斯柴尔德在1812年时的所作所为颇为类似；事实上，把女性从家族产业中排除是他从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观念。但与他父亲不同的是，萨洛蒙决定他的孙子中最终只有一人可以从安瑟尔姆处继承他在家族生意中的股份——这是在几乎一直平均对待所有男性继承人的家族中是一个新出现的情况。在萨洛蒙于1853年最后确定的遗嘱附件中，他废除了将继承人的选择权留给安瑟尔姆的条款，指定了（但最终没有实现）他的长孙纳撒尼尔。但最终，萨洛蒙的所有计划全部泡汤，最后的实际情况是继承他财产的是安瑟尔姆，同时也由安瑟尔姆来决定谁做其继承人。另外，俾斯麦也说对了，年青一代的罗斯柴尔德们都嘲笑他们的老叔叔。拜访总是“一脸苦相而且总是郁郁寡欢”的卡尔叔叔，是一件特别令人痛苦的事情。如果1855年注定要有一件悲痛事件发生的话，那么，不会有什么事能比萨洛蒙、卡尔和阿姆斯洛在仅仅9个月之内就相继撒手人寰更令人欷歔了。
这次死神的突袭发生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业务出现剧烈震荡的时期。正如我们已经讲到的，不得不被销账的在维也纳机构发生的巨额亏损很难以让人释怀，特别是伦敦的合伙人，他们对叔辈们那种鲁莽的业务方式可能出现的最坏可能性的担心，看起来已经被证实了。遗憾的是，公司的结构意味着由萨洛蒙造成的损失必须由大家来共同承担；而且他的个人股份在公司总股本中所占的比例也不会相应减少。这种情况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紧接着革命结束后的那段时间，由梅耶?A?罗斯柴尔德在差不多40年前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把儿子和孙子融合在一起的这种血缘联系，会面临如此巨大的分离压力。具体来说，伦敦方面寻求能把他们自己从对四个大陆银行的承诺义务中“解放”出来，因为这四个银行由于欧洲大陆发生革命而遭遇了惨重的损失。正如纳特在1848年7月时所说，他和他的兄弟们希望能够“做某种安排，以便每家银行都可以有相对独立的位置”。当“商业和金融大会”的想法首次在1848年8月提出来的时候，对这个会议前景的忧虑笼罩着夏洛特：“阿姆斯洛叔叔正遭受着丧妻之痛，这使他看上去很虚弱，也很痛苦；萨洛蒙叔叔正遭受着失财之痛；詹姆斯叔叔正为法国局势的不确定而头痛；我的父亲（卡尔）也很焦虑，尽管我的丈夫状态非常不错，但是也一旦得理，决不让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4）
当詹姆斯在1849年出发前往法兰克福去探望他的兄弟和侄子们的时候，贝蒂满心希望大会能“改变我们各家银行之间的基础，跟随伦敦银行，让大家都能从目前这种不能适应政治发展状况的限制中脱离出来”。在同一年中稍晚的时候，巴黎和伦敦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成为争吵，因为詹姆斯听说梅耶?卡尔已经“命令”戴维森兄弟“不要再给巴黎发送任何黄金”——这可是英国方面最高层领导的指令——这让詹姆斯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而在巴黎银行自身内部，纳特和詹姆斯的摩擦也是由来已久。前者由于比他的叔叔表现得更谨慎，因而生意一直都比较顺手，但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革命几乎摧毁了他作为商人的神经。“我建议你们在正常的商业交往中一定要加倍小心。”他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所写的一封典型的信件中这样劝告他的兄弟们。
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对生意是如此厌恶，不想再接手任何类型、任何性质的业务……整个世界局势的现状是革命每时每刻都在蔓延，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跃入齐颈的烫水中只是为了寻求赚一点小钱的机会，那简直就是完完全全地疯了。我们的好叔叔们是如此可笑地着迷于为生意而生意，而且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不想让别人做任何他们发现别人想做而又不能放任让别人去做的事情。从我的角度说，我十分确信巴林银行再怎么努力进军西班牙水银市场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威胁，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就让他们去做，我们自己应该知足常乐，并以平常心对待。
贝蒂也看到了这种情况。她曾经评论道：“我们的好叔叔（阿姆斯洛）无法接受我们的财富缩水的现实，他急切地希望将它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为此，他会毫不犹豫地将我们重新抛回危险业务的折磨中。”但是，詹姆斯对纳特的这种怯懦越来越不耐烦。夏洛特猜想詹姆斯应该肯定会欢迎他的侄子从生意中撤出，因为这使得他年龄稍长的两个儿子阿尔方索和古斯塔夫（他们的第一次露面出现在1846年的函件中）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业务中。正如贝蒂所指出的，这种长期以来的“兄弟团结的老传统”似乎“已经接近分崩离析的边缘”。
这些还不是家庭失和的唯一原因。甚至早在1848年革命爆发之前，法兰克福银行就对伦敦方面的态度有很多怨言。安瑟尔姆抱怨道：“做最卑微的仆人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在执行您的指令时甚至都无法通过西班牙的信使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准确地说，是我们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很久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由不同的公司所组成的群体中被归类为二等公民。”正如这段话所暗示的，安瑟尔姆认为，作为下一辈人中的长子，他应该成为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的继承人。然而，维也纳分部所受到的打击改变了所有这一切，因为这个变故促使他继承了他父亲在奥地利的位置。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卡尔希望他的长子梅耶?卡尔到意大利继承他的事业。然而，没有子嗣的阿姆斯洛更坚决地认为梅耶?卡尔应该在法兰克福接替他，让他能力稍逊的弟弟阿道夫去那不勒斯。就像詹姆斯所看到的，这样的争论不仅发生在这几个年迈的兄弟之间，也同时发生在他们的儿子和侄子之间，原因很明显，他们都觊觎着法兰克福银行，因为它仍然主宰着维也纳和那不勒斯分部的业务：“安瑟尔姆在和梅耶?卡尔较劲。梅耶?卡尔在和阿道夫较劲。”尽管夏洛特很明显与她的哥哥一个鼻孔出气，但她在日记里还是详细描绘了这种竞争所产生的那种不和谐气氛：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5）
梅耶?卡尔很成熟，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人士，一个国际公民。他正值盛年，处于无可置疑的权力巅峰。他通过他迷人的举止、活泼的天性以及睿智的谈吐为他自己赢得了比安瑟尔姆要多得多的支持率。事实上，他在法兰克福是一位广受欢迎而且深受喜爱的人物，他受欢迎的程度使我的姐夫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望尘莫及。我深信他所掌握的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绝不亚于安瑟尔姆，我无法评价他是否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生意人，他对重要事件的判断能力是否正确，他是否是一名出色的作家或者是演讲家……安瑟尔姆总是在我哥哥面前表现优越感，这种情况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因为要想找我哥哥这么一位有才华的人，您可能得搜遍整个帝国。或许他的天资达不到追求人文思想的科学机构所要求的全面的研究能力和长期的学习能力。然而，作为一个银行家和世界杰出人士，作为一位欧洲社会中举止优雅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员（因为他在所有国家及阶层中都能游刃有余），在我看来他没有任何对手。安瑟尔姆用这种轻侮的态度对待我哥哥是很不公平的，而且有些卑鄙。
最后，我们应该牢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1848年的大动荡后，伦敦和巴黎对维也纳银行的愤怒和不满。曾经有很多次，詹姆斯的言辞中都表露出连他都很想切断与维也纳的联系。“我对维也纳没有兴趣。”他在1849年给纽科特写的信中这样说，“当其他人都在那儿对政府进行投机的时候，我们在维也纳的人却一点儿都不聪明，而且很遗憾，他们都是一群差劲的生意人。他们只会一根筋地认为他们做生意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伙制度在1852年的时候终于进行了更新，对1844年确立的体系进行了一些调整，并在随后的20多年中取得了不亚于之前体系的辉煌成绩。原因是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公司作为跨国合伙制企业能存活至今的最好解释，在于詹姆斯在化解代沟，并把家族中分歧日益增大的各个分支机构再次重新绑在一起的整个过程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夏洛特1849年在法兰克福看她的叔叔时说的一样，詹姆斯从1848年的危机中重新崛起，而且他对生活和生意的欲望丝毫没有减弱：
我以前很少能见到如此精明能干的人，如此具有国际意识又如此谨慎，无论是思维还是身体都是如此积极主动，不知疲倦。当我想到他成长于法兰克福的犹太街，在他的孩提和青年时代从来没有享受过高雅文化的熏陶时，我就更加惊奇，对他的仰慕根本无法用言语表达。无论是任何事情，他都能从中找到乐趣并且自得其乐。他每天写两到三封信，口述至少六封，阅读所有的法文、德文和英文的报纸，冲澡，睡一小时的回笼觉，玩三到四个小时的扑克牌。
这就是詹姆斯离开巴黎后每天的日程安排。年轻的股票经纪人费多在拉斐特大街上遇到的詹姆斯仍然具有海涅在诗篇中所描绘的他在青春全盛时期所洋溢的自然魅力，如果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只能说年龄只是增加了詹姆斯的威严。
尽管詹姆斯年轻时精力充沛，但他当时深深地浸润在他父亲那个时代所形成的家族特质里。在1848年以前，他一直忧心忡忡地关注着5家公司相互间发生争执的各种迹象。他在1847年4月警告列昂内尔，有关账目的纷争将会引发“这样的事态，最终结果是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样会产生大量的不愉快”。“深藏在我心中的只有家族的声誉、幸福和团结的。”在回复父亲梅耶老生常谈般的警告时，他这样写道：“作为商业交往的一个成果，我们保持着团结。如果大家每天都分享并且能接收到同样的账目，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将按照上帝的愿望继续保持着团结。”正是秉承着这样的理念，詹姆斯在1850年的夏天回来了，随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满腔的热情和急迫的心情——下面所抄录的是一封充分说明这种重要意义的函件：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6）
打破一样东西要比将它再次聚合起来更容易。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子嗣将我们的生意延续百年，因此，我们不应该相互为敌……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当（单独的）公司不再存在——那时我们已经没有了团结，也没有了业务合作，然而所有这些在世人眼里是我们真正的力量之所在——那一天，就是我们的生存面临危机，而且每个人都得自寻出路之时。善良的老阿姆斯洛会说：“在家族的生意里我有200英镑，但是现在我打算取出来。”我们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一旦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方式，他可以娶戈尔德施密特（Goldschmidt），而且说：“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把我的钱投到任何行业。”那时，我们的余生将会在永远无法摆脱的自责中度过。亲爱的列昂内尔，我相信我们是能在法兰克福发挥影响力的仅有的两个人，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目标确定为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恢复和平……如果我们不留神，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高达300万英镑的资本可能会落入外人之手，而不是传给我们的孩子。我想问你，难道我们发疯了吗？你可能会说我老了，而且我的目的是想提高我的资本的权益。但首先感谢上帝，我们所有人的资本储备都要远胜于我们上一次签署合伙合同时的情况；其次，就像我刚到这里的那天跟你说的，你将会在我的身上看到一个全心全意的叔叔，他会以他所有的能力来达成必要的妥协。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理清楚这些争论的思路，并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两方都做出一些牺牲来保持团结，感谢上帝的恩惠，团结保护我们度过了最近发生的所有这些灾难，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去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来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些就是詹姆斯在1850～1851年间经常重复的理念。“我向你保证”他告诉列昂内尔的妻子夏洛特（他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同盟者），“家族就是一切：它是在上帝的仁慈帮助下，我们所拥有的幸福的唯一源泉，它维系着我们（相互间）的依恋，它是我们团结的纽带。”
由于詹姆斯为维系团结所付出的努力，1852年的合伙合同因此也是顺理成章的——不是弱化各公司间的联系，而是通过妥协保留这种联系。妥协的主要内容是英国合伙人放弃他们完全独立的主张，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较高的资本回报率。早在1850年，詹姆斯就提出了这种妥协的框架：用纳特的话说，建议“对于我们的资本回报率应该提高”，前提是英国银行总能比其他银行获得更多的盈利。这是我们上面抄录的他给列昂内尔的那封信中的主要要点，同时也是大家最终在1852年所同意的新的体系的基础。英国合伙人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好处：他们的退股部分不仅可以得到26025万英镑补偿，他们股份（此时占总股份的20%）的利息也增加到35%，而詹姆斯的是3%，卡尔的是2625%，阿姆斯洛和萨洛蒙则是25%。另外，业务管理联合行动的规定也有所松动：从今往后，合伙人不再需要因为多数人要求就必须得进行商务旅行，在对地产投资时也不需要再使用集体基金进行融资。为了回应这些让步，英国合伙人接受新的合作体系。协议第12条中说，“为保证一种公开的、兄弟般的合作，并发展大家共同互惠的商业利益”，应该向其他所有合伙人通报任何超过1000万基尔德（约合83万英镑）的交易，并在互惠的基础上提供最高10%的参与机会给其他合伙人。老协议中的那些没有被新协议条款修订过的所有条款仍然保持效力，比如共同账目的操作程序。这些措施毫无疑问代表了一种分权的做法。但考虑到另一种选择（在随后的一年中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是对家族集体企业的全面清算，因此对詹姆斯来说，这个成果的取得代表了一场新的胜利。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7）
1852年协议中没有解决的是决定法兰克福的继承人（除了排除了阿道夫的备选资格外）：从此之后，安瑟尔姆、梅耶?卡尔、威廉?卡尔都在竞争法兰克福银行的这个职位。（同时，也给阿尔方索和古斯塔夫提供了竞争巴黎公司位置的机会。）当詹姆斯的几个兄弟在1855年辞世后，新的公司结构才最终尘埃落定（参见表1-1）。尽管萨洛蒙在遗嘱中做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他在集体资本中的所有股份还是转给了安瑟尔姆（这是詹姆斯在代表他的妻子提出异议的时候显得不是很坚决所产生的结果，而对于詹姆斯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不详）。卡尔的股份在减掉给女儿夏洛特的1/7后，在他的儿子间平分。最后的决定是，阿姆斯洛的股份按下面这种方案进行了分配：詹姆斯和安瑟尔姆每人得到1/4，内森的几个儿子和卡尔的几个儿子也各得1/4。所有这些变故的最后结果就是，安瑟尔姆、詹姆斯与英国出生的合伙人之间的实力基本均衡，而卡尔几个儿子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在决定将阿道夫派去负责那不勒斯公司的业务，而将法兰克福留给梅耶?卡尔和他那对宗教十分虔诚的兄弟威廉后，他们的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了。
这就是在现实中所达成的妥协。在1852年之后，詹姆斯准备提出一项与他的侄子们的想法相差更大的史无前例的改革，但新的董事会不再听候詹姆斯的指令——这可以很容易地从他给伦敦的信在1848年后篇幅大幅缩水的情况中推断出来。他在给纳特的信件中出现“又及”内容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在他对业务的建议中，最后常以这样的话语结尾——就好像是在提醒自己和他们之间不再有主次之分：“亲爱的侄子，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这毫无疑问极大地满足了列昂内尔的虚荣心。1852年的妥协意味着1848年以前那种业已存在于5个公司之间的合作体系得以恢复，只是做了适度的分权。巴黎和伦敦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表明相互间的依存度确实比19世纪20年代的时候要小一些，但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大。例如，巴黎公司在1851年12月资产中的174%是其他的罗斯柴尔德公司欠它的钱，而其中主要又是伦敦所欠。
表1-1合并后罗斯柴尔德资本中的个人占股情况，1852年和1855年
1852年
英镑
英镑
百分比（%）
1855年
英镑
英镑
百分比（%）
列昂内尔
安东尼
纳特
梅耶
46477075
46477075
46477075
46477075
185908300
2005
列昂内尔
安东尼
纳特
梅耶
68553686
68553686
68553686
68553686
274214744
258
阿姆斯洛
萨洛蒙
詹姆斯
卡尔
185908300
185908300
184708300
184708300
2005
2005
1992
1992
安瑟尔姆
詹姆斯
梅耶?卡尔
阿道夫
威廉?卡尔
80554066
80554066
80554066
274214744
272798743
241662199
258
2567
2274
合计
927141500
100
1062890428
100
说明：1855年的数据根据那不勒斯和伦敦的数据（没有法兰克福、维也纳和巴黎公司的文字资料）进行估算。在1852和1855年间，那不勒斯公司的资本增长了135%，伦敦公司增长了228%；我在表中采用了这两个数据的均值18%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8）
资料来源：由阿姆斯洛、萨洛蒙、卡尔、詹姆斯、列昂内尔、安东尼、纳特、梅耶于1852年10月31日共同签署的SocietatsUbereinkunft，CPHDCM，637/1/7/115～120；1855年12月重新分配阿姆斯洛和卡尔股份未标明日期的文件，N，132AQ3/1
另外，伦敦的合伙人认为他们的公司比其他公司盈利水平高，最终被证明是过分自信了。尽管那不勒斯和法兰克福公司出现了萧条的迹象（主要的原因都超出了阿道夫和梅耶?卡尔所能控制的范围），但詹姆斯承担起了1852年后的大多数业务，他的大陆铁路业务扩展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到他生命的暮年，巴黎银行的资本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他合伙公司。安瑟尔姆在重建千疮百孔的维也纳公司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商业天才，也让大家大感意外。在让伦敦合伙人来分享大陆的这些胜利果实方面，没有任何人表现出任何的不情愿。因此，新的体系开创了一个伦敦和巴黎银行间平等状态的新时代，而在法兰克福和那不勒斯银行的影响力走下坡路的时候，维也纳又重新崛起了。
与过去的情况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只是靠合伙协议和遗嘱来维护家族企业的团结。同族婚配继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1848～1877年的这段时间内，我们可以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不少于9桩婚事显而易见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不同支系之间的联系。在1849年，卡尔的三儿子威廉?卡尔娶了他的堂兄安瑟尔姆的二女儿汉娜?玛蒂尔德；一年后，他的兄弟阿道夫娶了她的妹妹朱莉；在1857年，詹姆斯的长子阿尔方索在加奈斯贝里娶了他的堂兄列昂内尔的女儿莉奥诺拉。在这里把这些例子一一列举出来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在1826年詹姆斯的儿子萨洛蒙娶了梅耶?卡尔的女儿阿德蕾。1865年，安瑟尔姆的儿子费迪南德娶了列昂内尔的女儿艾福林娜。1867年，列昂内尔的儿子纳桑尼尔娶了梅耶?卡尔的女儿爱玛。1871年，纳特的儿子詹姆斯艾德华娶了梅耶?卡尔的女儿劳拉?德赫瑟。1876年，安瑟尔姆的小儿子萨洛蒙?阿尔伯特娶了阿尔方索的女儿贝迪娜。最后。在1877年，詹姆斯的小儿子艾德蒙娶了威廉?卡尔的女儿阿德蕾德。在1873年之前仅有一个例外，但就是这些没有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通婚的，也没有脱离犹太人“表亲关系”的传统太远。例外是安瑟尔姆的女儿萨拉?露易丝，她在1858年嫁给了托斯卡纳贵族拜伦?莱蒙多?富兰奇迪。1850年，梅耶娶了朱利安娜?科恩——击败了竞争对手约塞夫?蒙蒂菲奥里——而他的侄子古斯塔夫在1859年娶了塞西尔?安斯波。要是威廉?卡尔没有娶到姓罗斯柴尔德的妻子，他可能会娶施纳佩尔——他的祖母古特尔家族的成员。
在将近两代人的时间里，为这些联姻牵线搭桥一直是家族女性成员的主要工作。夏洛特对这一点没有任何的怀疑。当她听到她的兄弟威廉?卡尔与汉娜?玛蒂尔德订婚的消息时，表现得非常热情：“我敬爱的双亲当然会非常高兴，因为他终于没有选择一个外人。对我们犹太人来说，特别是对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最好不要与其他的家族有什么瓜葛，因为这种事情总是会带来不愉快、而且还要耗费很多金钱。”在这种情况下，什么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全都变成了一派胡言。夏洛特的表姐贝蒂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种婚姻，她告诉她的儿子说，“可怜的玛蒂尔德只能带着无法释怀的遗憾嫁给威廉”，现在她正“用真正天使般的顺从来说服自己奉献出她年轻心灵里的那些烂漫憧憬。我们不得不说，做威廉的终身伴侣对生长在她这种家庭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来说，根本不具有任何吸引力”。现在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贝蒂的儿子阿尔方索和古斯塔夫应该娶谁。当时的情况似乎是汉娜?玛蒂尔德对后者比较倾心，而她的姐姐朱莉则希望嫁给阿尔方索。但在就这件事情对她的儿子做了一番调侃之后，贝蒂这样写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9）
爸爸是如此直率而实在……他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根本没做任何考虑。他把他所有的悔恨一股脑地告诉了这个可怜的母亲……他使她从幻想中醒悟过来，认识到对成功的渴望最终可能会适得其反，他要求她按自己的想法，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女儿的幸福，做决定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三思而后行。
这对夏洛特来说是个好消息，她也正谋划着在贝蒂的两儿子和她的女儿莉奥诺拉和埃维莉娜之间的一举两得的类似的婚姻安排。在她的日记中，她客观地对她的这两名想象中的女婿各自的优点进行了分析：
古斯塔夫是一名优秀的青年。他有一颗最善良也最热诚的心，并且全身心地奉献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人。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的任劳任怨可以作为他那一代人的榜样。但无论他是否是天才，我其实都无法做出完全公正的评价。他享有良好教育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和优势，但他却声称自己很笨，很容易紧张，而且在有陌生人的场合甚至都不能把十个单词说连贯。他们说他在数学方面具备很高的技能，但我对这门学科一无所知，因此也无法做出判断。
他的哥哥阿尔方索则将我们叔叔詹姆斯超凡的精力和活力与贝蒂的语言天赋完美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个很好的读者、听者和观察者，他能记住他所接触过的所有事情。他可以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谈论任何热点话题，不故弄玄虚，并总是以一种直接、深刻而且轻松的氛围，以最舒服的方式处理各种问题。不过，要是需要什么建议的话，对他可别有什么指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建议可以提。但听他谈话总是一件乐事，因为他说话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而且总是以一种迷人的、生动的语调来讲。
迪斯雷利太太说古斯塔夫英俊，我不知道我是否同意她的说法。他是雅各宾一系中唯一能以其炯炯有神的、柔和的、湛蓝色的大眼睛来夸这个口的人。在他幼年的时候，他的眼睛长得并不特别漂亮，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中其他人的眼睛没有什么不同，而现在他的眼睛已经看不到儿时的任何痕迹，除了一种人们或许可能会叫做忧郁的气质外。他的眉毛长得很精致，眉形很好，淡淡的很清爽；他有一头深棕色的缎子般的头发；他的鼻子不是鹰钩鼻；他的嘴巴很大，然而并不能以能言善辩来赞誉它，最多只能说它温和敦厚，而且它既不暴露对感情的理解，也不显示感情的深度。古斯塔夫人显得精瘦，他风度翩翩，举手投足间透着高贵的气息。我希望能在神龛上看到他的画像暗指结婚。——译者注。
她的愿望只实现了一半：9年后，她看到立在神龛上的是阿尔方索的画像，摆在了她女儿莉奥诺拉画像的旁边。在那个时候，她早已经改变了她对新郎的看法。现在的阿尔方索似乎是“一个10～15年来操纵着世界运转的男子汉，他已经完全厌倦了那种花天酒地般的生活，他不会尊重，也不会爱他的妻子，而是要求妻子全身心地去服侍他，像奴仆一样地去服侍他”。然而，她的结论是，这样可能“更好——一个已经没有了激情的男人，感觉上已经没有任何好奇，也没有任何深沉，应该更会是一位安全的丈夫，而妻子更有可能在履行她做妻子责任的过程中感受到幸福。她醒悟到这一点的时候会很痛苦，但这种痛苦不会持久”。无论如何，她的女儿“攀上了世界上的某个重要的位置，应该不会想要从自己梦寐以求的罗氏朝廷走下来，而去当一个卑微的普通人的妻子”。她的这种担心从这对小夫妻草草了事的蜜月中得到了证明，这个事情还引起了媒体的负面评论。这番感慨毫无疑问基于夏洛特自己的经历，它向我们揭示了这样婚姻安排的根本特质。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0）
以“父母之命”作为决定性因素这样一种原则当然还是不应该太过分。夏洛特没有能为她的另一个女儿留住阿尔方索的兄弟一事表明，父母在孩子们的配偶选择方面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安瑟尔姆的女儿朱莉也拒绝了她的堂兄威廉?卡尔的求婚，以及那些亲缘关系更远一点的亲戚，比如纳撒尼尔?蒙蒂菲奥里的求婚。另一方面，她最终“选择”的阿道夫又完全是由他的父亲以及未来岳父所主导，他们花费了数月来起草这份婚姻契约；尽管这其中的谈判主要涉及单列给新娘的资产数目，以便给她某种方式的财务独立，但这不应该被错误地看成是某种形式的女权至上倾向。因此，纳特和他的妻子希望在安瑟尔姆的女儿汉娜?玛蒂尔德与威廉?卡尔结婚的时候，为汉娜?玛尔德购买1万英镑的公债。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自己女儿的这种折磨也不是没有节制，当老阿姆斯洛在妻子去世后不久即宣布他想与自己的孙侄女、人见人爱的朱莉（当时还不到20岁）再婚时，这种情况就显而易见了。家族里的其他人在医生们的支持下团结一致，反对他的这个图谋。不过我们现在无法弄清楚的是，他们的这种反对态度到底有多少是由于担心他的健康，又有多少是考虑到这件事中这位年轻女士的幸福，比如詹姆斯所担心的就是，如果对阿姆斯洛所提要求的拒绝太生硬，他有可能会从公司里退出他的资金，并娶一个外人。
守旧与改良
正如夏洛特所强调的，近亲婚配仍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家族的政策仍然是儿子和女儿不得和信仰不同的人通婚（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远远高于他们的教友，但还是不能与家族以外的人通婚）。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此期间对其教会所做奉献的程度不应该被低估：无论从哪方面说，它都远胜于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时的情况，这也是1848年后那段时间内家族和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詹姆斯仍然是最不遵守清规戒律的人。“我衷心希望你们都能度过一个没有一丝遗憾的安息日。”他在1847年给他的侄子和儿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希望你们过得愉快，而且打猎能够满载而归。你们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吗？这可是深爱着你们的叔叔和我的殷切希望。”这样一封信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他根本不认为在安息日坐到他的办公桌前有什么不妥。他和卡尔在出席犹太聚会时总是会有一些惹人侧目的古怪举止（而他们的妻子则都能中规中矩）。
然而，詹姆斯一直不遗余力地坚守着家族的犹太传统，与他在汉娜?梅耶叛教那些日子里的表现别无二致。尽管他几乎忘掉了1850年的逾越节那天，他非常不情愿地取消了到伦敦的商务旅行，以便研读《哈加达》载有故事《出埃及记》和逾越节家宴仪式的书，在逾越节家宴时阅读。——译者注。1860年，他收到法兰克福拉比利奥波德?斯坦的新作时很是高兴（尽管他捐助的规模没有记录下来）。他的妻子贝蒂与丈夫一样以一种世俗的心态待人接物，但她同时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认为遵守教规就算不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准则。当她听说她的儿子阿尔方索参加了纽约的犹太聚会后，她宣称自己“（高兴得）好像跳到了月亮上面”，并继续写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1）
这是一件大好事，我的好儿子，不仅是出于宗教的情感，也是一种民族情感。以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你的举动对那些可能淡忘掉这些传统的人来说是一个提醒，对那些一直坚守这个传统的人来说是一个鼓励。通过这种方式，你让那些试图责备我们的人能够与我们重归于好，你一定要高度尊重那些具有不同信仰的人。
这说明阿尔方索按自己的意愿去参加犹太人聚会明显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威廉?卡尔在此期间仍然是年青一代中难得一见的正统犹太教徒。他继承了他的叔叔阿姆斯洛反对法兰克福犹太人社区的改良运动，他支持为正统的犹太教徒建立以色列宗教社区，并把基金中的大部分捐出来，在舒泽大街新建了一座犹太教堂。但他反对由新的社区拉比萨姆森?拉斐尔?赫西所提倡的公然的分裂，他要求他的跟随者全部撤出法兰克福的主流社区。作为正统的犹太教徒，威廉?卡尔秉承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原则，认为实践过程中的多样化不应该威胁到犹太教社区的团结。
他的英国堂兄弟们也把自己当成是“以色列好人”，一直遵守神圣日子的要求，避免在安息日工作。詹姆斯有一次在访问巴黎时揶揄安东尼，说他总是在看祈祷书，这个代表着虔诚的印象来自于他的侄子在1849年的赎罪日一丝不苟地斋戒，尽管大家都担心当时正在席卷巴黎的霍乱传染会使斋戒从医学的角度考虑，成为一种非常不明智的举动。如果逾越节期间纳特在巴黎，安东尼和列昂内尔就会给他提供逾越节薄饼。就算是在英国度假期间，列昂内尔和他的家庭也都过赎罪日，斋戒并做赎罪日祷告。但这四个出生在伦敦的兄弟并不像威廉?卡尔那样守旧。1851年，迪斯雷利很无心地给夏洛特和列昂内尔送来了一大块波兰公爵送给他的鹿肉：
我不知道怎么处置它，这违反了我们的规矩，我认为我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好办法，将它送给罗斯柴尔德夫人（因为我们在那吃饭的时候实在太多了，但是一直没有见到过这道菜），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这是不洁的肉，不过我担心它是。不过，由于我提到了赠送人也热爱上帝，我想他们会吃掉它。鹿肉可能是允许食用的，但如果是在打猎时射杀的则不行，而送来的这块肉则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猎杀的。
他似乎做对了，尽管这并不是爱戴贵族的反映。实际的情况是列昂内尔的家庭与詹姆斯家的一样，并不严格遵守饮食戒律。事实上，梅耶对鹿肉是如此着迷，他于1866年在福克斯通的政治演讲中竭力为牡鹿狩猎活动进行了辩护！1859年马考雷在列昂内尔家用过餐后写道：“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猪肉，一律没有；蒿雀肉馅……配约汉尼斯堡上等葡萄酒，真是一种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美味”。
对于更大范围的宗教问题，这几个英国兄弟比较倾向于支持改革运动，这与整个英国的大气候有关。当（1853年）倾向改革的西伦敦教会的代表与总拉比发生了矛盾，从而有人试图将他们从教区代表理事会中驱逐出去的时候，列昂内尔公开声明反对这种他称之为“教皇独裁”的做法。“他拥有所有方面的神职权利，但他不应该像天主教牧师一样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可能是，而且毫无疑问应该是一些知识渊博的人，但他们没有权利来质问他过节是过了一天还是过了两天”——这是守旧派和改革派在实际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区别。这样的说法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兰克福的改革派教区在上一年与主流的守旧派进行斗争的时候会向列昂内尔寻求帮助。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2）
朝向改革的这种趋势在与他们的妻子有关的事情上就更加明显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传统犹太教的宗教活动一直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我们有一些证据表明罗斯柴尔德家的女人几乎没有什么希伯来语知识。以安东尼的妻子路易莎为例，她参与了改革运动的进程，使犹太教的礼拜形式更加现代，而且更加精确，而之前的礼拜堂仪式与教堂仪式比起来显得比较落伍。“如果一个人无法到教堂去聆听一场优秀的布道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她在1847年大声疾呼，由于不懂希伯来语使她非常沮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有任何背叛的企图。她决心要让她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指导，而且可以加入到兄弟们公共礼拜的队伍中”。因此，她的女儿康斯坦丝和安妮的成长过程混合了犹太教义与圣公会的形式。安息日在家里进行简短的家庭礼拜后，路易莎给她的女儿们上《圣经》课，当天余下的时间里阅读犹太教和非犹太教的宗教文学，他们涉及的课程包括《以色列历史与文学》。赎罪日的戒律被很严格地遵守着，康斯坦丝在她1861年的日记中做了记录。她的母亲路易莎在1857年发表的安息日演讲，比如有关诚实、家庭和睦、和慈善等内容，很多都包括在当代的圣公会布道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