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宴
然。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
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
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 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方今北路已复乌鲁木齐全境，只伊犁尚未收回；南路已复吐鲁番全境，只白彦虎率 其余党偷息开都河西岸，喀什噶尔尚有叛弁逃军，终烦兵力，此外各城，则方如去虎口
而投慈母之怀，自无更抗颜行者。
英人为安集延说者，虑俄之蚕食其地，于英有所不利。俄方争土耳其，与英相持。 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彼将何以难之？设有意外争辩，枝节横生，在我仗义执言，亦
决无所挠屈。 至省费节劳，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
已者。这段议论可谓高瞻远瞩。左宗棠不仅阐述了保卫新疆的重要
意义，而且第一次正式向清廷提出于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为清政府的正确 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光绪三年七月十七日（1877 年 8 月 25 日），刘锦棠等部经 4 个月休整 后开始向南八城进军。刘锦棠先派提督汤仁和率队由托克逊进扎苏巴什、阿
哈布拉两处，继派总兵董福祥等率营由阿哈布拉、桑树园、库木什、榆树沟 一带至曲惠安营，随后刘锦棠率部由大路向开都河进发。开都河源于天山之
麓，汇而南趋，横贯库尔勒和喀喇沙尔。白彦虎逃窜至喀喇沙尔渡过开都河 西岸后，“即壅开都河水以阻官军，漫流泛滥，阔可百余里”。①刘锦棠师至，
只好令将士凫水径过或搭浮桥转运军械。九月初一日（10 月 7 日），刘锦棠 军不战而入喀喇沙尔。此时白彦虎因惧被歼，早已窜至库车。九月初三日，
西征军进入库尔勒，又是空城一座。接着，刘锦棠督率所部于当月十二、十 八、二十日先后进取库车、阿克苏、乌什。这样，南八城中的东四城（喀喇
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已为西征军克复。左宗棠认为：“新疆南路以 阿克苏为关键，北通伊犁，西连乌什，东接库车，迤西达喀什噶尔，又可达
叶尔羌、英吉沙尔，稍南而东，则达和阗，为形势所必争。阿克苏既复，该 逆窜路悉穷，既由乌什边外逸去，非至喀什噶尔，别无归宿。所盼大军围剿，
或可聚歼。”此时，左宗棠激动不已，他看到“此次官军浩荡西征，一月驰 驱三千余里，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四城，南疆八城已复其半。”
② 《逆酋帕夏仰药自毙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698 页。
① 《遵旨统筹全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701—703 页。
① 《进规新疆南路连复喀喇沙尔库车两城现指阿克苏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755—756 页。
刘锦棠部在阿克苏会师，张曜部也于十月初二日由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 治县）遄指库车，“前矛既锐，后劲仍道，戎机顺迅，古近罕比。”这样，
“如叶尔羌速下，官军会攻喀什噶尔，并规全局，似戡定之期当亦不远矣”。 但他仍告诫西征将士要保持冷静，指出：“军事瞬息千变，非敬谨襄事，必
蹈危机，固有不可轻心尝试者。”①十一月间，刘锦棠分兵两路进攻喀什噶尔， 伯克胡里与逃至那里的自彦虎窜往俄国境内。西征军于十三日占领喀什噶
尔。随后，又于十七、二十、二十九日连克叶尔羌（今莎车县）、英吉沙尔、 和阗。南八城中的西四城均为西征军夺得。这样，除伊犁外的新疆领土已全
部光复。于是，清廷晋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以资激励。
左宗棠在底定南疆后，总算是舒了口气。他总结了前此进兵的经验，肯 定了西征军将士的功绩，在家书中这样写道：
南疆底定，以事功论，原周秦汉唐所创见。盖此次师行顺迅，扫荡周万数千里，克 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而决机制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细看事前各疏
可知大概。至其本原，则仁义节制颇有合于古者之用兵。理主于常而效见为奇，盖自度
陇以来未有改也。贼以其暴，我以其仁；贼以其诈，我以其诚，不以多杀为功，而以妄
杀为戒。故回部安而贼党携，中国服而外夷畏耳。实则我行我法，无奇功之可言，在诸
将士劳苦功高。朝廷论功行赏，礼亦宜之。至于锡封晋爵，则在我实有悚息难安之隐。
②
左宗棠此言感人肺腑！这正是他高风亮节政治风格的映照。他还在致刘典函 中说：
新疆用兵，全以关陇为根本，同心断金，乃收其利。前折所陈数千里一气卷舒，虽 但指新疆而言，其实则自关陇以至酒泉，自沪鄂以至关陇，何独不然？如琴瑟然，手与
弦调，心与手调，乃能成声，此理易晓。周秦汉唐之衰，皆先捐其西北，而并不能固其
东南。我国家当天下纷纷时，不动声色，措如磐石，复能布威灵于戎狄，错杂之间，俾
数千里邱索，依然全瓯罔缺，以此见天心眷顾，国祚悠长，非古今所能几其盛美也。吾
辈数书痴，一意孤行，独肩艰巨，始愿亦何曾及。此而幸能致之者，无忌嫉之心，无私 利之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左宗棠的爱国热
忱呼之欲出！
① 《穷追回夷连复阿克苏乌什两城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776 页。
① 《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五。
四、“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
如果说左宗棠指挥西征大军歼除并驱逐了进犯我国新疆的阿古柏匪帮， 为规复北疆和南疆立下了不朽的功绩，那么他下一步亲自率大军出关，以武
力为后盾从俄国侵略者手中索还伊犁，更为伊犁回到祖国的怀抱和捍卫中国 的领土主权做出了永远值得称道的历史贡献。
本来左宗棠在同治十年（1871 年）得知沙俄侵占伊犁的消息后就非常愤 慨，他曾致函刘锦棠指出俄国“窥吾西陲”的阴谋，并决心“与此虏周旋”。
俄国在入侵伊犁之后，也玩弄了花招，向清政府表示只是“代为收复”，“俟 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①此时，俄国根
本不相信清政府能收复乌鲁木齐。然而，左宗棠规复新疆的壮举，表明中国 不仅在北疆，甚至在南疆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军事胜利。中国从俄国手中索
还伊犁按理说已不成问题。但是，俄国不仅在中国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 后拒不交还伊犁，就是南疆底定之后仍想赖帐，拒绝了清政府提出的由左宗
棠与其交涉索还伊犁问题。这样，清政府于光绪四年六月（1878 年 7 月）决 定派署盛京将军崇厚去俄国谈判收回伊犁。清廷还就伊犁“交还以后，如何
防守”问题令左宗棠“先事图维”。②左宗棠对清廷偏倚外交谈判索还伊犁的 作法只能表示赞同，但他仍然强调：“前疏所称地不可弃者，窃以腴地不可
捐以资寇粮，要地不可借以长敌势，非乘此兵威，迅速图之，彼得志日骄， 将愈进愈逼。而我馈运艰阻，势将自绌，无地堪立军府，所忧不仅西北也。
伊犁收还以后，应于边境择要筑垒开壕，安设大小炮位，挑劲兵以增其险。 伊犁未收还之前，金顺大军驻库尔喀喇乌苏，其西精河地方，势处要隘，向
驻马队，以资扼截。”③左宗棠对收复伊犁有他自己的“图维”，他希望以武 力收复。
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1879 年 10 月 2 日），崇厚在出使俄国后擅自在 克里米亚半岛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伊犁条约》（即《里瓦基立条
约》）。按照该约，俄国虽交还伊犁，但割去中国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 河流域及穆素尔山口等要地，使伊犁以西、以南险要尽失，且俄国还攫得伊
犁“代守费”和通商、免税等权益。消息传来，全国舆论大哗，群情激愤， 要求改约，甚至“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①左宗棠更是义愤填膺，他
上奏指出：“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 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
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他回顾了俄国在伊犁问题上施用的伎俩， 主张武力收复伊犁，并亲率大军出关。他说：“俄人自占据伊犁以来，始以
官军势弱，欲诳荣全入伊犁陷之以为质。既见官军势强，难容久踞，乃借词 各案未结以缓之。此次崇厚全权出使，嗾布策先以巽词 之，枝词惑之，复
多方迫促以要之，其意盖以俄于中国未尝肇起衅端，可间执中国主战者之口， 妄忖中国近或厌兵，未便即与决裂，以开边衅，而崇厚全权出使，便宜行事，
又可牵制疆臣，免生异议。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
①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五四，页四，《交涉志二》。
② 《复陈新疆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三，页三○。
③ 《复陈新疆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三，页三一。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二一，页一○。
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臣虽衰庸无似，敢不勉旃！”他决定“明春解冻 后，亲率驻肃亲军，增调马步各队，出屯哈密，就南北两路适中之地驻扎，
督饬诸军，妥慎办理”。他还“务期内外一心，坚不可撼”①，以收复伊犁。
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先是将崇厚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继则把 崇厚定为斩监侯，待秋后处决，并于光绪六年正月初三日（1880 年 2 月 12
日）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谈判改定崇厚所订的条约， 并令左宗棠做好军事准备。
光绪六年四月十八日（1880 年 5 月 26 日），左宗棠亲自率领大军离开 肃州（今酒泉市），出嘉峪关向哈密挺进。据说左宗棠为表示收复伊犁的决
心，曾“舁榇以行”②，甘愿拚死于疆场。他 68 岁，抱病出关，表现出的正 是“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老怀益壮”③的豪迈之情。五月初八日（6 月
15 日），左宗棠行抵新疆哈密，布署三路进兵以收复伊犁的军事计划：一 路由金顺进驻精河从正面佯攻，以牵制俄军主力，且防俄军向东进犯；一路
由张曜从阿克苏越过天山进击伊犁南部；一路由刘锦棠经乌什越冰岭直赴伊 犁西面的后路。左宗棠对“生力之军络绎而至，足供指挥”④的战局充满必胜
的信心。因此，论者谓如果这次中俄之战真的按左宗棠的计划而实施，那将 是他战场事业的新里程碑⑤，此言是有道理的。
然而，正当左宗棠为收复伊犁积极备战之际，清政府却在列强的胁迫和 俄国的武力进逼面前有改变以往在新疆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而转向妥协的意
图。首先，清政府对崇厚的处置，遭到西方列强的抵制。列强纷纷向清政府 施加影响，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自写信给慈禧大后为崇厚求情，俄国也声称
如不对崇厚予以赦免，便不同曾纪泽谈判。清政府迫于压力，宣布免去崇厚 的斩监候之罪。其次，俄国加紧调兵遣将，对清政府进行武力恫吓，不仅增
兵伊犁，还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部署重兵，并调集 20 余艘军舰组成 一支舰队由黑海驶往日本长崎，扬言封锁中国沿海，威逼京津。再次，英人
戈登的游说确实起到了恶劣的作用。此人曾任“洋枪队”头目，与李鸿章有 私交，他此时受清政府之聘，为中俄伊犁交涉调停。戈登至天津面见李鸿章，
威胁说：“如果你要作战，就当把北京的近郊焚毁，把政府档案和皇帝都从 北京迁到中心地带去，并且准备作战五年。”①本来就不主张收复新疆且对崇
厚签订条约加以支持的李鸿章非常恐慌，他立即将“戈登赠言”进呈清政府， 内称：“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
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著。”②果然，清廷发生 了动摇。七月初六日（8 月 11 日）清廷以“现在时事孔亟，俄人意在启衅，
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之顾问”③为由将左宗棠调至北京。临战易帅， 恰表明清政府在是否敢于以武力抗俄问题上举棋不定。
① 《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五，页三一至三九。
② 王安定：《湘军记》，卷一九，页二二。
③ 《答赵玉班》，《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二七。
④ 《答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四四。
⑤ 张家昀：《左宗棠》，第 97 页，台湾联鸣文化有限公司 1981 年版。
①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2 卷，第 369 页，三联书店 1958 年中译本。
② 〔清〕李鸿章：《述戈登回国》，《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一，页二五至二六。
③ 《清实录》（光绪朝），卷一一五，页六。
七月二十四日（8 月 29 日），左宗棠接到调他赴京供职的“谕令”。他 对清廷的用意虽不十分清楚，但也预感到这次内调已意味着清廷的政策有所
变化。因此，他在家书中说：“俄意欲由海路入犯，而在事诸公不能仰慰忧 勤，虚张敌势，殊为慨然。我之此行本不得已，既奉朝命，谊当迅速成行”。
①他致书帮办新疆军务的张曜说：“俄事尚未定议，而先以兵船东行，为恐喝 之计，谟谋诸公便觉无可置力。国是混淆，计抵京时，错将铸成矣，为之奈
何？”②但左宗棠仍对主战抱一线希望。他致函总理衙门说：“察看情形，实 非决之战胜不可。究之言战本是一条鞭法，无和议夹杂其中，翻觉愈有把握。”
③他奏请由刘锦棠接任督办新疆军务一职，以便继续抗击俄军，并致函刘锦棠 说：“俄事非决战不可，连日通盘筹画，无论胜负云何，似非将其侵占康熙
朝地段收回不可！”④左宗棠期望着早日抵京，“拟从新鼓铸，一振积弱之势”。
⑤左宗棠于十月十二日（11 月 14 日）从哈密启行入关，经兰州交卸陕甘总督 篆务后，又于十二月初四日（1881 年 1 月 3 日）从兰州赶往北京。
这个时候，曾纪泽正在俄国彼得堡谈判索还伊犁问题。在谈判中，曾纪 泽以左宗棠在新疆的布防为后盾，经据理力争，于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1881 年 2 月 24 日）与俄方签订了《改订条约》（又称《中俄伊犁条约》）。
此约较崇厚条约争回了一些主权，俄国交还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域及通往南疆 的穆扎尔山口，但仍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且在赔款方面
有增无减。这依旧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恰在曾纪泽与俄国谈判代表订立条约这一天，左宗棠经日夜兼程抵达北 京。他得悉条约签订的消息后，气愤他说：“伊犁仅得一块荒土，各逆相庇
以安，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①左宗棠“一振积弱之势”的愿望没 有实现，而他“不复以出塞为苦”的坚定反侵略举动，确实为伊犁的收回起
到了关键作用。
左宗棠为新疆“长治久安计”，在督办新疆军务期间四次奏请于新疆置 行省，设郡县，他在调任两江总督后又作了第五次疏请。清廷采纳了他的建
议，于光绪十年九月三十日（1884 年 11 月 17 日）在新疆正式设省，以刘锦 棠为首任巡抚。从此，新疆与祖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① 《与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36 页。
② 《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六二。
③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四。
④ 《与刘毅斋爵堂》，《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五。
⑤ 《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六。
① 《答刘兰洲》，《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六一。
五、“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在用兵关陇、进军新疆的过程中，除了每到一地加紧布置善后措
施，以恢复民众的生活并重组官府的统治秩序外，他在开发西北方面的建树，
堪称是度得“春风”与漠漠边疆。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描写塞上风沙之景的《凉州词》诗中写道：“黄河远
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切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情 形在 1000 多年以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光绪五年（1879 年），新任帮办甘肃、
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大将筹边 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①该诗不但
颂扬了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功绩，而且对他沿道植树，开发西北的成效大 加赞赏，以“引得春风度玉关”作了形象的比喻。
左宗棠不仅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颇为关注。他鉴于甘 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民生日蹙。蚕桑既限于土宜，裘
褐亦艰于购制。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的状况，建议广种棉田，以 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省各地方，凡向阳肥暖之区可种罂粟者，无不
宜种棉花。”于是，他“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 教习纺织”，“又购觅纺车织具，雇请民妇教习纺织”，目的在于“拔恶卉
而植嘉苗，为一举两得计也”。他还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 甘两省，“谆饬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并对“其因地土不宜种棉者，亦
饬令广种杂粮，以裕生计”。他强调“严禁罂粟，劝种棉花，在甘肃尤当务 之急”②，且期望此举能“为甘省开万年之利”，“将来政绩可书，功德无量”。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数年来 陇中遍地修渠、治道、筑堡、栽树，颇有成效”。①尤其是植树绿化举措颇得
后人称赞：“左恪靖命自径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
幄”，是为艳称的“左公柳”。②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 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之用意。他认为：“历代之
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债；或办之事定之后， 以规久远。”于是，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 19000 余
亩，获粮数千石。他根据张曜垦荒的经验，强调说：“西北治地开荒，尤资 水利。就洼储水，障之令深；引渠溉田，洒之令普。既需人工，尤资器具。
张曜躬率所部，殚力经营，而后得著成效。以后踵而行之，固此奥区，保绥 戎藩，可成数十百年无穷之利。”③
左宗棠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 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
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
① 引自秦翰才：《左立襄公在西北》，第 163 页。
② 《请奖励劝教兼施之州县折》，《左字堂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27—29 页。
③ 《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99 页。
① 《延榆绥刘镇厚基禀兴修河城工程经费不敷及举办地方事宜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366 页。
②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 163 页。
③ 《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筹画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6 册，第 288—289 页。
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④这种主张对发展畜牧 业是有利的。
对于左宗棠的上述举措，新任新疆巡抚刘锦棠评价说：“师行万里沙碛 之地，虽酷署严寒必居营帐，与士卒同甘苦。垒旁隙地，悉令军士开垦，
荒芜既辟，招户承种，民至如归。城堡、桥梁、沟渠、馆舍，每乘战事余暇 修治完善，官道两旁树株遍植，迄今关陇数千里柳荫夹道，行旅便之，蚕织、
畜牧诸政罔不因势利导。”①
把近代机器生产引入西北，更是左宗棠的一大功绩。西安机器局、兰州 机器局和兰州织呢局的创办，揭开了西北地区近代化的序幕。
同治七年（1868 年），左宗棠在参与镇压捻军后抵西安，他为解决所部 使用的军火从上海等地采办价值甚昂的问题。决定在西安设立机器局。他从
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调募一批工人，并购买机器，从事枪支、子弹的 制造。
同治十一年（1872 年），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将西安机器局的 机器搬至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
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兰州机器局生产的 项目主要有枪、炮、子弹、炮弹。兰州机器局的设立，既有镇压回民起义的
用意，更有针对关外、收复新疆之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年，俄国已派兵 占据伊犁，左宗棠便在筹画规复新疆和收回伊犁时提出“精求枪炮”的主张。
很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诚如左宗棠所说：“尝叹泰西 开花炮子及大炮之入中国，自明已然，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
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做我，索一解人不得也！”
①他还说：“于省城设局制造枪炮，饬镇领其事，盖欲仿洋式制造枪炮及大小 开花弹子，为攻坚之用，兼备守具。大炮开花子均系赖镇一手经理，攻
克肃州，即得其助。见在新疆各城，次第速复，惟西四城所得贼遗大小 炮位一百数十尊，余则空城一座。正须增添布置，伊犁收回，旧炮既不合用，
俄人枪炮岂肯留以赠我，将来颇费周章，是此项制造不能停工。”②
军事工业的创办不但引进了近代机器生产和出现了雇佣工人，而且促成 了民用企业的兴起，这在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中也得到同样的验证。如果
说福州船政局的创设引发了轮船招商局的创办，那么兰州机器局的设立又导 致了兰州织呢局的兴办。光绪三年（1877 年），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
一台织绒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友认为此 绒“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著，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
于是，赖长打算从国外“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付，到兰仿制，为边方开此一 利”③，得到左宗棠的支持。左宗棠即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之图给在上海的
采办委员胡光墉，以甘肃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也易得，只要有机器便省 工力等由请他访购织呢机器。左宗棠创办织呢局的消息传出后，得到舆论的
支持。《申报》载文称：“如能以羊毛织呢，一如外国所产者，未始非利民
④ 《黄令长同禀查明罗布淖尔河道暨哈萨克输忱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55 页。
① 《新疆巡抚刘锦棠奏》，《左文襄公全集》卷首，页一二。
①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
② 《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四二至四三。
③ 《与胡雪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五九。
之善举也。”①
光绪四年（1879 年），经胡光墉向德国采购的全套织呢机器运至上海。 从上海往兰州运送机器，是非常艰难的，据上海《大清国》杂志记载：“机
器系装在一条货船上，由招商局的轮船在 1879 年拖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 些机器用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
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 过去。”②光绪五年（1880 年），织呢机器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
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左宗棠看到机器运抵兰州，非常高兴，他认为“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 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且“由关内而
及新疆”，实乃“数世之利也”。③他还设想以原料就地而取，“能使成本低 廉，足以抵制洋呢入口”。④可见左宗棠创设该局具有对内以利民用，对外以
挽利权的双重效应。
兰州织呢局由左宗棠委派赖长为总办，采用官办近代民用企业的经营方 式，购机建厂费用约合银 31 万两。⑤局内雇佣德国人石德洛未为洋监督，由
10 余名德国员匠教习织呢技术。至于该局的规模与生产情况，据左宗棠于光 绪六年十二月（1881 年 1 月）的上奏称：
兰州织呢局结构宏敞，安设机器二十具，见开织者尚只十具，所成之呢渐见精致， 中外师匠及本地艺徒率作兴事，日起有功。蚕丝织呢等局雇用中外师匠及办理局务
华洋各员弁，有实在出力著有成效者，应由刘锦棠，杨昌浚随时汇案奏请奖叙，以示激 励，庶几人心竞奋，利无不兴矣。左宗棠把兰州织呢局视为“气象更新”
之举，他为兴此利民善举可谓费 尽苦心。 但是，兰州织呢局的生产并不像左宗棠预期的那样理想，其产品，“不
管在品质上或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的呢布，因为把厂中产品运到各通商 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②左宗棠在光绪七年（1881 年）
对该局产品做了进一步调查后，也承认“已织成洋绒若干匹，其质略逊于 洋呢，然可供着用”。③特别是到了光绪八九年间，由于“局中安置了一
大堆冗员，干领薪俸”和所“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
①的原因，该局在创办后仅 4 年就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光绪十年（1884 年）， 兰州织呢局被迫停办。
对于这样的结局，《申报》载文认为，该局“功败垂成，实力可惜”，
“设能将此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②由官办企业转
① 《申报》，1879 年 1 月 10 日。
② 《大清国》，1881 年 1 月 3 日。
③ 《赖镇长禀验收后路粮台解到各项机器请委刘道专司局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 441 页。
④ 《关册》，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册，第 898 页。
⑤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 387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① 《甘肃气象更新请将王必达等各员奖叙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七，页四七至四八。
②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册，第 899 页。
③ 《陕甘总督左宗棠片》，载《京报》和《北华捷报》，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册，第 900 页。
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册，第 903 页。
② 《申报》，1884 年 2 月 16 日。
向商办，已成为时代的呼声，兰州织呢局恰为中国近代企业这一经营机制 的调节和重组提供了借鉴。近代维新思想家陈炽（字次亮，号瑶林馆主，
江西瑞金人）在述及兰州织呢局时指出：“左文襄前任甘督，亦尝购买机 器，仿织呢绒。然牧场未立，风气未开，万里甘凉，艰于转运，资本大重，
不利行销。”③此论切中实际。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 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已是一个 创举。
③ 瑶林馆主：《续富国策》，第 1 卷，第 39 页。
第七章入京辅政与督师东南
一、“入赞纶扉”
左宗棠入京辅政，乃晚清政坛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他从西北抵京后 第三天，即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九日（1881 年 2 月 27 日），被任命为军机大
臣、总理衙门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清廷赋予左宗棠直接参与和决策中枢的 政治、外交、军事诸要务的权力，这对咸、同之交崛起的汉族地主地方大员
来说是前所未有之事。在被时人称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 章三人中，曾、李虽先后在向被视为畿辅重地的直隶担任总督，且曾以一等
侯爵高出左，李晋封大学士早于左，但曾、李二人终其一生也未得到入值军 机、主持总署和参戎兵部而集三权为一身的殊荣。此时，曾国藩早于同治十 一年（1872
年）过世，左宗棠与李鸿章所分别代表的湘、淮两系势力在晚清 政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左同李之间的矛盾在镇压捻军时已经激
化，到海防与塞防之议时双方公开互相指责，尤其是在关于伊犁交涉问题上 李鸿章更是支持崇厚并反对左宗棠的求战主张，使左愤愤不平。李鸿章与京
师的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们遥相呼应，十分惧怕列强的武力恫吓，主张 对外妥协。奕诉则早在同治四年（1865 年）因与慈禧太后争权而被罢免议政
王，此后他在主持总理衙门并任军机大臣期间，常与慈禧太后发生争执，慈 禧亦不断寻找机会压制奕。本来奕对左宗棠等人办洋务以兴办近代工业
是支持的，但他对外立场的软弱却使左宗棠感到不满。这样，慈禧太后利用 左宗棠和京城“清流派”的主战言论，调左进京“以备朝廷顾问”，恰出于
牵制奕、李鸿章的目的。所以，人们对左宗棠辅佐朝政一事有如此议论：
“持清议诸臣以外交事素不惬鸿章所为，知宗棠持议与鸿章左，益扬左以抑 李。”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和任总理衙门大臣，“明代沈相（按指军机大臣沈
桂芬），暗倾恭邸（按指恭亲王奕诉），其势其焰，几于桓温。”①
左宗棠入京辅政的原因，除了慈禧太后有通过左宗棠来牵制奕和李鸿 章的用意之外，如上一章所述，清廷迫于列强的压力、俄国的军事恫吓以及
李鸿章等人的馋言而促使其改变了同俄国交战以收复伊犁的立场，想以调左 入京之机向俄国表示一下姿态，从而有助于应付已激化的中俄矛盾，且希望
曾纪泽能在崇厚擅自订立的《里瓦基亚条约》的改订方面与俄国达到妥协， 这也是事实。但左宗棠入京的最重要原因，则应该是他收复新疆的壮举轰动
京城，使得一向以指陈时政、标榜风节为己任的那些多在都察院和翰林院供 职的士大夫们所组成的“清流派”特别看重左宗棠的德才。正是在他们的积
极建议和一些王公大臣的支持及慈禧太后对左的赏识之下，左宗棠才有“入 赞纶扉”的可能。
还在光绪四年（1878 年）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之际，时任翰林院教习庶 吉士的清流健将张之侗就代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上奏
强调崇厚赴俄不应行海路，而应走陆路，途经新疆，以“身历其地，体察形 势”，并“与左宗棠定议而后行”。①虽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却足见清流派已
垂青左宗棠。次年崇厚擅订《里瓦基亚条约》后，已任司经局洗马的张之侗
① 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 78、52 页。
① 〔清〕张佩纶：《大臣奉使宜策万全折》，《涧于集》奏议，卷一，民国七年刊。
上奏列出“不可许”的 10 个理由和“必改此议”的“四要”，并痛切指出： 观世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
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
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判战俄人虽五战不能越嘉峪关，虽三胜不能薄宁古塔，终
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乞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即今一决，乃中国强
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正可一战，若再阅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
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渐尽，欲战不能，而俄人已域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不如 今日捍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张之洞此论与左宗棠以武
力收复伊犁的见解可谓不谋而合。张之洞的主张代表了京师清流言战和对左 宗棠予以支持的倾向。光绪六年（1880 年），清流派更主张调左宗棠进京辅
政，以改变由奕为首的军机大臣“泄泄沓沓，未能匡弼”的局面。清流要 角、御史邓承修指出：“观今之大臣志虑忠纯、畅晓戎机、善谋能断者，无
如督臣左宗棠”，若“委以军国之大柄，使之内修政事，外揽兵权”，就可 望“拯今日之急，守宗庙社稷”，且“当今要务，莫逾于此”。②光绪皇帝的
父亲、醇亲王奕“认为左胜于李”，干脆提议让左宗棠“入赞纶扉”。③ 于是，慈禧太后决定召左宗棠进京。由此可见，左宗棠入京辅政，并不是因
为他武力抗俄的态度坚定，慈禧太后慌忙召其进京，以削其兵权，避免他在 新疆挑起战事，妨碍清政府对俄妥协投降。而实际上左宗棠如不被调往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