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不久爆发的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起于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之恶"的名义举兵反抗朝廷，至建文四年朱棣由燕王荣登皇位而结束，历时4年。
由农民起义领袖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明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一方面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体的办法就是分封诸王。他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王室。朱元璋是这样说的："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从全国来看，这些封藩主要有两类，一是腹里，二是边塞要地。受封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相当高，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得伏而拜谒，无敢钧礼。每一个藩王食粮万石，并有军事指挥权，于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辖军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1．9万人。边塞诸王因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重任，所以护卫甲士尤多。北平的燕王朱棣拥兵10万，大宁的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他们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训练将兵、巡视要害、督造军器。晋王、燕王多次出塞征战，打败元朝残余势力的军队，尤被重视，军中大将皆受其节制，甚至特诏二王军中小事自断，大事才向朝廷报告。尤其是燕王，由于功绩卓著，朱元璋令其"节制沿边士马"，地位独尊。
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朱元璋大封诸王的时候，有个叫叶伯巨的人指出，藩王势力过重，数代之后尾大不掉，到那时再削夺诸藩，恐怕会酿成汉代"七国之叛"、西晋"八王之乱"的悲剧，提醒朱元璋"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土"。朱元璋不但听不进劝告，反而把叶氏抓进监牢，囚死狱中。
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叶伯巨的预料，中央政权与藩王之间的矛盾，未及数世而在朱元璋死后就立即强烈地爆发了。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立太子的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在做皇太孙时，就对诸藩王不满，曾与他的伴读黄子澄商量削藩对策。即帝位后，采纳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先削几个力量较弱的亲王的爵位，然后再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并令诸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将吏。皇族内部矛盾由此迅速激化。建文帝命令将臣监视朱棣，并乘机逮捕之。朱棣得到这一消息，立即诱杀了前来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将臣，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起兵反抗朝廷。
朱元璋当国时，恐权臣篡权，规定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他在《皇明祖训》中说："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朱棣以此为理由，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即靖祸难之意。因此，历史上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
朱棣起兵不久，即攻取了北平以北的居庸关、怀来、密云和以东的蓟州、遵化、永平（今河北卢龙）等州县，扫平了北平的外围，排除了后顾之忧，便于从容对付朝廷的问罪之师。
经过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宿将之后，朝廷也无将可用，朱允炆只好起用年近古稀的幸存老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13万伐燕。建文元年八月，师至河北滹沱河地区。燕王在中秋夜乘南军不备，突破雄县，尽克南军的先头部队。继而又于滹沱河北岸大败南军的主力部队。建文帝听到耿炳文军败，根据黄子澄的推荐，任李景隆为大将军，代替耿炳文对燕军作战。
李景隆本是绔绔子弟，素不知兵，"寡谋而骄，色厉而馁"。九月，李景隆至德州，收集耿炳文的溃散兵将，并调各路军马，共计50万，进抵河涧驻扎。当朱棣侦知李景隆军中的部署后，笑着说，兵法有五败，李氏全犯了，其兵必败无疑，这就是政令不修，上下离心；兵将不适北平霜雪气候，粮草不足；不计险易，深入趋利；求胜心切，刚愎自用，但智信不足，仁勇俱无；所部尽是乌合之众，且不团结。为了引诱南军深入，朱棣决计姚广孝协助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自己亲率大军去援救被辽东军进攻的永平，并告诫朱高炽说："李景隆来，只宜坚守，不能出战。"朱棣还撤去了芦沟桥的守兵。
朱棣这一招果然灵验，李景隆听说朱棣率军赴援永平，就率师于十月直趋北平城下。经过芦沟桥时见无守兵，禁不住欢喜，说：不守此桥，我看朱棣是无能为力了。这时朱高炽在北平城内严密布署，拼死守卫。李景隆则号令不严，指挥失当，几次攻城，皆被击退。南军都督瞿能曾率千余精骑，杀人张掖门，但后援不至，只好停止进攻。又因李景隆贪功，要瞿能等待大部队一起进攻，错过了时机。燕军则因此得到喘息，连夜往城墙上泼水，天冷结冰，待到次日，南军也无法攀城进攻了。
朱棣解救永平之后，率师直趋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
大宁为宁王朱权的封藩，所属朵颜诸卫，多为蒙古骑兵，骁勇善战。朱棣攻破大宁后，挟持宁王回北平，合并了宁王的部属及朵颜三卫的军队。朱棣带着这些精兵强将于十一月回师至北平郊外，进逼李景隆军营。燕军内外夹攻，南军不敌，李景隆乘夜率先逃跑，退至德州。次日，士兵听说主帅已逃，"乃弃兵粮，晨夜南奔"。
建文帝为大臣所蒙蔽，反而奖励打了败仗的李景隆。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会同郭英、吴杰等集合兵将60万众，号称百万，进抵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北）。朱棣命令张玉、朱能、陈亨、丘福等率军十余万迎战于白沟河。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燕军一度受挫。但南军政令不一，不能乘机扩大战果。燕军利用有利时机，力挫南军主将，南军兵败如山倒。李景隆再次退走德州。燕军跟踪追至德州。五月，李景隆又从德州逃到济南。朱棣率燕军尾追不舍，于济南打败李景隆率领的立足未稳的十余万众。济南在都督盛庸和山东布政使铁铉的死守下得以保住。朱棣围攻济南三月未下，遂回撤北平。李景隆一败再败，建文帝撤免了他的大将军职务，代之以盛庸。
建文二年九月，盛庸率兵北伐，十月，至沧州，为燕军所败。十二月，燕军进至山东临清、馆陶、大名、汶上、济宁一带。盛庸率南军于东昌（今山东聊城），严阵以待。燕军屡胜轻敌，被南军大败，朱棣亲信将领张玉死于战阵，朱棣自己也被包围，借朱能援军的接应才得以突围。东昌战役是双方交战以来，南军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兵败后，朱棣总结说：东昌之役，接战即退，前功尽弃，今后不能轻敌，不能退却，要奋不顾身，不惧生死，打败敌手。
建文三年（1401年）二月，朱棣率军出击，先后于滹沱河、夹河、真定等地打败南军。接着，又攻下了顺德、广平、大名等地。燕军夺得的城池虽多，但往往得而复失，不能巩固。正在朱棣为此而苦恼之际，南京宫廷里不满建文帝的太监送来了南京城空虚宜直取的情报。朱棣据此决定举兵南下，直指京城。
建文四年（1402年）正月，燕军进入山东，绕过守卫严密的济南，破东阿、汶上、邹县，直至沛县、徐州。四月，燕军进抵宿州，与跟踪袭击的南军大战于齐眉山（今安徽灵璧县境），燕军大败。双方相持于淝河。在这次决战的关键时刻，建文帝受一些臣僚建议的影响，把徐辉祖所率领的军队调回南京，削弱了前线的军事力量，南军粮运又为燕军所阻截，燕军抓住时机，大败南军于灵璧，仅俘获南军将领即几百人。自此，燕军士气大振，南军益弱。朱棣率军渡过淮水，攻下扬州、高邮、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等要地，准备强渡长江。
建文帝曾想以割地分南北朝为条件同燕王议和，被拒绝。六月初三，燕军自瓜洲渡江，十三日进抵金川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棣开门迎降。燕王进入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战争虽结束，与此相关的历史却在发展。
燕王进京后，宫中起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有的说建文帝于宫中自焚而死，或云建文帝由地道出亡，落发为僧，云游天下，传说他于正统朝入居宫中，寿年而终。建文帝的真正下落已不可确考，成为明史上的一大悬案。
当上皇帝的朱棣，大肆杀戮曾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及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将。齐泰、黄子澄、景清等被整族整族地杀掉："命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扳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有"读书种子"之谓的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撰写即位诏书，九族全诛，这还没完，又将其朋友门生作为一族全部杀掉，十族共诛873人。这次清洗极为残酷，共有数万人惨死于朱棣的屠刀之下。
四年的"靖难之役"，给明初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以较大的破坏，而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破坏可为严重，史书上称"淮以北鞠为茂草"，当为真言。
61 明成祖远征漠北之战
"水无常行，兵无常势，能因敌变化取胜者，得势者也"
永乐年间，明成祖五次率兵亲征，打击居于漠北的蒙古贵族对内地的侵扰和破坏，这就是明成祖远征漠北之战。
蒙古贵族势力在元末明初经历了几十年的演变和分裂。
元顺帝逃往漠北后，于洪武三年（1370年）死于应昌（今内蒙古多伦东北）。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逃往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史称"北元"。永乐初年，蒙古贵族势力内部互相残杀，遂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鞑靼部居住在今贝加尔湖以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瓦剌部居住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聚居在今老哈河（在内蒙古）和辽河流域一带。三部之间经常互相残杀，并不时侵扰明朝边疆。朱元璋对蒙古贵族势力始终采取努力通好，积极防御的政策。明成祖继承了太祖对待蒙古贵族的政策。他一面与之修好，封蒙古部落酋长为王，赐予金银、布帛、粮食等物品，争取相安无事。如朱棣封瓦剌部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在鞑靼部首领本雅失里称汗时，成祖多次遣使通好。另一方面，如果蒙古贵族无理侵扰，就给予坚决打击。三部中以鞑靼部最为强盛，本雅失里因此而骄，对明朝抱不友好态度。永乐七年（1409年），成祖派遣使臣郭骥去鞑靼，结果被杀，这个事件成了战争的导火线。朱棣忍无可忍，遂决心征讨鞑靼。
永乐七年七月，成祖朱棣命令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王聪、火真副之，王忠、李远为参将，率精骑10万出征鞑靼。
临行前，朱棣担心丘福会以兵力强盛而轻敌，特地告诫说："毋失机，毋轻犯敌，毋为所治，一举未捷俟再举。"八月，丘福率军出塞，前锋抵达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岸，歼灭了靼鞑的游兵，乘胜过河，俘敌官员1人。丘福不顾诸将劝阻，对俘虏的话信以为真，并让其为向导，结果，孤军深入，中了本雅失里的埋伏，五将军皆殁，全军覆灭。败讯传至朝廷，朱棣大为恼怒。为了消涂边患，决计亲征。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率50万大军亲征，并调用武刚车3万辆，运粮20万石，随军队行动。沿途每10天行程存一批粮，以备回返时食用。三月出塞，抵凌霄峰（今河北张北东北）。四月，抵阔滦海（今内蒙古呼伦湖）。五月初，进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流域，朱棣更名为"饮马河"。本雅失里闻讯明军大举进攻，尽弃辎重孳畜，仅率七骑西逃瓦剌部。太师阿鲁台则东逃。朱棣打败本雅失里后，挥师攻击阿鲁台，双方交战于飞云壑和静虏镇（今哈拉哈河南岸）。朱棣亲率精骑直冲敌阵，阿鲁台坠马，然后逃遁。朱棣乘机追击，斩杀无数。这时，明军食粮已尽，朱棣命令停止进攻，胜利还师。鞑靼部经过这次打击，降服了明朝，每年向明朝进贡马匹。明朝也给予优厚的赏赐，其部臣阿鲁台接受明朝给他的和宁王的封号。
鞑靼败后，瓦剌部逐渐强盛起来。瓦剌首领仗恃势强，出兵袭杀了本雅失里，并一再声称要进攻鞑靼。阿鲁台多次请求明成祖出兵攻打瓦剌，为其故主本雅失里报仇。阿鲁台还率余部奔至明长城附近。与此同时，瓦剌部不断要挟明朝厚赏，妄想占领明朝的宁夏、甘肃地区，屯兵边境，向漠南进逼。朱棣为了满足鞑靼部的请求，也为了明朝边境的安宁，决定亲率30万大军征讨瓦剌部。
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车驾由京师出发，并让皇太孙从行。四月，师至兴和（今河北张北），举行大规模阅兵式。六月初，前锋在三峡口（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击败瓦剌部游兵。朱棣乘势向西北方向进攻。行至忽兰忽失温（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遭瓦剌军的依山阻抗。朱棣便以精骑引诱瓦剌军离开山势出战，另外部署神机炮及时炮击，自己率铁骑冲入敌阵，杀敌无数。瓦剌军遂大败。朱棣顺势追击，并分兵三路夹击瓦剌军的反扑，亲率一路精骑再次冲入敌阵，瓦剌军败遁。瓦剌部受此重创，此后多年不敢犯边。次年，瓦剌向明朝贡马谢罪。
鞑靼部在明朝帮他打败瓦剌后，经过数年的恢复，势力日渐强盛起来，曾两次乘瓦剌部为明重创之危击败瓦剌部。对明朝，阿鲁台改变依附政策，重新反叛明朝，轻侮或拘留明朝使节，并时常出没塞下，骚扰劫掠。朱棣为此致书劝止阿鲁台，但阿鲁台不予理会，依旧我行我素。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月，阿鲁台竟大举围攻明朝北方重镇兴和，击杀明都指挥王祥。为了打击鞑靼的侵扰活动，朱棣决意第三次亲征。
永乐二十年（1422年）二月，朱棣令调用驴34万匹，车177500多辆，挽车夫235000多人，共运载粮食37万石，随大军出征。三月，车驾出北京，主力仍沿故路北上。军至宣府（今河北宣化）东南之鸡鸣山时，阿鲁台闻悉朱棣亲证，乘夜从兴和逃跑，避而不战。诸将请求追击，朱棣命暂缓追击。
五月，师过偏岭（今河北沽源南），举行阅兵式。朱棣告谕兵将："兵行犹水，水因地而顺流，兵因敌而作势，水无常行，兵无常势，能因敌变化取胜者，得势者也。"为了鼓舞士气，朱棣作平虏曲，供将士传唱，七月，师至煞胡原，俘获阿鲁台部属，从而得知阿鲁台丢马弃甲从阔滦海北遁。朱棣惧重蹈丘福深入陷没之覆辙，下令停止追击。回师途中，朱棣认为兀良哈部为阿鲁台之羽翼，遂选派步骑2万，五路并进攻打兀良哈部。师至屈裂儿河（今内蒙古洪儿河上游支流）。兀良哈部得知明军来攻，仓皇西逃。朱棣指挥军队夹击围歼，大败兀良哈部。九月初，回师至北京。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鞑靼首领阿鲁台以为明朝放松了警惕，不会出征，决意率众袭扰明朝边境。朱棣闻悉阿鲁台又来侵犯，决定再次亲征，八月初，朱棣举行宴会，宴请从征五军将领。随后举行阅兵式。九月上旬，师至沙城（今河北张北北）。阿鲁台部众阿失帖木儿率部众降附。十月，明军继续北上。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朱棣立即封其为忠勇王，赐名金忠，余者皆有赏。十一月班师回京。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鞑靼阿鲁台出兵扰袭大同等地，朱棣决定第五次亲征。忠勇王金忠自降明后，屡请出兵攻击阿鲁台，愿作前锋效力。朱棣批准了他的请求。四月，师出北京北上，进军途中，命忠所部捕获阿鲁台部属，得知阿鲁台远遁，分兵搜抄，未见踪影。朱棣遂令班师。七月，回师至榆木川（今内蒙古林西北），十八日朱棣病死军中。
明成祖五次千里出师，远征漠北，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第三次亲征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兵部尚书方宾等人以为频年用兵，戎马资储丧失不少，且粮储不足，不宜兴师。但是，这五次出征在当时也有效地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的侵扰破坏，保障了边境的安宁，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
62 明京师保卫战
土木蒙尘，保卫北京
明京师保卫战是明朝以于谦为首的军民抵抗蒙古瓦剌军侵犯的正义战争。
瓦剌是居于漠北的蒙古族三部之一。明朝初年，脱欢统治瓦剌。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子也先继父即太师位，自称淮王。他东征西讨，势力大盛，梦求再现大元一统天下的局面，其锋芒直指中原的明朝。
正统十四年（1449年）初，也先遣使2000人向明朝贡马，诈称3000，希图冒领赏物。明廷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削减了马价。也先闻悉大怒，七月，统率所部进攻明朝，自己率领人马攻打大同。时太监王振专权，他挟英宗仓促亲征。八月初，英宗带领50万大军前往大同迎战，刚至大同，王振听说各路军马接连失败，急忙退兵至四面环山的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被也先追至，从征官员和士兵死伤过半，英宗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也先乘明廷无主，国无重臣，主力溃散，京师空虚，人心未固之机，继续南攻，企图占取明都城京师，迫明投降。
败讯传到京师，举朝震恐，文武百官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命英宗弟朱祁钰监国，召集群臣，共商国事。翰林院侍讲徐珵主张迁都南逃。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坚决反对。
他说，主张南迁者，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便去。他针对危局，奏请确立新君，主持朝政，以固人心。并迅速调集各地勤王兵入援京师，誓死抗击瓦剌军，保卫京师的安全。于谦的主张得到皇太后、朱祁钰及大多数朝臣的赞同和支持。经批准，于谦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全部调进北京。有了这些人力和财力条件，京师人心渐趋安定。八月，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为了进一步稳定人心，在百官的强烈要求下，招致"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被抄家灭族，他的三个爪牙被激怒的百官打死在殿廷上，人心大快，主战派的正气得到伸张。九月，群臣合请朱祁钰即皇帝位。几天后，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次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景帝。景帝登位，使瓦剌借英宗要挟明廷的阴谋破产，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十月初一日，瓦剌军分三路大举进攻京师。东路军2万人从古北口方向进攻密云，作为牵制力量。中路军5万人，从宣府方向进攻居庸关。西路军10万人由也先亲自率领，挟持英宗自集宁经大同、阳和（今阳高），攻陷白羊口（今天镇北）后，挥师南下，直逼紫荆关。
明廷得知瓦剌已向京师逼攻，立即戒严京城。初五日，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日，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兵马，将士皆受其节制。刘安、王通被赦出狱，协守京师。
初九日，也先抵紫荆关亲自督战。投降瓦剌军的明朝宦官喜宁熟知紫荆关关防部署，引导瓦剌军偷越山岭，腹背夹攻关城，守将韩青、孙祥战死，紫荆关被攻破。瓦剌军便由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逼北京。
明廷召集文武大臣商讨战守京师策略。京师总兵官石亨提出："毋出师，尽闭九门，坚壁以老之。"于谦认为不可，面对强敌，不能示弱，主张到城外背城迎接敌人，将22万大军列阵于京师九门之外。石亨和范广镇守德胜门（位于城北西侧）；都督陶瑾镇守安定门（位于城北东侧）；广宁伯刘安镇守东直门（位于城东北侧）；武进伯朱瑛镇守朝阳门（位于城东南侧）；都督刘聚镇守西直门（位于城西北侧）；副总兵顾兴祖镇守阜城门（位于城西南侧）；都指挥李端镇守正阳门（位于城南）；都督刘德新镇守崇文门（位于城南东侧）；都指挥汤节镇守宣武门（位于城南西侧）。于谦身先士卒，到防守的重点德胜门亲自督战。军阵布署完毕后，"悉闭诸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于谦还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顺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英宗置于德胜门外空房内，企图迫使明军献城。于谦暂隐主力，采用小部兵力处处袭击，搅乱敌军。当天晚上，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迎击瓦剌军，杀敌数百人，军威大振，迫使瓦剌军不敢贸然进攻。也先采纳喜宁的建议，借议和诱于谦等人前往迎驾，乘机擒获，明军将无首而溃。于谦一方面派王复、赵荣去瓦剌军营进见英宗，另方面针对朝廷有些人想议和的心理提出，现在只管备战，其他一概不闻。也先议和的阴谋没有得逞。
十三日，也先集中主力进攻德胜门。于谦早料到瓦剌军可能要从这里进攻，就派石亨预先埋伏于德胜门外道路两旁的空房中，明军只派少量精骑迎战瓦剌军。接战后，佯装败退，瓦剌军以万余骑追来。待瓦剌军进入明军伏击圈时，范广出敌不意，指挥神机营突发火炮、火铳，同时，石亨所领伏兵突起夹攻。瓦剌军大败，有"铁元帅"之称的也先的弟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都中炮身亡。瓦剌军又转攻西直门，明守将都督孙镗率师迎接。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明军斩敌前锋数人，迫其北退，孙镗又率军追击。瓦剌军合围孙镗，孙镗尽力拚杀，一度退到城边。幸高礼、毛福寿和石亨率兵前来增援，瓦剌军三面受敌，被迫退去。
这次战斗后，于谦根据战斗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重新作了部署，加强了西直门和彰义门之间的军事力量，命毛福寿于京师西南各要口设置伏兵，以待策应。将领之间要加强联系，互相应援。瓦剌军在德胜门和西直门受挫后，又在彰义门发动进攻。于谦命武兴、王敬、王勇率军迎战瓦剌军。明军神统、弓矢、短兵前后相继，挫败了敌军的前锋。但明军自己也乱了方阵，瓦剌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剌军追到土城，土城一带的居民，掷砖投石，阻遏了瓦剌军的进攻。明援军赶到，瓦剌军仓皇逃走。也先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京师旦夕可陷。但经过5天的激战，明军屡获胜利，士气旺盛。瓦剌军屡败，士气低落。
而进攻居庸关的5万瓦剌军，因天大寒，明守将罗通汲水灌城，墙壁结冰，瓦剌军无法进攻。经过7天的战斗，瓦剌军的进攻均被击退。罗通三次出关追击，斩敌无数。也先又听说明援军将集，恐断其归路，遂于十月十五日夜下令北退。于谦命明军乘胜追击，二十四、二十五日明军在霸州（今河北霸县）、固安等地大败瓦剌军。各地人民因不堪瓦剌军的骚扰，也组织起来进行袭击。明军夺回了瓦剌军沿途掳获的许多的百姓和财物。至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围解。
京师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也先退走后，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廷内部出现了议和妥协的苗头。于谦沉着谨慎，指出也先的阴谋在于借此向我索取财物，万万不能中敌人的奸计，申戒各边镇将帅要一如既往地做好防御工作。也先在景泰元年（1450年）的几次侵扰边寨均被明军击退。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于谦又对京军三大营进行了改编。明朝边疆和京师防守力量的增强，使也先无隙可乘，也先利用英宗进行诱降、胁和、反间的政治阴谋又被明朝识破，拒绝与他议和言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恢复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也先于景泰元年八月无条件将英宗送回北京，恢复了与明朝的臣属关系。这充分显示了于谦领导明军抗击瓦剌军、保卫京师的彻底胜利。英宗回到北京后，当了名誉上的太上皇，幽居南宫。
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领导明朝军民打败了瓦剌军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保住了京师，使明朝在军事上转危为安。京师保卫战的胜利，除了军民的支持外，于谦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卓越的指挥才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胜不骄，败不馁，临危不惧，自始至终保持清醒头脑，果断沉着，迫使敌军在武战不胜、求和不成的条件下就范。他号令严肃，赏罚分明，因而能做到"片纸行万里，无不惴惴效力"。于谦"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的优秀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发扬光大。
63 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
元末明初，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历史上称为"倭寇"。明初，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倭寇未能酿成大患。
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海防松弛，倭寇祸害越来越严重。嘉靖年间，倭患尤甚。其原因一是明世宗昏庸腐朽以及严嵩的奸贪狠毒，庇护、纵容通倭官吏，打击、陷害抗倭将领。二是嘉靖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
这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倭寇的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被激愤的中国人民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倭的自卫斗争。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由汉、壮、苗、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爱国将领张经领导下，于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2000。这是抗倭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被称为"自有倭患来，此为战功第一"。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攻掠福建长乐，时城崩二十余丈，居民自动列栅抵御，"少壮守阵，老稚妇女运砖石"，迫使倭寇败退。次年，倭寇劫掠福建福安等地，遭到当地畲族人民的奋起抗击。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败走福建的倭寇，窜犯台湾鸡笼（基隆）一带，被高山族人民赶走。而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与其他明军配合，多次打败倭寇，最终取得了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利。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天，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御倭前线，任浙江都司金书。次年被推荐为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不久又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三府。这些地区是倭寇时常出没、遭受倭患最严重的地方。戚继光到任后，针对"卫所军不习战"的弱点，多次上书请求招募新军。
经过几个月的严密组织和艰苦训练，他建立起一支以义乌农民和矿夫为主的3000新军，并创造了"鸳鸯阵"的战术，用以训练士兵。这支军队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50余艘船2000余人聚集于宁波、绍兴海面伺机入侵。戚继光立即督舟师出巡海上。倭寇遂离开台州防区骚扰奉化、宁海，以吸引明军，而后乘机进犯台州。戚继光将军队一部守台州，一部守海门，自率主力赴宁海。倭寇侦知戚军主力去宁海，台州空虚，遂分兵三路分别进攻台州桃渚、新河、沂头。戚继光布署兵力，与敌人展开了台州大战。
台州大战，由新河、花街、上峰岭、藤岭和长沙之战组成。
四月二十四日，倭寇大肆抢掠新河城外各地。城内精壮士兵大都出征，留守者人心惶惶。戚继光夫人挺身而出，发动妇女守城，迫使倭寇不敢贸然逼近。二十五日，在宁海的戚继光令胡守仁、楼楠二部驰援新河。二十六日，倭寇逼进新河城下。这时，援军赶到，双方展开激战。入夜，戚军打败倭寇，残倭从铁岭方向逃走。次日，乘胜追击，将残倭打得落花流水。此战杀敌约200人，保住了新河。
戚继光击败宁海之倭后，听说进犯桃渚之敌焚舟南流，改进精进寺。他认为敌人这样做，是想乘虚侵犯台州府城，于是挥师南下，决定急行军先敌到达府城。二十七日中午，双方于离城仅1公里的花街展开激战。戚军前锋以火器进攻，杀死敌人前锋头目，并连斩7倭。敌人主力大败退逃。戚军即分兵两路猛追，将一股敌人沉于江水中，另一股被歼灭于新桥。只一顿午饭的工夫就结束了战斗，共杀敌300余，夺回被掳民众5000余。
四月二十五日，泊于健跳沂头海面的倭寇，二十八日登陆，五月一日进至台州府城东北的大田镇，妄图劫掠府城。戚继光率1500余人在大田岭设伏，与倭寇对峙。敌人闻有备，于初三日沿间道逃至大田，欲窜犯仙居，劫掠处州（今浙江丽水）。大田至仙居必经上峰山，山南是一狭长谷地，便于伏击敌人。戚继光先敌人到达上峰岭，令每人执松枝一束隐蔽身体，严阵待敌。五月四日，倭寇列10公里长队向仙居方向行进。五日经上峰岭南侧，远望岭上满山丛松，未见有兵，毫无戒备。待倭寇进入伏击圈，鸟铳齐发，戚军列一头两翼一尾阵，居高临下，勇猛冲杀。倭寇措手不及，仓皇应战，当即有数百人缴械投降。余倭被迫退至白水洋朱家大院，被戚军围攻，全部被歼。这次战斗，戚家军以少胜多，共斩杀300余人，缴获兵器近1500件，夺回被掳民众1000余。六日，戚军凯旋台州府城。
五月十五日，戚家军又取得了藤岭战斗的胜利。五月二十日，消灭了窜犯宁海以北团前、团后占据长沙之倭寇。从四月下旬开始，戚家军以少敌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取得了新河、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战斗的胜利，消灭倭寇数千人，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次年，倭寇窜犯宁波、温州，戚家军和其他明军配合，全歼倭贼，此后，倭寇未再大规模进犯台州地区，浙江的倭患基本平息。
浙江倭患平息后，倭寇纷纷南下骚扰福建，福建成为倭患中心。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七月，戚继光被派往福建剿倭。
戚继光入闽碰到的第一个倭巢是横屿，这是福建宁德县城东北海中的一个小岛，岛上倭寇有数千人，盘据数年，明军无可奈何。戚继光决心攻拔这一据点。他让士兵每人拿一束草，随进随用草填泥，士兵摆成鸳鸯阵，戚亲自击鼓，士兵在战鼓声中踏草前进。上岸后，兵士奋勇当先，与倭寇展开激战。后续部队也涉过泥滩，双方夹击，乱了敌倭的阵势，很快占领了倭巢，并将其焚毁。此战生擒倭寇近36人，斩300余，解救被掳男女800余人，取得了入闽抗倭的第一次胜利。
横屿之战后，戚家军在宁德稍作休整，便向福清挺进，相继攻拔福清境内的数个倭穴。八月二十九日抵达福清城，九月二日于牛田（今福清东南）大败倭寇，大部歼灭，救出被掳男女900余人；九月十三日，乘机奇袭盘踞林墩的倭贼，歼灭倭寇4000余人，救出被掳男女2100多人，消灭了兴化（今莆田）一带的倭贼。十月间，戚家军班师回浙江，从事休整和补充兵员，以俟再战。
戚继光回浙后，倭寇又大肆劫掠福建沿海。嘉靖四十一年底攻陷兴化府城，在城中烧杀奸淫掠夺，无恶不作，盘踞两个多月才弃空城退出，经岐头攻陷平海卫（今莆田县平海），以此为巢，四出骚扰。福建再次面临倭患的威胁。明朝调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先期援闽的广东总兵刘显与戚继光一道抗击闽倭。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戚继光抵达福建，立即察看倭巢地形。在攻击平海卫倭寇的战斗中，戚家军为中军，担任正面进攻，俞大猷为右军，刘显为左军，从两翼配合攻击。二十一日，戚家军以胡守仁部为前导分兵三路，以火器打乱了倭贼前锋骑兵，乘势发动猛攻，俞、刘二部从两翼投入战斗。倭寇三面受敌，狼狈窜回老巢。三路明军乘胜追击，将敌人围困于巢中，并借风火攻，荡平了倭巢。此战只用了四五个小时，歼倭2000多人，解救被掳男女3000多人，明军收复兴化城。
平海卫之战后，戚继光又率部消灭了原侵扰政和、寿宁的倭寇。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又相继大败倭寇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和漳浦蔡不岭，斩获颇多。余倭逃往广东。至此，福建倭患基本平定。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配合，歼灭了广东的倭寇。至此，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取得了最后胜利。
倭寇的侵掠骚扰，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平定倭患，使人们能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在平定倭乱的过程中，明朝政府的一些官员认识到，"海禁"既不能限制私人海上贸易，也不能防止倭寇。反而驱使沿海居民走上武装走私的道路，与倭寇内外勾结，为害颇大。嘉靖末年，比较有远见的官僚，纷纷建议政府解除海禁，发展海上贸易。到明穆宗隆庆时，明政府开始取消"海禁"，准许对外通商。这无疑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正常的海上贸易和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
抗倭战争的胜利，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其他抗倭将领的配合是密不可分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实现了他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灭倭志向。在剿倭战争中，戚继光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严格要求士兵，不准扰害百姓，做到兵民相体；在战略战术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进攻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防御重积极主动而不是机械地死守，在防御中伺机反攻。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鸳鸯阵"，发挥集体互助、长短兵器结合的机动、灵活、严密的作战力量，有效地打击敌人。这是戚家军屡败倭寇的重要原因，也是戚继光和戚家军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
64 明援朝抗日之战
"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
明援朝抗日之战是明朝万历时中朝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起于1592年至1598年结束。1592年是壬辰年，朝鲜史家因此称1592年——1598年的战争为壬辰卫国战争。
有明一代，中朝两国一直友好相处，使臣往来频繁。当时，中国向朝鲜输出绢、布、药材等物品，还特别允许朝鲜购买明朝严禁贩卖的硝黄、火药和牛角。朝鲜则向中国输出耕牛、马匹、纸张和苧布。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和经济上的相互援助，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朝鲜在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彩响下，于15世纪初首先创造了铜活字印刷术，这一技术后来传到中国。
这时，朝鲜为李朝所统治。南、北、老、少四党的斗争异常激烈，屡次发生政变。国内武备松弛，统治者重文轻武，"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300多郡县大多数没有城防。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发生了变化。1582年，中部尾张国织田信长被刺死，部下大将丰臣秀吉继续他的统一事业。他建筑大阪城作为根据地，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战争，初步结束了战国以来延续百年的分裂局面。为了满足国内封建主和商人贪财牟利的欲望，他极力向外扩张。他妄图先侵占朝鲜，然后征服中国及印度，奉日本天皇定都北京。丰臣秀吉借口朝鲜拒绝攻明，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底悍然派兵入侵朝鲜。日军以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统率十多万军队，上千艘战船，偷渡朝鲜海峡，用闪电式的战术，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在釜山登陆，五月占领王京（汉城），攻陷开城、平壤，侵占大片土地。国王宣祖出奔义州。
日军所到之处，焚烧劫掠，仅晋州一地，军民被屠杀者6万人。朝鲜人民纷纷组织义兵奋起抗战，到处阻击敌军。南部李舜臣领导的朝鲜水军，从五月初到八月，在玉浦、合浦、泗川、闲山岛、釜山等地多次进行海战，击沉敌舰300余艘，杀伤无数。朝鲜水军的巨大胜利，打乱了日本侵略者水陆并进的作战计划，为后来陆军的反击提供了有利条件。李舜臣长于战略，吸取朝鲜水军的传统经验，在旧有战舰的基础上，发明了龟船战舰。龟船外包铁板，不易被重炮击伤；周身插满锥刀，使敌人不敢攀登上船。仓内备置火炮，可以随时射击，喷出火焰。龟船形制轻巧，行动敏捷，可以出入敌舰阵内，在打击日军的海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日军向朝鲜北部入侵，中国边境受到严重威胁。这时，朝鲜国王李昖遣使向明朝告急，要求出兵援助。明朝政府深知："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决定立即派兵援朝。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朝派将领史儒率兵2000出征，祖承训率兵3000继后。史儒进到平壤附近，因道路不熟，适逢大雨，误中埋伏，力战牺牲。日军小行西长为麻痹明军，佯装和谈，狂妄地提出以大同江为界，将平壤以西归还朝鲜，意欲吞并平壤以南的大片领土。这种损害朝鲜人民利益的和议，遭到明朝的拒绝。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明朝政府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都督，增派4万兵力渡过鸭绿江，大举援助朝鲜。会合朝鲜士兵，经过周密部署，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初进军平壤。李如松亲率敢死队冲锋陷阵，与日军的精锐部队3万人遭遇，战斗非常激烈。劲弩齐发，火焰蔽空，中朝将士奋勇当先。神机营参将骆尚志冒险登城，腹部被滚石打伤，仍然屹立不动。60多岁的游击将领吴惟忠，胸部中弹洞穿，犹奋呼督战不已。李如柏的头盔中弹，李如松的坐骑被炮击毙，都置之不顾，愈战愈勇。激战到近中午，日军纷纷逃窜，中朝军队凯旋入城。此战共消灭敌人1万余人，俘虏无数，逃散日军不及总数的1A10，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的战局。朝鲜史书称："正月初八日壬戍进攻平壤，不崇朝而城破，除焚溺斩杀之外，余贼丧魄，逃遁。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二月，朝鲜军民也在幸州守城战中击退日军，取得辉煌胜利。在中朝军民英勇打击下，日军退据釜山，朝鲜国土几乎全部光复。
丰臣秀吉不甘心失败，假意与中国议和，以诱使明朝撤兵，这时，明朝内部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遂与日本和谈罢兵。和谈从万历二十一年九月起，拖延了3年。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被朝鲜和中国方面拒绝，和议最后破裂。朝鲜政府由于党争，一度罢免了李舜臣，继任者贪污腐化，防备松弛。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夏，丰臣秀吉又派军从水陆两路进犯，占领海军要塞和南部各地。李舜臣被重新起用，在鸣梁海峡以战船12艘应战，歼灭日军4000，保住了全罗、忠靖两道，争得时间重整水军。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七月，明朝再次派兵增援朝鲜。统帅邢玠当机立断，逮捕内奸沈惟敬，大会诸将，分兵三路，合力应战，迫使日军退守朝鲜半岛的南端岛山。这时日军盘踞朝鲜半岛已有7年之久，在沿海分布三处，战线长达千余里，士兵疲于奔命，供应不足，屡败厌战，士气低落。日军与明军交战往往"举阵惊骇奔散"，投降者愈来愈众。是时，日本国内普遍怨恨丰臣秀吉，秀吉在满腔懊丧中病死。十一月，加藤清正率军先逃，日军纷纷撤退。中、朝军队英勇追击，断其归路。在东南海岸露梁海战中，朝鲜著名将领李舜臣亲自驾船擂鼓，率龟船冲入敌阵，被日军包围。明将陈璘舍身救援，年高70的明朝老将邓子龙，率领壮士200人，跃上朝鲜战船奋战，杀敌无数，所驾战船不幸起火，壮烈牺牲。李舜臣、陈璘杀出重围，赶来救援，连开虎蹲炮，击沉敌船。李舜臣不幸中弹，伤重垂危，他叮嘱不许声张，把军旗交部下代为发号施令，继续战斗，直到胜利。此次海战，中朝军队大获全胜，击沉敌舰数百艘，全歼日本水军。日本陆军完全孤立，仓皇逃窜回国。援朝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经过7年的艰苦战斗，中朝军民终于把日本侵略军驱逐出境，粉碎了丰臣秀吉吞并朝鲜征服中国的妄想。战斗一结束，陈璘急忙在阵前寻找李舜臣以共庆胜利，突然听说李已经中弹牺牲，悲痛至极，昏倒在船上。朝鲜人民为缅怀明朝援朝将士的功绩，为邢玠、邓子龙等英雄建立了庙宇，供后人瞻仰。
65 萨尔浒之战
"明朝衰亡，后金兴起，'肇于是战'"
萨尔浒之战，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关键性一战。
在这次战役中，后金军在作战指挥上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5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5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成为战争史上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一个出色战役。
后金是居住在我国长白山一带女真族建州部在明时建立的政权。北宋末期，女真完颜等部建立金朝，从东北进入黄河流域，另一些部落仍留居东北。明朝初年，这些留居东北的部落分为海西、建州、东海三大部。明神宗万历十一至十六年（1583-1588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统一建州各部，又合并了海西与东海诸部，控制了东临大海（今日本海）、西界明朝辽东都司辖区、南到鸭绿江、北至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等广大地区，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确立了兼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职能的八旗军制。八旗士兵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开始时只分黄、白、红、蓝四色旗帜。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又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为八旗。女真人分编在八旗中，每旗可出兵7500人，共有兵力6万余人，主要是骑兵。此外，还修筑了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等城堡，补充马匹和战具，屯田积粮，积极备战。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称金国汗，以赫图阿拉为都城。
明朝统一全国后，在东北设官置治，建卫设防。洪武四年（1371年）在辽阳设立定辽都卫，后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永乐元年（1403年）置建州卫，永乐七年在黑龙江口附近的特林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后又在这些地区陆续增设卫所。
万历时从鸭绿江至嘉峪关设置"九边"即9个重镇，其中辽东辖今辽宁大部地区。明朝对女真各部的统治，一面以羁糜政策笼络其首领，封官晋爵赏赐财物；一面分化女真各部，使其互相对立，以便分而治之。后来由于对女真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不断加剧，引起了女真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便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积极向明辽东都司进行袭扰。在明与后金对抗中，居于开原附近的女真族叶赫部，为避免被努尔哈赤吞并，依附明朝，反对后金。鸭绿江以东的朝鲜李氏王朝，也倾向于明。蒙古察哈尔部，住在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与承德之间，与金对立，但同明的关系也好坏无常。住在大兴安岭南部的蒙古科尔沁部与住在大凌河以北的蒙古喀尔喀部，倾向并依附后金，常与后金配合，袭扰辽东。在这种形势下，明虽可以利用叶赫部屏蔽辽东，利用朝鲜李氏王朝牵制后金，但叶赫部人少力弱，朝鲜李氏王朝也因遭到日本的侵略和后金的袭扰无力助明。
因此，明与后金在争夺辽东的斗争中，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境地。
明朝晚期，因忙于镇压关内人民起义，无力顾及辽东防务，驻守辽东的明军，训练荒废，装备陈旧，缺粮缺饷，虚额10余万，实有兵不过数万。加上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守备又极分散，军队战斗力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趁明朝内争激烈、防务松弛的时机，决意对明用兵。二月，召集诸臣讨论用兵方略，决定先打辽东明军，后并叶赫部，最后夺取辽东。三月间，加紧秣马厉兵，扩充军队，修治装具，派遣间谍，收买明将，刺探明军虚实。在经过认真准备和精心筹划之后，努尔哈赤在四月十三日誓师反明，率步骑2万发起进攻。次日，兵分两路，左四旗兵取东州堡，（今辽宁抚顺县东大东州）、马根单堡；自率右四旗兵及八旗精锐内兵（护军）向抚顺所（今辽宁抚顺城）进发。十五日清晨进围抚顺城，明军守将李永芳不战而降。明军在抚顺周围的堡寨均被后金军占领。四月二十一日从广宁（今辽宁北镇）出发的明总兵张承荫部1万援军赶至，双方展开激战，张承荫战死，明军死伤甚众。四月二十六日后金军撤回都城。五月，后金军再次越过边墙，攻克明大小堡寨11个。七月，后金军进围清河堡（今辽宁本溪市东北），经力战后攻陷清河堡。
至此，抚顺城以东诸堡，大都为后金军所攻占。后金军袭占抚顺、清河后，曾打算进攻沈阳、辽阳，但因力量不足，翼侧受到叶赫部的威胁，同时探知明王朝已决定增援辽东，便于九月主动撤退。经过一段休整，努尔哈赤又于次年正月亲率大军进攻叶赫部，给予其重大打击和破坏，基本稳定了翼侧，然后倾其全力对付明朝。
万历后期，明统治者只顾抽调重兵镇压人民起义，对辽东防务置之不顾。及至抚顺等地接连失陷，明神宗方感到事态严重，派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并决定出兵辽东，大举进攻后金。但由于缺兵缺饷，不能立即行动，遂加派饷银200万两，并从川、甘、浙、闽等省抽调兵力，增援辽东，又通知朝鲜、叶赫出兵策应。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援军虽大部到达沈阳地区，但粮饷未备，士卒逃亡，将帅互相掣肘。明神宗唯恐师老财匮，不顾这些情况，一再催促杨镐发起进攻。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明抵达辽东的援军8．8万余人，加上叶赫兵一部、朝鲜军队1．3万人，共约11万，号称杨镐的作战方针是：以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一举围歼后金军。具体部署是：总兵马林率1．5万人，出开原，经三岔儿堡（在今辽宁铁岭东南），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总兵杜松率兵约3万人担任主攻，由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由西面进攻；总兵李如柏率兵2．5万人，由西南面进攻；总兵刘綎率兵1万余人，会合朝鲜军共2万余人，经宽甸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上，由南面进攻。另外，总兵官秉忠率兵一部驻辽阳为机动部队，总兵李光荣率兵一部驻广宁，保障后方交通。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原拟二十一日出边进击，但因天降大雪，改为二十五日。同时，限令明军四路兵马于三月初二会攻赫图阿拉。但四路明军出动之前，作战企图即为后金侦知，因而努尔哈赤得以从容应付。
努尔哈赤在攻破抚顺、清河之后，鉴于同明军交战路途遥远，需要在与明辽东都司交界处设一前进基地，以备牧马歇兵，于是在吉林崖（今辽宁抚顺市东）筑城屯兵，加强防御设施，派兵守卫，以扼明军西来之路。此时，当努尔哈赤探知明军行动后，认为明军南北二路道路险阻，路途遥远，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于是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将10万兵力集结于都城附近，准备迎战。二月二十九日，后金军发现刘綎军先头部队自宽甸北上，西路杜松军已出抚顺关东进，但进展过速，孤立突出时，决定以原在赫图阿拉南驻防的500兵马迟滞刘綎，乘其他几路明军进展迟缓之机，集中八旗兵力，迎击杜松军。三月初一，杜松军突出冒进，已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看到杜松军孤军深入，兵力分散，一面派兵增援吉林崖，一面亲率六旗兵4．5万人进攻萨尔浒的杜松军。次日，两军交战，将过中午，天色阴晦，咫尺难辨，杜松军点燃火炬照明以便进行炮击，后金军利用杜松军点燃的火炬，由暗击明，集矢而射，杀伤甚众。此时，努尔哈赤乘着大雾，越过堑壕，拔掉栅寨，攻占杜军营垒，杜军主力被击溃，伤亡甚众。后金驻吉林崖的守军在援军的配合下，也打败了进攻之敌，杜松阵亡。明西路军全军覆没。
明军主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形孤势单，处境不利。是夜，马林军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得知杜松军战败，不敢前进，将军队分驻三处就地防御。马林为保存实力，环营挖掘三层堑壕，将火器部队列于壕外，骑兵继后。又命部将潘宗颜、龚念遂各率万人，分屯大营数里之外，以成犄角之势，并环列战车以阻挡敌骑兵驰突。努尔哈赤在歼灭杜松军后，即将八旗主力转锋北上，迎击马林军。三月初三，后金军一部骑兵横冲龚念遂营阵，接着以步兵正面冲击，攻破明军车阵，击败龚军。后金主力进攻尚间崖后，马林率军迎战。后金以骑兵一部迂回到马军阵后，两面夹攻，大败马林军，夺占尚间崖。接着率兵击破潘宗颜部，北路明军大部被歼。
刘綎所率的南路军因山路崎岖，行动困难，未能按期进至赫图阿拉。因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南下，迎击刘军。
为全歼刘军，努尔哈赤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打法，事先以主力在阿布达里岗（赫图阿拉南）布置埋伏，另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号，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要刘綎速进。刘綎信以为真，立即下令轻装急进。三月五日，刘綎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兵败身死。努尔哈赤乘胜击败其后续部队。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兵力，对三路明军未作任何策应。及至杜松、马林两军战败后，才慌忙调李如柏军回师。李如柏军行动迟缓，仅至虎拦岗（在清河堡东）。当接到撤退命令时被后金哨探发现，后金哨探在山上鸣螺发出冲击信号，大声呼噪。李如柏军以为是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伤1000余人。
萨尔浒之战，历时5天，以明军的失败、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明军的失败，作战指挥方面的原因，一是对后金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情况不明，料敌不确，筹划不周，准备不充分，因而分进不仅未能达成合击，反遭各个击破。二是主力突出冒进，孤军深入，陷入重围，全军覆没，并使南北两路也陷入力单势孤的危境，为后金从容转移兵力，依次各个歼击造成了有利战机。三是杨镐掌握的机动部队置于辽阳，远离前线，既不能及时策应前队，也不能掩护败退。加上杨镐远处后方，对战况盲无所知，前线又无人统一指挥和协调各军行动，其失败是必然的。另外，明军作战意图事先泄露，使后金预有准备，也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观努尔哈赤，在作战指挥上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是十分成功的，首先，及时探明敌情，适时判明对方进攻的主次方向，正确决定首先反击对其威胁最大而又孤立突出的杜松军，形成对明军各路的中间突破。其次，善于集中使用兵力，除以一部扼守要点外，八旗主力始终集中使用于一个方向上，从而在总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使每战形成局部优势，保证战斗的胜利。再次，能发挥其骑兵快速机动的特长，及时迅速转移兵力，既弥补了兵力不足，又使明军猝不及防。另外，努尔哈赤善于用间行诈，也是取胜的重要原因。
后金军此战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自遭此惨败，完全陷入被动，辽东局势顿形危急。此战之后，后金军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明由轻忽自大变为软弱妥协。消极保守的战略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直至最后清叩关而入，明朝灭亡。
66 明末农民战争
中国古代农民军事武装斗争的顶峰
明末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起义军与明清军队进行的一场战争，近200万农民革命大军在黄河南北、长江上下十几个省的辽阔地区，与明清地主阶级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这次战争从明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王二起义开始，经过渑池之战、洛阳之战、襄阳之战、成都之战和山海关之战，至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失败，起义军与明军战斗17年，与清军战斗14年，是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的最高发展和总结。
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压榨下，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陕西地区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心地。
陕西长期以来是全国社会矛盾的焦点，明朝藩王对农民横征暴敛，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战争的地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以陕西为中心，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士兵兵变，手工业者罢矿不断发生，为明末农民战争准备了必要条件。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饥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进行斗争，他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王二首义点燃了农民战争的星星之火，各地纷纷响应。天启八年（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张献忠也在延安米脂起义，李自成后来投入高迎祥军中。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建立了临时性革命政权。但是，农民起义军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而且成份复杂，缺乏推翻明朝政权的明确目标，就全国范围来看还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陕北起义震惊了明朝统治者，崇祯皇帝准备利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企图瓦解农民革命。在明军剿抚兼施进攻下，陕西战场义军除壮烈牺牲外，不少首领接受了朝廷招安，呈现出时降时叛的复杂局面。为避开明军主力，王嘉胤率军入晋，起义中心转移到山西。王嘉胤牺牲后，王自用联合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各部，号称36营，在山西继续战斗，农民起义军由分散状态进入协同作战阶段。义军势力壮大，宣告了明朝招抚政策破产，主抚派杨鹤下台，洪承畴继任三边总督，集中力量围剿起义军。王自用在崇祯六年（1633年）作战牺牲，起义军在高迎祥领导下与明军展开了激烈博斗，损失较大。为保存实力，起义军从山西转入河南。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经渑池县突破黄河防线，转移到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展开了新的战斗。渑池突围的胜利，不但使义军未被消灭，而且变被动为主动，对后来起义军势力壮大意义重大。
起义军渑池突围后，在豫楚川陕交界山区流动作战，与明军周旋，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明将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连连受挫，被迫转入西部山区。崇祯九年（1636年）夏，起义军被围困在丛山之中长达3个月。高迎祥率部从陕西汉中突围，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被俘牺牲。
高迎祥牺牲后，起义军逐渐形成为两支劲旅，一支由张献忠领导，活动在湖北、安徽、河南一带；另一支由李自成领导，活动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洪承畴优势兵力围攻下，起义军蒙受了很大损失。李自成兵败梓潼，退守岷州（今甘肃岷县）、临洮。张献忠败于南阳、麻城，最后投降了明军，起义转入低潮。为保存起义军力量，李自成率部进入河南，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一月攻占洛阳，镇压了福王朱常洵。张献忠经过一年休整，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再次起兵，在罗山（今湖北竹山县东南）歼灭明军主力左良玉部，后转入四川，在达州战役中大获全胜，随即兵进湖北，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攻陷襄阳，镇压了襄王。李自成、张献忠相继攻占洛阳、襄阳，宣告了明朝围剿政策的破产。
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大军相互应援，分别在川陕和河南战场与明军作战。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攻下武昌，把楚王投入江中。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八月攻陷成都，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李自成从洛阳转入湖广作战，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攻下襄阳，称新顺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机构。此后连克承天府（今湖北钟祥县）、孝感、黄州（今湖北黄冈市）等地，基本上摧毁了明朝在河南的精兵，"据河洛取天下"。李自成攻占襄阳后，在政治上提出"均田免粮"口号争取群众，军事上改变过去流动作战战术，派遣将领分守所克城邑，严密军事组织，建立各种军事制度，把军队分为骑兵和步兵两种，形成营队两组编制，战术上步骑配合，骑兵诱敌，步兵拒战，然后骑兵包抄合围。攻城时骑兵布围，步兵冲锋，昼夜三番轮攻。这表明起义军已由流动作战阶段进入阵地战阶段，已具备了推翻明朝的实力。李自成确定了先取关中，继取山西，后占北京的策略。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大军攻克潼关，率10万大军围歼明三边总督孙传庭，十一月起义军不战而进入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势力进一步壮大，把西安作为攻打北京的基地。然后，李自成亲率大军渡黄河进入山西，攻克太原，沿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县），从北面包围了北京。另一路义军由左营制将军刘芳亮率领，渡黄河攻克山西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分取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保定，从南面包围北京。三月十七日，李自成从昌平围攻北京，北京明军不攻自溃，十九日李自成率兵进城，崇祯帝在煤山自杀，明朝被推翻。
李自成进京后，面临的形势是如何消灭明朝残余势力，其中力量最强的是盘踞在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成为起义军的心腹之患。出于对农民起义军仇恨的地主阶级本性，吴三桂投降了清朝，与清军联合镇压起义军。四月，李自成亲率大军攻打吴三桂，在山海关激战。在满汉军队联合进攻下，李自成失败，撤回北京。二十九日匆忙称帝，建国大顺，次日退出北京。
李自成撤出北京后，有计划地实施战略退却，经山西平阳、韩城进入西安。清军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冬分兵两路进攻西安，次年二月潼关失守，李自成从西安经襄阳进入武昌，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壮烈牺牲。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次年七月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十一月牺牲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李自成、张献忠牺牲后，农民军余部继续坚持战斗，大顺农民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郝摇旗、刘体纯等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东地区；另一路由李过、高一功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西地区。大西农民军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转入川贵，坚持抗清斗争。清军集中兵力镇压义军，李过病逝，高一功、刘体纯、郝摇旗等战死，孙可望降清，李定国兵败。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明末农民军余部完全失败。
明末农民起义军和明清军队经过30余年的反复较量，推翻了明朝，打击了清朝，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谱写了新篇章。
明末农民战争最典型的战术是流动作战，具有很大优越性，义军时分时合，神出鬼没，使明军疲于奔命。明军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因督抚与武臣存在矛盾，军政腐败，军队没有战斗力，且分兵作战，在具体战役中往往只有起义军的几分之一或1A10，常常失败。农民起义军在战略策略上运用恰当，渑池突围完成了战略转移，后来从流动作战转为阵地战，避免了不利条件，变被动为主动。起义军军纪严明，战斗力较强，与明军形成鲜明对比。进入北京后，军事首领滋长了腐化思想，军队纪律松弛，战斗力下降，在明清军队进攻下功败垂成。农民军将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都激励着后人。
67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
中国古代海战史上最大的登陆作战
收复台湾之战，是由民族英雄郑成功领导的驱逐荷兰殖民者的正义战争。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明朝末年，由于政治腐败，武备废弛，台湾、澎湖的防卫力量逐渐削弱，给外敌窥伺造成可乘之机。17世纪初，荷兰政府在其亚洲的殖民基地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建立东印度公司，专门从事对东方各国的经济掠夺和武力侵略。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开始，荷兰殖民者以贸易、通商为名，对我国沿海各地进行袭扰。天启四年（1624年）在台南附近的台江登陆，侵占了台湾地区。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军在台湾北部击败西班牙殖民军，霸占了整个台湾。荷兰侵略军侵占台湾后，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强征重税，进行搜刮。殖民者的残暴行径，激起了台湾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反抗和斗争遍及全岛各地，绐终没有停止过。
郑成功是明末将领郑芝龙之子，明亡后，退守金门、厦门一带，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斗争。为了驱逐荷兰殖民者，建立稳固的抗清基地，郑成功决意收复台湾。永历十三年（1659年）十二月，郑成功召集诸将，研究收复台湾和留兵防守金门、厦门事宜。正在此时，一个名叫何廷斌（一称何斌）的人，从台湾来厦门求见郑成功，控诉了荷兰殖民者的种种暴行，希望郑成功把台湾同胞从荷兰压迫下解救出来。他还把荷兰殖民者的情况透露给郑成功，并把台湾水道及要塞设防情况绘成地图，表示愿为向导。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李定国联明抗清战败，大陆各省基本被清军占领。郑成功感到形势紧迫，只有收复台湾，连接金门、厦门，然后进则可战而复中原，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于是作出了进军收复台湾的决策。为了顺利收复台湾，郑成功进行了充分、周密的准备：不断侦察台湾情况，秘密搜集情报，勘测航路，了解荷军兵力配备、设防等情况。筹备粮饷，扩充军队，使陆师达到72镇，每镇1000人，水师20镇，总兵力10余万人。
修造战船，加紧训练。永历十五年二月，郑成功在基本完成战前准备工作后，遂从厦门移师金门，命其子郑经及部分将领留守厦门、金门，以防清军乘虚袭取；自率大军进军台湾。
进攻台湾的舰队分为两个梯队：郑成功亲率第一梯队先期出发，共有战舰数百艘，部队2万人；第二梯队由黄安等指挥，共有战舰20余艘，部队6000人。台湾本岛地形东高西低，人口会聚西部，以"澎湖为门户，鹿角为咽喉"。郑成功根据敌情地形，确定如下作战方针：首先收复澎湖，以之为前进基地，然后乘涨潮之机，通过鹿耳门港，实施登陆，切断台湾城、赤嵌楼两地荷军联系，分别予以围歼，然后收复台湾全岛。
荷兰殖民者为了阻止郑成功收复台湾，也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准备：增加兵力，到战前，荷兰侵略军在台湾的总兵力约2800人，战舰"赫克托"、"斯·格拉弗兰"和"威因克"、"马利亚"等以及小艇多艘。修城筑堡，在台南海岸修建了一些坚固的城堡和炮台。其中的台湾城和赤嵌楼（今台南市西北的镇北坊），是荷兰侵略军用主要力量防守的两个城堡。储备物资，实行封禁。规定禁止任何中国人进入赤嵌楼要塞，禁止渔民下海捕鱼，不准商船与大陆贸易，禁止与大陆通信，以防走漏消息等等。搜集情报，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侦察郑军的动向。调整兵力部署，将其兵力主要配置在两个方向上：一是台湾城及其附近的小岛和海面、江面，兵力约1800人，舰船多艘，由荷军头目揆一亲率；二是在赤嵌楼驻兵500多人，由描难实叮率领；其他港口和城堡约有四、五百人守卫。在此之前，鹿耳门港已用沉船堵塞航道。此港水浅礁多，不便通行，没有派兵防守。揆一的意图是，依恃台湾城炮台的火力，居高临下，封锁海面，另派甲板船防守大港海口，阻止郑军登陆。
永历十五年（1661年）三月初一，郑成功在金门举行隆重的誓师仪式。二十三日中午，郑成功亲率第一梯队自金门料罗湾出发，浩浩荡荡向东南挺进。次日清晨，舟师抵达澎湖，因荷军兵力薄弱，很快予以占领。三日后，郑军继续东征，进至柑桔屿海面时，遭风雨所阻，被迫折回。三十日，郑成功留下3000兵力驻守澎湖，率领舰队，冒着暴风雨横渡海峡，于四月初一日拂晓航抵鹿耳门港外。由鹿耳门外海进港有两条航路：一条是南航道，口宽水深，但有敌舰防守，陆上台湾城又置重炮瞰制航道，不易通过。另一条是北航道即鹿耳门航道，门阔仅里许，水中沙石淤浅，舰船触之立碎，仅一线可容三舟并进，水路长数十里，横渡可至赤嵌楼。由于航道水浅，荷兰侵略者事先又用破船堵塞，因而只有涨潮时才能通过。郑成功决定由北航道突入。四月初一中午，海潮大涨，郑成功乘机率队进发，大小战舰顺利通过鹿耳门，进入内海，将舰船分布在台江之中。台湾城上的荷军以为中国船队一定会从正面进攻，所以只在南航道岸上准备了大炮。郑成功偏偏从鹿耳门开进台江，避开了敌人的火力。荷兰军队对郑军这种出乎意料的行动惊慌失措，来不及调整大炮，只好仓促出动夹板船到海面阻击，郑军水师冲过荷军防线，先在赤嵌楼以北的禾寮港登陆，接着在鹿耳门方向登陆成功。台湾人民见郑军到达，争先恐后前来接应，郑军很快站稳脚跟。
郑军顺利登陆后，荷兰侵略者的要塞赤嵌楼、台湾城及仅有的几艘战舰，便暴露在郑军面前，处于分隔被围状态。但荷兰侵略军妄图凭借船坚炮利和城堡坚固，从水陆分兵，乘郑军立足未稳，实施反击。海面上，荷兰侵略军以四艘舰船阻击郑军，郑成功以60艘战船把荷舰包围起来，双方展开激烈炮战。郑军战舰装备虽不如荷军，但水兵们英勇顽强。结果，击沉敌主力舰一艘，炸毁甲板船一艘，其余漏网逃走。在陆上，荷兰舰长贝德尔率领240名士兵向郑军反击。郑将陈泽率4000人，以大部兵力正面迎击，以七八百人迂回到敌军侧后，前后夹击。结果，贝德尔毙命，荷军被歼180多人，只有少数人逃回台湾城。荷兰侵略军海陆两战失败后，仍企图固守赤嵌楼、台湾城这两座孤立的城堡。郑成功一面派兵切断荷军水陆交通，一面乘胜进攻赤嵌楼。台湾人民也纷纷自动武装起来，协助郑军打击荷兰侵略者。四月初四，赤嵌楼的水源被台湾人民切断，描难实叮被迫率部投降。四月初七，郑成功除留一部兵力扫清其他地方的残敌外，亲自督师围攻台湾城。
台湾城城高墙厚，守备完善，城四隅向外突出，置炮20尊；南北各置巨炮10尊。荷军火炮密集，射程远，封锁了周围每条道路，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接近，都会受到堡上炮火的轰击。郑成功占领赤嵌楼后，即组织进攻台湾城。他采取正面进攻和翼侧迂回、水陆配合的战法。四月初四，派兵一部从左翼侧逼近台湾城，击败迎击的荷军。四月初七，又指挥将士渡海从南端进攻台湾城。这时，困守在城内的侵略军只有870人，退据堡垒继续顽抗。郑成功一面积极准备攻城，一面写信谕令揆一投降，揆一不理。郑成功即调集28门大炮运入市区，向台湾城猛轰，摧毁台湾城大部胸墙，击伤许多荷军。揆一不顾一切列炮于城上，集中轰击，迫使郑军后撤。
郑成功鉴于台湾城池坚固，强攻一时难以奏效，为减少伤亡，进一步作好准备，决定改取长围久困、且耕且战的方针。五月初二，郑军第二梯队抵达台湾，从台湾城南面逼近该城城堡。郑军兵力得到加强，供给得到补充，遂从五月初五开始，在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筑起防栅，并挖了一条很宽的壕沟，围困荷军。同时准备了攻城器械和炮具。
五月二十八日，巴达维亚当局得知荷军在台湾战败的消息，即调集700名士兵，10艘战舰，赶赴台湾增援，七月初五到达台湾海面。郑成功侦知这一情况，抓紧进行围城和打援部署。荷兰侵略者得到增援之后，力求迅速改变被围的不利处境，决定用新到的舰船和士兵把郑军逐出台湾城市区，并击毁停泊在赤嵌楼附近航道上的郑军船只。其部署是：以两艘战船迂回到市区后海面摧毁郑军炮位，出动三、四百名步兵进攻市区，另派大小20艘舰艇袭击郑军战船。闰七月二十三日，双方在海上接战，郑成功亲统战舰在海上迎击，将敌舰包围，经一小时激战，击毁、烧毁荷舰两艘、俘小艇三艘，毙敌100多名。其余荷舰逃往远海，再也不敢靠近台湾。因海上失败，荷军在陆上未敢发起进攻即草草收兵。被围荷军粮饷匮缺、士气低落，不少士兵吃了发霉的食物而中毒，战死饿死者众多。郑军则进行休整，不断加筑工事，架设巨炮，准备继续攻城，民众还协助郑军断绝了荷军的水源。在围困台湾城8个多月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之后，郑军发起总攻。十二月初六，攻占城外重要据点乌特利支堡，然后居高临下，向台湾城猛烈轰击，揆一见大势已去，于十二月十三日率部投降。至此，沦陷了38年的台湾又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的伟大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是我国海战史上规模大、距离远的一次成功的登陆作战，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突出战例。这次胜利的取得，除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军队纪律严明、作风顽强、战斗勇敢外，果断而出敌不意的作战指挥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主要表现是：详细侦察掌握台湾地形和敌军布防以及天候、潮汐、航道等情况，在人力、物力上进行了长期的较为充分的登陆作战准备，反复商讨作战计划，做到行动统一，计划周密。注意隐蔽作战企图，大胆利用不良的气候条件，达到出敌不意。正确选择渡海航线和登陆地点，先占澎湖，以此作为登陆台湾的跳板和屏障，既可使登陆台湾有了可靠的进攻出发基地，又可保障后续部队的航渡和后勤支援，还可据以阻敌海上增援。选择鹿耳门航道，既可攻其无备，又可一举分割荷军部署，隔断敌人联络，奠定了胜利的基础。集中数量优势的战船，进行海上打援，开创了海战史上以小而装备劣势的战船击败大而装备优势的战舰的先例。及时解决后勤保障，始终抓紧粮饷的补给，保障了战争的顺利进行。
此战的胜利，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显示了中国人民从来就不能容忍自己的领土任人宰割的斗争传统，为中华民族抗击海外侵略者，维护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统一，创造了光辉的业绩。郑成功因而成为受人景仰的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指挥的这一英勇机智的登陆作战，为中国战争史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68 清平定"三藩"叛乱之战
运筹帷幄，为统一而战
平定"三藩"叛乱之战是清康熙时消除南方"三藩"割据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战争。
"三藩"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
他们本为明朝辽东边将，后来降清，或开关迎接清军进入山海关，或为清廷南征北战，镇压人民的反抗和抗清势力，立有战功。清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之后，他们以功被封为王，享受高官厚禄，作为清朝控制南方边远地区的藩篱。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保存并扩大自己的实力。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恣意妄为，对下鱼肉百姓，对上与中央政府抗衡。
吴三桂割据云南，大肆圈占民田，把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自己的佃户，恢复明末各种繁重的赋役，强迫农民纳租纳税。抢掠人口，"勒平民为余丁，不从者指为'逃人'"。放高利贷"诱人称贷责重息"。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其部属更是无恶不作，杀人夺货，无所畏忌。尚之信在广东则是一个酗酒杀人的恶魔，以杀人为乐。令其部属私充盐商，姿意盘剥。耿精忠在福建也是横征盐课，勒索银米。他们还夺人田庐，掠人子女，莫敢谁何，十分猖狂。
吴三桂在云贵，掌管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总督、巡抚均"听王节制"。他专横跋扈，"用人，吏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为了达到世守云南割据一方的目的，他公然将清廷命官"指为外人"。大量招揽宾客及有才望者，蓄为私人，遍置于水陆要冲，严密控制。甚至还向全国选派官吏，称为"西选"，一时出现了"西选之官几满天下"的情况。
吴三桂除同另两藩互通声息外，又"岁遣人至藏熬茶"，通使达赖喇嘛，"奏互市茶马于北胜州（今云南永胜）"，力争西藏上层分子的支持。耿、尚二人也是尾大不掉，没把皇帝放在眼里。
"三藩"各拥有雄厚兵力。吴三桂有旗兵53佐领，绿旗兵10营，耿、尚各有兵马15佐领和六七千绿旗兵，总共10余万人。巨额的军费开支，全由国库支付，造成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的局面，清财政面临巨大的困难。"三藩"割据势力的膨胀，严重威胁清朝政府的国家统一，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康熙初年，清中央政府逐渐对"三藩"采取了限制的政策，着重限制"三藩"中实力最强大的吴三桂，如命令他缴还大将军印，同意他辞去云贵总管，罢其除吏之权等。这些措施除了加深了双方矛盾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玄烨亲政之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大事，对飞扬跋扈的"三藩"割据势力，夙夜忧心。除掉鳌拜后，决计清除"三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请求告老归辽东，以其子尚之信承袭爵位继续坐镇广东。玄烨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同意他告老，但不允许其子袭爵，命令其尽撤藩兵回籍。这道命令触动了吴、耿二藩，他们也不得不请求撤藩，一方面试探清廷的态度，一方面积极准备叛乱。当时朝廷大臣意见不一，大多数人认为一撤藩，势必引起反抗，反对撤藩。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主张撤藩。康熙玄烨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现在撤也反，不撤也反，不如先发制之。于是将计就计，同意吴三桂和耿精忠所请，毅然下令撤藩。
撤藩令一下，吴三桂即于十一月间在云南发动叛乱，发出檄文指斥清廷"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色，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起"复明"的旗号，以欺骗人民。叛军很快攻进湖南。不久，广西将军孙延龄、提督主雄等据广西叛，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等据四川叛。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叛。不到半年，清廷的滇、黔、湘、川、桂、闽六省全部失掉。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据广东叛。接着，战乱扩大到赣、陕、甘等省。
吴三桂等人的反叛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动。大学士索额图提出杀掉主张撤藩者的头，取消撤藩令。达赖喇嘛也暗助吴三桂，提出"裂土罢兵"。康熙力排众议，对其他叛乱分子采取招抚拉笼的手法，暂时停撤耿、尚二藩，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元凶吴三桂。下令剥夺吴三桂的王爵，杀其子吴梦熊于北京。军事上迅速制定了一套作战计划，下令讨伐。急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劲旅前往荆州，与吴军隔江对峙。又命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蜀，大学士莫洛经略陕西。命康王杰书等率师讨伐耿精忠。又命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以备调遣。
战争开始后，清朝方面暴露了严重弱点。首先是调兵遣将，着着落后；其次是八旗兵斗志不强。湖南守将慑于吴军的来势凶猛，丢掉了许多城池。派到武昌、荆州的八旗兵不敢渡江前进。与之相反，叛军方面却屡屡得手。吴三桂多年来养精蓄锐，兵强马壮，先声夺人。但叛军内部也有致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首先，人民群众渴望统一，与人民为敌的吴三桂显然得不到更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其次，叛军内部无法形成整体，不相统属，心志不齐，难以持久。康熙玄烨依据时局，运筹帷幄，以湖南为主战场，坚决打击湖南的叛军，辅以陕、甘、川线和江西、浙东东线，三个战场相互配合，把叛军分割开。江西地位重要，水陆皆与闽楚接壤，决计固守。当耿精忠叛乱时，清军就有效地割断了耿、吴叛军的会合。对西北则采取稳定策略。陕西提督王辅臣，态度暧昧，叛而附，附而又叛，甚至杀害了陕西经略莫洛。康熙以极大的耐心争取他，表示"往事一概不究"，极力安抚，终于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把王辅臣争取过来，保住了陕西，使吴三桂打通西北的阴谋未能得逞，清军得以腾出兵力增援南方。又利用耿精忠同郑经的矛盾，多方招抚耿精忠。不久耿归附清廷，清收复福建。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五月降服，稳住了广东。由于康熙处置得当，吴三桂失去了外援，军事上完全陷于孤立。这样，从康熙十五年起，战争的优势逐渐转到清军方面来了。
清朝将陕西、福建、广东局势稳住后，便命令诸将重点进攻湖南。清军从荆州江北和江西两方面展开进攻。尤其是从江西方面迂回间道破袁州，又自醴陵攻萍乡，乘胜直指长沙，震动了湖南。吴三桂急忙率领松滋等长江湖口前线驻军回援长沙，全力拒守。此时，康熙乘吴军全力固守长沙而湖口各路守备空虚之机，命清军自荆州渡江进攻，吴军溃败。
康熙十七年，战势对叛军更加不利。势穷力竭的吴三桂为了鼓舞士气，于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但这一招并未起什么作用，他坐困衡州，一筹莫展，八月病死。部将迎其孙吴世璠即帝位，改元洪化，退居贵阳。
清军乘势发动攻击，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军平岳州、常德、长沙、衡州等地后，恢复了湖南全省，同时收复广西。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克汉中，定成都，取重庆，收复四川。同时，康熙处分了奉命攻打重庆而中道退返荆州的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命令彰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接替指挥，率师由湖南进攻云贵。
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清军收复贵州，彰泰开始进入云南。二月，赖塔率师由广西抵云南。九月，清将赵良栋率师由四川至云南，与另二路先期抵达的军队会合，加紧围攻昆明。此时，被清军俘获后发给银粮返还原籍的苗族兵将，纷纷帮助清军。十月，昆明城中，粮尽援绝，南门守将开门迎降，吴世璠服毒自杀，云贵悉平。平定"三藩"叛乱战争至此结束。
这次平叛战争的胜利，清除了地方割据势力，避免了一次国家大分裂，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中央集权制力量得到加强，提高了抗御外敌的能力。康熙在平叛战争结束后，没收藩产入官充当军饷，撤藩回京师。除吴三桂部调往边区站、台服役外，其余各部重新编入八旗。福州、广州、荆州派八旗兵驻防，广西、云南派绿营兵镇守，彻底消除了藩镇制。此外，这次平叛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受"三藩"割据之害的人民的解放，给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有利于边疆和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
平定"三藩"叛乱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正义力量的胜利。吴三桂等人发动的叛乱，目的在于搞分裂割据，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失败是必然的。而清朝平叛则是维护国家的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能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
在这次战争中，康熙玄烨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他指挥有方，处置得当，临危不躁，谨慎地对待战局的变化，不急于求成，也不放过良好的进攻时机。对待将领，不论亲疏贵贱，一律赏罚严明，因而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69 雅克萨之战
"非创以兵威，则罔知惩畏"
雅克萨之战，是沙俄侵略者妄图侵占我国黑龙江流域大片领土，我国军民被迫进行的一次反对侵略、收复失地的自卫战争。
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秦汉以后各朝均在此设官统辖。清朝建立之后，继续对这一地区行使管辖权，加强统治。除设盛京将军（驻今辽宁沈阳）、宁古塔将军（驻今黑龙江宁安）和黑龙江将军（驻今黑龙江爱辉）外，还把当地居民编为八旗。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吉林、黑龙江将军所辖的各镇，在沿江重要地区建立船厂，设置仓屯，陆上开辟台站驿道，发展水陆交通运输，进一步加强了边境地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俄国直至16世纪时，仍是欧洲一个不大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同中国相隔万里。
16世纪初俄罗斯统治者由欧洲一个不大的公国，逐步对外侵略扩张。明崇祯五年（1632年），沙俄扩张至西伯利亚东部的勒拿河流域后，建立亚库次克城，作为南下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从此，它便不断地派遣武装人员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沙俄雅库次克长官戈洛文派波雅科夫率兵132人沿勒拿河下行南侵，于这年冬天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领土。十一月，这些侵略者到达精奇哩江（今结雅河）中游达斡尔头人多普蒂乌尔的辖地后，四出抢掠，灭绝人性地杀食达斡尔族人，被黑龙江地区人民称为"吃人恶魔"。次年夏初，精奇哩江解冻后，这伙匪徒闯入我国东北部最大的内河黑龙江，沿途遭到我国各族人民的抗击。
清顺治三年（1646年），波雅科夫率领残部经马亚河、阿尔丹河进入勒拿河，逃回雅库次克。波雅科夫回去后扬言，只要派兵300，修上3个堡寨，就能征服黑龙江。波雅科夫带回的有关黑龙江流域的情报和他提出的武力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打算，引起了沙俄当局的重视和赞许。顺治六年（1649年），雅库次克长官派哈巴罗夫率兵70名从雅库次克出发，于这年末侵入黑龙江，强占我国达斡尔头人拉夫凯的辖区，其中包括达斡尔头人阿尔巴亚的驻地雅克萨城寨（今黑龙江左岸阿尔巴金诺），遭到当地人民的抵抗。哈巴罗夫将同伙交由斯捷潘诺夫率领，自己回雅库次克求援。次年夏末，哈巴罗夫率领138名亡命之徒，携3门火炮和一些枪支弹药，再次侵入黑龙江，强占雅克萨城，不断派人四出袭击达斡尔居民，捕捉人质，掳掠妇女，杀人放火。九月底，哈巴罗夫又率领侵略军200余人，侵入黑龙江下游乌扎拉河口（今宏加里河）我国赫哲人聚居的乌扎拉村，强占城寨，蹂躏当地居民。英勇的赫哲人民奋起抗击，并请求清政府予以支援。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清政府令宁古塔章京（官名）海包率所部进击，战于乌扎拉村，打死沙俄侵略者10人，打伤78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宁古塔都统沙尔瑚达率战舰40艘同侵略军激战于松花江下游，歼敌270人。顺治十七年（1660年）宁古塔将军巴海率水军破敌于古法坛村，斩首60余级，溺水死者甚众。
经过中国军民的多次打击，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俄国侵略军一度被肃清。后来，沙俄侵略势力又到雅克萨筑城盘踞。清政府虽多次警告，都无济于事。在同沙俄的长期交涉中，清帝看到，若非"创以兵威，则罔知惩畏"，于是决意征剿。同时也认识到，"昔发兵进讨，未获翦除"的原因，一是黑龙江一带没有驻兵，从宁古塔出兵反击，每次都因粮储不足而停止。二是沙俄侵略军虽为数不多，但由于"筑室散处，耕种自给"，加上尼布楚人与之贸易，故使其得以生存。于是造成我进彼退、我退彼进，"用兵不已，边民不安"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康熙采取恩威并用、剿抚兼施的方略，即发兵扼其来往之路，屯兵永戍黑龙江，建立城寨，与之对垒，进而取其田禾，使之自困。同时再辅以严正警告。如果侵略军仍执迷不悟，则坚决予以翦灭。为此，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边防建设，准备剿灭沙俄侵略军：侦察地形敌情，派兵割掉侵略军在雅克萨附近种植的庄稼，又令蒙古车臣汗断绝与俄人的贸易，以困惫和封锁侵略者；屯戍要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二月，决定调乌喇（今吉林市北）、宁古塔兵1500人往黑龙江城一带，驻扎爱珲、呼玛尔（今呼玛南）。后鉴于两处距雅克萨路途遥远，令呼玛尔兵改驻额苏里（今俄斯沃特德内西南）。次年七月，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率军进驻额苏里。九月，确定在爱珲筑城永戍，预备炮具、船舰。同时派乌喇、宁古塔兵五六百人、达呼尔（今黑龙江嫩江县境）兵四五百人，调往爱珲一带；修整战具，设置驿站，运储军需。这些措施，适合当时东北边防斗争的需要和特点。
这是因为黑龙江至外兴安岭地区距东北腹地遥隔数千里，同沙俄这样的入侵者斗争，单靠当地人民的部落武装是无法制止其侵略的。必须筹划全边，扼要屯兵戍卫，在适当地点控制一定兵力作机动，才能对付沙俄飘忽不定的反复侵扰。为此，需要建立相当数量的驿站和粮站，开辟水陆交通线和筹集运输工具，从而保障反击作战的胜利，并在反击胜利后建立一条较完整的边界防守线，才有利于长期的边防斗争。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清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撤离清领土。侵略军不予理睬，反而率兵窜至爱珲劫掠，清将萨布素将其击败，并将黑龙江下游侵略军建立的据点均予焚毁，使雅克萨成为孤城。但侵略军负隅顽抗。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二十三日，为了彻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命都统彭春赴爱珲，负责收复雅克萨。四月，清军约3000人在彭春统率下，携战舰、火炮和刀矛、盾牌等兵器，从爱珲出发，分水陆两路向雅克萨开进。五月二十二日抵达雅克萨城下，当即向侵略军头目托尔布津发声通牒。托尔布津恃巢穴坚固，有兵450人，炮3门，鸟枪300支，拒不从命。清军于五月二十三日分水陆两路列营攻击。陆师布于城南，集战船于城东南，列炮于城北。二十五日黎明，清军发炮轰击，侵略军伤亡甚重，势不能支。托尔布津乞降，遣使要求在保留武装的条件下撤离雅克萨。经彭春同意后，俄军撤至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清军赶走侵略军后，平毁雅克萨城，即行回师，留部分兵力驻守爱珲，另派兵在爱珲、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屯田，加强黑龙江一带防务。
沙俄侵略军被迫撤离雅克萨后，贼心不死，继续拼凑兵力，图谋再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莫斯科派兵600增援尼布楚。当获知清军撤走时，侵略军头目托尔布津率大批沙俄侵略军再次窜到雅克萨。俄军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愤慨。次年初，康熙接到奏报，即下令反击。
七月二十四日，清军2000多人进抵雅克萨城下，将城围困起来，勒令沙俄侵略军投降。托尔布津不理。八月，清军开始攻城，托尔布津中弹身亡，改由杯敦代行指挥，继续顽抗。八月二十五日，清军考虑到沙俄侵略者死守雅克萨，必待援兵，且考虑隆冬冰合后，舰船行动、马匹粮秣等不便，于是在雅克萨城的南、北、东三面掘壕围困，在城西河上派战舰巡逻，切断守敌外援。侵略军被围困近年，战死病死很多，826名侵略军，最后只剩66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沙皇急忙向清请求撤围，遣使议定边界。清答应所请，准许侵略军残部撤往尼布楚。雅克萨反击战结束后，双方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二十四日缔结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清朝领土。
雅克萨之战清军之所以取胜，首先是由于战争是正义的，得到了军民特别是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其次是清军从长期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边界斗争的特点，采取了有效措施，作了较充分的准备。第三是实行了军政兼施的指导方针，在以武力为后盾的基础上，先对侵略者严辞警告，警告无效后，才发兵反击。反击时采取先扫外围，然后水陆并进，三面包围，一面堵截，断其外援的战法，迫使侵略军困守孤城并攻克之。
此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在辽阔的东北边界为保卫边防而进行的长期反复斗争的一次胜利，它挫败了沙俄跨越外兴安岭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企图，遏制了几十年来沙俄的侵略，使清东北边境在以后一个半世纪里基本上得到安宁，谱写了一曲反侵略斗争的凯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