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定狗的区别能力的局限，巴甫洛夫无意间促成了狗的某种类似精神病的东西。在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实验中，一条狗学会了区别屏幕上用灯光打出来的圆形，后面紧跟着食物，还有一个细长的椭圆，后面总没有食物。当狗看到圆的时候产生分泌，而在看到椭圆时不产生分泌的关系确立下来以后，助手们开始改变椭圆的外形，使其越来越像圆形。狗不断地学习在圆和越来越圆的椭圆形之间进行区别，直到椭圆的轴率为7：8。助手接着再试更圆些的椭圆，直到其轴率变成8：9，到这时，巴甫洛夫后来写道：到目前为止一直很安静的这条狗开始在其站位上尖叫起来，四处扭动，用牙齿咬掉了对皮肤进行机械刺激的仪器，并把连通动物食和观察室的管子咬破了，这种行为是它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后来，）一牵到实验室里，狗就狂吠不止，这与它平常的习惯也正好相反。简单而言，它表现出了急性神经机能症所有的症状。
只有经过长时间休息和小心治疗后，狗才会恢复到足以忍受较容易区别一些的实验的程度。
巴甫洛夫相信，他已经找出动物和人类学习的基本单元。他说，所有学习得来的行为，不管是在学校里面还是外面获得的，“只不过是一长串的条件反射”，其获得、保持和消失是由他和他的助手们已经发现的一些定律来控制的。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俄国本世纪初期到50年代的心理学，可是，在西方，许多年里一直还不为人知，哪怕巴甫洛夫在1904年的诺贝尔获奖致词上已经提到了条件形成。
罗伯特·耶基斯（他后来主持AAB的开发工作）和他的一位同事从德国杂志得知了巴甫洛夫的工作，与他建立了通信关系，并在《心理学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描述其方法和主要发现的文章。他们强调了他的研究方法的有用之处，但没有能够预测到条件反射概念对美国心理学会造成的影响。
可是，1916年，约翰B·沃森——我们稍后会谈到他——开始详细阐述巴甫洛夫条件形成理论如何扩大了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几年以后，他把条件反射说成是行为主义学说和方法论的“拱门下的拱心石”。1926年，巴甫洛夫的著作《条件反射讲义》以英文出版了，从那以后，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很快吸引了他的思想并借用了他的研究方法。从20年代开始，就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所发表的论文以几何级数出现在心理学和医学杂志上，到1943年，其总数已达近1000篇。1951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享利·加勒特教授总结了巴甫洛夫思想对在30多年的时间内基本上是行为主义的实验心理学产生的影响：在实验心理学中，也许没有哪一个课题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会超过对条件反射的研究。动物、儿童和成人所获取的条件反射、不同反射的条件形成的相对容易程度、其反射消失和重现、学校教育与条件反射形成的容易程度之间的关系……（已全部）置于实验考验之下……许多心理学家希望——而且严格的客观主义者相信——条件反射会证明是所有习惯形成的单元或者因素。
行为主义先生：约翰B·沃森
没有哪个人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B·沃森更卖力地在美国心理学家中兜售行为主义了。他是位天才的叫卖者，热情洋溢而且极有手腕地向同事们贩卖他自己和他的思想，他一边发动行为主义者运动，一边很快便升至其职业的顶峰；之后，因为桃色事件而被逐出学术圈，他又在一家大型广告公司充当心理学顾问，获取了第二份收入颇丰的职业。
沃森像小说里写的那种旅行推销员一样，表现出了很强的自信心，用极富煽动性和自信的口吻宣传自己的观点，而且是个终生不渝的采花郎。可在背地里，他却是个没有安全感，害怕黑暗而且情感冷冻的人。他与人相处时可极富社交能力而且十分诱人，可是，如果谈话论及深层感情，他就会离开房间忙些杂事。他对动物深有感情，而对人几乎就无法表达爱心。（他从没有吻过或者抱过自己的孩子，到睡觉的时候，他与孩子们握手说晚安。）他的第二任妻子夭折后，他从没有在两个孩子面前提到过这位他似乎很在乎的妻子，其中一个孩子后来很痛苦地回忆说：“就好像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毫不奇怪，他拥护一种排斥内省和自我启示，而只处理外部行动的心理学，并且在选择实验对象的时候，宁愿要老鼠而不选择人。
沃森的成功故事跟荷拉西奥·阿尔杰的任何一部发迹史同样令人感到惊奇。他1878年出生在南卡罗莱那州的格林维尔市附近，是位名声极差、性情暴躁的小农场主和一位正直虔诚的浸信会女教友的儿子。沃森处在这两种各不相同的成人模式中倍受折磨，因而是个全无计谋，也很懒惰的孩子。他13岁那年，父亲弃家出走，与另一个女人私奔他乡，他母亲只好卖掉农场搬到格林维尔市了。沃森在那里因为乡下人生活习惯和父亲的出走而受到同学嘲笑，因而成绩很差。“我很偷懒，”他后来回忆说，“不怎么听话，而且，就我记忆所及，从来没有哪一门课及过格。”跟他消失无踪的父亲一样，他有暴力倾向：经常与别人打架，直到其中一个或者两个人都血乎乎的为止，还特别喜欢搞他称作“捧黑鬼”的把戏（打黑人），有两次被逮捕，一次为种族吵闹，另一次为在城区范围内鸣枪。
尽管他一副农民的样子，还有农民的陋习，可他多少起心要出头露面，还鼓起勇气，壮着胆子要求与格林维尔一座小规模浸信会机构，费尔马学院的院长面谈。他的要求被接受了，由于印象良好他被准许入学。他打算学习浸信会牧师专业——按他母亲的要求——可是，他一向具有反骨，因而放弃了宗教。他与同学总没有平和的时候，可是，他慢慢长大了，成为一个特别漂亮的年轻人，棱角分明，下巴坚挺，一头飘扬的黑发，以后就开始了终生不辍的情场生涯。可是，他对理想一类的事情还是很严肃的，学习认真，成绩也不错。他还特别喜欢哲学系的教程，因为里面包括一些心理学课程。
毕业之后，沃森在一所只有一个教室的学校里教了一年书，可是，他最喜欢的哲学教授乔治·莫尔调到芝加哥大学后敦促他去那里读研究生。沃森又一次傲慢无礼地一步登上顶峰。他给这所大学的校长威廉·瑞恩尼·哈泼写了一封胆大包天的信，告诉他说自己虽然很穷，可是学习劲头很足，恳求他要么免除学费，要么等沃森以后再交清。他还劝说费尔马学院的院长为他写一封特别的推荐信。哈泼校长接受了他——学费问题如何解决的至今不详——而沃森蹭蹭蹭立即就去了。他带着属于他自己的50元钱去了芝加哥，完全靠自己养活自己（他母亲已经去世，他父亲再也没有听说过），可是，他却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
一开始他选了哲学作为专业，可马上认识到他真正关心的是心理学，于是便转了系。他学习非常刻苦，并靠干好几份零活来养活自己：他在寄宿区当侍应生，在心理学系当管楼人，在一个实验室里照管老鼠。有一阵子，因为焦虑和无法睡眠，他患上了精神症，只得花一个月时间去乡间疗养。换了别人，在这次经历之后，也许会开始寻找自我并产生对内省心理学的兴趣，而沃森却在1901年和1902年之间的冬季进行了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即幼鼠的大脑发展水平与如何跟学习迷宫和打开门取食物有关系。从一部分来说，他只是在追赶当时最新的心理学潮流（桑代克已于4年前宣布了他的迷宫箱发现成果），可是，从另一部分来说，他是在选择自己觉得志趣相投的心理学：在芝加哥，我试着思考以后才提出来的一些观点。我从不想使用人类当试验对象。我不喜欢当试验对象。我不喜欢给受试者们下的一些乏味和虚假的指令。我总是不舒服，而且表现不自然。可跟动物相处就不然。我感觉到，在研究它们的时候，我会站在坚实的大地上靠近生物学。一个想法越来越多地自我表现出来：别的学生通过观察者发现的一些东西，我难道就不能靠观察动物的行为找到吗？
沃森在芝加哥做的工作非常优秀，他毕业的时候，系里给了他一份实验心理学助教的职称。仅两年之后，他就被提升为讲师，再过两年，选为副教授，一年之后，他30岁，被授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教职，且得到一份当时（1908年）非常可观的收入：3500美元。
他快速的提升有一部分归因于小心养成的与人周旋的能力，可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却是因为他在动物学习方面杰出的实验工作。他教老鼠穿出了仿照亨利八世于伦敦郊外的皇家行宫汉普顿宫制作的微型复制品迷宫。开始，老鼠们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找到出口，可是，经过30次的尝试之后，它们可以在10秒钟内直奔出口。它们是通过什么办法知道路线的？为了找出原因，沃森先拿去了它们的第一个感觉提示，接着再拿去一个，以了解是哪一个对迷宫学习至为关键。他把一些经过培训的老鼠的眼睛蒙上，它们的动作水平立刻降下来，可又立即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了。他冲洗迷宫道，以去掉味道的提示，可经过培训的老鼠同样跟以前一样干得好。他用外科手术破坏了一些未经培训的老鼠的嗅觉，可是，它们跟未受损坏的老鼠一样稳定地学会了走迷宫。沃森下结论说，肌肉运动觉提示——即肌肉的感觉——是学习过程的关键因素。
通过这样一些研究，通过他对桑代克和其它客观主义者的工作的了解，沃森否定了所有有关隐形精神过程的猜想，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完全以可观察到的行为为基础的心理学。他于1908年和1912年（在1912年他与詹姆斯R·安吉尔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行为主义者”这个词）的心理学大会上首先提出了这些观点，1913年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心理学评论》上，它经常被人称作“行为主义者宣言”，正式揭开了心理学史上行为主义时代的序幕。
这份“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的宣言一开始就宣布与所有处理精神过程的各心理学学派脱离关系：
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是自然科学当中一种完全客观的、实验性的分支。它的理论目标是要预示并控制行为。内省并不成为其方法论中必需的部分，其数据的科学价值并不依赖于人们是否乐意以意识的术语来解释。
他在三句话里宣布了三个革命性的原则：第一，心理学的内容应该是行为，而不是意识；第二，它的方法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内省式的；第三，它的目标应该是“预测并控制行为”，而不是对精神现象的基础理解。
沃森严厉指出，心理学一直没有能够成为一种不可辩驳的自然科学，是因为它关心的只是一些看不见的、主观的和无法准确定义的意识过程。他抛弃了希腊哲学家、中世纪学者、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心理学理论，也抛弃了像康德、休谟、万德特、詹姆斯和弗洛伊德这样一些伟人，在他的观点看来，这些人全都是误入歧途了。
心理学必须抛弃所有意识方面的时候似乎已经到来了，它不再需要以为它是在把精神状态当作观察的对象而自欺欺人了。在有关意识的元素、意识内容的本质等的一些思辨当中，我们已经受到太多的羁绊了，作为一个实验学者，我感觉到某些前提和因之而来的一些问题是错误的。如某些机智的人过后所言：“心理学首先在达尔文那里失去了灵魂，现在又在沃森这里失去了思想。”
他对内省作为一种研究办法的攻击，是建立在这种办法无法得出客观数据的基础上的。它经常导致人们就一些主观和无法确定的话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辩，如感觉的数目、其强度，或者某人报告他所体验到的某种东西是什么意思等等，以致于这个方法本身就必须被判定为有缺陷的，它阻挡了进步。
沃森还大刀阔斧地摒弃了所有的灵肉二元讨论，不管它们是形而上的还是现代的。这些概念，这些“经久时间考验的、哲学思辩的遗迹”，不管是作为引向值得研究的心理学问题的向导，还是作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毫无用处；他说，他本人倒宁愿使他自己的一些学生永远都不知道这些假说。
为了替代他视为垃圾的一些心理学方法，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全然没有“意识”、“精神状态”和“思维”这些术语的方法。它惟一的主题是行为。心理学以所有的有机体都会适应其环境，某些刺激会引导它们作出必要的反应为基础，它会研究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奖励性的反应被学习，没有奖励的反应不被学习的各种方法。由于意识会被忽略，这个研究的很大部分就可以在动物上进行；的确，“人和动物的行为必须在同一平面上加以考虑，它们都同样是行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沃森的宣言实际上没有它看起来的那么具有创造性，它提出的一些思想过去15年来一直在露芽。可是，它以大胆、有力而且清晰的方式提了出来；简单来说，它是一人销售计划。沃森的思想并没有一夜之间就扫平了整个战场，可是，在后来的五六年中，行为主义成了会议上的重要话题，并对心理学家的思想产生了结构上的影响。到20年代，它已经开始统治心理学了，成为美国心理学中的主导范式和欧洲40多年的重要范式。
大众传媒对沃森的生活所作的叙述说，这份宣言像弹射机一样将沃森一把推上1915年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的宝座，可是，社会心理学家弗兰茨·森默尔逊对这个事实更为仔细地回顾一番后说，更值得人相信的是，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作为《心理学评论》的编辑经常抛头露面，他与提名委员会的三位成员相互认识而且相处不错，他还是新一代真正的实验心理学家的代表。
不管原因何在，他毕竟高飞起来，可是，他知道，他还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法，行为主义者可以借此进行研究工作，他在至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主席就任演说辞里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现在终于有东西可以拿出来了：条件反射法。虽然他只知道巴甫洛夫所进行的工作的大致轮廓，木过，他把它提出来是作为一个模式，说明行为主义者进行的实验不仅可以用动物，而且可以用人类。他提请人们注意，他的学生卡尔·莱施里（他曾反对过巴甫洛夫的生理学理论）已经做成了一只可移动囊，它可以植入人的面颊底下。他用这只可移动囊已经成功地测量到人类志愿者非条件形成和条件形成下的唾液反射。
沃森本人也开始研究人类的条件反射，不过，毫不奇怪，他用的是婴儿而不是成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菲律普斯精神病门诊医院的负责人、精神病学家阿道夫·迈耶曾邀请他去那里建立一个实验室，1916年，沃森开始观察婴儿，从出生到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一战干扰了这些工作，可是，1918年晚期他又恢复了这项工作。
沃森首先希望发现婴儿具有哪些非条件反射，即，什么样的刺激可以在没有任何学习过程的情况下引起反射。根据门诊的一些简单实验，他得出结论说，人类只有少数本能反射，其中有吸吮、伸手和抓龋（有一张著名的图片显示沃森抓住一根棍棒，一个新生儿用一只手臂像只小猴子一样吊在上面。）他还发现，婴儿对某些刺激有三种天生的情感反应：听到很响的声音，或者被突然扔下时感到害怕（婴儿呼吸急促，缩拢嘴唇，然后放声哭喊）；头、手运动被强行挡住时感到愤怒（身体僵直，手臂扑打，闭住呼吸，面部发红）；还有在被抚弄、摇动、轻拍和类似动作时感到爱（他会咯咯发笑，呢喃自语或者微笑）。
可是，按他的观点，这些东西构成了天生的人类反应总量——后来的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他更大的目标是要揭示，几乎所有其它的人类行为和情感反应是如何由条件反射构成的。他以解释巴甫洛夫有关情感反应的假设作开头：
当一个激发情感的物体与另一个不会激发情感反应的物体同时刺激受试者时，后者到时（经常是经过一次这样的联合刺激即可）可能也会引起与前者同样的情感反应。
为了检验这个假说，沃森及其学生之一罗萨莉·雷纳在1919年至1920年的冬天进行了后来成为心理学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实验，该项实验旨在对他们在报告中称为阿尔伯特·B的11个月的婴儿身上形成对恐惧的条件反应。当阿尔伯特还只有9个月大的时候，他们把一只白色老鼠放在他身边，可他一点也不害怕；可是，当用一把锤子在他脑后敲响一根钢轨时，他就害怕了，带着恐惧的反应。给他两个月的时间使这次经历淡忘，然后，他们俩又开始这些实验。一只老鼠从正面放在阿尔伯特的面前，他用左手去抓它；就在他碰到老鼠的时候，他的脑后又响起了钢轨敲响的声音，他就猛地一跳，向前仆倒，把脸理在床垫里面。第二次试的时候，阿尔伯特用右手去抓，当他快要抓住的时候，钢轨又在身后响起。这次，阿尔伯特跳起来，向前仆倒，开始啜泣。
沃森和雷纳把进一步的试验推迟了一个星期，“以避免过度刺激孩子”，他们写道：这是个奇怪的说法，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做到这样，而且事实上在他们继续的时候也已经过度刺激他了。又进行了五六次配对试验，把老鼠放在阿尔伯特身边，钢轨在他脑后震响，阿尔伯特对老鼠就形成了完全的恐惧条件反应：
老鼠一出现，婴儿就开始哭。他几乎立即向左侧猛地一转身，倒在左侧，用四肢撑起身体快速地爬动，在他到达试验台的边缘前，用了相当大的劲才拖住他。
更进一步的试验显示，阿尔伯特对其它毛乎乎的东西也产生了概括性的恐惧：兔子、狗、海豹皮大衣、棉绒，还有沃森装圣诞老人戴的面罩。停止一个多月以后，又对阿尔伯特进行试验，如沃森和雷纳明显满怀喜悦地在报告中说明的一样，他哭了起来，对老鼠和其它一系列展现在他眼前的毛乎乎的刺激感到害怕，这时候，并没有任何铁轨敲击的声音。
令人万分惊讶的是——按照今天的研究标准来看——沃森和雷纳并没有采取消除阿尔伯特的条件反射的措施，这个孩子在最后的一些试验完成之后离开了门诊医院。他们在报告中的确提到，“假如有机会，我们可能会尝试好几种（消除条件反射的）办法”，他们曾做过消除办法的提纲。接着，他们嘲笑说，20年后，某些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师可能会从阿尔伯特身上得出一个虚假的记忆，说他约在3岁的时候曾想玩弄母亲的阴毛，结果被狠狠训斥了一顿（因此落下病根——译者）。
沃森没有为他对阿尔伯特的所做所为付出代价，却为合作期间所做的事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慢慢疯狂地爱上了年轻美丽的罗萨莉·雷纳，并与她发生了性关系。有人看见他俩在城里，经常离家外出，并不小心地（也许是无意识的设计）把罗萨莉给他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留在了一只口袋里，被他妻子玛丽发现。他以前曾有过不忠行为，而玛丽也曾对一些插曲早有耳闻，但她都忍下了。可是，这次的婚外恋对她的威胁太大了，她感到非采取行动不可了。
她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捉赃，希望以此迫使他放弃罗萨莉而不去冒因桃色事件而被取消教授头衔的风险。沃森夫妇有天晚上在罗萨莉父母家进餐，席中，玛丽谎称头疼，想去罗萨莉的床上稍事休息。她一个人来到房间关上门后，对房间进行了搜索，找到井偷走了沃森给她的一些情书，里面尽是沃森异乎寻常地极富表现力的情话，而且里面有明确的做爱描述。
可是，当她面对沃森并威胁要把此事张扬出去的时候，沃森却不愿与罗萨莉分手。玛丽决定起诉离婚，而且，要么是她，要么是她兄弟，就把这些信寄给了大学的校长弗兰克·古德劳；她曾把这些信借给她兄弟看过，而后者却复印了这些信。在当时，在当地，教授作出这样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1920年9月，古德劳召沃森去办公室，要求他辞职；沃森激烈地为自己辩解，可是，他没有选择，只好服从。他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打起行包，直奔纽约而去。他在心理学上令人炫目的职业生涯突然而且永久地结束了，而他掀起的一场心理学运动却正在风起云涌。
沃森后来娶了罗萨莉，与她生了两个儿子。他在纽约找了份工作，这份工作最后给他带来很大一笔薪水，即作为杰·沃尔特·汤普逊广告代理公司的常驻心理学家。他在这里把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和他的推销术结合了起来，为公司设计了最为成功的一些广告策划活动，包括除臭剂、冷霜、骆驼香烟和其它一些产品。他的成功业绩包括：为旁氏冷霜和雪花膏设计的促销活动，其中使用了来自西班牙女王和罗马尼亚女王的推荐材料；为强生公司说服母亲们，说婴儿每次换过尿布后换上新的爽身粉很重要；帮助麦氏咖啡使“咖啡休息”成为美国办公室、工厂和家庭的习惯。
他被驱出学术世界以后的头一年还在进行有关行为主义理论和儿童教育方面的著述和写作。（他提倡严格的行为主义方法，禁用任何的情绪和感情。）可是，他再也没有进行心理学研究，在这个领域里也不再起领导作用了，他在一些著述中表达出来的更为广泛的行为主义思想被他以前的一些同事们采纳了，因而也被汇入行为主义者思想。
还有大众思想。沃森心理学把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归结为刺激——反应条件形成，它对高尔顿主义者的遗传学观点是一种简单而有力的反驳，受到自由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的广泛欢迎——这很是令人啼笑皆非，因为沃森是个政治上保守的人。在他的大众作品中，他听起来像是救世主一样：行为主义会科学地处理性格的发展，从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1925年，在《行为主义》一书中，他说出了可能是他最为著名的和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
给我十来个健康的婴儿，形体良好，并在我自己独特的世界里让他们成大，我担保随便从中挑选一个，就可以把他训练成我可能选择的任何类型的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商场巨贾和甚至乞丐和大盗，而不管他的天才、倾向、能力、职业和他祖辈的种族是什么。
从1930年起，沃森与心理学断了联系，只是在广告中应用一些心理学。他和罗萨莉在康乃狄格买房置地，过上了很好的生活。可是，刚过了几年安定生活，悲剧就发生了：罗萨莉感染痢疾，久治不愈，30多岁正当年就死了。58岁的沃森心痛欲裂。他继续在广告公司上班（他最近刚转到威廉·埃斯迪代理公司了），可是他惟一真正的兴趣是在他的农场上闲逛。他的一生总是有女人相伴，可再也没有走到近似婚姻这一步。一方面他年岁已高，对自己已无所谓了，穿得也不那么讲究，一方面还胖了起来，还变得孤独难处了。
1957年，沃森快80岁的时候，美国心理学协会给他一份通知，说要给他一份金奖，奖励他对心理学所作出的贡献。他深感震惊，非常高兴，便与儿子们一起去纽约领奖，可到最后一刻，他害怕自己在近40年的流亡之后，会在仪式上哭起来，便只好让儿子代他出席仪式了。颁奖词为：
至约翰B·沃森，他的工作是构成现代心理学形式和实质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他发动了心理学思想上的一场革命，他的作品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工作延续不断的航程的起点。
这是个相当高的评价。可事实上，沃森在许多问题上是过分简单化和说得过了头的，其他一些行为主义者后来得进一步完善和修饰它们。今天，几乎没有哪个人持有他那种极端的环境论思想，也没有谁建议对孩子保留感情，并通过极端严厉的行为主义规则来培养他们。他视作理论系统基石的巴甫洛夫条件形成论证明不是惟一重要的理论系统，后来的行为主义者给它增加了另外一种模式，叫“操作性”条件反射。最为重要的是，就在沃森接受金奖的同时，事情业已变得很明显了，即S－R单元链（一系列互相联系着的条件刺激-反应连接）不管有多么长，总不足以解释多重和复杂的行为种类。
尽管如此，沃森还是一个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主导了美国心理学的激进理论和实践的第一位，也是最为重要的代言人。雷蒙德·番切尔在他的《心理学的开拓者》一书中写道，尽管行为主义的许多进展没有沃森可能也会发生，但是，“他很明显地加速了此事的发生，并给客观心理学运动带来了一种否则不会有的活力与威力”。
沃森于1958年逝世，即他接受金奖的次年。他至死相信，他发动的这场革命，这个在美国心理学界执掌牛耳达如此漫长时间的学派，一定也会成为未来的心理学。他错了。我们会谈到这一点的。
行为主义的胜利
行为主义在经历启动初期的缓慢发展之后，很快在20年代获得了许多心理学家的青睐，特别是在美国。它很快成为主导性的观点，而且在不久之后成了几乎惟一可接受的看法，至少在学术圈子内是如此。
它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宣称是最早的真正科学的心理学。直到19世纪，心理学一直大都坚持哲学思辩，而不是科学。在19世纪，新心理学的继承者们曾致力于将心理学变成一门自然科学，可是，只走到用生理学术语解释一些简单的反射和感知就停步不前了，而且就连这一点也是依赖不可证实的内省办法才做到的。
对照而言，行为主义者说他们可以完全依靠可见的、可测量的现象——来建构一门心理学，他们认为这些彼此互有因果关系的刺激－反应现象是动物和人类行为全部集结在一起的基本单元。这样一门心理学会以一些类似于化学或者物理学中具体而不变的反应为基础，按照沃森的话说，它会使心理学家们“在知道刺激的前提下预测应有的反应——或者，在看到反应发生的情况下，指明引起此反应的刺激”。
众多的心理学家觉得行为主义非常吸引人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们只需要集中精力于一些可见的行为，因而就可以不理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在过去的24个多世纪里有关思维的、不可追踪的一些问题。行为主义者说，我们不仅仅不可能知道思维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且，为了解释行为的目的也不需要去了解它。他们经常把思维比作一只黑箱子，里面装着未知的电路。如果我们知道按动箱子上面的某个按钮的时候，箱子会发出一种特别的信号或者动作，则里面倒底有什么东西是无关紧要的。思维里面有什么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去讨论，因为所有有关精神过程的谈论，都等同于相信存在某种控制着大脑机械的无形的东西——“机器里面的幽灵”，英国行为主义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爵士这样嘲笑说。（一位反行为主义者的嘲弄也同样引人注目：“光是提一下‘心灵主义’这个词就会冒犯行为主义者的感情，这就像当着文雅人的面提‘手淫’这个词一样惹人嫌恶。”）再说，行为主义的成功还有深刻的社会及文化原因在里面。它很对20世纪一些人物的口味，尤其是在美国，因为它是实用的；它不追寻最根本的解释，而只是寻找一些可以投入使用的常识。
至少有一位行为主义史学家曾把它的兴起与美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联系起来看，他就是戴卫·贝肯。他认为，这些社会发展引发了一种了解身边这些无法了解和令人烦忧的陌生人的紧迫需要，而这正是行为主义向人们保证可以加以解决的方面。
贝肯还提到了行为主义走红的另外两种社会原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唤起人们对德国心理学的敌意，行为主义正好就成了符合时尚而且找得到的一种替代；其二，行为主义适合美国特有的反知识分子习气。它声明对心灵主义心理学里面的一些精微之处不了解也毫无关系，其基础是，精神现象不是错觉就是不可知的，它不值得人们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从20年代到60年代，行为主义（或者它更为复杂的翻版新行为主义）是美国心理学中的统治力量和模式，它传播到了心理学世界的其它地方。有些心理学家仍然紧附于较早一些的思想，而另外一些人，其中包括弗洛伊德主义者，精神测验的开发者，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和格式塔心理学家则注重精神过程，可是，在大多数大学里，这些人都只得调整自己的工作和语言，以适应行为主义范式。行为主义史学家格列高利·金布尔稍带夸张地说：“在50年代的美国心理学中，出版有关思维、意识、意志或者甚至精力的作品要冒被挤出本行业的风险。”因为使用这些术语表明某人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过时的、主观的和神秘的概念。
结果，20年代和60年代所进行的大部分研究所面对的，都是一些极为精细、无可否认地客观但没有太大启发意义的课题。从《心理学日报》和《美国心理学杂志》1935年的内容中抽出的一些代表性的题目如下所示：
“饥饿对鸡啄食反应的影响”
“老鼠在一个迷宫阵中第一次与第二次探索的比较”
“利用经过迷宫训练的老鼠研究吗啡及相关物质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动物迷宫中的辨识错误”
“皮肤电生理反应阻力计用电路问世”
就算是在以人类为实验课题的时候，一些论文题目和方法也受到行为主义教条的局限。1935年《美国心理学杂志》中的一些典型论题如下所示：
“作为伴随行为生理变化指标的人类混合唾液中PH值的可信度”
“不同随意控制程度的肌肉条件形成比较”
“通过实验进行高阶反应的消除”
“与明确的情感表达相关的皮肤电流反射”
“手指两侧运动中时间关系的过补偿”
这些文章的作者和进行类似研究的人并非真正对鸡的啄食行为或者人类唾液中的PH值有兴趣，而是对学习有兴趣——获取对于不同刺激产生的行为反应。在行为主义时代，学习是美国心理学的中心议题，其假定是，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用刺激－反应学习原理来解释。还有同样重要的的一个假定是，这些原理对所有有知觉的动物都是一样真实可信的，就像化合价原理适用于化合物中所有的元素一样。人们从鸡、猫、狗和特别是老鼠身上得知的东西亦可适用于人类。
老鼠是人们最喜欢使用的一种实验动物，因为它们相对较便宜，体积孝容易移动，成熟也快。无以计数的千万只老鼠被用作了这个研究事业，它们通过穿迷宫、操纵杠杆或者按动按钮来获取食物，跳过不同颜色的门，按下一根棍子以断开使它们的爪子跳动不停的电流，还有其它许多的任务。这些实验没有什么微琐可言，它们都旨在发现重要的万用行为定律。这里有几个例子：
——把一只老鼠放在一个简单迷宫的人口处，其中有6个选择点（每个选择都是一个T型，有一个分支是个死胡同另一分支可继续下去），结束处有个目标盒子。老鼠开始一边嗅着探索，然后小步跑动；它走入了一个死胡同，折回身来，往另一边跑；对错各三次以后，它到达了目标盒——被提出来稍事休息后再放回原处。到第七次时，它在目标处发现饲料。老鼠嗅着饲料，然后一口吞下。另一只老鼠进行了同样的训练，可是没有任何饲料奖励，跑到最后也没有奖励。
两只老鼠在一个星期内每天进行同样的训练。到周末的时候，第一只老鼠完全掌握了路线，在迷宫里面直行，一点错误也不出；第二只老鼠跟以前一样老是犯错误。可是，最终，第二只老鼠也在跑道最终端得到了食物，接着，令人奇怪的是，再试的时候它一点错误也不出了。它在一天之内学会了第一只老鼠在一个星期内才学到的东西。这个实验表明了两条原理的作用：奖励产生学习，这可以从第一只老鼠的情况中看出；如果缺乏奖励，可能会有潜在的学习，这可以通过第二只老鼠的行为得知。（在某种意义上，学习发生在没有奖励但一旦一个奖励与“正确的”行为发生联系时即被激发起来。）这与人类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呢？任何老师都会告诉你。一个学习绘画或者任何其它技巧的孩子可能直到老师说一些鼓励性的话或者赞扬的时候才有一些进步；接着，孩子突然间显示出了改善。类似地，一名飞行新手着陆的时候可能要跌跌撞撞地来上十几次，最后才半偶然地“走了一次运”，得到教练的表扬，从这以后每次降落时都好像“颇有心得”。
——几只老鼠被放进一只简单的T型迷宫的起始箱中，一次放一只。在右手分支的末端是一道白色的门，门后有一点奶酪；在左手分支的末端是一道黑色的门，门后有一道金属栅板，会给老鼠的爪子一种很轻但不舒服的电击。可等它们学会以后，实验人员改变了情形。现在，白色的门和食物放在左边的分支里，黑色的门和电栅板放在右边的分支里。老鼠向右转，被电击，马上学会了向左转。
这些魔鬼般的实验者再一次把一切都倒过来，可现在，老鼠立即就知道了。它们已经知道把把奖励和处罚与门的颜色联系起来，而不是方向。实验又一次证明了巴甫洛夫的区别定律，即在有两种提示的情况下，它们会取于奖励的提示。
这对人类适用吗？当然。一位园艺新手会只收获到一小堆西红柿，而他的邻居种的却是另外一个品种，阳光也充足一些，因而获得了大丰收。新手第二年试种邻居的种，还是运气不佳。他认识到，日照时间一定是关键的因素，因而锯掉了一些树，好让更多的阳光射进来，这次他成功了。
——另有一种T型迷宫，老鼠学会在里面向右转。这次，选了左边的分支没有惩罚，只是没有奖励。有些老鼠幸运一些，它们每次选中右边的时候都有奖励。另外一些不那么幸运，他们每四次才有可能发现一次食物。运气不好的老鼠比运气好的老鼠知道选择右边的速度慢得多。实验显示，学习当中的部分强化比持续的强化效果好得多。
可是，实验者又把一切倒过来。两个组的超级大老鼠在两个分支里都得不到奖励。会出现什么情况？很奇怪，以前幸运的一些老鼠很快忘记了以前的条件形成，并改变它们的选择，而以前每四次才奖励一次的那些老鼠在长时间来持续不断地选择右边。实验显示了部分强化效应：一种动物所期望的越多，情形变化对它的打击越大；如果期望不高，它们学习得来的行为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更为稳定。
人类的类比：一位工作相当出色的员工每年都会增加相当大的薪水；有一年，公司收益很差，他只得到很少的薪水，失去动力后，吃午餐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下午5点准时下班，还不时地请病假。不那么出色的一位员工只是偶尔因为生活水平的上涨而略为增加一些薪水，效益差的时候只能得一份可乐。他对工作的责任心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期望不高，他认为奖励的减少并不是整个系统发生了变化。
两位伟大的新行为主义者：赫尔和斯金纳
如上述实验所示，行为主义者扩大了行为主义学说和方法论，远远超出了沃森的一套概念。他曾用简单化的术语把行为描述成“紧随一些即定刺激而产生的、有横纹和没有横纹的肌肉及腺体变化”，这个观点后来被称作“肌肉抽动心理学”。有一阵子，他的信徒们坚持这个观点；如其中的一位沃尔特·汉特在1928年所写的：“所有行为似乎都是相对简单的肌肉和腺体活动复杂程度不一的组合。”
然而，要就行为的复杂形式说一些有意义的话，就必须以其未受损坏的形式来观察，如一些有特性和意义的行为。一只筑巢的鸟不仅仅是对若干刺激采取若干反射的有机体，它还是一只筑巢的鸟——有一种带有目的的复杂行为。如一位行为主义者埃德温·霍尔特在1931年所言，行为是“有机体正在做的事情”——觅食、示爱，等等——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仅是一系列用来构成其特性的反射，不仅仅是一个“算术和，不仅仅只与加减关系有关”。
可是，霍尔特不愿把目的归于动物本身；这会意味着思维的影响，即它会向前预测目标，然后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反过来，他将复杂行为的目的性归结于刺激——反应单元组合的过程：动物每一个步骤中的寻找与回避，构成了集合起来的刺激——反应单元，其方式是，这种行为组合看起来好像是有意而为的。这种说法模糊而无法令人信服，可是，它已经走到了任何正统的行为主义者能够走到的尽头。
耶鲁大学的克拉克L·赫尔（1884－1952）作为一名新行为主义者作出了更为重要的努力，他推动了行为主义，使它成了按照牛顿物理学模式进行定量分析的严密科学。赫尔起先准备当一名矿业工程师，可是，因为患了小儿麻痹症而致使下肢残废。他转向心理学，因为这门科学不大可能涉及太重的体力活动，可是，工程学培训业已完成，他竟为行为主义推出了一种微积分。如他在自传中所言：
1930年左右，（我）得出相当肯定的结论，即心理学是一门真正的自然科学；其基本的法则都是可以通过少数几个普通的方程式加以定量描述的；个人所有复杂的行为最终将按照从（1）这些原初法则与（2）行为所从发生的情境中得出的二级法则归纳出来；作为一个整体的集团行为，即严格意义上同量的社会行为，可能按类似方法作为定量法则从同一原初方程中导出。
赫尔的中心思想是个很熟悉的概念：行为由一系列或者一串相连接的习惯构成，每种都是刺激－反应的连接，它们是作为强化的结果而产生的。他这是桑代克效应定律的翻版。赫尔的工作中比较新的东西是，他假设了一系列的因素，他认为，每种因素都加强、限制或者禁止这类习惯的形成，还有他列出的一些方程，据此，人们可以计算这些因素中每项因素精确的效果。
它们包括动物驱动力的水平（一只饥饿的老鼠觅食的驱动力比已经吃得厌腻的老鼠大得多）；强化的力量（以诸如“5克标准食物”这类的术语表达出来）；刺激后面紧跟着强化的次数；每次强化之后的获得的“需求减少”程度；因为疲劳和一次尝试与下一次尝试之间的时间长度而产生的“驱动力减少”的程度（驱动力是由需求为燃料的）等等。如艾德温·波林后来手下留情，以极巧妙的用词所言，这是一套极为“冗笨的”学说。
这里有一个例子。通过下列方程式，人们可以计算一个强化后的行动的任何即定数量的重复，能够增大通过学习所得习惯的力量的程度：
NsHR＝M-Me-iN
该方程式的意思是，学习所得习惯的力量取决于强化尝试的次数（N），某具体动作中输入输出的神经冲动之间的关系（sHr），该特定习惯最大生理学力量（M）减去，好了，就这样一直下去。
赫尔最大的初衷是要按自然科学来建立新行为主义心理学，从而使其获得知识上的地位。他的学习微积分在30年代看起来还支离破碎，而在他的《行为的原理》（1943年）一书中却已经有了系统的形式，当时，这种方法倍受尊崇，影响极大。在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数千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以他的一个或多个假设为基础的。他成了心理学研究文献中和学习心理学领导人物中被引用最多的心理学家。
可到了60年代，赫尔学说的笨重以及行为主义地位的衰落，使他的名字和工作都快速褪色了。到1970年，他很少被人引用，今天，几乎没有任何研究是以他的理论为基础的。赫尔于1952年去世时，一定想到自己已经在科学上获得了永生。现在，他只是个在历史研究中稍为引人注意的人物，年轻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圈子外很少有知道他名字的。
B·F·斯金纳（1904－1990）是另一位主要的新行为主义者，他的命运极为不同。他成为并保持为全世界最为著名的心理学家，直到他86岁时去世为止。他的思想在今天的心理学研究、教育和心理治疗中被广泛应用。
这么说，在人类寻找自我理解的探索中，他一定就是贡献最大的人之一，对吗？
远非如此。
人类的自我理解，至少是这么多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寻找的那种自我理解，根本就不在斯金纳的目标或者贡献之列。斯金纳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坚守着他的行为主义观点，他认为，比如意识、思想、记忆和推理这些“主观存在”根本就不存在，而只是“一些语言的构成物和人类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不幸落入的一些语法陷阱”，“是一些本身都无法解释的注解性的东西”。斯金纳的目标不是去了解人类的精神，而是决定行为是如何由外部原因引发的。他对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疑，他在一个短篇的自传中——他还有一部三卷本的自传——写道：“（行为主义）可能需要澄清，但它不再需要争辩了。”
斯金纳对心理学的理论也没有增加什么东西；他认为有学习的理论是不需要的，还宣称自己就没有一种理论。他的确相信的一种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下来，即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和我们本身都是由奖励和惩罚的历史决定的；他通过研究形成的这一理论的细节，由前述部分强化效应这类的原理构成，他的理论关心的是引起行为需求和引起行为消灭的情境。
那么，是什么使他如此出名的呢？
跟沃森一样，斯金纳天生就是一个引起非议的人，一个煽动家和杰出的广告人。他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时，搬出了原由蒙田提出的一个两难问题——“如果你非得做一个选择的话，你是烧死自己的孩子呢？还是焚掉书籍？”——然后他说，我本人倒情愿烧掉自己的孩子，因为他通过工作而对未来作出的贡献，将大于通过自己的基因作出的贡献。可以预料的是，他激起了愤怒-因而得到邀请，参加进一步的露面。
在别的一些时间里，他似乎喜欢拿一些思想深沉的人在谈论和理解人类行为时用的词来嘲笑取乐：
行为……仍然归结于人的本性，还有一种广义的“个人差别心理学”，人们在里面用性格特征、能力和潜力这些词来比较和描述人类。几乎每一个关心人类状况……都以这种前科学方式谈论人类行为。
斯金纳一向嘲笑理解人的内心的努力：
我们不需要努力地去发现什么样的人格、心理状态、感觉、性格特征、计划、目的、意图或者自动的人真正是的其它一些特权，才能够赶上对行为的真正科学的分析……思想就是行动。错误在于把行为分配到意识里面去了。
他说，我们需要或者能够知道的，是行为的外部起因和这个行为可观察到的结果。这会得出“作为一种行为系统的有机体的完整图景”。
与此观点相一致的是，他是个严格的决定论者：“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这是由我们的历史决定的。我们热衷于相信自己是可以选择的，是可以行为的……（可是）我不相信一个人会是自由或者应该负责任的。”“自动的”人是个错觉；一个好人是因为条件形成使他如此的，好的社会也将是以“行为工程”为基础的，即通过积极的强化措施对行为施以科学控制。
斯金纳是个灵巧表演人，他很会让自己受欢迎。他说话明白流畅，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为此感到脸红，而且长得迷人。为了展示他自己的条件形成技巧，他教会一只鸽子在玩具钢琴上弹一支曲子，教一对鸽于玩一种网球，两只鸽子用它们的嘴把一只球滚来滚去。几百万人在电视记录片上看过他的表演，他们都认为斯金纳是个了不起的人，至少是位动物专家。他以一本乌托邦小说《沃尔登第二》（1948）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一种理想中的、科学控制的社会的展望，他在小说里面展现了一个小型社会的图景，从诞生开始，孩子们都通过奖励（积极的强化）进行严格的条件形成训练，以使他们具有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所有的行为都受到控制，但这都是为了全体的利益和幸福。虽说对话平淡无聊，情节做作，但这本小说还是成了一本极受推崇的书，大学生们长年读这本书，销量已逾20O多万册。
可是，斯金纳在公众当中的声名比他与同行相处的声名大。如一位崇拜者心理学家诺曼·古特曼几年以前在《美国心理学家》上所写的一样：
（斯金纳）是一个神话中的著名人物……科学家英雄，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技艺高超的技术专家……敢于打破偶像的人，不畏权威的人，他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从而脱离了古代的局限。
斯金纳1904年出生在宾夕法尼亚一个铁路小镇上，他父亲是当地的律师。还在儿童时期，他就有制作复杂小玩意儿的癖好。后来，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他还会发明并建造动物实验用的许多极为有效的装置。在中学和大学期间，他曾立志当一名作家，大学毕业之后，他花了一年时间练习写作，大部分时间是在格林威治村度过的。尽管他仔细观察了周围千奇百怪的人类行为，可过了一阵子后他发现自己对看到的一切没有什么好说的，极度灰心之后，他决定放弃这个打算。
可是，他不久又找到了一个办法，对他来说是更为实际的理解人类行为的方法。在他的阅读中，他偶尔读到沃森和巴甫洛夫等人从事的工作，读了这两个人写的书，然后决定把自己的未来献给了解人类行为的科学方法探索中，特别是对条件形成的研究。“我对自己在文学上的失败耿耿于怀，”他1977年对一位采访者说，“而且我确信，作家们从没有真正理解到什么东西。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转向了心理学。”
他来到了哈佛。那地方是内省式心理学的天下，可是，他不再对被他称作“内幕消息”的东西感兴趣了，因而急速转向，自已干起用老鼠进行实验的行为主义研究。在他的自传里，斯金纳带着快乐的心情回忆说，他庆幸自己曾是个类似坏小子的人：“他们也许以为，心理学里面的某种东西正盯着我哩，可是，事实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随心所欲。”斯金纳不听教授的训导，成了越来越彻底的行为主义者，在进行他的博士论文答辩时，人们请他列举对行为主义的一些反对意见，可他一条也想不出来。
斯金纳利用自己灵巧的机械能力做了一只迷箱，它比桑代克的样子改进了许多；从那以后，这种迷宫就广泛使用起来，并被人称为斯金纳箱。其基本的形式是——它有很多样——它是一只笼子，足以让一只白鼠很舒服地呆在里面，一面箱壁上有一根横杆，恰好装在一只小食盘和喷水口上面。老鼠在笼子里面爬来爬去，当它碰巧把前爪歇在横杆上压下它时，一粒饲料会自动地落在食盘里。笼子外面连接着的一些设备会画出一条线，一分钟一分钟地显示出压下横杆的总数，从而自动地记录老鼠的行为。这比桑代克的迷宫箱方法更为有效，更容易收集数据，因为实验人不需要盯着老鼠，也不需要在它压下横杆时递送饲料，而只需要看看记录就行了。
这只箱子还能得出更为客观的行为获取或者消失数据，这超过了当时任何人所能收集的数据。老鼠会决定，而且只由它决定，这次按下横杆和下次按下横杆的时间间隔是多大。斯金纳可以把他有关学习原理的发现建立在“反应频率”的基础上，即动物的行为按照强化程度而发生改变的频率，它不会受到实验人的行动的干扰。
另外，斯金纳还可以调节这只箱子，使其按各种方式来模仿现实世界里强化或者没有强化行为的许多情况。比如，他可以研究当动物定期受奖励时如何学会反应；已经学会的反应是如何在奖励突然中断时消失的；当奖励按照时间间隔（比如每按动四下来一次）间歇性地投放时，它是怎样影响学习和反应消除的；当奖励不定期投放时会有什么影响；按压横杆得出混合结果时（比如一次奖励跟着一次电击）会有什么影响，等等。在每种情况下，数据得出的曲线会显示在这各种情况之下行为的获取和消除频率。
斯金纳从这些曲线里形成了若干的原理，这些原理增进了人们对老鼠行为的理解，还有对人的行为的理解。有一个例子是，他发现部分强化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效果。食物偶尔或者不定期投放，老鼠经计划训练后，会坚持不断地按压横杆，哪怕投放饲料的装置已经完全关掉了。它们学习的行为比一些在定期间歇投放的强化中训练出来的老鼠更不太容易消除。有人把这个比作在赌场玩老虎机的赌徒行为：老鼠和赌徒都没有办法预测下一次的强化什么时候到来，但是，因为习惯于偶尔得一些奖励，他们都会坚持不断地试下去，以期望在下一次尝试中得奖。
可是，斯金纳最为重要的贡献却是他的“操作性条件形成”，光是为这一点，他就值得在心理学的名誉大厅里享受一把永久的座椅。
在“经典的”（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形成中，动物对食物的非条件反应（分泌唾液）被变成对以前属于中性的刺激（节拍器或者铃铛的声音）的条件反射；行为改变的关键因素是新的刺激。
在“工具型”（桑代克式的）的条件形成中，行为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反应，而不是刺激。中性的反应——在随机性的获取食物过程中碰巧踩在踏板上——被奖励食物，并成为学习得来的行为，它能够达到以前没有过的目的。
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形成是工具型条件形成的重要发展。动物为无论什么目的而进行的任何随机活动，都可以被看作以某种方式对环境的“操作，”因此，按斯金纳的说法，也可以是一个“操作动作”，奖励这个活动会产生操作条件形成。通过对一系列小型随机活动一个一个的奖励，实验者可以给动物的行为“定型”，直到它采取不是其本来的或者自然技能的一部分的行动。
下面这个例子，是斯金纳如何使一只鸽子的行为定型的，在一只斯金纳箱子里，与箱壁齐平的地方放着一块彩色的小塑料圆盘，他要让鸽子啄那个盘子：
我们首先在鸽子从箱子里面的任何地点朝这个点（即盘子）的方向稍稍转动身体的时候给它喂食。这会增加这种行为的频率。然后，我们不再强化奖励，直到有朝这个方向稍稍的转动为止。这又一次在没有产生新的单元的情况下改变了行为的普通分配。接着，我们继续在它越来越靠近这个点的时候进行强化，然后只在它的头朝这个点轻轻移动时强化，最后，只在它的头实际上碰到这个点时才给奖励。
按照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建立复杂的操作动作，否则，它是这种有机体的全部技能里永远也不可能出现的。通过强化一系列连续的靠近动作，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出对某个非常高的机率的罕见的反应……从箱子任何一个地点向这个点的转动，向它走近，抬起头来，和向这个点啄动的全套动作，看起来就好像是行为大生的功能单元，可是，它是由一个连续的区别性强化过程在无区别性的行为中建立起来的。
（其它一些实验人利用斯金纳的技巧建立起了奇特得多的行为。有人教会一只兔子捡起一枚硬币含在口里，然后扔进一只小猪聚钱盒里。还有人教会一头名叫普里西拉的猪打开电视，捡起脏衣服并扔进一只大蓝子里去，还用吸尘器吸地。）
斯金纳把对其鸽子的操作训练比作孩子学会说话、唱歌、玩游戏和在一定的时候学会一切的成年行为。在他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于利用操作性条件形成，把一些简单行为的细小连接点连接起来的一长串行为的集合。人们不妨把它叫做对人类（直立人？）行为的勃起肌组现——即一个没有意识的机器人，由从无数没有意义的小单位中得出来的操作性条件形成组合而成。
斯金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多少受到心理学机构的冷落，可终于慢慢赢得了一些专心于此的人——其结果最终足以导致4本斯金纳行为主义者研究日记和学说的出版，并在美国心理学协会专门设了一个斯金纳型研究部（第25部：行为实验分析部），目前有1000多成员，或者约为总成员的百分之一点五。斯金纳箱和操作条件形成技巧自此以后一直为实验心理学家们所使用。最近几年，斯金纳的名字和工作在每年的社会科学出版物上被引用好几百次（虽然只有弗洛伊德的七分之一）。
可是，斯金纳的主要影响仍然是在主流心理学之外。
斯金纳1953年有一次去他女儿的学校参观，这时，他突然想到，与他教鸽子弹钢琴类似的一些操作性技巧，可能是比传统的方法更为有效的教学法。复杂的课题可以按逻辑顺序细分为简单的步骤；学生会被问到一些问题，并立即告知答案是否正确。这里可能会有两个原理起作用：学生答对了的知识是一种很有力量的行为强化（奖励），而立即强化会比延迟强化效果好些。结果就是有名的“控制教学法”。
可是，因为一名教师不可能同时给一教室的学生提供强化，因此必须编写新的教科书，里面一对一对地列一些问题和答案，每个问题都向对课题的总体把握迈出一小步，而且，可以让学生通过合上课本上的答案而立即奖励自己。斯金纳还开发出了一种教学机器，用于通过可比的手段进行操作性自我教学。这种机械模型当时红火了一阵子，然后没有人使用了，可是，今天，以计算机为基础，带有立即强化的自我教学法又在快速发展了。
有一些年，控制学习运动对教学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设计用来通过操作性条件形成进行教学的课程和备课材料广泛使用，美国相当多的中学和大学，以及十几个国家的许多学校都使用这种方法。可最终，教育者们认识到，控制教学的细分法只提供了人类所需知识的一部分，他们还需要完整和有层次的思想结构。而且，以后的研究显示，在人类当中，延迟的强化经常比立即强化有更好的结果，思考别人的反应可能会导致比立即反应和得到答案更多些的学习。最后，观察别人的行为，尽管对猫不一定是有效的，可对人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形式，而且它不牵涉到立即强化。不管怎样，斯金纳关于立即强化的教条证明是有用的，而且为大多数教师所熟悉，并被溶入许多教程和中学教科书中去了。
斯金纳对一些精神和情感疾病的治疗还起过不小的作用。他曾想到，通过对病人从病态行为向正常行为些微转化的奖励，说不定可以使病人的行为重新定型。他和两位研究生从40年代开始进行了首次实验尝试，后来叫做行为修正法。他们在波士顿附近的州立医院搭了一些按压横杆台，如果病人按照有顺序的方式操作机器，他们就会得到一些糖果或者香烟奖励。一旦实现这个目标，治疗师就给他们一些象征物，以奖励精神病人的合适行为，比如自愿进食，自我修整，并协助进行房间整理工作等。这些象征物可以换糖果、香烟，也可以换一些特权，如选择进餐的隔间，与医生交谈，或者看电视。
在深度偏执的精神病人当中奖励期望得到的行为经常能够奏效。一位压抑的妇女不愿吃饭，还有饿死的危险，可是，她喜欢探访者，还喜欢电视机、收音机、书籍和杂志以及鲜花摆在她房间里。治疗师把她移到一间没有这些东西的病房里，并把一份便餐放在她面前；她只要吃下任何一点点东西，其中的一些享受品便临时给她恢复过来。治疗师慢慢保留奖励，直到她吃得越来越多。她进餐的情况好转了，增加了一些体重，并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出院了。18个月后随访，发现她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行为修正法运动传播到了好些精神病院和感化院。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现在认为，它对一些病情严重的精神病人有作用，是他们自己的疗法当中有用的补充，不过，就时间和员工精力来说，这是一种很昂贵的办法。行为修正法还被许多心理治疗者们用来治疗一些不那么严重的精神病人，如吸烟、肥胖、害羞、抽搐和语言障碍。它是行为治疗法领域中的的个专门技巧，大部分是以巴甫洛夫型条件形成理论，而不是斯金纳的行为修正法为基础的。
斯金纳最有名的作品，《沃尔登第二》并没有重塑美国社会，甚至一部分也没有，不过，它无疑对成百上千万读者的思想和社会概念产生过影响。只有一次，有人的确是想按照《沃尔登第二》实际地创建一个乌托邦：这就是弗吉尼亚路易斯萨市的“双橡公社”，由8个人在1967年建立的一个社区。经过许多年风雨之后，它的人口已经增长到81个。虽然仍然是按《沃尔登第二》的模式进行管理，可公社的社员们早些年以前就已经放弃了定义理想行为的努力，他们不再通过斯金纳强化法来给彼此的行为定型。
斯金纳有时候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进行自我贬低。“总起来看，”他曾说，“我对别人的影响远不如我对老鼠和鸽子——或者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影响重要。”这话可能不是当真的。斯金纳真正的意思是下面这段话：“我从没有在任何时候对（我的工作的）重要性产生过怀疑。”而且，他还带着很有特色的乖张口气说：“当它开始吸引注意力的时候，我对其影响是忧虑多于高兴埃我的档案里有很多笔记说到这个事实，即对于这些所谓的荣誉，我感到很是害怕或者深为不快。我常常放弃会占用我的工作时间，或者过度强化其具体方面的一些荣誉。”
失势与衰落
行为主义研究在积累势力的途中，除了这门学说最执着的追求者外，人人都很清楚，老鼠和其它实验动物经常以这门学说无法解释的方式行动。
一方面，它们的行为经常不符合所谓的万用条件形成原理。“鸽子，老鼠，猴子，哪个是哪个呢？可这并不重要”，斯金纳曾写道，可这的确很重要。研究者们可以很容易地教会一只鸽子去啄一块圆片或者开启食物门的钥匙，可是，他们发现几乎不可能让这种鸟类扇动翅膀来取食。他们可以轻松地教一只老鼠压下挡杆取食，可是，却要花天大的劲才能让一只猫也这样做。给一只老鼠喝发酸的海水，然后喝一种恶心的药水，他会避开发酸的水，却愿意喝海水；对鹌鹑进行类似试验，它会避开海水，却愿意喝发酸的水。这些比较得来的成果迫使行为主义者承认，每个物种都有其自己内部的电路原理，使它很容易地通过本能来学习一些东西，另外一些却有困难，而还有一些一点也不会。学习的原理远远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行为主义心理学更为严重的一个错误是，实验动物经常以一些不能够按照很清晰明白的反应曲线率来行动。例如，许多研究者都曾发现，在一次反应消除尝试的开始，一种动物会以更大的精力来对刺激作出反应，不似它们在长时期的强化训练中那样。一只一直通过按动横杆取一颗饲料的老鼠，如果发现没有饲料，它会一次又一次更用力地按动横杆，而按照严格的行为主义学说，奖励的缺失会使反应强度减弱，而不是增强。
但是当然，人类亦是如此。当一台自动售货机不再发货时，客户会更用力地推拉几下，甚或敲打或者踢几脚，要么是发泄，要么是以为哪个地方卡住了，需要再踢一脚。行为主义学说对此内部的过程没有什么解释，特别是对问题的思考不予解释，可是，若干行为主义者注意到，他们的老鼠有时候的行为看起来好像是在做些基础的目标型思考。
一位著名的研究人员爱德华·查斯·托尔曼（1886－1959）了解这种情况，他是赫尔同时代的著名人士，也是30和40年代著名的新行为主义者。他观察到，一只老鼠跑过几次迷宫之后，它会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做决定，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往前走一点，也许再往回跑一点，都是在作出决定并继续进行之前发生的。他在1938年就任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时的致辞中说，很清楚，老鼠是在脑袋里面进行“替代性的试误法”。“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他说，“老鼠似乎是在进行‘三思而后行’之类的把戏。”
这是托尔曼在老鼠的许多行为当中找出的一部分例子，他认为，这些行为只能解释成老鼠的头部有某种过程在进行中。几年以前，他和一位同事曾制作过一只简单的迷宫箱，里面有三条通向目标盒的路径。最短的那条是从启始处直通目标盒的；第二条稍长一些，向左弯了一下然后在中途接入最短的直路，距目标盒尚有一半的路程；第三条最长，向右转了很长的弯，然后才在靠近目标盒的地方接入最短的那条直路。经过一系列试验后，老鼠按行为主义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三条路都跑过，然后学会了选最短的那条直路，因为这是最容易建立起来的习惯。
然后，托尔曼在直路的中途设了一道障碍，这样的话，老鼠只能通过最长的那条路才能取到食物。按照行为主义理论，当老鼠顺着直路跑下去然后发现障碍时，它应该绕回头来试下一个最容易建立起习惯的路径——即中等长度的那条——可它立即就选了最长的那条。对托尔曼来说，这意味着，老鼠已经建立起了这整个迷宫的某种思维全图，并“意识到”障碍物挡住所有的路径，只除开最长的哪条。
托尔曼进行过许多类似的实验，其中大部分的实验都要复杂得多，可所有的实验都支持他的观点，即，“老鼠的大脑里已经建立起了这个环境的某种类似场图的东西。”他说，标准的行为主义理论只提供了迷宫学习的部分解释：“我们同意……穿迷宫的老鼠经受着刺激，作为这些刺激的结果，它最终导向实际发生的反应。可是，我们感觉到，其中的大脑活动更为复杂，更有模式，而且，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比刺激－反应论心理学家的自主能力更大。”
这些研究导致托尔曼推敲出一种他叫做“目标性的行为主义”的学说。它的基本意思是，老鼠并非作为一种自动机而产生行为，它们并非完全按照自己所体验的刺激的次数和种类而形成习惯，而是，就好像，它们还受到自己的期盼、它们认为某种东西在某种情况下会导致某种结果的知识、它们的目标和其它一些内部的过程或者状态的影响。如一位正统的行为主义者所嘲笑的那样，托尔曼的老鼠已经“陷入了沉思”。
托尔曼把这种内部的因素称作“干扰变量”（它们会干扰刺激－反应过程），并坚持认为，它们与行为主义是相兼容的，并行不悖的。“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他写道，“‘精神过程’应该被承认而且按照它们所导向的行为的术语来定义。（它们）是看不见的，可都是推断出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行为和这些推断出来的决定因素都是客观的，是有定义的存在类型。”这是在尽力维护行为主义的理论，可是，托尔曼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还是在行为主义的大堤上掏了一个细缝，导入了一小滴思维。到时候，它会变成一场洪水。
如果奖励和重复只能部分地解释老鼠的行为，则它们对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和工作机理的解释就会更有限。拿记忆作比。行为主义者以纯粹数学的术语来描述它：尝试和强化的次数越多，奖励越多，刺激和反应的时间就越接近，刺激产生反应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刺激是诸如“5之后是什么”？这个问题，反应就是“6”。如果刺激是“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答案就是一串7位的数字（包括区号在内有10位）。第一位数字是对总是的反应，可也是能够产生第二位数字这个反应的刺激，等等，其方式是一串联想联系。
可是，就算在行为主义时代的高涨时期，心理学家们也都知道，人类的记忆比这个复杂得多。一方面，我们“整块”记忆某些信息：比如，我们把区号作为一个单元来记忆，而不是作为一系列互有连接的反应。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不同种类的记忆：我们可以暂记住某些电话号码，我们查出号码，暂时记住，直到拨号，然后立即把它忘记掉，可同时，我们还会记忆“长效记忆”的东西（我们把认为需要的东西当作知识长期堆积在仓库里）。某些东西需要无数次的重复和奖励才能固定在记忆里面（很多人好像记不住自己的社会安全代码，曾经看过几十次也记不住）；其它一些东西（在某家饭馆进餐付的一次特别贵的账，孩子说的第一句话）只需要经历一次就能在记忆里保持很长的时间。人类记忆的这些特点和许多其它的特点，并不能用行为主义狭隘和古板的公式来解释。
在整个行为主义时代，一些心理学家持续不断地以更为宽泛，更为深刻的方法来探索人类的记忆，不仅如此，他们还探索行为主义曾经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心理学现象，如感觉、动机、性格特征、推理、解决问题、创造力、儿童发展、遗传倾向和经验之间的内部作用还有人际关系。慢慢地，关于这些话题而收集起来的数据，和这些数据提出来的一些行为主义不能够回答的问题，为托马斯·库恩在他对科学革命的著名分析中表达的新理论铺平了道路，这就是他叫做“范式转移”的东西——向一种新学说相对突然的转移，它囊括积累起来的大量数据，并使这些按照目前的学说很难解释的数据产生意义，如果这些数据是有意义的话。
同时，其它领域里进行的一些研究也开始对思维的工作机制带来新的曙光了。从人类学里，得出了有文字以前的人类如何思想的研究；从心理语言学中，得出了人类如何获取并使用语言的知识；从计算机科学中，人们知道了一种全新的设想思维的办法——像信息处理一样，一步一步地往前进，就像一道计算机程序。
到60年代，所有这些影响开始汇集成一种有关思维和行为的观点，称作“认知科学”——没有超自然存在并建立在实验方法上的一种认识论，通过它，人们可以对精神过程进行合理的推断。
随着认知科学的到来，行为主义很快失去了它在心理学中颐指气使的地位，它不再是像它宣称的那样一种足以解释所有行为的方法。公爵大学的格列高利·金布尔总结了心理学家们对行为主义幻想的灭失：
虽然古典的学说以简单的学习理论形成并经过了检验，但是，在一切的背后，总是有一种假定，即这些理论可以应用到所有的行为之中去……（而且，）学习的大部分基本法则已经被寻找出来，而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这些解决系统分类的小问题只不过是把一些主要的理论家们区分开来而已……（然而，）到本世纪中期，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古典的学习学说在范围上受到局限，我们的科学知识已经上升到的高度还在伽利略以前，而不是在牛顿以后，如赫尔和其它一些人曾思考过的一样。
奇怪的是，只有当行为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日渐式微的时候，其子属支流行为疗法才被广泛使用，并合乎情理地成为对范围有限的一些心理疾病，特别是恐惧症非常成功的疗法。
行为疗法正确的地方——它有用，但是用途有限——与其附属的行为主义理论是类似的。它不是一种谬误的学说，而是说，它只能解释最基本的一些行为形式，而这些行为只是老鼠心理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心理学的极小的一个部分。对它的成就的一个极端评论见于1968年一位心理学家尼西米亚·约但的说法：
现代美国科学心理学是在一片不毛之地上白费精力的不孕专家。数年辛勤劳动和数百名教授及数千名学生不懈的努力得出的成果几乎是一个零……自那个“划时代的”时刻（沃森1913年的宣言）以来，53年的时光已然过去，可不可以指出对于人类知识的增长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任何贡献来？一点都找不出来。
尽管失望的很多人并非都如此激烈地批评行为主义，可是，在60年代，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中心都从行为主义向认知理论转移了。到70年代，行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挤了出来，被新的、更为多样化的心理学所替代，这些新的流派研究更为深刻和更为广泛的内容，是本书余下部分要讲到的话题。
心理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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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故事
第十二章 发展心理学家
“橡树再大，也是从橡子长出来的。”
—英语谚语
许多人提到科学家时，都是千篇一律的想法：身着工作服的化学家正把沸腾的液体倒入试瓶里；细胞生物学家透过显微镜偷窥生命；裹着一身咔叽布的古生物学家在用刷子刷着泥土，以便露出一块朽骨。可对于正在工作中的心理学家来说，没有人会想象出他是一幅什么样子。心理学是各门科学的综合，场面各个不同。哪怕是心理学内部各个具体的领域里面，情形也是千姿百态，不尽相同的，而在所有这些领域里面，没有哪一种情形的复杂性会超过发展心理学。比如：——一位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握住一只怏怏不乐的实验老鼠的头，同时，一位助手灵巧地翻开老鼠左眼皮，在里面放上一块不透明的隐形镜头。
——8个月大的一个男婴坐在微型舞台前，一位研究人员躲在舞台后，把一只玩具狗放在男婴看得见的地方；正当婴儿准备用手去抓它的时候，这位研究人员却拉上了帷幕，把狗遮了起来。
——一位男士蹲在一个玩弹球的5岁男孩子跟前对他说：“以前我也经常玩这些东西，可现在已经忘了怎么玩。我想再玩一回。你教我规则我就跟你一起玩。”
——一位年轻的母亲跟只有一岁大的女儿在地上玩，她突然假装受了伤。“哎呀，哎哟！好痛啊！”她大叫起来，紧抱住自己的膝盖。小女儿伸出手来，就好像要去拍拍她的肩，可突然却大哭了起来，把自己的脸理在枕头里。
——在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位心理学家手上拿着一张绿色的扑克牌，对坐在桌子对面的10岁女孩子说：“我手上这张牌要么是红色的，要么就不是黄色的，这说法对吗？”她立即回答说：“不对。”后来，在同一天，他又让一位14岁的女孩子来回答这个问题；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对。”
——一位女研究员给一位学牙科的学生放一段录相。录相中，某位刚来到这座城市的哈林顿夫人第一次去看牙医。这位牙医说，她昂贵的假牙有一些全都坏了，而且没法修；而且，她患有牙周炎，她以前的牙医却一直没有管这件事。哈林顿夫人心烦起来，而且不相信这位牙医所说的话。研究员停下录相，问学生说，假设他就是这位牙医，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在这些千奇百怪的活动中，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要发现心理学的橡子到底是怎样长成心理学的橡树的。尤其是：
——把不透明的隐形镜头安装在老鼠眼睛里去以后，实验人员培训老鼠走迷宫，然后把老鼠弄死，在显微镜下观察其大脑。其目的是要通过比较其左右视觉皮层，看看神经元上的树突数目因为经验增多而增多的程度。（因为左眼蒙住了，因此右边的视皮层在迷宫培训中没有接受到信息。）
——把帷幕拉上藏起玩具狗来的研究人员，他是要看看婴儿记忆力的发育情况——在本例中，他是要测试对被藏起来的东西仍然存在这种事实的意识程度。
——那位请求重新学会玩弹球的男士是皮亚杰，时间是在20年代，他是要研究小孩子道德推理能力的发育情况。
——那位假装受伤的母亲是在与研究工作者们合作，企图确定儿童移情功能出现的准确时间。
——那位就绿色的扑克牌提出奇怪问题的研究工作者是在查看儿童逻辑推理能力的成长过程。
－－那位请牙科学生回答如何处理上述情景的女研究工作者，是在调查成人水平的道德推理能力发育过程。
这些只是少数几个例子，说明现代发展心理学家们多种形式的活动和兴趣所在。他们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是科学当中最广泛的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最典型的一个：它处理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因之为人的一切，也涉及我们对这些因素产生影响的一切过程。
在17世纪以前，人们对这个课题没有什么兴趣。在那以前，按照史学家菲律普·阿里艾斯的说法，在欧洲处于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孩子是成人的缩影，其性状、德行及恶行就是小型的成人。他们在6岁以前得到关照，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可以照看自己了。从这以后，他们就得到成人一般的对待，跟成人一起工作，如果冒犯了权威，也得像成人一样因为错误的言行受到惩罚。如果犯了偷窃罪，甚至还有可能被绞死。
对待孩子的这种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因为洛克说，婴儿的思维是一张白纸。可是，这张白纸是如何变成成人思维的，他的理论却极不成熟：这种发育简单地就是因为经验和联想的积累。
两个世纪以后，达尔文理论启发了好几位心理学家，他们提出了更为复杂的想法。他们说，进化过程是从最为简单的同质生命形式向复杂和高级的区分形式发育的，同理，心理发育也是从同质和简单的心理功能形式向复杂和专业化发育的。其从婴儿期向成熟期的上进过程的发育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这听起来有些幼稚；现代心理学家看问题更有相关考虑，他们认为，发育是随便朝着某个方向进行的，某些是极不好的发育方向。种族主义者、满口脏话的妓女、变态杀手、职业性的虐待者、虐待儿童的人、集团屠杀的宗教狂及类似的一些人都是发育导致的最终结果。另外，发展心理学家现在认为，他们的课题还延伸到了生命最后的几十年，这个时候，心理功能已经衰退，老年性痴呆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在处理范围如此广泛的一个领域时，他们会应用到心理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知识，可想而知，他们认为自己的专业才是了解心理学知识最为地道的途径。如发展心理学家洛克尔·格尔曼所言：“如果不观察其进化，我们就无法了解终端产品。”这话说得挺自信，让我们来看看证据。
眼高手低的宏论
“目标宏大，可处理细节时又束手无策，”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说，“这是一门科学在早期共同的弊玻”
对于发展心理学来说，情形的确如此。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这个研究领域里面最为显著的一些理论都缺少具体的内容和坚挺的数据，无法支持其武断和不切实际的概念。英国人乔治·罗曼斯、俄国人伊凡·谢采诺夫和美国人詹姆斯·马克·鲍德温和吉·斯坦利·霍尔都是一样的，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儿童时期发生的发育变化都比喻为从低等动物向人类进化的不同阶段。可是，这种看上去十分聪明的比喻只不过是一种智力上的欺骗，而不是实验的结果，因此很快就被兴起的研究数据之潮冲涮而去，在这种理论之内是无法找到研究数据的。（只有心理分析理论躲过了这场实验数据时代的冲洗，因为它跟进化理论不同，它并不想那么包罗万象，而只是进行性格结构和人格分析的工作，对于智力和社会技能的成长过程，它很少说话，或者根本只字不提。）”可是，霍尔对发展心理学却作出了播种意义上的贡献。他把当时叫做“儿童研究运动”的一种活动导入了实验科学和数据收集活动。他本人也是一位勤敏的研究工作者，花了很多年时间专门进行儿童思维的问卷研究活动，并发表了大量数据。他所做的这些工作，而不是因为他的宏大理论，为儿童——心理学这个初生的领域奠定了发展方向。
到20年代，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这个词30年后才开始流行起来——当时完全是研究方向的，在很大程度上只供理论使用。这也符合当时流行全国的心理测试风潮。比奈和特曼测量儿童每年的智力成就，而不解释思维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变化，跟他们一样，20年代到50年代的发展心理学家们都集中精力确定正常值：即婴儿行为及能力每周“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作为儿童每月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在耶鲁大学，阿诺德·格塞尔详细编辑了儿童生命周期中每一个转折点的正常行为描述。在伯克莱大学，哈佛大学和其它一些大学里，研究工作者们进行了基本的纵向分析，对人们进行反复测试，从婴儿期一直到成人阶段，以确定哪些因素决定着婴儿日后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们缺乏对发育理论的兴趣，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行为主义者的控制地位，他们对学习的研究，如我们已经得知的一样，主要由确定刺激和回报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行为主义发展理论这个名字如果能够成立的话，就可以用斯金纳的话表达清楚：
的后果可以“反辣到有机体这里来。行为后果如果真的产生反馈，也许就会改变一种可能性，即产生后果的行为行为也许会再一次发生……当行为的变化时间很长的时候，我们就认为非独立的变量是有机体的年岁。作为年岁作用的可能性的增加经常被认为是成熟。
巨人和巨人的理论
让·皮亚杰（1896－1980）是20世纪最伟大的儿童心理学家，这是大部分发展心理学家们所公认的，英国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彼德·布莱恩说，如果不是有皮亚杰，“儿童心理学也许只是一门非常不起眼的学问”。在20年代，当皮亚杰还是一位年轻人的时候，他的早期的贡献就已经给法国和瑞士的儿童心理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30年以后，他成熟后的思想产品在美国也带来了同样的影响。使他的工作具有如此震撼力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优美的文笔和清晰的理论思路，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杰出的一些发现，这些科学发现是通过费力的研究得来的，他的理论就是以这些研究为基础的。
说“费力”这还是轻的。在青年时代，他是位瘦高个子、前额上留着刘海儿的青年，到80岁时，他一头白发，弯腰驼背，而且很胖，这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观察儿童玩耍并参与游戏的活动中。他给孩子们讲故事，也听孩子讲自己的故事，给他们提出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这东西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某东西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走路的时候，为什么太阳会跟着你一起走？”“做梦的时候，梦在哪里，你是怎么看见梦的？”）。他还发明了许多谜语和难题让他们去猜。通过这些活动，皮亚杰作出了大量的发现，这些成果被哈佛的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认为是“令人惊讶的发现……大量有趣的、伸手可及的现象，这些现象司空见惯，就在每个人的鼻子底下，可并非每个人都具有发现这些现象的天分”。
比如：皮亚杰常常让婴儿看一件玩具，然后用自己的贝雷帽盖住玩具。9个月以前的婴儿在看不见玩具时会忘掉这件玩具，可是，婴儿到约9个月大的时候，他会意识到，玩具还在那个地方，还在贝雷帽下盖着。再举一个例子：皮亚杰常常让孩子看两个一模一样的大杯子，里面盛着同等数量的水，把一只杯子里面的水倒入一个细长的容器里，再问孩子说，哪一个容器里装的水多些。7岁以下的孩子几乎总是说细长容器里的水多些，可是，7－7岁以上的孩子却会认识到，虽然容器的形状变了，但数量却是一样的。皮亚杰有很多这样的发现，这些发现尽管后来做了一些修改，但总是正确的。凯根说儿童心理学“从来没有占有过如此坚实的一些事实”。
为了解释这些发现，皮亚杰构筑了一个复杂的理论，这个理论运用了他自己有关认知过程的概念和其它来自生物学、物理学和哲学的概念。（他还探索过弗洛伊德和格式塔心理学，但没有利用这些学问。）他基本的信息是，思维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经历了一系列突变。思维不仅仅积累经验，而且也会因为经验而产生变化，因此而得到更多新的先进思维，在约15岁以前，思维就是我们认为最有人性特点的一种。从这个地方开始，现代发展心理学就诞生了。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可以与孩子们坐在一起玩，听孩子们讲话，六十年如一日，但仍然具有那份天赋，使一门重要的心理学分支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有一个不太可能的回答：温文尔雅、威严、慈祥、友善而且热情。他的同事和伙伴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板”，可他却从没有招惹恶意的诽谤，对他工作上的批评，他总是从善如流，他的至亲好友从来没有跟他翻过脸。皮亚杰晚年的一些照片可以真实地反应他的为人：一脸和善，角质眼镜底下透出威严，飘逸的白发从终生不离的贝雷帽两侧拂过，微笑的嘴角含着一只烟斗，这一切都使人感觉到这个人的平易可亲。他惟一可以找出来的缺点是，他是这样严肃的一个人，竟然对孩子们的玩笑和大笑完全没有半点兴趣。
他出生在瑞士的纳沙泰尔，跟弗洛伊德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外来者，不必要一点一点地努力寻求被当地人接受。他跟巴甫洛夫也不一样，从没有经受过生活的艰辛；他跟詹姆斯也不一样，他从没有经历过精神的危机。跟韦特海默也不一样，他从没有经历过神灵的显现。他那相对平淡无奇的幼年生活惟一不同于众的地方在于，他几乎没有童年——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他终生喜欢跟孩子们泡在一起的原因吧。他父亲是一位一丝不苟，也爱挑剔的历史学教授，他母亲患有精神病，跟她的丈夫不一样，她还极度虔诚。这种差别使得家庭生活极为麻烦，对此，幼年的让·皮亚杰只有想法适应：我生活的早年只好放弃玩乐而准备干严肃的事情，之所以这样，除了尽量摹仿生父以外，是为了在一个隐密的、非虚构的世界里找到避难之所。的确，我一直就在想办法寻求从现实里逃走，这种心理我只能归因于母亲精神健康太差。
没有神话故事，没有冒险经历，也没有给这位少年老成的孩子玩的游戏。到7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空闲时间里研究鸟类、化石、海贝和内燃机械装置了。不到10岁，他就已经写了一本有关当地鸟类的书。
可是，他成就大作的骄傲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父亲说那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七拼八凑的东西而已。到10岁时，皮亚杰“决心更加发奋一些”。他在公园里看见一只部分白化的麻雀，写了一篇简要的科学报告，投递到纳沙泰尔的一家自然科学杂志社，而这家杂志的编辑不知道作者是位小孩子，就发表了。这份成功使皮亚杰鼓起勇气来，他给纳沙特尔自然博物馆的馆长写了一封信，问可不可以在闭馆之后让他研究一下藏品。这位馆长不仅答应了他的要求，还邀请他当助手，帮他清理贝壳，进行分类和贴标签的工作。皮亚杰一星期去工作两次，数年不缀，得到了足够的知识，在不到16岁的年龄就在一些动物学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软体动物的科技文章。
大约在这个时候，他跟教父一起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假期，这位教父是个文人，他认为这个小孩子的兴趣太狭窄了，因而让他学习哲学。一个广大的世界展现在皮亚杰的眼前。他很喜欢这门学问，特别是认识论。到这次假期结束时，他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对知识进行生物学解释的事业中”。可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位博物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在纳沙泰尔大学，他通过了本科学习，接着一直读到博士，到22岁时得到了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直到这时候，他才转入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题。他在苏黎士的两家心理学实验室短暂地工作过一阵子，然后到巴黎的巴黎大学选学了一些课程，然后被推荐给西奥多·西蒙（比奈的同事）。西蒙让他把一些测试卷子标准化，这些卷子是用来测试5－8岁的巴黎儿童的推理能力的。皮亚杰一干就是两年——还干了其它的许多工作。使他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确定儿童对一些推理问题作出正确答案的年龄，而是在早些时候，他们为什么都犯同样类型的错误。他让孩子们一起谈话，向他们提出有关周围世界的一些问题，仔细听他们的解释，并请他们解开他出的一些谜。这一切都成了他终生的调查研究方法。他在自传中欣喜地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了。”
到这时，他为下个5年——结果是差不多60年——定的目标，是要发现“某种智力的胚胎学”。皮亚杰这是打的一个比喻；他认为智力的成长不是因为神经系统成熟的原故，而是思维得到了经验，然后经验迫使思维发生变化的原因。
从那时起，他担任了一系列的学术和研究职位。在20多岁的时候，他就是日内瓦卢梭研究院的研究主任，一直当了5年；然后，他在纳沙泰尔大学当了5年的哲学教授；再后，他回到日内瓦的卢梭研究院当共管院长，后来又当了院长和这所大学的教授；再后来，他又成了巴黎大学的教授；从1956年起，他是新成立的日内瓦大学基因认知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基因认知学”这个词是他发明的，这门学问与基因学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它指的是智力发育。）不管是在所有这些岗位上，在人行道上，在公园里，还是在他自己的家中与3个孩子在一起——他在卢梭研究院娶了自己班上的一位学生——皮亚杰总是在进行无穷无尽的研究，一会儿注意这个年龄，一会儿又是那个年龄，直到最后，他把人从生命最初的几个星期直到少年时期的全部发育图景都编织起来了。他按部就班地撰写文章，有条不紊地发表著述（很可惜，这些著述都写得特别冗长），向这个世界提供了大量惊人的发现，数不清的、价值连城的数据，他的理论把一个儿童研究领域转变成了一门发展心理学。他蜚声国际，除了弗洛伊德以外，他的文章被心理学文献引用最多，到今天依然如此。他得到了好些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因为他对心理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大奖。
他的成就如此惊人，可他本人却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心理学方面的系列培训，也没有得到过心理学学位。
皮亚杰在好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扩充和修订过自己的理论，可是，我们只需要知道最终结果就行了。
行为主义认为，发育是经过制约和摹仿形成的，遗传学家认为这是成熟的自然结果。两者的观点皮亚杰都不同意。他认为，心理发育需要经验，也需要成熟，可是，发育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思维适应了经验，然后能够以不同的方式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再进一步适应，经历一系列的突变，直到进入成年阶段。婴儿的消化系统最初只能消化奶水，然后才可能消化固体食物。同样，智力最初也只是一种简单的结构，它只能吸收和利用简单的经验，可是，在经验的哺育之下，智力变得更先进了，更有能力，终于能够处理复杂的事物。
4个月大的婴儿不会意识到皮亚杰的贝雷帽下的玩具；在这个心理发育年龄上，思维只具有当前的认知力，没有存储起来的图景，看不见的物体等于不存在这样一个物体。可是，到第一年的晚些时候，他会偶尔好几次发现，玩具就在贝雷帽底下，婴儿就会修改他看见物体被东西覆盖住以后的反应。
在另一个典型的实验中，尚不会数数的孩子说，在一条线上排得很开的六粒扣子比串在一条线上的六粒扣子“多些”。等他学会数数以后，他发现结果其实不然，他的思维处理类似感知情形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了皮亚杰的同化和适应理论中两个至关重要的心理发育过程。孩子会同化数扣子的经验——可以说是消化它，就好像以前的经验，某东西看上去大些，真的也就大些。可是，通过数扣子得出的新经验与这个假设不一致；思维为了恢复其平衡，只好尽量适应（认知），以容入新的经验，从这时起，他就会以更适应现实的方式观察和解释事物。
曾几何时，皮亚杰重述（以不符合他的特点的简朴文笔）过一位数学家朋友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新信息的同化是如何会导向适应和新思维的：
他小的时候，有一天曾数过小卵石；他把石子排成一排，从左向右地数，数出10个来。然后，为了好玩，他又从右向左数，看看能数出多少来。他惊奇地发现，竟然还是10粒石子。把石子排成一个圆圈再数，结果还是10粒。他又从圆圈中别的地方开始数，又是10粒。而且，不管他把石子按什么方式排，数起来仍然是10。他在这里发现了在数学中被称为可交换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总和与顺序无关。
这样的心理发育过程并不是平滑和连续发生的。像发现可交换性这样一些小小的变化，时不时会导致向思维不同阶段的突然转换。人类心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发育这样一个概念，并不是皮亚杰始创的——其它的心理学家早就提出过这样的想法——可是，皮亚杰是第一个辨认并描述这些阶段的人，而且是以大量观察和实验证据为基础来做到这一点的。皮亚杰理论中的四个主要阶段（还有许多小阶段）是：
——感觉运动阶段（从出生到18－24个月）
——前操作阶段（18－24个月到7岁）
——具体操作阶段（7－12岁）
——正式操作阶段（12岁以上）
年龄只是一些平均数；皮亚杰很清楚，个人之间是有一些差别的。可是，他说过，这个顺序是不变的；每个阶段都是随后一个阶段必要的基矗
每个阶段发生的事情如下所示：
感觉运动阶段（从出生到18－24个月）：最初，婴儿只能意识到一些感觉，不能将这些感觉与外部的物体联系起来。他们甚至无法将手的图象与手动的感觉联系起来。慢慢地，通过试误法，婴儿才发现伸手抓玩具是如何与看到的物体相碰撞的。
就算他们的移动变得更有目的性，更为准确一些，他们还是搞不清楚周围的物体是什么样子的，也搞不清楚这些东西是如何对他们的行动产生反应的。因此，他们只好做些试验：他们吮吸东西，摇动，击打，敲击或者扔东西，因此就得到了新的知识，这些新知识使他们产生更聪明和更有目的的行动。
孩子根据这些经验，在不断增强的记忆力的帮助下（有一部分是因为大脑成熟的原因），开始存储起一些心理图象。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到第一年稍晚些时候就意识到，一件藏起来的物体仍然存在着，尽管已经看不见它了。皮亚杰把这个现象叫做“物体稳定”的保留。
到这个阶段的末尾，孩子开始使用其存储的图象和信息来解决包括客观物体在内的一些问题；他们会思考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不是只依靠玩弄一些物件。作为年轻父亲的皮亚杰很自豪地报告说，她的女儿露西安娜就曾有过这样的思维过程，当时，她还只有16个月大。他跟女儿一起玩耍的时候，把一根手表链带放在一只空火柴盒里，很小心地露出一点缝来：
露西安娜不知道火柴盒子开合的作用，也没有看到我进行这项实验的准备工作。她只知道前面的两个办法（学会了处理一些情形的办法）：把火柴盒子推翻，以倒出里面的东西，把手指伸进去，以便把手链弄出来。当然，她首先试的正是这最后一个步骤：她想把手指伸进去摸手链，但完全不行。
接着是一阵停顿，这期间，露西安娜表现出了一个令人奇怪的反应。她仔细看着这条小缝，接着，一连好几次张开并合拢自己的嘴巴，起先是轻轻张开，接着嘴张得越来越大……（然后）她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盒子上的窄缝，不是像刚才那样想摸手链，而是用力拉盒子，以便把盒子口开得更大些。她成功地抓住了手链。
到这个时候，孩子们还开始思考如何实现所欲求的社会结果。皮亚杰还是以对他的孩子之一的观察进行报告：
在一岁四个月零十二天的时候，把雅克琳从她极想再玩下去的一种游戏上强行抱开了，然后放在婴儿围栏里，不准她爬出来。她大声喊也不行。接着，她很明白地表达了某种需要（也就是说，要上卫生间），尽管刚刚过去的10分钟里发生的事情证明她根本就没有这种需要。刚一出来围栏，她就指着想要再玩的那个游戏！
孩子正在获取基本的想象和预测能力，知道某些简单的行动可能会带来某些结果，并在大脑里面进行试误法试验。因此，皮亚杰说，智力发育的方式是“概念－符号，而不是完全的感觉运动”。
前操作阶段（18－24个月到7岁）：现在，孩子就能够快速地获取图象、概念和词汇了，并能够以符号的方式就外部事物更流畅地说话和思考了。2岁的孩子会把一块积木扔在地板上然后摹仿卡车声音；3岁的孩子能假装从一只空杯子里面饮酒。最初，孩子学习说话的时候是把事物及其名字看作同一个东西的（2岁的孩子看见一只鸟会说：“鸟！”如果成人用到“鸟”这个词，孩子会问：“鸟在哪儿？”），可是，最终他会明白，词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跟它所代表的东西是分开的。从那时起，他或者她就能够就不在场的事物或者就过去或未来的事件谈话和思考。
然而，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内在表达却仍然是原始的，缺少像因果关系、数量、时间、可逆转性、比较和视觉等的组织性概念。孩子不能执行涉及这些概念的心理操作，因此，这仍然是“前操作”阶段。（皮亚杰所谓的操作，是指任何心理习惯，它使信息为着某些目的而发生转换。分类、细分、在整体中辨认局部和数数等，都是典型的操作。）这就是5岁的孩子之所以认为展开的6粒扣子比串在一起的6粒扣子多些的原故，也是把水倒入一只细长容器比它在一只宽大容器里多些的原故。哪怕孩子学会了数数，他们仍然需要一些时日才能明白，2×3为什么会等于3×2。如果让他们看一束花，大部分花束是黄色的，然后再问他们：“是花多些呢还是黄色的花多些？”他们会说：“黄色的花多些。”
处于前操作期的孩子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跟感觉运动期的孩子一样），皮亚杰用这个词来表示不能想像事物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他经常让4－6岁的孩子看三座山的模型，把一只小玩偶放在山上的某个地方，显示一组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山中照片，然后问孩子们说，哪一张照片显示玩偶正在看的方向。孩子们总是选择他们自己看去的那个方向的照片。同样地，他报告说，前操作期的孩子不能想象其他人正在思考的问题，而且，说话的时候经常不知道别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正在谈的一些事情。
具体操作阶段（7－12岁）：到约7岁的时候，孩子转移到了完全不同和更有能力的一个新思维阶段。他们现在可以执行像数数和分类之类的操作，也可以理解并思考相互的关系。一个前操作期的孩子知道“兄弟”这个词，但不知道兄弟是什么东西；他知道什么是“大”的，但不知道两个都很大的东西中哪一个更大些。而一个操作期的孩子这两个问题都能解决。在心理上逆转一个过程是另一项操作。当一个孩子可以想象把水从细长容器倒回到原来的瓶子中的时候，他就获得了逆转的概念，也因此而知道了“守恒”的概念，这就使他认识到，数量在外形发生变化的时候并不发生变化。
处于这个阶段上的孩子还慢慢知道了在他们之外的事物自有其发生的原因。前操作期的孩子会说，到晚上的时候天要黑，因为我们要睡觉了；具体操作期的孩子会说，天之所以要黑，是因为太阳下山了。他们还更能够想象事物从别的角度看上去会有不同的图象，也知道别的人如何思想和感觉。因此，他们可以在心理上操作符号，就好像这些符号就是他们所指的事物——可是，他们只知道代表实际事物和行为的符号，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者逻辑过程。逻辑推理还不在他们能理解的范围之内。把三段式推理的前两项给他们，他们也不知道推出最后的结论。
如果出现好几个变量，他们也不知道运用一些方法系统地解决问题。在皮亚杰最有创见的一些测试中，有一项效果极好的测试就是悬摆问题。他常常让孩子看一个挂在绳子上的重物，然后让他看看怎样更改绳子的长度、重物的重量、在不同的高度松开重物和怎样用不同的力量推动重物。然后，他会请孩子计算哪个因素，或者哪些因素（长度、重量、高度和力量，单独地或者协同地）影响悬摆晃动的频率。前操作期的孩子没有行动方案，他们随意地尝试不同的东西，经常一次更改好几个变量，出现很多观察错误，结论也不正确。而操作期的孩子尽管更有方法也更准确一些，他们也经常犯一些错误，因为其逻辑思维能力很差。一位10岁的男孩子试着改变绳子的长度然后得出正确答案说，最摆的绳索越长，其摆动的速度越慢。然后，他将100克重的重物在长绳子上摆动的效果，与一个50克重的重物在一根较短的绳子上的摆动效果相比较，然后得出不正确的结论说，悬摆在重物的重量加大时摆动也慢些。
正式操作阶段（12岁及以上）：在发育的最后阶段，孩子们可以思考抽象的关系了，例如比率和可能性。他们掌握了三段论推理，可以处理代数问题，并开始理解科学思想和方法论的要素了。他们能够形成假设，编制一些理论，并能系统地考虑一个谜语、神秘故事或者科学问题当中的可能性了。他们可以运用一些方法玩像“20个问题”这类的游戏，先解决宽泛的问题，然后再缩小到一些可能性上面。在这个阶段以前，他们的问题会从宽泛的地方跳到缩小的问题上，然后又回到宽泛的问题上。或者互相重叠，或者一再重复。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现在不仅能够思考具体的世界了，而且能够解决像可能性、或然性和不可能性等问题，还能解决有关未来、公正和价值等的问题。如皮亚杰及其长期的同事巴贝尔·因霍尔德所说的：
这个阶段最新奇的地方在于，通过对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受试者能够就他不相信，或者暂不相信的一些论题进行正确的推理，也就是说，这些论题他认为完全是一种假设而已。他已经能够从一些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真理当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来。
杰罗姆·凯根认为，皮亚杰对少年全新的认知能力的分析是“任何有关人类天性的理论当中最有创见的一个想法”，也是“能够向传统的解释发出挑战的、有关少年行为的洞见”的来源。至少在一个方面，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少年自杀率升高的原因：少年具有一种能力，可以思考所有假设的情形，并且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试尽了所有的可能性，这种能力会让少年对自己说（不管正确与否），他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也检查了所有解决个人问题的办法，可是没有哪一个办法能够奏效。另一方面，他能够感觉到在自己所相信的事物，或者人们教导他去相信的事物当中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这种能力有助于我们理解少年的反叛情绪、愤怒和焦虑。最常见，也最容易引发问题的不一致性有：对少年时代性生活互相冲突的看法（性生活是不道德和有风险的，但是，克制性生活又是“令人苦恼”和不正常的）；少年对父母的关系也是互为冲突的（他希望也极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可同时又希望独立）等等。
（皮亚杰在其工作的早年曾研究过儿童的道德发育问题，但是，这份工作只处理前少年时期和儿童对规则、谎言及类似问题的态度。正是他晚期论认知发育的一些工作，才处理到像道德感和公正等的问题。）
与凯根这样一些赞扬皮亚杰的人相反的是，在20多年的时间里，对皮亚杰的思想和发现一直就有反复不断的修改和修正。成千上万新皮亚杰主义、后皮亚杰主义和反皮亚杰主义的论文成篇累牍地发表，或者在专题会上宣读出来。这一部分工作虽然很多都卓有价值，但大部分比较起这位巨人本人的工作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伊萨克·牛顿曾带着假惺惺谦逊地说过：“如果说我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修改和修正皮亚杰理论的那些心理学家们都应该毫不谦逊地说，他们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为他们都站在他的肩膀上。
成熟
尽管皮亚杰接受过自然科学的培训，他早年也曾决定要对知识进行生物学上的解释，可是，他的理论几乎完全是从认知的过程来解释发育的。他完全忽略了成熟本身的作用——人体成熟的过程会自动地引起一些行为变化——或者认为这种作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现代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们都感觉到，除非成熟在心理发育中所起的作用被完全理解，否则，人们无法知道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天生的，而不是通过同化和适应来获取的。
可是，人们怎么才能区分两种影响呢？从婴儿出生，离开子宫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在学习，同时也在成熟。把每一过程的结果分离出来是第一重要的科学问题。的确，新生儿刚出生便具有重要的反射能力，这与学习无关，比如碰碰他的脸，他的头就会朝那个方向转动，就好像在寻找他们从不知道的乳头。可从总体上来讲，行为的大部分变化，或者新的行为形式，不是从成熟得来，便是从学习得来，或者从两者中共同得来。
然而，有时候，自然会偶尔提供一个机会，可以把这两者分开。婴儿在3－4个月的时候就会喃喃自语了，以作为说话的准备，可是，聋哑婴儿也会喃喃自语，很明显，他们不说要摹仿听到的语音，而是另有原因。喃喃自语很明显就是一种预设好了的行为，他与经验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在指挥行为的神经中枢到达某个发育阶段时自发产生的。在正常儿童中，喃喃自语通过学习而发生改变，越来越接近对语音和音调的摹仿；在聋哑儿童中，喃喃自语会慢慢消失，因为他没有经验可借鉴。
由于可以观察没有学习过程的行为发育的机会很少，在这门专业发展的早期，一些发展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性地制造一些条件创造了历史。1932年，当时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疗中心的马托尔·麦克格罗让布鲁克林市一家收入颇低的家庭把孪生男孩子借给她进行一项实验。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强尼和吉米这对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孪生子每天8个小时，每周5天在麦克格罗的实验室里度过了两年。强尼接受了强度身体技能训练；吉米放在婴儿床上“末加打扰”（也没有人跟他玩），一次只有两只玩具给他玩。强尼不到一岁的时候就能跑陡坡，可以在水下游泳，还会滑旱冰；吉米一样也不会（可是，在抓东西、一个人坐着和走路时，跟强尼一样敏捷）。麦克格罗拍的一组照片显示，强尼在21个月的时候可以大胆地从一个5英尺高的台子上让自己溜下来，落在一张垫子上。而吉米在一个低得多的台子上蹲着，朝下望一眼，然后不肯往下跳。
到两岁的时候，麦克格罗让吉米接受强度训练，看他能否赶上强尼。他从来没有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可是，一些看过她的资料的心理学家们感觉到，对强尼的培训使他对吉米只占了很少而且是临时的优势。麦克格罗不同意，许多年以后——在许多与她一样的实验，即阻碍儿童的发育实验，慢慢被认为是极不道德之后——她强调说，尽管吉米后来在大部分地方都赶上了强尼，可是，哪怕都已经是进入成年期的成人了，吉米在身体活动的轻松和流畅自如方面还是不如强尼。然而，这一点所能证明的东西是难说的，因为结果是，这两个孩子是孪生兄弟，而不是一模一样的。只一保险的结论是，强度训练可以让孩子提前获得身体技能，而且这种技能是暂时的。
还有一项更为大胆的实验也是从1932年开始进行的。是由当时在弗吉尼亚大学的维恩·登尼斯进行的。他从巴尔的摩市一位贫困的妇女手上得到两个孪生姐妹，德尔和蕾，当时，她们都还只有5个星期大。登尼斯在他妻子的帮助下，把这两个女婴在家里养了一年多。他的计划是要剥夺对她们的一切刺激和学习，看看哪些行为方式是与成熟一起自发产生的。在一篇期刊文章中，登尼斯报告了他如何进行该实验的情况，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或者内疚：
头6个月里，当着婴儿的面，我们一直挂着脸，既不笑也不皱眉头，从不跟她们玩，不抱她们，也不逗她们玩，除非这些行动是进行实验所必需的……为了限制她们练习坐立，婴儿一直放在婴儿床上躺着睡，不准她们翻身。
在11个月的时间里，她们还不能看见对方。（婴儿床中间隔着一张帘子。）
登尼斯说，结果显示，“婴儿在第一年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长’”，这可以从像大笑、啃自己的脚和听到声音后大哭起来这些行为中看出来，跟正常抚养的同龄婴孩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像爬行、坐立和站立这样一些行为中，她们就远远落后于其它孩子了。14个月后，登尼斯让她们接受了一个时期的训练，经过训练之后，他说，她们很快就赶上正常孩子了。但是，按照登尼斯自己承认的说法，蕾直到第17个月，德尔直到第26个月才学会不用扶着东西走路。
这对孪生女婴其余的童年生活在一些孤儿院和亲戚的家中度过。尽管登尼斯说他已经让这对孪生姐妹长到了正常标准，可是，他自己对此的怀疑是不无道理的。他曾在伊朗的孤儿院里研究过一些孩子，发现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因为被冷落和没有人注意而在两岁时出现发育迟钝的问题，而且，这种迟钝一直持续到少年时代。可是，他再也没有提到蕾和德尔的事情，不知道她们后来的情况怎样。也许，他根本就不想了解这些情况。
这样的一些实验在60年前就比较少见，今天更是根本就不存在了。文明社会自从知道纳粹医生在集中营里进行过一些“医学研究”之后，有关用人体做实验的法律限制就严格得多了。可是，发展心理学家们已经在用其它一些办法来做实验了。其中之一是用动物做实验。行为主义者们通过了解老鼠的学习办法而了解人类学习的原理，发展心理学家们也照同样的办法来了解动物成熟的原理有哪些是可以应用到人类身上来的。
有一个人所皆知的例子。新生的小鹅被认为是根据本能去跟随母鹅的。可是，奥地利动物学家，行为生物学的奠基人和诺贝尔奖得主康拉德·洛伦兹却教会小鹅跟着他跑。洛伦兹想法让他本人成为小鹅出生后的头几天里能看到的惟一活物。它们的本能就是跟着活动的物体跑，因此，小鹅就跟着他走。当小鹅学会了这样做以后，它们看见母鹅也不跟着走了。洛伦兹的理论是，在成熟的“关键时期”以后，被跟随的物体的图象会在小鹅的神经系统里固化。自然的本意是让母鹅成为被跟随的对象，可没有预料到一位行为生物学家会来捣乱。
美国人埃克哈德·赫斯做了一只可移动、会呱呱叫的假野鸭，然后把一些小鸭子放在它的周围。如果在小鸭刚刚孵化的时候就把假鸭子放在它们面前，有半数的小鸭子会跟在假鸭子后面跑。如果小鸭孵化后13－16个小时后再放在假鸭子跟前，则有百分之八十的小鸭子会跟在假鸭后面跑。表面看上去像是一种本能的东西现在看起来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了：小鸭子的神经系统肯定是要对一些移动的物体作出反应，可是，只有在某成熟过程的某个特点的时间点上，它们才最有准备地把特定目标“刻颖下来。
作为这些发现的结果，在70年代，一些发展心理学家和儿科医师慢慢地相信，是在出生之后的几个小时内，母与子之间的联结才最终形成。他们规劝一些母亲，等孩子刚刚出生以后不要马上抱到医院婴儿室的烘箱里去清洗，而应抱着婴儿，紧贴着自己身上的肉。尽管后来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证明这样做了以后，母与子之间的联结的确更为牢固，但是，被联结起来的倒是母亲本人。许多其它的研究证明，婴儿对母亲的联结（或者父亲或其它主要的照看人）是在长达4－5个月的时间里发育而成的，其间有无数小心的看护和富有表情的注意。
很多成熟研究都以身体技能和生理特征为中心，我们对思维成长的知识并没有因此而增长许多。可是，对感觉能力发育的研究却开始提供一些坚实的事实了，它们代替了思辩，对心理学中这样一个古老的中心议题提供了答案：有多少是天性，是多少是教育使然？（按照发展心理学的说法，有多少是成熟本身造成的，有多少是学习得来的？）
这项工作的注意力集中在婴儿早期，这个时候，感觉能力迅速成熟；工作的目标是要发现每一种新的感觉能力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其假设是，当这种能力第一次出现时，它不是从学习而是从光学神经结构，特别是从大脑皮层当中主司视觉信号接受和解释的那一部分的成熟而来的。
有很多是光从观察婴儿就可以得来的。比如，注意婴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盯着附近的物件看的。可是，这样的观察留下很多问题不能回答。很小的婴儿眼里看到的东西准确来说到底是什么？很明显看不了多少东西；他们的眼睛经常是飘忽不定的，也不会跟随一个移动的物体看。另一方面，母亲们知道，他们的小婴儿在喂奶时会稳定地盯着自己看。由于我们无法问一问他们说看到了什么，我们怎么能够找到答案呢？
心理学家罗伯特·范茨在1961年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设计了一个台子，让婴儿面朝天睡在底层。几英尺高的地方是一个显示区，实验者在这里放上两张大卡片，每张卡片里面有一个图案：一个白色的圆圈，一个黄色的圆圈，一只牛眼，一张面部素描。研究者从上面的一个小孔上偷窥（这样，他本人就不被发现），可以看见婴儿眼睛的移动和眼睛朝向这一对对图案的时间。范茨发现，两个月大的婴儿看牛眼的时间比看一种颜色的圆圈的时间长一倍，看一张脸部素描的时间比看一只牛眼的时间长一倍。很明显，哪怕是一个只有两个月大的婴儿也能够区别主要的差别，而且能够把眼睛朝向他认为更有趣味的东西。
发展心理学家们利用这个办法以及类似的办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了解了大量有关婴儿看到的事物，以及什么时候开始看的情况。心理学家们得知的一些情况如下：在第一个星期里，婴儿会区别有光亮和黑暗的图案；在第1个月里，他们开始慢慢地跟踪移动的物体；到第2个月，他们开始具有深度的感觉，可以协调两只眼睛的移动，还可以区分光的深浅和级别；到3个月时，他们的视线可以从一个物体飘浮到另一个物体上，还可以区分家庭成员；到第4个月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不同的距离内盯着物体看，可以做越来越精细的区别（他们沿着斜角看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物体的时间，比从锐角看一个见过多次的物体的时间长些），并开始认识到他们所观察物体的意义（他们对一张脸正常的素描盯着看的时间，比看一张描得比较模糊，而且位置不对的脸的时间长些）；从4－7个月，他们就具有了实体视觉，他们知道，一个以不同角度拿住的物体还是同样的形状，他们所获得的、在不同距离内注意事物的能力已经近似于成人。
在过去的40多年时间内，已经对听觉发育进行了大量的可比较研究，包括音高和音量区别的出现、在声音之间进行区分，以及对声音来源的辨认。
从最近和当前的一些神经科学研究中，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了成熟和经验在大脑组织里面到底是怎样相互发生作用而产生一些发育变化的。对一些死婴大脑的显微检查显示，当大脑在生命的头两年里增大3倍的时候，树突的巨量激增（分支）从其神经元上开始发生，然后彼此发生联系。（据估计，老鼠的大脑在其生命的头一个月里每秒钟可以形成约25万个突触，即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在人脑里，生命的头几个月中突触形成率可能要大许多许多倍。）人类到12岁的时候，大脑估计约有百万亿突触。这些连接是确立大脑能量的布线方案。有些突触连接是根据化学指导自动形成的，可其它一些是在树突快速增长时期所发生的经验刺激形成的。树突缺少了这些刺激就会萎缩下去，不能形成所需要的突触。在黑暗中长大的老鼠，其视觉皮层中树突刺和突触连接比在光亮中长大的老鼠少得多。在有光线频闪的环境下长大的猫只能在一闪一闪的光线中看清事物，它们不能形成对移动敏感的皮层细胞；当它们长成大猫时，它们把这个世界看成是一连串静止的画面。一只小猴子的一只眼如果在关键时期总是闭着，这只眼睛里面的神经元就总是赶不上另一只眼睛里的神经元的增大速度。因此，成熟会提供——在一定时间内——数倍的潜在神经通道，在这些通道里面，经验会作出自己的选择，并在那些为感觉所需要的线路上面“接上真正的导线。”
自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由于我们可以通过生命学习全部的东西——而且，不管在什么岁数，所有的学习都涉及新突触连接的形成——为什么感觉发育只在一个关键时期才有可能，而以后却不行？一个有机体在其发育的特定时间内没有得到合适的经验，因而永久性地损害其感觉操作能力，这在进化学上是说不通的。可是，有些大脑研究者说，有一种偏移的好处：基本的经验总是在合适的时间内出现，它们可以精确地调整大脑结构，因而可以提供比对突触形成进行基本控制所能得到的结果好得多的永久而具体的感觉能力。
有了这些，天性和教育这个模糊的旧词终于有了新的准确含义。现在，经过这么多世纪的思辩和探索之后，我们终于看到思维到底是怎样从经验的物质当中构造起来的情景了。神秘的面纱开始揭开，奇迹替代了它们的位置。
性格发育
发展心理学家们跟性格研究者们不一样，后者主要的兴趣在于测量，而前者却关心自然史。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开始观察性格发育，并试图找到形成这些发育的动力。而且，与心理分析者们相反的是，发展心理学家们的理论是以第一手的证据为基础的，而心理分析学家们的理论却主要以他们从成年病人那里听到的性格发育情况为基矗
这种证据的一部分，给心理分析有关母子依恋的思想提供了许多的细节和意义。从1952年起，这一直就是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题，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英国心理分析学家约翰·波尔比的《母亲照顾及心理卫生》一书。这位心理分析学家研究过孤儿院长大的孩子，他发现这些孩子缺乏情感及性格发育，而且把这些归咎于缺乏母子依恋。
波尔比的理论是，婴儿在基因上就决定了要以某种方式行动的（哭、笑、闹出声音来、咕噜咕噜地叫），这些行为是为了唤起注意，因而求得生存；而母亲的教育会在其发育的某个“敏感时期”在婴儿身上养成一种依恋。这种能在婴儿心里形成安全感的强烈的特殊联结，对于正常的性格发育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一点，波尔比说，孩子有可能会形成“没有爱的性格”，因而终生都有可能形成心理毛玻
波尔比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还有不快——在美国，由于不断升高的离婚率，还有接连而来的妇女解放运动，越来越多的美国妇女都出来工作，让一些保姆们来照看孩子。许多儿童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们都怀疑，敏感时期真的是那么具体，也是那么重要，母亲的作用是否也真的像波尔比所说的重要到那种程度，那么不可替代。可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一致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对母亲（或母亲的替代者）的依恋的确是有的，而且也是性格发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缺乏依恋所造成的伤害，1956年在以色列进行的一项微笑研究可以提供有趣的证据。这项研究把在三种条件下养大的婴儿放在一起比较：一种是在他们自己家里，一种是在基布希姆（集居地）由专业保姆带大，但在第一年里经常由生母喂乳和在孤儿院里养大的孩子。一个月大的婴儿当着生人的面微笑是很少见的情形，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周之后，他们微笑得越来越多了，这种情形在约4个月大的时候到达顶峰，然后，开始下降。在这项研究中，所有三组孩子都在4个月的时候经常当着陌生的妇女面孔微笑，可到18个月的时候，在家里长大的孩子只是比4个月的时候反应稍为少一些，在集居地长大的婴儿只是有一半情况是反应不力，而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孩子却比他们在一个月的时候更少微笑。
可是，微笑只是依恋的副产品，而不是依恋是否存在的的衡量标准。研究者们需要这样一个标准，因此，在60年代末，波尔比以前的一位同事，后来到了美国的玛丽·安斯沃思设计了一个相对容易的标准。这个标准叫做“奇怪情形”，从此以后就成了依恋研究的主要标准。在“奇怪情形”中，婴儿和母亲都在一个不熟悉的玩乐室里，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单向玻璃观察他们。后面跟着八种不同的办法，每次用一种办法。在一种测量中，母亲暂离开一阵子；在另一种办法中，一位陌生人在她在场的时候来到房间里；在第三种情形中，母亲不在场的时候陌生人来到房间等等。
从8个月到2岁，典型的情况是，婴儿在母亲离开房间时会哭（“分离焦虑”），等她回到房间里来到她身旁时。（当然，有一些临时的差别使一个婴儿比另一个婴儿更焦虑；奇怪情形的发现都是一些总括。）如果一位陌生人进入房间时不笑也不说话，7个月或者8个月大的婴儿会看看母亲，过一阵子后会哭起来（“陌生人焦虑”），尽管在3个月或者4个月时，同一个婴儿也许会笑起来。陌生人焦虑在几个月之内会消失，可是，分离焦虑却持续升高，直到第二年的早些时候，然后在全年的时候里慢慢消失。
对这两种反应的出现和消失有好几种解释，可是，最为广泛的解释是，随着心理能力的增强，婴儿能够更好地估量不同的情形。陌生人焦虑在婴儿获取了回忆与其它陌生人在一起时的愉快经验的能力时，会慢慢消失，而分离焦虑会在婴儿能够理解母亲会回来时慢慢消失。
安斯沃思原来的目的是要看看婴儿在其母亲不在时会有何等样的反应，可是，她未曾预料地发现，他们在母亲回来时的反应却更有意思。有些婴儿很高兴看到她回来看自己并抱紧自己；其它一些却不理甚至回避她；更还有一些辗转不安，如果母亲想抱她，她或者踢腿，或者打她。安斯沃思把这第一种现象（百分之七十的一岁婴儿有此行为）叫做“安全依恋”，第二种叫做（百分之二十）“避免焦虑的依恋”，第三种（百分之十）叫做“焦虑抵抗依恋。”
深入研究了这三种类型之后，安斯沃思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说，避免依恋是在母亲的情绪未完全表达出来时发生的，抵抗依恋是在母亲在对婴儿需要表现出不一致的反应时发生的。还有其他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避免及抵抗型依恋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比如母亲的性格特征、缺乏表达、对做母亲的消极感情、对婴儿的厌恶以及对婴儿哭声和需要粗鲁反应。
公平地说，有些心理学家发现这些分类和解释太过标准了。杰罗姆·凯根就是其中之一。
孩子的母亲如果一向是专注和关爱孩子的，但她同时又成功地培养了孩子的自制力和对害怕心理的控制，则当母亲离开时，孩子就不太可能会哭起来，当她回到房间来的时候，孩子向她接近的可能性也小些。这样的孩子就被分类为“避开型”和“非牢固型依恋”。对照而言，如果孩子的母亲一向采取保护态度，不坚持让孩子“挺过去”，则孩子有可能会哭，母亲回到房间里也可能会朝母亲跑过去。这样的孩子就被分类为“牢固型依恋”。
在他自己进行的一次研究中，凯根发现，表面上对婴儿不那么牢固地依恋的母亲一般在外面有事情要做，尽管心理学家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母亲是不太注重教育的，但是，她们也许是在培养孩子的自制力，并使婴儿能够处理分开的问题。使孩子依恋更牢固的母亲也许会过分保护孩子，因为阻碍了他们自己内在安全感的发育。
最近的一次有价值的研究利用“奇怪情形”衡量113例一岁大的孩子对母亲的依恋情况，5年之后再评估他们的行为和心理健康情况。两者都是通过问卷形式进行的，一份给他们的母亲，一份给他们的教师。在一岁的时候对母亲的依恋牢固一些的男孩子中，他们当中只有百分之六的人出现了精神病理学的迹象。在对母亲的依恋不那么牢固的男孩中间，有百分之四十出现了这样的迹象。（出于不明了的原因，女孩子没有显示出在早期依恋类型与后来的精神病理学方面的联系。）研究小组很小心地得出结论说，这些结果“部分地支持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早期母-婴依恋关系的性质预示着以后的社会-情绪功能的发挥”。
研究情绪发育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生命的头两年，这样做也是相当有理由的。按照新泽西医学及牙科大学儿童发育研究院的迈克尔·刘易斯及其同事的说法，主要的情绪（喜悦、害怕、愤怒、悲伤、讨厌及惊讶）在生命的前半年就出现了，次级或者“派生的”情绪（窘迫、移情和也许包括嫉妒在内）是在第二年的下半年出现的，其它一些次级的情绪则（骄傲、羞愧和内疚）也相继出现。由德拉华大学的卡罗尔·伊扎德及其同事和学生所做的一些婴儿录相面部表情研究，已经得出了相关的一些成果。
直到10年以前，发展心理学家们一直都还没有情绪发育理论，现在，他们已经拥有好几种理论了。在不同的议题上，这些理论彼此有些不同，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情绪的发育是否主要因为某些具体的神经线路的成熟，还是因为情绪行为及其表现的社会学习结果。在两种观点中，情绪都被认为是通过学习而有具体的形式的，可是，一种观点认为，主要的决定因素是成熟，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认知能力和培训的结果。我们来看看各方观点的一些证据：
首先看看成熟观：
十几年以前，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的一组研究者着手确定孩子身上利他主义或者关照别人的思想最早出现的时间。他们把孩子放在玩乐组和放在家里进行观察。利他主义是一种以移情情绪为基础的行为；这个小组预期在孩子6岁时看到这种移情最早的迹象，这是心理分析理论所预测的，可是，他们可以看到，更早一些的孩子——早到3岁的时候——在看到别的孩子处在疼痛和不高兴的状态中时会出现哀伤的表情。研究小组尝试更小一些的、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他们让母亲在家里当着孩子的面假装痛苦的样子，或者发出窒息般的咳嗽。小组成员之一卡罗琳·扎恩·瓦斯纳博士说，小组本身都大吃一惊，他们发现：“哪怕一岁的婴儿，如果母亲发出哭声，他也会表现出哀伤的样子，在再大几个月的孩子中，我们会看到对别人关心的表情，这绝不会出错。”这些反应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而且会以可预测的形式在不同岁数相对可预测的阶段表现出来。“在我看来，”她说，“不管经验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有机体的确是固定安装好了的，其倾向是要以移情的方式作出反应。”
［迈克尔·刘易斯等人认为移情作用出现的时间更晚些，可是，这种差别真正的所在也许就在于，移情到底是以看见哀伤时表现出哀伤（早期的发育），还是以有帮助的试图来决定的。]
其次，我们来看看认知．发育观点：
有人使用了一种奇怪的办法，这种办法最早是20多年以前用在儿童身上的。在一个孩子的鼻子上不引起注意地敷些口红，然后把孩子放在镜子前面。20个月以前的孩子中，大多数要么置之不理，要么用手去摸镜子里出现口红的地方。到20个月或者更大一些的时候，大多数孩子会模自己鼻子上的口红。这表现出现了自我的意识；孩子意识到，镜中的图象就是自己。最近，迈克尔·刘易斯及一组同事利用镜中口红的办法发现了窘迫最早出现的时间和原因。他们报告说，大多数摸涂有口红的鼻子的孩子也会有窘迫的表情（标准是：窘迫的微笑、把头扭开和不安地摸自己的身体），而不摸自己的鼻子的孩子却没有。这个小组的结论是：考虑自我的能力——即以前称作自我意识或者参照性自我的东西——是自我出现的最后一个特征，其发生时间约在生命出现的第二年的后半年……（而且）也是形成所有象窘迫感这类的自觉情绪的认知能力。
这样看来，对成熟观和认知一发育观来说，两者都有很好的证据，人们怀疑，真理可能就是这两者的混合。
性格发育长期以来一直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对它的影响是父母的教育方式。研究者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研究过这个问题——观察、问卷、实验、相关性分析——而他们的发现一向就受到媒体的即时关注，对一些文人也是极为熟悉的。在这里，我们忽略过往的抚养风潮，只简单地看一下，就发现有很多经久考验的发现成果。可是，我们得注意，基因倾向和外在影响都对性格发育构成重大影响，列在这里的父母行为及孩子性格的联系仅只是一些相关关系，并非总是如此。
严训：施加权威（威胁及惩罚）和不再爱孩子是外部控制的形式；他们也许会得到顺从，主要是在父母看着他们或者可以采取制裁行动的时候。可是，通过诱导而进行的严训懈释为什么某种行为是错误的，他是怎样违反一项原则的，他会对其它人产生什么样的感觉）会引导孩子吸收父母的价值观，并使这些价值观成为他或者她自己的标准的一部分，他会形成自我控制。
养育孩子的方式：权威（独断式）父母的孩子倾向于不善交际，缺少活力，社交能力平平，而且经常怀有偏见，对于男孩子来说，其认知技术也低。父母如果比较随意，其孩子会有更多的活力，情绪积极，但社交和认知能力很差（后一种情形对男孩子尤其如此）。威严的父母（管理严格但比较民主）的孩子倾向于有自制力，比较独立，很友善，社交和认知能力都不错。
榜样：父母是孩子行为和性格特点的榜样。坚持已见的父母倾向于养育进取心强的孩子，性格温和的父母也倾向于养成性格温和的孩子。如果父母口是心非，说的道理与自己的言行不一致，则孩子会模仿他们的行为而不是听他们的道理。孩子们尤其喜欢以爱教育但性格坚强的父母为模样，对冷漠和性格软弱的父母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长幼相互作用：父母如果经常与孩子谈话，孩子们会养成更好的口头表达及社交能力，超过长幼不经常说话的孩子。如果父母跟孩子经常一起玩，则孩子们倾向于更为其它孩子所喜欢，对认知别的孩子的情绪和情感表达也更敏感。父母和孩子相互作用的方式可能会成为孩子处理其它关系的模样。
性别角色行为：虽然男孩子与女孩子之间的行为差别有很多是有生物学基础的，但很多性别类型的行为是从父母学来的。这种行为方式从出生时起便开始了，这时候，父母无意识地对男婴和女婴作出不同的反应。然后，又直接告诉它们说，应该如何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婴儿会与同一个性别的父母认同，并以其角色为模样。大男子主义的男人会养成大男子主义的男孩，喜欢引人注意的妇女会养成喜欢招惹是非的女儿，等等。孩子甚至倾向于模仿同性别父母，而非异性别父母非性别角色的一些特征。
我们还可以看看十几种有关养育方式和性格发育的发现成果，可是，我们在这里已经耽搁太久了。现在到了看看孩子走出家门以后会怎样的时候了。
社会发育
“蝼蚁知积粮，懒汉要备荒。”所罗门（或者写作《寓言》的随便什么人）要我们去效法的蚂蚁行为涉及适时积累和贮存。可是，蚂蚁的社会合作却更为重要。它们自从脱离幼虫状态后便完全社会化了，它们微小的神经系统当初设定的时候，就是要以合适的社会行为而对同伴的化学信号和碰触产生自动反应，比如收集食物、清理窝点、防御性的战斗、喂养幼虫及母蚁。对照而言，我们人类却需要15－20年的时间才变得相对具有社会性，而且，就算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行为还没有固定下来，而是必须在整个一生不断地根据自己的角色而发生变化。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发展心理学家们一直在利用各种办法来收集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证据。他们膝盖上搁着记录本，手握着秒表，在家里或者在幼儿园里观察着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操场和教室里观察学龄前儿童或者小学生。他们访问父母，用一些问卷来烦这些父母。记录并分析大量的儿童对话。他们把故事的开头告诉孩子们，再让他们接着编下去。他们设计了成百上千种实验情形，以测量不同阶段的社会发育水平。他们计算血液中的荷尔蒙水平与性别类型行为之间的相关性。
从所有这些活动中（还有更多别的活动），他们得到了大量的发现。有些发现支持发育的心理分析说，其它一些支持社会学习观点，还有一些支持认知－发育论，更多的发现三种理论都支持。我们不需要对它们进行分类，而只是匆匆看一些更有趣味的发现便可以了。
轮流：社会行为最早的几课是在家里学到的，除了学会信任另一个人类以外，婴儿在家里还学会在社会关系当中至关重要的一课，即交流时要轮流进行。父母对婴儿说话，等婴儿用一种声音或者微笑回答，然后再说下去。婴儿感觉到了这种模式，在刚刚学会走路或者刚刚学会说出一个词来之前，就知道在与另外一个同样大小的婴儿交往时采取同样的轮流模式。在下列录自1975年的一项研究的对话中，13个月大的伯尼一直看着15个月大的拉里对一个玩具说话。最终该他“发言”了：伯尼：哒……哒。
拉里：（一边继续看着，一边笑）
伯尼：哒。
拉里：（这欢笑得更起劲了）
同样的的顺序重复了5次之多。然后，拉里扭过头去，把一只玩具给一位成人。伯里跟在他身后。
伯尼：（两只手挥着直盯着拉里）哒！
拉里：（回头望着伯尼又大笑起来）
这样交替9次之后，伯尼放弃了，他左摇右晃地走开了。
玩耍：发育心理学家L·阿兰·斯鲁夫和罗伯特·G·库柏把玩耍称作“买验室”，孩子们在这里学会新的技巧，并练习原来的技能。婴儿不会一起玩，因为这需要情感及认知技巧，这些技巧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发育成。把两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放在一起，他们通常只会彼此望着，看着各自自己玩，或者挨在一起各玩各的。可是，到3岁或者3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一起玩了（不一定玩同一种游戏），到5岁的时候，他们就能以合作的方式一起玩耍。
在玩耍中，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和学龄前儿童学会了自制的第一课。他们发现，如果太霸道，旁边看着的大人就不能容忍，也可能引起另一方的报复或者不愿意跟自己玩。他们学会了分享，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才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慢慢养成更喜欢跟其它一些玩伴玩，到4岁的时候，这种习惯就转变成了友谊，可以从有来有往和对彼此的责任感中看出来。
到3－4岁的时候，他们开始学习玩耍的规则，并从跟更大些的孩子们一起玩的过程中了解到是非的基本要素：“试三次不行你就得出局”、发脾气也不会给你更多的机会，反而有可能把你开除出局。
约在同一个时候，他们开始在撒谎和遮掩有可能泄露自己意图的面部表情或者说话的声调更为成熟。有个研究小组认为，这种行为通常是父母直接教育的结果。（“记住，虽然你心里想要的是一个玩具，但仍然要感谢奶奶为你买了上衣。”）
担任角色：斯鲁夫和库柏还称玩耍为“社会工作间”，孩子们在这里独自或者与其它孩子一起尝试规则。他们经常玩妈咪和爹爹、妈咪和宝贝、爹爹和宝贝、医生和病人以及遇难者和营救人员的游戏。他们特别喜欢玩父母游戏，并让他们自己的父母当小孩子，要他们吃这吃那，或者去洗耳恭听洗手洗脸，或者上床睡觉。不管人们是以心理分析的方式，还是以行为主义或者认知论的方式来解释这种游戏，它总还是起进入社会生活的培训作用。最新的一项研究甚至发现，学龄前儿童所玩的游戏越具有社会想象力，孩子的“社交能力”就越强，老师们也是这样评定的。
社交能力：社交能力的要素为，准备好与同伴一起玩，准许互让，被其他的玩伴所喜欢或者接受。发展心理学家衡量受欢迎的方法是社会测验学。他们问处于某个特定游戏组的孩子说，组里面的哪些孩子是他们“特别喜欢的”，哪些“不是特别喜欢的”。把否定答案从肯定答案中减掉，再把积分加上，就简单地得出了每个孩子在组织受欢迎的程度。
自我与集体：在游戏组中，特别是在教室里，与其他孩子亲密的接触会刺激心理学自我的感觉发育（这与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在镜子中感觉到的生理的自我感觉不一样）。到8岁的时候，孩子开始认识到，他们在内部和外部都与其它孩子不一样，而且事实上，他们都是独一的。
在同一时候，他们开始对集体的规则极为注意了，比如，游戏规则（选择哪一边，轮流进行，轮到击球时扔硬币以决定第一边）和对集体的忠诚。（向家长或者老师“告发”同伴是被排斥的条件）。甚至在小学阶段，孩子穿班上流行的不论什么衣服都是极为重要的。当他们接近少年时期时，服从同伴、集体常规的需要、着衣的品味，说话和抽烟的方式，音乐、俚语、吸毒、性行为等都极为强烈。少年同伴、集体的常规和价值观，在不同的人种群和社会及经济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别，可是，服从的需要却是无处不在的。经过少年时期的早期以后，在整个少年时代会慢慢消失。
性别类型的行为：50年前，很多人深信，在整个儿童时期，特别是在快要接近少年时期的时候，儿童会采纳符合其性别的行为。在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出现，许多人相信，很多性别类型的行为证明是社会教给人们的，而不是遗传形成的，而且很快便会消失。大部分类似行为的确也消失了，可是，有些类似行为却遗留下来，而且，如我们早已看到的，这些行为还会持续下去。
这也许部分是因为生物学的原因。在70年代，放射免疫学研究显示，荷尔蒙水平在约7岁时便会上升——远在第二性征出现和性别类型的行为被夸大之前。事出有因，从7岁起，很少有女孩子会像男孩子那样去玩一些剧烈的游戏，也不会像男孩子们那样弄得一身脏兮兮的，在少年时代以前，也很少有男孩子会像女孩子那样注重衣着和发式。
可是，在很多情况下，前少年时期和少年时期的性别类型行为的积累，好像是从一个人在社会上作为一个成人有可能占据的一个位置的社会认知中学习得来的。1990年，为美国大学妇女协会而进行的、对3000名从三年级到十年级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全国性调查发现，在小学阶段，女孩子的自我尊严感只比男孩子们少一点；在初中阶段，男孩子的自我尊严感稍有下降，而女孩子们的自我尊严感却急剧下降；这种不对称性一直持续到高中。自我尊严感的消失在许多方面影响女孩子的社会行为，阻碍了许多行动和能力的发挥，引起她们对外表极端的注意。女孩子很少有像男孩子们那样“在许多方面可以感觉不错”，不像男孩子们总体来说有自信心，愿意在课堂上轻松地发言，在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也敢跟老师争辩。
移情及利他主义：在6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开始对“亲社会行为”发生了兴趣——使社会生活变得可能的所有那些行为的合作方式。许多人都是社会心理学家，但其它一些人却是发展心理学家，这些发展心理学家为其中一种亲社会行为形式，即利他主义所吸引。许多亲社会行为都是以自私的目的为动机的——我们遇到红灯就会停下来，我们交税不是出自对同胞的爱心，而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问题——可是，利他主义是由对其它一个人的关心为动机的。发展心理学家们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因为这常常与所有动机中最强烈的一个，即自身利益相矛盾。
在过去的30年中，成百上千发展心理学家进行了1200多种利他主义研究，他们使用了前面提到过的许多实证方法。对“利他主义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好像是，它来自于各种影响的相互渗合：人类看到另一个人类处于痛苦时会感觉到哀伤的天生倾向、由父母的关爱、文化价值而给孩子树立的榜样、儿童想象另一个人的感觉的能力、社会经验（帮助其他人会使帮助者认为自己是一种好人，也被别人看作一个好人）以现实世界的知识为基础的判断，即他知道帮助或者不帮助一个处于痛苦中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几个显著的例子：——在10个月大或者一岁的时候，如上所述，一个看见自己的母亲处于痛苦之中的孩子会呜咽，或者哭着爬走，而到14个月的时候，他却可能会拍拍她，拥抱她，或者吻她。
——超过18个月的时候，孩子会想法安慰另一个在哭的孩于，或者会找成人来帮忙。
——到2－4岁时，一个孩子会对另一个受伤或者处在痛苦中的孩子问一些疼不疼的问题，会想办法安慰或者寻求帮助，也会想办法阻止其它的孩子受到伤害（比如，如警告他们说有什么样的危险等）。
——到7岁时，大部分孩子会帮助一个看上去受了伤，或者有什么困难的陌生的孩子。
——从7岁起，孩子们会越来越愿意把自己的钱或者玩具拿去给一个贫穷的孩子，或者帮助有困难的孩子，哪怕这意味着这个孩子自己得放弃想去做的某件事情。
发展心理学家们从数据中看出了一个模式。利他主义行为的产生，看上去是有一系列明显不同的阶段的，可是，对到底有多少阶段或者这些阶段是什么，还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有一种观念认为有四个阶段，另一种观点认为有五个阶段，还有一个六阶段的模型刚刚由长时期的利他主义研究专家，本纳比市的西蒙弗莱茨大学的登尼斯·L·克莱布斯及其同事弗兰克·凡·赫斯特伦提出来。克莱布斯和凡·赫斯特伦的六阶段论是以以下几点为基础的：（1）服从权威的规定，需要个人牢靠及安全感，（2）个人增多的最大化和赔偿决定，（3）认同角色和集体期盼，还有互惠和合作，（4）社会责任感和按照内化的价值观行动，（5）尊重别人的权利，愿意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6）尊重万有的道德价值观，认同全人类。道德发育：利他主义只是道德感发育的一个结果。对心理发育的某些方面的兴趣从1908年就开始了，当时，杰出的英国心理学家威廉·麦克杜格尔根据他对人类心理学总体的知识而构勒出了一套道德感的发育理论。在20年代，皮亚杰开始实验调查，通过观察孩子玩游戏和给他们讲一些犯了小错的故事，然后问他们对其进行怎样的合适惩罚的办法来了解孩子。（一个例子：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位男孩子给他父亲的墨水盒上墨水，以便使自己显得很有帮助，可不小心把墨水弄到桌布上了。在第二种情况下，一位男孩子玩他父亲的墨水盒，但把墨水泼到桌布上了。在两种情况下，对这个孩子的惩罚应该是一样的吗？）皮亚杰得出结论说，道德行为，在玩游戏的环境下，是在4－12岁的年龄之间按三个阶段发育而成的，从对由父母或者较大的孩子规定的规则毫无疑问的全盘接受，到最后认识到，规则是由人规定的，可以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作出修改。同样的，一个行动（比如泼了墨水）的基础被判定为正确或者错误，是可以在这个动作所造成的损害到这个人的意图之间进行更改的。
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是1932年在英国出版的，这本书在美国触发了大量的道德发展研究，可是，大部分却只是一些东拼西凑和吹毛求疵的东西。接下来的一次大的飞跃，即在道德发展理论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却是在30年后才出现的，那就是劳伦斯·科尔伯格的著作。他发明了一种测量道德发展的新办法，并在25年的期间内修订了这个办法，收集和分析数据，并提出了一个六阶段的道德发展理论。这个理论从此之后成了这个领域里的经典之作和模式，其它一些人都要么效法，要么反对这个理论。
科尔伯格本来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牧师的，假如他不觉得自己最喜欢的工作是当一名道德发展心理学家的话。他认真而体贴，热心而温和，又很幽默，善谈且狂热，对种族问题和其它一些道德生活极为关心。他对外部世界很冷漠，是知识型教授的原型，他衣着宽大而皱巴巴的，头发蓬乱，他的手提箱磨损严重，装得太满，眼镜推起来搁在额头上，然后就忘记了，一直留在额上。
他是一位生意人的后代，1927年出生在布隆克斯维尔市，是纽约一个富有的郊市。他在安度瓦的菲律普中学上学，二战结束的时候毕业。当时，他没有继续去上大学，而是在良心的驱使下去当了一条商船的水手，因而就能加入一项事业，把一船船的欧洲犹太难民从英国的封锁下偷渡到了巴勒斯坦。这次经历让科尔伯格对一个问题产生了终生的兴趣，即，在什么时候，一个人不服从法律和法定权威时，从道德上是有道理的。这次经历还给他带来了终身的疾病：他被抓住过，并在塞浦路丝的一个军营里关押过一阵子，他人虽逃脱了，但却没能逃过一次寄生性肠胃感染，从此以后，这个毛病时不时地烦他，终生未愈。
科尔伯格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本科及研究生学位，心理学和哲学（特别是道德学）是他最喜欢的两门课程。他阅读过，并极喜欢皮亚杰的著作《儿童的道德判断》，可是，他以美国心理学的精神感觉到，有关道德发育的坚实理论，应该以通过客观方法而不是皮亚杰的自然观察得出的数据为基矗因此，为了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他创立了一套定级系统（他后来把它变成了一项测试），他自己终生修改和使用这套系统，并根据它形成了道德发展阶段的认知－发展理论。这套测试由九个道德两难问题构成，研究者一次向受试者提一个。每个问题后面都跟着一次谈话，谈话里面是一系列有关问题。
举个例子（“海因茨难题”）：在一座欧洲小城里，一位妇女因某种特别的癌症而接近死亡；城里有位药师发明了一种新药，这药有可能救活她，可是，他是个奸商，他要的药费是他制造该药成本的10倍。这位妇女的丈夫海因茨只能借到一半的钱，因此只好请求药师减价，可药师不同意。海因茨为了救妻子的命考虑到了翻墙入室，把药偷出来。他应该这样做吗？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他有职责或者义务去偷这种药吗？如果他不爱妻子，他会为妻子偷药吗？如果这位要死的人是一位陌生人情形会怎样？海因茨会为这位陌生人偷药吗？偷东西是犯法的；这样做也是违反道德的吗？这类的问题总共有21个。
科尔伯格原来的例子是由芝加哥地区有代表性的72名10岁、13岁和16岁的男孩子组成的。他每隔2－5年测试一次，一直测了30年。经过最初的一些测试之后，由三个年龄组所作出的答案的差别使科尔伯格认为，道德感是在明显不同的一些阶段发育的。后来，当他的受试者都长大了一些以后，他发现他们在这些阶段上的进展正好如他所预料的一样。在这里，我们展示一下这种分阶段理论最新的形式，还有每个阶段典型的回答，支持和反对海因茨偷药的答案都有。这是个简化的形式，科尔伯格原来比较麻烦的一些话已经改动了一下：－第一个阶段：天真的道德现实主义；行动是规则为基础，动机是避免惩罚。
支持者：如果妻子死了，你会有麻烦。
反对者：你不该偷药，因为你会被抓起来送进监狱。
——第二个阶段：实用主义道德观；行动以获取最多的回报或者利益、尽量减少对自己的消极后果这种欲望为基矗
支持者：如果你被抓住了，你可以把药还给他，不会有很长的刑期。如果你刑满后回家时妻子还在，坐一阵子牢也算不得什
反对者：如果偷药，你妻子可能在你还没有出牢房时就死了，因此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第三个阶段；社会共享的观点；行动以别人对此预期的同意或者反对和实际或者想象的内疚为基矗
支持者：如果你偷药，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个坏人。可是，如果你让妻子死了，你在别人面前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反对者：每个人都会认为你是个罪犯。偷了药之后，在别人面前你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第四个阶段：社会系统道德感；行动以是否会有正式的羞辱（不仅仅是反对）和对别人造成伤害后的罪恶感为基矗
支持者：稍为有一点荣誉感的人都不会让妻子这样死去。如果你不对妻子尽这份责任，你会永远感觉到内疚，会觉得是你自己使妻子死去的。
反对者：你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因此没有想到你偷药时是在干坏事。可是，等你到了监狱时，你会醒过来。你会因为自己的不诚实和触犯法律而感到有罪。
——第五个阶段：人权及社会福利道德观；其视点是一种理性的、有道德的人的观点，他认为价值和权利应该存在于一个有道德的社会里；他们的行动是以保持对公众的尊重和对自我尊严感的尊重为基础的。
支持者：如果不偷药，你会失去别人对你的尊敬。如果你听任妻子死去，那可能就是因为害怕而不是因为理性。你会失去自尊，也可能失去别人对你的尊敬。
反对者：你会失去在公众面前的地位和尊敬并违反法律。如果听任感情的操纵而忘记长期的观点，你会失去自尊。
——第六个阶段：万有道德原则；视点在于，所有的人类都应该对彼此和对自己采取这种道德观；行动决定于公平、公正和对自己能否保持自己的道德原则的考虑。
支持：如果你不偷药而听任妻子死去，过后你总会责备自己。你不会受到责备，也是依法行事，只不过不是按你自己的良心标准而已。
反对者：如果偷药，你不会受到别人的责备但你只会责备自己，因为你没有按照自己的良知和诚实标准行事。
科尔伯格有许多热心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特别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当时，他对公正的强调和对第六阶段这个决定的赞许使法律受到嘲笑，因而使他成了民权分子、反越战抗议者和妇女解放运动者最喜欢的人。可是，他的测试和理论在好些地方受到许多发展心理学家的攻击。有些人说，有证据表明，发展并非总是向上和有序的（有些人是在不同的发育期间呈跳跃式上升，有些却下降了。）还有一些人说，有道德的思想不一定就有道德的行为，有些人在科尔伯格的尺度表上所处的位置高于他们的行为所表明的程度。（科尔伯格坚持认为，大多数研究显示出，在道德判断力的阶段与实际行为之间有相关关系存在。）科尔伯格在哈佛的一位助手卡罗尔·吉利根提出反对意见说，他的尺度是偏向于男性的：女人有可能通过表示关心和个人的关系来对道德两难问题作出反应，而男人则有可能通过一些像公正和公平之类的抽象概念来表达。因此，女人有可能在科尔伯格的尺度表上得较低的分数，就好像她们比男人在道德发育上要少些一样。
科尔伯格毫无怨言地承受了所有这些批评和攻击，有些批评还是他本人同意的（而且据此作出了一些修改），而其它一些则是他悄悄地用新的资料和理由加以反驳的。他还放弃了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想去圆的两个梦。一是一项示范工程，以通过对两难境地的讨论把囚犯的道德思想提高到第四个阶段，另一个是试图用同样的办法来解救问题少年。（其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可是，这项工程除了在剑桥和纽约的几所学校试验过以外，一直没有能够传开。）除开这些不快和失望之外，他的慢性寄生虫性肠炎又不断地反复发作，其严重的影响使他不断地忍受胃疼和肠痛。在接近60岁的时候，科尔伯格极度压抑。他曾与一位亲密朋友谈过自杀的道德两难问题。他对这位朋友说，如果一个人对其他人有很大的责任，则这个人应该坚持下去。可是，与病魔的争斗太痛苦了。1987年1月17日，他的车被发现停在波士顿港一处潮水汹涌的湿地里，3个月后，他的尸体被冲到洛根机场附近。在1989年12月15日的《哈佛公报》中，一篇充满爱心的哀悼辞中，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是其中一位）总结了他的贡献：“［拉里］几乎全凭自己的力量确立了道德发展作为发展心理学的中心议题的地位。”
科尔伯格的修正者们在他的总体理论上并无异议，他们只是想把这种理论修正一下，以使其适合他们自己的实验证据。西蒙弗莱泽大学的丹尼斯·克雷布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克雷布斯尽管很赞赏科尔伯格，他在哈佛跟他成为熟人，可是，他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考虑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时，不管人们处在何种道德水平上，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处理一些事情时总会低一个水平。
这项研究之所以值得人们注意，是因为它不仅仅以一项测试为基础，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情形为基准，这与其它大多数道德发展研究不一样。这项研究的另一位作者凯西·丹顿去过酒巴、夜总会和一些联欢会进行调查，她请一些饮酒者参与一项“饮酒对判断力的影响”的研究。自愿受试者（她总共找了40个人）接受了问询，并回答了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他们回答了醉酒后驾车的道德问题（醉酒后应该继续驾车吗？如果你醉酒了但并没有感觉到醉酒怎么办？你是否会特别小心？），然后进行体内酒量测定。在大学里进行的后续会谈上，又会见了同样一批人，请他们回答另外两个科尔伯格两难问题，并问他们第一次会见后怎样回家的。
丹顿和克雷布斯发现，在大学进行的道德发展检测上，人们得的分数比他们醉酒时高一些；事实上，第一次会见时体内的酒精浓度越高，他们所得的道德判断力分数越低。在他们处于清醒状态时，他们认为醉后驾车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说，他们本人不会这么做，可是，当他们喝酒时，他们往往会采取不那么严格的道德标准。的确，除了一个人以外，第一次会见后，大家都没有开车回家，不管他们醉到了什么程度。
这仅仅是克雷布斯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测量道德发展的例子之一。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和同事已经进行过十一项研究工作，他们评估人们的道德判断力所利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两难问题，而不是使用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有两个例子：一种生意上的两难问题－是否公开一些可能会使售出业务受损的信息；一项是亲社会两难问题——一位学生有个约会，几分种后就到时间了，他要去当一项心理研究的受试者，这时候，他碰到另一位吃药吃出问题来的学生，需要他的帮助。）在好几项研究中，志愿者都还谈到了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两难问题。
在20多年的时间里，克雷布斯一直在进行道德推理和行为的研究，特别是进行利他主义的研究。一个人为什么会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心理学中这样一个争议极多，而且不像心理测试、消费心理学和工业心理学一样会得出实际回报的领域？集中精力于道德发展的发展心理学家们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有些是现实主义的60年代的学生，他们从那以后就与亲社会行为难分难舍了；还有一些是从宗教观点上来说对道德有兴趣的，但觉得心理学方法更现实，更有成果一些；再有一些专心致至的发展心理学研究者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这些人来说，对人性当中富于人道的一面的研究是非做不可的工作，也是具有疗伤作用的。
然后还有像丹尼斯·克雷布斯这样的人，他的理由是极其特别的。他于1942年出生于温哥华，是一位木匠的儿子，他父亲还发明了一种装置，可以增强电吉它的特殊音响效果。克雷布斯读高中的时候是顶类学生，还是学生会的主席，尽管他长得又瘦又高，还是一位得过奖的业余拳击爱好者。他14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圣弗兰西斯科地区，他父亲在这里的电子音乐生意机会要大得多。这次搬家对年幼的丹尼斯来说有灾难性的影响。他在这里从一个上进心很强的青年人很快变成了少年犯。如他自己所言：我从一个当少年模范的地方来到一种我不能理解的文化生活当中，我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人们取笑我的一切——我的衣服，我的口音，我的行为。见到一位很棒的拳击手后，我很快就卷入了不停的打斗之中，而且也因此而得了很大的名声——这反而引起了更多的打斗，虽然我大部分时间都打了胜仗，但这也使我成了帮派的一部分。
他开始逃学，打架，去商店偷东西。最终，他被抓住了，第一次当上了少年犯，接着又是第二次，在少年管教所呆了好几个月。他被保释出来，有一阵子的确没再惹事。可是，有一天夜晚，因为睡觉睡得太少，又喝了一些酒，他飞速地开车，东倒西歪地被警察拦住了。他们把他放了，可他离开时说了一些脏话，骂骂咧咧地走了。他不管警察闪着灯，鸣着警笛在后面追他，最后撞在了电线杆上。他没有受伤，但被关进了县监狱。在一阵狂怒的反抗精神鼓舞下，他打开了窗户上的锁，用床单编结成绳子溜走了，一路来到俄勒岗。他在这里消失在伐木营帐中，在这里拼命地工作，对人生进行了浓度思考，然后有了一个计划：我已经度过了少年期，得换个活法了。我决定回到温哥华，去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上学。一开始我在伐木营里度过了半年，存够了足够上学的钱。然后，我上了大学。这时候，我已经20多岁了，比其他学生都大好几岁，而且有很重的落后感。因此，我学习极为认真，成了一个刻苦的学生，选修了不少课程，还兼了一些课后零工。
1967年我25岁时毕了业，是得了心理学荣誉的顶尖学生。我申请去哈佛读书，想去那里拿一个博士学位，可是，当我被接受时，突然想到我一直就在恐惧当中生活着，有人可能会暴露我，因为我是一个逃犯。因此，我决定去自首。我回到了圣弗兰西斯科地区，自己跑去自首了——考虑到我已经成了一位大学生，当地起了一阵哄动，我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电视节目还报道了我的情况——结果我被宽恕了。
克雷布斯去了哈佛，在这所大学里花一年时间拿到了硕士学位，又花两年得到了博士学位，当时这算了不起的成就，而且更令人注目的是，在他的本科学习中，他一直就在哈佛大学打零工，当心理学和社会关系学入门课程的首席助手。他于1970年得到了博士学位，立即被哈佛录用，请他当副教授和本科教学的负责人，在那里呆了4年之久。然后，他来到西蒙弗莱泽大学，从1982年起一直就是这里的全职教授。在50岁的时候，他还一身清贫，一头长发，一脸娃娃相，没有人会想到他这样一位勤奋的学者，会有如此传奇般的一生。
克雷布斯的履历表上登载有一系列发表的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是有关道德发展和利他主义的。他冷淡地说：“我对道德问题，尤其是从一种道德水平向另一种道德水平的发展问题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也许并非偶然。”
认知发展
在20年代，皮亚杰的早期出版物在欧洲和美国发动了对认知发展的现代研究。可是，在美国，这种兴趣很快就消退了；行为主义立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它的后继者对这种他们认为是在唯心主义的旧瓶里装上了新酒的东西没有任何兴趣。可是，在60年代，当认知主义开始受到欢迎时，皮亚杰被重新发现了，以他的方式进行的智力发育研究又成了热门。
然而，皮亚杰理论精简的大纲很快就模糊不清了，因为大批的博士竞选人和心理学家进行的成百次皮亚杰式研究所产生的成果修改了原来的理论，甚至向原来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在过去30年的时间内，认知发展这个领域尽管还受到皮亚杰的影响，但它现在已经是一座生长过盛的花园，需要某个人以全新的综合性视点进行大刀阔斧的重新组织。
然而，在这块没有清除杂草的花园里，有无数美好的东西在生长：一些发现给人以启迪，使人愉悦，有时候还会使观赏者大吃一惊。在这里，我们不追求完整无缺，甚至也不想如何具有代表性，而只是随手采摘几把30年的研究花朵和果实。
记忆力：一个不能说话的婴儿，如果是刚刚出生的话，甚至连通过表情或者手势来表达认知都不可能，那么，人们是怎么调查他的记忆力的呢？研究者们已经想了很多聪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1959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对不到一个月大的婴儿进行训练，使其在听到某种特定的声音时转动自己的头（他们在碰触面部时转头，然后得到奶瓶的奖励），一天之后，他们在听到响声时仍然转过头来。这种方法在不同年龄的婴儿身上试过，得出了有关记忆力成长的数据。
在几个月大的婴儿中，用得最多的方法是通过前述的范茨法观察它们的眼部运动。由于婴儿看新事物时比看旧事物的时间长些，这种方法可以得出婴儿对所看到过的东西的记忆的直接指示。
另一个方法是在1979年进行的一项实验里用到过的，这种方法需要一种活动的东西吊在婴儿床上；受试者从2一4个月不等。当婴儿踢腿时，研究者就让活动的东西自己动起来，婴儿很快学会踢东西，以便让活动的东西动起来。接着，他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看不到这个东西，可当他看见时，他立即开始踢腿了。然而，如果两个星期过去了，他却不踢了。这一次，记忆力的成长又一次得到了准确测量。
这样的记忆力（认知）与更为积极地利用起来的记忆力不太一样，后者涉及婴儿寻找一个被遮盖起来的物体。如果8个月或者9个月大的婴儿两次从两种类似的覆盖物下找回一种玩具，而且如果研究者然后把它放在另外一个覆盖物下面——在婴儿看着的时候——除非允许他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寻找玩具，否则，婴儿会在他原来找到玩具的地方去翻找。他的记忆力在一个原始的水平上发挥作用。可是，几个月后，他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这种进步是因为某些大脑线路的成熟所致。大脑前皮层的某个特定区域被损坏的猴子总是学不会在正确的覆盖物下找东西。
到5岁时，儿童毫不费力就可以记住好几千单词，可是，他们在听过一些慢慢地读出来的词后，能够记住的最长的数字也只有四位数这么长。到6岁或者7岁的时候，他们可以记住五位数字，到9－12岁时可以记忆住六位数字。可是，这种能力的增加来自成熟的部分没有来自如何记忆数字的知识这部分多。到上学之前，孩子们还不会“排演”（重复或者复习）信息，也不会使用相关的技巧。一年级小孩子的父母经常会感到奇怪，他们的孩子记不住当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可是，在学校里，孩子们慢慢地学会了记忆技巧，很快就知道了比如说如何想象自己在学校开始的时候自己在班上的情形，因而就能回忆什么事情在先，什么事情接在后面，哪些是再后来发生的。
自我感、能力感：小孩子对自己的世界的探索，是衡量他不断灵敏的自我感和不断成熟的能力感的尺度。在9个月大的时候，孩子们还会用嘴咬物件，或者把东西砸得砰砰响，或者毫无目的地一次又一次地转动物件，可是，到第一年的末尾时，他们开始探索这些物体的实际用途：他们试着从一个玩具杯里喝水，对着玩具电话“说话”等等。他们对探索新地界产生了兴趣，有时候也喜欢爬到母亲看不见的地方。他们见到旋钮就拧，抓到转盘就拨；他们打开衣柜和壁柜，把所有的东西都抱出来。这些活动显示了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们叫做“能力保持”的东西。探索行为与行为主义的理论相反，它不是受奖励行为的后果，而是自发和自我启动的；人类婴儿和孩子有一种调查其自身对物件发生作用、干涉事件的发展和扩大视野的能力的需要。
另一项能力感成长的显示是，接近两岁的孩子在成功地建起了一座塔，把最后一片积木插到了正确的位置，或者给玩具娃娃穿好了最后一件衣服时会微笑，哪怕没有人在场他们也微笑。同时，孩子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失败及其意义。杰罗姆·凯根及其同事注意到，在15个月和24个月大的孩子中，如果成人展示了某种高级的游戏，然后告诉他们该他们玩的时候会显示出一种焦虑。这种游戏可能是让玩具娃娃在锅里做菜，然后让两个娃娃吃饭，或者让三只动物散步，然后藏在一块布下躲雨。面对这样一种遵守相对较复杂的游戏规则的挑战，孩子会感到一阵烦燥，会哭，或者抱在母亲身上。凯根解释说，这是一个证据，证明孩子对不能记忆或者不能当着成人的面完成游戏的害怕，因为如果没有旁观者在身旁的话，孩子经常会尝试有法可依的游戏，或者完成其游戏的一部分。
语言及思维：皮亚杰相信，语言在思维的发展过程中只起有限的作用，逻辑思维基本上是非语言的，而且是从行动中派生出来的。首先，对身边的世界做一些事情，然后，再在自己的心里完成这些东西的图象。苏联和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们找到了相反的证据。尽管有些思维是非语言的这一点是正确的，可是，语言是一套符号，可以让孩子们得到超凡的自由来通过心理控制这个世界，并按相应的方式对新的刺激产生行为，而不需要直接地体验（很烫，别碰）。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语言是孩子的符号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不仅仅对代表经验而言，而且对转变经验而言也是一种方法”。
这里有一个研究证据，可以证明语言在思维中所起的作用：给幼儿园预备班的孩子们看三个黑色的方框，然后让他们选择一个，如果他们选择了最大的那一个，就对他们进行奖励。等他们学会了选择最大的一个时，再让他们看新的方框，最小的一个跟前面的三个方框中最大的一个一般大。然后，这一次又是选择了最大的方框就得奖励。可是，孩子们没有心理符号来告诉他们“总是选择最大的”，而是不断地选择前面得到了奖励的那一块，尽管这次根本就得不了奖。可是，幼儿园和更大一些的孩子们却很快就能够告诉自己选择“最大的一个”，不管实际的尺寸是多大。
如果单词用来指导思想，则更复杂和更高级一些的问题也能解决。告诉一组9－10岁的孩子说，一边解决很复杂的问题，一边可以说话，另一组的孩子没有得到这样的指令。这些复杂的难题涉及到以最少的步骤把一些圆片从一个圈子里移到另一些圈里去。边做边念的那一组孩子更快更有效地解决了问题，而没有得到指令的那一组就慢些。有意地使用单词使他们找到试一种或另一种方法的新理由，因而有助于他们找到正确的答案。
语言获取：发展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们（对语言获取和利用感兴趣的一些心理学家）在最近几十年里花了很多时间听孩子们讲话，他们揣摸着他们学习新词的速度有多快，寻找他们所犯的错误和纠正类型，等等。其中的一项发现是，孩子们是以相对一致的顺序发展或者获取新形式的（词尾、动词形式、介词）。在2－4岁的时候，他们的词汇量从几百个增加到平均2600个。（他们每月获取50多个新词。）他们先模仿听到的动词形式，然后对动词词根进行总结，合理地（但是错误地）假设，语言在所有的地方都是符合规则和一致的（“我了吃一块饼干，”“我了看见一只小鸟”），只是后来慢慢地学会使用不规则动词形式。他们很顽固地倾向于这些语法错误，如在下述这段由一位心理语言学家记录的对话中一样：孩子：没有人不喜欢我。
母亲：不，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没有人不喜欢我。
（这样的交换重复了8次。）
母亲：不，现在仔细听我说；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哦！没有人不是喜欢我。
他们在准备好了的时候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很明显，他们获取了很多自己并不使用的语法元素，直到某个时候，他们在心里把自己说的话与某种存储的知识进行比较，然后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吉米：（快7岁）：我想到了您可能喜欢了的一件事情。
母亲：你说什么？
吉米：我想到了您可能喜欢的一件事情。
有关语言获取的研究中最重大的一项进步是孩子理解句法的方法，句法是词汇在一个句子里的排列顺序，这种顺序表明词汇彼此之间的关系，因而决定一个句子的意义。1957年，B·F·斯金纳出版了一本书，名叫《言语行为》，他在书中完全以操作条件的方式解释了孩子的语言获取情况：当孩子正确地使用到了一个词或者句子时，父母或其他人会表示赞许，这种奖励会激励孩子下次也正确地使用它。
可是，同一年，一位极聪明的年轻心理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句法结构》一书中提出了极为不同的分析。他强调说，“一定有一些基本的过程在起作用，这些过程相当独立地来自于从环境中得到的‘反辣’，大脑一定具有某种天生的能力，可以使语言产生意义。作为证据，他提出，孩子们会造出无数他们从未听到过的句子，这使通过条件制约进行模仿的说法看上去是对句法形成相当不足的一种解释。再说，孩子努力造出的一些句子虽然经常不合语法，但从来就没有严重违反语法规则。（他们从来就不造反向的句子。）最为重要的是，就算句子的意思是模糊的，孩子们总能够理解真正的意思；他们一定具有某种天生的能力来感受句子的“深层结构”不管“表层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乔姆斯基举的一个例子：约翰容易逗乐。（John is easy to please．）约翰急于逗乐。（John is eager to please．）这两个句子的表层结构是一样的，可是，如果你想以同样的形式拆解这个句子，只有一种才有意义：It is easy to please John．（容易逗乐约翰。）It is eager to please John．（急于逗乐约翰）没有哪个孩子会犯这样的错误；每个孩子都能理解深层结构。第一句里面的“约翰”是“逗乐”的“深层次宾语”，因此，拆解的句子说得通。可是，第二句中的“约翰”是“逗乐”的“深层次主语，”因此，任何拆解只能采劝约翰急于逗乐（某人）”的形式。对深层次结构的理解不是从表层结构或者单凭经验的方法得来的，感受深层次结构的能力是天生的。（可是，乔姆斯基本人或者任何心理语言学家都不曾说过语言本身也是天生的，而只是说，孩子具有一种天生的资质，可以辨认并解释句子的深层次结构。）有趣的是，乔姆斯基是通过研究语言本身和婴儿行为，而不是通过进行实验得出这个结论的。不过，有一次，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和其他好几位参与者在乔姆斯基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上的确劝说他做一次实验。乔姆斯基曾说过，当一个句子有可能具有两个意思时，讲话的人不能通过音调来搞清楚哪一个是正确的意思；两个句子的深层意思是一样的，而正确的意思是通过上下文来说明的。他举了一个例子。“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开飞机可能是危险的。）／（飞行中的飞机可能是危险的。）”一位与会者向他发难，要他证明他的说法。乔姆斯基写了两段话，在其中一段里，一些住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抱怨说，他们生活在恐惧中，因为飞行的飞机是很危险的；在另外一段中，居民催促市长说，不要自己开飞机，因为开飞机是很危险的。10位自愿者录了两段的音。乔姆斯的妻子卡罗尔把所有出现这句话的东西都接起来，实验者问参加座谈会的人说哪一句话的解释是讲话的人心里想的意思。“结果完全是随机的，”米勒回忆说。“奥利佛·莱希（发难者）很是惊讶，竟然没有人看出在他看来十分明显的意思。乔姆斯基无动于衷，他早就知道实验会得出什么结果。”
智力发育：研究者们设计了许多比皮亚杰更好的一些实验方法，多半是单调乏味的，可有时候也有创造性的方法。如前所述，这些方法的确得出了极为重大的修正意见，还有一些是对他的部分工作的全盘否定。一些例子如下：
——小到4个月的婴儿的心率在一个物体消失时会加快，这个物体又回来时也是一样，这表明有了惊讶感。它说明，与皮亚杰的理论相反的是，婴儿期望物体继续存在。（可是，它们在物体消失后会立即忘掉这个东西，这一点依然是正确的。）
——皮亚杰曾就“数字守恒”测试过孩子（就是认识能力，比如说，六个排得很近的东西跟排得很开的六个东西数字是一样的。）他的结论是，除非孩子们到了约7岁时的具体操作阶段，否则他们不能获得这个认识。可是，最近，一些研究者们利用了不同的一些实验方法，如罗克尔·格尔曼的“魔术”法。在这种方法中，实验人员把一块板上的一组玩具老鼠偷偷拿走一只，或者偷偷增加一只，这些动作都是在用布盖着板的时候进行的。5岁甚或更小些的孩子能够分辨出多了或者少了，而且还会说，增加或者拿走了一只。
——一些研究孩子们采取别人的观点的研究者利用了比皮亚杰更为自然的一些方法。他们不问一些东西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去是什么样子，而是让孩子们与不同的人谈话，讲出他们对玩具工作原理的理解。令人吃惊的是，连4岁的小孩也会使用一些较短的简单句子与两岁的孩子谈话，而与成人谈话时却使用较长和复杂一些的句子。很明显，学龄前儿童比较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也比皮亚杰所认为的更有能力站在另一个人的立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