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希腊极为陌生。——东方或现代，亚洲或欧洲：与希腊相比，它们全都以贪大求多为崇高的表现；相反，倘若人们置身于裴斯顿、庞贝和雅典，面对全部希腊建筑，就会为希腊人善于并且喜欢用多么小的质量来表达某种崇高的东西而惊奇了。——同样，在希腊，人在自己的观念中也是多么单纯！我们在人类知识方面怎样远远超过了他们！但是，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关于心灵的观念怎样显得像迷宫一般！倘若我们愿意并且敢于按照我们的心灵形态造一建筑（于此我们还太怯懦！）——那么，迷宫必是我们的样板！属于我们并且实际上表达我们的音乐已经透露了这一点！（人们在音乐中为所欲为，因为他们误以为，没有人能够透过他们的音乐看出他们的真相。）
170
不同的情趣。——我们的胡言乱语与希腊人何干！我们对于他们的艺术知道什么，这种艺术的灵魂是对于男性裸体美的热爱！由此出发，他们才感受到女性美。因此，他们对于女性美有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眼光。他们对女子的爱也是如此：他们以另一种方式爱慕，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蔑视。
172
悲剧与音乐。——斗志昂扬的男子，例如埃斯库罗斯时代的希腊人，是难于打动的，而一旦同情战胜了他们的刚强，他们便如受一阵眩晕袭击，被“魔鬼的威力”镇住，——他们于是感到不自由，因一种宗教的恐惧而激动。随后他们就对这种状态生出疑虑；只要一日身处其境，他们就品味到神不守舍（das Ausser—sich—sein）和新奇之喜悦，还夹杂着最辛酸的苦痛：这是战士合宜的饮料，一种稀有、危险、又苦又甜的东西，一个人很不容易享受到的。——悲剧就诉诸如此感受同情的灵魂，诉诸刚强好斗的灵魂，这种灵魂难以制服，无论是以恐惧还是同情，不过同情可使这种灵魂日渐变得柔和。但是，对于那些如帆顺风一样顺从“同情癖好”的人，悲剧又有何干！在柏拉图时代，当雅典人变得更柔和更敏感之时——唉，他们距我们大小城市市民的多愁善感仍然多么遥远！——哲学家们已经在控诉悲剧的害处了。在刚刚开始的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里，勇敢和男子气的价值提高了，这样的时代也许会使灵魂又逐渐坚强起来，以致迫切需要悲剧诗人，而悲剧诗人暂时还有点儿多余，——我这是用最温和词来说。——接着，对于音乐来说较好的时代（肯定也是较恶的时代）也许会再度到来，那时艺术家把音乐奉献给特立独行的、内心坚强的、受极其严肃的真正激情支配的人们。可是，对于正在消逝的时代中今日那些过于好动、发育不全、个性残缺、好奇贪婪的渺小灵魂，音乐又有何干！
175
商人文化的基本思想。——人们现在一再看到，一个社会的文化正在形成，商业是这种文化的灵魂，正如个人的竞赛是古希腊文化的灵魂，战争、胜利和法律是罗马文化的灵魂一样。商人并不生产，却善于为一切事物定价，并且是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据自己真正的个人需要来定价；“谁来消费这个，消费掉多少？”这是他的头等问题。他本能地、不断地应用这样的定价方式：应用于一切事物，包括艺术和科学的成果，思想家、学者、艺术家、政治家、民族、党派乃至整个时代的成就。他对创造出的一切都只问供应与需求，以便替自己规定一样东西的价值。这成了整个文化的特征，被琢磨得广泛适用却又至为精微，制约着一切愿望和能力：你们最近几个世纪的人们将会为此自豪，倘若商业阶级的先知有权交给你们这笔财产的话！不过，我不太相信这些先知。用贺拉斯的话来说：让犹太人阿培拉①去相信吧（CreB dat Zudaeus Apella）。
①阿培拉，贺拉斯诗中一个轻信的犹太人。
177
学会沉默。——哦，你们这些世界政治大都市中的油嘴滑舌之徒，你们这些年轻有才、求名心切的家伙，你们觉得对任何事情——总会有点事儿发生的——发表你们的意见乃是你们的义务！你们如此掀起尘嚣，便以为自己成为了历史的火车头！你们总在打听，总在寻找插嘴的机会，却丧失了一切真正的创作能力！无论你们多么渴望伟大的作品，孕育的深刻沉默决不会降临你们！日常事务驱赶你们犹如驱赶秕糠，你们却自以为在驱赶日常事务——你们这些油嘴滑舌之徒！——一个人倘若要在舞台上充当主角，就不应该留心合唱，甚至不应该知道怎样合唱。
191
更好的人们。——有人对我说，我们的艺术诉诸现代的贪婪、无餍、任性、怨恨、备受折磨的人们，在他们荒芜的景象之旁，向他们显示一种极乐、高超、出世的景象：从而使他们得以暂时忘忧，舒一口气，也许还可以从这忘忧中恢复避世归本的动力。可怜的艺术家呵，有这样一种公众！怀着这样一种半牧师、半精神病医生的用心！高乃依要幸运得多——“我们伟大的高乃依”，如同塞维涅（Sévìngné）夫人用女人在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面前的声调惊呼的那样；他的听众也要高明得多，他以他自己的骑士的美德、严肃的责任、慷慨的牺牲、英雄的自制的形象能够使他们赏心悦目！他以及他的听众是以多么不同的方式热爱人生，并非出于一种盲目的枯竭的“意志”，因为不能灭绝它便诅咒它，而是视为伟大和人道能够并存的一个场所，在那里，哪怕是惯例的最严格限制，对于君主专制和宗教专制的屈从，也不能压抑住一切个人的骄傲、骑士精神、优雅和智慧，反而令人感到是一种刺激和动力，起而反对天生的荣耀和高贵，反对断承而来的愿望和热情的特权！
210
所谓“本身”。——从前人们问：什么东西可笑？——就好象外界有些事物附有可笑的特征，而人们不过突然发现了它们罢了（一个神学家甚至认为这是“罪恶的天真之处”）。现在人们问：什么是笑？笑如何发生？人们经思索而得出结论：并不存在本身善、美、崇高、恶的东西，而是有种种心境，处在这些心境之中，我们便把上述词汇加到了我们身外身内之物上面。我们重又收回了事物的称谓，或至少想起是我们把称谓借给了事物：——我们且留神，按照这种见解，我们并未失去出借能力，我们既没有变得更富有，也没有变得更吝啬。
216
恶人与音乐。——爱情的完满幸福在于绝对的信任，这种幸福除了属于深深猜疑的恶人和愠怒者，还会属于别人吗？他们在其中享受自己灵魂的异乎寻常的、难以置信却又颇为可信的例外！有一天，那种浩渺无际的梦幻似的感觉降临他们，衬托出了他们其余一切或暗或明的生活：宛如一个诱人的谜和奇迹，大放金光，超出一切语言和形象。绝对的信任令人无言；是的，在这幸福的相对无言之中甚至有一种痛苦和沉重，所以，这种受幸福压抑的灵魂常常比其他人和善人更感激音乐：因为他们透过音乐犹如透过一片彩霓观看和倾听，他们的爱情仿佛变得更遥远、动人而且轻松了；音乐是他们的唯一手段，使他们得以凝视自己的非常境况，并且借一种疏远和缓解作用达于赏心悦目。每个恋人在听音乐时都这样想：“它在说我，它代替我说，它了解一切！”
217
艺术家。——德国人想靠艺术家达到一种梦想的激情；意大利人想因之摆脱其实际的激情而得休息；法国人想从之获得证明其判断的机会，借机说说话。那么，我们太低贱了吧！
218
像艺术家那样支配自己的弱点！——如果我们难免有弱点，不得不承认它们如同法则一样凌驾于我们，那么，我希望每个人至少有足够的技巧，善于用他的弱点反衬他的优点，借他的弱点命名我们渴慕他的优点：大音乐家们是相当擅长此道的。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常常有一种粗暴、强横、急躁的音调；在莫扎特那里有一种老实伙计的和气，必为心灵和智慧所不屑取；在理查·瓦格纳那里有一种强烈的动荡不安，使最有耐心的人也要失去了好脾气，但他在这里恰好回到了他本来的力量。他们全部凭借其弱点使人渴望其优点，十倍敏感地品味每一滴奏鸣着的灵性、奏鸣着的美、奏鸣着的善。
240
关于剧场伦理。——谁若以为莎士比亚戏剧有道德作用，看了《马克白斯》就会不可抵抗地放弃野心的恶，他就错了。倘若他还相信莎士比亚本人与他有此同感，他就更错了。真正受强烈野心支配的人会兴高采烈地观看他的这一肖像；而当主角毁于自己的激情时，不啻是在这盆兴高采烈的热汤里加上了最刺激的佐料。诗人自己感觉不同吗？从犯滔天大罪那一刻起，他的这位野心家何等帝王气派地走上他的舞台，绝无一副流氓相！从这时起，他才“魔鬼似地”行动，并吸引相似的天性效仿他——在这里，“魔鬼似地”是指：违背利益和生命，顺从思想和冲动。你们是否以为，《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用两位主人公毁于通奸提供了一个反对通奸的教训？这可是把诗人颠倒了：诗人，尤其象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珍爱自己的激情，同样也珍爱自己准备赴死的心境——他们的心灵之依附于生命，并不比一滴水依附于玻璃杯更执着。他们不把罪恶及其不幸的结局放在心上，莎士比亚是这样，索福克勒斯（在《埃阿斯》、《匪罗克忒忒斯》、《俄狄浦斯》中）也是这样：后者在这些剧中本来可以很容易把罪恶当作全剧的杠杆，但他毫不含糊地避免了。悲剧诗人同样不愿意用他的生命形象来反对生命！他宁肯喊道：“这是最大的魅力，这令人兴奋的、变幻的、危险的、阴郁的、常常也阳光普照的人生！生活是一场冒险，——无论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它始终会保持这种性质！”——他的呼喊发自一个动荡不安，力量充沛的时代，发自一个因洋溢的热血和精力而如痴如醉的时代，——发自一个比现代恶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把一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意图弄得合宜而公正，即必须将它误解。
433
用新的眼光看。——假定艺术中的美永远是幸福者的肖像（我认为这是真理），是依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伟大的自立法则的个人对于幸福者的想象为转移的，那么，现代艺术家的所谓现实主义关于现代幸福的看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无疑是现实主义类型的美，为我们今天最容易理解和欣赏的。因此，我们是否必须相信，我们今天的幸福就在于对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尽量敏锐的感觉和忠实的把握，因而并非在于真实性，而是在于对真实性的知识呢？科学的作用已经如此广泛而深入，以致本世纪的艺术家也不自觉地成为科学的“神圣性”本身的颂扬者了！
434
辩护。——朴实无华的风景是为大画家存在的，而奇特罕见的风景是为小画家存在的。也就是说，自然和人类的伟大事物必为其崇拜者中渺小、平庸、虚荣之辈辩护，——而伟人则为质朴的事物辩护。
468
美的领域更广阔。——我们在自然中巡游，机敏又快活，为了发现并仿佛当场捕获万物固有的美；我们时而在阳光下，时而在风雨交加时，时而在朦胧微曦中，欲窥见那一段达于完美和极致的，点缀着峭岩、海湾、油橄榄树、伞松的海岸。同样，我们也应如此巡游于人中间，做他们的发现者和侦察者，显示他们的善与恶，以此展列他们固有的美，这美的展现，在一人须在阳光下，在另一人须在暴风雨中，在第三人又须在暗夜和雨天里。难道禁止把恶人当作有其粗犷线条和配光效果的原始风景来欣赏吗？如果恶人装出善良规矩的样子，我们看了岂不像一幅劣作和讽刺画，犹如自然中一个污点令我们苦恼？——是的，这是禁止的，人们至今只知道在道德的善人身上寻找美，——难怪他们所得甚少，总在寻找没有躯体的虚幻的美！——恶人身上肯定有百种幸福为道学家们想所未想，也肯定有百种美，许多尚未被发现出来。
485
远看。——甲：为何这样狐独？——乙：我没有生任何人的气。不过，我觉得独处时看我的朋友，比起与他们共处时更清楚、更美，而当我最爱音乐、最受其感动时，我是远离音乐而生活的。看来，我需要远看，以便更好地思考事物。
506
一切好东西必须变得干燥。——怎么！应当以一部作品所诞生的时代的眼光来理解这部作品吗？然而，倘若不是这样来理解它，会有更多的乐趣，更多的惊奇，学到更多的东西！你们不曾注意到吗，每一部优秀的新作，只要它处在当时潮湿的空气里它的价值就最小，——因为它尚如此严重地沾有市场、敌意、舆论以及今日与明日之间一切过眼烟云的气息？后来，它变干燥了，它的“时间性”消失了——这时它才获得自己内在的光辉和温馨，是的，此后它才有永恒的沉静目光。
513
界限与美。——你在寻找有优美教养的人吗？那你就应当像在寻找优美景物时一样，满足于有限的眼光和视野。——无疑也有全面的人，他们必定像全面的景物一样富有教益，今人惊奇，但是不美。
540
学习。——米开朗基罗在拉斐尔身上看到功力，在自己身上看到自然：在拉斐尔是学习，在他自己是天赋。然而，这是一种迂见，是怀着对大学究的敬畏之心说出来的。天赋，若非从前——不论是我们父辈时，还是更早——的一片段学习、经验、练习、掌握、同化，又是什么呢！而且，学习就是自己使自己有天赋——不过学习并非易事，不能光靠善良的愿望；必须善于学习。在艺术家身上，常有一种猜忌或骄矜，一旦遇到异已的因素，就立刻锋芒毕露，不由自主地从学习状态进入防御状态。拉斐尔和歌德一样，没有这种猜忌或骄矜，所以他们是伟大的学习者，而不仅仅是祖传矿藏的剥削者。拉斐尔是作为一个学习者逝去的，当时他正在把他伟大的对手自称“自然”的东西占为已有：他每天从中搬走一些，这最高贵的窃贼；但是在他把整个米开朗基罗转移到自己身上之前，他就死了——他的最后一批作品，作为一项新的学习计划的开端，不够完美，却仍然相当出色，正是因为这伟大的学习者在他最艰难的作业中被死神打扰，把他所憧憬的本可达到的最终目标一起带走了。
549
“自我逃避”。——那种智力痉挛的人，对自己焦躁而阴郁，就象拜伦和阿尔弗雷德·缪塞①一样；他们做任何事，都象脱缰之马，从自己的创作中仅获得一短暂的、几乎使血管崩裂的快乐和热情，接着便是严冬一般的悲凉和忧伤，这种人该如何忍受自己呵！他们渴望上升到一种“外在于自我”（Ausser—sich）的境界；怀此渴望的人，如果是基督徒，则祈求上升到上帝之中，“与上帝合为一体”；如果是莎士比亚，则上升到热情人生的形象中方感满足；如果是拜伦，则渴望行动，因为行动比思想、情感、作品更能把我们从自身引开。那么，行动欲骨子里也许就是自我逃避？——帕斯卡尔会这样问我们。事实也是如此！行动欲的最高典范可以证实这个命题。不妨以一个精神病医生的知识和经验公正的考虑一下，——历代最渴望行动的四个人都是癫痫病患者（即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和拿破仑）；拜伦同样也备尝此种痛苦。
①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550
知识与美。——如果人们像至今仍在做着的那样，把他们的爱慕和幸福感只留给想象和虚构的工作，那么，毫不奇怪，他们遇到与想象和虚构相反的情形，就会感到索然无味了。那种因稳妥有效、循序渐进地认识事物而产生的喜悦，已经从现代科学方法中大量涌现，为许多人所感受到，——这种喜悦暂时还未被所有这些人相信，他们往往只在脱离现实、沉浸于外观之时才感到喜悦。这些人认为，现实是丑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对哪怕最丑的现实的知识也是美的；他们也不知道，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对于现实的伟大整体的揭示每每使他感到幸福，他根本不会觉得这个整体是丑的。难道有什么“本身美”的东西吗？认识者的幸福增添了世界的美，使一切存在物更加光采照人；知识并非仅仅把自身的美加于事物之上，而是不断渗入事物之中；——但愿未来的人类为这命题提供证据！在这里，我们回想起一件古老的史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天性如此不同的两个人，在什么是最高幸福的问题上却有一致看法，并非对于他们或对于人类而言的最高幸福，而是最高幸福本身，甚至是对于神和至圣而言的最高幸福；他们发现它在于认识，在于娴熟地从事发现和发明的理解之行为（决非在于“直觉；”，如德国半神学家和全神学家；决非在于幻觉，如神秘论者；同样决非在于创作，如一切实践者）。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也曾作出相似的论断：他们想必怎样品尝过知识！他们的真诚想必面临过怎样的危险——因此变为事物颂扬者的危险！
561
让幸福闪光。——画家无法画出现实中天空的那种深邃光亮的色调，不得不把他画景物所使用的色调降得比自然的色调低一些；通过这样的技巧，他重又达到光泽的逼真以及与自然色调相应的那些色调的和谐。同样，无法表现幸福之光泽的诗人和哲学家，也必须懂得补救；他们应当把万物的色彩表现得比实际的色彩暗淡一些，使他们所掌握的光源近乎太阳，肖似美满幸福的光芒。——悲观主义者赋予万物最黑暗最阴郁的颜色，使用的却是火焰和闪电，天国灵光和一切闪射强光、令人眩目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光明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增加恐怖，使人感到事物比本来的样子更可怕。
568
诗人与凤凰。——凤凰给诗人看一卷烧焦了的东西。它说：“别害怕！这是你的作品！它没有时代精神，也没有反时代精神；因此，它必须被烧掉。不过这是一个好兆头。它具有朝霞的某些特性。”
（周国平译）
自我批判尝试
1886
1
这本成问题的书①究竟缘何而写：这无疑是一个头等的、饶有趣味的问题，并且还是一个深刻的个人问题——证据是它写于激动人心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但它又是不顾这个时期而写出的。正当沃尔特（Worth）战役的炮声震撼欧洲之际，这本书的作者，一个沉思者和谜语爱好者，却安坐在阿尔卑斯山的一隅，潜心思索和猜谜，结果既黯然神伤，又心旷神怡，记下了他关于希腊人的思绪——这本奇特而艰难的书的核心，现在这篇序（或后记）便是为之而写的。几个星期后，他身在麦茨（Metz）城下，仍然放不开他对希腊艺术的所谓“乐天”的疑问；直到最后，在最紧张的那一个月，凡尔赛和谈正在进行之际他也和自己达成了和解，渐渐从一种由战场带回的疾病中痊愈，相信自己可以动手写《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一书了。——从音乐中？音乐与悲剧？希腊人与悲剧音乐？希腊人与悲观主义艺术作品？人类迄今为止最健全、最优美、最令人羡慕、最富于人生魅力的种族，这些希腊人——怎么？偏偏他们必须有悲剧？而且——必须有艺术？希腊艺术究竟何为？……
①指《悲剧的诞生》。本文是尼采于1886年为《悲剧的诞生》写的序。
令人深思的是，关于生存价值的重大疑问在这里竟被置于何种地位。悲观主义一定是衰退、堕落、失败的标志，疲惫而羸弱的本能的标志吗？——在印度人那里，显然还在我们“现代”人和欧洲人这里，它确实是的。可是一种强者的悲观主义？一种出于幸福，出于过度的健康，出于生存的充实，而对于生存中艰难、恐怖、邪恶、可疑事物的理智的偏爱？也许竟有一种因过于充实而生的痛苦？一种目光炯炯但求一试的勇敢，渴求可怕事物犹如渴求敌手，渴求象样的敌手，以便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领教一下什么叫“害怕”？在希腊最美好、最强大、最勇敢的时代，悲剧神话意味着什么？伟大的酒神现象意味着什么？悲剧是从中诞生的吗？另一方面，悲剧毁灭于道德的苏格拉底主义、辩证法、理论家的自满和乐观吗？——怎么，这苏格拉底主义不会是衰退、疲惫、疾病以及本能错乱解体的征象吗？后期希腊精神的“希腊的乐天”不会只是一种回光返照吗？反悲观主义的伊壁鸠鲁意志不会只是一种受苦人的谨慎吗？甚至科学，我们的科学——是的，全部科学，作为生命的象征来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全部科学向何处去，更糟的是，从何而来？怎么，科学精神也许只是对悲观主义的一种惧怕和逃避？对真理的一种巧妙的防卫？用道德术语说，是类似于怯懦和虚伪的东西？用非道德术语说，是一种机灵？哦，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莫非这便是你的秘密？哦，神秘的冷嘲者，莫非这便是你的——冷嘲？
2
当时我要抓住的是某种可怕而危险的东西，是一个带角的问题，倒未必是一头公牛，但无论如何是一个新问题。今天我不妨说，它就是科学本身的问题——科学第一次被视为成问题的、可疑的东西了。然而，这本血气方刚、大胆怀疑的书，其任务原不适合于一个青年人，又是一本多么不可思议的书！它出自纯粹早期的极不成熟的个人体验，这些体验全都艰难地想要得到表达；它立足在艺术的基础上——因为科学问题不可能在科学的基础上被认识。也许是一本为那些兼有分析和反省能力的艺术家写的书（即为艺术家的一种例外类型，人们必须寻找、但未尝乐意寻找这种类型……），充满心理学的新见和艺术家的奥秘，有一种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为其背景，一部充满青年人的勇气和青年人的忧伤的青年之作，即使在似乎折服于一个权威并表现出真诚敬意的地方，也仍然毫不盲从，傲然独立。简言之，尽管它的问题是古老的，尽管它患有青年人的种种毛病，尤其是“过于冗长”，“咄咄逼人”，但它仍是一本首创之作，哪怕是从这个词的种种贬义上说。另一方面，从它产生的效果来看（特别是在伟大艺术家理查德·瓦格纳身上，这本书就是为他而写的），又是一本得到了证明的书，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一本至少使“当时最优秀的人物”满意的书。因此之故，它即已应该得到重视和静默；但尽管如此，我也完全不想隐瞒，现在我觉得它多么不顺眼，事隔十六年后，它现在在我眼中是多么陌生，——而这双眼睛对于这本大胆的书首次着手的任务是仍然不陌生的，这任务就是：用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科学，又用人生的眼光考察艺术……
3
再说一遍，现在我觉得，它是一本不可思议的书，——我是说，它写得很糟，笨拙，艰苦，耽于想象，印象纷乱，好动感情，有些地方甜蜜得有女儿气，节奏不统一，无意于逻辑的清晰性，过于自信而轻视证明，甚至不相信证明的正当性，宛如写给知已看的书，宛如奏给受过音乐洗礼、一开始就被共同而又珍贵的艺术体验联结起来的人们听的“音乐”，宛如为艺术上血缘相近的人准备的识别标记，——一本傲慢而狂热的书，从第一页起就与“有教养”的芸芸众生（ProB fanum Vulgus）无缘，更甚于与“民众”无缘，但如同它的效果业已证明并且仍在证明的那样，它又必定善于寻求它的共鸣者，引他们走上新的幽径和舞场。无论如何，在这里说话的——人们的好奇以及反感都供认了这一点——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是一位“尚不认识的神”的信徒，他暂时藏身在学者帽之下，在德国人的笨重和辩证的乏味之下，甚至在瓦格纳之徒的恶劣举止之下；在这里倾诉的——人们疑惧地自言自语道——是一颗神秘的、近乎酒神女祭司的灵魂一类的东西，它异常艰难，不由自主，几乎决定不了它要表达自己还是隐匿自己，仿佛在用别人的舌头呐呐而言。这“新的灵魂”本应当歌唱，而不是说话！我没有勇气象诗人那样，唱出我当时想说的东西，这是多么遗憾：我本来也许能够这样做的！或者，至少象语言学家那样：——然而，在这个领域中，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差不多一切事物仍然有待于揭示和发掘！特别是这个问题：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而只要我们没有回答“什么是酒神精神”这个问题，希腊人就始终全然是未被理解和不可想象的……
4
是的，什么是酒神精神？——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答案，——在书中说话的是一个“知者”，是这位神灵的知已和信徒。也许我现在会更加审慎、更加谦虚地谈论象希腊悲剧的起源这样一个困难的心理学问题。根本问题是希腊人对待痛苦的态度，他们的敏感程度，——这种态度是一成不变的，还是有所变化的？——是这个问题：他们愈来愈强烈的对于美的渴求，对于节庆、快乐、新的崇拜的渴求，实际上是否生自欠缺、匮乏、忧郁、痛苦？假如这是事实—伯里克利①（或修昔底德②）在伟大的悼辞中已经使我们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早些时候显示出来的相反渴求，对于丑的渴求，更早的希腊人求悲观主义的意志，求悲剧神话的意志，求生存基础之上一切可怕、邪恶、谜样、破坏、不祥事物的观念的意志，又从何而来呢？悲剧又从何而来呢？也许生自快乐，生自力量，生自满溢的健康，生自过度的充实？那么，从生理上看，那种产生出悲剧艺术和喜剧艺术的疯狂，酒神的疯狂，又意味着什么呢？怎么，疯狂也许未必是蜕化、衰退、末日文化的象征？也许有一种——向精神病医生提的一个问题——健康的神经官能症？民族青年期和青春的神经官能症？神与公山羊在萨提儿身上合二为一意味着什么？出于怎样的亲身体验，由于怎样的冲动，希腊人构想出了萨提儿这样的酒神醉心者和原始人？至于说到悲剧歌队的起源，在希腊人的躯体生气勃勃、希腊人的心灵神采焕发的那几个世纪中，也许有一种尘世的狂欢？也许幻想和幻觉笼罩着整个城邦，整个崇神集会？怎么，希腊人正值年富力壮之时，反有一种求悲剧事物的意志，反是悲观主义者？用柏拉图的话说，正是疯狂给希腊带来了最大的福祉？相反，希腊人正是在其瓦解和衰弱的时代，却变得愈益乐观、肤浅、戏子气十足，也愈益热心于逻辑和世界的逻辑化，因而更“快乐”也更“科学”了？怎么，与一切“现代观念”和民主趣味的成见相抵牾，乐观主义的胜利，占据优势的理性，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功利主义（它与民主相似并与之同时），会是衰落的力量、临近的暮年、生理的疲惫的一种象征？因而不正是悲观主义吗？伊壁鸠鲁之为乐观主义者，不正因为他是受苦者吗？——可以看出，这本书所承担的是一大批难题，——我们还要补上它最难的一个难题！用人生的眼光来看，道德意味着什么？
……
①伯里史利（Perikles），古希腊民主派首领，公元前443—429年为雅典最高领导者，他领导的时期为希腊奴隶制极盛时期。
②修昔底德（Thukydides，公元前460—396年），古希腊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
5
在致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中，艺术——而不是道德——业已被看作人所固有的形而上活动；在正文中，又多次重复了这个尖刻的命题：只是作为审美现象，人世的生存才有充足理由。事实上，全书只承认一种艺术家的意义，只承认在一切现象背后有一种艺术家的隐秘意义，——如果愿意，也可以说只承认一位“神”，但无疑仅是一位全然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他在建设中如同在破坏中一样，在善之中如同在恶之中一样，欲发现他的同样的快乐和光荣。他在创造世界时摆脱了丰满和过于丰满的逼迫，摆脱了聚集在他身上的矛盾的痛苦。在每一瞬间获得神的拯救的世界，乃是最苦难、最矛盾、最富于冲突的生灵之永恒变化着的、常新的幻觉，这样的生灵唯有在外观中才能拯救自己：人们不妨称这整个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为任意、无益和空想，——但事情的实质在于，它业已显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终有一天敢冒任何危险起而反抗主存之道德的解释和意义。在这里，也许第一回预示了一种“超于善恶之外”的悲观主义，在这里，叔本华所不倦反对并且事先就狂怒谴责和攻击的“观点反常”获得了语言和形式，——这是一种哲学，它敢于把道德本身置于和贬入现象世界，而且不仅仅是“现象”（按照唯心主义术语的含义），也是“欺骗”，如同外观、幻想、错觉、解释、整理、艺术一样。这种反道德倾向的程度，也许最好用全书中对基督教所保持的审慎而敌对的沉默来衡量，——基督教是人类迄今所听到的道德主旋律之最放肆的华彩乐段。事实上，对于这本书中所教导的纯粹审美的世界之理解和世界之辩护而言，没有比基督教义更鲜明的对照了，基督教义只是道德的，只想成为道德的，它以它的绝对标准，例如以上帝存在的原理，把艺术、每种艺术逐入谎言领域，——也就是将其否定、谴责、判决了。在这种必须敌视艺术的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背后，我总还感觉到一种敌视生命的东西，一种对于生命满怀怨恨、复仇心切的憎恶：因为全部生命都是建立在外观、艺术、欺骗、光学以及透视和错觉之必要性的基础之上。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彻头彻尾是生命对于生命的憎恶和厌倦，只是这种情绪乔装、隐藏、掩饰在一种对“彼岸的”或“更好的”生活的信仰之下罢了。仇恨“人世”，谴责激情，害怕美和感性，发明出一个彼岸以便诽谤此岸，归根到底，一种对于虚无、末日、灭寂、“最后安息日”的渴望——这一切在我看来，正和基督教只承认道德价值的绝对意志一样，始终是“求毁灭的意志”的一切可能形式中最危险最不祥的形式，至少是生命病入膏肓、疲惫不堪、情绪恶劣、枯竭贫乏的征兆，——因为，在道德（尤其是基督教道德即绝对的道德）面前，生命必不可免地永远是无权的，因为生命本质上是非道德的东西，——最后，在蔑视和永久否定的重压之下，生命必定被感觉为不值得渴望的东西，为本身无价值的东西。道德本身——怎么，道德不会是一种“否定生命的意志”，一种隐秘的毁灭冲动，一种衰落、萎缩、诽谤的原则，一种末日的开始吗？因而不会是最大的危险吗？……所以，当时在这本成问题的书里，我的本能，作为生命的一种防卫本能，起来反对道德，为自己创造了生命的一种根本相反的学说和根本相反的评价，一种纯粹审美的、反基督教的学说和评价。何以名之？作为语言学家和精通词义的人，我为之命名，不无几分大胆——因为谁知道反基督徒的合适称谓呢？——采用一位希腊神灵的名字：我名之为酒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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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明白我这本书业已大胆着手于一项怎样的任务了吗？……我现在感到多么遗憾：当时我还没有勇气（或骄傲？）处处为如此独特的见解和冒险使用一种独特的语言，——我费力地试图用叔本华和康德的公式去表达与他们的精神和趣味截然相反的异样而新颖的价值估价！那么，叔本华对悲剧是怎么想的？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中说：“使一切悲剧具有特殊鼓舞力量的是认识的这一提高：世界、生命并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满足，因而不值得我们依恋。悲剧的精神即在其中。所以它引导我们听天由命。”哦，酒神告诉我的是多么不同！哦，正是这种听天由命主义当时于我是多么格格不入！——然而，这本书有着某种极严重的缺点，比起用叔本华的公式遮蔽、损害酒神的预感来，它现在更使我遗憾，这便是：我以混入当代事物而根本损害了我所面临的伟大的希腊问题！在毫无希望之处，在败象昭然若揭之处，我仍然寄予希望！我根据德国近期音乐便开口奢谈“德国精神”，仿佛它正在显身，正在重新发现自己——而且是在这样的时代：德国精神不久前还具有统治欧洲的意志和领导欧洲的力量，现在却已经寿终正寝，并且在建立帝国的漂亮借口下，把它的衰亡炮制成中庸、民主和“现代观念”！事实上，在这期间我已懂得完全不抱希望和毫不怜惜地看待“德国精神”，也同样如此看待德国音乐，把它看作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中最非希腊的形式；此外它还是头等的神经摧残剂，对于一个酗酒并且视晦涩为美德的民族来说具有双重危险，也就是说，它具有双重性能，是既使人陶醉、又使人糊涂的麻醉剂。——当然，除了对于当代怀抱轻率的希望并且作过不正确的应用，因而有损于我的处女作之外，书中却也始终坚持提出伟大的酒神问题，包括在音乐方面：一种音乐必须具有怎样的特性，它不再是浪漫主义音乐，也不再是德国音乐，——而是酒神音乐？……
7
——可是，我的先生，倘若您的书不是浪漫主义，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浪漫主义呢？您的艺术家形而上学宁愿相信虚无，宁愿相信魔鬼，而不愿相信“现在”，对于“现代”、“现实”、“现代观念”的深仇大恨还能表现得比这更过分吗？在您所有的对位音乐和耳官诱惑之中，不是有一种愤怒而又渴望毁灭的隆隆地声，一种反对一切“现在”事物的勃然大怒，一种与实践的虚无主义相去不远的意志，在发出轰鸣吗？这意志似乎喊道：“宁愿无物为真，胜于你们得理，胜于你们的真理成立！”我的悲观主义者和神化艺术者先生，您自己听听从您的书中摘出的一些句子，即谈到屠龙之士的那些颇为雄辩的句子，会使年轻的耳朵和心灵为之入迷的。怎么，那不是1830年的地道的浪漫主义表白，戴上了1850年的悲观主义面具吗？其后便奏起了浪漫主义者共通的最后乐章——灰心丧气，一蹶不振，皈依和膜拜一种旧的信仰，那位旧的神灵……怎么，您的悲观主义著作不正是一部反希腊精神的浪漫主义著作，不正是一种“既使人陶醉、又使人糊涂”的东西，至少是一种麻醉剂，甚至是一曲音乐、一曲德国音乐吗？请听吧：
“我们想象一下，这成长着的一代，具有如此大无畏的目光，怀抱如此雄心壮志；我们想象一下，这些屠龙之士，迈着坚定的步代，洋溢着豪迈的冒险精神，鄙弃那种乐观主义的全部虚弱教条，但求在整体和完满中‘勇敢地生活’，——那么，这种文化的悲剧人物，当他进行自我教育以变得严肃和畏惧之时，岂非必定渴望一种新的艺术，形而上慰藉的艺术，渴望悲剧，如同渴望属于他的海伦一样吗？他岂非必定要和浮士德一同喊道：
我岂不要凭眷恋的痴情，
带给人生那唯一的艳影？”
“岂非必定？”……不，不，决不！你们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并非必定！但事情很可能如此告终，你们很可能如此告终，即得到“慰藉”，如同我所写的那样，而不去进行任何自我教育以变得严肃和畏惧，却得到“形而上的慰藉”，简言之，如浪漫主义者那样告终，以基督教的方式……不！你们首先应当学会尘世慰藉的艺术——你们应当学会欢笑，我的年轻朋友们，除非你们想永远做悲观主义者；所以，作为欢笑者，你们有朝一日也许把一切形而上慰藉——首先是形而上学——扔给魔鬼！或者，用酒神精灵查拉斯图拉的话来说：
“振作你们的精神，我的兄弟们，向上，更向上！也别忘了双腿！也振作你们的双腿，你们好舞蹈家，而倘若你们能竖蜻蜓就更妙了！
“这顶欢笑者的王冠，这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顶王冠，我自己宣布我的大笑是神圣的。今天我没有发现别人在这方面足够强大。
“查拉斯图拉这舞蹈家，查拉斯图拉这振翅欲飞的轻捷者，一个示意百鸟各就各位的预备飞翔的人，一个幸福的粗心大意者：——
“查拉斯图拉这预言家，查拉斯图拉这真正的欢笑者，一个并不急躁的人，一个并不固执的人，一个爱跳爱蹦的人，我自己给自己戴上了这顶王冠！
“这顶欢笑者的王冠，这顶玫瑰花环的王冠：我的兄弟们，我把这顶王冠掷给你们！我宣布欢笑是神圣的：你们更高贵的人，向我学习——欢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
（周国平译）
快乐的科学 第01卷
1882
一、存在客体的导师
无论我以善或恶的眼光来看人，总觉得每个人，甚至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毛病：刻意倾力保存人类。这当然不是出于任何对人类同胞爱的情操，而只不过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上再也没有任何比这本能更根深蒂固、更冷酷无情和更不可征服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本质。虽然我们早已预备习惯用一般短浅的眼光去严格区别我们的邻人是有益的或有害的，善的或恶的。但当我们来做一个统计，并且多花些时间思考整个问题时，将不敢相信这种界定与区别，最后便只得不了了之。即使是最有害的人，或许也仍会去关心保存人类（包括最有益的人），因为他要保护自己，或者用不含人类早已腐化衰退的刺激去影响别人。
憎恨，常导致灾害、贪婪、野心以及其他所谓邪恶的东西——属于保护人类的不可思议的制度，一个相当浪费、且大体说来非常愚昧的制度，但是不管怎样，它还是证明了使人类得以保存至现在。我亲爱的同胞和邻居们，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活到目睹人类遭遇那能危害人类也许使人类早在数万年前便已灭绝而现在连上帝都无法挽救的“难以想象”的、“非常严重”的不利处境。要满足你最好或最坏的欲念，最好是去经历一场大难，不管是什么样的历练，都可能使你在某方面成为人类的高瞻远瞩者与施舍者，人们可能赞颂你，相反的，也许嘲弄你（不过你将很难找到一个真正有资格嘲弄你的人）。有一天，当他们恍然大悟时，他们会找回失去的良知，嘤嘤泣诉他们的不幸与羞耻，并投入真理的怀抱。
或者我们会笑自己，如同笑那最实在的真理。因为对于真理的最高体验及所知仍嫌不足；即使是最具天才的人依然无法能望其项背！不过，笑声仍是充满希望的。当那句“人类才是最重要的，个人算什么！”箴言被纳入人性之中，当最后的解脱捷径一直摆在你面前时，也许笑声和智慧便联结在一起（也许这就是唯一的“欢悦的智慧”）。无论如何，那总是两回事。同时，当存在的喜剧自身尚未成为一种自觉意识时，则它依旧是属于悲剧的、道德的和宗教的。
这些道德与宗教的创立者、努力追求道德价值的鼓吹者和唤醒良知的导师们的新风貌究竟暗示着什么？他们一直是那一方面的英雄，他们虽然也看到其他方面，但是由于太过关心自己这一面，以致这些英雄之于那一面就好象是一种活动的布景或机器，扮演着密友及心腹侍从的角色，随时为那一面作服务的准备（例如，诗人便常是某些道德或其他什么的仆从）。很明显的。这些悲剧性的人物也会为人类的利益而工作，虽则他们自命是在为上帝的利益而工作，仿佛是上帝的使者似的。他们也会促时人类的生命，同时助长生命中的信仰。“活着是值得的，”他们都如此喊道。“生命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东西，它们被深深隐藏着，对这些重要的东西要小心啊！”这些鼓舞的话同样支配着最高贵的人和最卑贱的人，也就是这个鼓舞一直激发着理性与热情精神，保存了人类。这些动机既造成如此辉煌的成就，便力图用它所有的力量使我们完全忘掉那仅仅是一个刺激、本能、愚味和无根据的行为。
生命是应该被热爱的，为了……！人应该有益于自己和邻人，为了……！所有这些“应该”和“为了”暗示了一切，甚至将来！由于那些都是必然而没有经过构想，不自觉地发生的行为，所以应使其成为有构想而且是经由理性的最后支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伦理学家便自告奋勇地在存在中作策划的导师，为此，他还发明了另一个不同的存在。这样子，新的机械便将旧的普通“存在”吊离旧的普通枢纽。
不！他不希望我们笑那存在，或者笑我们自己、他自己。对他来说，个人总是个人，有些东西自身始终是一个无限，人类既非是一个“整数”，也不是一个“零”。不管他的发明与价值是多愚昧，多执着，以及他是如何严重地误解了自然之道并予以否定——所有的伦理制度迄今一直是如此愚昧和违反自然到很深的程度，故而他们任何人都足以使人类毁灭——无论何时何地，那“英雄”都会跃然登台，而且有新的寻获：相同人物的可怕笑声，以及许多人对那思想的捧腹大笑。
“是的，活着是有价值的！是的，我应该活下去！”生命和你我大家再次对自身引起兴趣。不可否认的，迄今为止，“笑声”、理性和自然总算居于那些伟大的策划导师的上风。最后，存在的短暂悲剧终会再度转变成永恒的喜剧，还有“一连串的笑声”。由于这个“矫正的”笑声，人的本性已整个地为策划存在的导师们的新风貌所改变——人的本性现在成为一个附加的必要条件，即那些导师和“策划教义”的新风貌的必要条件。
人已逐渐变成一个耽于空想的动物，他必须比其他的动物践行更多的存在状况：人必须时时刻刻相信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若是没有周期性的对生命产生信心、相信生命中的理性，则人类也不可能有如此繁盛。人类也一直再三宣告：“有些东西着实是不可以笑的。”而最有洞察力的博爱主义者也加上几句说“不仅是好笑的与欢悦的智慧，还有悲剧的智慧，都会用它崇高庄严的无条理角度来评价保护人类的方法和必然性！”
因此，你了解我吗？我的兄弟！你是否已了解这个新的兴衰律？我们也将会有属于我们的时代！
二、知性的良知
我经常重复同样的经验，而总是要作一番新的努力去抵制它，虽然事实如此，但我着实不愿相信：大多数的人均缺乏知性的良知。真的，我似乎常感觉到，在作此请求时，一个人在大都市里就象在沙漠中一样地狐独。每个人都以奇异的眼光看着你，并且用他的尺度来评证这个好、那个坏，而当你说他们的衡量并不十分准确时，没有人会羞愧而脸红，也没有人会对你表示愤怒，他们对你的怀疑也许只是付之一笑。说真的，大多数的人并不觉得相信这个或那个并依以为生。而没有事先去了解赞成和反对的最确实理由，事后这些理由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困扰，这是鄙俗而不齿的——即使是最有天赋的男人和最高贵的女人也常在这“大多数的人”之中。
但是，对我来说，善良、高雅和天才又算什么呢，假如在一个人的信仰和判断中，他的这些美德有丝毫的懈怠，假如他不能坚持那份真实作为最内在的渴求和最深切的需要，那就可以区别一个人的高低！
在某些虔诚的人当中，我发现到令我嫌恶的理由，并且以此对待他们：至少他们的败坏的知性良知会以同样的态度背叛他们自己！但是站在重复一致的论调和所有不可思议的、不明显不确定的存在里面，不去追问，不因欲念而战栗，且欣然地接受问题而不憎嫌提问题的人（甚至使他愉快到生倦的地步）——这就是我所认为的鄙俗而不齿，也是我在每个人身上首先要找的情境。有些愚人或其他的人常一再地要说服我说，只要是人，他就会有这种情感。
我想这就是我特殊的“不正当的风格”罢。
三、高贵和卑贱
对于卑贱的人来说，一切高贵的、宽怀大量的情操都显得是不当的，因为最高等的与最上流的皆是不可信的。当他们听到这样的话时，他们会眨眨眼并且似乎想要说“无疑的，一个人不能看穿所有的墙还是有好处的”。他们嫉妒高贵的人，就好象他经由诡秘的方法而找到利益似的。当他们都十分率直地深信没有自私的意图和报酬时，他们视高贵的人为一种傻子，他们轻蔑他的快乐，并且嘲笑他眼中流露出来的辉光，“一个人怎能乐于处在不利的地位，一个睁着两眼的人怎么会希望遭遇不利的境况！那一定是他受了高贵的人的影响，理智有了毛病。”他们如此想，随即现出轻蔑的脸色，就象他们轻视从他固定的意念中得到疯狂的喜悦一样。大家都知道，卑贱的人只想保持他看得见的利益，而且这种观念比最强的刺激（并非企图不正当的行为）还强烈——那就是他的聪明和妙想。
和卑贱的人比较起来，比他高等一点的便显得更无理性——因为高贵、宽怀大量和自我牺牲的人事实上都经不起他自身的刺激，而且当他处于巅峰状况时，他的理性就会整个低落。一只动物，它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保护它的幼儿，或者在交配的季节里跟随异性临艰履险，毫不顾虑危险与死亡。它的理性会暂时中止，因为它将所有的喜悦都贯注在幼儿和异性身上，而由喜悦而产生的畏惧强烈地支配它，它便显得比平常笨拙，就象高贵及宽怀大量的人一样。
他既具有如此强烈的喜悦和痛苦的感觉，则理智若不是该在它们面前保持缄默，就应当屈就为它们服务。他的心跑到脑子里去了，一个人如此诉说“激情”，那是非理性或乖张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是空想而独断的，他总是会冒犯那些受“食欲激情”支配的人，他明白那诱惑在这里是扮演着暴君的角色，但是他不了解，譬如说，一个没有爱的知感的人，怎么会拿他的健康和荣誉作赌注下在这盘赌局里。
高等一点的人在致力于尝试特殊的事情、通常不影响别人的事情和似乎并不美好的事情时，他们的价值标准会和一般人不一样。但在他这特殊的尝试表现中，大部分的信仰仍无异于常人的价值标准，他还是希望他信仰的价值标准和一般人同样明确。如此一来他就变成不可理解和不切实际。这些人很少有足够的理性去了解并与平常一般人相处，因为对大部分高等一点的人而言，他们深信自己具有隐藏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激情”，而且他们对此信念极为热衷并大力辩护。
假如这些特殊的人不了解自己本身就是特殊的，则他们又怎能去了解卑贱的人，并且正确地评估一般平常的人？！这也是他们常认为人类愚蠢、失当和胡思乱想的地方，对世界的疯狂充满了惊讶，而不明白“有一件事是必需如此的”——
这就是高贵的人永远不当之处。
四、哪个保存了人类
最强与最坏的人迄今一直超越在人类的最前面：他们总是使睡着的人们再度振作起来（井然有序的社会常使人类的激情昏昏欲睡）。他们一再唤醒人们要有和新的东西作比较、有冒险反抗和热衷于未曾尝试的追求等等的精神，他们逼使人们提出新的看法去对抗另一个看法，提出新的理想计划去对抗另一个理想计划——使用权力，用倾覆界碑，尤其用虔诚的侵犯，甚至也用新的宗教与道德！
而同样的“弱点”也依旧在每个新的传教士和导师身上——新的东西往往会使征服者声名狼藉，虽然它会使自身显得更精炼，而且不会立即使肌肉得以运动（由于这个缘故，应该不致造成如此声名狼藉！）。
无论怎样，新的东西总是在企望克服邪恶的环境之下产生，它尝试去倾覆旧的界碑和旧的虔诚，“只有旧的才是好的！”。每一个时代的好人都能深入旧思想的根底，并孕育其果实，他们也是时代精神的耕耘者。但是每块土地最后都变成干涸，而且邪恶的犁头也会一再地光顾。
现在有一个在基本上就犯了错误的道德理论，它十分著名，尤其是在英国，根据这个道德理论，“善”与“恶”的判断是以它“得当”与否的经验累积为凭藉，所谓“善”就是能保护人类的，所谓“恶”就是不利于人类的。但事实上，“恶”的刺激所带给人类相当程度之适当而且在不可缺少的保存维护上，其影响是与“善”一样的——只是它们作用不一样罢了。
五、绝对的责任
所有的人都觉得需要最强烈的字眼和音调，最动人的举止风度，为的是去影响支配别人，而这是无法侥幸的。革命的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基督教或非基督教的传教士，所有这些人一提到“责任”，事实上，他们也老是提到具有绝对性质的责任——没有这种责任的人就没有感伤的权力（他们很清楚这个权力）！他们就想攫取劝诫某种绝对不可避免的道德哲学，或要同化许多宗教，一如马志尼（Mazzini）所作的。
因为他们要得到人们的绝对相信，就必须先要绝对相信他们自己（基于某些在其自身中至极而无可争论的支配与提升）。这样，他们的跟从者与下属便会乐于感觉并宣告他们自己。这里我们就会产生最天然的，其中大部分也是道德启蒙运动和怀疑论的最有力的对手，不过他们毕竟不多；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任何以利益诱导服从的地方，便会有许多那些对手，当争论和荣誉似乎都在阻止它时。
当一个人想到身为一个君主或一个党派、组织、甚至财团的工具时，他会感到很可耻，而希望只是这个工具、或者在他自己和大众面前是如此。这种人企需一种在任何时刻都能诉求的感伤性的原则——一个绝对“应该”的原则，一个人可以不必感到羞愧地去服从自己，而且表现自己是受支配的。所有更高尚的卑屈很快地会把握住那绝对不可避免的，而那些要将责任的绝对性质抽掉的人才是致命的敌人：“端正”
向他们要求这个（原则），而且不只是端正。
六、尊严的失落
冥想已经失去了它所有的形式上的尊严。正式且庄严的冥想形式使得冥想的人成为被嘲笑的对象，而且人们也不再能接受一个古老作风的智者。
当我们走在路上，在旅途中，或在处理各种事务的场合，我们匆忙地思想，甚至在处理最重要的事务时也想。我们企需一点休息准备的时间，甚至一个小小的宁静。好象在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部在不停转动的机器，即使在不如意的状况下，它依然在活动。以前，这种情形只有当一个人在某些场合要思想时他才会知觉到——那也许是例外——现在他想要变得更加聪明，并且将他的心志聚集在一个思想中。为此，他拉长脸，停下脚步，就像一个祈祷者——不，当思想“来时”，他依旧会在街上站立几个钟头（用一只或两只脚）。
这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七、费心的工作
对于目前要拿道德的问题作为研究主题的人而言，眼前正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在等着他。在任何时期、任何人（伟大的或渺小的个人）身上，所有的情欲都必须单独去考虑，个别的去跟踪探寻。一切人们对事物的理性态度、价值观念与诸般解释都必须是明明白白的！
迄今为止，所有那些曾为存在添加许多色彩的东西都缺乏一个历史：我们是在哪里找到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以及羡慕、良知、怜悯与残酷的历史呢？甚至一个法律的比较历史也同惩罚的比较历史一样付诸阙如。对于将日子区分为若干劳动、娱乐及休息等时间的一般观念是否曾经作过探讨呢？我们是否了解道德对于营养之物的影响？是否有一种营养哲学（人们不断反复地大声呼吁赞成或反对素食主义，便证明了还没有一种这样的哲学）？人类自治方式的生活，例如修道院的生活，其经验有没有收集起来？有没有人宣布过婚姻与友谊的辩证法？对于日常的生活习惯，商人、学者、艺术家和工人，他们之中有没有人去思想过？需要我们去想的实在太多了！
对于诸多事情，人们只是径直视为人类的“存在状况”而已，而之所以如此认为的理性、情欲及习惯等因素，他们是否有去一探究竟？在单独观察各种不同程度的发展上，关于人类的刺激方面已有所收获，而且尚有进展。根据不同的道德趋势，那些最为花费心血的人将会完成更多的成就，这对整个世代以及有系统地合作的世代学者们是需要的，为其可将已完成的资料和观点在作透彻的研究。理性对于不同的道德趋势所作的决断同样是真实的（“有什么理由使这个基本道德的判断与标准之最高价值的太阳照耀在这里，而彼处又是另一个太阳？”）。
这里又有一个新的工作，就是要指出所有这些理性所犯的错误，并对以往迄今的道德判断的整个本质作一决断。假定要完成所有这些工作，则一切问题的绝大部分批判就要放置于最前面的地位了（不管科学是否处在一个完成人类行为目标的立场，而在它证明了它能将那些批判弄掉或废止）接着便是一连串的实验过程，而在实验过程中，每种英雄行为自身都得到了满足。一个历经几世纪的实验常常被放置在先前那些伟大的工作与奉献之历史中的不显眼处。
科学迄今仍未建立起它巨大的架构，不过那个时刻终会来临。
八、无意识的德行
人的特性在于有意识——尤其是当他对周遭的环境感到十分清晰时更是如此认为——此外，我们也可从人们只倾心于在进展中的律则而排斥其所不解或一知半解的人类之赋性此一事例中略窥一二；由于“意识”本身的敏锐和灵巧，故而往往使得一些更敏锐、更灵巧的人也会有懵懂而不自觉的时候，就好象是意识的特性背后并没有隐藏着什么似的——亦有如在爬虫类动物的鳞片上作精致的雕刻（如果把那些雕刻品看成是装饰品或爬虫的护甲，则都是错误的；因为只有透过显微镜才有办法看个清楚。故而，只有具备像动物一样的视觉，才可能把那些雕刻看成装饰品或护甲。但是，谁会具有动物的视觉呢！）
举个例来说，我们有智慧、野心和敏锐的触觉，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些。其实，我们也曾具有过更大的智慧、野心和敏锐的触觉，但是这一切——我们的鳞片——存在的时候，显微镜还没发明呢！而直觉道德会说：“好极了！他至少认为无意识的道德是可能的——这样便能使我们心满意足了！”
唉，你们这些毫不精密的生物呵！
九、我们的冲创
人性在其早期就具有了许多的东西，但由于是在刚萌芽的初期，尚很微弱，以致它并未注意到已具有那些东西，而那些东西在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日后突然都很明显地呈现出来，也许是数世纪罢——就是这段时间，使得那些东西变得强壮而成熟。
对某些人而言，在某些时期，似乎会整个缺乏这个或那个天赋，这个或那个德性；不过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罢，若是我们有时间等待，就算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总有一天，他们会将先人们自身尚不知晓的内在本性表白在世人面前。当然，也时常会有儿子背叛父亲的，这样在他有了儿子之后，则最好是不要太早了解他自己。
在我们的内心都隐藏着整个花园和耕地，用另一个比喻来说，我们都是活火山，终会有爆发的时刻——至于什么时候，当然没有人能知道，甚至连全能的上帝也无法预测。
一○、人类的隔代遗传
我最爱想到在一个时代里的少数人，他们有如过去文化的回光突然浮现，他们的影响力并不随时代而消灭，就象一个人与其文明的隔代遗传，因此，他们仍有许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现在的人觉得他们似乎很陌生、稀少与特别，而对于觉得是这些力量孕育他们去面对一个不同的相对世界的人而言，他必须为他们辩护，尊崇他们，并使他们的东西达到更成熟。为此，或许他会成为一个伟人，不然就是一个疯狂的怪人（假如他不及早一起毁掉的话）。以前，这些稀少的特质是很普通的，因此常被视为平常，认为他们和一般人不可能如他们一样伟大，因为发狂与孤独对他们并不构成危险。主要是他们生活在旧式的家庭中，而且古老的刺激冲击造成他们那种气质，而在种族的特性、习惯和价值观念改变太快的环境中不可能有这种隔代遗传。
人类所含藏的进化推展力量，其行进的速度好似音乐的拍子，就我们目前的处境来说，进化的“行板”是绝对需要的——一如热情的拍子和缓慢的精神——保护家庭的精神也是如此。
一一、意识
意识是人类与生具有的秉赋中最晚也是最近发展的，因此也是最为粗略与这些发展中最没有力的一环。无数的错误皆源于意识，它，诚如荷马所说的“不在乎命运”，常导致一个动物或一个人比其预期的还要提早崩溃。要是保护的本能不那么强而有力的话，就无法作到一个有如调节装置的功能；用乖张的判断，睁着眼做梦，肤浅和轻率，简单地说，只用意识，人类就必定会走向崩溃和毁灭，或者若是没有前者那些因素，人类早就比后来更糟糕！
在一个机能尚未完全形成与成熟之前，对有机生物是有危险的，假如它能完全压制的话那是最好！而意识就是这样完全地压制着一切，而且丝毫没有一点得意！人们认为这就是人的精髓，是他身上持久的、不变的、究极的与最原始的东西！意识被视为是既定与固定的，它没有“成长与间歇性”！它是“有机生物的单独个体”！——这个对意识的可笑的高估及误解，也有其由于完成太快而阻碍其发展的巧妙效用。因为人类相信他们已经占有意识，他们在获得它时并没有给予自身增添什么麻烦——不过现在却完全不同了！在人类的眼中，一个完全新的问题正在产生，而且还不容易清楚地辨认：使知识在我们身上具体化并成为一种本能。——惟有那些认清迄今为止只有错误在我们身上具体化，而所有我们的意识都与这个错误有关联的人才看得见这个问题！
一二、学问的目的
是否学问的最终目的就是创造最多可能的快乐和最少可能的痛苦，假如快乐与痛苦有非常亲近的关联的话，那么，它们两者之一的最大可能将作如何的要求呢？而对另外一个必然也会得到的最大可能又是如何？要想体验“至高无上的欢乐”，则必须也要有“悲伤至死”的准备。也许就是这样了吧！至少斯多葛学派是认为如此，他们一贯主张将快乐减到最低程度，这样可使生命中的痛苦也减到最低程度。（当一个人用“贞洁的人是最快乐的”这句话来表示其看法，那就象学校的布告栏给学生看一样，这个诡辩的复杂问题还是留给伶巧的人罢。）
目前我们仍然有选择：不是在短暂无痛苦中的最少可能的痛苦（毕竟社会主义和所有的政治家们总不能堂堂地向人民保证稍多的痛苦），便是最大可能的痛苦，以为一个充满前所甚少尝试的高尚欢乐与享受的成长代价。如果你选择前者，你要将承受痛苦的能力压制并减到最低点，也必须把承受欢乐的能力压制并减到最低点。
事实上，人们可以利用学问将两者的目标更向前推进，也许我们尚不十分清楚学问有能力阻挡人们去享乐，应使他更冷静、更庄严和更能克制自己。但是，它也可能转变成最大的痛苦制造者！——不过，或许我们会同时发现它的反作用力：它有使另一个新的欢乐的星球世界发光的无限能力。
一三、力量意识论
凭着我们的好恶，我们常将自己的力量使用在别人身上，以造成有益或有害的结果。就造成害处而言，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力量感觉到对方所造成的损害，因为痛苦远较快乐容易使人感受，痛苦总是要追究它的起因，而快乐则只图保持现状而从不往后看。就造成益处而言，即要善加对待那些随时准备依赖我们的人（意即那些人已习于将我们想作他们存在的理由），我们要增强他们的力量——如此我们也增强了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要使他们明白这种优势是在于我们的力量，这样，他们会更安于现状，且对我们的力量之敌更怀敌意并与之争斗。
无论我们为行善或行恶而牺牲，我们行为基本价值是不会改变的，甚至即使是为了正当的理由而拿我们的生命作赌注，有如殉道者为了教会。对我们的渴望力量，或为了保护我们的力量而言，它确是一种牺牲。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人会觉得他“获得了真理”，而为了保持这种感觉，他是如何地不让许多的“获得”溜掉！他之所以没有将之抛弃，是为了能使他保持“高高在上”的地位——意即在那些“缺乏真理”的人之上！固然，当我们在为恶时是很少有欢乐可言的，一种纯粹的欢乐只有在行善时才能得到——那是我们仍然缺乏力量的征侯，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缺点，它才背叛了坏脾气。它为自己、也为我们已有的力量带来危险和不定，而且报复、轻蔑、惩罚和挫败的气氛使得我们的视界变得很阴沉。也只有那些对力量意识最怀疑，并对它渴望的人才喜欢在反抗的个人身上盖上力量的印戳——那些看见被征服的人便当作是施舍的对象的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和厌烦。
一个人是如何习于适应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问题，不过也和尝试有关，即他也许较喜欢慢慢地适应或者是突然地适应，也许较喜欢安全的或危险的，并有勇气去增强他的力量。——他往往要根据自身的性情才能找到这种或那种适应习惯。一件轻易得来的战利品对高傲的人来说是不值一提的，他们认为只有精神没有崩溃的人才可能是他们的敌人。同样地，也只有遇上相当棘手的，他们才会为受害受难者全力以赴，固然那些人并不值得他们的如此拚劲和高傲，不过，他们藉此机会向与他们相颉颃的人表现出自己是多么地谦恭殷勤！对他们来说，只要是应该表现的时候，争拚与奋斗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荣耀的。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未来这些具有“骑士身份”的人会使自己习于去向别人表现非常谦恭有礼的风度。而对那些并不很高傲也不希求去征服什么的人来说，同情是一种很愉快的感受；而轻易得来的战利品——那些受难者，在他们也算是一件很迷人的东西。有人说，同情是属于轻浮女人的美德。
一四、什么叫爱
渴望财产和爱情的欲念，这两者各有什么不同的关联呢？也许它们只是同一个刺激的二种名称。一种情况是，从他们先入为主的观点率然诬蔑。另一种情况是，从不满和渴望、并因此美化为“善”的观点来观察。我们对邻人的爱，是不是一种对新的“财产”的追求？同样地，我们对知识的爱，对真理的爱，以及一般对于新奇的追求这些都算不算？
我们已逐渐厌倦于老旧与安稳地拥有的东西，而再度伸出我们的手。即使是在风景最美的地方，当我们住了三个月之后就不再那么喜爱了，而任何十分辽阔的海岸都会引起我们的贪念和妄想。所拥有的东西大部份都因拥有而变小了，我们的快乐试图经由不断地在我们身上变新而维持其自身（仅仅是拥有）。当我们对拥有的东西产生厌倦的同时，我们也对自身产生厌倦（在我们拥有太多东西的时候便会感到痛苦）。看到任何人有了困难，我们会欣然利用机会去帮助他而不有所企图，一个仁慈或有同情心的人都会这样做，而他依然会将催促他去获取新的东西的欲念称作“爱”并且乐在其中（好象新的获得物向他推荐它自己）。
异性之间的爱很明显的背叛了它自己，一如拚命追求“占有”：情人总是希望绝对而且单独地拥有他所追求的对象。他企求对他的灵魂和身体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要单独地被爱，并且统御及驻留在另外一个灵魂里。当她认为这样着实意味着整个世界都被排除于他所心爱的一切之外；当她认为这个情人已看到其他情敌的贫乏困穷，却只想守住他的金库好象是所有的“征服者”之中最轻率与自私的；当她最后认为，对这个爱人自身而言，这个世界不但显得冷淡、苍白和无意义，而且他已准备不顾一切要扰乱所有的秩序，并置别人的利益于不顾时，他非常惊讶于这种对财产的残酷欲望以及不正当的性爱，一直是被“美化”与“神圣化”到这种程度。是的，和自我本位相反的爱的概念，应该从这个爱推原起，当它也许确是在我本位最不适合的表示时，更应如此。
在这里，很明显的，一无所有的人和渴望拥有的人已经限定了语言的用法（当然，这在以前是很多的）。那些受“拥有许多而且太多”之惠赐的人，例如那最可爱与最被爱的所有雅典人，便确是常将“狂暴的魔鬼”这个名词漏掉一个字。不过，厄洛期（Eros，希腊爱神）总是笑这些斥责的人——他们一向是他最宠爱的。当然，在地球上到处都有一种爱的趋向，在这种趋向中，两个人相互间的贪求便导致屈服于一个新的欲望和贪念；而在一般人中，高等一点的人便想望有一个优势的立脚点以跨在别人之上。总之，谁知道这个爱？谁体验过？它的正确名字就是友情。
一五、在距离之外
这座山使整个地区从各个角度看起来都很迷人，而且显得很有意味，在我们对自己如此诉说了几百遍之后，便不经三思地对它表示激赏之意，好象它是魅力的赐与者，我们幻想着它自身必将是这个地区中最迷人的部份，因此我们毫不憬悟地就去攀登它。突然间，围绕我们的山仿佛就从我们的幻梦中失去了魔力。
我们早已忘了许多的伟大，就象许多的善，只希望隔着某些距离让人看，而且它完全来自低下的一面而非高上的一面——只有它会这样做。也许你知道在你的邻居里面，有许多人只有从某个距离才能看到并发现他自己是有耐心、有魅力和有朝气的，那是他们的自觉被蒙蔽了。
一六、越过木板
在和羞于表达感受的人们交往当中，一个人必须要会掩饰、装糊涂。任何突然变得很体贴、很热心与很兴奋的人都会令他们吃惊并感到厌恶，因为他们认为他已看穿了他们的秘密。假如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要表达他的亲善之意，那么就最好设法让对方笑，或说些无伤大雅而风趣的话题，这样，他们的感受便能凝聚，而且恢复平静。不过，在讲这些话之前，我要先给你们一个提示——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彼此之间曾是如此地亲密，似乎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扰我们的友情和同胞爱，除了仅有一块小小的木板横隔在我们之间，当你正准备踏上这块木板的时候，我问道：“你要越过这块木板来到我这里吗？”那么你就不想过来了，虽经我再三请求，而你还是默然不动。这样一来，高山大河以及能令人阻隔与疏离的一切障碍便都介入到我们中间，纵使我们想要再互相来往也没有办法了。
不管怎样，现在当你想起这块小木板的时候，除了啜泣和讶异，你再也无话可说。
一七、贫穷的刺激
任何方式都不可能使我们在穷人身上制造出一种非常富裕或者华丽的德行来。不过我们可以很从容地将贫穷归诸于一种必然性，这样，它就不会带给我们痛苦，因此我们也不再对命运摆出一副责难的面孔。一个聪明的园丁会将花园里小溪流的水引到喷泉美女雕像的手臂上，如此，他刺激了穷困者——而他不像园丁需要那个美女雕像！
一八、古代的骄傲
我们的身上已不再有古代那种高贵的气质，因为在我们的观感里已经没有古代那种奴隶。一个没落的希腊贵族发现到，一向高高在上的他们和在最下层的群众之间竟然隔着如此无法测量的活动范围和距离，他甚至很难真切地看到奴隶（即使是柏拉图也没有完全看到）。现在的人则不然，因为我们已习于“人类平等”的理论，虽然它自身并不平等。
有一种人不能随意行动，也没有自己的时间——我们不认为他们是卑贱的，也许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带有很重的这种奴性。依照我们的社会秩序和活动范围来看，现代人的奴性和古代人的奴性在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希腊哲学家都是怀着一种秘密感觉度过他的一生，这个感觉即是奴隶比想象中的人民还要多很多，也就是说，除了哲学家之外，每个人都是奴隶；当他们想到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看起来也象个奴隶时，便马上神气起来。我们不知道，也不能有这种神气。“奴隶”这个字对我们一点作用也没有，即使在我们微笑的时候。
一九、罪恶
去测试最好的人生和最富饶的民众与国土，并且问你自己：一棵骄傲地向天空生长的树是否能免于暴风雨的侵袭？是否能免于被冷落及反对？如果有一个对伟大的生长、甚至德行有利的环境，是否各种的憎恨、嫉妒、顽固、怀疑、严酷、贪婪和暴力便都不会属于这个“有利”的环境？毒药能摧毁一个虚弱的人，同时也能使健壮的人更加坚强——而他并不把它当作毒药。
快乐的科学 第02卷
二○、愚昧的尊严
数千年以来，凡是人类所作的最细心的事都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就是因为这样，细心将失去它所有的尊严。固然细心确实是必需的，也将是普遍与平常的，而一个较为挑剔的尝试会觉得这个必需性等于是一种粗俗。正如同一个真理或科学的专制将会提升虚伪的价值，细心的专制也能促使一个崭新而高尚的人类变成十分杰出。
追示高尚——那也许意味着一种愚行。
二一、致无私的教师
一个人的美德之所以被称为“善”，并不是因为那德行对他本身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那德行如我们所期许，并对我们及整个社会有好处。当我们在赞美那些美德时，每个人多少总有一点不自私及“非自我本位”的心态！因为要不是这样的话，那些美德（如勤勉、服从、纯洁、同情和公正）对具有它的人早就造成不小的伤害，就像在他身上一些太过强烈的刺激不能和其他理性的刺激相协调一样。如果你有一项美德、一项完美而积极的美德，而对这项美德并不是只有一种刺激在针对它，那么你将成为这项美德的牺牲品！当然，别人还是会因为你的美德而赞扬你。一个勤奋的人虽然会因为他的勤奋而损害到他的见地或者精神上的清新与创意，但是他依然会受到褒奖。
年轻人对他份内的工作“鞠躬尽瘁”是可敬的，同时也是可惜的，因为他忽略了“对个人而言，固然是死不足惜，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对这种牺牲我们当然感到惋惜！而更大的惋惜是，还有人持另一种想法，即认为他自身的保证与发展比他服务社会的工作还重要！”我们之所以惋惜这个青年，并非因他本身之故，而是惋惜他是一个奉献的“工具”，没有想到自己所谓的这个“好人”，因他的死而使社会有损失。也许我们会跟着想到一个问题，即假如一个人在工作时对自己多照顾一点，使自己能生存久一点，这样对社会的利益是否就比较大呢？——事实上，我们常会很轻易地便承认某个利益，但我们也尊重别人的利益，也就是说，既然有牺牲的造成，那么就很明显地证明了人类是相当具有牺牲精神的。因此，从一方面来说，当一项美德被称赞时，我们是在称赞那美德中有助益的性质；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各项美德中的盲目与控驭的刺激不愿被局限在个人一般利益的界限内，简而言之，我们称赞的是美德中的非理性部分，由于这个非理性，个人才允许自己化成“整体中的一个机能”。称赞美德就是称赞对个人私下的伤害，也是称赞剥夺个人最高贵的自爱情操与细心照顾自己的权力的刺激。
为了教导并养成合乎美德的习惯，美德所带来的一连串影响均已昭然若揭，这也表示了美德和个人的利益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也有此关联！一种工具的典型美德，例如盲目地一味勤奋，表明了致富与荣耀之道，也是沉闷和情欲的有利解药，但我们却漠视它的危险，一个相当大的危险。教育始终是以这种方式在进行：它拚命用一连串的利诱去铸造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或某种模式，当这种模式变成一种习惯、刺激及情欲，它便控驭了这个人，使他处于和自己的基本利益相反的立场，只是“为了大家好”。我经常看到盲目地一味勤奋的确能创造财富和荣耀，不过，许多高尚优雅的器官也同时被这唯其能创造财富和荣耀的美德给剥夺了。所以那真正是抗拒沉闷和情欲的主要权宜之计，同时使感觉迟钝，使执拗的精神接受新的刺激！（在所有时代中最为忙碌的我们这个时代里，除了更多的财富和更加的勤奋之外，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从这伟大的勤奋和财富之中去制造一切；甚至我们需要更高的天才去抛弃财富甚于获得它——这样，我们才能“绵延后代”！）如果这种教育成功的话，那么个人的每一项美德便都成了“公用设施”，并且个人的不利也将干涉到他的最高目的。也许某些心理分析美学会阻碍成长，或者甚至导致早死。站在同样的观点看，我们可以想到其他服从、纯洁、同情和公正等美德也都一样。
我们若称赞一个有自我牺牲和无私之美德的人——他将不会耗费他的所有精力与理智去谋求个人权力的护持、发展、提升及扩张，而自觉活得很谦虚、很冷淡或很讽刺——这个称赞绝对不是发自无私的精神！“邻人”若称赞他无私，那是他们能“从中得利”！假如这些邻人是“无私的”，就会拒绝去破坏他的权力，伤害他的利益，他们一定会阻止这种自私的出发点，尤其更重要的是他们会以“不滥加善名”来表明他们的无私！在这里，要指出那个目前高高在上的道德概念一个基本上的矛盾：这类道德的动机与它的原则正相反！道德既想以此证明它自己，却又以道德的批判来反驳它！“你应舍弃自己，并将自己当作牺牲品一样地奉献出来。”这句箴言，为了不与其自身的道德概念相矛盾，便应该由、也只能由自己舍弃本身利益的人来宣告，而那个人也许在作个人自我牺牲的要求中便导致他自身的崩溃。不管怎样，一旦当邻人（或社会）为了其“公用利益”而赞许利他主义时，那和正好相反的主张“你应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使牺牲别人亦在所不惜”就会马上被提出来应用。因此，“你应该”和“你不应该”其实都是出自同一口吻的说教。
二二、上帝是为国王而存在的
一天开始了，让我们开始安排今天的工作，以及此刻仍在安睡中的我们仁慈君王的贺宴罢。陛下，今天的“天气”不好——我们应该小心，不要说不好，不要提“天气”。今天我们将忙一整天，多少该谨慎一点，并且要使贺宴多少比平常热闹一点。也许陛下龙体违和，我们应该告诉他一件好消息：昨天晚上蒙田先生已经抵达，他知道该怎么样针对陛下的不适编些令人愉快的笑话——陛下患结石病。
我们将招待几个人（人！——他们之中的那个鼓气的老青蛙，假如听到这个字不知道会作何感想！“我不是人，”他会说，“不过就是那东西本身。”）——招待时间将比令大家高兴的还要长。有充分的理由要告诉那个在他的门上写满诗句的诗人，“他若进来这里，则我会尽主人之谊；他若不——谢天谢地。”真是岂有此理，怎么以一副无礼的态度说一些无礼的话！也许这个诗人对他的失礼处会有一番谅解，他们都说他的诗胜于他的人。那么，就让他继续对他们多作一些辩解，并且尽可能从这世界引退（无疑的，那就是他有教养的无礼的含意！）在另一块土地上的君主终归是比他的“诗”更有价值，即使——我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呀？
我们低声闲聊着，而整个宫廷相信我们是一直在工作，甚至累得头痛（灯火尚未在窗里点燃之前我们还看不到亮光）。听！那不是钟声吗？岂有此理！舞会已经开始了，而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巡回区域！我们必须临机应变——整个世界都在为这个日子而作即兴演奏，今天，让我们一如整个世界所作的同样再作一次！就这样，我的美好早晨的梦想破灭了，大概是由于钟楼所传来刺耳的钟声的缘故罢，而钟声带着奇特的神气宣告此刻正是第十五个钟头。看来梦中的上帝似乎要使我的习惯成为一种快乐——我的习惯是以适当的安排开始一天的生活，并能胜任愉快地将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就象个君主似的。
二三、腐化的特征
让我们来观察一下随时都会发生而被称之为“腐化”的社会现象之下列特征：
第一、任何地方的腐化很快就会形于表面，五花八门的迷信一向占着上风，一般民众平常的信仰与其相形之下便显得苍白而了无生气，因为迷信是属于下层阶级的一种“自由思想”——他能从中选择某种适合自己的形式和教条，他有这个权利。那些对古老宗教及气氛怀有崇高敬意的人，对这种腐化的现象深表不满——他们一向也决定语言的用法，而他们对迷信，甚至那些“最自由的人”的评价非常低。我们不妨将它视为一种“启蒙运动”的征兆。
第二、一个社会之所以会受迷信的摆布，应该归咎于它自身的“懦弱无能”（effeminacy），譬如对战争的兴趣在这个社会已明显地减小，现在人们渴望舒适的生活就象以前追求军事和体育的荣誉一样。人们习于忽略一个事实，亦即往昔在战场或竞技场上争取辉煌成就的整个民族的精力与热情，现在都已变成无数私人的情欲了。事实上，在“迷信阶段”，人人所使用的精力，就质与量而言，均较往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以前所做不到的（意即未能充分发挥）。也就是因为处于“懦弱无能”的状态，以致悲剧在各处此起彼落，激烈的爱与恨也由此产生，知识的火焰炙热燃向天空。
第三、就象在改正对迷信和懦弱无能的非难一样，习惯上人们总认为腐化时期是一个他们显得较柔顺、残酷的行为也比以前大大的减小、更老实与强健的时期，对于这种赞扬一如那些非难我都无法同意。我只能姑且这样说，即残酷现在变得较高尚化，而且它的那套古老形式已逐渐不被接受，但是在腐化时期，它诉诸言语举止所造成的伤害和折磨却是达于极点（这是它目前唯一的缺点，而它自己喜欢这个缺点）。大致说来，腐化时期的人较富于机智，也喜欢造谣中伤，他们现在都用短剑或埋伏之外的其它方式来谋害人——但他们甚获人们的宠信和好评。
第四、当“道德”衰坏时，那些被称为专制者的人，便现身露面，他们是“个人”中的佼佼者，也较为早熟。不过在某个短暂时期，这些水果中的水果还是会好坏相杂地悬挂在树上——就是为了这些水果才让这棵树存在！而当这衰坏达于极点时，那些专制者之间也会引起同样的冲突斗争，结果就兴起一个凯撒，这个最后的专制者，他将人们为争取独立主权而奋斗所得的成就据为已有，并因而断送了这个独立的主权。在他那个时期，个人都普遍的甚为成熟，因此“文化”也丰硕且有很高的成就。但是这并非由于他个人的缘故，虽然在那高度文化中的人喜欢以故作他们的一切皆为他所赐的姿态来向凯撒献媚；事实上是由于社会表面的不安与劳苦，故而他们需表面上的平静。在这个时期，贿赂和叛逆的行为也达于极点，因为人们爱“自我”甚于爱那个陈旧不堪的“祖国”。所以若要维护这项需求便只有一个办法，不然就是起来反抗这个可怕的动荡不定的命运；一旦有财势的富豪表示准备要施舍金钱时，便最好赶紧伸出高贵的手。人们只为眼前而活，对于将来少有确定的展望，每个自欺者都怀着一种心理在玩一种简单的游戏——人当然只有为“眼前”所迫才会去干坏事或行贿，并且还得为自己保留美德与未来。
这些只为自己而活的人，他为人做的事较别人为他做的少，因为他觉得自己就象那不可测的未来一样，终日惶惶不安。同样的，这些人也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专制者，因为专制者深信自己有能力处理任何状况（他既不以人们所了解的来估计，也不以人们的利益为着眼点）。不过专制者或凯撒即使在胡作非为时，也深深明了个人权力的重要，为了表示个人的道德，他们常会关心地提起，甚至与其相结合。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也希望人们认为他是如拿破仑曾以高尚的语调所说的——“我有权力以不变的‘本我’来回答一切对我的反对和不满，我是超出整个世界的，所以任何人不能与我相提并论，我希望大家也顺从我的想法，并且将它视为是一件单纯的事，假如我在什么地方有所逾越的话。”拿破仑有一次这样对他的妻子说，当他的妻子问起他对她的忠诚时。
腐化时期也就是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季节——我的意思是指个人，未来的播种者、精神拓殖的开拓者，以及国家与社会之联合架构的创建者。腐化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其丰收时期被咒骂的字眼。
二四、不同的不满
无力和柔弱常使人感到不满，但却能巧妙地美化人生并增进其深度。而使人大为不满的——对那些不满者之中较有丈夫气概的人而言——则能巧妙地改进和保护人生。前者显示出他们的弱点和柔弱的性格，即他们心甘情愿让自己暂时受骗，甚至忍受一时的狂热与忘形。不过，大致说来，他们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而且也一直为这无法医治的不满所苦恼。还有，他们也是那些想要用鸦片或镇静剂来获得慰藉者的赞助人，由于这个缘故，他们也厌恶那些把医生看得比牧师（他们会助长痛苦的延续）重要的人。
如果从中世纪以来在欧洲要是这种不满的人没有剩余，那么欧洲人的不断“应变”的显著能力就一点也不会产生了。由于大为不满者的要求太广泛，而且实在太谦卑以致无法抗拒其最后的静默。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这个国家里有极大规模的不满，而且其应变能力已经消失了好几世纪。以中国人对生活的改进和保护的尺度，倘若他们能首先根绝过于病态的、虚软的和柔弱的不满，以及在我们身上也仍然极为浓厚的浪漫精神的话，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城邦政治的崇拜者便可以轻易地为中国的现况引进一些东西，为中国人带来“快乐”。
欧洲是一个病弱者，他应该为好在有为它的不治及不断应变所受的苦痛而感激。而由于这些延续不断的新形势，以及这些同样延续不断的新危险、痛苦与代用品，最后终于引发出一种对天才同样会有，总之也是所有天才之母的知性敏感。
二五、知识并非先天注定的
在这世界上有不少愚钝的谦卑，当一个为其所苦，他就永远没有资格作一个知识的门徒。事实如此——当这种人一旦理解到任何惊人的东西时，他转身就跑，并对自己说：“你一定是欺骗了自己！你聪明到那里去了！这不可能是真的！”接着，他又不多加注意地去看、去听，像遭受恐吓似的一味逃离这个惊人的对象，并且设法尽可能将它忘掉。因为他的基本法则是：“我不愿看见那些与我们平常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东西！难道我是为发现新的真理而创造？那早已有太多的前人作了。”
二六、什么是生存
生存——它一直不断地从我们身上排除任何会趋向死亡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