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组晚期操作的到来之前，经常有在组员之间有极大的亲密和支持感，作为分享深层次体验的自然产物。他们已经以不同程度的开放敏感和亲密相处，这些在小组中是独特的。因为或许这是他们成年生活中第一次允许自己和别人以一种直率的、诚恳的方式表达当前的内在体验，他们已经准许自己“做他们自己”，没有伪装和肤浅的社交小节，他们正常地标志了人际关系状况，并且还发现即使当他们最基本的感情被揭示时，他们仍会被他人接受。如果有人让他们不舒服，他们获准说出来；如果他们感到害羞或矜持，他们有机会“走出他们的壳”；如果某个问题或矛盾正在麻烦他们，他们可以“让它从心里消失”。简言之，正统已被卸掉，真我已经露睑而没有消极后果，关于个人体验和人的行为的重要知识已被学到。（当然这里所描绘的图画是一个理想的情景，有些小组比其他小组在获得这些成果上更成功。）
相遇小组应该使其成员的实现增加。在这种强化的小组体验之后他们应该有更加完备的功能，并且在其自我概念和有机体验之间应有更少的不一致。这不一定意味着成就全盘幸福（不管它意味着什么）是目标。小组过程意在把个人开放到新的体验范围，由此树立持续成长阶段。有的成长可能是痛苦的，但是人生变换经常是痛楚的。学会做自我，与他人真诚地相处，并且承认长期抑制的畏惧是可以令人难过和压抑的，同时可以引起不幸福感。
然而，开放地面对自己和世界，发展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独立性和勇气也可以是深深令人满意的、充实的。
罗杰斯认为，研究证明大部分相遇小组体验是积极的。（并非所有的心理学家都同意这个结论。）然而，他也是慎重的，他指出有如下短处，其中有些可以由改进过程的程序治疗：
1.疗效倾向于短期寿命的；
2.有时个体可能会留下未解决的问题；
3.一个组员经历一段心理插曲的可能性存在；
4.一个丈夫或妻子，包括在一个小组体验中，可能改变困扰配偶的方式，或者可能带着对另一个组员的非固定的感情离开该小组体验；
5.加入过很多相遇小组的个人可能试图在新情景下“行事”，由此干预自然的小组过程（罗杰斯感到那特别容易发生，如果这些入已经在假冒组里）；
6.地位高的人可能比地位低的人更难于卸下其防御机制——他们可能感到自己不得不更冒险——并且当他们最终去做时，情形可能是相当暴烈的。
显然罗杰斯并非看不到集中小组体验中蕴含的冒险。但是他感到完好装备的相遇小组对保持其有用性是足够有益的。然而更多的进一步研究是必要的，以极为精确地表明即刻和长期范围的小组参与效果。
第四章 卡尔·罗杰斯和人文主义现象学 密切关系
在他1972年的《成为伙伴：婚姻及其选择》一书中，罗杰斯试图描述成功的亲切关系的重要方面。他的方法是现象学的，他着眼于包容在这些关系的那些人的体验，仔细地研究由几对夫妇提供给他的访问及书面材料，他的重点在于婚姻，但是他所说的言外之意也与其他密切的、长久持续的关系相关。他研究的有些夫妻相对的是单配，而另外一些则在性表达上更为开放，一个或双方都有婚外恋。罗杰斯强烈地反对就一桩婚姻中什么最可取持传统观念，他感到多种可能性都存在，而且夫妻应有自由为自己寻找最令人满意和可行的生活方式。
从他收到的访谈和书面材料中，罗杰斯总结出某些他感到重要的、相对不变的、主导成长的关系中出现的因素：
1.个人为关系的变化过程作出的活动，因为相互的扩充被体验到，成长被渴望，结果在此时此地一块儿工作；
2.持久的内在感情的交流，即使有破坏这种关系的危险，以及对对方反应的通情的理解；
3.角色的消解，故而关系中的行为可以自行发展而非由先入的期望决定，如“一个妻子应该”或“一个丈夫应该”；
4.对独立的、强的、单个的自我的发现和分享，每个伙伴都变得越来越确切地知道和接受他的体验。
应该注意到罗杰斯又一次强调了贯穿他著作的熟悉的主题：生活应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而非某种静态的东西，反应是对此情此景的，内在体验要被清晰的感知、表达，通情是重要的，个体应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没必要靠外界强加的标准和价值观生活，个人独特自我的发现和发展对良好功能是重要的。
第四章 卡尔·罗杰斯和人文主义现象学 评述
罗杰斯的治疗方法在其早期阶段叫做“非导向性的”，后来它变成广为人知的（现在仍然是）“来访者中心”疗法。许多心理学家和其他人仍对“来访者中心”一说情有独钟，虽然罗杰斯及其同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采用“个人中心”这一名称。名称改变意在更强地反映人在他的全部情结中是焦点的中心。同时，罗杰斯及其同事想强调，他们的设想是为了广泛适用干人类行为的几乎所有方面，而不局限于治疗情形。个人中心疗法广泛适用性的例子是罗杰斯关于教育和解决冲突的建议，以及他在其他国家的工作室。
他的教育观点追随他的基本设想，即人能够指导自己的人生，如果适应的条件存在的话。他主张教师应该是博学的、提供自由气氛及对个人追求支持的“辅导员”。提供帮助的教师有着像有效的治疗师一样的态度：他是真诚的、接受的和通情的。当学生能够选择他们自己的发现途径，并被鼓励去实现时，罗杰斯相信真正的学习很可能要出现了。同时，他强调学习应该涉及情感和理念，能够认知地和有感情地反应的学生学得最有效。（罗杰斯的教育观显然与斯金纳的截然不同，虽然两人都希望促进更好的学习。）
特别在他事业的晚年中，罗杰斯投入大量的对在一个受核战争威胁的世界里减少冲突、维持和平的努力（他警告对核恐怖的忽略，如电子游戏所描绘的，把战争和毁灭当儿戏）。(例如，见他的文章《核战：一个私人反应》，《美国心理学协会追踪》，1982年8月，P.6-7。同时在该杂志1984年11月，P.15，有一个关于他在这方面工作的充实报道。)他相信在敌人间建立和平关系的必要条件与在相遇小组中的相似。即，如果敌人可以面对面相会，用一个很长的时期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开放地讨论他们的差异，冲突很可能消退。
如此情景下的目标，罗杰斯指出，是让各方听取、接受对方的敌对态度，打破“我对你错”的模式，让各方聚焦于对方的个人化、人性化特征。他给出的一个现实例子是埃及总统萨达特和前以色列总理贝京的戴维营协议，作为在有利条件下会发生什么的证据，在罗杰斯看来，那种情形的相对非正式，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帮助努力，有关人士的频繁接触，是带来有效交流和更大的共同理解的重要因素。
在罗杰斯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他继续表现出将他的方法国际化的持久兴趣。(见《鲁斯特会议》，《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1986年，26期，P.23-45，及《苏联专业人员世界的内部》，《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1987年，27期，P.277-304。这两篇文章又重载于科斯根堡和亨德松编辑的《卡尔·罗杰斯文选》。)在1985年他参与了一个在澳大利亚鲁斯特的4天专题讨论，来自17个国家的50名政治领导、政府官员、作家及其他本土人物与会，着眼于“中美洲的挑战”。加州拉霍拉的人学中心的9名辅导员也参加了小组整体集会，以分组讨论的形式开会。一个主要目的是创造一种气氛，使意见和感受可以自由表达，发展信任，和平国际关系的思想获得泛化。罗杰斯的到会，在降低紧张，打开交流线索，及其与会者个人成长方面取得了成功。他部分地把这些好处归功于辅导员带给会议的“个人中心存在方式”。他们创造了一种培养积极改善的气氛。因此，小组及其活动过程中，辅导员所有的深层次信任是重要的，特别有几次当愤怒、尖刻和巨大差异被表达时。罗杰斯注意到身份高的人也渴望亲密、深度交流及个人接触，正如其他人一样，一种个人中心的气氛帮助他们向这些方向移动。
在1986年，罗杰斯和同事鲁斯·桑福（RuthSanford），到前苏联会见莫斯科和第比利斯两城的心理学家、教育家和研究人员。重点是交流人本主义教育，个体化指导和鼓励创造的方法。大型会议举办了，罗杰斯和桑福试图在他们与苏联专家的接触中维持一种个人中心存在的方式（这包括对消极情绪应像对积极情绪一样开放和接受，允许事情按照自己的步骤发展）。集中小组被允许寻找和采取他们自己的方向，广泛的个人及专业考虑被说出，经常带有强烈的、否定的感情表象，包括恶劣的敌意、诅咒、对其他组员的厌恶。（罗杰斯曾对该组说，他震慑于人们互相交往的方式；这被表达为他的反应，一种在小组过程中形成的持续的感情。）后来，到了第四天，两城的组员在互相听取意见上获得改善．一种联合的情感发展了。从他们会后的评价看，许多与会人似乎经历了重要的个人成长，并获得他人的更多的理解，表现在他们个人和职业生涯两方面。
罗杰斯在澳大利亚和前苏联的经历，加上在其他国家的相似经历，支持了他的信仰，即一种个人中心氛围在不同国度创造了相似的效果：它似乎普遍地培养个人成长，并把一种最终导向更和谐关系的小组过程付诸行动。这种气氛包括先前讨论的三种状态条件（真诚、接受和通情），及对个人及小组的信任一样。罗杰斯在他事业的早年，就承认他的思考是植根于他的特殊的文化背景——一种民主的，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他的个人经历、治疗工作以及研究主要在美国背景下进行。然而，他的确希望，他的思想能具有普遍性。他的目标是发展涉及人类行为的某种基本概念，能够运用于所有人。在他的晚年，他在美国以外的经历表明了向着这个目标的进步。
如果在大量情况下运用的话，从人际关系到国际关系，个人中心方式可能是有益的，但罗杰斯同时看到了使他的观念普遍得到接受的困难。他的著作《卡尔·罗杰斯看个人力量》的一个主题就是，个人中心方法引起“政治”的问题，即它不得不处理权力、控制以及在很多层次上所作的决定；因而，是革命的。既然它是革命的，罗杰斯相信，它就威胁了已建立的权威（专业人士、行政官等等），这些人有意无意地要毁掉它（个人中心方法）。
个人中心方法，无论它存在于哪里，都把人生的控制置于他们自己的手中。根据这一观点，人们能够，也应该被信任作出负责的决定，同时这种情形可以在社会层面发生是可以设想的。罗杰斯认为，个人、小组和组织在存于人身上的力量和智慧被敲击和允许向积极行为流动时，效果最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受益）。虽然社会制度现在可以视为大量指导的运用，并且经常对个人的控制带强制性，罗杰斯主义心理学仍然认为，这在长期过程中，既不健康，也没有建设性，不论什么样的社会层面上人们都在起作用，而且不论他们把自己定位于什么角色，他们应该与其内在体验保持联系，应该以接受、通情和真诚的方式与他人相联系。
正如前些章节所关注的，弗洛伊德和斯金纳认为他们的方法有广泛的社会适应性。罗杰斯也把他的理论移出他的理论在其中形成的相对特殊的情形，而试图展示它们具有普遍性。在当前，三个理论家各自的概念都是可行的，他们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建议是值得考虑的。（然而，可以论证，它们不是同等地可行的和有价值的。关于这一点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
在罗杰斯理论原则的水平上，在治疗和咨询情景中，他的影响已是非常重大和深远的。一个广泛的人群——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社工、牧师及其他人——已被罗杰斯的设想所影响，即，如果一个人可以做一个仔细的、精确的听者，在表现出接受和诚实时，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对受困的他人有所帮助。
或许罗杰斯的影响部分与这一事实有关，即他的治疗方法可以安慰至少是确保不会有进一步的损害被造成。与其让直接的建议和指导不恰当，并且在治疗中产生更多的问题，治疗师和咨询师宁愿采用罗杰斯的方法，即改善来访者的个性。当然，批评家会指出这种态度可以导致进一步的损伤，如果来访者不采取足够及时的矫正行为，或者作了一个不良决定。然而，根据罗杰斯的观点，仅当来访者靠与其基本体验联系在一起而选择他们的行为过程时，建设性的变化才会出现。
在那些没有受过心理学博士水平专业训练的人当中，罗杰斯有很大一批追随者。这种普受欢迎是受到了他立场的刺激，即专业人士并不总是最有资格帮助他人的。他相信无条件接受、通情和真诚这些必要条件可以由那些受过很少或没有正式训练的人创造。相反地，并非所有受过高级训练的精神专家都能够提供这些条件，既然他们的训练经常强调技术而非联系的方式。这个立场使他与许多人亲近了不少，他们讨厌那种假说，即认为专业证书是提供治疗和相关服务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所需训练的类型和范围仍是一种争议。）
罗杰斯对人性积极方面的乐观和看重，也造就了他的声誉，至少在那些分享他前景看好的看法的人当中。他的观点被比作一缕清新的微风，纯洁而让人耳目一新。当被问及他的乐观主义时，他曾经回答说这可能是天生的(Evans，1975)。他又指出他总对成长感兴趣，不论是动物的还是植物的。他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是栽种花木，他看到当条件适宜时，长得好的植物与环境支持成长就健壮有力的人的相似之处。（对植物的浇水、施肥以及充足的阳光可以比作对人的无条件积极尊重、通情和一致吗？）
罗杰斯方法的简明是它广泛魅力的另一特征。他认为没有必要深入到人性的潜意识层面探求，以提供有洞察力的解释，释梦，使用相关的行为处理，或者用心理测试来论断或对问题分类。帮助他人的关键是建立一种诚实的关系，包括非占有性的关注和通情的理解。根据罗杰斯的观点，此时此地发生的事，在那些试图基于他真正的内在体验而互相回应的个体之间的有力影响上，对创造出健康的变化是重要的。通过这种关系，人们能够发现其潜藏的感情，并变得更为功能健全。对那些处于帮助他人立场的人，这种方法看来清楚易懂，没有复杂的概念或程序。当然，在实践中，事情经常不是那么简单，维持积极尊重、通情和真诚可能很困难。但是，关键在于个人中心疗法的实质理论是非常简单和易懂的。
罗杰斯的贡献是重大的，特别是在心理治疗和咨询方面。他的方法已被证明是有用的，并已刺激起研究力量使它关于健康改善的条件过程的基本设想合理化。然而，个人中心方法作为一种主要社会力量的潜能尚不知晓，有限的实践已被作出来衡量它对婚姻、教育体系、产业、社区组织等等的适用性，但这些情形是很复杂的，指出建设性改变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困难的，即使在这些变化确实发生时。
虽然罗杰斯采用个人中心疗法的效果给人们留下良好的印象，仍然有许多怀疑者不太容易被说服。同时，罗杰斯主义心理学的一些或许别具吸引力的那些特征——它把个性改变的责任置于人们自身，它对专业人员必要性的漠视，它对人性的浓厚的乐观观点，它涉及治疗的相对简单的概念和程序——已经失掉了在心理学这一领域之内、之外的一些人的兴趣。然而，“罗杰斯的主要贡献已被多数开业者愉快地汲取了这些持久的影响包括精确通情的中心化，治疗者的重要性，以及治疗关系的治疗背景。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比较和对比
比较和对比
比较弗洛伊德、斯金纳和罗杰斯的观点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下列的议论通过某些重要论题将三位心理学家的观点联系起来，一些观点与前面的章节有密切联系。
人类本性理论
弗洛伊德对于人类本性作了实足的设想。他设想造成紧张状态的固有巨大能量需要释放，性欲望和争斗欲（它们分别来自于生存和死亡的本能）促使人类趋向自我满足。对于人性弗洛伊德倾向于悲观主义，同时对人类的未来持怀疑态度。由于带有这种无意识的通过性和争斗追求满足感的能量，人类在社会抑制或重新引导这些能量时才能生存。据他的观点，人类是低级“野兽”，只有文明进程可以控制放纵的欲望和破坏性（有关这一点和以下观点的详细内容，见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
问题并未因社会化而解决，因为社会进程与我们本能的追求自私的趋势相抵触，它仍会继续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弗洛伊德指出，人类之所以屈就于社会的控制，其中一个原因是想从别人身上获得保护，而这种获得却使人们失去可以从不受拘束的自我放纵中得到快感。因此，无意识总是与现代社会的控制规则和标准发出冲突。由于弗洛伊德怀疑这种冲突能否完全解决，他指出现代社会必须利用认同（接受别人的价值，特别是父母的）和升华（将本能能量用于社会接受的活动）的进程与人类本性斗争。心理疗法试图增强自我（个性中有意识与理智的部分），因此它可以承认并控制本能冲动的趋势，并努力为它们找到出路，对个人或社会都无破坏性的出路。
斯金纳既没有对缘于内驱力的行为作任何猜想，也不相信复杂行为（例如敌视、同情、利他、嫉妒和感情）确切源于人的本性。即使遗传的因素可能对这些行为作出一定贡献，但它们更多的是受到个体经历和目前存在境遇的影响。想要试图解释人类的行为，综合遗传因素和个体经历的影响就可以解决难题了。斯金纳相信对于遗传学的研究会有助于人类了解行为的根由，和更透彻地了解遗传的因素。(关于这一点的更多信息，见斯金纳《分析和行为的近期问题》(Columbus，OH：Merrill,1989)一书中（（基因与行为》，P。49-56。)
重点在于，由于我们的遗传因素（或者用非专业术语“人性”），我们可能作出某种行为，而行为的某种影响可以巩固。
既然遗传的强化感受性存在，环境就对我们的行为施行强烈影响。就某种意义来说，人从出生开始就倾向于成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从斯金纳的角度看，人性非善非恶。可以说，它为形成善或恶的行为设置了框架（人的遗传因素为外界环境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形成行为提供了机会）。
罗杰斯对人性作了明确的设想，强调指出只要情况有利，人性将随成长自然适应并不断趋向完成。对于人类必不可少的特点，他很乐观而不悲观或中立，他觉得任这些特点自由发展将产生实际而有益的行为。以理论标准看，罗杰斯的“具有成长动机的人”，与弗洛伊德的“紧张消除的人”或斯金纳的“环境控制的人”很不同。
从罗杰斯的角度看，人类本性可以也应该信任。只有当个体从本性中分离，它们才会对个人或社会有害。他的立场明显指出人类应有选择的自由和根据本人内心体验作决定。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强调，如果文明要延续就需要控制和纯化基本欲望，而斯金纳则强调，人类需要可以使可取行为成形和保持下去的良好构造环境。
对于他们关于人类本性的观点，通过进一步简单化的尝试，可以说，罗杰斯是乐观派，弗洛伊德基本上是悲观派，斯金纳则是中立者。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人性发展理论
弗洛伊德强调心理性阶段的发展（口唇、肛门、男性生殖器、潜伏、女性生殖器），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成功地度过这些阶段。人类生就要经历这些阶段，在这期间，强烈的本能（反映在例如性欲和争斗欲）和培育中的因素（例如便盆训练程序，父母对性的态度和亲爱的强度）有重要的互相影响。幼儿时期到5或6岁，对于人性结构和变化过程的限定起到决定性和持久性的重要作用：前三个阶段——口唇、肛门、特别是男性生殖器阶段——是最重要的，也是对以后发展影响最强烈的。
斯金纳察觉到环境对个体的一系列影响。目前的状况（例如目前的强化程序）和过去的状况对于限制行为一样重要。人类行为细节，以斯金纳的心理学讲是人性所包含的，起因于长期做出的行为结果的影响，人类强化的历程越丰富，他就越可能发展良好的有趣味的人性，根据斯金纳的理论，并没有具体的发展阶段呈现出来。
基本上，斯金纳认为我们是行为的发出者，我们的行为基本上取决于行为的结果。一些行为将频繁增长，而其他则相对保持稳定、频繁减少或完全消失，这依赖于结果。
罗杰斯强调不断演变和完成的可能性。不利的状况（例如有条件的爱）可能约束发展并引起不适应的行为。但是，一旦有机会（例如，通过对无条件的积极尊重和通情理解的接触），多数人可以重建实现的倾向。无须设想具体阶段，人类可以通过意识和正确选择进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
根据罗杰斯的说法，当个体体验无条件的积极尊重时，那么可适应新环境要求的人性就会产生。如果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积极尊重以有效的程度被体验，那么相对静止的防御人性也可能产生。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心理失调及其治疗理论
弗洛伊德把精神病看作主要是由于无意识的愿望与社会要求的矛盾所引起的植根于内部的问题。开化的人类一直承受情感冲突及显示于各种各样行为上的紧张状况。人的内部原动力十分重要，最初，这些原动力源于本能冲动，但是外部世界对内心运转仍然有影响，同时使其更复杂。例如说，当某种体验被抑制，这种经历再加上本能冲动就可产生不同的失调。心理治疗正是要尝试找到问题的无意识根源，就是说，通过治疗使个体可以现实地适应内心冲动和外部环境。
斯金纳强调是环境引起心理失调的行为。极端的处罚或令人不快的控制，对不符合要求的行为的强化以及失去重要强化者，都会造成个体被别人看作神经病患者或精神病患者。斯金纳不认为这种人有无意识的矛盾，扭曲的自我构想或其他的心理问题。他相信试图处理这种假设内心状态实属无效，治疗最好是停留在行为水平，在此水平上客观分析才能产生。
既然可见行为被强调，那不适应行为就被认为源于令人反感的环境，或失调的、滥用的和失去强化者。斯金纳的治疗建议涉及到提供选择机会，可通过正确强化使其形成和维持可适应行为，抑制不良行为和对个体生活的强化机制给以较好控制。（非常重要的是，这些方法多半可以改善个体情感和思想，还有外部行为。）
罗杰斯的理论提出，心理失调的心情和行为可追溯到障碍，转嫁或实现过程的阻碍，有条件的积极尊重会抑制或扭曲正常成长和自我发展。既然罗杰斯把人性看作基本是积极的（适应个体体验的内心准确意识和与他人的良好关系），只有在人的本性被社会影响所败坏时，人类才会暴露出自己感情和行为的严重问题。
治疗包括制作出一种赞同、通情领悟和坦诚的气氛，缓和阻抗并允许所有情感和内心体验的探求。与弗洛伊德疗法相比，它更强调患者内心的意识反映，就是说，罗杰斯主张只要接受患者此时此地的想法，就可以在温馨宽容的气氛中对人类自我发现的能力更有信心。罗杰斯觉得最好不去解释患者所隐讳的，但可以修改他们的叙述，这样，他们在治疗中就越来越可以表达出真正的经历。患者的责任是准确的理解和表达自己，而这种能力也在治疗中不断提高。
大多数的重点放在患者选择自由的发展上，罗杰斯反对把患者看作是可被治疗师改变的对象。行为主义者有时被指责（即使极少数是视为合理的）将患者作为可控制和改变的对象。他还认为传统的弗洛伊德分析家将解释强加于患者身上，而不是让治疗过程成为开放自由式。关于患者决定治疗过程的能力程度的问题，有各种赞同或不赞同的争论，罗杰斯的观点代表着“患者决定”的极端。然而，治疗家应通过建立特定治疗气氛来影响患者。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社会作用的看法
弗洛伊德认为人性与文明之间有持续不断的冲突。本能激发的性欲和争斗欲并不容易被社会所要求的舒适所调和。然而，通过提供多种升华的可能性，社会可以减缓这一冲突。抑制人类本性欲望的扩展正是父母、教育者和其他教化者的任务，但总可以找到积极的出路。社会总有约束力，它应通过为本能提供宣泄渠道从而使其调和。文明之所以存在并发展，正是通过对性欲和争斗欲的部分限制、部分升华。
斯金纳强调指出，社会既然控制着成员的行为（不论这是否被公开承认），都需要确实地负起责任。他相信人类行为的许多问题过于严重和复杂，因此不能将其交给偶然的机会或畸形的自由与高尚的构想。他指出那些一直信奉自由和高尚价值论的人，一般都忽视了人类行为受环境影响这一要点。他们通过设想人类可以某种方式驾驭外界来取代条件反射的原因一影响概念。另外，在他们的尝试中，总避免强迫控制，抵制任何形式的控制，这就造成他们忽视了注重正强化的益处。
在斯金纳的观点中，社会的主要角色是要建立周密的，系统化的，可使欲望行为达到最大程序的强化。既然人类是可塑的，行为工程学就是核心。环境控制有必要帮助有个人和社会优势的行为形成（例如平和、合作、体谅的行为），应该创立一项计划来形成和保持这些行为。另外，倾向于产生不良问题行为的技术应废除，例如，惩罚和强迫控制一般应予以避免。
罗杰斯把社会总体看作限定而静止的。人类生就要生息繁衍，无论作为个体或作为社会的存在。但父母、老师、雇主和其他人却依靠给他们强加价值观和强迫服从来混乱本能。如果罗杰斯的观点获胜，社会机构（家庭、学校、政府、工作地点）就变成了过程而非静止不动的建筑。在他的观点中，人类实现的潜力巨大，我们不知道将来潜力发展后人类会是什么样。因此，社会应给予在生活方式和创造出路之间作选择的实验以自由空间。另外，重要的是，社会应允许失败出现而不加责难。人类在进行着“变与不变”的斗争，而社会应保持其适应性，并避免责难不同的尝试以求实践的完成。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人类行为研究理论
弗洛伊德偏爱以归纳方式去处理理论发展。他把不同的评论联在一起从而形成一般概念（这要强于通过设想一个具体方案而建立一个复杂理论）。随着他继续诊视病人，探究他本身的下意识，研究文学和评论社会事件，这些概念也会更改并改善。他并不熟悉实验，也不收集大量数据。相反，他的数据是质量上的，附属于说明的。他集中精力对于个别治疗病历进行深入研究，试图通过注意那些观点的协调与否来鉴定他的观点。
弗洛伊德主张将概念定义开放化，建议一旦观测到新的信息，定义也应随之改变。这种态度也反映在他多年研究的精神分析理论发展的著作中。（实际上，没有注意到弗洛伊德在不同的时间对概念赋予不同意义倾向的读者，很可能会错误的理解弗洛伊德心理学。）
然而，弗洛伊德不会轻易或迅速改变他的观念。某一观点一旦形成之后，他一般不愿放弃它，并且并不总是遵照自己关于开放化的建议。无论如何，心理分析理论的历史表明，在漫长的累积中，他作了重要的改变。
斯金纳强调以实验性的方法去获取行为信息。他主张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对机能关系的精确判断（或者通俗地说，原因一结果关系）。自变量是可以用系统的变化去研究它对具体行为的影响的因素，后者被称为因变量。例如，强化时间长度会变化（这是自变量），为了研究这些变化对于鸽子啄食行为的影响（一种因变量）。对于人类，因变量可能是工作或学习成绩的行为。
简言之，斯金纳觉得最重要的是研究可观察的影响行为的因素。实验性的环境可以提供出小心操纵不同因素和精确测出结果性行为的方法。
斯金纳箱提供了一种可客观研究低等动物行为的方法，而研究的结果形成的基本概念可以在人类水平上检测。准确的控制和测量方法同样适用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举例来说，如果研究强化的变化效果，可以首先收集基本资料。基本资料可以对变化之前的行为频率和变化之后的行为频率进行比较。
根据“理论”一词的通常含义，斯金纳并不具有理论。他否定抽象概念和正式假想试验的作用。他相信研究在无理论的情况下仍在有效进行。事实上，他觉得理论可以从找出原因的基本目的分离出来。因为他们可能错误的代表了基本事实，得出高于事实的错觉，结果只能是无效方法的持续作用。总的来说，斯金纳认为理论试验是一种浪费时间的事，心理学家应专心于收集资料并将资料和可观察的变化联系起来。他认为如果“理论”指的是收集分析的资料的正式化表述，这一概念才有用。换句话说，斯金纳承认需要将重大研究结果以有意义的方法联系起来——旦得到研究结果，这个说明性的手段区别于利用一种相对抽象的理论来形成假设并进行检验，这种被心理研究者采用的普遍的实践方法却使斯金纳皱眉头。
像弗洛伊德一样，斯金纳专心于独立病历的研究，虽然这些病历中，老鼠或鸽子的试验情况比人类治疗情况多（最近，其他行为学家也针对人类行为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作了大量研究）。斯金纳相信行为科学应该可以精确控制有机组织的行为，并不满足于“一般来说”的说法。对于使独立有机组织行为发生具体变化的环境因素，他做了细致的分析，并运用这种方法发展了准确的行为概念。
虽然弗洛伊德的研究包括了个体的广泛研究，他并不相信确切说明行为是可能的。弗洛伊德的处理方法不期望将心理学作为一门确切科学，也就说是，弗洛伊德的数据是质量上的，而斯金纳的是数量上的。
罗杰斯指出客观的、量化的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如斯金纳所使用的方法）是获得知识的重要手段。然而，他也很强调主观的知识（了解自己）和通情的或人际之间的、现象学的知识（了解他人的主观状态）。他认为使用所有这些途径都是必要的——客观的、主观的、通情的。罗杰斯在对研究人类的方法的推荐上是包含的，而不是排斥的，他认为一个好的行为科学取决于将这三种研究方法整合起来。对于他来说，没有绝对肯定的通向“真正的”科学知识的途径，应该以整合的方式来使用不同的方法以达到对人类行为完整的了解。这与斯金纳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斯金纳认为只有一个科学，只有一种基于客观性的研究方法。（他在1962年与罗杰斯的对话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虽然罗杰斯强调所有三种研究方法都很重要，但他认为最基本的是主观了解。他感到科学总是开始于内部参考框架；这就是说，内部主观体验为明确表明的假设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材料。他相信即使敬畏客观和量化科学手段的严格的行为主义者，也是从感觉和预感开始（内部主观体验），逐步开始某一方向的研究。罗杰斯认为创造性的内部假设来自于个体的体验，然后这些假设又通过进一步的体验得到检验，最后达到正式表达的概念阶段，可以被客观的科学方法所检验。
罗杰斯指出，即使假设得到了客观检验，客观证据也应符合主观体验；符合不好的证据比符合好的证据会受到更严格的评价。他举对超感官感知的研究为倒（见万安的《行为主义和现象学》一书中罗杰斯的文章，1964，P.114）。虽然有证据证明超感官感知的存在，许多心理学家都强烈地排斥这一现象，因为它不符合他们的主观期望。总而言之，罗杰斯认为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是科学步骤的一个方面，这一事实必须引起注意。
根据罗杰斯的观点，弗洛伊德在他对无意识和非理性本质的观念中卷入太深，激进行为主义者太注意把人作为物体进行研究。罗杰斯则建议把人看作更有意识和更理智的动物，努力去了解他们的主观体验。罗杰斯使用研究数据支持他对于人类行为的某些观点，但他并未将这些数据看作具有特别的科学价值。他相信有一种称为“整体的人”，他看到用各种手段去了解个体的价值。
罗杰斯常常表明，自己认为心理学家大多都太严格地遵守传统和窒息的研究方法和统计设计的现点。(见《美国心理学会追踪》，1985年5月，P.16。要得到更详细的描述，见《朝向更人性化的人的科学》，《人文主义心理学杂志》，25，1985，7-24。这篇文章还载于科斯根堡和亨德松的《卡尔·罗杰斯文选》一书。)他们不应该总是对使用某种方法和设计那样关心，而是应该保证他们自己(1)有足够的信息，有敞开的思维；(2)可以“进入内部竹——即能够进入被试体验的内部世界，同时保持客观性；(3)能够避免不成熟的或主观的结论；(4)能够以清晰的、组织很好的方式介绍研究发现。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对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的看法——破坏性的攻击
弗洛伊德非常关心我们的破坏倾向。他认为这一倾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是死亡本能的产物。例如，在1932年写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表达了他关心战争的原因是侵犯冲动，它永远不会被完全消灭的观点。然而，他建议通过在人们之间建立情感联系（例如，共同的兴趣会引起人们之间的认同，或一种“社区的情感”）和通过加强人们的有意识的理智和控制功能，侵犯冲动可以被部分地控制。另外，弗洛伊德理论认为，侵犯冲动有时可以被转向为社会建设性的活动（即可以被升华），某些对攻击的阻挠（如道德价值），在社会化过程中可以得到发展。尽管这些可能的控制天生攻击倾向的手段存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似乎对文明有效对付攻击问题总的来说是悲观的。
斯金纳认为在某种类型的攻击反应中（例如，当身体受到攻击时打或咬）也许有先天的成分，这是进化历史中这些反应对物种生存贡献的结果。然而，他对有害的、破坏性的行为的解释主要放在影响个体的环境因素上，如过去和现在的强化机制。例如，如果攻击行为可以“带来你所想要的”结果，你就可能重复这类行为。
根据斯金纳的思想，如果世界可以被变为不给破坏性的攻击行为以报酬，这种行为的频率就会大大减少。“报酬”可能是拿开反感东西，如来自另一个人的威胁，或得到某种积极的东西。前者是负强化，后者是正强化。减少有害的攻击行为，需要改变对这种行为进行负的和正的强化的条件。
罗杰斯的理论指出，伤害性和不合理的攻击行为往往被那些没有完全机能的人所表现出来。有完全机能的人（指那些更多触及内心经历和透视周围世界的人）不太希望有破坏性的敌对行为，这类个体是期望有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会产物，如果他们有攻击行为，很可能在现实中是合适的——即合理和合适的。
罗杰斯强调人类具有理性化和对环境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如果适当环境存在，这种能力也会自然发展（例如，我们可以接受无条件的积极尊重）。因此，罗杰斯针对人类破坏性所提供的解决方法就是创造一种环境可以使人类基本潜能得以释放。（当提到破坏性的攻击行为的问题时，弗洛伊德和罗杰斯对人类本性理论的分歧也反映出来。）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罗杰斯和斯金纳在控制人类行为理论上的分歧
在1956年11月30日，一篇名为《控制人类行为若干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科学论题》上。这材料来自于一年一度的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专题讨论会上。其间，罗杰斯和斯金纳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我们简短地考虑一下其中的区别。
斯金纳强调人类行为受到控制。他相信这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据他讲，人类总在控制和受控，对行为科学试验性的分析可以提供能阐述控制过程的资料。也可以改善例如个人控制、教育和政府等的人类功能领域。斯金纳认为以一种传统方式看待行为将会把责任归咎于个体而非环境因素，也阻碍人类环境的改善。他主张运用科学的客观、从实验中得来的技术为指导（例如正确强化的运用）来发展更多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
对斯金纳的建议，罗杰斯主要的保留问题是哪种目的或价值应该指引控制的作用。另外，他觉得斯金纳对权力问题和一些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举例说，谁将被控制，谁将控制别人，哪种控制可以派上用场。
罗杰斯和斯金纳都同意行为科学在预测和控制行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在如何运用知识继续前进和科学的局限性的观点上，他们有着很大的分歧。罗杰斯相信有一些脱离科学努力的主观标准选择，他提出有必要主观建立科学目标，这些目标将指引科学家和运用科学研究结果的人。对于罗杰斯，这些主观标准的判断作用不能取消，标准一旦被认定，他们就可以通过决定要调查的问题，要使用的方法，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适用度等，来指引科学的追求。科学本身并不能决定自己的进程，这项任务依赖于做选择和决断的人。另外，他争辩说，那种主观判断必须在行为控制的决定性和合理性范围内做出。
作为反应，斯金纳不同意主观内心的选择必须与科学联系起来。争论沿着他熟悉的推理进行，斯金纳提出目的和标准的选择不可能发生在忽略外界环境状况的领域内。他警告说，强调人类主观的重要性将使我们离开聪明地运用科学发现来改善我们的世界的目的。下面是斯金纳的主要论点。
1．对行为的客观科学研究可以也应该适用于纠正社会弊病和个人行为问题；
2．对控制行为的尝试应可看出影响，对不会促进文化生存的尝试也可有所变化：
3．提高主观标准选择只是通过转移对外界环境的作用的重视来掩盖问题。
在专题讨论会上的论题那时并未解决，现在仍是待议。罗杰斯一贯为个体情感、思维和其他内心经历的重要性提供理由。对他来说，这些经历极有影响力，科学研究应包括它们。客观的科学方法也有作用，但它们应基本被认为是帮助个体成长与形成的途径。他觉得人类发展是个易变过程，如果可获得丰富的现实机会，最后的状况是不可预料的。因此，科学研究的概念也应是个持续变化的过程来迎合新出现的人类需要。
另一方面，斯金纳相信行为的客观科学研究应放在第一位，它可提供使人类生存状况达到最大限度的数据。他指出，无论喜不喜欢，外部因素约束个体并决定其行为。在他的观点中，处理这一事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的研究我们控制和自控的不同方法。对行为的实验分析可提供这些资料。如果我们接受控制的事实，并尽可能多的得到科学资料，我们就可以明智的订计划了。环境可以用最好的方法建造并产生“健康、快乐、安全、有用和有创造力的人”（这些是斯金纳的预计结果，当然要在他的行为处理有效果的前提下）。
在1962年6月11-12日，另一个罗杰斯和斯金纳之间的会见在德卢斯的明尼苏达大学进行。其间，他们进行了更多广泛而直接的对话。《就教育和人类行为控制的对话》的记录稿一直未出版，直到它出现在1989年卡尔·罗杰斯《对话》一书中，只是在第四章内提到（P.79-152）。
这次会见中作出的论点与以往的极为相似。无论如何，他们阐明的话语和附加的评论值得我们重现（请认识到可以通过读完全部记录稿欣赏到丰富的细节和对话的情趣）。
罗杰斯表示“有一股清新的风吹遍世界”(P．82)，以此开始了对话，引来对人类经历的主观方面的重视并把个体选择和自由放在更明显的位置。自我了解、个人选择和责任以及自我形成已作为人类成长的重要标志出现。他提出这些概念对行为主义者并无意义，它揭示了他们的研究和行为主义的区别。
斯金纳以承认罗杰斯评论的说服力为开头，但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关于人类行为的最有价值的假设是指出人类行为是受控制的。他更明确地指出，这不表示某种控制形式必须百分之百地有效。例如，高效的薪金系统并不能保证一个工人每天都去上班。其他易变的、超出薪金体系之外的因素也影响到对人类行为的控制。斯金纳继续强调，虽然我们的行为受到基因和环境的完全控制，但我们却仍然可以改造自然世界和社会。（他似乎提出，我们被限定的行为改造着环境，环境又对行为产生影响等等。这种不间断的过程正是在改变自然和文明状况和自身行为中产生。）有一点，他与罗杰斯不谋而合，就是随着文化发展，资源和个体潜在性都会被释放。但他不同意这种释放源于个体的内心受控或自由。而是由于文明的进程远离对抗性控制而向适当强化靠近。罗杰斯站在主观体验的立场上努力将斯金纳拉出来，并怀疑按照斯金纳严密的科学说明，这种人是否存在。斯金纳则回答说，个体不会消灭是因为人类行为受制于基因和环境变化这一设想，每个人无疑是基因和环境因素的唯一混合物。这一事实给了他自己独立性的感觉。“个体唯一性无可置疑它在未来文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也同样可信。”(P．94)
罗杰斯再次说明斯金纳并未指出内心主观影响的重要性，这是不充分、不完全的，“就好比画了一幅无意义的人的图片”(P.96-97)，斯金纳回复说这正是他们继续有分歧的关键点。对他来说，有充分的证据可证明，外界影响才是看上去是内在驱动行为的根源。（在这一点上，斯金纳举了几个例子支持他的论点。包括一个花了大量时间阅读的人，这种对文学的兴趣是由于内在素质呢，还是特定强化呢？斯金纳认为是后者。）罗杰斯承认在了解行为的外界原因有了一定进步，但主观生活确有重大意义，不容忽视。
一场有关教学的主观性作用的讨论接踵而至，罗杰斯更强调学生自身兴趣、价值和学习进程的决定。在他看来，教育并不单纯是简单的规范行为。斯金纳同意学生们应有学习欲望，但他不同意这种欲望是与生俱来的，它一定是源于学生过去的外界因素（例如，对学习的材料有过的接触），而且这种欲望可以被教会。罗杰斯认为，他和斯金纳的分歧就归因子两人不同的经历；他指出，自己有学习人类进程的机会，而斯金纳却缺少类似机会，整日与老鼠和鸽子打交道。
罗杰斯和斯金纳继续针对内心经历作用叙述各自不同的观点。罗杰斯的论点是我们基本上是有情感的主观的人，为我们生活中更加客观的方面提供自己的想法，而斯金纳则坚持主观经验并不决定行为。
在对话的第二天，斯金纳以指出先前内心经历的主要问题和它对人类的作用为开始。他继续考察出在教学中三个方面被错误地认为是首要的：(1)传授知识；(2)教会思考；(3)个人特色。他提出教授知识实际上包括教授口头行为，如某一主题教得过深，学生可以做出许多有关该主题的口头反应（斯金纳暗示着把口头行为仅当成是先前非口头认知活动的象征是错误的）。在教会思考方面，他批评了一些做法，如学生的潜能一定要挖掘出来，学生一定要发现一些事来提示思考能力（他相信良好的教学应包括以
适当强化、复杂反应来使学生行为定型）。涉及到教授个人的特色，斯金纳表示伦理道道可以也应该被教授，并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进行。同时，我们不应认为个性特征如勇敢存在于个体内部，我们应塑造这些可取的行为，使更多的人表现出勇敢。
对于斯金纳的长篇大论，罗杰斯回答说这使他感到自己也想做一次讲演。他继续说明自己关于文化的设计——一个重视主观经验的设计，“文化将使人类素质达到极限，一个为人类而非鸽子的文化”。在这一文化中，父母老师和其他人将正确估价个体自身经历的深层理解。（罗杰斯指出他发现这些条件对于心理治疗可以起促进作用。）这些条件提高了个人选择的能力，自我引导、自信、独立适应性、自觉性和创造力。谈到教学，罗杰斯说，这些条件将提供一个自我学习的环境，在其中，学生可以运用现代化资源达到自我选择的目的。重视个体选择和自我决定，“将会产生一个开放的、变化的社会”。
对话逐渐转移到针对有计划控制行为的强化效果的讨论上。罗杰斯认为如果人们意识到强化的作用，强化就会失去效果。斯金纳的回答是否定的，指出即使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受金钱的强化，他也会继续工作谋生。
罗杰斯又举出一个有关计划控制人类行为的论题（他提到斯金纳的《沃尔登第二》一书，书中描绘了一个据行为科学概念虚构的群体）：人们被某个景物后的人制定的计划秘密地控制，难道真有那种虚幻缥缈的东西吗？斯金纳的长篇回答包括，当规划一个社区时必须以设计开头。（他似乎暗示罗杰斯对虚幻物质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变化必须由某人制定。）同时他指出全部环境控制对儿童的重要性，自我约束和控制大有发展趋势。当这些行为发展了，就可减少对外界控制的需要。（术语自我约束和控制并不是指来自人本身的约束和控制，而是被限制的行为和其他行为修饰的结果。）另外，斯金纳强调计划应以实验为基础，这样设计也可以检验和改变。
在这一点上，罗杰斯暗示自己和斯金纳在人类潜力尚未被触及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如何实现它才是分歧所在。他回到自己的中心议题，指出“我不能相信任何对人类的研究排除了主观因素后仍是科学”。斯金纳重申他承认内心活动的存在和生活中感情的重要性，但他仍然质问它们是否有决定作用。
随着斯金纳的评价，罗杰斯提出暂停，其后两人回答观众提问。他们的回答扩大了各自先前的评论，也带来了论点的不同方面。最后，两人都作了总结陈述。（所有资料都值得一读。）罗杰斯和斯金纳在继他们1961年的对话后，又坚持工作了20年。他们关于内心经验的基本设想仍然存在分歧。罗杰斯继续强调主观对决定行为的作用，相信我们必须联系基本情感以求充分起作用。斯金纳继续强调环境对决定行为的作用，相信主观经验没有决定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同时代的心理学家似乎并不关心罗杰斯和斯金纳关于主观的争辩。目前，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说法，即认知状态（设计、思维、期望、信念等）影响行为。许多理论家、研究者及开拓者都对这一论点作出贡献。这对“认知心理学”的强大趋势极有影响力（见本章后记）。这一倾向相比较于罗杰斯的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然而，它符合罗杰斯理论即内心主观状态影响行为，而不符合斯金纳的内心状态是结果而非原因的说法。斯金纳相信认知心理代表了错误的倾向，因为它强调行为根源是人而非环境。
今天心理学界认知观点的存在并不证明罗杰斯和斯金纳讨论的主观论题不合适。首先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是认知心理学家，部分定位在人文主义或激进行为主义，他们维护着罗杰斯和斯金纳论点的存在。人文主义倾向相信认知心理，忽视基本人类感情和经历对自我构想和现实化的影响，而激进行为主义倾向则挑剔认知心理的设想，即影响人类行为的重要变化可存在于人本身。第二，不管认知心理学家是否考虑斯金纳针对行为内心决定源设想的挑战，挑战仍然存在。换句话说，主观或精神状态引起行为的论题并未充分解决。第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多地考虑生活中主观的作用，因为罗杰斯和斯金纳都阐明了立场并作了相反的构想和生动的说明。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批评
评论将以我们已讨论过的三类观点为标准。每个观点的追随者当然会倾向于对其余两个作出某种否定的估价。而且，没有特殊既定注意力的局外人也评论了不同论点。虽然偶尔一些人会为全盘否定而争论，但这种争论似乎有些草率。目前，每一理论都有借鉴之处，无论如何都是复杂的人类行为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接下来是对每个学者的评论。我力求避免过于专业而只是作一般类型的评论。
对弗洛伊德的批评
弗洛伊德并不担心他专业术语和概念中的经验主义特性。因此，他的理论很难得到证实。举例说，怎么能把死亡本能的企图放到合理精确的实验中。它只能从口头说明或行为中推论出来，但这些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例如自杀或破坏性侵犯行为可以被不同方法解释为与死亡本能无关。模糊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很普遍，俄狄普斯情结、固结、焦虑等。这些概念很刺激，但它们极难进行研究（就是说它们缺少必要的具体特性为客观科学研究提供方法）。
弗洛伊德将他自己行为中的信息、来自病人的以及周围世界中的信息联络在一起，建立起他的许多观点。他的观察准确吗？他是否具有足够的客观以避免自己的偏见？他的解释正确吗？可以而且应该对这些问题提出疑问。在缺少更可靠、更客观的证据的如，性行为频繁的人是在发泄本能冲动，并没表现出过多性行为的人就受到压抑，表现出有节制性欲的人是想出了一种在性冲动和道德压抑之间的折衷办法。不论究竟是什么，弗洛伊德理论是为说明而准备的。一个问题出现了，要决定哪种行为最像一系列情况下的结果，光有解释是不够的。强有力的理论应可以说明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一种特例会出现。精神分析学家使用一般方法来做解释，而这往往是一种令人迷惑的方法。
弗洛伊德把人性作为一个完全受本能驱使的能量系统也是可探究的。把所有的人类行为归结于性欲和攻击性的驱使似乎令人怀疑。这种降压行为理论（指所有行为都是来自于减轻内心压力的需要），与有关人类和低等动物寻求刺激的研究相矛盾。即使是对玩耍中的儿童的随意观察，也能产生有关好奇心是普遍的，追求新鲜感是自然的观点。这些研究和观察的数据并不能从弗洛伊德的论点得到解释，他的观点强调人类要努力获得一种无压力的状态。
最后，那些接纳弗洛伊德论点的人倾向于忽略环境因素作为不同障碍的贡献者的作用。这一现象被行为学家或其他人频繁地记录。对强化，对维持行为的作用的忽视，或是社会状况的作用，例如歧视、搅乱家庭关系、工作压力等都会导致对患者非适当治疗的结果。
对斯金纳的批评
斯金纳经常强调搜集客观科学数据的重要性以及设想要基于这样的证据的重要性。而有数次斯金纳自己也超越试验研究而作了更大空间的设想。在《超越自由与尊严》一书中，他被指出这样做了，他就行为的社会标准做出假想和建议。这些努力应该吗？在动物和人类研究的基础之上，强调独立有机体的行为（主要是在高度管制的情况下），他能否正确地解决巨大领域内的问题，例如整个社会的运转？斯金纳的推理是否太胆大妄为了？他确实揭示了某种行为的基本概念，并有许多数据的支持，这些已证明被广泛应用于心理治疗机构、教育方针、商业及工业等。但它们是否真能有效地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当时此类问题并未得到充分回答。也许斯金纳的行为概念确实适用于整个人类活动范围，但不是许多人愿意接受他的设想。
虽然斯金纳坚决主张社会应该采取科学手段进行运作，利用行为化的技术解决问题，但他并不能确定这个广泛的社会变化怎样出现。谁将运用能量建立某种强化节制，谁会决定哪种行为应被强化。他关心这些问题，但运用这样的方法，答案有时显得哲学性比实践性强。他不能使那些对基于正确强化的社会变化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人满意。也许他给予的最好的回答是：那些居于施加影响位置的人，老师、父母、监督员、政府官员等，是运用行为技术的人。可这些又怎么能出现在社会大范围内。如果涉及到整个社会哪种具体行为要受强化是更困难的问题。
斯金纳还受到人文主义心理学家的批评，有人说他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地鼓励医生把人当物体一样加以操纵。很容易看出他强调行为控制是多么不人道的。他的辩护者则表明，他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可使个体运用它来改变自身行为，而且，也允许一定程度的反控制，就是说，施控者会受到控制。斯金纳也许未充分表明运用他的行为概念与误用的界限。
另一个棘手问题是，如果我们全被环境所控制，我们没有选择的自由，又怎么能“决定”跟随他的建议并使其纲领发生效用？依据斯金纳的说法，根本没有选择自由，所以，似乎他提出让我们接受其建议是不合理的。他当时回答了类似问题，但似乎并未使人满意（《关于行为主义》一书P.246-248）。人们觉得他似乎是在要求我们做一些显然违反他的理论的事。为了解除疑虑，对基本行为主义的彻底理解还是必要的。基本想法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受控于环境。无论是处于建议接受行为位置上的人，还是已接受了建议的人，都已相信了上述观点。“接受”并不是可自由选择的产物，如果谁接受了斯金纳式心理学，只是因为他的强化历史和现存状况。（例如，如果下列提议已在过去被强化，读者可能会跟随斯金纳的观点。以斯金纳看，他们会热衷于“控制行为”。）许多斯金纳评论家难以理解此类基于他对人类行为的完全决定论观点的解释。
还有一个难题存留着，如果我们（包括斯金纳本人）受控于周围事件，为何单单他一个人能发现观察人类行为的正确方法？他怎能确定他的理论受环境左右以至更具实效？把理论付诸实验提供了一种有效答案，但并不能解决对人类行为的争论。
难能可贵的是，斯金纳的理论确实有效地应用于不同的治疗、教育、商业和工业领域。无论如何，当这些领域被小心管理时仍有一些缺陷。行为工程学经常带来一些惊人的结果，却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有效。这些缺少成绩的结果怎么说明白？就算心理或神经质行为得到治疗，但并不是完全恢复正常，而这个阶段就被忽视。如果一个孩子学得比通常多，仍不能掌握主题，什么地方错了？此类情况中未达到预期成功，可解释为疏忽了人的部分或负责行为工程大纲的人，就是说，某种重要环境因素被充分控制。可能，还有更多的行为还未被行为学家发觉，也许另外的复杂原则在起作用。答案期待着更广泛而细致的研究。
评论家们也指出斯金纳关于新异行为解释的缺陷，例如独一无二的口头表达，独创的问题解决方法和美感修养。实际上他的解释有些牵强附会。无论如何，可选择的解释是否更好有待质问。斯金纳承认不期望极端行为主义对所有复杂行为都可提供具体充分的解释。
关于他的情感、思维等内心活动不影响行为者的理论的极端的非传统性理论也存在着强烈异议。弗洛伊德和罗杰斯失误在对环境影响注意太少，而斯金纳则失误在对环境影响注意过多。
斯金纳的理论中其他方面也受到批评，他在没有熟悉研究数据的情况下，有解除可选择性心理理论的趋势（例如认知心理学）。他没有鼓励把他自己所做实验的数据与其他行为分析家在心理学中做的其他重要实验的数据结合起来，他断言行为基本上可以由个体的强化历史所解释，即使这一历史永不会被完全了解（换句话说，没有可以证明或否认他断言的方法）。(罗伯特.W.普罗可特和丹尼尔.J．威克斯在《B.F.斯金纳和行为分析的目标》(NewYork:Springer-Verlag,1990)一书中扩展了这些和其他对斯金纳方法的批评。该书对斯金纳和其他行为分析家相当严历，认为他们是教条的，没有为他们的概念提供足够的科学证据。作者表达的某些观点十分有争议。由一些著名学者对斯金纳的贡献所做的深入评价见《B.F.斯金纳：一致有争议》(NewYork:Fallncr．1987)一书，由苏寒和寒利娅·毛吉约编辑。这本书讨论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有掌握了足够的背景知识才能够充分理解。)
对罗杰斯的批评
罗杰斯被指责为接受患者所说的价值观来实践天真的现象学。大量心理学依据表明对于一个人来说，理解和充分表达“真实的”感情思想是很难的。即使罗杰斯仔细聆听患者口述以求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但他仍未发现人类基本功能。既然患者口述是罗杰斯理论尝试的主要数据来源，对这些数据的可信度和确实性提出疑问就显得重要了。只是简单地倾听，又怎么可能获得全面的令人满意的个体状况。而且，还有可能听者本身就有成见。罗杰斯对其患者行为的观察，其客观性又达到什么程度呢？
必须承认罗杰斯意识到现象学的问题，他采纳并运用了其他手段（如Q选择法）来检验和支持自己的理论。事实上，在他试图聆听患者口述时，受到了临床经验的强大影响。他们有没有显现“真我”，即人类经历中最重要的方面？有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在他们的叙述中，有意识无意识曲解了真实情况。（这种曲解也影响Q选择法和其他测试手段。）
罗杰斯另一受指责的行为是有关人类本性理论的。如果人性本善，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也许罗杰斯的理论过分强调好的方面。如果有人在恶劣的环境和有条件尊重下成长，就很容易变坏。但是他如何偏离轨道以致代为相传地培养出非充分功能的个体？
而且，一个在爱心和自由下长大的孩子变成一个自私、总不能适应环境的成人，对此又如何解释呢？（罗杰斯可能会说非条件积极尊重在此情况中只是很明显而并不真实。）另一方面，一个在严格伦理道德下成长的孩子，却长成一个相对适应性强的社会化的成人，这又如何解释呢？当然，我们并不期望人类行为理论在心理学历史中十分完美，任何现存理论的规定都有例外，无论如何，对这些问题加以重视可以帮助我们加强对不同理论的确实性的正确认识。
罗杰斯假定有一个内部的机械装置，如果我们与其和谐，就能为我们做出一生的正确抉择。这种有机体价值过程期望能引导我们做出高明决定和行为。但有什么证据表明这种内部装置确实存在，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呢？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
怎样把有机体价值过程的操纵与文化价值的影响分离开。很明显我们一开始就有障碍。这些专门知识能和内心进程分开吗？“学到的”和“天生的”的界限（如果有的话）在哪里呢？
心理分析学家批评罗杰斯忽视无意识过程。他当然提到过非充分象征性经历（经历的人并非完全清醒），但他的观点是如果非条件性积极尊重、通情和坦诚存在，个体可以逐步意识到这些经历。心理分析学家否定了这种情况，指出分析说明和情感迁移对理解无意识行为很必要。而且，心理分析显示某一部分个性将永远滞留在无意识水平。
激进行为学家将罗杰斯的理论看作基于对无控制情况的观察。换句话说，他们相信他所主张的许多是非条件积极尊重的结果，实际上是不特定的强化的结果。对于斯金纳，给某人自由空间，任其为之，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强化总在进行。因此，按照斯金纳和其见解，罗杰斯是在愚弄自己，认为他的患者在治疗中有选择自由。如果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家并未积极运用强化物，患者的行为就会受到其他强化的影响，如那些治疗环境之外的影响。
可能以来访者为中心的治疗者是通过不自重的、微妙的强化使患者行为有变化（例如，当患者叙述关键的事时就点头或改变面部表情，当患者未涉及关键，则显得被动得多）。患者的行为变化会引起别人对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反应。（即不同强化在进行。）这种过程，长久下去会造成重大改变，来访者为中心的治疗．家将其归因为非条件积极尊重、通情和坦诚。
就算不是激进行为学家，也会批评罗杰斯的建议，即心理分析学者可不必施加影响，就赋予患者内心感受的可动性。治疗权威真的会减少到无关重要的程度吗，或是这种重要性存在于治疗家和患者的关系中？如果它存在，即使是间接的患者的决定和行为，都不会是真正的自我引导或自由选择。
像弗洛伊德的许多想法一样，罗杰斯的某些设想也空泛且模糊。例如，“有机体经历”包括的内容如此多使其接近于无意义，专业术语“自我构想”和“功能完备”涵括性过大，几乎不能理解。也许一些具体的副标题会有帮助。有时，罗杰斯承认自己不能准确地说明其设想，并且没有有效研究证明。可能在这些方面，他接触的是唯一与他达到共识的读者。持怀疑态度者不能充分准确的理解罗杰斯的说明。换句话说，要首先相信他的理论才会理解它。
罗杰斯的事业局限于大学校园中，“被许多热情向上的大学生和一群有高度动机和创造力的同事和研究生包围着”(Thorne，1992)。难道他对人类能力非常积极的观点不是受这些环境所影响？应特别提到，他的经验并未局限于这些环境。在他的事业的早期，在纽约和罗斯特的二十年是效力于贫穷和受虐待的孩子。恐怕评论家会建议罗杰斯，如果他在余下的时间里花更多的时间效力于处于不良环境中的有缺陷的成年人，那么人性和潜能理论许会有不同的发展。(我们都有受环境所影响的观点——这一环境包括我们遇到的人和情景。在评价心理学理论的推广性时就要对这一事实给以注意。弗洛伊德和罗杰斯是在与特殊的群体和情景打交道时建立起他们的理论的，他们的理论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应用于这些范围之外很难确定。斯金纳从对鸽子和老鼠的研究中得到他的理论，然后把理论应用于人类。在他的方法中推广的基本问题是这些理论是否能应用于人类。如果可以，它们就应该适用于所有的人；没有理由认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像老鼠和鸽子。关于他的理论能否有效运用于社会的管理的问题，他认为是可以的，在另一方面引起了推广的疑问。)
最后，前面对弗洛伊德对内部心理的重视的批注也适用于罗杰斯对主观体验的重视。如果把注意力主要置于个体的内部体验，就可能会忽视重要的环境变量。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结束语
总体评论
早期的评论不应使人气馁。只有期望尽善尽美（这种期望在心理学相对短暂的历史和复杂的主题下显得草率）才会造成对三位主要专家弱点的阻碍。每一观点都吸引了那些想了解自己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的人，而且，重要的是，每一观点都促进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进步。弗洛伊德、斯金纳和罗杰斯的想法都充分激励着研究者尝试着支持他们的观点。也许科学进步最好的方法就是有敬业的研究者带着饱满的热情走出自己的路。将来，不同的理论，有的失败，有的相对成功，但经过淘汰筛选，每个理论的方面都可以形成对人类行为的综合理解。
目前，每个理论家都应因其贡献而受到崇敬。弗洛伊德致力于人类功能的很多方面，而这些方面以往并未得到系统整理：非理性恐惧、狂想症、梦幻、性冲突、心理失调、童年神经症等。他的想法虽涉猎广泛但内容详细。斯金纳发展了其设想的广泛适用性。他对环境影响行为的强调保证了对外界影响的重视度。罗杰斯则有助于引导对自我构想的兴趣，强调独一无二的人类素质，而且，他提醒心理学家和其他人，得到真理无捷径可走，人类潜能的范围，包括主观、通情、客观都可运用于对知识的探求。
个人评论
抛开科学价值，在人生哲学方面，这些不同论点又有什么作用呢？这一点上，每个人都有阐述。我试图作一些自己的说明。
弗洛伊德使我自问：“我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吗？”使我对自己的动机提出疑问，并减少自身存在的盲目性、偏见和模式思维。“防卫机械论”的想法迷住了我。弗洛伊德将其看作下意识操纵的结果，而我相信我们总会意识到并改变自己的防卫行为。
另外，似乎“防卫机械论”的想法对应付其他人也有一定参考价值。运用在旁人身上一定要倍加小心，我也注意尽量避免这种行为。这一想法在人际关系（和群体关系）上的重要性并非说明别人的行为，而是想合理反应出那些行为。当我清楚地看到别人在进行防御时，我对它的反应趋于良性。（偶尔，这意味着避开那些不易与人相处的人。）这种认识有效防止了某种日常冲突。
虽然我相信防卫是重要的心理分析构想，但我也相信弗洛伊德的其他构想几乎没有道理。主要例证是破坏性攻击是本性这一观点。虽然有些攻击行为与本性有联系（例如，我们攻击给自己痛楚的人），我相信攻击纯属后天行为。有攻击性的人经常模仿别人的攻击行为（父母、朋友、影视英雄），正、负强化都会加强这一行为，环境因素，像高度压抑的竞争环境会加剧后天攻击。另一因素是大脑病状，大脑因遗传或受创伤造成残障，不能充分调整行为。血液成分也对攻击有作用。激素的变化直接影响攻击性行为的出现。
我看不出支持弗洛伊德本性动机理论的理由，即使我们更多谈论的是性。性行为和攻击行为一样在环境条件的控制下，所谓性驱动的力量是受到过去强化或惩罚性性经验的影响及性伴的利用、性能力丧失等的影响。这些因素较“性原动力”可以更有效地解释人类行为。
说到斯金纳，他在环境对行为的影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他的观念恐怕缺少充分全面的人类功能范围。我认为这些功能在目前还远未受到充分认识。他不仅叩开了物理社会环境对行为影响的研究之门，而且前景令人振奋。他的切入口促进了环境对遗传赋予个体的选择行为的系统研究。利用已得的资料，我们将改进自己和社会。
斯金纳显然注意到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强化。这对控制我们自己的行为意义重大，如在抚养孩子，改进教学，与人相处和其他行为方面。强化的简单性使我们容易忽略它。当我们聚焦于正负强化物的出现上，许多行为就易于理解了。而且，许多社会问题——一犯罪行为、教管失败、暴力等——也似乎因少于对积极行为的正强化或不良的迅速强化而得以遏制。
一个失去教育权利的人，其偷盗行为的成功即是得到适当强化，如果唯一的机会只是做低贱可耻的工作来挣钱，那么对偷窃的迅速强化可以控制行为。我不认为行为问题能如此简单地解释（即使斯金纳本人也不这样认为）。但有时我们也忽视了显然性。另一例子是暴力破坏行为，有暴力倾向的人只是因没有其他逃脱惩罚或反感环境的办法，这可能是正强化得出的唯一方法。
强化也关系个人。我的一生中，已观察到因强化偶然变化而引起的行为变化，有可能建立有效强化以帮助多产行为。对我而言，简便策略就会获得巨大成果，当我计划在较长时间内做大量笔记（研究或阅读）（几周，几月），我会制定计划以允许每天几小时后的强化效果。有规律的在工作数小时后停下来放松一下可以让我更好地投入工作。（许多即时的结果也有强化的作用。例如，打印的稿件，完成的任务，翻过的一页能加强写作、研究或阅读行为。无论如何，当这些冗长乏味的工作难以继续时，做其他的强化活动会有帮助。像听听音乐，看看电影，聊聊天，如没有强化出现，最终我们可能会放弃。）
以上段落列举了我为何喜欢斯金纳思想的各方面。他的想法对我极有感染力。我相信他指出了控制人行为的重大因素，包括我们自己(详见TheLegacyofB.F.Skinner，Brooks／Cole，1992)。
罗杰斯又如何呢？我读过其著作后觉得很有见地，然而，在我的印象中，他对存在于人类内心的成长、完成的强制力过于乐观。如果我们被他人无条件接受，我不确定我们就能自觉实现自我和融入社会。我倾向于斯金纳的想法，即成就、合作和其他积极行为，一旦有规律出现就必须加以强化。尽管如此，罗杰斯对人性的评论还是令人振奋的。有趣的是，经过长时间倾听和帮助陷入困境的个体，他仍然坚信人类是理性化、可信任和不断进步的。
虽然近来我对行为观念有兴趣，罗杰斯的著作帮我不断接受多样化的观念并一步步接近真理。他对于不同观念和技巧的获得，个人或科学知识必要性的分析，对我很重要。虽然我的想法与他有出入。我确实认为罗杰斯的著作在某方面令人满意。一旦读过，即变成环境历史的一部分，也许可以促使我们活得更有价值。
对于无条件积极尊重、通情和真诚中所表现出的具体行为的更清楚的分析，可以看到以人为中心的疗法与行为主义之间的联系。罗杰斯认为这样的“态度情景”可以产生非常积极的效果。如果它们能被行为专业术语准确定义（即是说，当接受和理解时，人类实际在想什么），那将是极有用的资料。它将指出在正强化下人际关系的细节，将更容易教会人们如何改善其关系。
也许对我关于对人类行为的三种理论的上述评论你有不同见解或找到其他有力的论点。无论是什么，我们的观念总是受时代所限，也将在未来加以变化。但我认为，弗洛伊德、斯金纳和罗杰斯的理论确实是人类研究的一大进步。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后记
有没有其他的心理学？
除了弗洛伊德、斯金纳和罗杰斯的思想之外，还有许多理论影响了心理学领域。例如卡尔·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阿尔弗莱德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凯伦·霍爱的社会分析理论、柯特·李温的理论、弗里茨·波尔的格式塔理论、米勒和达乐的刺激一反应学习理论、阿尔伯特·班图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以及汉斯·埃森克的符号理论。然而，与本书出现的三种理论相比，这些理论都没有得到过类似的广泛承认或应用。它们也没有取得过公众如此的注意。
如果你熟悉当代心理学的潮流，你可能会想“认知心理学怎样呢？它对这一领域不是正在产生着广泛而强有力的影响吗？”回答是“是的”。有人认为“认知理论是心理学今天最强大的力量之一”(Wade&Tavris，1990)。然而，认知心理学比精神分析、激进行为主义和人文现象学更难以定义。它的体系不如以上三种理论那样清楚，它不能被看作一组具体的、完整的假设和概念。它有众多现代诠释，许多理论、研究项目和心理治疗方法都具有认知色彩。
总的来说，认知心理学考虑的是人类思维过程和这些过程与行为交互作用的方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过程，斯金纳的激进行为主义强调环境影响，罗杰斯的人文现象学强调情感和自我概念，认知心理学则强调在解决问题、推理、决策和其他认识活动中所涉及的智力活动。对认知心理学作出贡献的人很多。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弗洛伊德、斯金纳和罗杰斯与他们的理论的关系那样被认定为是认知心理学发展中的中心人物。(为了避免误解，我必须指出弗洛伊德、斯金纳和罗杰斯并没有独自发展起倒的心理学。其他人和他们一起或独立发展起这些理论，各种理论发展工作仃继续。然而，不可否认精神分析、激进行为主义和人文主义现象学与弗洛伊斯金纳和罗杰斯有着紧密和强烈的联系。)“认知心理学还没有一个整体的理论，与其他“牌子”的心理学不同——它缺少一位被承认的发言人”(Wade&Tavris，1990)。然而，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值得特别注意（特别是考虑到它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上的影响）：阿尔伯特·艾利斯的理智—情绪行为疗法(REBT)，以前叫做理智一情绪疗法(RET)。(许多年以来阿尔伯特·艾利斯都把他的理论称为理智一情绪疗法(RET)。最近他才把它重新命名为理智一情绪行为疗法REBT)。在这个后记中，从出版物的直接引文中保留了以前的名称。)艾利斯的理智一情绪行为疗法
理智—情绪行为疗法(REBT)，目前认知和认知一行为疗法的先驱，是一个仍在发展和得到支持者的理论。它的创始人，阿尔伯特·艾利斯，曾被称为“一位美国的经典人物他对世界范围内的心理治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Freeman&Bux，1991)。REBT曾被认为是“今天西方世界最流行的理论之一”(DZurilla，1990)，1986年4月号的《美国心理学家》杂志指出艾利斯的“理论贡献对心理治疗职业有突出的影响他关于认知在心理病理学中的主要地位的理论位于临床心理学实践和研究的最前沿”。一个对800名临床和咨询心理学家的调查表明，艾利斯被心理治疗师们认为是第二名最有影响的人物（罗杰斯第一，弗洛伊德第三）(Smith，1982)。
艾利斯194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在对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不满之后，在50年代开始使用REBT。他感到应该有帮助来访者的更有效的方法。部分受到他以前对自己害怕公众讲演的恐惧的克服这一经历的影响，以及对与女性谈话和约会的恐惧的克服，他创立了一种集中面对来访者非理性和非科学信念的直接和积极的方法。于是，早期的REBT诞生了，艾利斯和其他受到他的治疗思想和方法吸引的人继续对它进行发展。
艾利斯及其同事常常用以解释理智—情绪行为疗法的一个有效方式，是讲解REBT的ABC。A是某一“事件”（例如，失去工作），B是你的“信念系统”（它可能包含理性信念、非理性信念，或两者都有），C代表“后果”（情绪上和行为上的）。痛苦的来访者经历不愉快的事件后常常持有使消极情感反应和不适应的行为更强烈的非理性信念。失去工作通常是一个不愉快的事件，会引起消极的情绪。然而，如果你还坚持非理性信念——“我再也不会得到另外一个好工作了”，“让我失业是完全不公正的”，“我一定是没有能力”，“我应该受到更好的对待”，“我不能忍受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我的将来全完了”——那么绝望、愤怒、缺陷、焦虑、抑郁等情感可能会更强烈。你于是会做出不利的行为，如不断抱怨，出现进攻的而不是果断的行为，或不去积极寻找其他工作。
REBT试图直接和积极地让来访者与他们的非理性和不科学的信念进行辩论，并代以理智的信念。例如，可以更现实地认为“寻找另一个工作将很难”，“我成为失业者之一很不幸”，或“这是一个不愉快的经历”。这些较平和的看法较少可能会与极度消极的情感状态或不恰当的行为相联。（艾利斯很崇拜公元一世纪哲学家埃比克提达斯的某些思想，这位哲学家指出事件不会使人痛苦，人们看待事件的方式才会使人痛苦。这是贯穿REBT的关键概念。）
非理智的思维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一些很明显，一些较隐藏。根据艾利斯(1987)的观点，“人类有不理智思维的生理倾向”。
虽然他承认环境影响我们思维的方式，但他认为“几乎所有的人生来就对他们重要的愿望和偏爱有着非常强烈的歪曲思维的倾向，并自我击败地将这些信念上升为教条的、绝对的应该、必须、要求、命令”。尽管有这样的观点，艾利斯的REBT是一种乐观的理论，它强调“人们有对自己的思维进行考虑的巨大的力量，他们可以使用理智和科学的方法，强烈地控制和改变情绪——只要他们确实在这样做”。
多数人对成功、舒适、接受和赞同有强烈的偏爱或愿望。根据艾利斯的观点，当这些偏爱或愿望成为应该和必须满足的绝对要求时，就会出现情感上和行为上的问题。我们不可避免地不会总是成功，不会总是舒适，我们并不总是喜欢接受或赞成。当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发生时，我们也许会从思想上接受生活是困难的事实，我们不能总是得到所要的东西，有时我们会遇到挫折。或者，我们会非理智地认为这些是我们无法容忍的糟糕的情景（把“糟糕”的情景与“我不能容忍”结合在一起的倾向），坏事情总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没用的。艾利斯色彩丰富、有时粗俗的语言强调了REBT绝对思维在情绪和行为问题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那些“必须竹和“应该”）。他曾说过手淫是好的，但“必须主义”则是不好的；(“手淫”(masturbation)一词与艾利斯发明的单词“必须主义”(musturbation)在英文上只差一个字母。艾利斯在这里利用两词的近似发音使语言更加生动。)还有，“应该主义等于狗屎主义竹（Newborn，1978），这就是说，如果你相信绝对“应该”，那么当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出现时，你就会感到连狗屎都不如。他还把非理性信念称为“狗屎信念”（Newbom，1978）。
使用REBT的心理治疗师或咨询者的工作是发现非理性信念，并帮助来访者有效地驳斥它们。认知性的辩论可以集中于与具体事件或情形相关的具体信念，也可以引导宏观的、普遍的信念系统的改变。最理想的结果是较大的哲学改变。正如艾利斯(1988)所指出的，REBT的根本是“尽快找到来访者基本的生活哲学，让他看到那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击败自己的，（然后）大幅度地改变它”(P．58)。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治疗师可以使用某种认知辩论技术，如以下几种：
1.直接指出来访者的非理性信念并与之辩论，明确揭示出它们为什么是非理性的，以理智的形式对它们重述。
2.帮助来访者客观评价他的情况，集中在持有某一信念或以某一种方式行动的优点和缺点。
3.教授停止思维和有益分心的方法。
虽然REBT主要关注于用认知方式驳斥和改变来访者的非理性信念，它也使用情绪和行为方法。情绪方法包括使用想象（例如，让来访者想象一些消极事件但不产生过度的反应）和让来访者接受他们自己或其他人都不是完美的观点（这样做的目的是降低来访者贬低自己然后感到抑郁的倾向，或降低贬低他人然后感到愤怒的倾向）。
行为方法包括布置作业，奖励作业的完成，惩罚未完成作业。例如，布置给来访者的作业可以是每周两次完成REBT自我帮助表格（Corsini，1991）。这一表格帮助来访者找出、驳斥和替换助长情感痛苦和自我击败行为的非理性信念。当作业完成后，来访者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来奖励自己；如果作业没有完成，他们就对自己给以惩罚，如做一件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其他类型的行为方法有活动任务作业（例如，让过于内向的来访者主动与陌生人进行五次谈话）和技能训练（例如，教给一位不果断的来访者怎样有效地说出自己的观点）。
除此之外，REBT治疗师还经常推荐合适的小册子、书籍和录音带给他们的来访者。还鼓励来访者参加集体治疗、练习班。
艾利斯常常指出，从内心认识劭自己的非理性信念是不够的，需要努力练习建立和保持理智。他建议说服来访者“从认知上、情感上和行为上玩命工作”(Ellis，1988)。虽然REBT的基本假设是我们的痛苦主要来自于持有非理性的信念，然而艾利斯指出(1989)“人们的自我击败情感和行为也严重地影响和创立非理性的信念”。他还说“RET认为信念、情感和行为相互作用”，“RET治疗师在使用认知、情感和行为的治疗方法方面受到了很好的训练”。总体目标是引起“深刻的哲学改变，因为RET假设除了引起态度上的重建，治疗结果将是一般的而且持续时间不长”。
虽然REBT对人类行为的工作不是纯粹认知的方法，但它对信念系统的强调将其置于影响当代认知心理学的重要力量的位置。
它提出了一个与精神分析、激进行为主义、人文主义现象学不同的观点，对思维过程和治疗方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某些行为主义的概念（如强化）及人文主义的成分（如对来访者无条件的接受，尽管他们有着非理性信念和错误行为）可以在REBT中发现。
但是，它最基本的假设和它对非理性信念直接和有力的驳斥和置换的企图（以引起来访者哲学观念的大幅度改变），将它与其他理论区别开来。
REBT作为一种心理疗法的有效性如何？对一些现有的研究进行综述后表明，来访者表现出“与未接受RET的人相比有显著的临床改善”(Prochaska&Norcross，1994);然而，没有发现REBT与其他治疗方法在有效性上有总的区别。这与对各种心理治疗的评价的结论是一致的：“研究表明心理治疗确实有帮助（在大多数情况下），但是不同的方法在有效性上没有很大的不同”(Atkinson,Smith,&Bem,1993)(这一结论适用于当不同的心理治疗用以解决各种问题时。它并不排除某些治疗对于某类问题比其他方法更有效的可能性。例如，行为疗法似乎对减轻特殊的恐惧比精神分析或来访者为中心的方法更有效。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每一种治疗方法最有效的适应症是什么，为来访者配备适合的疗法和治疗师将改善治疗的总体效率”(Atkinsonetal.，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