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消灭盘踞在华南一带的国民党军，解放广东，进而建立巩固的国防南大门，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华南分局，由叶剑英任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同时决定由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人统帅、向华南进军。
毛主席对解放华南十分重视。他几次同叶剑英谈话，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叶剑英向主席汇报了南下准备工作，提到干部缺口太大，能分配太少，“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毛主席一听笑了。他借叶剑英的比喻，也很风趣地回答说：
“‘水尾田’是‘水尾田’，但是你那里有一股泉水嘛。”
毛主席说完，两人同时笑了。叶剑英明白，“泉水”是指原华南分局、两广纵队和广大人民群众，那是革命胜利的源泉。
49年8月10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9月初到达江西赣州，其时四兵团负责人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十五兵团负责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两广纵队负责人曾生、雷经天，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也已陆续到达。
叶剑英一到赣州，立即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和有关作战、干部会议等，对领导机构组成和干部配备、解放广东的部署、接管城乡的重要政策等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解决了军事行动、战役计划、支前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9月30日开始，四兵团、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在叶剑英、陈赓的统帅下，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各自从集结地区出发，迅猛地向广东攻击前进。由于守敌拒绝和平解决方案，人民解放军决心以武力攻占广州。一路上，斩关夺隘，所向披靡。10月10日，我军推进到清源、佛冈地区。
眼看广州指日可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忽然于10月10日7时致电中央军委，要求：
“陈赓兵团即由现地（英德、韶关线）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借以增大消灭桂敌的计算”，并称“目前似应集中兵力歼灭白崇禧的兵力为主。”
林彪当时对形势及敌情的估计是：由衡宝南退之敌七军、四十八军主力共4个师，已被我四野部队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其他各军亦正回头北援，我有可能在祁阳以北歼灭白崇禧主力。韶关至广州线之敌主力正向铁路以西撤退，广州不打，敌人也要放弃。
中央军委鉴于林彪所报情况，于同日23时复电林彪、邓子恢及叶剑英、陈赓同意“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助主力聚歼白匪”，邓华兵团及两广纵队独立相机夺取广州。
林彪仍不满意“相机夺取广州”的指示。在军委复电后的第2天，即11日10时，他又向军委发出长达1000多字的电报，极力坚持他不打广州的意见。他认为，如果打下广州，在供应、财政、军事等各方面都对我军不利。继续坚持“无论祁阳以北之敌能否被歼，目前我军仍不宜攻占广东”。
叶剑英和四、十五兵团的负责同志收到军委复电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大家认为，林彪的意见是不符合敌我的双方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林彪估计广州之敌会向西往广西撤退集中，而据当时从香港等地得到的情报，敌人是打算在广州外围抵挡一阵，然后向南退入海南岛或从海上逃跑。同时，我军正高速向广州前进，战场形势对我十分有利。
如果此时四兵团丢开广州，西入广西，不仅广州一时不能攻下，到广西也会由于路程太远而赶不上，难以断敌退路。
根据这些情况，叶剑英和陈赓于11日13时直接给林彪发报，坚持四兵团先参加打下广州，再入广西的原定作战计划，以免造成“两头失当”的局面。
林彪收到叶、陈来电后，于当天21时又致电“军委并叶剑英诸同志”，仍主张暂不夺取广州。但是他也不能全然不顾叶剑英等的意见，为推卸责任，他又在电报的最后增加一句：
“但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达到歼敌目的。”这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措词，暴露了林彪的心机。
中央军委、毛泽东在全面研究了两广及云贵地区的敌我态势后，于10月12日2时和6时连续发电给林彪及叶剑英、陈赓，明确指出，根据当前情况，如果按林彪的意见，陈赓兵团入广西后，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也不能迅速解决，我军将陷入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才被迫接受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意按原计划先进攻广州。
10月1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军委、毛主席电文方针，全力夺取广州。
此后，部队不停顿向南猛进，势如破竹。14日下午六时半，胜利解放广州。随后，四兵团报告毛主席的指示，再次排除林彪的干扰，继续向南追击由广州地区逃跑的敌余汉谋残部三个兵团约四万余人，10月26日在阳江、阳春地区全歼逃敌，胜利结束了广东战役。
解放广东作战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叶剑英主持制定的战役计划的正确性。如果依照林彪的意见办，广州的解放就要推迟，敌残部四万余人就可能从海上逃跑。正是由于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同志在战役发展的关键时刻，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敢于坚持原则，直陈所见，方得以排除林彪的错误意见，保证了原作战计划的执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2 军事韬略之谜
叶剑英文韬武略，智勇兼备，素有“儒将”之称。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作为最佳“参座”，屡出奇计，巧于用兵，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此之谓邪？
2．1 北伐初露锋芒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叶剑英随军由湖南来到江西。
北伐军攻占南昌后，敌人迅速组织优势兵力进行反扑，北伐军被迫退出南昌。这时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建议，停止进攻两周，观察一下形势再打。但是第一军总指挥王柏龄不听加仑的劝告，为争夺攻占南昌的头功赶到前线，急于攻城。
叶剑英分析当时的敌我态势，认为孙传芳部据守的人数比中路军多；地形条件也于我不利，故力主不打。他向王柏龄建议：
“南昌三面环水，如果敌人断了我们的退路，进去了也出不来；我军刚退，城内局势不稳，暂不进去为好。”
王柏龄拒不采纳他的意见，孤军突进，结果孙传芳来了个两边包围，部队损失惨重，仓皇撤出，王柏龄自己也只身逃跑，险些当了俘虏。
在最后攻占南昌战役中，叶剑英和一师师长王俊援助李宗仁的第七军攻打江西武宁县昆仑山下的王家铺。
叶剑英随师到达，观察战场，看到孙传芳部下陈调元的三个师据守铺南一列高地，顽强抵抗。第七军全线向各山仰攻，很是吃力。这时，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战斗已近尾声。
叶剑英看后便向代师长王俊说：
“他们已经打了三天三夜了，我们稍加点砝码，敌人就退。”
他建议将部队主力迂回到敌人侧后去，用一小部队佯攻，命炮兵上山开炮，迫使敌人退却，在运动中歼灭之，战果必大。
王俊不听，说：
“那不行，我不能分兵！”结果将部队全部拉到山上去，刚打几枪，敌人就逃跑了。
王俊得意地喊道：
“敌人退了，我们追吧！”
看到这个不讲战略战术的打法，叶剑英气坏了，他强忍着愤怒说：
“还追个屁！等你下了山，人家已经跑到几十里路外了，什么也缴不到。”
王俊不听叶剑英的意见，在江西已打过一次败仗，这次又打了个消耗战，只缴到一个破炮筒。参战的官兵都气炸了肺。大家埋怨王俊的指挥无能，越发钦佩叶剑英的军事才干。
后来，蒋介石听到王柏龄逃跑和王俊作战无能的事，立即将王俊、叶剑英和团长薛岳叫了去，大发雷霆，骂王柏龄不是带兵人才，并要撤王俊的职。蒋介石对叶剑英的才能很欣赏，想要拉拢他为自己效力，只可惜打错了如意算盘。
2．2 “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
叶剑英不但是一位卓有远见的政治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教育家。从黄埔军校时起，他就开始了军事理论的研究和对军事人才的培训。
1932年秋，叶剑英接替刘伯承担任驻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那时，他还担任军委总参谋长、瑞金卫戍司令兼政委等要职，工作繁忙，但他仍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抓学校的建设。
叶剑英对当时的形势分析后认为：“轮训干部，培养人才，是加强红军建设、保卫胜利果实的一项战略措施，是头等大事。我们红军学校重任在肩，一定要竭力为革命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他坚持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他亲自编写教材，给学员讲课，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教学，少讲多做，组织模拟实战的野外演习等。他强调用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学以致用、平时养成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
在叶剑英精心组织领导下，红军学校出现纪律严明、刻苦学习，团结活泼的景象。第三、四期共为部队培养输送了三千多名优秀的连以上干部，为红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9，叶剑英奉中央命令参加举办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并任副主任（后改任副教育长），主任为汤恩伯（后任教育长，主任由蒋介石兼任）。
为团结抗战，叶剑英采用我党的传统办校经验来教育训练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使游干班与当时国民党其他军校相比，具有很多长处，如：较广泛地实行民主；教授法部分采用了启发式；实行“教”、“学”、“做”合一；教职员与学员生活打成一片；提倡自觉纪律；坚持做民众工作等等。
叶剑英除担任领导工作外，也从事部分教学工作。他讲解游击战和时事政治等课程，深入浅出，谈笑风生，颇受学员的欢迎。
第一期学员毕业前，叶剑英组织全体人员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获得成功，学员们敬佩不已。就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学员程兆熊在对游干班的“视察报告书”中，也不得不承认：
“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叶剑英为动员群众抗日，工作非常深入。在南岳期间曾动员衡山佛门弟子参加抗日。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同时他还利用多种机会作报告，进行演讲，传播革命火种、当时的《云南日报》曾称他具备着“我们理想中一个青年革命将领应有的农民般的诚朴，书生般的冷静和英雄般的勇敢。他的确还是一个具有天才的演说家。”他的文章“才华洋溢，脍灸一时”。
2．3 最佳“参座”
叶剑英一生中大多担当参谋长职务，智勇双全，“参座”的名声享誉中外。
1941年叶剑英从重庆奉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协助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和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叶剑英非常重视参谋部的建设，为参谋部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定期汇报情况；编辑出版《作战周报》；研究对敌斗争政策；建立情报网等。工作规范化，渠道畅通，对于保证中央、军委首长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起了重要作用。参谋部的工作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的高度评价。
43年6、7月间，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浪潮。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结了四五十万主力部队，准备进攻我边区。而当时我军主力大都在敌后抗日，留在边区的总共才四五万人。面对严重局势，叶剑英和参谋部一方面对敌人的军事部署和调动情况了解得了如指掌，及时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一方面经过分析后，他建议公开揭露国民党，作为退兵之计。
党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除从军事上调兵作好准备外，还要紧急进行政治动员，大搞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制造内战的阴谋。
7月4日，朱总司令致电胡宗南；6月，朱总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全文广播，并详细公布了敌人调兵部署。7月9日，延安数万人集会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阴谋。7月12日，毛主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把包藏祸心的国民党蒋介石鞭笞得体无完肤。
我们这一着搞得国民党十分被动。其后蒋介石、胡宗南见阴谋已败露，又遭到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难逃重新挑起内战的罪责，只好致电朱总司令，表示无进攻意。胡宗南则说：
“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国民党顽固派导演的这幕反共丑剧，就这样急急收场了。
1947年，蒋介石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把中央和军委机关一分为三。以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同各解放区的联系，统筹后方工作。三月底，中央后委转移到晋西北临县三交镇及周围的村庄。
为保证中央作战的需要，叶剑英狠抓了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军委机关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每天不仅向中央提供国内情报，后来还提供一些国际情报。
由于后委的情报做得比较及时准确，使转战陕北历时一年零五天的毛主席，对全国情况了如指掌，从而保证毛主席不仅顺利地指挥西北我军的作战，而且有效地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
除了情报工作，后委还组织作战经验介绍和组织全国党政军民各方面的通讯联络。中央的经费、物资供应及部分兵员补充等也是由后委承办的，为前委警卫部队征集了高质量的兵员。
叶剑英领导后委机关，默默无闻地担负着中央后方的保障并作了大量的参谋工作，每天都向统帅部通报敌我态势，成了中央的“耳目”，可称最佳参谋部，而这个参谋部的参谋长就是叶剑英。
2．4 挺作南天柱
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后，继续追歼向西北、西南、华南等地溃逃的国民党残敌。
为了消灭盘踞在华南一带的国民党军，解放广东，进而建立巩固的国防南大门，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华南分局，由叶剑英任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任第二书记，方方任第三书记。同时决定由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人统帅、向华南进军。
毛主席对解放华南十分重视。他几次同叶剑英谈话，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叶剑英向主席汇报了南下准备工作，提到干部缺口太大，能分配太少，“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
毛主席一听笑了。他借叶剑英的比喻，也很风趣地回答说：
“‘水尾田’是‘水尾田’，但是你那里有一股泉水嘛。”
毛主席说完，两人同时笑了。叶剑英明白，“泉水”是指原华南分局、两广纵队和广大人民群众，那是革命胜利的源泉。
49年8月10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9月初到达江西赣州，其时四兵团负责人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十五兵团负责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两广纵队负责人曾生、雷经天，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等也已陆续到达。
叶剑英一到赣州，立即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和有关作战、干部会议等，对领导机构组成和干部配备、解放广东的部署、接管城乡的重要政策等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解决了军事行动、战役计划、支前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9月30日开始，四兵团、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在叶剑英、陈赓的统帅下，按照预定作战计划，各自从集结地区出发，迅猛地向广东攻击前进。由于守敌拒绝和平解决方案，人民解放军决心以武力攻占广州。一路上，斩关夺隘，所向披靡。10月10日，我军推进到清源、佛冈地区。
眼看广州指日可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忽然于10月10日7时致电中央军委，要求：
“陈赓兵团即由现地（英德、韶关线）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借以增大消灭桂敌的计算”，并称“目前似应集中兵力歼灭白崇禧的兵力为主。”
林彪当时对形势及敌情的估计是：由衡宝南退之敌七军、四十八军主力共4个师，已被我四野部队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其他各军亦正回头北援，我有可能在祁阳以北歼灭白崇禧主力。韶关至广州线之敌主力正向铁路以西撤退，广州不打，敌人也要放弃。
中央军委鉴于林彪所报情况，于同日23时复电林彪、邓子恢及叶剑英、陈赓同意“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助主力聚歼白匪”，邓华兵团及两广纵队独立相机夺取广州。
林彪仍不满意“相机夺取广州”的指示。在军委复电后的第2天，即11日10时，他又向军委发出长达1000多字的电报，极力坚持他不打广州的意见。他认为，如果打下广州，在供应、财政、军事等各方面都对我军不利。继续坚持“无论祁阳以北之敌能否被歼，目前我军仍不宜攻占广东”。
叶剑英和四、十五兵团的负责同志收到军委复电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大家认为，林彪的意见是不符合敌我的双方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林彪估计广州之敌会向西往广西撤退集中，而据当时从香港等地得到的情报，敌人是打算在广州外围抵挡一阵，然后向南退入海南岛或从海上逃跑。同时，我军正高速向广州前进，战场形势对我十分有利。
如果此时四兵团丢开广州，西入广西，不仅广州一时不能攻下，到广西也会由于路程太远而赶不上，难以断敌退路。
根据这些情况，叶剑英和陈赓于11日13时直接给林彪发报，坚持四兵团先参加打下广州，再入广西的原定作战计划，以免造成“两头失当”的局面。
林彪收到叶、陈来电后，于当天21时又致电“军委并叶剑英诸同志”，仍主张暂不夺取广州。但是他也不能全然不顾叶剑英等的意见，为推卸责任，他又在电报的最后增加一句：
“但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达到歼敌目的。”这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措词，暴露了林彪的心机。
中央军委、毛泽东在全面研究了两广及云贵地区的敌我态势后，于10月12日2时和6时连续发电给林彪及叶剑英、陈赓，明确指出，根据当前情况，如果按林彪的意见，陈赓兵团入广西后，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也不能迅速解决，我军将陷入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才被迫接受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意按原计划先进攻广州。
10月13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华南分局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军委、毛主席电文方针，全力夺取广州。
此后，部队不停顿向南猛进，势如破竹。14日下午六时半，胜利解放广州。随后，四兵团报告毛主席的指示，再次排除林彪的干扰，继续向南追击由广州地区逃跑的敌余汉谋残部三个兵团约四万余人，10月26日在阳江、阳春地区全歼逃敌，胜利结束了广东战役。
解放广东作战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叶剑英主持制定的战役计划的正确性。如果依照林彪的意见办，广州的解放就要推迟，敌残部四万余人就可能从海上逃跑。正是由于叶剑英和两兵团负责同志在战役发展的关键时刻，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敢于坚持原则，直陈所见，方得以排除林彪的错误意见，保证了原作战计划的执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4 力挽狂澜之谜
“人生直作百岁翁，亦是万古一瞬中”。难忘的1976年，年近80高龄的叶帅，在险象环生的政局面前以他的大智大勇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然而，这场“无声战斗”究竟是怎样打响的？叶帅和他的战友是如何酝酿做出战略决策，又是怎样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一举获胜的呢？这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谜”。
4．1 大闹京西宾馆
党和人民同“四人帮”的斗争，经历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斗争过程，尤其对其最后一击，更是如同叶帅所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需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高度的斗争艺术。
1966年5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一方面要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一方面要参加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十分繁忙。虽然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有一点他非常明确：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和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稳定。因此他对稳定军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同军委副主席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共同研究起草了《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等，往中央批准后下发，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
然而，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却唯恐天下不乱，千方百计地要把军队搞乱，他们对叶剑英为稳定军队新采取的种种措施深为不满。林彪又强行发布了《至于部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此后，全国到处“踢开党委闹革命”，到处串连，形势越发难以控制。
为稳定局势，动员军队院校师生员工离京回校复课，经军委常委讨论并报毛主席批准，66年11月1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10万人大会，周总理和军委各总部领导人参加了大会，几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说：
“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
11月29日又召开了军队院校师生大会，军委几位副主席再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部队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
陈毅说：“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
叶剑英在讲话中严肃指出：
“把国防部当成敌人的堡垒来冲，把解放军战士当成敌人来打，还有哪一种错误比这更错啊！”
同一天，叶剑英针对当时掀起的“打倒刘、邓”的邪风，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邓小平在各个时期的有关照片。
叶剑英这一系列讲话和做法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林彪、江青之流又火上浇油，污蔑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邓“树碑立传”。但叶剑英对此满不在乎，他说：“大字报尽管贴，话我是要讲！”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反革命夺权后，全国形势越来越乱，并波及军委领导机关。为稳定军队，军委几位领导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1月11日经中央批准成立军委“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由陈伯达说情，林彪安排江青当了顾问、从此，她便明目张胆地干预军队事务了。
叶剑英主管军队工作，忙于“救人灭火”，他的西山住所成了老干部的临时“庇护所”。一天，叶剑英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当面同江青直言抗争，严肃地说：
“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月18日晚23时，江青、陈伯达电话通知军委“文革”的同志马上去钓鱼台，他们赶到时江青正在吃饭。江有一面吃一面质问：
“肖华封了你们什么官？”连声斥责他们：“谁要你们把贺龙抬到工人体育场大会上去讲话？”“11月两次大会讲话稿是谁起草的？”江青对军委和总政领导人的指责、怒骂，实际是对着老帅们的。叶帅听到报告后，马上关切地嘱咐肖华要提高警惕。
一场更激烈的斗争在京西宾馆展开了。
1月19日下午，叶剑英来到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军委碰头会。进门一看，徐向前、聂荣臻和总参、总政、总后、北京军区等单位的负责人都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王力等人坐在一起，正交头接耳谈论着什么。
叶剑英朝坐在长桌跟前的聂荣臻、徐向前点点头，打了招呼，便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了。他冷眼瞟了瞟江青一伙，没有说话。
会议一开始，便在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扫除“四旧”的问题上，形成了两军对垒之势。
“军队要开展‘四大’，要扫除‘四旧’！”陈伯达说。
江青嚷嚷着说：“军队要开展‘四大’，把群众发动起来！”
康生和姚文元也帮腔帮调，坚持要搞‘四大’。
老帅们对此十分生气，坚决反对。
“军队是军队，不能搞‘四大’”！聂荣臻说。
叶剑英严肃坚定地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如果稳不住，敌人入侵，怎么应付？军队搞‘四大’，没有铁的纪律，怎么能保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争论越来越激烈，斗争也越来越尖锐。这时，叶群上阵了。她公开点名批到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说他“破坏军队的文化大革命！”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陈伯达则摆出“中央文革组长”的架势，指责肖华“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资产阶级军队。”
江青进一步威胁道：
“肖华，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接见红卫兵，你敢不敢去？”
面对这种情况，老帅们心里明白，他们是想从总政打开一个缺口来搞乱军队，好乱中夺权。老帅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告诉参加会议的人说：
“没有我的命令，肖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
这一下，江青、叶群无话可说了。当天的会议暂时结束。
散会时，宣布今天会议情况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可当天晚上半夜，军队一些“造反派”不知怎么就知道了下午会议的内容，他们突然袭击，跑到山东街要抓肖华，并且抄了他的家。肖华听到动静后连忙从后门跑出，找了一辆车直奔西山叶剑英的住所。
20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徐向前主持。徐帅首先问：“谁作记录？”
葛秘书起立回答：
“我和陈秘书。”这时陈秘书也站了起来。
徐帅接着追问：“昨天会议情况谁透露出去的？”
葛秘书说：“昨天晚上，一没出门，二没向外打电话，也没接触别人，我们没有透露一个字。”
查来查去，没有什么结果。
江青就坐在叶剑英左侧，她幸灾乐祸，明知故问：“总政主任失踪了，到哪里去了？”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似乎还要追查什么责任。
叶剑英本来就对抄家抓人的做法十分愤慨这时听江青这么一说，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他站起来瞪着江青等人，厉声说道：
“肖华昨天晚上被抄家，他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说着，右手半握拳猛击桌面，盛怒之下，用力过猛，致使第五掌骨骨折。
顿时，会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全场鸦雀无声。老帅们大义凛然，正气冲天，威震鬼神。江青、叶群这伙丑类，邪不敌正、被惊吓得呆若木鸡，哑口无言，不再质问，也不敢再提抓肖华的事了。
陈伯达相当狡猾，当晚他打了个电话，请军委办公厅转到叶帅那里去，说是当天开会，他吃多了安眠药，头脑不清醒，会上讲的话全部收回，一概作废。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轰动一时的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真相。
在老帅的艰巨斗争下，“大闹京西”之后制定并颁布了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挫败了“四人帮”乱军夺权的阴谋。
4．2 “二月逆流”真相
1967年2月前后，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的严重时刻，军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捍卫党的原则，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却被诬为“二月逆流”。康生还诬蔑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
是正流，还是“逆流”？历史是公正无情的。
京西宾馆一场激烈的斗争后，几位老帅在不同的会议上，继续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
1967年2月6日，叶剑英在怀仁堂一次会议上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
“我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21日，叶剑英在怀仁堂又对“中央文革”的人说：
“请地方同志保护一下我们军队！”
徐向前说：
“你们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军队，我就不干了！”
2月14日下午三时，由周总理主持，在怀仁堂会议室召开当时主持党的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江青装病没有参加，关锋、戚本禹因通知谈经济问题，没到会）。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叶剑英对着陈伯达一伙气愤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拍前桌子接着说道：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质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
2月16日下午，继续在怀仁堂开碰头会。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副总理就痛斥张春桥在上海打击一大片、搞反革命夺权的罪行，他说：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任何一次！”
谭震林义愤填膺，穿上衣服，拿着皮包，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吗，我干不了！”“破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总理让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喊道：
“不要走，要在这里面斗争！”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康生一伙历史上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的罪行。他说：
“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
当老帅们连声痛斥残酷虐待老干部的情况时，余秋里也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能行？照这样干法下去，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愤怒谴责林彪一伙的法西斯暴行后说：
“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
李先念还批评《红旗》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后引起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这时，周总理质问康生：
“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明明在发表前看过，却当面撒谎，说：“我没看过。”
陈伯达也说：
“我也没有看。”其实，他不但看过，而且是签发人。
聂荣臻对林彪一伙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诬蔑成是什么“联动”，是保守反动分子，进行打击迫害，十分气愤。他说：“这种不教而诛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当我们这些老一代革命家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斗争时，这一伙反革命分子处于被审判的地位，他们理屈辞穷，无言可答。
这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的历史真实，实质是在党中央最高领导核心里面，周总理和“三老”、“四帅”，义正词严，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方针政策，第一次公开提出严正的批评和抗议。
怀仁堂会议刚一结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合伙整理了一个歪曲事实真相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纪录》。
晚上七点多，三人一同赶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处，由张春桥向江青报告下午会议情况。
江青听完后定调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并进一步向毛主席告状，把二月前后的这场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炮制了一个震撼全国的大冤案。紧接着，林、江一伙以开“政治局生活会议”为名，组织了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反击”。
从大反所谓“二月逆流”之后，几位开国元戎，受尽了屈辱和摧残，处于打倒和“半打倒”的状态。贺龙被扣上“二月兵变”罪名，首受其害。朱老总被诬为“旧军阀”。彭大将军“新老帐”一起算，再次被批斗。陈老总被打成“老机”、“老右”。聂帅主管科委，被“9·15”。“9·16”两大群众组织纠缠得不可开交。徐帅领导军委“文革”招来横祸，被迫靠边站。刘帅身患重病，仍不免受刁难。只有叶帅因毛泽东一再保驾，说他长征路上揭露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有功，未被明令取消中央出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职务，还能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倾的军委大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照顾一些工作。
在极其艰难复杂的境况下，叶帅忍辱负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法进行抵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机敏巧妙地进行着多种形式的斗争。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为巩固军权，稳定军队，继续坚持斗争，表现出了他超人的革命胆略。
事实证明，正是这些被诬为“二月逆流”的老一辈革命家代表了历史的主流。1971年“9·13”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集团失败后，11月14日，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此后邓小平也指出：“‘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二月正流’”。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4．3 主席尚在，不宜行动
叶剑英坚贞刚毅、冷静机智，其一生唯谨慎、大事不糊涂的气度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社会上至今还在流传着他当年与王震摆手势打哑谜的故事。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纪元第十年，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最后阶级、最后一年。
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丙辰年。按十二生肖辰属龙，故曰龙年。
在中国“龙”的传人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龙”的神话，作为一种神气通灵动物，当它高兴时，便会造福人类；而当它震怒时，便会降祸人间。
龙年并不一定都是凶年，但1976年是个“凶年”。人们传说，“四人帮”横行肆虐，上下折腾，开罪了“苍龙”，于是把巨大的实难，连连降到中国人民头上。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并没有停止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斗争。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汉。此后，叶剑英重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军队的统一稳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75后1月，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同“四人帮”夺取军权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六、七月间，他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对全军20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稳定军队和全国形势，创造了重要条件。
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76年初，龙头还未抬，大祸就降临了。
1月8日9时57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巨星殒落，山河缟素，大地哀号，整个中国在寒风和哀乐中震颤！
然而，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时，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却暗自弹冠相庆，加紧进行“批邓反右”、乱国篡权活动。这伙丧心病狂的黑帮对周恩来怀着刻骨仇恨，不仅在周恩来总理活着的时候、患病的时候，疯狂地迫害他，而且在他去世之后，仍然卑鄙地凌辱他和他的亲人。他们知道，周总理的逝世，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周恩来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不会消失。于是千万百计贬低他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总理的活动。
在举国悲痛的日子里，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两天中，“四人帮”只到北京医院应应卯，便扬长而去，急急忙忙躲进钓鱼台、加紧策划夺权的“大事”去了。
江青这几天兴致很高，每天晚上又说又笑又跳舞，几乎闹个通宵。这天晚上，四个反贼又凑在一起密谋。
“女皇”倚在大靠肯椅上，向“文臣”发泄起来：
“文元，怎么搞的？报刊、广播里还在不停地宣传那个人？”
“已经是三令五申了”，姚文元满面愁容地说，“群众情绪很反感，大面上要过得去，反正悼念一阵风就吹过去了。”
“那不行！不能叫他活着压我，死了还压我！悼念的规模声势越小越好！”江青怒不可遏。
张春桥从中解围：“死者逝矣，当务之急是要顶住活的，要盯住国务院。要把政权拿到手。悠悠万事，惟此惟大！”
江青一听，正合孤意，她说：
“现在我们眼前还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的，一个是广东的，要一个一个对付！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能让悼念活动冲击批邓大方向！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在军师的提议下，话题很快回到如何抢夺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来。几个人虽然多怀鬼胎，在急夺权位上也有“分赃不满”的矛盾，但在夺权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
讨论了半天，张春桥心里还有一块石头放不下来，他提醒几位同党：
“邓小平要继续批下去，可能是个死老虎了，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人威胁更大，不可不防！”
“谁？”
“叶剑英！”
叶剑英这个名字对于他的说来是个“不祥之物”，最为头痛。自从林彪的自我爆炸以后，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然交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居然被平反，东山再起。此人文韬武略，满腹经纶，办事稳健，德高望重，在三军之内享有很高权威和影响。“四人帮”要插手军队，篡军篡党，第一道关就是突破叶剑英。
抓军权是“四人帮”梦寐以求的大事情。正因如此，“四人帮”费尽心机，使尽手段，除了公开几次大的斗争和较量之外，不知又搞了多少“小动作”，想把叶剑英搬倒，但无奈他是个“死顽固”，软硬不吃，不肯就范。
“文化大革命”初，江青就同康生、陈伯达一伙制造了一个所谓“电台”事件，唆使人造谣说，叶剑英家里私自装了一部电台，“里通外国”。他们逼周总理下令派北京卫戍区的“技术专家”到叶帅家里彻底清查。结果什么也未“抄”出来，挨了总理的严厉批评。
于是，江青改变了策略，变“打”为“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她要秘书突然打电话给叶帅办公室，说是首长大驾光临，光顾老帅。叶剑英猜到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赶紧招呼办公室和孩子们要“让开大路，回避两厢”，只留下刚从福建“劳改”回来的小女儿“接驾”。
江青一进门，玩弄演技，提出一付十分恭敬和百倍亲热的姿态，又是问候，又是抱歉，说早就想来看望老帅。及至见了“坚壁清野”的场面和主人不冷不热的态度，心里才凉了半截。只好强作欢颜，搭讪着问：
“不是孩子们都回来了吗？今天特意来看看，怎么没见呢？”
叶帅故意介绍被劳动“惩罚”的小女儿，诉说在福建农场如何得到“首长关怀”，接受“教育改造”的。江青心里明白，这是“抗议”和“示威”。因为一年前开过“批林批孔大会，江青当众宣布，要叶帅的孩子下放劳动。
听了叶帅的介绍，江青十分尴尬，皮笑肉不笑地说：“那好嘛，劳动劳动也好嘛！”
这位“女皇”坐了一回冷板凳，心里又恨又悔，只好打道回宫了。
但是，她并没有死心，继续寻找机会讨好拉拢叶剑英。可叶帅知道她的用心，总是以各种借口加以拒绝。“四人帮”对叶帅真是既怕又恨，可又没有好办法搬掉这个篡党夺权路上的绊脚石。
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阴谋破坏而中止。而“四人帮”也加紧了其“反击右倾翻案风”、篡党夺权的步伐。
正当中国高层空间，政治风云发行聚变的严峻时刻，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个院子里，有两位七旬以上的老人正默默地对坐在沙发上。这两位老人正是叶剑英与邓小平，他们以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预感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就要来临，都在思考着这场风暴的结局与应急之策。
叶剑英望着邓小平，气愤地说：
“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要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没什么好可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罢了。我不在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2月，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华国锋的任命，对“四人帮”是当头一棍。但他们在另外一盘棋上也赢了两子，一是挡住了邓小平当总理的路，一是把叶剑英拉下马、造谣他“生病”不能理政，由陈锡联负责主持军委工作。
对于叶剑英的被“挂职”，“四人帮”弹冠相庆，发出一阵阵冷笑，加紧进行“批邓反右”、乱党篡权的活动。
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之后，去叶帅家里“探病”者络绎不绝，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都在关心国家和军队的命运。鬼蜮欲横行，九天有霹雳。霹雳一声，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怒斥“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四·五”运动虽然被“四人帮”疯狂镇压了，但它却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厄运在向中国挑战。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余悲还在，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又逝世了。紧接着是旷古未有的唐山大地震的灾难临头。
“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哀。”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气焰下，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而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
“四五”运动过后，天气转暖，北京的节气虽然还没有进入盛夏，但是叶剑英元帅却从城里后海移住西山。
叶帅来到西山并没有住在游览胜地，而是在中央军委另外开辟的一块军事“禁区”，住在十五号楼内。这次说是进山“休息”，实则是躲着“四人帮”，绕开“政治漩涡”，要在这时静静地酝酿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养晦韬光”，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残阳如血。在夕阳彩霞映照下的弯弯曲曲的西山古道上，一辆“大红旗”正向山间急驶而上。
车里坐着谁呢？
啊！王震将军。
“胡子来了，欢迎；欢迎！”
“胡子”将军来见叶帅，不用通报。见面之后，还同往常一样，总是深深一鞠躬，标准的九十度大礼。
“这几天外面的形势怎么样？”叶剑英因为“生病”在家，总喜欢打听。
“那还用问，天安门的事大家不服。干部和群众恨死那几个上海帮了。非常气愤！”王震快人快语。
“可是，那几个人是毛主席点将的啊？”叶剑英心里也恨，只是碍着毛主席，觉得难办。
“他们才不听毛主席的呢！主席的病被他们气得越来越重！”王震愤愤地说：“这几个人已经大失党心，表尽人心，不可救药了。”
叶剑英听了，也有同感，但并没有作声。
王震是个直性子、早已耐不住了。有句话，他早问了，但事关重大，不便轻易启齿。今天觉得是时候了，不能再拖，于是把想了很久、一直闷在肚里的话一下子倒了出来：“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还是不动声色。停了一会儿，只见他做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王震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叶剑英又向他点了点头。
王震想了想，终于猜明白了：大拇指是比喻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
王震明白了，心里踏实了。他反过来提醒：
“对！还是叶帅想得深，这样大事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搞一锤子买卖！”
这一次打哑谜的谈话到此结束。
过几天，王震又来了。
这一次，一向不多说话的叶剑英先开了腔。他谨慎地提出问题：
“胡子，你说说看，在毛主席身边办事的，有你的熟人吗？”
王震想了想，说到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汪东兴，是过去的老熟人。
叶剑英想到汪东兴眼下所处的重要地位，当时他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身兼中央警卫部队的政委等，掌握着中央警卫部队，又是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个值班人中最重要的一个。想到这，叶帅又问王震：
“你和他的关系如何？”
“过去很熟，现在还过得去。”
“那太好了！”叶剑英叮嘱说：“你同他要多来往，保持联系，要随时可以同他讲上话！”
王震领会了其中的含义，很爽快地答应了。
叶剑英还请王震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说：“我听叶帅的，就帮老帅的‘联络参谋’吗！”
凡叶帅交待的，王震都一一照办。他多次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和聂、徐两位老帅那里去联络，还找汪东兴个别交谈，嘱咐他要保护好几位老同志，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有关情况他及时向叶帅汇报。叶剑英很满意这位“联络参谋”。
聂荣臻打听到叶帅早已上了西山，找个借口也上山“避暑”来了。住在叶帅西边的一号楼。
两位老帅会面后，推心置腹，深入探讨对付“四人帮”的良策。谈到机密处，为防“隔墙有耳”，他们打开收音机，又放开水龙头，借音乐与流水的合奏曲来干扰“窃听器”的耳目。
“这几个东西闹腾的不得了，一定得设法解决。”聂老总几乎是贴着叶帅的耳朵，小声地说。
“是的。主席还在，他多次说过要解决，要耐心等待。”叶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主席病成那样，顾不及了。那几个东西现在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所欲为，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出来的。”
“我们个人的事小，最要紧的是军队！军权无论如何不能落到他们手中！”
“所以，不能再让他们横行霸道了。要防患于未然，先发制人。尤其是那个自称吕后的人，迟早要‘闹事’的，不可不防！”聂总提醒道。
叶帅担忧地说：“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主席决心未下定，暂时还不好办啊！”
身在深山，心在山外。叶剑英冷静地观察江青一伙的动向及事态的发展。同政治局李先念、韦国清等人保持联系，还利用机会，主动接触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牢牢地为党和国家掌握着军权。他坚持利用尚未被正式免职、未完全丧失军队指挥权的身份，继续与陈锡联和三总部的一些重要机关取得联系，与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一些靠得住的领导同志保持密切联系，保证随时可以通话，随时可以下达命令。因此，对于“四人帮”反军乱军的企图，他能及时采取各种方式加以扼制，使伟大长城任凭内吹浪打，岿然不动，稳如泰山。
4．4 惊心动魄大决战
龙年的厄运继续在向中国人民挑战。
9月8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折腾中，病情笃重，再次进入弥留状态。
连日来，政治局委员们守候在毛泽东的卧室，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为望老人家，准备最后诀别。
叶剑英走过来了。这时，意识仍然清醒的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试图活动指挥不灵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旧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
叶剑英霍地站起来立即返回到病房前：“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他凝神贯注，准备聆听最后遗教。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呼吸急促，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叶剑英又急又悲。他的心情十分沉痛，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叶剑英离开病房不久，毛泽东的意识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9月9日零时1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早就觊觎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四人帮”一伙，认为时机已到，加紧了其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的夺权目标，首先瞄准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
9月9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主席的治丧问题。“四人帮”一唱三和，肆意打扰会议议程，叫嚷“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江青不等华国锋说完，就插话说：
“我建议政治局立即宣布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
叶剑英怒不可遏，但还是尽量克制。他说：
“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他望望大家，继续严肃地说：
“毛主席不在了，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
华国锋表示赞同，他沉痛地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在一起，渡过这个困难时期！”
会场上纷纷表示赞许华国锋、叶剑英的意见。见此情景，“四人帮”也只好表示同意。
但是，“四人帮”并未收敛。会后他们又密谋策划，抓紧行动。王洪文在中南海紫光阁架起十七部电话，让秘书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大小事情要向他们汇报请示，夺取中央对各省、市的领导权。姚文元则开动宣传机器，大造反革命舆论。
9月12日上午10点多，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示。
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李瑞山接”同一时间，在9月11晚和12日上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接到了米士奇的电话。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立即与华国锋直通电话，问他是怎么回事？华国锋大为震惊，当即问叶剑英，叶也不知此事。他们决定以中央名义通知各地，澄清事非，并发出通知：
发生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
这一招不灵，“四人帮”还有一招。他们大搞特务活动，收集情报，“上书劝进”，企图把江青推上党中央主席的交椅。
作贼心虚。“四人帮”在毛泽东逝世后，更加迫不及待地盗骗主席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材料。江青不但亲自出发，还派毛远新每天到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那里，软磨硬泡，索要毛泽东的手稿，甚至要保密柜的钥匙。为达到目的，送钱送物，特意请张玉凤到钓鱼台吃饭。张玉凤很为难，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不愿意给。
叶剑英知道此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拼命抢夺文件无非有两个卑鄙目的：一是心虚，怕那些有涉及他们历史的反革命的东西；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弹。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汪东兴、严肃地说：
“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机密的大事。”
汪东兴照办了。他通知张玉凤封存了文件，并追回了被江青等人骗去“借阅”的两份文件。
面对“四人帮”的横行肆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天灾人祸带来的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党和军队中的许多老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叶剑英身上。在邓小平被“四人帮”打倒，且受到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在华国锋地位仍不稳固的情况下，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正是众望所归。
叶剑英经过认真、慎重的考虑，觉得打倒“四人帮”这场斗争，是一场严肃、复杂的政治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需要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统一思想。而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同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统一思想。
基于这种考虑，从主席病重时开始，叶帅就主动接近华国锋，华国锋有时也去看望叶帅。叶帅从多方面了解和帮助华国锋。从交谈中，叶帅察觉华国锋对“四人帮”的做法表示反感，也正考虑如何处置他们，只是还有些顾虑，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英雄所见略同”。老一辈革命家虽然各在一方，但思想是共鸣的，他们团结一心，决不让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
邓小平、陈云、聂荣臻、李先念、邓颖超等老革命家和许多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找过叶剑英交谈。
这一天，陈云也来到了西山，他见面第一句就问：“这个局势怎么办啦？”
叶剑英谈了当前的形势和困难，说：
“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有许多工作要做，时间又紧迫，不容许拖延了。”
陈云也有同感：“是啊！斗争的确很复杂，主席刚刚去世，弯子很难转啊！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震动要小一些。。”
“剑英，现在只有你的身份是‘半合法’，究竟怎么办，大主意靠你来拿。我相信你会解决好的。”陈云告别时说的这番话，使叶剑英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人们也许不会想到，美丽的西山，这个避暑胜地，如今竟成了铲除“四人帮”的秘密联络站和“指挥部”。
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交谈中发现他正为“四人帮”的困忧苦恼着。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有时开不下去，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叶帅点出了题目。
“是啊！可是主席刚刚去世，善后工作还没做完。”
叶剑英单刀直入，进一步揭露江青一伙近期的阴谋活动，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团结大家同他们斗争，担负起领导这切斗争的责任。
华国锋听了叶帅的一番话深受感动，坦诚地说：
“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
打通了华国锋这一关，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想到还有一个人的工作要继续做。此人就是对华国锋甚至对政治局都有很大影响的汪东兴，特别是他与中央警卫部队的关系，使他在即将进行的这场决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带着一堆问号到中南海找汪东兴。像开始同华国锋交谈一样，从试探转到正题。
出乎意料的是，汪东兴表示得很爽快：“我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
原来，汪东兴早有思想准备，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早在主席病重期间，有一次，胡乔木来找汪东兴，问他知不知道江青在大寨讲了什么？上海的《学习与批判》里边的文章透露了有人有野心。胡乔木放低声音，出主意说：“张春桥闹腾得很厉害，先把他抓起来。”汪东兴也有同感，暗示说，只搞一个人不行。其后，还有些人向他提过类似建议，出谋划策。所以，这次听叶帅一讲，他就明确表了态。
“东兴，这可是一着险棋，你要认真考虑一下。”叶帅又作叮嘱。
“叶副主席，这件事我考虑过，关系非常重大，要从长计议，范围不要大，要绝对保密。”汪东兴说出自己的想法。
“是的，要做得周密，万无一失地去办。”
叶剑英和汪东兴几乎同时说出了这句话。这是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一个前奏曲。
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在不断恶化。“四人帮”变得越来越疯狂了。一方面，他们利用控制的“第二武装”，南北串连，招兵买马，发放抢弹，抢占地盘，加紧进行反革命暴乱的准备；另一方面，他们大闹政治局，公开摊牌，进行“逼宫”9月19日，毛泽东追悼大会的第二天，江青就首先发难。
她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像这样的怪事，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已经司空见惯。在这次不是法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常委会”上，江青一伙对保存主席遗体并没有兴趣，不想参加讨论，只是一味胡搅蛮缠，要把主席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
华国锋和汪东兴坚持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文件大战”并未收兵，他们发动的夺权“战争”并不只在一处进行。
毛泽东逝世后，连日来，“四人帮”的步步进逼，特别是在封存文件和处理遗体等问题上无理纠缠，连连发难，弄得华国锋寝食不安，他感到“四人帮”的反党气焰越来越凶，不能一再忍让，是进行反击的时候了。
9月21日晚，华国锋驱车来到李先念处。
华国锋进到室内，还没有坐下，就急急忙忙打招呼，后面有人盯梢，只能呆一会儿。他概要地谈起最近一个时期“四人帮”抢班夺权的猖狂活动和自己的困难处境，说：
“看来，我们同他们之间的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李先念也正地为此事深感忧虑。
华国锋想到在这个时候，他出面去找叶帅不大方便，便请李先念代表他去。
“先念同志，还是请你上西山上一趟，转告叶帅，就说我的意见，务必请他想个办法解决。”
李先念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欲话说，无巧不成书。就在华国锋找李先念，要他向叶帅传话的几乎同一时间，聂荣臻元帅找来杨成武，也要他传话给叶帅。
聂帅说：“要有所警惕：这几个东西是一伙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止他们先下手。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9月21日，是粉碎“四人帮”斗争史上很值得记载的一天。这不只是因为这一天发生“文件大战”，党中央政治局取得了胜利，更有意的是几位重要决策人之间进行了紧张的秘密“串连”。他们最终要去的一个地方是西山，最终要找的一个人是叶帅。
阴谋家的嗅觉往往是很灵敏的。“四人帮”为了监视叶剑英的行动，经过秘密策划，决定派刚从上海回京的王洪文再度住进西山。王洪文选择了靠近十五号楼东南几十米的二十五号楼，在这里可以窥视上山过往人的行路，观察十五号楼的动静。
现在，这个无赖竟充当“猎犬”钻进西山，伏在叶帅的身旁。叶剑英探知来意，告诉警卫参谋“马头”说：“你给我盯着一点儿！”
王洪文住下以后，没有休息，就来“看望”叶剑英了。
“马头”出于礼貌，出来迎接他走进客厅。
“叶副主席，我一住下，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您，向您报到。”
王洪文自毛泽东逝世以后，改变了过去“剑英同志”的称呼。
叶帅虽然对这个趾高气扬的新贵报为厌恶，但想到正好可以借此摸一摸对手的底细，就不动声色与他周旋起来。
“上海的形势怎么样？”
“很好。”王洪文支吾了几句，显然是在应付，两眼贼溜溜地乱转，他看到写字台上一摞线装书，移开了话题：
“叶副主席这么大年纪了，还是这样用功，有时还下山走走吧？”
“老了，不济事了。最近很少走动，在研究西山呢！”
王洪文没有听出话里有话，反而说：
“是呀！叶副主席年事已高，身体欠安，比不得我们年轻人了，有些活动可以不参加了。让我们替您干吧！”
他竟然如此露骨，如此狂妄？
叶帅从心里觉得事情不能再拖了。但是，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来收拾“四人帮”？元帅心里还未定盘子。他对“眼镜”、“三点水”等人一个一个翻来倒过去掂量。根据几个人不同的情况，设想了各种不同的办法，既想过“一起解决”，也想过“个别处置”；既想过采取紧急措施，从“隔离审查”到公然逮捕；也想过采取过渡办法，把他们分别调离中央，到外省，再视情况慢慢处理。最后倾向于还是“一网打尽”。
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过了两天，杨成武要下山，临走前来见叶帅。元帅微笑着说：
“你转告聂总，先念来过了。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他又叫王震即刻到陈云那里请教。
陈云沉思良久，缓慢地说：“也只好如此了。紧接着又补充一句：“下不为例！”并再三嘱咐，请叶帅快下决心，以稳妥为上策。
“四人帮”又在酝酿发动新的“夺权战役”。
9月29日，这个“战役”是在大闹政治局的喧嚣中打响。
“四人帮”打出江青旗号，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就是让她当中央主席。他们的无理取闹，理所当然地遭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和否决。
“四人帮”一看第一炮没有打响，又横生枝节，要让毛远新留在北京，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四人帮”强词夺理，大放厥词，大闹政治局，围攻华国锋。华国锋终于看穿了他们的一连串诡计，再也不能退让，决定最后摊牌了。他坚定地说：
“会议开到这里，不能再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回辽宁去，这里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最后他说：“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立起身来，宣布散会。
9月29日这次会议是“四人帮”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四人帮”围绕夺权与反夺权问题，又一次公开教量。“四人帮”的阴谋又一次大暴露，并且遭到了挫败。中国共产党的最多层组织又一次显示了它不可战胜的内在力量。
“黑云压城城欲摧”，“四人帮”的政变夺权步伐更加快了。
他们跑到清华大学、北京平谷县等地，大造反革命舆论，煽动说：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打倒？”
并说10月7、8、9日有“特大喜讯”，要人们“把胶卷留下，等特大喜讯时再照”。
上海的商店里，大红纸被争购一空，准备庆祝“特大喜讯”。“四人帮”的干将公然地对反对他们的人说：“9号以后再代你们算帐！”
10月4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头版抛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声称，一切修正主义的头子绝没有好下场！很显然，他们把叶剑英和华国锋当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这实际是公开发出了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信号。
叶剑英得到这些危险的消息，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察觉到：“四人帮”夺权已迫在眉睫，解决他们的问题已刻不容缓了。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来到华国锋的家里，叶剑英催促这位主要领导人，时间要往前赶：
“国锋同志，看来事态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
“是啊，原来设想还有几天，恐怕来不及了。”
经过紧急磋商、反复研究，果断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按原先设想的方案，提前采取行动。
当天晚上，叶剑英又赶到汪东兴家里，扼要谈了同华国锋商定的大计，征求他的意见，并商量具体落实计划。
汪东兴高兴地说：“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他汇报了掌握的动态和3841部队的情况，满怀信心地表示：
“情况我熟悉一些，具体的事情应该由我来做，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做好！”
10月6日晚八时，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在中南海怀仁堂、亲临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进行了隔离审查。为了让不是常委的姚文元参加，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被带去候审。江青也在她的住处中南海万字廊201号被抓起来。在行动过程中，由于部署周密，指挥果断，没有响一枪，没有留一滴血，在很短的时间内，不可一世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就被彻底粉碎了。
从此，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