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有爹啊？”周恩来痛哭失声：“呜吗……你们搞封锁，我父亲死三天你们不通知我一声，他是我父亲！呜呜，不敬父母，不忠不孝，那算什么共产党员？啊！”
“恩来同志，唉，大家是为了你的身体。”董必武弯着腰，俯身小声解释：“大家怕影响你的伤口啊……”
“我也不是你们通知我，我就活不了啦！呜呜，他是我父亲，没有父亲有我吗？这是人之常情么……”
“大家也是好心，”董必武难过地摇摇头，“我们考虑不周。恩来呀，你就不要上火了。”
周恩来抹着眼泪，抬起头：“国民党本来就攻击我们没人情，不尊祖上，六亲不认，你们还敢封锁我。整整封锁我三天！”
“我们考虑不周，都是我们考虑不周。”董必武连连自责，周恩来的哭声减弱一些。董必武趁机进一步解释：“恩来呀，决定你动手术，主席很关心，专门给我们打来电报，你看么，‘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电报打给我，叫我加以注意，我得完成主席的嘱托啊，不能不考虑你的身体情况啊。主席说不痊愈不应出院，我怎么办？我也难哪，考虑来考虑去，现在看来考虑得还是不周到。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请你原谅。主席还嘱托‘出院亦须节劳多休息’，叫我加以注意。恩来同志，节哀吧，注意身体，这是主席的要求和嘱托，也是大家的希望……”
四次痛哭（5）
周恩来流着泪看过毛泽东的电报，在董必武的劝说下渐渐止住痛哭，依然流着泪问：“我父亲的遗体呢？”
“保留着。”董必武赶紧点头，“天气太热，弄冰困难，我们在山上搭了个棚子，遗体停放在山上。”
周恩来从地上站起身，一边擦泪，一边走到桌前，拿笔拿纸，略想想，泪水又涌得多流得急了。他用衣袖用力擦一下泪，开始挥笔疾书，嘴唇紧闭，受到极大委屈似地嘟着，很快写下几行大字，交我说：“马上给主席发电。”
我送电文时，看了那内容。显然，周恩来的悲痛还需要排遣。他不好继续对大家发火，也不想再多批评，毛泽东主席便成了他唯一能诉说委屈和悲痛的人。
“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文发出，很快便接到毛泽东的复电慰问：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周恩来当天即拖着未曾痊愈的病体，上山为父亲守灵。他戴着黑纱，迈着沉重的步子登上山，南方局和18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许多同志跟随在后。来到停尸的席棚前，周恩来站住脚，深深地三鞠躬，而后默哀。
尸体盖着白布，四周围熏着香火和艾蒿，因为天热，用冰极困难，所以用了这种土法来护尸驱味。
周恩来走到尸体前，自己揭开白布，最后瞻仰了父亲的遗容，再次三鞠躬，然后就在灵前坐下来。没人能劝他回去休息，也没人敢劝他离开。他守灵一夜，第二天仍然不肯回去稍息，一直守到下午起灵。
工作人员用担架将尸体抬下山，放在马车上，送往小龙坎。我们在那里买了块墓地，办事处的人死了都埋在那里，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以及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被国民党兵打死的李少石同志等20多人，先后都葬在了那里。
周老太爷落葬时，周恩来填了第一锹土，然后大家才开始帮忙填土。堆起坟后，又是周恩来堆最后一锹土，仔细将坟头拍实修理整齐。
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向父亲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泪花迷离的两眼中，流出深深的忆念和哀痛……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二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的4月8日。
送走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后，我跟随周恩来回到上清寺他的办公室。当时我们*代表团已经搬到了上清寺，这也是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
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叶挺将军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出狱。本来周恩来劝他多休息几天，另乘飞机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他的女儿小杨眉。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
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口停下步。送别战友时的笑容还残留在唇际，但他的两眼却显露出某种怅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来，那或许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官”给人带来了隐隐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长而清寂的走廊里前后扫了一扫，眼皮一眨，叹声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顺走廊一划，像以往一样，由于手臂的残疾，挥手间肩膀和身体跟着动，显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扫过几个屋门：“小杨眉就在我们屋里穿来穿去……邓发和乔冠华昨天还在我那屋里打打闹闹呢。”
四次痛哭（6）
他感慨着摇摇头，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他一生乘飞机履险十来次，却仍然酷爱乘飞机，原因就一个：快。他的时间太宝贵。正因为遇险多，所以，自己爱坐飞机却不大放心战友们乘坐飞机。比如建国后他就不主张毛主席坐飞机，比如身边同志坐飞机他就始终有些提心吊胆。
这次也一样，他无法安心看文件。拿起放下，放下又拿起，强看过几页又蓦地扬起头，听到什么响动似的，继而把文件推到一边，起身围绕办公桌转过来绕过去地踏步。
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有些类似“恨别鸟惊心”的情况。秘书陈浩走进来时，他敏感地一颤，站住脚问：“延安来电了吗？”
“没有。”陈浩摇摇头，“飞机没有这么快，还没到呢。”
“噢，还没到。”周恩来看看腕上的表，“还要过半个钟点多呢。”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李佩芝的担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几分。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便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
不安的情绪流动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头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情绪。
正处于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可以说，周恩来那时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国民党蒋介石搞破坏。记得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双十协定尚未签署，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便准备奉命回国。周恩来听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驱车去找赫尔利，见面便严肃提出：“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毛主席接出来了，你就必须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现在的协议还没签字，你就要走，这是不行的。你这个时候定将失信于天下人！”当时，蒋介石确有加害毛泽东的打算，尽管他还顾虑重重，不得不考虑人心及国际舆论和影响而未敢轻举妄动，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前，又派张治中去甘肃省当省主席。在我们看来，只有赫尔利和张治中这两个“保人”调离重庆，他才好有作为。周恩来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当时他那种紧张、担心、焦急更甚于现在的等候飞机消息，他闻讯后立刻去拜访张治中。他明白，飞机上只要有赫尔利和张治中两个“保人”，蒋介石的阴谋就无法施为。他情绪激烈地对张治中说：“文伯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则我们是不答应的！”之后，周恩来又去拜访蒋介石，态度坚决强硬地提出同样要求。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和政治影响，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终于安全地飞回了延安。
现在，周恩来又不能不为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担心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未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
周恩来开始出于责任和所处位置，还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着，以镇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绪，讲着小杨眉的活泼可爱和邓发的豪迈热烈。后来，他看过几次手表便渐渐沉默下去，话越来越少，终于再不敢提小杨眉了……
四次痛哭（7）
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延安紧张查找。
周恩来和李佩芝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陈浩每进来一次，他们便急切地朝她望去。无须语言，一望之后便又垂下头，那神色明显是没消息。他们的脸色已不再是焦急，换上了一种阴郁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气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声喃喃。现在我才理解，当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到各地时，地面的同志是什么心情；一次又一次改变航线或转换降落机场，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一样吗？
我们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机场，现在也早该联系上了。谁都意识到出事了，但是谁都不说，大家不肯放弃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
但是，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来了！
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毛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息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我近在咫尺地站在周恩来身边，纪律使我不能偷看那电文，我只能从周恩来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读”内容。我看到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嗦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地，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我明白，他想抑制住泪水，独个儿承受那种痛楚。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一点一点绞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他张开了嘴，以便让壅塞的喉咙畅通一些，但眼角又开始闪烁，痛楚在他的心头一点一点绞紧，绞出来那颗晶莹的泪珠，然后又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无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于是，我们都垂下头，默默地跟着流泪。
李佩芝最先哭出了声。眼泪在她胸口中已然蓄积了许久，终于急骤地流淌出来，她放声大哭。哭声对悲痛到极点的人是有益的，可以减轻那种哀伤的重压。先是女同志们，接着是更多的同志，都随着哭出了声。
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出了声。那是一种不忘领导责任又无法完全压抑住的沉重的抽泣声，一边将食指弯曲着拭抹颊上的泪水。
“若飞同志……”周恩来从胸腔里发出一声颤抖的呼唤，马上又窒住声息，憋了很久，苍白的脸已经重新胀红起来，那哭声、诉说声才再次急泄地涌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两架、两架飞机……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对不住同志啊……”
其实，周恩来是劝说过叶挺带小杨眉另乘飞机，只是没有坚持到底罢了。他一生总是严于责己，出了什么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责任做自我批评。老同志们一道议论时，都说周恩来是做工作最多，做自我批评也最多的人。
“叶挺……将军，邓、邓发同志……昨天他还和乔冠华他们有说有笑……”周恩来泣不成声地呼唤战友的名字，“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四次痛哭（8）
“周副主席——”李佩芝朝着周恩来哭喊一声，双手重新捂脸，哭声更痛更哀。
周恩来泪流满面，并不用手去捂，只是偶尔将食指弯曲着擦拭一下，继续边哭边诉，像是自言自语，像是诉说给我们听，又像是冥冥之中有一个不公平的神灵，周恩来责怪他对人们命运的安排竟如此残酷：“小杨眉昨天还，还在我屋里跑进跑出，她才多大，那么，那么好的孩子，可是，可是……”周恩来说不下去了，肩头起伏，两眼红红地朝我们大家张望，任凭泪水流淌，抽泣着抱怨：“我没想到，你、你们为啥……为啥也不提个醒，啊？哪怕、哪怕分乘两架飞机，也、也可以减少损失，你们为啥也没提个醒啊……”
我难过愧疚地垂下了头。我想起几星期前跟随周恩来从西安飞重庆，过秦岭遇险的情景。天生丽质，美丽无比的小杨眉那一次吓哭了，周恩来马上将自己的伞让给了她。这一次飞机遇难，活泼可爱的小杨眉是怎样的一种惊恐痛苦？我简直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直到46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颤，哀伤欲泪。
许多领导同志一边流泪一边互相劝说节哀，派几位女同志照顾劝慰李佩芝，其他人开始准备善后事宜。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一天，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大家如此悲痛，一方面是怀念战友，另方面还有一种情绪。由于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国民党暗杀行动相当普遍，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空难是国民党预谋的一次政治暗杀行动。周恩来虽然万分悲痛，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调查了解，他对我们说，不应该妄猜是政治暗杀。他举出我们过秦岭遇险的例子，说美国飞行员都是认真负责的，不会那么做。这次的不幸事件，实事求是讲是一次偶然发生的空难，是因为天气骤变，飞机不幸撞在了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三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10月28日。他的这一次痛哭，有个过程，是国共谈判以来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的总爆发，是在付出巨大心血和牺牲之后，谈判终于破裂时爆发出来的。
周恩来本是个笑口常开，“宰相肚里能行船”的人物，并且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开怀大笑时，常常是双手抱臂，把头向后仰去，笑声响亮，热情洋溢。建国后这种时候很多，留下的“镜头”也多。但是在1945年到1947年，我一次也没见过他这样笑，反而多次见到他悲痛落泪。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等将领率部队主力奋起反抗，分两路向西突出重围，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从那天起，周恩来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冷峻严厉。他在致电*中央时作出判断：“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对第三方面的*人士也加紧*。7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15日又暗杀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战士的连遭暗害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我目睹他“脸色苍白，热泪流淌”，就连叶剑英也表示，周恩来所表现出的极大悲痛“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跟随周恩来去见马歇尔时，周恩来曾义愤填膺地说：“国民党用武力来打*，双方还可以对打，我们*有武装。民盟并无武力，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而不用，却采用了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人士，这已是无耻到家的法西斯作风，我愤慨得无话可说……”
四次痛哭（9）
周恩来讲到这里，眼圈红了，湿漉漉地闪着光，却忍住没有叫泪水流出。
隔了几天，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因受刺激过深，突患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去看望，周恩来握住陶行知还未完全僵硬的手时，眼里又溢满泪水，强忍住没流下来，哽咽道：“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
到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并下令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周恩来致电*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
紧张的撤离疏散工作开始了。但是第三方面的*党派有不少人仍对和平抱一线希望，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劝周恩来去南京最后争取和平的希望。周恩来为了争取*党派，让事实教育第三方面的人，在痛斥国民党蒋介石之后，还是来到南京作最后的和谈努力。
就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向各*党派许愿封官。这种形势下，有的*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诱惑，办了糊涂事。
10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未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久，他刚同*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记得当时谈得热烈真诚，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漱溟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我记得很清楚，周恩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一下子就迸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
四次痛哭（10）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周恩来做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得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迸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说到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周恩来哭得更悲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颤。因为周恩来与*人士交往，历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像这样激烈地发泄情绪确实是绝无仅有。在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时，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种激烈的情绪在眼里，在嘴角，在手势上交织而现：
“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它斗，它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绝大部分都是够朋友的。蒋介石搞的伪国大，虽然推迟四天才召开，仍然没能拿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参加，中国*同盟主席张澜也发表谈话：“民盟决不参加一*大。”最后，国民党搞的“国大”，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事还得从周恩来与陈云一道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讲起。
历史上，有几次在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不能为毛泽东所接受，反而挨了批。他虽然有看法，但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团结和中央的统一，总是委屈自己，做出检查。当时听知情者讲，周恩来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因为有人提出个高指标，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心切，对高指标很欣赏。周恩来不同意，说必须讲平衡。
毛泽东对这个高指标比喻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
周恩来在会议之后找毛泽东谈观点。他说：“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呢。”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泼冷水，就是不要发展生产的高速度，因此在会上会下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不许再这样提，再这样提就是右倾。
四次痛哭（11）
于是，周恩来也会上会下地多次作检查。
那天，周恩来把他的理论秘书范若愚找去了，请他帮助写检查。范若愚从周恩来那里回来后，脸色很沉重。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周恩来对他谈了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事。总理心里很难过，有几次谈到伤心处，眼里都含了泪。
周恩来躲不开，他是总理，而且必须配合毛泽东搞工作，为大局为团结，他只能作检讨。党内公认总理的组织观念最强，从不犯自由主义。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没听到过他背后议论哪位同志的缺点，总是讲这个人有什么什么长处，那个人如何如何好，有什么什么贡献。对于缺点错误，他坚持当面提或公开讲。这次为了“反冒进”而挨批评的事，他也一样不议论不提别人有什么“错误”，只谈自己的“错误”，谈自己的担心和苦恼，找认识上的差距，设法跟上毛主席的想法。
范若愚帮总理写检查，认识“问题”，总理没多久又不让他帮了，说要自己写。
后来我们才听说，毛泽东讲了话：“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毛泽东是想让总理自己动手，以便真正“提高”认识。
那天，我见总理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工作袖套，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那份写检查的稿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变化；两道浓眉毛庄严沉重地横直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夹，三秒钟一夹，始终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稿纸上无字胜有字，我从那目光的明灭闪烁之中，读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悯；有愿望有不解，有决心又有痛苦……
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决心了什么，右手的笔落到纸上。可是，笔尖触到纸上的刹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玷污了的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蓦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沁出，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
总理好难哟！我心里酸酸地想，眼圈也湿润了。我悄无声息地退出总理办公室。我事后也感奇怪，总理这一次“哭”，仅是眼圈一湿便合上了眼，始终无声无息，但使我受到的震撼却如此经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泪。而且，随着时间越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越客观全面时，这种感觉也就越强烈。现在，有的人对历史上某些事情感觉不好理解时，我第一句话总是说：总理好难哟。我相信，历史和人民最终都能正确理解这一点。
邓大姐有自己的原则，从不插手总理的工作，看到总理犯难，她只在办公室的门外转来转去，不好劝，不好帮，甚至也不好进那个办公室的门。后来她忍不住，就给范若愚打了一个电话。她不知毛主席让周总理自己动手写检查的情况，在电话里说：“总理那么难，你就忍心丢下他走呀？”
范若愚一脸难色地说：“大姐，不是我要走，是总理要自己写。”
四次痛哭（12）
“他现在写不下去呢。”邓大姐着急担心地说，“他很难过，你帮帮他嘛。”
范若愚又匆匆赶到总理那边去。可是，他到底没帮上总理的忙。周恩来还是坚持自己动手写了检查。
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天灾人祸，国家终于陷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紧蹙，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
民政部的同志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这时，我发现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着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了胸襟上。
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簌簌声。于是，我心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会场传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
到了“*”，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眼泪。
那是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五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年才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俐俐，住到我家里来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悄无声息地流出眼角。
“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所有这几次无声的哭，都带了青石般的隐忍，有多少说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无奈在其中呵！
这种苦涩的泪，他只能默默吞进自己的肚子里。我明白，对于总理来说，这才是最痛的痛哭。
这一章结束时，我想附带再讲几句。
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已。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止。毛泽东请长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
总理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发现癌症，住院，手术，战友同志来看望，谈过去，谈现在，谈未来，话题是工作也罢，生活也罢，他从没流过一次泪。
总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终服侍在他身边，那情景在最后一章将详细介绍。在那最后的三四年间，我没见他流一滴泪，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深沉、镇定、庄重。
病重而难以下床之后，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叶帅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总理都是打起最后一点精神，说说笑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身体，那气氛总给人一种身体很好，快要病愈出院的感觉。
只要客人一走，总理就会一头躺倒，头冒冷汗，再无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说一句话。
我亲眼看到，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抹眼泪。他们在总理面前不流泪，打起精神说话，还可以笑，但一出门就哭。他们彼此都是强压悲哀，安慰对方，怕影响对方情绪。那种感人心魄的战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啕大哭。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
特别是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总理昏迷时可以被允许进来默默看一看，出门后，好几个放声大哭，一头昏倒在地。不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是难以理解那种情，那种痛。
然而，我们的总理始终没流一滴泪，直至默默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
五次发脾气（1）
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足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激烈，都不能叫做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身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
我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及*，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怕”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跳舞。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50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雳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总理去得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10点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春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色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胀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耻，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况下，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到总理的变色变态，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五次发脾气（2）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
总理的脸色由红渐渐转苍白，他的感情从羞耻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利地朝那位干部扫射，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未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脱离舞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高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衣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高低，不分衣物高档低档干净不干净，全堆一起。总理在门口站住脚，看卫士取大衣。卫士手忙脚乱，翻出总理的大衣，往出拿时，把压在上面的别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衣交给总理时，胸脯正在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毛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屁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激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的衣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默默地低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一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那个别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右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五次发脾气（3）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像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用*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头，老天爷也不敢下雨。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临。
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办理过这类“救驾”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高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想北京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许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位的美，*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一样高雅，参加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高岗可以直呼：“哎，高大麻子！”高岗听着很亲切。总理如果这样叫，高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高洁文雅，如果要求高岗也高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高岗了。倒是逗几句粗话来得本色。若走到这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高岗的性格中有着粗犷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五次发脾气（4）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们感慨“山高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中央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冷淡下来。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闹得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份，总理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身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高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总理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50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怕”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高尚、纯洁、正直，对人充满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做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出一篇文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身边，才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五次发脾气（5）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问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这是做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情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入”了，声音放开，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五次发脾气（6）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激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未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于斗争性，所以信任感很强，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性刚性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不轻，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总理，刚进西花厅前院已经开始对见到的工作人员喃喃道：“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看来陈老总心里很有些不安，这对他是少见的。
但他毕竟是元帅，是敢作敢当的痛快人。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干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陈毅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子，和总理私交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脚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车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站到办公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脸色苍白，站立不住，泄气地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地敲了三声桌子：“这是不允许的！”
五次发脾气（7）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色已经变白，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梗挺直，好像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绷紧，站得更加笔直。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爱惜的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声色俱厉，声音很大：“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总理以新的激烈的势头讲。他的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像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着陈毅，目光和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干部更不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近的身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姐闹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脱离接触，过那么几小时，双方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轮番跟他打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错，总理发点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到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五次发脾气（8）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也在总理身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走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嘀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以总理只要脸色一阴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兴奋过度，所以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睡觉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有松懈。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如说“×××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荡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做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身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相当熟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领导人长征来访。越南领导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美援越无偿援助了200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满意，每次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五次发脾气（9）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白，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么。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色、脑子里还缺根弦。总理那么使眼色，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毛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毛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色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
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毛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激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白，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内。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诉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
“哎哟我的妈呀！”科长顿足，叫苦不迭，指着那个女服务员差点没哭：“看着数你长得精神，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征！他的名字叫长征，是越南的领导人！”
服务员一怔，脸色变白，继而羞愧无地自容，勉强喃喃：“我、我看他跟中国人一样，个子不高，不起眼……”
“你真是岂有此理……”科长也说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这次发脾气，是两件事凑一起了。跟长征谈得不好，又遇这么个傻乎乎的服务员。不过，像以往一样，送走长征之后，周恩来又返回来招集服务人员：“你们这里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吱声。
“刚才我态度不够好，请你们原谅。”总理语气已经变柔和，“但是我还要批评你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先宾后主，先女后男，讲了又讲，为什么还会出现今天这样大的差错？你们对这件事要有个认识提高，今后再发生此类事，这是不允许的！”
一句“这是不允许的”，便说明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性。服务人员为此专门开了检讨会。
我跟随总理日久，难免遇上他向我发脾气。有时发得很厉害，其中一次闹了好长时间才过去。
西花厅这个名字好听，其实是座古老迟暮的旧宅，条件差，阴暗、潮湿、陈旧，具体情况在后面的关于总理衣食住行一章里交待。
五次发脾气（10）
由于地面潮湿，墙脚常出现一层水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国家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知道。”我应着，心里自有主张。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心里琢磨，中央首长里最忙的就是周总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实不全，上面没有说世界谁最忙，谁做工作最多，没说谁睡眠最少，要是有这几条，我们的周总理肯定创世界之最。可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我若不改变改变这个环境，那可不只是对不起周总理，首先是对不起全国人民。有朝一日人民会指着我鼻子责问的……
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了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脱离泥土，防止返潮，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一块潮湿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里不隔亮；窗子缝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他又不许别人帮他洗澡，都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洗，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账。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高兴。算过账，心里踏实了。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这点“基本建设”对我们泱泱大国的总理说来，简直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我去接站，没提修房子的事，想让总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觉。总理有时不乏“孩子气”，环境换新往往能使人产生一种新鲜新奇的孩童般的惊讶和欣喜。
下车后，我紧随总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过前院，临进门时，我忽然又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万一……
五次发脾气（11）
没容我想清那个“万一”，总理已经跨进门坎一只脚。只跨进一只脚，便怔怔地立住了。让总理“惊讶”、“新奇”之目的从那神情的一怔说明已经达到了，但是接下来的会是欣喜还是发生我所担心的“万一”？
糟了，总理的浓眉毛倏忽间已经蹙起来，眼睛眯细，目光闪闪，寒冷锐利，像机枪射手捕捉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彩粉刷过的屋顶墙壁。我近在咫尺地听到他的呼吸转粗重，脸孔变成通红，鼻翼由于内心的恼火而张大，牙齿气哼哼地咬紧，在腮上突起一道肉棱……他没有马上讲话发表意见，跨入门坎的一只脚慢慢地、滞重地抽了回来。这种来势不妙的勃然发作之前的沉默逼迫得我朝一边退步，本能地想躲开总理一点距离……
可是，还没退出一步，我就被一声喝叫定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两脚牢牢地粘在地上一动不会动。
“何秘书！”
“到。”我条件反射一样应声：“总理……”
总理直到这时才转脸望住我。他的眼睛睁出有力的线条明确的棱角，只有气愤时才会是这样的眼睛这样地望人。我不敢正视这双眼，更不敢马上躲开这双眼，有点慌慌地手足失措。总理的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你花了多少钱？”
“房子太旧，潮湿，夜里你办公……”
“问你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不多。”
“你还想花多少？”
“有些东西是仓库里存货，积压也是积压，放着也是放着……”
“你也是老同志了，啊，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还很穷，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总理抿了抿嘴唇，猛然提高声音：“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我赶紧揽过责任。
“她知道不知道？”
“她也不在，她不知道。”这种时候我不能“出卖”邓大姐或其他任何同志，最好的选择就是独自承招全部责任。“你腿不好，年龄大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气愤时爱讲的三句口头语，这次一口气说了两句，看来气得不轻。“你要作检查！”
“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打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擅自作主了……”
“不要你解释，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总理做个严厉的手势，我马上闭了嘴。一着慌怎么忘了呢？总理发脾气时是不能辩解的，越辩越惹他生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劲地检查错误。
“总理，是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还穷，人民生活还不富余……您先进屋休息吧，我回头再写出详细的检讨，从思想深处挖根源……”
“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总理气愤地将手用力一摆，表示断不能接受，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您赔不起。”我小声喃喃。总理和大姐的钱是由我掌握，他们的全部存款不满两千元。“这房子，终归还是公家的……”
周恩来剜我一眼，伸手指向房间里，扫来扫去地大声下令：“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否则我不进！”
总理看来是气坏了。他没像以往那样发过脾气后再讲几句柔和的话来缓解一下气氛。这一次他发过火，回身就走。我是无法出面劝了，其他工作人员追上去劝，远远地只听他边走急步边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五次发脾气（12）
事情闹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花厅名声在外，总理不回家还叫什么西花厅？钓鱼台5号楼是总理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他就临时住进了那里。我连连写检查，无法使总理消气。我急，邓大姐急，同志们都着急。便想起一个人，纷纷去找陈毅同志。陈老总与总理私交紧密，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又能来点幽默，半认真半玩笑地去说几句，一定能劝总理消消气，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回到西花厅来。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一句话说得大家放宽了心。他还拍拍垂头丧气的我，鼓励说：“何秘书，不过分，你关心总理做得对，没有什么铺张浪费。”
我嘴上不敢多言，心里真想喊陈老总万岁。
陈毅元帅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我们也信心十足等周恩来回家。周恩来刚去天津视察回来，仍临时住在钓鱼台。陈老总去了，没把总理劝回家，反而被总理拉着带到了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
不仅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大会小会逢会就讲，就作检讨。几乎国务院的干部全知道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那些日子我好难熬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当我再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听到周恩来就这个问题的反复检讨时，我忽然有所理解了。
“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作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终于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震动了，都以为我们把西花厅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就不止是震动，而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书记的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为自己营建“安乐窝”？
我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大道理说尽了，索性说点心里话。我在检查中难过地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检查交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里，我伤心地垂下头。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叹。这声叹息是充满了感情，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泛酸，不禁热泪哽咽。我听到总理的声音，那是兄弟之间，甚至是父子之间谈心才会有的亲切、坦诚的声音：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哪，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五次发脾气（13）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最后，再讲一种独具特色的周恩来发脾气。这是将不满用一种特殊办法表达出来，给你一个“教训”。至今老人们议论起来，都忍俊不禁笑出声，就像看聪明正直的孩子搞的令人开心的恶作剧。
50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尼队，也是3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慌慌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看，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高级将领：“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飞机，看着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
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夏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多，也全明白，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抬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政府首脑举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间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迷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度，不露声色，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
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像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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