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上海关我们屁事！”张啸林大吼起来。
“卢永祥的部下来送信，要我们三人做好保护工作。”杜月笙说。
“凭什么要我们保护？”张啸林又大声嚷起来。他这一晌正和奉系打得火热，哪里还有心思管皖系的闲事。
“徐树铮的公馆在大英地界，又不是在我们的地盘上，保护他不方便。”黄老板也想推托。
“卢督军和何将军，历来和我们的交情不错，如今人家落难之中，派人来请托，也是对我们的信任，如若我们推托不管，于情于理都讲不通。再说，谁又敢保证皖系不会重新得势呢！”
杜月笙这最后一句话，点到了黄老板的死穴。黄老板向来处事谨慎，自然哪一方都不愿得罪。于是赶紧附和：
“是这个道理。”
“保护的事不生问题，我会请大英地界的朋友关照。”杜月笙说着，看了张啸林一眼，“这个事体就算雪里送炭吧，人在江湖，多一些义气总是好的。”
“好好好，听你的！”张啸林只好表态。
徐树铮到达上海那日，从日本启航的“大洋丸”刚刚抵达吴淞口，黄老板、杜月笙和张啸林便乘一艘小火轮前去迎接。在官方欢迎人士出现之前，提前登上大轮船与徐专使会合。
码头上人群麇集，官方为了敷衍段祺瑞，只好做做样子，派官员前来欢迎。报馆记者更是闻风而动，早早赶过来抢新闻，还有许多市民也跑来看热闹。杜月笙安排的保镖，此刻便混在嘈杂的人群中。
大洋丸徐徐驶近码头，徐专使穿一袭西装，满面春风地出现在甲板上，身边站着黄老板、杜月笙、张啸林。这是一个极难得的场面，这个场面无疑是一个信号：上海滩青帮三大亨保护徐树铮，任何人都休想对徐树铮下手！
毫无疑问，这个信号在上海滩起到了震慑作用。
徐树铮下了轮船，登上三大亨备好的专车，在三大亨的陪同下，前往英租界南洋路。
徐树铮在南洋路九号住下后，杜月笙派出的“小八股党”以及众多手下，日夜轮班守护，并随时充当保镖，在徐树铮外出时躲在暗处加以保护……
此间，徐树铮公开参加了上海“各民众团体”举行的欢迎大会。自命为“五省联帅”的直系孙传芳，在得知徐树铮返沪的消息后，故意“因事耽搁”，晚一步从南京赶来迎接徐专使。于是，第二天上海“各民众团体”举行的欢迎大会，便成为“隆重欢迎徐专使与孙馨帅”的欢迎大会。孙传芳大号“馨远”，故称“孙馨帅”。
随后，孙传芳与徐树铮一起赴南通，拜访德高望重的东南耆老——南通状元、中国第一任实业总长张謇。从南通返回后已经是12月初，12月19日，徐树铮乘“顺天轮”离开上海，前往北平面晋见段祺瑞。
直到徐树铮上船后，杜月笙的保护工作方始结束，好在风平浪静，善始善终。
徐树铮于24日到达北平，与段祺瑞见面那一刻，两人对面跪拜，抱头痛哭，然后共商讨敌大计。也是徐树铮性急，也是由于他回国后未曾出事而放松了警惕，住了5天就想离开北平南下。段祺瑞和皖系人物都劝他等些时日再走，他执意不肯，一意孤行，结果于30日在廊坊火车站，被冯玉祥的部下拖下车来枪毙。
杜月笙闻讯欷歔不已，皖系彻底无望了，段祺瑞这个傀儡执政，彻底成为了张作霖与冯玉祥手中的工具。不过，徐树铮之死，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三大亨的实力：在上海滩，没有三大亨办不到的事！更进一步讲，没有杜月笙办不到的事！
对退位总统，杜月笙也曾倾力保护。
1923年6月13日，被直系军阀捧上台的总统黎元洪，又被直系军阀赶下台来。直系大将王怀庆干脆派兵“请”他直接上火车离京。黎元洪捏住大小15颗总统印信，携带姨太太黎本危，仓皇逃出北平。途经杨村时，被当初声泪俱下、坚请黎元洪复职的王承斌武装扣押，强行取走总统印信。黎元洪先赴天津，几经努力复位，由于得不到枪杆子支持，只好作罢，遂黯然南下上海。
当时皖系卢永祥势力占据上海，黎元洪便想和皖、奉合作，借助皖系实力派卢永祥的力量，在上海组织政府。
黎元洪到达上海之前，已通过他的驻沪代表与黄老板、杜月笙、张啸林联络，明确此行进驻法租界，迎接、护卫、居停等等一切听凭三大亨安排。
时逢黄老板刚刚解决“临城劫车案”返回，正被露兰春私奔之事搞得焦头烂额，忽然得到黎元洪驻沪代表的秘密通知，心情更加烦乱，只好喊来杜月笙、张啸林一道商议。
“迎接退位总统，照理说是天大的好事，是人家抬举我们。可我这一晌后院失火，还不晓得怎么样收拾残局，你们说这个事体怎么办好？”
“好办。”杜月笙说，“居停就在杜美路26号，我派人收拾一下。保护的事我和顾嘉棠他们负责。”
“哦？”黄老板疑惑地看着杜月笙，仿佛他说的太简单了。
“具体细节我会再考虑。”杜月笙赶紧补充。
“好！”黄老板还是不放心，又叮嘱道，“最重要的，一是要保证安全，二是要照顾好黎总统的饮食起居。”
“我晓得。”
杜月笙说的杜美路26号，就是前不久新购置的一幢美轮美奂的小洋楼，庭院里水木清华，优雅别致。他随后雇工人将楼里楼外修葺一新，配置了全套家具。
黎元洪抵达上海，黄老板、杜月笙、张啸林，以及作为保镖的“小八股党”悉数出动，前往车站迎接和护卫。当天由黄老板做东，准备了豪华宴席，为黎元洪和黎本危接风洗尘。
黎元洪入住杜美路26号后，杜月笙亲自率领他的“小八股党”以及众手下，轮流值班，日夜守卫。如今的“小八股党”已非当日吴下阿蒙，个个有钱有势。他们也如同杜月笙，仗义疏财，广交朋友，每人手下都有一班精兵强将。这一支精锐部队保护退位总统，自是万无一失。杜月笙本人更是带着几个随身保镖，与黎元洪、黎本危同进同出，寸步不离。
黄、杜的盛情款待，使黎元洪不胜感激。由于黄老板与黎元洪身高体型相仿，黎元洪赠送黄老板一套崭新的陆军上将制服。黄老板如获至宝，心情好的时候，就一一穿戴起来，迈着八字官步，大摇大摆地走进会客室，在私交甚好的友人面前展示。黎本危送给黄金荣的礼物，是一套名贵的鸦片烟具，连同花盘，全部纯银镶钻。黄老板拿在手里把玩再三，赞不绝口。
黎元洪在杜美路26号住了三个月，虽然由于英、法租界以及江浙士绅为维护自身利益，反对黎元洪在上海地区从事任何“足以引起军事行动”的政治活动，黎元洪不得不离开上海，但他对杜月笙留下了深刻印象。
临行前，黎元洪特地定制十枚纯金奖牌，分别赠给杜月笙的手下。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更是特地题写一幅对联，赠给杜月笙，以彰显他的慷慨好客，群贤毕集。对联云：
春申门下三千客，
小杜城南尺五天。
上联写战国时期春申君，仗义疏财，交游广阔，以门下食客多达三千而著称；下联指唐朝京城长安南郊的杜曲地方，此地盛唐时为贵族住宅地。因簪缨世胄，门第高贵，大有去天五尺的显赫气势。以此典故暗喻杜月笙犹有如春申君仗义疏财，朋友、门生遍天下；杜公馆门庭若市，气派非凡。
这等于送给杜月笙一块金字招牌。杜月笙如获至宝，特地请来高手，将此对联篆刻为黑底金字，悬挂在会客室两楹。后来搬到华格臬路杜公馆，这一副悬挂会客室两楹的对联与公馆门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可谓相映生辉。
杜、张起豪宅
杜月笙自立门户后的种种表现，特别是长袖善舞，在军阀政客各色人等中的左右逢源，让惜钱如命、作风老派的黄老板深感自愧不如，心里难免有些失落与妒忌。但杜月笙终究是为黄门增了辉，也为黄门弟子带来了利益，更为黄门徒子徒孙撑起了一把保护伞。黄老板明白，杜月笙越是势头难挡，越是要拉住他，拉紧他，让他服服帖帖归依在黄门之下。
于是，黄老板对杜月笙比以往更加关心，常常嘘寒问暖。
“你现在场面大了，钧培里的房子是不是转悠不开了？”乘杜月笙前来探访，黄老板关心地问。
“我正为这个事体头疼呢。”
当时杜月笙有三处住宅，除了钧培里的杜公馆，还在民国里分别为二太太陈帼英和三太太孙佩豪租了住宅。但四五年下来，陈氏、孙氏连生贵子，杜氏人丁旺盛，佣人更是一批批的招进。加上杜月笙交游渐广，弄堂房子再大，终究显得窄巴，不够派头。
“你该造一幢像点样的房子了。”黄老板体贴地说。
“是的，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地皮。”杜月笙皱着眉说。
“我在华格皋路有一块地，足有两亩，你要觉得合适，就送给你造房子吧。”
杜月笙一听，非常高兴。华格臬路在大世界附近，与跑马厅也仅隔两条街，地点适中，交通便利。在两亩地上盖一幢深宅大院，自是闹中取静，气派非凡。
杜月笙谢过黄老板，高高兴兴返回杜公馆，适逢张啸林来访，见杜月笙如此高兴，开口便问：
“莫不是捡到金元宝了？”
“算你猜中。”
“哦？”张啸林来了精神，赶紧凑过来问，“快说说，啥好事，有没有兄弟的份。”
“金荣哥把华格臬路两亩空地送给我造房子，你说是不是白白捡个金元宝。”
“两亩空地？好极好极！”张啸林历来直肠子，也不管他与黄老板交情够不够，也不管杜月笙愿不愿意，开口便说，“那么大一块地皮，我们何不一人造一幢，两幢房子连在一起，以后来往也就方便了。”
杜月笙一听，心里不免犹豫。两亩地造一幢深宅大院，必是够风光，够派头。要是两家造两幢，自然空间就小了，气势也就小了。但张啸林已经说出口，自己怎能驳回，何况张啸林又是他最要好的兄弟。
“好，就按啸林哥的意思办。”
杜月笙答应了张啸林，只好又去禀告黄老板。黄老板一听，心里老大不高兴。一来他和张啸林的关系远不如和杜月笙走得近，二来他从没想过要送张啸林这样一笔厚礼。可事到如今，整个让他无话可说。
“送都送了，说别的还有啥用？”尽管如此，黄金荣仍不免抱怨，“本想让你场面大些，这倒好，还是一个紧巴巴。”
话虽这么说，两亩地上造两幢洋房，终究还是宽房大院。
接下来，华格臬路大兴土木。两亩地皮，杜月笙和张啸林一家一半。两幢洋房，一式的格局，相同的工料。分别为三层楼，一楼一侧设有三间华屋，分别为会客室、账房间、文书写字间。另一侧分别为古董间、大烟间、会客室、起居室与卧房。二楼、三楼分别为太太、少爷、小姐们的起居室、卧房。
两幢洋房中间隔一道砖墙，砖墙中开一扇小门，两家往来只走小门。
1925年春天，两幢洋房同时落成，杜家、张家同时搬进新居。
杜月笙的三房太太，原配沈月英住在一楼正房，往来朋友都称她为“前楼太太”，二太太陈帼英住二楼，称她为“二楼太太”，三太太孙佩豪住三楼，称她为“三楼太太”。
三房太太当时有六个孩子，全是儿子。早前沈月英曾生育一个女儿，但不幸夭折。沈月英只有长子维藩一个孩子。“二楼太太”陈夫人生了老二维垣、老五维翰、老六维宁。“三楼太太”孙夫人生了老三维屏和老四维新。
而前楼、二楼和三楼，仿佛每层楼各成一个单位，自有其大司务、下手、听差、娘姨、小厮和ㄚ头，三位夫人另有男女佣人四五名，每位少爷拥有佣人三四名。
杜公馆有九部汽车，每部车子备有司机和助手各一名。其中一辆牌照为“七七七七”的雪佛兰轿车是杜月笙的专车，杜月笙的司机是无锡人，名为钟锡良。
杜月笙的贴身保镖，原是“小八股党”诸人，后来“小八股党”发达了，个个自立门户，都成了有身家的大老板，杜月笙便经朋友介绍，另外找了三名保镖。这三人都是彪形大汉，其中陆桂才是东北人，以枪法精确而著称，只要一枪在手，一人可以抵挡三五十人。另一位张文辉来自山东，枪法、技击也都了不起，并擅长武术、柔道与西洋拳。还有一位广东籍的陈继藩，以身手矫捷、出手迅速而闻名。
三位保镖和一位司机，跟随杜月笙数十年，风里雨里，无往不胜。杜月笙对待他们，人前自是摆着一副尊严，人后则是家人父子般的感情。杜月笙在三大亨中，向来以“会做人”著称，这也是身边诸人甘愿死心塌地跟随他的原因。
杜月笙的三位年长一点的少爷，另有三名罗宋保镖护卫。所谓罗宋，是俄国人Russian的言译，其实就是指大鼻子俄国人。当时有三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老大维藩、老二维垣、老三维屏，都在大东门的育才学校读书，后来杜月笙自己创办了正始中学，三个少爷便就读于自家学堂。三位少爷上学，除有专门的汽车负责接送外，这三位荷枪实弹的罗宋保镖寸步不离。
其中有个保镖叫康士坦·铁诺夫（ConstainTeelov），杜公馆的人叫着别扭，于是称他为“江苏省济南府”。“江苏省济南府”是一个爱读书的白俄青年，平时喜欢读读写写，不仅俄文流利，英文、中文说起来也十分流畅，和杜公馆上下人等，相处都十分融洽。尤其保护三位少爷，更是尽职尽责，能做到“眼不离人，枪不离身”。杜维藩三兄弟要去孵混堂，一进混堂便要泡大汤。“江苏省济南府”陪同下水，身上一丝不挂，唯独带着手枪。
杜月笙由于自幼失学，对子女的学业要求特别严格。他自家虽然闯出了一番天地，特别是他后来“脱胎换骨”，成为了现代实业家、社会名流与地方领袖，但他的白相人出身，始终是他讳莫如深的一块心病。所以，他要他的子女一定要出身高贵，一定要学有所成，起码要成为留学海外的归国博士，成为名实相符的“长衫”、“白领”阶级。所以，他除了舍不得让长子维藩远离膝下，老二维垣很早便送到美国留学。老三维屏、老四维新，在读中学的时候，就让他们的母亲孙夫人陪同，远赴英国伦敦读书。
杜月笙不仅对自己的儿女在学业上要求严格，对隔壁张啸林的公子也是如此。
张啸林娶了四位太太，却只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张法尧。搬到华格臬路的时候，杜月笙自家的孩子还小，便整天和张啸林念叨让他好好培养这棵独苗苗。
“我自家不识几个字，啸林哥你读过几年书，可也是半途而废。对下一代，要给他们创造最好的条件，让他们读出个名堂来。”
“大不了留洋读书，还能要啥样？”张啸林大大咧咧地说。
“你舍得让法尧离开吗？”杜月笙开始用激将法。
“舍得，咋不舍得？”
“好，要留洋就尽早。”杜月笙分析说，“法尧自小聪明，送出去定会学有所成。”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就把这事定下来了。就在搬进华格臬路新居的当年，在杜月笙的撺掇下，张啸林果然给张法尧买来船票，乘大邮轮赴巴黎留学去了。
但出乎杜月笙的意料，张法尧打小娇生惯养，花钱大手惯了。一旦没有管束，手里有多少钱都不够花了，每每钱一到便信手挥霍，没几日便花个精光。一封封电报发回来，都是：要钱！要钱！要钱！
当时张法尧在巴黎购买的豪华轿车，比中国派驻法国公使的座驾都高档。顾维钧博士任法国公使期间，曾多次向张法尧借用豪华轿车。
张法尧无休止的要钱，气得张啸林每每跳脚大骂“妈×个×”。有一天张啸林气极了，穿过两家中间的小门，到杜月笙这边来讨办法。
“如果把法尧的太太也送到巴黎去，对法尧或许有个约束，对他也有个照顾。”杜月笙想想说。
“也许这法子行。”
张啸林考虑了一下，尽管没有把握，几天后还是买张船票把儿媳妇送到了巴黎。
哪曾想，儿媳这一去，张法尧更有了要钱的理由。小张太太不懂法文，首先要请个家庭教师教法语；两个人在巴黎建立小家庭，需要租房购置各种生活用品，这又是一笔很可观的开支；接着是每个月大笔的生活费开支……要钱的电报信函雪片般飞来，张啸林肺都气炸了。
“妈×个×！”张啸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我只当没养这个儿子，以后一只洋钿都不给！”
张啸林说到做到，以后无论张法尧发来多少电函，他都置之不理了。
杜月笙见此情况，总不能让张法尧的学业中断。历来杜张不分家，既然张啸林不再管，杜月笙只好接过来，继续给张法尧汇钱，前后一共汇了40多万法郎。
张法尧1925年赴法读书，到1933年秋回国，夫妇俩在法国快活了七八年。回国之前，张法尧写信给杜家爷叔，说他已经读完了法学博士，即将荣归故里。
张啸林听说儿子终于学出了名堂，早就忘了儿子的种种不是，欢喜得一跳老高。
“月笙，多亏了你，不然这孩子又跟他老子一样，半途而废了。”
“只要学成就好！”杜月笙嘴上这么说，心里不免忐忑，就凭张法尧的挥霍与贪玩，真的学出了名堂吗？
张法尧夫妇乘坐的豪华邮轮抵达上海，张啸林和杜月笙乘一只小火轮，开到吴淞口外去迎接。小两口不愧是留洋归来，张口闭口都是洋文。回到华格臬路张公馆，亲朋好友争相为小两口接风洗尘，一轮接风宴过后，又是一轮答谢宴，张啸林一直忙了半个多月才消停下来，然后穿过小门来到杜公馆。
“月笙，法尧是留法的法学博士，你说安排个啥营生好？”
“我也想过这个事情。”杜月笙分析说，“凭我和许世英委员长的交情，请他把法尧推荐给蒋主席，请蒋主席给安排个营生应该不成问题。”
“好，好，当然好！”张啸林高兴地双手一拍。
许世英是民国政府赈济委员会的委员长，杜月笙在长江发生水灾后，组织劝募救济基金的活动中与许世英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借着这层关系，杜月笙专诚拜访许世英，希望他能将张法尧推介给蒋主席，请蒋主席安排个理想的位置。
许世英果然应允，并带着张法尧前往南京晋见蒋介石。
在许世英的大力推介下，蒋介石破格接见了张法尧，并随口提出几个问题，想看看这位法学博士的学问是否高深。不料，张法尧竟然张口结舌，回答不出一个问题。
南京归来，张啸林憋着一肚子火来找杜月笙，埋怨蒋介石不给情面，忽视了法学博士的真才实学。杜月笙已知其中缘由，但又不便对张啸林明说。此时杜月笙已经跻身金融工商界，为了让张法尧施展才能，他在自己拥有的机构里，给张法尧安排了十几个要职，都是给杜月笙自家当副手。但令他失望的是，张法尧根本看不起这些职位，没有到任何一家机构里上过班。
张法尧在家无事可做，张啸林对他不免又烦躁起来，一看他不成器的样子就破口大骂。张法尧只好又来找杜家爷叔。
“杜家叔叔，你给我安排个律师的角色吧。”
“做律师？”那天杜月笙正在会客室吃茶，一听这话心里不免来气，“有那么多重要事体等你去做，怎么又想当律师呢？”
“那些个事体我做不来。你弄个律师事务所，找几个帮办我来管管就行了。”张法尧嘻皮笑脸地说，“我本来就是个马浪荡嘛！”
当时杜维藩就站在旁边，他清清楚楚看到，他父亲脸色骤变。
虽然杜张不分家，但出钱出力的事体好办，替人家管教孩子的事体不好做。杜月笙当时没再说什么，很快给张法尧办了个律师事务所。但从此后再也不过问张法尧的任何事情。
张法尧果然当起了甩手掌柜，招揽了不少有才学的“帮办”，大小案子一律由“帮办”代办，他自家从不出庭，整天躲在大烟间里，和太太一起吸食鸦片。
后来张啸林下水做了汉奸，被保镖一枪打死，张法尧夫妇依旧安安稳稳地躺在烟榻上。早些年杜月笙和张啸林开过一爿“临记香蠋店”，这爿小店就成了张法尧夫妇黑白二粮的来源。抗战胜利后，小店被封闭，张法尧就把华格臬路的房子卖掉，和太太搬进了亭子间。维持几年后，鸦片烟换成了海洛因、白面。再后来，张法尧那个大烟鬼的尸体出现在弄堂里。
张法尧的四个孩子，两儿两女，都先后进天主教堂，做了修士、修女。
张啸林对子女教育上的失误，杜月笙历来引以为戒。所以当他的老三维屏、四子维新将去英国留学的时候，杜月笙特地安排他们的母亲孙夫人前往照顾、管教。
文角色进杜府
1925年搬进华格臬路新居的时候，杜月笙38岁，几爿赌公司生意兴隆，烟土买卖做得一顺百顺，仅是三鑫公司派定的“公费”，每月便可收入现大洋一万元，加上其他种种收益，更可能十倍于此。此时正是他烟赌两业的鼎盛时期，加上他交游广阔，军界政界路路通吃，青帮第一大亨的牌子已经在上海滩叫得响亮。
但是，杜月笙不同于黄老板和张啸林的是，他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他深知自己的影响主要还是在黑社会中，社会名流、知识阶层虽有往来，但他们从内心里对“白相人”是多有鄙夷的。因此，要想在上海滩真正做番“事业”，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白相人”身份，必须接近士人，与他们交朋友，让他们为我所用，特别要利用乃至控制一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才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价。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杜月笙开始附庸风雅。他首先从着装上入手，以从外观上改变人们对他的印象。
旧上海的流氓白相人，包括像黄老板这样的大头子在内，穿的是黑拷绸短打，一襟中分，单排密扣。卷着袖，露出胳膊上的“刺青”，敞着怀，露出胸前悬挂的金怀表链，表链越粗，身价越高。金表链在左胸绕个半圆圈，表链末端系以西洋打簧金挂表，塞入衣袋。此外，手指上大多戴一枚耀眼的金刚钻戒指。如果少了这三样，似乎就是很寒酸了。
作为白相人，杜月笙也不例外，他甚至别出心裁，在右手腕上刺了一只蓝靛的小小铁锚，将衣袖向上一卷，那只小小蓝锚赫然在目。他佩戴的那只火油金刚钻戒，重四克拉半，寒光熠熠，耀眼夺目。
有一次杜月笙和张啸林出席一个宴会，见纷至沓来的全是达官贵人，个个高冠峨服，衣冠楚楚。他环顾左右，除了他和张啸林，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白相人。他当时觉得特别自卑，坐在那里混身不自在。这时候有人提议请他讲几句话，这让他越发感到窘迫，正想站起来推辞，张啸林在一边着急了。
“月笙你倒是讲不讲啊，大家都等着呢？”张啸林说着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神色有点不对劲，就哈哈一笑说，“好，还是我来讲吧。”
杜月笙一听，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在张啸林大放厥词的时候，他悄悄打量那些出身高贵、有才学、有教养的绅士，忽然发现一个大问题——所有在座的人，除了他和张啸林，没有一个手上戴戒指的。他顿时感到无地自容，额头直冒虚汗。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手上那只大钻戒，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实在惹人注目。他赶紧将手上的钻戒转了一圈，把那只大钻石握在掌中。好在那天他穿的是长衫马褂，否则非找个地洞钻下去了。
那天回到家里，他马上摘掉钻戒，放进保险箱里，从此再不佩戴。同时命令门人弟子，一律去掉短打装扮，夏天也不准赤身露体。他本人则一年四季身穿长衫，领口扣子都一直扣紧，即使三伏暑天，袖口也不曾挽起，以免露出腕上的“刺青”。
杜月笙改了装，门人弟子改了装，流氓白相人纷纷效仿，一时间，黄浦滩上最少摘掉了几千上万只钻戒，白相人和大绅士，同样的衣冠楚楚了。
外貌变了，不等于骨子里就变得风雅了。为了使自己从里到外都变得风雅起来，杜月笙开始“听说书”，听说书对他来说就是学文化。他因为自幼失学，到中年以后也不认得几个字，拿起一本通俗演义，很难逐字认下去。但他喜欢历史小说，从搬到华格臬路开始，就请来上海最有名的说书先生，给他说书。
上海的说书先生，有说“大书”和说“小书”之分。“大书”说的是历史兴衰交替、英雄侠义故事；“小书”说的是言情段子，民间传奇。杜月笙只听“大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等，一听便是两年之久。
杜月笙听说书如同自家读书，向来认真，开了讲便不间断，每天无论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听书。听的时候，耳、目、口并用，一边听说书先生说，一边看说书先生绘声绘影地表演，一边拿着“大字本原著”对照着读，帮助自己识字。
杜月笙的太太和子女对旧小说不生兴趣，就算有兴趣也会买来自家看，向来不参加听书。和杜月笙一样乐之不疲的，是他那帮亲随、旧友，如同参弟兄袁珊宝、马祥生、马阿五，还有万墨林、陆阿发、陆桂才等人，和这帮人在一起，可以不拘形骸，使杜月笙感到轻松自在。有时候他们也会恢复本来面目，荤的素的一起上，拿那些道貌岸然绅士政客调侃一番。
“听说书”的习惯杜月笙保持了大半辈子，后来远走香港、重庆，仍然花重金从上海聘来说书先生为他说书。
而杜月笙肚子里的知识，以及他的言谈举止，行为做派，无不得益于他的听书。在这些历史文化的熏陶下，他从里到外，渐渐脱掉了“白相人”的烙印。
在听说书的同时，杜月笙开始考虑怎样把文角色引进杜公馆。他看好一个人，这个人可以给他当参谋，为他出谋划策。
这个人叫苏嘉善。苏嘉善是早年做土生意的常州老板，后来他的土行被三鑫公司兼并，他跟着过来做了一名基层职员。三鑫公司的人有个通病，那就是个个吃喝嫖赌，挥霍无度。唯独苏喜善不同，他始终沉默寡言，本分做事，出污泥而不染。
杜月笙与他谈了几次，发现他果然头脑冷静，有眼光，有见识，更难得的是他宅心仁厚，忠心耿耿。苏家住在华格臬路芝兰坊，和杜公馆只有一街之隔。于是，每天早晨，苏嘉善先到杜公馆。杜月笙起床以后，先和苏嘉善密谈一次，然后再出来处理事务。
“要创大事业，图大发展，必须从健全人事着手。”苏嘉善首先建议说。
“怎么个健全法呢？”杜月笙认真听着。
“如今杜先生交游日益广阔，信函文电增多，公馆应该设一个文书间，请一位秘书，专司翰墨与文案。”
“嗯，是这么个理！”杜月笙想想说，“以往这些都是账房兼着，他们自家的事体都够忙，往往就耽搁了。”
正巧张啸林穿过小门过来说话，一听杜月笙想找秘书，就把自家的一个同乡推荐过来。
“我公馆里的翁左青，文笔极好，让他过来帮你吧。”
“我晓得他，你舍得让他过来，当然好。”杜月笙满心欢喜。
由此，翁左青成了杜月笙的第一位秘书，后来更兼办总务，始终是杜月笙的得力助手。
“杜先生还需要一位得力的法文翻译。”苏嘉善分析说，“黄老板决意退休，往后与法国人的联络，他这一边的关系就用不上了。要重新与法国人建立关系，没有法文翻译不行。”
“是的。”杜月笙说，“法文翻译倒是好找，法租界中法学校的毕业学生，个个精通法文。”
“不行，仅仅通晓中法语文远远不够。杜先生要找的翻译，必须熟悉彼邦政情，受法租界头脑敬重，甚至可以和法国头脑平起平坐。要担当起顾问、大使、翻译这项重任才可以。”
杜月笙明白，凭他自家的文化智力，直接和法国头脑打交道远远不够。借助一位有身份的翻译，反而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于是，第一位法文翻译王茂亭进门了。
王茂亭是早期法国留学生，在法租界小有声望。他不仅熟知法国政情，更熟知法国人的心理。他帮助杜月笙和法捕房里法国巡捕建立关系。
当杜月笙第一次和法国巡捕接触的时候，他惊异地发现，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国巡捕，对他伸出去的这只友谊之手，竟然握得非常之亲热。他们的热烈欢迎，使杜月笙的自卑心理悄然顿失，忍不住洋洋得意起来：原来法国人这么看重我杜月笙！
“法国人跟中国人一样，也分三六九等。有王公贵族，也有乞丐瘪三。”王茂亭告诉杜月笙，“这些飘洋过海的老法，说到底，万里远游只为财。”
听到这里，杜月笙笑了，底下的话不用明说，对付“爱财”的人，杜月笙比谁都有办法。不久他便发现，法国人所以对他那么亲热，正是为了纳贿分脏那点事体。
一直以来，老法们都是按月在三鑫公司吃俸禄。但红包送进去要转几道手，他们拿到红包后，总是心存疑惑，不晓得被经手人吞去了多少。如今出钱的主子露面了，他们怎么能不高兴，少一层经手的人对他们来说，自然要实惠得多。杜月笙找来金廷荪，把这个分派红包的事体理顺，老法们得了实惠，个个眉开眼笑。
引领杜月笙走进法租界公董局，直接与法国上层打交道的，是杜月笙的第二位法文翻译李应生。李应生是广东人，也是老法国留学生，自家经营一爿珠宝店，身家不菲。王茂亭因故离去后，李应生走进了杜公馆。
和王茂亭相比，李应生更“兜得转”，他和法国头脑够交情，可以同起同坐，一口法语讲得和洋人同样的流利。他交际手腕灵活，在法国人面前，他是杜月笙的代表。杜月笙后来在法国人面前说一不二，能够“鸢飞鱼跃，借步登天”，也是得益于李应生运用多方面政治关系的运筹。
经过了一系列的改头换面，文角色纷纷进杜宅，杜月笙俨然成了文绉绉的绅士。他的言谈举止几乎很难再看出有什么流氓白相人的痕迹。当时沪上富商巨贾、绅士大亨，慕其名，惮其势，纷纷前来拜访结交，更有慕名而来求他办事的人，杜公馆门前每天都是车水马龙。从上午八点多钟开始，会客室外间便已坐满来访的客人。
杜月笙一般九点起床，吃早饭的时候，翁左青会送来一张单子，上面写着这一整天需要应酬的事项细节。
早饭后，杜月笙开始接见客人。他的领悟能力极强，一见到来客，就会想起他身上发生的事体，知道他为什么来的。对方一张嘴，他就什么全明白了，有时甚至不等对方把话说完，他截断对方的话，摆着一副大绅士的派头，和蔼地给对方一个答复，一般是以下几句话：
“你的事体我晓得了。”
“你放心，我会替你办好。”
“好，再会。”
说起杜月笙的热心，帮会大亨里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只要人家来找他，无论认不认得，无论大事小事，他都一概答应，一概圆满解决，甚至连乞丐上门，他都会吩咐账房拿出洋钿打点，账房先生那儿专门有一笔洋钿，是用来给按月领取奉银的乞丐派发的。
看他整天为别人的事赔钱受累，家人、朋友和给他跑腿办这些具体事的人，免不了就要絮叨两句：
“整天自家的事都忙不来，还要给人家管闲事，倒贴钱，这是何苦呢？”
杜月笙的回答却是意味深长。
“人家来托我办事，就是看得起我，信得过我。就冲这一点，我就应该帮他们把事体办好。”
由于有求必应，杜月笙的名声越来越大，前来拜访的人也越来越多。
玩转新闻界
杜月笙以前所收门生弟子，皆为“武角色”，即小流氓、包打探、巡捕、赌徒，但为数不多，“出色”的也微乎其微。如今人气旺了，自然要广收门徒，尤其要招纳“文角色”入杜门。
为了便于广招门徒，杜月笙简化了青帮开香堂的程序，并把上海商界通行的“拜先生，学生意”的仪式移花接木到青帮的拜师礼中。将开香堂改为点香烛，磕头跪拜改为三鞠躬，多人同时拜师时，还可以集体鞠躬。写有祖先三代的“拜师帖”改为“门生帖”，拜师帖上一贯沿用的“一祖流传，万世千秋，水往东流，永不回头”的套语，在缩短为“愿拜门下听从训诲”。门生一律改称“学生子”，“老头子”则称为“先生”、“老夫子”。
这种招纳门徒的方式简便易行，不仅使杜门很快吸纳大批知识界学生子，而且在1927年杜月笙步入政治舞台后，手下又涌进一大批官僚买办、投机政客、以及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其中不少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物。
上海是中国报业的发轫地，杜月笙深知新闻事业的重要。他一边跟报馆老板拉关系、攀交情，一边着力结交各报馆编采两部的中坚分子。《新闻报》编辑唐世昌便是杜月笙在新闻界招纳的第一个学生。
唐世昌从业20余年，在新闻界有一定的威望和实力。杜月笙看好这一点，先派唐世昌身边要好的朋友递话，说杜先生想与唐先生结交。唐世昌开始还有点犹豫，觉得杜月笙虽然势力强大，可毕竟是白相人地界的人物，和自己一介文人有何相干。但犹豫之后还是去了杜公馆。
第一次登门，见到杜公馆门前排起长队的汽车、黄包车，乌压压一大片的司机、保镖、黄包车夫，他真是大吃一惊，没想到杜公馆竟如此门庭若市。穿过水木清华的深宅大院，看到排队坐在会客室外等候接见的人们，唐世昌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些人看上去并不都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或者黑道的流氓瘪三，似乎也有普通市民甚至乞丐。
自己是应邀而来的，不知道是不是也该排队。如果排队的话，这个自视清高又有着几分硬气的新闻人士大概立马会拂袖而去。但出乎意料的是，进去通报的人还没出来，便有一位看上去有点羸弱的中年男子迎出来。
“唐先生，久仰，久仰！”
想必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杜月笙了。这时唐世昌注意到那些等候的人，一个个都非常羡慕地望着他，似乎陡然间也生出某种荣耀的感觉。
再看杜月笙，一袭白绸长衫，一双布鞋，身材修长，面孔瘦削，一双硕大的招风耳尤其醒目。他原先以为，此等流氓瘪三出身的人物，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也该是一介赳赳武夫，却怎么也没想到，杜月笙竟是一副文人雅士的模样。
坐下来交谈，杜月笙嘴里不但没有一般白相人挂在嘴边的粗话，甚至说出话来都是文绉绉的，加上彬彬有礼，这不得不让唐世昌刮目相看，并很快倾心相交，引为知己。
唐世昌拜杜月笙为先生之后，由于他的影响和辗转介绍，更多报馆的编辑记者成为了杜公馆的座上客，以后如汪松年、赵君豪、姚苏凤、余哲文、李超凡等著名报人，也都或明或暗地成为杜月笙的学生子。通过这些人，杜月笙控制了新闻界一大批从业人员。
按帮会惯例，徒弟拜师都要孝敬师父。而杜月笙晓得，这帮报业人员多半薪金不高，生活清苦，他不但不收这些学生子的贽敬礼金，反而转过来资助他们。这些在报馆工作的杜氏门人，每月都有杜公馆账房派发的津贴，50块至100块不等。如果他们把这笔收入存下来，每年足以购置一部小轿车。
对于不买账的报馆人员，杜月笙自然有他的办法，因为哪个报馆老板都不会为了区区一个小编辑、小记者去开罪杜月笙。曾经有两位分属北平《世界日报》和天津《逸世报》的青年记者，每人写了一篇描写上海烟土的通讯，见报以后，某位上海市长亲自出面，委婉告诫两位记者：
“你们这样写，杜先生晓得一定不开心。你们年纪轻轻的，何必去得罪杜先生呢。”
两位记者从此再也不敢写烟土方面的文章。有市长出来说话，可见杜月笙当时的势力之大。
凭着硬扎的靠山，唐世昌和其他较有实力的杜月笙的学生子，一个个成了当时颇有势力的人物，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他们可以压下不发，无中生有的事他们可以在报上掀起滔天大浪，一条排好了版的头条新闻在见报当天会突然失踪，报馆老板会视而不见，采编人员会一言不发。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杜氏门生在执行杜先生交给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大多是杜月笙受人之托布置下来的。
靠着在报界新闻界的力量，杜月笙帮助不少达官贵人抽掉了不宜外扬的桃色丑闻。一年下来，这样为别人“排忧解难”的事件不知要有多少次。这种交情的分量足够重，受惠者因而感激涕零，以后遇到杜月笙有事，不用开口便一个个设法帮忙，鼎力相助，作为报答。杜月笙自家就曾高谈阔论他的“生意经”——存交情。
“别人存铜钿，我存交情。”凭着这些“交情”，他的关系网可谓四通八达，在上海滩他处处“吃得开”“兜得转”。
而杜月笙的“存交情”不仅仅是为别人“排忧解难”，遇到他自家有事，他解决的更是巧妙和高明。当年左派人士邹韬奋在上海办了一份《生活》周刊，有一段时期，《生活》周刊集中火力，向身为“封建余孽白相人头脑”的杜月笙猛烈开火，几乎每期都有攻击杜月笙的文章。
这件事激起杜氏门人的愤慨，“文武角色”聚集在杜公馆的会客室里，吵吵嚷嚷。“武角色”要求杜月笙下令，给《生活》周刊点厉害的，“文角色”则主张以文章反击。杜月笙坐在八仙桌边的高靠背太师椅上，一边慢悠悠地品茶，一边面带笑容，摇头不语。
“杜先生，你倒是说话呀！”开山门弟子江肇铭急了。
“干脆乘夜深人静，我们弟兄几个去把他报馆砸了。”顾嘉棠看看“小八股党”的其他几个弟兄说，“看他们哪个敢吭一声！”
“别急。”杜月笙终于开口了，“他们有兴趣，让他们骂去好了。”
“就听他们骂下去？”连陈世昌都忍不住了。
杜月笙依然笑而不答。其实他心里早有了主意，
不久，租界当局下令封闭《生活》周刊，并下令逮捕邹韬奋等人，其内幕杜月笙自然心知肚明。那晚，杜月笙在公馆里和一帮朋友推牌九，其中有一位捕房的总探目。赌兴正酣的时候，那位总探目忽然起身告辞：
“杜先生，抱歉，今晚有行动，我要先走一步了。”
“有啥行动？”杜月笙一边理牌，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还不是去捉邹韬奋，封生活书店。这帮家伙一直在骂你，今朝给他们吃点苦头。”
“算了，算了。”杜月笙连连摇头。
“是警务处下的命令，我们哪敢违抗。”总探目为难地说。
“哦……”杜月笙沉吟一下说，“这班卖字的也不容易，何必捉他们到捕房受罪。你们还是在前门喊喊，让他们从后门口逃脱算了。警务处怪罪下来，我自家顶着。”
“好，就按杜先生的意思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