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坚对民族大交流、大和睦寄予了太大的厚望，虽然是为了缓和对方的戒备心理，但也给自己的部族添加了更沉重的负担。他期待自己人能稍微忍耐一下。氐族移居东方就是如此。不过王猛等人也劝谏他不要过度。然而，信奉理想的苻坚无所畏惧，哪怕是死亡。
——四海混一。
苻坚对王猛说，为此我需要你。前秦平定前燕，基本统一了华北，又开始讨伐西方的前凉。
前凉是西晋发生八王之乱时，凉州刺史张轨自立的汉人政权。他接受东晋的官爵，不过又被前秦的征东大将军苻柳说服，也接受前秦的官爵。在当时的前凉，做主的是张天锡。这个“两属之国”同时并用东晋和前秦的年号。
公元366年，相当于东晋太和元年、前秦建元二年，在前凉敦煌，沙门（僧人）乐傅看到鸣沙山闪耀着金黄色，呈现出千佛状，于是创建了石窟。这就是敦煌石窟第一号。武周《李君修佛龛记》记录的时间是秦（前秦）建元二年。不过，这一年前凉放弃了两属，决定只附属东晋。时间是十月，因此十月以后就记为太和元年。
前凉张天锡杀了前秦的使者。于是苻坚发十三万大军，征讨明确归附东晋的前凉。出兵之前，苻坚在长安为张天锡建造了府邸。他决心一定要抓住张天锡，然后赦免他并让他住在长安。前凉投降，事情发展如苻坚所预想。虽然也有声音质疑这样是不是过于宽容，但抱有“四海混一”坚定理想的苻坚自然听不进去。379年，也就是前凉投降三年后，前秦攻下襄阳（湖北省），据说是为了得到那里的名僧道安。显而易见这是南征的前奏曲。奋勇坚守襄阳的东晋刺史朱序在被俘虏后，被起用为前秦的度支尚书，也就是经济官僚的要职。与此相反，主动做内应的李伯护被以不忠的罪名斩首。这个举措生动地反映出了苻坚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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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朱序并予以重用显得过于宽容。其实相形之下，让朱序参与对东晋战争更能显示出苻坚的自信过剩。
所谓四海混一，就是南征统一中国。这是苻坚的愿望，但遭到王猛的反对。王猛死于375年，他在遗言中说，应该更留意鲜卑和西羌而非东晋。襄阳所获的名僧道安也反对南征。然而，苻坚决意要贯彻自己的理想。为此就得出军南征。
383年，苻坚发戎卒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从长安出发南下。桓温死后，谢安执政，他向北府派去侄子谢玄，把西府托付给桓温弟弟桓冲。因没有了桓温这样性格强烈的人物，东晋此时保持着和睦。逊色于西府的北府也出现了刘牢之这样的勇将，所以两府之间维持了一种平衡。所以苻坚发兵南征，其实是在东晋状态最好的时候。
为应对前秦军南下，东晋举西府、北府两军北上。
东晋军制定了作战计划，要在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尚未集结的时候发起挑战。前秦军看穿了东晋急于速战速决，于是决定在淮河支流的淝水，在东晋军渡河时将其击破。春秋时代的宋襄公曾认为，攻击渡河的楚军是胜之不武的，所以放任对手渡河，从而战败，这个故事成了所谓“宋襄之仁”的笑话。苻坚自然没有宋襄之仁，准备毫无顾忌地在对方渡河中予以打击。更确切地说，是要引诱对方渡河。为此他就考虑让在淝水对岸布阵的前秦军队临时稍微后退。倘若东晋军见到敌军后退，于是开始渡河，前秦军就合乎时宜地“向后转”，反过来攻击河中之敌。因为这是作战秘密，没有通知给普通士兵，只有一部分将领知道。
然而，在这次临时撤退中，前秦军中发出了“撤退、撤退、仗打输了”的声音。毫不知情的兵队开始“败退”。 “掉头攻击”的命令在这种声音里如同石沉大海。结果是渡过河的东晋军追袭败退的前秦军，博得大胜。
放出败战谣言的是谁呢？就是襄阳被赦免的朱序。此外先前被赦免、连在长安的住宅都为他建好的前凉张天锡，这时候也投向了东晋军。
以民族和睦为方针的前秦军是各民族的混合军，这里也有问题。对东晋来说，前秦南征是生死存亡的危机，因此思想准备不同，也是胜因之一。 苻坚回到长安。他战败后仅率千骑，回到三万鲜卑军中。这支鲜卑军原本是前秦所灭的前燕旧军，军中要求杀掉苻坚的呼声很强烈，但曾被苻坚救过性命的慕容垂不忍，所以苻坚才得以凑了十万残兵回到长安。然而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被迫移居过来的鲜卑族很多，这时趁乱叛变。不过他们占领长安后，就向东退去了。人都是恋乡的。在东方，不忍杀苻坚的慕容垂已经自立，建立了鲜卑之国——后燕。
被造反军夺去长安的苻坚避难于五将山（甘肃省），这次被同为藏系的羌族姚苌军队所包围。苻坚被俘虏后，在新平县（甘肃省）的佛寺上吊身亡，时年四十八岁。死前他杀了两个女儿，夫人和太子自杀。史书记载，在听到他的死讯后，连姚苌军的将士们也恸哭不已。
姚苌以这位有人望的苻坚的后继者自居，谥苻坚“壮烈天王”，自己的政权仍然称为“秦”。为了便于区分，史家称姚氏秦为“后秦”。
苻坚为了平复动荡的西方，以便于自己着力发军南征，派将军吕光赶到西域。吕光在西域的龟兹（库车）大概也听到了淝水战败的消息，打算在西域自立，但龟兹名僧鸠摩罗什劝他和自己一同东归，吕光从之。据称鸠摩罗什的心愿是向东方传教。后来鸠摩罗什进入长安，在姚氏后秦的庇护下从事译经工作。精神上给东亚人极大影响的《妙法莲华经》就译自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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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族联合的弱点在于，，如果缺少强有力的领导人就会崩溃。因人而起的关系，也会因人的亡故而消失。游牧民族一直在重复着这样的故事。因优秀的领导而兴旺，又因其死亡而衰落。当领导人死去，还要维持住此前的强盛，就必须依靠机构的力量。为此，汉族创造的郡县制就可供参照。意识到这一点的竟然是鲜卑族中曾经最为落后的拓跋部。
在这个部族中出现了一个叫拓跋畦的优秀人物。他将麾下的“部”、“落”首领召至首都给予要职，使其和出身的部落分离开。部落如同汉族的郡县，由中央派去领导入。为了不让这些人在地方上生根发芽，还时不时地对他们进行调动。
拓跋蛙也有暴君的一面。也正因如此，他才能以蛮勇的手段打破游牧民族的传统。398年，他令六州十几万的吏、民、杂、夷移居平城（现在的山西省大同）。这也是下了狠心的。此前一年，拓跋琏进攻慕容垂所建的后燕，使其在事实上灭亡。后燕进入慕容垂之子慕容宝的时代，又在继承人问题上发生内部纷乱。被拓跋畦所逼，后燕放弃了首都中山，分裂为两部。皇帝的叔父慕容德自立为南燕之主，而后燕本身被汉人冯跋取代而灭亡。这是409年的事情，同一年，北魏拓跋琏也被儿子拓跋绍所杀。拓跋硅被北魏王朝谥为道武帝。
晚年的拓跋琏像是出现了发狂的倾向。有大臣因衣服过于花哨而被杀，而呼吸不稳、走路姿势不对等稀奇古怪的借口也成为他杀人的理由，因此令人无法忍受。绍的生母贺夫人因为有些过失，拓跋畦马上就将她幽闭起来。贺夫人想杀掉丈夫，就给儿子绍派去密使，十六岁的绍为了救母亲而杀了父亲。大概谁都会叹声气吧。
太子拓跋嗣在平城外，急忙赶回，杀了绍后即位。至于太子为何不在国都，看来还是因为怕被父亲杀掉。拓跋琏称，为了防止外戚干涉政治的“国家长久之计”，杀了太子的生母刘氏。太子悲痛，日夜啼哭，父亲知道后要召见他。太子不知如何是好，手下劝他外出避难，这就是事情的原委。
即位后的拓跋嗣称为明元帝。道武帝拓跋琏虽然发狂，但是个杰出的人才。不管怎么说，他认真地考虑过国家长久之计，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废止了部落首领制，建立了类似于郡县制的官僚组织。因此，明元帝只需在已经架设好的路线上行进就可以了。通过道武帝实施的“计口授田”，北魏不断地从游牧向农耕国家转型，更有崔宏、崔浩父子，邓渊、王德、王宪、董谥等优秀汉人官僚辅佐。王宪的祖父就是仕奉过前秦苻坚的王猛。
北方的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在持续勃兴，而南方的东晋由安定期转向了动荡期。孝武帝因淝水大胜而脱离了国难，却好酒贪玩。他因信佛而耗费巨资兴建寺院，朝廷中僧尼、伶人进进出出，九品中正制变得有名无实。伶人赵牙被任命为一郡太守。这是孝武帝的弟弟司马道子于的，孝武帝对政治没有兴趣。
孝武帝死后，年满十五岁却口不能言的重症弱智儿安帝司马德宗即位。政治全部由皇叔司马道子掌握。
九品中正制的崩溃是贵族制度的危机。北府总帅王恭仍然是琅琊王氏出身的大贵族，还是孝武帝皇后的哥哥。他对朝廷的做法并不满意，意图出动北府军，促使朝廷进行政治改革。但是王恭想错了。流民军团组成的北府，上官和部下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而如今总帅由朝廷任命，因此和部下兵将并没有精神上的依附关系。皇叔司马道子和他哥哥一样游手好闲，而他儿子司马元显比他有才能。元显秘密施展手段，令北府将军、淝水英雄刘牢之背弃了王恭。自然这是有代价的，就是要把王恭的地位让给他。
王恭准备兵谏（动兵劝谏朝廷），但麾下兵士却不为所动。与此相反，他却受到了此前被他视为佣兵的将军刘牢之的进攻，继而被俘，斩首于建康。时间是398年。次年，又发生了以道教教团为中心的孙恩之乱。事情的起因是朝廷发布命令，强令海岸地区的佃农服兵役，因此发生了骚乱。在胜利者的史书里，孙恩被描绘成连婴儿也杀，还杀官员，让妻儿啖其肉，这种形象，简直就是个杀人狂。然而能聚集数十万兵，他肯定有什么人格上的魅力。几十万人造反这件事表明，人们对官府恨到了何等程度。这次叛乱也是由北府军的刘牢之平定的。日本人觉得亲切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此时还是个北府军中的文官。在这次平定战中，军功最大的是刘牢之麾下的部将刘裕。
因孙恩撤退，桓玄率领的西府军停止了东进，东晋朝廷的实际代表人司马元显算是松了一口气。桓玄是曾经企图篡位的桓温的儿子，在他做主的西府（武昌）聚集了批判建康腐败朝廷的人。只要桓玄还在，司马元显就不得安心。于是他就考虑利用北府的刘牢之去讨伐桓玄。
刘牢之背叛过王恭，这次也背叛了司马元显。他接受了桓玄的请求，站在桓玄一方。如果刘牢之的北府不动，建康朝廷就无计可施。桓玄率大军进入没有任何抵抗的建康，清除了司马道子、元显父子及其派系，掌握了政权。政变的功臣刘牢之被桓玄授予会稽内史的要职。虽说是个要职，却没有军权，是要把他从北府切分出来，等于是要了他的命。就这样，刘牢之准备讨伐桓玄，却失败了。第三次背叛最终没能成功，他在新洲自杀。
桓玄当然想要篡位。他把北府的高级军官悉数杀尽，并出于担心有人和刘牢之同气连枝，派堂兄弟桓惰占据了北府总帅的位置。此刻，因孙恩残党仍在抵抗，北府还有残余的野战部队士官阶级。这对刘裕来说，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桓玄做了太尉、大将军，又做了相国，进而成了楚王。这是自王莽、曹家、司马家以来篡夺的定式。403年十二月，桓玄强迫弱智儿安帝禅让，即帝位，定国号为“楚”。然而楚的命运仅仅持续了三个月。
桓玄杀人太过了。他打开刘牢之的棺材，砍下遗骸的头并曝于市。北府系的人必定怒火中烧。前去讨伐孙恩残党的刘裕中途折回，斩了北府的新总帅桓惰，进军建康。桓玄逃出建康，但被赶上的军队杀了。
就这样，楚迅速灭亡。安帝复位，不过只是刘裕的傀儡罢了。刘裕做了和桓玄一样的事情。他采用受安帝禅让的形式，开启了宋王朝。但他不像桓玄那么性急，从大权在握到登基共花了十七年的时光。为了和后世的赵氏宋王朝相区分，人们把刘裕的王朝称作“刘宋”。刘裕做了刘宋武帝，定年号为永初，时间是公元4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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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向东西出兵，统一了华北。对西方强国羌族姚氏的后秦，北魏没有亲自下手。正在把东晋安帝当傀儡的刘裕为了提升自己的权威，出兵北伐，攻陷了洛阳和长安，把后秦皇帝姚泓带到建康并砍头。但刘裕却没有长期占领的想法，因为如果这样做，就要分散开宝贵的军队。刘裕需要把军权集中在自己身上，这样才能完成篡夺事业。
北魏的汉人宰相崔浩识破了这一点，因此在收到后秦的救援请求后，并不准备动兵。果然，刘裕立即南撤，原本被拓跋部追杀的匈奴赫连部进入了毫无防备的长安，建立了“夏”国。北魏正值明元帝之后的太武帝时代，通过进攻夏国，轻而易举地将关中收入囊中。
北魏统一华北，是在439年消灭北凉后完成的。三年前，它击败了东方的辽西北燕政权。北凉是发迹于甘肃、以凉为名的五个政权中的最后一个。历史上的“五凉”，指的是前凉（张轨到张天锡）、后凉（出征西域的苻坚部将吕光）及其分裂出来的北凉（段业）、南凉（鲜卑秃发部），还有从北凉独立出来的李嚣的西凉，西凉不久被北凉所灭。最后剩下的北凉受到了北魏的致命一击。顺带说一句，后来创建了大帝国的唐高祖李渊就自称是西凉李嚣的七世孙。
当东晋统一华南的时候，华北有十六个大小政权在交替，但终归被北魏一国统一。从北魏灭北凉，到北隋灭南陈后统一天下的这一百五十年，人们称为南北朝时代，用以和之前的东晋十六国时代相区分。
北魏是个长命政权。直到它东西分裂的534年前，南方有东晋、刘宋、南齐、梁四个王朝在交替。和南方相比，北方更加安定，可以说稍微处于优势地位。
统一华北的太武帝本性极为残忍。北魏始祖道武帝拓跋琏就是个极其残忍的人物，不过要改变时代的走向，就需要这样的魔性之人。
北魏太武帝时期，发生了排佛运动和国史大案。崔浩是鲜卑族政权的宰相，然而更确切来说，正因如此他才有着更强烈的中华思想，因此对于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没什么好感。道武帝以来，佛教受到北魏朝廷的保护，但受到过分保护的佛教因此堕落。寺院僧尼是免税的，既不需耕作也不服兵役。对负责国政的宰相而言，必定会很反感吧。于是他向太武帝推荐了一个叫寇谦之的道士，想把皇帝培养成一个道教信徒。事实证明，他成功了。太武帝开始讨厌佛教。就在此时，长安附近发生了十余万人聚集的盖吴叛乱，北魏的官员和兵将进到佛寺，却发现僧侣不仅饮酒，还藏着武器。太武帝以此为契机，出兵镇压佛教。长安的僧侣尽皆被杀，佛典、佛像、寺院等被毁。时间是太平真君七年( 446)。这个年号完全渗透着浓厚的道教气息。
国史大案发生于太平真君十一年( 450)。太武帝决心编纂北魏历史，令崔浩负责编写《国记》。崔浩依据中国传统，坚持“务从实录”的方针。书成后把《国记》刻在石上，耗资三百万钱。《国记》的内容因没有流存下来而无从得知，但上面大概把鲜卑族描绘成相当野蛮的样子。看了文字的北人（鲜卑系的人）非常愤慨，控告说
——暴扬国恶。
太武帝看了以后同样大怒，处死了曾无比信任的宰相崔浩。国史大案关联者，自执笔到下仆共一百二十八人被罪连五族。连崔浩的姻亲家族都被杀尽。
国史大案前一年，北魏借平定盖吴叛乱的势头，越过流沙远征西域，使焉耆、龟兹臣服，又攻击北方的柔然，得人畜百余万。平定西域意味着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北魏因此受益。这是北魏的全盛时代。崔浩被杀后，宦官宗爱在北魏王室中兴风作浪。跟宗爱对立的太子也受到谋反的诬陷，忧惧而死。后来太武帝明白了真相，追悔不已。宗爱见此，怕皇帝杀了自己，竞先下手杀死了皇帝，让南安王拓跋余即位，自己做了大司马、大将军、太师。皇帝拓跋余憎恨宗爱的专横，打算夺回实权，但宗爱察觉后抢先动手杀了皇帝。就这样，宗爱杀了两个皇帝。人们不熟悉这一时期的内情，可能是国史大案之后没什么人做记录工作了。不管怎样，皇孙拓跋溶即位，宗爱被诛杀。拓跋溶为文成帝。他在位十四年，和平六年( 465)二十六岁时死去。
文成帝的太子拓跋弘即位后，被冯太后所废，后被杀。这就是献文帝。其后继位的孝文帝拓跋宏，即位时年仅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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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在位的时候，刘裕开创的宋被南齐所篡夺。刘裕即位，是为宋武帝，但两年后就死了，因准备期间很长，所以他的死没有导致王朝的崩溃。三子刘义隆继位，被称为文帝。文帝在位的三十年是比较好的时代，人们取其年号，赞誉为“元嘉之治”。他很稳重，但想废了太子刘劭，反倒为太子所杀。听闻这场事变后，皇子之一的武陵王刘骏从属地庐山之麓的江州起兵，率军渡过长江攻入建康，杀了皇太子。刘骏即位后做了孝武帝，身为皇帝却贪财好赌成性，据说还让大臣当冤大头。这个酒鬼喝醉以后，接连杀了兄弟和皇族。放纵产生的恶果是他三十五岁就死了，而且十六岁的皇太子像是没什么悲伤的样子。不过，孝武帝杀了皇太子刘子业后即位还没来得及杀的第十一个弟弟刘或，这刘或就是明帝。
《南史》中记载，孝武帝有二十八个儿子，他弟弟明帝杀了其中的十六个，而明帝三十四岁死后，十岁即位的长子刘昱把剩下的十二个也杀了。不过《宋书》中说孝武帝二十八个儿子中的十个夭折了，剩下的被明帝所杀。因为当时夭折的情形很多，所以《宋书》说的似乎是真的，而杀戮数量并不是问题。只能用疯狂来形容了。
在这样的互相残杀中，宋朝的实权掌握在将军萧道成手中。皇帝刘昱准备除掉萧将军，但反而被其所杀。十岁即位、十五岁死去的少年真的制定了清除实力派的计划吗？萧道成立明帝第三子刘准为帝，而这只是个禅让用的皇帝罢了。萧道成做了相国、齐公、齐王，经历了我们熟悉的过程，479年受十三岁的顺帝（刘准）禅让登基。而退位的顺帝在次年被杀。刘裕也是如此，杀了白痴东晋安帝，立恭帝司马德文后就在禅让的次年把他杀了。
东汉献帝在禅让后做了山阳公，比魏文帝曹丕活的时间还长，保全了天寿。禅位于司马氏的魏元帝在退位后也活了将近四十年。如此看来，和南北朝时期相比，还是以前的人运气好。
萧道成开创的齐，因在同一南北朝的北朝中也有同名王朝，故而被称为南齐。这个王朝皇族的自相残杀也很厉害。萧道成（高帝）在位三年时死去，长子萧赜继位，是为武帝。武帝的太子比自己死得还早，因此相继立皇太孙昭业、昭文，之后是萧道成哥哥的儿子萧鸾登基做了明帝，变成了旁系。也正是这个原因，明帝一个一个地杀了武帝的十二个兄弟、十七个儿子以及大部分孙子。据说在处死之前，明帝会焚香，呜咽流涕。这只能说是已经精神不正常了。明帝之后继位的萧宝卷荒淫无道，南齐的前途已是一片黑暗。
推翻这个南齐的是相当于远房的萧衍。因为是远房，所以才幸免于难。萧衍的哥哥萧懿被萧宝卷杀害，听到这个消息后，萧衍起兵杀了宝卷，立其弟宝融，再受禅让登基，国号为梁。萧衍即梁武帝，即位时三十八岁。他在位近五十年，是个长寿的人物。可能是南朝首屈一指的明君，在王朝创建时极少有血腥清洗。他还是个热心的佛教信徒，信仰很深，多次“舍身”，甚至说为了佛法甘愿做佛寺的奴仆进行仕奉。群臣慌忙给寺院一亿万钱赎回皇帝。建康有寺院五百，据说僧尼超过十万。
有说法认为，达摩大师由印度远渡而来是在梁武帝普通元年( 520)，传说他在和武帝问答之后，前往北魏洛阳，入了嵩山少林寺。
梁武帝毕竟也老了，不复当年之勇。太清元年( 547)，他接受了东魏叛徒侯景的投降，所以受到了来自北方的讨伐，梁军大败。这次，武帝的侄子萧渊明成了东魏的俘虏。于是梁就试探通过萧渊明和东魏讲和，恢复邦交。如要讲和，就要交换俘虏，用谋反的侯景来交换萧渊明。侯景如果被送还，就会被杀，于是他决意进攻建康。
投降者竟然还能想到这般大胆的计划。不过，在东魏的南下之战中，侯景早已见识到梁军弱到了什么程度。梁武帝治下大约半个世纪没有经历战争。而在北方，东魏军二十年内光顾着打仗，因此梁军大败是必然的。看到这一点的侯景就有了自信。
侯景只带着上千人的部下，宣言要解放奴隶，立刻聚集了十万兵士。被誉为南朝黄金时代的梁武帝贵族政治的背后，还有如此大量的奴隶，可见贫富差距自然很大。所谓十万，不止有奴隶，也包括对统治阶级抱有敌意的穷人。建康在被围五个月后，终于陷落。侯景人城后见到了八十六岁的武帝，传说武帝威严还在，侯景直冒冷汗甚至不敢仰视。
年老的武帝被幽闭起来，皇太子萧纲被立为帝，这就是简文帝，但没过多久就被侯景杀了。
吴兴出身的陈霸先是在广东和越南从军的职业军人，他联合王僧辩的部队，终于在552年击破侯景，收复了建康。
西魏乘梁国大乱之机，派军南下攻陷江陵，建立了傀儡政权，称为“后梁”，时间是陈霸先收复建康两年后。江陵曾是东晋时代的西府。至此，南方政权已经失去了一只臂膀。
进入建康的陈霸先杀了同盟者王僧辩，受傀儡敬帝禅位后登基。这是南朝最后的陈王朝。因缺少了西府，陈是南朝中最小的政权，据称统治只达到建康周边。
这就是所谓“南风不竞”。陈王朝如此弱小，只要被北方政权盯上，随时都会瓦解。这个王朝之所以能坚持三十余年，只不过是因为华北的政权在东西抗争，又发生着这样那样的篡夺，无暇顾及南方。
陈王朝也应该很清楚这一点，即将灭亡的预感一直在困扰着这个小朝廷。正因如此，朝廷上下都只顾追求着眼前的快乐。至于能持续多久，谁也没有想过。江南的民间富有活力，陈王朝也因此能够奢靡得起。陈王朝盛放着颓废文化的花朵，但也被认为是稍带有自暴自弃性质的享乐。
继陈霸先（武帝）、侄子文帝、文帝的儿子伯宗（被废后称为临海王）的短暂统治后，文帝的弟弟宣帝登基，而宣帝的儿子陈叔宝做了最后的皇帝。因没有子孙给他的谥号，故而被称为陈后主。
玉树后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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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五王向中国派去使者是在南朝的宋代。倭王赭于永初二年( 421)，珍于元熹二年( 425)，济于元嘉二十年(443)，兴于元嘉二十八年( 451)，武于大明六年(462)，各自遣使，分别被授予“安东大将军”、 “镇东大将军”或“征东大将军”等称号。关于倭五王有各种说法，一方面有人把倭五王类比为应神、仁德，直到雄略天皇。仁德天皇的尊称是“大鹪鹩尊”，因此以“蒲”表记，而雄略天皇是“大泊濑幼武尊”，所以用了“武”字，但也有说法认为是和朝廷没有关系的九州土豪的遣使。
这个问题先放在一边。净往南朝派去使节显得有些异样。在相当于东晋晚期的时候，高句丽的好太王非常活跃，因他的碑被发现，韩国和日本谈判的事情一度沸沸扬扬。为何日本不走离自己更近、一衣带水的山东半岛，向北魏派去使者呢？我的推理是，日本朝廷也曾向北朝遣使，但没有被记录下来，或者是记录丢失了。
北魏发生国史大案是在450年，因此相当于倭王兴遣使的前一年。如前所述，我们知道此时北魏出现了妖人宗爱，但详细记录却没有保留下来。本国皇室内部尚且如此，更别说日本遣使的记录会丢失。包括政府下仆在内，书写国史、负责记录的一百二十八人被诛杀了五族。所以北魏人一定感到做记录这件事很可怕。
471年，五岁的孝文帝拓跋宏被冯太后拥立为帝。能够废立皇帝，可见冯太后是个了不得的女杰。她母亲是乐浪人，因此混有朝鲜系的血统。北魏皇室中这一血统相当浓厚。
因废佛、国史大案、妖人出现，北魏变得千疮百孔，负责重建的就是冯太后。她在摄政时代实施了“均田法”和“三长制”。不管是哪个时代，如果贫富差距过大，颓废和衰亡就会到来。均田法是给农民分田地，而当时农民隶属于豪强。均田法的目的，是要使曾隶属豪强的农民隶属于国家。地租收入的增加应该能惠及国家财政。虽然豪强们对此有所抵抗，但通过给他们的奴婢和耕牛也分给田地，冯太后在某种程度上和豪强达成了妥协。 “三长制”是以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分别任命邻长、里长、党长，让他们负连带责任。因此户籍就清楚了，均田法的实施也成为可能。
摄政大约二十年后，冯太后于太和十四年( 490)死去，二十五岁的孝文帝开始亲政。均田法的实施，使国家财政有了宽裕。孝文帝手握冯太后的遗产，站在了能实行雷厉风行政策的有利位置上。
在二十五岁亲政以前，孝文帝除了学习儒学，也学习诸子百家和佛教。诏敕都是亲自动笔，有很高的文才。孝文帝先进的汉化政策既有汉人学者教师的影响，也有他强烈的理想主义作支持。在阅读充斥了权力争斗的朝夕历史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稀有的理想主义跃动，我想读者也会心动不已。前秦苻坚的下场非常凄惨，但必须说他的理想主义是不朽的。他“四海混一”的想法，通过人民移居这些事情，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在华北植下了根。在他死后过了一个世纪，孝文帝的举措让人感到，苻坚的后继者终于出现了。
孝文帝计划从平城迁都到洛阳。从道武帝拓跋琏强制六州十余万吏民杂夷移居平城算起，已经过了百年左右。人们都留恋这座百年王城平城。太武帝死后，北魏停止了废佛，简直就像是突变，一下子成了佛教国。439年灭北凉后，原先在敦煌鸣沙山莫高窟从事佛教艺术的人们大量移居平城。沙门统昙曜为供养五帝，在云冈建立石窟寺，就在距离平城（山西省大同）很近的地方。人们不愿离开这个地方的心情，孝文帝也是知道的。 孝文帝为了实施迁都，于太和十七年( 493)宣布南征。这一次亲征动员了三十万步骑。此时的南朝正是推翻刘宋的南齐。北魏皇族、大臣和将领拼命进言要中止南征。尽管国库因均田法变得充裕，但要应付南征，人们心里还是没底。提到军队，自太武帝南征后，四十年间就没有一场像样的战争。从平城抵达洛阳后，皇族拓跋休、拓跋桢，还有尚书李冲等人拜倒马前，哭谏放弃南征。对此孝文帝说
——动而无成，何以示后？
这般大规模的大动员，眼睁睁地就这么回去了的话，能给后世什么榜样？孝文帝不慌不忙地望着人群，问他们
——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 欲者右。
南伐还是迁都？如果要二者择一，当然谁都会选迁都。王公大臣全部站在左侧，群臣大呼万岁。
孝文帝的迁都战役就这样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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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明令禁止使用鲜卑语，也就是舍弃了自己的语言。历代非汉族政权担心被汉文化同化，都在努力守卫自己的固有语言。满族的清朝也在拼命守护，但结果满语还是失传。而北魏主动舍弃固有语言，而且还是强制性的。接着连拓跋的部族姓也被废止，皇室采用了“元”姓。辫发的风俗已经消失，而其他鲜卑性质的风俗习惯全部被禁止。
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必定会反抗。这些人在“国史大案”中明确显示出强烈的民族意识，非常自负。孝文帝必然会遭人批评，说被汉文化影响而丧失了民族意识。然而，孝文帝还是毅然贯彻了自己深信不疑的方针。
一百多年前的苻坚留下的影响如今还在，这就是世界主义。苻坚认为，在民族差别之后，还有人类的文明，而把人民引导到文明的最高水平就是政治。既没有胡也没有汉，只有文明。如果现在文明的最高水平是汉人的一套，让它为我所用才是人民的幸福，就是这样一种看法。
孝文帝认为江南贵族社会是自己的模范。尽管引入了九品中正制的精神，但已不再是最初魏的任人唯能，而是晋朝门阀主义的那一套。孝文帝给家族定了品级。品级不同，不得通婚。不过，鲜卑族和汉族如果家族品级相同，就可以通婚。这种通婚不如说是一种鼓励，也可从中窥见旨在消除民族差别的理想主义。
当然，非常多的人反对孝文帝这种革命性政策。不仅是鲜卑族，汉族官僚中也有人害怕这种暴风骤雨式的改革。孝文帝死后三十年，北魏分裂。可能有人视之为理想主义的破产。然而，从大局来看，孝文帝的理想还是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统一南北朝的隋以及其后的唐所能看到的这种世界主义，如果要探寻发源，我觉得在于北魏孝文帝，甚至可追溯到前秦苻坚。
北魏的地方军区被称为六镇，有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这六个军区。孝文帝因是个文化主义者，因此在定家族等级的时候，把军人的家族定得极低。北魏六镇的将士中，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是惩罚性的人事安排，也有因犯罪被流放的，所以家族等级低就在情理之中。不言而喻，这样被明显打上贱民的烙印，不满是必然的。
当孝文帝这样不拘一格的人物死后，皇宫内就变得混乱起来。宣武帝时代，出身高句丽的外戚高肇开始专政。孝文帝以高肇的女儿为妃，生下了宣武帝。高肇在女儿做了皇太后之后，把权力收在手中，为了维持这一优势，就必须保证皇帝皇位的安全。因此他打压皇族，招致了反感。515年宣武帝三十三岁时死后，高肇被杀就在预料之中。
皇太子元诩五岁即位，被称为孝明帝，但他的生母胡太后是个权力欲很强的女性，为了权力她不惜杀害自己的亲儿子。她被宦官势力禁闭起来后，仍执拗地发动夺权。在失败多次后，于孝昌元年( 525)夺回了权力。然而此时的孝明帝既已成人，也有自己的亲信。因此就成了皇太后派和皇帝派的争斗。胡太后杀了自己的儿子孝明帝，立三岁的幼主为帝。在权欲这个魔鬼的引诱下，人很容易做出疯狂的举动。
两年前，六镇军士发生了叛乱，被尔朱荣平定。尔朱氏属于奚胡族，在山西北部放马为生。和鲜卑拓跋部改姓为元、彻底文明化相比，奚胡族还保持着野性。在得知洛阳事变后，尔朱荣出动军队进攻洛阳，抓住了胡太后并把她扔进了黄河。这是充满奚胡族风格粗暴的杀人方式。除了胡太后外，一千三百名廷臣因扰乱政治之名而被屠杀。
被尔朱荣拥立的孝庄帝出于害怕，暗杀了尔朱荣，后被奚胡族的部下尔朱兆带到太原杀死。之后尔朱氏内部也是争斗不断，战乱持续了五年。前边提到的降梁后禁闭武帝的侯景，就是尔朱荣的部下。同属尔朱荣麾下的还有叫高欢，他在尔朱荣死后击败了尔朱氏系的势力，拥立了相当于宣武帝末弟的孝武帝。高欢自称出身渤海（河北省），但也有人说他是鲜卑族，是个来历不明的人物。
故事还未就此结束。孝武帝并不甘心做高欢的傀儡，在长安的实力派宇文泰帮助下逃出了洛阳。高欢因孝武帝之逃，拥立了新傀儡孝静帝。孝静帝相当于孝文帝的曾孙。就这样，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宇文泰是鲜卑宇文部的首领，比起高欢，世系要清楚得多。他是六镇中的武川镇的军人，陕西和甘肃是他的势力范围。
东魏孝静帝是高欢的傀儡，西魏孝武帝是宇文泰的傀儡。所有人都明白，东魏、西魏将在不久之后分别被高氏和宇文氏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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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不出人们的预想。高氏出手更快，于550年篡夺了东魏，建立了齐王朝。因南朝在梁之前也有同名王朝，故而高氏被称为北齐。宇文氏取代西魏、建立周王朝是在七年之后的557年。
于是华北就成了北齐和北周在争夺霸权之地。华南的陈王朝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基本上没有统治能力，因此可以说北齐和北周的争霸，实际上就是在争夺天下。
北齐在兵力上要多一些。在华北，东部以鲜卑族居多，北魏建国以来就以鲜卑族为军队骨干。与此相比，以长安为中心的北周，鲜卑族很少，无论如何都必须编制汉族军队。土著汉族军团被称为“府兵”。北周的宇文泰更是倾力于军队的组织。从西魏时代起就是如此，因此产生了指挥府兵的贵族集体。
八柱国，十二将军。
他们调动着北周的府兵。
北齐以数量作战，而北周以组织作战。进一步讲，北齐是现实主义，而北周更倾向于理想主义。选择“周”为国号，其实也是在效仿古代圣天子。五胡十六国时代，在长安创立的政权中，苻氏、姚氏都取名为“秦”。敢取名为周，也反映出了宇文泰的理想主义。北周修正了北魏孝文帝实施过度的汉化政策。胡人风俗在宫廷中复活。因是乱世，就想唤回自己民族曾拥有过的活力，换言之就是野性。古代的周也是推翻了过度文明化的殷，创建了朴素的王朝。
北齐和北周的争霸战以后者的胜利告终。可以说是组织压倒了数量，也可以认为是只顾眼前的现实主义败给了高举理想的力量。北周依《周礼》设立官制，效果有多大虽然不能确定，具有理想却是个事实。北齐只顾眼前，因此内讧不绝。北齐诛杀功臣，就像东魏以来侯景脱逃那样，人力的浪费很多。史家中也有人把北周收西域、通过丝绸之路获益算作是胜利原因。要真是这样，北齐也有通过山东半岛的海路或是从辽东通往朝鲜的商路，这份利益也不会小。
压倒北齐的北周也没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曾是北周八柱国之一的杨坚世袭了父亲杨忠的爵位随国公，而且他的长女做了北周皇帝的妃子。史书中称，宣帝太过于暴虐，因此外戚杨坚声望高涨。或许是藓卑族的野性复活得太过头了。宣帝在位时间不长，很快就死了，杨坚受幼帝静帝禅让登基，时间是581年。按照中国的惯例，他选国号为“随”（随）。但是这个字里面有“走之底”，意味着奔走不宁，故此他除去这个偏旁，创造了新字“隋”，并以其为国号，定年号为开皇。杨坚就是隋文帝。清代史学家赵翼形容他的幸运是
——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
消灭了那些反对禅让的如尉迟迥等人，不是文帝，而是韦孝宽。韦孝宽或许能成为文帝的对手，但他讨伐回来后就病死了。
和北齐的战争也是如此，文帝以北周将军的身份出征，对手是北齐数一的名将斛律金，而北齐皇帝却听信谗言杀了他。障碍一个接一个地从对方阵营中消失。然而，杨坚这个人猜疑心很重，接连杀害了北周皇族宇文氏一族。即便是幸运儿，也难以说是个明君吧。他在打倒北齐三年后受禅，不过也花了一些时间整顿旧北齐即华北东部，毕竟经营新领土是件难度颇大的事情。隋文帝开创了“科举”制度，既是录用秀才为官僚的制度，也是对新领土上知识分子的怀柔政策。
登基十年后，文帝终于出兵南征。统一天下的日子越来越近，而此时南朝陈王朝上下都沉湎于游乐。一般认为，文帝在战前就已经完成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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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也提到了，曾是南朝大据点的西府——江陵（湖北省），从西魏时代起就已被北朝占领。北周和隋都相继继承了这一遗产。自然而然，这里就成了南征的据点。
按照战争的常识，隋对于南征理应高度保密，但隋文帝排除了臣下的建议，说我要
——行天诛。
不需要躲躲藏藏。建造战船产生的大量木屑被抛入长江，陈据此了解到江陵正在建造兵船以及船只数量。大致来说，陈即使察觉到了也是毫无办法。灭亡简直就像是在创建王朝的时候便已注定的宿命。
皇帝陈叔宝是个文人气质很浓厚的人物。虽然出身下级职业军人的家族，但谁也不知道人的文才能会以怎样的形式潜藏在怎样的家族里。陈叔宝挑选有才能的宫女，称为“女学士”，令她们陪席作诗，以此为乐。皇帝自己也作诗歌咏宫廷生活。其中最有名的是《玉树后庭花》。在中国，这首诗被当成是亡国诗，是不祥之作。在明确知道隋将南征后，建康（江苏省）的宫廷每天都要开宴会。明知灭亡的命运，之前残留的这段宝贵时间却并没有被花费到防卫等俗气的事情上，而是用来莺歌燕舞。我觉得这就是陈叔宝的思考方式吧。
隋军攻克建康的前夜，宫廷里还在举行宴会。皇帝陈叔宝和他的两个爱妃一同藏到景阳井内。隋军发现了他们就打捞起来，之后把他们带到了北方。
隋文帝不止杀了北周皇族宇文氏，也杀光了他所怀疑的故旧功臣。但他在灭陈后，除了直到最后还在抵抗的陈叔慎，没有杀陈皇族中的任何人。可能是他断定，自皇帝陈叔宝以下，亡陈没有什么有骨气让人不安的人物。陈叔宝亡国之际的丑态，或许就是为了让文帝这么认为的一种策略吧。
陈叔宝有个美女妹妹叫做宣华夫人，受到隋文帝的宠爱，有人说她曾为一族请命。不过有件事情让人不可思议。文帝自信过度，是个争强好胜的人物，但却无比惧内。十四岁的独孤皇后（明显是鲜卑系的女性）过门之后，发誓不让除了自己以外的女人给文帝生孩子，并一直坚守誓言。勇、广、俊、秀、谅五个儿子都是独孤皇后所生。文帝把自己清除掉的尉迟迥的女儿接进后宫，秘密宠爱，独孤皇后知道后就杀了她。
宰相高频死了妻子之后，独孤皇后劝他续弦，宰相说自己已经年老，想读经三昧度过余生，婉拒了皇后的好意。但是后来当得知高颍的小妾生了儿子后，据说独孤皇后大怒，就把宰相赐死了。真的是有精神洁癖的女性。 长子皇太子杨勇瞧不起正妃元氏（一般认为是鲜卑拓跋部的女子），宠爱侧室云氏。元氏暴卒，独孤皇后怀疑是杨勇所杀，于是劝说文帝废掉了皇太子。
次子杨广之所以被立为皇太子，也有他在独孤皇后重视的男女问题上非常谨慎的原因。被立为新太子的杨广正是二代皇帝炀帝，做了亡国之君，因此这次废立就是关乎隋朝国运的大事。
尽管如此厉害的独孤皇后不可一世，宣华夫人仍在后宫中享受着文帝的宠爱。正因为独孤皇后性子严厉，她反倒对亡国皇帝的妹妹格外同情，可能只对她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据说新皇太子也倾心于父亲的情人宣华夫人。或许她真的是连女人独孤皇后都能迷住的美女。
此外北朝的人们对南方文化有一种憧憬。北方人勇猛，的确在战争中很强，但文化方面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南方。北朝的人们喜欢读的是南朝文人的诗文，鉴赏的也是南朝书画。
南北朝时代文人中的名人，以日本人熟知的陶渊明为首，诗人谢灵运、颜延年、鲍照、谢胱、沈约、江淹，《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书圣王羲之，画家顾恺之等，全部是南朝人。提到北朝文人，就只有北周庾信一人。不过，他是以南梁使者的身份前往北周时被扣留下来的，还被任命为骠骑将军，所以也应该说是南朝人。北朝人觉得在文化方面赶不上，即使在消灭了南朝的陈以后，仍然抱有一种敬意，因此就没有做过分的事情。南北统一后，据说南方的一介庶民到了北方，都会被当成一件大事。 隋灭陈后没有什么残虐的行为。除了深埋心底的敬意，也是因为这里是新领土，为了今后经营，不能做过分的事情，这种自制心在起作用。
从西晋灭亡算起，到隋统一南北，经历了二百七十年的分裂时代。魏晋合并三国的统一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说起来，中国大乱是从黄巾之乱开始的，从那时候开始算，已经有四百年了。
分裂四百年的中国得以统一，并非仅靠隋文帝之力。应该解释为在他之前，就有北周的组织和理想，再往前，还有北魏孝文帝、前秦苻坚的世界主义，这些汇聚成了强大的时代潮流。当南方自豪于纤细文化之花盛开的同时，北方政治思想的胎动异常激烈。可以说二者的合二为一，是中国之幸。
隋文帝废皇太子，立后来做了炀帝的杨广，时间正好是公元600年。时代仍在动荡之中。
无向辽东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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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和秦这两个统一中国的王朝之间相隔了八百一十年，各方面条件都有所不同。秦说早在西周时非子就被授予了秦的土地，但秦被诸侯所承认是到东周以后的事情了。即便如此，秦也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历经五百五十年方才达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与之相比，隋建国不到十年就灭了南朝的陈，一统南北。
隋文帝杨坚号称是因一身硬骨头而出名的东汉太尉（国防部长）杨震的后裔，也有说法认为他有浓厚的鲜卑族血统。祖父杨元寿是北魏六镇中的武川镇司令官，因此鲜卑一说也不是没有依据。北魏分裂后，他的父亲杨忠做了西魏的将军。北周取代西魏后，设立了军人贵族“八柱国”、“十二将军”，以此指挥府兵，这在前面已经提到。杨坚的家族是从将军晋升到柱国的，因此和秦始皇相比，不得不说隋文帝的家族背景极为薄弱。
隋和秦朝又在不少方面有相似之处。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基础是商鞅政治改革以来的成果，而与其相对应，也可以说隋文帝的一统南北立足于北朝的政治业绩之上。通过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蛙）更改部落首领制为郡县制，以及三长制、均田制等政治改革，孝文帝的迁都洛阳、汉化文明主义、鼓励各族通婚等消除种族偏见的措施等，产生了极大的能量。如果进一步追溯，还会联系到前秦苻坚“四海混一”的理想主义。可以说，通过继承这些北朝各政权的遗产，隋文帝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秦立足于自家政权的业绩，而隋则立足于各政权的业绩。统一之前有会很长的准备时期，期间有时会出现可以说是强制性的政治改革，这一点上二者是共通的。然而不管怎么说，最大的共通点是，如此长期的准备并没能阻止秦和隋在统一天下后极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
统一天下是一项难度极大的事业。即使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真正的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更需要有实质性的内容。秦和隋这一对短命王朝都表明，统一天下的“实”比“名”要困难得多。仅有统一天下之名，不一定就有实跟随其后。两个王朝都在这方面栽了跟头。
继西魏、北周之后的隋，大本营仍然在华北的西部。对隋来说，首先需要制定的就是东部对策。华北东西分裂是从534年开始的，因此到北周合并北齐，不过四十几年。分裂时期也很短，也就是说在这块新领土上确立统治是非常容易的。隋在开皇十五年( 595)创设“科举”，宣布东部的豪强、读书人也可加入隋朝体制。
隋文帝基本上杀光了北周皇族宇文氏，而在灭陈后对陈皇室几乎没有任何血腥的行为。清代史学家中有人提出这是因为陈在推翻梁后曾对梁皇室宽大处理，即所谓因果说。然而，实际上就像前文所述的那样，隋认为陈王朝已经不再成为威胁，而且也有北方人尊敬和憧憬南方文化的原因。
秦始皇和隋文帝既然已经成就了领土的统一，接下来必然致力于实现实质上的统一。为了把分裂的部分合而为一，就必须在弥补裂痕方面下工夫。对隋而言，就是要把“北周”、“北齐”、“陈”这三块拼合起来。其实应把“陈”叫做“江南”更合适些。
军事方面，承自西魏、北齐的府兵制顺理成章地被推广到其他地方——旧北齐和江南。这种隋赖以发家的制度，兵农一致，正是一种全民皆兵制。
经济方面，因北齐的均田制效果不错，也被推广到全国。这是北魏开创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为安抚豪强的抵抗而采取了妥协措施。均田制把之前人们耕种豪强的田地变成了国家分田给农民，所以遭到豪强的抵抗是必然的。因此最终达成的妥协是连牛和奴婢也可分到田地，前面也说到了。牛和奴婢都是豪强的私有物，给他们分的田其实就成了豪强所有，其实是耍了个花招。隋文帝时停止了给牛分田，隋炀帝时停止了给奴婢分田。这就等于，豪强基本上被剥夺了多余土地。
另一方面，隋根据官位授予官员相应的永业田。地方豪强如果想始终保持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就得任职于朝廷。可以说这是隋所考虑的“中央集权”政策中最有效的方法。豪强只有被吸收进入隋朝体制内，才能保持原有的权威。
隋朝的律令大纲也参照了北齐的一套。北魏把部落首领制改革为郡县制，实际上有州郡县三级。隋废止了中间的郡。也许是机构设置太重复了，因此废郡也成了精简官僚机构的措施。另外在均田制的实施过程中，隋展开全国性的户籍调查，防止租庸调的遗漏，因此税收有了飞跃性的增长。文帝通过这些剩余财富，实行减税，缩短了兵役和夫役期限。
文帝时代之所以被称为“开皇之治”，是因为人民在其治内得以休养生息。废止盐税和酒税也算作善政。而且，铸造五铢钱也稳定了货币价值，促进了商业的发达。
为了使南北在实质上达到统一，就必须使南北间的交通便利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凿运河。文帝时代开凿了广通渠和山阳渎等，而工程规模迸一步扩大则是到炀帝时代以后的事情了。
实行了“开皇之治”的文帝的确是个明君，但也有猜疑心太强的致命弱点。他的一些措施，如杀光北周皇族和诛杀功臣等，受到后世史学家的强力批评。然而从文帝看来，为了巩固从将军、柱国、国公一路发迹而得来的皇帝地位，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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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方突厥（土耳其系游牧民）的力量开始强大起来。文帝对突厥采取了离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但在外交方面，对高句丽的政策不能说是成功的，以至于到了必须出军远征的地步。和运河的情形一样，远征高句丽规模变得更大也是到炀帝以后的事情了。
因好太王( 391-412)的活跃，高句丽成了东亚的稳定势力，而到了六世纪，新罗和百济联合起来对抗高句丽，也就是说，朝鲜半岛进入了三国鼎立期。高句丽决定联合百济，以新罗为主要目标，因此就破坏了鼎立的均衡态势。中国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一方面向北朝朝贡，另一方面也向 南朝派去使节。
高句丽被认为是中国大陆统一政权的一大障碍。其原因是，此前只要 有统一中国的强力政权诞生，就必定会出兵辽东。秦始皇也是追击燕直到 辽东，万里长城也是从辽东开始修建的。汉武帝越过辽东，出兵朝鲜半 岛，创设直辖领地。三国的魏也派司马仲达进兵辽东，消灭了地方政权公 孙氏。高句丽的对策是，只要隋在大陆实现统一，就和突厥结为同盟予以 牵制，同时进兵隋的领地辽西。在辽东受攻击之前就出兵辽西，也就是所 谓先发制人的作战策略。的确，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但也成了一种挑衅。 辽西被攻，文帝自然就要出兵救援。第一次出兵是在开皇十八年( 598)。 隋动员了三十万兵，文帝末子汉王杨谅为元帅，北齐名臣高颍为辅佐。然 而，因洪水导致的军粮不足以及瘟疫流行，使得军队无法作战，水军也接 连遭遇大风而漂没，据说死者占了八九成。
中国史书说，高句丽王（婴阳王）派去使节，自称是 ——辽东粪土臣元（元为王名）。
向隋谢罪，隋因此退兵。这次，百济王向隋派去使节，申请为隋军提 供道路向导。文帝说
——高（句）丽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
拒绝了请求，礼貌地送回了使者。据说高句丽知道这件事后，就开始 侵犯百济国境。
文帝在长安附近营造了大兴城。被誉为花都的隋唐长安，指的就是大 兴城。大兴城的位置与西汉、北朝时代的长安位置略为不同，相当于旧长 安的偏东南。即使在统一南北后，隋还是把国都设在基本没变的位置上， 也是因为认识到对统一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北方强敌突厥。
隋建国仅数年就实现了南北统一，甫一登场，就赢得了好彩头。 “开 皇之治”虽说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但实际情况也有令人存疑之处。记录 中说三十万远征高句丽的军队死了八九成以上。为强化中央集权而采取的 手段也不能说全都是正确的。要强化中央集权，说得明白些，就是要削弱 地方豪强的势力。地方豪强对均田制的推广、修正、强化进行抵制是必然的，因此要过渡到依据官位授予永业田的制度，没那么简单。
在南北朝时代，南北方都是贵族门阀政治。现代史学家中有人提出，在中国可称得上贵族时代的只有这一时期，这也基本上成了定论。而要大幅度动摇已经在漫长的南北朝时代深深扎根的贵族社会，是个极端危险的尝试。贵族社会换个说法就是地方豪强社会，因此如果要实现中央集权，无论怎样都将会引发抵触。文帝的想法是通过土地政策，慢慢地将贵族官僚化。
如果没那么着急，徐缓图之，或许能够实现平稳过渡。文帝在经济政策上获得了成功，分裂突厥的政策也很顺利，在国策上除了远征高句丽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缺点。从由高句丽撤兵的态势来看，可以发现文帝性格并不急躁。而所谓猜疑心重，也就是警戒心很深。如果他能把基础再巩固些就好了，但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文帝满六十三岁时死去。在当时可称得上高寿了。即便如此，毒杀说也相当有说服力。
文帝和独孤皇后之间立有坚定的誓言，因此没有妃子为他生下儿女。勇、广、俊、秀、谅五兄弟都是同一个母亲即独孤皇后所生。一开始，长子杨勇被立为皇太子。他喜好奢侈，文帝对这一点非常不满意。此外如前所述，独孤皇后是个极端精神洁癖。皇太子不爱正妃元氏，爱的是昭训云氏，而且还有很多侧室，因此他也让母亲不满意。就在这种情形下，正妃元氏暴卒，皇后为此对皇太子产生了怀疑。
据史书记载，次子杨广为了陷害哥哥做了精心谋划。即便如此，还是不得不说皇太子杨勇做事有欠稳妥。在当时的中国，比正月更重要的节日是冬至，杨勇在这一天百官前来致贺时大摆宴席。这让人觉得，杨勇明知父亲猜疑心重，却没怎么认真考虑过这样做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这就给了他弟弟可乘之机。
杨广联合权臣杨素，利用母后的过度洁癖心理，以元氏暴卒为契机，终于把他哥哥赶下了皇太子之位，成功地取而代之。
把隋朝带入亡国深渊的就是这位杨广，即隋炀帝，因此关于他的各种事情都被记了下来。据说炀帝年轻的时候非常好学，文笔出众，但这些都被当成是吸引众望的演技。从他登基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伪善说也很有说服力。
通过一系列策略，次子杨广被立为皇太子。但文帝不愧是明君，据说他慢慢就注意到了杨广的伪装。有一种说法认为，杨广向美女宣华夫人（陈后主的妹妹）求爱，她向文帝告了状，于是文帝就想再度把刚刚被废为庶人的长子杨勇立为皇太子，所以杨广抢先一步毒杀了父亲。如果杨广真如传说中的那样是个演技派，在眼看就要赢了的时候，是不会去调戏父亲姬妾的吧。究竟宣华夫人真的是让他神魂颠倒的女性，还是这是史家的曲笔？我觉得二者都有。要知道，此时的文帝正缠绵于病榻。
炀帝不止毒杀了父亲，还伪造遗诏，绞死了哥哥杨勇。伪造遗诏可能是事实。如果哥哥还活着，即使是炀帝也很难动他。炀帝勾结的杨素是个权臣，但据说态度傲慢，广树政敌。虽是开国元勋，却被晚年的文帝所冷落。夫妻吵架的时候他骂妻子说： “我就算做了皇帝，你也没有做皇后的资格。”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一度要被撤职。杨素结交杨广，策划皇太子的废立，也是想保住自己的性命。
隋朝宫廷中的派阀分为长子（勇）派和次子（广）派，阴暗的政治斗争不断。结局是次子派胜利，炀帝登场，隋朝灭亡。长子杨勇以奢侈闻名，所以不管是哪个人即位，我觉得可能都是一样的结果。这也是时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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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的土地政策甚至可以实现减税，因此可称得上是个开门红。目的为实现统一的南征基本上没有流血，也没有出现难民。文帝在位二十一年间，国家已经有了相当的积蓄。炀帝登基的时候，把缴税男丁的年龄从二十一岁提高到二十二岁，实质上也是减税。
炀帝在中国史上被当作一个暴君的样板。因为有学问，也有文才，所以绝不会是个愚昧无知的人。因为采取的过度积极政策，加上具有太过于浓厚的文人气质，他被当成了亡国之君。他的孙子名义上即位，后禅让于唐高祖李渊，但实际上隋在炀帝的时候就灭亡了。
古代根据死者生前的所作所为，在其在死后赠以称号，称为“谥法”。南朝梁的贺琛等人对此有专门的著述。其中对“炀”这个名字，其含义是 ——好内（指女性）远礼。去礼远众。逆天虐民。
不得不说是最糟糕的。亡国之君，尤其是短命王朝的，因是由胜利者书写历史，就会制造借口，所以被描写得比真实形象还要糟糕。
炀帝的真实形象是个独裁者，因扩张事业过于积极，反而使局面变得不可收拾。关于即位之初的减税已经讲过了。也可以说是受惠于父亲的遗产吧。除了远征高句丽以外，没有什么战争，吞并南朝的时候也没有像样的战争。人口的自然增长就在情理之中，岁人也会自然增长。对此前没有把握的户籍，因均田法的推广和强制实行，隋基本上掌握了正确情况，这也导致了增收。政府所增加的收入，其实是之前贵族、豪强的囊中之物。不管是怎样的改革，总会有因利益被侵犯而心怀不满的分子产生。政权稳固的时候，政府还能对不满分子进行压制，而当政策出现失误后，不满势力就会乘虚而人并泛滥成灾。
炀帝凡事都很积极。他更大规模地推进文帝发起的运河开凿事业，这是项可以匹敌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甚至可以说是比长城还要宏大的大工程。首先完成的是连接黄河和淮河的“通济渠”，据说动员的男男女女达百万之多。接着开通了连接淮河和长江的邗沟。运河即以此为基础，并加以拓宽、挖深而成。又在北方修建了把黄河水引到北京涿县的永济渠，在南方修建了把长江水引到浙江杭州的江南河。
总称应被叫做“大运河”。因南北分裂时期很长，所以南北间开通大运河，正是在宣告统一的现实。自此中国人受大运河多少恩惠，是无法计量的。日本遣唐使一到明州（宁波），就马上进入江南河，可以从那里走水路一直到长安。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这远比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有意义得多。不过二者的共通点是，因为工程宏大，人民都是被强制性地驱使劳役的。
除了国都大兴城（长安）外，还有建造东都洛阳、江都（扬州）宫殿的大工程。为防备突厥，对长城的补修、增筑也在进行。豪放的炀帝如此喜欢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所以即使文帝时代的积蓄再多，不久就可发现隋朝财政变得困难。如果仅仅是这样整顿国内，从促进生产和贸易方面来看，某种程度上在岁入方面可以取得收支平衡。但炀帝的致命伤在于对外的积极政策上。
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首领启民可汗入朝，炀帝为答礼也访问了东突厥庐帐（移动帐篷）的所在地云中（内蒙古自治区）。另外，大概是受贸易之利所吸引，西域的高昌国也入朝觐见。隋攻打了威胁西域商路的吐谷浑，还迫使流求臣服。这里说的流求指的不是现在的琉球，而是台湾。就这样，积极的对外政策都很顺利，但只有对高句丽不怎么奏效。
文帝时代远征高句丽，以其国王高元谢罪的形式收场，让人觉得虎头蛇尾。炀帝把父亲远征失败的原因分析为准备不足。文帝时刻惦念着用度不能太过勉强，小心翼翼地使用国库积蓄。炀帝的想法有些许不同。他觉得像老爹那样光是积攒，没有帝王的器量。无论如何，他都时刻不忘要实现父亲远征高句丽的未竞功业。
外征中掠夺财物和把居民当奴隶带走，这在当时都被认为是可以放手去做的。如果踏实地做好了战争准备，就不会担心之后的论功行赏。也有说法认为，实际上文帝下决心远征高句丽，是在消灭了南朝的陈之后未能充分地对兵将论功行赏，因此想予以补偿。
为了减弱来自北方强国高句丽的压力，百济和新罗想尽办法要推动隋进攻高句丽。此外，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入朝后，揭露了高句丽发来的密信，上面写着“联合起来对抗隋”。炀帝要求高句丽入朝，但高句丽不从。炀帝决定远征，就出现了后来的亲征高句丽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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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炀帝去云中访问东突厥可汗这件事也可以看出，炀帝喜爱旅行，是在同一个地方待不住的性格。不过他最爱的是被称作江都的扬州。大业七年( 611)二月，炀帝在扬州大宴百官，又从那里乘龙舟北上，前往指挥远征。
他在山东发出命令，要求建造三百艘兵船，还命全国兵力在河北集结。同年七月开始运送军粮。以前，河南洛口和黎阳就有城墙围着的大粮仓群，隋从那里水陆并用运送军粮，这个粮仓群至今还留有遗址。据说动员的人夫和车夫有六十多万。每两人被强加给运送三石粮食的义务，但这连他们在路上吃的都不够。如果不履行义务就会受到处罚，所以被征用的人只有逃亡一途。通缉犯满布天下，他们在各地组建团体，化身贼匪。这是秦始皇时代末期的翻版。不得不承认，此时出现陈胜、吴广的条件都已齐备。
当时广泛流行着一首反战歌，叫 ——无向辽东浪死歌。
炀帝远征高句丽从准备阶段开始，就已早早弥漫着不稳定的气息。
第一次远征因水陆两军不合拍而失败。若要攻打朝鲜，由辽东走陆路，由山东半岛走水路是常规。汉武帝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那一次水陆两军之间同样发生了不和。隋朝远征没能从历史中学到经验和教训。
以来护儿为总司令的隋朝水军，由山东半岛横渡黄海直人大同江，目的是和陆军一道攻击高句丽国都平壤。然而，隋朝陆军虽成功渡过辽河，却难以攻破高句丽的辽东城，连鸭绿江都未能跨过。来护儿原本仕于陈，是个私通隋朝的人物。之所以背叛祖国并非是要为南北统一作贡献，而是为了自己的富贵。据说来护儿急于建功，他认为在陆军尚未到达之前攻下平壤，是独占功劳的绝好机会。于是不听副总管周法尚的劝阻，率领孤军进攻平壤。
当时的平壤据说位于现代平壤东北十几公里处的大城山城址。有内城和外城（罗城），四万隋军首先突入外城。前面也提到了，外征中的掠夺是被公开许可的。进入外城的隋军开始竞相掠夺，自然秩序大乱。高句丽的国教是佛教，各地都建有很多寺院。而高句丽早在拒绝了隋朝入朝要求后，就开始防备隋朝征伐，采取的策略是清空外城的各个寺院，然后在其中设伏兵。见到隋军因掠夺引发争斗，战斗集团的秩序自动打乱后，高句丽的伏兵打开各寺院山门，对隋军发动袭击。
没有秩序的隋军吃了个大败仗，据说活着逃回兵船泊处的人不过几千。炀帝在辽东听到败战战报后，命令各将领放过未能攻克的城池，长驱直取平壤。隋军在总司令宇文述率领下，渡鸭绿江南下，直奔平壤。然而，长期的辽东包围战使兵将们疲惫不堪，行军中又不得不每天应付七次游击，在渡过萨水、平壤就在眼前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了斗志。此时，高句丽的大臣向隋军阵地派去使者，请求说
——若隋军撤退，国王将去行在所（辽东）入朝。
发起远征军是因入朝问题而起，所以如果国王入朝，就没有战争的理由了。本来隋军应该进一步调查此事，以确认无误，但明知自己军队没有战斗力的宇文述在渡口只用船撤兵，在撤退途中受到四面出现的高句丽军的袭击。
接下来自然是大溃败，三十万五千隋军撤退到达辽东的仅有两千七百人。据说损失的军需品高达巨万。
总司令宇文述被上了镣铐，仅以贬为庶人收场。这是因为他的儿子宇文士及娶了隋炀帝的女儿南阳公主的关系。没有姻亲关系的将军刘士龙被处斩。
隋在败战次年——大业九年( 613)编制了第二次远征军。被贬为庶人的宇文述官复原职，再度做了总司令，被给予挽回名誉的机会。
强硬的炀帝自然要亲征。 民间的歌声
——无向辽东死！
越来越洪亮，何况之前反战气氛就已经变得很浓厚。而且上次打了个败仗，所以这种情况是必然的。
军人和军中民夫接连逃亡，被吸收到群盗团体中。山东河南等地发生水灾，不少农民也背井离乡。
见到这般形势，杨玄感发动了叛乱。杨玄感的父亲杨素死于大业二年( 606)。杨素策划实施了废除皇太子杨勇以及立次子炀帝，成为炀帝即位的最大功臣，后虽被授予名誉职位，实权却被剥夺了。炀帝对拥立自己的杨素的过度强势并不觉得愉快。杨素卧病的时候，炀帝曾派去名医，但老百姓私下里说是毒杀。儿子杨玄感当然也有所耳闻。他不但对炀帝没什么忠心，大概反而非常憎恶。
杨玄感被录用为礼部尚书，在远征高句丽中负责后勤，驻扎在洛阳附近的应被称为粮食仓库城的黎阳，主要工作是把南方通过通济渠运来的军需物资，连并粮食通过永济渠转运。他故意怠工，和朋友李密商量，最终发起造反。
李密是北周八柱国之一李弼的孙子，所以是和隋王朝杨氏是同等级的贵族。到了隋代，李密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但称病不受官职。这让人总觉得他正在蓄势待发，而且头脑很好。他是杨玄感下决心造反时最为依赖的顾问。第二次远征那年( 613)六月，杨玄感举兵。起义檄文说
——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一般造反主张的都是清君侧除奸佞，而这次是对皇帝不客气的谴责。
杨玄感的起兵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李密曾向杨玄感列举了造反的三策，其中上策是攻击正在亲征辽东的炀帝背后，不过杨玄感没有采用。辽东集结着已完成战争准备的大军，所以杨玄感没有胆量去实施这样的计划。李密的中策是攻击国都长安，处在黎阳的杨玄感又觉得长安路途过于遥远。
隋以长安为国都，但东都洛阳和江都扬州也都被视为基本同级的副都。杨玄感采纳了李密所说的下策——袭击洛阳。他认为如果攻打的是对方的中心城市，那么洛阳和长安都是一样的，而且洛阳又离杨玄感驻扎的黎阳非常近。然而洛阳隋军的坚守出人意料，杨玄感集结的据称兵力在五万到十万间的叛军怎么也攻不下来。既然洛阳久攻不下，杨玄感就转移目标，准备向长安进发。
李密之所以把攻击洛阳定为下策，是因为洛阳距离集结了大军的辽东很近。如果能很快攻下来也好，但因为久攻不下而耽误了时间，由宇文述和来护儿率领的高句丽远征军赶紧向西南折返，追击正要移动的叛乱军。 杨玄感六月举兵，八月就被镇压。仓促凑成的乌合之众，很轻易地就被早已完成战斗准备的远征军打垮了。败走的杨玄感让弟弟杨积善斩了自己，大概是不想死在隋军手里吧。李密被抓获，但在被押送去洛阳的途中逃脱。
就这样，第二次高句丽远征军变成了杨玄感叛乱讨伐军。但是炀帝为了面子，不会停止讨伐高句丽。平定杨玄感之乱的次年——大业十年( 614)，隋第三次组织了高句丽远征军。
虽说平定了叛乱，但这次只是镇压了杨玄感叛军，逼死了其头领。杨玄感发布檄文后，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的团体起兵响应。梁郡有个叫韩相国的人集结十余万之众，攻击各处政府驻地。在高句丽战线附近的地方，自然会有很多逃兵，也很容易产生造反团体。即使是遥远的江南，也有个叫管崇的眉清目秀的人物集结了十万之众，袭击扬州附近的隋军军营，夺走武器和物资。
炀帝对已经遭到镇压的叛乱军的处罚极为严酷。杨玄感在包围洛阳的时候，打开国家谷仓给百姓分粮，而拿了这些粮食的人全被活埋在洛阳南边。据说因为和杨玄感之乱有牵连被杀的有三万多人，处以流放的有六千多人。
第三次远征军最终因高句丽的道歉而从辽东撤回。就算是强大的高句丽，也因接二连三的战争而疲惫不堪。据说曾和杨玄感通谋的隋朝兵部侍郎（国防副部长）斛斯政流亡于高句丽亡命，高句丽王高元不仅愿意向隋投降，而且还请求把斛斯政引渡到隋。
大概隋的首脑也松了一口气，毕竟这给了放弃远征一个很好的台阶。第三次远征仍然是炀帝亲征，不过天子的队列在归途中居然遭到群盗的袭击，天子御用的四十二匹名马被掠走。这件事在众目睽睽下发生，所以人们都认为隋已经呈现出了晚期症状。
大业十一年( 615)，也就是撤回第三次远征军的次年，炀帝离开长安，前往太原（山西省）的汾阳官避暑，又到了洛阳，命令建造几千艘龙舟。龙舟指的是船头是龙头的样子，用来游乐的船。杨玄感之乱的时候龙舟被烧毁，于是炀帝命人重造。
各地造反不断，远征高句丽的花费也很惊人。然而，炀帝为了自己的游乐之便，还是命人建造龙舟。次年七月，江南制造的龙舟抵达洛阳。等候多时的炀帝坐上龙舟前往江都扬州的宫殿。
自此，炀帝再也没能北归。他就一直在扬州目睹了隋帝国崩溃的情形。
炀帝在前往扬州的时候，让孙子代王杨侑驻留长安，另一个孙子杨侗驻留洛阳。他所喜爱的长子杨昭夭折，被谥为元德太子，因此他打算立孙儿为皇嗣。他把能继承皇统的对象分散开，以确保隋王朝的香火不断，不过必须说这是个愚蠢的做法。
炀帝出身北朝，是统一南北的隋朝的二代皇帝，他清楚地知道，南方在经济方面遥遥领先。大概是觉得如果保不住全国，哪怕保住南方的半壁江山也好。然而，一旦这个曾经统一天下的国家分崩离析，其崩溃也将是全面性的。正是这位炀帝启用大运河，从而把南北连接起来的。
炀帝在江都扬州光顾着沉醉游兴，基本上见不到他为防备帝国崩溃而采取行动的迹象。群盗增多，致使每天都有隋朝地方政府在遭受破坏，官员被杀。炀帝大概是精神异常了。他的存在对群臣来说，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
炀帝在去南方之前，有个叫安伽陀的神秘方士预言说“桃李荣”。他骇人听闻地说，李氏可能会取天下，所以要杀掉所有李姓之人。炀帝非常憎恶建国元勋之一的李穆的孙子李浑，而且炀帝的亲信宇文述也很厌恶李浑，所以炀帝经常能听到关于李浑的坏话。安伽陀知道这件事，可能是为了给炀帝寻找诛杀李浑的口实，就做了如此荒唐的预言。李浑被以企图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全族。
在杨玄感之乱中被捕后又逃走获救的李密听到这件事，认定自己就是取代隋成为天子的“桃李”。此时他还在逃亡，而桃和逃同音，桃李也就是“逃李”，他认为这指的就是自己。当时的人们迷信预言，在我们现代人看来，那些是基本不可信的东西。
李密认为与其重新集合兵力，不如走这样的捷径，即进入现成的大造反集团并取而代之。于是，他参加了由一位豪强头领翟让所集结起来的团体。团体中虽然还有叫徐世勤的能人，但李密按计划不知不觉地在这个集团中站到了翟让的上位。大概是在所谓群盗的世界理应是按实力说话，但南北朝时代的贵族社会氛围仍有残留，他出身八柱国的门第在中间起了作用。文帝推广均田制，采用科举制录用官僚，虽然震动了贵族社会，但还不至于到连根拔起的地步。
隋派军队去镇压造反军，但不向规模较大的造反军出手，专门攻打弱小的团体。这是在清理林立的小群体，却可以说是进一步喂肥了大的造反军。因为受到攻击的小造反团体逃进了更大的组织。
最初，最大的造反团体当属河北的窦建德。窦建德出身豪强，因一家人被政府军所杀，他人了高士达的造反集团，在高死后被推戴为首领。与其他造反团不分青红皂白杀官员相比，窦建德要有包容力，吸纳了官员、读书人，甚至还有俘虏。
河南的李密集团占领了洛口仓后，势力快速膨胀。如前所述，这里是用城墙围起来的粮食仓库群。巨大的粮窖虽说是仓库，却差不多能把一栋小楼装进去，据说仅这样的粮窖就有大约三千个。因此只要占领了此处，就可以说是有了取之不尽的粮食。李密率领七千精兵占领了洛口仓，不言而喻，为了食物而加入他的队伍的人数激增。
史书中形容为
——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
大业十三年( 617)发生了大饥荒，李密占领洛口仓是在翌年，所以这种现象是必然的。李密集团的实力很快就膨胀到了可与河北窦建德相匹敌。 军势得以壮大的李密攻击东都洛阳。炀帝的孙子越王杨侗驻守洛阳城，但却因年轻资历浅而统制不住重臣。军队的两个首脑——裴仁基和萧怀静——事事不和，前者杀了后者投降李密。李密授予裴仁基上柱国的爵位，任命他为攻击洛阳的司令官。按照这种情况，此前的守方责任人既然成了攻方的指挥官，理应能很快攻陷洛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洛阳城难以攻破。
守卫洛阳的优势在于不会为粮食发愁。这是因为洛阳城附近还有和洛口仓一样的粮食仓库群，即回洛仓。李密认为，攻陷洛阳的前提是要占领回洛仓，于是对那里发起强攻。隋军也拼命死守。因为如果此处一丢，洛阳也就完了。
李密先是自称魏公。由公到王，接着通过禅让当上皇帝。毕竟身为贵族的李密了解这样的历史惯例。在当时群盗之中，也有不少人擅自称王称帝。前面提到的窦建德也自称长乐王。
李密有个政权构想。国号自然应该要取魏。攻陷洛阳，接着拿下长安后安排禅让。尽管炀帝不在长安，但那里是隋朝国都，还有隋皇太孙杨侑，因此暂且拥立他当皇帝，然后再禅让，这也是贵族李密的常识。
东方有河北窦建德这股大势力，西方则没有这样的大集团。兰州（甘肃省）虽盘踞着叫薛举的实力派，但在距离上，洛阳比兰州更靠近长安。李密在关注薛举动向的同时，攻下洛阳，然后就决定向长安迸发。
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令李密猝不及防的事情。同为八柱国之一的太原留守李渊突然由山西南下奔袭长安，建立了被称作“唐”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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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之所以会大意，是因为从太原到长安路途遥远，而且他也知道李渊这个人物不过是个好色之徒，优柔寡断，既是隋朝地方长官，也没有聚集造反团体的苗头。在李密眼里，李渊是个没有野心的贵族。
确实，也许李渊是个没有野心、喜好女色的人物，然而他身边却有雄心勃勃的人。李密没有计算到李渊受到下层压力的可能性。
李渊的母亲是独孤氏，和炀帝的母亲独孤皇后是姐妹。因此，李渊和炀帝就是姨表亲的关系。所谓留守的官职，是作为皇帝的代表，全权处理地方事宜，相当于总督的职位。李渊的正妻窦氏生了四个儿子。其中三子玄霸很早就死了，所以李渊有三个嫡子。大业十三年( 617)，李渊举兵的时候，长子建成二十九岁，次子世民二十岁，四子元吉十五岁。元吉还是少年，但建成和世民都是优异的人物，年轻当然就会有野心。
唐王朝就像隋一样，次子李世民做了二代皇帝。通过政变，李世民打倒了皇太子哥哥。这位就是唐太宗，直到王朝灭亡，都是太宗一脉在做皇帝。这个长命王朝的文献里自然决不会写对李世民不利的话。让慢性子的好色汉父亲李渊下决心起兵的，就被说成是次子李世民了。
太原有处叫晋阳宫的离宫，这里的宫女是严禁皇帝以外的人染指的。据说晋阳宫监裴寂和李世民共谋，把那里的宫女带出来陪李渊。不知她们来历、好色的李渊左拥右抱，但之后被告知这是晋阳官的宫女，以促使他起事： “如果被主上知道就是死刑，同样是死，不如……”就这样连李渊也下了决心，这段情节简直就是部小说并被流传了下来。跟如此设局相比，还有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说法，负责边境警备的太原留守李渊因容忍突厥军侵犯马邑，被命令去扬州接受质询，在那里同样会受到严罚，因此他决意起兵。曾经对隋友好的突厥在看到隋内乱的情形后，就开始屡屡侵犯。
李渊把四子元吉留在太原，自己则由长子和次子相伴，进兵长安。此时他更依靠二十九岁的建成而非二十岁的世民。即使是世民一方书写的历史，也没把建成说成是个蠢人。李渊也在后来把他立为皇太子，所以可以认为李建成是个能上台面的人物。
虽然说是起兵，但李渊手下的军队不是造反军，而是政府军。七月从晋阳（太原）发兵时军众有三万，而十月人关中逼近长安的时候就有了二十万。大概是通过发檄文、散钱粮召集起来的士兵，不过其中也应该有很多淘金者，不想错过搭车大捞一把的机会。对李渊来说这是个绝佳的状况。守卫国都的精锐之师都隋炀帝前往江都扬州了，所以关中的政府军就既无法保证数量也无法保证质量。
李渊面临的问题是，要给基本由政府军组成的军团找一个为何采取反政府行动的理由。果然，他发布了一篇非常古典的檄文
——举义兵，匡帝室。
决定成败的最大因素是兵力，因此李渊听从刘文静的建议，向突厥借兵。这除了意味着兵力的增强，也因和突厥缔结同盟关系的缘故，有消除背后受敌危险的效果。
接下来在进军长安途中，李渊担心被攻击洛阳的李密大军断了退路，为此就必须尽可能地让李密麻痹大意。李密还在各地发布檄文，李渊给他送去这样内容的书信，对此回应说，我已过知命（五十岁）之年，什么也做不了，愿意奉你为盟主。其中用的形容词是——攀鳞附翼。
非常谦卑。紧紧依靠龙鳞凤翼，跟着沾点光的意思。李渊被隋朝封为唐国公，因此他就对李密说，如果你以后能号令天下了，希望看在同姓之谊，还跟以前一样封我做唐国公吧。看到这封信，李密该如何想呢？和胸怀大志的我相比，你恋栈的只是个爵位。李密对这个年过五十、优柔寡断的人物的态度，大概是轻蔑中还带着点可怜吧。而让李密产生这样的想法，正是李渊或是拥戴李渊的人们所想达到的目的。
南下的李渊军军令严整，秋毫无犯，受到居民们的热烈欢迎。军队被禁止在民家留宿，一直保持着解救人民的正义之师的形象。十月，李渊率军抵达长安城下。他向城内派去使者，但没有任何回应，于是下达了总攻命令。十一月丙辰，李渊军占领了长安。大军人城后，被处死的据说只有十几人。有个在马邑做过官、叫李靖的人物，准备去扬州急报李渊谋反的事情，因道路不通，被迫驻足长安。虽被判处死刑，但据说李世民救了他一命。正是这位李靖，后来做了唐朝将军，立下赫赫战功。
占领长安城后，李渊按计划表行动。他把炀帝孙子代王杨侑接到天兴殿，让他举行即位仪式。虽然隋炀帝还在扬州，但李渊还是擅自把他抬成了太上皇。唐国公李渊晋级为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在那里处理政务。做了王，又开了幕府，所以没有人怀疑这就是在为禅让做准备工作。
3
攻击洛阳的李密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肯定会觉得“坏了”。扬州的炀帝派军前去救援洛阳，总司令为出身西域的王世充。此外，李密阵营中并非铁板一块，存在李密派和翟让派的对立。大概李密也想过要尽快发兵长安把李渊拉下马来，但事到如今，已经不能这么做了。内部对立虽然以翟让被杀收场，表面上看似解决了，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虽然把王世充派去救援洛阳，子的时候对萧皇后说
——好头颈，谁当斫之？ 意思是皇帝的脑袋确实不错，变砍了炀帝头的是宇文化及。
但一遇到王世充军北上的情况，就发现
但扬州的炀帝开始自暴自弃。他在照镜
到底是谁能砍了我的头呢？最后发动政
虽同为“宇文”，但这和北周皇室的宇文氏并不是一脉。北周宇文氏被猜疑心极重的文帝杀光了，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炀帝最亲近的亲信字文述，他的长子就是宇文化及。如前所述，远征高句丽时，宇文述为总司令官。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娶了炀帝的女儿为妻，所以宇文氏就是皇室的亲戚。
宇文化及是个轻佻的人，曾因抢夺他人财物而被命令蛰居。宇文述在临终之时，苦苦请求炀帝能赦免长子化及之罪。被恩赦的宇文化及最后却成了杀炀帝政变的首犯，这不得不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而宇文化及也并不是要当首犯，应该说成是被强逼着干的。
炀帝众叛亲离，人心尽皆离他远去，成了廷臣们的包袱。不只是廷臣，就连负责守护天子的近卫军骁果营，对皇帝也产生了极大的怨怼之情。骁果营的将士全部出身关中，因此望乡之情非常强烈。既然炀帝不想从扬州动身，那么将士们为了回到怀念的家乡，就只能杀了炀帝。
历史上应该再也没有目的如此简单的政变了吧，而且是没有任何势力反对政变。宇文化及是个胆小鬼，他之所以成为首犯是因为受到了死亡的威胁。炀帝临死前，询问手持白刃的近卫将校首犯是何人。
这个将校回答说 ——溥天同怨，何止一人。
并不是先有首犯才有政变，而是先找到首犯后才发生的政变。
炀帝希望服毒自尽，但被拒绝，因此把身上的练巾解下交给将校。他被练巾勒死。十二岁的赵王杨杲目睹了这一幕，在旁边哭泣，也被当场斩杀。 杀了炀帝的宇文化及一行开始北上，暂时拥立了炀帝的侄子杨浩。即便如此，这一行人还是显得很奇怪。骁果营兵将中还混杂着一千多名宫女。大运河也无法一次性运走这一大群人，于是兵卒们就徒步前行。不过，这一行人要回到关中，就必须通过李密的势力范围。而李密是不会让他们轻易过关的。
李密仍在攻击洛阳，而此时洛阳城内的状况也是千奇百怪。出身西域的王世充被炀帝派去救援洛阳，以武力为后台掌握了主导权。王世充的强势，必然导致了原本就在洛阳的重臣如元文都和卢楚的不快。炀帝的死讯传来后，洛阳就拥立了炀帝之孙杨侗。史书中称他为“皇泰主”。正在北上的政变军队里，杨浩也自称是隋朝皇帝。再加上在长安被李渊拥立的杨侑，同时自称隋朝皇帝的就有三人。其中长安的杨侑在炀帝死去两月后，就把帝位禅让给李渊了。
洛阳方面乐于见到的情形是北上的宇文化及和李密打起来，但万一两军联合起来，洛阳的命运就会如同风中残烛一般。如果拉拢宇文军，因军中有隋帝，宇文军会把同样有一个隋帝的洛阳视为主要敌人，所以洛阳联合李密的可能性更大。于是，被王世充夺去军政大权的元文都等皇泰主的亲信开始着手进行招安李密的工作。
洛阳处在王世充的独裁统治之下。因为手握大军军权的只有他一人。元文都等人想让手握另一支大军的李密归顺，以牵制王世充。他们以皇泰主之名，授予李密隋朝魏国公、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等夸张的官爵。并承诺，如果李密讨伐了拥立伪帝的宇文化及，之后就可以来洛阳辅佐真龙天子皇泰主。
李密夹击并打败了宇文化及。这支队伍先是杀了皇帝，又一心返乡，因此并没有什么斗志，接连投降。宇文化及逃到了魏县（河北省），在那里杀了皇帝杨浩，自己登基，国号为“许”。然而他的得力干将都投降了李密，所以“许”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短命王朝。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败走王朝。河北的窦建德集团自然不允许卧榻之旁有他人酣睡，因此派大军攻击，宇文化及被捕并被斩首。窦建德把首级送给了已成为东突厥可汗妻子的炀帝女儿义成公主。’
李密打败宇文化及后，想如约而至洛阳，但王世充不答应。这个出身西域的人物非常清楚，归顺后的李密将是他最大的掣肘。于是，王世充肃清了洛阳城内的反对派如元文都、卢楚等人，并攻击前来洛阳的李密军。李密军在击破宇文化及后，志得意满，有所懈怠，因此大败，只得去投靠长安的李渊。随后王世充就废了皇泰主，亲自登基，国号为“郑”。 就这样， “隋”这个朝代名从中国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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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历史已然开篇。不过在初期，以长安为大本营的唐不过是割据群雄之一。洛阳有王世充的“郑”，河北有实力派窦建德的“夏”。放眼西看，兰州的薛举父子势力称“秦”，再往西的河西走廊又有叫李轨的地方军阀称“凉”。江南产生了“吴”、“楚”、“梁”等一群小政权。相比而言，唐只能算是其中略有实力的一方。不过唐盘踞在曾为隋国都的长安，因此多少让人觉得它是在以隋代后继者自居，而为了做到名副其实，唐必须打倒的敌人就过多了。
从顺序上来讲，唐必须攻打洛阳的郑。自称郑国皇帝的王世充本姓支，一般被认为是月支（也写作氏）人。史书中描写他是豺声卷发，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头卷发的大嗓门。李密投奔唐后，请求讨伐王世充，获得批准。李密的部下因一时的败仗散落在河南各地，也有些投降了洛阳，可以期待他们能做内应。
唐始终对李密持有戒心，因此也希望李密能王世充打起来，两败俱伤。李密肯定想重建自己的势力。本来他鼓动杨玄感挑起了这场动乱并以此自傲，李渊原来还写信说要寻求自己的庇护，但现在却要屈居他之下，大概李密会心有不甘吧。
唐把曾是李密得力于将的魏微、徐世勋挖了过来，又派张宝德前去监视。部队出发后没多久，张就向长安报告“李密必叛”。长安命令李密单独返回，但李密也预知到一旦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于是向北逃亡，最后被唐军追击杀死。从唐军行动如此迅速来看，这可能是唐早有预谋。
就这样，攻击洛阳的军事行动就由李渊的次子李世民来指挥。为防备唐的进攻，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援。出身西域的高官王世充和出身豪强的窦建德气质不同，此前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但窦建德还是亲自统兵十余万前去解围，因为他预料到如果洛阳失陷，接下来就轮到自己承受唐军的攻击了。
正在攻击洛阳的李世民得到窦建德率军来援的消息后，在洛阳仅留一军攻城，其余大军全线出击，在汜水（河南省）迎击窦军。李世民袭击得手，夏军溃散，建德被俘。因援军溃败，王世充斗志全无，向唐投降。丽个自称的皇帝——郑的王世充和夏的窦建德——被带到长安，王世充被留了一条生路，窦建德被斩首。据说洛阳开城的时候王世充提出的条件是饶自己不死，李世民应允了。
王世充和窦建德同样自称皇帝，但却受到不同的处理，不得不说很不公平。对唐来讲，如果有必须要杀的，也应该是王世充才对。王世充创立邻保连带制度，施行恐怖政治，人心尽失。出身豪强的窦建德抓到了唐皇族即李渊的堂亲淮南王李神通和同安公主后，却予以款待并返还。必须说恩将仇报的处理是唐初历史的一大污点。
王世充施行恐怖政治，因此即使杀了他，大概也不会有人为他出面抗争。但因窦建德被杀，他的盟友刘黑闼发起反唐战争。前面提到，窦建德杀了宇文化及后，把首级送给了炀帝女儿、嫁给东突厥可汗的义成公主。看到杀父仇人的首级，义成公主应该会感谢替自己报了父仇的窦建德。唐举兵的时候曾向突厥借兵，但和突厥的关系在那之后逐渐恶化。可能是在突厥内部，义成公主的发言愈加有分量的关系。义成公主嫁给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但在启民死后，依据突厥风俗做了他儿子处罗可汗的妻子，处罗死后又做了处罗弟弟颉利可汗的夫人。隋的皇女是突厥三代可汗之妻，因此有很强的发言权是必然的。
在隋看来，即便采取的是禅让的形式，李渊永远是个篡夺者。在突厥看来，唐举兵的时候自己出动了援军，因此有恩于他。尽管有恩，但他们可能觉得并没有收到充分的回报。李渊次子李世民前往攻打洛阳的时候，突厥表现出与王世充结交的姿态。双方交换了使节，突厥使节团还带着一万头牛羊。这支队伍受到唐潞州总管袭击。一万牛羊应该是给洛阳的粮食援助。
李渊在命令次子李世民前往洛阳的同时，也派长子李建成到北方的蒲州防备突厥，这是因为获悉了唐并州总管李仲文内通突厥的消息。李仲文已经制定了计划，打算在洛阳之战打响后就和突厥骑兵长驱直攻长安。
李世民把王世充和窦建德一网打尽，可谓功勋卓著。尽管如此，长安方面因为派他率军远征，守备薄弱，一旦被突厥攻击，唐王朝就会溃灭。皇太子李建成就是要防备这样的情况，因此也必须对他的功劳予以很高评价。只不过攻方炫目，而守方不显眼。不管怎样，次子李世民的表现更为抢眼。
刘黑闼起兵反唐后，曾经降唐的徐圆朗也起兵与之呼应，他占据了山东半岛。刘黑闼结交突厥，让各地的唐军头疼，甚至还包围过李世民。这股抵抗势力还是被李世民打败，不过刘黑闼在败退后逃到突厥，又再度南下威胁唐朝。
刘黑闼武装斗争被平定是在武德六年( 623)，从秦王李世民出征讨伐洛阳时起，已经过了三年。
翌年二月，在渔阳郡（现在的北京附近）称燕王的高开道被部下所杀，势力稍大的反唐势力基本灭亡。
南方各政权在长驱而入的唐军面前，就如同不设防的空城一样。唐军势如破竹，接连消灭了这些并不难缠的势力。
西方雄主薛举自称西秦霸王，在扶风（陕西省兴平县）被李世民打败，但随后又再度起兵。虽然他一度击败了李世民军，却在策划总攻长安的时候病死了。薛举为人残忍，因此没有人望，他儿子薛仁杲是个更糟糕的暴君。薛仁呆继手下诸将降唐后，也兵败降唐，被斩于长安，时间是李渊受禅让即位的武德元年( 618)。就这样，西方没有了强大势力，可以说，李世民率大军进击洛阳终于成为可能。
在薛举占据的兰州以西，李轨控制了从河西走廊到敦煌，自称大凉皇帝。唐为了防备薛举，意欲和薛背后的李轨结盟，因此有了使节的来往。李轨的使者目睹了薛举父子的灭亡和唐朝的兴隆，以他们为首的将领劝李轨归顺，但李轨怎么也不答应。将领们见他如此刚愎自用，也不甘心为他作陪葬，于是发动兵变。李轨被围困在居城，城破后被俘并被押送到长安。武德二年( 619)，李轨在长安被处斩，因此对李世民来说，出征已经完全没有来自西方的忧患了。
自称皇帝的群雄先后被唐逐个消灭。自称吴皇帝的李子通败给唐将杜伏威后投降，被送到长安，虽然一度脱逃，但还是被捕杀了。自称楚皇帝的林士弘联合张善安的农民军，一时变成了大势力，但因联军分裂，势力削弱，被唐将李靖打得大败而逃并死去。南方各皇帝中，梁的萧铣据说是原来南朝梁的后裔，是来历最清楚的人物，但被抓后在长安斩首。
曾被赦免的郑国王世充在被流放到蜀的路上，被地方长官所杀。隋末群雄悉数灭亡，此时唐的国本也稳定了下来。
唐日初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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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由胜利方书写，这种事情再自然不过，也一再发生。通过被称为“玄武门之变”的政变，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杀了皇太子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迫使父亲退位，亲自登基。这正是古往今来被誉为明君的唐太宗。
只要读史，就可知李世民武功卓越。然而也不能忘记，历史是由太宗李世民一方写成的。李世民击破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时候，皇太子李建成在后方防备突厥，这在前面已经提到。为了能够实现对河南反对势力的讨伐，防备突厥就是关乎根本的大事，而李建成漂亮地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李建成的功绩虽未被抹杀，但就像是被太宗的臣子史官们尽力压住。与此相反，太宗的业绩就让人觉得极尽详细。
按照一般的说法，是太宗让父亲李渊下定决心起兵反隋的。但与举兵相关、可称得上是基本史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却不是这样记载的。此书是由李渊的记室参军（负责文书记录）温大雅所著，是李渊从举兵到，攻克长安、即帝位的三百五十七天的日志。这本书的说法是，太原举兵是李渊自己的决断。
正史《旧唐书》和《新唐书》记录来源资料的执笔阵容中，有些稍显怪异的人物。不得不承认，太宗促成高祖下决心这件事让人存有疑问。而且在正史中，部将的功勋全都成了太宗一人的，而败战则全都成了部将的错。前述薛举父子攻到了长安附近，是因为击退了李世民的军队后才能有此进展的。正史把这归结为殷开山和刘文静的轻率，但这两人的上司正是李世民。武德三年( 620)，梁师都会同突厥进犯，被行军总督段德操击破，但正史却没有提到段德操曾是李建成的麾下。尽管有点哕嗦，但还是要提及另外一件事：太原起兵后，最先抵达并开始进攻长安的是军头雷永吉。《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说雷永吉属于东面军，而攻击长安时李建成指挥的就是东面军，世民则是西面军。最先到达的人名虽未被偷换，但为了对自己有利而省略了他的后台，这也可称得上是一种曲笔。
我们以此为前提，依正史所述，简要说一下玄武门之变。
秦王李世民军功卓著，声望极高，皇太子李建成对此感到不安。这应该是事实。李渊嫡出的儿子只有建成、世民、元吉三人。举兵时，李元吉留守太原，但在遭到北方刘武周的攻击后逃到长安。收复李元吉丢掉的并州的还是李世民。他从并州凯旋后，还没来得及洗去征尘就前去讨伐王世充了。 因为战败了的李元吉仍是齐王，而李世民的功绩又太过耀眼，因此高祖李渊觉得秦王的王位已经不足以封赏他，就授予他“天策上将”这一前无古人的称号，还营造弘义官供他居住。这一举措让人们看出，李渊准备对次子李世民加以特别的待遇，同时也让李世民的手下看到了希望。
兄弟之间经常因其各自周围的人而变得不和。刚刚建国的唐王朝分为皇太子派和秦王派，派势斗争激烈。李渊有三个嫡子，不过如果加上侧室所生，就是二十二子十九女。窦皇后除三个嫡子，还生了平阳公主。侧室们为了让自己所生幼子受到继任者的保护而去巴结皇太子，这没什么奇怪的。正史里写皇太子和李元吉
——外结小人，内连嬖幸，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之 淫乱。
婕妤、德妃是女官的位子。虽说是和父亲的爱妾淫乱，但这也只能说明，她们为了自己孩子的将来而过度地亲近皇太子。
在皇太子派和秦王派之间的势力斗争中，表现积极的自然应该是后者。除非皇太子有大过，否则继承帝位就是铁定了的。李世民派如果不能推翻皇太子，就不可能即帝位。正史中说皇太子派
——日夜谮诉世民于上。
不过按理，应该是两方都在互相谮诉，而秦王派更加激烈。由于这一派中有房玄龄和杜如晦这样的智略谋士，皇太子派就劝说高祖流放这两人。高祖已经对儿子间的争斗感到棘手，就打算让这两个谋士远离世民，希望能以此来解决问题，这应该是真相。
肯定会有意见认为，皇太子毕竟是皇太子，所以挑起如此的势力斗争，责任在于世民一方，理应加以处理。高祖曾想过要处理世民，但因他曾为天下立下大功而改变了主意。李渊如此优柔寡断，大概使得兄弟争斗更加激烈了。正史中说处理世民的意见是由皇太子和后宫直接上报的。不过从国家的立场来看，处理世民是正论，因此可能是由中立的廷臣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皇太子派中也有像魏徵这样的，主张应在此时杀了世民。这说明，派系斗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李世民也上诉说哥哥想杀自己。为此高祖回应： “那就明早听你们两人说。”大概是决定让他们当着自己的面修复关系。
于是，李世民下定决心发动政变。《资治通鉴》说“建成性颇仁厚”，人缘好，也无大过。所谓和后宫女性淫乱之类，可以认为是胜利方随意的曲笔。皇太子在父皇面前只要光明正大，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李世民只有大逆转一个办法了。
如果被天子召见，皇太子也必须觐见。因是紧急时期，皇太子有武装兵保护，由玄武门进入。玄武门相当于宫殿北门，要通过就必须有符籍（进入宫殿的通行证）。尽管带着两千武装兵，但持有符籍的人不会太多，所以大部分人在玄武门外待命，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仅带着少量护卫，就进了玄武门。
玄武门的守备队长常何曾是皇太子的旧部，因此皇太子对他很放心。然而常何多半是被收买了，因为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了伏兵。只要常何不属于李世民一方，李世民就做不到这一点。
就这样，皇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干脆利落地杀了。这是背叛和暗算。让高祖说出兄弟一同觐见的话，不过是为了引出皇太子。
20世纪初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大量古文书，其中大部分被斯坦因( Aurel Stein，1862-1943)和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人带了出来。常何的墓志铭就在伯希和带出的那部分中，就是如今收藏在巴黎国民图书馆中的2640号文书。政变发生于武德九年( 626)，而三年后常何升任将军，做了两千石的中郎将。
李世民不止杀了哥哥和弟弟。建成和元吉各有五个儿子，都被一个不留地杀掉了。
这一年，高祖六十二岁，李建成三十八岁，李世民二十九岁，李元吉二十四岁。政变发生于六月，八月高祖退位，李世民即位。次年改元，是为贞观元年(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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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是杀害兄弟的篡夺者。正因如此，他就要做个明君，创造出明君的传说。他把弟弟元吉的遗孀纳为自己的妃子。在伦理观极严的中国，有很强烈的意见认为，不管他再怎么英明神武，这种事也是无法容忍的。这被说成是和狄夷没什么两样。前面已经提到在匈奴和突厥，儿子继承生母以外父亲妻妾的风俗，以及义成公主嫁突厥后，做了父、子、弟三任妻子。在汉族看来，这在伦理上是无法原谅的。
唐王朝的建立者也是鲜卑西魏、北周八柱国之一的后裔。虽然李渊自称是西凉李禺的七代孙，但如果是这样，他就是汉族了。不过，唐代李氏仍然是鲜卑的说法也很有力。北魏孝文帝时因禁止胡姓，鲜卑采用了汉族式的姓，其自身的血统世系就不清楚了。有一种说法是，唐代李氏原是鲜卑大野氏。就算李渊是李禺的七代孙，但他的母亲独孤氏是独孤信的女儿，毫无疑问属于鲜卑系。李渊的妻子窦氏，因她母亲是宇文泰的女儿襄阳公主，因此就相当于北周武帝的姐姐，不用说也是鲜卑族宇文部出身。隋代杨氏也自称是后汉太尉杨震的后裔，但明显混有浓厚的鲜卑血统。
从巩固唐王朝基础的层面来说，太宗李世民毫无疑问是个明君。他在政变后把皇太子派的魏徵叫来，质问他： “为何你要挑拨我们兄弟？”此时魏徵的回答是： “这是因为皇太子不听我的意见，没有杀掉你，所以才遭此大祸。”不得不说这真的是非常大胆的回答，估计魏徵已经做好被杀的心理准备了吧。太宗赦免了这位魏徵，之后加以重用。不畏死而言事的人是难得的谏官。
虽然有八柱国之一的家族背景，但要是说起运营整个国家机构所需的人才，仅靠自己族系里的臣子是不够的。可能本族系里的臣子是少数，而且是打理李家杂务的干事，因此没什么杰出的人物。玄武门之变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尉迟敬德，其实是打跑留守太原齐王李元吉的刘武周的同盟。他在太宗收复失地战中成了俘虏，因有可取之处而被赦免。前面提到魏徵曾是皇太子派，不过在那之前他是李密的部下。徐世勋曾经是翟让的部下，之后成了李密的下属，后因军功被赐姓李，改名李世勋。为了避讳太宗，这位将军去掉了世字，取名李勃。至于李靖，如前所述，他在向身在扬州的炀帝急报李渊谋反的路上被捕，被杀的关头是李世民救了他，后来才当了将军立了功。
这不一定就能作为太宗李世民宽容的证据。相反倒说明，在唐创业时期人才是多么的不足。如果真是宽容的话，李世民就不会杀光自己的侄子，也就是建成、元吉的十个儿子了。
人们一般把太宗的政治和他在位二十年间一直未曾改元的年号“贞观”联系在一起。在中国， “贞观之治”被人们誉为理想时代。日本为了效仿，清和天皇时代也采用了同样的贞观( 859-877)年号。根据收录太宗和臣子问答的《贞观政要》一书，似乎善政时代给人的印象比起实际要有所夸大。不言而喻，群雄争霸的隋末动乱之后，人民疲敝不堪。在这个需要休养生息的时代里，凡事都应小心翼翼。炀帝奢侈导致亡国，唐的早期统治者都看在眼里，因此谨慎是必然的。
炀帝大业二年( 606)，全国户数大约九百万，而唐太宗即位时据说不满三百万户。贞观之治因质朴刚健，在树立道德方面有其特长。
《旧唐书》里有个著名的句子
——东至海，南至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
全国没有关门的必要。因各地有粮食供给设施，所以说人们不需要在旅行中携带粮食。可以说太宗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一点上，即：不是用秦的严罚主义，而是以道德向上贯穿于社会教育。太宗亲自监督训练，因此军队训练严格，成绩良好的将士会得到皇帝的赏赐。如果军队强化了，军纪严明了，治安自然也会好转。
太宗即位伊始，就面临着重大危机。据说是太宗即位十二天后，突厥就进军到了长安附近。此时，负责边境警备的军队主力属于皇太子李建成系，因皇太子在玄武门被杀，可想而知守卫国境的唐军会受到多大的冲击。他们丧失了斗志，突厥自然也看在眼里。乘此机会，突厥军一鼓作气南下。
突厥的颉利可汗甚至兵临渭水的便桥，离长安仅有七十公里路。他派部将执失思力为军使，前去长安。根据正史记载，太宗逮捕了突厥使者，仅带六骑就由玄武门直奔便桥。如果皇帝都奔了出来，后面自然会跟着大军。颉利可汗大惧，终于求和。太宗应允，即日返回宫殿。——这段话怎么看都让人觉得不可信。突厥十余万大军南下，据说当时长安能动员的军队不过区区三万。事实应该有异于正史的记述。根据一个史官的记录，李靖曾建议
——倾府库赂，以求和。
意思是献出国家的全部财产给突厥，让他们退去，这大概是事实。这一事实不时出现在正史中。《新唐书》中讲到，李靖击破突厥的时候，太宗说
——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如果对方因惧怕而退兵，无论怎样都用不到“耻”．这样的字来形容。还有篡夺的事情也是这样，看来太宗总有粉饰事实的倾向。
仅仅三年后，唐就一雪前耻。唐为了国防仍在加强军队训练，而突厥却因异常气候导致连年雪害，牲畜大量死亡，并且可汗征税严苛也导致部下叛变，这就造成了突厥败北的主要原因。异常气候虽也给唐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太宗在各地设立了义仓用以救赈。没有储备的游牧民族在应付天候方面，要比农耕民族弱得多。唐军穷追猛打，生擒了颉利可汗，获得了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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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的颉利可汗做了俘虏是贞观四年( 630)二月的事情。唐太宗既是中国的皇帝，同时也受四夷首领推戴，被称为
——天可汗。
我认为这一刻是南北朝丰收硕果的终结。
秦始皇的伟业在于创立了一个中国的观念。不过，他建起万里长城是为了防备匈奴，想法还没达到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世界性国家的地步。汉代因匈奴分裂，后期虽也有单于入朝，但仍然画了一条分界线。在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各民族进入华北，产生了像前秦苻坚“四海混一”的思想，也产生了像北魏孝文帝那样的所有人不问人种民族都应统一迈向最高文明水准的想法，政治上也予以了实行。北周修正了过度的实行，而到了隋唐，更是通过对鲜卑系皇室的汉化，从大多数人民的立场出发，向融合相邻民族的方向迈进。如果要反方向来做，那是极难的。
李渊在太原举兵之初曾向突厥借兵，这受到了后世史家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前提是，李渊是汉族。倘若李渊真如所言是鲜卑族大野氏，向突厥借兵之举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对于分散在塞外草原的各部族来说，像这样相互借兵是常有的事情。借兵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是草原的法则。
如果知道这一点，就可以解释唐的“渭水之耻”，也就是抵达渭水便桥的十余万突厥军的完好返回。唐朝方面肯定是和被派去的使者执失思力进行了对话。突厥如果掳掠长安的话，虽然可能获得大量战利品，但因要和当时号称三万的唐军交战，加上并不熟悉地理，大概会受到相当的损失。这让人觉得是唐方面曾向突厥晓以利害。或许是娶了隋朝义成公主的颉利可汗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攻掠长安，只是加以威胁，目的是获取财物，以此作为不予攻击的代价。
突厥降唐，不仅仅是因为异常气候导致的部民饥荒和因过度压榨而导致的人心背离。突厥北部有个叫铁勒的部族，七万余户服从突厥，但唐向铁勒派去使节，使其首领入了唐朝。此外还有个叫夷男的人物，他做过铁勒的首领，也多次表达出从突厥独立出来的意愿。入朝后的铁勒从唐朝获得大量的物资和武器援助。突厥腹背受敌，只得投降。
和塞外部族关系密切的唐朝，开始了这样大手笔的外交。唐拥有一种世界大国的身躯，是第一个可称得上世界帝国的政权，可以说这植根于中国。
唐灭亡后，宋和辽、金、元等塞外民族长期对立，反历史潮流地形成了强烈的华夷思想。不过元、明、清等仍可称得上是在世界帝国的主流中。因此，对其他国家的存在过于漠视，导致中国世界帝国的缺陷逐渐变得严重。
继南北朝之后，佛教继续在唐代兴盛，这也为世界帝国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玄奘前往远隔千山万水的天竺求法，就是发生在这个时代的故事。关于玄奘生年有公元600年说和602年说，不过二者都是隋文帝末年。因此玄奘是在隋末动乱中出生的。少年时代他在洛阳修行佛法，正相当于西域人王世充在洛阳当独裁者的时期。之后，玄奘前往长安。因唐业初创，长安的佛教界停滞不前，名僧、高僧、学僧等为避乱而流散到全国各地。其中很多人移居四川，玄奘曾前往成都就师。一般认为在玄武门之变前后，国都长安的局面稳定下来，玄奘也来到了长安。长安的佛教界也逐渐有了起色。
佛教已流传了很长时间，但佛典仍未被充分整理，因此玄奘对佛法有百条疑点。要解决疑问，无论如何都要去印度。他虽然向朝廷请愿和同道同去天竺，但被驳回。建国十几年的唐朝，因边境尚未安定，严禁国人前往外国。其他的同道放弃了，但玄奘为了贯彻素志，以偷渡的形式出了玉门关（甘肃省）。他在受流沙和雪山所困的同时不改心志，是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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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的投降，对唐来说就意味着户数以及税收的增加。至于原因，是因为塞外民族的掠夺物中还包括人口，他们为了寻找奴婢而把一村男女全部掳走的情形并不鲜见，而这些人口在突厥降后被陆续返还。
只要治安良好，政治体制完整，人民就会重新点燃勤劳的意愿。这是因为劳动结果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活。唐朝国力眼看着充实了起来。
话题再回到玄奘。越过伊吾（现在的哈密），吐鲁番盆地有个叫高昌的国家。各民族在此杂居，而国王是汉族，据说是麴氏。玄奘在这里受到热烈欢迎，被恳求驻锡长留。玄奘离开高昌后，高昌国王麴文泰入朝长安。麴文泰曾在隋炀帝的时候和先王麴伯雅一同入朝，他自然会对隋和唐作一比较。
麴文泰此前来的时候，炀帝大方地花销着父亲的积累，正是所谓的散财时代，所有的东西都很华美。几千条龙舟在大运河中游玩，必定会让生长在吐鲁番盆地绿洲的他感到很震惊。炀帝特别好面子，招待外国宾客完全不计花费。回到吐鲁番的高昌国麴文泰觉得比起隋来，唐大概是个贫弱的国家。恰好回来路上的凉州那年正闹饥荒，应该进一步加深了他这种感觉。
玄奘离开高昌之后继续西行，到达的下一个地方是焉耆。玄奘在此受到冷遇，仅住了一晚。原因是这个国家和高昌交恶，玄奘带着高昌国王的介绍信，反倒受到了粗鲁的对待。
从焉耆出发，以前曾经有道路南下，连接着楼兰，据说是丝绸之路的故道。然而此时前路已经不通。如果故道重开，焉耆将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冲而繁荣起来。于是这个国家邀请唐朝重新开通故道，太宗表示赞成，约定了合作。
玄奘经由的伊吾、高昌是主道，而一旦故道重开，高昌就成了丝绸之路的角落，贸易利益必然锐减。麴文泰为了阻止故道重开，就起兵攻击焉耆，后者向唐求救。在故道重开方面，焉耆和唐是同盟关系，高昌也是知道的。然而高昌国王麴文泰因亲眼见到唐“贫弱”的样子，认为唐不足畏，所以才有此举。因高昌也有过一次入朝，算是个友好国家，所以唐遣使责问为何攻击焉耆，并要求高昌国王入朝谢罪。麴文泰态度强硬，称病拒绝入朝。
太宗最大的特长是具有果敢的决断力，由玄武门之变时的迅速决断就能看出，在掌握政权后也依然如此。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太宗派军远征高昌。尽管如此，麴文泰仍对唐朝的力量持有轻视之心。
人往往会对自己亲眼所见深信不疑。麴文泰前去长安的时候，唐朝的确显得保守，没有隋那样的华丽。然而他只见到了表面现象。城市虽萧条寂静，但他没有看到质朴刚健的人民带着强烈的伦理观在勤奋劳作，而且他也根本没考虑到距离上次入朝已经过了差不多十年。
唐朝大军持续在沙漠入口集结，兵容整肃。麴文泰得知消息后，这才感到了恐惧，他在忧虑中死去。世子麴智盛做了王，但他在尽力后还是打开城门投降了。实际上高昌国所依赖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麴文泰的妹妹嫁给了西突厥可汗，说是会得到那边的援助。
太宗断然进兵西域，是为了向西域各国传达一个意思，就是像焉耆这样的同盟国会始终获得唐朝的武力保护。东突厥虽然降唐，但西突厥和唐还不是友好关系。此时唐如果对焉耆见死不救，就会眼看着西域完全成为西突厥的势力范围。
灭了高昌以后，太宗强压众议，在此设直辖领，在吐鲁番盆地以西的交河城设立安西都护府，展示了积极的姿态。
专门谏言的魏徵辩论说，高昌没有什么大物产，因此更好的选择是仍以麴智盛为王，做唐的属国。太宗平常都会听魏徵的谏言，但这次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因为对太宗而言，把吐鲁番盆地作为直辖领，并不是为了要物产和税金。太宗考虑的是经营西域，通过那里可以开展文化交流、物资贸易等，发挥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长项。
玄奘在十八年后回国，此时曾经热情招待过他的高昌国已然不在了。他和高昌国王曾有过约定，在回国途中要留在高昌，但这已无法实现了。他在贞观十九年( 645)回到长安，不过此时太宗并不在宫中。因为远征高句丽，他把大本营推进到了洛阳。
西方的安西都护府在那之后也直接把焉耆编入直辖领，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不过唐对东方的经营就没这么顺了。
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在于远征高句丽，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仅仅发生在三十年前，重蹈覆辙会导致严重后果。朝廷中反对东征的呼声也很强烈，特别是褚遂良，更是强烈反对亲征。然而太宗下定决心亲征。
——在自己有生之年。
这种想法在太宗心里根深蒂固。被立为皇太子的晋王李治（以后的高宗）病弱，唯一长处就是温和。
要做太平的君主，温和是比较合适的，大概太宗也是这么认为的。正因如此，就得早一点处理掉国防、外交问题，再把国家交给后继者。野蛮的事情，需要尽可能地在自己这一代就收拾干净。
高句丽有个叫泉盖苏文的人杀了国王，立了国王的弟弟。此外被百济攻击的新罗也向唐朝求援。此刻，百济正联合高句丽向新罗施压。因有泉盖苏文的弑逆为口实，唐朝集结十万兵力，远征高句丽。
这次远征最终失败而归。虽攻陷了辽东城（辽宁省），但在攻打安市城（辽宁省）的时候耽误了时间，已经人了冬天，不得已退兵。高句丽派去谢罪使，但太宗再度远征之意始终不变。果然，虽然没有亲征，但太宗还是出兵了。他有很强的信念，要把该打的战争在自己这一代打完。
贞观二十三年( 649)四月，因太宗之死，远征高句丽终于停止。太宗享年五十三岁。
大唐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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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是个稳重、性子温和的人物。他为亡母长孙皇后建造的大慈恩寺，在太宗临死的五个月前完成。这座寺的大雁塔至今仍矗立在西安，是观光客访问西安的必去之处。玄奘做了寺院住持，他从印度带回的大量经文主要就收藏于这座塔内。大雁塔成了佛典图书馆，兼译经事业总部。
太宗有十四个皇子，但有皇位继承权的是正妻长孙氏的三个儿子。长幼顺序是承乾、泰、治。长孙氏也是鲜卑名门，她的哥哥长孙无忌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然而做了皇后的长孙氏从不过问政治，还让自己的一族尽可能地远离政治。长孙皇后于贞观十年( 636)死去，之后太宗直到身死的贞观十三年，都没有再立皇后。据说他想立玄武门之变中杀掉的弟弟齐王李元吉的妻子杨氏为皇后，却因为群臣反对而未能实现。至于事情的真相，可能是不想让后继者问题复杂化吧。长孙所生的李承乾既然是长子，就理应被立为皇太子，但他颇多奇特行为，还有足疾，是个问题儿。让父亲太宗生气的是李承乾有同性爱的性向，爱上了叫称心的美少年。太宗杀了这个称心，据说李承乾就制作了称心的画像，令宫女们祭祀，自己流着眼泪在画像前徘徊。果断的太宗最后还是废了这个皇太子。
这样就必须在长孙氏所生的李泰和李治两人之间做出选择。李泰是四子，李治是九子，因此选李泰是应该的。另外，李泰性格很像父亲太宗。只是因为过于肥胖，于是特许他在宫中坐轿。李治因病弱，人们说他性格过于温顺。比较两人，就应该选择李泰才对。然而太宗最终决定立李治为皇太子。
唐此时已渡过了创业阶段，进入了稳定期。如果像太宗那样性情桀骜的李泰即位，被废了皇太子的承乾及李治就有可能被杀。太宗虽然在玄武门杀了兄弟，却也不希望儿子这一代发生同样的事情。这一决定中有长孙皇后的兄长长孙无忌积极奔走的迹象。大概他认为，自己要以唐朝重臣、皇亲国戚的身份掌握权力，比起自主性强的李泰，让温和的李治即位对自己更有利。
的确，高宗李治是个容易成为傀儡的人物。长孙无忌想把皇帝当作傀儡，但高宗在此之前就成了女子武望的傀儡了。武望是高宗父亲太宗后宫中的女子。沾手父亲爱妾这一事情也成了唐王朝鲜卑说的有力证据。
一说认为，高宗从皇太子的时候起就喜欢武璺，父亲死后武望一度为尼，高宗把她接回后官。高宗已经有正妻皇后王氏。不过，后宫中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而据说高宗更偏向于萧淑妃，因此王皇后为了反攻，就令武墅还俗对抗萧淑妃。
王皇后太愚蠢了。高宗迷上了武望，最后萧淑妃失宠了，王皇后自己也被废，曾经明争暗斗的两位女子不久就全被杀了。武望是个可怖的女子。因她要求皇后之位，高宗和四个重臣商量。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反对，于志宁沉默，李勤因病缺席躲过。连文治武功尽皆出色的太宗想把弟弟元吉的妻子杨氏立为皇后，都被群臣反对而只得放弃，况且武望还是高宗父亲后宫里的女子呢？不得不说高宗遭到反对是必然的。
因病缺席的李勋后来在被召见的时候，应答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用听别人的话。这成了高宗的救命稻草，也成了李劫经历上的污点。武望被立为皇后，这正是则天武后。反对册立皇后的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不仅受左迁，还被赐死。保持沉默的于志宁也遭到左迁，毕竟不赞成就等于有罪。
武望做了皇后是在永徽六年( 655)。高宗之死是在弘道元年(683)，他虽比父亲多活了三岁，但因病弱，头痛病症非常严重。武墅从成为皇后到丈夫死去的二十九年时间里，实际上是她在处理政务。高宗死后的二十年完全成了武则天的天下。她废止唐王朝，创建周王朝，亲自当了皇帝。中国历史上的女皇仅她一人。要知道，即使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行使最高权力的西太后也没有登基。武墅取名则天，既是唐朝皇后，又是周朝皇帝，因此我觉得与其称为则天武后，不如称作武则天更好。
因为杀了王皇后和萧淑妃，还有反对册立自己皇后的人，她被描绘成是一个残忍的女皇。为了维护权力，贯彻自己的意志，她连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也杀。皇太子李弘因同情自己的异母姐妹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都是萧淑妃生的女儿），在她们的下嫁中出力，被母亲杀了。《旧唐书》中只说是皇太子薨于绮云殿，不过《新唐书》中明确地记录
——天后杀皇太子。
武则天生的儿子中，李弘之后是李贤。李贤是个优秀的学者，给《后汉书》作过注。不知何故，武则天怀疑李贤要谋反，他被移至巴州（四川省）后自杀，谥号章怀太子。他的墓近年被发掘出来，墓室中精美的壁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李贤的弟弟李显做了皇太子，虽同是武则天的儿子，资质却比两个哥哥差。比起果断的母亲，他更像懦弱的父亲高宗。父亲死后就即位的李显被称为中宗，在武则天的高压统治下并没有什么权限。中宗的皇后韦氏想让自己父亲就任要职，却惹怒了武则天，中宗被降格为庐陵王，弟弟李旦即位做了睿宗。光从中宗能保住性命这一点看，就不得不说他很幸运。
各地先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瑞兆，因此武则天受群臣所请，登基称帝，国号改周，时间是690年。唐皇睿宗李旦被赐姓武，做了圣神皇帝武则天的皇嗣。武则天后来又再度以中宗为皇嗣。
2
在武则天掌握政权的时候，肯定会出现抵抗的声音。丈夫高宗对妻子的权力欲毫无办法，想废了武则天的皇后之位，于是和上官仪推演计划，但事情败露了。高宗把一切都推给了上官仪，以保护自己不受可怕的妻子报复。此时朝廷凡事皆称皇帝皇后， “二圣”的叫法成了常例。皇帝和皇后二者的地位是相同的，高宗没有废武则天的力量。
高宗死后次年，李敬业挑头举兵。被誉为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骆宾王写了檄文。其中有句名文，
——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
高宗的陵墓刚完成，土还没有干，六尺男儿的孤现在在哪里啊？这句话批判的是被废了帝位的睿宗处于软禁状态，不能参与政治。
李敬业等人是被武则天左迁的人群结成的造反团体。武则天派去三十万大军，一举粉碎了这个造反团体。没有人会呼应李敬业他们。朝廷内的纷争和一般庶民没什么关系，上层无论怎样斗争都不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所以庶民没有理由去响应他们。
此时出现了一个叫薛怀义的妖僧，他做了白马寺的寺主，建造了上代遗留未决的明堂。在落成仪式上礼拜了洛水之神。洛水中出现“宝图”，这被认为是新王朝的瑞兆。所谓瑞兆，说的是一块白色石头上雕着八个字
——圣母临人，永昌帝业。
预言了女皇出世。这是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搞的把戏，不过是重复了王莽曾经做过的事情。
因新王朝的诞生，唐朝皇族——相当于高宗叔父的韩王李元嘉和高宗的兄长一族，纠合各地皇族举兵。这也被武则天轻松镇压。仍然是和民众毫无关系的争斗，而且皇族间的步调也不一致。因高宗的侄子琅琊王李冲抢功，他们被各个击破。
妖僧薛怀义提出《大云经》中有净光天女即位的内容，为武则天新王朝的创立出力。《大云经》是一部伪造的经文，而武则天将此颁布全国，命各州建大云寺。于是各州设官寺的构思通过遣唐使传到了日本，就成了国分寺的由来。1
日本共任命过十九任遣唐使。像最后一任的菅原道真那样，虽受任命但实际并未渡海的例子，还有其他几个。二百几十年间十九次任命，自武则天当皇后起，直到她的时代结束的这半个世纪里就有五次。粟田真人为大使的日本第八次遣唐使，于唐（应称为周）长安二年( 702)抵达，长安四年( 704)七月回国，因此也可以称为“遣周使”。我们熟悉的万叶诗人山上忆良在这次随行。
圣武天皇在天平十三年即公元741年下令日本各地建立国分寺，并授予国分寺以土地和人民。从此 寺院拥有土地的实权。
武则天不久就疏远了妖僧薛怀义，转而亲近御医沈南蓼。薛怀义烧了明堂以示抵抗，武则天干脆就杀了他。流着自己血脉的子孙都可杀，她的性格大概不能说是正常吧。后来她开始宠爱美少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 武氏一族的荣光自是不言而喻。武承嗣和武三思等武则天的侄子（异母兄的儿子）一时权势滔天。他们的目标是成为武则天的继承人，瞄准的是周朝二代皇帝的宝座，但称为国老的狄仁杰表示反对，说没有侄子祭祀姑母的道理，因此武则天赐自己的亲儿子武姓，定为皇嗣。
武则天晚年可以说是美少年张氏兄弟时代。皇嗣的长子、十九岁的李重润和他十七岁的妹妹永泰郡主两人私谈，说张氏兄弟出入宫中不好，话传到祖母武则天那里，他们都被杀了。不仅如此，连永泰郡主的丈夫、武承嗣的长子武延基也被杀了。武则天年事已高，精神可能也有些不大正常了吧。既然是长时期的独裁者，她就可能会变得疯狂。同是武氏的堂兄弟武怀良、武怀运，以及同母姐姐的儿子贺兰敏之等也被她杀了。
她创建了一套规则，鼓励密告，即使密告内容并非事实也不会受到处罚。实际上不得不说这是个令人不快的时代。然而，为武则天辩护的论调也不少，明末思想家李卓吾就是其中之一。
被她杀掉的都是皇族或同族武氏，尽是社会最上层的人，和民众没有一点关系。另外，关于人才的录用，武则天有一流的鉴识力。她要创建新王朝，自然就需要人才。文人被以编辑良书的名目召集起来，虽没有官职，但为了因公出入宫中的方便而被允许通行玄武门，也就是北门，于是世人称他们为“北门学士”。武则天从中发现并培养人才。
武则天之后，唐就迎来了开元、天宝的盛唐期，而活跃在盛唐期的人才中，不少人是武则天所培养的。李卓吾立论说，古代帝王中知人者莫过于武则天，而且，谁能举出一个帝王，会比武则天更珍惜人才，更牵心于人民的安居乐业？的确，在她的时代里，虽有左迁群体和皇族群体的叛乱，但没有一条农民暴动的记录。这些叛乱得不到民众支持，前面也讲到了。
武则天是个女子，既是妻子，又是母亲，还是祖母，而且可称得上是个政治家。唐朝建立半个世纪以来，政治的中央出现了建国元勋的门阀。为新国家奔忙过的元勋们，到了二世、三世，很多人恃权而骄，走向堕落。就算是没有达到堕落的地步，即使无能也会因门阀而占居要职。武则天将这种情形一扫而光。从唐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导入了新鲜血液。虽然有点矛盾，但还是要说，唐因为武则天在短期内灭亡，但却因她而以更加生机勃勃的形态复生了。
以狄仁杰为首的唐代重臣们眼看着从唐到周的窃国而不闻不问，应该是有理由的吧。周朝皇嗣虽说被赐姓武，但还是唐朝李氏，是无可辩驳的高宗儿子，太宗嫡孙。高龄的武则天没有时间巩固周朝基础了。如果她都死了，唐必定会复国。
实际的事态发展，并不需要等她死去才行。武则天一卧病，八十岁的老宰相张柬之总算能挺起沉甸甸的腰板了。病房在迎仙官的长生殿，张柬之在廊下斩了把守此处的张氏兄弟，逼迫武则天退位。年老的她也是无可奈何。时间是神龙元年( 705)正月。二月，唐恢复国号，中宗即位。武则天之死是在同年十一月，据说享年八十三岁。
政变是以张氏兄弟谋反为由发动的，并对朝廷予以整顿。武则天本来就是篡夺了唐的大逆不道的人物，但她是唐中宗的生母，唐直到后来灭亡的两百年间的皇帝身上都流着她的血脉，所以不能把她当作谋反者。武则天死后，也有重臣反对将她和高宗合葬，但中宗予以驳斥，合葬了父母。这就是乾陵。被武则天杀掉的孙子李重润和永泰郡主被迫谥为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陪冢就在乾陵旁。
3
日本第一次派出遣唐使是在唐贞观四年( 630)，之前有过遣隋使。《日本书纪》和《隋书》之间有不一致的地方，不过都是遣使三回，其中前两次的大使是小野妹子，第三次的大使是犬上御田锹。而这位犬上御田锹又成了第一位遣唐使。
七世纪初的日本，豪强斗争不断，呈现出相当混乱的状态，因此圣德太子决意通过吸收大陆的先进文明来革新政治。《隋书倭国传》中记录，当时的日本国书里有一句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于是炀帝说： “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当时认为天无二日，天下没有两个天子。炀帝是对大臣们说，既然你们知道这些野蛮人不懂事理，从今往后就不要给我看这种国书了。炀帝其实并没有发怒，证据是他派裴世清送还了日本使节。而这份国书的事情，《日本书纪》中没有提到。
小野妹子为了送还裴世清，又一次前往隋。这一次的国书，根据《日本书纪》，有一句
——东天皇敬西天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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