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经典散文集》
作者：张爱玲
一、“卷首玉照”及其他
印书而在里面放一张照片，我未尝不知道是不大上品，除非作者是托尔斯泰那样的留着大自胡须。但是我的小说集里有照片，散文集里也还是要有照片，理由是可想而知的。纸面上和我很熟悉的一些读者大约愿意看看我是什么样子，即使单行本里的文章都在杂志里谈到了，也许还是要买一本回去，那么我的书可以多销两本。我嫌一点钱，可以彻底地休息几个月，写得少一点，好一点；这样当心我自己，我想是对的。
但是我发现印照片并不那么简单。第一次打了样子给我看，我很不容易措辞，想了好一会，才说：“朱先生，普通印照片，只有比本来的糊涂，不会比本来的清楚，是不是？如果比本来的清楚，那一定是描过了。我关照过的，不要描，为什么要描呢？要描我为什么不要照相馆里描，却等工人来描？”朱先生说：“几时描过的？”我把照片和样张仔细比给他看，于是他说：“描是总要描一点的——向来这样，不然简直一塌糊涂。”我说：“与其这样，我情愿它糊涂的。”他说：“那是他们误会了你的意思了，总以为你是要它清楚的。你喜欢糊涂，那容易！”
“还有，朱先生，”我赔笑，装出说笑话的口吻，“这脸上光塌塌地像橱窗里的木头人，影子我想总要一点的。脸要黑一点，眉毛眼睛要谈许多，你看我的眉毛很淡很谈，哪里有这样黑白分明？”他说：“不是的——布纹的照片顶讨厌，有的影子就印不出来。”
第二次他送样子来，（犭莫）黛恰巧也在，（她本姓莫，新改了这个“（犭莫）”字，“（犭莫）”是日本传说里的一种兽，吃梦为生的。）看了很失望，说：“这样像个假人似的，给人非常恶劣的印象，还是不要的好。”可是制版费是预先付的，我总想再试一次。我说：
“比上趟好多了，一比就知道。好多了……不过就是两边脸深谈不均，还有，未先生，这边的下嘴唇不知为什么缺掉一块？”朱先生细看清样，用食指摩了一摩，道：“不是的——这里溅了点迹子，他们拿白粉一擦，擦得没有了。”“那么，眉毛眼睛上也叫他们擦点白粉吧，可以模糊一点，因为……还是太浓呀！”他笑了起来：“不行的，白粉是一吹就吹掉了的。”我说：“那么，就再印一次吧。未先生真对不起，大约你从来投遇见过像我这样疙瘩的主顾。上固有一次我的照片也印得很坏，这次本来想绝对不要了，因为听说你们比别人特别地好呀——不然我也不印了！”朱先生攒眉道：“本来我们是极顶真的，现在没有法子，各色材料都缺货，光靠人工是不行的。”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相信你们决不会印不好的，只要朱先生多同他们嘀咕两句。”未先生踌躇道：“要是从前，多做两个模板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两块钱的事，现在的损失就大了，不过……我们总要想法子使你满意。”我说：“真对不起。”只好拉个下趟的交情吧，将来我也许还要印书呢。可是无论如何不印照片了。
朱先生走了之后我忽然觉得有诉苦的需要，就想着要写这么一篇，可是今天我到印刷所去，看见散乱的蓝色照片一张张晾在木架上，虽然又有新的不对的地方，到底好些了，多了点人气；再看一架架的机器上卷着的大幅的纸，印着我的文章，成块，不由得觉得温暖亲热，仿佛这里可以住家似的，想起在香港之战里，没有被褥，晚上盖着报纸，垫着大本的画报的情形；但是美国的《生活》杂志，摸上去又冷又滑，总像是人家的书。
今天在印刷所那灰色的大房间里，立在凸凹不平搭着小木桥的水泥地上，听见印刷工人说：“哪！都在印着你的书，替你赶着呢。”我笑起来了，说：“是的吗？真开心！”突然觉得他们都是自家人，我赁空给他们添出许多麻烦来，也是该当的事。电没有了，要用脚踏，一个职员说：“印这样一张图你知道要踏多少踏？”我说：“多少？”他说：“十二次。”其实就是几百次我也不以为奇，但还是说：“真的？”叹院了一番。
《流盲》里那张大一点的照片，是今年夏天拍的。（犭莫）黛在旁边导演，说：“现在要一张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空气的，头发当中挑，蓬蓬地披下来，露出肩膀，但还是很守旧的，不要笑，要笑笑在眼睛里。”她又同摄影师商酌：“太多的骨头？”我说：“不要紧，至少是我的。”拍出来，与她所计划的很不同，因为不会做媚眼，眼睛里倒有点自负，负气的样子。（犭莫）黛在极热的一个下午骑脚踏车到很远的照相馆里拿了放大的照片送到我家来，说：“吻我，快！还不谢谢我！
……哪，现在你可以整天整夜吻着你自己了。——没看见过爱玲这样自私的人！“
那天晚上防空，我站在阳台上，听见呛呛呛打锣，远远的一路敲过来，又敲到远处去了。屋顶的露台上，防空人员向七屋楼下街上的同事大声叫喊，底下也往下传话，我认得那是附近一家小型百货公司的学徒的喉咙，都是半大的孩子，碰到这种时候总是非常高兴，有机会发号施令，公事公办。脸上有一种惨淡动人的恳挚，很像官——现代的官。防空在这一点上无论如何是可爱的，给了学徒他们名正言顺的课外活动。我想到中古时代的欧洲人，常常一窝蜂捕捉女巫，把形迹可疑的老妇人抓到了，在她骑扫帚上天之前把她架起来火烧死。后来不大相信这些事了，也还喜欢捉，因为这是民间唯一的冬季运动，一村庄的人举着火把，雪地里，闹闹嚷嚷，非常快活。……楼顶上年青的防空员长呼传话之后，又听见他们吐痰说笑，登高乘凉，渐渐没有声音，想必是走了。四下里低低的大城市黑沉沉地像古战场的埋伏。我立在阳台上，在黯蓝的月光里看那张照片，照片里的笑，似乎有藐视的意昧——因为太感到兴趣的缘故，仿佛只有兴趣没有感情了，然而那注视里还是有对这世界的难言的恋慕。
有个摄影家给我拍了好几张照，内中有一张他最满意，因为光线柔和，朦胧的面目，沉重的丝绒衣褶，有古典画像的感觉。我自己倒是更为喜欢其余的几张。（犭莫）黛也说这一张像个修道院的女孩子，驯良可是汲脑子，而且才十二岁。放大了更加觉得，那谦虚是空虚，看久了使人吃力。（犭莫）黛说：“让我在上面涂点颜色吧，虽然那摄影家知道了要生气，也顾不得这些了。”她用大笔浓浓蘸了正黄色画背景，因为照片不吸墨，结果像一重重的金抄报下来。头发与衣服都用暗青来涂没了，单剩下一张脸，还是照片的本质，斜里望过去，脸是发光的，浮在纸面上。十九世纪有一种 Pre— Raphaelite画派，追溯到拉裴尔之前的宗教画，作风写实，可是画中人尽管长裙贴地，总有一种奇异的往上浮的感觉。这错觉是怎样造成的，是他们独得之秘。这一流的画虽然评价不高，还是有它狭窄的趣味的。（犭莫）黛把那张照片嵌在墙上凹进去的一个壁龛里，下角兜了一幅黄绸子，黄里泛竹青。两边两盏壁灯，因为防空的缘故，在蕊形的玻璃罩上抹了密密的黑黑条子；一开灯，就像办丧事，当中是遗像，使我立刻想爬下磕头。（犭莫）黛也认为不行，撤去黄绸子，另外找出我那把一煽就掉毛的象牙骨折扇，湖色的羽毛上现出两小鼓粉红的花，不多的几片绿叶。古代的早晨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红杏枝头笼晓月，湖绿的天，淡白的大半个月亮，姚红的花，小圆瓣个个分明。把扇子倒挂在照片上端，温柔的湖色翅膀，古东方的早晨的荫翼。现在是很安好了。
我在一个卖糖果发夹的小摊子上买了两串亮蓝珠子，不过是极脆极薄的玻璃壳，粗得很，两头有大洞。两串绞在一起，葡萄似的，放在一张垂着眼睛思想着的照片的前面，反映到玻璃框子里，一球蓝珠子在头发里隐隐放光。有这样美丽的思想就好了。常常脑子里空无所有，就这样祈禳着。
（原刊1945年2月《天地》月刊第17期）
二、爱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妻，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原刊1944年4月《杂志》月刊第13卷第1期）
三、必也正名乎
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可是我对于人名实在是非常感到兴趣的。
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旧时代的祖父，冬天两脚搁在脚炉上，吸着水烟，为新添的孙儿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叫他光楣，他就是努力光大门楣；叫他祖荫，叫他承祖，他就得常常记起祖父；叫他荷生，他的命里就多了一点六月的池塘的颜色。除了小说里的人，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实的，（往往适得其反，名字代表一种需要，一种缺乏。穷人十有九个叫金贵，阿富，大有。）但是无论如何，名字是与一个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的。因此取名是一种创造。
我喜欢替人取名字，虽然我还没有机会实行过。似乎只有做父母的和乡下的塾师有这权利。除了他们，就数买丫头的老爷太太与舞女大班了。可惜这些人每每敷衍塞责；因为有例可援，小孩该叫毛头，二毛头、三毛头，丫头该叫如意，舞女该叫曼娜。
天主教的神爷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想必这是他们的职司中最有兴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永远逃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圈子。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了通用的劳名，恐怕全在这里了，纵有遗漏也不多。习俗胡沿，不得不从那有限的民间传说与宗教史中选择名字，以至于到处碰见同名的人，那是多么厌烦的事！有个老笑话：一个人翻遍了《圣经》，想找一个别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扬扬告诉牧师，决定用—个从来没人用过的名字——撒旦（魔鬼）。
回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整个的王云五①大字典供我们搜寻两个适当的宇来代表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选择范围，而仍旧有人心甘情愿地叫秀珍，叫子静，似乎是不可原怨的了。
适当的名字并不一定是新奇、渊雅、大方，好处全在造成一种恰配身份的明晰的意境。我看报喜欢看分类广告与球赛，贷学金、小本贷金的名单，常常在那里找到许多现成的好名字。譬如说“柴风英”、“茅以俭”，是否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茅以俭的酸寒，自不必说，柴风英不但是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仿佛还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我能够写篇小说，用柴风英作主角。
有人说，名字不过符号而已，没有多大意义。在纸面上拥护这一说者颇多，可是他们自己也还是使用着精心结构的笔名。当然这不过是人情之常。谁不愿意出众一点？即使在理想化的未来世界里，公民全都像囚犯一般编上号码，除了号码之外没有其他的名字，每一个数目字还是脱不了它独特的韵陈。三和七是俊俏的，二就显得老实。张恨水②的《秦淮世家》里，调皮的姑娘叫小春，二春是她的朴油的妹妹。《夜深沉》里又有忠厚的丁二和，谨愿的田二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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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支五（1888-1979），曾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主编《万有文库》。他首创四角号码检字法，用于汉语字典。
②张恨水（1895-1967），现代作家。其作品多为章回体言情小说，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均流传甚广。
符号运动虽不能彻底推行，不失为一种合理化的反响，因为中国人的名字实在是过于复杂。一下地就有乳名。从前人的乳名颇为考究，并不像现在一般用“围困”宝宝“来搪塞。乳名是大多数女人的唯一的名字，因为既不上学，就用不着堂皇的”学名“，而出嫁之后根本就失去了自我的存在，成为”张门李氏“了。关于女人的一切，都带点秘密性质，因此女人的乳名也不肯轻易告诉人。在香彦诗词里我们可以看到，新婚的夫婿当着人唤出妻的小名，是被认为很唐突的，必定要引起她的娇嗔。
男孩的学名，恭楷写在开蒙的书卷上，以后做了官，就叫“官印”，只有君亲师可以呼唤。他另有一个较洒脱的“字”，供朋友们与平辈的亲族使用。他另有一个备而不用的别名。至于别号，那更是漫无限制的了。买到一件得意的古董，就换一个别号，把那古董的名目嵌进去。搬个家，又换个别号。捧一个女戏子，又换一个别号。本来，如果名字是代表一种心境，名字为什么不能随时随地跟着变幻的心情而转移？
《儿女英雄传》①里的安公子有一位“东屋大奶奶”，一位“西屋大奶奶”。他替东屋题了个园叫“瓣香室”，西屋是“伴香室”。他自己署名“伴瓣主人”。安老爷看见了，大为不悦，认为有风花雪月玩物丧志的嫌疑。读到这一段，我们大都愤愤不平，觉得旧家庭的专制，真是无孔不入，儿子取个无伤大雅的别号，父亲也要干涉，何况这别号的命意充其量不过是欣赏自己的老婆，更何况这两个老婆都是父亲给他娶的！然而从另一观点看来，我还是和安老爷表同情的。多取别号毕竟是近于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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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儿女英雄传），章回小说，清人文康著。
我们若从事于基本分析，为什么一个人要有几个名字呢？因为一个人是多方面的。同是一个人，父母心目中的他与办公室西崽所见的他，就截然不同——地位不同，距离不同。有人喜欢在四壁与天花板上镶满了镜子，时时刻刻从不同角度端详他自己，百看不厌。多取名字，也是同样的自我膨胀。
像这一类的自我的膨胀，既于他人无碍，何妨用以自娱？虽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浪费，我们中国人索来是倾向于美的糜费的。
可是如果我们希望外界对于我们的名字发生兴趣的话，那又是一回事了。也许我们以为一个读者看到我们最新的化名的时候，会说：“哦，公羊浣，他发表他的处女作的时候用的是臧孙（虫带）（虫东）的名字，在××杂志投稿的时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莲，樱渊也是他，有人说断黛也是他。在××报上他叫东方髦只，编妇女刊物的时候他暂时女性化起来，改名商烟婵，又叫女（女危）。”任何大人物，要人家牢记这一切，尚且是希望过奢，何况是个文人？
一个人，做他自己分内的事，得到他分内的一点注意。不上十年八年，他做完他所要做的事了，或者做不动了，也就被忘怀了。社会的记忆力不很强，那也是理所当然，谁也没有权利可抱怨……大家该记得而不记得的事正多着呢！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与我同名的人有两个之多，也并没有人觉得我们的名字滑稽或具有低级趣味。中国先生点名点到我，从来没有读过白宇；外国先生读到“伍婉云”之类的名字每觉异常吃力，舌头仿佛卷起来打了个蝴蝶结，念起我的名字却是立即朗朗上口。这是很慈悲的事。
现在我开始感到我应当对我的名字发生不满了。为什么不另挑两个美丽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点美与深沉，至少投起稿来不至于给读者一个恶劣的最初印象？仿佛有谁说过：文坛登龙术的第一步是取一个伟丽触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么？
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结束。对于字眼儿的过分的信任，是我们的特征。
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话又说回来的。要做俗人，先从一个俗气的名字着手，依旧还是“字眼儿崇拜”。也许我这些全是借口而已。我之所以恋恋于我的名字，还是为了取名字的时候那一点回忆。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写人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火英），张（火英）两个宇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没有改，到现在，我却不愿意改了。
（原刊1944中1月《杂志）月刊第4期）
四、表姨细姨及其他
林佩芬女士在《书评书目》上评一篇新近的拙著短篇小说，题作《看张——＜相见欢＞的探讨》，篇首引衰枚的一首诗，我看了又笑又佩服，觉得引得实在好，抄给读者看：
爱好由来落笔难，
一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是初并女，
头未梳成不许看。
——袁枚《遣兴》
文内提起这故事里伍太太的女儿称母亲的表姐为“表姑”，而不是“表姨”，可见“两人除了表姐妹之外还有婚姻的关系——两人都是亲上加亲的婚姻，伍太太的丈夫是她们的表弟，荀太大的丈夫也是‘亲戚故旧’中的一名。”林女士实在细心。不过是荀太太的丈夫比她们表姐妹俩小一岁，伍太太的丈夫不见得也比太大年轻。
其实严格的说来，此处应作“表姨”。她们不过是单纯的表姐妹。写到“表姑”二字的时候我也曾经踌躇了一会，但是没想到应当下注解。
我有许多表姑，表姨一个都没有。我母亲的表姐妹也是我父亲的远房表姐妹，就也算表姑。我直到现在才想起来是忌讳“姨”字。难道“表”不谐音“姨”字？不但我们家——我们是河北人——在亲戚家也都没听见过“表姨”这称呼。唯一的例外是合肥李家有个女婿原籍扬州，是亲戚间唯一的苏北人，他太太跟我始妨是堂表姐妹，他们的子女叫我姑姑“表姨娘”。当时我听着有点刺耳，也投去研究为什么。固然红楼二尤也是贾蓉的姨娘——已婚称“姨妈”，未婚称“姨娘”没错，不过《红楼梦》里的小辈也称姨娘为“姨娘”。想必因为作妻不是正式结婚，客气的尊称只好拿来作为未婚的姨母看待。
我母亲是湖南人，她称庶母“大姨二姨”。我舅母也是湖南人。但是我舅舅家相当海派，所以表姐妹仍叫舅母的妹妹“阿姨”——“阿姨”是吴语，近年来才普及——有“阿姨”的也只此一家。
照理“姨妈”这名词没有代用品，但是据我所知，“姨妈”也只有一个。李鸿章的长孙续娶诗人杨云史的妹妹，小辈都称她的姐姐“大姨妈”。杨家是江南人——常熟？
但是我称我继母的姐妹“大姨”、“八姨九姨”以至于“十六姨”。她们父亲孙宝琦有八个儿子，十六个女儿。孙家仿佛是江南人——我对这些事一向模糊——虽然都一口京片子非常道地。
此外我们这些亲戚本家都来自华北、华中与中南部。看来除了风气较开放的江南一隅——延伸到苏北——近代都避讳“姨”宇，至少口头上“姨”、“姨娘”的称呼已经被淘汰了，免与姨太太混淆。
闽南话“细姨”是妻，想必福建、广东同是称“小”作“细”。现在台湾恐怕不大有人称妻妹为小姨了。
三０年间张资平的畅销小说，有一篇写一个青年与他母亲的幼妹“云姨母”恋爱。“云姨母”显然不是口语，这称呼很怪，非常不自然，是为了避免称“云姨”或“云姨娘”。即使是文言，称未婚少女为“姨母”也不对。张资平的小说外表很西式，横行排字，书中地点都是些“H市”、“S市”，也看不出是否大都市，无法推测是汉口、上海还是杭州、汕头。我的印象是作者是内地人，如果在上海写作也是后来的事。他显然对“姨”字也有过敏性。
“表姑”、“表姨”的纠纷表过不提，且说《相见欢》这篇小说本身，似乎也应当加注解。短短一篇东西，自注这样长，真是个笑话。我是实在向往传统的白描手法——全靠一个人的对白动作与意见来表达个性与意向。但是向往归向往，是否能做到一两分又是一回事了。显然失败了，连林女士这样的细心人都没看出《相见欢》中的苟绍甫——
①对他太太的服饰感到兴趣，虽然他不是个娘娘腔的人；
②认为盲婚如果像买奖券，他中了头奖；
②跟太太说话的时候语声温柔，与平时不同；
④虽然老夫老妻年纪都已过中年，对她仍旧有强烈的欲望；
——是爱他太太。至于他听不懂她的弦外之音，又有时候说话不留神，使她生气，那是多数粗豪的男子的通病。
这里的四个人物中，伍太太的女儿是个旁观者。关于她自己的身世，我们只知道她家里反对她早婚，婚后丈夫出国深造，因为无法同去，这才知道没钱的苦处。这并不就是懊悔嫁了个没钱的人，至少没有悔意的迹象，小夫妻俩显然恩爱。不过是离愁加上面对现实——成长的痛苦。
伍太大有两点矛盾：
①痛心她挚爱的表姐彩风随鸦，代抱不平到恨不得红杏出墙，而对她钉梢的故事感到鄙夷不屑——当是因为前者是经由社交通见的人，较罗曼蒂克；
②因为她比荀太太有学识，觉得还是她比较能了解绍甫为人——他宁可在家里孵豆芽，不给军阀做事，北伐后才到南京找了个小事。但是她一方面还是对绍甫处处吹毛求疵，对自己的丈夫倒相当宽容，“怨而不怒”，——只气她的情敌，心里直骂“婊子”，大停她的淑女形象——被遗弃了还乐于给他写家信。
显然她仍旧妒恨绍甫。少女时代同性恋的单恋对象下嫁了他，数十年后余愤未平。倒是萄太太已经与现实媾和了，而且很知足，知道她目前的小家庭生活就算幸福的了。一旦绍甫死了生活无着，也准备自食其力。她对绍甫之死的冷酷，显示她始终不爱他。但是一个人一辈子总也未免有情，不过她当年即使对那恋慕她的牌友动了心，又还能怎样？也只好永远念四着那钉梢的了。
几个人一个个心里都有个小火山在，尽管看不见火，只偶尔冒点烟，并不像林女士说的“槁木死灰”，“麻木到近于无感觉”。这种隔阂，我想由来已久。我这不过是个拙劣的尝试，但是“意在言外”“一说便俗”的传统也是失传了，我们不习惯看宇里行间的夹缝文章。而从另一方面说来，夹缝文章并不是打谜。林女士在引言里说我的另一篇近作《色。戒》——
……是在探讨人心中“价值感”的问题。 （所以女主角的名字才谐音为“王佳芝”？）
使我联想到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曾经有人说我的一篇小说《留情》中淡黄色的墙是民族观念——偏爱黄种人的肤色——同属《红楼梦》索隐派。当然，连《红楼梦》都有卜世仁（不是人），贾姜的舅舅。但是当时还脱不了小说是游戏文章的看法，曹雪芹即使不同意，也不兔偶一为之。时至今日，还幼稚到用人物姓名来骂人或是暗示作书宗旨？
此外林女士还提起《相见欢》中的观点问题。我一向沿用旧小说的全知观点羼用在场人物观点。各个人的对话分段。这一段内有某人的对白或动作，如有感想就也是某人的，不必加“他想”或“她想”。这是现今各国通行的惯例。这篇小说里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林女士单挑出伍太太想的“外国有这句话：”死亡使人平等。‘其实不等到死已经平等了。当然在一个女人是已经太晚了……“指为”夹评夹叙“，是”作者对小说中人物的批判“，想必因为原文引了一句英文名句，误认为是作者的意见。
伍太太“一肚子才学”（原文），但是没说明学贯中西。伍太太实有其人，曾经陪伴伍先生留学英美多年，虽然没有正式进大学，英文很好。我以为是题外文章，略去未提。倘然提起过，她熟悉这句最常引的英语，就不至于显得突死了。而且她女儿自恨不能跟丈夫一同出国，也更有来由。以后要把这一点补写进去，非常感谢林女士提醒我。
（收入《续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88年2月初版）
五、存稿
我写文章很慢而吃力，所以有时候编辑先生向我要稿子，我拿不出来，他就说：“你有存稿，拿一篇出来好了。”久而久之，我自己也疑心我的确有许多存稿囤在那里，始于下决心去搜罗一下。果然，有是有的。我现在每篇摘录一些，另作简短的介绍。有谁愿意刊载的话，尽可以指名索取——就恐怕是请教乏人。
年代最久远的一篇名唤《理想中的理想村》，大约是十二三岁时写的。以前还有，可惜散失了。我还记得最初的一篇小说是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关于一个小康之家，姓云，娶了个媳妇名叫月娥，小姑叫风娥。哥哥出门经商去了，于是风娥便乘机定下计策来谋害嫂嫂。写到这里便搁下了，没有续下去，另起炉灶写一篇历史小说，开头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我喜欢那时候，那仿佛是一个兴兴轰轰橙红色的时代。我记得这一篇是在一个旧帐簿的空页上起的稿，簿于宽而短，分成上下两截，淡黄的竹纸上印着红条子。用墨笔写满了一张，有个亲戚名唤“辫大侄侄”的走来看见了——我那时候是七岁吧，却有许多二十来岁的堂房侄子——他说：“喝！写起《隋唐演义》来了。”我觉得非常得意，可是始终只写了这么一张，没有这魄力硬挺下去。
（似乎我从九岁起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了，但那时候投稿《新闻报》本埠附刊几次都消息沉沉，也就不再尝试了，直到两年前。）
再歇了几年，在小学读书的时候，第一次写成一篇有收梢的小说。女主角素贞，和她的情人游公园，忽然有一只玉手在她肩头拍了一下。原来是她的表姐劳嫁。她把男朋友介绍给劳婶，便酿成了三角恋爱的悲剧。素贞愤而投水自杀。小说用铅笔写在一本笔记簿上，同学们睡在蚊帐里翻阅，摩来摩去，字迹都擦糊涂了。书中负心的男子名叫殷梅生，一个姓殷的同学便道：“他怎么也姓殷？”提起笔来就改成了王梅生。我又给改回来。几次三番改来改去，纸也擦穿了。
这是私下里做的。在学校里作文，另有一种新的台阁体①，我还记得一行警句：“那醉人的春风，把我化成了石像在你的门前。”《理想中的理想村》便是属于这时期的。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我写的，这里有我最不能忍耐的新文艺滥调：“在小山的预上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晚饭后，乳白色的谈烟渐渐地褪了，露出明朗的南国的蓝天。你可以听见悠扬的音乐，像一幅挑色的网，从山顶上撤下来，笼罩着全山……。这里有的是活跃的青春，有的是热的火红的心，没有颓废的小老人，只有健壮的老少年。银白的月蹯蹯地在空空洞洞的天上徘徊，她仿佛在垂泪，她恨自己的孤独。……还有那个游泳池，永远像一个慈善的老婆婆，满脸皱纹地笑着，当她看见许多活泼的孩子像小美人鱼似的扑通扑通跳下水去的时候，她快乐得爆出极大的银色水花。她发出洪亮的笑声。她虽然是老了，她的心是永远年轻的。孩子们爱她，他们希望他们不辜负她的期望。他们努力地要成为一个游泳健将。……沿路上都是蓬勃的，微笑着的野蔷薇，风来了，它们扭一扭腰，送一个明媚的眼波，仿佛是在时装展览会里表演时装似的。清泉潺潺地从石缝里流，流，流，一直流到山下，聚成一片蓝光滟潋的池塘。在熏风吹醉了人间的时候，你可以待在小船上，不用划，让它轻轻地，仿佛是怕惊醒了酣睡的池波，飘着飘着，在浓绿的垂柳下飘着。……这是多么富于诗意的情景哟！”
①
台阁体，明代永乐、成化年间流行于上层官僚文人中的一种文风，一味汪重造句的典雅工丽，多失却文章气韵。
虽然我不喜欢张资平①，风气所趋，也不免用了两个情感洋溢的“哟”字。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她姓张，我也姓张；她喜欢张资平，我喜欢张恨水②，两个时常争辩着。
后来我就写了个长篇的纯粹鸳蝴派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回目是我父亲代拟的，颇为像样，共计五回：“沧桑变幻宝篇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围，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
开端写宝玉收到傅秋芳寄来的一张照片：“宝玉笑道：”袭人你倒放出眼光来批评一下子，是她漂亮呢还是——还是林妹妹漂亮？‘袭人向他重重地瞅了一下道：“哼！我去告诉林姑娘去！拿她同外头不相干的人打比喻……别忘记了，昨天太太嘱咐过，今儿晚上老爷乘专车从南京回上海，叫你去应一应卯儿呢，可千万别忘记了，又惹老爷生气。’”
① 张资平（1893—1959），现代作家，擅写三角恋爱小说。早年参加“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创造社发起人之一。抗战时期曾依附日寇，后以汉奸罪入狱。
② 张恨水（1895-1967），现代作家。其作品多为章回体言情小说，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均流传甚广。
写贾琏得官：“黑压压上上下下挤满了一屋于人，连赵姨娘周姨娘也从小公馆里赶了来了，赵姨娘还拉着袖子和风姐儿笑着嚷：”二奶奶大喜呀！‘……凤姐儿满脸是笑，一把拉着宝玉道：“宝兄弟，去向你琏二哥道个喜吧！者爷栽培他，给了他一个铁道局局长干了！’宝玉……挤了进去，又见贾母歪在杨贵妃榻上，鸳鸯蹲在小凳上就着烟灯烧鸦片，琥珀斜欠倚在榻上给贾母捶腿……贾琏这时候真是心花一朵朵都开足了，这一乐直乐得把平时的洋气派洋礼节都忘得干干净净，退后一步，垂下手来，恭恭敬敬给贾政请了个安，大声道：”谢谢二叔的栽培。‘“
凤姐儿在房中置酒相庆，“自己坐了主席，又望着平儿笑道：”你今天也来快活快活，别拘礼了，坐到一块儿来乐一乐吧！‘……三人传杯递盏……贾琏道：“这两年不知闹了多少饥荒，如今可好了……’凤姐瞅了他一眼道：”钱留在手里要咬手的，快去多讨两个小老婆吧！‘贾琏哈哈大笑道：“奶奶放心，有了你和平儿这两个美人胎子，我还讨什么小老婆呢？’风姐冷笑道：”二爷过奖了！你自有你的心心念念睡里梦里都不忘记的心上人放在沁园村小公馆里，还装什么假惺惺呢？大家心里都是透亮的了！‘贾琏忙道：“尤家的自从你去闹了一场之后，我听了你的劝告，一趟也没有去过，这是平儿可以作证人的。’凤姐道：”除了她，你外面还不知养着几个堂子里的呢！我明儿打听明白了来和你仔仔细细算一笔总帐！‘平儿见他俩话又岔到斜里去了，连忙打了个岔混了过去。“
贾珍带信来说尤二姐请下律师要控告贾琏诱奸遗弃，因为他“新得了个前程，官声要紧”，打算大大诈他一笔款子。贾琏无法筹款，“想来想去唯有向贾珍那里去通融通融，横竖这事起先是他也有一份儿在内的，谅他不至坚拒。”贾珍挪了尤氏的私房钱给他，怕他赖债，托词是向朋友处转借来的。
底下接写主席夫人贾元春主持的新生活时装表演，秦钟智能的私奔，贾府里打发出去的芳官藕官加入歌舞团，复写贾珍父子及宝玉所追求；巧姐儿被绑；宝玉闹着要和黛玉一同出洋，家庭里通不过，便负气出走，贾母王夫人终于屈服。“袭人叫宝玉到宝钗处辞行，宝玉推说：”姨妈近来老不给人好脸子看，‘后来他自己心里也觉不过意，问袭人道：“宝姐姐有什么怪我的话吗？’袭人道：”我怎么知道你们的事呢？‘宝玉……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临行的时候，宝黛又拌了嘴，闹决裂了，一时不及挽回，宝玉只得单身出国去了。
这是通俗小说，一方面我也写着较雅驯的东西。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在校刊上发表了两篇新文艺腔很重的小说，《牛》与《霸王别姬》。《牛》可以代表一般“爱好文艺”的都市青年描写农村的作品，也许是其志可嘉，但是我看了总觉不耐烦：
“禄兴衔着旱烟管，叉着腰站在门口。雨才停，屋顶上的湿茅草亮晶晶地在滴水。地下高高低低的黄泥潭子，汪着绿水。水心疏疏几根狗尾草，随着水涡，轻轻摇着浅栗色的穗子。迎面吹来的风，仍然是冰凉地从鼻尖擦过，不过似乎比冬天多了一点育草香。
禄兴在板门上磕了磕烟灰，紧了一紧束腰的带子，向牛栏走去。在那边，初晴的稀薄的太阳穿过栅栏，在泥地上匀铺着长方形的影和光。两只瘦怯怯的小黄鸡抖着沾湿的翅膀，走来走去啄食吃。牛栏里面，积满灰尘的空水槽寂寞地躺着，上面铺了一层纸，晒着干莱。角落里，干草屑还存在。栅栏有一面磨擦得发白，那是从前牛吃饱了草颈项发痒磨的。禄兴轻轻地把手放在磨坏的栅栏上，抚摸着粗糙的木头，鼻梁上一缕辛酸味慢馒向上爬，堵住了咽喉，泪水泛满了眼睛。“
禄兴卖掉了牛，春来没有牛耕田，打算送两只鸡给邻舍，租借一只牛。禄兴娘子起初是反对的：“天哪！先是我那牛……我那牛……活活给人牵去了，又是银簪子……又该轮到这两只小鸡了！你一个男子汉，只会算计我的东西……”
牛到底借来了，但是那条中脾气不好，不伏他管束。禄兴略加鞭策，牛向他冲过来，牛角刺入他的胸膛，他就这样的送了命。
“又是一个黄昏的时候，禄兴娘子披麻戴孝送着一个两人指的黑棺材出门。她再三把脸贴在冰凉的棺材板上，用她披散的乱发揉擦着半干的封漆。她那柔驯的战抖的棕色大眼睛里面充满了眼泪；她低低地用打颤的声音说：”先是……先是我那牛……我那会吃会做的壮牛……活活给牵走了……银簪子……陪嫁的九成银，亮晶晶的银簪子……接着是我的鸡……还有你……还有你也让人抬定了……‘她哭得打噎——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涵的晚风中淅淅飞去。“
“黄黄的月亮斜接在烟囱曰，被软烟熏得迷迷蒙蒙，牵中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犬尾草簌簌地播着栗色的穗子。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
去年看了李世芳①的《霸王别姬》，百感丛生，想把它写成一篇小说，可是因为从前已经写过一篇，当时认为动人的句子现在只觉得肉麻与憎恶；因为摆脱不开那点回忆，到底没有写成。那篇《霸王别姬》很少中国气味，近于现在流行的古装话剧。项羽是“江东叛军领袖”。虞姬是霸王身背后的一个苍白的忠心的女人。霸王果然一统天下，她即使做了贵纪，前途也未可乐观。现在，他是她的太阳，她是月亮，反射他的光。他若有了三宫六院，便有无数的流星飞人他们的天宇。因此她私下里是盼望这战一直打下去的。困在核下的一天晚上，于巡营的时候，她听到敌方远远传来“哭长城”的楚国小调。她匆匆回到营帐里去报告霸王，但又不忍心唤醒他。“他是永远年轻的人们中的一个：虽然他那纷披在额前的乱发已经有几根灰白色，并且阳光的利刃已经在他坚凝的前额上划了几条深深的皱痕，他的熟睡的脸依旧含着一个婴孩的坦白和固执。”
①李世芳。京剧演员，“四小名旦”之一。他是梅兰劳的弟子。
霸王听见了四面楚歌，知道刘邦已经尽得楚地了。“虞姬的心在绞痛，当她看见项王的倔强的嘴唇转成了白色。他的眼珠发出冷冷的玻璃一样的光辉。那双眼睛向前瞪着的神气是那样的可怕，使她忍不住用她宽大的袖子去掩住它。她能够觉得他的睫毛在她的掌心急促地翼翼煽动，她又觉得一串冰凉的泪珠从她手心里一直滚到她的臂弯里。这是她第一次知道那英雄的叛徒也是会流泪的动物。”
“他甩掉她的手，拖着沉重的脚步，歪歪斜斜走回帐篷里。她跟了进来，看见他伛偻着腰坐在榻上，双手捧着头。蜡烛只点剩了拇指长的一截。残晓的清光已经透进了帷幔。”
“‘给我点酒。’他始起眼来说。”
“当他捏着满泛了琥珀的流光的酒盏在手里的时候，他把手撑在膝盖上，微笑看着她。”
“虞姬，我们完了。看情形，我们是注定了要做被包围的困兽了，可是我们不要做被猎的，我们要做猎人。明天——啊，不，今天——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行猎了。我要冲出一条血路，从汉军的军盔上面踏过去！
哼，那刘邦，他以为我已经被他关在笼子里了吗？我至少还有一次畅快的围猎的机会，也许我的猎枪会刺穿他的心，像我刺穿一只贵重的紫貉一般。虞姬，披上你的波斯软甲，你得跟随我，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都要死在马背上。“
虞姬不肯跟他去，怕分了他的心。他说：“噢，那你就留在后方，让汉军的士兵发现你，把你献给刘邦吧！”
“虞姬微笑。她很迅速地把小刀捆出了鞘，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
“项羽冲过去托住她的腰，她的手还紧抓着那镶金的刀柄。项羽俯下他的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紧紧瞅着她。她张开她的眼，然后，仿佛受不住这样强烈的阳光似的，她又合上了它们。项羽把耳朵凑到她的颤动的唇边，他听见她在说一句他所不懂的话：”我比较欢喜这样的收梢。‘“
“等她的身体渐渐冷了之后，项王把她胸脯上的刀拔了出来，在他的军衣上揩抹掉血渍。然后，咬着牙，用一种沙嘎的野猪的吼声似的声音，他喊叫：”军曹，军曹，吹起画角来！吩咐备马，我们要冲下山去！‘“
末一幕太像好莱坞电影的作风了。
后来我到香港去读书，歇了三年光景没有用中文写东西。为了练习英文，连信也用英文写。我想这是很有益的约束。现在我又写了，无限制地写着。实在是应当停一停了，停个三年五载，再提起笔来的时候，也许得有寸进，也未可知。
（收入《流言》，1944年12月中国科学公司初版）
六、打人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
“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经验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晴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煌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是为仔我要登坑老？”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①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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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涵秋（1873—1923），近代小说家、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章回小说三十余种，代表作《广陵湖》曾风靡一时。
（原刊1944年6月《天地》月刊第9期）
七、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胎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嗯，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熏风’的‘熏’。”《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开骄散并行的阳湖派①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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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阳溯源，清代散文流派。乾隆、嘉庆间，挥敬、张惠言等人开创。挥敬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响应者亦多为该县人氏，故名。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罢！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罢！——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比道：“回到童话里去！”在《自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荣莉香片》、《心经》、《玻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原刊1943年8月《杂志》月刊第11卷第5期）
八、道路以目
有个外国姑娘，到中国来了两年，故宫、长城、东方蒙特卡罗、东方威尼斯，都没瞻仰过，对于中国新文艺新电影似乎也缺乏兴趣，然而她特别赏识中国小孩，说：“真美呀，尤其是在冬天，棉袄、棉裤、棉袍、罩袍，一个个穿得矮而肥，蹒跚地走来走去。东方人的眼睛本就生得好，孩子的小黄脸上尤其显出那一双神奇的吊梢眼的神奇。真想带一个回欧洲去！”
思想严肃的同胞们觉得她将我国未来的主人翁当作玩具看待，言语中显然有辱华性质，很有向大使馆提出抗议的必要。爱说俏皮话的，又可以打个哈哈，说她如果要带个有中国血的小孩回去，却也不难。
我们听了她这话，虽有不同的反应，总不免回过头来向中国孩子看这么一眼——从来也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得之处！家里人讨人嫌，自己看惯了不觉得；家里人可爱，可器重，往往也要等外人告诉我们，方才知道。诚然，一味的恭维是要不得的，我们急待弥补的缺点太多了，很该专心一致吸收逆耳的忠言，借以自警，可是——成天汗流狭背惶愧地骂自己“该死”的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拣那可喜之处来看看也好。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们从家里上办公室，上学校，上小菜场，每天走上一里路，走个一二十年，也有几千里地；若是每一趟走过那条街，都仿佛是第一次认路似的，看着什么都觉得新鲜希罕，就不至于“视而不见”了，那也就跟“行万里路”差不多，何必一定要飘洋过海呢？
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着。黄昏的时候，路旁歇着人力车，一个女人斜欠坐在车上，手里换着网袋，袋里有柿子。车夫蹲在地下，点那盏油灯。天黑了，女人脚旁的灯渐渐亮了起来。
烘山芋的炉子的式样与那黯淡的土红色极像烘山芋。
小饭铺常常在门口煮南瓜，味道虽不见得好，那热腾腾的瓜气与“照眼明”的红色却予人一种“暖老温贫”的感觉。
寒天清早，人行道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炉，煽出滚滚的白烟。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煤炭汽车行门前也有同样的香而暖的呛人的烟雾。多数人不喜欢燃烧的气味——烧焦的炭与火柴、牛奶、布质——但是直截地称它为“煤臭”、“布毛臭”，总未免武断一点。
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十有八九是风姿楚楚的年轻女人，再不然就是儿童，可是前天我看见一个绿衣的邮差骑着车，载着一个小老太太，多半是他的母亲吧？此情此景，感人至深。然而李逵驮着老母上路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做母亲的不惯受抬举，多少有点窘。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坐着，满脸的心虚，像红木高椅坐着的告帮穷亲戚，迎着风，张嘴微笑，笑得舌头也发了凉。
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红灯，骑行时但见红圈滚动，流丽之极。
深夜的橱窗上，铁栅栏技校交影，底下又现出防空的纸条，黄白、白的、透明的，在玻璃上糊成方格子、斜格子，重重叠叠，幽深如古代的窗槅与帘拢。
店铺久已关了门，熄了灯，木制模特儿身上的皮大衣给剥去了，她光着脊梁，旋身朝里，其实大可以不必如此守礼谨严，因为即使面朝外也不至于勾起夜行人的绩思。制造得实在是因陋就简，连皮大衣外面露出的脸与手脚都一无是处。在香港一家小西装店里看见过劳莱哈台的泥塑半身像，非但不像，而且恶俗不堪，尤其是那青白色的肥脸。上海西装店的模特儿也不见佳，贵重的呢帽下永远是那笑嘻嘻的似人非人的脸。那是对于人类的一种侮辱，比“沐猴而冠”更为严重的嘲讽。如果我会雕塑，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发展。橱窗布置是极有兴趣的工作，因为这里有静止的戏剧。（欧洲中古时代，每逢佳节，必由教会发起演戏敬神。最初的宗教性的戏剧甚为简单，没有对白，扮着《圣经》中人物的演员，穿上金彩辉煌的袍褂，摆出优美的姿势来，一动也不动地站着。每隔几分钟换一个姿势，组成另一种舞台图案，名为tableau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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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迎神赛会，台阁上扮戏的，想必是有唱做的罢？然而纯粹为tableau性质的或许也有。）
橱窗的作用不外是刺激人们的购买欲。现代都市居民的通病据说是购买欲的过度膨胀。想买各种不必要的东西，便想非份的钱，不借为非作歹。然则橱窗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的附属品了。可是撇开一切理论不讲，这一类的街头艺术，再贵族化些，到底参观者用不着花钱。不花钱而得赏心悦目，无论如何是一件德政。
四五年前在隆冬的晚上和表婶看霞飞路上的橱窗，霓虹灯下，木美人的倾斜的脸，倾斜的帽子，帽子上斜吊着的羽毛。既不穿洋装，就不会买帽子，也不想买，然而还是用欣羡的眼光看着，缩着脖子，两手插在袋里，用鼻尖与下颇指指点点，暖①的呼吸在冷玻璃上喷出谈白的花。近来大约是市面萧条了些，霞飞路的店面似乎大为减色。即使有往日的风光，也不见得有那种兴致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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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ableau，活人画（指由人体造型组成的四面）。
倒是喜欢一家理发店的橱窗里，张着绿布帷幕，帷脚下永远有一只小狸花猫走动着，倒头大睡的时候也有。
隔壁的西洋茶食店每晚机器轧轧，灯火辉煌，制造糕饼糖果。鸡蛋与香草精的气昧，氤氲至天明不散。在这“闭门家里坐，帐单天上来”的大都市里，乎白地让我们享受了这馨香而不来收帐，似乎有些不近情理。我们的劳邻的蛋糕，香胜于味，吃过便知。天下事大抵如此——做成的蛋糕远不及制造中的蛋糕，蛋糕的精华全在烘熔时期的焦香。喜欢被教训的人，又可以在这里找到教训。
上街买菜，恰巧遇着封锁，被羁在离家几丈远的地方，腿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即。太阳地里，一个女佣企图冲过防线，一面挣扎着，一面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众人全都哈哈笑了。坐在街沿上的贩米的广东妇人向她的儿子说道：“看医生是可以的；烧饭是不可以的。”她的声音平板而郑重，似乎对于一切都甚满意，是初极外国语教科书的口吻，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听在耳朵里使人不安，仿佛话中有话。其实并没有。
站在麻绳跟前，竹篱笆底下，距我一丈远近，有个穿黑的男子，戴顶黑呢帽，矮矮个子，使我想起《歇浦潮》①小说插图中的包打听。麻绳那边来了三个穿短打的人，挺着胸，皮鞋啪啪响——封锁中能够自由通过的人，谁都不好意思不挺着胸，走得啪啪响——两个已经越过线去了，剩下的一个忽然走近前来，挽住黑衣人的胳膊，熟狎而自然，把他搀到那边去了，一句话也没有。三人中的另外两个也凑了上来，兜住黑衣人的另一只胳膊，撒开大步，一霎时便走得无影无踪。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提强盗。捕房方面也觉得这一幕太欠紧张，为了要绷绷场面，事后特地派了十几名武装警察到场弹压，老远地就拔出了手枪，目光四射，准备肃清余党。我也准备着枪声一起便向前扑翻，俯伏在地，免中流弹。然而他们只远远望了一望，望不见妖氛黑气，用山东话表示失望之后，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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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歇浦潮），二十年代韧出版的邪狎小说，朱瘦菊（海上说梦人）著。
空气松弛下来，大家议论纷纷。送货的人扶着脚踏车，掉过头来向贩米的妇人笑道：“哪儿跑得掉！一出了事，便画影图形四处捉拿，哪儿跑得掉！”又向包车夫笑道：“只差一点点——两个已经走过去了，这一个偏偏看见了他！”又道：“在这里立了半天了——谁也没留心到他！”
包车夫坐在踏板上，笑嘻嘻抱着胳膊道：“这么许多人在这里，怎么谁也不捉，单单捉他一个！”
幸灾乐祸的，无聊的路边的人——可怜，也可爱。
路上的女人的绒线杉，因为两手长日放在袋里，往下坠着的缘故，前襟拉长了，后面却缩了上去，背影甚不雅观。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路人”这名词在美国是专门代表“一般人”的口头掸。新闻记者鼓吹什么，攻击什么的时候，动辄指出“路人”来：“连路人也知道……”“路人所知道的”往往是路人做梦也没想到的。
在路上看人，人不免要回看，便不能从容地观察他们。要使他们服服贴贴被看而不敢回看一眼，却也容易。世上很少“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落；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的人物。普通人都有这点自知之明，因此经不起你几次三番迅疾地从头至脚一打量，他们或她们便浑身不得劲，垂下眼去。还有一个办法。只消凝视他们的脚，就足以使他们惊惶失措。他们的袜子穿反了么？鞋子是否看得出来是假皮所制？脚有点外八字？里八字？小时候听合肥老妈子叙述乡下打狼的经验，说狼这东西是“铜头铁背麻秸腿”，因此头部与背脊全部富于抵抗力，唯有四条腿不中用。人类的心理上的弱点似乎也集中在下肢上。
附近有个军营，朝朝暮暮努力地学吹喇叭，迄今很少进步。照说那是一种苦恼的，磨人的声音，可是我倒不嫌它讨厌。伟大的音乐是遗世独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属于超人的境界，惟有在完美的技艺里，那终日纷呶的，疲乏的“人的成分”能够获得片刻的休息。在不纯熟的手艺里，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所以“人的成分”特别的浓厚。我喜欢它，便是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初学拉胡琴的音调，也是如此。听好手拉胡琴，我也喜欢听他调弦子的时候，试探的，断续的咿哑。初学拉凡哑林①，却是例外。那尖利的，锯齿形的声浪，实在太像杀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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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凡哑林，小提琴。英语Violin一词的音译。
有一天晚上在落荒的马路上走，听见炒白果的歌：“香又香来糯又糯！”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唱来还有点生疏，未能朗朗上口。我忘不了那条黑沉沉的长街，那孩子守着锅，蹲踞在地上，满怀的火光。
（原刊1944年1月《天地》月刊第4期）
九、更衣记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续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富室里发掘出来的甭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绘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帐悯，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宁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亥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杉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挣锋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更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大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榴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栅栅，百稻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０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能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自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妨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癫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据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晶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初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胶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杉上的点缀晶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吧，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晚“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楼出福寿籽样。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推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笋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汀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顶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曾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腰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拔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晶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抄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候，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人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人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抚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沼，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０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很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０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颇，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怒。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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