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
齐鲁大地之子（1）
季羡林出生于1911年8月6日。就在他出生后的两个月零四天，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末代皇帝溥仪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在这块土地上，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所谓的“民国”时代。但是，新的时代并没有新的气象。皇威犹在，旧习未除，似乎还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正如所说：“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新旧交替时代，但是，也是思想界最为活跃和人才辈出的时代。由于季羡林的生日多少与“大清王朝”沾了一点边儿，所以他常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
季羡林的家乡是山东省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康庄镇官庄。季羡林就出生在官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临清地处鲁西北平原，京杭大运河由此穿过。由于盐碱地多，土地贫瘠，更兼降雨集中在夏季，常发生春旱夏涝，农作物产量较低，丰年难以果腹，灾年则颗粒无收，所以临清是山东的贫困地区之一。农作物主要以小麦、玉米、棉花为主，也产大枣、柿子。此外，临清的大蒜个儿大味好，颇有名气。
临清有悠久的历史，西汉初年，即以清渊之名建县。后赵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由于地倚清河（卫河古称）而更名为临清。至明代升格为临清州，属东昌府。后又恢复为临清县。1984年撤县改市，称临清市。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上，临清曾经是一个繁荣的城市。隋代开通京杭大运河之后，临清是运河上的一个大码头，几百年中，商贾云集，百业兴隆，歌楼舞馆，鳞次栉比，是很阔过一阵子的。几代皇帝南巡，都曾经过临清，在史书上都有记载。据季羡林考证：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enryYule）的名著《CathayandtheWaythither》（《东城记程录丛》）中，就有关于临清的记述：
这是天主教神父鄂多瑞克（Odoric）旅行记中的一段记载，时间是1316年至133O年，是在中国的元朝。原文是：
离开了那坐城市Manzu（扬州？明州？镇江？），沿淡水运河走了八天以后，我来到了一座城市，叶做Tenyin。它位于一条叫做Caramoran河的岸上，这一条河流经中国的正中，一旦决口，为害甚剧，正如Fenara的Po河。
——《故乡行》
季羡林认为，“根据鄂多瑞克航行的时间，再根据此城的地望，此城必是临清无疑。”至于鄂多瑞克为什么在旅行记中给临清记上一笔，只能推想，元代的临清必定已经贸易兴隆，昌明，成为大运河沿岸的一个重要城市了。
临清在历史上也曾是人文荟萃之地。著名的舍利宝塔，与杭州的六合塔遥遥相对，成为临清的著名景观。明清两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者。明代万历年间州人柳佐建永寿寺，规模宏伟。据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清李基和有《清渊十景诗》，可见其时临清人文景观的盛况。其他如鰲头矶、钞关、清真寺等，都是著名的文化古迹。
可是，随着大运河北段逐渐干涸，特别是津浦铁路通车以后，陆路交通代替了水上航运，于是沧海变成了桑田，临清昔日的辉煌逐渐成了历史陈迹，慢慢衰败下来，逐渐成了一个无名的小县城。但是，文化并没有随着经济的衰败而衰败，它的流风余韵仍然长久地盘桓在临清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至今，这块齐鲁故土，孔孟的故乡，依然民风淳朴，凝聚着厚重的文化气息。
然而，正如季羡林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料想，近年来京九铁路修通，临清为车站之一。如今临清借京九线通车的东风，又开始大兴土木，渐渐繁荣起来了。
临清古代曾经出过几位文臣武将，但都不甚有名。近代中，名副其实的临清人，大约要算将军张自忠了，这是临清人的骄傲。
今天，临清又出了一位闻名全国的者季羡林，据说家乡人早就打算把他的名字修进县志里去，恐怕是进入艺文志之类的吧。不过按老规矩，活着的人是不进县志的，不知道老家的人有没有按老规矩办事。但是，不管进没进县志，如今季羡林的名字在临清早已经家喻户晓，成为临清人的又一骄傲。
按照季羡林的说法，在他出生的年代，全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的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而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他的家乡清平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官庄则是县里最穷的村，而他的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简而言之，季羡林出生在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家庭。
官庄距临清县城四十里地，是鲁西北平原上一个贫困僻远的小村。官庄笼罩在一片黄色之中。黄色的土路，黄色的土坯房，黄土抹的房顶，甚至连天空也是灰黄灰黄的。村子中央有一个大坑，夏天雨后，坑里积满了雨水，孩子们就在黄泥汤里游泳戏水。全村惟一的一点绿色，是村南打麦场边的几棵大杨树。只有当阳光照射在树身上，绿色的树叶映出点点光亮，微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时，才给这个单调、沉闷的小村庄带来一丝生气。季羡林的家在村子南面，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实际是在村外，是村里穷人住的地方。他家住三间破旧的土坯房，房前有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两棵高过房顶的大杏树，结的是酸杏。可常常有人来偷摘杏吃。有一次，同村的一个男孩爬上房顶偷杏，不慎跌下来摔断了腿。院前门旁还有一棵花椒树。除此而外，院子里就什么也没有了。 !
齐鲁大地之子（2）
季羡林的祖父母早亡，他从未见过他们，祖父母身后留下三个儿子。季羡林的父亲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叔叔。小的一个叔叔过继给了外姓人，改姓刁，从此与季家脱离了关系。父亲和另一个叔叔，俩相依为命。他们俩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一贫如洗。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食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后来，乡下实在呆不下去了，兄弟俩决定去大城市闯荡一番。离官庄最近的大城市便是山东省首府济南，兄弟俩就来到了济南。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在人口稠密的济南府，拉过洋车，扛过大包，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后来，叔叔在济南找到了工作，立定了脚跟。兄弟俩又商量，决定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乡务农。季羡林的叔叔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老季家争一口气。
于是，季羡林的父亲便从济南回到了老家官庄，耕种祖父留下的半亩多薄地，以维持生计。就在父亲从济南回到官庄种地的这段时间，1911年8月6日，这个贫穷农民的家庭里，终于有了一丝欢乐的气氛——一个小生命降生了！季羡林呱呱落地，来到了人间。
关于季羡林的生日，这里顺便作一点说明。几十年来，大家都知道季羡林的生日是8月6日。每逢这一天，他的亲朋好友，晚辈，各级领导，甚至外国大使，都会向他祝寿，这已经成了惯例。可是，200l年8月，聊城和临清市的党政领导邀请他回故乡，庆祝他的九十岁生日。在祝寿大会后，他在写《故乡行》一文时，却写了下面一段文字：“八月六日──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我的生日从旧历折合成公历是八月二日。由于一次偶然的笔误，改成了六日，让我少活了四天──算是我的生日。”这件事也算得季羡林生平中的一件趣闻。不过，这么多年来，他对自己生辰的讹误，听之任之，将错就错，不置一辞，也颇耐人寻味。
季羡林的也是穷苦人家的，娘家姓赵，就住在离官庄五里的一个村子里，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不识字，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季羡林六岁以前，同母亲朝夕相处，相濡以沫，母子之间的感情至厚至深，至博至大。如今，已经年届九十的季羡林，念及母亲时，仍然忍不住要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季羡林幼年时候和母亲形影不离，母亲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有时候，在做午饭前，母亲到地里去摘绿豆荚，好把豆粒剥出来，拿回家去做午饭。季羡林便跟着母亲到地里去。这时候正接近中午，天高云淡，蝉声四起，蝈蝈儿也爬上高枝，纵声歌唱，空气中飘拂着一股淡淡的草香和泥土的香味。在绿豆地里，季羡林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不停地问这问那。他捉到一只蚱蜢，要拿给母亲看一看。棒子上长了乌霉，他觉得奇怪，一定要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总是一边摘着豆荚一边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有时，他想和母亲比赛谁摘豆荚快。尽管他全神贯注，使出全身力气去摘豆荚，想超过母亲，结果他还没摘到半筐，母亲的筐里已经满了。失望之余，他细心观察，发现这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奥秘，关键就在母亲那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从那以后，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就在他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只要一想到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便浮现在眼前。
季羡林童年的境遇，他在《我的童年》一书中这样记述：
在我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榛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或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子，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顿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去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和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一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
有一年夏天，季羡林拣到一小篮麦穗，高兴地递给了母亲。母亲把麦穗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季羡林越吃越想吃，吃完饭以后，他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追着要打他。季羡林当时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连忙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来捉他，只好站在水坑边上，看着儿子站在水里，把剩下的白面饼子津津有味地吃完。最后，母亲也笑了。
季羡林家徒四壁，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自然不可能去私塾念书。当时，他的家中没有一本书，甚至连个带字儿的纸条都没见过。季羡林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如果不是出现非常的机遇，大约他至今仍然是个农民，在村里当个羊倌、猪倌什么的，了此一生。 !
命运的转折
但是，世事难料，人生变幻莫测。就在季羡林六岁的时候，幸运之神突然向他伸出了召唤的手。转瞬间，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改变。
事情是这样的：官庄的季家原来是一个大家族。父亲一辈中，大排行就有十一人。其中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杳无音信。留下的五个，一个送了人，自然也与季家无缘了。余下的四个，只有季羡林的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但不幸早亡；而留在济南的叔叔又没有子嗣，只有一个。这样一来，季羡林就成了整个季氏家族中惟一的男孩子。在封建社会中，他当然就成了给季家续香火、光门楣的惟一指望。为此，叔叔与父亲经过反复的商议、筹划，终于共下决心：为了光宗耀祖，无论如何也要把季家的这根独苗苗培养成人。恰好，此时叔叔在济南谋得了一个职务，有了稳定的收入。于是，兄弟俩决定把小羡林从官庄带出去，离开农村，送到济南去培养。
父辈的这个决定，对于季羡林来说，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捩点。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17年春节前夕，父亲把六岁的季羡林送到济南叔叔家。从此，季羡林便离开了父亲、，告别了故乡和儿时的伙伴，结束了农村生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然而却是寄人篱下的生活。
童年生活也随之结束了。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的童年生活。对一般人来说，这也许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对于一个将要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来说，特别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师来说，童年时期的蒙学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人文社会学者不同于，他需要长期积累中外知识，只有在掌握了前人创造的知识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然后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而要打好这样的文化基础，一般是需要从童年时代开始的。纵观20世纪中国学坛大师的情况，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像季羡林这样六岁以前还在地里拾麦穗，割草喂牛，与文字无缘的人，日后能成为学术大师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寥若晨星。例如，比季羡林大三十岁的先生，虽然幼年时家道中落，“从小康而坠入困顿”，却仍然能够在“三味书屋”中得到寿镜吾老先生的开蒙；又比如比季羡林大二十岁的胡适先生，从小就能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不满三岁便认识了七百多字，三岁多就进了正式的学堂。因为个头太小，还需要别人抱上高凳子坐着，才能听老师讲课。三四岁的胡适，便已经开始诵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了；再比如比季羡林小一岁的钱钟书先生，出身于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四岁识字，五岁入私塾读《毛诗》，每天上学都由家中派人接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季羡林的“蒙学”却等于零。说实在的，像季羡林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若无特殊的机遇和过人的聪慧与勤奋，要想日后在中国学坛独树一帜，并且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季羡林常说：“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这完全是他发自肺腑的实话实说。当时季羡林到了济南，开始上学读书，他“惟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个饭碗。”而不是做学者。他的家庭也从来没有期望他成为学者。季羡林做学者的“志向”并非从小所立，亦非家庭所希冀，而是“水涨船高”，一步一步地逐渐树立起来的。 !
寄人篱下（1）
1917年初春，北方大地春寒料峭。在阵阵扑面的寒风中，父亲带着六岁的季羡林，骑着毛驴，踏着地上的残雪，从鲁西北的官庄，一步步走到了济南。
到了济南，展现在幼年季羡林眼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儿的一切，都使这个一直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又惊又喜，大睁着双眼，左瞧右看。不必说那些鳞次栉比的商店、五光十色的景观，也不必说车水马龙的街巷、来往穿梭的人流，无不使他目不暇接，喜出望外，单是那巉岩嶙峋、险峻雄伟的”千佛山”，就让这个少年大吃一惊，大开眼界。因为他从小生活在北方大平原的黄土地上，从未见过山，更不用说如此奇特的大山了。
济南虽然比官庄好，但是让他伤心的是离开了亲爱的。他初到济南时，常常在梦中梦到母亲，然后从梦中哭着醒来。尽管这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能吃上肉，但是他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吃咸菜，也要回到母亲身边。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他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但是对母亲的想念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这里应该介绍一下他的叔父，这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人。1993年，季羡林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文中，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叔父：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古书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一个对宋明理学如此热衷的人，当然是坚守“三纲五常”、“夷夏之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类思想的人。一个有趣的例子最能说明叔父的思想。季羡林刚到济南时，曾上过一年私塾。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生畏。每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后来，叔叔把他送进了一所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当时“五四”运动已波及到了山东。一师校长是个新派人物，他率先在自己的学校采用了白话文的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字叫作《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为人做事不应该“得寸进尺”，否则便会灾难临头，当时在世界上是一篇流行的课文。碰巧，课本被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季羡林便转到了新育小学。新育小学最初是用文言教学，后来，随着时代的潮流也改成用白话文教学了。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会说话。叔父也没有办法，只好置之不管了。
但是，在家里还是叔父说了算。叔父对季羡林的期望极大，要求极严，因为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季家这根独苗身上。叔父虽然思想守旧，却是个既明白事理又务实的人，而且颇具远见卓识。在季羡林上高小时，他便出钱让侄子课余去学英语。时间虽然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和一些单词，可这短期的英语启蒙，不但引发了季羡林学习外语的兴趣，使他终身受益；而且，在考中学时也沾了光。因为他要考的“正谊中学”，居然要考英语。出的题目是：“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识。”季羡林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了，结果被录取。考上的不是初中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算是沾了半年的光。这自然使叔父大为高兴。于是，他决定，侄子在整个中学期间，都要在课余学习英语。不但要学英语，而且课余还要学古文。叔父让侄子再参加了一个古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参加两个学习班，自然要给老师报酬，增加了叔父的经济负担，但叔父不在乎花这些钱，因为他决心要把侄子培养成一个有出息的人。就这样，季羡林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每天从学校下课之后，就先去古文学习班读古文，晚饭后，再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坚持了八年。即使如此，叔父仍恐对侄儿的教育不够周全，竟自己编选了一本《课侄选文》，亲自给侄子讲课。选文的内容大多是一些讲理学的文章。对此，季羡林说：“我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叔父对侄子虽然严厉，却也不乏慈蔼。从下面关于兔子的一件小事，便可以看出来：
也不记得是几年以后了，总之是在秋天，叔父从望口山回家来，仆人挑了一担东西。上面用蒲包装的有名的肥桃，下面有一个木笼。我正怀疑木笼里会装些什么东西，仆人已经把木笼举到了我的眼前了——战栗似的颤动的嘴，透亮的长长的耳朵，红亮的宝石似的眼睛……这不正是我梦寐渴求的兔子吗？记得他临到望口山去的时候，我曾向他说过，要他带几个兔子回来。当时也不过随意一说，现在居然真带来了。这仿佛把我拉回了故乡里去。我是怎样的狂喜呢？
——《兔子》
叔父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叔父的严格教育，使他从小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并且坚持终生，这是日后他在学术上能够获得巨大的重要根基。叔父在季羡林的青少年时代，创造各种条件，为他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这是他后来能够顺利考入清华，继而留洋，终于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大学者的先决条件。季羡林对叔父尽职尽责的培育之恩，永远铭记在心，永远感激不尽。 !
寄人篱下（2）
叔父虽然“严而慈”，却是一个脾气十分暴躁的人，更兼婶母偏爱自己的，对侄子另眼相待，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一个少年来说，是不会留下太多愉快回忆的。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季羡林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几十年来，他只字未题，外人无从知晓。2001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在一篇题为《一条老狗》的散文中，在回忆的时候，对他童年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偶尔提及，写下了如下的一段话：
从此我就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不能说，叔父和婶母不喜欢我，但是，我惟一被喜欢的资格就是，我是一个男孩。不是亲生的孩子同自己亲生的孩子感情必然有所不同，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掩饰，更用不着美化。我在感情方面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一些细微末节，我体会极深。常言道：没娘的孩子最痛苦。我虽有娘，却似无娘，这痛苦我感受得极深。我是多么想念我故乡里的娘呀！然而，天地间除了母亲一个人外有谁真能了解我的心情我的痛苦呢？因此，我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地在被窝里呑声饮泣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处境，使本来天真活泼，在小学时还经常同男孩子打架的季羡林，变得拘谨了，循规蹈矩了，内向了。
也正因为这样的处境，季羡林从小就明白了自己与其他孩子的区别。失去了父母的依靠，人生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孤军奋战，百折不挠，才能，这便愈加促使他埋头苦干，发奋图强，勤奋学习，比一般孩子早熟得多。
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不管外部环境多么严酷，天真的童心却是永不会泯灭的。
在小学三年里，季羡林曾考过两个甲等第三（只有三名甲等），两个乙等第一，总起来看，属于上等，但是并不拔尖。实际上，虽然叔父管教极严，季羡林却并没有“唯命是从”。他当时对正课并不感兴趣，最感兴趣的是看。叔父是个古板的人，把小说视为“闲书”，不许季羡林看。但季羡林也有对付叔父的办法。在家里，他的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他坐在桌旁，桌上摆的“四书”，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演义》等旧小说。《》大概太深，他看不出其中奥妙，林黛玉整天哭哭啼啼，他很不喜欢，因此看不下去。其余的书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他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
到了学校，用不着什么防备，一放学，他就躲到假山背后，或者盖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闲书”，狼吞虎咽地大看起来，常常忘了时间，忘了吃饭，有时候看到天黑，才摸黑回家。他对小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他们的姓名都背得滚瓜烂熟，连他们用的兵器也如数家珍，比教科书熟悉多了。他自己也想当那样的英雄。鼻子一哼，冒出一道白光，白光里带着宝剑，射杀坏蛋强盗，然后再一哼，白光和剑便回到自己的鼻子里。有一回，一个小告诉他，把右手五个指头往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戳到一百次，上千次。练上一段时间以后，再换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终就可以练成铁砂掌，五指一戳，连树木也能戳断。他信以为真，也想练成铁砂掌，便猛戳起来。结果把指头戳破了，鲜血直流，疼痛难忍，知道自己与铁砂掌无缘，才停止了练习。
学习英文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他从小学开始学习英文，当时他认为用方块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种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的英文，居然也能发出声音来，还能有意思，简直不可思议。越神秘的东西，越有吸引力。英文对季羡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他每天同十几个孩子一起，课余向一位英语教员学英语，兴趣极大。虽然他英语成绩不错，但是有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始终萦绕在脑子里：为什么“是”和“有”算是动词？它们一点也不动嘛。当时老师也不能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到了中学，英文老师也答不上来。当年用“动词”来译英文verb的人，大概不会想到他这个译名给多少孩子带来了这样的疑问。
十三岁那年，他考上了城里的正谊中学。他本来是想考鼎鼎大名的济南第一中学的，但是他觉得自己把握不大，没敢报名，结果报了个“破正谊”。所谓“破”，指的是教学质量不如市一中，其实正谊中学在济南也属于较好的学校，尤其是校舍十分讲究，环境优美。它背靠大明湖，万顷苇绿，十里荷香，不啻为人间乐园。
正谊中学开设的课程有：国文、英语、数学、物理、生物、地理、历史等，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齐全的课程了。英语老师水平很高，们写的英语作文，他很少改动，而是一笔勾销，自己重写一遍。对这位老师，季羡林印象很深，受益匪浅。
这时叔父已经开始亲自给季羡林讲课了，教材就是那本包括理学文章的《课侄文选》。课后，他还要去学古文和英文，负担是很重的。
但是季羡林这时毕竟还只有十三四岁，玩兴很浓，课后多半跑到学校后面的大明湖畔去钓虾，捉蟹。他在《我的童年》里写道：
“综观我的童年，从一片灰黄开始，到了正谊算是到达了一片浓绿的境界──我进步了。但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从生活的内容上来看，依然是一片灰黄。即使到了济南，我的生活也难找出什么有声有色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玩具，自己把细铁条弄成一个圈，再弄一个钩一推，就能跑起来，自己就非常高兴了。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我当时生活的写照。 !
初露锋芒
1926年，十五岁的季羡林从正谊中学初中毕业，考入了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附设高科班。北园高中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盛。山东大学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厅长王寿彭先生。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一位是绰号“大清国”的老师，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同注疏在内都能背下来。据说他们还都能倒背如流。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王崑玉老师对季羡林影响很大。他十分赏识季羡林的文才，在课上，对季羡林的作文大加赞扬，曾下过这样的批语：“亦简劲，亦畅达。”这对一个十五岁的高中来说，简直是受宠若惊。惊喜之余，季羡林对古文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设法找来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大家的文集，认真地作了一番研究。至于英文，由于有尚实英社的底子，他的英文水平在班里从来遥遥领先，无人能与其竞争。
季羡林常说：“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由于季羡林各科成绩都很优异，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和鼓励，所以在高中阶段，他的学习热情大为高涨，第一学期就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平均分超过95分。因此，受到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先生的嘉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励他，这自然更加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季羡林回忆道：“我有意识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在高中学习的三年中，六次考试，他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名副其实的“六连贯”。当时在学校里，季羡林的名字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受到们的尊敬。大伙儿给他取了一个外号“诗人”。其实他并没有写过什么诗，而且一生不喜欢新诗，这个外号大约是夸他的文章写得好吧。在老师们的眼里，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必将在今后的学坛上成就一番大事业。
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他的一生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在国文学习方面。这个学校有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前两位是他的业师。胡也频是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著名作家。他在课堂上大力宣传“现代文艺”，亦即“普罗文学”，这使包括季羡林在内的一批青年学生大为兴奋。这是季羡林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受其影响，他写了一篇名为《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可惜，此文还未及刊出，国民党就发出了对胡也频的通缉令。胡也频慌忙逃到上海，不久，就被国民党暗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季羡林早年同马克思主义的这点因缘就此中断。
接替胡也频教季羡林国文课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董先生算是先生的小友，大学毕业，翻译过一本苏联《争自由的波浪》，是鲁迅写的序。董先生十分赏识季羡林的作文，认为是全班之冠，全校之冠，每次都给以详细的批改和鼓励，这就更激发了季羡林的写作热情。他在《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一文中回忆道：
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从那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文章写作“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剧烈的震动，所谓“心血来潮”，则立刻拿起笔来，写点什么。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是积习难除，锲而不舍。这同董先生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我对董先生的之感，将伴我终生了。
高中三年级，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也以白话为主，但是，季羡林并没有放松对古籍的钻研。他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李煜、苏轼、陆游、姜夔等诗人、词人的作品，他读了很多。这对他以后的研究和写作，无疑影响深远。
高中时，他已经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并陆续发表在天津的《益世报》上。《文明人的公理》是揭露1928年帝国主义出兵占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后，日本兵在济南横行霸道，抢劫老百姓财物的悲惨的一幕。表现了季羡林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憎恶和辛辣的讽刺。《医学士》是揭露一名庸医，嫌贫爱富，终因玩忽职守，致人死命的故事。《观剧》生动地描写了一个老式剧场中污浊、混乱的情景，以及国民党士兵欺压百姓横蛮无理的行径。这些作品均发表于1929年。季羡林写这些作品时，还只不过是一个十八岁的高中学生。作品自然单薄、稚嫩，但从内容上，已经能看出他的爱憎感情和关注现实的倾向。这大约是受到胡也频先生“现代文艺”思想的影响创作出来的吧。
与此同时，季羡林开始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并在山东《国民新闻》上发表。如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老妇》《世界底末日——梦——》《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老人》；当代作家LoganPearsallSmith的《蔷薇》；美国诗人、戏剧家D·Marquis《守财奴自传序》；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小诗》等。
季羡林是不悔少作，也从不掩少作的。早期创作和翻译的作品，无论多么幼稚，他也绝不作任何改动，在l992年编辑《季羡林文集》时，照登不误。他说：“谁都有穿开裆裤的时候，这没有什么丢人的。” !
“五三惨案”惊魂
1927年，北伐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广东出发，一路扫荡，宛如劲风扫残云，把各路军阀打得落花流水，纷纷溃败。1928年，大军占领了济南。此时，帝国主义怕失去它在山东的利益，悍然出兵占领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当时，季羡林还是山东附设高中二年级的。由于日军占领了济南，国民军撤走，所以学校不能开学。学生们都只能在家里待着。日本军队当时成了济南的最高统治者，但是他们又非常害怕老百姓，常常搞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搜查，闹得全城风声鹤唳、鸡犬不宁，经常发生日军枪杀中国老百姓的事件。季羡林本人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道：
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成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兵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皮带。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我向他解释：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他坚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的，听了那日军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知道。
在日军刺刀下度过的1928年，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沉痛地写道：“在这一年内，我心镜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这段经历，更加激发了他的热情，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
叔父的“礼物”——包办婚姻
1929年，季羡林十八岁时，尊叔父母之命结了婚。叔父当年把侄子从农村接到济南来，本来就有两件任务：一件是培养他，以图将来为季家光大门楣；另一件是为季家续香火，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到了1929年，在叔父眼里，侄子的第一件任务完成得十分满意，他在学校已经成了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前途十分光明。于是叔父自然就想起该完成的第二件任务——结婚生子。按常情，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正值年少，学业初始，对未来怀着无限憧憬之时，一般是不愿有家室之累的。但是，以季羡林当时寄人篱下的处境而言，则是绝对无力反对这桩包办的。所以，当叔父提出婚事时，他只得服从，接受这件”叔叔送给的礼物”。这一年，经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结了婚。
季羡林的妻子叫彭德华，济南人，比他大四岁，只念过小学，就住在他家后院。两家门当户对。婚后，l933年他们先有了，取名婉如。1935年，又有了儿子延宗。
这桩包办的婚姻，既无可言，又由于差异悬殊，缺少共同语言，让季羡林从一开始感受到的，就不是欢乐而是痛苦。他在l932年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五三惨案”刚过，我精神是受刺激萎靡到极至了。又失学一年（生平未曾失过学），在家里蜷伏着。同时，使我最不能忘的（永远不能忘的）是我的H.（指妻子彭德华）竟然（经过种种甜蜜的阶段）使我得到derSchmerz（德文：“痛苦”）的真味。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①
1930年夏天，季羡林高中毕业了。回首十九年走过的道路，有得有失，有喜有忧。“得”和“喜”的是：经过叔父和老师们的精心培养和自己的努力，他从一个毫无前途可言的农村孩子，变成了品学兼优，前程无量的有为青年；“失”和“忧”的是：他离开了，失去了人生最重要的母爱。这使他终身负疚，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他还必须承受叔父母包办婚姻带来的痛苦。可这就是人生，有得必有失。诚如他八十五岁时，在《人生》一文中所说：“我觉得，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能先制订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下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
不管怎么样，1930年，展现在十九岁的季羡林面前的，是光辉灿烂的锦绣前程。他已经有实力，有自信，在未来的人生舞台上，一展身手，与那些高官显宦、书香门第的富家子弟们，一比高低。
注：①季羡林：《清华园日记》，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
进京赶考（1）
老人们常说；是块福地。什么兵荒马乱的事，到了北京，都会烟消云散，平安无事。此话不假。1930年，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内有国共两党“围剿”与“反围剿”的殊死搏斗，血沃中原，寒凝大地，万家墨面，生灵涂炭；外有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东北三省危在旦夕，次年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的同胞，沦为日寇的奴隶。在这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之际，北平城却依旧湖光山色、海晏河清，一派恬然自若、风平浪静的景象。
这年夏天，季羡林随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班毕业的八十多位“举子”，联合“进京赶考”。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济南老家，独自一人出远门，又是参加考试，其兴奋激动的心情，自不待言。
“举子”们在前门车站陆续下了火车。季羡林坐上了一辆洋车，车夫拉着他在古都的大街小巷里奔跑。京城的一切，都使这个从外省来的年轻人感到迷惘和新奇。红的墙，绿的瓦，五颜六色的牌楼，马路上悠闲踱步的行人，比济南阔气得多的商店和酒馆……使他“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最使他奇怪的是，像木屋似的电车在铁轨上行驶，发出轰隆轰隆巨大的声响。他想，“电”，不是很危险吗？可是，乘客们却都若无其事地坐在车里，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洋车夫拉着他不知拐了多少弯，终于在西城大木仓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门口停了下来。这时他不但迷惘，甚至有点慌张。天黑，看不清院子里有些什么东西，甚至也没看清自己住的小屋，便糊里糊涂地睡下了。这一晚，他做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梦。
这就是北京留给他的第一印象。他一生走过许多地方，可是他最爱的还是北京。
从全国各地来京的“举子”们，自然没有闲情逸致去观赏故都的宫殿名苑。他们是来“赶考”的，重任在身，前途未卜。而大学的入学考试，对莘莘学子们来说，不啻为一座“龙门”，既可怕，又极具吸引力。跳过去了，就成龙；跳不过去，就成蛇。这人生道路上的阴阳界，谁也绕不过去。曾有多少人跳过“龙门”，从此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名利双收，出人头地；也曾有多少人，“龙门”折翅，名落孙山，从此心灰意懒，自暴自弃，穷愁潦倒，抱恨终生。这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一直延续到今天。真是年年岁岁演不尽，几家欢乐几家愁。
当时到北平赶考的“举子”，起来大概有六七千或八九千人，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僻远的云南和贵州，根本没听说过有人到南京或上海等地去赶考的。留在本地报考大学的也很少。这是当时的时代潮流。
当时，北平的大学有十几所，还有若干专科学校，五花八门，既有国立的，也有私立的，还有教会立的。考试办法也不像今天这样统一出题，统一阅卷，统一录取；而是各校分头招生，有意把考试日期分开，不让“举子们”顾此失彼。有的大学，比如朝阳大学，一个暑假就招四五次生，可谓“先天下之招而招”又“后天下之招而招”，前者是为了报名费（每人大洋三元），后者是为了学费。最后几乎一网打尽。各校招生均自己出题、自己录取。这样，考生便可以任意选择报考学校。虽说考生自由选择的空间很大，但由于学校水平极其悬殊，因此，竞争的焦点便集中在名牌大学上。当年的名牌大学，同今天一样，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国立”大学。全国来赶考的“举子”们，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侥幸一试。因为这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事，谁愿意放过呢？北大和清华当然只招一次生，而且门坎高得可怕，在大约五六千或更多的报名学子中，清华仅录取约两百人，北大不及清华的一半，百分比更低，甚是吓人，比现在困难多了。往往没有把握的人，都得报几个二流、三流、不入流的学校垫底。有的人甚至报七八所大学。即使这样，每年仍有许多考生落第，铩羽而归。
季羡林只报了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他说：“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上千，从小学一直考到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这当然不是什么运气好，而是有实力与自信。但是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生，非北大、清华不上，这多少有点狂妄。由此也可看出，青年季羡林的心气儿有多高。他回忆当年考试的情形：
清华当年入学考试的国文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因为清华离城远，所以借了北大北河沿三院作考场，基本上都没有到过清华园，仅仅凭借“清华园”这三个字，让自己的幻想腾飞驰骋，写出了妙或不妙的文章。我的幻想能力自谓差堪自慰，大概分数不低。
——《清新俊逸清华园》
北大的考题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先说国文题就非常奇特：“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哪里像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英文更加奇特，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另加一段汉译英，据说年年如此。那一年的汉文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也是一个很难啃的核桃。最后，出所有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以外，叉奉赠了一盘小菜，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文听写。我们在山东济南高中时，从来没有搞过这玩意儿。这当头一棒，把我们都打蒙了。我因为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应付过去了。可怜我那些同考的举子，恐怕没有几个人听懂的。结果在山东来的举子中，只有三人榜上有名。我侥幸是其中之一。 !
进京赶考（2）
——《我眼中的张中行》
季羡林考试结果是：“连中双元”。北大、清华都录取了。他大喜过望，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自然也就成为举子们羡慕的对象。
回到旅舍，欣喜之余，他回想起来京之前，在济南报考邮务生落榜之事，感慨不已，顿生人生莫测，祸福难料之感。原来，就在他高中毕业后，来京赶考前的这段时间里，济南邮政局招收“邮务生”。当时社会上，邮政局、铁路局、盐务稽核所，这三个关系国计民生命脉的部门，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老外”是谁也不敢惹的。“老外”给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烂，打不碎，摔不破。只要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就可以终生稳端这个“铁饭碗”。这在一般人的眼里，当然是一个美差。当叔父知道招收邮务生的消息后，觉得机不可失，便要求侄子前去报考。季羡林虽然志在上深造，却不敢有违严命。如果考取了，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再如果勤勤恳恳工作，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上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可是出乎意外的是，他没考上。一个能考上最高学府北大、清华的高材生，竟然考不上一个邮务生，岂非咄咄怪事！他自己的答案是：“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我名落孙山了。”这大概是有道理的。邮务生的标准同大的标准不是一码事，再加上他性格内向，不善应对，可能在这位“老外”眼里，他确实不是干邮务生的料。可是，今天想来，我们倒应该感谢这位“有眼力”的“老外”，否则，中国不过多了一个邮务生或邮务佐，而失去的却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学术大师。
北大、清华都考上了，却出现了新的难题：“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究竟上哪个大学好呢？
大学建于1898年，原名京师大学堂。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此，北大就逐渐形成了民主、进步、的优良，同时也形成了独立思考、治学严谨的学风。这里有全国知名的教授和一流的学生，上北大，自然是每一个考生梦寐以求的愿望。
清华大学建于1911年，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学生去的学校，它是清朝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兴办的。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到了1930年，清华虽然已经不是专门培养青年出国留学的学校了，但在出国留学方面，仍然比北大或其他学校有优势。清华同样有全国一流的教授和学生；清华强调计划培养，严格训练，它的校风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清华同样是每一个考生首选的学校。
这两所大学在师资、设备、名望、生源等方面可谓势均力敌，不分轩轾，至今依然如此。可是，仔细研究一下，也可以发现它们在学风、校风上略有差异，各有千秋。所谓“北大学派”和“清华学派”的问题，一直是学界颇感兴趣又议而未决的问题。季羡林既成了清华学子，又在北大任教五十余年，当多年后有人问及此事，他曾就两校风范的差异，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我想说，北大的风范可以用人们对杜甫诗的评论‘沉郁顿挫’来概括。而对清华则可用杜甫对李白诗的评价‘清新俊逸’来概括。” !
走进清华
季羡林最终选择了清华。其中并没有多少奥秘。他说：“当时‘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
当时的清华大学，新生报考时用不着填写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自己决定入哪个系。读上一年，如果觉得不满意，还可以转系。这样一来，自由倒是自由了，但又给新生增添了烦恼。因为清华的系、科繁多，哪一系、科都有吸引力。季羡林左掂右量，举棋难定。他自谓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碰到了“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的难题。季羡林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上文科更适宜，然而他却一度想上数学系，可见当时他并没有立志成为一名语言学家。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季羡林最后决定入西洋系（后改名为外国文学系）。这决定自然与他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分不开，同时，也与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大名威震神州不无关系。当年的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教授讲课有的也用英文。光这一点，就够让青年学子们振聋发聩的。
然而，世间许多事往往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待季羡林入了西洋文学系才发现，那些外国教授几乎全都不学无术，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了的人。中国教授虽不能说个个不学无术，但有真知灼见的也寥寥无几。
六十多年后，耄耋之年的季羡林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写道：
从1930年到现在，六十七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所有当年的老师已经去世了。最后一位去世的是后来转到北大来的温德先生，去世时已经活过了一百岁。我现在想根据我在清华学习四年的印象，对西洋文学系做一点评价，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想先从古希腊找一张护身符贴到自己身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有了这张护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够畅所欲言了。
现在我来介绍温德教授。他是人，怎样到清华来的我不清楚。他教欧洲文艺复兴文学和第三年法语。他终身未娶，死在中国。据说他读的书很多，但没见他写过任何学术文章。……他身上穿着五百大洋买的大衣，腋下夹着十块钱一册的《万人丛书》，眼睛上戴着用八十块大洋配好的但镜片装反了的眼镜，徜徉在水木清华的林荫大道上，昂首阔步，醉眼朦胧。
现在介绍吴可读教授。他是英国人，讲中世纪文学。他既无著作也无讲义，上课时他顺口讲，我们顺手记。究竟学到了些什么东西，我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现在介绍毕莲教授。她是美国人。我也不清楚她是怎样到清华来的。听说她在美国教过中小学。她在清华讲授中世纪英语，也是一无著作，二无讲义。她的拿手好戏是能背诵英国大诗人Chaucer（乔叟——笔者注）的CanterburyTales（《坎特伯雷故事集》——笔者注）开头的几段。听老说，每逢新生上她的课，她就背诵那几段，背得滚瓜烂熟，先给学生一个下马威。以后呢？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花样了。
下面介绍叶崇智（公超）教授。他教我们第一年英语，用的课本是英国女JaneAusten（简？.奥斯丁——笔者注）的《傲慢与偏见》。他的教学法非常离奇，一不讲授，二不解释，而是按照学生的座次——我先补充一句，学生的座次是并不固定的——从第一排右手起，每一个学生念一段，依次念下去。念多么长？好像也没有一定之规，他一声令下：“Stop！”于是就Stop了！他问学生：“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是邻座的第二个学生念下去。有一次，一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他大声喝道：“查字典去！”一声狮子吼，全堂愕然、肃然，屋里静得能听到呼吸声。从此天下太平，再没有人提出任何问题了。就这样过了一年。公超先生英文非常好，对英国散文大概是很有研究的。可惜，他惜墨如金，从来没有见他写过任何文章。
季羡林对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的评价，也许会给人一种有违师道尊严的感觉。其实，这也是他性格的一种表露，是他与一般人的迥异之处。他从不会说谎言，也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他对别人的看法都写在纸面上，公诸于众。他对叶公超先生的看法，与他的师弟王辛笛先生（在清华西洋文学系比他低一级）相左，便写了《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一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古话：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为了真理，我不能用撒谎来讳，我只能据实直说。”他又说：“在背后，甚至在死后议论老师的长短，有悖于中国的尊师之道。不过，我个人觉得，我的议论，尽管难免有点苛求，却全是善意的，甚至是充满感情的。”
引用季羡林对西洋文学系教授颇有微词的评价，还有另一个原因。按常情，一位学者的，中学是打基础阶段，大学就应当是学术研究发轫的阶段。像西洋文学系教授们那样的教学水平，是很难让学生发出什么“轫”来的。季羡林虽然在西洋文学系上了四年学，可是他后来研究的却是佛教梵文、吐火罗文，与西洋文学风马牛不相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谁把他带上这条路的呢？又是谁给他发的“轫”呢？这里便不能不提到另外两位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了。 !
学术研究发轫
季羡林上了清华后，最使他感到遗憾的还不是西洋系教授水平低下的问题，而是没能赶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开办时期。就在他入学的前一年，国学研究院突然停办了。为此，他常发出“吾生也晚”的慨叹。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其目的专在培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师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梁、赵、陈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在国学研究院里，一切现代化学校的烦琐规章制度，几乎都没有。它好像是旧日的书院，师生直接联系，互相了解。老师亲自指导从事研究，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从这个研究院里毕业的学生，几乎都成了教授或学术界的著物。当年的年轻讲师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级的人物，曾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清华国学研究院，对20世纪学术界影响深远。
清华国学研究院理所当然的成为当时文科生们心目中的圣地。一切有志于从事国学研究的青年，无不顶礼膜拜，极其向往。如若能够登堂入室，则视为三生有幸。
可惜，它只存在了四年，便停办了。原因是：王国维与梁启超两位大师，不幸相继逝世。
好在陈寅恪先生在国学研究院解体后，转至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正在开设“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季羡林便立即办好旁听手续，前去听课。
陈寅恪先生少年出国，在东京上高中，后在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大学等著名学校学习，精通多种语言。他融合中西，学贯古今。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思想研究，是一代史学大师。他不仅学问博大精深，而且是一位执著的者。
季羡林前去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他便到城里的一座大庙里去买了一本。听陈先生的课，使他有如石破天惊，茅塞顿开，如痴如醉，从此便把他引上了研究佛教梵语的道路。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写道：
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这一偶然的机缘，促成了季羡林日后选择佛教梵文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专业。当然并不是在听陈寅恪先生课的时候他就确立了这一志向。当时季羡林甚至还没想过要做一名学者，而且那时国内也无人能教梵文。只是陈先生在他心中播下的这颗种子，数年后，当他在德国碰到了闻名世界的梵文大师后，便开花结果了。
季羡林在清华时，曾经与吴宓、叶公超、杨丙辰、郑振铎等几位老师十分熟悉。因为发表文章，写毕业论文等事情常到几位先生家里去请教，几位老师还请他吃过饭。但是惟独与陈寅恪先生接触不多。除了上课以外，从未去陈先生家拜访过。有时候，在林荫道上，在熙熙攘攘的学生人流中，季羡林远远地看见陈寅恪先生去上课的身影，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是琉璃厂某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服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陈寅恪先生不随流俗，特立独行的形象，给季羡林“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后来，陈寅恪先生对季羡林的提携与帮助，则影响了他的一生，虽然当时陈寅恪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位年轻的旁听生。
清华时代对季羡林影响很大的另一位老师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1925年出国，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大学学习。那时朱先生刚从国外学成归来，任大学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也就三十四五岁。他开的课是“文艺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季羡林选了这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学年，觉得朱先生的课不同凡响，获益匪浅。比起西洋文学系那些外国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可比的程度。
朱光潜先生口才并不好，他不属于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那一类人。而且，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好像还有点怕学生。讲课时眼睛总是向上翻，看着天花板的某一处，不敢看学生。可是他一句废话都没有，慢条斯理，娓娓道出深奥玄虚的美学理论，句句都能钻入学生心中。朱先生深通西方哲学和当时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而对中国的旧诗词又极为娴熟。所以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牵强附会之处。季羡林立刻喜欢上这门课，对朱光潜先生也十分敬佩。
陈、朱二位先生的课，使季羡林终生受益不尽。虽然当时他还没敢梦想当一个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他内心深处。他说：“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分不开的。”他又说：“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 !
结识名流
他还旁听或偷听过很多外系的课。比如、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他都听过。在旁听或偷听过程中，有的，也有失败的。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一起去偷听冰心先生的课，当场被冰心先生赶出了课堂，这也成了一件趣闻。冰心先生当时很年轻，但已蜚声文坛，名震神州。清华请她来教课。中追星族也大有人在，季羡林就是其中之一。有一天，季羡林随追星族一起到三院去旁听，屋子里面座无虚席，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常梳的纂儿，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她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么多学生，知道其中必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不选修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季羡林和追星族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曳兵而逃。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后，冰心先生已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季羡林与她重逢，向她谈起当年被逐之事，冰心先生说，她已经完全忘记了。
但是，旁听郑振铎先生的课，就大获成功，而且由于听课，季羡林与郑振铎先生后来成了忘年交。郑振铎先生当时是燕京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季羡林由于从小就对中国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便前去旁听。郑先生知识渊博，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郑先生没有丝毫的教授架子，完全以平等态度对待学生，对青年人十分爱护。郑先生不但邀请季羡林到自己家里做客，而且在他与、靳以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上发表季羡林的文章。当季羡林看见自己的名字煌煌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时，既受鼓舞，又颇为得意。
季羡林在大学期间，还有缘结识了沈从文先生和老舍先生。
沈从文先生在当时已经是一位有名的。他那些描写湘西怪异风土人情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特别是大学生们。季羡林也是沈从文作品的热心读者。他认为“所有并世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除了先生之外，就是沈从文。”季羡林认识沈从文先生，实出于一件偶然的小事。当时，丁玲的《》出版以后，季羡林读了感觉有一些意见要说，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文章登出后，听说沈从文先生有一些意见。于是季羡林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先生，同时请郑振铎先生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把他那篇书评抽掉。就是这样一件并不愉快的小事，他和沈从文先生便认识了。季羡林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沈从文先生是著名作家，两人社会地位相差悬殊，本不应该成为。可是，沈从文先生一点名作家的架子也没有，这使季羡林十分感动。最令他难忘的是，沈从文先生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出席婚礼的都是各界名流，证婚人是胡适之先生，场面十分隆重。沈从文先生居然也请他参加。这使他感到受宠若惊，同时也对沈先生为人的宽厚、朴实十分敬佩。从此，他们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季羡林认识老舍先生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季羡林上大学期间，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有一年暑假，他回济南老家，他的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老同学李长之，突然告诉他准备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而且要请他作陪。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使季羡林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
季羡林从高中时代起，就喜欢读老舍先生的作品。什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他都读过。他特别欣赏老舍作品中幽默的语言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对老舍先生十分崇敬。现在自己竟要陪这位著名作家吃饭，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心里忐忑不安。及至见到老舍先生后，才发现老舍先生全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摆架子的。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说起来铿锵有致，听他说话，简直就像听音乐，是一种享受。从那以后，季羡林就同老舍先生认识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又曾因私或因公，与陈寅恪先生、朱光潜先生、冰心先生、郑振铎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等，多有交住。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
“清新俊逸”清华园
季羡林在清华学习四年，除了老师们的教诲直接影响他后来学业的外，清华的校风对他思想和性格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理，一个学校培养出一个学校的，校风对学生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清华的校风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在三十年代，清华受西方影响更大一些，通俗地说，就是有点“洋气”。
清华新生入学，第一关就是“拖尸”，这是英文toss（抛、掷）的音译。意思是，新生在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老生中的好事者，列队在那里对新生进行“拖尸”。几个彪形大汉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垫子上，这就算完成了手续。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游泳池的门确实敞开着。这是从输入的“舶来品”。这里面并没有虐待新生的敌意，反倒是老生对新伙伴充满友情的玩笑。这种表示友情的美国方式，有人看不惯，其实，这正是清华校风清新与活泼的表现。类似“拖尸”的活动，还有不少。季羡林入学后，因为有同乡——篮球队队长的保驾，侥幸未被“拖尸”。当时为此颇为沾沾自喜，事后想起来却深感遗憾。这个终生难遇的机会轻易放过，以后想补课也不行了。
当时清华的教授月薪高达三四百元大洋，可以买二十袋面粉。他们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目空一切，学生是很难接近他们的。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开教授的玩笑。学生一般都利用自己主编的刊物《清华周刊》，同教授开玩笑。
第一件事是开俞平伯先生的玩笑。俞平伯先生家学渊源，是国学大师俞樾的孙子。他自己能写诗填词。他在系讲授唐诗宋词课，讲得很有特色。在堂上他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地朗诵。有时还闭上眼睛，仿佛完全沉浸在诗词的境界之中，遗世而独立。有时他蓦然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在等待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继续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了。这种讲诗的方法，不落言筌，不失本意，也不失为一种启发式的讲法。就是这位俞平伯先生，有一天，忽然把脑袋剃了个净光，大摇大摆走上讲堂，全堂为之愕然。几天后，《清华周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讽刺俞先生要出家当和尚。俞先生并不生气，恬然自得，泰然处之，仍然光着头，一本正经地在课堂上高喊：“好，好，好，就是好！”
另一件事是针对吴宓先生的。吴宓先生是西洋系教授，季羡林的业师。他讲授两门课：一门是“中西诗之比较”，一门是“英国浪漫诗人”。吴宓先生生性耿直，古貌古心，却流传着许多“绯闻”。他似乎追求过不少女士，最著名的是一位叫毛彦文的女士。他有一首诗，开头两句是”吴宓苦爱×××（原文如此），三洲人士共惊闻。”当时不能写出真姓名，但是从押韵上来看，×××者，毛彦文也。吴宓先生还有一组诗，名曰《空轩十二首》，最初是在“中西诗之比较”课堂上发给学生的。据说，每一首影射一位女子。于是，《周刊》上便把第一首今译为：
一见亚北貌似花，
顺着秫秸往上爬。
单独进攻忽失利，
跟踪钉梢也挨刷。
“亚北”者，欧阳也，是外文系一位女生的姓。这个今译本在学生中广为传诵。然而，吴宓先生却泰然自若。
学生在校刊上跟老师开个小玩笑，饶有风趣又无伤大雅。师不以为忤，生以此为乐。这样做，不但没有伤害师生关系，反倒能缩短师生距离，使感情更亲近、更融洽。这是清华校风民主的一面。
清华学生一般都非常用功，又都特别注重锻炼身体。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图书馆、教室，几乎空无一人，而体育馆里倒是人山人海；操场上也挤满了众多喜爱跑步、踢球、打球的学生，一派生龙活虎的景象。可到晚饭以后，图书馆里却又灯火通明，个个都在孜孜不倦地伏案苦读了。
墨子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清华大学“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校风，对季羡林思想和性格的影响是深远的。 !
清华“四剑客”
季羡林在清华时的好友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这四个人并不是一个系，年龄相差两三岁，季羡林年龄最小。其中，只有李长之是他的老相识。大概因为都是“青年”的缘故吧，不知怎么一来，四个人便成了好友，被称为清华的“四剑客”。“四剑客”经常会面。有时在荷花池旁，有时在林荫道上，有时在某一个人的宿舍里。最常去的地方是工字厅。清华的工字厅是一座颇为奇特的老式建筑，里面回廊曲径，花木蓊郁，后面是河塘。那个有名的写着“水木清华”的匾，就挂在工字厅后墙外面。这里非常清静，平时很少有人来，正是“四剑客”侃大山的理想地方。四个二十岁左右的文学青年凑在一起，海阔天空，放言高论，旁若无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一次，林庚早晨初醒，看到风吹帐动，立即写了两句诗：“破晓时天旁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当天就读给“三剑客”听，念得眉飞色舞，十分得意。
“四剑客”在一起，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但是，讨论最多的还是文坛新事。比如：茅盾的《子夜》出版的时候，四个人又凑到一起大侃，意见分为两派：否定派和肯定派。季羡林属于否定派，觉得茅盾的文章死板、机械，没有那种灵气。吴组缃则是肯定派，认为《子夜》结构宏大，气象万千。这样的辩论向来都不会有结果。不过是每人都把自己的意见淋漓尽致地发表一通后，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话题又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四剑客”后来都成了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吴组缃在清华毕业后，成为一名左翼作家和教授。他的《一千八百担》和《樊家铺》、《天下太平》、《某日》等，反映了三十年代农村动乱的现实和复杂的社会纠葛，取得了很高的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成就。林庚成了有名的诗人和教授，李长之则是著名的文学家。二十年后，院系调整，吴组缃、林庚调到任教，“三剑客”又在燕园聚首，大家都已成了中年人。二十年尘世间摸爬滚打，历尽艰辛，心灵上都留下了累累伤痕；更兼中年人家事、国事，事事萦心，早已失去了少年锐气。但三人重新聚首，仍然喜出望外，开怀大笑。个中滋味，惟三人自知，外人莫能知也。
如今，“四剑客”中，李长之命运多蹇，早已离开了人世。1994年，吴组缃也因病去世。另外“二剑客”已垂垂老矣。 !
同窗情深（1）
季羡林在清华时还有一位好友便是胡乔木（原名胡鼎新）。胡乔木比季羡林小一岁，是历史系的，当时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事反对国民党的地下活动。有时早晨，在盥洗室们的脸盆里，常常会发现宣传革命的传单，是手抄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出自胡乔木之手，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告发。当时国内政局非常紧张。侵略军兵临古北口，1931年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随即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寇“绝对不可抵抗”，反之，对共产党则大肆”围剿”。这种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学生积极投入救亡运动，组成了学生赴南京请愿团。季羡林怀着满腔热情，随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奔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结果，学生们的满腔热情，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铩羽而归。他还同清华同学一起，到清河、沙河一带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季羡林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自谓“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但是，对政治斗争，他的态度却是：“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季羡林的政治态度是以爱国为标准，对党派斗争没有兴趣介入。他是爱国者，不是政治家。他的志趣在追求知识，而不是参加政治斗争活动。这种思想，从年轻时便已形成。
所以，当一个深夜，胡乔木坐在他的床边，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参加革命活动的时候，他告诉胡乔木他胆小怕事，没有答应。但是，他答应可以到胡乔木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教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
解放后，胡乔木身居高位，季羡林乃一介书生，他们的友谊始终保持。胡乔木对季羡林旧情难忘，也曾助过他一臂之力。
在清华的四年间，季羡林交游甚广，甚多，除吴组缃、林庚、李长之“三剑客”外，还有卞之琳、萧乾、李健吾、田德望、钱钟书、邓广铭等都是季羡林的挚友。这些人当年都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在清华、北大、燕大，后来都成了著名的、诗人、学者、教授。季羡林同他们也经常聚会，除了谈天说地，褒贬文坛人事外，还一起拜访老师，看体育比赛，结伴游圆明园、颐和园，爬香山，进城看电影，听戏，购物，买书，下馆子，生活丰富多彩，生气勃勃。下面随意摘引几段季羡林当时的日记，读者可以从中窥见到季羡林当时生活的真实面貌：
l932年l0月28日
早晨连上两班吴可读的课，真正要命已极，吴可读怎么能从Oxford（牛津大学）毕业呢？真笑天下之大话。
过午跑一千六百米，共四圈，因为缺少练习，跑到第二圈上就想下来，好歹携着两条重腿跑下来，头也晕，眼也花，也想吐，一切毛病全来。澡没洗好，就赶快回到屋里来，大睡。
又到民众学校上课。又难办，学生程度不齐，而设备又不够。
今晚我用所得稿费请客——肥鸭一只。
晚上同长之闲扯，我觉到他是从感情到理智进行着的，他不能写。然而他不服气。
同访杨丙辰，谈少顷即回屋。
预备法文。
l933年4月2日
今天同武、王、左登金、蔡淳专逛颐和园。
走了去，因为我去的次数比较多，我于是成了向导了。先上山，后逛排云殿，又坐船到龙王庙。逛的人非常多，但是总觉得没什么意思——尤其玉兰花不开，更令人失望。
不过，今天天气终归是太好了。没有太阳，也没有风。我穿了棉袍来，却糟了天下之糕——因为太热。
过午又去逛玉泉山。出颐和园，坐洋车。玉泉山训练时期（三星期）来过一趟，但没有能够上山顶，这次上了山顶了，而且还上了塔的最高顶——呵，justmarvelous（英语：真不可思议）能够看到多远呵。你想，在山顶上再建上塔，够多高呢。
晚上我在合作社请客。
l933年6月4日
本预备今天进城，早晨天色阴沉，恐怕下雨，没能走。
吃午饭的时候，武、王、施三君忽然决定饭后徒步进城，我也赞成。于是开步——袜子前边破了，脚趾被摩擦，倍儿难过。顺着平绥路，走，走，走。天虽阴而沉闷，也热。到西直门刚上电车，便大雨倾盆，其势猛极。我想，倘若走慢一点，非淋在路上不行。到西单下电车的时候已经停了。
到老天利买了个景泰蓝的小瓶。
坐四点半汽车回校，雨又濛濛地下起来了。
1934年3月11日
早晨朦胧起来，天色阴沉，一问才知道已经快九点了——本来预备进城，仓卒去洗脸，水管又不出水，兀的急煞人也麽哥。赶到大门口，已经是最末一辆汽车了，同行有长之、吴组缃。天在下着细雨。
先到北大访虎文，据说到良王庄去了。同峻岑谈了谈，又赶回露薇家，同长之、组缃到新陆春应李健吾请，同桌有曹葆华等人，无甚意思。后同访杨丙辰先生。在杨处遇虎文，惊喜。他才从天津回来，谈了半天，又得了点lnspiration（灵感），赶汽车只长之一人上去，我没能得上，又折回市场同虎文谈了谈。七点回校。 !
同窗情深（2）
从以上几则日记中，既可窥见当年清华学子生活之一斑，又可看出青年季羡林朝气蓬勃，真纯可爱性格之一面。
但是，季羡林的大活，并不总是阳光灿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陶陶然乐在其中。他心中有“一本难念的经”。有时，在极乐之后，一阵愁思猛然袭上心头，令他顿感无边的寂寞和孤独。他写道：
我最近感到很孤独。我需要人的爱，但是谁能爱我呢？我需要人的了解，但是谁能了解我呢？我仿佛站在辽阔的沙漠里，听不到一点人声。“寂寞呀，寂寞呀！”我想到故乡的。
季羡林的忧愁，不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包办像无形的枷锁，套在他的身上，使他既不能从妻子那里得到爱和理解，又失去爱别的子和接受别的女孩子爱的权利。这对一个刚刚二十出头，感情极其丰富的青年人来说，难道不感到愁苦凄凉吗？一个没有母爱，没有温暖，只有感恩回报义务的家，难道能给他带来欢乐和温馨吗？所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烦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尽管生活在清华园里，季羡林感到心旷神怡，如鱼得水，然而他内心深处会时时掠过一道暗影，令他黯然神伤。在这种情况下，惟一能慰藉他那颗寂寞孤独的心的，只有故乡的母亲。 !
文学青年（1）
季羡林在期间，继续写作散文，相继写成了《枸杞树》《黄昏》《回忆》《年》《兔子》《母与子》《红》《寂寞》等十多篇，陆续发表在报刊上。这时期的散文，已经脱去了中学时代的稚气，逐渐成熟。这些作品，显然受到西方散文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五四”以来一些著名，特别是新月派作家的影响。浓郁的诗情画意，文笔细腻，内容隐晦含蓄，感情深沉，还带有些许感伤的情调。
季羡林当时虽然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大，但是，对和文坛，已经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有自己的主见。
他崇敬，但对鲁迅，他有自己的看法：“今天读鲁迅《二心集》。在这集里，鲁迅是左了。不过，《三闲集》的序是最近作的，对左边的颇有不满，仍是冷嘲热讽，这集的文章在《三闲》序前，却称起同志来了，真叫人莫名其妙。”（l932年ll月l3日日记）
对胡适，他也一分为二：“听胡适之先生讲演。这还是第一次见胡先生。……我总觉得胡先生（大不敬！）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但是，他的眼光远大，常站在时代前面我是承认的。我们看西洋，领导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也或者是这样罢。”（l932年l0月l3日日记）
在作家中，他喜欢沈从文、、老舍、徐志摩等人的作品。
他对左翼作家是敬而远之的。他在1933年5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最近一写东西，就想普罗文艺批评家。自己很奇怪：在决定写小品文的时候，小品文还没被判决为有闲阶级的产品，现在却被判决了。自己想写小品文，但心仿佛怕被他们骂，自己不甘于写农村破产，不甘于瞪着眼睛造谣，但又觉得不那样写总要被人骂。被人骂有什么关系呢？我要的是永久的东西，但心里总在嘀咕着，我现在深深地感觉到左联作家的威胁。”
那么，季羡林追求的文学理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他在l932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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