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洲说，在商场里的出售的新羽绒服一般闻不到异味，因为厂家都要先对鸭绒进行水洗，除污、脱脂、去味儿，有的还加入了除臭剂，但这并不能从根子上洗掉“鸭狐臭”。这样的鸭绒一般在3个月后就会反味儿，而且这种异味至少要一年以后才能基本散尽。
另外，王敦洲还指出，对白鸭绒中的异色毛绒（即白鸭毛绒中的有色毛绒，包括深黄毛绒），一般应该手工挑选。但是有些厂家为了使鸭绒显得更白，竟使用了含有甲醛的漂白剂。据了解，甲醛是一种无色易溶于水的刺激性有害气体，高浓度时，可以引起头晕头痛、恶心、胸闷、气喘等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呼吸系统和肝脏的损害。
王敦洲说，漂白的后果是，鸭绒的颜色白了，但是鸭绒容易变脆，其保暖性也会受到影响。
鹅绒比鸭绒要强很多，业界人所共知。但为什么至今只有北极绒一家生产鹅绒羽绒服呢？
姚小蔓秘书长认为，主要是成本高。据悉，目前鹅绒的市场价比鸭绒的要高60％至200％左右。因为鹅绒一年只能产一季，并且每只鹅的产绒量很小，但鸭绒最多时一年可以产3季。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鹅绒羽绒服是比鸭绒羽绒服贵一些。但羊绒也比羊毛贵很多，如今人们却越来越倾向于购买羊绒衣。同理，鹅绒羽绒服更应该得到市场的认可。
鸭绒鹅绒漫天飘 这个冬天能有多冷？
盛夏时节就进行广告大比拼，热浪滚滚羽绒服便已开始热销，众多新军竞相入局，保暖内衣也持刀杀向羽绒服市场，引发了鸭鹅大战、标准之争，9月初，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和中国羽绒服装及制品专业委员会联合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专家们对鹅鸭区别发表了各自观点——
原料对比违不违法？
电视广告片中的鹅绒鸭绒知识竞赛：
“请听好，鹅绒和鸭绒的区别是什么？开始！”
“我知道，它比鸭绒更松软……
它没有鸭绒那股怪味道……
用它做衣服更漂亮、更暖和。”
在一连串的答案被一连串地说出后，一只优越的白鹅昂首挺胸，而那只灰色的鸭子却垂头丧气。
这条以“一朵鹅绒一朵金，北极绒时尚羽绒服”作为总结词的广告片，剧中主角还是葛优，搭档从徐帆变为何晴，保暖内衣也变成了羽绒服。
暑期便以广告造势，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去年保暖内衣的“动作”；而被指“有对比广告之嫌”的“鸭鹅大战”的同时似乎还缭绕着“行业标准之争”的硝烟。
针对“对比广告”的疑问，中国广告协会的意见是：该广告画面与用语不违背《广告法》及有关规定。
中国广告协会咨询部主任李方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广告法》规定，在宣传本企业产品时，不得贬低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产品和服务，而并未禁止进行比较。所谓贬低，是指完全低于事实应具备的条件。在对该广告进行审核时，中广协曾向有关部门就鹅绒与鸭绒的差别进行了咨询。一般意义上讲，生长时间相同的鹅与鸭相比，鹅绒的朵大，蓬松度高，并且由于鹅的饲养数量相对较少，所以鹅绒制品的价格比鸭绒制品高。
李方午说，该广告仅对两种绒的质地进行比较，而未涉及具体企业的具体产品。虽然其中隐含的潜台词不言而喻，但企业宣传自己的产品无可厚非，只要不贬低他人就不违法。如果广告中是以羽绒服产品进行比较，那百分之百会被“枪毙”。
的确，“鸭鹅大战”并非鸭绒与鹅绒之战，其实延伸的是鸭绒服与鹅绒服；战事不仅出现在广告里，更会上演在市场中。
究竟是鹅绒好，还是鸭绒好？消费者对此不甚明了，业内专家也对其有不同看法。中国畜产品加工研究会副会长、羽绒工业委员会主任王敦洲告诉记者，鹅绒在各项指标上均优于鸭绒，由于鹅是素食动物，而鸭是杂食，所以，与鹅绒相比，鸭绒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异味。业内人士称之为“脂肪腥”，甚至有人称之为“鸭狐臭”。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秘书长姚小蔓女士认为，鹅鸭是不同的品种，不能一概而论。她说：“即便是相同的品种，由于地域、生长时间、生长季节的不同，鹅绒和鸭绒也是有所区别的，如果笼统地说鹅绒一定优于鸭绒，是不科学的。鹅绒、鸭绒的生产加工过程都是一样的，符合标准的鹅绒、鸭绒都是无味、无害的，有异味的鹅绒、鸭绒都是不符合标准的。”
中国羽绒服装及制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郑金扬则认为，同等条件下，优质鹅绒与优质鸭绒相比较，是鹅绒要好一些。鹅绒的蓬松度比鸭绒高，因此保暖性能比鸭绒要好一些，但他同时认为，其实两者在保暖性能上相差不大。
李方午表示，对于目前有关“鸭鹅大战”广告的异议，中广协正就技术问题进一步向有关方面更广泛地了解情况。
羽绒行业需要新血液
我国是羽绒生产大国，年产量占全世界的2／3，年出口量占全世界需求量的80%。国家统计局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日前发布的2000年重点消费品调查报告显示：国内羽绒服制品行业去年进一步快速发展，销售额几乎比上年增长50%。
业内人士分析，羽绒行业今年之所以“打得火热”，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羽绒服企业前些年一直处于普遍盈利状态，而且利润率较高，将近30%。这对刚刚经历了惨烈的保暖内衣大战、普遍亏损的企业来说无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品牌效应突显，是我国羽绒服装产业发展的一大特征，以波司登、雪中飞为代表的羽绒服市场十大畅销品牌的销售量市场份额已达69.55%。而杀入羽绒服行业的保暖内衣厂家，大多以强势品牌为依托，去年的保暖内衣三巨头无一例外地抛出羽绒服产品。
除去品牌，保暖内衣厂家还具备营销方式的优势，经历了1998年与1999年高额利润与2000年惨痛损失的大喜大悲的思考。北极绒老总吴一鸣表示，无论是营销还是产品本身，羽绒服行业传统保守色彩都比较浓，迫切需要注入新鲜血液。
的确，单就产品名称，“北极绒”追求“时尚”，而“南极人”则冠以“都市”，“俞兆林”干脆别出心裁地以“俞绒服”为名。
“俞兆林”贯彻公司内衣外穿化的思想，其设计与普通羽绒服也有差异；“南极人”产品重在羽绒服的时装化、都市化上。“北极绒”则放弃了与同行在产品外观上争风，而在内容上做起了文章。
吴一鸣介绍，绿色环保服装是羽绒服产业发展的大方向，而鹅绒因其自然、环保性能，被普遍看好。另外，市场调查也证明，国外大部分羽绒被和高档羽绒制品基本上采用的是鹅绒。去年我国共外销600万条羽绒被、60万条睡袋，其中鹅绒产品占了60%。在专家的建议下，北极绒决定弃鸭用鹅。
但姚小蔓秘书长介绍，鹅绒一年只能产一季，并且每只鹅的产绒量很小，而鸭绒最多时一年可以产3季。目前，鹅绒的市场价格比鸭绒的要高60%至200%左右。
中国羽绒服装及制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郑金扬透露，其实，过去也有企业生产鹅绒服，但由于消费者不太容易接受其高昂的价格，鹅绒服生产的量很少。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鹅绒服是比鸭绒服贵一些。但羊绒也比羊毛贵很多，如今人们却越来越倾向于购买羊绒衣。同理，鹅绒服更应该得到市场的认可。大批量的鹅绒服进入羽绒市场，无疑将在国内相关行业掀起一场巨大风暴，此举必将在国内羽绒服装业乃至养殖业在内的整个产业链掀起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
保暖内衣企业会“搅局”吗？
在鹅绒鸭绒的”知识竞赛”中，鸭不仅落败，而且败得没有余地。但是，市场会给“鸭鹅大战”一个怎样的裁决？
中国广告协会咨询部李方午主任认为，产品的竞争力不是由广告决定的，市场才是试金石，哪些产品站得住脚，哪些企业能自下而上，最终还要还要经过市场的检验。他表示，一些新的产品、新的观点应运而生，对提高消费水平和丰富人民生活有促进作用。
作为冬天御寒首选的羽绒服，几十年来款式、颜色实在过于单调。有关专家分析，对于保暖内衣行业在去年的遭遇，现在毁誉参半。但有一点不可忽视，保暖内衣行业在营销上开创了国内纺织品的突破，它们不仅仅只是停留在产品创新上，更是营销、广告、合作意识的创新。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羽绒服市场也期待着这样一场创新革命。
据了解，去年全国有羽绒服生产企业约300家，市场人士估计，这个数字今年将翻一番，其中相当部分就来自保暖内衣企业。
保暖内衣企业有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大多是新型企业，机制灵活。但在上一个年度的激烈厮杀中，这些企业损失惨重，可能会急功近利。就在保暖内衣企业带着杀气和血腥挥师羽绒服行业的时候，其实这个新战场的空间已经缩小(据统计，2000年全国羽绒服的产销率只有50%，加上专卖店、专业市场的销售，产销率最多也只有70%)，乐观的估计是，今年羽绒服市场的赢利水平将从去年的普遍赢利迅速跌至30%左右。因此，市场人士呼吁企业谨慎选择进入羽绒服市场。
竞争更加激烈是不容置疑的，从广告宣传投入就可见一斑。调查显示，去年羽绒制品有近200个品牌在全国各地电视台投放了广告，广告额为1.3亿元(不含路牌、报刊、广播)。由中国羽绒工业协会组织的《中国羽绒之窗》推荐广告，目前已吸纳了12个老羽绒服品牌，将从9月20日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播到年底。
于是有人开始担心，今冬羽绒服市场会否重蹈去年保暖内衣市场的覆辙？
吴一鸣表示，我们进入羽绒行业是抱着向前辈们学习的态度，想与大家一道，把羽绒市场这个蛋糕做大。我们国家人均羽绒消费量距离世界最低平均水平相差10个百分点，可拓展的市场空间之大，要超过10个保暖内衣。所以，我们进入并不是去抢夺别人的市场，而是开拓新的市场。
南极人总裁张玉祥认为，羽绒行业目前还不成熟，因而是服装行业中屈指可数的进入壁垒较低的领域。不成熟的标志首先在于个性化和市场化远远不够，其次是主导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过高，这样的高垄断表明存在着巨大的利润空间。
面对磨刀霍霍的“入侵者”，连续多年销量稳居全国榜首的“波司登”似乎并不在意，其东家江苏康博集团董事长高德康早把眼光放到远处：不仅要在中国做羽绒行业的龙头企业，而且还要担负起创世界名牌的历史使命。但高德康也表示今年是羽绒服市场关键的一年，“波司登”会积极面对竞争。
与此同时，业内传出风声，有的羽绒企业放言要拿出一两个亿的资金将新军打出羽绒市场。对此，吴一鸣的反应是，真的是小题大做了，没这个必要。经历上一个冬季惨烈激战的“北极绒”与“南极人”一致认为，希望羽绒行业的前辈企业能对我们这些后来者持宽容的态度。“善待竞争对手”，是付出沉重代价后的收获。
中国羽绒工业协会有关人士表示，从行业的角度，不希望任何企业作出不恰当的行为，从而使整个行业遭受损失。
价格战，是对今冬羽绒服市场的一个预测。虽然所有的旧权新贵们都公开表示“不打价格战”，但回想去年的保暖内衣们曾经的信誓旦旦和之后的我行我素，这个预言又成为一个难以挥去的悬念。
③ 直接正面交锋，进入全面争论阶段
羽绒变局
“鸭老大”反戈
专家的意见就象旁白，真正左右局势发展的永远是台上的主角。
一直波澜不惊的中国羽绒行业最近一反常态，因为一群鸭里闯进了北极绒这只异类鹅。从九月初，北极绒在中央电视台A特段大打出手，鹅比鸭好的广告强档出击。加之媒体“鸭鹅大战”的深入报道，羽绒行业一时间满城风雨、风声“鹅”唳。
2001年10月中旬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中国服装协会羽绒及制品专业委员会等单位以维护羽绒行业整体利益出发的名义在北京举行了记者见面会，试图引导媒体停止关于鹅绒优于鸭绒的报道，遗憾的是，在一些记者的穷追不舍之下，有关专家在会上实在无法否认鹅绒总体优于鸭绒的客观事实，导致又一波的新闻。
一个多月之后，
就在羽绒界的一些专家为站队而犹豫不决，一些为“鹅好、鸭好”争辩的莫衷一是的时候，中国羽绒界的“鸭老大”、波司登董事长高德康，同时高还兼任中国羽绒制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公开指出鹅绒总体优于鸭绒，这是行业内一直秘而不宣的事实，并支持挑起“鹅鸭大战”的北极绒老总吴一鸣关于“开发鹅绒产品是中国羽绒业的进步”的观点。高也没有放过搭乘顺风车的机会，表示波司登将进军鹅绒市场，今年的波司登品牌羽绒服全部采用鹅绒。而此前一些专家的“鸭绒鹅绒差不多”的和稀泥论调无疑有一些维护鸭子旧江山遗老遗少的味道。
这是发生在10月中旬，在今年的羽绒服销售旺季来临之前，由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中国服装协会羽绒及制品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国羽绒业高层研讨会上出现的一幕。
枪杆子里出政权，销售业绩见高低。当占据中国羽绒服市场销售几近40%的波司登宣布采用鹅绒的时候，只有北极绒孤家寡人式单练的“鹅阵营”和由传统的数百家羽绒服厂家组成的“鸭阵容”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绝对的逆转。
无疑，北极绒是这场前哨战的最大的赢家，一方面是把波司登拉下了水，一改孤军奋战的局势，另外，以波司登在行业中绝对的领导地位，有了这个大哥大的加盟，左右消费者视听的舆论无疑会掉转风向，更利于鹅绒一方。最重要的是，今年刚刚浮出水面的北极绒因为鸭鹅之争一举树立了行业老二的地位。
按照惯例，这种会议企业座位的先后反映了行业地位的高低。有意无意之间，在这次高层研讨会会上北极绒坐在了波司登的旁边。对于这种安排，一位与会的企业老总在与记者的言谈中颇有微词，北京一家羽绒服厂家的代表甚至用退场的形式表示了不服气。
一向在羽绒行业中处处争先的波司登毫无疑问成为另外的受益者。高德康言称今年的四月份就已经收购了上千吨的鹅绒。高德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台上的都是架子，真正本事大的都在幕后”自我解嘲的方式，强调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但把鹅绒市场前期启动的风险交给其它品牌，自己凭借品牌、资金和规模优势后来收粮食，也同样值得慰藉了。从经年不变“连续6年全国销售量第一”
波司登一贯风格，在鹅绒上就是没有抢了北极绒的先儿。这也就不难理解高总台前幕后之说的醋意了。
对于高德康在上午会议将近结束时的戏剧性补充发言，反戈加入鹅阵，北极绒总裁吴一鸣笑称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我们早知道一些传统羽绒企业正准备或已经上马鹅绒产品，只不过正式公布的时间早晚和时机的问题。”
对于其它的品牌，在跟进还是不跟进鹅绒问题上左右为难。鹅绒与鸭绒就是左右手的关系，不能搬起鹅绒砸自己的鸭绒脚，至少是今年是这个问题。据业间人士分析，去年的羽绒服销售量1800万件，产销率为70%，也就是说还有770万件的积压，今年已经收购的鸭绒已经上了生产线，还有是相对稀缺的鹅绒已经由早先的每吨26万元飙升到32万。尽管如此，一些未被邀请但暗中准备鹅绒羽绒服的企业头脑也出现在会场。据介绍，雅鹿的人事就在会议开始不久坐在了会议室的后排椅子上。大家紧张之中都意识到，今天鸭鹅之争会有一个定论。
无论如何，今冬鹅绒羽绒服将占据市场的高端看起来已成定局。至此，今年这场由北极绒率先挑起的鹅好鸭好之争划上了阶段性的句号。
业界人士认为，如果说当年波司登赞助中国登山队员穿着该公司的羽绒服登上珠穆朗玛峰，创造了羽绒服营销史上一个“登峰之作“的话，那么今年上海赛洋以完全差异化的鹅绒切入羽绒服行业，一举奠定在该行业中的领头地位，领军鹅绒阵营，的确可称之为“造极之举”。对于这种说法，吴一鸣表示，鹅绒服只是北极绒温暖产业中的一颗重要的棋子，其实，在北极绒的温暖产业布局中，除去保暖内衣、羽绒服之外，还有保暖鞋、保暖寝具等产品亦即将进入市场，它们将共同构筑北极绒品牌强大的核心竞争力，直面中国加入WTO后真正险峻的全球化市场挑战。
价格这把悬着的剑
上午的研讨会散去之后，被邀请的各个品牌的老总们并没有离开北京。下午他们还要签署旺季销售价格公约。
与上午的鸭鹅之争的紧张相比，下午冷清了许多。各厂家显然对价格公约的签定并不那么放在心上，包括作为主办一方的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在签字现场，只有北极绒、雪弛、威鹏、杰恩等几家的老总和代表，会议的主持由中国服装协会羽绒及制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郑金扬主持，而中国羽绒工业协会就只有一个姓商的跑前跑后。
签字仪式很快就结束了。在记者询问到底有几家企业签字时，商先生语焉不详的回答“好象七八家”。除了签字企业的漫不经心之外，价格公约与“全国羽绒服装市场如何面对消费者”的会议主题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许多媒体猜测，这个价格公约的出台的市场背景与以北极绒、南极人为代表的保暖内衣行业和以威鹏为首的休闲服装行业介入羽绒服行业以及去年的存货有着相当的联系。因为各厂家前期互探虚实，发布了生产计划，其中波司登的1000万件，雅鹿600万件，南极人想保二争一，4000余家羽绒服生产企业加起来几乎超过了5000万件。而据专家预测，今年羽绒服的销售量比去年略有提升，也就2000万件。
对于这个因果判断，雪弛董事长王自修并不认可。他认为，羽绒服行业的地域化色彩非常浓重，同一种款式但是不同颜色在京津两地的销售情况就有很大的差别，这还没有考虑各地区身材的差异，要摸清这一行的这些看家底的门道，不是请一个两个设计师就能解决。王董的担心其实还是来自于原来的、尤其是时常分额领先品牌的率先降价，尤其是它二、三线品牌的降价。
业内都知道，波司登、雪中飞、康博是康博集团下的三个品牌。这次签署的价格公约留有活口的地方就在于签的只是一个品牌。在记者所看到的协议中，高德康只是签署了波司登品牌。用高端产品赚取利润，中低端产品抢市场分额已经是IT、通讯行业竞争共知的法则。如今向传统的羽绒行业的复制看来也不会成太多问题了。其实雪弛旗下也有三个品牌，每年花费200万买断的法国冉露娜品牌，采用白鹅绒，主打高端消费市场，美国TOMMY品牌针对青年时尚消费群体，和能走起量来的大众品牌雪弛。
如此看来，这个价格公约的约束力只能用脆弱两个字来形容。悬在所有羽绒厂商头上这把价格之剑的坠落只是时间的问题。
雪弛的王董对价格战的爆发与否很谨慎地用“不能保证”和“非常担心”来回答，对时间问题，他小心地判断入冬不可能，可能会在春节前一个月内，我们已经做好了价格大战的准备。他判断的依据是，到那时候销售形势已经基本明朗，面临最后的一博，肯定有人会迈上价格跳台。
如果上述的判断成立的话，今年的羽绒市场可能在局部尤其是中低价位开火。那么这对今年新加入羽绒兵团的品牌而言，尤其是仍然采用鸭绒的企业，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而有备而来的新、老鹅绒羽绒品牌可能会尝到只是“捅破窗户纸”式创新的甜头。
至于甜头的大小，还要看中低价位市场的降价幅度和力度，如果二三线品牌打的一塌糊涂，最终留给本来就不大的高端空间将会非常有限，最终会被拖下水。
北极绒总裁吴一鸣对此的看法却相对比较乐观，北极绒给这个行业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只鹅的震荡，我们采取代理制，从销售渠道的市场战斗力而言，也足以抵御任何市场风险。从和一些品牌的接触过程中，记者了解到象雪弛采用连锁加盟的专卖店形式，800家占据了80%的销售额，大多数其他企业则采取分公司制。
在与王自修告别的时候，记者感觉伸出的右手有一半没有被握住，原来这位老总的右手手指断了几只。经历今冬的博弈，明年清点战场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些不仅仅肉体上受创的战士。
羽绒市场的动荡已经开始，重新洗牌不可避免，变局的最终结果将把羽绒行业引入一个更高的竞争层次。
鹅好？鸭好？
最近，鹅和鸭掐起来了。鹅说鹅有理，鸭说鸭有理。鹅说鸭绒有鸭狐臭，鸭说咱们俩的保暖性能差不多。一时间鸭声、鹅声、广告声，声声入耳，把老百姓弄的一头雾水。到底是鹅好还是鸭好，这要请专家学者来当裁判给个说法了。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对这个在行家眼里绝对小儿科的问题，一些专家却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其他。
本来这鹅吃草、鸭吃虫，井水不犯河水，各享各人福。鸭鹅打架了，看了最近的报道，穿了多年的鸭绒羽绒服的老百姓直到今年才发现原来还有鹅绒服。更让人不舒服的是，这鹅绒和鹅绒制品整箱整箱的出口到国外，日本羽绒被的普及率达67%，德国羽绒被的普及率同样高达80%，这羽绒被基本上是鹅绒的，而这其中的大多数是来自咱中国。肥水都流到外国人田里去了，就是没有咱国内老百姓的份儿，只能将就着穿鸭绒的。这产品上内外有别的歧视，怎么想也不是味儿，但是又赶上这有的专家支支吾吾，再联系到最近的“冠生园”事件，让人不得不怀疑，鸭盆里不准鹅插嘴，想独食独吞，还有多少其它内情我们不知道。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消费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的权利。”厂家有这个责任，这有关的部门也有这个义务。常年以来这厂家教育消费者就是这羽绒服的填充物就是鸭绒，这有关的部门也漠视消费者的接受教育的权利，不来普及这羽绒知识。这消法明确规定的消费者获得教育的权利的执行在羽绒行业卡了壳，哑了枪。
其实，不用专家引经据典，老百姓心里还是有着一杆秤，这鹅比鸭自古在人们心目中金贵一些。要不骆宾王就会咏鸭而不会咏鹅了，王羲之为什么不买鸭子练字？另外据报道，原来西藏登山队在征服有“吃人的恶魔”之称的南迦帕尔巴特峰时使用鹅绒睡袋，居然可以抵御零下35摄氏度的超低温。但是这么多年了，老百姓这种概念就是模模糊糊，就没有听到过肯定的声音。
这不明摆着，消费者若想要知道其中内情，只能自己成全自己，先自学成专家吧。倘若全国百姓都成了专家，那么我们这些专家岂不要失业了？要想不失业，不如趁早，先拿起教鞭主动普及有关知识，扮个教师爷的角色，免得下岗了。
话回到消费市场，消费者是拿钱来投票的。现在市场上出现鹅绒羽绒服，不是赶鸭子上架，而是赶鹅上架了。消费者知道了鹅绒好，但是也要考虑一下自己腰包里的钱。消费的起，我买鹅绒的；不成我可以退而求其次，选择鸭绒的。多普及一点知识，给厂家多一条出路，给消费者多一个选择，这市场更加繁荣一些，你说这有什么不好。消费者的获得教育权也就不用可怜地停留在纸面上了。
（3）策划点评
鹅鸭大战列《中国经济时报》评选的2001年十大案例之一，该报评论认为：鸭鹅之争，改变了羽绒行业的产业格局，带动了整个以鹅绒为突破口的产业链发展。实际上，改不改变产业格局，和北极绒有啥关系，只要通过这种交锋论战使消费者知道两点：鹅绒比鸭绒好，北极绒用的是鹅绒，这就足够了。交锋论战是传播自己差异点的最佳方式。
3.6 调动社会中人类的本能情绪
战争的成败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和地利是从外部环境来说的，人和是内部。在这里我们把调动人类的本能反应专门列出来作为事件营销的一种手段来论述，是从天时方面来讲的。
如何充分利用外部的天时呢？一般说来，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其固有的时代特征，社会中人的情绪都会带上社会特征的烙印。如过去20多年，我国处在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
经济转型时期，受这个大环境的影响，拜金主义、功利思想严重，诚信缺失让许多人怀念起毛主席时代。在这种背景下，史玉柱策划的“还钱行动”一时间成为媒体和人们广泛讨论的话题，历时长达一年多，争议之声至今还是不绝于耳。
企业如果能敏锐地把握住每个特定时期的社会公众普遍心态，对症下药，策动事件营销，往往能形成巨大的传播效应。如下面的IBM公司的人机大战，就是一个利用人类的本能情绪的事件营销经典。
3.61 世纪经典——IBM导演人机大战
（1）事件始末
回顾刚刚过去的世纪，在事件营销史上，最成功、最激动人心、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莫过于IBM导演的“人机大战”了。
人类智慧面临机器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人类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失控情结”开始弥漫开来，人们对自己一手炮制出来的机器有了惧怕，担心终究有一天，人类自己终将无法驾驭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甚至被其取而代之。当时，各种以此为题材的科幻小说，特别是以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失落的世界》、《侏罗纪公园》为代表的科幻电影描述了失去控制的研究对人类的疯狂报复、复制恐龙的复活等，这些在大众化、商业化运作下赢得市场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们这种对“失控情结”的恐慌。
在焦虑和梦想中，人们期盼着科学技术的每一项进步；在欣喜与探索中，人们体验着科技发展的每一级台阶。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是否会打碎人类对生命的敬畏？今天，当生命科学日益走近“改造人类自身”这一敏感领域，科技的“双刃剑”效应已经寒光闪现。
1996年英国的科学家威尔穆特利用DNA复制技术，历史上第一只克隆养“多利”诞生了，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有关“克隆”大讨论，许多人认为，这进一步证实了人们的这种担心绝不是天方夜谈，在当时人类的这种“失控情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传染，大有世界末日来临之势。
人们之所以关注自身制造的机器，还是由于一件真实的“谋杀”案件。
1989年前苏联著名国际象棋冠军尼古拉·古德科夫于莫斯科挑战一台巨型电脑，比赛在一副漂亮的金属棋盘上进行。几经争夺，古德科夫逐渐适应了电脑的棋路，直杀得电脑丢盔弃甲，狼狈不堪。双方整整鏖战了6天，记分牌上显示出3：0，人类大师连胜三局。
裁判示意增赛一局，给电脑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古德科夫春风得意，频频挥手向观众致意。电脑的指示灯不停闪动，似乎十分恼怒。随着开局哨声鸣响，电脑先下第一手，古德科夫看也不看，伸手去抓他的棋子……一声惨叫惊呆了场上观众，人们看到古德科夫重重地倒在金属棋盘上，身上冒出缕缕青烟。赛场一片混乱，工作人员立即切断电源。等到医生赶到时，这位前全苏冠军早已毙命身亡。
刑警在电脑专家的配合下反复检查机器，证明这部超级电脑本身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短路故障。经过取证落实后，前苏联警方对电脑提出指控，罪名是“蓄意谋杀”。警方认定，这部杀人电脑在输棋后恼羞成怒，自行改变了程序，向棋盘释放强大的电流，故意击杀了对手。法院接受了指控，初步决定于第二年春，将电脑作为罪犯押上法庭，破天荒地开庭审理人类历史中首例“电脑谋杀”案。
据说，前苏联专家沙尼柯夫等人认为：“机器已具备了人的智能，在屡次败北的形势下，难免会产生报复性谋杀念头。”而美国和日本的电脑专家却一致反对这种说法。他们为电脑辩解说：即使电脑有了人的情感，它也不会莫名其妙蠢到会去杀人！只要是稍有头脑的人，谁都知道，在赛场上把对手杀死，裁判绝不会判杀人者获胜。
不管怎么说，假若电脑真的会因为“愤怒”而残酷地杀人，那可了不得！幸而不久后，一些专家再次对此案作深入调查，终于发现杀人的罪魁祸首不是电脑，而是外来的电磁波，即有害的“电子雾”，是它干扰了电脑程序，从而造成机器动作失误。有人指出，早在1981年，日本就发生过一例因电磁波干扰，使机器人突然动作起来，误杀操作工人的案件。因此，所谓“古德科夫谋杀案”是一个冤案，人们总算是松了口气。
不过，人们这种失控情节还是与日俱增。这为IBM“人机大战”在这个心理基础上，把这种忧虑推向了高潮
IBM当时的情况：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世界计算机发展的历史经历了大型电脑和小型电脑阶段。IBM在这段时期一直处于毫无争议地雄居在龙头老大的宝座上。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随着个人电脑时代和网络时代来临，尽管IBM公司率先推出了个人电脑，不过由于外部的激烈竞争与内部的管理机制问题，IBM逐渐褪去了从前的光环。IBM的主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公司的股票价格也出现下跌趋势，与此同时，从纯收入上看，IBM公司1990年盈利超过60亿美元，而到了1991年，却一下子亏损近30亿美元，1992年亏损了50亿美元，1993年亏损更高达80亿美元。
从1992年开始，IBM开始大动手术，1994年，IBM与奥美合作，进行蓝色巨人的全新打造。除了广告宣传外，IBM同时策动了人机大战这个令全世界瞩目的事件营销。
令世界震惊的结果
1997年5月11日，向来自傲于自身智慧的最高级灵长类动物——人类突然感到自己“万物之灵”的地位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威胁。从美国曼哈顿传来的一则新闻：
“1997年5月11日，星期一，早晨4时50分，一台名叫‘深蓝’的超级电脑将棋盘上的一个兵走到C4的位置时，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棋手不得不沮丧地承认自己输了。世纪末的一场人机大战终于以计算机的微弱优势取胜。”
人类派出的最优秀的象棋代表-——卡斯帕罗夫被一种没血没肉，有的只是冷冰冰的铁和硅的机器怪物打败了!
被誉为“人类最伟大的棋手”的是前苏联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洛夫，出生于前苏联的阿塞拜疆，从小就表现出对国际象棋的痴迷和特殊的才能。卡斯帕洛夫在年仅13岁的时候就夺得全苏少年国际象棋大赛的冠军，17岁便戴上“特级大师”的桂冠，多次击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特级大师。
尽管因与国际棋联闹分离被剥夺了冠军头衔，卡斯帕洛夫的超一流水准仍然威震世界国际象棋棋坛。这位第一高手在1988年就曾信誓旦旦地宣称：2000年前电脑绝不会战胜特级象棋大师，如果有谁遇到了麻烦，尽管向他寻求“锦囊妙计”。虽然卡斯帕罗夫也承认，电脑有可能击败一般的特级大师，但是他斩钉截铁地强调指出：“这当然不包括卡尔波夫和我！”
卡斯帕罗夫和卡尔波夫即中国的象棋爱好者们戏称的“大卡”和“小卡”——世界冠军和冠军挑战者。卡斯帕罗夫能如此雄心勃勃，是以绝对的实力为保证的。在1991年12月7日公布的国际象棋选手等级“排行榜”上，男子冠军卡斯帕罗夫的等级分是2780分，女子冠军谢军的等级分是2480分。而据专家推测，目前这台分析速度最快的电脑棋手“深蓝”，等级分不过区区为2552分。
实际上，卡斯帕罗夫过于乐观了，低估了这台将与“世界第一棋手”过招的“深蓝”（DeepBlue）。“深蓝”是IBM公司研制的超级电脑，学名“AS/6000
SP大规模多用途并行处理机”，共装有32个并行处理器，每秒能分析2亿步棋。“深蓝”对每步棋作出决定前，有四个主要考虑，其中包括：
l 棋子，每只棋子各有价值，但在不同位置和棋局的不同阶段，价值会相对调整；
l 位置，电脑就棋子周围能够作安全攻击的四方格数目估值。控制愈多四方格，愈处于优势；
l 步调，力求每一步皆有助于操作棋局；
l 保王，电脑替王所处的位置的安全性估值，以作出防卫棋步。
同时，“深蓝”贮存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棋谱，对于“世界第一棋王”过去下过的每一局棋都了如指掌，而且心无旁骛。它能根据卡氏过去的棋局进行程序优化。升级后的“深蓝”也可以在下棋过程中因人改变程序，根据棋面及时调整战略战术，表现出人性化的某些智能性。深蓝的心脏部分是评价函数。这是一种衡量局面“好坏”的计算方法。深蓝走子之前，首先要考虑四种基本的价值：子力、位置、王的安全性和速度。物质上的子力比较容易理解，每种子的走法不同，威慑力也不一样。威慑力不同，价值也不一样。如果我们将子力的潜在价值量化，规定兵算1分，那么马、象各算3分，车算
5分，后算
9分，王的价值自然是不可估量的。如何判断位置相对难一些，简单地说，己方子力控制的方格越多，位置就越好。王的安全性是位置的一个方面，但注重的是防守，计算机必须给王的位置附上一个衡量安全的值，以明确如何进行防御。速度也与位置有关，但是着眼于如何抢夺棋盘的控制权。如果一名棋手的局面进展缓慢，而对手的局势进展迅速，那么人们就说这名棋手“失去了速度”。深蓝的程序设计人员首先让深蓝给这些因素评分，判断走了某一步后，有什么相对的好处。然后搜索所有合法的走法，选择一种可以使评价函数得分最高的走法。这样，对于“深蓝”来说，与卡斯帕罗夫的对弈过招就完全转换成了一种计算。
而这正是计算机的特长所在。“深蓝”的威力主要在于大规模并行处理信息的速度。最强和最快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最快的计算机在给定时间内搜索的范围最大，找到最佳着法的可能性也最大。在经典国际象棋比赛中，每位棋手要求在3分钟内走一步棋。在这3分钟时间里，深蓝能够计算600亿步着法。这么强大的计算能力确实令人望而生畏，无怪乎被称做“天才棋手”、但3分钟内最多只能算180步棋的卡斯帕罗夫说：“你必须时时小心，步步提防，这意味着更令人疲劳。”
赛场上“深蓝”的长相并不好看，绿色的底座上立着两个黑色保险柜似的家伙，两排亮着的绿色指示灯告诉人们它的32个处理器正在高速运行待命出征，一台摇头电扇不停地吹风为它降温。
卡斯帕罗夫自信地在棋盘一侧坐下来。棋盘的另一侧，许峰雄博士站起身与他握了握手，这位“深蓝”电脑总设计师身着黑色西装，戴着深度眼镜，他将通过另一台带有液晶显示屏的黑色电脑，负责操纵“深蓝”迎战人类世界冠军。
从5月3日到5月11日，在全世界焦急的目光关注下，历经6局紧张激战，“深蓝”终以3.5比2.5的总比分将卡斯帕罗夫逼下了世界冠军的王座。“深蓝”有好几招“神来之手”不仅令卡斯帕洛夫，也使“深蓝”的设计者——许峰雄本人感到惊讶万分。
最有趣的是，当卡斯帕罗夫的棋局处于不利的时候，他仍然习惯地睁大双眼瞪着许峰雄，似乎认为这个人才是自己的对手，必须用目光给对方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可是卡斯帕罗夫的这种“心理战术”完全没有了效果，“深蓝”根本不吃这一套，惹得许峰雄偷偷地笑个不停。
人类智慧开始恐慌
其实，在此之前的1996年2月10日，卡斯帕洛夫与“深蓝”已经进行过一次“热身赛”。尽管是预赛，但究竟“深蓝”和卡斯帕罗夫孰胜孰负，直到2月14日仍显得扑朔迷离。IBM公司的技术专家殚精竭虑，花费了多年时间研制的超级电脑“深蓝”，就是专门为击败人类世界冠军而创造的“人类杀手”。
据报道称，2月14日进行的第四盘比赛，卡斯帕罗夫又和“深蓝”打了个平手，双方的比分恰好以2：2战平。一旁观战的象棋大师们对“深蓝”在这盘中的表现赞赏有加。一开局，执黑后行的“深蓝”摆出了著名的“斯拉夫防御”阵式。通过前三盘的较量，卡斯帕罗夫自认为已经深谙机器的招数，无非还是搜索棋谱为主的老套路。卡斯帕罗夫于是下套，下了一步棋谱上从来没有记载的“怪招”——把阻挡黑“士”前进的红“马”挪走，试图诱使机器进攻，然后围而歼之。卡斯帕罗夫当时自认为：这一招，无论在哪部棋谱里都找不到，“深蓝”恐怕只好胡乱走一气，陷入自己布置下的圈套。谁成想，这位机器棋手竟然表现出了人的“大将风度”，不急不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出人意料之外地把自己的一个“兵”送进卡斯帕罗夫的“口里”，“丢卒保车”赢得了棋局的整体。此举出乎包括卡斯帕罗夫在内的众多棋手的预料。这一盘紧张激烈的对抗，双方共对奕了50多个回合，耗时长达4个半小时，令在场的观众对“深蓝”啧啧称奇。
“深蓝”与卡斯帕罗夫的“预赛”最后有了结果。卡斯帕罗夫经过调整战术，终以三胜两和一负的战绩赢得了比赛和50万元美元的奖金。
1996年2月卡氏与“深蓝”的6盘比赛，卡氏虽然以4：2战胜“深蓝”，但好像全世界都为此捏了一把汗，只怕人类为此而失去尊严。
但一年之后的“世纪之战”，“深蓝”翻盘，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面对人类的失败，世纪之战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思，新闻媒体则以挑衅性的标题不断地发问：“深蓝”战胜是一个人，还是整个人类？连棋王都认了输，下一次人类还将输掉什么？智慧输掉了，人类还剩些什么？
世纪之战余波难平
人们在反思的同时，也对“深蓝”的制造者IBM以及相关的问题，如为什么选择国际象棋，“深蓝”的父亲是谁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之相关的详细报道也是铺天盖地而来。
l 为什么要以国际象棋为人工智能的主攻方向呢？
信息论的奠基人Claude
Shannon在1950年说：“研究下国际象棋问题旨在开发更为实用的技术。”Shannon还说，国际象棋是计算分析的理想对象：“不论是在容许的操作（移动棋子）还是在最终目标上（将死对方），这一问题都有明确的界定。对于获得满意的解决方案来说，它既不是简单得微不足道，也不是高不可攀。”于是，自1950年以来，数百位计算机工程师、程序员和数学家的目标一直是设计出足以战胜世界国际象棋大师的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计算机和软件。
蓝色巨人IBM也在这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89年IBM研究机构成立了“深蓝”工作小组，开始着手研究有关电脑下棋方面的技术，旨在探索如何利用并行处理技术解决复杂的问题，
IBM的“深蓝”工作组成员谭崇仁、许峰雄、Murray Campbell 、 A.Joseph Hoan Jr.和Gershon
Brody等将这一复杂问题视为一种标准的研究课题：如何研制出一种下国际象棋的计算机来测试世界国际象棋顶尖高手。
长期以来，人们对电脑下棋的原理普遍存在着误解，通常以为在电脑高速计算的威力下，可以毫不费力地算出双方所有可能的棋步，从中选择最优的方案。当时电脑下象棋之所以难突破，大概是计算机速度太慢的缘故。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想法实在太幼稚。假如有台机器正在与人对弈，那么它首先必须考虑下一步棋有哪几种可能的走法，对方又可能应哪几着棋。比如，机器可以出“兵”，也可以出“车”；人的应棋可能是跳“马”，也可能是让“后”斜着走5格，如此等等。然后，对应着每一种可能的回合，都必须分别一步步推算下去，一直算到能把人类棋手的“王”杀死的那一步为止。也就是说，电脑若想找到当前最优的走法，需要全广度全深度地搜索双方棋子所有的可能走法。即使能按图林“估值函数”的方法计算优势，也必须算完可能走法的所有组合状态。
搜索计算所有组合状态的后果是引出天文数字。有人曾作过这样的估算：国际象棋大师之间对奕的平均总棋步约为84步，任一种棋局状态下又有38种合乎规则的可能走法。因此，穷举搜索所有的可能走法，面对的组合数将达到38的84次方之巨，它大于10的132次方，即1后面有132个0，与整个世界中原子的总数相近。我们知道，迄今为止宇宙大约才存在了10的18次方秒钟，估算出的组合数字表明，哪怕启用最高速的Pentium
Pro微电脑计算，恐怕算到宇宙毁灭的那一刻，还是算不出如何走第一步！
实际上，电脑棋力除了运算速度之外，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下棋时使用广阔的开局库和残局库。多少代人类大师的知识积累和经验可以轻易地储存在硬盘上并且在开局阶段采用。即使是个人电脑程序也懂得几千万个开局局面，并且对这些局面的每一个都有完全的统计(比如出现过那些着法、用哪些着法胜过、使用过的人有多少，等等)。程序经常是连走15到20步之后才第一次需要计算。如果没有从这些人类的开局知识精华中受益，程序将实力大减。当电脑从数目庞大的、从国际象棋历史积累下来的开局知识中取得坚实优势之时，它们也从对局的另一端搜索中受益。
残局数据库——C语言之父——肯·汤普森在80年代就开始生成和储存棋盘上剩四至五子的所有符合规则的残局。一个典型的五子残局，比如王双象对王单马，包含总数121万个局面。加上一只移动不连续的兵，这个数字增加到335万。汤普森编写程序产生所有符合规则的局面并计算出每个残局可能的强制变化。他还以一种方式把结果压缩，使得一张标准的CD-ROM能存放大约20个残局。电脑使用这些残局数据库，可以把每个残局走得绝对完美，就象上帝一样。对于棋盘出现子力及数目符合的任何局面，电脑可以立刻知道该胜、该和还是该负，并且知道要多少步。它经常宣布15步棋之后取胜或将死，而执输棋那一种颜色的则能够最优化地防守。深蓝使用了汤普森的残局数据库。
“深蓝”小组收集了一种开局数据库，为该系统提供了象棋大师在过去100年间所进行的开局范例。除开局数据库外还应有终局数据库，终局数据库只在棋盘上仅剩五粒子时才被激活。该数据库提供数十亿场终局。
l “深蓝之父”何许人也？
对于在世纪之战中，向“深蓝”弃子投诚，卡斯帕洛夫曾经感叹地表示，仿佛有一只“上帝之手”在暗中帮助“深蓝”，他要向全人类表达自己深深的歉意。
其实，并非有什么“上帝之手”，击败卡斯帕洛夫的战绩应该归功于“深蓝”设计师许峰雄博士。
“深蓝之父”许峰雄出生于中国的台湾，从小就喜欢研究各种希奇古怪的事物，尤其是特别喜欢下国际象棋。曾经有一次，他在看了一部电视剧，其中的一个情节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主人公的棋艺并不怎么高明，可是他却利用电脑战胜了一个棋艺了得的国际象棋高手。许峰雄从此暗下决心，一定要亲手制造出这么一台这样的计算机。
光阴荏苒，许峰雄1982年大学毕业。虽然他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不过还能够熟练地应用电脑，但是他知道，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研究能与人下棋的超级电脑。于是他毅然选择到著名学府卡内基·梅隆大学去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因为这所大学不仅是全球国际象棋的研究中心，而且曾研制出世界第一台能够下国际象棋的电脑。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许峰雄见识了那台能下国际象棋的电脑，但他觉得这家伙太差劲，只会“见招拆招”，而且速度很慢。许峰雄心想，靠这种技术永远不可能战胜棋王，他必须改用贝尔实验室新研制的最新芯片来设计自己的机器。
此后，许峰雄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研究工作。1986年，他应邀回台湾作学术讲演，就在这短短一个月内，许峰雄积累多年的思路清晰起来。趁着那些思想的火花，他设计出了一台不仅能算出棋路，而且还能摸清对手战术意图的电脑，这在当时已是了不起的技术突破。许峰雄设计的第一台能下棋的电脑叫“蕊验”。1987年，他设计的电脑在与其它电脑的角逐中获得冠军，第二年，他把“蕊验”电脑升级为“深思”，首次战胜了国际象棋特级大师本特·拉尔森，赢得电脑界同行一片喝彩声。
许峰雄和他的“深思”引起了IBM公司的极大的关注，认识到这项研究具有重大的商业价值。1989年，许峰雄和他的两名助手带着有250多个芯片，每秒能计算750万步棋的“深思”电脑，来到IBM公司设在纽约的电脑研究中心，继续向更高的目标攀登。
许峰雄博士最终目标是要挑战世界冠军，然而，就在他来到IBM公司的当年，“深思”电脑第一次与卡斯帕洛夫交手，完全抵挡不住“第一高手”的凌厉攻势。许峰雄下决心继续改进和完善他的机器。他锲而不舍地攻克各种难关，甚至在餐厅吃饭和在篮球场上打球时，他的大脑也在思考着技术问题。
1995年，一种最新型的超级电脑在许峰雄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正式诞生，“学名”为“IBM AS/6000
SP大规模多用途并行处理机”，计算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亿棋步。它的最大特点是32个处理器采用“并行处理”的方式解决复杂问题。IBM公司为这台机器起了一个能代表“蓝色巨人”形象的名称“Deep
Blue”，译作“深蓝”。
1996年2月，在美国费城，许峰雄指挥“深蓝”与卡斯帕罗夫再次交锋。这场比赛设有50万美元的奖金，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卡斯帕罗夫拒绝与对手四六分成，而坚持胜者拿全部奖金，愿以10:1或者100:1的比例打赌。
卡斯帕洛夫到底不愧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棋手”，他稳扎稳打，以3胜2平1负的战绩再次战胜了电脑。不过，双方作战的过程十分艰难，许峰雄从“深蓝”的进步中看到了曙光。在以后的一年里，许峰雄和另外四位电脑科学家决心把“深蓝”改造成“更深的蓝”。他们给电脑输入了近两百万局国际象棋程序，再次提高了它的运算速度，使它每秒能分析2亿步棋。不仅如此，在IBM公司的沃森研究中心，许峰雄还为它举办了一年多的“棋艺培训班”，由国际象棋特级大师本杰明为它当“陪练”，找出某些棋局的弱点，然后再修改程序。
“深蓝”究竟行不行？1997年的决战前夕，许峰雄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今天的“孩子”与去年的母亲“深蓝”对一局。在走到第16步时，“孩子”出了一个怪招，使许峰雄他们百思不解。不过不用担心，18步棋后，“孩子”就战胜了“母亲”，看来“孩子”的智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对棋局的理解已经超出了设计者们原定的目标。许峰雄高兴地说：“去年我还不是那么确信，但这次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取胜。”因为“如果一年前的‘深蓝’还是一个呀呀学语的婴儿的话，那么现在的‘深蓝’已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深蓝”没有辜负许峰雄博士的期望，终于为它的创造者实现了多年来的夙愿。
时至今日，人机大战的胜负已经决出分晓，可由此引起的热门话题仍在继续。卡斯帕罗夫自然很不服气，他表示愿意与电脑再比比高低，并表示这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当然在备战过程中，他将借助电脑。难怪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度棋手阿南德笑着说：“这是一场像人的机器同一个像机器的人之间的决斗。”
l “深蓝”的胜利最终是人脑的胜利
与众多人担心相左，另外却有大批的人坚持认为，从下棋的过程看，深蓝只是计算机在
计算力量上超过了人类——这一点我们从小小的计算器上就早有领教，而不是在智力上胜过了人类。
“深蓝”说到底是一个机器，人类的防线不但没有崩溃，而且应该说是向前进了一步。
有人打趣说，如果有一天，它的智慧变得忘乎所以的话，仅仅把它后面的电源插头拔掉，一切便万事大吉。“深蓝”目前进行的仅仅是并行操作和线性搜寻，还远远谈不上“智能”，它不能自己选择目标，也不能进行多元的价值取舍。它甚至不具备人类的一些简单的思维功能，而思维正是人类的最大优点。
计算机技术，不管哪一天人类设计制造出比“深蓝”更富“智慧”的机器，它仍远远落后于人脑的潜力。
“深蓝”仅仅是 IBM公司在它的科研领域中一小部分，它仅仅是一种科学试验，仅仅用来证明人类的智能如何来开发、来利用。“深蓝”的胜利最终是人脑的胜利。
幕后大笑的人——IBM
就在全世界的为机器厉害还是人类厉害的问题争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关起门来偷着乐的就是IBM公司了。
据报道，卡斯帕罗夫的兵败也引起了公众对“深蓝”创造者的浓厚兴趣，人类最伟大的象棋大师以2.5：3.5的比分败在一台电脑手下，顿时成为万众关注的最热门的新闻，仅在因特网上就有2700万人，络绎不绝地前往有关站点探究。世界媒体的报道推波助澜，“人机大战”引起了全球各种媒体的密切关注，美国的《时代周刊》、《纽约时报》，英国的《卫报》，中国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不惜篇幅，热情地加以报道。IBM甚至单独为这场比赛申请了一个WWW站点：ibm.chese.com详细报道每天的战况，每天全世界有上千万的用户访问该站点，关注棋局的发展，对此发表自己的讲解和观点。无论棋界，还是计算机界，IBM再一次名声大振。1997年5
月23日中央电视台的《体育沙龙》，邀请社会经济学家、哲学家、计算机专家，以及热心的观众，对“人机大战”的前前后后，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专题讨论。国内的各个中文站点，如http:∥www.chinabyte.com也在新闻中推出主题，满足各个网上发烧友畅所欲言的要求。
IBM公司为这次比赛共投入资金1000万美元，出资110万美元作为比赛的奖金，胜者得奖金70万。比赛后卡斯帕罗夫得到奖金40万美元，而70万等于发给了其本公司。由于这次大战，使得
IBM又一次成为媒体的热门，由于传媒在有“人机大战”的众多报道中，经常提到IBM的名字，据估算，IBM由此所节约的广告费大约有1亿美元左右。
尽管IBM公司的新闻发言人谨慎地称，难以断言“深蓝”的名声大噪对增加销售额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不管怎样“深蓝”的历史性胜利当时就给IBM带来初步的物质成果：比赛结束第二天，纽约证券交易所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上扬了3.6个百分点，按照当时价格计算，仅仅股票价格的上涨，就为IBM带来多达
2亿美元的收益。
IBM 是名副其实的大赢家，无论“人机大战”结果如何，IBM公司都达到了其商业目的，取得广告效应。
对于IBM公司而言，无论卡斯帕罗夫和“深蓝”谁胜谁负，结果并不重要，最终的赢家只有一个———就是IBM。道理说来的非常简单，消费者不会因为卡斯帕罗夫胜了，就认为IBM电脑“弱智”；也不会因为卡斯帕罗夫输了，就把IBM电脑视为“洪水猛兽”，不买电脑了。
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
IBM真的希望通过让“深蓝”与卡氏这样的象棋绝顶高手对弈以取得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它完全可以常请卡氏作为顾问，而不必如此兴师动众。IBM
真正的意图是为自己作广告宣传而已。而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场棋赛是演给全球最大的计算机软件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看的。该报在一篇评论中说：“现在‘深蓝’已经打败了棋王卡斯帕罗夫，它能够打败微软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吗?”
（2）策划点评
人机大战还在继续，机器战胜人类的结果何尝不是策划的结果？就象摩非定律讲的——任何事情，只要能往坏的方向发展，就一定往那个方向发展。吓你一跳，强化一下恐惧情绪，只要达到我的商业目的，这就是商业。在商言商，别说别的！
3.7 火中取栗
火中取栗是个寓言故事。讲的是一只猴子和一只猫看见炉火中烤着栗子，香气扑鼻、但是有火不好拿。于是猴子灵机一动对猫说：“都说猫是胆小鬼，这回看你敢不敢把栗子拿出来。”小猫为了证实自己的勇敢，使把爪子伸到火里去取栗子。爪子碰到火，上面的毛立刻被烧焦了，痛得它大叫，急忙甩掉栗子。猴子趁机把栗子吃掉了。
行业在发展过程难免会遇到因为个别企业的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被动局面，如南京
冠生圆的陈陷月饼的曝光，把当年的整个市场拖入冰窖。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大火中不是照样还有栗子吗？企业如能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跟进，不烧手取出栗子，自然既不会让猴子沾便宜，又能创造出局部的阳光地带。火中取栗的事件营销，往往是借势，是一种被动的等待时机，迅速跟进的方式，但这需要事前准确的判断和精心的准备。
3.71 剧毒急性鼠药南京惹祸 安全高效鼠药商机凸显
大卫化危机为商机，要找星当猫做品牌
（本案例由北京南北通咨询有限公司策划执行）
（河南大卫鼠药图片）
图3-9
（1）事件始末
剧毒急性鼠药猛于鼠
2002年发生的南京食物中毒事件，再次把剧毒急性鼠药问题抛到公众的视野范围内。
据中新社报道，2002年9月14日南京市食物中毒事件，据初步调查，中毒者达二百多人，经抢救无效已陆续有多人死亡，南京市卫生监督部门和公安部门已从中毒者所进食物中查出“毒鼠强”成分。
其实，急性剧毒鼠药祸害百姓的事件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有专家甚至称“剧毒急性鼠药猛于鼠”以致于“遍地毒药”。
据卫生部公布的2001年重大食物中毒情况通报，化学性食物中毒事件起数在2001年的食物中毒事件起数中居首位，其中鼠药引起的食物中毒问题最为突出，去年共报告化学性食物中毒90起，其中鼠药中毒46起。据预防医学科学院中毒控制中心2000年统计分析，导致中国老百姓中毒的毒物类型，农药和鼠药分列前两位，农药占29.22%，鼠药占28.62%。每年中国农药用量和鼠药用量有天壤之别，按比例，急性剧毒鼠药是致中国老百姓中毒死亡的首要因素。
急性剧毒鼠药祸害百姓的到2002年并没有明显好转。卫生部通报的2002年第一季度重大食物中毒情况是：本年度首季共报告重大食物中毒事件14起，造成457人中毒，11人死亡，其中化学性食物中毒居首位。在共报告的化学性食物中毒事件计8起，造成350人中毒，占中毒总人数的76．58％，死亡7人，占总死亡人数的63．6％。造成化学性食物中毒的原因以剧毒鼠药投毒或误食为主，8起化学性中毒中有6起为剧毒鼠药中毒，造成246人中毒，5人死亡。其中有2起发生在集体食堂，为投毒所致，使216人中毒，1人死亡；有3起发生在农村为误食，使30人中毒，4人死亡。
从市场角度而言，禁止急性剧毒鼠药的生产、销售将再度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对安全、高效鼠药来说，却是商机凸显。
大卫找星要压邪
2002年9月17日，南京中毒事件刚刚发生后三天，河南商丘大卫化工厂厂长朱禾丰，在北京宣布，为大卫安全、高效抗凝血剂鼠药寻找形象代言人，并且非星不要。
“一听说有人中了剧毒，我就猜八成是鼠药，因为一般人能接触到的剧毒药只有鼠药和农药。”朱先生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说，“不巧还真让我猜对了。所以我一直盯着南京的消息，刚一听说是‘毒鼠强’闹的，我们觉得，安全、高效、经济鼠药这个时候应该站出来，采取行动，扩大市场占有率，把剧毒急性鼠药赶出市场去。”
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人，据朱禾丰厂长介绍，我们从今年年初就意识到安全鼠药要想占领市场，必须要走出打着数来宝、走街串巷、跑江湖的初级阶段，通过打品牌的方式来加大力度推广，为此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南京事件”，对于违法生产、经销剧毒急性鼠药的厂家而言，是一个坏消息；对于，象慢性、安全鼠药厂家而言，则是一个机会，谁抓住了，谁就有可能先行一步，同时也能推动整个鼠药市场这种正不压邪状况的改变。
据朱禾丰先生介绍，国家明令禁止的急性鼠药在农村占了80%的市场，在全国市场中大约占了60%，这是一个典型的正不压邪畸形市场。
据原中国军事科学研究医学院张志祥介绍，中国预防医学研究院中毒控制中心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在116个样品中，74%的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急性鼠药。
为什么象“毒鼠强”之类的国家禁用的急性剧毒鼠药如此猖獗市场？张志祥研究员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灭鼠的知识宣传不到位，很多、尤其是广大农民朋友不清楚老鼠的生态特点，只看到老鼠吃了剧毒鼠药后很快中毒死亡，而不知道其他老鼠会由此产生警觉，不再吃同样的鼠药。毒鼠强之类的急性剧毒鼠药用“三步倒”、“闻到死”一类名字，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老百姓放了鼠药就能看到死老鼠的认识心理。另外由于个别农民贪便宜，所以特别有市场，以致是“遍地毒药”。而实际上，目前以抗凝血剂为代表的慢性灭鼠剂作用慢、不易引起鼠群警觉、拒食，实际灭鼠效果好于剧毒鼠药，更重要的是，有医院临床应用比较广的维生素K1作为特效解毒剂，比较安全。
当年和邱满囤打官司的五位专家之一、中央爱卫会除四害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邓址副主任从专业角度告诫说，春秋两季是老鼠繁殖的高峰，在早春、秋季两个繁殖高峰前开展大规模灭鼠，可以降低其密度，鼠药选择应坚持的原则是：高效、安全、经济。
河南大卫化工厂厂长朱禾丰认为，剧毒急性鼠药充斥市场给安全高效鼠药厂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话题，“正不压邪”是事实，但是改变这种现实是最现实的问题，安全、高效鼠药急需改变传统的营销模式，树立品牌形象，提高市场占有率，最终把急性剧毒鼠药赶出市场。
明星能当猫卖鼠药？
“现在，这药那药从头到脚几乎都找代言人，连爱滋病也有形象大使，急性剧毒鼠药对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威胁这么严重，高效、安全、经济鼠药的推广呼唤形象代言人，一起倡导使用安全鼠药，让人们认识到那种‘三步倒’、‘八步断肠散’等立竿见影的急性剧毒鼠药害人害己的严重后果，以保护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大卫化工厂厂长朱禾丰对自己的举动是否有人喝彩胸有成竹，“事关人民生命安全，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相信有明星会支持我们”。
对这种特殊的形象大使，到底星们怎么看呢？刚刚获得了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英达认为，为安全高效鼠药代言与自身形象没什么冲突和尴尬，因为灭鼠本身是有益行为。但是老鼠药的利润究竟有多少？与利润相比，明星的广告代言费用是否合理？如果厂家支付得起这笔费用，我个人觉得没什么不可以接的。
朱禾丰认为，形象使用的费用肯定是要考虑的，但是也要考虑到整个鼠药市场大小，全国每年就那么一个多亿，不象家电行业，动不动就数百亿。其实我觉得明星们应该更多地从公益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2）策划点评
“无限风光在险峰”，当年４名销售副总监和20多名销售员集体反水倒戈，潘石屹怒向刀丛觅小诗，反而使现代城名声大振，对手精心策划的挖人事件却反而挖出了现代城黄金满地。危难之处显身手，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机会最多的时候，这时候最考验企业的是胆识，要行动不要观望，就象大卫在最短时间内把自己的产品安全通过找明星代言的形式传播出去。
3.8 找媒体的茬儿
如果上述几个路数不通的话，那么要策动事件营销就不妨找点媒体的茬儿，挑点刺，顺便把企业和产品给传播一下。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这种找茬的事件营销手段，必须从社会意义、公共价值判断标准来入手，提出令媒体深省的问题，否则媒体会从维护自身形象的角度出发，把你的相应稿件给枪毙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于媒体的选择上。找那些能坚持客观、公正原则的媒体，并且在传媒界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
尽管如此，企业还是不要期望象行为艺术化的事件营销新闻那样能被广泛刊发，能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关注，并能够被媒体引以为戒就达到了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找媒体的茬儿，这种方法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情况下使用的，如果能有其他的可以挖掘的事件，就别用。
3.81 三禾京城喊冤
——媒体反思毒害事件以发生地命名
（本案例由北京南北通咨询有限公司策划执行）
（1）事件始末
受害者流血又流泪
1998年1月26日，山西省文水县农民用工业酒精加水勾兑成散装白酒出售，引发了震惊全国的山西省朔州市大规模中毒事件。据报道，当时有222名群众中毒，其中27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当时，这一事件成为全国各个媒体密切关注、报道的焦点，并将这次事件命名为“朔州毒酒案”。大部分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只提到了朔州，而对毒酒的产地文水县只字未提或提之甚少。一时间，人们谈山西酒色变，朔州生产的酒更是首当其冲，因为人们从事件报道中，已经把朔州和毒酒划上了等号，朔州的酒类销量从此一蹶不振。“朔州毒酒案”后来演绎成“山西毒酒案”。事件发生后使得朔州所有白酒企业几乎全部陷于停顿，甚至山西的名酒“汾酒”、“杏花村”等，也销量大跌。全国白酒行业曾一度掀起了倒晋风波。
这种以毒害发生地点命名的大规模报道给朔州当地的酿酒企业带来严重影响。三禾酿业作为当地最大的酿酒企业，受害也首当其冲。据介绍，该事件发生当月，全国各个地方的经销商纷纷向他们退货，山西省内朔州境外的酒商也开始把整箱整箱的三禾酒送了回来。在1998年以前，三禾已经固定地建立了2000多家经销客户，销售网络遍布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多个省、市、自治区。但1998年的事件发生以后，1500家经销商立刻与三禾中断了全部业务关系。三禾生产的白酒几乎是不带拆封地退了回来，三禾业务员本来是推销酒的，但是那一段他们东奔西跑，却是天天忙于退货和索赔，他们的工作变成了把退的酒带回来，再负责把酒给倒掉、烧掉、销毁掉。那会儿，三禾的业务员都是含着眼泪回家，看到自己的酒被销毁掉，常常是号啕大哭。三禾当时的销售近乎停滞。
三禾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渐渐淡忘，并从1999年开始就打算把市场再做大，走出朔州乃至山西市场，不过令人担心的一幕屡屡上演，别人只要一听是朔州酒，连想都不想就走了。
身为三禾公司董事长的齐游中介绍，在北京通过一个朋友牵线搭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大客户。我们谈了很久，我给他详细地介绍和推荐了我们的产品，他也仔仔细细地考察了我们的产品，最后他笑着对我说：“齐总，你们的产品，从包装到质量，都没什么可挑的了。”当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要知道，这个合同一签下来就是一个30多万的大合同啊！可是，没有想到在不经意间，他发现了我们的包装上印着“朔州”二字，那位客户马上变了脸，说：“对不起。齐总，这件事难办啊。要知道，你们朔州的酒，是卖不出去的，我们绝对不敢要。”
几年来三禾屡屡试图扩大市场，屡屡因为“朔州”两个字无功而返，齐游中决定把这个黑帽子摘掉。既然朔州是毒酒事件的受害者，为什么要用“朔州毒酒”命名呢？毒害事件为什么要用发生地命名，让受害者“流血又流泪”呢？解铃还须系铃人，媒体是这次事件命名报道的传播者，那么要为朔州酒业正名也需要媒体来完成。
京城喊冤，为己正名
2002年2月4日，山西朔州三禾酿业有限公司专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媒体见面会。在会议上，齐游中向参加会议的记者提出这个非常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毒害事件该不该以发生地命名？”。
会上，三禾公司董事长齐游中表示，他们要“讨个说法”。他大声疾呼道，4年前的“朔州毒酒案”，使公众的认识产生了偏差，把“朔州毒酒案”误认为这些毒酒就产自朔州，朔州的酒就是毒酒。一夜之间朔州的酒业几乎濒于崩溃，致使整个山西的酒业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凭什么让受害者替造假者背黑锅？”
“‘朔州毒酒案’是个极为严重的事件，但是过去谁也没有严肃地去思考事件命名的问题。我认为，事件的发生地往往是受害者，是无辜的。受害者已经流血了，就不要让他再流泪了。对于一个事件的界定，我认为应该是根据其制造者来命名，我们应该让事件制造者接受惩罚，而不是让受害者背上恶名。那种习惯性的冠名方法是绝对不可以的。像这次，朔州明明是受害者，但事件定名却是用的朔州。结果，我们朔州的酒业大受伤害。如果把事件定名为‘文水毒酒案’，我们就不会这么惨了”，齐游中发言说。
齐游中分析认为，“我们还希望媒体和消费者要划准事件发生范围，比如这次的事件，造假酒的原本只在文水，但后来就说到了朔州，最后直至全山西，好像山西的酒都是假酒一样。我们山西5000多年的酿酒史，怎么会都是造假酒的呢？我还希望消费者能够提高消费判断能力，不要人云亦云，尤其不要存在消费歧视。”
对于媒体的命名，三禾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样的情况发生，媒体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造成了我们今天这个局面。山西省有130多个市县，作假的文水距离朔州350多公里，明明是那里造的假酒，却让我们承受压力，太不公平了。希望媒体今后能考虑到这些因素，不要再不负责任地报道了。‘朔州毒酒案’的定义令我很不解，这样定义的结果只能使好坏不分，伤害无辜。”
在会议上，三禾还举了许多近年来的例子，说明遇到这样情况的绝不止他们一家，“河南原阳的毒米卖给广州，就称为了‘广州毒大米’。还有什么‘赣南毒猪油’、‘欧洲疯牛病’。这些称呼都不准确。”
会议上，三禾对今后消除“朔州毒酒”的误解表现出了信心。三禾表示，只要我们的产品过硬，只要我们的企业有信誉，我们一定能够成功。齐游中说：“我们来北京就是为了澄清这件事。如果不澄清的话我们的产品肯定是走不出去的，所以我们来北京就是为了表明我们走出去打外地市场的决心。在消除误解之后，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会后，新华社率先报道。
“朔州酒被毒酒害惨了” 山西酒厂进京鸣不平
“我们朔州酒被毒酒害惨了！”山西朔州三禾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齐游中一脸悲愤地说，“不是朔州酒就一定是毒酒，我们也是山西毒酒案的受害者！”
他是专程进京来为朔州酒鸣不平的。
1998年春节前夕，文水县农民王青华利用工业酒精“生产”出的散装白酒，在朔州销售后引起了大范围中毒，27人死亡，多人受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朔州毒酒案”。
事件发生后，人们一度谈山西酒而色变，一场民间自发形成的“查封山西酒”运动波及全国，所有山西酒的美誉度一夜间跌至谷地。一直到今天，很多地方的大饭店里都还挂着“本店不卖山西酒”或“本店没有山西酒”的招牌。当年案件发生后，受到巨大冲击的山西酒业曾力图洗清自己，山西省的各级领导也曾提倡喝山西酒，但由于案件影响力实在太大，在其他地方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十分恶劣，最后收效甚微。著名的山西汾酒因受此事牵连，企业年利税从事件前的４个亿锐减到１亿多元。
由于事发地在朔州，受事件牵连，朔州白酒业更是遭到灭顶之灾。当年，朔州白酒厂销售普遍陷于停顿，被迫全部停产，至今仍难以恢复元气。
在昨天的媒体见面会上，三禾方面介绍，他们的酒在当地十分走俏，本来打算在冬季这个白酒的黄金季节走出朔州，进入北京市场，但经销商只要一听是朔州酒变断然拒绝接纳。北京是如此，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不要说白酒，就连我们朔州的啤酒在外地都受到抵制，我们受的株连太大了！”齐游中说，“如果把山西朔州毒酒案按照毒酒的产地叫做文水毒酒案，我们就不至于这么惨了。”
齐游中说，他不仅是来为朔州酒叫屈来的，他代表的是山西酒业的普遍想法。
三禾这次出面为山西酒业鸣不平，还涉及到对毒害事件名称的界定问题。
齐游中说，诸如“毒猪油事件”、“毒大米事件”、“黑心棉事件”等名称，都是媒体以事件发生地命名后流传开来的。他呼吁媒体，能否在以后报道毒害事件使用带有地域名称的“事件命名”时，尽可能谨慎选择用词，以免让受害地区“背黑锅、被株连”。
第二天，中国青年报以《朔州一酒厂抗议毒害事件以发生地命名 受害者凭啥替造假者背黑锅》做了报道。
河南原阳的毒大米，卖到广州并致人死亡，这个事件被称为“广州毒大米事件”；山西文水县个别人生产的毒酒，在山西朔州喝死人，被人叫做“朔州毒酒案”；英国发生的疯牛病，被人称为“欧洲疯牛病”……“为啥这些事件要用我们受害者的地名命名？”今天下午，山西朔州一家名叫三禾酿业的酒厂负责人，来北京为朔州酒业喊冤，并给社会提出了一个难题———毒害事件名称如何界定？
4年前，山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朔州假酒案”。该案的发生地在朔州，当时饮用有毒散装白酒中毒的222人和死亡的27人都是朔州的，但致命的有毒白酒却产自山西南部的文水县。据悉，这个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
但是，大部分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只提到了朔州，而对毒酒的产地文水县只字未提或提之甚少。“朔州毒酒案”后来演绎成“山西毒酒案”。事件发生后，不仅朔州酒再也没有外销过，也没有一家经销商愿意销售。这使得朔州所有白酒企业几乎全部陷于停顿，甚至山西的名酒“汾酒”、“杏花村”等，也销量大跌。全国白酒行业曾一度掀起了倒晋风波。
这位负责人情绪一直比较激动，“朔州人是受害者，凭什么要替造假者背黑锅？”
他还问，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能不能以毒害制造地为事件命名，而不是用事件发生地的名称？“朔州毒酒案”升级为“山西毒酒案”的事件能不能别再重演？
有关专家指出，类似的毒害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人们在对事件命名时的确没有很好地推敲，因而使许多不该受牵连的地区或企业牵涉其中，甚至遭受毁灭性打击。这种情况是该引起足够重视了。
与此同时，有关毒害事件报道中如何命名问题成为诸多媒体讨论的话题。
2002年3月11日的《法制日报》发表了杨曲的《毒酒如何命名》的文章。
春节前，媒体上关于酒的新闻多了起来。春节出酒新闻，就像中秋节出月饼新闻，都是节日消费引起，并不新鲜。今年的酒新闻引人注目之处，是多与四年前发生在山西的毒酒案有关。先是山西多家媒体报道“我省市场上七成假酒来自文水”，省外媒体也说“山西文水假酒卷土重来”；后是山西朔州市一家造酒企业进京讨说法，“喝毒酒的为造毒酒的背黑锅”，四年前将毒酒事件称为“朔州假酒案”让朔州酒业蒙冤。
四年前，山西省朔州市、灵丘县发生群众饮用有毒散装白酒集体中毒事件，共造成222名群众中毒，27人死亡，举国为之震惊。后查明，这批有毒散装白酒系山西省文水县胡兰镇冠家堡农民王青华用工业酒精勾兑而成。事情已过四年，影响依然存在———显而易见的是对山西酒业的影响，一提毒酒事件人们言必称“山西毒酒案”，以致不少地方闻山西酒而色变，给山西白酒生产带来严重损害。既然毒酒事件挥之不去，那么它再次成为新闻背景就不足为怪。
奇怪的是，再次揭毒酒案疮疤的媒体和企业，都处在案件发生地山西。难道不怕重新唤起人们渐趋淡漠的记忆？难道不怕越描越黑？如果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那就只有一个理由：毒酒案影响之深，山西人至今不能无视。也许正由于此，今年与毒酒案有关的酒新闻才有这样一个共同点：明辨责任。关于“文水假酒卷土重来”的报道，似在提醒人们，如今涉嫌生产冒牌酒的，是文水县的某些人（而不是整个山西）；这也似在提醒人们注意，当年造毒酒致人死命的，是文水县的一个农民（而不是整个山西）。而朔州市三禾酿业公司进京讨说法，则更加明确地提醒人们：在四年前的毒酒案中，朔州是受害者，而不是造毒者，“朔州毒酒案”的说法让朔州酒业背了黑锅。
不管是为山西酒业，还是为朔州酒业，旧事重提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们加深对毒酒事件的印象，这是“讨说法”的一个可能的后果。如果将这一负面效果视为一“毒”，那么“讨说法”就可以说是以毒攻毒：以加深人们对毒酒事件的印象之“毒”，去攻毒酒事件给山西酒业造成的严重影响之“毒”。既然毒酒事件的阴影挥之不去，那么提醒人们明辨责任，以期得到人们区别对待，也是正当要求。如能达到目的，那么山西酒业的境况也许会有所好转。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况且，具体到进京讨说法的企业，如果还能借此扩大企业的影响，那就是新编营销三十六计———“以毒攻毒”之计了。
若说毒害事件名称中不该出现案件发生地，既如提到四年前的毒酒事件时不再出现“山西、朔州”的字眼，这恐怕是一个新的难题。新闻报道讲究五个“W”，对事件的报道不可能不涉及地名，而一旦涉及地名，又不可能不对当地产生影响，特别是与产品有关的负面新闻。当人们说“山西毒酒案”或“朔州毒酒案”时，对朔州或山西合法经营的酿酒企业的确不公平，但至今似乎也难有两全之策。不说事件发生地又能怎么说呢？像文水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那样，接受记者采访时绝口不提毒酒事件，绕不过去的地方均以“1·26”代之，如果离开了具体环境，人们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呢？眼下就有一个“1·26”案件，不过却是郑州抢劫案。
经过“喊冤”，三禾为朔州，更为自己洗刷了不明不白之冤，为后来的销售渠道建设、恢复消费者信心，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策划点评
找茬给媒体上眼药，是以毒攻毒，就象三禾的这种挑媒体刺儿的做法；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能有其他可供设计策划的的企业或产品卖点，就别用这招，毕竟火候掌握不当，易伤神、易伤身。
